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幸福论文范文

消费幸福论文范文第1篇

[摘 要]旅游需求分析是旅游开发的基础。旅游需求差异分析有利于认识旅游市场特征。本文认为差异问题可以转化为分类问题，于是利

>> 中国城市居民旅游需求空间差异及变化研究 城市居民近郊旅游需求特征分析 中国城市居民住房来源构成与省际差异 中国城市居民生活消费现状的调查分析 中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经济分析 中国城市居民着装色彩取向 中国城市居民汽车消费新变化 基于永久收入假说的中国城市居民消费函数的实证分析 城市居民用水需求弹性实证分析 城市居民收入差异影响因素分析 怀化农户融资需求差异分析 城市居民旅游消费结构调查分析 城市居民的徒步旅游模式分析 健康\教育人力资本对中国城市居民收入的影响 中国城市居民家庭财产调查 中国城市居民家庭房产投资行为研究 中国城市居民宜居感受大调查 住房不平等与中国城市居民的主观幸福感 教育程度、收入水平与中国城市居民幸福感 制度变迁与中国城市居民住房不平等的演化特征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中国论文网 > 艺术 > 中国城市居民旅游需求差异分析 中国城市居民旅游需求差异分析 杂志之家、写作服务和杂志订阅支持对公帐户付款！安全又可靠！ document.write("作者：未知 如您是作者，请告知我们")

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摘 要]旅游需求分析是旅游开发的基础。旅游需求差异分析有利于认识旅游市场特征。本文认为差异问题可以转化为分类问题，于是利用人工神经网络的K。honen网络对中国39个城市居民的旅游需求分类，然后考虑了收入、旅游消费占收入的比例、区域旅游供给强度和交通条件4个因素，对各个类，型的城市居民旅游需求特征信息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得到的认识是：(1)从出游率和消费两方面衡量中国城市间居民的旅游需求的确存在类型差别，并且在不同程度上与人均收入有相关关系。(2)人均收入与旅游需求存在相关性，但是不同地区(城市)的人均收入只影响其部分旅游需求。[关键词]旅游需求；旅游需求差异；Kohonen网络[中图分类号]F59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5006(2004)04―0009―05

消费幸福论文范文第2篇

上帝创造经济世界的各种规律,似乎只是为了和经济学家们开个玩笑,让他们白费力气。在经济学领域,人们描述和预测经济世界的能力只是在1800年前后达到顶峰。工业革命后,利用经济模型来预测各国、各地收入和财富差异的能力越来越差。经济学变得更专业化。不断深化的研究生教育,培养了大批对复杂的经济模型和统计方法了如指掌的高水平经济学家。但是,自工业革命以来,我们陷入了一个陌生的新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华丽的经济学理论在回答普通人提出的经济学问题――为什么有些国家富有而另一些国家贫穷?将来世界各国的经济是否都能很好地增长――时几乎没有说服力。

我们的经济世界被各种经济学杂志的论文和著作包围,这些论文和书籍不但没有让我们对事物有更清楚的了解,反而更糊涂了。这些论文和书籍所构建的经济史,基本上没有遵循经济学的主要原理。在历史的洪流中,经济生活的推动力――地理、科技和劳动力效率――似乎与日常经济问题脱节了。

历史证明,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并不能给仍在贫困线挣扎的国家提供多少启示。世界上并没有能保证经济持续增长的灵药,而复杂的经济改革也不能保证贫穷国家的经济能够复苏。事实证明,即便直接的经济援助也并不一定能促进经济增长。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国家实施的能使某些第三世界国家受益的惟一政策,就是对移民开放。

另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事情是,世界大部分地区人口福利的增长――儿童死亡率下降、成年人寿命周期延长、收入分配不均现象减少――并没使我们比祖先更快乐。尽管我强调过,在如今这个时代,收入是影响我们生活水平的重要因素,但是,收入并没有给我们带来多少快乐。

要证明上述观点很简单。我们可以对各国国民发放调查问卷,直接问他们有多快乐或者对现有生活状态的满意程度。尽管这种方法看似非常荒谬、原始,但除此之外,还能用什么方法衡量快乐呢?就单个国家而言,这种问卷的回答都与各种快乐的特征紧密相关。就所有国家而言,收入和快乐程度之间存在很强的相关性。在国家层面上,快乐程度和收入水平之间只有一点细微的联系。

为什么高收入并不能在长期内给各国带来更高的幸福程度?人们作了大量探讨。对此,一个关键的问题是,人们的幸福程度不是取决于收入的绝对水平,而是相对于参照群体而言的相对水平,相对收入是决定人们快乐程度的关键因素。很可能我们生来就不会知足常乐,而总是与身边的人攀比,只有自己做得更好时才会感到快乐。那些知足常乐的人,早在马尔萨斯时代就被淘汰了。

这是否意味着,过去几千年来,科技的巨大进步以及由此带来的人均收入和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没有任何意义呢?罗伯特・弗兰克提出,由于高收入和高消费所带来的快乐程度的增长,是以竞争中失败者的幸福损失为代价的,在所有国家提高收入水平的努力,都是一种社会资源的浪费。因此,应该对在社会地位的竞争中取得胜利的富有者课以重税,以减少这种成本巨大的社会行为。但是,目前关于幸福程度的研究并不能给这种政策建议提供支持。加大富人的税收负担,可能会减少收入分配不均的现象,但并不会提高社会整体的幸福程度。我们需要更多的证据,才能证明收入分配更平均的国家总体上幸福程度更高。

不过,关于幸福程度的研究,研究者发现当今世界的税收政策和马尔萨斯时期比较相似。在马尔萨斯时代,征税以满足统治者奢华的生活方式并没有特别巨大的社会成本。关于幸福程度的研究表明,在现代社会也存在上述现象――如果我们很注重科学研究、太空开发、公共艺术、高品质建筑等公共品,那么,无论经济成本多么巨大,我们还是应该通过征税来为其筹集资金。尽管我们的物质消费会因此减少,我们的幸福程度却不会受到太大影响。

世界经济史充满了令人不解、出人意料的谜团。我们是谁以及我们的文化是怎么形成的,是世界经济史永恒的主题。如果不能真正理解(或者至少略微了解)这两个问题,我们就不能号称是地球上最聪明的生物。这两个问题就是:在历经1000多年的蛮荒之后,我们是怎么达到如今物质极度丰富的状态的?为什么仍有那么多国家无法登陆这片乐土呢?■

消费幸福论文范文第3篇

《天下》4月27日

已年满80岁的穆希卡，他是乌拉圭前总统，也是美国《外交政策》期刊评为“世

>> 穆希卡：物质不会带来爱，人最大的贫穷是孤独 何塞・穆希卡 最穷的清廉总统 穆希卡：“世界上最穷总统”的异类生活 何塞?穆希卡：“世界上最穷的总统”卸任 美丽的希拉穆仁草原 “世界最穷”总统――穆希卡 穆希卡“最穷总统”卸任 美丽的希拉穆仁大草原 希拉穆仁草原星空下的奶茶 希罗尼穆斯?博希和老彼得?勃鲁盖尔作品的荒诞因素评析 贫穷是最大的自卑 爱是孤独的证明 不会迟到的爱 不会消失的爱 不会冷却的爱 基于旅游体验的希拉穆仁景区民俗旅游产品原真性感知研究 专访中巴经济走廊议会委员会主席穆沙希德：中巴经济走廊为巴基斯坦带来巨大改观 非物质的爱 谁是这个叫卡希纳华的说书人 阿尔丰斯•穆卡――唯美的缩影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中国论文网 > 政治 > 穆希卡:物质不会带来爱,人最大的贫穷是孤独 穆希卡:物质不会带来爱,人最大的贫穷是孤独 杂志之家、写作服务和杂志订阅支持对公帐户付款！安全又可靠！ document.write("作者： 本刊编辑部")

