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拘留申请书范文

司法拘留申请书篇1

    临高男子阿贵因为琐事被临高县公安局行政拘留5日。被释放后,阿贵便开始打官司,他先是打官司要求法院认定临高县公安局属于违法拘留,撤销行政处罚。胜诉后又开始申请国家赔偿,主张赔偿精神损失费等。

    法院判决撤销临高公安局的处罚决定书

    临高男子阿贵在3年前被公安机关行政拘留5天。事后,他与临高县公安局打起了官司。

    据了解,2011年的一天,阿贵手持铁锤等工具破坏一名当地镇干部家的大门,该镇干部发现后报警,公安机关随后介入调查。2011年6月,临高县公安局以阿贵手持铁锤及铁锹无故将临高县某镇干部王光华住宅的铁门损坏为由,作出《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对阿贵处以行政拘留5日。

    临高县公安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当天,阿贵被送进拘留所。5天的行政拘留很快结束,阿贵被释放出来。阿贵认为,他的所作所为确实有不妥之处,但他对当地公安对其作出行政拘留这一具体行政行为表示不服,开始通过法律途径维权。

    通过申请行政复议和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阿贵的主张最终得到法院支持,2013年6月,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终审判决:撤销临高县公安局作出的该《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

    男子状告临高公安局索赔各种损失共5万元

    省二中院判决撤销临高县公安局作出的该《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后,阿贵开始申请国家赔偿。

    据了解,上述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阿贵首先向临高县公安局提出申请赔偿。对此,临高县公安局法制办于2014年2月作出书面答复称:“我局在规定期限内未作出是否赔偿的决定,请你在赔偿期限届满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起诉。”收到临高县公安局的答复后,阿贵向临高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阿贵诉称,临高县公安局对其处以行政拘留5日,在此期间给他造成误工损失,临高县公安局应根据《国家赔偿法》相关规定予以赔偿。阿贵还表示,由于临高公安违法限制自己人身自由,造成他人议论纷纷,致使自己的名誉受损,不仅造成与他自由恋爱感情深厚已谈婚论嫁的女友提出分手,更使得他与自己的亲生父亲矛盾恶化,这让他的精神受到沉重打击,因此起诉索赔精神损害赔偿、律师费、交通费、诉讼费、误工费等共5万元。

    对此,临高县公安局辩称,虽然行政处罚决定是对阿贵处以拘留5天,但该局在执行中将阿贵提前一天释放,对其实际拘留4天,该局应承担阿贵4天的赔偿义务,每日赔偿金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对于阿贵提出的精神损害赔偿金、律师费、交通费、诉讼费等,该局称没有直接造成其他损害,所以没有义务赔偿。

    二审判令临高公安局赔偿1003元

    临高县人民法院一审认为,临高县公安局的处罚决定书已被法院撤销,应对阿贵被违法拘留限制人身自由4天承担行政赔偿责任。参照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项目和计算标准,临高县公安局应赔偿阿贵638元。

    据了解,阿贵不服一审判决,向省二中院提起上诉。省二中院查明,阿贵被临高县公安局实际执行行政拘留5日。

司法拘留申请书篇2

83岁老太为向子女讨要赡养费，拿着生效判决书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将近5个月过去了，六子女中仅剩姐妹俩未支付各自应负担的费用。直到昨日，拒不履行义务的姐妹俩当庭被司法拘留后，才支付了900余元赡养费。

为讨赡养费多次告子女

昨日（5日）上午9时，年过花甲的高氏姐妹俩经法庭传唤，如期来到西安市碑林区法院。自走进法庭那一刻，姐妹俩嘴里就不停地嘀咕着：自己根本没能力负担老太太（83岁母亲）的医疗费用……

西安市碑林区法院执行二庭的法官费建国是该案的主办人。据费法官介绍，现年83岁的西安市民金老太太是该案申请人。1987年至1999年，金老太太为了向六个儿女讨要赡养费和医疗费，多次将子女告到法院。2000年10月25日，碑林区法院对金老太太再次起诉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一案作出判决，判处六子女每月分别付给金老太太赡养费60元；金老太太今后的医疗费凭票据分别由六人共同负担。老太太如今年事已高，患有骨质疏松症和其它老年多发病，身体日渐虚弱，必须用药物维持，因此医疗费用在持续增多。2000年的判决生效4年来，金老太太曾多次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医疗费，每次数额不等。碑林区法院执行庭的多数法官都曾办过她的案子。今年2月17日，金老太太第五次向法院提出申请，强制执行其医疗费用5439.8元。截至7月4日，六个儿女中四人已支付了各自应负担的份额，仅剩高某和其妹妹态度强硬，拒不支付各自应负担的906元费用。

当庭被拘才付赡养费

法官与双方多次交谈，将昨日定为自愿履行的最后期限，但姐妹俩在法庭上的表现全然没有掏钱的意思。法官明确告之二人：法院执行案件要遵循“穷尽执行手段”的原则，如果她们仍不按判决履行义务，法院将对其采取强制措施，包括人身或财产，就当下看可能会对二人实行司法拘留。法官问二人是否听清，二人满不在乎地予以回应。

将近11时，姐妹俩仍喋喋不休，法官遂提议一起去看望其母金老太太，让母女三人再谈谈。姐妹俩一听要去看母亲，一脸愁容地说：“老太太骂人呢！”但很快二人态度又转变，表示如果服侍母亲可以不给钱，还是愿意去的。于是，法官带着二人一起来到金老太太位于建国路的家。可到了老太太家大门口，原本走在最前面带路的姐妹俩慢慢缩起脚步，直到法官和法警们走进大门，大声叫二人名字时，她们才跟上来。

年迈的金老太太腰上戴着夹板，身体不停地颤抖，躺在简陋的房间里，由一个保姆照料她的生活。母女三人相见，除了恶言相向，再无其他。最终，金老太太坚持要两个女儿支付医疗费，因此法官只好将二人带回法院采取强制措施。

司法拘留申请书篇3

菏泽读者安群

A《道路交通安全法》取消了复议程序，当事人对责任认定不服的，不可以申请重新认定，因为交通事故认定书仅仅是作为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既然是证据，就无必要再设置“重新认定”这一程序。由于你对责任认定有异议，那么损害赔偿就肯定要通过诉讼才能解决。在诉讼中，你可对《交通事故认定书》提出异议，这相当于质证。一旦提出异议，法院就要调阅交通事故案卷正本卷，并根据法庭查明的事实做出新的责任认定。

试用期应包含在劳动合同期限内？

Q 我被一家公司录用后要求签订劳动合同，但公司却要求先签一份试用期合同，该合同约定期限为2个月。公司说，按规定先对录用人员进行试用，如果期满后双方愿意续约再签正式的劳动合同。我担心将来签正式合同时又要约定试用期，公司的做法对吗？

云南读者李琳

A 这种做法不对。《劳动法》第21条规定，劳动合同可以约定试用期间；第25条规定，劳动者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这说明，劳动合同依法订立即具有法律约束力，而没有试用期的劳动合同和正式的劳动合同之分，试用期应包含在劳动合同期限内。

作出行政拘留处罚决定后为什么不予关押？

Q 上初一的儿子被曹某殴打致轻伤，派出所依法对曹某作出拘留6日的处罚决定，但并没有将曹某送到拘留所关押。询问原因，警察说曹某刚满15周岁，按规定不应当执行行政拘留处罚。法律有这方面的规定吗？

烟台读者李炎

A 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3条规定：“殴打他人的，或者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并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第21条规定，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违反治安管理，依照本法应当给予行政拘留处罚的，不执行行政拘留处罚。由于曹某实施危害行为时只有15周岁，故公安机关只对其作出行政拘留处罚决定而不予执行，是符合法律规定的。

夫妻之间就应当“”吗？

Q 自从我当上公司经理后，不知什么原因，引起了和我过了多半辈子的妻子对我的怀疑，天天翻我的衣服口袋、翻我的公文包，查我手机信息，甚至到我的单位开我的抽屉，窥视我的行踪。因为工作的关系我和几位女客户吃饭，她竟追到了酒店，吵吵闹闹，弄得我很尴尬。我说她侵犯了我的隐私权，她说“好事不怕人，怕人没好事”。请问，夫妻之间就一点也没有隐私可言吗？

临沂林湖

司法拘留申请书篇4

国家在对社会进行管理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对一些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国家应当对受损害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给予公平、及时、有效的补救。正如《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条第三项提出的：“本公约每一缔约国承担：（一）保证任何一个被侵犯了本公约所承认的权利或自由的人，能得到有效的补救，尽管此种侵犯是以官方资格行事的人所为；（二）保证任何要求此种补救的人能由合格的司法、行政或立法当局或由国家法律制度规定的任何其他合格当局断定其在这方面的权利，并发展司法补救的可能性；（三）保证合格当局在准予此等补救时，确能付诸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关于“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等规定也为健全国家赔偿制度提供了理论依据。《国家赔偿法》实际上是一部人权保障法，是兑现宪法保护公民权庄严承诺的重要机制，是国家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免受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侵犯的最后防线，它应当体现公开、公平、公正等现代司法理念。

【正文】

随着人类社会文明不断向前发展，世界各国人民在长期的司法实践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法律文化，并形成了一系列科学的基本观念，即现代司法理念。1966年第21届联大通过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国际人权公约》等，在保障人权等现代司法理念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现代司法理念主要包括司法公开、公平、公正、独立以及尊重和保障人权等等。在大陆，由于经历了长期的封建社会，权力高度集中，行政权司法权合二为一，故在建国初期大陆建立的司法制度还相当落后，未摆脱封建残余的影响。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的民主意识和法制意识开始觉醒并提高。1994年，大陆以基本法的形式确立了国家赔偿制度，是大陆建设法治社会进程中的重要成果，对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促进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法行使职权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近年来，大陆加入世贸组织后，与世界各国的经济、文化、司法的交流更加广泛和深入，国际上的一些先进的法律文化和现代司法理念被广大国民所接受，国民的民主意识、法制意识和权利意识日益增强。中共中央顺应形势，高瞻远瞩，在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理念；在十六大提出要在全社会实现公平与正义；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直接写入宪法。这些都为大陆完善国家赔偿制度提供了理论依据。大陆现行《国家赔偿法》实施十年来，我们认为，该法的立法精神、目的和宗旨总的是符合现代法治和现代司法理念的，但其中一些具体规定已不适应新形势的发展，不符合公开、公平、公正以及人权保障等现代司法理念的要求。下面就大陆司法赔偿制度中比较突出的几个问题进行研究。

本文所指的司法赔偿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以下简称《国家赔偿法》）中的刑事赔偿与非刑事司法赔偿。

一、司法赔偿归责原则问题

《国家赔偿法》第二条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这里的“侵犯”有“违法”二字的限定。有的理论界人士和司法实践者根据此条规定认为，国家赔偿归责原则为违法赔偿原则；而有的则认为，国家赔偿中行政赔偿的归责原则为违法赔偿原则，司法赔偿的归责原则应为违法兼结果原则。《国家赔偿法》的归责原则不明确，不仅造成理解认识上的不统一，而且给司法赔偿实践也带来了较大的困惑。

