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者知情权论文范文

消费者知情权论文篇1

1．1教育服务消费者对知情权的认知情况

对知情权权益了解的消费者人数不到一半，其中大多数家长表示，他们并不清楚法律的明文规定，对于知情权益的具体内容、对象、范围认识不清。由此分析得出，权利主体的法律意识还比较淡薄，不能依法实现教育服务知情权。另外，依据表2对知情权了解主动性分析，绝大多数家长有主动维权的动力和积极性，通过法律知识的普及加之有效的法律途径，势必能达到有效的维权效果。

1．2教育服务消费者主要关注教育信息公布情况

调研结果显示，家长表示比较关注的教育信息主要有:收费标准与项目、教学设备设施、师资力量、教学理念与特色、业余活动的开展、营养餐饮状况、儿童智力开发成效等。而调查中完整公布上述信息的幼儿园极少，其中会主动公开不完整信息的占35%，主要表现为对教学理念和特色、专业课程开展、师资力量等信息的公开;而被动公开、选择性信息公开的办园机构占65%，其中尤以收费标准和收费项目、教学效果评估等信息为甚。同时消费者表示获取信息渠道太单一，主要通过家长到校、教师家访、集体活动等途径获知相关信息，不能形成多元化、开放化信息公布体系。

1．3相关制约因素调查

调查结果显示，造成教育信息不透明、教育信息不对称的原因，主要表现为两方面:首先，幼儿园义务主体没有依法、自觉履行义务(依上述信息公布情况可知)。这是多方因素作用的结果，主要为:自身法律意识不强，不能形成有效自律;政府监管不力，强制干预力度不够;法律法规不健全，法律依据欠缺等。其次，消费者没有主动行使知情权，主要在于消费者法律意识的淡薄。另外有关救济机制的缺乏，使得侵权行为得不到有力惩处，信息利益损害得不到及时补偿。

2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2．1信息公开力度不够

教育服务消费者主要关注教育信息公布情况，调研结果显示，信息公布力度不够主要表现为:第一，教育服务信息选择性、虚假性公开。如前所述，办园机构为了争取生源，往往对办园优势加以夸大宣传，对于不足往往采取“隐瞒”态度，造成服务信息公开的不完整、不真实。第二，教育服务信息公开平台不够。信息公开主要通过家长到校询问、集体活动、手机收阅等亲自参与的方式进行，没能充分发挥网络平台，如校园网站、校内微信、微博、QQ等新兴媒体进行及时、有效地与交流信息。因此，信息渠道有待扩展。第三，信息公布时效性不强。多数幼儿园不会主动公开信息，在家长提出信息公开申请后，往往不能及时有效公布，造成信息公布不及时，损害消费者的知情权益。

2．2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监管不力

学前教育知情权保护受制于多方因素，其中政府的监管不力以及法律法规的不健全是主要原因。对于知情权，虽然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此有明文规定，但具体到学前教育则没有明确规定。另外，虽然《教育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学校应当“以适当方式为受教育者及其监护人了解受教育者的学业成绩及其他有关情况提供便利”，但没有明确规定幼儿家长的知情权，对违反信息公开的处罚规定也不多，难免使教育服务消费者的知情权成为一句空话。另外，有关部门在幼儿园创办之初资格审查不严，办园过程中监管不力，对其侵权行为采取放任态度，助长了侵权行为。

2．3教育消费主体意识淡薄

学前教育信息透明化受阻，教育服务知情权得不到有效保护，从法律关系主体角度分析，主要原因为:义务主体法律意识淡薄，不能有效形成自觉;权利主体意识淡薄，外部他律力量不强。首先，义务主体意识淡薄。学前教育市场化下，更多民办幼儿园兴起，开始走上自我营利道路。受利益驱动及对法律义务主体地位认识不清，多数幼儿园不会主动、全面、正确公布相关信息，往往采取不主动公布或选择性公布的态度。尤其是对一些可能带来负面影响的信息(这些信息往往又是消费者最关注的信息)更是采取“捂”“瞒”的态度。另外，学前教育信息的专业化，极易造成权利义务主体间信息的不对称，影响消费者做出正确、合理的消费选择。其次，权利主体意识淡薄。调查结果显示，绝大多数家长对知情权法律内涵及其重要性不甚了解。例如就有家长明确表示，只要对幼儿成长有利，不会在乎对其财力投入，更不会主动向学校申请收费标准和项目公开。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公众的信息公开权利意识还比较淡薄，不能很好地行使教育服务信息知情权。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学前教育信息的不透明，引起信息的极度不对称。最后，消费者学前教育服务信息的认知和防范程度决定了教育机构守法的程度。消费者若不主动行使自己享有的知情权，对教育消费信息缺少认知，就会丧失有效行使选择权、决定权、监督权的基础，失去对学校盲目营利行为的制约。但若消费者重视知情权，督促幼儿园主动公开相关教育信息，则能促使透明、公开的教育信息环境的形成，促进学前教育的健康发展。

3促进教育信息公布，保障消费者知情权的建议

3．1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在当前学前教育知情权法律法规缺乏的现状下，《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虽可以为教育消费者权益的保护提供法律依据，但是不能有效适应学前教育行业的具体特点。因此，加强学前教育消费者的立法保护，通过具体信息公开内容、方式、渠道以及违法后果的明确、具体规定，才能有效保障学前教育消费者的知情权。

3．2健全奖惩机制，打击侵权行为

知情权的保障依赖于法律法规的实行，同时也需要激励机制的促进、监管体系的建立以及由此引起的社会服务和公共意识的增强。在此，激励机制能增强义务主体对信息公开价值与效益的认同感，激发幼儿园营业主体遵纪守法的自觉性。而与此相对的惩罚机制，主要通过对违法主体利益的剥夺、限制来引导规范其行为。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主要通过对行为主体的经济性或非经济性惩罚以及必要责任的承担等途径来实现消费者权益的保护。此外，提高幼儿园从业者遵纪守法还得依靠教育执法部门加强对幼儿园信息公开的监督。

3．3构建多元、开放平台，保障受教者的知情权

平台搭建需要多方主体有力配合。首先，需要执法部门履行职责，加强监管，提供服务。其次，需要办园机构履行义务。办园机构应当主动承担信息公开的责任，主动向有关部门汇报相关信息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的信息工作。与此同时，面对家长的咨询、疑惑要热心讲解，充分告知，保证受教者的知情权。第三，需要广大民众的参与。消费者作为服务质量的最终检验者和最后承受者，有权利也有能力对相关服务提供意见与要求，这是构建信息公开平台的动力。家长、孩子们的信息反馈要加以重视，这是检验信息真实性、科学性的有效途径。第四，社会舆论的监督也有助于促进学前教育信息的透明与完善。此外，网络通讯工具也为幼儿园及时、快捷地公布信息提供了有利条件，应充分利用微信、微博、网站、QQ等多种交流工具进行信息公布。

3．4加强法治宣传，提高法律意识

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而法律的实施需要全社会的力量，只有通过义务主体义务的履行、责任的承担，权利主体权利的选择和享有，法律才能真正实现其价值。具体到学前教育领域，由于消费者对知情权益的主动或被动放弃，致使幼儿园信息公开懈怠、不力。加之，幼儿园义务意识不强、自律能力不够，侵犯知情权行为时有发生，易使《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知情权规定沦为一纸空文，消费者权益得不到保护，法律价值得不到实现。所以，加强法治宣传、教育，提高公众法律意识就是当务之急。

消费者知情权论文篇2

关键词：金融；消费者；金融消费者；知情权

中图分类号：D92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9-0-02

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于1993年10月31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自1994年1月1日起，已经施行了将近20个年头，在这20年里，消费者这个概念已经深入人心，众多消费者通过法律途径维护了自己的合法权益。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条明确规定了消费者的范围：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本法未作规定的，受其他有关法律、法规保护。虽然对消费者的概念没有明确的定义，但是从该条之规定不难看出，出于生活需要购买或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务的社会成员是我国对消费者概念的界定。一直以来，个体社会成员就是消费者的观点在我国学界占主流地位，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自然人，而将非自然人诸如法人、组织等排除在消费者概念之外。在我国，还有部分理论界专家认为消费者的概念是与经营者的概念相对应的。无论两种观点在对消费者身份界定的根据上有如何的分歧，但有关键的一点是相通的，那就是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处于弱势地位。所谓的弱势地位主要是因为生产者、经营者对于产品的质量、原料、构成、性能、制作方法、用途、生产成本等拥有比消费者更多的知识和信息，因而形成了商品交易中，生产者、经营者占有信息上的优势，而消费者则处于信息劣势的不均衡状态。

2008年8月发端于美国华尔街的次级贷款危机已经演变成为一场全球性的金融海啸，其严重程度远远超过了人们的预想，本轮金融危机暴露出金融市场中对弱势一方权益保护的不利甚至缺失。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居民个人财富水平不断提高，20世纪90年代初期老百姓还非常陌生甚至闻所未闻的保险、理财等金融服务已经成为当下中国人生活消费的一部分，将自己的部分收入用于购买金融产品、接受金融机构服务的情况变得非常普遍，家庭投资理财、保险等金融消费大量出现，伴随而来的是大量难以解决的金融消费纠纷的出现，这些突出的问题不但严重影响了金融业的发展，而且会影响到社会经济的发展，如何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的问题越来越引起法律界及金融业界的重视。在我国，目前“金融消费者”还没有法定内涵，范围也尚不确切，造成众多金融业企业试图钻法律的空子，认为金融业的服务对象不能算为消费者，不具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赋予消费者的包括知情权在内的各项权利。同时，由于金融服务行业存在专业性强、普通消费者难以了解其业务内容等原因，在购买金融产品或服务时难以预测存在的风险。且我国立法中涉及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有关规定都分散在金融法律法规中，遇到问题主要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对金融消费者权益的保护没有明确规定，更谈不上行业自律的问题，没有强有力的部门监管和消费者风险警示，以致金融消费者的知情权等相关权利根本无法得到应有的保护，当重大金融纠纷所带来的巨大的经济损失，往往由消费者承担。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特别是在加入WTO以后，金融业以迅猛的态势不断发展与创新，随之产生了很多前所未有的金融衍生产品和金融服务类型，结果喜忧参半，不好的结果就是经常会发生金融纠纷。对于在金融消费中弱势一方的保护问题及其重要性日益凸显，在金融商品交易中，处于弱势一方的利益被侵害的问题显现出来而且呈迅速扩大的趋势，如证券业的银广夏、琼民源事件；由垄断经营造成的银行业方面的信用卡消费纠纷数量逐年递增，跨行收费、信用卡年费等纠纷大面积爆发；由保险合同引发的诉讼案件数量呈逐年增长的态势，绝大部分案件由保险人未尽到说明义务或者误导销售而引发，如2006年的友邦重疾险争讼案件、投连险退保事件等。这些在金融商品交易中处于弱势的一方能否称其为消费者？笔者认为在金融商品交易中处于弱势的一方就是金融消费者。在我国，金融消费者一词尚无法定内涵，因此学界对金融消费者的概念界定普遍套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条之规定，认为金融消费者是为生活需要购买、使用金融产品或接受金融服务的个体社会成员。这个定义中包含了三个方面的含义：第一，金融消费者只能是自然人。第二，金融消费者购买、使用了金融产品或接受了金融服务。第三，金融消费者购买金融产品或接受金融服务的目的只是为了满足个人或家庭生活的需要。我国学界对金融消费者概念界定的主要分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资本市场的投资者是否属于金融消费者；另一个是高风险的投资者是否属于金融消费者。笔者认为金融消费者是指在交易中处于弱势地位，不具备金融专业知识，为生活需要购买、使用金融产品或接受金融服务的社会成员。由金融消费者概念的界定，我们可以概括出金融消费者的范围应包括：银行业的客户、消费者；金融投资者；保险业的投保人等所有为了生活需要而购买、使用金融产品或接受金融服务的、由于不具备专业的金融知识而在金融交易中处于弱势地位的社会成员。尽管由于消费的产品或服务的特殊性存在着与普通商品消费者不同的特性，但金融消费者仍属于消费者范畴。因此，金融消费者仍具有一般消费者的属性，消费者处于弱势地位的情况从未改变。无论是一般消费者还是金融消费者都需要受到法律的专门保护。