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天下》4月27日

已年满80岁的穆希卡，他是乌拉圭前总统，也是美国《外交政策》期刊评为“世界最穷，却最受欢迎的总统”。他4次入狱，59岁当上国会议员，75岁才选上乌拉圭总统。但当选后，穆希卡不住总统官邸，反而继续住在市郊的自家农场，他90%的薪水捐出去做慈善。今年4月，他受邀到日本出访，以“日本人真的幸福吗”为题，在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进行演讲，吸引超过300位年轻人到场。“贫穷的人，不是拥有的少，而是欲望不知满足的人”，穆希卡说道。他用简单的言语，犀利地剖析人们如何被消费主义控制。人在欲望驱使下不断工作、购物，不断鼓吹消费的生活方式，并没有让人活得更快乐。

消费幸福论文范文第4篇

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花落微观经济学家安格斯・迪顿（Angus S. Deaton），这又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冷门。

迪顿拥有美英双重国籍，现为普林斯顿大学德怀特・艾森豪维尔国际事务教授、普林斯顿大学伍德罗・威尔逊学院和经济学系经济学和国际事务教授。他是亚当・斯密的“老乡”，1945年出生于苏格兰爱丁堡，然后在剑桥大学从本科一直读到博士。迪顿早年曾先后就职于英国剑桥大学和布里斯托大学，后来于1983年来到美国，在普林斯顿大学工作至今。

诺贝尔经济学奖表彰的是迪顿“在消费、贫困和福利等研究领域的卓越贡献”。迪顿的工作极大地加深了我们对与消费有关的各个方面问题的认识，他在具体的个人选择行为与总体的经济结果之间建立起了联系，对经济理论和现实政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已经促使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出现了深刻的转变。 从消费者理论到微观发展经济学

迪顿在计量研究方面有突出的才华，他与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里斯托弗・西姆斯并称“普林斯顿计量双塔”，在计量经济学界享有极其崇高的地位。迪顿原本是一位数学家，后来因为对人类经济行为非常感兴趣，才决定进入剑桥大学应用经济学系学习经济学。剑桥大学应用经济学系是在20世纪40年代由198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人称“国民收入核算之父”的约翰・理查德・尼古拉斯・斯通创建的（还得到了凯恩斯的帮助）。斯通是迪顿的导师，对迪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最初迪顿主要关注消费者行为，分析家庭和个人的需求、消费以及储蓄等，他的博士论文的标题是《消费者需求模型及其在英国的应用》。1980年，他和约翰・米尔鲍尔合著的《经济学与消费者行为》一书出版，立即成了经典著作，它对消费者行为的研究范式和相关理论及结果进行了全面总结，阐明了消费者理论在经济分析中的作用。

随后，他们又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几近理想的需求系统》一文。2011年该文入选1970年以来《美国经济评论》最顶级的20篇论文之一。在这篇论文中，他们根据斯通的消费需求理论，利用鹿特丹支出模型与对数转换模型的函数逼近方法，提出了一个“几近理想的需求系统”。这个系统后来被称为迪顿―米尔鲍尔系统，为衡量消费者对价格和收入的反应提供了一个有力的工具，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此后，在对收入和消费进行研究时，迪顿发现了“迪顿悖论”。宏观经济学传统的永久收入假说认为，消费的波动要比收入的波动更为平滑，其解释是，消费是由其永久收入决定的，由于永久收入的波动比当期收入小，所以消费的波动要小于收入波动（即更加平滑）。但是，许多学者在对收入的长期时间序列进行了分析后发现，收入通常是一个“一阶自回归过程”，这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今年的收入增长较快，那么一般来说明年的收入也会增长较快。对此，迪顿追问道：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因为永久收入是所有各期收入的均值，它的波动就会大于当期收入的波动，然而这样一来，如果消费真的由持久收入决定，那么从理论上讲消费的波动就应该大于收入的波动了。这个发现被称为“迪顿悖论”。迪顿指出，要化解这个悖论，就需要研究个体的收入和消费，用个人层面的数据，来研究宏观的消费行为，而个体的收入和消费却与平均收入和消费完全不同。

20世纪80年代以后，迪顿逐渐将研究重心转移到了微观发展经济学上。他是普林斯顿大学发展问题研究项目的成员，这个项目使得普林斯顿成为全世界研究发展经济学的主要基地之一。在世界银行工作时，迪顿主持了生活标准测度调查问卷的设计，然后取得了很多国家的家庭调查数据。利用这些数据，迪顿完成了很多有影响的研究，开拓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

在以往，发展经济学实证研究主要是基于国民账户总量数据进行的分析。但是现在已经完全不同了，发展经济学作为一个蓬勃发展的实证研究领域，其基础变成了来自单个家庭的详细数据。迪顿是这个伟大转型的主要推动者之一。一个例子是，长期以来，有些发展经济学家认为低收入导致低卡路里摄入，而营养不良的人当然不可能尽展才智去发家致富，从而构成了一种恶性循环。这样一来，向穷国提供国际援助时就要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援助着眼于促进经济增长，但是收入增加仍然不能导致卡路里摄入量明显增加，那么就应该直接援助粮食。迪顿关于收入和卡路里摄入量关系的研究表明，收入增加确实会导致更多热量被消耗;但是另一方面，营养不良导致贫穷这个假设并没有可靠的证据支持;换句话说，营养不良主要是低收入的结果，而不是相反。

在1997年出版的《家庭调查分析：发展政策的微观计量方法》一书中，迪顿系统地介绍了家庭调查数据分析方法，包括家庭调查表的设计、经济计量分析工具的选择，还讨论了相应的政策问题。迪顿强调，家庭调查是研究经济行为和经济政策的关键数据源。

贫困、不平等和幸福感

迪顿非常关注现实社会问题。几十年来，迪顿对发展中国家的贫困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他强调，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消费数据常比收入数据更加可靠。他给出了很好的范例，应该如何利用消费数据来衡量贫困、理解其决定因素。例如，贫困是在个人层面上定义的，而消费数据通常是在家庭层面上收集的，比较常见的处理方法是按照人均家庭总支出来衡量个人贫困程度，即假设儿童的消费与成年人相同。但是迪顿认为这种估计并不合理：儿童的消费支出通常仅为成年人的30%―40%，因此有儿童的家庭的人均贫困程度被夸大了。迪顿警告，使用国民账户数据往往会得到与使用家庭调查数据相反的结果。他还警告，对贫困水平进行跨国、跨地区比较时要特别谨慎。

迪顿特别对印度20世纪90年代的贫困问题专门进行了研究。有人认为，在这个时期，印度“生活水平空前提高”，也有人认为，印度仍然处于“普遍贫穷”中。迪顿认为，关键的问题是贫困如何度量。他根据印度全国家庭抽样调查数据，修订了贫困发生率以及其他贫困标准，修订后的结果与人均支出、各州产出和实际农业工资的趋势一致。他和合作者通过对印度1993年-1994年和1999年-2000年全国家庭抽样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20世纪90年代印度的不平等呈现明显上升趋势，印度各邦内部特别是城市地区与农村地区之间的经济不平等恶化了。

近些年来，迪顿也非常关注人们的幸福感和不平等问题。2001年，他出版了《健康、不平等与经济发展》;2013年，他又出版了《逃离不平等：健康、财富和不平等的起源》。尤其是后者，成了一本畅销书。在这本书中，迪顿主张从更多的维度来刻画人们的福祉，例如健康、自由、幸福感，等等;同时，在讨论不平等问题时，也要关注这些指标的不平等，而不能只考虑金钱。另外，迪顿还在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合写的《高收入提高了生活评价但没有改善情感福祉》一文中，系统地阐述了金钱与幸福感的关系：钱多可以带来较满意的生活，但是不一定能带来更多的幸福感;不过钱少一定是与情感痛苦有关。迪顿建议，在对各国福祉进行比较时，直接询问人们的自身情况或许比用货币指标衡量更加真实可靠。 在理论和现实之间