比如，以证据不足为由作出的不决定或人民法院以证据不足作出的无罪判决，受害人是否能直接持不决定书或无罪判决书申请国家赔偿，争议很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司法赔偿归责原则的认识理解不一致导致的。公安、检察等有关机关认为，根据《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的规定，司法赔偿原则为违法赔偿原则。根据刑诉法的规定，刑拘、逮捕、判决各阶段对证据的掌握不同，对以证据不足判决无罪的案件，往往刑拘、逮捕符合刑诉法规定的条件。因此以证据不足为由作出的不决定或无罪判决不能视为错误逮捕的确认文书，应由检察机关确认逮捕措施是否违法才能进入赔偿程序，法院赔偿委员会不应直接受理此类案件。法院赔偿委员会则认为根据“疑罪从无”的刑法原则，只要受害人结果未被定罪，则司法机关对其采取的刑事拘留或逮捕措施错误，受害人有申请国家赔偿的权利。这实际上突破了公安、检察机关所认为的违法赔偿原则。

如何理解《国家赔偿法》中的司法赔偿原则？笔都认为：第一，国家在对社会进行管理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对一些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国家机关（包括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给受害人造成损害有两种情形，一是违法行使职权造成的损害，另一种不违法行使职权造成的损害。不论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职权行为是否违法，所造成的损害如果让受损害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自己承担，就意味着让他们受到了特别的牺牲，承受了本应由全社会承担的负担，这是不公平的，因而必须由国家承担亦即由全社会共同承担，才符合公共负担平等的社会正义原则。[1]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一条第三款规定：由于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依照法律规定取得赔偿的权利。这里的“侵犯”没有“违法”二字的限定。应当注意的是，《国家赔偿法》在第三条、第四条行政赔偿范围中，均使用了“违法”二字；而该法在刑事赔偿范围的规定中较少使用“违法”二字，其中第十五条第（一）项“对没有犯罪事实或者没有事实证明有犯罪重大嫌疑的人错误拘留的”、第（二）项“对没有犯罪事实的人错误逮捕的”，未使用“违法拘留”或“违法逮捕”的提法。而“错误拘留”、“错误逮捕”中的“错误”通常是通过结果来判断，其外延比“违法拘留”、“违法逮捕”宽。第三，《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的规定虽然使用了“违法”二字的限定，但我们不能孤立地理解赔偿法第二条的规定，而应从宪法、刑法、刑事诉讼法以及赔偿法等有关法律的立法精神去判断。比如，前文所提及的司法机关根据刑诉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的条件，对嫌疑人采取了刑事拘留或逮捕措施，后因证据不足终止了刑事追诉程序，这种情况下受害人是否能获得赔偿的问题。根据刑法“疑罪从无”的原则，即使刑拘或逮捕时符合刑诉法的相关规定，但结果以证据不足作出不决定或判决无罪，只要结果没有被定罪，则该犯罪嫌疑人在法律意义上没有罪，无罪之人应享有宪法和刑法等赋予的人身自由权及财产权等基本权利。司法机关作出的刑事拘留或逮捕措施侵犯了该公民的人身自由权，违反了宪法对公民权利保障的规定，实际上也是违法的，国家应承担司法赔偿或补救责任。

综上两点原因，大陆司法赔偿归责原则应当是违法兼结果原则，建议修改《国家赔偿法》时，在该法总则中予以明确。

二、司法赔偿确认制度问题

大陆《国家赔偿法》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赔偿义务机关对依法确认有本法第十五条、第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应当给予赔偿；赔偿请求人要求确认有本法第十五条、第十六条规定情形之一的，被要求的机关不予确认的，赔偿请求人有权申诉。从以上规定可以作这样的理解，只要有关机关根据法律的授权作出的结论，如监察机关对有关责任人的处分决定；对嫌疑人刑拘或逮捕后，检察机关以没有犯罪事实或以证据不足作出的不决定；或检察机关以法律监督的形式作出的调查处理结论；嫌疑人被刑拘或逮捕后，人民法院作出的无罪判决；或人民法院对责任人作出的有罪判决等结论足以证明侵权机关的职权行为符合刑事赔偿范围，受害人可以直接申请赔偿。因此，并非所有的赔偿事项必须经赔偿义务机关或其上一级机关确认违法后才能申请赔偿。但是，由于赔偿法该条对确认制度的规定模糊，以致部分赔偿义务机关片面地认为，赔偿法将先行确认权赋予了赔偿义务机关，所有的赔偿事项均应由赔偿义务机关先行确认违法后才能申请赔偿；如果赔偿请求人对赔偿义务机关作出的确认结论不服或赔偿义务机关不答复的，赔偿请求人可以向赔偿义务机关的上一级机关申诉。

目前在实践中争议最大的是，如前文所述，对检察机关以证据不足作出的存疑不案件或人民法院以证据不足作出的无罪判决，赔偿请求人申请赔偿的，法院赔偿委员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和批复认为不决定书或人民法院作出的无罪判决书应当视为确认文书，应当受理赔偿请求人的赔偿申请；检察机关认为应当先经其确认是否违法才能进入赔偿程序，其依据是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刑事赔偿工作规定》第七条第二款关于“对人民检察院因证据不足作出撤销案件决定书、不决定书或者人民法院因证据不足作出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刑事判决书、裁定书申请赔偿的，人民检察院的逮捕、拘留决定有无违法侵犯人身权情形，应当依法进行确认”的规定。由于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该规定与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和批复不一致，法院要执行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和批复，而检察院要执行最高检察院的司法解释。

刑事司法活动中的刑讯逼供现象以及违法收取或没收保证金的现象相当突出，但受害人能得到赔偿的微乎其微。《国家赔偿法》在第十五条第（四）项将刑讯逼供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死亡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但是根据该法的第二十条的规定，赔偿义务机关对依法确认有本法第十五条、第十六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给予赔偿。也就是说，刑讯逼供违法行为是否存在，要经依法确认。这里就存在一个谁来确认，如何确认的问题。在实践中，除非刑讯逼供致死或重伤或精神失常，刑讯逼供的事实无法掩盖，有的受害人获得了赔偿。对于刑讯逼供所致的轻伤、轻微伤，待关押一段时间后，受害人的伤往往已痊愈，伤痕证据已消除，又无旁人作证（即没有旁人也不愿作出对自身不利的证言），从证据方面来说，对受害人极其不利。只要侵权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否认，则无法确认刑讯逼供违法行为的存在。因此，受害人受到刑讯逼供违法侵害后，通常无法获得赔偿。关于违法收取或没收取保候审保证金的问题，由于《国家赔偿法》实施以来，将错误刑事拘留纳入了刑事赔偿范围。公安机关将符合或不符合刑事拘留条件的人责令办理取保候审，交纳一定数额的保证金。保证金一交，就如同“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其中绝大多数是违法没收的。这个问题非常突出，仿佛一块真空，没有监督、没有约束。《国家赔偿法》未将违法收取或没收保证金纳入刑事赔偿范围，即使根据赔偿法总则第二条的规定将此情形纳入赔偿，但确认这一关又过不了。受害人向侵权机关申请确认，实践中，绝大多数的公安机关置之不理，受害人向其上一级机关申诉，往往也得不到答复。而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理赔偿案件程序的暂行规定》第二条规定，赔偿请求人依法向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的被侵权事项，应当先经过依法确认，赔偿委员会不受理要求确认的申诉案件。这样下来，受害人要求退还保证金的赔偿请求被确认这一关给挡住了。

根据大陆的司法体制，检察院是法律监督机关，公安局长有的是政法委书记，法院的中立、独立体现困难。公安、检察机关认为应当由他们确认的赔偿事项，如果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直接受理了，则要么找人大、要么找政法委、要么以不履行赔偿金相胁。《国家赔偿法》在司法赔偿部分如此设计的确认制度带来的结果是，较多的赔偿义务机关把确认程序作为“挡箭牌”，利用确认程序来规避赔偿，对赔偿请求人的确认申请，作出两种处理方式，一是应当确认违法而确认不违法，进入不了赔偿程序，二是置之不理，不作结论，仍然进入不了赔偿程序。赔偿请求人向其上一级机关申诉，得到纠正的也为数甚少。由于进入不了赔偿程序，有的被迫放弃，有的便在确认申诉中疲于奔命，浪费时间。这样极大地增加了受害人的诉讼成本，更重要的是由于侵权问题长时间不能得到解决，则《国家赔偿法》在这个问题上没有起到社会减压阀的作用，反而增加了官民矛盾，疏远了官民关系，国家机关必将为此付出了极大的道德成本、社会成本甚至是政治成本。[2]为数较少的侵权机关即使作出了确认违法或不违法的决定，但各机关对确认的标准、方式、确认文书的格式以及适用法律等不统一，导致五花八门的确认出现，这严重影响了司法机关的形象。赔偿法所设立的确认制度极大地阻碍了司法赔偿工作的顺利开展，使《国家赔偿法》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的合法权益的宗旨、目的难于实现。

同样一部法律，为什么行政赔偿工作的开展比司法赔偿工作效果好得多呢？这是因为在行政赔偿中，赔偿请求人申请赔偿义务机关确认并要求赔偿不是唯一途径，还有行政诉讼程序为保障，行政诉讼程序为行政赔偿工作的较好开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笔者认为，为了保证赔偿请求人等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在受到国家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职权侵害后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赔偿或补救，同时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维护法制的统一，司法赔偿程序部分可参照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行政赔偿程序设置，但应当有别于诉讼程序。一是因为大陆的司法体制决定了司法赔偿只能适用决定程序而非诉讼程序；二是行政赔偿诉讼是建立在司法权对行政权的司法监督理论上的，行政机关可以作为行政诉讼的被告，而且现行行政赔偿原则是违法赔偿原则，人民法院可以判决确认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是否违法；而司法赔偿不同的是，如前第一个问题所述，并非仅以违法与否判断，有的是以结果判断司法行为是否错误。以结果判断的，往往需法律规定的后置程序中的相关机关作出的结论为确认结论，而非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所能处理。比如，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在受理赔偿请求人的赔偿申请后，发现终审刑事判决有误，只能提出司法建议，启动审监程序处置后，才能恢复赔偿案件的审理。

笔者建议：综上，可以参照行政赔偿程序设置司法赔偿程序。但不同的是司法赔偿案件以人民法院最终确认和决定程序的监督为保障，而非诉讼程序保障。当然，应当注意的是，人民法院的最终确认权就是审查判断确认与否的权力，对职权行为违法而不需后置程序的有关机关作出结论的部分，赔偿请求人申请赔偿的，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应当有权直接确认违法与否并作出赔偿决定。与行政赔偿程序不同的是，需法律规定的后置程序中的相关机关作出的结论为确认结论的，应当待该结论作出后，才能受理赔偿请求人的赔偿申请。

三、司法赔偿决定引入听证程序问题

大陆三大诉讼法均把公开审判作为基本诉讼制度确立下来，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时，没有公开就没有公正可言，审判权威就不能建立。《国家赔偿法》在赔偿程序中，没有规定公开决定程序。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理赔偿案件程序的暂行规定》第十三条规定：赔偿委员会审理案件依法不公开进行。这与公开透明的现代司法理念是冲突的。《国家赔偿法》把司法赔偿决定权赋予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虽然司法赔偿适用决定程序，有别于诉讼程序，但仍然不能背离公开这一基本的司法原则。实践证明，只有“阳光”下的审判才能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信任。因此，保证赔偿义务机关、赔偿请求人享有对证据的知情权和陈述申辩权利，是公开、公正现代司法理念的必然要求，是司法赔偿案件审判方式改革的必然发展方向。

