财政研究论文范文

时间:2023-10-02 02:56:02

财政研究论文

财政研究论文篇1

1、从自身规模看,规模不断增大,特别是近几年规模激增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支农的具体情况见图1(本文所有图表的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0)、(2007)》,《中国财政年鉴(2007)》,相关数据由此计算而得)。1950—2006年我国财政支农总共投入23691.35亿元,从图1可以看出,我国财政支农规模不断增大,特别是近几年规模激增。2006年的财政支农规模是1980年的21.15倍,是1990年的10.31倍,是1996年的4.53倍,是2000年的2.58倍,是2003年的1.81倍。财政支农从1978年的150.7亿元增加到200亿元用了10年时间,1988才达到214.1亿元;又用了五年达到400亿元,1993年为440.5亿元;突破1000亿元大关从1978年算起用了20年,1998年达1154.8亿元;而突破2000亿元大关用了6年,2004年达2337.6亿元;突破3000亿元大关只用2年,2006年达3173亿元。同时,从2000年的1232.5亿元激增到2006年的3173亿元,2004年净增值为583.1亿元,比1995年574.9亿元的规模还大;2006年净增值为722.7亿元,比1996年700.4亿元的规模还大。

2、从稳定性来看,增长速度经常大幅波动,财政支农稳定性比较差

从图2可知,总体上我国财政支农增长速度常有大幅波动,稳定性有待进一步提高进。依据波动幅度的大小,我国财政支农的变化趋势可大致分为三阶段:1978—1982年的急剧波动时期,与改革开放初期农村经济快速发展和经济政策多变有关;1982—1995年的相对稳定时期,与该期间农村经济平稳发展和经济政策相对稳定有关;1996—2006年的较大波动时期,该期间农村经济发展面临各种困难和压力,改革开放的步伐明显加快。就某年具体的波动幅度而言,在1978—2006年的29年中,有7年的波动幅度大于20%,其中有3年大于30%:1978年为39.3%、1997年为37.98%、2004年为33.23%。其中,2006年也接近30%,为29.45%。波动幅度为10%~20%的有10年,幅度绝对值低于5%的只有2005年(为4.82%)。其中有2年是负增长:1981年竟为-26.53%,1999年为-5.98%。最大的波动幅度差距为65.8%(1978年39.7%与1981年-26.53%的差额)。

3、占财政总支出比例呈下降趋势且波动较大,近几年有止跌上升趋势

从图3可以看出,财政支农占财政总支出比例的变化大致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1985年急剧下降阶段,从1979年的13.6%降到1985年的7.7%。这一时期由于农村普遍实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业持续大发展,国家减少对农业的支持力度。第二阶段:1985—1991年缓慢上升阶段,1991年达到10.26%。第三阶段:1991—2006年缓慢下降阶段,除1998年和2004年的小幅增加外,大致呈下降趋势。1998年的上升是由于1997年以来东南亚金融危机和1998年长江流域和淮河流域大洪水泛滥,国家发行国债加大对长江和淮河的投资。2004年的上升是由于农业连续多年滑坡,国家重视“三农问题”。

4、从合法合规性来看,相关支农要求常得不到有效落实

从国内的法律来看,《农业法》没有得到充分有效地落实。1993年《农业法》施行以来的有关情况见图1和图4。从图4可知,实施《农业法》以来,国家逐步提高农业投入总体水平的法律要求基本实现,只有1999年例外。1993—2006年的14年中,有9年是财政支农的增长幅度低于经常性财政支出的增长幅度,没有达到法定要求,特别是1999年财政支农增长幅度为负,所占比例竟高达64.3%;只有5年达到法定要求,所占比例仅为35.7%。1996—1998年3年是在非正常状态下实现财政支农的增长幅度的:由于1997年爆发亚洲金融危机和1998年长江与淮河流域洪水泛滥的特殊情况,国家通过发行大量国债大幅提高对农业的投入,特别是对长江和淮河治理的投资;2004年国家提出建设新农村;2006年是2005年超低反弹,且财政支农增长幅度的稳定性也差一些。总体来看,《农业法》的一部分要求落实较好,而另外一部分要求却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

从国际惯例来看,我国的财政支农措施远远没有达到WTO协议的规定。在WTO协议框架下,“黄箱”的支持比例可以达到农业总产值的8.5%,而我们国家不到1%,由此可以看出我国没有很好利用“黄箱政策”的条款,更没有充分有效利用“绿箱政策”。政府对农业部门的所有投资或支持,如对农业科技、农田水利、农业生态环保等方面的投资,由于其不会对农产品的产出结构和农产品市场发生直接显著的扭曲性作用,因而协议根本不限制“绿箱政策”。因此,我国的财政支农政策完全不用担心与国际规则相矛盾,应大胆根据我国的农业实际需要和财力来安排支农资金。

二、结构:明显不尽合理,亟需较大改善

1、从内部结构来看,一级结构及二级结构明显不合理

目前财政支农一级结构及二级结构都明显不合理,2000—2006年我国财政支农结构的基本情况见图5。

财政支农最大的一项是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和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的事业费,为68%,所占比例太高。而其两个部分结构也极不合理,由于机构膨胀、行政经费支出刚性等原因,用于农林水气等部门事业单位人员机构经费比重大,增长速度很快;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如农业事业专项经费及为农业事业发展提供保护和服务的专项经费等支出比重较小,增长缓慢。

财政支农第二大项是农业建设基本支出,占24%,所占比例不高,其中大型水利基本建设投资又占绝大多数,而用于与农业生产直接相关的投资非常少,所占财政支农比例大致为10%。“七五”时期大型水利基本建设投资占59.6%,“八五”时期为63.1%,“九五”时期为63.4%,实际上这些投资是全社会都收益,与农业直接生产关系不大。

农业科技三项费用绝对数额很小,所占比例过低。2000—2006年是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增长最快的七年,只有99.30亿元,此期间农村人均每年科技三项费用仅为0.26元,剔除物价上涨的因素会更少。据有关资料,我国目前每年对农业的科研投入约占农业总产值的0.25%,而发达国家平均为2.37%,发展中国家平均为0.7%~1%。现在发达国家科技对农业增产的贡献率一般是60%~80%,而我国目前不足40%。要促进农业的迅速发展,我国必须加大对农业科技进步及其成果的推广支持力度。

2、从变化趋势来看,财政支农结构问题长期以来没有得到完善

我国财政支农的结构变化见表1。从表1可知,我国支援农村支出及事业费规模急剧扩大,但其比例增加更为迅速,从50年代的35%一直增加到80年代的68%,增加了近一倍,之后如此高比例继续稳定,1950—2006年的平均值高达66%。但农业建设基本支出比例却从50年代的49%减少到80年代的23%,之后基本保持此低比例,1950—2006年的平均值仅为26%。值得注意的是,大型水利基本建设投资的比例却逐步上升,从“六五”时期的53.8%上升到“九五”时期的63.4%,上升幅度惊人。而与农业直接相关的投入比例以更大的幅度下降,与公共财政的要求和农村实际的需要背道而驰。农业科技三项费用的基本演变是:1950—1962年没有,1963—1967年有一点,而1968—1970年又取消,之后逐渐增多,1950—2006年总共才171.49亿元,所占比例仅为1%。1950—1980年期间,由于我国的贫困人口数目较大、比例较高,农村救济费用规模增大但是比例减少,1984—2005年则没有,2006年突增330.88亿元。总之,从纵向的各个时期相比,财政支农结构并未得到进一步的完善。

三、政策建议

由以上分析可知,虽然财政支农规模不断增大,但是我国财政支农规模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同时,财政支农的结构性问题容易被规模不断增大所掩盖,问题的严重性没有引起人们和国家的足够重视,这恰恰是严重影响财政支农作用充分发挥的重要因素。

1、继续扩大财政支农规模,充分发挥其积极推动作用

一方面,依照《农业法》的要求,应逐步提高农业投入的总体水平,每年对农业总投入的增长幅度应当高于国家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应结合国际惯例,借鉴他国先进经验,在国家财力大幅增长的情况下,大幅提高支农幅度并保证支农资金稳定增长。另一方面,应依据市场原则创新财政支农方式,采用补助、贴息、担保、税收减免等手段,充分发挥财政支农资金的引导效应、杠杆效应、放大效应;积极引导社会资金投入农业,形成支农资金多元化、多渠道的新格局。

2、按照公共财政的要求,优化财政支农结构

首先,扭转支援农村生产中农林水利等部门的事业费过高现象。如果扣除这些部门的行政事业费,直接用于支农支出资金所占财政支农支出总额比例是很低的,这些部门的事业费过高导致支农支出资金严重不足,严重阻碍了农业较快发展。建议把这些部门的行政事业费从财政支农支出中划出去,使项目含义名副其实,更为科学合理。其次,加大与农业直接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切实改变带有全社会普遍受益性质的水利工程、林业生态等建设占比重较大而直接用于农业的基础设施特别是农村中小型基础设施建设占比重较小的局面。最后,尽快增加农业科技的投入。财政长期对农业科技投入不足,严重制约了农业科技的进步和农业的稳定快速发展。

【摘要】国际粮价的飞涨引发了对我国农业发展等问题的广泛讨论,而财政支农是国家对农业投入的最重要渠道,因此有必要对财政支农的情况进行研究。本文认为,近年来我国财政支农规模不断增加,但是财政支农结构不尽合理,从多方面来看仍有很大的改进余地,本文对此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财政支农规模结构对策建议

2006年下半年以来,国际粮价的持续攀升引发了全球性通货膨胀,导致30多个国家出现粮食危机,并引起严重的社会和政治问题。而对于用不到世界9%的耕地来养活世界近22%人口的中国,粮食问题始终倍受国内外各界的高度关注。中国能否主要依靠自己生产的粮食养活自己?中国的粮食安全有保障吗?诸如此类的问题成为社会各界空前关注的重大问题。我国历来重视农业问题,近年来提出“工业反哺农业”的新思路,并不断增加财政支农力度。本文认为,非常有必要对财政支农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以发现存在的问题并找到解决对策。

【参考文献】

[1]宋乃公、王大用、国鲁来等:如何让资金高效流入新农村[J].人民论坛,2006(5).

