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生年度个人总结范文

研究生年度个人总结篇1

关键词：政府主导；研究生教育发展；约束机制

中图分类号：G6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059（2014）01―0067―07

在高等教育发展历程中，政府、大学和社会三者的关系始终是一个带有普遍性和全面性的问题。由于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发展状况不同，也决定了政府、大学和社会三者的地位和力量不同。对此，美国教育家伯顿-克拉克提出了政府、大学和市场三者相互作用的“三角协调模式”，有的国家高等教育发展可能是市场主导性强，如美国；有的是学术力量主导性强，如意大利；有的是政府主导作用大，如法国。此模式成为人们普遍接受的研究高等教育发展的方法论基础之一。“三角模型”理论同样适用于解读我国的高等教育发展。

“政府主导”多用于经济发展，指的是一种政府行为、政策和制度模式，制定国家发展战略，并将有限的资源动员起来通过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实施推动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改革开放以来，政府与市场始终是决定着中国经济、政治发展总体格局的两大主导因素，也对我国研究生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产生了根本性影响。我国研究生教育发展采用的是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政府在其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政府权力代表的是社会集体意志，它通过法律、政策、拨款等形式对高等教育发展施加影响。从研究生招生人数，到博士授权点、硕士授权点的审批，再到教育资源的配置，中央教育行政部门和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特别是前者起着关键性作用。在政府主导下，我国研究生教育获得了快速发展，也表现出一些鲜明特征。

一、在政府主导的高等教育扩张的大背景下，研究生教育的规模得到了快速增长

在政府主导下，中国在短期内通过扩招实现了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实现了高等教育大众化。1998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规模为108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8%。当时制定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明确规定了高等教育发展目标：“到2010年高等教育规模有较大扩展，入学率接近15%”。但1999年6月召开的全国教育大会决定自1999年起实施高等教育大扩招。1999年招生152万人，2000年招生220万人，2001年招生260万人，到2002年便提前实现了15%的奋斗目标。自1999年始，我国高等教育连年大幅扩招，在1999-2005年间每年扩招速度均在20%以上。2006年，《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一32"规划》出台，开始有计划地降低扩招速度，使每年招生增长率不超过10%。2010年出台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12年）》更是明确地提出了低速增长的方针，从2010-2020年每年招生增速保持在2%-3%，到2020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40%。

在国家高等教育发展政策的指导下，我国研究生教育自20世纪末开始快速扩张，硕士学位授予人数和博士学位授予人数呈直线上升，跨入了研究生教育大国的行列。1996年至2012年这17年间，全国博士和硕士学位授予总数从42127人增长到621549人（见表1），增长了13.8倍，其中硕士学位授予数从36549人增长到565211人，增长了14.5倍，博士学位授予数从5578人增长到56338人，增长了9.1倍。从整个学位授予人数变化过程来看，1998年博士和硕士学位授予总规模增速开始加快，2004年增速达到最高峰，年增长率达37.88%，此后增速回落，2009年后增速降至两位数以内，2012年又出现较大幅度增长，增长率接近13%。硕士学位授予人数的变化趋势与研究生总体规模的变化基本一致。博士学位授予人数则从1996年至2007年保持了十余年的高速上升趋势（2002年出现小幅下挫），直至2008年增速下降至两位数以内，2010年和2011年博士学位授予数与上一年基本持平，但2012年增速又提高到了11%左右。

二、在中央政府主导与授权，地方、高校竞争式发展的模式下，研究生教育的学科门类结构呈现“存量决定增量”的增长模式

改革的基本原则之一是处理好存量与增量的关系，即在一定程度上保住存量的情况下，培育和发展存量之外的增量，再通过增量的积累而形成结构性的变迁动力，促进原有体制的应激性反应，从而实现社会结构逐步转型。“保护存量、培育增量”的原则是指通过保护存量来控制增量的过快扩张，避免增量因偏离路径依赖的逻辑而产生系统风险，同时又通过增量的扩充来实现存量的演变效应，使存量部分可以循序渐进地发生转化，而不至于因为结构突变而出现社会动荡。但是，研究生教育的扩张并没有完全遵循上述原则。

在推进研究生教育发展战略和调动地方资源、高校潜力的双重原则下，中央教育行政部门对地方政府进行非科层化的竞争性授权，而非简单的行政指令性授权。竞争的标准一般有两条，一是高校办学条件和学科实力，二是各地经济社会发展对研究生教育的需求，即根据“需求与条件相结合”的约束机制来增加学位授予点、发放研究生招生指标和配置教育资源。所谓“需求与条件相结合”的约束机制，是指研究生教育的发展既要考虑高校的学科建设、导师队伍、科研进展、经费投入、实验室建设等自身办学条件，更要考虑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高校所在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对于人才的需求，当地其他高校的学科专业设置、人才培养等。研究生人才培养必须既要考虑自身办学条件的许可，又要考虑经济社会的人才需求。当然，不同类型、层次的研究生对于“条件与需求”的要求不同。博士研究生教育是办学条件优先，在办学条件达标的情况下，同时视社会需求设置博士点；硕士研究生，尤其是专业硕士研究生的培养是社会需求优先，在考虑社会需求的情况下，根据办学条件培养硕士研究生。这是因为博士研究生教育主要培养科学研究和教学领域的高级专门人才，在培养条件上，博士研究生进行科学研究的过程中，会受到科研氛围、经费、设备、师资等资源和条件的影响。因此，研究条件充足与否是制约博士研究生培养质量的重要因素。博士研究生培养需要国家持续集中的经费投入，需要发达的高等教育基础和先进的科学、文化作为支撑，更需要良好的学术环境和师资条件。由此看来，博士研究生教育具有研究性、独立性、严谨性和阶段性的特点，与本科教育、硕士研究生教育有着不同的人才培养规律。一般而言，专科教育、本科教育、硕士研究生教育、博士研究生教育与区域经济结构的联系呈现出减弱态势，即专科层次教育与地方经济产业结构的结合最为密切，本科教育次之，硕士研究生教育又次之，博士研究生教育对于地方经济产业结构的依赖度和结合度最弱。从世界范围看，一个国家、一个区域、一个地区可以大力发展专科层次教育、本科教育，甚至硕士研究生教育，但不可能遍地开花式地发展博士研究生教育。从世界经验来看，博士研究生教育有着与硕士研究生教育不同的发展规律和模式，博士研究生教育主要集中于少数地区的研究型大学，体现出一种集中优质资源培养博士的集聚效应，而硕士研究生教育主要是根据当地和区域社会需求来设置学科专业，培养与区域产业结构、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应用型人才。

虽然中央教育行政部门对于研究生教育的发展目标明确、控制严格、管理规范、流程合理，但高校和地方政府为了获得更多的研究生教育资源，主要是博士、硕士授权点和研究生招生指标，纷纷进行“条件和需求”的竞争比赛。其主要意图是为了扩充增量，而较少考虑到结构调整与地方经济社会的需求以及研究生教育发展的环境、条件等，从而形成由部门推动的增长竞赛。其结果是地方和高校只考虑如何扩大存量，而很少考虑如何对增量进行结构性变革，即有什么学科专业就继续发展什么学科专业、什么学科专业好发展就增加什么学科专业，而较少考虑经济社会发展对学科门类的需求，很少考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经济社会急需学科的发展。再加上人才培养的长期性、复杂性和绩效的难以测量性，以及学术机构自身的惯性，导致了研究生教育发展基本上是“存量决定增量”的增长模式，学科门类结构在十几年内并未出现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结构性调整；并且，各个学科门类的博士、硕士学位授予人数呈现同比例增长格局，并未体现出博士、硕士人才培养目标的差异与人才结构的不同。

（一）博士学位的学科门类构成与变化

表2、表3反映了1996-2012年全国各学科门类博士学位授予量的变化情况（不包括军事学）。1996年全国授予学术博士学位人数为5544人，在11个学科门类中，按照学位授予人数的多少由高到低分别为：工学（2199人，39.7%）、理学（1441人，26.0%）、医学（846人，15.3%）、农学（223人，4.0%）、经济学（196人，3.5%）、文学（143人，2.6%）、法学（135人，2.4%）、历史学（117人，2.1%）、管理学（117人，2.1%）、哲学（78人，1.4%）、教育学（49人，0.9%）。学位授予人数排在前三位的工学、理学、医学，三者合计所占比重为80.9%；而排在后三位的管理学、哲学、教育学，三者合计所占比重仅为4.4%。

2012年全国授予学术博士学位人数为53011人，在12个学科门类中，依据学位授予人数的多少由高到低分别为：工学（19376人，36.6%）、理学（10209人，19.3%）、医学（6348人，12.0%）、管理学（4095人，7.7%）、法学（2929人，5.5%）、经济学（2619人，4.9%）、农学（2312人，4.4%）、文学（2111人，4.0%）、教育学（1031人，1.9%）、历史学（814人，1.5%）、哲学（730人，1.4%）、艺术学（437人，O.8%）。学位授予人数排在前三位的学科依旧为工学、理学、医学，三者合计所占比重为67.8%；而排在后三位的学科为历史学、哲学、艺术学，与1996年相比有一些变化，三者合计所占比重仅为3.7%。

从表2可以发现，1996年至2009年间，各学科门类博士学位的授予量大幅度上升；2009年至201 1年则相对稳定；2012年，工学和医学博士学位授予人数较上一年有较大增长，而理学博士学位授予人数则有一定幅度下降，其他学科门类基本持平。

各学科门类所占比重变化分为三种情况：比重上升幅度较大、比重下降幅度较大和比重变化不大。从表3可见，在11个学科门类中，比重上升幅度较大的学科有经济学、法学、文学和管理学，其中管理学上升的幅度最大，由1996年的2.1%上升到2012年的7.7%；比重下降幅度较大的学科有理学、工学和医学，其中理学的比重下降幅度最大，由1996年的26.0%下降至2012年的19.3%，但是理学、工学和医学仍旧是所占比重最大的三个学科；授予博士学位人数所占比重变化不大的学科门类包括哲学、教育学、历史学和农学。

（二）硕士学位的学科门类构成与变化

表4、表5反映了1996-2012年全国各学科门类硕士学位授予量的变化情况（不包括军事学）。1996年全国授予学术硕士学位人数为36114人，在11个学科门类中，按照学位授予人数的多少由高到低分别为：工学（15663人，43.4%）、理学（4807人，13.3%）、医学（3597人，10.0%）、经济学（2897人，8.0%）、管理学（2588人，7.2%）、文学（2046人，5.7%）、法学（1747人，4.8%）、农学（963人，2.7%）、教育学（735人，2.0%）、历史学（546人，1.5%）、哲学（525人，1.5%）。学位授予人数排在前三位的工学、理学、医学，三者合计所占比重为66.6%；而排在后三位的教育学、历史学、哲学，三者合计所占比重仅为5.0%。

2012年全国授予学术硕士学位人数为367165人，在12个学科门类中，按照学位授予人数的多少由高到低分别为：工学（128435人，35.0%）、理学（40618人，11.1%）、文学（37620人，10.3%）、医学（35421人，9.6%）、管理学（34433人，9.4%）、法学（28832人。7.9%）、经济学（21200人，5.8%）、教育学（16711人，4.6%）、农学（10940人，3.0%）、历史学（4755人，1.3%）、哲学（4201人，1.1%）、艺术学（3971人，1.1%）。学位授予人数排在前三位的学科为工学、理学、文学，三者合计所占比例为57.4%；而排在后三位的学科为历史学、哲学、艺术学，三者合itN占比例仅为4.4%。

