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修身活动个人总结范文

文明修身活动个人总结篇1

本次活动旨在引导学生提高辨别是非、美丑的能力，正心明性，修身养德，培养高尚的审美情趣，从小事做起，从自身做起，自觉树立当代大学生举止文明、言行得当、富有涵养的良好风范和形象，在广大学生中营造一种良好的自律与自我教育的整体氛围与风气，促进学生素质的全面提高，从而进一步推进我院大学生素质教育工作的开展。

于是市营一班作为青岛大学国际商学院市场学系团总支的一个团支部，积极响应组织的号召，围绕“讲文明、树正气、塑形象”的活动主题，开展了“修身明礼、砥砺品行、健康成长、励志成才”主题团日活动。

对团员进行思想教育是团组织生活的主题，为加强对广大同学的思想教育，提高同学们的文明素质。各班针对自己班级不同情况，结合我校校训，突出爱国主义精神教育、基础文明修养、社会公德意识、诚信行为、环境保护、网络道德等主题。积极开展团组织生活工作，切实使团的组织生活成为开展团员意识教育、提高团员思想政治觉悟的重要形式，成为团员吸取思想营养的重要渠道。

市营一班团支部于11月17日上午在博学楼101教室举办了以“文明修身，砥砺思想”为主题的团会，主要采用了团员演讲的形式。具体步骤如下：

1.开展小型团委会，商讨本次文明修身团会的开展事宜，例如采取什么形式，用什么资料，书写策划等等。

2.下发通知，告知本部团员团会时间、地点，号召团员们积极参与演讲，事先做好准备，尽量脱稿。

3.11月17日在约定的时间地点进行团会活动的开展，先由主持人宣讲本次文明修身活动的指导思想、工作目标、活动主题、活动内容，号召大家积极主动的培养自己的素养，达到文明修身的要求，自觉成为讲文明、素质高、德艺双馨的的合格大学生。

4.由准备好演讲的团员上台展示自己的风采，团员们的演讲十分精彩，准确详细的阐述了自己对做文明大学生的看法及决心，现场气氛很热烈。

5.演讲结束后，由大家集体讨论以后文明修身方面的打算，最后打算许诺一项文明承诺，大家认为，“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于是打算从身边做起，从小事做起，首先处理好自己的生活环境，即宿舍卫生，团会结束。

6.组织召开生活会，各团员回去整理内务，拍下照片，进行“男生女生宿舍卫生大比拼”，输了的一方负责给对方打水一周。生活会最后在大家的欢乐声中结束。

文明修身活动个人总结篇2

【关键词】大学生；文明修身；行为养成

1 大学生文明修身的内涵

1.1 文明修身的传统内涵

中国传统文化中历来注重个人品行德性的修养，《大学》里说：“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一由个人到国家、天下的递进层级，是传统知识分子实现人生理想所无不遵循的宗旨，作为个人发展的“修身”，无疑是“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递进层级的起点。何谓“修身”？《礼记》的“中庸”篇引用孔子的话直截了当的讲述：“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矣。”翻译成白话文，就是“修身”包括三个方面的内涵：一要学习，储备知识；二要实践，身体力行；三要知羞耻，有荣辱观念。知识储备，古人称为“格物致知”，但最忌讳的是“知”而不行，所以强调“力行”，对于“知耻”，中国历代思想家、教育家都把其置于人格修养的重要位置，孔子的名言“行己有耻”，见诸日常，孟子把“羞耻之心”视为人之为人的“四端”之一端，不知羞耻，则“非人”。

大学是人一生中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重要阶段，当今社会的价值观多元化以及价值紊乱，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目前，高校学生大多为“95”后，他们思想活跃，接受新观念、新事物较快，可塑性较强，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理念在今天仍然可以适用，取其精华，结合实际，无疑为当代社会的价值重构提供一种思路。

2 当前形势下的文明修身

新时代背景下，要求人才须具备健康的心理、健全的人格，扎实的实践能力[1]。但当代以大学生为主的青年知识分子，容易受到社会不良风气和多元文化思潮的冲击，虽有较高的文化知识、专业素质，但社会实践能力、创新能力较弱，个人利益观念较重，人际关系淡漠，部分大学生价值观不够健全，诚信缺失，极大损害了大学生群体的形象。

新时代、新形势下，提出的关于“八荣八耻”的重要论述，精辟阐述了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基本内容，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知耻”的内涵，是中华传统美德与新时代精神的有机结合，体现了社会主义基本道德规范的本质要求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鲜明导向，对高校的思想道德建设、特别是青少年的思想道德教育指明了方向。教育家叶圣陶说：“教育是什么？往简单方面说，只须一句话，就是要养成良好的习惯。”作为大学生，要想成才，首先要养成良好的文明习惯，要实践，要“力行”，这是成才的基础。只有加强文化知识学习；文明习惯、行为礼仪养成；谦虚礼貌，举止文明，有荣辱观念，全面提高自己的素质，才能展示当代大学生风采，符合新时代人才的标准。

2 大学生文明修身背景及现状研究

2.1 大学生文明修身教育的现状

大学生作为社会中高素质群体，是一个国家价值观取向和社会发展结构的主要构成，随着国家经济结构的转型、科技进步，学生的发展亦呈现多样化、个性化趋势，个人价值观念淡化，高校学生不文明行为现象也呈上升趋势。校园中，在教室、宿舍等公共场合吸烟，个人卫生差、宿舍卫生不整理，不遵守公共秩序，同学之间缺乏理解和同情心，网络暴力，课堂迟到，旷课严重，课堂玩手机以及考试作弊等不良现象，这些问题已日渐引起了高校教育工作者和管理者的重视[2]。

2.2 大学生文明修身教育的必要性和意义

面对高校大学生群体中的不文明行为现象，如何提高学生的基本素质，强化行为规范引导，回归“立德树人”教育育人本质，不仅直接关乎我国人才发展方向，对创造文明、健康的学习环境，维护高校的校风、学风等无形财富至关重要[3]。同时，“遵纪守法、文明修身”也已经成为社会发展对每个公民的基本要求，加强大学生素质教育和行为养成教育，培养大学生修身正己文明自律的品行是目前高校素质教育的重中之重。

高等学校校园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对于推进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全面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大学生文明修身教育作为校园文化建设的主要内容，倡导健康、科学、文明的生活方式，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对于提高大学生的自身修养，促进大学生身心的协调发展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4]。

3 大学生文明修身的制度设计

3.1 大学生文明修身的构建策略

大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是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文明修身教育本身所具有的实践性、自主性及行为养成特点，也将为培养大学生修身正己文明自律品行提供重要参考。结合以上大学生群体的不良现状，高校文明修身教育首先须有较强的针对性，才能做到有的放矢；其次，文明修身的构建必须要有层次性，要能循序渐进，符合习惯的行为养成规律；再者，文明修身教育导向既能反映学生当下的现状，也要能代表社会进步、发展的方向。基于这三条原则，我们对文明修身的构建做如下阐述。

3.1.1 普及基本行为规范

代大学生由于成长环境的不同，对生活中一些人际交往方式、礼仪常识、法制规范、校纪校规等存在不同程度的认知盲区，在基本素质修养方面，急需“补课”。

一方面，大学生群体在人际交往过程中，没有建立起基本的交往人格，主要是在与人交往，处理互相关系时所应具有的基本礼仪和道德标准，比如，穿着、仪态大方得体，待人真诚；诚信守法、朴实谦虚；热于助人等。概括起来主要为：自尊自爱；尊重、不妨碍他人；宽容、理解他人；关心、帮助他人。这些基本素质的缺失，往往在学生寝室矛盾中表现最为直接和明显。

另一方面，大学生群体处于社会及自然环境中的自我主动性意识表现，主要是指在维护社会公共秩序、公共环境等方面[5]，比如，不闯红灯，不乱扔垃圾，不损坏公共设施等。这方面的教育旨在培养大学生的社会公德和责任感。

3.1.2 理想信念教育

文明修身作为一项长期育人的系统工程，不应只局限于基本层面，更应强化思想理论教育和价值引领。大学生基本行为规范的养成过程需要辅以必要的价值观指引，而在行为养成后又必须适时地实现向高层次的提升，因而认知层面的理想信念教育也是必不可少的。从本质层面上来讲，文明修身关注的是大学生的修身正己文明自律的素质内涵，是要他们学会做人、做事，倡导健康、科学、文明的生活方式，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等一些基本的立身处世之道。

以上两个层面，前者为文明修身教育的基础内容，具有很强的实践特点，是我们当前德育工作的着力点，是高层次理想信念的具体体现。后者则是文明修身教育的核心，对基础层面具有指导作用，以上两方面共同形成了文明修身教育的架构[6]。

3.2 大学生文明修身教育的途径和载体

3.2.1 强化外部机制保障，加大宣传教育

推进文明修身教育，首先要做好宣传和动员，既要抓常规教育方式，诸如班会、全院大会、名师讲堂等现场教育的方式，又要加强互联网工作载体建设，加强学生互动社区、主题教育网站，运用新媒体及大学生喜欢的表达方式开展教育，充分利用线上、线下载体，从多个角度传输文明修身的意识形态[7]。开展以“文明修身”为主题的系列活动，宣传文明修身的要求、行为考核方式及奖惩措施，使文明修身深入人心，推动文明修身教育深入到学生的日常学习、生活中。

3.2.2 加强制度约束，奖惩合理有效

文明修身教育除了要激发学生的活力和积极性，调动学生积极参加的主动性之外，为了保证前期工作取得好的成效，还必须辅以配套的考评细则和奖惩制度，做到“德法相济”，既可以梳理校纪校规等现有的规章制度加以渗透，比如考试制度、宿舍管理制度等，也可根据校纪校规细化学院的培养要求，比如将学院内部的评奖、评优、贫困生管理等与文明修身考核认定结果挂钩，对于打开局面十分有利[8]。此外，奖励先进集体和个人，发挥榜样的宣传力量，同时，对于反面典型，进行批评教育，努力把他们引导到文明修身的行列中来。健全文明修身工作评价体系，研究制定内容全面、指标合理、方法科学的评价体系，推动高校文明修身工作制度化。

3.2.3 注重实践的长效性，把握学生培养的关键期

文明修身教育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行为养成需要学生从身边的一点一滴做起，而从领悟到实践也需要日积月累，不可操之过急，否则“文明修身教育”只能是一场秀。大学生文明修身教育要能持之以恒，须不断提升文明修身的内涵，完善考核制度，形成大学生培养的长效机制，促成良好的校风、学风的形成[9]。此外，应注意把握学生培养的关键期，新生入学伊始，是他们角色转变的节点，学校要尽早传输文明修身的理念和要求，使他们明确作为一名优秀的大学生应具备什么样的能力和素质，为他们尽快适应大学生活和以后的成长形成一个良好的开端。

文明修身教育注重内在品质的塑造，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很难度量，需借助一定的d体和途径才能体现和加以培养，载体作为一个功能平台应该能够面向广大的学生群体，具有普遍性，可操作、可考量，并能作为一种长效机制存在并加以传承。在文明修身培养体系中把内涵、机制等通过载体等途径加以体现，相互结合，让学生以主人翁的姿态投入进来是十分必要的。本部分主要结合上海电力学院能源与机械工程学院的近一年实践活动的收效进行培养制度上的创新探索。

（1）开展以评选“每月之星”文明寝室为主要内容的文明修身活动

随着高校体制改革和学分制的完善，原有的班集体概念淡化，取而代之的是以宿舍为单位的学习、生活小组，这种以宿舍为单位的小集体越来越成为大学生生活学习的基本组织形式。高校宿舍除了是一个服务场所，同时还担负着育人功能。文明修身作为行为养成教育，寝室在卫生、管理、思想教育等方面而言无疑是主要阵地，加强寝室管理，可以起到规范学生行为，养成文明习惯的目的。

学校每学期进行星级文明寝室评选，能机学院为进一步推进寝室文明建设，共创整洁卫生、文明有序的学习、生活环境，在全院开展“每月之星”文明寝室评选的工作，由每个学期的评选结果细化到每个月进行反馈，并对考核通过的“每月之星”文明寝室公示，奖励。通过学院与物业宿管的对接，实现楼管会学生组织对楼幢的管理，最终实现学生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通过文明寝室环境的创建，达到行为养成教育的目的。

（2）创立“阳光基金”，鼓励志愿者服务

区别于中小学生探索性的行为方式，大学生的实践活动具有较强的计划性和目的性，青年志愿者活动强调“爱心”和“奉献”，弘扬社会道德和互助精神，对增强大学生爱心、社会责任感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通过对社会的奉献，进行人格品行的自我修养，是大学生参与社会实践，走向社会，身体力行不可或缺的环节。

为了进一步弘扬 “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者精神，强化大学生感恩意识，能机学院成立“阳光基金”，以时间的形式存储爱心，对接学校、社会需求，为志愿者活动或义务服务积蓄力量。一方面，调动学生参与志愿者活动积极性，奉献自我、回报社会，发扬新时代的雷锋精神；另一方面，在服务引导中加强思想教育，树立良好的大学生形象，深化学校育人理念和发扬大学生服务社会的意识。自“阳光基金”成立以来，学院共有两百余人次参加爱心支教、暑期社会实践等活动，为大学生文明修身教育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3）建立安全舆情信息员管理体系

