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撤诉申请书范文
时间：2023-09-29 01:42:11
行政撤诉申请书篇1
关键词：申请；抗诉；再审；撤回；处理
中图分类号：DF5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35-0164-02
问题提出：王某与某渔场承包合同纠纷案件。一审法院2010年6月13日判决；渔场上诉；2010年9月1日二审法院判决；渔场仍不服，于2011年7月26日向所在省高院申请再审，同期向省检察院申请抗诉。省高院2011年11月16日送达受理通知书。省检察院2011年11月30日向省高院提出抗诉。2011年12月3日，渔场向省高院申请撤回再审申请；2011年12月8日，省高院裁定准许。2012年3月21日，省高院依省检察院的抗诉书裁定再审，由省高院提审并中止原判决执行。
一、审判监督程序和检察院民事案件抗诉的法律制度体系
审判监督程序是指已生效裁判和调解书出现法定再审事由时，由人民法院对案件再次进行审理所适用的程序[1]。抗诉是指检察院对法院已生效民事裁判，发现具有法律规定的事实和理由，依照法定程序要求法院对案件进行再一次审理，从而启动再审程序的制度[2]。目前我国涉及审判监督程序和抗诉程序的主要规范有：《民事诉讼法》，最高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民诉意见》）、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审监程序解释》）、关于受理审查民事申请再审案件的若干意见（《受理申请再审意见》）、《最高院审监庭关于审理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几个具体程序问题的意见》（《抗诉程序意见》），《最高检察院民事行政检察厅关于人民检察院办理民事行政案件撤回抗诉的若干意见》（《最高检撤回抗诉意见》）、《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检察院抗诉规则》” ），合计167个条文。
二、当事人同时申请抗诉和申请再审的法律依据和现实基础
当事人申请再审是引起审判监督程序发生的重要途径之一和重要组成部分，可能但不能当然引起再审的发生[3]。其法律依据为《民事诉讼法》第178条、《民诉意见》第205条和《审监程序解释》第1条，即对已生效裁判认为有错误，可向原审法院也可向上一级法院申请再审。
当事人申请抗诉是检察院发现法院已生效裁判错误的重要途径之一，检察院应当受理并由有抗诉权或有提请抗诉权的检察院立案进行是否提起抗诉的审查 [2]。其法律依据为《民事诉讼法》第187条、第188条和《检察院抗诉规则》第4条，即最高检察院对各级法院、上级检察院对下级法院已生效裁判，发现有《民事诉讼法》第179条规定情形之一应当提出抗诉，接受抗诉法院应自收到抗诉书之日起30日内作出再审裁定”；检察院受理的民事案件主要有以下来源：（一）当事人申诉的……”
当事人同时申请再审和抗诉的现实基础主要是：第一，裁判对己方不利又不甘心接受该结果，所有可能性的补救程序“绝不放过”；第二，无论申请再审还是申请抗诉，较一、二审程序难度更大、程序更复杂、把握性更小，而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对案件认识确实可能存在一定差异，力争“广种薄收”哪怕争取到一个程序启动即可获得“起死回生”的机会；第三，申请再审可能直接被审查驳回而一旦检察机关抗诉则必然可进入审判机关的再审程序，抗诉的“效益”明显更大；第四，一定程度上担心审判机关考虑系统关系而“袒护”下级法院的可能性，对申请抗诉寄予更大希望。第五，是否接受申诉决定抗诉的认定权在检察院而是否接受申请裁定再审的认定权在法院成为当事人申请再审同时申请抗诉意图引发再审程序的制度结构原因[3]。
三、当事人撤回再审申请或抗诉申请的法律依据和程序要求
当事人撤回再审申请或抗诉申请的法律依据为《民事诉讼法》第13条，即“有权在法定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
当事人撤回再审申请的程序要求为《受理申请再审意见》第23条、《审监程序解释》第23条和第34条，即审查过程中申请撤回，是否准许由法院裁定；再审期间申请撤回，是否准许由法院裁定，裁定准许的应当终结再审程序。
当事人撤回抗诉申请的程序要求为《检察院抗诉规则》第22条和《审监程序解释》第34条，即申诉人撤回申诉且不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检察院应终止审查；申请抗诉人在再审期间撤回再审申请且不损害国家、社会公共利益或第三人利益的，法院应裁定终结再审程序；检察院撤回抗诉，应当准予”。
四、申请抗诉和申请再审并行情况处理的现行制度缺陷