大陆现有的司法体制决定了司法赔偿不能参照诉讼模式引入审判程序，但引入听证程序却是适当的。通过十年的司法赔偿实践可以证明，司法赔偿案件引入听证程序有以下几方面的优越性：第一、能够促进司法公正。《国家赔偿法》将司法赔偿案件的审理权赋予了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由于大陆司法体制存在的弊端，以及大陆公民受传统的“官官相护”意识的影响，对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理公安、检察、法院等司法机关作为赔偿义务机关的赔偿案件的公正性持怀疑态度。在审理司法赔偿案件中引入听证程序，实际上就是在审理程序上公开化，增加案件审理的透明度，增强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理司法赔偿案件的信任感，这符合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公平、公开、公正原则。第二、能够提高审判效率。司法赔偿案件引入听证程序审理，赔偿请求人与赔偿义务机关在听证过程中面对面地对争议事项进行质辩，有利于赔偿委员会查清事实，使审理人员能够较快地把握双方的理由、观点和争议焦点，加快审理进度，正确适用《国家赔偿法》。第三、有利于化解矛盾。赔偿请求人在法律意识较低或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在赔偿案件的审理程序上不够公开公正的情况下，其“官官相护”的意识极易产生且不易改变。司法赔偿案件如果不引入听证程序，让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面对面地质辩，不论赔偿委员会作出了多么正确公正的决定，绝大多数的赔偿请求人或赔偿义务机关对赔偿委员会作出的决定是不信任的，是有抵触情绪的。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通过在听证过程中举证、质证，进行辩论，赔偿请求人不但认为有一个可以“说话”的地方，与赔偿义务机关能平等地陈述自己的观点和理由，而且能进一步了解案件事实，了解《国家赔偿法》及相关的司法解释，对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依法作出的赔偿决定更能理解更能接受一些，从而减轻了赔偿请求人对赔偿义务机关和人民法院的抵触情绪或对抗心理。第四、引入听证程序审理的司法赔偿案件效果都很好。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都比较服从赔偿委员会作出的决定，尤其是赔偿请求人对司法赔偿案件引入听证程序非常欢迎，认为自己的“官司”即使输了，也输得明明白白，输得心服口服。

综上所述，引入听证程序，是实现司法赔偿程序公正的重要保障，是准确地确定国家赔偿范围和数额的必要途径，是防止审判人员滥用裁量权的重要措施，是公平、公正、公开司法原则的具体体现[3]。

笔者建议，在修改《国家赔偿法》时，在司法赔偿程序中增加听证程序条款。凡是重大、疑难、争议较大、证据较多的赔偿案件，均应引入听证程序审理。但由于司法赔偿包含了刑事赔偿和非刑事司法赔偿，故不能象其他案件开庭审理一样，应有别于庭审，因此，参加听证的法院审判人员不宜着法官袍，也不宜使用法槌。

四、赔偿费用的支付问题

《国家赔偿法》第二十三条第三款规定，赔偿委员会作出的赔偿决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决定，必须执行。第二十九条规定，赔偿费用，列入各级财政预算，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国务院《国家赔偿费用管理办法》第七条规定，国家赔偿费用由赔偿义务机关先从本单位预算经费和留归本单位使用的资金中支付，支付后再向同级财政机关申请核拨。通过长达十年的国家赔偿司法实践，赔偿费用的执行兑现也存在诸多问题。一是有些赔偿义务机关对赔偿决定存在抵触情绪，不履行先行支付义务，也不向财政机关申请核拨。二是各地区财政收入存在差异，尤其是一些区县财政机关没有把赔偿费纳入每年度财政预算，一部分财政困难的区县对国家赔偿费用不予核拨或只核拨一部分。三是一些财政机关与赔偿义务机关为追偿问题产生分歧，财政机关未核拨。四是部分国家机关负责人考虑政绩等因素，未向财政机关依法申请核拨。五是部分赔偿义务机关以财政机关不拨款等理由，对赔偿请求人不履行先行支付义务。赔偿费的执行问题，少部分的地区执行兑现状况良好，但多数地区赔偿费的执行兑现状况堪忧，实践中赔偿义务机关或财政机关拒付的现象相当普遍，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决定书成为“一纸空文”的情形并不少见。国家对受其权力侵害的弱势群体一点抚慰性的赔偿金都要打“白条”、耍“赖皮”，《国家赔偿法》的尊严、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决定书的权威必然受到影响，同时国家机关的形象也必然受到极大的损害。一个公民受到国家机关违法行为的侵害，本身就是对社会正义的极大侵害，对蒙受冤屈或受到损害的人依法给予赔偿，不仅仅是个人权利的恢复问题，而且是社会公平和正义的恢复问题。[4]赔偿费不能及时全面兑现，不但公民个人权利没有得到恢复，而且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也没有得到恢复。大陆赔偿费的执行兑现状况不符合公平等现代司法理念的要求，也不符合《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关于“补救确能付诸实施”的规定。

《国家赔偿法》没有规定执行的具体措施，该法的行政赔偿有部分是在行政诉讼程序解决的，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在第六十五条第三款规定了对行政机关拒绝履行判决、裁定的，第一审人民法院可以采取的四项执行措施，比如，通知银行从该行政机关的账户内划拨应当归还的罚款或应当给付的赔偿金，或在规定期限内不履行的，对该行政机关按日处50至100元的罚款等。行政赔偿与司法赔偿一样，均是国家承担赔偿责任，向受害人支付赔偿费用，行政赔偿费用的执行有人民法院相应的强制执行权作保障，但司法赔偿费用的执行兑现则完全靠赔偿义务机关或财政机关的自觉性，无相关措施予以保障。根据大陆司法体制，如果完全照搬民事强制执行模式是不合适的，《国家赔偿法》应制定适合自身特点的执行措施。这是《国家赔偿法》的一大缺陷，应当弥补。

笔者建议：第一，由于国家赔偿中的行政赔偿有部分是在行政诉讼程序解决，故在修改《国家赔偿法》中赔偿费的支付部分时，同时应当结合《行政诉讼法》关于执行部分作相应修改；第二，关于赔偿费的支付应专列一章；第三，由于申报赔偿费用有一过程，应强化赔偿义务机关的先行支付义务；第四，赔偿费最好由省一级或中央财政纳入预算并统筹列支为宜；第五，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赔偿决定送达给赔偿请求人时，还应各送达一份给省级财政机关和赔偿义务机关；第六，赋予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对省级财政机关的支付情况进行监督等权力，以保障赔偿费能及时全面地支付赔偿请求人。以上几点建议，既能避免部分赔偿义务机关对赔偿决定不服拒不履行赔偿费的情况，也能避免财政机关与赔偿义务机关为核拨与否扯皮不休的问题，不但能将赔偿费用及时兑现赔偿请求人，也切实解决部分困难地区财政支付困难问题，同时便于掌握赔偿费的数额，便于上级机关对下级机关的监督。对追偿的问题，我们认为只要有赔偿法第十五条第（四）、（五）项规定情形的，以及在处理案件中有贪污受贿、、枉法裁判等故意或重大过失行为导致国家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经审理查明的，在作出的赔偿决定中，同时对追偿与否、追偿的数额和期限作出决定，支付赔偿费的财政机关应当代表国家行使追偿权，侵权机关有义务协助追偿。

五、司法赔偿范围问题

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要在全社会实现公平与正义。因此，作为国家赔偿责任主体国家，应当对受到其权力侵害的受害人给予公平合理有效的补救。而大陆现行《国家赔偿法》仅在第十五条规定了五项侵犯人身权、第十六条规定了两项侵犯财产权的，受害人可以获得赔偿的情形，均无兜底条款；而第十七条则规定了七种国家免责情形，其中第（六）项为兜底条款，为国家免责情形留下了余地。前面可以获得赔偿的情形不留余地，而国家免责情形则留了余地，无论怎么说，对受害人来说都是不公平的。确认制度的设置和赔偿范围的过窄，使《国家赔偿法》以“犹抱琵琶半掩面”的姿态出台。有相当一部分受到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职权行为侵害的情形，无相关法条予以适用。大陆的国家赔偿就目前来说实际上是一种抚慰性的赔偿，但是有的受害人连抚慰性的赔偿也得不到，这是现行赔偿法的重大缺陷，不符合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要求，也不符合有关国际公约的要求，当然也不符合公平、公正的现代司法理念的要求。有人说，大陆国力弱，现有的国情决定了不能给予受害人充分有效的补救。既然民事侵权赔偿案件中，法官不可能因为侵权方的赔偿能力弱而减轻其赔偿责任。那么一个国家怎能以国力弱为由而减轻其赔偿责任呢!表面看，国家以此节省了一笔开支，但付出的却是法治滞后的代价。如果依法应当获得的赔偿不能得到解决，将影响社会稳定，国家付出的代价远远高出在国家赔偿方面节省的费用。

笔者认为，为了能更充分地保障受到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职权行为侵害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国家赔偿法》应当扩大司法赔偿范围。根据三大诉讼法的规定，司法机关的权力范围相当广泛，侵权行为相应也种类繁多，在刑事和非刑事司法赔偿范围中不可能一一列举，这就需要用兜底条款来进行平衡。而现行赔偿法对刑事赔偿范围在第十五条、第十六条以列举式进行规定，没有兜底条款，在实践中有些情形找不到法条适用，给司法实践带来较大的困难。对非刑事司法赔偿范围，赔偿法仅在第三十一条进行了概括性的规定，而且范围过窄，是不能适应司法赔偿实践的需要的。《国家赔偿法》关于刑事与非刑事司法赔偿范围的规定，将较多受到司法权侵害的受害人的赔偿请求权挡在门外，其补救功能没能得以真正地实现，这是不符合公平公正现代司法理念要求的。

根据公共负担平等的社会正义原则，以及公平、公正以及人权保障等现念的要求，笔者认为在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如以下几类情形应当纳入司法赔偿范围。

1、有罪被超期羁押的赔偿

有罪被超期羁押是指被告人被判有罪，但其被羁押或服刑的时间超过判决确定的时间。超期羁押现象相当普遍，主要是部分司法机关或其工作人员受落后的司法观念影响，认为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触犯刑法，应当被打击，多关押一段时间没什么大不了。司法领域侵犯人权最为突出一个方面就是超期羁押。有罪被超期羁押的人对超期羁押部分是否应当获得赔偿呢？大陆现行《国家赔偿法》以所谓“无罪赔偿原则”将有罪超期羁押排除在司法赔偿范围之外。何谓“无罪赔偿原则”？是指一名被告人只要被判有罪，被关押或服刑的时间超过判决确定的时间，对其超期羁押部分国家是不承担赔偿责任。最高法院作出的个案批复亦认为，根据《国家赔偿法》关于刑事赔偿范围的规定，对超期羁押的部分，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笔者认为，被告人被判有罪应当受到相应的刑罚处罚，这是毫无异议的，但其人格应当受到尊重，合法的权利应得到依法保障。根据宪法、刑法及刑诉法的立法精神和有关规定，罪犯在法院判决的刑期届满，就应当立即释放，则该被告人应当依法获得自由并恢复享有一个公民应有的自由权利，那么超期羁押的部分实际上就是无罪被羁押，无罪被羁押就是非法侵犯了一个公民的人身自由基本权利，属于国家赔偿范围，对此国家应当予以赔偿。如果不这样认识，就不利于解决反映强烈的超羁押问题。只有这样，才符合“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以及“以人为本”的现念。