从表5可以看出，在11个学科门类中，授予硕士学位人数所占比重上升幅度较大的学科有法学、教育学、文学和管理学，增幅最大的是文学，由1996年的5.7%上升至2012年的11.3%。授予硕士学位人数所占比重下降幅度较大的学科有经济学、工学、医学，仅从表面上看，工学的比重有了大幅下降，由1996年的43.4%下降至2012年的35.0%，但如果考虑到近些年来专业学位中工程硕士快速增长的因素，那么整个工程类硕士所占的比重变化并没有如此之大。授予硕士学位人数所占比重变化不大的学科门类，包括哲学、历史学、理学和农学，其中哲学、历史学和农学也是所占比重最小的学科。

（三）学科门类结构的变化特点

对比1996-2012年全国博士、硕士学位授予量学科门类的构成情况，可以直观地发现各学科门类所占比重的变化较小。使用1996年与2012年各学科门类的授予人数和所占比重两组数据分别进行简单回归分析可以发现，1996年数据对2012年数据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这说明，研究生教育在规模扩张的过程中，学科门类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呈现着“存量决定增量”的特点。

通过比较还可以发现，博士学位与硕士学位的学科门类结构不仅没有向差异化方向发展，而且趋同性有所加强，没有体现出博士和硕士人才培养的不同目标要求。具体而言，在硕士研究生教育阶段，在保证基础性、理论性学科专业基本需求的基础上，应该大力发展应用型学科专业，培养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博士研究生教育应以培养学术型人才为主，重视理论性、基础性学科的人才培养。

三、国家主导的研究生教育发展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研究生教育的平衡发展，但由于缺乏刚性的“需求与条件相结合”的约束机制，也导致了研究生教育政策的僵化

在中央政府主导与授权，地方、高校竞争式发展的模式下，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为了平衡各方利益，进行指标分配，比如一级学科博士授予权的增加，每个省只能报两所高校两个专业。指令性分配的结果是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研究生教育的平衡发展，但也导致了“需求与条件相结合”机制的失灵，研究生教育增长“一刀切”，各类高校的优势没有发挥出来，从而导致了高校研究生教育的同质化倾向。

2007年至2012年间，不同类型层次高校的博士学位授予人数和比重都有所变化。2007年，“985工程”高校学术博士学位授予人数为21705人，占全国授予总数的比重为53.03%，“211工程”高校学术博士学位授予人数为29520人，占全国授予总数的比重为72.13%。2012年，“985工程”高校学术博士学位授予人数为26279人，占全国授予总数的比重为49.57%，“211工程”高校学术博士学位授予人数为34564人，占全国授予总数的比重为65.20%。如表6所示，“985工程”高校、“211工程”高校学术博士学位授予人数在数量上都有所增长，但是它们各自占全国授予总数的比重却呈下降趋势。

2007年，“985工程”高校专业博士学位授予人数为1076人，占全国授予总数的比重为61.73%，“211工程”高校专业博士学位授予人数为1302人，占全国授予总数的比重为74.70%。2012年，“985工程”高校专业博士学位授予人数为1786人，占全国授予总数的比重为53.68%，“211工程”高校专业博士学位授予人数为2246人，占全国授予总数的比重为67.51%。如表7所示，“985工程”高校、“211工程”高校专业博士学位授予人数在数量上都有所增长，但是它们各自所占全国授予总数的比重却呈下降趋势。

2007年至2012年间，不同类型层次高校的硕士学位授予人数和比重都有所变化。2007年，“985工程”高校学术硕士学位授予人数为101371人，占全国授予总数的比重为35.84%，“21 1工程”高校学术硕士学位授予人数为178638人，占全国授予总数的比重为63.16%。2012年，“985工程”高校学术硕士学位授予人数为94269人，占全国授予总数的比重为25.84%，“211工程”高校学术硕士学位授予人数为167277人，占全国授予总数的比重为45.85%。如表8所示，“985工程”高校、“211工程”高校学术硕士学位授予人数在数量上呈先降低再升高的趋势，但是它们各自占全国授予总数的比重却呈下降趋势。

2007年，“985工程”高校专业硕士学位授予人数为44519人，占全国授予总数的比重为52.69%，“211工程”高校专业硕士学位授予人数为62821人，占全国授予总数的比重为74.35%。2012年，“985工程”高校专业硕士学位授予人数为81459人，占全国授予总数的比重为41.13%，“211工程”高校专业硕士学位授予人数为118863人，占全国授予总数的比重为60.02%。如表9所示，“985工程”高校、“211工程”高校专业硕士学位授予人数在数量上都有所增长，但是它们各自占全国授予总数的比重却呈下降趋势。

博士研究生教育需要以发达的高等教育、大量的研发经费支出和师资条件等为支撑，集中优势资源，才能既保证博士研究生教育的规模，又保障人才培养的质量。从世界经验来看，发达国家的博士研究生教育有着与本科教育、硕士研究生教育不同的发展规律和模式，博士研究生教育主要集中于少数地区的研究型大学，体现出一种集中优质资源培养博士的集聚效应。如美国有406所大学拥有博士研究生学位授予权，而其中有50所大学授予的博士学位数相当于总数的二分之一。美国研究型大学（包括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学）是美国博士研究生教育的主要阵地。美国博士研究生的培养和基础研究的进行基本上集中于美国高等教育系统的著名大学。这样不仅有效利用了优质教育资源，也保证了博士研究生教育的质量，提高了博士研究生教育的绩效。

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少数研究型大学承担着精英教育的任务，而大量的高等学校则承担大众化高等教育的任务，不同类型的高校应该有不同的发展方向。国家重点建设的“985工程”、“211工程”高校，具备较强的科研能力，拥有高水平的学科群，应当在这些重点院校中集中设立博士点。这些学校的学科、专业的基础水平高，师资、经费、项目和设备等条件能够保证博士研究生教育的质量。唯有如此，才能既保证博士研究生的培养质量，又使有限的宝贵教育与科研资源得到充分利用。

同时，不同类型高校的定位不同，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在不同学校应有所侧重，没有必要规定统一的比例要求。在现阶段，“985工程”、“211工程”高校等学术能力较强的高校，学术学位研究生占比应该多一些，充分发挥这些高校的学术优势；以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培养为主的高校，专业学位研究生占比可以多一些，以培养专业学位研究生为主。

四、政府主导的研究生教育发展是由我国国情所决定的，其优势是明显的，但需要建立科学有序的机制，特别是“需求和条件相结合”的刚性约束机制

政府主导的研究生教育发展模式在制度上明确了中央、地方和高校之间的关系。政府拥有政策制定权、检查验收权、激励分配权，掌控着资源分配、激励设计、绩效评价等各项权力，利用行政主导的力量促进了研究生教育的快速扩张，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研究生教育的区域平衡和高校之间的平衡发展。但是，这也导致形成了“存量决定增量”的增长模式，增量缺乏结构调整，研究生教育发展更多地体现在数量与规模扩张，而非结构变迁上。

政府主导的研究生教育发展其本身仍带有指令性的成分，容易忽略地方和高校的实际情况。上下信息不对称、权力不均衡、沟通不顺畅，于是各地方和高校带着“不报白不报”的心理尽可能地去扩大增量，力求将自身诉求最大化，罔顾结构调整与自身办学条件、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制约与限制，使得研究生教育难以在结构优化、效益提升的情况下进行规模扩张。

改革的关键是形成“需求和条件相结”的刚性约束机制，使得研究生人才培养能够在办学条件和社会需求的双重约束下发展，即既要考虑办学质量，也要考虑人才培养的社会需求。博士研究生教育主要根据办学条件，同时考虑社会需求来布局发展，而硕士研究生教育主要根据社会需求，同时考虑高校办学条件来布局发展。在维持政府主导的同时，寻找一种能够保持持续产生绩效的机制，使研究生教育沿着科学有序的轨道前行。

参考文献

[1]宋东霞，黄海军.我国研究生教育学科结构变化的特点和原因分析[J].中国高教研究，2012（6）：36-39.

研究生年度个人总结篇2

【摘要】文章通过问卷和访谈，对240名医学生进行的思辨倾向调查表明：总体而言，医学生的思辨人格呈中性倾向，八个维度中，除好奇心和分析性呈正向倾向外，其他六个维度均呈现中性和负性倾向。基于此，提出了医学院校英语教学中学生思辨能力培养的可行性策略。

【关键词】思辨能力；医学院校；英语教学

【基金项目】河北省高等学校社科研究2015年度教育科学规划项目《医学院校英语教学中学生思辨能力培养策略探析》（编号：GH151107）。

一、研究背景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第十一章写道：“注重学思结合，倡导启发式、探究式、讨论式、参与式教学，帮助学生学会学习。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培养学生的兴趣爱好，营造独立思考、自由探索、勇于创新的良好环境。”思辨能力的培养已成为人才培养中的重要内容。

思辨能力（Critical Thinking Skills）是指“个人为了决定某物的真实价值，运用恰当的评价标准进行有意识的思考，最终做出有理据的判断的能力”（Paul & Elder，2006）。有关思辨能力的研究，西方国家各类的研究成果甚多。这些研究大致可分为三类：界定思辨能力的分项能力；构建思辨能力的量具；探索高等教育中思辨能力培养的途径及其有效性。近年来，国内外语界对思辨能力的发展给予了高度的重视。

思辨倾向（Critical Thinking Disposition）是思辨能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人们解决问题、评价观点、做决定时进行思辨活动的稳定一致的心理驱动力（Facione，2006）。思辨倾向不是一成不变的，具有可教、可学的特点，积极、正面的思辨倾向有助于提高思辨能力。因此，了解学生的思辨倾向现状对于培养其思辨能力至关重要。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目的

思辨能力培养应作为大学英语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已经是外语界的基本共识，也符合国家长期发展的战略目标。通过梳理归纳相关文献，笔者发现当前国内思辨能力研究主要具有两个特点： 1.相关研究大都是围绕英语专业学生展开，完全针对医学生的思辨能力研究缺乏；2.可直接应用于医学生英语教学实践的思辨能力研究成果鲜见。

因此，本研究立足于医学院校学生思辨倾向现状，着眼于探寻在医学院校英语教学中对学生思辨能力进行培养的可行性策略。

（二）研究对象

本研究的受试者为随机抽取的河北医科大学一到三年级的本科生，回收有效问卷240份：男生占44.1%，女生占55.8%；13级学生占24.5%，14级占22.5%，15级占52.9%。

（三）研究工具

本研究通过调查问卷及访谈的方式收集数据，其中调查问卷在2016年6月通过问卷星进行和回收。调查问卷共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个人基本信息，第二部分是思辨人格倾向调查。该调查问卷来自文秋芳教授2009年版思辨人格倾向量表，同时借鉴其研究结果，将其数据分析中发现的4个无效题目删除。量表共含八个维度：分析性、好奇心、坚韧性、自信度、求真性、认知成熟度、开放性、正义性，50道题目（各维度所含题目数量见表1），选项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共6个等级，进行因子加权处理（各维度内各题项得分总和/该维度内题目数*10）后满分为480分。总分240分及以下为负性倾向，320分及以上为正性倾向。整份量表的Cronbachα系数为0.838，学术性和社会性的α系数分别为0.817和0.818。结合各维度的α系数，总体而言，该量表的信度指标符合统计要求。