为了贯彻执行“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服务理念，进一步做好安全教育工作，把握学生舆论关注热点和思想动态，学院以加强隐患排查整治为重点，关注学生在校健康、安全为宗旨，完善工作制度，加强监督检查，营造健康、和谐的校园环境，为学校人才培养提供保障。

根据学院的实际需要增设勤工助学岗位――安全舆情信息员，每个年级配一定数量的安全舆情信息员，负责对同学在校安全、思想动态及文明修身等情况进行记录，每天检查，每周汇报，交由学生负责人进行汇总，对这些数据的整理分析，不仅可作为学院对学生在校期间安全、学习、思想动态等环节的掌握以及应对突发事件的有效补充，还可以对文明修身教育的阶段性成果进行检验，以便查漏补缺，及时作出反馈。

（4）成立校外讲师团，开展文明修身系列讲座

高校的文明修身教育需要注重学生内在品质和软实力培养，行为养成需要辅以必要的价值观指引，而在行为养成后又必须适时地实现向高层次的提升，因而认知层面的理想信念教育也是必不可少的。

能机学院根据学生当前的价值观体系，依托学院“学志堂”开展文明修身等相关主题的系列讲座，邀请我校杰出校友举办主题讲座，用自己的经历讲述大学生活的故事，讲述大学四年如何将学习、工作、志愿者工作、科技创新等最好地融合，来诠释一名优秀的当代青年大学生的形象。

成立“学生成长”校外讲师团，邀请上海市静安区石二街道侨联主席、上海求必应咨询服务公司董事长包云鹤，给学生带来关于《学业、创业与开业》的讲座，从社会经验、工作经历对于个人发展的重要性，到为社会实践积极准备，推动了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邀请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文史馆馆员胡守钧教授给学生带来《蒙以养正，看德性养成》的主题讲座，重视蒙养教育，提倡 “养正于蒙 ”的民族优良传统，其道德养成理论，值得认真研究，批判继承，以便为我们今天的未成年人、青年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

通过文明修身系列讲座的形式，服务于大学生认知层面的理想信念教育，对大学生价值观体系的建立提供理论支撑。

（5）重视、健全新生入学教育

大学一年级作为文明修身教育的关键期，学院在新生入学伊始，通过班导师、辅导员等多次、全方位进行文明修身理念的灌输，将文明修身的理念和要求清晰的传达，使他们明确作为一名优秀的大学生应具备什么样的能力和素质。开展新生“六个一”主题教育，开展大学导航讲座，例如师长导航、学长导航、生涯导航等，开展学业指导，大学生创新教育，感恩教育，爱校荣校教育，校纪校规教育，职业规划教育，安全教育等引导新生正确认识自我，树立明确目标，继承学校光荣传统，担负起时代赋予的责任，努力成长为勤学、修德、明辨、笃实的有用人才，为他们尽快适应大学生活和以后的成长形成一个良好的开端。

（6）创立初步的文明修身认定办法

学院成立文明修身领导小组，下设大学生文明修身工作小组和大学生文明修身认定小组，负责对全院学生的文明修身认定工作，大学生在校园生活、学习的基本行为是其文明修身的具体表现，体现其基本素质，考察结果体现学生综合素质的相对水平，可作为评奖、评优、审批经济困难学生相关资助、毕业生就业推荐、向家长介绍学生在校表现、申请入党等的重要参考依据。通过设定文明修身的要求，辅以配套的考评细则和奖惩制度，做到“德法相济”，切实提高学生文明修身教育的成效。

4 大学生文明修身的实践教育研究

经过为期近一年的实践研究，发现影响大学生文明修身养成教育的因素多种多样，如学生个人的价值取向、学生对文明修身内涵的理解程度和外界的监督管理等，但综合起来，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性因素主要有两个，即校园文化和学校制度，其它所有影响因素均为这两个因素的外延。

4.1 校园文化

社会属性是人的基本属性，人不能脱离社会而孤立的存在。也就是说，深处大学校园的大学生们，其思想和行为必然会受到其所处环境，即校园文化的影响。所以，在文明修身教育中，要想收获理想的教育效果，必须重视校园文化的建设。

4.1.1 健全思想教育，构建修身正己文明自律的校园文化内核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没有先进思想催生的正确价值观念，就无法养成文明正气的行为习惯。在大学生的日常学习中，可以通过《思想道德与法律基础》课程、类似于《蒙以养正，看德性养成》的系列讲座和新生入学教育系列主题班会等媒介，渗透文明修身教育，为学生解读文明修身的深刻内涵和广泛外延，引导学生认清文明修身对个人成长发展的重要意义和对推动社会前进的重要价值，进而激发学生在思想上树立修身正己文明自律价值观念的迫切愿望，使之成为构建修身正己文明自律的校园文化的强大内核。

4.1.2 重视榜样示范，营造修身正己文明自律的校园文化氛围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优良的示范是最好的说服”，“一个好的榜样就是最好的宣传”。所以，在文明修身实践教育中，必须发挥榜样示范的强大作用，如评选表彰寝室“每月之星”、文明班集体和见义勇为先进人物等，营造修身正己文明自律的校园文化氛围，进而润物细无声的方式熏陶、感染、改变生活在其中的每一个学生。

4.1.3 加强宣传引导，打造修身正己文明自律的校园文化机制

为了巩固和扩大文明修身的教育成果，必须持之以恒的加强宣传引导，打造修身正己文明自律的校园文化机制。比如在志愿者服务日，宣传志愿精神的崇高与可贵；在考试月，宣传诚信考试的重要性；在寝室文化建设月，宣传和谐互助对身心健康的价值；在学风建设月，宣传迟到、旷课和早退的危害性等等，以实现校园文化育人的连贯性和持续性。

4.2 学校制度

制度规范了实践主体的行为取舍，明确了奖励与惩罚的实施细则和实施力度。相较校园文化的柔性的、引领向上的影响，学校制度在大学生文明修身教育中，l挥着刚性的、守住底线的作用。没有修身正己文明自律的校园文化，修身正己文明自律的学校制度建设会显得生硬且缺乏高层次的目标，而没有修身正己文明自律的学校制度，修身正己文明自律的校园文化建设会显得无力且缺乏基础性的保证[10]。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制度建设与文化建设两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互为一体的。

在大学生文明修身教育中，我们可以通过构建一系列的制度，如上课考勤制度、“阳光基金”制度和舆情信息管理制度等，收集学生在日常学习和生活中的表现数据，并将之嵌入综合考评体系，最终实现与推优入党和评奖评优紧密链接，以求达到规范学生行为表现的目的。

5 总结

总之，高等学校作为我国人才培养的基地，应当切实践行大学生的文明修身教育，并将之作为德育工作的一项长期基础性工程，立德树人落实到每个个体文明意识的提高，为构建文明校园，为国家的发展提供高素质的人才。

【参考文献】

[1]张国启.论现代文明修身的时代特征[J].思想理论教育，2008（11）.

[2]邵宝健，焦昆，杨小波.浅议大学生文明修身工程[J].吉林广播电视大学学，2010（6）.

[3]李冬平.高校大学生文明修身教育初探.湘潭师范学院学报，2001（3）.

[4]任颖.浅谈文明修身与大学生全面发展.职业教育，2012（5）.

[5]倪鸿雁，施进华.文明修身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J].高等农业教育，2001（3）.

[6]田爱民，胡滨，董伟英.论加强大学生文明行为养成教育[J].沈阳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6）.

[7]李虹，石美英.大学生生态文明教育现状与实践路径研究[J].湖南城市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16（4）.

[8]孙晓娜.谈大学生文明修身，培养学生的基本素质[J].企业导报，2015（13）.

[9]王黛碧，康建军.文明修身，强基固本―“文明修身工程”全面提升大学生综合素质[J].科技资讯，2015（31）.

文明修身活动个人总结篇3

[关键词]内蒙古民族大学 篮球 选修课 开展现状

[中图分类号]G8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2）10-0133-02

篮球运动是在快速、激烈、对抗的情况下进行的一项综合性体育活动，其具有一定的集体性、复杂性和对抗性，它不但能全面锻炼身体，提高灵敏、速度、耐力等身体素质，还能加强动作的准确性、协调性，培养学生勇敢顽强、机智、果断、团结合作的优良品质，深受广大高校大学生的喜爱。篮球运动在各类普通高校的体育教学中占有重要的位置，深受广大高校大学生的喜爱。本文就内蒙古民族大学篮球的选修课教学情况进行调查，发现在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并且提出了改革措施，希望能够为提高内蒙古民族大学篮球课的教学质量提供理论基础。

一、研究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文对内蒙古民族大学2008级篮球选修课学生100人进行调查研究。

（二）研究方法

1.文献资料法：通过期刊网及互联网，搜集了与本研究相关的文献资料。为撰写本文奠定了理论基础。

2.问卷调查法：本文对内蒙古民族大学篮球选修课学生发放调查问卷100份，回收100份，回收率100%，有效问卷98份，有效率98%。

3.数理统计法：本论文所有统计数据均采用常规数理统计Excel-2003进行处理。

二、结果与分析

（一）内蒙古民族大学篮球选修课开展现状

1.内蒙古民族大学学生对篮球选修课的态度。从表1可以看出，内蒙古民族大学学生对篮球选修课所持的态度，其中非常喜欢和喜欢篮球选修课的学生占调查总人数的75%，一般喜欢和不太喜欢篮球选修课的学生占调查总人数的20.5%。由此可见，内蒙古民族大学学生对篮球选修课的态度是非常好的。从而说明篮球选修课是非常受学生喜欢的，也说明篮球选修课在内蒙古民族大学开展的非常顺利。

2.内蒙古民族大学学生参加篮球选修课学习动机的调查。从表2可以看出，内蒙古民族大学学生参加篮球选修课的动机具有许多的特征，最主要的动机是提高技能和强身健体，分别占调查总人数的75%和73.7%，总体来说，大部分学生参加篮球选修课主要是因为自己的兴趣爱好，也就是看重了篮球的娱乐健身的一面，因此教师应该注重有效利用篮球运动的趣味性来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3.内蒙古民族大学学生对篮球信息了解途径的情况。从表3 可以看出，内蒙古民族大学学生在对篮球信息了解途径方面，有64.3%的学生是通过电视获取篮球信息，有23%的学生是通过报纸杂志获得篮球信息，有4.1%的学生是通过朋友介绍获取篮球信息，只有8.16%的学生认为自己是通过教师的课上讲授获取获取篮球信息的。由此可见，内蒙古民族大学参加篮球选修课的学生获取篮球信息的途径呈多元化。科技的提高、媒体的宣传及篮球赛事的传播对大学生的影响越来越大。说明获取篮球信息是学生对篮球运动产生兴趣的重要表现特征。

4.学生对篮球选修课教学内容的评价。从表4可看出，有35名学生认为篮球选修课教学内容专业性过强，占了调查总人数的35.7%；只有20名学生认为篮球选修课教学内容丰富，占了调查总人数的20.4%，说明篮球选修课教学内容没有得到学生们的认可。其他学生认为篮球选修课教学内容娱乐性不够，或者教学内容单调。由于篮球选修课教学内容比较单一，单个动作的重复练习安排过多，因此篮球选修课也变成了篮球技术的训练课，教学内容过多地安排了一些基本功的练习，导致学生产生厌烦心理，因此不利于激发学生上篮球课的热情。总体来说篮球选修课的教学内容好坏，将直接影响学生参加篮球选修课的积极性。

5.内蒙古民族大学学生每周课后参与篮球活动的次数的调查。从表5可以看出，课后每周参加1～2次篮球活动的学生占了调查总人数的9.8%；课后每周参加3～5次篮球活动的学生占了调查总人数的42.8%；课后每周参加5次以上篮球活动的学生占了调查总人数的35.7%；说明内蒙古民族大学学生篮球课余活动比较活跃，参加篮球活动的人数比较多，但是有一小部分参加篮球选修课的学生课余时间从来不参加篮球活动。通过调查，主要原因是他们篮球基础比较差，没有自信参与篮球运动。

（二）内蒙古民族大学学生自我对篮球选修课学习态度的评价情况

通过表6可以看出，参加篮球选修课的学生有31人对篮球选修课学习态度是非常认真的，占了调查总人数的31.6%；有45人对篮球选修课的学习态度是一般认真，占了调查总人数的45.9%；总体来说，参加篮球选修课的学生学习态度还是比较好的，也说明篮球选修课能满足学生的兴趣和爱好，篮球选修课符合学生对体育活动的需要。但也有一小部分学生对篮球选修课的学习态度不很认真。学生对篮球选修课的学习态度就是通过篮球课的学习、练习所表现出来的态度，积极的学习态度是促使大学生进行篮球活动的重要因素，学习态度的积极将直接影响学生学习篮球的成绩。

