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文明与文明对话

近年来，中国国家主席多次强调要推进亚洲文明对话。这不仅是中国内部发展所需，更关乎中国在区域内所起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尽管亚洲国家之间的经贸关系日益密切，国家之间的互相依赖不亚于甚至超过其他很多区域，但亚洲国家之间的关系经常被很多历史和现实问题所困扰。中国因此倡议建立“亚洲命运共同体”。问题是如何建设？这离不开亚洲文明对话。

中国文明从古代到近代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形成阶段，从约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2世纪。在这个古典阶段，中国发展出了其基本观念和制度，后来成为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古典遗产的一部分。第二阶段是佛教时期（公元3世纪至10世纪），其间在东亚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力量是大乘佛教，而各种本土的传统则存活在社会层面。第三阶段为新儒学时期，从公元11世纪至19世纪，其中新儒学在新的社会与文化中占有领导地位，而佛教则在当时的群体基层中力求生存。第四阶段为近代以来，在这一时期，扩张中的西方文明冲击着东亚国家，到今天这种冲击还没有终止。

从“对话”的角度来理解中国文明的连续性很有意思。在第一个阶段，对话主要是在儒家、墨家、道家和法家之间进行。应当强调的是，这些都是中国本土所产生的思想。在第二个阶段，对话主要发生在佛教、儒家和其他东亚国家的本土传统之间。在这个阶段，佛教成为主体，但本土思想并没有消失。佛教和本土的各种思想处于互相调适时期。在第三个阶段，对话主要发生在新儒家和佛家之间。在这个阶段，本土文明尤其是儒学再次成为主体，这是新儒学的功劳。新儒学成功地把佛教中国化，使之成为中国文明的一部分。在第四个阶段，对话主要是在新儒家与西方文明之间。

中国本土文明和外来文明之间的互动，必然经过一个复杂的过程。每一次外来文明来到中国，总是中国王朝处于低潮甚至社会政治秩序处于混乱时期。在外来文明到达中国之后，起初人们总是抱着怀疑、不信任的态度，经常发生冲突，甚至极具暴力的冲突。但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中国文明就逐渐变得自信起来，自信到一定程度，就主动去吸收消化。在这后一个阶段，中国文明改革被动的局面，再次变为主体。这典型表现在佛教和中国本土文明的融合过程。佛教传进中国，早期也发生了诸多冲突，但最终通过互相调适，合为一体。到了宋朝，新儒学崛起，再次确立了中国文明的主体地位，形成了儒、道、释三教合一的局面。

在近代西方文明进入中国之后，中国文明到底是如何反应的，这是学术界一直在争论的问题。不过，以中国所流行的话语来看，中国的反应不仅是被动的，而且并没有看到西方文明和本土文明之间的对话，也就是说，本土文明仍然被排挤在西方文明之外。

这种情况正是今天很多人所深刻担心的。西方文明的进入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断裂了中国传统的文明。如果不能再次连接上，中国文明就很难真正复兴。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之后，尽管执政党及其政府或者中国社会不再像之后那样，激进地对待中国本土文明，各种传统的思想也开始复活，但且不说传统文明能否通过类似当代被称之为“国学”的方法真正得到复活，在中国的文明对话，基本上仍然是在各种进口的西方思想之间展开的，中国被视为和西方文明格格不入。

人们希望在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之间进行对话，而不是看到是不同西方文明继续在中国大地上的对话。对中国来说，这不是公平的对话，而只是简单的选择，甚至是一种被动的选择。清朝解体之后，经过数十年的革命，中国终于再次统一，在1949年建立了独立政权。在经济数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崛起。但从文明的角度来看，中国还未真正崛起，中华文明还未真正复兴。正因为如此，直到今天，人们仍然强调文明的复兴。

不过，即使在整个东亚社会发展的情况来看，这种复兴并非容易。除中国之外，在其他东亚社会，传统文明并非因为西方文明的到来而中断。人们可以假定，这些社会发生了西方文明和东方文明的对话。但即使如此，传统文化也并没有成为主流话语，主流话语仍是西方话语。（郑永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