2、自诉案件中的国家赔偿

有的自诉案件，一审被判刑收押，二审发现证据不足发回重审，在重审期间原告即自诉人撤回，这种情况下国家是否承担赔偿责任？这类情形在赔偿法第十五条刑事赔偿范围中也是没有规定的。被害人被判刑收押，虽然与自诉人有关，但主要是因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所致，而且自诉人在二审发现证据不足发回重审在重审期间撤回的，不排除一审判刑收押行为的错误。根据公共负担、公平的现代司法理念，这类案件的结果给受害人造成了损失，国家应承担一种公平补救责任。

3、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在被关押或监管中因监管机关管理不善被同监舍的人所伤害的赔偿

司法拘留申请书篇5

内容提要: 尽管我国为解决“执行难”问题进行了诸多尝试，但这一问题仍未得到充分解决。本文从被执行人财产申报制度这一角度出发，通过分析被执行人财产申报制度目前在我国的现状及原因，逐步探索一些完善被执行人财产申报制度的方法和建议，从而找寻破解“执行难”问题的出口。

“执行难”是困惑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理论界和司法实践的一个重大问题，在2007年底修改并于2008年4月1日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法律制定者为解决“执行难”问题所付出的努力。不可否认，这些努力有效地弥补了《民事诉讼法（试行）》的诸多漏洞，使解决“执行难”问题有了更为有力的法律依据，但是这一问题并没有得到完全的解决。诸如本文将要论述的被执行人财产申报制度问题，便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一例。构建并完善被执行人财产申报制度是破解“执行难”问题的重要出口。

一、被执行人财产申报制度的概念及意义

根据最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第217条，被执行人财产申报制度是指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的，应当向法院申报当前及收到执行通知之日起一年前的财产情况，否则将受到拘留或罚款等处罚的一种制度。Www.133229.cOm从该法条中可以看出：1.被执行人财产申报制度适用的条件是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2.被执行人财产申报的时间范畴是当前以及收到执行通知之日起一年前。3.被执行人财产申报的范围应当是被执行人的所有财产状况，包括所有动产和不动产，同时本文认为还应当包括静态的财产状况和动态的财产状况：静态的财产状况是指被执行人在某一时点的财产余额、财务报表及动产、不动产的所有情况；动态的财产状况是指被执行人在收到执行通知之日起一年内的财产增减变动情况。4.被执行人不履行财产申报义务，将导致拘留或罚款等处罚。

查明被执行人可供执行的财产是强制执行的关键，同时也是执行的难点之一。近几年来，这个问题一直是困扰法院执行工作的突出问题。执行法院掌握被执行人财产状况的主要途径有三个：法院调查、申请人举报和被执行人主动申报。没有任何人会比被执行人自己更了解自己的财产状况，因此如果被执行人能够主动申报其财产状况的话，将是执行法院掌握被执行人财产状况最为有效的途径。因此，本文认为建立并完善被执行人财产申报制度的意义在于：

1.对法院而言，降低司法成本，减少因查询被执行人财产状况而浪费的人力、物力、财力，可以提高执行效率，符合执行经济的要求；同时，通过强制被执行人申报财产并且明确不履行此义务将导致的法律后果，无形中会给被执行人施加心理压力，使被执行人无法置若罔闻，客观上维护了法院的权威。

2.对被执行人而言，财产申报制度并不完全是扣在脑袋上的“紧箍咒”，应当一分为二的看待这一制度：一方面来说，被执行人拒绝报告或者虚假报告的，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人、有关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这是不利的一面；另一方面来说，如果被执行人有实际困难客观上确实暂时无法履行生效文书确定的义务，主动申报财产状况则是其无法履行义务的证据，可能导致《民事诉讼法》第232条或第233条的适用，中止或终结对本案的执行。

二、被执行人财产申报制度适用的现状及原因分析

“我国的‘执行难’问题主要是因为无法收集到债务人的财务信息造成的。[1]在《民事诉讼法》修改以前，各地高院都曾制定一些准则来确立被执行人申报财产状况的义务，[2]事实上，世界上大多数法治国家都规定了被执行人申报财产的义务，[3]这次《民事诉讼法》的修改正是借鉴了世界各国的先进做法并对各地高院强制被执行人申报财产做法的一种正式肯定。

但是，被执行人财产申报制度施行以后并没有很好地达到预期的效果，正如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成刚在其《论我国被执行人财产申报制度的构建》一文中所说，“笔者在基层法院分管执行工作，从上述规定颁布以来本院通过被执行人自己申报财产（特别是申报可供执行的财产）从而执结案件的情况几乎不存在”[4]。近几年，由于找不到被执行人以及无法掌握其财产状况从而导致无法执行的情况大量存在，致使“执行难”问题愈发突出，媒体的关注客观上使这一问题放大并逐渐成为社会的热点，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老百姓对法院的信任度，有损法院的权威。

“谈到执行难原因时，人们往往很强调地方保护主义、部门保护主义、行政干预等。但实际上一些被执行人方面千方百计转移财产、逃避执行给人民法院执行工作带来的阻力和难度，从案件总体数目上看，可能远远大于上述的外部因素干扰”。[5]司法实践中，被执行人拒不申报其财产状况的表现形式主要有三种：一是对申报通知不予理睬，即使收到执行法院申报财产的通知也拒不说明财产状况。二是隐瞒申报，只申报财物价值较小或者是远远小于执行标的的财物情况又或者是难以实现的债权甚至包括一些债务，对可供执行的财产则不作申报。三是虚假申报，通过虚假陈述虚构无财产可供执行的假象。

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1.长期以来由于我国社会信用建设严重滞后，不少被执行人缺乏诚信，欠债后隐匿、转移财产，恶意规避执行。2.被执行人能够轻易逃避监管转移财产，企业法人财产状况不透明，做假账现象大量存在，财务数据严重失真。3.部分协助执行人法律意识淡薄，出于自身利益需要与被执行人恶意串通，帮助被执行人转移财产。[6]4.在我国被执行人不履行申报财产义务的惩戒机制较弱，被执行人不履行如实申报财产状况的义务并不会招致不利的后果。基于我国的国情，在实践中大多数发出的财产申报令，没有得到申报，基于执行工作的实际考虑，法院很少因此对被执行人采取拘留、罚款措施。这就使被执行人财产申报制度形同虚设。[7]5.执行机制的缺陷导致被执行人能从不履行财产申报义务中获利。在实际的执行过程中，执行人员为了结案，时常对申请人做工作，建议其放弃部分权利主张，以保证被执行人能有足够的能力履行生效法律文书判定的义务。这尽管是一个不上台面的方法，但的确是一个效果良好的执行方法。案件虽然就此结案，而且是作为和解方式结案的，然而，看似皆大欢喜的表象背后却传递了这样一个信号，即不主动履行生效判决，由被告人转化成为被执行人，可以减少债务的给付义务。也就是说，主动履行义务的被告人，不但需要全额给付债务，而且没有任何好处；而赖债不还的被告人，一旦成了被执行人，不但没有什么损失，相反还能从这种赖债行为中获得收益。这样的结果，从另一个侧面来说是鼓励成百上千的被告人不履行债务，而等待着成为被执行人，等待着申请人放弃部分权益。[8]

三、完善被执行人财产申报制度的建议

执行程序是实现债权人权利的最后一道关口，也是民事诉讼程序中最为重要的程序之一。法院如果不能妥善、全面地执行兑现（如农民工工资、企业破产债权分配等纠纷），极有可能会激发社会矛盾。而如果法院不能查明被执行人的财产状况，整个执行程序就会因为缺失可供执行的财产而难以顺利进行，实现债权人权利的最后一道关口也从而被突破。因此，本文认为尽管2007年修改的《民事诉讼法》从法律意义上确立了被执行人财产申报制度，但在此基础上完善该制度仍迫在眉睫。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一）尽快制定被执行人申报财产制度的相关细则规定是完善被执行人财产申报制度的前提

立法的不完善是一个制度无法真正落到实处的首要原因，只有从立法上完善相关法律规章制度，才能要求人们更好地去遵循，也才能在较大程度上杜绝钻法律空子的现象。

第一，应当明确被执行人申报财产的具体内容。

本文认为，被执行人为自然人应申报的内容有：家庭成员状况、婚姻状况及夫妻共同财产状况；工作单位、从事岗位、工资及实际收入、收入来源；房产状况及居住情况；存款情况及存款所在金融机构名称（包括理财产品、股票、基金等）；对外债权债务情况；家庭财产（1000元以上）物品清单；外出打工、出国、旅游或其他性质的长时间外出情况。

被执行人为法人应申报的内容有：公司法人的实际投资者、注册资金是否实际到位；公司全部银行开户账号及账上余额；挂靠在公司名下的汽车数量及其现有状况；挂靠在公司名下不动产的名称、数量、位置、价值、照片；公司固定资产数量及变动情况；公司无形资产状况；公司长短期投资状况；公司即期及远期债权债务状况；公司上月、上季度、上半年、前一年的资产负债表、损益表、现金流量表。公司法人在申报以上材料时，应当附上相关证明材料。公司法人如果认为自己申报的材料属于商业秘密，也可书面申请人民法院为其保密。

第二，明确被执行人申报财产的期限。

依据2007年修改的《民事诉讼法》第217条，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应当报告当前以及收到执行通知之日前一年的财产情况。“当前”是指被执行人收到执行通知之日，即被执行人应当申报收到执行通知之日的现有财产状况及之前一年的静态及动态财产状况。本文认为除此之外，被执行人还应当随时申报在执行过程中的财产变动情况，以防被执行人在初次财产申报以后转移财产、隐瞒财产。被执行人在此期间转移财产的行为将成为追究被执行人法律责任的重要依据。

第三，强化被执行人不履行财产申报义务的责任，严重者可追究刑事责任。

司法实践中被执行人拒绝申报、虚假申报、隐瞒申报财产状况，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现有法律对不申报者的处罚较小，以及执行法院在实际操作中对拘留、罚款等处罚性措施运用得较少，故而对被执行人的威慑力不大。因此，本文认为应当强化对被执行人不履行财产申报义务的责任，拒不申报、虚假申报和隐瞒申报者应当严格依法予以处罚，严重者还可依据《民事诉讼法》第102条、第104条追究刑事责任，要做到“查得出，罚得到，严肃执法”。

第四，制定统一的被执行人财产申报通知格式文本，在通知上明确不履行该义务将导致的法律后果，做好释明工作。

最高人民法院应当制定统一的被执行人财产申报通知书的格式文本，并且在通知书上应当明确不履行财产申报义务将导致的法律后果。执行法官应当在发出执行通知后被执行人未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时，向被执行人送达财产申报通知书，同时执行法官应当向被执行人做好释明工作。