（三）内蒙古民族大学学生对选修课的课时、场地设施的满意程度状况

从表7可以看出，内蒙古民族大学学生对篮球选修课课时、场地设施满意的只有8人，占调查总人数的8.1%；对篮球选修课课时、场地设施表示一般满意的有21人，占调查总人数的21.4%；对篮球选修课课时、场地设施表示不太满意或不满意的分别占了调查总人数的55.1%、15.4%；从而说明内蒙古民族大学篮球选修课课时、场地设施没有达到学生的要求。篮球场地设施是开展篮球选修课的重要保障条件之一。从调查中得知。参加篮球选修课学生的人数较多，但是篮球场地有限，所以学生对篮球选修课的场地设施不太满意。另外大部分学生对篮球选修课的课时安排也不满意，他们认为现行的课时根本无法学会篮球，由于篮球运动是由很多项技术和多种复杂的战术组成，再加上一些学生以前没有接触过篮球运动，本身篮球技术水平较低，动作技术不规范。因此，在短短的几个课时的时间内，不可能使学生完成篮球技术动作的掌握。

（四）学生对教师的教学组织能力的满意程度调查状况

从表8可以看出，大部分学生对篮球选修课教师的教学组织能力不是很满意，教学能力是教师运用所掌握的知识进行组织教学的综合反映。所谓综合反映就是指各个方面的反映，不是简单的技术或简单的教学模式上的反映。从调查中了解到教师的讲解能力和组织教法相对较差，而示范动作相对标准。这一方面说明了篮球选修课学生不只对教师的专项技术水平要求高，也要求教师有良好的讲解能力；另一方面也反映了部分教师在理论知识、技术水平和教学经验等方面还存在着不足，因而难以总结出篮球技术的教学规律和教学技巧，导致教学的模式单一。学生学习不只靠直观的模仿和机械的学习，更需要一定的语言理解和动作的规律学习，如果教师的示范动作标准，但是内容讲解相对较差，学生还是不能很好地理解。所以，提高篮球教师的总体教学水平是非常重要的。

三、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1.内蒙古民族大学篮球选修课场地器材、设施不足，以及学生人数过多给篮球选修课的教学带来困难。2.学生普遍认为篮球课教学课时不足，不能满足学生们学习技术动作的需要。3.学生们进行篮球运动的主要原因是兴趣爱好，其次是为了提高个人的技术水平，可见学生对篮球课教师的技术水平要求较高。4.目前，内蒙古民族大学篮球选修课教学内容枯燥无味，不能激发学生们学习的兴趣，教学内容应该进行改革提高。5.教学手段单一、缺乏教学比赛形式，从而很难使学生们掌握更多的技术动作。

（二）建议

1.学校有关部门可以根据社会的需要，学生们的愿望及教学的实际情况开设篮球中级班、高级班等多层次的篮球选修课。2.加大对篮球器材的场地的投入，减少教师授课的学生数，使每个学生在上课时都有充足的活动空间和器材。3.加强教师的培训。注重师德以及教学论的培训，使教师能更好地掌握先进的教学理论，把先进的教学理论付诸于教学实践之中，更能促进学生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陈利，李晓峰.对安徽省部分高校篮球选修课情况的调查与分析[J].合肥工业大学学报，2005（2）：24-26.

[2]金健秋，徐国宏等.大学生体育行为探析[J].中国体育科技，2001（7）：33-35.

[3]荣致琦.四川省普通高校体育专业师资状况调查与发展思考[J].成都体院学报，2002（6）：36-37.

[4]吴卫东.浅议职业高校篮球选项课[J].承德职业学院学报，2006（3）：45-47.

文明修身活动个人总结篇4

4、以职工职业道德建设为抓手，以创建文明行业、创一流供电企业、创建文明单位为载体，有针对性的开展职工职业道德建设，不断提高职工的思想素质和技术素质。今年在职工中开展了职工职业道德建设竞赛，在窗口单位开展了“窗口单位职工文明行为规范竞赛”等，通过形式多样的劳动竞赛，教育和培育职工不断提高“优质、方便、规范、真诚”的服务水平。

在全省第二次万人评行风中，我公司在全市28个参评行业中被评为第三名，被市创建文明行业指导委员会授予“文明行业”，客服中心被授予“十佳文明行业先进集体”，客服中心郑义同志被授予“先进个人”，在11月6日全市文明行业创建总结表彰会，我公司代表被表彰的先进集体在大会上做经验介绍。

5、发挥劳动竞赛优势，组织动员职工立足岗位多做贡献。在连续两年安康杯竞赛取得成果的基础上，今年我局又报名参加“安康杯”竞赛活动，制定下发了“安康杯”活动竞赛方案，在安全月活动期间，在全局职工中开展一次安全生产知识竞赛活动，竞赛题采用“XX年安全生产月全省安全生产知识竞赛试题”，竞赛内容涉及到安全生产政策法规、交通安全（道路、水运、航运、铁路）、消防、工矿安全生产、公共场所及社区安全知识等，竞赛内容与我们日常工作、生活休戚相关，安全知识竞赛职工参与率达60%以上；修试所工会还承办了由市政府安委会、市总工会主办的“XX年全国安全生产宣传月市直安全生产知识竞赛”，市直安全生产知识竞赛，竞赛分预赛和决赛两场，知识竞赛的组织工作受到市总工会领导的好评。

为认真贯彻落实“优质服务是国家电网生命线”的服务理念，进一步深化创建文明行业活动，提升供电优质服务水平，推行创建学习型组织活动，提高供电营销人员的业务素质和文明程度，近日，修试所工会与阜阳市总工会联合举办了“阜阳市电力系统营销岗位业务知识竞赛”。此次竞赛参与面广，竞赛分初赛和决赛，全市电力系统营销岗位职工全员参加了各单位组织的初赛，各单位初赛成绩前3名的职工参加市总和市局组织的决赛，在决赛中，15名同志取得优异成绩，按照竞赛办法，取得成绩优异的15名同志由市总工会授予“阜阳市电力系统营销岗位标兵” 称号。

XX年度实现千次操作无差错294人，线路工区送达事故隐书29份，变电二工区2人和五十万工区实现百张工作票无差错，变电一工区实现了安全运行五周年。

6、重视做好女职工工作，发挥女职工的作用。女职工网络健全、工作有调不紊。在去年女职工开展《女职工素质达标工程》、《女职工素质“四个一”竞赛》的基础上，在女职工中开展巾帼示范岗活动，鼓励女职工提高自身素质，发挥自身女职工优势，积极投身于企业的改革、发展中，鼓励女职工岗位做贡献，女职工队伍整体素质不断提高。客户服务中心营业室被市妇联命名“巾帼示范岗”，计量所校表班被市妇联命名为创建“巾帼示范岗”试点。维护女职工特殊利益，做好女职工健康保健工作，坚持每年春秋两季女职工的生殖健康检查，对妇检查出的病情，做好统计，并督促治疗。12月12日下午，修试所工会特聘请了陕西省着名的妇科保健专家在公司六楼会议室给女职工进行女性保健知识讲座，妇科专家李教授用幽默诙谐的语言、生动具体的事例和多年临床的经验给大家介绍了女性从青春期到更年期的种种生理变化，如何自我诊断，预防不同时期可能出现的疾病，以及发现疾病、隐患后，怎样对症下药，及时治疗等，现场女职工又咨询了许多问题，专家都一一详细进行了讲解和答复。做好计划生育工作，今年按照市政府、市计生委的要求，对公司在职职工进行了个人计划生育状况的登记工作，该项工作任务急，工作量大，该项工作的顺利完成，方便了今后计生工作的开展和以后实行社区化管理与所属社区的接轨。加强生活区的计划生育政策宣传，利用宣传栏、局域网宣传计划生育政策和计生科普知识，向已婚夫妇发放婚姻育宣传资料，在西苑生活区设立计划生育直通车宣传栏，此项工作受到市计生委、新建居委会的好评和肯定，11月5日，阜阳市电视台综合新闻频道做了专题采访报道。

7、发挥自身优势，开展经常性文体活动。修试所工会根据传统节日和公司实际情况，开展主题鲜明，不同形式的文化体育活动，年初举办了主题为“抓安全，促生产，讲诚信，攀高峰，第三届职工趣味运动会”；十一前夕，举办了“庆国庆，系列文体活动”，设乒乓球、扑克牌（80分）、象棋比赛；元旦，还将举办“电力杯”全市电力系统职工书画、摄影展。力争通过开展文化体育活动，使职工在活动中收到了寓教娱乐的效果。

我公司中老年秧歌队获得“皖北商贸杯秧歌大赛”团体二等奖，阜阳市文化艺术节舞蹈三等奖。

8、积极开展“创建学习型员工、班组和家庭”活动。为贯彻落实公司党委创建学习型企业的整体布署，提高电力职工队伍的整体素质，增强电力职工队伍的综合竞争力，促进电力事业改革、发展和稳定，从根本上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和合法利益。工会积极推进创建学习型组织活动，制定了具体的实施方案和办法，成立了创建学习型班组、员工、家庭指导委员会，确定了11个班组、15个家庭、30名员工，作为创建学习型班组、员工和家庭试点，试点班组根据工作性质和特点，确定了以不同的形式作为创建载体（试点类型），如：调度所远动班在网页上建立了“班组园地”，“班组园地”被誉为“职工的精神家园”，全公司班组共享，在计量所确立“四个一”（一种班组园地、一个班组书角、一块学习园地、每周一次专题会议），在修试所建立了一个书室，在变电一工区操作队等开展“每日一讲”，各班的“每日一讲”内容各不相同；创建学习型组织工作指导委员会成员分别于修试所、计量所、线路工区等单位员工进行深度会谈，讲解学习型组织理论《第五项修练》，指导其建愿景，立标杆；在试点班组、员工、家庭中开展“建愿景、立标杆”活动，并汇编成册；召开创建学习型班组、员工、家庭座谈会，为大家提供互相交流平台；利用工会网页宣传创建学习型组织的意义。目前二项活动正积极推进。

在11月8日，市总工会举办了“阜阳市首届职工计算机知识普及应用大奖赛”中，我公司代表队取得团体总分第一名的好成绩，创建学习型个人试点修试所职工郭兴科同志荣获个人第一名的好成绩，在11月29日，省总工会举办的全省职工计算机知识普及应用大奖赛中，我公司荣获团体二等奖，郭兴科同志荣获个人二等奖好成绩。

9、在抗洪救灾斗争中，修试所工会心系灾区，情牵参加抗洪救灾的供电职工，修试所工会分赴阜南、颍上抗洪救灾一线慰问抗洪抢险的供电职工，把公司领导的对一线职工的关心和关爱送到职工心坎上。在公司重点工程和迎峰度夏中，修试所工会关心施工和抢修现场职工的工作和生活，做到凡重点工程，工会都深入到现场慰问。

10、以“建职工小家”为载体，不断增强基层工会活力。认真贯彻《中华全国总工会关于在新形式下深入开展建设职工之家活动的意见》，修试所工会注重提高指导和服务基层的水平，健全基层工会组织，并结合基层工会实际，开展基层工会建家活动，为部分基层工会“职工之家”配置了图书、体育器材。12月份，修试所工会又为8个多经基层工会和13个变电所配置了体育用品，为基层工会活动增添活力。

公司客户服务中心工会被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模范职工小家”称号。

修试所工会在今后的工作中，将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六大、全总十四大会议精神，围绕企业中心工作，服务改革和发展的大局，服务于企业，服务于基层，服务于职工，发扬密切联系职工群众的优良作风，加强调查研究，提高工作质量，克服行政化、机关化倾向，心往基层想，人往基层去，劲往基层使，钱为基层花，以务实、锐意进取、开拓创新的精神，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发挥工会组织的重要作用！

文明修身活动个人总结篇5

按照中央安排，“严以修身”专题教育分三个专题开展学习研讨。昨天下午，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委举行专题学习会，重点围绕“严以修身”主题，开展深入的学习研讨。市委书记韩正主持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杨雄，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殷一璀，市政协主席吴志明，市委副书记应勇，市领导屠光绍、徐麟、艾宝俊、沈晓明、徐泽洲、侯凯、姜平、沙海林、尹弘、何卫东、钟燕群、周太彤出席。

会上，杨雄、徐麟、徐泽洲、沙海林结合学习领会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围绕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站稳党和人民立场，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公私观、是非观、义利观，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保持高尚道德情操和健康 生活 情趣，自觉远离低级趣味，树立良好家风，坚决抵制歪风邪气，坚守共产党人精神家园的主题，紧密联系思想和工作实际，谈认识和体会。

要把“慎”、“省”作为严以修身的重要途径

杨雄在发言时说，强调，“严以修身”是共产党人最基本的政治品格和做人准则，也是党员 干部的修身之本、为政之道、成事之要。践行“严以修身”，首先要把严以修身作为为官做人的基本要求。要重修养、讲德行，养成高风亮节，做到以德修身、以德服众。组织把我们放在领导干部的重要位子上，若德不配位，不仅肩负不了党和人民赋予的重任，也带领不了广大干部群众干事创业 ，必须做严以修身的典范。