金融消费是一种较高层次和较高水平的消费形态，金融消费者符合消费者的一些基本特征，但与传统意义上的消费者相比，又有其自身特点：第一，在金融交易过程中，无论是自然人还是法人、其他组织等机构投资者，相对于金融交易另一方主体金融机构所具备的专业金融知识来说，绝对是处于弱势地位的。第二，不能因为购买金融产品具有盈利性就否定其具有的消费性。伴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资产证券化程度越来越高，普通家庭资产中以有价证券为代表的金融资产所占比例逐年增加，很多家庭购买基金等金融产品，实现家庭财产的优化，其实质属于家庭资产，区别于生产流通领域的资产。第三，金融消费者所购买的金融商品大多数都是无形的，这些无形的金融商品是以电子信息为载体的，是金融消费者看不见、摸不到的，因此消费者很难从直观上对其所购买的金融商品做出适当且正确的判断。第四，由于金融商品或金融服务具有的无形性特点，金融商品或服务不会直接对消费者造成人身伤害，因此金融消费者所关注的焦点主要体现在财产权利。从金融消费者相较于普通消费者的不同之处，我们不难看出，金融消费者的维权相比一般消费者而言是难上加难。

对于金融消费的权利，理论界的认识也不尽统一，但对于金融消费者的权利无论坚持哪种观点、采用哪种学说，各家都有的共性就是金融消费者都具有知情权、隐私权等最基本的权利，在金融消费者的诸多权利之中最为基础的为知情权，各项权利得以实现的保障是求偿权。金融消费者的各项权利若要得到保护，首先要保证金融消费者的知情权。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与发展，普通百姓的生活中越来越多的出现了金融消费，作为现代社会满足消费者需要的重要途径之一的金融消费中，金融消费者有权获得与其所进行的金融消费有关的各方面的信息，如在银行业务中，银行应将储蓄利率、利息税税率等信息如实告知储蓄消费者，不得擅自隐瞒或降低、提高存贷款利率，使储户或贷户知晓自己的收益和付息情况；遇到客户对所要进行的金融业务不了解的情况，银行有义务接受客户的咨询，因为知情权是金融消费者的基本权利。金融消费具有信息化的特点，金融消费者若想保护自己的利益，实现金融消费者众多的权利，最基本的保障是知情权的实现。

金融消费者知情权是指金融消费者在消费中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产品或所接受的服务的各种真实情况的权利，包括知悉服务内容与其他相关信息的权利，例如了解存、贷款利率，手续费，保险费等。金融市场中，金融交易双方的主体由于对交易事项本身的认识就存在着差距，因此造成了金融市场天然信息的不对称，这种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所造成的交易双方利益的失衡，使金融消费者与金融服务者之间的利益冲突日趋激烈。要克服金融交易双方这种严重的信息失衡，就必须保证金融消费者的知情权能够行使的顺畅，这就要求金融产品提供者或金融服务提供者义务的履行。为了减少因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决策失误，金融机构在向金融消费者销售金融产品或提供金融服务的时候，要履行告知的义务，使金融消费者掌握与自己所购金融商品或接受金融服务相关的所有信息。这是金融机构的法定义务，不能因为任何理由拒绝履行，因为只有知悉了所购买产品或所接受服务的各项真实情况，金融消费者在消费中才能够作出自由选择并实现公平交易，金融消费者有权及时获取与消费有关的真实、准确、全面的信息。金融消费具有显著的信息化特点，因此，只有金融消费者的知情权得以真正实现的前提下，才可以谈得上保护金融消费者的其他权利，因为在金融消费者的所有权利当中，只有实现了知情权，才能使金融消费者的其他各项权利有实现的可能性。

包括知情权在内的金融消费者各项权益能否得到必要的保障，这不仅关系到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程度，还关系到国民经济是否朝良性方向发展，所以金融交易中双方当事人的利益都应得到应有的保障，对于金融消费者权利的保护更是重中之重，世界各国金融法制改革都已关注到金融消费者权利保护这一焦点。只有规制金融市场的秩序，遏制金融欺诈行为，才能为经济的运行提供强有力的保障。纵观世界各国，无论哪个国家，金融消费者保护制度大体可以分为两个方面，即金融监管和金融自律。我国有关金融消费者权益法律保护的主要问题主要有：法律制度不健全、金融监管方面的重叠和漏洞、金融业自律机制和金融消费者自我保护意识的缺失。

如何解决上述问题，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的成熟经验，建立完善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机制。首先，要加强金融消费者保护立法。在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已经严重滞后，除了修改这些现有的法律法规外，我国应尽快出台专门针对保护金融消费者的金融法律。总体上看，我国银行、证券、保险领域的法律都原则性地触及了金融消费者保护问题，但其规定过于笼统，相关规定还不够明确，也不够细致。我国的金融消费者保护问题始终游离在金融法律体系之外。我国现行的金融法律大多只重视对金融机构的监管，主要是针对金融机构进行处罚与检查，很少将金融安全与金融消费者保护联系起来，对消费者的保护规定则更少。这就导致了对金融消费者保护的法律依据不够明确，在金融消费者知情权等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后往往找不到对应的法律依据来保护自己的利益。我国迫切需要制定一部专门的金融法律，以此作为金融市场的活动规范和准则，应该包括金融政策、交易规则、监管、行业自律、消费者保护等各个方面的内容。出台这部法律的作用就是要在立法上对金融消费者予以认可，改变其在金融交易中的弱势地位，使金融交易的双方当事人尽可能的处于平等地位，是金融消费者的意思表示能够得到真实的体现。其次，健全金融消费者保护组织。目前，我国还没有专门的金融消费者权利保护机构。现实生活中，金融消费者和金融机构之间一旦产生了纠纷，主要由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设立的消费者协会结合现行“一行三会”分业监管模式下的监管机构内部纠纷解决机制承担。我国的各级消费者协会主要侧重的是非金融性的商品消费和劳务消费方面的保护，由于消协缺乏具备金融专业知识的工作人员，当消协面对消费者以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为内容的专业、复杂的投诉时，消费者协会往往力不从心。因此有必要成立专门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由其监督金融机构对与消费者保护有关的法律法规的遵守程度、督促金融机构按照相关的程序和政策来实施对消费者保护的法律法规。最后，规范金融纠纷处理机制，搭建金融消费者投诉处理平台。我国要规范金融纠纷处理机制，搭建金融消费者投诉处理平台，必须要明确投诉受理的范围及具体受理的部门、如何联系投诉受理部门、投诉受理部门对相关投诉的调查期限等问题，解决消费者无处投诉的现实问题。

无论哪个国家的金融都应该是有法可依的金融，一国的法律应该调整和规范金融的各个方面，包括金融监管、运行等环节。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金融创新不断推进，金融消费的形式已经由单一的银行存、取款演变为包括支付、理财在内的投资、融资等一体化的交易。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的金融业也在不断的发展与创新，普遍不具备金融专业知识的消费者，在面对五花八门的金融产品的时候，往往容易受到不真实、不客观、不全面的金融广告宣传或者被金融机构工作人员的介绍蒙骗，购买其根本无法分辨质量优劣的金融产品。当消费者在购买金融商品、接受金融服务的过程中，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经常会出现投诉无门最后不了了之的情况。由于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在运行方面还不够完善，相关金融理论的政策研究还很肤浅，有关金融消费者保护的政策还处于初级阶段。我国的立法还没有对金融消费者进行认可，作为金融消费者的权利保护缺乏法律的依据，金融消费者知情权的法律保护更是难上加难。希望通过本文，对我国金融消费者知情权法律保护的研究提供一些参考，使我国能够早日实现真正赋予、尊重金融消费者知情权，并给予其强有力的法律保护，避免金融消费者知情权受到侵犯而给金融消费者造成的损失。

参考文献：

[1]熊玉梅.论金融消费者知情权的法律保护——以美国CFPA法案为视角[J].金融与经济，2010（3）.