《最高检撤回抗诉意见》分五种情况分别就检察院抗诉后而法院裁定再审前申诉人书面申请撤回申诉的撤回抗诉、提出抗诉且法院裁定再审后申诉人书面申请撤回申诉的不撤回抗诉而由法院依法处理等作出了明确规定。
《抗诉程序意见》分五种情况分别就法院裁定再审后申诉人书面申请撤回申诉等情况下裁定终结再审程序、收到抗诉书后正就同一案件是否启动再审程序进行审查的终止审查并按抗诉案件处理等作出了明确规定。
《审监程序解释》第26条对法院审查再审申请期间检察院提出抗诉的应裁定再审，并申请人提出的具体再审请求应纳入审理范围作出了明确规定。
由此不难看出，目前立法对当事人同时申请抗诉和再审，在检察院提出抗诉后而法院裁定再审前申请撤回再审申请的情况应如何处理未作规定。
对此事项则存在程序处理争议：一种观点认为应比照《最高检撤回抗诉意见》由检察机关撤回抗诉；第二种观点认为应比照《抗诉程序意见》由法院终止再审审查并按抗诉案件处理；第三种观点认为应比照《审监程序解释》由法院裁定再审并申请人提出的具体再审请求应纳入审理范围。
五、检察院抗诉后法院裁定再审前当事人申请撤回再审申请又不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法院应当裁定准许，并就此终结再审审查
（一）上述三种观点均难以成立
检察院不应撤回抗诉。首先，检察院此际并未发现抗诉出现“不当”而无法主动撤回；其次，当事人并未书面申请撤回申诉而无法被动或酌情撤回；再次，当事人申请撤回再审申请是向法院提出，检察院未必知情因而欠缺撤回基础或难以具备撤回条件；最后，如此撤回抗诉有越俎代庖之嫌，容易造成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的职权界分混沌、检察监督权和审判权的权力体系混乱。
法院终止再审审查并按抗诉案件处理在逻辑上无法自圆其说。诚如前案，省检察院于2011年11月30日提出抗诉，则按照《抗诉程序意见》，当日应已发生法院终止再审审查并按抗诉案件处理的效力，无论效力内容如何，再以“当事人申请撤回再审申请”这一性质、主体、内容、效力完全不同的全新事实“逆向重复”发生“按抗诉案件处理”的效力匪夷所思。
法院裁定再审并申请人提出的具体再审请求同时纳入审理范围同样存在悖论。首先，法院裁定再审的基础是再审审查期间检察院提出抗诉这一积极、前进式的职权活动，而不是申请人申请撤回再审申请这一消极、倒退式的个体行为，否则审判权和诉权将地位颠倒；其次，申请人享有实体和程序权利的处分权，申请撤回至少意味着在向法院提出的再审申请权利范围内已确定放弃，再“纳入审理范围”明显剥夺了当事人处分权并有逾越“不告不理原则”之嫌；再次，即便再审程序已正式启动（无论启动原因），按照《审监程序解释》第34条，当事人仍有撤回申请权，且法院有权裁定准许从而终结再审程序，则此时如果还要致当事人的申请于不顾“强行”裁定再审、嗣后再由当事人提出撤回申请后裁定准许从而终结再审程序，实属徒然无益消耗本不充裕的审判资源。
（二）法院应当裁定准许撤回再审申请，并就此终结再审审查
第一，向法院申请再审和向检察院申诉提起抗诉的法定事由基本一致，无非《民事诉讼法》第179条规定的种，两种申请的目标追求与程序价值趋同一致、诉求大多相同，则其功能效果同类相当确属正常。既然向检察院申请撤回申诉申请足以达致终止抗诉审查，就没有理由在申请撤回再审申请情况下厚此薄彼区别对待。
第二，两种申请均源自当事人的积极主观因素，并未涉及审判监督权和检察监督权的职权适用，即仍属当事人行使权利的范畴，则处分意愿理当得到尊重。而建立在当事人处分行为基础上的程序处置于公平价值方面无可厚非。
第三，法院审理民事案件的“被动性”原理当然适用于审判监督程序。
第四，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提高审判效率和裁判权威。再审审查的终止就个案而言无疑使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同时获得“解脱”，当事人也可以免去后续诉讼成本之累，而原生效裁判就此恢复执行力也有助于凝塑司法权威。
第五，符合于畅达逻辑的要求。诚如前案，省高院2011年11月16日进入审查，省检察院11月30日抗诉，渔场12月3日向省高院申请撤回再审申请，省高院12月8日裁定准许。因为整个过程中的各行为均为程序意义的性质（抗诉引发的也无非是“进入再审”的程序后果而与再审的可能性裁判结果无关，即“法院接到抗诉书后无论其认为原裁判是否有错误都应当依法进行再审而不能以任何理由拒绝或拖延” [4]，但再审后至少可能“对正确裁判和瑕疵裁判予以维持”） [5]，至此，该案程序理当完结。
否则，省高院“应”于11月30日终止再审审查而按抗诉案件处理，作出再审裁定并将再审申请书的请求纳入审理范围，则12月8日裁定准许撤回将无可理喻；而如裁定准许是尊重当事人处分权的正确处理，则此后2012年3月21日依抗诉书裁定再审、提审并中止原判决执行使“死灰复燃”，在逻辑上确定陷入两难死局。