[2]财政部农业司课题组:创新财政支农机制促进新农村建设[J].中国财政,2006(9).

[3]何振国:我国财政支农支出总量不足及成因分析[J].财政研究,2006(10).

财政研究论文篇2

(1)税收机制软弱。

税收占GDP比重从70年代的35%下降到现在的15%,同期,政府通过低效、不公平、不透明和扭曲的方式大量增加预算外收入,其占GDP比重估计超过20%。

(2)预算管理制度存在问题。

预算不全面,无关机构占用了大量的预算外支出,而这并不是预算应考虑的范围。

预算制定时间太晚,进入财政年度后很久支出单位还不能得到授权。

一年中经常调整预算,政府被迫同意预算调整计划。

中央预算和地方预算不能很好地协调。

缺乏财政支出监督手段,不能确保支出与预算约束一致,导致支出单位随意决断。

现金管理低效,出现浪费,导致公共支出成本增加。

财政体制不能确保政府高效地提供社会服务。

(3)政府机构缺乏组织性,工资机制和激励机制欠佳。

随着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型进入到第30个年头,公共财政管理体制的低效越来越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桎梏。政府已经认识到需要对其进行根本改革,因而,完善公共支出管理体制成为改革日程中优先考虑的问题。在过去的3年中,财政部(MOF)实施了一系列改革计划,包括引入新的制定预算和审批预算的程序、采用新预算分类法、加强政府监督和审计职能。此外,新的国库管理制度正在筹备之中,政府已经通过了《政府采购法》。改革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且异常艰巨。鉴于中国财政管理五级制度,改革需要各级行政管理机构都进行重大调整。为了确保改革取得成功,最高领导层的承诺和支持必不可少。

一、财政收入管理体制

1.收入趋势

向市场经济转型,导致旧的财政收入体制瓦解,1978年财政收入从占GDP35%下降到1995年的不足10.7%。根本原因是计划经济及其监控手段的解体,即:

当价格开始由市场决定时,国有企业(SOE)的利润开始减少,为了刺激SOE产生利润,政府不得不减少对SOE利润的征缴。

私营企业的出现导致各企业争夺利润、竞争加剧。

由于价格和市场环境瞬息万变,政府征税能力和监管能力下降。

税收政策和税收管理滞后于经济变化。经济结构的迅速调整意味着税基也在发生改变。SOE这一传统税基逐渐消失,新兴部门(如贸易、服务、出口和外资企业)却没有完全被现行税收体系所覆盖。此外,由于如解散这样的变化,使得纳税人的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当年,农业纳税人涵盖2亿个农村家庭,而现在征税的难度要比向50,000个公社征税的难度大得多。

这些变化导致预算出现长达17年的下降,只在1994年实行分税制度改革后,这一趋势才得到扭转,分税制度改革使税收结构更加合理,加强了税收管理工作,完善了税收收入分配制度(图1)。自1978年以来,1996年税收收入占GDP比重第一次出现上升,而且直到2000年都保持增长势头。预算恢复也达到了GDP的15%。尽管取得了这些进步,但中国的财政体制还不完善。

图1:1978-2001年预算下降(占GDP%)

来源:Wong(2000)

2.税收政策

现行税收体制包括23类税,分别为中央税或地方税,只有增殖税(VAT)和证券交易税是共享税,中央和地方按固定比例分成。财政对间接税的依赖度很高:近2/3的税收来自间接税,其中VAT占40%。相比,直接税仅占10%,农业税不足5%,关税为3%(1999和2000年由于反走私运动关税税收增加)。

然而,税收政策仍然存在问题,特别是在税收充足性方面。正规税收系统仍不能征缴到足够的收入来满足政府所需资金。而且,主要税种仍然是扭曲的。

VAT是基于生产活动的以产地基础(Origin-based)为来源征税,许多服务项目不包括在内,其属于地方政府征收的商业税范围。VAT的设计降低了出口竞争力,打击了投资行为,并在各个层面产生扭曲。政府正在考虑实行针对消费活动征收VAT,从而消除对投资的不利影响,但这项改革将影响税收收入的增长。如果不提高其他领域VAT税率的话,免除投资的VAT将使VAT税收减少30-40%,但是17%的VAT税率已经很高了。

来自于直接税的税收收入较少,有以下几个原因。在不断发展的沿海地区和出口生产基地,许多企业享有税收优惠,中国没有定期检查税收支出以取消一些不再需要的项目的机制。外资企业享受很大的税收优惠,企业所得税可以得到多年的豁免,而国内企业是得不到这种优惠的。企业收入税的这种特征增加了税收制度的复杂性,导致收入损失和企业不公平竞争。给予外资企业越多的税收优惠,越会促使国内企业把资金移转到国外,然后再以FDI的形式投回国内。政府正在考虑对国内外企业采取统一税率,以使其在同一起跑线上竞争。除了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外资企业集中的地区),个人收入税税基较窄,因而个人所得税收入也相对较少。

3.税收管理

高效的税收管理体制是至关重要的,这样才能为政府运转提供所需资源,从而确保实现税收政策目标。90年代,政府实施了一系列管理制度改革,包括制定新的《税收征收管理法》,对各项退税进行规范,把税收管理划分为国税和地税,并建立了6,000多个提供全面服务的税务所。尽管取得了这些显著的成绩,但是,税收征收仍然不充分,计算机化和立法方面的改革有待加强,国家税务总局(SAT)执法能力也要提高。改革课税和征收办法是改善各级政府财政形势的重要一环,其中包括取消“不公平税”,如农业税这样的对贫困人口征税。

二、公共支出管理

政府已经认识到预算管理制度存在缺陷,并且已经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的改革,预算管理模式越来越接近OECD的管理模式。

1.预算制定

预算制定过程中最大的问题是预算不全面。在中央财政计划中,预算只反映部分

资金的分配情况,而在资源分配、实现政府政策目标方面,中央财政计划、行政性定价,以及信贷计划都起着重要作用。在经济转型的几年中,预算收入从占GDP35%下降到不足12%,而各级政府收费和罚款的范围反而扩大了,从而产生了预算外收入。90年代政府不断通过直接贷款,或通过SOE向社会提供资金以实施其工业政策。

对政府预算外支出规模的估计各不相同。以下是对1999年预算外支出与当期预算收入(占GDP14%)的比值:

(1)政府分支机构征税和收费:占GDP12%;

(2)政府分支机构支出(不在预算计划内或预算外):占GDP3-4%以上;

税收支出(税收优惠或抵税):保守估计占GDP1-1.5%;

拖欠支付,包括未发放/延期发放教师和公务员工资,未支付粮食补贴,未支付的银行政策性贷款的利息补贴,以及未支付的政府机构公共事业缴费和电话费:约占GDP1%;

为企业富裕劳动力(隐性失业)提供的准财政支出,工人教育、医疗卫生以及住房的支出:估计占GDP1%;

提供给政府的商品和服务没有全额付款;

(3)准财政支出,即对SOE的直接贷款:1985-1995年估计平均占GDP6-8%,近年有所下降,约为GDP3-5%;

(4)政府机构的商业收入或损失,以及资产收入。90年代初规模相当大,近年随着房地产泡沫破灭有所下降:占GDP1-2%。

总的来看,预算外资金以及政府预算外活动使政府总支出增加了19-24%。远远超过官方对预算外资金的统计数据,官方统计只包括了列表中第一项和部分第四项。正式预算加上预算外活动占GDP的33-38%,远远高于预期的中国人均收入水平。

预算外资源的存在不能被认为是腐败,应视为对现行体制的一种反映,在经济转型的整个过程中,通过预算级次,财政支出责任下放到较低级别的政府部门,而没有制定相应的财政收入分配制度,其对预算制定过程产生有害影响。

预算框架外存在大量资源削弱了预算在决定优先支出项目、报告财政状况,以及内部控制方面的职能。

表明存在税收权和支出权分散的问题,这削弱了中央征管的约束力,因而不利于预算发挥其核心职能:包括稳定职能、公平职能和资源分配职能。

导致各级政府和政府各部门的预算软约束,政府在人员和开支方面不断膨胀。

由于滥用收费和征税权,导致政府形象受损。

相对其他资金来源,预算外收支的透明度更差,缺少监管。在其他国家缺乏透明度和监管总是与腐败联系在一起。

从任何角度看,预算制定都存在不全面的问题:资本预算的制定和经常预算的制定互相分离。MOF负责制定经常预算,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SDPC)负责制定资本预算。这其中涉及协调问题,因为财政部不参与新项目的经常成本的考虑,但一旦项目得到批准,很明显财政部要承担这些成本。公务员人数和工资成本的决策也不是完全由MOF一家决定,而是与人事部和国家机构改革委员会共同决定。

因此,需要改革的领域是加快预算制定以确保在新财政年度开始前对支出单位进行授权,减少一年中预算调整的次数,减少对预算优先项目的影响。在实施部门预算改革后,也需要各部门报告预算外资金的来源和使用情况。这将有利于扩大预算覆盖范围,从而囊括非预算收入并改善分配效率。

2.收入预测

中国缺乏财政收入预测能力。政府机构刚刚开始建立收入预测模型,而在此方面更有经验的研究机构却得不到必要的、但是保密的数据。

通常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预测总体经济增长率和资本投资规模。然后把这些预测数据转给MOF和SAT作为其输入数据。然而,二者都不能精确地预测财政收入的变化。例如,近年来税收收入增长强劲,特别是VAT,其增速快于GDP增长,但却没有人都很好地解释其中原因。MOF没有及时从SDPC得到经济增长目标,SDPC也不与其他部门分享自己的预测。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其拥有大型的计算机化的一般均衡模型)和数量经济学会这样的研究机构可以进行此方面的研究,然而,两家研究机构都集中于经济增长率模型和贸易模型的开发,对税收收入预测不够。此外,两家机构还没有一位核心的财政经济学家。

在任何情况下,在制定预算初期,对收入和支出的预测都相当保守,超出了谨慎制定预算的程度。这影响了预算所确定的优先目标的实现,而在财政年度内却允许太多的预算调整,这弱化了预算和政策优先项目的关系。