[2]郭丹.金融消费者权利法律保护研究[D].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

消费者知情权论文篇3

【关键词】消费者知情权；消费者保护；研究

伴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进步，与消费者权益有关的法律保护，逐渐的作为较为热门的话题。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当中给予了消费者几方面的权力，具体包含：监督权、受尊重权、知识权、结社权、求偿权、公平交易权、选择权、知情权、安全权。其中，消费者的知情权作为消费者权力的基础与前提，成为了较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一、消费者知情权中消费者预防保护理念的集中体现

通过实践的探究，所产生的消费纠纷方面，往往是因为误导告知或者欺诈等原因而导致的，较为传统形式的解决对策是在事后消费者通过民法当中的瑕疵、欺诈、错误责任等体制，和经营者开展细致的商讨，或者直接提讼。对于消费者而言，这一系列的制度往往都可以用到，可以较大的保护到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可是因为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存在着悬殊的地位类型，传统制度方面在一般情况下不能够达成目的。例如：在构成欺诈要件的过程中，需要消费者举证欺诈内容，可是经营者的“举证”却会对消费者带来困难。也就是在进行错误的构成刑事下，按照多个国家的错误体制，消费者在错误方面没有没有过失，或者没有重大过失的情况下，才可以实施撤销的权力[1]。

所以，作用在市场体制的经济条件下，消费者保护的重点就是不可以停滞在事后的救济和弥补上，最为直观的目标就是将商业交易的结果与消费者购买预期相符。在这样的情况下，预防保护是各国政府对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核心政策。消费者因为拥有着知情权，能够对经营者提出，在事先公布合理信息，请求政府将信息限制排除，不允许让人误导的信息出现，运用这样的方式可以防患于未然，能够体现出消费者所具备知情权的价值，同时也是消费者保护预防理念的集中体现。

二、消费者知情权的核心性权力与基础性权力

消费者知情权作用于消费者权力的群体中，属于基础性以及前导性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是保护消费者的核心权力。消费者知情权具体是保证其他权力能够充分实施的决定性权力。实现充分的行使知情权，消费者所想要获得的其他权力才可以有效的发挥出来。在针对交易对象一无所知的条件下，而实现的自愿等价、公正、公平的交易是不能够被想象的。细致的进行分析，若消费者中所具备的良好环境权、安全权、需求权，是消费者所有权力中的目的性权力，那么中间性权力则是自由选择权来代表，取得救济权是事后的补救权力，然而意见被受教育权、听取权基本上都是环绕知情权来开展的，也就是知情权是消费者权力当中的最为基础的、最为主要的权力[2]。

有效的保障消费者知情权，消费者所具备的自由选择权才可以达成目的，并且消费者整体和个体的安全权、生存权才可以实现。消费者拥有着有效的知情权是消费者废物使用价值、最终享有商品以及正确选择的决定性条件，若缺失消费者知情权，消费者所拥有着的其他权力在一般情况下就会失去效用。

三、消费者保护的消费者权力与消费者运动

消费者保护的具体形式，经过了由消费者运动一直到消费者权力的发展过程。消费者运动主要推进了消费者权力的产生与发展，最终明确消费者权力是消费者运动的最佳表现手段。消费者运动是具备历史阶段性并较为积累的保护方式，往往却是集中意义的纲领或者目标，主要起到了合理维护消费者利益的作用，可是，在消费者的保护方面只是停滞在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包括着一定的“妥协与权衡”。

随着社会经济的推进，消费者权力成为了消费者保护当中较为持久和稳定的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增进了利益的地位，也拓宽了消费者，使得消费者以主动的姿态成为了消费者保护的持久捷径和最普遍的意义。由于，权益若升华就会被评价为权力，消费者利益不属于国家赋予的权力，或者是政府赋予的权力，而是消费者只要基于权力，就能够有权力提出相应的主张和请求，以正规的模式请求法院对自身的主张加以实行。也就是，若消费者觉得自身的权力被侵犯，就有权利提起相应的诉讼，请求司法机关对其进行相关的裁决[3]。

四、消费者知情权是消费者保护的关键与起点

通过详细的考察消费者问题，能够显示出较多的消费者问题都和信息装备不足、信息不完备等信息相关，在信息不对称方面主要是消费者问题的源头，同时，消费者的知情权也会使得在对消费者保护进行解决的过程中，产生消费者保护的起点与关键性作用。在消费者保护的历史成分进行分析，信息问题在早期就在消费者问题的解决方面占有着一定的高度。在较为早期的消费者保护模式当中，针对消费者保护的分析所显示出的核心概念就是磋商能力，具体显示了早期的消费者保护对策。大多数的人们会认为，可能会影响到消费者的普遍交易情况，是因为卖方用非正常的手段实现自身磋商优势的成果[4]。

其一，卖方在交易的过程中，会通过信息方面的优势倾斜于自身的利益。这样的方式针对信息的强调以及认识方面，会达成分析消费者政策的重点，人们逐渐的认知到，若消费者拥有了一定的信息，同时可以有效的通过所拥有着的这一系列信息，就能够达成自我保护的能力。其二，消费者能够取得较少的选择，所以必须要按照强有力的卖方所指定的要素开展订立合同，买方和卖方进行经济规模方面，存在着极大的差异，有必要造成不平等的磋商能力。需要关注的是在经济活动不断变化的模式下，消费者知情权由于和现阶段信息时代的密切联系，会显示出保护消费者权益的重要作用。当下，相应的学者指出，需要利用知情权的信息，当做创设全部消费者保护政策的核心成分。此核心的学术代表为：哈德菲尔德，具体反思。

总 结

根据以上的论述，具备知情权才能够拥有权力，若缺失知情权，就会缺失相应的权力。消费者知情权是所有消费权益的基础和前提，利用消费者知情权的保障和拓展，能够有效、充分的保证相关的其他消费权力，以此来实现我国社会的科学发展、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范振国.我国消费者知情权受侵害原因浅析[J].吉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3，12（09）：124-126.

[2]李金泽.银行业消费者保护法制与自律机制的国际经验与启示――兼论我国现行制度存在的问题与对策[J].国际金融研究，2013，11（07）：163-170.

[3]潘智伟，刘剑.论消费者知情权的法律保护[J].法治与社会，2013，10（02）：163-181.

消费者知情权论文篇4

 

关键词: 消费者/撤回权/构成/行使要件

 

    随着《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修订被提上立法日程，消费者撤回权制度成为了一个热点问题。[1]尽管有学者在讨论时，试图使用“消费者后悔权”概念，以体现该制度在我国的本土化创新，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一权利制度并非生成于我国固有的法律体系，而是制度移植的又一次尝试。[2]而其制度母本，从比较法的角度来看，主要是德国法以及欧盟法上的消费者撤回权。[3]并且，从目前关于消费者撤回权的研究来看，其讨论重心主要是这一域外制度对我国的借鉴意义，或者说在我国有无移植的可能。[4]这一前提性问题固然重要，但如果理论准备仅止于此，显然无法为立法或修法工作提供完整且富有效率的制度设计。因此，将讨论的重心转向如何移植的问题，是关于消费者撤回权理论研究的当务之急，而如何在理论上设计消费者撤回权在我国法中的构成与行使要件，又是其中最为重要的问题。

    然而，构成与行使要件在消费者撤回权制度中的意义并不仅限于此，其还关系到消费者撤回权制度功能的实现，更关系到与传统民法固有制度间的协调。这是因为，撤回权制度究其成因，在于对若干特定的合同情形，传统民法或现行法无法提供有效的制度工具，以防止或救济消费者的合同决定自由遭受侵害或存在遭受侵害的危险。也就是说，消费者撤回权的制度构成出发点，在于保障消费者在特定情形下的合同决定自由。在这一运作机制下，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合同虽已有效签订，但在法律所规定的期间内，消费者可以以自己单方的意思表示，撤回其合同意思表示，使自己从已有效签订的合同约束中解脱出来，而不必附具或说明任何理由。以意思自由之保障为制度构成的起点，而在法律适用的个案操作上又完全撇开对意思表示瑕疵的考察，这是消费者撤回权制度的本质特征所在，也是其区别于传统民法意思表示瑕疵制度中撤销权以及无效制度的关键所在。消费者撤回权制度的这一特征所体现的是消费者撤回权制度对“契约坚守原则（pacta sunt servanda）”的背离。而内含于私法自治原则的契约坚守规则，是传统民法得以建构的基石。基石一旦松动，建立在其上的私法大厦，就会有倾覆的危险。因此，如何在将消费者撤回权制度引入传统民法体系的过程中，避免这一特别性制度或例外性规则引起固有私法基石的松动，是立法者与理论界须时时警惕的大事。[5]因此，就必须在其具体构成与行使要件设计上做足功夫，从而将这一权利制度的反体系性副作用降至最低点。而这一点，在我国目前有关消费者撤回权的理论研究中，恰是亟需解决的问题。

    由此看来，消费者撤回权的构成与行使要件的逻辑构造，涉及如下五个问题。第一，作为撤回权主体的消费者应具备什么样的身份？第二，消费者可予以撤回的合同包括哪些种类？第三，在这些合同情形，消费者是否均能明白无误地知悉自己享有并进而行使撤回权？如果不能保证这一点，又该如何使消费者知悉其所享有的这一权利？第四，在合同有效订立后，在多长时间内消费者可以行使其撤回权？第五，在具备所有构成要件后，消费者又该以何种方式行使其撤回权？这五个方面的问题，基本涵盖了消费者撤回权之制度构成的所有细节，也是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但因消费者的身份要件问题关系到整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构成，其意义不限于本论题，故基于篇幅考虑，笔者仅就后四个方面的问题予以讨论。

    二、撤回权的客体要件——可予以撤回的合同

    是不是在所有的合同情形下，消费者均可以“后悔”并在事后单方面地撤回其合同意思表示呢？答案无疑是否定的，否则的话，合同制度在消费者合同（即消费者与经营者所签订的合同）情形中将丧失殆尽。那么，在何种合同情形下，消费者才享有撤回权？这恰是问题的难点所在。如上所述，消费者撤回权本是对“契约坚守原则”的背离，有导致私法基石松动的危险，而要将此危险降至最低点，就需要在构成要件设计上将其控制在适当范围内。而在前述五方面要素中，最能担此大任的，就是撤回权的客体要件。因为消费者合同的表现虽千差万异，但仍可以通过合同标的、交易情境等特征与标准对其进

行归类与类型化，进而不仅可为立法者提供适宜的规制手段，而且也可为交易双方（即消费者与经营者）提供认知路径，以辨识在哪些合同类型中存在自己须尽注意的义务（对经营者而言），或者存在自己可利用的撤回权工具（对消费者而言）。

    鉴于消费者撤回权制度在我国目前立法中尚不成形，在就可行使撤回权的消费者合同进行归纳时，我们不妨从域外法尤其是德国法的经验入手，进而探讨我国立法上的设计。

    （一）德国法的经验

    《德国民法典》第355条明确规定，消费者撤回权的享有，仅限于法律明文赋予的情形。之所以如此规定，主要基于相反相成的两方面考虑：一方面，撤回权的运行机制与民法所一贯秉承的私法自治及合同自由原则存在着明显的冲突，如果撤回权的适用范围过于宽泛，会对私法自治与合同自由原则造成极大冲击，从而从根本上侵蚀民法体系得以建构的基础；另一方面，在一些特定的消费者合同情形中，消费者作为市场参与者以及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当其合同决定自由遭到侵害或有遭受侵害的风险，而传统民法框架下的固有民法制度又无法保障消费者抵抗这种侵害时，就不得不在固有民法制度之外另谋出路，赋予消费者撤回权，以作救济。[6]

    在这一思路下，考察德国法上赋予消费者以撤回权的情形，在学理上可以分为两类。[7]第一类是特定的合同签订情形，如上门交易合同、远程销售合同等。在这类消费者合同中，因合同签订方式之特点，常使得消费者无法就所购商品获得完全充分的信息，从而使合同在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的情境下签订。其中，在上门交易情形中，消费者遭遇到销售者突然的推销袭击，实际上被剥夺了冷静而认真思考的机会。而在远程销售情形中，消费者无法对商品或服务进行直观的了解和判断，而只能完全依赖于经营者单方所提供的信息，而这些信息可能与消费者的想象完全不一致。第二类情形是交易标的对消费者来说不仅极具重要性，而且也是颇为复杂难懂的合同种类，如消费者信贷合同、不动产分时段使用权合同等。在这类交易中，交易标的对消费者个人的生活安排与人生规划具有重大意义，稍有不慎或差错，常常会在长时间里影响消费者个人的生活品质。而且在这类交易中，由于其合同规则复杂，非一般消费者凭其素有的知识与经验所能理解，因而消费者很容易掉进一些为自己所不知的“法律陷阱”中。