第六，符合效益原理。当事人在允许范围内放弃相关权利转而选择尊重服从原生效判决，却还裁定再审，使申请人、对方当事人、检察院同时牵涉其中，而结果已经了无实益，无谓的程序拖延而已。
申请撤回再审申请属程序事项，法院处理时使用裁定文书自不待言。因再审裁定毕竟尚未作出，再审程序尚未启动，因此内容只能是准许撤回再审申请（从而终结再审审查）而不能是终结再审程序，更不能按撤诉处理 [6]。
行政撤诉申请书篇2
“散布毫无根据的言论”被拘留15天
年8月9日12时许，省市区办事处党支部委员，刚在办事处开完会议，往家走的途中，突然被当地派出所所长等三人带走，并被直接送到了区公安分局。傍晚，区公安分局对龙作出治安拘留15日的行政处罚决定，然后就送其到了拘留所。
区公安分局查明，年7月1日上午9时许，在桥蔬菜大棚基地煽动闹事，致使工作人员全某受轻微伤。根据这一事实，该分局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给予15日拘留。并告知，如果不服本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市公安局或者同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讼。
据说，那天上午，他根本不在现场，后来，他得知消息，同居委会的有关干部到现场时，“阻工闹事”行为已经发生，全某也已经受伤。
被拘留后，的儿子龙传平和当地居民赵某一起来到市公安局，以的名义提起了行政复议申请。市公安局询问情况后，没有向他索要的委托手续，也没有让他签字，口头告诉他公安局决定立案了。
8月17日，市公安局作出复议决定：查明7月1日那天，在有居民拉扯全某，要与全某一起投水自尽时，身为党支部委员的不仅不做疏导工作，反而在群众中散布毫无根据的言论，导致了事态进一步扩大。据此，维持区公安分局的行政处罚决定。行政复议决定书还告知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可在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寻求司法救济道路艰难坎坷
年8月24日，被解除拘留后的第七天，聘请北京市东卫律师事务所张国律师为他的人，向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行政处罚决定。
区人民法院经过开庭审理，以超过法定的期限为由，裁定驳回了的。
对区人民法院的裁定不服，即时提出了上诉。他不明白，自己在拘留所内没有委托他的儿子龙传平申请复议，这个复议决定书是怎么出来的呢?区人民法院又是根据什么认定自己向市公安局申请了行政复议?与此同时，又亲自到市公安局申请行政复议，但该局却不理会他的申请。他又到区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受理后，很快就作出不予受理决定书，理由是，已于年8月11日向市公安局申请了行政复议。该复议决定书同样还告诉了，如不服本决定，可在15日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不久，向市中级人民法院区人民政府不作为，希望法院判令政府能受理他的复议申请。庭审中，区人民政府表示，根据管辖权限，无权撤销上级政府公安机关的复议决定。
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市公安局已作出了复议决定，向区人民政府提出复议申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在判决之前，该案合议庭人员就表示，区政府不能撤销市公安局的复议决定书，法院也不能撤销这个复议决定书。最终败诉。该合议庭人员还认为，不服市公安局的复议决定，可以在15日内提讼，而不应是5日。
另外，也可以向市公安局申诉，由公安机关撤销该复议决定。
获取司法救济的路子真的走错了吗?申诉路子的艰难，众所周知，就是在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区政府不作为的合议庭认为，区公安分局并没有超过诉讼时效；而受理区公安分局的合议庭已经作出终审裁定，的超过诉讼时效。
因此，如果向公安机关申诉要求撤销复议决定，路子又该怎么走?我国法律对此并没有明确的规定。
本案暴露出了治安管理处罚上的诸多法律空白。
公民被限制人身自由怎样提起行政复议
首先，公民被限制人身自由怎样提起行政复议。《治安管理条例》对此没有规定。《行政复议法》只是规定了在公民死亡或是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行为能力等情况下，其近亲属可以申请行政复议，法定人可以代为申请行政复议；申请人可以委托人代为参加行政复议；公安部的《公安机关办理行政复议案件程序规定》也只是规定，申请人在被限制人身自由期间申请行政复议的，执行场所应当登记并在3日内将其行政复议申请书转交公安行政复议机关。并没有规定近亲属可不可以代为申请。