（四）数据分析

问卷提交后，初步的统计和分析由问卷星平台自动完成，深入的统计分析工作通过SPSS22.0软件进行。

三、研究结果与讨论

（一）思辨倾向各维度总体调查结果

如表1的描述性统计显示，医学院校本科生思辨人格倾向总分为289.45，整体处于摇摆不定的状态。具体来看，在八个维度当中，好奇心（43.39）和分析性（42.31）分值超过40，呈现正性倾向；自信度（37.93）、正义性（36.82）、坚韧性（34.91）、开放性（32.40）和求真性（31.98）分值均处于31-39，呈现出摇摆不定的中性倾向；认知成熟度（29.71）不足30，呈现负性倾向。从排序上来看，好奇心第一，认知成熟度第八。

总体而言，医学院校本科生有较强的好奇心，好疑，好问，好学，有获取知识的迫切愿望，而且推理、运用证据解决问题的分析能力强；看待事物、处理问题上，武断，从众，简单化，认知成熟度差。同时，上述呈现中性倾向的五个维度说明，医学生对自身的思辨能力信心不足，怯于挑战权威；面对不公正、违反道德、触及法律等事件时立场不坚定；抗挫能力差，做事缺乏计划性、专注力和持之以恒的信念和坚韧的品质；心胸不够开阔，不善于容忍、尊重不同意见；寻求事实真相的探索精神不足。

（二）不同年级学生思辨倾向各维度调查结果

本研究还对三个年级分别进行了统计学分析。如表2所示，三个年级的思辨人格倾向总分分别为大三291.3355，大二284.7147，大一290.5913，与总体情况相同，均属于摇摆不定的状态；除2015级的学生的认知成熟度达到30.51外，各维度得分也和总体情况相应维度处于同一区间；且除2014级的开放性和求真性顺序对调外，各年级与总体情况的排序也完全相同。由此可见，三个年级学生的思辨能力培养的任务都十分艰巨，尤其是认知成熟度亟待提高。此外，针对三个年级的单因素方差分析Y果显示，三个年级的思辨倾向不具有显著差异。

（三）本研究对医学生英语教学的启示

上述针对医学本科生思辨人格倾向的调查结果，为英语教学带来以下启示。

首先，现状不容乐观，英语教师应重视学生的思辨能力培养，切勿一味地追求提高学生的语言技能。其次，教师自身的思辨能力对于增强学生思辨能力培养的有效性至关重要，因此英语教师自身的思辨能力发展不容忽视。再次，英语教学中，向学生灌输思辨能力的重要意义，激发学生自我培养思辨能力的动机，思辨能力的提高是一项需要多方联动的系统工程。最后，实际英语教学中，教师应以思辨能力培养为导向，全面推进教材编写、课程设置、课程评测、第二课堂建设、课堂教学模式等方面的探索和创新。比如说，在课堂教学中根据不同教学内容的特点，采用自主学习式、教师引导式、角色扮演式、研讨式、辩论式等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最大限度地让学生的思辨能力得到训练。

四、结语

本研究基于文秋芳团队的思辨人格倾向量表，借鉴于巧丽、金双军等的研究视角，分析了河北医科大学本科一年级至三年级学生的思辨倾向现状。结果表明：总体而言，医学本科生的思辨人格呈中性倾向。鉴于此，师生双方思想上应重视思辨能力培养，在实践中全面推进教材、课程、评测、第二课堂、教学模式等方面的改革。由于时间、精力和能力所限，本研究还存在诸如取样范围较窄、未开展追踪调查等局限。此外，英语教学中培养学生思辨能力的策略也有待于深入探讨。

【参考文献】

[1]Paul R&Elder L.Critical Thinking：Learn the Tools the Best Thinkers Use.2006.

[2]Facione，P.A.Critical Thinking：What It Is and Why It Counts[J].Insight Assessment， 2006.

[3]刘晓民.论大学英语教学思辨能力培养模式构建[J].外语界，2013（05）：59-66.

[4]孙有中.突出思辨能力培养，将英语专业教学改革引向深入[J].中国外语，2011，8（03）：49-58.

[5]文秋芳，王建卿，赵彩然，等.对我国大学生思辨倾向量具信度的研究[J].外语电化教学，2011（06）：19-23.

研究生年度个人总结篇3

关键词：硕士研究生；学业倦怠；问卷调查

作者简介：傅蕾（1987-），女，安徽巢湖人，上海开放大学学生处，助教。（上海 200433）

中图分类号：G6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079（2013）28-0201-02

一、问题提出

倦怠（burnout）指的是一种疲乏懈怠、疲劳困倦的状态。美国纽约临床心理学家费登伯格（Freudenberger）于1974年在《职业心理学》杂志上首次提出了职业倦怠的概念。职业倦怠是指人际服务领域中的工作者由于工作本身的要求或在工作过程中与他人相互作用而引起的一种对工作缺少兴趣，感到厌烦，身心俱疲的心理亚健康状态。[1]目前关于职业倦怠的概念，引用的最多的是Maslach和Jackson给出的定义，即“职业倦怠是在以人为服务对象的职业领域中，个体所表现出来的一种情绪耗竭（emotional exhaustion）、去人性化（depersonalization）和个人成就感降低（a reduced sense of personal accomplishment）的症状”。[2]情绪耗竭是指情绪情感上过度消耗造成的极度疲劳状态；去人性化是指用消极、冷漠、麻木不仁的态度对待自己的服务对象，将服务对象物化；个人成就感降低是指对自己的工作能力和获得成功的信心下降。

如今，倦怠的概念不仅仅运用于职业领域，更延伸至学校范围，出现了“学业倦怠”的概念。Pines、Schaufeli、Meier、Balogun等人都对学业倦怠下过定义，基本都是依据职业倦怠模型将学业倦怠划分为对学习的情绪衰竭、对同学的冷漠以及低成就感这三个维度。参考众多学者的定义，本文将学业倦怠定义为：“学生对学习没有兴趣或缺乏动力却又不得不为之时，就会感到厌倦、疲乏、沮丧和挫折，从而产生一系列不适当的逃避学习的行为，这种状态称为学习倦怠”。[3]本文将学业倦怠分为情绪低落、低成就感以及行为不当三个维度。情绪低落指的是由于不能很好地处理学习和科研中的问题而表现出的倦怠、沮丧、缺乏兴趣等情绪特征；低成就感指的是在学习和科研过程中体验到的低成就的感受，或指完成学习和科研任务时能力不足所产生的学习和科研能力上的低成就感；行为不当指的是由于厌倦学习和科研而表现出的不交作业、不完成课程任务和科研项目等行为特征。

我国已有部分学者对学业倦怠进行了研究，如甘怡群将集体自尊作为影响学业倦怠的变量、伍新春对学业倦怠的问卷进行了修订，还有李晓军、许有云、连榕等学者对此也进行了相关研究。但大部分研究都集中于大学生群体，关于研究生学业倦怠的探讨，少之又少。

然而，硕士研究生的学习压力较之本科生更弥散，更容易产生学业倦怠。对某一个领域的持续、深入研究；对就业形势的担忧；对未来的迷惘等都可能会导致学业倦怠。目前关于研究生学业的研究只有李纳娜[4]对研究生的学业倦怠进行了现状调查和因素分析，发现有90.8%的硕士研究生存在着学业倦怠现象，并且通过调查发现前景和专业兴趣是研究生对学业倦怠的主要成因。程陶等人[5]研究发现研究生学业倦怠与专业承诺成负相关。了解硕士研究生学业倦怠，不仅为了解硕士研究生学习基本状况提供了依据，更为未来的改革提供了参考。

二、研究方法

1.研究对象

采用分层整体随机抽样的方式，抽取上海市、安徽省具有代表性的高校3所，共发放问卷350份，回收有效问卷313份，有效回收率为89.4%。其中，男生181名，女生132名；文科专业学生82名，理科专业学生57名，工科专业学生174名；一年级学生191名，二年级学生109名，三年级学生13名。由于研三学生面临毕业，学习状态不甚稳定，因此未进行大面积的调查。

2.研究工具

采用李纳娜编制的《硕士研究生学业倦怠量表》。[5]此量表在连榕编制的《大学生学习倦怠量表》基础上进行修订，以此符合研究生的学业情况。该量表共20道题目，分为三个维度，分别是情绪低落（8个题目）、行为不当（5个题目）以及低成就感（7个题目）。量表采用5级评分制，“1”代表“完全不符合”，“5”代表“完全符合”。该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cronbacha系数）均在0.7以上，分半信度都在0.6以上，信度良好。量表各维度与总分之间的相关在0.715～0.856之间，维度之间的相关在0.356～0.587之间，量表的结构效度达到规范要求。

3.实施程序

采用集体施测与个别施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问卷发放。由主试施以统一的指导语，被试当场完成问卷并进行回收，事后对个别被试进行访谈。

4.数据处理

采用SPSS12.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描述统计、差异显著性检验以及方差分析。

三、结果与分析

1.硕士研究生学业倦怠总体状况

硕士研究生学业倦怠的总体情况，如表1所示。由表1可以看出，硕士研究生的学业倦怠分数略低于中间值（5分制计分，因此中间值为3分），说明硕士研究生的学业倦怠总体情况并不严重。根据问卷结构特点和得分情况，研究者参照现有研究，[6]将得分高于60分者视为学业倦怠者，低于40分者视为不存在学习倦怠者，介于40分和60分之间者视为不确定的中间状态。[7]研究结果表明，得分高于60分者有60名，占总人数的19.1%；得分介于40和60之间者有226名，占总人数的72.0%；得分低于40分者有27名，占总人数的8.9%。这同样说明硕士研究生学业倦怠水平处于中间水平的人居多。

学业倦怠三个维度中，行为不当得分最低（M=2.43），说明硕士研究生的学业倦怠中不良行为并不多，相反，低成就感得分最高（M=2.78），说明硕士研究生学业倦怠的主要表现是成就感较低。

2.硕士研究生学业倦怠在各个因素上的差异

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以及单因素方差分析对数据进行处理，结果如表2所示。

表2表明，硕士研究生的学业倦怠在性别、年级、是否跨专业，以及是否有工作经历的因素上有显著差异。具体表现为：一是女生的低成就感得分显著高于男生（p=0.005，

四、讨论

1.硕士研究生学业倦怠总体状况

总体而言，硕士研究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学业倦怠现象，但是并不严重，这与李纳娜、[4]程陶[5]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相较于众多学者研究的大学生学业倦怠总体情况，[8-10]研究生学业倦怠程度效度较低。这可能与研究生的学习性质相关，研究生的学习已超越本科的基础阶段，自主性与灵活性更强，而且大多数研究生都是根据自身的兴趣选择考研，少了很多高考填志愿时的盲目，因此倦怠程度相对较低。

但是硕士研究生的学业倦怠主要集中在成就感低这一维度，原因可能在于研究生的学习已经进入运用研究阶段，课题研究需要一个持续长久的过程，其中免不了会经历一系列挫折，因此难以短时期内满足学习成就感。同时，由于硕士研究生随着阅历的增加，心理逐渐成熟，能够采用积极主动的方式应对学习，[11]学生的情绪与行为也日趋稳定。因此，硕士研究生的学习应增加对其阶段性成果的肯定，将导师负责制与自主学习有效结合，进一步增添其成就感，进而激发更强烈的学习动机。

2.硕士研究生学业倦怠性别差异分析

在性别因素上，男女的学业倦怠总体水平没有显著差异，这与国内研究结果基本一致。[3-5，12]其中，男女在情绪低落与行为不当这两个维度没有显著性差异，与李晓军、[10]许有云[9]等人的研究结果略有出入。这可能与男研究生的心理成长有关。男生在进入硕士研究生阶段的学习后，由于自身的心理日趋成熟，更直接地感受到了未来的压力，因此对情绪以及行为的控制更加理智。