    （二）我国法上的应然建构

    要在我国应然法上设计可撤回的消费者合同的种类，一方面需了解我国现行法规的状况，另一方面要对现有的理论认识进行剖析。

    由德国的经验可知，消费者撤回权制度，主要是应对一些新型的营销方式和合同种类中存在的问题。而在我国1993年施行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受制于当时的立法条件，对这些新型营销方式和合同种类未有明确反映。这就导致目前关于消费者撤回权制度的讨论，不可能在该法中找到规范依据。但随着市场经济覆盖面的迅速扩张，新的通讯手段和支付方式的采用和推广，这些新型营销方式和合同种类在我国市场上渐次出现，并不断地反复实践。这一点，已经在各省市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陆续制定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中得到一定程度的反映。如2003年施行的《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已体现出邮购销售、电视或电话销售、互联网销售、上门方式推销商品等多种商品销售方式。[8]在内地省份，如河南省2009年实施的《河南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也规定了以预收款、邮购、电视直销、互联网、电话等方式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新型交易，甚至还将商品房销售纳入消费者合同之中。[9]此外，就直销经营，国务院还于2005年颁布实施了《直销管理条例》。

    然而，在这些地方性立法以及行政法规中，真正有消费者撤回权制度蕴涵的，却为数非常有限。其中最重要的，也是我国学者将其视作典范而欲发扬光大的，为《直销管理条例》第25条所规定的“无因退货”制度。此外，《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第28条第3款就上门推销规定消费者可以“7日内退回商品，不需要说明理由”。[10]

    就消费者撤回权在我国应适用于哪些种类的消费者合同，学者很少深入阐述。在不多的文献中，有学者认为，除远程销售合同与上门推销交易外，还应适用于购买住房、机票以及汽车等合同。[11]笔者认为，尽管此类交易标的比较重大，甚至非常重大，然而应注意的是，如果仅以交易客体作为划定适用范围的界限，会导致不恰当地扩张消费者撤回权的适用范围。还有学者认为，消费者撤回权应仅适用于已经履行的商品买卖合同，而对于尚

未履行或尚未全部履行之商品买卖合同或服务合同，运用合同解除制度即可解决问题，而不需动用消费者撤回权制度。[12]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对消费者撤回权制度的误认，其不恰当地限缩了消费者撤回权适用的范围，因为撤回权之成立与行使，只以消费者合同已有效成立为前提，至于该合同是否履行，或履行到什么程度，与消费者撤回权制度之宏旨无关。

    笔者认为，在探讨消费者撤回权在我国所能适用的合同的范围时，首先应遵循消费者撤回权制度的功能与宗旨，坚持其适用范围严格化的立场。而泛化撤回权的恶果，就是在根本上背离设置消费者撤回权制度的初衷，进而从根本上摧毁我国当前还很脆弱的私法体系。秉持这一立场，就某一合同是否适用撤回权的问题，在理论准备上，应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要严格审视赋予该项权利的目的性和必要性；另一方面要进行严格的类型化工作。

    具体言之，就消费者撤回权的制度目的而言，撤回权是要保护消费者自己决定其意思的自由，因此首先必须明确，在哪些消费者合同情形中，消费者的自我决定自由受到或可能受到侵害。再从必要性角度考察在所有那些消费者的自我决定自由可能受到侵害的情形中，是否存在可能通过固有的民法制度即可达到救济与保护目的的情形。

    而无论是制度目的考量，还是必要性思考，最终都必须落脚于类型化的立法技术层面。只有经过类型化方法，将消费者撤回权仅仅适用于经过类型化处理的特定种类的消费者合同，才能秉承民法一贯所持的“例外性规则从严适用”的原则，保证原有体系的稳定性。实际上，德国以及欧盟法中的消费者撤回权之情形，大多为新型营销合同情形。表面看似偶然，实则有其深意，因为这些新型营销合同本身就是产生于民法固有体系之外，已具有一定程度的独立性，在其中再滋生一项消费者撤回权，对原有体系的杀伤力也就极为有限。基于这样的思考，笔者认为，消费者撤回权在我国所能适用的消费合同情形，仍可借鉴德国法的经验，区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邮购销售、电视或电话销售、互联网销售、上门方式推销商品等消费合同。这类消费合同的本质特点在于合同签订的时间点或者方式有其特殊性，使得消费者常常无法获得签订合同所需要的充分信息，从而有赖于撤回权机制以资救济。第二类是商品房销售、消费者信贷等合同。该类消费合同的本质特点，在于合同标的对消费者个人生活之重大影响，以及合同权利义务内容极具复杂性，普通消费者难以预测其中的法律风险，从而有赖撤回权机制以谋周全预防的必要。

    而在上述这两大类消费者合同中，仅上门推销商品以及直销商品合同，在我国现行法中（如《直销管理条例》、《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有赋予撤回权的制度体现，而对于其他各种合同，尚待立法者的立法确认。

    （三）撤回对象的澄清

    对于可予以撤回之合同相关的一个理论问题，即消费者撤回权的对象，究竟是消费者自己的合同意思表示，还是整个消费者合同的问题，有必要予以澄清。对此问题，在欧盟各指令中，由于时而使用“解除”、时而使用“撤回”的概念，因此无法得到统一而明确的解读。而在德国法中，撤回与解除是两种旨趣迥异的制度，撤回的原因存在于合同的订立过程中，解除则导源于合同的履行阶段，往往是由于合同未履行或未按合同履行而使一方当事人享有解除权。产生原因的不同，针对对象的构造机制上也就会存在差异。就撤回权而言，权利赋予的原因在于意思表示人的决定自由存在遭受侵害的风险，因此，撤回权在构造上仅针对其意思表示，即意思表示人通过单方撤回自己的合同意思表示，从而摆脱该意思表示对自己的约束力，进而也就从合同约束中解脱出来。[13]笔者认为，从制度构成的逻辑上来推演，消费者行使撤回权的对象，应仅是消费者自己这一方的意思表示，而不能是整个合同。但是，撤回权与撤销权或解除权在法律属性上均属于形成权，且在法律后果上有其相似性，故而在法律后果之规范设计方面，存在彼此援引的技术可能性。[14]

    三、经营者的告知义务要件

    （一）经营者告知义务在消费者撤回权构成中的意义

    在民法中，一项实体性权利的赋予，一般情况下不以义务人告知权利人享有该权利为其权利构成要件，因为传统民法中的人，无论是权利人还是义务人，均被设想成不分智愚或强弱、具有同等意思能力进而具有同质性的“抽象人”，立法者在设计或赋予某一项权利时，不必扮演“家父”角色，偏重于某一方主体。但是这一思维模式，在进入现代民法时代以后，尤其是在强调弱者或保护弱势群体的社会法思

潮下，不得不予以修正。其中最典型的表现就是消费者权利的设计。

    具体到本文所论述的消费者撤回权来说，在上述消费合同情形中，赋予消费者以撤回权，就在实体权利的设计上表现出了对消费者这一弱势群体的倾斜。但是在另一方面，消费者既然是弱势群体，其弱势就不仅表现在经济实力上无法与经营者对等，更为关键的是，在各种消费合同中，普通消费者判断哪些情形下自己才享有法律上的撤回权绝非易事。而如果消费者不了解自己在哪些情形中享有撤回权，也就无从指望其能运用撤回权来保护自己的权益，撤回权最终也就只停留于一个抽象的法律概念，消费者撤回权规范也将沦为一纸空文，其制度功能的落实更是无从谈起。笔者认为，最简便也是立法成本最低的方法，就是使消费者合同的相对方，即经营者负有相应的告知义务。

    （二）经营者告知义务的构成

    经营者的告知义务或者信息提供义务，在我国立法中，并不陌生。例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19条规定经营者负有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真实信息的义务。类似规定也可见于地方性立法，如《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第19条。需要指出的是，这些规定涉及的经营者告知义务及其告知之内容，仅限于所提供商品或服务本身的情况，而根本不涉及消费者所享有的权利，哪怕是法定性的权利。消费者本身在立法上是被假定为弱者或弱势群体，其不仅对于商品或服务之性质等方面处于信息上的劣势地位，即使就其所享有的权利，也不能期待其知之甚稔。反过来，经营者尤其是上述特定消费者合同下的经营者，更关心法律上的相关规定，其相较于普通消费者，也更善于运用这些法律规定。因此，期待普通消费者自己去知晓有关撤回权的法律知识，无异于将本属于消费者自身防卫的法律武器，变质为经营者对付消费者的工具。此外，确立经营者告知义务的意义，不仅在于使消费者知悉其撤回权的享有，而且还会影响撤回权行使期限的起算。因此，经营者关于消费者撤回权的告知义务，是消费者撤回权制度构成上不可或缺的一项要件。

    对此，德国在其民法典第355条第2款第1句中，要求经营者按照法律规定的要求，告知消费者以撤回权。这一告知义务在德国法学界也曾引起一些批评，认为其不符合市场信息规则。然而，由于撤回权立法目的的实现，依赖于消费者对其权利的了解，而要使其了解该权利，经营者所要付出的成本，不仅要比消费者小得多，而且对经营者来说一般也不会形成不堪忍受的负担。可见说，基于成本与效率的考量，经营者负担告知义务也具有立法上的正当性。[15]

    那么经营者又应当如何履行告知义务呢？根据《德国民法典》第355条第2款的规定，告知必须以书面形式，且根据所使用的通讯手段的要求，清晰、明确地向消费者表明其所享有的权利，并写明消费者发出撤回表示所应指向的人的姓名和地址，以及撤回期限起算的日期。此外，告知过程中还必须向消费者指明，撤回不必提出理由，只要在两周内以文本形式或寄回商品的形式向经营者发出撤回表示即可，并且只要在该期限内寄出撤回表示，即为遵守期限规定，而不要求经营者在此期限内收到撤回表示。同时，若经营者没有按规定履行告知义务，将在撤回权的期限上对其产生不利的后果。由于这一不利后果在经济方面具有相当大的威慑力，因而可以促使经营者主动履行告知义务，而不是侥幸地期待消费者直至撤回期限届满仍不了解或知悉撤回权的存在。[16]