应当肯定，如果排除工作上的草率，市公安局在被限制人身自由期间，受理其子龙传平代为提出的复议申请，追求的是一种法制进步，以便受处罚的人及时得到司法救济。在行政诉讼中，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就明确规定，公民因被限制人身自由而不能提讼的，其近亲属可以依口头或者书面委托以该公民的名义提讼。问题是说他并没有口头或书面委托其子提出复议申请，也没有向执行场所提出过复议申请。况且，该司法解释适用的范畴是行政诉讼。
这就带来了问题，公民被限制人身自由，其近亲属可不可以代为提起行政复议呢?如果市公安局的复议决定是在龙传平没有受委托的情况下作出的，那么有没有法律效力呢?公民不服治安裁决，多长期限内可以提起行政诉讼。也是《行政复议法》实施以来存在的法律问题。
《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实施后，公安机关统一格式的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会明确告诉被处罚人，不服决定可以在60日内向上一级公安机关或者同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依法提起行政诉讼。受治安处罚的当事人，同样会被如此告知权利。然而，《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规定，不服治安裁决，可以在5日内向上一级公安机关提出申诉；不服上一级公安机关裁决的，可以在5日内向当地人民法院提讼。显然，二者规定差别甚大。
那么，在治安处罚案件中，不服复议决定，应在多少日内提起行政诉讼呢?《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规定，申请人不服复议决定的，可以在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讼。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等法律的实施，充分保护行政相对人的权利，给当事人充分的时间行使自己的权利，敦促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提高工作效率。我们已经允许当事人可以选择复议机关，而不再局限于仅仅向上一级公安机关申请复议；我们也许可当事人可以在60日内申请复议，而不限定在5日之内。那么，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允许当事人依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在15日内提起行政诉讼，而仍然要求在5日内提起呢?
复议决定确有错误谁来撤销
行政撤诉申请书篇3
允许原告申请撤诉
问：山东林馥
――我是一家企业的法律顾问，经常有职工问我一些法律问题。请问在行政诉讼中原告申请撤诉，法院允许的情形有哪些？
适用文件：《关于行政诉讼撤诉若干问题的规定》
法释[2008]2号
答：
文件规定：“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违法或者不当，可以在宣告判决或者裁定前，建议被告改变其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
“被告改变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原告申请撤诉，符合下列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准许：
（一）申请撤诉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
（二）被告改变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不超越或者放弃职权，不损害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
（三）被告已经改变或者决定改变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并书面告知人民法院；
（四）第三人无异议。”W
调解员需要在庭审
笔录上签字吗
问：内蒙古徐强
――我是某企业的调解员，我单位出庭处理一起劳动争议案。仲裁庭让我在庭审笔录上签字，有这规定吗？仲裁进行了调节，基本达成协议，请问调解书还应当签字吗？对方反悔咋办啊？
适用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
答：
文件规定：“仲裁庭应当将开庭情况记入笔录。当事人和其他仲裁参加人认为对自己陈述的记录有遗漏或者差错的，有权申请补正。如果不予补正，应当记录该申请。
笔录由仲裁员、记录人员、当事人和其他仲裁参加人签名或者盖章。