称迪顿为微观经济学家当然没有错，但是更准确的称呼或许是“微观计量经济学家”。好的计量经济学研究，必定是理论模型与优美的统计计量（检验）方法和新颖可靠的数据的结合。迪顿的研究正是如此，它们构成了理论和数据之间的完美的桥梁。从分析人们的消费和储蓄行为，到探究消费和收入之间的关系，再到将微观计量方法扩展到对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人们的收入水平、幸福感、贫困和不平等的研究，并利用新型的家庭调查数据检验它们之间的关系，迪顿自始至终一直在致力于协调理论与现实、模型与数据。

有人称，迪顿是一个怀疑主义者。在做出任何一个结论之前，他总是要求看到更多的数据。他认为，世界是非常复杂的，把世界化约为简单的理论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在别人眼中的“因”和“果”之间，迪顿经常会看到无数个“第三因素”（例如，他说，并没有“你更健康，所以更富有;你更富有，所以更健康”这种“规律”，中间可能发生很多事情）。

在漫长的职业生涯中，迪顿也确实经常扮演置疑者的角色：从对“理性预期假说”的挑战，到对以总量分析为特色的宏观经济分析方法的扬弃，从对外国援助的批判，再到对用“随机对照实验”方法评估发展中国家政策干预的有效性的做法的否定，都是如此。

迪顿也是一个乐观的人，他对自己的研究充满信心，他对人类的进步和发展充满信心。或许，正是因为时刻生活“在理论和现实之间”，迪顿才成了这样一个“乐观的怀疑主义者”。他的实证结论和在经济发展、不平等、贫困等问题上的政策主张，都建立在对扎实的微观数据的计量分析的基础上，所以他经常能够看到“众多指标显示趋势向好，但是需要做的事情仍然非常多”。

多年以前，迪顿就被一些评论者称为所属领域“唯一既具有权威性，又没有意识形态偏向的经济学家”。他证明，有智慧地利用调查数据能够帮助我们解决攸关人类福祉的重大社会问题，并促进公共理性生长。迪顿非常坚决地认为，公共政策应该是民主实践的结果，而不能让某些专家随意决定，也不能单纯根据“随机对照试验”的结果决定;政府尤其不应试图将经济政策与公共辩论隔离开来。相信微观主体，怀疑专家和政府，迪顿给我们的启示就是如此。

消费幸福论文范文第5篇

为了贯彻党的第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道德基础，为提升民众的幸福感提供更好的文化服务，在更高水平上推进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四川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四川省伦理学会、《道德与文明》编辑部、《西南民族大学学报》编辑部于2012年4月13-15日在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召开全国“道德与幸福”学术研讨会。研讨会收到论文108篇。学者们从幸福论、幸福观、多学科视角的幸福研究和幸福指数研究等角度对幸福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研究。根据研讨会讨论的情况，本刊从中选择有代表性的论文予以刊发，以飨读者。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生态和谐社会伦理范式阐释研究” （11CZX061）；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和谐社会的公民伦理研究”（ 09YJC720006）；北京林业大学‘211工程’三期研究生创新人才培养建设计划子项目”

〔摘要〕幸福观是当下备受热议的话题。由于人们的生活背景、价值追求不同，各自的幸福观也会有所差异。在全球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今天，人们开始将生态与幸福联系在一起，试图通过生态保护建设提高公民幸福指数。西方传统幸福观等采人类中心主义的方式，以征服自然为追求幸福的手段。中国儒家推崇“天人合一”的思想，认为人与自然间的合谐会带来幸福。在全球生态视域下，现代生态幸福观认为幸福不是一种物质满足的自我感觉，而是一个关切自然的整体均衡感，生态幸福观产生于自然，依据于自然，保护于自然，受益于自然。

〔关键词〕全球化；生态；幸福观；中西传统幸福观；现代生态幸福观

〔中图分类号〕D64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9187-（2012）03-0023-04

一、 全球化视域下的生态幸福观之提出

幸福作为伦理学范畴之一，是指一种在人们生活过程中实现意图的内心自足状态，是指在创造物质和精神条件的实践中使人们心情舒畅的境遇和感受, 是由于目标和理想的实现而感到精神上满足的主客观态度。幸福感作为人们把握与认知幸福存在的一种主观感受, 更多地体现为人们客观需要得到满足的个人意图与心理认知；它区别于作为人生观一个方面的幸福观，幸福观反映了人们对于幸福的根本看法。幸福观受人生价值目标的影响，是人们世界观、人生观的反映。如同幸福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每个人都会有各自的理解，不同群体也会有不同的幸福观。从一个历史辩证的角度看待幸福观， 它是整个历史发展、经济关系与社会条件影响的产物，各个区域、文化与阶层的幸福观往往是由不同的经济生产方式所决定的；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对于幸福的定义也有所不同。在旧社会，不被剥削奴役就是幸福；在动荡的岁月，能够安定下来就是幸福；在新中国成立之时，能吃饱穿暖就是幸福；在改革开放之际，过上小康生活就是幸福。每个人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都可以使自己获得幸福。然而，60亿人类的幸福，只有地球母亲才能够给予。在各项物质需求日益得到满足的今天，生态需求已经成为了人们最迫切，也是最难被满足的一种需要。在全球生态视域下讨论幸福观，和谐的生态环境与优美的自然环境成为了公民幸福观形成的必要条件。换句话说，进行生态和谐社会建设可以极大地提高人民的幸福感。

纵观当下世界的幸福观状况，其潜在的重要因素是商品经济的过度物质消费对于生态环境以及对公民幸福观的影响。全球生态危机暗流潜动,更多的公民热衷于物质生产、商品供应与消费竞赛，并且把这种体验认为是幸福的缘由，无暇保护自然界的生命与系统性，这使得获取人真正持久的幸福感与自然的内在价值成为一纸空文。单向度发展的自由市场的物质繁荣只能说明地球整全式的生态秩序被忽略及幸福感的失衡。当人类的占有欲无度化增长时，物质生产力处于支配地位，物质幸福感胜过精神幸福感，则生态幸福的平衡化张力被物质幸福感的数字化繁荣大大削弱。

人类自足的幸福并不足够,全球所面临的生态风险给世界的安全及人与环境的和谐都带来了新的挑战，而且给业已存在的公民幸福观提出了何以为继的问题。诚如纽比所评论的那样，“经济福利本身并不会促进文明和社会和谐的程度，甚至不会形成一种文明的自利意识。”〔1〕尽管人类可能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建设上取得了无与伦比的成就，但在从工业文明向现代文明跃进的历程中，如若我们沒有处理好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这一系列的文明都将在生态这一环节上被葬送。因为生态文明是现有人类一切文明的幸福感归根到底的基础。

当工业社会的环境矛盾愈演愈烈时，当人类对自身的幸福感认识陷入重重反思之境地时，当我们深入追问自然万物的本原问题时，生态幸福观作为传统幸福观向现代幸福观转化的新形式已成为历史的必然。在生态幸福观出现之前，公民对幸福的理解从一种期待的冲动到一种无奈的焦虑。生态幸福观是一种深厚的幸福观，因为它把权利、享受和责任推广到地球上所有的关系之中，而不论它们是公共领域还是私人领域。生态幸福观是在一个更宽广的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相融合的生态社会中产生的。如同古希腊人把自然看做是神圣的、有生命的存在，生态幸福观意图理解自然、解释自然，而没有属人的心理优越感与妄自尊大的想法要去改造自然。

消费幸福论文范文第6篇

>> 上门洗车 难题尚存 上门摄影服务是一个商机 给电脑配个“放大镜” “经适房”是个难题 吃饭不再是个大难题 婚姻是一个难题 母牛上门输配技术探讨 解释历史事件是个难题 苦难的存在是个历史性难题 全家进城是一个很大的难题 中老年妇女尿失禁是个难题吗 近视配镜感想 配镜指点 “高配”书记与“考”官难题 幸福它是个难题 传承从来是难题 时间是道难题 入园前的孩子由谁带，是个大难题 交通闭塞上户成难题 主动上门代办解民忧 让订单自己找上门的五个法则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中国论文网 > 管理 > 上门配镜是个难题 上门配镜是个难题 杂志之家、写作服务和杂志订阅支持对公帐户付款！安全又可靠！ document.write("作者： 刘成伟")