女生的成就感显著低于男生，这与连榕[8]的研究结果一致。这可能与男性和女性读研动机不同有关。许多女硕士研究生是迫于现实就业的考虑和压力才选择读研，而不是真正受内部成就动机的驱动所做出的选择，[13]对学习的投入度降低，成就感也比较低。因此，学校根据男、女研究生感受的不同压力，有针对性地采取不同的措施，分别增加与男生在日常问题的交流和与女生在学业、工作方面的沟通。

3.硕士研究生学业倦怠年级差异分析

结果显示，硕士研究生在年级因素上，学业倦怠存在显著差异，并且倦怠程度呈逐年增高的趋势，这与程陶[5]的研究有所差别。研究生学业倦怠随年级而增高，这可能与研究生不同阶段的任务有关。一年级硕士研究生刚刚入学，来到一个全新的环境，更多的是生活与环境的适应，加上此时的课程负担并不沉重，因此倦怠程度较低。二年级的研究生已经熟悉研究生的学习模式，开始着手众多事项，如毕业论文的开题、职业规划以及兼职实习等，因此分散了较多的精力，未能很好地分配时间，故存在一定程度上拖拉作业、推迟科研任务等行为。而三年级的硕士研究生一方面要做出一定的科研成果，完成毕业论文；另一方面还面临着许多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如严峻的就业形势、博士入学考试、婚姻嫁娶等问题，故三年级的硕士研究生学业倦怠水平最高。学校应根据不同阶段研究生面临的主要任务，合理安排课程与科研任务，帮助其顺利完成三年的学业。

4.硕士研究生学业倦怠在是否跨专业因素上的差异

在行为不当的维度上，跨专业硕士研究生显著高于原专业学生。这可能仍旧与跨专业研究生抓不住学习重点有关。学科之间虽然并无绝对界限，但是每一门学科都有自己的特点，因此，跨专业学习能否认同该学科的思维特征以及研究方法，是学习行为是否合适的前提。访谈中跨专业学生对自己曾经所学学科仍有所牵挂，故对现学的专业研究投入度不高，出现了想逃避的心理，企图用生活中别的事情来冲淡对学习的关注，学习中出现了偷工减料的情况。因此，应关注跨专业研究生的学习适应问题，在帮助他们补习基础知识的同时，更要关注学生自身的专业背景，帮助他们理解本科专业与现在专业的区别与共同之处，以促使他们尽快转换专业学习的思路。同时，要重视跨专业学生原有的专业优势，培养跨专业的综合性人才，并以此带动学科之间的融合发展。

5.硕士研究生学业倦怠在是否有工作经历因素上的差异

研究表明，有工作经历的硕士研究生学业倦怠程度要高于没有工作经历的学生，但未达到显著差异，且有工作经历的学生成就感显著高于没有工作经历的研究生，这与程陶[5]的研究结果相一致。有工作经历的学生读研的需要更具体，动机更加强烈，在学业上树立的目标更加切实可行，加上考研时一直面对工作与读书的双趋冲突，则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读研机会，因此在专业学习上更加努力，投入程度也较高，学业上树立的目标也相对具体可行，因此所体验的成就感也较高。因此，学校应增加各种不同经历研究生之间的交流，让学生更直接地了解生活的现实，从认知上理解研究生学习的意义，帮助其树立适合自己的目标，鼓励其积极探索学习方法，一步步迈向成功。

五、结论

一是当前硕士研究生学习倦怠处于中等水平。二是女生在学业倦怠总体得分上高于男生，但未达到显著水平；低成就感维度上，女生得分显著高于男生，说明女生在学业上更少地感知成就。三是一年级硕士研究生总体学业倦怠水平最低，二年级其次，三年级最高，并达到显著性差异。行为不当维度上，一年级得分最低，三年级得分其次，二年级得分最高，三者之间达到了显著性差异。四是跨专业学生的学业倦怠总分略高于跨专业的学生，但没有显著差异，行为不当维度中，原专业学生的得分要显著低于跨专业学生的得分，说明跨专业学生存在更多的厌倦学业的行为。五是有工作经历的硕士研究生学业倦怠总分略高于没有工作经历的研究生（M=53.11），但未达到显著差异。低成就感维度中，有工作经历的学生要显著低于没有工作经历的研究生，说明有工作经历的学生感受到的成就感较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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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纳娜.硕士研究生学业倦怠分析[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9.

[5]程陶，李纳娜，桑轲.硕士研究生学业倦怠、专业承诺的状况及其关系[J].心理研究，2008，1（2）：9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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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连榕，等.大学生专业承诺、学习倦怠的状况及其关系[J].心理科学，2006，29（1）：4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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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李晓军，周宗奎，游志麒，等.社会支持对师范类大学生学业倦怠的影响[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08，16（12）：1335-1337.

[11]杜婷.硕士研究生心理健康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D].郑州：郑州大学，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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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年度个人总结篇4

【关键词】 阿尔茨海默病;阿尔茨海默病评定量表;轻度认知功能损害;心理测量学

中图分类号:R74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6729(2010)006-0425-06

doi:10.3969/j.issn.1000-6729.2010.06.009

轻度认知功能损害(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MCI)指介于正常衰老和痴呆之间的一种认知功能损害状态。阿尔茨海默病(Alzheimer' s disease,AD)是老年期痴呆最主要的类型,一旦发生,常不可逆转[1]。MCI作为痴呆的亚临床的前期状态,近年来受到极大关注[2]。将MCI从正常衰老与轻度痴呆中区分开来是MCI研究的重点与难点之一。阿尔茨海默病评定量表认知分量表(Alzheimer' s Disease Assessment Scale-cognitive subscale,ADAS-Cog)[3]是目前运用最广泛的AD认知功能评价工具之一,该量表的中文翻译本由王华丽等人在前期已完成,对该量表的区分轻中度阿尔茨海默病的效能有较肯定的评价[4-5]。国外对ADAS-Cog区分MCI能力的研究结果很不一致,ADAS-Cog中文版则缺乏类似探讨[6-8]。本研究比较MCI、正常对照、轻度AD三组老人的ADAS-Cog得分情况,探讨ADAS-Cog中文版区分MCI的能力。

1 对象和方法

1.1对象

来源于2004年6月-2008年6月在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记忆障碍门诊就诊的老人,以及上海市第一福利院与上海黄浦区外滩街道居住的老人。轻度AD老人入组标准:①按《美国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四版(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nual of Mental Disorders,fourth version.DSM-Ⅳ)[9]诊断为“很可能AD”(Probable AD);②临床痴呆量表(Clinical Dementia Rating,CDR)[10]评分为1分。MCI老人入组标准:参照Peterson等提出的诊断标准[11],并且符合以下条件①主诉有记忆障碍,病程大于3个月;②生活能力与社会功能无明显受损,CDR为0.5分;③简明智力状态检查量表(Mini-Mental State examination,MMSE)[12]得分,文盲为15~19分、小学程度18~22分、中学或以上22~28分;④无脑梗死灶或活动性脑血管病临床依据。正常对照老人入组标准:①自诉无明显记忆障碍;②MMSE得分文盲≥20分,小学程度≥23分,中学或以上≥28分;③CDR评分为0分。

共入组130例,其中MCI组40例,轻度AD组40例,正常对照组50例。所有受试者均在入组前由本人或法定人签署知情同意书。

1.2工具

1.2.1阿尔茨海默病评定量表认知部分(Alzheimer' s Disease Assessment Scale-cognitive subscale,ADAS-Cog)[5]

由Rosen 和Mohs编制[13]。该量表对AD的严重度的评价受到较广泛认可。ADAS-Cog分12个条目,即语词回忆、命名、执行指令、结构性练习、意向性练习、定向力、词语辨认、回忆测验指令、口头语言表达能力、找词能力、语言理解能力和注意力。从记忆、语言、操作能力和注意力4个方面评估认知能力。评分范围为0~75分,分数越高认知受损越重。

1.2.2MMSE[12]

由Folstein编制,是目前国内外最具影响的认知缺损筛选工具之一。张明园修订后做过大规模测试,划分了与文化相关的痴呆分界值。即文盲≤17分,小学≤19分,中学及以上≤23分[14]。

1.2.3CDR[10]

由Morris 编制。对老年人(主要针对痴呆患者)认知功能和社会生活功能损害的严重程度进行临床分级。采用半定式访谈受试者和知情照料者获得信息。评估受试者记忆、定向、解决问题、社交事务、家庭生活与生活自理6方面的表现。按严重程度分5个等级:0表示健康,0.5表示可疑痴呆,1表示轻度痴呆,2表示中度痴呆,3分为重度痴呆。

1.3研究方法

所有参加研究的神经心理评估研究者均在研究前接受统一培训,且达到一致性标准。约半年重复培训并获得一致性结果。研究开展后加入的研究者,经过下一周期的培训后再参加神经心理评估工作。CDR量表及所有受试者的最终诊断由另外一名主治或副主任医师评价并决定,诊断有疑问者由主治医师以上职称的两名医师商讨最终决定。

1.4 统计方法

采用SPSS统计软件包进行相关统计。采用方差分析两两比较正常组与MCI、MCI与AD组受试者的年龄与受教育年限。采用卡方检验比较正常组与MCI、MCI与AD组受试者的性别分布。采用GLM分析ADAS-Cog评分的影响因素。由于ADAS-Cog总分与各项目分均非正态分布,检验方差不齐。故采用非差数独立样本Mann-Whitney U检验两两比较正常组与MCI、MCI与AD组受试者的ADAS-Cog总分与12项目分。采用ROC计算曲线下面积。显著性标准为P

2 结 果

2.1三组间人口学资料与简明智力状态检查量表总分比较

年龄与性别分布三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受教育年限三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两两比较显示,对照组年限高于MCI组和轻度AD组。MMSE总分三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对照组得分高于MCI组和轻度AD组,MCI组得分高于轻度AD组(表1)。

2.2ADAS-Cog评分影响因素分析

以ADAS-Cog总分为因变量,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CDR评分为自变量,进行GLM分析。结果显示,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对ADAS-Cog总分的影响无统计学意义(F=0.04,1.40,1.12,P均>0.05),仅CDR评分越高,ADAS-Cog总分也相应更高,达到统计学意义(F=22.82,P

2.3三组间ADAS-Cog总分与各条目分比较

ADAS-Cog总分与各条目分除物体命名外,三组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两两比较显示,MCI组的单词回忆、意向性练习、定向力、单词辨认、语言表达、找词能力、语言理解项得分与总分均低于轻度AD组(P

2.4ADAS-Cog对MCI与轻度AD、MCI与正常老人的区分度

采用ROC曲线分析ADAS-Cog总分与各条目分区分MCI的能力,结果显示,MCI与轻度AD比较时,ADAS-Cog总分与定向力项目区分两者的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Curve,AUC)最大(图1)。ADAS-Cog总分的AUC为781,敏感度为85.0%,特异度为60.0%。定向力项目的AUC值为0.775,敏感度为85.0%。特异度为62.5%。

MCI与正常老人比较时,ADAS-Cog总分与回忆测验指令项的AUC最大(图2)。

ADAS-Cog总分的AUC值为0.719,敏感度为70.0%,特异度为66.0%。回忆测验指令项目区分MCI的ACU值为0.712,敏感度为70.0%。特异度为66.0%。