（二）实行听证程序，双方当事人对质是完善被执

行人财产申报制度的关键，也是解决执行难问题的关键在执行案件中，申请执行人是最关心债权能否执行兑现的，另外法律也明确规定了申请人有提供被执行人财产状况的义务，故申请人一定会想方设法地查明被执行人的财产状况。本文认为，验证被执行人虚假申报、隐瞒申报财产状况除了法院采取强制措施予以查明外，另一个最为有效的方法是举行听证程序，由双方当事人在听证会上对质。被执行人申报财产后，执行法官应当首先进行审查，对被执行人申报的财产状况先做初步审查；然后召集双方当事人听证，申请人对被执行人申报的某项财产状况表示质疑并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的，执行法官应责令被执行人予以说明并提供证据加以证明。被执行人无法证明的，执行法官可将此作为被执行人虚假申报、隐瞒申报财产的证据，对被执行人予以处罚。

（三）构建社会诚信系统，努力促成诚信守法、有法必依的良好法治环境是完善被执行人财产申报制度的最终目的，也是解决“执行难”问题的最终目的

诚信是中华民族所世代信奉的传统美德，它是立身处世的准则，是人格的体现，是衡量个人品行优劣的道德标准之一。然而，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深入，“老赖”逐年增多，并已形成“赖债怪圈”，严重影响了法治社会、诚信社会和和谐社会的建设。完善被执行人财产申报制度是打击“老赖”的有力手段，也是构建诚信社会的必然要求。

首先，通过媒体曝光使“老赖”无处遁形，媒体公开“老赖”名单，将此与银行信贷系统、出境检验等挂钩。诚信社会理应是一个公开的社会、透明的社会，应当让“老赖”在公开、透明的法治环境下无处遁形，增加“老赖”赖账的社会成本，迫使其积极履行法律义务。在媒体上公开不履行财产申报义务的被执行人名单，对其名誉造成完善被执行人财产申报制度损贬，也可以促使被执行人履行义务。

其次，强化相关组织和个人积极协助法院调查、法院执行的义务；在司法实践中，一些协助执行人法律意识淡薄，出于自身利益需要与被执行人恶意串通，帮助被执行人转移财产。因此，应当强化有关组织和个人协助法院执行的义务，对恶意串通被执行人并帮助其隐瞒、转移财产的协助执行人予以拘留、罚款等处罚，情节严重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

注释:

[1]李浩主编：《强制执行法》，厦门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10页。

[2]如《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推广试行〈被执行人财产申报制度〉等四种执行工作制度的通知》（云高法发［1998］16号）；《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被执行人财产申报制度》（试行）（1999年8月25日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

[3]如德国民事诉讼法规定了代宣誓保证制度，其基本的运作程序为：如果执行机关扣押的财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债权人可以依照法定程序向执行法院提出代宣誓的保证，债务人本人有义务到执行法院作出代宣誓的保证。在美国，几乎所有的州都规定债权人可以迫使债务人披露与强制执行有关的资料，债务人有义务接受对方律师的盘问，若作虚假宣誓将被按照藐视法庭处理。韩国设有债务人照会制度，依据该制度法院可以传唤债务人到庭询问其财产状况，也可以通知债务人在一定期限内向法院说明自己的财产情况。如果债务人拒绝向法院提供其财产情况或无正当理由不按期提供其财产情况，属妨害执行行为，法院可以对该债务人采取强制措施，包括拘留和罚款，拘留期限为20日。

司法拘留申请书篇6

国家在对社会进行管理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对一些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国家应当对受损害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给予公平、及时、有效的补救。正如《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条第三项提出的：“本公约每一缔约国承担：（一）保证任何一个被侵犯了本公约所承认的权利或自由的人，能得到有效的补救，尽管此种侵犯是以官方资格行事的人所为；（二）保证任何要求此种补救的人能由合格的司法、行政或立法当局或由国家法律制度规定的任何其他合格当局断定其在这方面的权利，并发展司法补救的可能性；（三）保证合格当局在准予此等补救时，确能付诸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关于“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等规定也为健全国家赔偿制度提供了理论依据。《国家赔偿法》实际上是一部人权保障法，是兑现宪法保护公民权庄严承诺的重要机制，是国家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免受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侵犯的最后防线，它应当体现公开、公平、公正等现代司法理念。 （9674个字符）

「以下正文

随着人类社会文明不断向前发展，世界各国人民在长期的司法实践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法律文化，并形成了一系列科学的基本观念，即现代司法理念。1966年第21届联大通过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国际人权公约》等，在保障人权等现代司法理念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现代司法理念主要包括司法公开、公平、公正、独立以及尊重和保障人权等等。在大陆，由于经历了长期的封建社会，权力高度集中，行政权司法权合二为一，故在建国初期大陆建立的司法制度还相当落后，未摆脱封建残余的影响。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的民主意识和法制意识开始觉醒并提高。1994年，大陆以基本法的形式确立了国家赔偿制度，是大陆建设法治社会进程中的重要成果，对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促进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法行使职权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近年来，大陆加入世贸组织后，与世界各国的经济、文化、司法的交流更加广泛和深入，国际上的一些先进的法律文化和现代司法理念被广大国民所接受，国民的民主意识、法制意识和权利意识日益增强。中共中央顺应形势，高瞻远瞩，在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理念；在十六大提出要在全社会实现公平与正义；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直接写入宪法。这些都为大陆完善国家赔偿制度提供了理论依据。大陆现行《国家赔偿法》实施十年来，我们认为，该法的立法精神、目的和宗旨总的是符合现代法治和现代司法理念的，但其中一些具体规定已不适应新形势的发展，不符合公开、公平、公正以及人权保障等现代司法理念的要求。下面就大陆司法赔偿制度中比较突出的几个问题进行研究。

本文所指的司法赔偿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以下简称《国家赔偿法》）中的刑事赔偿与非刑事司法赔偿。

一、司法赔偿归责原则问题

《国家赔偿法》第二条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这里的“侵犯”有“违法”二字的限定。有的理论界人士和司法实践者根据此条规定认为，国家赔偿归责原则为违法赔偿原则；而有的则认为，国家赔偿中行政赔偿的归责原则为违法赔偿原则，司法赔偿的归责原则应为违法兼结果原则。《国家赔偿法》的归责原则不明确，不仅造成理解认识上的不统一，而且给司法赔偿实践也带来了较大的困惑。

比如，以证据不足为由作出的不起诉决定或人民法院以证据不足作出的无罪判决，受害人是否能直接持不起诉决定书或无罪判决书申请国家赔偿，争议很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司法赔偿归责原则的认识理解不一致导致的。公安、检察等有关机关认为，根据《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的规定，司法赔偿原则为违法赔偿原则。根据刑诉法的规定，刑拘、逮捕、判决各阶段对证据的掌握不同，对以证据不足判决无罪的案件，往往刑拘、逮捕符合刑诉法规定的条件。因此以证据不足为由作出的不起诉决定或无罪判决不能视为错误逮捕的确认文书，应由检察机关确认逮捕措施是否违法才能进入赔偿程序，法院赔偿委员会不应直接受理此类案件。法院赔偿委员会则认为根据“疑罪从无”的刑法原则，只要受害人结果未被定罪，则司法机关对其采取的刑事拘留或逮捕措施错误，受害人有申请国家赔偿的权利。这实际上突破了公安、检察机关所认为的违法赔偿原则。

如何理解《国家赔偿法》中的司法赔偿原则？笔都认为：第一，国家在对社会进行管理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对一些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国家机关（包括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给受害人造成损害有两种情形，一是违法行使职权造成的损害，另一种不违法行使职权造成的损害。不论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职权行为是否违法，所造成的损害如果让受损害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自己承担，就意味着让他们受到了特别的牺牲，承受了本应由全社会承担的负担，这是不公平的，因而必须由国家承担亦即由全社会共同承担，才符合公共负担平等的社会正义原则。[1]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一条第三款规定：由于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依照法律规定取得赔偿的权利。这里的“侵犯”没有“违法”二字的限定。应当注意的是，《国家赔偿法》在第三条、第四条行政赔偿范围中，均使用了“违法”二字；而该法在刑事赔偿范围的规定中较少使用“违法”二字，其中第十五条第（一）项“对没有犯罪事实或者没有事实证明有犯罪重大嫌疑的人错误拘留的”、第（二）项“对没有犯罪事实的人错误逮捕的”，未使用“违法拘留”或“违法逮捕”的提法。而“错误拘留”、“错误逮捕”中的“错误”通常是通过结果来判断，其外延比“违法拘留”、“违法逮捕”宽。第三，《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的规定虽然使用了“违法”二字的限定，但我们不能孤立地理解赔偿法第二条的规定，而应从宪法、刑法、刑事诉讼法以及赔偿法等有关法律的立法精神去判断。比如，前文所提及的司法机关根据刑诉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的条件，对嫌疑人采取了刑事拘留或逮捕措施，后因证据不足终止了刑事追诉程序，这种情况下受害人是否能获得赔偿的问题。根据刑法“疑罪从无”的原则，即使刑拘或逮捕时符合刑诉法的相关规定，但结果以证据不足作出不起诉决定或判决无罪，只要结果没有被定罪，则该犯罪嫌疑人在法律意义上没有罪，无罪之人应享有宪法和刑法等赋予的人身自由权及财产权等基本权利。司法机关作出的刑事拘留或逮捕措施侵犯了该公民的人身自由权，违反了宪法对公民权利保障的规定，实际上也是违法的，国家应承担司法赔偿或补救责任。

综上两点原因，大陆司法赔偿归责原则应当是违法兼结果原则，建议修改《国家赔偿法》时，在该法总则中予以明确。

二、司法赔偿确认制度问题

大陆《国家赔偿法》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赔偿义务机关对依法确认有本法第十五条、第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应当给予赔偿；赔偿请求人要求确认有本法第十五条、第十六条规定情形之一的，被要求的机关不予确认的，赔偿请求人有权申诉。从以上规定可以作这样的理解，只要有关机关根据法律的授权作出的结论，如监察机关对有关责任人的处分决定；对嫌疑人刑拘或逮捕后，检察机关以没有犯罪事实或以证据不足作出的不起诉决定；或检察机关以法律监督的形式作出的调查处理结论；嫌疑人被刑拘或逮捕后，人民法院作出的无罪判决；或人民法院对责任人作出的有罪判决等结论足以证明侵权机关的职权行为符合刑事赔偿范围，受害人可以直接申请赔偿。因此，并非所有的赔偿事项必须经赔偿义务机关或其上一级机关确认违法后才能申请赔偿。但是，由于赔偿法该条对确认制度的规定模糊，以致部分赔偿义务机关片面地认为，赔偿法将先行确认权赋予了赔偿义务机关，所有的赔偿事项均应由赔偿义务机关先行确认违法后才能申请赔偿；如果赔偿请求人对赔偿义务机关作出的确认结论不服或赔偿义务机关不答复的，赔偿请求人可以向赔偿义务机关的上一级机关申诉。