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在五道口，宝岛眼镜是稳扎稳打型店铺的代表。

医疗服务属于贴近顾客的刚性需求。在五道口，这类店铺除了保健按摩店和美容店藏进了居民楼，口腔保健和眼镜店依然保持着强劲的临街诉求。

作为国内知名的连锁眼镜店之一，宝岛眼镜除了在五道口要面临十几家同行的竞争之外，还要面对不断上涨的房租。

在《创业家》上次采访时（2012年12月），宝岛眼镜五道口店因为房租刚迁入新址。如今，房租又上涨超过30%，再次成为最大压力。但是，宝岛眼镜五道口店依然是这条街上比较上规模的一家眼镜店。

可能是刚过春节的缘故，这家店一上午没有接待一位顾客。店长孙锡才介绍，目前店里有4名员工，薪水支出比2012年涨了30%，按照这种测算，店面成本已经超过150万。与此同时，眼镜价格也在上涨，但是涨幅不大。相比整个行业，这个地域所售眼镜大多属于中低档产品，价格集中在500～1500元。这价格能“适应学生消费能力，照顾周边居民的消费需求。”

现在眼镜的价格都是透明的，利润也不像传说中的那样大，当然宝岛的自有品牌占据了一定优势。 孙锡才说：“目前整个眼镜行业没有2007年那样的恶性竞争，也很少有低劣产品的价格战，最起码五道口的竞争环境还是比较良性的。”

孙锡才一边查验镜片，一边端详镜架。他在规整新到的眼镜配件，以备学生开学之后的需求。通常春节之后，店里的销售会迎来一个小高峰。

O2O成为一种流行模式后，宝岛眼镜也考虑过上门服务，但没有成行。毕竟眼镜不是简单的消费品，另外服务人员不足，验光设备也不易带出。不过，宝岛眼镜的微信公众号和电商做得不错。当然，这更多是一种广告效应。“顾客在上面会有一些反馈，或者选一些镜架、不用验光的平镜、太阳镜等，这些做得还是不错的。”

消费幸福论文范文第7篇

1.1 国外的研究综述

1.1.1 由边沁开始的快乐与功利研究

英国伦理学家洛克和边沁是其中坚代表。由于伦理学的学科使命与问题意识,使得伦理学家把快乐与行为的道德准则、价值判断相联系。伦理学的这一道德追问与价值联系,使得哲学中的快乐演绎成为伦理学中的功利。功利是有利于快乐的事情。凡是有利于快乐的事情就是好的,这就是功利主义的行事原则。[1]

1.1.2 经济学关于快乐与效用的量化研究

在经济学中，把快乐概念引入经济学。快乐效用度量问题的研究始于杰文斯创立的边际效用论。杰文斯认为，经济学的目的就是研究如何以最小痛苦换取最大快乐，人们消费的目的便是追求快乐减免痛苦。19世纪70年代,英国经济学家杰文斯把物品能够给人们带来快乐的属性界定为效用。[2]杰文斯把劳动定义为心身所受的痛苦即负效用，劳动收益得到的快乐则是正效用。而均衡的劳动时间则由劳动的边际收益(正效用：工资产生的快乐)等于边际成本(即由劳动产生的负效用:痛苦)来决定。[3] 在经济学中,快乐概念转化为效用，用以解释人类在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选择行为。从而可见,经济学中效用概念的本质涵义仍然是快乐,快乐即效用。[4]

1.1.3 心理学视角中的快乐指数：主观幸福感测量

从心理学角度看,快乐是个体依据自身标准对生活质量所作的主观性评价与情感性反应,即主观幸福感。[5]由于其注重个体行为心理研究的学科特征，使快乐研究进一步转向主观分析,并突出对快乐的个体心理感受情感与认知的研究。与之相应,心理学家们更愿意以幸福来表征快乐。一些哲学家认为幸福是指人们的良好的生活与行为状态,是人合理地节制感望、充分发挥自身的潜能从而使人格、理性不断完善的活动。[6]

1.1.4 社会学视角中的快乐指数：生活质量与满意度测量

社会学领域关于快乐与幸福研究的着眼点在于社会群体体验,其目的是找到一种能够用以评价特定社会主观生活质量与满意度的指标体系。社会学视角中的快乐测量主要表现为生活质量主观指标的构建过程。

社会学家意识到,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是让人人得到幸福生活,人人感受快乐。因而,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达到人人快乐的状态,可以说是对整个人类的终极关怀。社会学家对快乐的研究是以人群对社会状况的认可即满意程度为注意点的。[7]

1.2 国内的研究综述

在我国,20世纪80年代以后开始重视生活质量的研究。1985年林南等首次在天津展开调查他们认为生活质量是对生活及其各个方面的评价和总结，因此研究以人们的主观态度资料为基础从22个方面测量人们对生活的满意度。1987年,林南等又利用上海市居民生活质量调查数据从个体生活的13个方面探讨了社会指标与生活质量这两个研究领域之间的因果关系。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林南所做的这两次研究侧重于生活满意具体领域的分析及与社会指标关系的探讨,为我国社会学领域对人们生活满意度研究积累了一些经验。

综观国内外关于快乐指数的研究，在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伦理学和心理学等诸多领域，关于快乐的思考从未停止过，说明快乐对人们整个社会生活的重要性。需要强调的是,快乐是最能够准确表达人类正向情感的概念,幸福、满意、效用、偏好等概念所包含的状况最终都是以主体自身愉悦、快乐的内心体验为根本尺度的。

快乐是人的一种主观的身心体验。事实上，快乐虽然是一种内在的情绪体验，但这种个体体验与感受决不是主观随意的。其实，不同的人对外物的刺激回产生不一样的情感体验，不同的人，需要不同，因而对快乐的体验不同。本人认为，快乐是人们主客观统一性的产物。快乐是一种通过外物的刺激作用于主体而产生的内在体验，并且通过主题评价，它随主体身心需要的变化而变化。

由于快乐最终是通过主体感受的，因此快乐指数又称主观快乐感，是以百分数表示的人们的主观快乐满足程度。[8]需要强调的是我们不能忽视外界对主体的作用。

2 选题原因及意义

2.1 选题的原因

小学教育在整个国民教育体系中居于基础地位，为其继续接受中等教育提供了条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对学生未来的人格、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值得思考的是，在素质教育口号下，孩子们是否享受到学习和生活的快乐。快乐与否，不仅影响着小学生现在的生活以及学习，甚至伴随着他们一生的成长。作为未来祖国的培养人才，小学生的快乐、快乐感受与快乐指数，是值得全社会共同关注的。

在东环小学实习期间，班上的敖文清同学是一个生活在离异家庭的女孩。在她的脸上，我看不到她天真烂漫的笑脸，看不到孩子们童年时代所应有的快乐。她从不按时完成作业，同学经常嘲笑她不写作业的行为。有一次我问她：为什么不按时完成作业呢?她闷闷不乐地回答：不想写，我后妈不帮我在作业上签字。到底是什么因素让这些四年级的孩子多了一份伤感，而少了一份快乐，我想这不仅是家庭、学校的原因，也许还存在其他的因素，那么这些因素是什么呢?这就引起了我思考。

在思考的基础上，我编制了《小学生快乐指数问卷》，共20个题目，题目涉及可能影响小学生快乐的9个因素(亲子关系、师生关系、同学关系、学习压力、学校生活、课余时间、自我意识、自我价值感、自我效能感)对学生进行问卷调查。

2.2 选题的意义

此研究是从实证的角度，通过自编的问卷调查手段来来探究小学生的快乐程度，进而测算出小学生快乐指数。对于当代小学生的快乐指数实证研究的价值，笔者认为：

(1)对小学生快乐指数进行探究，是检测小学生精神状态的重要指标。对小学生快乐指数进行测量与分析，有助于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改善快乐的感受，使其能以良好的心态投入到学习和生活中，从而有助于小学生身心的和谐发展。