杨雄说，要把党性修养作为严以修身的核心内容。必须始终坚定理想信念，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强化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增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必须始终坚持党和人民立场。最重要的是分清公私，明辨是非，正待义利。必须始终坚守精神家园。要做道德模范，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思想道德修养。要培育健康的生活情趣。要重视家庭建设，落实好市委关于进一步规范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的规定。要把“慎”、“省”作为严以修身的重要途径。“慎”就是要心怀敬畏，手握戒尺，自我约束，决不逾规越矩。“省”就是要不断反躬自省。自觉接受严格的党内生活锻炼，用好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见贤思齐，多向优秀人物、先进典型学习，多向基层干部、人民群众学习。用实践检验和提升修为。时时处处严以修身，不断提高党性修养，以更加严实的作风推动上海改革发展稳定工作。

必须做到“三个始终”

徐麟在发言时说，指出，严以修身就是要加强党性修养，坚定理想信念，提升道德境界，追求高尚情操，自觉远离低级趣味，自觉抵制歪风邪气。严以修身之“严”，就在于它是党性修养的水准不断提升、理想信念之根越筑越牢、思想和行动的总开关越把越严的过程，需要一辈子的修炼、磨砺和提升，需要在学习、工作、生活、实践中常修勤修的高度自觉。做到严以修身，对党忠诚，头脑清醒，必须做到“三个始终”。一是始终要有知行合一的自觉，有笃学之功、务实之果。宣传系统的改革发展，必须坚持在大局下思考和行动，服从服务于国家文化发展战略，服从服务于上海的改革发展战略，把握好阵地和市场的关系、导向和效益的关系，不断增强宣传思想 文化工作的影响力、竞争力、说服力、感召力。二是始终要有明辨是非的清醒，慎思明辨，善行至远。考虑问题，看准、看深、看远；抓工作，敢抓敢管敢负责，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三是始终要有成就“大我”境界的追求。政治坚定、对党忠诚，胸襟宽广，人格高尚，事事出于公心，在一心为公为民中成就“大我”。

要把“严以修身”作为培养选拔干部的重要标准

徐泽洲在发言时说，关于“严以修身”的论述，思想深刻、内涵丰富，指明了共产党人的价值追求、政治品格和做人准则。“严以修身”是有机整体，相互贯通，“严以修身”是基石。从思想来源看，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探究的是为官做人之本；从核心价值看，它是共产党人自我净化、自我提高的体现，夯实的是理想信念之根；从实践需要看，它是改进思想作风的“良药”，解决的是管党治党之本。当前，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营造党内良好政治生态，基础是每个党员干部在修身做人上，有更高的标准和要求、觉悟和境界，汇聚在一起，全党就有清风正气。严以修身，首先要引领思想、夯实根基，要把“严以修身”作为干部经常性教育的重要内容；关键要用人得当、导向鲜明，要把“严以修身”作为培养选拔干部的重要标准；同时强化管理、形成习惯，把“严以修身”作为监督约束干部的行为准则，把住关键环节，如干部的家事家产情况；抓住突出问题，当前要落实好市委出台规定，进一步规范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行为，强化制度执行。

修身重在修“信念”

沙海林在发言时说，强调，“先禁己身而后人，打铁还需自身硬”。“修齐治平”者，律己修身先行； 修身不足，“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空谈，这不仅是古人对从政者要求的起点，更是共产党人执政的底线思维。践行“严以修身”，理当“修身为先”。做到严以修身，保持清醒头脑，关键在于“严以修心”。修身重在修“信念”，信念的本色在忠诚。要始终忠诚于党的事业，脚下走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肩上背负起为人民服务的天职。修身重在修“情怀”，情怀的本源在为民。搞统一战线就是为了壮大共同奋斗的力量，说到底就是在凝聚人心，我们同党外人士交朋友会有私谊，但私谊要服从公谊，出于公心为党结交一大批肝胆相照的诤友挚友。要通过深入群众、联系群众和服务群众，加深同群众的感情，坚定为民的情怀。修身重在修"品德"，品德的本质在干净和高尚。修身重在修“作为”，作为的本义在实干。要把践行“严以修身”，坚持严以修身，与学习贯彻中央统战工作会议精神结合起来，在精神上提振信心，在工作中加强实干。

（二）

修身自古就是安身立命之本。作为一名党员领导 干部和组工干部，应当具有更高的道德素养和精神追求。严以修身位列“三严三实”之首，是践行“三严三实”的核心。既是对领导 干部作风建设的现实要求，又是对中华优良传统的弘扬和继承。严以修身，就是要坚持“忠诚、干净、担当”。“对党忠诚、个人干净、敢于担当”，是对一个党的好干部的要求。对党忠诚是党员干部的政治品格，个人干净是党员干部做人的底线，敢于担当是党员干部为官的职业素质，“三要素”缺一不可。提出的“三严三实”，把严以修身列在首位，凸显了“严以修身”的重要地位，这一要求与我国传统文化高度契合、一脉相承。对加强党员队伍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严以修身，要清除杂念，强化党性修养。私心杂念是修身的天敌，人一旦为其所惑，就会胆大妄为甚至无法无天，朝思加官晋爵之欲、暮想封妻荫子之欲、梦寐“金银满堂”之欲，久而久之便要顶风作浪、腐化堕落。贪官“少年苦难、青年奋斗、中年上升、晚年悲惨”的沉沦轨迹，发人深思和警醒。党性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是修炼“金刚不坏”之身的不二法门。要“内练一口气”，认真学习党章、严格遵守党章、切实维护党章，让党章“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增强党的意识、执政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要“外练筋骨皮”，在艰苦环境中接受磨炼，在重大关头经受考验，在摸爬滚打中培养坚强意志和优秀品质。要“内外兼修”练好“硬气功”，在党内生活中增强原则性、组织性、纪律性，主动虚心接受干部群众监督，拉下脸面揭短亮丑找准问题，沉下心来毫不含糊改正缺点，老老实实做人，扎扎实实做事，硬硬实实为官，让自己在党性修养上硬气起来，用党性修养筑起廉洁长城，抵挡万丈狂澜。

严以修身，要敢于担当，坚定理想信念。修身不是沽名钓誉的“独善其身”，也不是推卸责任的“超然物外”，而是勇于负责、敢于担当、兼济天下。为官一任，理应造福一方，加强作风建设，归根结底是为了百姓福祉，坐上了“位子”，就要对得起信任，握住了权力，就要担得起责任。当官不想挑担子犹如楼宇丧失脊梁，再雄伟的大厦也会瞬间坍塌，古今多少腐败分子，堕落的形式各不相同，糜烂的起点却都是丧失信念、不敢担当。诸如绕道而行、敷衍了事、打“太极拳”之类，看似高明，实则离胡作非为、违法乱纪已不远。信念坚定，才能做到“临大事而不乱”，才能做到“咬定青山不放松”。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始终不渝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在任何情况下都坚定跟党走的信念，决不松懈动摇。，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在政治原则问题上、在舆论风口浪尖上，要挺身而出、敢于亮剑，过得硬、靠得住。多少先进先辈如焦裕禄、杨善洲等，莫不是信念坚定、敢于担当的楷模。

严以修身，要持之以恒，把好思想“总开关”。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严以修身也非一日之功，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一辈子坚守。修身必须下大力气、做苦功夫，夜以继日、毫不动摇，时时处处检修纠偏，经常为思想拍个X光，看看有没有“短路”、“断路”、“回路”，看看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公私观、是非观、利义观方面有没有偏差、扭曲，一旦发现苗头性问题，立即扑杀。时时处处秉公除私，增强内在的意志和力量，抑制头脑中因外部因素影响而产生的私心杂念，保持政治坚定和思想纯洁，做到无私无畏天地宽，把为党和人民事业鞠躬尽瘁作为终身事业。时时处处涵养正气，多些清心寡欲、少些追名逐利，多些埋头苦干、少些花里胡哨，多些浩然之气、少些歪风邪气，把对党忠诚，砥砺为廉洁奉公的政治品格，转化成锐意进取的实际行动。修身最难的是止而不止、定而不定的过程，要耐得住寂寞、经得起诱惑、受得了挫折。要学史，进而看成败、鉴得失、知兴替。要学伦理，进而知廉耻、懂荣辱、辨是非。更要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国梦”系列论述，在领会实质上下功夫，在入脑入心上下功夫，学而信、学而用、学而行，真正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做官先做人，做人先修身，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党员领导干部尤其是组工干部，是联系服务群众的“标杆”，起着以上率下引领示范作用。高标准、严要求才能养成浩然正气、保持高风亮节，真正被人民群众所信赖和爱戴。才能推动专题教育不断深化，以自身实际行动为基层干部作出表率。要从延安精神、洛南精神中汲取力量，从坚定理想信念、实事求是、改革创新、以人为本、敢于担当、艰苦奋斗六个方面，把党的伟大精神牢固立起来，确保“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不漏不偏、不虚不空，切实达到高质量、全覆盖。

（三）

提出的“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概括了我们党对每一名党员、各级领导干部的要求，饱含着人民群众对每一名党员、各级领导干部的期盼，直指每一名党员、各级领导干部为人做事之根本，切中每一名党员、各级领导干部干事创业之要害。践行“三严三实”，要从深刻认识和自觉实践“严以修身”这个关键要求开始。

严以修身，根本要求是加强党性锻炼。加强党性修养是广大党员干部必须坚守的修身之本、为政之道、成事之要。修身以养性，做官先做人。人要讲人格，官要讲官品。人格是人的道德品质、气质修养、能力才干、作风素质等的综合反映，也是一个人思想境界高低的重要标志。党员领导干部加强党性修养，塑造高尚人格，就是要落脚在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上。只有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始终保持崇高的精神追求，不断加强党性修养，时时自我反省，始终坚守道德阵地，才能淡泊明志，宁静致远，追求高尚的人格和官品。为官者要做到以德为先，修身养性，才能更好地治国理政，进而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本领。

严以修身，就是要坚定理想信念，提升道德境界。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坚定理想信念是核心，有了理想信念就有了支柱、有了力量；只要有了坚定的理想信念，就能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追求，站位就高了，眼界就宽了，心胸就阔了。作为一名领导干部，提升道德境界、追求高尚情操，才能集聚奋发有为、勇于担当的精气神。在现实生活中，一些党员干部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说到底是信仰迷茫、精神迷失，最终在灯红酒绿中丧失了理想信念，在纸醉金迷中丧失了道德境界。有的党员干部丢掉了理想信念，行为上以权谋私，权钱交易，权色交易，道德败坏，走上了违法犯罪的歧途。因此，每一名共产党员、各级领导干部要有坚定的理想信念，不断提升道德境界，能经受住各种风险和困难的考验，自觉抵御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

严以修身，是人生成长的必修课，是严以用权、严以律己的基础。加强自身修养，不断完善人品操行，提高人生境界，才能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作为一名领导干部，对于做怎样的人和做怎样的事的理解，应当具有更高的道德素养、精神追求和价值取向。对于为官者而言，严以修身是严以用权、严以律己的基础。严以修身，归根结底是为了百姓福祉。为官一任，理应造福一方，坐上了“位子”，就要对得起信任；握住了权力，就要担得起责任。

文明修身活动个人总结篇6

1.修改目标集中明确

如果仅笼统地要求学生自改作文，那么修改范围太大，针对性不是很强，难以保证效益最大化。教师应及时记录学生在该次作文中出现的主要问题，以便确定合适的教学目标。事实证明，目标越集中越明确，成效也越高。如某篇题为《咀嚼生活的滋味》的作文，我发现学生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两方面：部分学生没找到合适的切入口（选材问题），部分学生的文章缺乏精彩的细节描写（作文素养问题）。那么这堂课的重难点即围绕此展开。

2.精心准备相关语文常识

教师的指导要实在到位，要善于为学生搭设支架，化抽象的语文常识为具体可感的事例，并提供具体的可操作的方法。华东师范大学郑桂华教授认为：“作文要引导学生从生活出发、从学生日常生活出发、从学生运用的日常语言现象和阅读经验出发，去发现特点、归纳规律，并将它变成自己能理解和掌握的图式。”如上述案例中的第一个问题，可采用比较鉴别的方法，即提供甲文（生活中的几件琐碎的事情）、乙文（胆小的自己第一次上讲台竞选的经历）让学生点评。学生经过交流基本就能感悟出作文选材要能找到合适的切入口，做到以小见大。

怎么解决第二个问题？这是本堂课的难点。教师可以巧用课本中的名家名段，如朱自清的《背影》、阿累的《一面》中均有精彩传神的细节描写。教者可借助这些素材让学生感悟细节描写，并总结细节描写的方法。曾在网络上看到一则细节描写指导课的案例，教者首先由漫画家张乐平先生的“眼睛鼻子都没有，但头上有三根毛”的三毛形象画，引出细节描写的话题；然后选取《祝福》中关于祥林嫂的肖像描写，故意略去几处有关的细节描写，让学生产生疑问，用比较的方法让学生理解细节描写的作用，并总结相关写法。总之，创造性地采用各种方法重拳出击，加深学生对此方面知识的认知，为修改环节做好铺垫。