3 讨 论

ADAS-Cog针对AD患者的认知损害特点设计,目前广泛应用于AD患者认知损害纵向观察和AD药物疗效研究[15-16],近年来,ADAS-Cog推广应用于MCI[6]。从认知能力与受损的严重程度的角度,可将所有老人分为成功老龄、常态老人、MCI、轻度痴呆、中度痴呆与重度痴呆。MCI介于常态老人与轻度痴呆之间,因此,评估神经心理测评工具区分MCI的能力,应从MCI与常态老人、MCI与轻度痴呆这二方面考虑。由于ADAS-Cog针对的AD患者,本研究选择MCI患者与AD、MCI与正常老人作为研究对象。

受教育程度对神经心理测评工具的影响一直受到重视[17]。ADAS-Cog作为认知损害的神经心理测评工具,受试者的受教育水平对评分是否存在影响是必须考虑的因素。王华丽等的前期研究结果认为ADAS-Cog评分不受教育水平的影响[4-5],而大样本研究后,认为轻度AD患者ADAS-Cog评分与受教育年限无关,健康老年人群与中度AD患者则有关[8]。Doraiswamy等研究了444例AD患者的ADAS-Cog评分,将受教育程度划分为低于高中、高中、大学、研究生4组,认为高中以下的患者与受过高中教育以上的患者的评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并且低教育水平的患者在6个月后评分增加更快(显示病情恶化程度更快)[17]。本研究样本较小,研究对象接近王华丽等研究者的受试人群,所得结果也相似。因此,我们支持国内多数学者的意见,认为采用ADAS-Cog中文版评估中国老年人认知损害的变化时,受教育因素的影响不能说没有,但相对较弱。

AD的患病率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增高。因此,年龄对ADAS-Cog评分的影响也有报道。如Graham等研究认为在常态老人中,年龄影响ADAS-Cog评分结果,年龄越大,错误的机会更多[16],该研究未将AD患者纳入分析。而纳入AD患者的其他研究则显示,年龄对ADAS-Cog评分的影响不明显[3-5]。本研究的结果支持这一点。

ADAS-Cog一直被认为具有“天花板效应”,也就是说,对于轻度认知损害的老人ADAS-Cog的评估不敏感。而Pyo等经过比较MCI与正常老人、MCI与轻度AD的ADAS-Cog评分认为, ADAS-Cog能很好地将MCI从正常老人与轻度AD患者中区分出来[7],且ADAS-Cog总分的区分能力最好。本研究部分支持Pyo的结果。MCI与轻度AD比较时,ADAS-Cog总分与大多数项目分均显示两组有差异。MCI与正常对照组比较时,ADAS-Cog总分与回忆测验指令项目两组也显示出差异。不过,本研究结果也显示,比较而言,ADAS-Cog 将MCI从轻度AD区分的能力相对较好,MCI与正常对照老人的区分并不理想。从ROC曲线分析的结果更证实了这一点。结合MCI的疾病特点与目前的诊断水平,AUC值至少应在0.80值以上,特异度与敏感度均达到85%以上时,其区分度尚可接受。因此,我们认为,尽管MCI的ADAS-Cog评分与正常对照组、轻度AD老人相比存在统计学上显著性差异,但其区分能力并不十分理想,将MCI从正常老人区分时尤其如此。本研究结果不推荐采用ADAS-Cog 筛选MCI。

MCI与其他两组比较的结果还显示,物体命名与结构性练习两个项目对于MCI的区分能力较差,定向力区分MCI与AD、回忆测验指令项目区分MCI与正常老人相对较好。郭起浩等研究结果也显示了ADAS-Cog各项目对认知受损阶段区分能力的不一致性[18]。有学者认为应该修订ADAS-Cog的原始得分,按各项目的权重比例重新计算以更准确反应受试者的认知受损程度与所处阶段[19],也许不失为一个好的主意。

本研究的样本量较小,研究结果可能存在一定偏倚。MCI患者、正常老人和轻度AD患者以ADAS-cog评分为基础的纵向变化也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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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年度个人总结篇5

关键词：中职生；能力因素；非专业能力

一、绪论

1.1目的

本研究试图探讨拓展活动对“非专业能力”提高的效果，以期待可以探寻一条新的道路以改善中职学生的“非专业能力”现象。即帮助中职学生正视自身“非专业能力”的问题，并通过拓展活动的形式共同解决同一个困扰他们的问题，已达到使学生认识到“非专业能力”提高的重要性。

1.2方法与对象

本课题以通过不同的研究方法开展研究：首先，通过文献研究法等方法理顺拓展活动原理、激励理论与中职德育建设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与方法论；其次，通过比较研究法，对拓展活动对“非专业能力”提高的实践研究进行审视与评估；再次，通过个案研究法，以上海市工业技术学校学生个案为例，探索拓展活动对“非专业能力”提高的实践研究，如何更好地运用相关理论，为学校的德育工作注入活力。

二、结果与分析

在深入访谈大量文献查阅以及专家评价的基础上编制了中职学生为调查对象测量“非专业素质培养情况调查”。本研究采取结构效度和内容效度两个指标来鉴定问卷的效度。这一测量涉及时间上是否推迟任务执行这一个方面的内容。该问卷9月初统一交给课题组负责人，在校生问卷的发放和回收由课题组成员完成。排除种种情况造成的废卷，我们最终得到的全部有效问卷是187份，废卷13份，平均有效率为88.55%，符合卷调查的一般规律和标准，可以进行数据分析。对所有问卷，利用SPSS11.5软件处理数据，调查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一定的价值。

2.1参加拓展活动动机的职务特点分析

2.2 年级、性别对中学生非专业能力的影响

以年级、性别为自变量，以非专业能力总分为因变量，进行多因素方差分析，以探索各个自变量的主效应和它们之间的交互作用，通过分析得出，年级在提高非专业能力总分上的主效应极其显著；性别在提高非专业能力总分上的主效应显著；年级与性别交互作用不显著。为了明确提高非专业能力在不同年级与性别的差异性。

2.3中职学生非专业能力的性别差异

以中职学生性别为自变量，以中职学生非专业能力总分及各维度分为因变量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得出，，在提高非专业能力总分上，男生得分显著高于女生。

同低年级的学生相比，高年级的学生更多的提高非专业能力行为；文科专生比理科专生的学生有更多的非专业能力行为。

2.4正式问卷信度检验

本研究采用同质性信度系数（克隆巴赫a系数）和分半信度作为信度指标，对

中职学生非专业能力问卷进行信度检验。

经过信度检验，中职学生提高非专业能力问卷的总体和四个维度的同质性系数在0.690～0.890之间，分半系数在0.871～0.910之间。表明问卷信度尚可，可以作为调查研究工具。

三、研究结论与建议

3.1研究结论

历时一年的研究，我们通过文献查阅、实地调查与实践活动，就课题研究层层深入，取得了预期的成效。本次实践研究，得出结论主要如下：

1、本研究编制的《非专业素质培养情况调查》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进而有效指导中职生“非专业能力”活动开展的测评工具。

2、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表明，拓展活动的结构主要包括五个因素：观念、知识、能力、品格、方法等其他因素。

3、拓展活动主要出于兴趣、交往、才艺欣赏、成就因素等，自主性因素并不显著。成就因素、才艺欣赏因素、交往因素、兴趣因素。因此，各学校在创设并开展中职学生的拓展活动时，应结合此种特点进行课程规划及内容设计等。

3.2建议

由于时间有限，人员有限，存在不足之处在下一步的研究中，我们将重点开展一下两方面的工作。

1、完善对“拓展活动对‘非专业能力’提高的评价指标的研究；

2、干预内容待深入，干预方式需进行多样化的比较与融合；

3、延长干预时间。

四、结语

研究生年度个人总结篇6

关键词：自我概念，成年人，项目分析，信度，效度。

分类号：B846

1、引言

自我概念（self concept）是指个体对自身的知觉与评价。国内外众多研究表明自我概念在预测个体具体成就、调节心理健康方面有重要作用（Ban-dalos，1995；Harter，1985；樊富珉，付吉元，2001），因而自我概念的相关研究一直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尽管自我概念的研究由来已久，但研究者对自我概念的结构一直颇具争议（刘凤娥，黄希庭。2001），相应的测量工具亦层出不穷。目前研究者多认为自我概念是一个多维度、多层次、有组织的结构，以Shavelson等（1976）提出的多层次多维度自我概念结构模型为例，一般自我概念位于最顶层，可向下分为学业自我概念和非学业自我概念，学业和非学业自我概念又可再往下细分为更为具体的行为领域，这些具体的行为领域处在自我概念结构的最底层，是整体自我概念形成的基础。

相应的，自我概念的测量工具也可划分为一般自我概念和具体成分自我概念两个层次的评估。由于具体成分自我概念与相应领域的行为成就有显著相关（Harter，1985），且其多因子的结构符合心理测量学研究取向的分析方法，具体成分自我概念的测量更多地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因而目前主流的测量工具多侧重对具体成分自我概念的测查，而对一般自我概念测查的关注和研究则明显不足。相关研究者多采用因素分析的方法，针对不同年龄段的群体制定相应的自我概念结构和测查维度，如学业、社会、人际、身体等，各维度下又再细分出具体的因子类别，然后考察个体在每个细分领域的具体成分自我概念，如：Fitts（1965）的田纳西自我概念量表（Tennessee Self-Concept Scale，TSCS），Marsh与Shavelson（1985）的自我描述问卷（5efl-Description Questionnaires，SDQ），Harter（1 986）的青少年自我描绘问卷（Self-Perception Profile forAdolescents，SPPA），李德显（1996）修订的《大学生自我概念量表》等。相较而言，针对一般自我概念的测量工具的研究则较少。在测量与实证的范畴之内，一般自我概念的测量问卷都是单维的，没有内部结构维度（刘萍，王振宏，1997），有研究者将一般自我概念因子等同于自尊测量的结构，如Coopersmith（1967）编制出自尊测量问卷（self-Esteem Inventor%SEI），用SEI的单项成绩来衡量个体的自我概念水平。也有研究者从结构清晰性的角度来研究整体自我概念，如Campbell等（1996）发展的自我概念清晰性问卷（Self-concept Clarity，SCC），从自我概念的结构出发，测查人们对自己了解的清晰程度。自我概念清晰性测量的提出有力的促进了一般自我概念的研究，但目前尚无研究对一般自我概念的测量维度进行重新整合与建构，进而发展出更为全面的一般自我概念测量工具。

自我概念在心理健康素质领域占有重要地位，客观的自我评价、自我悦纳和积极的自我形象是心理健康的重要标志（李韧，刘先华，2005）。Jahoda描述的心理健康标准中包括自我概念的现实性，接受自我，能够现实的评价自己的长处和短处，具有适应和调节自身的能力等，各类心理健康素质综合调查也都包括了自我认识与评价的部分（江光荣，胡博，2006）。然而，当前自我概念领域“重具体轻一般”的测量倾向限制了自我概念在心理健康素质领域的相关研究。一方面，研究表明一般自我概念与心理健康紧密联系，一般自我概念能显著预测个体的积极情绪及生活满意度（Mccullough，Huebner，&Laughlin，2000），整体自我概念的清晰性与个体自尊相关，并表现出压力缓冲的作用（徐海玲，2007）。另一方面，具体成分自我概念因子繁多，与心理健康变量相关不一，使得结果难以解释，如有研究者探讨了具体成分自我概念11个维度与精神健康问题的关系。结果报告相关系数在-0.83到0.11之间，平均相关系数为-0.37（Marsh，Parada，&Avotte，2004）。一般自我概念是个体有机整合具体成分自我概念的结果，而不是具体成分自我概念的简单加和（Rosenberg。1986），显然用平均相关系数并不能准确的揭示出自我概念与心理健康问的关系。可见，要探讨自我概念在心理健康领域的作用有必要加强对一般自我概念的重视，而当务之急便是编制出更为全面、可信、有效的一般自我概念测量工具。