    由于这些关于告知的规定十分复杂，实践中可能会发生经营者的告知行为实际上不符合法律规定，而经营者对此却不知情的情况。因此，为了保障消费者能够获得足够的关于撤回权的信息，同时也为了帮助经营者正确履行告知义务，德国司法部在2002年的《民法典信息义务条例》中制定了一个告知模板，对各项应告知的内容进行了列举，[17]只要经营者按此模板进行告知，即基本上符合告知规定。然而，由于模板规定得十分细致，也引来一些异议，认为它过多地干预了经营者的权利，并且要履行如此详细的告知义务，企业必须通过专业的法律人员来完成。这对于拥有专门法律部门的大企业来说问题不大，但小企业则需专门聘请律师才能完成法定的告知义务，如此必然会提高企业的经营成本。对此模板形式的优劣，目前尚无定论，但其至少可以给我国的将来立法，提供可以借鉴的经验与教训。

    四、撤回权的行使期限要件

    消费者撤回权就其法律属性来说，按照通说见解，属于形成权，而且是法定性的形成权。按照形成权的构造逻辑，消费者撤回权自然要有相应的行使期限，也就是要有除斥期间制度来予以配合。这一点在我国理论

界并无争议。有争议的是，消费者撤回权的行使期限，在立法上应规定多长时间方为合适，以及该期限应自何时起算。在此笔者同样先考察德国法情况，然后归纳分析我国法的选择。

    （一）德国法情况

    在德国法上，撤回权行使期限有两种，即一般期限和延长期限。对于一般期限，《德国民法典》第355条第1款第1句统一规定为14天，并自经营者正确履行了撤回权告知义务之日起算。与一般期限相对，延长期限主要是针对经营者未按规定履行告知义务时所采取的制裁性措施。德国2002年初的债法改革，将其规定为6个月，自合同签订之日起算。这一期限已远远长于欧盟各指令的规定。然而，其后欧洲法院在涉及上门交易之海宁格（heininger）判决中，严格适用欧盟上门交易指令的规定。而该指令仅规定了7天的一般期限，自经营者履行告知义务之日起算，而没有规定最长期限。对此，欧洲法院解释认为，只要经营者没有告知，期限即不起算，因而也就不消灭。[18]欧盟指令与德国法规定间存在的不一致，迫使德国于2002年8月在原有规定之上又增加了一项新内容，规定如果经营者未履行其告知义务，则撤回权不消灭。新规定在适用上不限于上门交易合同，而是针对所有赋予消费者撤回权的情形，其结果是德国法反而比欧盟法走得更远。虽然这大大提高了对消费者的保护水平，但其所付出的高昂代价是使交易安全受到了极大的威胁。[19]举例来说，如果合同已履行完毕十余年，消费者的其他权利如瑕疵担保请求权等早已超过诉讼时效，而按此规定此时消费者却仍可以行使其撤回权，那么此时的消费者是否仍值得如此过重的保护，在法政策上就不无疑问；[20]且对经营者来说，即使经过相当长的时间，经营者也无法确定，已履行的合同是否最终有效；[21]再者，对消费者来说，经营者的告知也并非是其获得关于撤回权信息的唯一途径。因此，这一新规定在法政策考量上是否妥当，备受质疑。对此，为降低新规定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促进交易的安全与稳定，使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的交易能有最终安全的一天，《德国民法典》又赋予经营者一个事后告知的机会，以便经营者通过这一事后告知，使期限能开始起算，从而避免消费者可能随时行使撤回权所带来的后果。但是，此时撤回权的期限就不再是14天，而是1个月，算是对经营者迟延履行告知义务的惩罚。

    此外，德国法还规定，只要消费者在期限届满前发出撤回之意思表示，即视为已遵守撤回权行使期限的规定，而不要求经营者在该期限之内收到撤回表示。这样规定的目的，无非是为了使消费者能确实享有法律所赋予的撤回权行使期限之利益。

  （二）我国法的选择

    《直销管理条例》第25条第2款所规定的消费者退货权，规定30天的行使期限，自“购买直销产品之日”起算；而《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第28条第3款就上门推销交易所规定的消费者“退回商品”之权利，规定了7天的行使期限，自“买受商品之日”起算。笔者认为，对消费者撤回权应确定多长时间的行使期限，应考虑到我国的实际情况。消费者撤回权制度在我国是一项全新的制度，从认识、理解再到接受，需要一个过程。期限过短，失却保护消费者之意义；反之，期限过长，也会打击经营者积极性，尤其不利于我国初见雏形的市场经济的培育。基于这样的考虑，笔者认为规定统一的14天行使期限，比较适中。[22]

    相较于期限长短问题，更为重要的是行使期限的起算问题。上述两个条例均以消费者“买受商品之日”为起算点的做法值得商榷。其一，何为“买受商品之日”，究竟是指合同签订之日，还是指消费者实际接受商品之日，在理解上会引发歧义。其二，无论是理解为合同签订之日，还是理解为实际接受商品之日，均难以体现消费者撤回权的制度宗旨，甚至会使其制度宗旨落空。

    如上所述，赋予消费者以撤回权，是以消费者弱势地位之假定为前提，并且该假设前提还贯穿在撤回权制度之构成上，也就是假定消费者对于撤回权本身信息与知识之掌握也处于劣势地位，从而不得不假手经营者，使其负有向消费者告知并解释其撤回权之义务。而这样的假定，又与撤回权行使时消费者不需说明任何理由的构造，形成逻辑上的统一体，并前后呼应。但一旦将经营者告知义务纳入撤回权之要件，那么经营者告知义务要件之意义，也就不限于其自身，其还会影响到后续行使要件的设计，亦即撤回权行使期限的起算点必然要以经营者告知义务之履行完毕为准，否则，这两项要件之间就会产生冲突与矛盾。基于这样的分析，笔者认为，消费者撤回权行使期限之起算点，在我国立法上的选择，应是经营者履行告知义务之日。

   

; 在这一思路下，遗留的问题是，倘若经营者未履行其告知义务，那么撤回权行使期限又该如何起算呢？就这一问题，笔者认为，我国将来的立法，不应如德国法那样走得过远，而应以消费合同签订之日起算，规定6个月左右的撤回权最长存续期限，同时借鉴德国法的做法，赋予经营者事后告知的机会，并将此时撤回权行使期限，由通常的14天扩展至1个月。

    五、撤回权的行使方式要件

    只有符合上述各项要件，消费者才可以行使其撤回权。撤回权的形成权属性，也决定了其行使应遵循形成权行使的一般规则，亦即消费者只需单方面向经营者作出撤回的意思表示，而不需要经营者方面的意思参与。但是就消费者撤回之单方意思表示，是否还存在一些特殊性的构造呢？就此分析如下。

    （一）撤回权的行使不需说明理由

    与意思表示瑕疵制度上的普通撤销权不同，消费者在行使其撤回权时，不需要说明任何理由，更不必举出证明其撤回理由的证据。这一点是消费者撤回权制度最本质的特征，也是消费者自该权利制度中最受实益的地方。之所以采取所谓“无因撤回”的构造，恰是因为消费者在上述特定消费合同情形中，其合同决定自由被假定为受到侵害或有遭受侵害之危险，而不考虑在具体的个案情形下其意思决定自由是否真实地存在瑕疵。这不仅在德国民法中有明确规定（《德国民法典》第355条第1款第2句），而且也被我国若干地方立法所采纳。[23]我国学界对此也持肯定意见。实际上只要想想学者以及媒体高度渲染的消费者“后悔权”概念，就可以推知同样的立场：如果“后悔”背后还需要附具理由的话，那么这“后悔”就不再是一种“权利”了！此外，考虑到我国普通消费者法律知识水平的实际状况，如果消费者在其表示过程中，未明确表明或写明“撤回”字样，但能从其表示中得出不再受合同约束的愿望的，那么在解释上应认为成立撤回之意思表示。

    （二）撤回权行使行为的形式问题

    首先，消费者不必通过诉讼或仲裁的方式作出撤回之意思表示。这也是消费者撤回权与意思表示瑕疵制度中的撤销权的另一区别所在。其道理也很简单，即一方面，撤回权的行使不需说明任何理由，本身就要求其行使方式简便易行，若要求须以诉的方式来主张，必然会削弱该制度带给消费者的实益；另一方面，撤回权是为普通消费者量身定做的特殊制度，面向特定种类的日常性消费行为，以诉讼的方式行使要求，必然导致不可估量的制度成本。

    其次，撤回权的行使，是否需要符合一定的书面形式要件呢？目前我国所确认的消费者撤回权情形仅上门推销合同和直销商品合同，并且两者还是以“退货”或“退回商品”来表现撤回权的存在。因此，消费者直接向经营者发出意思表示来表述其撤回权的，在我国法上尚无规定，因此，撤回表示是否须采取书面形式，在我国法上欠缺规范依据。“退货”或“退回商品”固然是撤回意思表示的一种方式，但将撤回权的行使局限于“退货”或“退回商品”方式，显然不利于消费者权益的保护，更有违消费者撤回权制度之宗旨。特别是依本文上述之分析，当消费者撤回权在将来适用于邮购销售、电视或电话销售、互联网销售、商品房销售、消费者信贷等消费合同时，“退货”或“退回商品”方式就更见其缺陷，同时也就更需要直接向经营者发出撤回意思表示这一撤回权行使方式。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行使其撤回权，是否须采取书面形式呢？《德国民法典》第355条第1款第2句就此情形，规定须采取文本形式，亦即以书面文件或以其他可以以文字形式重复显示的方式（《德国民法典》第126b条），如电子邮件方式，且必须明确写明撤回人，并要求在文本末尾署名，或以其他方式使经营者能够了解撤回人是谁。笔者认为，这一做法值得参考。具体来说，就邮购销售、互联网销售、商品房销售、消费者信贷等消费合同来说，其合同本身就是书面形式或者文本形式，而且经营者为履行其撤回权告知义务，也有采取文本形式的必要。同时，要求消费者在行使其撤回权时采用相应的文本形式，对于消费者的维权，也并不构成很大的负担与成本，更何况在立法政策上还有将这一部分成本转由经营者承担的选择余地。然而，存有疑问的是，在电视或电话销售情形中，是否也需要采取文本形式。对此，笔者认为，鉴于目前普通消费者的消费能力，可以采取电话通知的方式，至于电话通知不易保存证据，容易产生撤回权是否已行使的争议，不妨通过使经营者负担举证责任的方式予以化解。

    最后，消费者也可以通过“退货”或“退回商品”，乃至寄还商品的方式，来行使其撤回权。但要注意的是，无论是退货还是寄还商品，原则上均

是撤回权行使的一种选择方式，与直接作出撤回意思表示之方式具有同等效力。消费者有权于其中选择对自己最为便利的行使方式，而经营者不得单方面将撤回权行使限定于某一种方式。此外，消费者选择退货或寄还商品之方式时，由此所产生的费用，原则上应规定由经营者承担。[24]