目前在实践中争议最大的是，如前文所述，对检察机关以证据不足作出的存疑不起诉案件或人民法院以证据不足作出的无罪判决，赔偿请求人申请赔偿的，法院赔偿委员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和批复认为不起诉决定书或人民法院作出的无罪判决书应当视为确认文书，应当受理赔偿请求人的赔偿申请；检察机关认为应当先经其确认是否违法才能进入赔偿程序，其依据是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刑事赔偿工作规定》第七条第二款关于“对人民检察院因证据不足作出撤销案件决定书、不起诉决定书或者人民法院因证据不足作出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刑事判决书、裁定书申请赔偿的，人民检察院的逮捕、拘留决定有无违法侵犯人身权情形，应当依法进行确认”的规定。由于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该规定与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和批复不一致，法院要执行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和批复，而检察院要执行最高检察院的司法解释。

刑事司法活动中的刑讯逼供现象以及违法收取或没收保证金的现象相当突出，但受害人能得到赔偿的微乎其微。《国家赔偿法》在第十五条第（四）项将刑讯逼供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死亡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但是根据该法的第二十条的规定，赔偿义务机关对依法确认有本法第十五条、第十六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给予赔偿。也就是说，刑讯逼供违法行为是否存在，要经依法确认。这里就存在一个谁来确认，如何确认的问题。在实践中，除非刑讯逼供致死或重伤或精神失常，刑讯逼供的事实无法掩盖，有的受害人获得了赔偿。对于刑讯逼供所致的轻伤、轻微伤，待关押一段时间后，受害人的伤往往已痊愈，伤痕证据已消除，又无旁人作证（即没有旁人也不愿作出对自身不利的证言），从证据方面来说，对受害人极其不利。只要侵权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否认，则无法确认刑讯逼供违法行为的存在。因此，受害人受到刑讯逼供违法侵害后，通常无法获得赔偿。关于违法收取或没收取保候审保证金的问题，由于《国家赔偿法》实施以来，将错误刑事拘留纳入了刑事赔偿范围。公安机关将符合或不符合刑事拘留条件的人责令办理取保候审，交纳一定数额的保证金。保证金一交，就如同“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其中绝大多数是违法没收的。这个问题非常突出，仿佛一块真空，没有监督、没有约束。《国家赔偿法》未将违法收取或没收保证金纳入刑事赔偿范围，即使根据赔偿法总则第二条的规定将此情形纳入赔偿，但确认这一关又过不了。受害人向侵权机关申请确认，实践中，绝大多数的公安机关置之不理，受害人向其上一级机关申诉，往往也得不到答复。而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理赔偿案件程序的暂行规定》第二条规定，赔偿请求人依法向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的被侵权事项，应当先经过依法确认，赔偿委员会不受理要求确认的申诉案件。这样下来，受害人要求退还保证金的赔偿请求被确认这一关给挡住了。

根据大陆的司法体制，检察院是法律监督机关，公安局长有的是政法委书记，法院的中立、独立体现困难。公安、检察机关认为应当由他们确认的赔偿事项，如果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直接受理了，则要么找人大、要么找政法委、要么以不履行赔偿金相胁。《国家赔偿法》在司法赔偿部分如此设计的确认制度带来的结果是，较多的赔偿义务机关把确认程序作为“挡箭牌”，利用确认程序来规避赔偿，对赔偿请求人的确认申请，作出两种处理方式，一是应当确认违法而确认不违法，进入不了赔偿程序，二是置之不理，不作结论，仍然进入不了赔偿程序。赔偿请求人向其上一级机关申诉，得到纠正的也为数甚少。由于进入不了赔偿程序，有的被迫放弃，有的便在确认申诉中疲于奔命，浪费时间。这样极大地增加了受害人的诉讼成本，更重要的是由于侵权问题长时间不能得到解决，则《国家赔偿法》在这个问题上没有起到社会减压阀的作用，反而增加了官民矛盾，疏远了官民关系，国家机关必将为此付出了极大的道德成本、社会成本甚至是政治成本。[2]为数较少的侵权机关即使作出了确认违法或不违法的决定，但各机关对确认的标准、方式、确认文书的格式以及适用法律等不统一，导致五花八门的确认出现，这严重影响了司法机关的形象。赔偿法所设立的确认制度极大地阻碍了司法赔偿工作的顺利开展，使《国家赔偿法》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的合法权益的宗旨、目的难于实现。

同样一部法律，为什么行政赔偿工作的开展比司法赔偿工作效果好得多呢？这是因为在行政赔偿中，赔偿请求人申请赔偿义务机关确认并要求赔偿不是唯一途径，还有行政诉讼程序为保障，行政诉讼程序为行政赔偿工作的较好开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笔者认为，为了保证赔偿请求人等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在受到国家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职权侵害后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赔偿或补救，同时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维护法制的统一，司法赔偿程序部分可参照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行政赔偿程序设置，但应当有别于诉讼程序。一是因为大陆的司法体制决定了司法赔偿只能适用决定程序而非诉讼程序；二是行政赔偿诉讼是建立在司法权对行政权的司法监督理论上的，行政机关可以作为行政诉讼的被告，而且现行行政赔偿原则是违法赔偿原则，人民法院可以判决确认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是否违法；而司法赔偿不同的是，如前第一个问题所述，并非仅以违法与否判断，有的是以结果判断司法行为是否错误。以结果判断的，往往需法律规定的后置程序中的相关机关作出的结论为确认结论，而非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所能处理。比如，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在受理赔偿请求人的赔偿申请后，发现终审刑事判决有误，只能提出司法建议，启动审监程序处置后，才能恢复赔偿案件的审理。

笔者建议：综上，可以参照行政赔偿程序设置司法赔偿程序。但不同的是司法赔偿案件以人民法院最终确认和决定程序的监督为保障，而非诉讼程序保障。当然，应当注意的是，人民法院的最终确认权就是审查判断确认与否的权力，对职权行为违法而不需后置程序的有关机关作出结论的部分，赔偿请求人申请赔偿的，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应当有权直接确认违法与否并作出赔偿决定。与行政赔偿程序不同的是，需法律规定的后置程序中的相关机关作出的结论为确认结论的，应当待该结论作出后，才能受理赔偿请求人的赔偿申请。

三、司法赔偿决定引入听证程序问题

大陆三大诉讼法均把公开审判作为基本诉讼制度确立下来，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时，没有公开就没有公正可言，审判权威就不能建立。《国家赔偿法》在赔偿程序中，没有规定公开决定程序。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理赔偿案件程序的暂行规定》第十三条规定：赔偿委员会审理案件依法不公开进行。这与公开透明的现代司法理念是冲突的。《国家赔偿法》把司法赔偿决定权赋予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虽然司法赔偿适用决定程序，有别于诉讼程序，但仍然不能背离公开这一基本的司法原则。实践证明，只有“阳光”下的审判才能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信任。因此，保证赔偿义务机关、赔偿请求人享有对证据的知情权和陈述申辩权利，是公开、公正现代司法理念的必然要求，是司法赔偿案件审判方式改革的必然发展方向。

大陆现有的司法体制决定了司法赔偿不能参照诉讼模式引入审判程序，但引入听证程序却是适当的。通过十年的司法赔偿实践可以证明，司法赔偿案件引入听证程序有以下几方面的优越性：第一、能够促进司法公正。《国家赔偿法》将司法赔偿案件的审理权赋予了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由于大陆司法体制存在的弊端，以及大陆公民受传统的“官官相护”意识的影响，对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理公安、检察、法院等司法机关作为赔偿义务机关的赔偿案件的公正性持怀疑态度。在审理司法赔偿案件中引入听证程序，实际上就是在审理程序上公开化，增加案件审理的透明度，增强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理司法赔偿案件的信任感，这符合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公平、公开、公正原则。第二、能够提高审判效率。司法赔偿案件引入听证程序审理，赔偿请求人与赔偿义务机关在听证过程中面对面地对争议事项进行质辩，有利于赔偿委员会查清事实，使审理人员能够较快地把握双方的理由、观点和争议焦点，加快审理进度，正确适用《国家赔偿法》。第三、有利于化解矛盾。赔偿请求人在法律意识较低或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在赔偿案件的审理程序上不够公开公正的情况下，其“官官相护”的意识极易产生且不易改变。司法赔偿案件如果不引入听证程序，让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面对面地质辩，不论赔偿委员会作出了多么正确公正的决定，绝大多数的赔偿请求人或赔偿义务机关对赔偿委员会作出的决定是不信任的，是有抵触情绪的。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通过在听证过程中举证、质证，进行辩论，赔偿请求人不但认为有一个可以“说话”的地方，与赔偿义务机关能平等地陈述自己的观点和理由，而且能进一步了解案件事实，了解《国家赔偿法》及相关的司法解释，对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依法作出的赔偿决定更能理解更能接受一些，从而减轻了赔偿请求人对赔偿义务机关和人民法院的抵触情绪或对抗心理。第四、引入听证程序审理的司法赔偿案件效果都很好。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都比较服从赔偿委员会作出的决定，尤其是赔偿请求人对司法赔偿案件引入听证程序非常欢迎，认为自己的“官司”即使输了，也输得明明白白，输得心服口服。

综上所述，引入听证程序，是实现司法赔偿程序公正的重要保障，是准确地确定国家赔偿范围和数额的必要途径，是防止审判人员滥用裁量权的重要措施，是公平、公正、公开司法原则的具体体现[3].笔者建议，在修改《国家赔偿法》时，在司法赔偿程序中增加听证程序条款。凡是重大、疑难、争议较大、证据较多的赔偿案件，均应引入听证程序审理。但由于司法赔偿包含了刑事赔偿和非刑事司法赔偿，故不能象其他案件开庭审理一样，应有别于庭审，因此，参加听证的法院审判人员不宜着法官袍，也不宜使用法槌。

四、赔偿费用的支付问题

《国家赔偿法》第二十三条第三款规定，赔偿委员会作出的赔偿决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决定，必须执行。第二十九条规定，赔偿费用，列入各级财政预算，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国务院《国家赔偿费用管理办法》第七条规定，国家赔偿费用由赔偿义务机关先从本单位预算经费和留归本单位使用的资金中支付，支付后再向同级财政机关申请核拨。通过长达十年的国家赔偿司法实践，赔偿费用的执行兑现也存在诸多问题。一是有些赔偿义务机关对赔偿决定存在抵触情绪，不履行先行支付义务，也不向财政机关申请核拨。二是各地区财政收入存在差异，尤其是一些区县财政机关没有把赔偿费纳入每年度财政预算，一部分财政困难的区县对国家赔偿费用不予核拨或只核拨一部分。三是一些财政机关与赔偿义务机关为追偿问题产生分歧，财政机关未核拨。四是部分国家机关负责人考虑政绩等因素，未向财政机关依法申请核拨。五是部分赔偿义务机关以财政机关不拨款等理由，对赔偿请求人不履行先行支付义务。赔偿费的执行问题，少部分的地区执行兑现状况良好，但多数地区赔偿费的执行兑现状况堪忧，实践中赔偿义务机关或财政机关拒付的现象相当普遍，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决定书成为“一纸空文”的情形并不少见。国家对受其权力侵害的弱势群体一点抚慰性的赔偿金都要打“白条”、耍“赖皮”，《国家赔偿法》的尊严、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决定书的权威必然受到影响，同时国家机关的形象也必然受到极大的损害。一个公民受到国家机关违法行为的侵害，本身就是对社会正义的极大侵害，对蒙受冤屈或受到损害的人依法给予赔偿，不仅仅是个人权利的恢复问题，而且是社会公平和正义的恢复问题。[4]赔偿费不能及时全面兑现，不但公民个人权利没有得到恢复，而且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也没有得到恢复。大陆赔偿费的执行兑现状况不符合公平等现代司法理念的要求，也不符合《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关于“补救确能付诸实施”的规定。