当事人申请劳动争议仲裁后，可以自行和解。达成和解协议的，可以撤回仲裁申请。
仲裁庭在作出裁决前，应当先行调解。
调解达成协议的，仲裁庭应当制作调解书。
调解书应当写明仲裁请求和当事人协议的结果。调解书由仲裁员签名，加盖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印章，送达双方当事人。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收后，发生法律效力。
调解不成或者调解书送达前，一方当事人反悔的，仲裁庭应当及时作出裁决。”W
沈阳市最低工资
标准是多少
问：辽宁丁明
――听说沈阳市调整最低工资标准了，能介绍一下吗？
适用文件：《关于调整沈阳市最低工资标准的通知》
沈人社发【2010】81号
答：
根据《辽宁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调整全省最低工资标准的通知》（辽人社发〔2010〕11号）精神，经市政府同意，对全市最低工资标准进行调整。现公布如下：
一、月最低工资标准
1．和平区、沈河区、铁西区、皇姑区、大东区、东陵区（浑南新区）、于洪区、沈北新区、苏家屯区、棋盘山开发区由700元调整为900元；
2．新民市、辽中县、法库县、康平县由600元调整为750元。
二、小时最低工资标准
1．和平区、沈河区、铁西区、皇姑区、大东区、东陵区（浑南新区）、于洪区、沈北新区、苏家屯区、棋盘山开发区小时最低工资标准由7.2元调整为8.5元；
2．新民市、辽中县、法库县、康平县小时最低工资标准由5.9元调整为7.省略
Tips
辽宁省宽甸县宋考苓同志注意：
来信询问参加城镇医保后是否还能再加入新农保，本刊2010年7月B已作回答，请查阅。另外，新农保目前还是试点，覆盖范围会逐步扩大。
辽宁省凌源市马介同志注意：
职工对市劳动能力鉴定机构做出的劳动能力鉴定结论不服的，可以在收到鉴定结论之日起十五日内向省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书面申请再次鉴定，省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的鉴定结论为最终结论。
吉林省吉林市刘旭同志注意：
行政撤诉申请书篇4
同一房屋被非法过户，四易其主
1993年12月23日南通市房屋建设开发公司的房屋产权移交表表明：起凤街17号店面房（72.36平方米)系私房产权调换,产权划归罗培。使用人为海波经营部罗培，营业执照表明，海波经营部的法定代表人也为罗培。
而如今，起凤街17号的房主为郭美云，她是2000年6月从启东市汇龙城市信用合作社“过户”来的；信用社是在1998年9月从启东市生产资料服务公司“过户”来的；启东生资服务公司是1995年12月8日从南通市海波经营部的员工唐桂华通过三份材料即《房地产买卖契约》、南通市崇川区工商局经济合同仲裁委员会崇川裁字（95）第1号《裁决书》、南通中级法院执行庭1995年11月29日的《书面通知》由南通市房产管理局产权监理处（房交所）“监证过户”来的。
接到罗培的投诉后，记者进行了实地调查。罗培表示，当时南通市房管局产权监理处根本没有根据工商仲裁书执行。后该裁决书被南通中院撤销。工商裁决书裁决贷款方(人民银行)可拍卖或转让起凤街17号房，根本没有授权唐桂华卖房，海波经营部也从未委托任何人与启东生资公司签订过《房地产买卖契约》。唐桂华冒名已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契约》也没有海波经营部的公章，更没有法定代表人罗培的签名或盖章。没有产权人签字盖章的《房地产买卖契约》，却被南通市房交所签证办理了房屋过户。
1993年9月4日南通市海波经营部聘请唐桂华为副经理。1994年5月20日海波经营部全权委托唐桂华只是办理“关于抵押贷款的有关事宜，（时限）至归还本金之日止。”这份委托书上加盖了海波经营部的公章和罗培的私章。1995年1月13日唐桂华就是冒用了这份“委托书”、“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和南通人行证券抵押处陆宣平在工商局仲裁委的主持下于当天签订了《申请仲裁协议》，其有关资料还是在第二天（14日）才向仲裁委提交。
1995年2月17日唐桂华还以此冒名在南通市房地产交易所监证下和启东市生资公司签订了《房地产买卖契约》，成交价为23万元，余款被唐桂华私自转移。
调查中，罗培告诉记者，原来在1994年5月21日海波经营部和南通人民银行证券抵押处签订《抵押贷款合同》约定：海波经营部以起凤街17号房为抵押，向证券抵押处贷款15万元，期限从1994年5月21日至8月19日止，月利息3%。证券抵押处于当天发放贷款13.65万元，海波经营部又于8月18日付息4500元并双方协商一致将贷款到期日延长至9月18日。贷款期满后，海波经营部于10月13日还款2万元，14日还款3万元，余款当时未能归还。