3.缺乏多年支出框架

政府只制定一年预算,而没有考虑多年预算。显然这不能与国家“五年计划”相一致。

4.预算审批过程中立法的作用

人民代表大会是审批预算的机构,然而,只有在三月份才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NPC),而财政年度开始于每年1月,直到进入财政年度后很久预算计划也没有颁布。政府每年三月向NPC提交预算建议,而NPC只有两个星期用来讨论。NPC只能全部接受或全部否决预算,而不能对其修改。

NPC也通过预算委员会影响预算的制定,而且近2-3年这一趋势有所加强。每年1月(在向NPC提交预算建议前6-8个星期),NPC预算委员会和MOF讨论预算的起草,委员会可以提出建议。

在财政年度期间,MOF向NPC的经济和财政委员会提供预算执行的季度报告。不过MOF通常在没有NPC建议或批准的情况下对预算进行调整。

政府认为NPC通过的一些法律可以表达NPC关于预算的意见,而不是对预算过程进行约束。例如,许多法律和规定强调要对某些特定部门增加支出,比如教育投资增速高于财政收入增长。1995年1月颁布的《预算法》强调要制定机构预算,但直到2000年经NPC再次强调后,预算才按此方式制定。

5.预算执行

国库管理体制导致大量政府资金流入银行系统。目前政府各级行政机构超过13,000个。一旦预算得到批准,这些机构从财政局得到大量资金,而且资金被分散地存

放在各个商业银行的帐户上。同时,由于没有统一的底帐,拨款经一级一级政府转移后,在到达最终使用者前通常要经过几级机构,因此资金耽搁的情况非常普遍。

中国制定了一套详细的国库和支出单位汇报资金状况的制度。支出单位每月和每年向其监管部委汇报,经汇编后上报MOF。然而,MOF只对年报进行评估。由于缺乏有效的核查资金最终使用情况的机制,这套体系容易导致资金滥用。在支出发生后很久,支出单位才对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汇报,而且在一级一级上报过程中很多信息都丢失了。目前政府正在中国人民银行设立一个集中国库帐户,由MOF管理。这是加强支出管理和监督的重要一步。

三、地方及政府间财政关系

财政体系分为五层。如上所述,中央政府下设31个省级单位、331个辖区、2109个县和44741个乡。传统的地方分权方式具有很高的权力分散性,这可以从各级政府财政支出所占份额看出,非中央级政府支出占总预算支出的70%以上,省级以下政府支出占55%以上。

宪法上讲中国是单一制国家,但在行政管理上具有很强的联邦特征。中央政府决定制度的总框架,而此制度只针对各省级单位。中央政府与各省政府确定财政收入分配原则,并允许省政府决定省以下单位分配原则,省级政府在政策制定方面的灵活性很大。每个省与其各辖区,以及各辖区与各县分别再制定具体的分配原则。总体看,财政支出分配就采取这样一个类似结构。《预算法》确定了中央与各省在财政支出方面的各自责任,但是省以下单位各自的责任则由省级政府决定。

名义上《预算法》授予各级政府充分的自治权:每级政府有独立的预算,而且要得到同级人民代表大会的批准。地方人代会审查是否其预算附合国家法律和地方法规,然后,预算计划送交MOF存档并编入国家预算。尽管财政部长在NPC上的预算发言呈现的是所有的预算计划,但NPC只审批中央预算计划。实际上,地方预算自治权受到许多限制,很多支出计划是来自中央的命令,地方政府缺少税收权,而且对中央财政转移的依赖度很高(表1)。

表1地方政府对中央财政转移的依赖(1999-2000年,占GDP%)

1990

1993

1996

1999

2000

地方政府支出份额

67.4

71.7

50.5

68.8

65.3

盈余或赤字

(1.2)

6.2

(22.4)

(19.8)

(17.5)

来自转移支付资金的政府支出份额

2.0

0.0

44.0

40.0

37.0

来源:国家统计局

自1994年根据税收共享制度对财政收入分配进行调整后,所有的税收上缴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或二者共享。VAT是主要的共享税,中央得75%,地方得25%。

地方政府除获得共享税中一部分外,其还从中央政府得到5类转移支付:退税、配额补贴、特定拨款、经济转型期转移支付、最终帐户转移支付。

图2表明转移支付体制的总体影响是不均衡的。主要是因为产地基础退税占转移支付的主导地位,而且其他类转移支付缺乏强有力的补偿效应。

图21999年省级人均转移支付

四、总结

在经济改革的20多年中,政府财政制度不断发展,1994年进行了重大改革。最突出的改革是对财政收入再分配的改革,但对支出的改革还不够重视,收入分配和支出分配的衔接不好。结果是,地方政府承担了过得的支出负担,如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福利(包括养老金)等许多重要的社会服务支出,但却没有具体条例确保地方政府获得足够的资金来源。

表2:1990年和1998年富裕地区和贫困地区的财政和经济指标

指标

1990

1998

5个最富裕的省

占GDP比重%

22.8

25.1

占总人口比重%

12.7

12.2

占税收比重%

26.0

23.0

占政府支出比重%

19.8

18.5

最贫困的5个省

占GDP比重%

12.7

11.7

占总人口比重%

18.9

18.7

占税收比重%

12.3

9.8

占政府支出比重%

14.0

8.6

来源:Bahl(1999);国家统计局(1991,1999).

因此,地区发展不平衡的情况不断扩大(表2)、贫困地区基本服务的提供受到了影响。来自亚行的数据显示,在1991-1996年间甘肃省人均实际支出下降了14%,而同期广东和河北的生活水平却提高了。90年代末进行的大规模家庭调查发现,贫困县的社会经济指标都出现了恶化(表3)。这些不平等现象主要是由于现行的财政分权体制造成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地方政府高度依赖预算外资金来满足财政需求的原因,预算外收支对宏观经济管理和高效的公共财政管理的负面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表31988年和1995年贫困地区的医疗卫生和教育状况

指标

1988年

1995年

非贫困地区

贫困地区

非贫困地区

贫困地区

个人收入(CNY)

206

222

543

552

完成5年制教育比重(%)

68

54

53

42

文盲率(%)

25

38

27

37

家庭医疗支出(CNY)

14

11

125

124

医疗支出占家庭收入比重

1.5

1.2

5.6

5.5

来源:Riskin,Renwei,andShi(

2001).

五、政策建议

要强化体制对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进行公共财政管理改革必不可少,具体改革包括:

1.加强财政收入征收机制,特别是税收征缴制度。提高计算机化程度,加强征管的立法改革。

2.对向消费型VAT改革进行评估。税收体制存在扭曲(严重依赖产地基础的生产型VAT)打击了出口竞争力、压制了投资,在预算级次管理中产生了扭曲。政府应考虑以其他形式的税收取代生产型VAT。

3.审视企业收入税的优惠政策,考虑是否有必要继续保留。税收优惠制度是导致政府收入流失的主要原因。很多情况下,税收优惠并不是吸引投资的必要手段。

4.确保制定全面完整的预算,把非预算项目纳入到正规预算中,制定单一的、统一的、全面的预算,不仅包括资本支出也包括经常支出。预算制度最主要的问题是欠缺全面性。地方政府的预算外活动是为了完成中央下达的支出项目而筹集资金。由于预算不全面,政府不可能把预算作为一种有效的管理手段。

5.更多地依靠有模型建立经验的研究机构,进一步加强对财政收入的预测工作。更加精确的预测财政收入有利于更好地制定计划。尽管政府从事财政收入的预测工作,但预测质量还有待提高。其中一个办法是更多地依靠额外信源。

6.在预算审批和监督方面加强NPC的作用,要求MOF就年中预算调整与NPC进行商议。目前在预算审批和监督预算实施方面,NPC的作用相对较小。加强NPC的作用将确保所有的参与者了解政府制定优先项目的原因,这对顺利贯彻预算十分有利。

财政研究论文篇3

【关键词】地方政府财政风险

【正文】

从制度和法律层面上先行财政风险控制上存在的问题主要在于:

现行财税体制未能完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的需要。我国现行的财政体制许多都是计划经济时期或者过渡时期的产物,已经不能完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需要,财政体制缺陷已经成为构成地方财政收支风险的主要因素。当前我国财政税收体制存在的弊端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现行的分税制存在过渡性的缺陷。如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划分尚未明晰,造成地方财政支出随意性大、约束性不强、支出规模难以控制;税收返还未能有效调节地区间的财力分配不公和公共服务水平差距,地区间财力差异有扩大趋势;中央与地方的税种划分办法不尽合理,地方税种增收空间狭窄,抑制了地方财政收入的健康增长等等都加速了地方财政风险的形成。

二是财政支出结构未能得到有效的优化调整,与公共财政的要求存在差距。地方政府主导的投资项目,政府虽然不是作为投资主体,但承担了大部分投资资金的筹措功能。在现行的财政体制下,地方政府实际拥有的有限财权,是很难支撑大规模的投资需求的。对地方政府而言,如果投资行为不受约束,其投资范围越广,资金缺口越大,在缺少合法融资渠道的情况下,通过各种方式集资、担保所带来的隐性债务就越多。又由于地方政府融资的隐蔽性,很难对其行为加以约束。因此,对目前地方政府的各种融资方式加以规范化显得非常急迫,在条件成熟的地区,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市政债券,以解决它的资金缺口问题。当然,还要做好相应的立法工作。

三是地方政府融资管理体制存在缺陷,缺乏相应的偿还机制和领导决策失误责任机制。一是地方政府融资缺乏举债的总体规划,对投资项目缺乏科学的论证,导致“无效工程”、“首长工程”、重复建设工程等大量出现。其次是地方融资多处开口,分散管理,融资决策主体、偿还主体及投资失误的责任主体都不明晰,加之少数领导片面追求政绩,短期行为严重,使地方财政陷入被动投资的局面,积重难返不能自拔。三是地方融资运作缺乏一个相对独立的政策性金融机构为依托,致使融资总量失控,影响了政府对融资的综合平衡控制力度。

缓解地方财政困难,防范财政风险,需要中央和地方政府、各级财政部门的共同努力,我认为应当从以下方面解决问题:

一、完善分税制。“我国现行分税制是过渡性的、不彻底、不规范的分税制,是当前地方财政矛盾加剧的根源所在。”就目前的地方财政困难而言,我们应该重点在以下两个方面进一步完善分税制的财政体制:

1、要正确理顺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要科学合理地界定各级财政支出范围,逐步做到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各负其责,对于共同事权,也要以规范的方式确定下来;在收入方面,也要适当调整中央与地方财政的收入范围;在管理权限方面,可适当下放,让地方政府有权管理、调整新开征地方税种,如对一些不影响国民经济全局的地方小税种逐步由地方立法,报国家备案。

2、要建立规范的中央对地方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必须打破现时既得利益格局,将增量分配和存量分配统筹考虑,本着既要有利于促进经济发达地区继续保持较快的发展势头,又要扶持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发展原则,合理确定各地的支出水平和转移支付数额,以解决和缩小各地财力的差异,尤其是对于贫困山区更要实行政策倾斜,加快贫困地区经济发展。

二、创新支出机制。当前,我国大部分地区仍然处于“吃饭财政”的格局,政府职能范围界定不清,收支矛盾比较突出。因此,尽快建立一个结构合理、管理规范、约束有力、讲求效益的财政管理机制的需要已显得尤为迫切,这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公共财政的基本要求。所以我们必须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1、按照公共财政的要求,加大支出结构调整力度,规范分配秩序。各级地方政府部门要以当前的机构改革为契机,按照市场经济所决定的公共财政方向重新界定财政的供给范围,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对一般竞争性、经营性领域和可以利用社会资金发展的事业,财政资金要逐步退出来,对某些经营性事业单位的财政拨款也要大力压缩,从根本上减轻地方财政支出压力,从而集中资金保证公共支出的需要。

2、加强对部门和乡镇投资的监管。要研究建立部门和乡镇投资项目报告备案制,财政和计划部门要加强监督和管理,项目资本金不到位和超出部门、乡镇财力许可,负债偿还计划不落实的项目,要停止或暂缓实施。

三、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建立严格的项目债务责任制。要以规范的形式明确地方政府领导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应承担的管理和偿债责任。要将偿债责任列入责任人工作目标考核内容,未完成偿债任务的,工作目标考核不应合格。对放弃职责,放松管理,致使项目失败,偿债发生困难的各级责任人,要给予处分,对造成重大损失浪费,甚至利用主管项目之机违纪违法的,要追究其法律责任。同时,“要建立追究历史责任制度,对因工作调动、退休等原因离开该工作岗位的政府贷款第一责任人和工程项目的直接责任人,如发现是因其当时决策违反规定,造成重大损失浪费的,仍应当依法追究其历史责任。”

四、建立债务清偿机制。各级政府要结合财力情况,通过年度预算安排、财政结余调剂等途径,建立财政偿债专用资金,专项用于各种政府债务的偿债。偿债资金一旦建立,就应保持其稳定性,年度预算安排要作为固定支出项目,每年都应有所增长。对有经济效益和偿还能力的项目,财政部门应对其经营效益情况进行监控,督促项目单位制定并落实偿债计划,按月将偿债资金汇入财政部门专设的偿债资金专户,统一由财政部门负责还贷付息。

五、设立财政风险准备金,建立财政风险预警机制。地方财政可以考虑专门建立一笔稳定可靠的、逐年延续的财政风险准备金。在财政经济稳定时期,地方政府可以按一定的比例将财政风险准备金投资到一些风险少的投资领域,使资金不断增值,在财政经济不稳定时期,专门用于化解财政风险。同时建议中央及时制定和出台一套完整的财政风险预警机制,科学合理地制订各项财政风险监控指标,对财政经济的运行进行全方位的、全过程的分析、预测和监控,以便及早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同时债务被认为是财政风险预警机制的核心对象:界定债务以确定债务的外延,使研究对象具体化,其中关键是确定政府的责任边界,同时要增加统计数据和技术支持。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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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阎坤陈新平:《金融风险财政化的弊端与对策建议》,金融时报网,2004年7月13日。

4、黄振平赵少芬叶建定:《地方财政风险研究》,广东省财政厅网(首页/财经论坛/研究报告)。

财政研究论文篇4

由于公共产品具有层次性,决定了地方公共产品必须由地方政府来负责提供。从提高公共产品效率的角度来看,地方公共产品应由地方政府而不是由中央政府来提供。地方公共产品具有空间限制的特点,如公共教育、交通安全、环境卫生等只能是就近的居民才能享受,因此,地方公共产品必须相应地处在某个特定的地理位置。

图中从公共产品效率的角度表明了地方公共产品由地方政府来提供,会产生更高的效率。因为地方公共产品的供应不只是与受益范围有关,而且与各地区居民的不同偏好有关。由于我国各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一致,各地居民对地方公共产品的偏好是不同的,对同一公共产品的需求量也不一样。最典型的是我国的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为了使问题简化,我们假设东部和西部两地区内的居民分别对本地区公共产品的偏好是相同的。D[,1]和D[,2]曲线分别代表这两个地区居民对公共产品的需求。其中东部地区居民对公共产品的需求大于西部地区。再假定公共产品的人均成本是不变的,为OP,则西部地区居民的公共产品的需求量为Q[,1],东部地区居民的需求量为Q[,2]。如果由中央政府统一提供公共产品,只可能存在一个供应量即Q[,c]。中央政府为了公平起见,只能在两个地区居民的需求量中取一个折中水平来提供公共产品。这样,对西部地区居民来说中央政府的公共产品供给超过了其需求,而对东部地区居民来说中央政府对公共产品供给小于其需求。因为人均成本是同样的,对西部地区居民来说是成本超出收益,其福利损失为ABC部分;对东部地区居民来说,其需求得不到满足,福利损失为CDE部分。从中可见,由中央政府统一提供公共产品是不可取的,会造成各地区的福利损失。

附图

从图中我们还可以看出,ABC和CDE面积大小与Q[,1]、Q[,2]之间距离及Q[,1]、Q[,2]的斜率有关。也就是说由中央政府统一提供公共产品造成的福利损失大小与不同地区居民需求差异及价格弹性有关。Q[,1]与Q[,2]之间距离越大,福利损失也就越大;需求曲线D[,1]和D[,2]的斜率越大,即需求的价格弹性越小,则福利损失也就越大。我国各地区因历史文化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地区之间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居民对公共产品需求的差别很大,应该采取分权方式,让各地方政府自行提供公共产品,以减少居民的福利损失,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总之,地方公共产品由各地方政府提供要比中央政府统一提供更有效率。

二、地方政府对社会总供求平衡的调节作用分析

如果说,在封闭经济系统中,一般西方国家市场经济流行的是“政府—企业—个人”三部门经济,那么,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中则应该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个人”四部门经济。借用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用C表示消费,I表示投资,S表示储蓄,G表示政府支出,T表示政府收入,C1表示中央政府支出,G2表示地方政府支出,T1表示中央政府收入,T2表示地方政府收入。西方国家“政府—企业—个人”三部门经济总量均衡模型如下:

C+I+G=C+S+T(1)

即总需求等于总供给。等式(1)调整后可得:

(C-G)+(I-S)=(T-G)(2)

等式(2)表示社会投资与社会储蓄差额等于政府收支差额。由此可见,政府收支关系对于社会总供求平衡具有很大的调节作用。

我国“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个人”四部门经济总量均衡模型如下:

C+I+G1+G2=C+S+T1+T2(1)

等式(1)调整后可得:

(C-C)+(I-S)+(G1-T1)=(T2-G2)(2)

等式(2)表示消费供求逆差、投资供求逆差、中央政府收支逆差之和等于地方政府收支差额。在宏观经济结构均衡模型和地方经济结构均衡模型中不难看出,地方政府对于地方经济总供求平衡同样具有很大的调节作用。地方政府不仅通过自身的收支关系直接影响经济活动及其结构,而且可以通过国有地方经济部门或企业的活动影响本地区的消费、投资、储蓄的总量和结构。因此,规范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提高地方政府配置资源的效率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高效运行的一个重要条件。

尤其我国地方财政支出已占整个财政支出的2/3,可见我国地方财政确实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另外,我国地区经济的差异性很大,各地的资源和开发程度、地理位置、交通运输、人口分布和社会、经济、科教、文化情况各不一样,如果集中由中央实行统一调控,难度很大。就我国目前的情况来说,只有实行宏观调控的层次化,采取不同的调节方式和手段,才能提高宏观调控的有效性,有利于统一的宏观调控目标的实现,我国地方公共财政的中观调控是服从于中央政府统一宏观调控目标任务下的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分级宏观调控,是立足于地方政府管辖区域内实施的宏观调控,我国地方公共财政对于优化资源配置、实现本地区经济结构的转换和升级、调整产业结构、选择支柱产业、实现社会经济的稳定,起到了中央政府无法起到的作用。地方政府的功能不仅是市场机制无法实现的,也是中央政府无法扮演的。转变地方政府的职能,是建立地方公共财政的基础和前提。市场能办到的,政府不必代劳;地方政府能办到的,中央政府也不必代劳。地方政府要办的事情就是市场机制无法解决而中央政府又解决不好的事情。只有正确界定地方政府的活动空间,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转变地方政府职能,才能改变当前地方财政的“缺位”和“越位”状况,在此基础上建立地方公共财政的框架体系。

三、地方政府公共财政决策机制的完善

由于财政的决策过程和收支安排等都是由现实中的政府机构来决定和完成,财政职能的发挥不仅会受到各种外界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同时更会受到政府行为的内在制约和影响,并且因此造成一定的职能偏差或失效。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府实际上是由有理性、自私的人组成的,“那些处于掌握决策权的政治和管理地位上的人和我们其他人没有多大差别,他们总想成为个人效用最大化者”,其行为同样受到各种原因的困扰,并取决于“成本一收益”的分析。