此外，自我概念的评估必须考虑适用群体的年龄特征（Hatter，1985）。目前大多工具是针对儿童青少年，或是学生群体而设计的，其中大多题目所涉及的学业自我概念、同伴自我概念、班级自我概念等并不适宜非学生的成年人群体，专门针对成年人群体的测量工具还十分缺乏，相应的自我概念的实证研究也因此受到限制。不难发现，无论是预测具体行为领域的成就，还是探讨与心理健康的关系，现有自我概念相关研究大多局限于各类学生群体（Marsh et al.，2004；Rosenberg，1986；江光荣，胡博，2006），因而有必要增加测量工具的普适性，扩展自我概念研究的被试人群范围。

综上，有必要从理论上重新建构一般自我概念的理论维度，发展与编制适合成年人群体的一般自我概念量表。

2、方法

2.1 量表的理论维度构想

本量表维度的确定，一方面依据我们关于自我概念的理论维度的构想，另一方面根据《心理健康素质测评系统的研制》课题的整体要求：量表只选取那些（经已有研究证实）同心理健康有肯定关系的结构作为量表的维度，而且各个维度均正向命名。

自我概念理论构建取向的研究者从属性上区分出自我的不同成分。James最早将自我分为经验自我和纯粹自我。经验自我是指被知的自我或客我（Me），而纯粹自我是指主知的自我或主我（I），对主我、客我及其关系的探讨奠定了自我概念理论建构取向研究的基础，认为主体自我和客体自我通过连续的交互性作用最终构成整体的自我概念（Burns，1982）。从主我与客我的关系出发，我国学者时蓉华（2002）指出，自我包括自我认识、自我体验与自我控制三种心理成分。自我认识是指主体自我对客体自我的认识与评价，自我体验是自己对自己怀有的一种情绪体验，也是主体自我对客观自我所持有的一种态度，自我控制则是指主体自我对客体自我的制约作用。基于研究者对于主体自我、客体自我及其交互关系的探讨，我们提出从内容、结构、伴随的情感体验、功能四个层面来全面测量一般自我概念。

首先，从内容层面看，一般自我概念测量应包括主体自我对客体自我的评估，即个体对客体自我的个体属性、社会属性等内容的价值评价，我们称之为自我概念的积极性。内容层面是过去自我概念测量工具关注的主要焦点，主要测查个体在具体的行为领域对客体自我评估的积极性，有研究发现，个体对于自身不同方面（包括外表、亲密关系、社会交往等）的评价的积极程度与其心理健康水平存在显著相关，相关系数在0.30左右（张晓文，吴胜红，2000），相较而言，在一般自我概念水平的相关测查则明显不足，我们则聚焦主体自我对客体自我整体性的一般性评估的积极性。

其次，从结构层面看，一般自我概念测量应包括主体自我对客体自我评估的清晰性，即主我客观、准确、稳定地认识与评价客我的个体属性、社会属性等的程度，本研究称之为自我概念的清晰性。自我概念清晰性维度的提出源自Campbell，目前已有众多研究一致表明，自我概念清晰性与个体心理健康水平有着密切关系，如有研究发现。自我概念清晰性和自尊之间呈显著正相关（0.375），而和抑郁呈显著负相关（-0.399）（徐海玲，2007）。

第三，从情感层面来看，一般自我概念测量应包括主我评价客我的同时伴随产生的情感体验。即个体对自身个体属性、社会属性等内容的接纳和认可程度，我们称之为自我概念的悦纳性。根据时蓉华（2002）的观点，自我体验，即主体自我对客体自我所持有的情绪体验与态度是自我的重要心理成分之一，而Burns（1982）在其全面的自我概念结构-系统中也强调了自我态度系统在整体自我概念形成中的重要作用。实证研究也已经多次证明了自我悦纳程度和心理健康水平之间的密切关系，如有研究者发现，田纳西自我概念中的自我满意维度与各不良心理健康指标（如焦虑、抑郁等）呈显著负相关，相关系数在-0.223到-0.340之间（姚信。2003）。

第四，从功能层面来看，一般自我概念测量还应包括主体自我进行积极自我调节的动态过程，我们称之为自我概念的调节性。自我调控是与心理健康素质相关的自我结构。常常被研究者作为自我量表的测量维度之一（江光荣，胡博，2006）。在积极心理学取向的推动下，心理适应的测量领域引入了对积极调节过程的测量（方晓义，沃建中，蔺秀云，2005），这种适应和调节与多种不良心理健康状态（包括焦虑、抑郁等）之间均存在显著负相关，相关系数在-0.242到-0.642之间，平均为-0.385，而良好的自我概念也应具有自我调节与恢复的功能，即当个体面对负面消极评价时能进行积极的自我调节，从而维持积极的自我评价。

综上，本研究认为一般自我概念是个体对自身整体的认识和评价，其测量应包括静态、动态两个层面共四个维度，其中静态自我概念主要包括个体对自身个体属性、社会属性等内容认识与评价的积极性、结构的清晰性以及情感的悦纳性；动态自我概念则从过程的角度强调个体对自身消极自我概念的调节。具体来讲，积极性是指个体对自身现状有积极正向的评价（主要包括自尊、自信等），如“我感到自己是一个有价值的人”：清晰性是指个体对其自身现状有清晰一致、客观准确的认识，如“我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特长和优势”：悦纳性是指个体对自身现状，特别是自身不足的接纳和认可程度，如“虽然我并不完美。但我喜欢自己本来的样子”：调节性是指个体对负面消极评价的积极调节过程，如“当受到他人的负面评价时，我会换个角度想到自己那些好的方面”。

2.2 量表编制与修订过程

在自我概念积极性、清晰性、悦纳性、调节性四个评估维度上分别参考国内外相关研究及测量工具，各编制题目40道。其中，积极性维度主要参考了Rosenberg自尊量表中文版（汪向东，1999），Judge与Bono（2001）核心自我评价量表（Coreself-evaluation Scale，CSEC）中文版（任志洪，叶一舵，2009），车丽萍与黄希庭（2006）青年大学生自信测量量表：清晰性维度主要参考了Camobell（1996）自我概念清晰性问卷（self-concept Clarity，SCC）；悦纳性维度主要参考了丛中与高文凤（1999）自我接纳问卷：调节性维度主要参考了Gross与John（2003）情绪调节量表，刘启刚（2009）青少年情绪调节策略量表和青少年情绪调节能力量表。

经研究小组成员内部讨论，选择最符合各维度操作定义、维度间交叉较小的题目。最终每个维度保留了25道题目。共100题。将各维度的操作定义与题目交由16名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硕士和博士研究生进行评估并提出修改建议，删除评价者指出的与维度不符或表述不清的题目35道，根据其建议修改新增15题，最终形成80题的预试问卷，每个维度20题。

预试共发放问卷450份，其中有效问卷416份。预试被试包括北京林业大学（发放100份，有效回收率86%）、中国财经大学（发放150份，有效回收率96%）、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本科生（发放100份。有效回收率95%），以及北京师范大学的成人教育学生（发放100份，有效回收率91%）。各学校均为统一施测，问卷统一收回。对各维度上题目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删除维度间交叉大及因子载荷低于0.4的项目，最终正式量表保留43个题目，其中积极性维度11题，清晰性维度10题。悦纳性维度9题，调节性维度13题。

2.3 正式量表的心理测量学检验

2.3.1 被试

另选取北京地区大学生400名为被试，回收有效问卷343份，有效回收率85.8%。其中北京林业大学发放问卷200份，有效回收167份：北京师范大学发放问卷200份。有效回收176份。被试中男生74人，女生252人，性别栏缺失19人：大一19人，大二222人，大三94人，大四8人，所在专业包括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历史、哲学、法学、数学、地理等，被试的平均年龄为21.3±2.7。三周后从初试被试中随机选取70名进行重测，其中有效被试59名，有效回收率84.3%。

2.3.2 研究工具

（1）中国成年人一般自我概念量表

采用自编的成年人一般自我概念量表。量表共43题，由积极性、清晰性、悦纳性、调节性四个分量表组成。为避免被试反应定势，量表的不同维度和正负向计分题目顺序采用随机排列。积极性（11题）指个体对自身现状有积极正向的评价，题目如“我感到自己是一个有价值的人”：清晰性（10题）指个体对其自身现状有清晰一致、客观准确的认识，题目如“我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特长和优势”；悦纳性（9题）指个体对自身现状，特别是自身不足的接纳和认可程度，题目如“虽然我并不完美，但我喜欢自己本来的样子”；调节性（13题）指个体对负面消极评价的积极调节能力，题目如“受到他人负面消极评价时，我会换个角度想自己那些好的方面”。量表采用4点计分，从1“几乎完全不符合”到4“几乎完全符合”，其中23个题目需反向计分。各分量表题目加和计分，分数越高，代表自我概念的积极性/清晰性/悦纳性/调节性越高。还可由各维度得分加和得到自我概念总分，分数越高，代表个体的一般自我概念越好。自我心理健康素质水平越高。

（2）压力困扰量表

采用梁宝勇等（2010）压力困扰量表测量个体心理困扰症状的强烈程度，作为一般自我概念量表的效标。该量表共59题，由抑郁，焦虑，敌对和躯体化4个分量表组成。采用5点计分，从1“从无”到5“严重”，各题目得分之和为量表总分，总分越高说明总体应激反应（或困扰症状）越强烈。在本研究中总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75。

（3）自尊量表

采用Rosenberg自尊量表测查个体的总体自尊水平（汪向东，1999）。该量表采用4点评分，从1“非常符合”到4“很不符合”，各题目得分之和为量表总分，分数越高，代表个体的自尊水平越高。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92。

2.3.3 施测

分别在北京师范大学和北京林业大学两所学校进行集体施测，问卷均当场回收。三周后从初测被试中随机选取70名被试进行重测，施测工具为自编的成年人一般自我概念量表，仍采取集体施测的形式。当场回收问卷。

3、结果

3.1 项目分析

采用相关法和差异指数法检验对量表进行项目分析，检验各题目的区分度。首先计算各项目与其所在维度得分的题总相关，结果表明积极性维度下题目与该维度总分相关在0.58至0.81之间，清晰性维度下题目与该维度总分相关在0.53至0.79之间，悦纳性维度下题目与该维度总分相关在0.53至0，70之间，调节性维度下题目与该维度总分相关在0.53至0.70之间。再根据各维度的得分，对样本划分高低分组（高低各27%），考察高低分组在每道题目上的得分差异（D值），进行独立样本￡检验。结果发现，所有题目在高分组与低分组上差异均达到0，001的显著水平。可见一般自我概念量表各项目均具有较好的区分度，结果详见表l。

3.2 效度分析

3.2.1 内容效度

由16名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硕、博士研究生对一般自我概念量表的内容效度进行评定。评定内容方面，整体评估包括维度的合理性，维度操作定义清晰性：具体的项目评估则由评估者在每个项目上进行是/否判断，包括项目是否符合所属维度定义、题目表述是否清晰，是计0分，否计1分，将该题目上所有评估者的打分相加得到该题目总分，各题目总分范围在0-4分，具体评定结果见表2。根据该评估结果对题目进行删除及修订，最终形成的一般自我概念量表维度合理，操作定义清晰，各维度的题目内容符合该维度所测查的特质，表述清晰易懂，内容效度符合要求。