3.评改联动提效益

光掌握知识还不够，还要指导学生认真修改作文。著名作家老舍说：“文章不厌百回改。”语文特级老师陆鉴三也曾这样说：“得法的批改固然有助于学生习作水平的提高，但充其量只是学生提高的外因――第二位原因；学生自身的多写多改才是提高的内因――第一位的根本原因。”怎样让学生更有针对性地修改作文呢？我采用评改联动的策略。结合上述案例，流程如下：首先要求学生结合讲评要点自改作文。作文是经验的外显，同学们会把上述环节学到的经验趁热打铁用在修改环节中，如某同学结合细节描写这个知识点，将文句“雨落在身上，其实还是有一种感觉的”增补为“雨落在身上，有时快，有时慢，让人很摸不透，我说不上是喜欢它呢还是讨厌它，反正，一点一点落下来，敲打在我身上，其实还是有一种感觉的”。由此可见，该生在努力调动自己的体验，丰富文章的细节内容。

当然鉴于学生的素养各不相同，吸收内化也各不相同。学生自改后需小组内成员互评。补充介绍一下学习小组，即按“组间同质、组内异质”的原理将全班分成若干学习小组，组内成员互评采用“层层递评”策略，以4人小组为例，按能力高低将4人命名为甲乙丙丁，“层层递评”即为甲评乙，乙评丙，丙评丁，丁则圈画、点评甲文中的亮点之处。（实践证明，人人都具有欣赏好作文的天然感觉）。

所评内容分为共性内容和个性内容。共性内容即学生结合讲评要点第一遍自主修改后的内容，个性内容是个人在作文中所犯的不同错误。学生在修改环节很认真负责，生成很多意想不到的惊喜。如某生对上文所提到的片段是这样评价的：“内容虽然较之前丰富了一点，但是还没有放飞自己的想象，写出对雨的独特感受；建议采用适当的修辞手法进一步丰富文章的内容。”这样精彩的生成内容是学生内在生命力的一种张扬，诠释着他们在写作方面的无限潜力。

第三步是结合小组同学的点评第二次修改自己的作文。实践证明，相比较教师的建议而言，学生更喜欢接受来自同伴的建议，修改起来十分卖力。如上述案例中的某生结合同学的点评后，对片段二次修改如下：“雨在敲打着，与同伴嬉戏着，就像一张古老的琴，奏出了细细密密的旋律，单调中自有一种柔婉与亲切，点点滴滴，似真似幻，如孩提时在摇篮里，母亲吟哦的鼻音和喉音。”这种持续的修改过程是学生作文技能的一个体验和累积的过程，是作文素养的一个自我完善和发展的过程。在修改过程中，老师要加强对两头的学生的面批面改，以期实现教学效益的最大化。

杜威认为：“教育实际上是经验的改造或改组，促使学生形成更新、更好的经验。”作文讲评课就是要运用小组互批、自主修改等方式促使学生“形成更新、更好的经验”。

文明修身活动个人总结篇7

【关键词】刑法修正案（七）；刑法第180条；间接正犯；现象立法；总则虚置

【正文】

《刑法修正案（七）》已于2009年2月28日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上通过。该修正案的草案自2008年8月公布以来，曾通过各种渠道向全社会广泛征求意见。[1]学界、公众和媒体对这次修法都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关注热情，立法者也积极汲取各方意见，草案几经大规模修改。[2]从草案公布到最终获得通过，在此过程中，诸如“老鼠仓”、泄露个人信息、领导身边人腐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法定刑提高等问题，一直是舆论和学界关注的热点话题；相比之下，《修正案（七）》在第180条内幕交易罪中增设“明示、暗示他人从事上述交易活动”这一立法，似乎并未引起太多注意，几成被忽视甚至遗忘的角落。但是，这一表面上看似平淡无奇的修法，不仅涉及到极其重要的刑法理论，而且背后隐藏着如何认识现阶段的立法技术和立法理念等深层次问题。尽管草案已获通过，但这些问题却未落幕，而是将长久存在，也必然会影响下一次的修法。因此，本文对此略抒管见，以求抛砖引玉，引起学界和立法者重视，推动我国立法水平不断提高。

一、在第180条中增设“明示、暗示他人从事上述交易活动”的修法目的

《刑法修正案（七）》中关于刑法第180条第1款的修改如下：“证券、期货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员或者非法获取证券、期货交易内幕信息的人员，在涉及证券的发行，证券、期货交易或者其他对证券、期货交易价格有重大影响的信息尚未公开前，买入或者卖出该证券，或者从事与该内幕信息有关的期货交易，或者泄露该信息，或者明示、暗示他人从事上述交易活动，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同时，立法者还在该条中增加一款作为第4款：“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商业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利用因职务便利获取的内幕信息以外的其他未公开的经营信息，违反规定，从事与该信息相关的交易活动，或者明示、暗示他人从事相关交易活动，情节严重的，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

可以看出，本条的修改除了增加针对“老鼠仓”行为的第4款外，主要是在第1款中加入了“明示、暗示他人从事上述交易活动”的文字表述（第四款中也有同样的立法）。但是，在立法草案说明中，仅仅对设立第4款也就是打击俗称“老鼠仓”行为的必要性做了简略交代，却完全没有提及在第1款中增加“明示、暗示他人从事上述交易活动”的原因。[3]似乎这是不言自明的，然而事实上并非如此。作为国家的基本法律，刑法典中每一个字词的修改，都应该有充分的理由，并向公众做出详细说明。一个法律条文的修改，除了纠正之前的立法错误外，主要是为了回应社会需要，实现刑事政策的可罚性目标。那么第180条增设“明示、暗示他人从事上述交易活动”目的何在呢？众所周知，第180条的犯罪主体是“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员”、“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员”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这种特殊主体，也就是刑法理论上的“身份犯”。[4]毫无疑问的是，当明示或暗示人和被明示或暗示的“他人”都具有上述身份时，二者构成本罪的共同犯罪，这无需修法也无需讨论；[5]只有当“他人”不具备该身份时，才值得研究。

因此，应该认为，第180条的修改主要是针对在证券、基金、期货等市场中，大量存在的有身份者明示或暗示无身份者从事交易的现象。具体而言，这种现象主要表现为两种典型形式：一种是有身份的甲与无身份的乙合谋，甲提供明示或暗示，乙从事交易，获利后二人平分（案例1）；另一种是有身份的甲与无身份的乙之间没有合谋，甲明示或暗示乙从事相关交易，使之获利（案例2）。

在一般的日常语言经验中，两个案例中甲的行为都可以被描述为“明示、暗示他人从事上述交易活动”，对这两种情形如何处理，首先是刑事政策的考虑。在案例1中，甲与乙的行为都具有可罚性。一方面，甲乙内外勾结，降低了利用信息从事交易进而获利的难度，既然刑法已经禁止甲单独地利用信息进行交易，那么面对比单独犯危害性更大的共同犯罪，更应该运用刑法积极打击；另一方面，作为典型意义上的“内外勾结”，这种可罚性可以从对“内外勾结型”的贪污、受贿和保险诈骗等相似现象加以惩罚的立法和司法解释中找到支持。在案例2中，甲的行为具有可罚性，但是乙的行为不具有可罚性。甲作为知情的有身份者，明示或暗示他人从事相关交易，比之间接地透露与交易有关的内幕信息，对金融管理秩序的破坏更为直接，既然刑法已经禁止“泄露信息”诱导他人交易，那么对于直接明示或暗示他人交易的行为更应该打击。但是，对乙的行为则不宜追究。因为若对单纯接受他人明示或暗示从事交易的行为也追究责任的话，就无视了股市本身天然地具有风险性和投机性的基本性质。事实上，尽管各种建议都声称“分析意见仅供参考，据此投资责任自负”，但证券市场中每一个投资者都或多或少地希望听到“有背景”甚至“有身份”的声音，尤其是在目前中国股市很大程度上尚属于“政策市”的大气候下。如果追究案例2中乙的责任，那么就不适当地扩大了刑法的惩罚范围，有违刑法的最后手段性原则，必然会丧失其正当性和立法的民意基础。

以上是从刑事政策的角度考虑行为的可罚性。刑事政策的目的是合理有效地对抗犯罪。只有先从刑事政策的目的性思考出发，才能继续为实现这一目标选择合理的道路。既然明示或暗示他人从事交易的行为，在刑事政策上值得惩罚，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实现这一目的？在经验上，一般有两条道路，一是解释刑法，在不违背罪刑法定原则的前提下，在现有刑法的框架内，经由解释达致目标；二是修改刑法，如李斯特所言，刑事政策的任务是“担任刑法立法的教师”，是刑法变革的同义词，通过修改刑法条文来达到刑事政策的目的。本文认为，只有在第一条道路走不通的情形下，才有走第二条道路的必要性。这是因为，立法浪费是最大的浪费。如果说学者动辄批判刑法、建议修改是放弃学者的解释使命，那么立法者动辄修改刑法更是“以身作则”地轻视自己先前所立之法。当然，在要想解释出符合刑事政策目标的结论，就只能违背罪刑法定原则时，再“死守”住现行法律拼命解释就是不妥当的。这种情况下，解释者“只能向立法者呼吁”。[6]

那么，就原刑法第180条而言，该条款是否无法满足在案例1和案例2中的可罚性要求？按照《刑法修正案（七）》增设“明示、暗示他人从事上述交易活动”的方法，是否就比原条款更为合理有效地实现了这一目标呢？下面，本文分别讨论修改前的第180条和修改后的第180条各自应对案例1和案例2的方法，通过比较两种解决方案的合理性和优劣，检验本次修正案修法的必要性。

二、间接正犯：修法前的解决方案

按照修法前第180条的规定，该罪的构成要件行为或者说实行行为只有两种，一种是直接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具体表现为买入或者卖出该证券以及从事与该内幕信息有关的期货交易；二是泄露内幕信息。首先，显而易见的是，明示或暗示他人交易的行为，行为核心在于“明示或暗示”而不是直接交易，因此不属于第一种实行行为。其次，明示或暗示他人交易的行为不同于泄露信息的行为。虽然在某些情况下，泄露行为也是明示或暗示行为的一种形式，即向他人泄露可能影响股票价格的内幕信息，就相当于明示或暗示他人买卖该股票，都能产生使他人获利的后果。但是，明示或暗示行为的范围显然比泄漏信息更为广泛。禁止泄露内幕信息的着眼点主要在于行为人在该信息尚未公开前违背了对信息保密的义务，而明示或暗示他人交易并不一定就泄露了该内幕信息。例如，若甲向乙透露A公司即将重组的消息，属于“泄露内幕信息”；若甲在未透露重组信息的情况下，直接明示或暗示乙购买A公司的股票，甲的行为并没有“泄露内幕信息”，但毫无疑问地属于一种明示或暗示行为。因此，属于“泄漏信息”的明示或暗示行为自然没有讨论的必要；问题的关键在于处理那些无法被“泄漏信息”的行为类型所涵摄的其他明示或暗示行为。

综上，甲的明示或暗示行为不属于修法前第180条中任何一种实行行为，以此认识为出发点，下面分别分析案例1和案例2。

（一）案例1中的甲乙构成内幕交易罪的共同犯罪

在双方有共谋的场合，明示或暗示他人从事交易者和接受明示或暗示者完全可以在现在第180条的条文范围内，通过运用刑法总则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和理论，对甲乙追究责任。这可以从犯罪主体与犯罪行为两个方面加以说明。首先，在主体方面，尽管第180条针对的都是特殊主体，也就是身份犯，一般情形下只能由相关机构的知情人员构成，[7]但是无身份者同样可以构成身份犯的共犯。德国、日本、奥地利、韩国等国的刑法典总则对此有专门规定，我国刑法虽然没有明确规定，但理论上的通说都认为可以成立共犯，[8]分则的个别条文和司法解释也对此予以确认。[9]承认共犯的理由在于，“如果认为无身份者与有身份者共同故意实施以特殊身份为构成要件要素的犯罪时，一概不成立共犯，刑法总则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几近一纸废文，总则也不能起到指导分则的作用。”[10]更有学者进一步明确指出，在证券、期货犯罪的场合，基于已有立法和司法解释等法律依据以及权利义务一致性原则这两点理由，无身份者也可以构成证券、期货犯罪的共犯。[11]

接下来，可能有争议的问题是，在有身份的甲与无身份的乙构成共同犯罪的基础上，甲明示或暗示乙从事相关交易时，二者的行为各应如何定性？对此，在理论上有几种不同的解决方案。