(2)掌握小学生的快乐状况，能为教师和家长对孩子的教育提供有益参考。

(3)对孩子进行快乐教育，使其感受到人生的积极意义，对于他们树立热爱生活、积极向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4)进行快乐教育，可以更好地促进孩子们个性的充分发展，成为人格健全、心理健康的全面发展人才，提高民族素质，为祖国的未来建设和发展做出自己的积极贡献。

3 研究的构想

3.1 研究的内容

(1)小学生快乐的研究评述。

(2)小学生快乐的研究现状。

(3)对影响小学生快乐因素进行统计分析，得出统计结果。

(4)根据统计结果分析小学生快乐的影响因素，探索影响小学生快乐的根源。

(5)根据影响小学生快乐因素以及学生的心里特征，探索和谐、健康、完整的社会环境、教育环境和家庭环境对孩子健康快乐成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6)根据研究的结果现实，呼吁社会各界都来关心小学生的快乐问题，净化小学生生活中的周边环境。

3.2 研究的对象和方法

3.2.1 对象

调查选取玉林市及乡镇两所小学两个班级四年级共110名学生进行测试，回收有效问卷97份。

3.2.2 方法

(1)问卷调查法

通过自编《小学生快乐指数问卷》共20个题目分别对玉林市东环小学和桂平市油麻镇中心小学两所小学四年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问题涉及对亲子关系、师生关系、同学关系、学习压力、学校生活、课余时间、自我意识、自我价值感、自我效能感9个不同情境下的情绪体验。每道题采用李克特氏5点尺度计分的方法，学生从中选择一项符合自己的答案，统计时各项赋分分别为5、4、3、2、1。因此,本问卷关于快乐体验满分为100分，表示很快乐,最低分为20分,表示很郁闷。

(2)文献研究法

通过查阅报刊杂志，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论文及相关研究成果。

(3)访谈法

根据问卷调查的结果，编制访谈提纲，对学生进行访谈。

3.2.3 数据处理

对收集的资料进行整理，采用spss 17.0统计软件对收集的数据进行分析比较。

3.2.4 研究假设

(1)父母的不同职业、同学关系、师生关系式影响学生快乐感的主要因素。

(2)儿童的年龄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小学生的快乐感。

(3)城乡学校学生的快乐感现状不同。

(4)调查问卷中的9个因素都在不同的程度上影响小学生的快乐感。

4 研究的创新点

(1)开展本课题研究，是在汲取国内外有关快乐指数、快乐感研究的基础上，根据影响快乐的因素结合小学生的年龄特征编制而成的《小学生快乐指数问卷》，编制问卷采用了专家评判法，同时征询了小学教师的意见以及吸取同学的意见认为这些题目是具有一定的内容效度的，保证小学生看得懂，能够测量出小学生的快乐感。

(3)本问卷以玉林市城乡两所小学的四年级两个班级的110位学生为样本进行调查，具有代表性，只代表玉林市。

5 研究的进程

本课题研究分为六个阶段：XX年6月至XX年5月

第一阶段：准备阶段(XX年6月至XX年11月)

(1)选择研究课题。

(2)编制调查问卷。

(3)发放调查问卷。

第二阶段：实施阶段(XX年12月至XX年1月)

(1)选择毕业论文导师。

(2)在指导教师的指导下撰写开题报告。

(3)完成调查问卷统计。

(4)开题报告会。

(5)上交相关表格。

第三阶段：论文撰写、修改(XX年1月19日至XX年5月14日)

(1)在教师指导下，完成毕业论文初稿。

第四阶段：论文评阅、答辩资格审查(XX年5月17日XX年5月21日)

(1)打印装订，送交指导老师和相关专业评阅人评阅。

(2)提出答辩申请，由系学位委员会对我的毕业论文进行资格审查。

第五阶段：论文答辩(XX年5月24日至XX年5月28日)

(1)参加论文答辩会。

第六阶段：整理毕业论文及相关材料(XX年6月1日XX年6月7日)

(1)整理毕业论文及相关材料，按照要求归档或上交，完成工作。

参考文献

[1]陈惠雄,刘国珍.快乐指数研究概述[j].财经论丛, XX, (3)：29--36

[2]蒋自强,张旭昆.西方经济学演化模式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6：348

[3]杰文斯.政治经济学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4：300

[4]陈惠雄.快乐原则人类经济行为的分析[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XX：57-66

[5]邢占军.主观幸福感研究:对幸福的实证探索[j].理论学刊, XX,(05)

[6]陈惠雄.快乐的概念演绎与度量理论[j].哲学研究, XX,(09)

[7]林剑.幸福论七题兼与罗敏同志商榷[j].哲学研究, XX,(04)

消费幸福论文范文第8篇

“金箍棒，金箍棒，呼呼，金箍棒……”

“砰！”儿子手里的玩具直直地

>> 散落的“小确幸” 那年的小确幸 生活里的小确幸 亲爱的,来点“小确幸” “徽”改良下的小确幸 寻找教育中的小确幸 寻找教育中的“小确幸” 文字中的小确幸 码字中的“小确幸” 幸福征文：自恋的小确幸 晒晒我的“小确幸” 寻找属于你的“小确幸” 哦，亲爱的小确幸 上班族的小确幸 消费金融的“小确幸” 找到你的“小确幸” 被忽视的“小确幸” “小确幸”背后的“大麻烦” 发现更多的小确幸 那些可以为父母做的小确幸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中国论文网 > 政治 > 父子间的那些“小确幸” 父子间的那些“小确幸” 杂志之家、写作服务和杂志订阅支持对公帐户付款！安全又可靠！ document.write("作者： 金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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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箍棒，金箍棒，呼呼，金箍棒……”

“砰！”儿子手里的玩具直直地敲在我的脑袋上，别说，还真疼。

儿子，你现在肯定浑身充满了力量，也有着充沛的成长激情，想通过舞枪弄棒来显示自己的力量。这是男人的一种存在方式的证明，但你不能什么事都跟妈妈学。妈妈这样对爸爸顶多算家暴，但宝宝你打爸爸，可就是不孝了，不符合中华传统美德。 卖萌的自我批评

“你怎么又尿了，这个臭小子！”我对着儿子喊道。

“打屁股，让你尿，让你尿！”没想到儿子听了我的话，一边装模作样地打着自己的屁股，一边嘴里嚷嚷着。

儿子，敢于承认错误是好的。但我们不提倡这种表面是自我忏悔，实则卖萌博同情的假暴力方式。 爸爸的腻歪时间

“爸爸，吃巧克力！”

“好，那先叫一个！”

“亲爱的爸爸，我爱你！”

听到这句话，我就一脸幸福，比吃了巧克力还甜，于是连忙让儿子也吃了一颗巧克力。对于这种威逼利诱以获得儿子亲密的做法，老婆向来很是反对，但我想想能和他腻歪的时间也就这几年了，等他大了也许就不愿意再这么做了。所以，别什么事都往教育上靠，现在先满足我的私心再说。 对儿子的期盼

每当我看着儿子帅帅的面孔，我脑子里总会不自觉地涌现出那些小时候特别萌，长大后却长歪了的小童星，不过这种负面的杞人忧天很快就会被我甩之脑后，因为对我来说：亲爱的儿子，我爱你，这和你帅不帅有什么关系呢？

此外，想象儿子将来职业也是我的一大乐事，不过即使脑洞大开，还是会遵循一个原则，那就是：不管我儿子将来从事什么，我都会帮他取一个很有派的名字。如果他选择做厨师，就叫“美食工作者”；选择理发师，就叫“美发设计师”；如果当了环卫工人，就叫“地球环境美容师”；做建筑工人，就叫“人类居所建筑师”；就算做乞丐，也得叫“人类美德开发师”！