3.2.2 结构效度

对正式量表的结构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模型为二阶单因子一阶四因子，二阶单因子为一般自我概念，一阶因子则包括积极性（含11个观测项目）、清晰性（含10个观测项目）、悦纳性（含9个观测项目）、调节性（含13个观测项目）四个因子。模型的拟合指数、量表维度及因子载荷以及维度间的相关分析结果分别见表3、表4、表5。

由表3可见，一般自我概念量表的四因子模型具有良好的模型拟合指标，符合心理测量学要求。由表4可见，量表各项目在所属因子上的载荷在0.40-0.81之间，且均在p

3.2.3 效标效度

以压力困扰量表和自尊量表作为一般自我概念量表的效标。相关检验结果表明，一般自我概念量表各维度及总分与压力困扰总分均呈显著的负相关，而与自尊水平均呈显著正相关。说明一般自我概念量表具有良好的效标关联效度，相关系数详见表6。

另外，从表6中可以看出，一般自我概念量表的四个维度与心理健康指标的相关系数均较为相近，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由该量表测试得到的各个维度得分可以无需加权而直接加总合成自我心理健康素质的总分。

3.3 信度分析

考察一般自我概念量表各个维度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分半信度以及时隔3周的重测信度，结果见表7。

由表7，各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均在0.8以上，说明各分量表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分半信度上，除悦纳性维度稍低（O.735）以外，其余维度均在0.80以上，说明各分量表具有良好的等值信度。各维度时隔3周的重测信度也在0.673-0.833之间，表明该量表具有跨时间的稳定性：总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半信度、重测信度也都在0.80以上。总体而言，本量表具有较高的信度。

4、讨论

本研究在心理健康素质测评系统的总体框架下，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从积极性、清晰性、悦纳性和调节性四个维度来测量个体的一般自我概念和自我心理健康素质。并在大学生群体中验证了该四维度测量模型，突破了前人研究中仅采用单维工具评估一般自我概念的局限。这种多维测量结构从不同层面对个体的一般自我概念进行评估。可以针对整体的一般自我概念提供更为全面立体的信息，有利于推动一般自我概念的研究。

项目分析及各类信效度检验的结果表明，本研究编制的一般自我概念量表符合心理测量学要求，各类信度、效度指标均较为理想，可以作为成年人一般自我概念的测量工具，为后续相关研究所使用。本量表系针对成年人群体编制，普适性强，弥补了自我概念测量工具多针对儿童青少年或特定职业人群的不足。本量表编制过程中尽可能地采用无偏的一般性描述。并避免了任何涉及特定关系、年龄、职业的情境和用语，因而可在不同年龄、性别、职业、地区的成年人样本中施测。

本研究也发现，个体的一般自我概念水平与压力困扰症状显著负相关，而与自尊水平显著正相关，说明一般自我概念水平与心理健康素质显著相关，支持了前人的研究结论（Mccullough et al.，2000；徐海玲，2007）。这可能与自我概念的心理作用有关，根据Burns（1982）的观点，自我概念具有保持内部一致性、解释经验、决定期望等心理作用，而这些都是与心理健康密切相联的。同时不难发现，与具体成分自我概念与心理健康指标相关波动不定的情形不同（Marsh et al.，2004），一般自我概念的各个维度及总分与压力困扰症状及自尊水平的相关系数绝对值均达到中等水平以上，支持了我们的推论：与具体成分自我概念相比，整体的一般自我概念在心理健康素质领域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这也启示后续研究可进一步加强对一般自我概念与心理健康素质领域关系的研究，探讨一般自我概念在维持心理健康状态中所起的作用。

研究生年度个人总结篇7

【关键词】 育龄妇女 心理健康 生育态度

世界卫生组织提出21世纪卫生工作的主题是生命准备、生命保护和晚年的生命质量，就是卫生服务应系统地、有程序地对社区内的每一公民从一降生到生命终止都有系列和全程服务。我国卫生工作的目标是：到2010年，在全国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人民健康需要的，比较完善的卫生体系。为了实现上述目标，妇女卫生服务的目的和范畴更为广泛，除躯体疾病、心理障碍的患者外，还有正常人群心身健康的维护。在我国农村，育龄妇女是一个相当大的群体，她们肩负着较多的社会角色，她们的心理状况如何？没有发现对农村育龄妇女整体心理健康状况以及对生育态度的研究，因此本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对象与方法

1.1对象

2008年9月-2009年6来源于济宁地区的农村育龄女性214例。入组标准：年龄大于22岁。平均年龄为34.06±7.54岁，文化程度为小学7人，初中54人，高中86人，大学或以上67人，平均结婚年限为10.07±7.36年，已生育者191人，其中生男孩者160人，生女孩者31人，未生育者23人。既往无重大躯体疾病、脑外伤、精神疾病史，自愿参加本研究。

1.2研究工具

1.2.1 症状自评量表（SCL-90）：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心理健康测试量表之一，用来进行心理健康状况的诊断。本测验共90个自我评定项目。测验的十个因子分别为：躯体化、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敌对、恐怖、偏执及精神病性、附加项目或其他。

1.2.2生活质量综合评定问卷（Generic Quality of Life Inventory-74， GQOLI一74）：共74分条目，故名。该问卷包括躯体功能(条目F11~F30)，心理功能(条目F31~F50)，社会功能(条目F51~70)，物质生活状态(条目F1~F10)四个维度：前三个维度各有5个因子，物质生活维度4个因子，还有一个总体生活质量因子(条目Gl~4)共20个因子。统计分析指标包括总分，维度分，因子分，均以正向计分的结果参与分析，即评分越高，生活质量越好。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

1.2.3总体幸福感量表：(General Well-Being Schedule，简称 GWB)该量表由美国国立统计中心制定，共 33个题目。本研究中采用国内段建华 (1996)对该量表的修订，即采用该量表的前18项对被试进行施测，单个项目得分与总分的相关在0.48和0.78之间，分量表与总表的相关为0.56和0.88之间，内部一致性系数在男性为 0.91、在女性为 0.95。得分越高，主观幸福感越强烈。

1.2.4自编的生育态度问卷：了解农村育龄妇女的对生育的态度和可能的影响因素。

1.2.5自编研究结果登记表：记录患者的一般情况、联系方式、量表结果等。

1.2.6统计方法 所有资料输入SPSS13.0进行统计分析，所用的方法有统计描述、t检验和相关分析。 2 结果

2.1症状自评量表（SCL-90）结果：总分是124.99±36.63，十个因子分包括躯体化、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敌对、恐怖、偏执及精神病性、附加项目或其他，因子分和常模比较没有显著性差异，说明农村育龄女性的心理健康状况良好。不同文化程度之间的农村育龄女性之间的SCL-90结果显示文化程度越高心理健康状况越好。生育男孩和生育女孩的农村育龄女性心理健康状况相比没有显著性差异，说明生育子女的性别对农村育龄妇女的影响不大。而结婚年限低于十年和超过十年的农村育龄女性的SCL-90结果相比没有显著性差异。

2.2生活质量综合评定问卷（GQOLI-74）结果：农村育龄女性和一般人群的生活质量有差异，在躯体功能、心理功能、社会功能、物质生活状态四个维度也存在差异。

2.3 总体幸福感量表(GWB)结果：总分为82.70±11.23，说明其总体幸福感较高。

2.5 生育态度问卷结果

2.5.1对于计划生育，你的态度是：93.46%的人选择了这是关系到国家民族生存发展的大事，应有政府强制进行。

2.5.2你对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持何种态度：58.41%的人选择了“支持，只生一个（符合政策的两个）”，17.76%的人选择了“不支持，觉得生两个孩子才合适”，14.95%的人选择了“支持，不打算要孩子了”， 8.41%的人选择了“不敢违反，只生一个（符合政策的两个）”，0.47%的人选择了“”不支持，觉得生三个或三个以上孩子才合适。

2.5.3您对孩子的性别有特别的期待吗：78.97%的人选择了“无所谓”， 14.02%的人选择了“希望是男孩子”， 7.01%的人选择了“希望是女孩子”。

2.5.4您觉得生育对于哪一方的压力和影响更大一些：51.87%的人选择了“女方”， 26.17%的人选择了“不好说”， 21.96%的人选择了“男方”。

2.5.5如果第一胎是女孩，你会：53.74%的人选择了“希望再生个男孩”， 39.72%的人选择了“不再生了”， 4.21%的人选择了“希望以后再多生几个孩子”， 2.34%的人选择了“希望再生个女孩”。

2.5.6如果可以选择，您希望能生育几个孩子：57.01%的人选择了“2个”， 34.11%的人选择了“1个”， 6.54%的人选择了“不准备生育”， 2.34%的人选择了“3个或以上”。

3 分析

研究生年度个人总结篇8

【摘要题】体育研究

1前言

在体育社会科学领域，从总体上来研究我国体科所科研工作发展的问题，《中国体育报》2002年1月10日第7版已有报道，但以人才问题为视角，专门研究体科所科研人员队伍可持续发展的论文却尚未见诸报道。体科所科研人员队伍是我国体育科研队伍的重要方面军，与高校体育院系教师所组成的科研队伍不同的是，它是一支专门从事体育科学研究的队伍，是我国体育科研队伍中的专职队伍。本研究拟结合我国体科所科研人员队伍的整体状况，从其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展开研究。

可持续发展的原始定义为：“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求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如今，其内在的涵义已得到较大的拓展和延伸，学者们更多地将其理解为一种辩证的发展观。在对人才资源的看法上，该发展观注重人才资源与人才成长环境、人事制度改革以及教育发展、科技发展相适应、相协调。具体到体科所科研人员队伍的可持续发展，则指伴随体育科研工作的不断进步，体科所科研人员队伍当走上持续、快速、健康、和谐的发展道路；体科所科研人员队伍的发展要走优化结构之路，不断提高队伍的整体素质，将推进体育科研工作上台阶上水平作为重要使命；体科所科研人员队伍的发展不仅要重视科研人员学历层次的不断提高，更要注重科研人员的科研工作能力尤其是创新能力的不断提高。

目前，我国共有36所体育科学研究所。虽然体科所科研人员队伍逐渐壮大，科研工作的质量与水平不断提高，但也不可否认在其发展过程中仍存在一些问题，如队伍的结构不够合理，队伍的管理还没有严格按照人事制度改革的精神去实施，科研工作与运动实践结合得不够紧密，与科技创新的要求尚存在较大的差距。这些问题在不同程度上制约着我国体科所科研人员队伍的健康发展。欲建设好这支队伍，须采取有效的激励措施，优化队伍的结构，提高科研人员的科研工作能力（包括科技创新能力），并努力营造有利于这支队伍茁壮成长的环境。只有科研人员队伍成功地实现了可持续发展的预定目标，才能促使体科所的科研工作迈上新的台阶，进而提高这支队伍对我国体育科技事业发展的贡献率。因而，对我国体科所科研人员队伍发展状况的问题有必要作深入研究，对其作出合理规划。

2研究对象与方法

2.1研究对象

采用抽样调查的方法，从全国体育科学研究所中抽取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及山东、福建、山西、广西、湖北、河北、辽宁8所体育科学研究所，将其科研人员（专职）作为调研对象，共计178人。