1.完善社会公众对地方政府财政决策的社会约束和监督机制

缺乏社会公众对地方政府财政决策的社会约束和监督机制,是我国地方公共财政效率不高的原因之一。尽管宪法赋予了人代会在财政活动上的根本权限,但目前除少数的宪法条文、税法和每年人代会通过的预算文件外,就基本上不存在其他财政立法了。财政活动中有法不依、有章不循的现象严重,个别人主观随意决策,乱批条子、乱上项目而导致公共财政严重损失。尽管受到报章杂志的揭露和谴责,尽管各种政府报告、决议及其他文件也三令五申要求克服与改进,但这些和随意决策的作风至今而无法杜绝,这表明了社会公众对财政权限的制约能力仍是相当软弱的。目前,我国财政法的主要部分是由国务院颁发的各种有关财政工作的行政法规所组成,这种行政机构自己颁布法规自己执行的状态,也削弱了社会公众对财政活动的制约监督能力。

因此,要完善社会公众对地方政府财政决策的社会约束和监督机制,首先要提高国家预算的透明度。除了牵涉国家机密的项目和金额外,其余的各收支项目和金额,以及具体的编制依据和考虑等,都应向社会公布。要严格执行财务公开制度,地方财政的各项安排和实施结果都必须公开,决不能暗箱操作。要不断提高地方财政支出过程中的决策水平,就必须加强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管理,就必须完善我国财政活动中的社会监督机制。对于独断专行导致的财政工作严重失误,再也不应仅以“交学费”来搪塞了。只有真正追究了有关人员的行政、司法责任,才能确保人们小心谨慎地依据客观的市场要求去用好财政权力。

2.完善各级人代会与各级政府间相互制衡和约束机制

要强化地方各级人大的公共选择作用和各级人民政府的监督作用。在目前条件下,尤其要加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公共选择作用,以避免决策的片面性和随意性。作为权力机构的各级人代会必须建立起有效的约束和监督财政活动的机制。目前,从各级人大所审批的预算草案看,仅列出了收入和支出几个大项目的数字与说明,不能对各具体项目进行较详细的审查、修订乃至否决,只能被动通过各级政府的预算案和决算案。在财政支出上,各种铺张浪费、违纪违法现象屡禁不止,人代会也无法对财政工作进行强有力的质询,更不要说追究相应的法律、行政责任了。

因此,必须完善我国财政决策中作为权力机构的各级人代会与其执行机构的各级政府间相互制衡和约束机制,才能确保各地区人民的意愿能通过政治程序得到真正实现,才能克服少数人主观随意乱决策的弊病。只有解决了这一关键问题后,我国财政理论才有可能借鉴西方财政的有关理论,转入如何把握并遵照社会公众的根本意愿来开展财政活动。

3.建立起地方政府内部的自我约束机制

建立地方政府内部的自我约束机制,首先要建立行政官员考核机制及干部任免机制。地方政府在建立丰功伟绩的同时,又发生这样那样的偏差,原因何在?除了涉及社会公众监督的机制不健全外,与行政官员绩效的考核标准和方式也有很大关系。因为考核标准和方式对地方政府尤其是决策层的负责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这决定着对他们的评价和奖罚,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考核机制对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起着导向功能。对地方政府来说,除了地方利益外,还有地方政府的自身利益或政府财政决策人的利益。地方政府由地方干部组成,是经济工作的行为主体,他们有其自身的利益,是利益主体。这种个人利益对地方政府的公共资源配置起着重要的作用。另外,还有地方干部的任免问题。目前,我国地方政府的干部任免基本上由上级决定,地方政府行为的约束也来自上面,而非政府组织对地方政府行为的约束和监督是较弱的。因此,形成对政治权力运作的根本约束限制机制及其相关的政治制度与程序,是确保财政运作符合市场根本要求的关键所在。另外,对决策人员的资格也要进行严格审查,他们既要有较高的预测、决策水平,也要受到责任与风险的约束,要从制度上把决策人员的责权利结合起来。

中国是一个大国,各地区经济发展差别很大,因此,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提供公共产品、进行分级宏观经济调控是地方政府资源配置职能的重要体现,也是我国公共财政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地方政府的任何决策管理行为偏差都必然影响其资源配置职能的发挥,因此我们必须建立社会监督机制,利用市场和社会舆论对地方政府进行切实有效的监督,通过政治程序和制度规定对地方政府的财政权力加以约束和规范,从而提高我国地方政府财政决策的效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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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淑贤,张改香.我国地方政府行为及其对经济总量均衡模型的影响[J].生产力研究,1999,(4).

财政研究论文篇5

[论文摘要]完善公共财政管理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加强对收入分配的调控平衡,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坚持“两个务必”,构建节约型社会;严格预算管理,保证预算的法律效力;健全政府性投资制度,提高投资管理效益;深化财税制度改革。完善高效管理机制;加强市场化运作,努力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优化公共财政支出结构,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成效:支持自主创新,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支持能源的合理开发与高效利用;加强外汇资金储备使用管理,实现其保值增值;支持资源科学利用与环境保护;取消对企业的亏补支出,大力压缩行政管理支出;加强财政宏观调控,确保经济社会协调快速发展。

公共财政是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财政,它体现了国家政府与市场经济的内在联系。我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我国公共财政是政府掌握的一部分社会资源,从国家的整体利益出发,进行有效配置,为社会和市场经济发展提供公共服务,弥补市场缺陷,进行宏观调控,实行民主理财的一种政府经济行为。它体现为国家政府以社会和经济管理者身份筹集财政资金,满足社会公共需要。实现公共利益,保障国家安全,维护社会秩序,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实现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财政政策和财力支持,促进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协调有序、健康快速的发展。

一、完善公共财政管理制度。推进和谐社会建设

1、加强对收入分配的调控平衡。

综合运用多种财税政策工具,加大对收入分配的调控力度,着力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坚决取缔非法收入,促进共同富裕。一是完善所得税体系和加强征管,对企业所得税除实行内外资企业“两法”合并改革外,还要辅以计划引导,这既有利于在市场上公平竞争,提搞经济效益,也有利于平衡企业所得和职工工资福利。对个体工商户和个人要实行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所得税制度,对其加强征管调节,严防偷、漏税的现象发生。对垄断企业的所得税在国家实施严格工资总额控制的同时,实行超额累进税制,既要鼓励适应市场调节的积极性,又要有效的调节其垄断超额收入。二是立法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改革开放29年来。享有巨额资产的人群已达到一定规模,这些巨额私人资产是在国家所提供的强有利的经营环境条件下取得的,在其传代易主或换人易主时国家理应参与适当分配,它是实现社会公平、共同富裕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是社会进步、文明的体现,这在国际上是很普遍的。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要创造条件打好基础,立足我国实际,既要保护其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又要适当调节个人资产所有额。在征收遗产税和赠与税的同时支持和鼓励向国家和社会公益事业的捐赠活动,促进个人巨额资产向国家和社会公益事业转移。三是在健全最低工资制度,完善工资正常增长机制的同时,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将保障覆盖面扩大到全民,并随着经济大发展,逐步提高保障水平,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

2、坚持“两个务必”,构建节约型社会。

一是支持降低消耗节约资源的各种措施。在计划引导的同时,制定实施税收优惠政策,努力实现国家规划的降耗指标。二是严格支出管理,狠抓勤俭节约。重点压缩会议费、公务接待费、公务用车等支出,采取有效措施控制不务实的论坛、节庆和国际会议,防止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建设。三是严格控制公务以外的公款消费。按照“两个务必”的要求,坚持纪检监察部门定期检查通报和组织部门考核的制度,进行严格的长效控制,杜绝这一巨额浪费。

四是科学决策财政基本建设投资项目。基本建设项目决策要组成由财政部门参加的专家论证委员会,从多角度全方位进行充分的科学论证,形成正确决策,杜绝因决策失误而造成的重复建设、劣质建设和不当建设,同时建立并实施决策失误者责任追究制度,从两方面促进和保证财政基本建设投资使用效益的提高,杜绝重复建设、劣质建设、不当建设所造成的巨额浪费。五是支持国家储备粮管理体制改革,努力实现及时更新保质储备,以备应急之需。研究制定实施在保质储备规模上的科学合理的控制政策,防止大批量陈化粮的产生,以免造成严重浪费。六是建立实施绩效考核、奖惩制度等促进节约杜绝浪费的机制,实施对财政资金运行事前、事中和事后的全过程监控,制止铺张浪费行为,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的规范性、安全性和有效性,支持构建节约型社会。

3、严格预算管理,保证预算的法律效力。

一是启用新科目编制政府预算,逐步建立科学规范的政府收支分类体系,提高政府预算的透明度,加强预算管理和监督,促进社会主义民主理财、民主法治建设;建立实施国有资本经营和社会保障资金预算制度;完善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制度,全面开展行政事业单位清产核资。二是严格控制专项转移支付项目的设置,对到期的专项转移支付项目及时清理,编制中央补助地方的分地区、分项目的详细预算,整合现有专项转移支付项目,统筹安排转移支付资金,完善资金分配机制,各级财政要完整地编报本级预算,管好用好专项转移支付资金,促进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协调快速发展。

4、健全政府性投资制度,提高投资管理效益。

一是根据投资体制改革的要求和实际需要,针对部分部委的专项投资没有具体的管理办法,缺乏明确的资金分配标准,要尽快研究规范各专项投资的管理办法,做到资金分配标准公开透明,项目安排程序规范。二是针对一些主管部门在项目建设中既是决策者,又是管理者和建设者,项目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监督制衡机制不健全的问题,进一步深化投资体制改革,完善国家重点建设项目投资管理体制,切实做到主管部门与项目法人政企分开。主管部门重点抓好行业投资发展规划,对项目法人实行行业管理,加强对项目建设、工程质量、安全运营的监督检查;各项目法人要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健全内部控制制度,提高管理水平,确保工程质量和投资效益。

5、深化财税制度改革,完善高效管理机制。

一是细化物业税的改革方案,推进物业税改革试点。调整完善资源税,扩大征收范围,改革计税依据,加大税收对资源开采和使用的调节力度。积极推进车船税、耕地占用税等改革。对部分资源性产品和高档消费品征收消费税,并合理调整其税率。择机出台燃油税,取代公路养路费等。二是按照分类管理原则,清理和规范行政事业性收费,健全政府性基金管理制度,做好已到期基金政策的调整工作;规范土地出让金收入管理办法,建立、管好土地收益基金,开展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专项检查,确保土地有偿使用收入应收尽收。三是研究制定规范的非税收入管理办法,将国有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国有资本经营收益、特许经营收入、罚没收入、捐赠收入纳入非税收入管理范围。四是加强国债余额管理,建立科学、灵活的国债管理机制;促进政策性银行建立自我约束和可持续发展机制;研究推动国家储备物资管理体制改革;健全完善和实施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财税政策措施。