    六、结语

    消费者撤回权是现代民法因应现代市场发展以及弱者保护思潮所构造的新制度，与传统民法的固有原则与体系存在价值理念上的冲突。德国民法的经验告诉我们，应谨慎对待消费者撤回权制度，不可使其泛化。而如何防止其弊端，将其约束在适当的适用范围之内，其不二法门，就是在理论与立法上精心而准确地设计并规定其构成与行使要件，而这也是本文尝试与努力之所在。

 

 

 

注释:

  [1]蔡小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将大修保护精神商品消费》，资料来源：http：//news．sohu．com/20090610/n264435851．shtml，访问日期为2010年6月10日。

  [2]笔者认为，“后悔权”并不能准确表达消费者这一权利的内容与特征。基于这些考虑，笔者借鉴德国法的做法，使用“撤回权”概念。当然，笔者所论述的消费者撤回权，与合同要约之“撤回”（《合同法》第17条），制度旨趣迥异，不应混淆。

  [3]至于英美法上颇为相当的制度，为“冷却期”制度，参见周显志、陈小龙：《试论消费者信用合同的“冷却期”制度》，载《法商研究》2002年第5期；田毅、崔彬：《美国网上零售中消费者退货制度保护的经验与借鉴》，载《消费经济》2008年第5期。

  [4]参加迟颖：《论德国法上以保护消费者为目的之撤回权》，载《政治与法律》2008年第6期；金励：《消费者商品交易反悔权之研究》，载《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5]正因为这一层顾虑，消费者撤回权在德国法上，经四十余年学理与司法实践不断反复的质疑与祛疑，才于2002年最终被纳入民法典，参见mankowski，beseitigungsrechte，tuebingen 2003，s．108 f。

  [6]drexl，die wirtschaftliche selbstbestimmung des verbrauchers，in：jz 1998，s．1046，1050 f．

  [7]参见张学哲：《消费者撤回权制度与合同自由原则》，载《比较法研究》2009年第6期。

  [8]参见《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第28条。

  [9]参见《河南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第10、27、17条。

  [10]值得注意的是，1996年《辽宁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第12条规定：“消费者对购买的整件商品（不含食品、药品、化妆品）保持原样的，可以在7日内提出退货；经营者应当退回全部货款，不得收取任何费用。”这是地方立法中最为积极的大胆尝试。但2004年实行新的《辽宁省消费者权益保护规定》，却废除此举，颇为遗憾，参见金励：《消费者商品交易反悔权之研究》，载《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11]参见吴鹏宵等：《浅谈消费者是否需要反悔权》，载《现代经济信息》2009年第15期。

  [12]参见金励：《消费者商品交易反悔权之研究》，载《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13]《德国民法典》第355条第1款第1句因此明确规定，消费者通过撤回其合同意思表示，而不再受该意思表示的约束。

  [14]相关立法例，可参见《德国民法典》第357条。

  [15]mankowski，beseitigungsrechte，tuebingen 2003，s．191

  [16]fischer/machunsky，haustuerwiderrugsgesetz kommentar，§2 rn．54，2．aufl．1995．

  [17]德国联邦司法部于2002年8月对德国民法典信息条例进行的第二次修订，bgbl i 2958。

  [18]欧洲法院关于heininger案的判决，rechtssache c－481/99。

  [19]palandt/heinrichs，bgb kommentar，§355，rn．14；staudinger/kaiser，

bgb kommentar，§355，rn．51．亦见timmerbeil，der neue§355 ii bgb—ein schnellschluss des gesetzgebers？，in：njw 2003，s．569，570。

  [20]timmerbeil，der neue§355 ii bgb—ein schnellschluss des gesetzgebers？，in：njw 2003，s．569，570．

  [21]政府草案论证，载bt－drucks．14/6040 198，168。

  [22]持相同看法的有彭玉旺：《论消费者撤回权及其制度重构》，载《北华航天工业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

  [23]最为典型者，如《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第28条第3款之规定：“……不需要说明理由，……。”

消费者知情权论文篇5

关键词 网络消费者 知情权 保护 完善

中图分类号：D912.29 文献标识码：A

1我国目前侵犯网络消费者知情权的主要表现

1.1经营者提供的信息不完全

商家对消费者的咨询不予回复，物流、售后服务信息不完善等等，诸如此类的侵犯网络消费者知情权的事例不胜枚举。在网络消费过程中还会出现物流信息不明确的现象，例如，在商品下方显示商品包邮，但在付款时却将邮费算进总费用当中，商品发货后却一直不显示物流信息等等。

1.2商品或服务信息失真

在现实生活中，许多经营者会通过不真实的商品信息，误导消费者做出不正确决定。例如，美化过的图片或者夸张的文字信息虚假渲染商品信息的手段来掩盖商品本身的质量，性能甚至是瑕疵，还有的经营者通过虚报商品原价来侵犯消费者知情权。

1.3对商品的评价失实

目前，我国网络消费评价机制存在许多问题。一是“刷信誉”现象严重，甚至已经形成了一条产业链，刷信誉即指经营者通过一些特殊手段，让非消费者在网络交易并未发生的情况下，对自己做出好评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侵犯了网络消费者的知情权，另外就是恶意差评现象。

2我国目前对网络消费者知情权的不足

2.1对网络经营者的信息披露义务规定不充分

一方面，我国对于经营者应当披露网络服务或者产品的相关信息的规定比较多，但是关于网络经营者条件信息披露的规定却不充分；另一方面，我国对网络交易中经营者披露信息的方式的相关规定也并不多见。

2.2缺少经营者答复义务的规定

我国现行法律只是对消费者知情权做出了非常宏观的规定，特别是对网络消费者的保护，更是少之又少。虽然现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等，对经营者答复义务的范围有一定涉及，但对于确定经营者答复义务的标准以及违反答复义务所应该承担的法律责任却没有做出规定。

2.3举证责任分配不合理

我国目前并没有专门的关于解决网络消费纠纷的举证责任分配的立法，网络消费者知情权受到侵害后，争议双方应依据一般规定实行“谁主张、谁举证”，但是在网络交易中，网络消费者无论在技术上还是实力上，都处于不利地位，其要想举证是非常困难的。因此，“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在这种情况之下的适用就不仅不利于维护网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反而变成了损害其知情权的打手。

2.4网络经营者信用评价体系不完善

网络经营者信用评价体系对网络消费者的知情权来说，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目前，我国的网络交易第三方平台为网络消费者提供了信用评价体系，但是由于第三方平台与网络经营者存在着诸多的利益关系，而且评价系统相对简单，存在一定的漏洞，网络刷信誉，刷好评现象屡见不鲜，甚至具有了一定的产业规模，故而由第三方平台建立的网络经营者信用评价体系实际上并没有起到其应有的作用。

3完善我国网络消费者知情权保护的思考

3.1建立网络交易先期信息披露制度

扩大经营者一定要向消费者提供信息的主要内容的范围。一方面，披露内容应包含网络交易所特有的且必须提供的信息，如经营者自身、交易平台的有效信息等等。经营者或者交易的第三方平台还应明确地提供当发生纠纷时，纠纷解决的方法，以更加充分地保障网络消费者的知情权；另一方面，要保证经营者的信息披露义务必须在交易完成之前履行，以保证网络消费者在充分行使知情权的前提下从事消费行为。

3.2完善网络消费纠纷中的举证责任制度

适当地减轻网络消费者在知情权纠纷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可以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加大经营者举证责任，以保护弱势一方的权益。由作为信息、技术相对优势一方的经营者更多地去承担举证责任。

3.3规定网络交易第三方平台的义务与责任

把第三方平台责任在法律中加以规定，通过法律规范来加大第三方平台保护网络消费者知情权的责任，还要加大对交易中不法行为的惩处力度。从而使网络消费者知情权得到更加充分的保护。

3.4健全网络经营者信用评价制度

（1）可以引入中立的第三方评价系统，将独立于经营者与网络交易平台的第三方评价机构作为自有评价系统的补充，可以让网络消费者对商品有更加真实的了解，理性的判断，从而保证网络消费者知情权的行使。

（2）可以实行网络消费者实名制消费，实名制评论，可以减少网络经营者以及恶意消费者钻技术空子，做不实的信用评价。

（3）必须通过规定经营者作弊责任以及第三方平台的监管责任来严格规制不实的信用评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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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知情权论文篇6

论文关键词 消费者 知情权 法律保护

一、案例

西安的陈女士在观看电影《唐山大地震》时,因放映之前耗费了很长的时间播放片头广告而感到非常的气愤,随后便将电影发行方与电影院一同告上了法庭;雁塔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电影院退还陈女士电影票款35元。法院在一审中认定侵权行为成立。

2010年7月22日,陈女士在西安保利博纳影城观看11时55分的影片《唐山大地震》,但届时影城并未如约播放电影《唐山大地震》,而是先播放了很长的一段植入性广告。2010年10月9日,陈女士因不满影城放映广告的行为而将西安保利博纳影城、发行方华谊兄弟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及版权方一同告上了法庭,诉讼请求要求被告退回电影票所花费的金额35元,并赔偿其精神损失费1元。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陈女士与被告西安保利博纳影城之间已经形成了消费合同关系,被告电影城在提供影片放映服务的过程中,应当严格按照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之规定,对其实施履行义务;据国家广电总部2004年颁发的关于贴片广告管理文件之精神,明确规定被告不得以任何理由未经版权方的同意随意植入贴片广告。根据前两款之规定,被告西安保利博纳影城不仅存在着随意植入贴片广告,而且还在影片放映之前没有对消费者尽到告知的义务,即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被告这一行为,导致原告被迫观看长达12分钟的广告,因此西安保利博纳影城应当向消费者陈女士承担侵权责任和违约责任。基于此,法院一审判决被告西安保利博纳影城退还原告陈女士35元,但对陈女士提出的其他诉讼请求予以驳回。

在该案宣判以后,法院虽然驳回了原告陈女士的其他诉讼请求,但是仍然以司法建议的形式向被告方提出了进一步完善服务制度的司法建议。其内容是:本案在审理陈女士诉西安保利博纳新天地影、版权方以及华谊兄弟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中,发现在电影贴片广告播映中存在违反《关于加强影片贴片广告管理的通知》相关规定,尤其是任意地搭载各种贴片广告,最终导致贴片广告用时过长,同时对所播映的贴片广告没有对消费者尽到全面的告知之义务。基于此,本法院建议在以下两个方面加强重视:第一,停止在电影《唐山大地震》播放之前植入贴片广告;第二,积极履行广告播放前的告知义务,告知方式可明确表示在电影票的下面,尤其是影片放映的时间、贴片播放时间及片长,同时还可以以店堂告示、网站以及咨询电话等方式予以公示或者明示。