2.2研究方法

(1)文献资料法。通读了我国体科所不断发展壮大的历史，了解了体科所科研人员的整体状况；从INTERNET网上浏览了朝鲜、韩国、德国体科所科研人员若干方面的情况；参阅了我国科研人员队伍建设与发展的专著，以及与可持续发展有关的论文。

(2)抽样调查法。从全国体科所中抽取国家体育总局体科所及山东、福建、山西、广西、湖北、河北、辽宁8所体科所，通过函调的方式，了解这些体科所科研人员的数量、学历结构、职称结构、专业结构、年龄结构、性别结构及承担课题研究的状况，为探讨如何优化体科所科研人员队伍的结构作好准备。调查从2002年10月中旬开始，至2003年元月上旬结束。

(3)比较研究法。为了研究的便利，查阅了武汉体育学院、华中师大体育系、湖北大学体育系、三峡大学体育系等11所高校体育院系教师（均系体育教师）的学历、职称与年龄结构状况。将研究对象即8所体科所科研人员的学历、职称与年龄结构与上述11所高校体育院系教师的同类情况进行比较，于比较中评价其队伍结构之优劣。

(4)统计分析法。运用SPSS10.0软件对调查所得的众多数据进行统计处理与分析。

3调查结果与分析

3.1科研人员的数量状况

1985年，我国共有28所体育科学研究所，科研人员共计729人。至2000年，体育科学研究所增至36所，科研人员则增至1700人，见图1。

图1科研人员的数量统计图

3.2科研人员队伍的结构状况

3.2.1学历结构

学历结构是指科研人员中不同学历人员的比例构成及其相互关系。由表1可知，8所体科所中学历为硕士研究生的有38人，占科研人员总数的21.4%；学历为本科的有92人，占科研人员总数的51.7%；学历为专科的有35人，占科研人员总数的19.6%；学历为中专以下的有13人，占科研人员总数的7.3%。本科以上学历的科研人员共占73.1%，居主体地位，但硕士研究生学历的科研人员所占的比例与科研出成果需要较高比例的高学历人员的趋势不甚相符。中专以下学历的科研人员虽只占7.3%，但这部分人员学历太低，难以适应科研上水平的要求。从总体上看，科研人员队伍的学历结构基本上合理，但远不够理想。

表18所体科所科研人员的学历结构（人）

硕士研究生本科专科中专以下

总局体科所241175

山东体科所32082

福建体科所11110

山西体科所41960

广西体科所2410

湖北体科所1735

河北体科所11011

辽宁体科所21080

3.2.2职称结构

职称结构是指科研人员中不同职称人员的比例构成及其相互关系。由表2可知，拥有高级职称的科研人员有76人，占42.7%；中级职称的科研人员有76人，占42.7%；初级职称的科研人员有26人，占14.6%。显然，高级职称人员与中级职称人员所占比例持平，略显稍高；而初级职称人员所占比例则略显偏低。这种职称结构不尽合理。从有利于科研人员队伍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考虑，高级、中级、初级职称人员的比例搭配宜为1.5:2:1，即中级职称人员所占比例稍大于高级职称人员所占比例，约为初级职称人员的2倍。

表28所体科所科研人员的职称结构（人）

高级职称中级职称初级职称

总局体科所2419 4

山东体科所16134

福建体科所652

山西体科所12134

广西体科所250

湖北体科所565

河北体科所445

辽宁体科所7112

3.2.3专业结构

专业结构是指科研人员中不同专业人员的比例构成及其相互关系。由表3可知，所学专业为体育专业的科研人员共计150人，占科研人员总数的84.3%；所学专业为理工科专业的科研人员共计20人，占科研人员总数的11.2%；所学专业为文科的科研人员共计8人，占科研人员总数的4.5%。8所体科所中除湖北体科所科研人员的专业结构（比值为9:6:1）较合理外，其他均不够合理。总局体科所中虽有4名理工科专业人员和4名文科专业人员，但与其科研人员总数相比，比值显得太小。从总体上看，科研人员队伍的专业结构虽不算单一，却不够合理。

表38所体科所科研人员的专业结构（人）

体育专业理工类专业文科类专业

总局体科所3944

山东体科所3030

福建体科所1120

山西体科所2711

广西体科所700

湖北体科所961

河北体科所940

辽宁体科所1820

3.2.4年龄结构

年龄结构是指科研人员中不同年龄人员的比例构成及其相互关系。统计可知，处于30～50岁年龄段的科研人员占科研人员总数的65.7%，30岁以下与50岁以上的科研人员分别占科研人员总数的18.0%和16.3%。从互联网上搜索到的信息表明，国外著名的体育科研机构中，30岁以下与50岁以上的科研人员至少占科研人员总数的1/5，50岁以上的科研人员中通常有1/4的为学术骨干。与之相比，这两个年龄段的科研人员所占的比例显得稍低一些。人才群体的最佳年龄结构理论认为，随着现代科技的飞速发展，人才的“最佳年龄区”将向高低年龄两个方向延伸，各国将更加重视科技人才的年轻化。因而，这种年龄上的比例搭配就显得不够科学。从有利于科研人员队伍协作攻关、和谐发展的角度考虑，30岁以下、30～50岁、50岁以上这3个年龄段的科研人员较科学的比例搭配宜为3:2:1。

表48所体科所科研人员的年龄结构（人）

30岁以下30～50岁50岁以上

总局体科所8336

山东体科所4227

福建体科所01l2

山西体科所4223

广西体科所700

湖北体科所2ll3

河北体科所463

辽宁体科所3125

3.2.5性别结构

性别结构是指科研人员中男性与女性的比例构成及其相互关系。统计可知，8所体科所中男性科研人员共计113人，占科研人员总数的63.5%；女性科研人员共计65人，占科研人员总数的36.5%，超出科研人员总数的1/3。这种性别上的比例搭配比较合理，有利于科研人员之间的协调沟通、合作研究。

表58所体科所科研人员的性别结构

男性女性

总局体科所3017

山东体科所2112

福建体科所112

山西体科所1712

广西体科所52

湖北体科所106

河北体科所85

辽宁体科所119

3.3科研人员承担课题（省部级以上）研究的状况

从表6可见，年均承担省部级以上课题最多的为总局体科所，共17项，其次为辽宁体科所，共4项，其他体科所均为2项。反映出在承担省部级以上课题的能力上，总局体科所与其他7所体科所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山东、福建等7所体科所年均承担省部级以上课题的总量为16项，不及1所原总局直属体院1年承担该级别课题的数量，说明体科所科研人员的整体科研实力相对不足。

表62000～2002年8所体科所科研人员年均承担省部级以上课题数量状况（项）

年均数量年均总量

总局体料所17

山东体科所2

福建体科所2

山西体科所233

广西体科所2

湖北体科所2

河北体科所2

辽中体科所4

3.48所体科所科研人员与11所高校体育院系教师的年龄、学历、职称结构比较

体育院系教师（均系体育教师）主要从事体育教学、训练与科研工作，也是体育科研人员队伍的一部分，只不过是这支队伍的非专职队伍。体科所科研人员则主要从事体育科学研究工作，是体育科研人员队伍的专职队伍。本研究试图将体科所科研人员与体育院系教师的年龄、学历、职称结构作一比较，以揭示这两个群体在队伍结构上的相似性与差异性。为此，笔者查阅了武汉体育学院、华中师大体育系、湖北大学体育学院、三峡大学体育系、江汉大学体育系、黄冈师院体育系、荆州师院体育系、襄樊学院体育系、湖北师院体育系、咸宁师专体育系、郧阳师专体育系11所高校体育院系教师的年龄、学历、职称结构，将其作为比较研究的对象。

3.4.1年龄结构比较

虽然用于比较的3个年龄段为近似年龄段，但仍具可比性。由表7可知，体科所科研人员与体育院系教师中年龄在50岁以下与55岁以下的人员均占队伍的主体，超过80%，说明中青年人员构成了这两支队伍的主体。体育院系教师中年龄在35岁以下的近50%，较体科所科研人员在近似年龄段的比例高出31.9%，与体育院系教师中硕土研究生以上学历人员的年龄分布有很大的关系。这些高学历人员大多为35岁以下的青年人，是高校体育院系近年来重点培养与引进的人才。要在体科所科研人员队伍中建设一支年轻的学术骨干队伍，就有必要加大培养与引进高学历人才的步伐。

表78所体科所科研人员与11所高校体育院系教师的年龄结构比较(%)

30岁以下30～50岁50岁以上

体科所科研人员18.065.716.3

35岁以下35～55岁55岁以上

体育院系教师49.940.79.5

3.4.2学历结构比较

由表8可见，体科所科研人员与体育院系教师中本科以上学历的人员均居主体地位，但在体育院系教师中有研究生学历者的比例稍高于体科所科研人员，尤其是博士研究生已达到了2.1%的比例，共有14名，而在8所体科所中仅山东体科所有1名博士研究生。这与体育院系近年来出台的优待博士研究生毕业人才的政策有很大的关系。体科所科研人员中专科以下学历的人员所占的比例要远远高于体育院系教师中同一学历层次人员所占的比例。体科所当采取有效措施，尽快提高这部分人员的学历层次，使其在科研工作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表88所体科所科研人员与11所高校体育院系教师的学历结构比较(%)

研究生本科专科以下

体科所科研人员21.451.726.9

体育院系教师22.772.44.8

3.4.3职称结构比较

由表9可见，中、高级职称人员在体科所科研人员与体育院系教师中均居主体地位，超过80%。稍显不同的是，体科所科研人员中高级职称人员所占比例略大于体育院系教师中同类人员所占比例，体育院系教师中中级职称人员所占比例略大于体科所科研人员中同类人员所占比例。初级职称人员在体科所科研人员与体育院系教师中所占比例大致相当，均在16%左右。

表98所体科所科研人员与11所高校体育院系教师的职称结构比较(%)

高级职称中级职称初级职称

体科所科研人员42.742.714.6

体育院系教师34.947.117.9

4结论与建议

(1)从总体上说，我国体科所科研人员队伍的发展状况不够理想，应从以下4个方面予以优化：在学历结构上，要加大培养与引进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人员（年龄在35岁以下）的步伐，尽快通过脱产学习或在职进修等途径提高专科以下学历人员的学历层次；在职称结构上，高级、中级、初级职称人员的比例搭配以1.5:2:1较为合理，应朝着这一目标发展；在专业结构上，科研人员所学专业应以体育专业为主，兼有少量的理工类、文科类专业；在年龄结构上，30岁以下、30～50岁、50岁以上3个年龄段的科研人员较科学的比例搭配宜为3:2:1，应向着这一方向迈进。

(2)体科所科研人员的整体科研实力相对不足，应注重与体育院校或综合性大学之间就某一学科或项目合作开展科学研究。各体科所的职责、功能虽相近似，但在科学研究上却有着不同的特色，对不同运动项目的研究各有其优势，建议体科所之间就某些项目开展合作研究，以利于形成合力优势。

(3)体科所科研人员与体育院系教师中年龄在50岁以下与55岁以下的人员均占队伍的主体，说明中青年人员构成了这两支队伍的主体。体科所科研人员与体育院系教师中本科以上学历人员及中、高级职称人员均居主体地位，但在体育院系教师中有研究生学历者的比例稍高于体科所科研人员。

【参考文献】

[1]李元伟.我国体育科技事业现状及问题[N].中国体育报，2002-01-10(7).

[2]马淑燕.可持续发展理论内涵的思考[J]．宁夏大学学报，1999,20(2).

[3]赵勇戈.湖北省高校体育院系师资队伍建设现状分析[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02,36(6):14-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