消费幸福论文范文第9篇

这是一个物质以加速度疯狂推进，商人成了最强的社会势力，消费成了最大的社会运动的时代，追求快乐于是成为与之配套的、俘获众多男女的生活哲学。关于消费社会和后现代性的书国内原创的并不多，因此郑也夫这本《后物欲时代的来临》以及同时出版的《消费的秘密》一面世就引起了人们的关注。通过对消费机制的分析，郑也夫得出这样几个推论：首先，“后物欲时代”(或者说是“后消费时代”)的消费有着非物质化与虚拟空间化的特征。通俗点说，就是人们的空闲多了，精神需求也多了；而网络的迅速发展，使得消费不必依托于实体，Q币、《第二人生》等网络社区是其中的典型例子。同时，一旦生产问题得到解决，“工作将不再是未来生活中的最主要内容，失业和半失业将成为未来社会中多数人的常态”――这让人立即联想到日本社会学家三浦展那本《下流社会》；因此，“未来的教育显然要融合生产本领和生活艺术”就顺理成章了。郑也夫把以上推论最终归结到“游戏才是人类的归宿”。稍显遗憾的是，关于未来教育的要点以及“游戏才是人类的归宿”这两个观点并没有很好地展开论述，而这恰恰是人们最感兴趣的部分。

作为本书的补充，《消费的秘密》由郑也夫的学生所做的关于中国消费现象的论文结集而成，这些论文要求必须以经验调查为基础，用郑也夫的话来说，“或可安慰我远离经验研究后不无遗憾的心境”。

《身份的焦虑》(英)阿兰・德波顿著，上海译文出版社

阿兰・德波顿称得上是出色的知道分子，他的关注点从早期的《亲吻与诉说》、最近的《幸福的建筑》到《身份的焦虑》，选题多样且紧跟社会潮流――身份的焦虑在如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来得强烈；而他的表述又很媒体称赞。

《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土耳其)奥尔罕・帕慕克著，上海人民出版社

作家莫言说，先有了伊斯坦布尔这座城市，然后才有了帕慕克的小说。这座城市特有的“呼愁”即土耳其语的“忧伤”，已经渗入帕慕克的身体和灵魂之中，因此他说，伊斯坦布尔的命运就是我的命运。

《萨达姆传》(美)施瓦・巴拉吉著，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关于萨达姆的最新八卦是他没有死，死的是替身，他本人隐居海外。人们对萨达姆的了解都是来自媒体报道，不但支离破碎，而且误读、八卦的成分居多。此时一本号称真实、客观呈现萨达姆一生的传记作品就越发彰显其价值。

《纽约三部曲》(美)保罗・奥斯特著，浙江文艺出版社

其实保罗・奥斯特和以《八百万种死法》著称的劳伦斯布洛克一样，写的虽然是侦探小说，但却不希望读者真的把它们当成侦探小说来看。作为背景的纽约才是他们作品的真正主角，只是他们解读它的侧重点不同而已。

《吃一碗文化》薛兴国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现在的美食书，已经到了从作者、书名、内容到版式、配图、用纸，环环皆需全力以赴才能吸引读者的地步了。本书作者就是当年为古龙写武侠小说那位公认的才子薛兴国，文字没说的，但版式和配图还停留在十几年前的水平，不应该。

《叶雨书衣》范用著，三联书店

消费幸福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鲁迅;《幸福的家庭》;“室内作者”;“硬写”;文学消费

一

在鲁迅为数不多的以城市生活为题材的小说中,《幸福的家庭》是相当特殊的一篇,它写于1924年2月18日,副标题为:“拟许钦文。”1924年3月1日《妇女杂志》发表此篇时,鲁迅对此也有所交代:“我于去年在《晨报副刊》上看见许钦文君的《理想的伴侣》的时候,就忽而想到这一篇的大意,且以为倘用了他的笔法来写,倒是很合式的。”小说情节大致如下:一个青年作者为了捞几文稿费,向壁虚构,要“硬写”一篇题为《幸福的家庭》的小说。他苦思冥想,但家庭生活的各种噪声,让他心思散乱,最终“硬写”而不能。这篇小说的“大意”并不复杂,但在叙事的层面上,却包含了一个“嵌套性”的结构,即小说之中包含了另一篇小说,它的喜剧性源于两个世界的参照:一个是构思中的幸福家庭,一个是真实的家庭场景,后者不断介入到前者的展开中,不断打断、甚至消解它的可能性。作为鲁迅所拟的对象,许钦文的《理想的伴侣》一篇,也大致呈现类似结构:“《妇女杂志》正在征求叙述‘理想的伴侣’的文字”,一个朋友大谈对“理想的伴侣”的想象,而“我”为了打发寂寞,在一旁随手记录,由此成篇。

两篇小说都将“另一次写作”纳入叙述中,在内外间离之中形成一种讽刺效果,这或许就是鲁迅所说的那种“很合式的”的“笔法”。作为一种形式策略,将写作过程纳入到叙述之中,实际上是一种相当传统的小说作法,在中外文学史上都不乏先例,作家对文本与生活之间关系的高度自觉,由此得以显露。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笔法”并非仅仅具有形式意义,在某些时候,特定的社会条件、作家身份和意识状况,或许也会曲折地暗含其中。回到20年代的文学场景,采用类似“笔法”的作品在当时十分多见,除鲁迅、许钦文之外,叶圣陶、郁达夫、沈从文、胡也频、王鲁彦、彭家煌、丁玲、高长虹等相当多的作者,都曾直接或间接地尝试过“嵌套性”结构的写作。这个现象似乎颇有意味。在此类作品中,往往会出现一个苦闷的青年作者,他处在幽闭的室内,挣扎于文字之中,想要完成一次创作,而写作的进程往往伴随着焦灼、怀疑和挫败,最终或者“硬写而不能”,或者结果背离了初衷。“室内作者”的形象,遍布于20年代初的新文学作品中,在某种意义上,这个现象甚至可以被当作一个问题来看待。

当然,“室内作者”的形象之所以多见,无疑与一代青年作者的真实处境相关。五四之后,当新文学依托报刊蓬勃发展,它在客观上也构成了一个场域、一个行业,为不少飘荡的知识青年提供了某种人生的可能。栖身于会馆或公寓之中,通过投稿赚取一些微薄的收入,已成为那个时代文学青年的基本生存模式,室内的“硬写”,无疑也是类似“侨寓”作者真实生活的写照。《理想的伴侣》的作者许钦文,就是这样一位十分典型的“侨寓”的作者。1922年,失业后的许钦文流落到了北京。他本来喜欢研究数理化,尤其爱好天文,曾想考入北京天文台,但由于学费太贵,无法遂愿。四顾茫然之际,为了救穷,他才在同乡孙伏园的帮助下,开始卖文为生。作为当事人和受益人,许钦文后来也一直热衷于谈论鲁迅的这篇小说。据他自己的回忆,1924年初春,“我独自一个人到砖塔胡同去看鲁迅先生”,鲁迅把写好的《幸福的家庭》的原稿拿给“我”看:

照鲁迅先生的说明,是通过假定作这小说

的作者写稿的失败,暴露当时社会上的黑暗:军

阀混战,民不聊生,“盗匪”四起,有“马贼”之类,

“要绑票”。所谓幸福的家庭,连地点都假定不

好,只好凭空定在a。在这样恶劣的环境里,却

有一派人妄想不经过革命就组织起幸福的家庭

来。

无论他的记忆准确与否,许钦文无疑要凸显小说的社会批判价值:“没有适当的环境,是连一篇稿子都写不好的”,要想组织“幸福的家庭”,以至要想成功地写出一篇小说,必须先改造环境,进行社会革命。但小说丰富的意旨显然不能完全由此说明。如果说日常生活的嘈杂、社会现实的动荡,构成了写作的干扰的话,那这种干扰对于写作而言往往是常态,不仅小说中也提到“马克思在儿女的啼哭声中还会做《资本论》”,鲁迅不也正是在类似的拥挤环境中,成功地写出了这篇《幸福的家庭》吗?所以环境的不佳是次要原因,它不能解释“硬写而不能”的真实困境,要理解“室内作者”的普遍困扰,还应着眼于早期新文学的整体状况。