法院一审宣判完毕,陈女士收到判决书后对判决结果表示很满意,她说:“虽然法院并没有完全支持我所提出的所有请求,但是仍然确认了被告承担违约和侵权责任,判令其退还电影票费、要求被告承担诉讼费用,这对类似诉讼的消费者维权有着示范意义。”陈女士还说:“如果电影院再无视消费者权益,诉讼中将承担败诉风险。相信今后电影放映方贴片广告的行为将受到更多约束,法院就该案发出《司法建议函》,进一步对贴片广告行为做明确要求,使商家更加重视消费者的权益保护。”

由该案我们可以看出,作为消费者,人们的维权意识在不断的增强,法院等司法机关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责任也得以落实。需要注意的是,本案的陈女士其实是一名律师,对于作为一名消费者其对自己的知情权有一定的敏感性,可是如果变成其他的人、不懂法律的人,可能也就没有这种利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权益的意识。在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侵权行为,尤其是消费者对自己的知情权并不在意,甚至不知道那是一种怎样的权益,因此加强对消费者知情权的法律保护研究,具有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

二、当前存在的消费者知情权侵权现状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8条之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消费者有权根据商品或者服务的不同情况,要求经营者提供商品的价格、产地、生产者、用途、性能、规格、等级、主要成份、生产日期、有效期限、检验合格证明、使用方法说明书、售后服务,或者服务的内容、规格、费用等有关情况。”但实际中我们却看到很多形式的侵权案件,总结之,主要表现为以下类型:

(一)没有向消费者尽到全面告知的义务

消费者张某,于2011年6月28日在某婚纱影楼拍写真照片,影楼的服务员热情地为其推荐了一款1888元的方案,并带其参观了影楼中的上千套各式各样的婚纱礼服。张某感到非常满意,随即交付定金并签下了订单,并在订单中注明了影楼将为其提供8套精品礼服。2011年7月2日,张某与朋友相伴前去影楼试装,接待她的服务员告知其上次看到的那些婚纱中实际上只有十几套是订单上确定的“精品礼服系列”,而其它的几套婚纱均是VIP会员礼服,如果想选择这些礼服,则每套要加收100元使用费。至此,张某认为自己已经上当,于是要求影楼退还定金,随后遭到拒绝;张某将影楼告上了法庭。针对该案件而言,影楼未向消费者尽到 全面的告知义务,这与商家在其所做的活动中注明的“本活动最终解释权归商场所有”情况相类似,客观上来说它是一起典型的侵犯消费者知情权案件。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8条之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而在本案中,作为被告方的影楼在为消费者张某提供摄影服务过程中,故意隐瞒“精品礼服”与“VIP会员礼服”的差别以及服务费用,并带领消费者张某参观了上千套实际上其并不能享受服务的精品礼服,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诱导张某与之签订订单,该行为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之规定,尤其是侵犯了消费者张某的知情权。

(二)向消费者提供虚假信息

所谓向消费者提供虚假信息,主要是指通过虚假的广告宣传,来误导消费者,并向消费者传达虚假的信息,这也是侵犯消费者知情权的一种方式或手段。对于此类的侵权行为,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便是医药品和保健品销售,在这些领域中的很多产品,其功能宣传与价格信息都存在着一定虚假成分。比如,某商场为处理其库存尾货,对羽绒服等商品进行促销活动,其制作的宣传广告中称,某年某月某日至某年某月某日为促销期,在该期间购买指定商品可享受买100送50的优惠服务(其中所赠送的50元是代金券)。然而,事实上却并非如此,消费者购买某羽绒服后获赠代金券再去消费时,意外地发现该商场大厅中有一则告示,对该代金券的使用增加了2个额外的条件,即必须购买某品牌的羽绒服方可使用该代金券;必须购买商品总数达到了2000元,所赠的代金券才可以冲抵50元人民币使用且每件商品不能使用3张代金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之规定,该商场的行为不仅严重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而且还侵犯了其自主选择权。

(三)向消费者告知信息不完全

据调查显示,商品信息不完全告知是当前很多经销商惯用的一种侵害消费者知情权的手段和方式,尤其是在商品实际交易过程中,经销商经常会通过大肆地宣传其所售商品、所提供的服务之优>！交通事故,并存在着修理痕迹的汽车。于是王先生非常气愤地以欺骗消费者行为为由,将该汽车销售公司告上了法庭,希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之规定,要求其双倍的给予赔偿,最终在查明事情真相的基础上,法院支持了王先生的这一诉讼赔偿请求。就该案例来说,它是一起非常典型的不完全告知侵害行为,侵犯的是消费者的知情权;汽车销售公司销售汽车的过程中,只是告知了王先生该车的使用性能及优点,但没有告知其该汽车已经经过了修理这一事实,因此在告知义务上没有尽到责任,属于告知不全的侵犯知情权行为。

三、加强消费者知情权的法律保护策略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只有这部法律是难以真正落实的,要知道一部法律制度真正落实的意义要远远大于其存在的价值。基于此,还要制定一系列法律制度予以配合使用。

(一)加大消费者权益保护力度

近年来,虽然我国政府及相关部门已经加大了对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力度,先后制定了《产品质量法》及《反不正当竞争法》,但从实践来看略嫌不够。基于此,应当进一步加大消费者的权益保护力度,加重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法律责任,并从法律上规定有利于消费者的民事制度,比如无过错责任制度以及举证责任倒置制度。目前来看,很多企业总是依靠其市场垄断地位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滥用其市场绝对优势向消费索取不合理的价格,甚至存在着强迫买卖的不公平交易现象。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当前我国多数企业的经济性质已经发生了转变,不再是服务于大众,而是谋取高额利润。在这种社会现实条件下,只靠传统的道德束缚已经很难真正地解决消费者知情权受侵害这一问题,必须加大消费者权益保护力度,尤其要在法律法规的制定与落实上下功夫。

(二)建立和完善消费者保护组织或机构

目前来看,世界各国基本上都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机构,而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甚至还为消费者专门设立了各种保护协会,落实情况也非常的好。反观国内情况,虽然也有消费者保护机构,但都是由政府机构组织开展,并且也多由政府相关部门监管,实际上并没有一个代表政府专门承担保护消费者利益的机构。在这样的条件下,政府各部门会对实践中发生的问题相互推诿,最终没有一个部门或机构承担责任,侵犯消费者知情权等权益的行为得不到真正的制止,最终只能不了了之。

(三)加强监督,进一步保护消费者权益

为保护消费者的权益,要充分发挥相关媒体的监督作用,通过广播、电视以及网络媒体等媒介,定期或不定期地对产品质量进行抽检和曝光,给经销商一种比较强大的舆论威慑力。同时还可以推行举报有奖制度,即发动广大消费者,积极地参与到市场监督活动中来,对于发现的侵权问题,及时地予以曝光,通过强大的社会舆论,对商品来一次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洗礼。对于相关政府部门而言,应当不断加强对销售者营业执照的管理,尤其是关系到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的商品或服务,更要严格的把关。

四、结语

消费者知情权论文篇7

[论文摘要]知情权是消费者的一项基础性权利，是消费者取得其他权利的重要保障，是消费者完成自身消费活动的前提条件。消费者知情权的义务主体不再局限于传统的义务主体——生产经营者，在一些公用企业的公益性服务合同中，政府作为一种特殊的义务主体，其在消费者特殊领域的消费活动中的特殊地位不容忽视。此外，媒体以及其他组织也承担着越来越多的消费者知情权义务。

[论文关键词]消费者知情权 义务主体 消费者

一、前言

消费者知情权是消费者获取法律规定的商品和服务有关信息的权利。它是消费者取得其他权利的重要保障，是消费者维护其在消费过程中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实现公平交易、自由选择的前提条件。消费者只有在知情权得到有效保护的情况下，才能妥善选择商品、服务以及交易对象，减少因信息不对称而给处于弱势地位的消费者带来权利损害。在一般的有关消费者促销费活动的民事合同中，生产经营者在市场交易过程中处于一种信息优势地位，再加之消费者自身知识的匮乏和能力的限制，使得消费者处于一种自然弱势地位，法律虽然有规定经营者披露产品信息的义务，事实上他们往往难以客观公正的将产品所有有用信息告知消费者。在特殊的消费者消费活动，主要是与政府有密切关系的公用企业产生的公益性服务合同中，消费者处于一种更加弱势的地位，交易的另一方不仅仅是处于行业领先甚至市场垄断地位的公用企业，往往还包括国家或政府施加的力量，使得这种合同具有特殊性，公用企业当然有披露产品信息的义务，但是国家或政府在这一合同中的地位值得探讨，在一些情况下，比如国家或政府推出一些政策要求这些企业临时做出调整，那么其应当与其政策所涉及的相关企业共同履行相应的告知义务，以保障消费者的正当权益。这时，市场活动中，消费者知情权的义务主体不再限于生产经营者，还包括行政主体等。

二、消费者知情权的历史考察

知情权，又称了解权或咨讯权，一般认为是由美国新闻记者肯特·库伯在1945年的一次演讲中首次提出的，其基本含义是公民有权知道他应该知道的东西。作为保护和扩大新闻自由的护身符。知情权是一个逐步被大家接受的过程，由萌芽到发展以致后来的完善，无不是社会公众与掌握信息的一方力量做斗争的结果。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和二战后市场秩序的完善，知情权逐渐被引入到市场经济领域，将知情权引入消费者领域的，是美国前总统肯尼迪，他在1962年3月15日做的《关于保护消费者利益的国情咨文》中提到消费者的4大权利，其中之一便是消费者知情权。作为当时经济最为发达国力最为强盛的美国，其国内市场的一举一动都为世界所关注，肯尼迪提出的消费者权利保护问题当然也受到世界范围的关注。1964年，国际消费者组织联盟提出了包括消费者知情权在内的消费者8大权力。此后一部分发达和发展中国家通过立法保护各项消费者权利。1985年4月联合国大会通过了《联合国保护消费者准则》，将“使消费者获得足够的资讯，能依其希望及需要作出之情的选择”的权利进行确认，这也标志着消费者知情权的保护得到了世界范围内的认可并不断扩充消费者的正当权益。我国1993年制定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言明消费者包括知情权在内的9项权利。其中《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八条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消费者有权根据商品或者服务的不同情况，要求经营者提供商品的价格、产地、生产者、用途、性能、规格、等级、主要成份、生产日期、有效期限、检验合格证明、使用方法说明书、售后服务，或者服务的内容、规格、费用等有关情况。”

知情权作为消费者享有的一项基础性权利，是消费者完成自身消费活动的前提条件。对消费者知情权的保护能够起到事先控制消费风险的作用，改善消费者在信息不对称状态下的不利地位，从而防患于未然，尽可能避免消费者为了解决消费纠纷而耗费不必要的人力和物力。因此，对消费者知情权应该更多地体现为事前的保护，而非事后的救济，否则有违法律设置知情权的初衷。对消费者知情权的事前保护除了要求生产者、经营者履行相关交易信息的披露义务之外，还要求政府积极发挥作用，加强市场管理，及时为消费者提供真实的消费信息和必要的消费知识。