6、加强市场化运作,努力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

招投标制度是国内外财政支付购买性资金市场化运作的主要方式,它有利于节省资金,提高投资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有利于保证采购产品和承包工程的质量,有利于克服不正当竞争。我国政府采购已大部分实行了招投标模式,但目前政府投资:亡程仍有部分还没有实行招投标模式。一是政府采购和基本建设投资要加强市场化运作,实行招投标模式。二是依法严格招投标程序,坚持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充分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三是要不断拓展财政资金市场化运作的方式方法和范围,使之进一步规范和完善。

二、优化公共财政支出结构,提高构建和谐社会成效

1、支持自主创新,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是提高科技水平与经济效益和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关键,财政要大力支持自主创新,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一是加大对基础研究、前沿技术研究、社会公益研究以及科技基础条件和科学技术普及的支持力度,合理安排科研机构正常运转经费、科研项目经费、科研基础条件经费的比例,稳定持续地支持基础研究和社会公益类研究机构。二是总结实践经验,建立有效管理科研课题经费的制度,加强科技经费监管,提高科技资金使用效益。建立财政科技经费的绩效评价体系,应用型的科技投资项目要设立明确的绩效目标,建立独立的经费使用效果评价机制。三是支持建立若干世界一流的科研院所和大学以及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研究开发机构。在支持搞好原始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基础上,依托一流的科研单位搞好集成创新,不断取得重大关键性的高科技成果。四是制定实施税收优惠政策,允许企业的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鼓励和引导企业增加科技投入,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技术,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完善进出口税收政策,鼓励能源资源性产品、先进技术设备机器零部件的进口,限制高能耗、高污染以及资源性产品的出口。五是支持全面落实国家奖励自主创新成果的政策,建立符合现代企业制度有利于企业自主创新的财务管理制度体系,改革和完善企业分配制度,支持企业对有突出贡献的自主创新骨干实行股权激励等政策。支持科研单位和企业引进高层次科技人才,引进高智力,吸引出国留学生回国创业,加强国际学术交流和有效的出国考察学习,不断提高科技人员的自主创新素质,支持和鼓励争创世界一流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科技成果。六是与滞留在世界各国的我国留学生建立和保持学术与技术交流关系,随时掌握各国高新技术的前沿动态,争取他们以各种方式为社会主义祖国高科技自主创新提供服务。七是建立自主创新和成果转产参与国际国内市场竞争的风险投资基金,为科研院所、大专院校、各类企业的自主创新和高科技产品的开发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八是支持科普工作和创新教育,努力提高全民自主创新意识和能力,鼓励积极参与自主创新活动,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打下坚实的基础。

2、支持能源的合理开发与高效利用。

能源是国民经济高速发展的重要支撑之一,我国能源紧缺,支持对其合理开发与高效利用尤为重要。财政支持能源合理开发与高效利用,要坚持开发、进口和节约三项投资并重的方针。一是为了保护国家宝贵资源,财政对合理开发的投资要坚持先远后近,海上、陆地同时并举,在海上开发技术已经比较成熟的条件下,要优先大力投资海洋开发,并坚持先远海后近海,海底石油、天然气与可燃冰三种开发并举。在搞好陆上煤炭、石油、天然气开发的同时,积极投资开发利用太阳能、高位水流势能、核能、生物能、风能、地热能、海洋能,作为煤炭和石油的替代能源。支持对太阳能的研究和开发,降低成本,提高效益,在太阳光照比较长的地区普及利用。我国西南部的水流势能很丰富,具有较大的利用规模效益,在财政投资开发的同时鼓励社会融资开发。农村发展沼气的原料比较多,但由于效益不高而未能普及,支持对沼气能的研究,大力提高经济效益,以便于在农村普及开发利用。我国海岸线很长,大风口也很多,潮汐能和风能资源丰厚,应尽快投资研究开发利用。二是为了稳定国际石油的供给量和价格,财政要支持国外进口与原油到进口国投资开发和直接购买并举,大力增加到进口国开发投资,扩大开发规模和石油供给量,以提高投资效益。三是为了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并实现节能战略目标,财政应采取征收燃油税,并对节约型技术实行税收优惠政策。将目前尚未纳入消费税征收范围、不符合节能技术标准的高能耗产品纳入消费税征收范围,对达到低消耗低污染的小轿车、越野车等适当减征消费税,对关键性的、节能效益显著且因价格等因素制约其推广的重大节能设备和产品,应实行一定的增值税减免优惠政策。四是积极投资研究开发利用新能源。

3、加强外汇资金储备的使用管理。

随着对外经济贸易活动的快速发展,我国的外汇储备已逾万亿元美元。但是,近来由于美元兑人民币大幅贬值,巨额的外汇储备给我国也带来了巨大的经济风险。为了实现外汇储备的保值增值,必须及时灵活的改变储存形式,以规避和分散储存风险。为了充分发挥其支出作用,必须调整优化使用结构,提高支出效益。一是尽可能的采用币值最稳定的国际货币黄金来储存。二是尽可能的采取多种币值稳定的货币储存,如兑换一部分欧元,并在欧元区的友好国家购买国债或者投资经营。三是因美元是国际货币,而且在国际上流通量比较大,美国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其在国内贬值一般都低于国际汇率贬值,可利用这一贬值差,支持我国具备国际竞争条件的企业到美国去投资经营。四是在友好国家尽可能多的购买我国需要的高新技术,以大额外汇购买大批量的高新技术产品为条件,同时购入其全面系统或关键性的高新技术。以达到最赶国际高新技术的目的。我国是人口大国,劳动就业压力大,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很多,而且大多是传统产业。为了促进这些企业的技术改造、产业升级和产品的更新换代,还可以购买一些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实用技术。五是在发展国际友好合作的同时,投资于紧缺资源产出国的开发生产,既可争取较多的紧缺资源的平稳供给,又可以提高外汇支出的经济效益。

4、支持资源科学利用与环境保护。

一是制定实施支持资源保护与科学利用和发展循环经济的财税政策,理顺资源价格,建立合理反映资源稀缺程度的价格形成机制,逐步实行矿业权有偿取得制度,促进矿产资源的科学利用和综合开发。加大对清洁生产、可再生产的资源开发项目的支持力度,支持与发展循环经济有关的科技研发、技术推广和重大项目建设。二是制定实施支持环境保护建设的财税政策,引导形成有利于节约资源、减少污染的生产和消费模式,支持建立健全生态建没和环境保护机制,按照“污染者付费”的原则,充分考虑资源的稀缺性和环境成本,逐步提高排污收费标准,将环境要素成本化,建立健全生态补偿机制,以支持城市污水、垃圾处理产业化为突破口,推进污染治理市场化,加大对污染防治、生态建设、环境保护监管的资金投入,保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5、加强财政宏观调控,确保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财政研究论文篇6

1.1提升本级财政预算审计工作的途径

在本级财政预算审计工作中,需要从以下方面来提高工作质量:

1)要确保预算编制的完整性和全面性,要将政府的各项收入以及支出都要归纳到预算编制中。

2)要重点对税收执法、征收入库统筹、每种非税收入征缴工作、预算部门国有资产处置以及有偿应用收入解缴等状况加以管理,将现有约束型的收入预算执行管理革新为预期型。

3)对日常支出、重点优先保障区域加以特别重视,尤其在民生投入、提升以及约束财政转移支付、财政资金支出竞争性范围等方面,财政审计部门要严格遵守中央八项规定以及国务院的相关章程,对“三公”经费、会议费以及相关政府建设费用严格把控,执行部门编制管理、政府采购、招投标等,要确保资金投入和资产管理间的有效联系,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促进审计的核心从平衡状态转移到投资预算与政策延伸上。

1.2加强对下级财政审计的管理

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研究:

1)对重大的政府政策决定的执行情况以及效应加以关注,主要围绕经济增长、政策革新、结构调整、促进民生以及风险防范等工作上。

2)对国家财政转移支付资金以及下属市县债务的预算加强管理,还包括下属的财政制度实行状况。

3)对下属审计部门在财政“同级审”环节出现的要点与疑点进行重点管理。

4)出于对政府综合财务状况的全面审计的考量,需要开展整体的财务报告审计工作,增对下属部门的整体财务工作进行全面的审计,并提出针对性的建议。

1.3对财政专项资金审计上加强规范

在遵循审计要紧随财政资金运行状况来开展的原则上,需要从以下途径来审计财政专项资金:

1)重点审计民生专项资金。主要涉及的方面有:农业、农村以及农民、教育、社会保障、医疗体系等。在专项资金审计上,要进行跟踪审计,对整个过程(制定执行预算实行划拨资金)加以规范,杜绝违法违纪现象的出现,切实保障专项资金的安全运行,维护相关方的利益。

2)重点审计节能减排项目、环境整治项目、生态维护项目等的专项资金运用。在倡导新常态的形势下,合理开发资源,实现资源的集约化和高效化应用,促进社会的生态化、文明化发展。

3)重点审计朝阳产业投资项目、技术创新项目、促进区域平衡的经济发展项目,对这些项目的专项资金应用管理加以规范,这样能够在经济新常态下,有效地转变政府职能,同时对财政作用的范围加以明确,促进省级政府财政管理工作的革新,与市场保持良好的协调关系,促进后者主导作用的顺利实现。

1.4加强对政府性投资项目的审计

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政府加大了对一些关系国计民生项目的投资力度。这些投入在政府财政资金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在省级政府审计工作中需要加强对这些投资项目进行审计。首先,审计部门要重点关注政府在投资项目上的决策以及规划,要确保其遵守国家政策规定,与省级发展的步伐保持一致,避免出现管理粗放、铺张浪费、重复建设等现象。其次,提升项目预算的执行力,规范建设项目管理,严格评估投资项目的总体效益。在这些项目中要重点关注征地拆迁、建设招投标、工程设施以及设备的购置、原料的采购、资金运营等,加强监督和管理,杜绝腐败、贪污等各种违反乱纪问题的出现。最后,对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公众服务项目建设向社会融资状况加以重点审计。