1、甲构成教唆犯，乙构成正犯（实行犯）？或者甲乙构成共谋共同正犯？

第一种方案有两种变体，一是认定甲成立教唆犯，乙成立实行犯，甲的明示或暗示是对乙的教唆；二是认定甲乙成立共谋共同正犯，把甲视作没有直接实行犯罪的共谋人，而对乙的实行行为起到了实质的重要作用，因此也认定为正犯。[12]无论甲的行为是教唆还是共谋，这两种形式的共同基础和基本前提，是首先把无身份的乙的交易行为评价为实行行为。但这一点本身就充满争议。日本刑法学界对此有强烈的反对意见，如大塚仁教授认为，真正身份犯不可能包括共同正犯，因为“重视实行行为的规范意义时，在真正身份犯中，不能承认基于非身份者的实行行为。”[13]我国学界对此也有批评意见，陈兴良教授认为，“没有特定身份的人不可能实施法律要求犯罪主体具有特定身份的犯罪的实行行为。”[14]支持者如马克昌教授认为，对此不能一概否定，“无身份者能够参与真正身份犯的部分实行行为的，可以与有身份者构成共同实行犯。”[15]对“部分实行行为”的提法，刘宪权教授则明确反对，“对于我国刑法规定的犯罪实行行为，应该作完整、全面和实质上的理解。无特定身份者实施部分有特定身份者构成犯罪的行为，并不就等于实施了该罪的实行行为。实行行为是由刑法分则规定的客观要件中的全部行为，实行行为必须包含该种犯罪的罪质行为。未实施罪质行为，就不能看成是实行行为。在共同金融犯罪中，无特定身份者不可能成为有特定身份要求的金融犯罪的实行犯。”[16]

本文认为，乙的行为不能认定为实行犯，第一种方案的两种形式都不足取。理由如下：

首先，对身份犯而言，之所以成立符合构成要件的不法，并非因为实施了某一特定行为，而是因为实施该行为违反了特定义务。[17]一般情况下，对正犯性质的认定要看行为人是否在犯罪中发挥支配作用，但是，在身份犯的场合，“仅仅支配了犯罪也不足以构成正犯，只有负有特定义务的人才能称是正犯”。[18]不具有身份的人当然不承担特定义务，无论其是否分担实行行为的一部分或全部，在法律上都不能认定为正犯。如果不具备资格的人（无身份者）在负有特定义务之人（有身份者）的策动下，实施了符合构成要件要求的行为，即使在整个共同犯罪中具有支配性地位，也不足以构成正犯。

其次，把甲的明示或暗示行为和乙的交易行为都评价为正犯行为，这是基于肯定共谋共同正犯的立场而得出的结论。从日本刑法理论和判例大都承认共谋共同正犯这一点来看，该观点似乎有成立的空间。[19]但是，共谋共同正犯的概念目前在我国还远未被普遍承认。退一步讲，即使承认共谋共同正犯的概念，也主要是在乙有实行行为，甲只有谋划而没有实行行为的场合下可以无疑议的适用，但是面对案例1中乙的交易行为尚难以被评价为实行行为的情况下，再主张共谋共同正犯就更缺乏牢固的基础，因而也是不足取的。所以，将乙认定为实行犯，将甲认定为教唆犯的观点并不妥当。

2、甲构成教唆犯，乙构成帮助犯？

第二种方案是，有身份的甲构成教唆犯，无身份的乙构成帮助犯。这虽然避开了将乙认定为实行犯的理论泥潭，但其缺陷也显而易见。正如有学者所批评的，在没有正犯的情况下，教唆犯与帮助犯的立论根据颇可责难。“如果进一步地问，教唆犯是对正犯的教唆呢，还是对帮助犯的教唆？如果是对帮助犯的教唆，那么，帮助犯又是对谁的帮助？由于不存在正犯，当然也就谈不上对正犯的帮助。如果是对教唆犯的帮助，那么就犯了逻辑学上循环论证的错误”。[20]这种“没有正犯的帮助犯”，从根本上违反了共犯从属性原理。[21]因此，第二种方案也不可行。

3、本文观点：甲构成间接正犯，乙构成帮助犯

本文认为，适当的解决方案是将甲认定为内幕交易罪的间接正犯，乙则是从属于甲的帮助犯。这种方案可以看作是在否定前两种解释方案的基础上提出的，一方面，既然在身份犯中，无身份的乙即使支配了犯罪也不可能成为正犯（否定第一种方案）；而另一方面，“根据一般原则，成立教唆犯以被教唆者成立正犯为前提”，[22]因此有身份的甲又不能按照教唆犯处理（否定第二种方案），这就必然会导致无法追究甲的明示或暗示行为的处罚漏洞。为了弥补这一可罚性漏洞，可以考虑将甲作为间接正犯处理。

间接正犯是指，以利用他人作为“犯罪工具”的方式来实现构成要件。作为正犯的一种形式，间接正犯与直接正犯一样，同样具有行为支配的特征。从学说史上看，间接正犯概念的提出，本来就是19世纪中叶从教唆犯概念中分离出来的一种法律称谓，其目的首先是为了填补那些因维持共犯从属性原理而无法用教唆犯处罚的漏洞。目前的刑法理论都认为，利用有故意无身份的工具，可以成立间接正犯。正是由于有身份的幕后者支配了整个犯罪，因此其虽然没有亲手实行，也被评价为一种正犯行为。这不仅是德国刑法学界的通说，[23]也是日本刑法学界的有力观点。[24]进一步而言，在有身份者成立间接正犯的基础上，将有故意无身份者认定为帮助犯的看法，也得到国内学界很多学者的认同。如在国家工作人员甲教唆妻子乙接受贿赂的场合，张明楷教授和周光权教授都认为，“甲成立受贿罪的间接正犯，乙成立受贿罪的帮助犯。”[25]陈兴良教授认为，“这种观点虽然不是十分圆满，但基本上还是可取的。将有身份者解释为身份犯的间接正犯，可以直接按照刑法分则的有关规定论处。而无身份者虽然也是帮助犯，但既不是正犯的帮助犯，也不是教唆犯的帮助犯，而是间接正犯的帮助犯，这在理论上是说的通的。”[26]因此，在甲的明示或暗示对整个交易过程发挥支配性影响的情况下，就可以依照间接正犯的原理对甲定罪。

值得研究的问题是，如果甲的明示或暗示行为仅仅是较低限度或者说较浅层次地参与到交易过程中，或者说，甲的明示或暗示行为仅仅是一般性的提出，而并没有起到支配性作用时，还能否将其评价为间接正犯？

刑法理论上的多数意见对此基本上仍然持肯定的态度，只是理由不同。坚持支配性标准的观点认为，“如果没有幕后操纵者的共同行为，犯罪媒介者自己根本就不可能实施犯罪行为，只有当幕后操纵者共同具有犯罪构成要件所要求的目的或特征时，才可能发生刑法上的重要事件。如果在此等情况下不想完全放弃刑罚——这将有可能导致明显的不公正——就必须将幕后操纵者的在法律上具有的必要影响视为行为支配。”[27]另一种观点则放弃了“支配性”的标准，转而从“义务犯”的概念出发，认为这种场合下的正犯性不是基于行为支配的理由，而是建立在有身份的幕后操纵者破坏特殊义务的基础之上。[28]本文的看法是，就刑法第180条而言，法律本来就规定只有在“情节严重”时才构成本罪，如果甲虽然提出明示或暗示，但根本未被乙所重视，甚至并不将其作为交易时的依据，也就是说甲的明示或暗示行为没有起到支配性作用，那么甲乙的合作就不符合“情节严重”的要求，当然不构成该罪；但只要乙的确是与甲合谋，并按照甲的明示或暗示进行交易，那么甲的明示或暗示在事实上就必然起到了支配作用，因此应认定为间接正犯。

综上，本文认为，可以将明示或暗示视作教唆的一种方式，但是，实施教唆行为并不一定就意味着必然成立作为共犯的教唆犯，也可能是以教唆的形式利用他人从而成立间接正犯。在案例1中，正可以通过间接正犯的概念，把无法被评价为教唆犯的明示或暗示行为，评价为一种利用他人实施内幕交易的正犯行为；同时，“间接正犯的成立，并不意味着共同犯罪的否定。”[29]接受明示或暗示的“他人”虽然因为不具备身份而不能成立正犯（即使在整个证券交易过程中起到支配性作用），但是作为间接正犯的利用工具，对利用者起到了帮助的作用，可以成立帮助犯。因此，在甲乙共谋，甲以明示或暗示提供交易建议，乙按照明示或暗示实施交易的场合，甲乙二人成立内幕交易的共同犯罪，甲构成该身份犯的间接正犯，无身份的乙构成帮助犯。

（二）在案例2中，甲单独构成内幕交易罪的间接正犯

在上文详细讨论案例1的基础上，同样运用间接正犯的理论，可以在修法前第180条的框架内，顺利解决案例2的问题。

间接正犯具有多种表现形式，其中，对于缺乏故意者的利用，正是其中之一。[30]“被利用者实施了幕后操纵者自己想实施的行为，但在被利用者对案件事实完全不知情，缺乏犯罪故意时，利用者成立间接正犯。”[31]在案例2中，乙并无犯罪故意，甲乙之间当然不构成共同犯罪。例如，乙可能并不知道甲的身份，只是出于对甲的信任而听从其明示或暗示买卖股票。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乙在获利后基于感谢而分钱给甲，也不能追究乙的责任；另一方面，无论甲是基于期待乙回报的目的或者其他目的而给乙明示或暗示，也无论甲的明示或暗示最终是否得到乙的回报，也无论乙按照甲的明示或暗示进行交易是否确实获利，甲的明示或暗示行为都应视作通过乙实施了第180条中的构成要件行为。这是因为，刑法第180条不是侵犯财产罪，而是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该条的立法目的不在于禁止行为人非法占有财物，而是禁止有身份者违反特定义务。甲作为知悉内幕信息的有身份者，根据该信息明示或暗示他人买卖证券，违反了知情者特定的保密义务，无论其本人是否从中获利，都应受到惩处。间接正犯的概念正好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方案。因此在甲乙二人没有共同犯罪故意的情况下，甲明示或暗示乙买卖股票的行为单独构成内幕交易罪的间接正犯，乙无罪。

三、直接正犯：修法后的解决方案

《刑法修正案（七）》在第180条第1款中增加了“明示、暗示他人从事上述交易活动”的文字，在新增的针对“老鼠仓”的第4款中也列出了“明示、暗示他人从事相关交易活动”的文字。这一修法意味着从此第180条在原来两种实行行为的基础上，又增加了第三种行为方式。换言之，修改后的第180条不必再借助间接正犯的法理，而是直接按照刑法明文规定，就可以处罚有身份者明示或暗示他人从事交易的行为。我将这一立法称为“间接正犯的直接正犯化”。把明示或暗示行为作为一种实行行为直接在立法上加以规定，是利用立法工具直接解决问题而不必再借助理论。反映在案例2的场合，就是可以直接按照刑法条文追究甲的责任。在案例1的场合，看起来也似乎是避开了间接正犯的复杂理论，减少了司法者的法律适用难度。但实际情况真会如此吗？

本文认为，将甲的明示或暗示行为规定为直接正犯的修法，在案例1中反而增加了对乙的交易行为的解释难度。一方面，如前文所述，乙因不具有特定身份而无法成立正犯，其交易行为当然不是实行行为，因此乙不能构成内幕交易的共同正犯。另一方面，若将乙的行为解释成帮助行为，会产生对帮助犯概念的解释困扰。对此，只要将直接正犯与间接正犯的解决方案略一比较，即可看出明显差别。在间接正犯的场合，甲通过乙去实施的，是第180条的中“从事相关交易”的行为，甲的正犯性体现在对“从事相关交易”具有支配性上，乙的交易行为是对甲所明示或暗示内容的实现，是以“代替甲去从事相关交易”的方式来提供帮助，因而是帮助犯，这在解释上并无阻滞。但是，在直接正犯的场合，甲所实施的正犯行为，不是“从事相关交易”的行为，而是“明示或暗示”的行为，那么，若要构成对甲的帮助犯，只能是针对明示或暗示行为本身所实施的帮助。

例如，在甲在室内明示或暗示第三人实施交易时，为甲在室外把风，或者为甲提供反窃听的通话工具，或者为甲做现场翻译，这才是当正犯行为是“明示或暗示”行为时，帮助犯的表现形式。相反，乙按照甲的明示或暗示去实施交易的行为，这并不是对甲明示或暗示行为的帮助，而是对明示或暗示内容的落实，是接受明示或暗示的结果。若要将此解释为帮助犯，既与事实不符，也令人费解，必然在逻辑上陷入混乱。由此可见，将甲的明示或暗示行为直接以法定的方式规定为直接正犯，就面对既无法将无身份的乙的交易行为解释为正犯也无法将其解释为帮助犯的难题。如果严格遵循罪刑法定原则，那么就无法追究乙的责任，这势必造成处罚漏洞。除非立法者认为可以推翻上述论证的前提，即无身份者也可以构成实行犯，从而对甲乙追究共同正犯的责任，但是这样一来，就需要推翻以往刑法学界通说，并对之前关于保险诈骗罪和贪污受贿罪等犯罪的立法和司法解释重新整理，这一任务与将乙解释为帮助犯相比，恐怕更加艰巨。

除了对于帮助犯的解释困难外，修法带来的麻烦还有很多。例如，有身份者对无身份者实施的其他行为，如胁迫、命令、欺骗他人从事交易等，在利用他人实施交易这一点上与明示或暗示的应罚性相同，而在文义解释上又明显难以被明示或暗示所包摄，对此是否还要再修法增加行为类型？此外，除了内幕交易罪之外，其他各种身份犯中是否都要增设类似的表述？如果增加，将是一项巨大的修法工程；如果不增加，必然会产生明显的处罚漏洞，在司法实践中导致处罚的不公平。这些新问题的涌现，真是“不立法本来没问题，立了法反而更麻烦”，可谓是被立法者制造出的新法律反过来开给立法者的玩笑。