《国家赔偿法》没有规定执行的具体措施，该法的行政赔偿有部分是在行政诉讼程序解决的，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在第六十五条第三款规定了对行政机关拒绝履行判决、裁定的，第一审人民法院可以采取的四项执行措施，比如，通知银行从该行政机关的账户内划拨应当归还的罚款或应当给付的赔偿金，或在规定期限内不履行的，对该行政机关按日处50至100元的罚款等。行政赔偿与司法赔偿一样，均是国家承担赔偿责任，向受害人支付赔偿费用，行政赔偿费用的执行有人民法院相应的强制执行权作保障，但司法赔偿费用的执行兑现则完全靠赔偿义务机关或财政机关的自觉性，无相关措施予以保障。根据大陆司法体制，如果完全照搬民事强制执行模式是不合适的，《国家赔偿法》应制定适合自身特点的执行措施。这是《国家赔偿法》的一大缺陷，应当弥补。

笔者建议：第一，由于国家赔偿中的行政赔偿有部分是在行政诉讼程序解决，故在修改《国家赔偿法》中赔偿费的支付部分时，同时应当结合《行政诉讼法》关于执行部分作相应修改；第二，关于赔偿费的支付应专列一章；第三，由于申报赔偿费用有一过程，应强化赔偿义务机关的先行支付义务；第四，赔偿费最好由省一级或中央财政纳入预算并统筹列支为宜；第五，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赔偿决定送达给赔偿请求人时，还应各送达一份给省级财政机关和赔偿义务机关；第六，赋予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对省级财政机关的支付情况进行监督等权力，以保障赔偿费能及时全面地支付赔偿请求人。以上几点建议，既能避免部分赔偿义务机关对赔偿决定不服拒不履行赔偿费的情况，也能避免财政机关与赔偿义务机关为核拨与否扯皮不休的问题，不但能将赔偿费用及时兑现赔偿请求人，也切实解决部分困难地区财政支付困难问题，同时便于掌握赔偿费的数额，便于上级机关对下级机关的监督。对追偿的问题，我们认为只要有赔偿法第十五条第（四）、（五）项规定情形的，以及在处理案件中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等故意或重大过失行为导致国家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经审理查明的，在作出的赔偿决定中，同时对追偿与否、追偿的数额和期限作出决定，支付赔偿费的财政机关应当代表国家行使追偿权，侵权机关有义务协助追偿。

五、司法赔偿范围问题

司法拘留申请书篇7

多年来，我国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监督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成果有目共睹；尤其在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检察监督职能有所加强后，监督实效有了较大提高，突出表现在立案监督从无到有。但是，由于司法体制不顺畅，立法及司法解释不完善以及检察机关自身在监督工作中的具体操作程序上不健全等原因，导致我国的刑事诉讼检察监督在实施过程中问题重重，其作用的发挥不尽人意。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在刑事立案时的监督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犯罪立案数只占实际发案数的一部分，刑事立案中存在的“当立不立”和“不当立而立”的问题较为严重，这一问题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司法机关要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就必须解决刑事立案中存在的问题。事实证明，我国现行法律对刑事立案检察监督的规定还很不完善。对刑事立案“当立不立”的检察监督只有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七条的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对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而不立案侦查的，或者被害人认为公安机关对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而不立案侦查，向人民检察院提出的，人民检察院应当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的理由。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不立案理由不能成立的，应当通知公安机关立案，公安机关接到通知后应当立案。”这一法律规定在实际执行中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对公安机关在接到检察机关立案通知后没有按照法律规定执行立案如何处理无明确规定；二是如果公安机关在很不情愿的情况下进行了立案，但立而不侦或者怠慢侦查怎么办？侦查工作不是机械的作业，需要充分发挥侦查人员的主观能动性才能解决实际问题，形式上的立案，实质上的久拖不办不能体现监督的效果。

对刑事立案“不当立而立”的检察监督我国现行法律没有明文规定，因而在实践中出现了许多问题，产生了不良社会后果。如公安机关干预民事纠纷时有发生，有的以合同诈骗犯罪立案来帮助民事案件当事人追债；又如人民法院为执行生效民事判决而扣押被执行人财产时，公安机关以被执行人报案而以抢劫立案为由出面干预执行。产生问题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刑事立案的条件不明确，而是缺少有效的监督。

现阶段检察立案监督仅限于对公安机关应当立案而不与予立案的案件，对公安机关立案后予以撤销的案件及立案活动过程的监督未作规定，也未将法院管辖的自诉案件纳入其中。在检察侦查监督方面，公安机关除逮捕犯罪嫌疑人须经检察机关批准外，其它强制性侦查手段，如勘验、检查、扣押、鉴定、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及拘留等，均自行决定及执行，缺乏监督。而且检察侦查监督的途径主要是书面审查公安机关移送的案卷材料，但侦查活动违法的情况却很难想象能被公安机关侦查人员自行记载在案卷中。检察机关虽可参与公安机关的复验、复查，但却局限于检察机关要求复验、复查的案件。刑事诉讼法将检察监督手段主要规定在“一般建议”与“通知纠正”的水平上；在检察机关建议或书面违法纠正通知被置之不理时，检察机关该采取的进一步监督手段却法无明文规定。监督工作的内部操作程序也不健全。检察立案监督由检察机关内部的控申和批捕部门共同负责，这种职能上的交叉又往往导致工作扯皮。

二、在刑事拘留时的监督

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的监督大多缺乏具体规定，目前，我国已逐步建立起检察机关对刑事案件的立案、逮捕、判决、执行的监督程序，而对在侦查活动中作为限制、剥夺公民人身自由较严厉措施的拘留和逮捕，只有逮捕须经检察机关批准，拘留可以由侦查机关自行决定、自行执行，在程序上缺少外部制约机制，从而使这一强制措施被排除在法律监督之外，实践中被一些侦查部门用做地方保护、部门保护、非法插手民间经济纠纷，迫使对方就范的手段。可见，正确采用拘留措施，可以保证侦查活动的顺利进行，反之，就可能导致非法拘禁，严重侵犯当事人人身权益，故应将其纳入检察监督的范围内。

现行刑事诉讼法第69条规定：“公安机关对被拘留的人，认为需要逮捕的，应当在拘留后的三日以内，提请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在特殊情况下，提请批准的时间可以延长一日至四日。对于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的重大嫌疑分子，提请审查批准的时间可以延长至三十日。”而在司法实践中，公安机关存在着对不是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的嫌疑人，也适用该条第二款的情况，将拘留的时限延长至三十日，导致拘留时限被滥用，但对这种行为，检察机关缺乏监督措施。同时，对于公安机关采取的搜查、查封、扣押、冻结等强制性措施，刑事诉讼法也没有规定明确的检察机关的监督权。

笔者认为对刑事拘留的监督在现有技术条件下，只能采用事后监督即被动监督的方式，把监督的重心放在与公安派出所的对接和对拘留所疑犯的沟通了解上。具体为：

1、建立信息共享和信息备案审查机制。请公安机关每周将上周刑事拘留后撤销、变更强制措施案件和未报捕而转行政处罚的数据和基本案情报送我院备案。我院可以查询公安机关采取刑事拘留措施的案件情况和数据。每月将监督的案件简况和数据，汇总告知公安机关，这样公安机关也可以查询检察机关的监督情况。

2、完善听取刑事拘留入所人员意见制度。我院驻看守所检察室应听取刑事拘留入所人员的意见，并送达在押人员权利义务告知书。在押人员提出约见申请的，驻所检察室应安排会见，听取意见。对反映刑事拘留不当等问题的，可立即向检察院反馈相关信息，做到及时受理，依法办理。

司法拘留申请书篇8

姓名：

学号：

专业班级：

指导老师：

实习地点：*市*区*

报告日期：2009年7月22日

一、概述

在*工程大学政法学院有关领导和*市*区人民法院的共同安排下，我们于今年6月16日起到7月18日止，进行了为期35天的系统的业务实习。对于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这都是一个全新的经历。业务实习意味着我们从今天起就要面对别样的人和事，这些人可能是法官、是书记员、是当事人、是人、是同事，但就是不可能是老师、是同学，也就是说我们必须精神抖擞，争取在最短的时间里，最大限度的学到课本之外的知识。如与人交往，一个个未必单纯的社会人；同事相处、上下级关系；还有我们要把所学的知识融会贯通，真正做到时常挂在嘴边的理论联系实际。我对这些事情，既新奇又期待，充满憧憬。

接受我的实习单位是*区人民法院。这是一所机构完备的基层法院，内设刑事审判庭、民事审判庭、行政审判庭、执行局、立案庭、审判监督庭等8个专业审判庭和办公室，政治处、研究室、机关党委、纪检监察室、司法行政科、法警大队、人民群众来信来访工作办公室等8个综合部门；另设**等5个法庭。据*年统计数据显示，全院编制总数192人，实有法官及工作人员183人。法院设院长1人，副院长4人、执行局局长1人、副局长3人。具有审判职称的庭长、副庭长、审判员、助理审判员115人，书记员14人。在职干部中具有法学硕士学历学位的16人，法律专业本科学历的138人，大专及以下学历29人。

事实上，第一天学院老师领导把我们送到*区法院的时候，很多同学对它的第一印象是简陋。我们看到了两座陈旧的主楼屹立着，其中一座正在进行装修改造，内含立案庭、审判监督庭、档案室等。另一座不起眼的白色矮楼，竟然内含刑庭、民庭、行政庭、办公室、政治处等机构。我们首次分配实习具体办公室也是在这里进行的，那时发现它竟有11层。指导老师、法院工作人员和同学们商议讨论后，分派任务，我被分到了另起一栋的三层小楼的执行局。

自此我就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实习生活。在六七月的*阳光下，我们很早起床，追逐公交汽车，被黑压压的人群中推来搡去，很少能占到座位，转车在内的近两个小时里，穿越将近半个城市，不顾一切，奔到实习地点。汗流浃背，身心俱碎。个中滋味，非求学人不能体会。我想：学到实践经验还真是不容易，怎么说也得好好钻研，至少得对得起这么辛苦的途中跑啊。

下面让我结合实际，谈一下在执行局实习的体会：

二、两位老师

在这里我一共遇到过两位老师，首先是郭书记员。不知道是不是案件分配的原因，我只在他的教导下学写过民事裁定书和执行通知书，制作过一份笔录和一份合议庭讨论记录。这些东西对于没接触过的人来或许很玄奥，实际上并不难做。制作法律文书只需要依照相应的格式，充实具体的案情就行了。你需要的品质是细心和勤奋。在这里实习的学生和法院工作人员地位是一样的，都要对当事人负责。比如在打印民事裁定书时，就得认真核对双方当事人基本信息，尤其是身份信息不能出任何差错。