2.结论

财政研究论文篇7

关键词:西部地区;西部大开发;财政支出;比较;分析

Abstract:Afterfiveyearsimplementationofwesterndevelopment,thescaleandstructureoffinancialexpenditureinwesternregionschangedalot.Accordingtocomparisonandanalysisoftheeffectoffinancialexpenditurescaleandstructurechangeofwesterndevelopmentoneconomicandsocialdevelopmentinwestregions,theresultsshowthatcentralgovernmentincreasesfinancialsupporttowestregionsfromtheangleoffinancialscale,soastohaveobviouslyincreasedlocalfinancialexpenditureinwestregionsandthattheabsoluteamountoftheexpenditureininfrastructure,scientificandtechnologicalinvestment,culturalandeducationalexpenditureandadministrationincreasedfromtheangleofexpenditurestructureandthattheexpenditurerateisdeclining.Ontheonehand,thechangeoffinancialexpenditurestructurepromotesregionaleconomicdevelopmentandpeople''''slivinglevel.Ontheotherhand,thechangeoftheexpendituredeepenstheunfairnessofthesociety.Basedontheaboveanalysis,thispaperanalyzesthechangingtrendsofthefinancialexpenditureinthewesternregionsinthefuture.

Keywords:westernregion;westerndevelopment;financialexpenditure;comparison;analysis

一.西部大开发前后的财政支出规模总体比较

财政支出规模是一定财政年度内地方政府通过预算安排的地方财政支出总额,是衡量一定时期内地方政府支配社会资源的多少,满足公共需要能力高低的重要指标。因而比较西部大开发前后,西部地区财政支出规模的变化,可以反映西部地方政府对社会经济影响能力的变化。

总的来看,从1995年到2004年,伴随着GDP绝对量的逐年增长,地方财政支出的绝对量在不断增加,并且保持了较快的增长速度,开发后比开发前翻了几翻。此外,地方财政支出占地方GDP的比重也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但是1995年到1999年的增幅较小,而从2000年开始,地方财政支出占地方GDP的比重突破了15%,增幅较明显,只是2003年和2004年的比重较前年有所下降,不过仍然比西部大开发前五年的最高水平高出4个百分点。从人均财政支出来看,1995年只有350.2元,到1999年为604.35元,五年的增长不到300元,而2004年西部的人均财政支出达到了1382.58元,即是西部大开发之后的五年一共增长了700多元。表明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的深入,中央政府对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十分重视,西部大开发各项政策、措施得到有效落实与实施,中央不断加大对西部的财力扶持,显著提高了西部地方政府财政支出规模,使得西部地方政府在地区经济中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

二.西部大开发前后的财政支出结构总体比较

孙鑫:西部地区大开发前后财政支出比较研究财政支出结构是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总额中各项支出的组合,以及各项支出在支出总额中的比重,财政支出结构及其变化反映一定时期地方政府政策的方向和政府职能转换的进程,关系着地方政府能否在一定财力约束下有效的履行其职能。本文选用主要的财政支出项目(基本建设支出、科技三项费和科学事业费、广播事业费和教育事业费、行政管理费)来进行比较分析。

根据表中数据,我们不难发现,从1995年到2004年,西部地区在基本建设、科技投入、文教事业费和行政管理四个方面支出的绝对量都呈现持续增长的态势,但各方面增长的程度各不相同,各项支出在财政支出中所占比重的变化情况也不相同。从绝对量及其比重来看,西部地区财政支出中增长最快的是基本建设,1995年只有996922万元,以1999年作为分界点,1995年到1999年,基本建设在财政支出中所占比重较小、只有1999年超过了10%达到11.34%,从1999年国家决定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后,同年开始出现基本建设支出显著增长,2002年投入最高(7248707万元),2004年投入5775563万元,基本建设支出在财政支出中所占比重除2004年为11.25%外,其余各年均在13%以上.主要是由于,中央认为交通、信息闭塞是制约西部发展的主要因素,把改善基础设施建设作为促进西部地区发展和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基础,力争用5-10年时间使西部地区基本设施得到明显改善。西部大开发后的五年,虽然基本建设支出的绝对量明显增加,但是在经历了2002年的最高点后,开始逐渐回落,基本建设支出在财政支出中所占比重也逐渐下降。其次是文教事业费、行政管理费和科技投入,在绝对量上都有所增长,但其比重却呈现下降趋势。

三.财政支出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分析

1.财政支出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分析

政府宏观经济的目标之一是经济增长,近代公共财政理论普遍认为财政支出对一国的经济具有重要的作用,与此相对应,财政支出的主要目的是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协调、可持续发展。因此,财政支出对经济的影响一直是宏观经济领域关注的问题,经济学家认为,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具有正效应。由表三知:西部地区GDP与财政支出所建的回归模型均通过了T检验和F检验,表明西部地区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确实有明显的影响作用,开发前后的财政支出对地区经济都有正向推进作用。西部大开发是我国进入21世纪的一大区域开发举措,经历了五年多的开发实践,政策效果是否显现、西部地区经济是否增长得更快?通过建立GDP与财政支出的双对数回归模型,我们发现,开发前后经济都有一定程度的增长,财政支出每增加1%,GDP分别增长0.647%和0.724%,开发后比开发前多增长0.077%,由此可以判定西部大开发的财政支出政策效果已初步显现。

2.财政支出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分析

从以人为本原则出发,西部大开发达到在经济增长的同时,人民的生活水平是否同步提高、城市与农村居民的生活差距状况是否有所改善?衡量人民生活水平的一个常用指标是人均收入,综观1995~2004年城乡居民的人均收入的统计数据,发现:西部地区财政支出数量不断增加,同时,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人均纯收入都逐年递增,只是城乡居民的收入仍然存在差距,并且差距有扩大的趋势(见图一),说明财政支出增加带来了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此外也加剧了城乡收入差距。

孙文祥与张志超在《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与社会公平的影响》一文中提及,鉴于城乡居民收入差异是目前最大的社会不公平问题,他们将城镇对农村居民的人均收入差额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比值定义为社会不公平指数,该指数越高,表明社会公平程度越差。这种做法简单易行,并且避免了采用基尼系数的争议,因此,本文采用社会不公平指数用于分析财政支出对社会发展的影响。西部地区财政支出占全国财政支出的比重从1995年到1998年以来,持续维持在17.1%~17.7%之间,1999年开始下跌,2000年跌到最低点16.373%,之后财政支出比重均超过了17.6%,再观察社会不公平指数,1995年到1998年,社会不公平指数降低了0.3351,1999年到2003年又提高了0.4723,2004年只有很小幅度的降低。从总的变化趋势来看,西部开发前后,财政支出比重经历了先下降后上升的变化,而社会不公平指数则是先降低后增加,表明西部开发增加了国家对西部地区发展的重视,但是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并非同步而行,经济发展了,社会不公平程度却加深了。

四.西部地区财政支出趋向分析

西部大开发是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长期发展战略,实现其预期的发展目标,是一个分阶段分重点的长期不懈的努力过程。经过五年多的发展,政策效果已初显端倪,本文基于上述分析,试图探析今后财政支出的变化趋势。

1.从基本建设看,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从2002年开始减少,主要归因于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仍然是在城市,一方面说明城市的基础设施得到一定改善,另一方面表明农村的投资增长较慢,出现了西部整体经济发展加快,城市与农村都有发展,但农村与城市发展水平的差距也在增加,社会不公程度有增无减。此外,西部开发的前五年,根据国家规划,在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已有一定规模,但主要是着力改善西部的交通、通信、水利、能源等生产服务的经济性基础设施,而缺乏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教育、文化、卫生等社会性基础设施投入。在科技迅速发展的时代,要根本改变西部人民思想落后的状况,应该加强西部与外界交流、学习,充分运用现代科技,增加基础设施的科技含量。因此,今后一段时期基本建设的方向是:由于基础设施建设具有投资大,周期长,效益低,资金回收慢的特点,应该继续完成重大项目的建设和部分项目的提前建设,同时应加强信息高速公路和信息网络等现代基础设施建设,为西部科技文化事业的发展提供基本条件。从城乡投资的力度看,要协调城市与农村的建设,加强农田水利建设,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加强农村传统基础设施建设。

2.从科技投入看,大力发展科技事业,可以为经济增长和发展提供科技支撑,优先发展科技事业是西部大开发战略中的核心部分。西部开发五年来,中央和地方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科技教育的发展规划和政策,加大了对西部科技教育的投资,累计安排科技开发项目2100多个,建设科研基地18个,支持高技术产业化示范项目230个。科技投入的绝对量虽有所增加,但其在财政支出中所占比重却在下降,要满足西部大开发的需要,形势十分严峻,主要体现在西部科技教育薄弱、人才总量不足、高层次人才缺乏,科研经费短缺、创新能力不强,城乡科技发展差别巨大。西部未来经济社会的发展要靠西部科技的发展,在必须适应正在转换中的经济体制的同时,要把政府的政策支撑与市场配置资源结合起来,重视科技投入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增加科技投入,主动寻求适合西部特点的新的开发模式,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加强科技培训和科学普及,配合基础设施建设、增强西部吸引力、大力引进人才与技术,同时考虑到为农村居民提供技术培训、技术支持,增强新技术的推广与运用,以科技带动城乡的发展、提高人民生活质量,以科技力量缩小城乡差距,减轻社会不公平程度。

3.从文教事业发展看,由于历史原因,西部长期以来对文教事业发展不够重视,投入不足,同时受传统文化及客观环境的制约,是全国文教最不发达的地区,人的素质、企业的素质十分落后。西部开发战略实施以来,文教工作仍然十分薄弱。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往往与其文教发展相联系,思想僵化,经济社会发展就慢。支持文教事业的发展,从长远考虑,是西部开发持续推进的动力之一。因此,在西部普及义务教育、普及科学知识、推广实用技术、加强市场观念、实施现代管理,继续提高西部地区居民、企业、政府在文化、科技、管理等方面素质都是刻不容缓的任务。政府要以提供义务教育作为主要责任,实现公平享有基本教育机会,同时提供非义务教育,用于帮助处境不利的地区和人群获得教育机会,并运用多种间接调控手段,创造市场参与的法规和政策环境。

4.从行政管理方面看,行政管理是政府协调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的基本职能,高效率的使用会促进地方经济增长,反之则相反。西部大开发前五年,西部地区行政管理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呈下降趋势,开发后反呈上升趋势,说明行政管理费的使用效率降低,劳动没有用在生产上,甚至用在了抵消别人劳动成果的努力上,普遍存在各式各样的浪费,耗掉了社会巨大财富。今后应当根据经济发展的实际,通过机构改革、职能调整等,压缩机构、减少编制、压缩吃财政饭的人口比重,规范行政管理支出,提高其使用效率。

参考文献:

[1]韦海鸣,王雷.东西部地区财政支出的实证分析[J].统计研究,2003(6):20-23.