二

在鲁迅的笔下,那个青年作者对“幸福的家庭”的想象,无疑是矫揉造作、十分可笑的:夫妇二人必须自由结合、爱好文艺;主人始终穿洋服,硬领雪白,主妇始终烫发,牙齿也始终雪白;他们看书要看《理想之良人》,吃饭时要说英文,等等。然而,在“幸福的家庭”的幻象之外,鲁迅在小说中其实还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即:与“硬写”相区别的写作,或者说某种“幸福的”、“理想的”写作,是否真实存在?小说的开头,就是这样一段话:

……做不做全由自己的便;那作品,像太阳的光一样,从无量的光源中涌出来,不像石火,用铁和石敲出来,这才是真艺术。那作者,也才是真的艺术家。——而我,……这算是什么?……

在五四新文学的理念中,“创作”二字有特别的含义,作为一种真纯自我的表现,它不仅应超脱现实的功利,还应是一种自发性、独创性的行为,让作者能够沉浸其中,体验到创造的。这种意识也可转变为一种颇具浪漫色彩的“源泉”说:文学之创造源于真挚感情的表达,那么作为源头活水的内在自我,也应有一种自发性的特征,它不断汲取各种养料。变得丰富充盈,在创作时就会主动喷涌。在20年代初,不少批评家在大力鼓吹这种浪漫的创作观念,所谓“做不做全由自己”、“那作品,像太阳的光一样,从无量的光源中涌出来”之类的说法,无疑是上述摩登的浪漫观念之表达。

然而,包括《幸福的家庭》在内,在20年代诸多描写作家生活的作品,恰恰不是以重申这种理念,而是暴露其异化过程为主题的,“写作”的展开往往充满了危机与困窘。高长虹的《创作之前》,就描写了这样一位作者:他每当提笔写作,就觉得“有什么东西阻碍着他不让写下去似的。……‘我为什么要写小说呢?’他疑问起自己来。”沈从文在一篇自述性散文中则写道:“我的灵魂受了别的希望所哄骗,工作接到手后,又低头在一间又窄又霉的小房中做着了。完后再伸手出去,所得的还是工作。”在另一些作者那里, “硬写”的窘境被表现得更为直白。一篇名为《售灵》的习作,描写一个困守北京公寓的大学生。在房租的压力下,他也要尝试卖文,可内心又实在不甘:

可怜我原是为著钱才急的想起来这条路

子——卖文章,由于卖文章才联想起创作两个

字来,心不但不和,连气也丝毫不平,实在,我自

家也相信是不会做好的。……我要高声的叫唤

著:出售心灵!出售心灵!

对于许多飘荡于都市中的青年作者而言,“硬写”的目的,恰恰不是为了“从无量的光源中涌出来”的“创作”,而只是为了“出售”、为了“救穷”。《幸福的家庭》中的“他”,自然也非常了解这一点,也坦白自己的“经验”:“投稿的地方,先定为幸福月报社,因为润笔似乎比较的丰。但作品就须有范围,否则,恐怕要不收的。”对于这个闭门造车、满脑子虚浮想象的作者,鲁迅的态度又是如何呢?

表面看,这个“他”肯定是鲁迅嘲讽的对象。然而,许钦文却认为“这个‘他’不是真正的艺术家,只是为着捞些维持生活的稿费而‘硬写’的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的一个”,“鲁迅对那青年作者,显然是很同情的。如果以为鲁迅先生把那‘青年作者’当作主要的批判对象,那是很不恰当的”。作为“不幸的人们”中的一员,许钦文自己也经历过“硬写”的痛苦,自己曾言:“我的卖文,无非为着救穷。”鲁迅的创作态度是“决不硬做”,“我在穷困的时候却是硬做的。越穷困,越是埋头硬做,因为肩背上压着严重的负担”。因而,他似乎更能感同身受,发现小说中讽刺以外同情的一面。对于这个问题,鲁迅其实也表明过态度。在谈及自己的小说写作时,他曾说:“可省的处所,我决不硬添,做不出的时候,我也决不硬做。”这似乎表明他是一个“硬写”的反对者,一个“幸福的写作”(“做不做全由自己的便”)的实践者,但他随后又写到:“但这是因为我那时别有收入,不靠卖文为活的缘故,不能作为通例的。”从后面的一句中,能见出鲁迅的宽大,他并不是一个教条的文艺家,而是能洞悉人事的曲折,深切体知青年“硬做”的缘由及艰难。那些有关“幸福写作”的摩登想象,在他看来,不过是一种流俗的套话。他对新文学内在生产性的批判,或许也要更为内在。

三

在许钦文有关《幸福的家庭》的许多评论中。鲁迅的环境描写也被他反复称道。他后来回忆,在读到小说原稿之后,“先在那房间里仔细地观察了一下,再到那隔壁的吃饭间去看了些时候,进一步领会了写实的意义,对于怎样运用环境的现实写作小说里的背景深感兴趣”。在现实主义的文学成规中,对于居室环境的描写,是相当重要的一环,人物与环境之间的一致性可以由此达成。鲁迅笔下的那个作者“他”,显然对此也相当熟悉,所以仔细构思了“幸福的家庭”环境:宽绰整洁的空间,能显出主人生活的优裕,而书架上堆满的中外书籍,不仅表明了夫妇二人的文化身份,他们有关生活与自我的想象,或许也大半来自这些书籍的教化。特别是《理想的良人》一书,两人还各有一本。这个细节看似不起眼,但对于这篇小说可能相当重要,它所暗示的家庭空间的符号性特征,不由使人联想起《彷徨》中另一篇作品——《伤逝》。

在某种意义上,《幸福的家庭》和《伤逝》可以说是一对姊妹篇。写于1925年10月的《伤逝》,虽然晚于《幸福的家庭》,但它更好像是后者的“前史”,而后者则仿佛是《伤逝》的另外一种结局。《幸福的家庭》中的作者“他”,在看到女儿可爱天真的小脸时,也想到了“五年前的她的母亲”:“那时也是晴朗的冬天,她听得他说决计反抗一切阻碍,为她牺牲的时候,也就这样笑迷迷的挂着眼泪对他看。他惘然的坐着,仿佛有些醉了。”这不正是当年的涓生与子君吗?有意味的是,在《伤逝》中也出现过对居室空间的暗示性描写:涓生和子君相识之初,他们坐在会馆的破屋里,“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伊孛生,谈泰戈尔,谈雪莱……”,“壁上就钉着一张铜板的雪莱半身像,是从杂志上裁下来的,是他的最美的一张像”。与“幸福的家庭”中的虚拟场景一样,被“雪莱半身像”所装饰的空间,也充满了造作的符号性,两人的恋情,由是也有了某种“非自然”的味道。

诚如有论者指出的那样,在“雪莱”光环的衬托下。作为第一人称的男性叙述者,《伤逝》中的涓生不仅是一个虚弱无力的启蒙者,同时还是一个西方思想的翻译者,他和子君的关系也就隐喻了五四新文化与普遍现代性之间的模仿、翻译关系。事实上,在新文学早期作品当中,搀杂一些人名、书名,以及与文学阅读相关的符号、意象,是一种十分常见的手法。这些细节被看似不经意地使用,但往往具有特殊的功能,或显示了笔下人物所掌握的文化资本,或派生出某种摩登的现代情绪,一般青年的生活方式以及自我意识的生成方式,也可由此透视出来。五四之后,新文学进入历史扩张的时期,大大小小的文学社团多如牛毛,各种副刊、周刊、月刊、不定期刊也大量涌现,由此而来的结果是,新文学不仅作为一种文学方式,同时也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乃至一种消费方式,广泛地渗透于青年的群体之中。不少材料证明,在20年代学生阅读中,文学读物占了相当的比重,以至有论者做出这样的判断:“新文学在学生界差不多成了一种‘家常便饭’了,中学以上的学生,人人都读过一两篇小说,一两首诗,一两篇戏曲。”在后来的回忆中,丁玲就曾这样描述20年代北京青年群落的氛围:

公寓里住的大学生们,都是一些歌德的崇

拜者,海涅、拜伦、济慈的崇拜者,鲁迅的崇拜者,

这里常常谈起莫泊桑、契诃夫、易卜生、莎士比亚、

高尔基、托尔斯泰……而这些大学生们似乎对学

校的功课并不十分注意,他们爱上旧书摊,上小

酒馆,游览名胜,爱互相过从,寻找朋友,谈论天下

古今,尤其爱提笔写诗,写文,四处投稿。也频在北

京住着,既然太闲,于是也跑旧书摊(他无钱买书,

就站在那里把书看个大半),也读外国作品来了;

在房子里还把《小说月报》上一些套色画片剪下

来,贴在墙上。……在每天都可以饿肚子的情况

下,一些新的世界,古典文学。浪漫主义的生活情

调和艺术气质,一天一天侵蚀着这个孤单的流浪

青年,把他极简单的脑子引向美丽的、英雄的、神

奇的幻想。而与他的现实生活并不相称。

在“公寓”的文化空间中,一连串熠熠闪光的名字(海涅、拜伦等等),象征了新文学提供的知识谱系,通过对这些知识的消费及模仿,一代文学青年浪漫的自我想象也被夸张地塑造出来。其实,以旁观者自居的丁玲,当时也同样浸淫在这种氛围中。她和胡也频的共同好友沈从文,在描述这对小夫妻的北京生活时,就不忘记使用居室环境的描写法,多次提及二人的书籍:“他们的书是一部关于曲的什么集子,一部《郑板桥集》,《倪云林诗》,《花间集》,《玉台新咏》”,“其余便是半书架翻译小说,那时两人所看的书。好像也就全是这些翻 译小说”。在沈从文看来,这些书的作用“不过是把这生活装点得更合于那个时节年青人想象的生活而已”。在这些流行读物中,《包法利夫人》对丁玲的作用最大,按照沈从文的说法,她的写作风格和手法以及她对自我的理解,都受到了这本书的影响。

在《伤逝》中,“雪莱的画像”无疑也起到了类似的“装点”功能。无独有偶,作为一个关键的道具,它也出现在胡也频早期的小说《北风里》:一个青年著作家。住在北河沿边的公寓里,穷困潦倒,空无一物,只珍藏了一张雪莱的画像。为了救穷,他终于不得不去出卖这张画像,却遭到当铺老板的奚落,他回到公寓。“把雪莱的像放到桌上时,蓦然见到那蛋形的镜子里面,呈现着一个年青的,但是忧郁,满着灰尘,像煤铺伙计的污浊的脸”。至此,小说戛然而止。青年作家肮脏、忧郁的脸,是叠现于雪莱的形象之上的,一种那喀索斯式的身份误认,似乎得到了更为明确的表达。

四

从“装点”的角度看,无论是翻译的小说、时髦的名字,还是雪莱的画像,类似的表征在20年代的小说中屡屡出现,暗示出一代“文学青年”生活空间乃至自我意识的符号性。如果说有关“幸福的家庭”的想象,也恰恰是这样一种文化消费的产物;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与“幸福的写作”相区别的“硬写”,同样与上述符号性、消费性的空间有关。

上文提到,以新文学为代表的出版物,在青年学生界成了所谓“家常便饭”,而这一新兴的出版事业不仅是消费的对象,同时也召唤着文学青年的随时参与。在各类副刊、周刊、月刊、不定期刊上,文学青年们不仅可以及时阅读最流行的作品,了解最时髦的话题,通过投稿、通信等方式,他们中的幸运者又可发表自己的作品,成为令人艳羡的作家群落中的一员。借助报刊的传播,文学的接受、消费、反馈以及再生产,无疑被加速了。而对于一些熟练的投稿者,依照某种流行的程式进行“硬写”,似乎已是习以为常的经验。李广朴的《稿费》一篇,就呈现了这种状况:小说描写一个青年初次得稿费后的情形,他滔滔不绝,大谈自己的心得,诸如“可以满足发表的欲望”,“可以得稿费”,可以“引起了女人的注意而得到拉夫(lover)”之类。接着,他还进一步介绍了具体的创作经验:要做论文,可以抄夹七夹八的书,“最宜跑野马”;而做小说,“总之是一个男人——而且多数是用第一人称——同一个女人,在半是表姊妹之类,否则就是邻居”。各种各样的展开套式,随即也被他卖弄了一番。

同样,彭家煌的小说《蹊跷》也揭示了相仿的“硬写”经验:作家劲草先生面对着一叠稿纸,准备创作一篇小说,借此得点稿酬,而“行文之前怕是需要丰富的参考,需要机灵的启示吧,他就拿了桌上一本《小说月报》来翻翻。……这时《小说月报》上的,《安娜套在颈子上》啊,《头等搭客》啊,在他的眼底竟如一列一列的国府要人的火车,在一个聚精会神的乡下佬的眼中行驶着。每字每句,都像每个火车轮在他心上碾转般的着力,深刻”。当一篇具有未来主义色彩的奇情小说即将完成,劲草先生又幻想着这篇新作登在了新一期的《小说月报》上,并得以“在无数的有文艺嗜好者的眼中流连着”。在作品中公然谈论文坛风尚以及写作程式,在20年代与“硬写”有关的作品中屡见不鲜,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成了一种迎合读者心理的新的写作程式。为了纠正新文学消费化、空洞化的现象,当时不少批评家也在倡导某种更具现实感的文学方式,如郑振铎等人对谓“血与泪”文学的提倡,但颇为吊诡的是,类似的方案仍不能免于上述命运,在文学市场上被重新纳入到消费与生产的循环之中,成为风行一时的写作时尚。

还是依据“幸福的写作”的理念,“做不做全由自己”的创作,允诺了一个独立的、自发的“内面化”的自我。而这“内面化”同时又是与一种外向性的视角互为表里的。这是五四时期“写实主义”的基本取向所在,诸如胡适、茅盾一类倡导“写实主义”的批评家们,无不强调“观察”的重要性,它能打破文学的成规,带来对社会人生问题的发现。无论强调“观察”,还是注重“源泉”,都表达了五四新文学的基本旨趣:要在文学修辞的成规之外,在与外部社会生活的关联中,重建一种创造性的自我,以此为基点,新的文学使命也能得以实现。然而,当新文学客观上已形成一个“场域”、一个“市场”,为了谋生或对抗烦闷的“硬写”,其实不得不发生在某种封闭的程式之中,变成一种内部的符号循环。在轻松的调侃、讽刺以外,某种幽闭与焦灼之感,也往往流露于“室内作者”的笔端。在一篇题为《a,a,a……》的作品中,幽闭与焦灼之感更是得到了一种自我解剖式的心理学深度:它以一连串的“a,a,a……”为开篇,暗示了书写的焦虑和无序,作为写作者的“我”继而剖析了自己的困境:

我其实不愿意写什么字。每一个字,只要是

我写下的,立刻便成了恶。……为什么我竭力想

把我所认为的善写成字,而我所写的字都个个

变成恶呢?把恶给与我所愿意给以善的人们,使

他们难堪,使他们看见恶的扩大,使他侮辱我,

终于使他们陷入那扩大的恶里去呢!

这段话不只是重复了“硬写”的苦恼,而同时也传达了对写作功能性的深深思辨:写作应该是一种“善”的力量,但一旦落实为纸上的文字,它于是就包含了一种自我悖反的力量,它没有带来“善”的张扬(内面的真实和社会的改造),而只是参与到“扩大的恶里”去,“我”欲求挣脱,但却不能如愿。在这位作者的表述中,所谓“扩大的恶”或许有特定的含义,但从本文的角度看,这种“扩大的恶”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循环,一个封闭的符号世界内的循环。在这样的循环中,写作丧失了自身的真实性。只能成为一种打发无聊生命的自我消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