印象最深的是郭书记员的口才，那一次在他巧妙的调解了一起执行纠纷，双方当事人心服口服，最后该案以自动履行的方式了结。他告诉我，以什么样的姿态或语调面对不同的当事人，都大有讲究，我深有同感。想来也是，有时候一句话可以激怒一个人，让矛盾一发不可收拾；有时候一句话可以平息一个人，使干戈顷刻化玉帛。就看你怎么说。

其余时间里执行局是很闲的，终日只是看报上网，于公务上却不十分打紧。

第二位老师是王晓明庭长，他大约五十岁上下，顾盼之间，神采飞扬。堂堂一张国字脸,不怒自威，举止风度，十分不凡。一看就知道他是办事老练，为人爽朗的好老师。后来的接触证明了我的看法。我每天在他到来之前开门，打扫房间之后烧水泡茶，然后打开电脑查询法院信息系统，再就是翻阅今天要办的案件的卷宗。王老师来的时候我总是主动问好，或是找要做的事情，或是询问下一步的任务，没事时就读书看报。而经验丰富的老师对我也十分不错，礼貌的同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倾囊相授，使我学到了不少知识。

三、制作法律文书

其间我制作过民事裁定书、执行通知书、协助执行通知书、询问笔录、案件上网信息通报表、合议庭评议意见、执结报告、代为拘留书、查询冻结扣押划拨存款通知书等法律文书。每一份文书老师都要亲自过目，检查无误后才让我提交打印。

（一）询问笔录

以上文件我都逐渐掌握了大致情况，其中制作笔录对我来说很困难。因为我是安徽人，对*话很不敏感，而当事人几乎全是流利的*话。我只好听懂一点就问一下当事人，不懂的让法官解释，然后当事人确认无误之后才予以记录。有一次申请人说他被开麻目的撞了，要求赔偿，我就很迷惑，这“麻目”为何物？后来才知道他说的是机动三轮车……这使我认识到记笔录也不简单。需要有很强的应变能力、手脑耳的协调能力、敏锐的洞察力和高度的概括力。

（二）审阅整理卷宗

除去制作法律文书，我做的最多的就是审阅整理卷宗了。开始由于我对案件的审理程序不够熟悉，面对大量法律文书不知如何处理。后来我翻阅了《民事诉讼法》、自学了《人民法院执行文书立卷归档办法（试行）》，加上王法官的细心教导，我才学会整理卷宗：

执行案件正卷文书材料排列顺序：1.卷宗封面；2.卷内目录；3.立案审批表；4.申请执行书；5.执行依据；6.受理案件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送达回执；7.案件受理费及实际支出费收据；8.执行通知书、财产申报通知书及送达回执；9.申请执行人、被执行人身份证明、工商登记资料、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及授权委托书、律师事务所函；10.申请执行人、被执行人、案外人举证材料；11.询问笔录、调查笔录、听证笔录、执行笔录及人民法院取证材料；12.采取、解除、撤销强制执行措施（包括查询、查封、冻结、扣划、扣押、评估、拍卖、变卖、搜查、拘传、罚款、拘留等）文书材料；13.追加、变更执行主体裁定书正本；14.强制执行裁定书正本；15.执行和解协议；16.执行和解协议履行情况的证明材料；17.以物抵债裁定书及相关材料；18.中止执行、终结执行、不予执行裁定书及执行凭证；19.执行款物收取、交付凭证及有关审批材料；20.延长执行期限的审批表；21.结案报告、结案审批表；22.送达回证；23.备考表；24.证物袋；25.卷底。

执行请示案件文书材料的排列顺序：1.卷宗封面；2.卷内目录；3.立案审批表；4.请示报告及相关证据材料；5.承办人审查报告；6.合议庭评议案件笔录；7.执行局（庭）研究案件笔录及会议纪要；8.本院审判委员会评议案件笔录及会议纪要；9.向上级法院的请示或报告；10.批复意见；11.结案报告、结案审批表；12.备考表；13.证物袋；14.卷底。

人民法院执行文书材料经过系统收集、整理、排列后，逐页编号。页号一律用阿拉伯数字编写，正面书写在右上角，背面书写在左上角，背面无字迹的不编页号。卷宗封面、卷内目录、备考表、证物袋、卷底不编页号。

卷宗封面必须按项目要求填写齐全，字迹工整、规范、清晰。卷面案号应当与卷内文件案号一致；案件类别栏填写“执行”；案由栏填写执行依据确认的案由；当事人栏应当填写准确、完整，不能缩写、简称或省略；收、结案日期应当与卷内文书记载一致；执行标的栏，应当填写申请执行标的；执行结果栏，应当填写已经执行的金额或其他情况；裁决机关栏，应当填写作出生效法律文书的机关；结案方式栏，按不同情况分别填写自动履行、强制执行、终结执行、执行和解或不予执行等；结案日期栏，应当填写批准报结的日期。

卷内目录应当按文书材料顺序逐项填写。一份文书材料编一个顺序号。

卷内文件目录所在页的编号，除最后一份需填写起止号外，其余只填起号。

卷宗的装订必须牢固、整齐、美观，便于保管和利用。

每卷的厚度以不超15毫米为宜，材料过多的，应当按顺序分册装订。每册案卷都从“1”开始编写页号。卷宗装订齐下齐右、三孔一线，长度以l80毫米左右为宜，并在卷底装订线结扣处粘贴封条，由立卷人盖章。

卷宗装订前，要对文书材料进行全面检查，材料不完整的要补齐，破损或褪色、字迹扩散的要修补、复制。

卷内材料用纸以a4办公纸为标准。纸张过大的要修剪折叠，纸张过小、订口过窄的要加贴衬纸。

实践中我发现*区人民法院严格遵循了执行文书立卷归档办法的有关规定。说明这里办事很规矩，让我觉得心安。王庭长曾经说过：“老百姓好不容易才打一次官司，我们必须对他们负责。”一句再简单不过的话，让我感动不已。法官和当事人之间永远不可能处于平等的地位，手握大权的法官在审理、判决、执行中绝对不能存有私心杂念，否则对于当事人来说后果不堪设想。而遵从相关规定，依法办事，保证程序正义，有助于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实现结果正义。

四、外出执行

在师从王老师期间，我有幸随他外出执行公务。我们到过*中行中华路支行、汉口中行新兴花园支行等银行，去过拍卖行和看守所。每次出行前我总是帮法官收拾好公文包，检查要带的各种法律文书，一切准备妥当就开始出发。

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执行人员执行公务时，应向有关人员出示工作证和执行公务证，并按规定着装。必要时应由司法警察参加。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公开的若干规定》，人民法院采取拘留、罚款、拘传等强制措施的，应当依法向被采取强制措施的人出示有关手续，并说明对其采取强制措施的理由和法律依据。采取强制措施后，应当将情况告知其他当事人。采取拘留或罚款措施的，应当在决定书中告知被拘留或者被罚款的人享有向上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的权利。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人民法院查封、扣押、冻结被执行人的动产、不动产及其他财产权，应当作出裁定，并送达被执行人和申请执行人。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措施需要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协助的，人民法院应当制作协助执行通知书，连同裁定书副本一并送达协助执行人。查封、扣押、冻结裁定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送达时发生法律效力。

我记得很清楚，王庭长出行时都携带了工作证和执行公务证，而在强制拘捕刘xx时，有法警协助参与。拘留前向被采取强制措施的刘xx出示的有关手续还是我打印的，采取强制措施的理由和法律依据也很充分，被执行人无异议。法院查封、扣押、冻结被执行人的存款时，做了裁定，并送达至被执行人和申请执行人。要求看守所协助执行时，我填写了协助执行通知书，也连同裁定书副本一并送达协助执行人看守所。程序正义、程序公正要求的不仅是执行结果的公正，还要求执行过程的公正，是通过公正的执行程序，达到执行结果对执行当事人各方的公正，是过程公正与结果公正的统一。它更注重执行过程的正当性，执行方法的合法性，执行行为的规范性，适用强制执行措施的合理性。它注重对执行当事人利益的平等保护，追求的是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能够通过执行达到定纷止争的效果，是一种是有效率的公正。很高兴我实习的单位可以在执行中秉公执法。

另外让我佩服的一点是王老师有一次拒绝了三次当事人的邀请。已经到了中午12点，双方当事人和拍卖行的熟人都要请他吃饭，他全部断然拒绝。古话说吃人的嘴软，拿人的手软。能流传至今经久不衰的古话，自然有它存在的理由。而听说检察院有些工作人员整天在饭店山吃海喝时，他非常不屑。保持秉公执法、廉洁奉公的品行，在这个浊世着实不容易。

五、执行的意义

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执行机构负责执行下列生效法律文书：

（1）人民法院民事、行政判决、裁定、调解书，民事制裁决定、支付令，以及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裁定、调解书；

（2）依法应由人民法院执行的行政处罚决定、行政处理决定；

（3）我国仲裁机构作出的仲裁裁决和调解书；人民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有关规定作出的财产保全和证据保全裁定；

（4）公证机关依法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关于追偿债款、物品的债权文书；

（5）经人民法院裁定承认其效力的外国法院作出的判决、裁定，以及国外仲裁机构作出的仲裁裁决；

（6）法律规定由人民法院执行的其他法律文书。

以我的现有的知识看，当事人发生纠纷，首先会寻求和解，和解不成则找人调解，再不成可以将争议提交仲裁机构，不服仲裁的实在无法用私力方式救济的，那就去法院打官司吧。

在民庭实习的同学告诉我，法官在当事人前总会千方百计地想法子调解，费尽口舌，仍不能解决问题的，才纳入司法诉讼程序。

而经过开庭、审判、判决之后，若当事人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时，才轮到执行局出马，或查封、扣押、冻结被执行人财产，或扣押动产，或腾退房屋、清出土地……

可见不到万不得已，大家都没有机会执行局一游，而执行局面对的，总是又硬又臭的骨头。据以上分析，执行案件不会很多，然而我实习其间都很忙，问题出在哪里呢？

从百姓的角度看，手持生效法律文书的判决，却拿不到相应的赔偿，是一件可悲可叹的事情。有个民间借贷纠纷，我记笔录时被执行人承认“我是欠了他6万块钱，但是我没钱，不是我不想还，我愿意还，我就是没办法还。年底老板给我工程款之后我自然会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中记载，被执行人没有财产或者没有足够财产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人民法院可能对未履行的部分裁定中止执行，申请执行人的财产权益将可能暂时无法实现或者不能完全实现。面对这个案子的情况，法院也只好稳住当事人，说等他有钱了再强制执行。这里申请人没有错，索取欠款天经地义；被执行人也没有错，他欠钱愿还，至少态度很诚恳；法院依法判决，在不具备执行条件的情况下暂时中止执行，自然也没有错。那么错在哪呢？

错在被执行人的老板欠债，使被执行人生活困难，无力还债。而他又没有确凿的证据老板。何况老板承诺年底还款，现在是七月，老板到时候给付金钱自然皆大欢喜。万一老板耍赖呢，申请人就永远也得不到欠款了。

说这个例子表明，执行很重要性，执行很困难，执行很不力，执行很无力。

而解决措施无论是网上还是资料中都有详细的论述，这里只说一句：愿所有人都做对得起良心的事。

六、特别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