1994年12月11日南通人行证券抵押处向崇川法院诉讼判海波经营部归还贷款本息；
1995年1月17日证券抵押处以“本处由于发生新情况，决定撤诉。”在同日崇川法院就作出撤诉的崇经初字第450号民事裁定，但卷宗中一直没有向海波经营部送达该裁定的回执，其间海波经营部以及罗培一直蒙在鼓里。
可是，1995年1月13日（按照法律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期间或没有作出裁决前，当事人不得申请工商仲裁），证券抵押处陆宣平仍和海波经营部员工唐桂华以及唐委托的金融律师事务所的李世盛去申请工商仲裁，那次工商仲裁，海波经营部及其法定代表人罗培根本不知道，也根本没授权任何人去仲裁。
然而，在这种明显违法的情况下，1995年1月19日工商仲裁竟当庭作出（95）第1号裁决：1、借款方归还贷款本息共计116416元；2、贷款方（人民银行）有权将起凤街17号房拍卖或转让他人，所得款项在贷款方收回116416元和600元仲裁费后，多余款项由唐桂华保管，资金划到南通市农行海港营业所南通市交通运输管理处崇川管理站的833908010009账号上；3、仲裁费600元由借款方承担。
1995年1月24日证券抵押处陆宣平和唐桂华代表双方签收了《裁决书》，而真正的海波经营部的法定代表人罗培直到2001年8月23日才收到《裁决书》。罗培向崇川工商局讨要说法，崇川区工商局却以找不到仲裁卷宗为由整整向受害者罗培隐瞒了六年零七个月。
同一事实，判决结果截然不同
2001年10月26日罗培义愤填膺，依法向南通中院诉讼申请撤销非法的《裁决书》。同年12月5日南通中院作出裁定：认定罗培无权以个人身份向法院申请撤销工商《裁决书》；
2002年春天，罗培再以南通市海波经营部的名义向南通中院申请再审。2002年11月28日南通中院驳回南通海波经营部的再审申请，维持原工商《裁决书》。但是，罗培仍不断向当地法院提出撤销工商《裁决书》的申请。
2004年5月27日南通中院依法作出（2004）通中民二仲字第001号民事裁定书：“撤销原南通市崇川区工商行政管理局经济合同仲裁委员会崇川裁字（95）第1号裁决书。
南通中院撤销仲裁委的理由是：本院认为：一、对于申请人提出仲裁协议无效的理由，根据“法人委托书”上的内容，该委托事项仅为“房产抵押贷款的有关事宜”，并未涉及仲裁这一特别事项，故申请仲裁的相关委托手续均属于越权；人自己以及人损害被人利益的情形，属滥用权。综上，唐桂华在仲裁程序中为无权，其签订的《申请仲裁协议》无效，应视为双方无仲裁协议，其委托的李世盛同样不具有合法的权。仲裁委明知上述情形却未予审查，根据仲裁法第58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申请人的该撤销仲裁的理由成立。二、对于申请人提出仲裁裁决违反法定程序的理由，证券抵押处既然选择向法院，也就同时选择排除仲裁委的管辖权。案涉抵押贷款合同纠纷在崇川区法院审理期间，仲裁委对同一经济合同纠纷再行立案受理，仲裁委对该案没有管辖权；仲裁开庭安排在其指定的15日内答辩期内进行，是庭审程序严重不合程序。综上，根据仲裁法第58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申请人的该撤销仲裁理由成立。三、案涉抵押房屋的产权在1993年12月23日已移交给罗培，但仲裁裁决对此未予审查，且裁决对唐桂华提出罗培欠个人债务的主张一并进行处理，并将拍卖余款交由唐桂华保管并将资金划至案外人账上，仲裁事项已超出仲裁协议的范围，违反了仲裁法第58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申请人的该撤销仲裁理由成立。四、证券抵押处实际发贷13.5万元，但仲裁裁决计算本息时仍旧按照15万元的贷款本金计算，并且计算复利，显属适用法律不当，违反了仲裁法第7条的规定，该仲裁裁决应予撤销。
拿到裁决书的罗培热泪盈眶，因为南通中院毕竟给了他公正，尽管是迟到的公正。拿到裁决书的罗培，依据法律条文向南通市房产管理局产权监理处讨要说法。但令罗培没有想到的是，2004年6月9日南通市房产管理局产权监理处向罗培《答复》：“该处是依据前文提及的三份材料，即《房地产买卖契约》、工商《裁决书》以及南通中院执行庭的《通知》而办理过户手续”。刚刚有一线生机的罗培欲哭无泪，提到这三份材料，罗培满腹愤怒。
1995年10月18日南通中院协助执行通知书（95）执字第26号告知南通房产交易所，“南通市海波贸易发展公司出售给启东生资公司南通分公司的起凤街17号的产权证照，请暂不给办理转移手续。”
罗培认为，明明是我自己的产权私房，怎么能由“南通市海波贸易发展公司”出面出售。南通市海波贸易发展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陈美林，与海波经营部及其法定代表人罗培毫无关系，就是那份《房屋买卖契约》的买方是“启东市生产资料服务公司”而根本不是什么“启东生资公司南通分公司”，这两者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家单位。为何要拉扯在一起。更有甚者，1995年11月29日南通中院执行庭又发来手写《通知》“请南通房交所按规定办理南通市海波贸易发展公司出售起风街17号房给启东生资公司南通分公司过户手续，发给产权证书，谢谢支持。”