三、消费者知情权的义务主体

（一）生产经营者

生产经营者即商家是消费者知情权中最传统的义务主体，自古代法买卖契约中存在的卖方应如实告知所出卖之物使买方知悉标的物的必要情况开始，商家就成为最早的消费者知情权义务主体。商家的义务主要集中在以诚实信用为核心的告知义务、瑕疵担保义务等，这一时期还没有形式意义上消费者知情权，消费者知情权隐含在民事法律关系中的“诚实信用原则”里。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义务主体的商家告知义务范畴极广，也是个发展中的概念，《罗马法》时代的瑕疵公示早已不能满足现代法律要求，告知义务不仅要说明商品潜在的隐患，而且要依法将商品原料构成、加工方法等给予公示，诚然商业秘密和知识产权同时也是对告知义务的合理限制。商家作为义务主体，除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规定的义务外，还应当承担社会责任，比如，使用新型节能材料、采用降低污染的生产方法等。

（二）政府

政府作为一个特殊的消费者知情权的义务主体，越来越为公众所重视，作为义务主体的政府在消费者知情权中扮演着三重角色。首先，政府在国有公司中的角色是股东；政府作为国有企业的股东之一，有参与国有企业决策的权利，现实中政府较少参与国有企业制定具体的经营策略，主要由企业的直接管理者来制定和实施。然后，政府在《产品质量法》中的角色是监督者；作为一个监督者角色的政府，往往由于其控股的国有企业就是某一领域标准的制定者，其监督者的角色在这一方面大打折扣，往往更多地监督一些民营企业而缺少对大型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监督管控。最后，政府在现代消费者知情权保护中扮演主要的义务主体。随着经济的深入发展和政府职能向服务型转变，政府在现代消费者知情权保护中扮演者越来越重要的义务主体。作为义务主体，也就意味着要承担义务缺失时应当承担的责任，政府也不例外，特别是与政府关系密切的公用企业，其对社会公众的影响最大，关系最为紧密。

据国家工商总局消费者权益保护司介绍，公用企业侵权是目前消费者反映的一大热点问题。如邮电通信企业强行为用户配发电话机并收取不合理费用，电力部门强迫用户购买其指定的电表并强制最低消费，自来水公司强迫用户购买其指定的给水设备和水表，手机通讯价目繁多且价位居高不下，航空服务晚点频繁而不承担相应损害赔偿责任，天然气价格制定过程不合理……各种垄断行为严重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公用企业自身有履行对消费者知情权的义务，同时，政府对这些公用企业施加的政策性规定也应当履行好对消费者的告知义务，以保证消费者的知情权。

（三）媒体

媒体不仅在现代社会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作为最新发展起来的义务主体在市场经济活动中也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首先，媒体是消费者知情权主要的公示者；然后，媒体是商家主要的广告商，成为商家重要的利益体；再次，媒体是知情权重要的监督者，肩负着保障消费者权益咽喉的作用；最后，媒体是消费的重要引导者，如《消费导报》、《购物指南》等。虽然媒体是消费者知情权的义务主体，但是，其不同的行为所承担的法律后果是不同的。媒体出于社会公益，对一些市场上的产品进行深入介绍时，造成的消费者权利损害不应当承担责任；但如果是为了利益，对产品进行广告宣传，由此造成的消费者权利损害，相关媒体是要承担责任的。

（四）其他组织

主要包括非政府组织，如消费者协会、各种公益性组织、民间组织等。这类组织在维护消费者权利的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他们作为消费者知情权的义务主体，更多的是一种公益性质的主动的来承担保护消费者的义务，不是法律强制规定的。政府应当承认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培育民间力量，将对生产经营者监督的一部分职权转移给社会力量，自身集中精力于宏观事务。

四、结语

消费者知情权论文篇8

［关键词］消费者 知情权 保护

［中图分类号］D922.2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0）11－0011－02

消费者知情权制度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形成和演变是由整体社会制度的演变决定的，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变化的过程。由于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及民族传统习惯的不同，其所采的消费者知情权制度也不同。但在当今世界，促进生产者与消费者地位平等，维护消费正常秩序，保护消费者的利益及交易安全，已成为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立法原则和目的。社会发展进步的过程就是立法不断完善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在保持我国的民族传统和考虑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同时，也应借鉴各国先进的法律制度和立法观念，以更好地维护交易双方的合法权益及社会公共利益，服务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从而提高我国的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立法水平。

一、消费者知情权的基本含义

（一）消费者知情权的含义

消费者的知情权，是指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消费者有权根据商品或者服务的不同情况，要求经营者提供商品的价格、产地、生产者、用途、性能、规格、等级、主要成分、生产日期、有效期限、检验合格证明、使用方法说明书、售后服务，或者服务的内容、规格、费用等有关情况。”相对应的是经营者的告知义务。根据我国《消费者权利保护法》规定，消费者的知情权主要包括以下几层含义：消费者有权要求经营者按照法律、法规规定的方式标明商品或服务的真实情况；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时，有权询问和了解商品或者服务的有关情况；消费者有权知悉商品或者服务的真实情况。

法律之所以赋予消费者知情权，是有其特别考虑的。从消费者消费的实际过程来看，充分了解商品或者服务的真实情况，是使消费者产生消费冲动的重要诱因，是消费者进行安全正确的消费所必不可少的认识和前提。消费者只有对商品或服务的真实情况有所知晓，才能对商品和服务是否能满足其现实的消费需要做出正确的判断，才能做出令消费者自身满意的消费选择，才能有效地防止消费安全事故。在通常情况下，消费者不会购买他一无所知的商品或接受他不了解的服务。而现代社会商品和服务的日益丰富和多样化，使一般消费者很难对必需的商品或服务有一一深入的了解。为了保护消费者，不使其因对商品或服务项目的信息缺乏必要的了解而盲目消费或遭受不应有的损失，法律赋予消费者以知情权。即便是在合同签订时，一方也有权了解另一方所提供的商品或服务的真实情况。如果隐瞒真实情况，或提供虚假情况与信息，则构成欺诈。这是因为消费者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是民事行为。民事法律行为应当具备的条件之一是“意思表示真实”，而一方以欺诈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所为的民事行为是可撤销行为。因此，如果经营者经营伪劣产品而未告知消费者实情，消费者完全可以请求撤销该行为。而且，消费者的知情权不仅仅表现为一种民事权利。在消费者和经营者之间没有合同关系，而消费者使用商品时，这项权利对消费者更为重要，因为这时消费者并没有机会询问经营者有关商品的情况。如果经营者不采取措施在商品上标明使用方法与注意事项，就更容易对消费者的人身、财产造成损害。

（二）消费者知情权的内容

根据商品或者服务的具体形态的不同情况，对有些商品的各类信息情况没有必要面面俱到，而对于另一些商品和服务其应当披露的信息则可能超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八条第二款所规定的范围，其具体内容应当依据不同商品或者服务具体分析权衡决定。总之，凡是消费者在选购、使用商品或服务过程中与正确的判断、选择、使用等有直接联系的信息，消费者都应有权了解。具体说来，消费者知情权的内容大致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1.关于商品或者服务的基本情况，包括商品名称、商标、产地、生产者名称、生产日期等。

2.有关技术状况的表示，包括商品用途、性能、规格、等级、所含成分、有效期限、使用说明书、检验合格证书等。

3.有关销售状况，包括售后服务、价格等。

二、依法保护消费者知情权

（一）提高消费者的维权意识

消费者要充分保障自己合法权益要加强维权意识, 许多消费者为了避免麻烦也就听之任之，认为没有必要为了几元钱的小事大动干戈。一些经营者抓住消费者这样的心理，不断侵犯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知情权是法律赋予消费者的一项权利，加强维权意识,用法律的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消费者如何提高维权意识,我认为,消费者应该做到,只要有侵害消费者权利的事情出现,消费者都应该用法律或去消费者协会保护自己。平时多看一些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之类的法律书籍,来丰富自己的法律知识,以备受到侵害时不知如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多参加一些法律知识方面的培训,多看一些案例,以备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时还不知道。

（二）司法保护

按照我国《宪法》和有关法律规定，人民法院是国家审判机关，负责各类案件的审理工作，包括民事、行政及刑事的。它是保证消费者诉讼权利得以实现，维护合法权益，打击侵害消费者合法知情权益的违法犯罪活动的重要工具。 当消费者知情权受到侵犯时,包括因经营者违反约定义务而对消费者进行欺瞒,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诉讼，选择司法救济方式解决消费者知情权争议。而对消费者请求人民法院依法解决的争议，应当按照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进行，既消费者应当按照相关法律规定提讼和参加诉讼，人民法院对符合立案条件的应当予以立案。服务人民、保护人民、急人民之所急是人民法院的基本职能。而且方便消费者提讼是人民法院实现其保护消费者合法安全权益各项措施的基本前提。《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人民法院有义务采取措施，方便消费者的。这样就能使很多消费者在自己知情权受到侵害时能及时拿起法律武器来还击。

（三）行政保护

各级人民政府对消费者知情权保护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国务院和各级人民政府对其所属有关行政部门保护消费者合法知情权的工作的领导、组织、协调及督促。二是各级人民政府对市场经营活动的监督。这就直接能说明了我国政府对保护消费者知情权的重视程度和保护措施。而在人民政府内部因职能不同而有不同的职能管理部门，现在有很多保护消费者知情权的行政管理部门，有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技术监督机关、卫生监督机关、环境保护机关、进出口商品检验检疫机关、各行业主管部门。这些机关通过不同的职能来管理市场、约束市场，保证商品质量，防止假冒产品、虚假广告危害消费者的知情权，而且会通过培训来提高行业管理、监督人员的素质，更好的保护消费者的知情权，做到“以人为本，严格执法，一视同仁，公平对待，维护稳定，提升形象”，使“重小事，为民排忧树形象”的目标落到实处。

（四）消费者协会保护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保护法》，中国消费者协会及其指导下的各级协会履行以下七项职能：1.向消费者提供消费信息和咨询服务；2.参与有关行政部门对商品和服务的监督、检查；3.就有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问题，向有关行政部门反映、查询，提出建议；4.受理消费者的投诉，并对投诉事项进行调查、调解；5.投诉事项涉及商品和服务质量问题的，可以提请鉴定部门鉴定，鉴定部门应当告知鉴定结论；6.就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支持受损害的消费者提；7.对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通过大众传播媒介予以揭露、批评。当消费者的知情权受到侵害时,消费者可以到消费者协会投诉侵害消费者知情权的经营者,消费者协会要及时受理消费者的侵权案,运用自己的权利及时给消费者解决问题。找经营者调查,利用媒体给侵害消费者权利的经营者施加压力。这将是补充法定维权手段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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