本文开篇曾提出，修改第180条的主要目的，是要打击知悉内幕信息者“明示、暗示他人从事交易”的社会现象。本来，只要充分地运用间接正犯的概念，无需修法，也可以合理有效地实现这一目标。而且，对间接正犯理论的运用有足够的基础。间接正犯概念自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从德日等国引入我国刑法学界以来，随着学界研究的不断深入和不懈推广，也早已进入司法实践的视野并中获得认可。[32]在此基础上，完全可以使用这一理论解决案例1中甲和乙的刑事责任问题。相反，冷落这一理论而在第180条中增设“明示、暗示他人从事上述交易活动”的立法，如上文所述，却并未能达到预期效果。在案例2中，不修法一样可以运用间接正犯的法理实现可罚性目标，而在案例1中，修法不仅未能超越在未修法时运用间接正犯理论解决问题的效果，反而以一种表面上看起来似乎能直接解决问题的方式，增加了解决问题的难度。上述针对第180条第1款的讨论结果，同样适用于新增设的第4款，即第4款中的“明示、暗示他人从事相关交易”也是没有必要的。按照著名的“奥卡姆剃刀”定理，“如无必要，勿增实体”，原本可以通过总则理论实现刑事政策的目标，又通过多余的立法画蛇添足，实非明智之举。

四、总则虚置与现象立法：透过第180条修法的进一步思考

之所以要将“明示、暗示他人从事相关交易”的行为在立法上纳入第180条，还有一个重要的理由是，要在证券、期货犯罪领域“增加刑法与证券法规定之间的协调性”。例如，刘宪权教授认为，“关于内幕交易、泄漏内幕信息罪的规定，刑法条文中没有将‘建议他人买入该证券’的行为列入内部交易中，而《证券法》却明确规定‘建议他人买入该证券’的行为可以构成内幕交易罪。由于《证券法》颁布在后，而刑法颁布在前，人们一般习惯用后法优于前法的思路考虑这一问题，但是颁布在《证券法》后的刑法修正案也同样没有将‘建议他人买入该证券’的行为纳入内幕交易罪中。”[33]这种观点从法秩序的统一性出发，强调刑法与其他部门法之间的协调，可以看作是除了刑事政策目标之外的第二个修法目的，值得重视。

但是，这个观点也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那就是刑法与证券法之间的协调，不等于二者之间的文字对应。法秩序的统一性，追求的不是一种文字规定和条文表述上的形式性协调，而是违法性评价和惩罚功能上的实质性协调。

具体而言，各个部门法之间的协调统一，并不一定非得通过显性的法律规定字面相同才能实现；法律背后的理论基础和学说建构，不仅肩负着促进每一部门法体系化的任务，也具有协调各个部门法之间不相矛盾、彼此呼应的功能。概言之，法秩序的统一可以但不必非得通过立法、修法来完成，也完全可以也有必要借助理论学说的能量。[34]就本文所处理的问题而言，证券法中包含“建议他人买入该证券”的规定，并不一定非得原文不动或以“明示或暗示”的表述方法出现在刑法典中才叫协调。事实上，作为在法律任务、调控对象和制裁方式等各方面都完全不同的两个部门法，针对同一问题，完全可能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刑法总则理论中间接正犯的概念，足以应对各种身份犯中有身份者利用无身份者的行为，当然也足以解释知情人员建议（明示或暗示）他人从事交易的行为，所以不必立法也能通过理论解决；而证券法的理论中并没有类似“间接正犯”这样的对应之物，因此只能采取明文规定的方式予以禁止。这两种处理方法虽然形式不同，但起到的效果是一样的：该行为在这两个部门法中都能够被评价为不法。刑法理论完全可以帮助刑法典实现这一点，并不会放纵被证券法明确禁止、在刑事政策上也值得惩罚的行为。总之，修法前第180条完全可以通过与间接正犯理论的链接，使得在证券法中被明文禁止的行为，同样可以在刑法上被追究而不会出现惩罚漏洞，这并不需要修法，也同样体现出了刑法与证券法之间的协调性。

进一步观察，《刑法修正案（七）》关于第180条的修改，表面上看，是一个将间接正犯变成直接正犯的技术问题，但在深层次上，却折射出近年来一种值得反思的立法现象。

自1999年以来，十年间的七次刑法修正案涉及到的问题全部是分则条文的删减和修改，而与总则毫无关系。如果说由此认为，我国刑法典总则部分的立法水平早在1997年新刑法颁布时就已经登峰造极，那实在是一个“美丽的误会”。历次修法皆不动总则，并不是因为总则条文的立法水平早就臻于完美，恰恰相反，个别总则条文的问题已经在司法实践中显露，且已通过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和学理解释在实质上被修改，[35]只是从未被提上修法日程。不碰总则的原因毋宁说是，立法者的目光只愿意盯在刑法分则部分，刑法总则是一个被忽视甚至漠视的角落，以至于一些本来可以利用总则的规定和理论加以解决而无需修法的问题，仍然习惯性地付诸分则立法。我把这种缺乏体系性观念的立法现象称之为“总则虚置”和“现象立法”。本次《刑法修正案（七）》在第180条中增设“明示、暗示他人从事上述交易活动”就是适例。

然而，热衷于“现象立法”而“虚置总则”，其弊远大于利。首先，缺乏总则理论的原则性引导，刑法典就会变成一个松散的、无体系的法条集合体，处于无保障和不稳定的状态中。刑法总则所规定的一般性原理，对分则中的各个条文具有统摄和推演的功能，特别是各国学者共同努力建构的包括间接正犯在内的刑法总则理论，“可以使刑法在安全和可预见的方式下得到运用，并能避免非理性化、专横性和随意性。”[36]如果立法者忽略甚至漠视刑法总论的功能，而只把眼光盯住具体的现象，那么就不得不对于每个具体的可以想象的犯罪现象，都为其法律特征和法律后果规定具体的规则，这种“现象立法”的后果必然是刑法膨胀，衍生出大量的刑法条文。对此，菲利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指出：“今天的立法者一开始就急于成为十足的立法癖，似乎每个新发现的社会现象都需要一部专门的法律、规则或一个刑法条文。”而且，在缺乏理论原则统一引导的情况下，这些条文之间相互无法衔接、相互交叉和重叠甚至相互抵触的麻烦难以避免，司法者将面对大量漫无头绪甚至有缺陷的条款。例如，在第180条中增设“明示、暗示他人从事上述交易活动”所滋生的一系列新问题，就是立法者热衷于“现象立法”的恶性后果。

其次，缺乏体系性观念的立法行为，不利于甚至阻碍刑法理论的长远发展。周光权教授曾指出所谓“实践反对理论”的问题，“立法上频繁修改刑法，不考虑理论上关于罪刑法定以及刑法稳定性的呼吁。频繁修改刑法，使人们可以质疑立法的预见性、立法能力，使理论上坚守的罪刑法定堡垒部分地丧失意义，也使理论上对于某些犯罪的解释变得不正确，对于理论发展没有多少益处。”[37]如果立法者面对类似第180条的问题时，都采取设立直接正犯的方法，就会使得理论上对于间接正犯的研究变得毫无价值；如果立法者容忍司法者面对类似第133条中指使逃逸的行为时，都采取认定为共犯的方法，就会使总则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及其理论完全被虚置；[38]如果立法者在面对各种新出现的社会现象时，都无视刑法总论而采取直接在分则部分频繁立法修法的方式，就会使得无数学者殚精竭虑的学术研究成为无用之物，甚至经不断争鸣而达成共识的通说，也随时可能因为与新的分则立法相抵触而遭废弃。概言之，“立法者的三个更正词就可以使所有的文献成为废纸”。[39]

再进一步思考，立法者之所以会习惯和依赖“现象立法”，有多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以各种理论学说为基础的刑法总则条文，学理性、专业性和抽象性极强，不是一望而知的具体描述，而是必须通过专业解释方能运用，这超出了当下的立法者群体（学者比例极少）的知识结构和兴趣范围；另一方面，总则条文内容与提交立法建议的各个部门、团体的具体利益基本无涉，也难以具化为一些热点案件吸引社会公众的关注，而这几点，正是历次《刑法修正案》出台的最大推手。因此，要想从根本上缓解“总则虚置”和“现象立法”带来的危机，关键在于努力扩大学术界的声音对立法者的影响。

从国外的情况来看，刑法学者在各国的刑法典修改过程中或者扮演着领导性的角色，或者发挥着重要影响。以德国为例，历次刑法改革中，当时的一些著名教授都发挥了引领性的作用。没有李斯特、拉德布鲁赫、威尔泽尔、耶赛克、罗克辛等学者不懈的努力，就不会有今日的德国刑法典的面貌。正由于有学者的介入，因此各国刑法典总则部分的完善就极受重视，例如德国刑法典的修改涉及到不纯正的不作为犯、禁止错误、紧急避险、未遂和中止等总则条文；日本刑法典的修改涉及到刑法的适用范围、刑事责任能力、刑罚期限等总则问题；台湾刑法典的修改涉及到共同犯罪、不能犯等总则问题。与国外刑法学者完善总则的热情相比，我国自1997年以来的刑法修改基本与总则无关，不仅是立法者，学术界对此也体现出“像金字塔一样的沉默”。[40]虽然这里首先是一个体制性的话语权的问题，不是学术界单独努力就能解决，但是至少刑法学界对此应该有足够的自觉和努力的姿态。

当然，本文这里提到的“总则虚置”问题，目的不在于提倡非得像国外那样频繁地修改总则，而是强调要像国外刑法学界那样重视总则；在修改刑法分则的同时，应照顾到与总则之间的协调性；能够通过总则的规定和理论解决的问题，不宜再在分则部分频繁立法；不能让刑法总则的规定和教义学体系成为摆设之物，在实质上被架空和虚置。在这个问题上，能够引起立法者注意的，只能依靠学术界不懈的呼吁。

的确，一个刑法学者难以避开基尔希曼于1847年在柏林法学会的那篇著名演讲中谈到的宿命，“……围绕着实在法的漏洞、歧义、矛盾兜圈子，所关注的仅仅是实在法中那些谬误的、过时的或随意性的东西，是立法者的无知、粗俗和狂热。”但是，关注实在法漏洞的目的和结论，却不应该像基尔希曼所嘲讽的那样，“……就连天才也不惮于将自己的全部才智和学识用来为愚昧辩护”。[41]在立法者的纰漏面前，学者不能放弃批判的使命而沦为单纯提供解释服务的工具；在现实面前，学者也不能如赶集一般，在每次修正案出台前后，就社会热点问题热闹地讨论一番后便归于平静，而是应该对立法技术和立法理念等基础性问题进行持续的批判。惟有如此，才能从根本上推动立法水平的提高和法治进步；也惟有如此，才能使学者避免为皇帝新衣唱赞歌的命运。归根结底，本文对《刑法修正案（七）》在第180条中增设“明示、暗示他人从事上述交易活动”的评论，就是对这一宏观理念的微观实践。

【注释】

本文写作修改过程中，曾先后与陈兴良教授、周光权教授以及清华大学的博士生柏浪涛、李强、李齐广、姚诗、张鹏等交流讨论，特别是李强提出了相当细致的修改意见，在此一并致谢。

[1] 新华网北京8月29日电，“社会各界群众可以直接登陆中国人大网提出意见，也可以将意见直接寄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

[2] 关于草案几次修改变动的情况，全国人大都通过官方网站向社会公布

[3] 《刑法修正案（七）草案》的立法说明

[4] 第180条中的身份关系到构成要件是否成立而非刑罚轻重的问题，因此属于构成的身份犯（真正的身份犯）而非加减的身份犯（不真正的身份犯）。

[5] 这种情况下，“他人”就是“知悉内幕信息而从事交易”的正犯，而提供建议的甲就是其共犯，这是非常明显的法律适用问题，不会出现可罚性漏洞，完全没有为此而修法的必要；如果是想加重对建议者的处罚，那么根据刑法规定，教唆犯起到主要作用时，按照主犯处理，也完全可以实现加重处罚的目的，也完全没有必要“将共犯正犯化”。所以，本着善意估计立法者水平的态度，我认为，惩罚有身份的“他人”不会是这里的立法目的，不会为此专门设立“建议他人从事交易”这一条。这里的“他人”应该做限缩理解，仅限于“非身份者”。

[6] 【德】罗克辛：《德国刑法学总论》，王世洲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38页。

[7] 周道鸾、张军主编：《刑法罪名精释》，人民法院出版社2007年版，第277页。

[8] 参见陈兴良、周光权：《刑法学的现代展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32页以下。

[9] 例如刑法第198条第4款规定：“保险事故的鉴定人、证明人、财产评估人故意提供虚假的证明文件，为他人诈骗提供条件的，以保险诈骗的共犯论处。”此外，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7月8日颁布的《审理贪污、职务侵占案件如何认定共同犯罪几个问题的解释》中规定：“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行为人与国家工作人员勾结、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便利，共同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以贪污罪共犯论处。”

[10] 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349页。

[11] 刘宪权：《共同证券、期货犯罪疑难问题探析》，《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

[12] 持有这种观点的，见【日】西田典之：《日本刑法总论》，刘明祥、王昭武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73、342页。

[13] 【日】大塚仁：《刑法概说》，冯军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83页。持这种看法的还有团藤重光、福田平、松宫孝明等。

[14] 陈兴良：《共同犯罪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56页。

[15] 马克昌主编：《犯罪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83页。

[16] 刘宪权：《共同金融犯罪若干理论问题研究》，《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

[17] Roxin， Taeterschaft und Tatherrschaft， 2006， S. 352ff.