[2]孙文祥,张志超.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与社会公平的影响[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4(6):3-9.

[3]韩少平.西部基础设施建设的引资、融资分析[J].内蒙古科技与经济,2005(1):21-22.

财政研究论文篇8

关键词:财政政策:“三农”问题;农民增收

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关键是农民增收问题。而农民增收离不开财政的支持。解决农民增收问题必须完善财政体制。我国现行的财政支农机制存在许多不合理和不完善的地方,如财政支农管理体制不完善,财政支农重点不突出等,对农民增收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因此,如何完善财政政策机制,如何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以增加农民收入,成为亟需解决的问题。

一、完善财政支农机制,提高财政支出效率

从目前财政支农的现状看,财政支出的效率相当低下。以农产品政策补贴支出(其中主要是粮食价格补贴和粮食风险基金等)为例,最终落到农民头上的实惠不足国家财政支出的50%.因此,要切实将增加农民收入落到实处,必须理顺和完善财政支农机制,提高财政支出效率,确保支农资金收到实效。一是理顺支农资金管理体制。目前支农资金分散,管理多头,政出多门,效益不高。为此,必须理顺各部门间的关系,明确财政管理各项支农资金的主体地位,设立隶属于各级财政部门的支农资金管理机构,将分散于各部门的资金统归其管理,集中使用,形成财政支农的强大优势,集中财力办大事。二是调整支出结构。我国财政农业支出60%至70%左右用于人员供养及行政开支,而用于建设性的支出比重不高;在农业建设资金中,用于大中型水利建设比重较大,而农民可直接受益的中小型基础设施建设比重较小;在农业投入中,直接用于流通环节的补贴过高,而一些关系农业发展全局的基础性、战略性、公益性项目,或没有财政立项支持,或缺乏足够的投入保障。三是提高财政支出管理效率。主要是应减少管理层次,降低管理成本,提高工作效率。一方面将中央财政支农资金的50%以基数加因素的办法下到省级,以增强省级支农的调控能力,降低基层向中央财政申报一般项目的机率。另一方面,省对基层的项目直接到县,减少中间环节,确保资金落实到位,同时给予县级充分的项目申报自,减少行政干预。另外,应构建支农资金绩效评价体系。财政部门要从项目申报开始,进行必要的调查研究和可行性论证,参与到事前、事中、事后的全过程中去,编制项目全程报告,对其进行跟踪问效,保证支农资金落到实处。

二、发挥财政政策导向作用,促进农业结构调整

在保护和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前提下,必须搞好农业结构调整,优化资源配置。在稳定粮食生产的同时,大力发展养殖业和经济作物种植业等,形成优势互补结构,确保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在农业结构调整中,财政部门应做好如下几方面工作:在政策方面,配合农业结构调整规划,出台优惠政策,重点支持基地和大户,通过示范效应带动整个农业结构调整;鼓励发展农村新型合作组织,鼓励规模经营,通过规模经营产生聚合效应,有效抵御市场风险,巩固农业结构调整的成果。在资金方面,多方面筹集资金,按照“谁投资、谁经营、谁受益”的原则,刺激银行信贷、工商资本和民间资本投入农业,并引导资金流向结构调整的目标产业,支持目标产业的产业化,促进农业结构调整。在配套服务方面,积极支持农业信息网络的建立和农技推广服务体系的完善,鼓励建立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的农民技术培训体系,大力引进农技人才和农业专家,为农产品品种改良提供技术保证,为农业生产结构调整铺平道路。

三、加大财政调控力度,支持农业产业化发展

农业是弱质产业,投资收益率低。吸引资金能力差,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客观上要求国家特别是财政通过宏观调控对其进行支持和保护。一是财政部门要切实将支持农业产业化作为发展农业和搞好财政支农工作的重点,明确财政在农业产业化过程中的位置。由于农业产业化的主体是农户,所以,财政着力解决的是农户、企业和市场无法解决的矛盾和问题,创新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投融资机制。为此,财政要充分发挥引导和协调作用,多渠道筹集资金以支持农业产业化。农业产业化项目需要大规模资金投入,光靠财政支持显然不能满足其需要。财政应充分动员和引导企业、集体、农民、银行信贷、外资等多种形式的资金注入,并鼓励承包经营、合资、入股等多种形式发展农业,为农业产业化奠定雄厚的基础。二是优化农业产业化发展的税收环境,完善税收调节机制。以农业产业化的总体目标为导向,充分发挥税收杠杆对农业产业化的激励作用,促进农村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和农民收入的稳定提高。要在鼓励农民加大投入的基础上,改革和完善增值税制度,可借鉴国际成功经验与做法,实施对农业部门流转税额的税收调节,这样,农产品进入流通领域后,农民可将其增加的实际负担通过价格机制转嫁给消费者,从而增加农民的实际收入;进一步完善税收优惠政策,改变现行优惠政策手段较为单一状况,通过税率、税基、抵免等多种税收优惠形式,进一步挖掘税收优惠政策扶持的潜力,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优化税收管理和服务。按照WTO透明度原则的要求,建立和完善税法公告制度,抓好税收政策服务。

四、调整农业基础设施财政投入机制,为农民增收提供基础和保障

完善财政在农业基础设施方面的投入机制主要有:一是适当调整投入方向。我国在农业基础设施方面的财政投入主要用于大江大河治理等大型项目,县域范围内与农民增收关系密切的中小型基础设施的投入很有限,难以直接带动农民增收,且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同全国性、区域性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配套性差。因此,要注意加强配套设施和中小型基础设施建设。二是完善投资体制。多年来,很多农业基础设施年久失修,使农业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减弱。要解决这些问题,首先应明确投资主体。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主体主要是政府、社区集体组织和农民个人,以目前的情况看,财政承担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主体责任应是责无旁贷。其次,应按受益范围和项目等级进行职责划分,凡属全局性、根本性和综合性的跨区域项目都应由中央政府负责,而地方政府主要负责一些地方性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再次,要对项目建成后的管理职责和权限进行合理划分,由国家、集体和农民共同管理,合理分担,使农业基础设施发挥长效作用。

五、加大农业科技教育的财政支持力度,发挥其在农民增收中的作用

科技和教育的发展,对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提高具有重要作用。而加大农业科技、教育的财政支持力度,将有效促进农民增收。一是增加对农村科技和教育的投入是我国现阶段农村公共财政的重点之一。应加大对科技开发的投入,增加对科技成果推广与运用的投入,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进而提高农业的科技贡献率。尤其是高新技术、先进适用技各部门有法可依。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出口加工区同其他各类海关特殊监管区的协调发展。

(三)拓展出口加工区功能,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出口加工区作为加工贸易的重要载体,理应成为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示范区。按照加工贸易转型升级要求,出口加工区应具有以下功能:一是加工制造功能。包括设立研发机构、加工制造企业。二是采购、配送、仓储等物流功能。包括设立仓储、物流、运输企业和专业采购中心、配送中心企业。三是售后服务功能。包括制造企业的售后服务和专业的售后服务企业,主要是产品的测试、返修和零配件供给等。四是国际贸易功能。主要设立国际贸易公司从事国际贸易等。经营功能扩大后,允许入区注册的企业范围应相应扩大,从原来只允许入区经营加工制造企业、仓储企业、配套运输企业,应扩大至允许设计研发机构、国际采购、国际配送、国际贸易、综合物流、专业销售、售后服务等企业入区经营,并扩大加工制造企业经营范围,允许产品和零配件的采购及销售。

(四)完善海关监管,推行贸易便利化。一是简化加工贸易备案手续。尽管出口加工区企业的加工贸易已实行电子备案,但备案手续仍繁琐,数据共享和转换功能不强,应发挥出口加工区围网监管的优势,进一步简化备案手续。对诚信守法企业,变海关备案审核制为企业申报制,规范企业备案申报行为,明确企业法律责任。二是简化核销程序。在加工贸易核销方面,应实现海关与企业联网,避免双重监管造成的资源浪费。海关对电子账册数据的获得方式应由“提取式”变为“企业申报式”,强调企业对申报内容真实性承担法律责任,而将海关的职能转变为通过事后稽查等手段规范企业的申报行为。三是简化通关程序。在H2000海关业务信息管理系统中,为出口加工区设立专门的便捷通关程序,真正实现“备案制”管理;以电子口岸执法系统为基础,与外贸、外汇、银行、税务等部门实行联网,充分利用相关行政管理部门的独立数据源进行交叉稽核、相互印证,控制物流和信息流,在确保海关监控有效的同时,简化通关手续,提高通关效率。

(五)进一步发挥出口加工区政策优势。要简化出口退税的程序和手续,平衡产品内销、外发加工等问题上的区内外政策,鼓励区内外企业间的经济协作,消除抑制产业链延长的政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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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钱建中,薛晓星等。论出口加工区成为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先行区的可行性与相关对策[J].海关研究,2005,(3)。

[3]朱剑冰,董瑾。我国出口加工区建设问题分析[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5)。

[4]中国海关学会出口加工区分会调研组。上海、江苏两地出口加工区发展情况调研报告[J].海关研究,20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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