[18] 【德】施特拉腾韦特、库伦：《刑法总论》，杨萌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292页。

[19] 【日】野村稔：《刑法总论》，全理其、何力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434页。

[20] 陈兴良、周光权：《刑法学的现代展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44页。

[21] 周光权：《刑法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00页。

[22] 【德】施特拉腾韦特、库伦：《刑法总论》，杨萌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297页

[23] Roxin， Taeterschaft und Tatherrschaft， 2006， S. 360ff.; Baumann/Weber/Mitsch， Strafrecht AT， 2003， §29 Rn. 127. 国内关于犯罪支配理论的介绍，参见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317页；周光权：《刑法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97-299页。

[24] 这是日本学界的多数意见，参见【日】大塚仁：《刑法概说》，冯军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85页；黎宏：《日本刑法精义》，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版，第241页。

[25] 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334页；周光权：《刑法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37页。

[26] 陈兴良、周光权：《刑法学的现代展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44页。

[27] 【德】耶赛克、魏根特：《德国刑法教科书》，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810页。

[28] Roxin， Taeterschaft und Tatherrschaft， 2006， S. 360ff.

[29] 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334页。

[30] Baumann/Weber/Mitsch， Strafrecht AT， 2003， §29 Rn. 133.; Wessels/Beulke， Strafrecht AT， 2003， §13 Rn. 537.

[31] 周光权：《刑法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00页。

[32] 最高人民法院刑一庭、刑二庭主编的《刑事审判参考》就刊登过法官运用间接正犯理论解决案件的判例（第5辑，2001）。

[33] 刘宪权：《证券、期货犯罪的刑事立法及其完善》，《法学》2004年第5期。

[34] 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在正当化事由的领域。正当化事由的根据不是刑法的特殊材料，而是来自于所有法律领域，因此最集中地体现法律制度的统一性和不相矛盾的要求。但事实上，现行刑法仅仅明文规定了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而把大量空白留给了理论，在被害人同意、义务冲突、自救行为等场合，正是刑法理论把刑法与其他法律部门统一起来，避免了冲突。

[35] 例如刑法第17条第2款关于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承担刑事责任的范围的问题，再如刑法第20条第3款关于“行凶”的规定。

[36] 【德】罗克辛：《德国刑法学总论》，王世洲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26页。

[37] 周光权：《刑法学的西方经验与中国现实》，《政法论坛》2006年第2期。

[38] “总则虚置”的一个典型例子，就是最高法院完全无视总则第25条共同犯罪只能是共同故意犯罪的原则性规定，在《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条中规定，指使人“以交通肇事罪的共犯论处”。

[39] 【德】基尔希曼：《作为科学的法学的无价值性——1847年在柏林法学会的演讲》，赵阳译，《比较法研究》2004年第1期。

[40] 转引自《日本刑法典》，张明楷译序，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

文明修身活动个人总结篇8

20xx个人党性锻炼计划范文一在组织的关心与安排下，我来到省直机关工委党校，成为干部培训班的学员。为能顺利完成学习任务，切实提高自身综合素质，现拟定个人学习与党性计划：

一、端正学习态度，明确学习目的，努力提高政治素质

开学的第一天，我发现在七楼大教室的前方，挂着一条横幅，上面写着：加强理论武装，开阔世界眼光，培养战略思维，增强党性修养。这四句话就是我们此次上党校的目的，于是当即把它们抄在了我的笔记本上，它们将时刻提醒我、勉励我。

在今后两个月的学习生活中，我将端正态度，明确目的，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全面提高自身综合素质为目标，深入学习党的xx大及xx届四中、五中、六种全会精神和科学发展观，不断提高自身的政治理论水平，不断提高自身的政治素质，努力使自己的党性得到进一步的提高。

二、遵守纪律，团结友爱，认真树立优良学风

在校期间，我将严格遵守党校的校纪校规，服从组织员及班委、小组的安排，严格执行请销假制度，不无故迟到、早退、缺席、外出。尊重每一位讲课的老师，上课认真听讲，认真做好课

堂笔记，认真完成老师布置的各项作业。同时，我将积极参加班级和小组安排的各项文体活动，团结友爱，互帮互助，发扬集体主义精神。

三、讲究方法，注重实效，切实提高学习水平。

第一，坚持课堂学习与课后自学相结合。在学校安排的专题辅导课程中，认真听讲，做好课堂笔记。积极参与小组讨论和班级研讨，及时归纳、整理、撰写学习笔记。

第二，坚持指定教材与课外阅读相结合。认真阅读领会《xx大报告学习辅导百问》等必读和选读书目及文件，积极加强课外阅读，学习时政知识，关注国外国内重大热点问题和事关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和事件，保持个人坚定的政治立场、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和准确判断力。

总之，我将十分珍惜在党校学习培训的这两个月的宝贵时间，以加强理论武装，开阔世界眼光，培养战略思维，增强党性修养为指导思想，认真完成党校学习任务，做一个合格的党校学员!

20xx个人党性锻炼计划范文二根据本期XX党校培训班的有关要求，每一名学员在入学之初都必须明确培训目的,端正学习态度,撰写党员党性锻炼计划。为加强自身党性锻炼，结合教学计划和个人学习生活安排，特制定个人党性锻炼计划如下。

一、锻炼目的和内容

党性锻炼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提高思想政治素质和执政能力为目标，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和群众观，坚持共产主义理想，坚定社会主义信念，确立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自觉地全面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廉洁自律，成为符合《中国共产党章程》要求的、忠诚于马克思主义的、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 通过党性锻炼，真正做到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崇高的理想信念，牢固的宗旨观念，良好的思想作风，严格的纪律素养，高尚的思想品德。

二、党性锻炼的措施

党性锻炼要贯穿于党校学习的全过程，为进一步提高学习锻炼效果，我将努力做好以下几个方面：

(一)认识党性锻炼的重要性，提高党性锻炼的自觉性。党性锻炼是提高自身综合素质的重要手段，通过党性锻炼，可以不断提高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和科学发展观来指导工作的必要性和自觉性。我们要不断明确党性锻炼的目的要求、方法步骤和应遵守的纪律，尽快实现由领导干部到普通学员、由工作岗位到学习环境、由家庭生活到集体生活的转变。

(二)珍惜学习机会，统筹安排时间精力，确保学习质效。要切实把本次培训学习当作一次充实自己、锻炼自己、提高自己的良好机遇，珍惜这次难得的机遇，真正静下心来全力搞好学习。合理安排时间，严格生活学习规范，坚决杜绝不良习惯，减少外界干扰，以积极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学习中去，保证学习质量和效果。

(三)树立服从意识，严格服从管理。认真按照培训班的各项规章制度规范自己的一言一行，严格遵守各项纪律，一切行动听指挥，做到对组织负责、对自己负责，按时出勤、不迟到不早退，认真听课、认真做好课堂记录，积极参与培训班组织的各项活动，积极参加学习交流、搞好调研活动，确保全面完成学习培训任务。

(四)加强理论修养，主动开展党性分析。利用课余时间多看多学，制定读书目标，加强党性的理论修养。认真学习马列主

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以理论指导实践，从实践中总结出、提炼出理论，再以提炼升华的理论指导工作实践。争取每周看一本书，并结合工作实际思考和改进工作方法，并提出切实有效的指导意见。同时，结合学习党的基本知识和优良传统，增强党的观念和群众观点，坚定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加强道德品质修养，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解决好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的问题。着重结合回顾个人成长过程中，在政治上、理论上、思想上、行动上与党的要求存在的差距，实事求是地进行自我分析，肯定成绩，找出不足，明确方向。

(五)加强研讨交流，提升能力素质。一是切实提高自己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通过听讲、交流、学习，看老师是针对具体问题是怎么分析的,同学是怎么讲的，从几个方面讲，有什么逻辑，是如何与实际相联系的，从而进一步学会分析问题的思路、方法，进一步提高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二是加强与同学的交流。通过请教、交流、沟通和研讨，丰富自己的知识面，开阔思路，了解先进的教育思想，掌握科学管理的理论和方法，努力克服自身存在的不足，同时吸收其他学员的创新思路，并积极引入到自己的工作中，解决存在的实际问题。总之，在党校学习的两个月时间里，我将倍加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认真完成党校布置的各项学习任务，切实提高政治理论水平和理论联系实际能力，切实加强党性锻炼，努力提高党性修养，争做优秀学员。

20xx个人党性锻炼计划范文三在党校的学习中夯实理论基础，拓展 自己的视野，培养思维方式，增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让自己的党性在 学习中得到锻炼，按照教学计划要求，特制定本人党性锻炼计划如下：

一、指导思想和总体目标

以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理论为指导， 以提高思想政治素 质和执政能力为目标， 将党性锻炼要贯穿于在党校学习的全过程。 通过马 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教育，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权 力观、地位观、利益观和群众观，使自己在理论武装、世界眼光、战略思 维、 党性修养和知识水平等方面都有比较明显的提高， 进一步增强运用马 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能力，更好地做好 本职工作，为人民服务。

二、加强党性锻炼的措施

1、提高认识，充分把握加强党性锻炼的重要性

一是要充分认识到加强党性锻炼是提高党性修养的必然要求。 党员不 仅在入党前、入党时加强党的基本理念、路线、方针、政策的

学习，更要 在入党后，时刻锻炼党性，永葆党员本色。

二是要充分认识到加强党性锻炼是提升党员先进性的有效途径。 党员 应与时俱进， 认真学习基本政治理论， 切实提高修养， 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自觉与党中央保持一致。

三是要充分认识到加强党性锻炼是增强工作能力的重要举措。 只有通 过不断地学习， 把学习的知识与工作实际相结合， 才能促进工作上的提高、 水平上的提升，以更好地胜任新形势下的工作要求。

2、党性锻炼的具体计划 我一定珍惜学习机会， 严格遵守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 集中精力抓好 学习，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提高理论水平和思想政治素质，圆满完 成学习任务。努力做到狠下五个功夫 ：

一是在学习基本理论上狠下功夫。深入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重要思想，认 真研读党的报告、 xx届三中全会精神、 系列重要讲 话以及党的重要论述等方面的书籍， 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 认真记好 学习笔记，写好学习心得，注重用联系的方法搞好学习，把理论学习与当前国内国际局势相联系， 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相联系， 与党的建设相 联系。

二是在加强交流研讨上狠下功夫。 能在一起学习、 研讨， 是一种机遇， 更是一种缘份。班上的学员来自省直各部门、各单位，在学习过程中，我 将积极参与研讨，加强交流，交流学习心得，交流学习方法，交流学习成 果。研讨中，就相关议题，与老师、同学

充分交流讨论，提高成效，并将 研讨体会、收获等做好记录。通过请教、交流、沟通，丰富自己的知识面， 拓宽自己的知识领域，吸收其他同学的新思路、新方法，积极引入到自己 的工作中，解决工作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不断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是在理论联系实际上狠下功夫。紧密联系工作实际，带着问题学， 带着任务学，带着目的学，在学习中寻找方法，寻找思路，寻找解决问题 的答案，达到学用结合，理论水平与工作水平同步提高。学习过程中，积 极深入调查研究， 结合所学理论知识对工作中遇到的实际问题， 进行研究 和思考，增强理论指导实际工作的能力。在培训学习后，将学到的理论知 识与实践紧密结合， 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立场、 观点、方法，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提升自身工作能力。

四是在加强自身修养上狠下功夫。 学习的目的在于运用， 在于更好地 做人做事。我要通过这次学习，切实加强自身修养、锤炼过硬的本领，做 到有真才实学，肯真抓实干。通过学习，更加坚定对党的理想信念的信心和决心，更加忠诚我们党的事业;通过学习，提高道德修养、纪律修养和 作风修养等，树立党员干部的新形象。要在这两个月的学习中，注重把树 立求真务实作风与干好本职工作结合起来， 把廉洁奉公和勤政为民结合起 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五是在不断总结提升上狠下功夫。 定期开展学习总结， 撰写学习体会 和心得，真正把在思想、宗旨、作风、道德等方面的状况进

行深入分析， 达到提高自我，提高党性的目标。学习期间，将结合基本理论学习，联系 实际，撰写理论充实、内容具体、特点鲜明的总结论文，将通过学习得到 的党性提升全面蕴涵于该论文之中，切实做到学以致用、学用结合，不断 总结积累经验，丰富人生阅历，在总结中不断提升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