既然南通中院撤销了仲裁书，且明确《房地产买卖契约》、工商《仲裁书》、唐桂华卖房过户无效。法律文书代表国家天平的鲜红大印的印泥还没有风干，怎么到了南通房产交易所就成了一纸空文？罗培百思不得其解；而南通中院执行庭在9年前一纸手写的《通知》更让罗培一头雾水，找不到南北。
2004年6月22日罗培依据中院的《裁定书》，向崇川法院南通市房产管理局产权监理处非法办理“过户”这一具体的行政行为。
但是，2004年7月22日崇川法院却裁定认为：申请人海波经营部的诉请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为由，不予受理。同样2004年8月20日南通中院又裁定认为申请人海波经营部时已超过行政诉讼法规定的期限，从而继续维持原裁定。2006年5月16日南通中院又以通中行监字第00002号，仍然认为已过期并希望服判息诉。
显而易见，崇川法院认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范围，故不受理；而南通中院认为可以受理但申请人（海波经营部）已经超过期，故也不好受理。2007年2月5日，江苏高院指定盐城中院复查，盐城中院通知海波经营部：你部的已过期限，原裁定应予维持。
这就很显然，基层法院以不属于法院行政诉讼范围，不受理；上级法院又认为可以受理，没有超范围，但时效已过而不受理，也不进行实体审理。
南通起凤街17号房产权究竟该给谁？已经被南通的工商局、房管局、人民法院搞得面目全非了，真正的产权人、自己的产权房，在自己不知道的情况下被枉法仲裁，违法过户，状告无门。
法律规定，公民合法的
诉权不能剥夺
那么，南通市海波经营部及其法定代表人罗培南通市房产管理局产权监理处，究竟是否真的过了法律规定的期限？
为此记者专门咨询了北京的王凯律师，他明确答复，依据法律规定，海波经营部罗培的时效没有过期。依据就是《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知道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内容的，其期限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计算。对涉及不动产的具体行政行为从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其他行政行为从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如果本案从1995年12月8日南通市房产局产权监理处将起凤街17号房过户给启东市生产资料服务公司并向其颁发房产证，到2004年6月22日南通市海波经营部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算起，并未超过20年，所以法院应当作为行政诉讼受理。
行政撤诉申请书篇5
关于行政诉讼的调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50条和第67条第三款规定，除“赔偿诉讼可以适用调解”外，“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然而，行政审判中大量的行政诉讼撤诉案件实际上是没有调解书的调解。这是因为《行诉法》第50条规定禁止适用调解，而在审判实践中大量案件以调解化解了官民矛盾，制作法律文书时转用了“撤诉”这一法定形式。现行《行诉法》对行政诉讼调解制度规定得太狭窄，为了使行政诉讼调解制度适应我国行政审判工作的需要，发挥该制度对化解官民纠纷的应有功能，本文拟就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相关问题进行探讨，以一己之见抛砖引玉。
一、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制度的弊端
虽然行政诉讼法明文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但在司法实践中，以调解解决官民矛盾是普遍存在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行政诉讼法规定的撤诉制度与司法实践相脱节。
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行政诉讼中的撤诉可以分为申请撤诉、原告同意被告改变具体行政行为并申请撤诉、视为申请撤诉以及按撤诉处理四种情况。对于申请撤诉与原告同意被告改变具体行政行为并申请撤诉这两种情况，人民法院有审查的义务。被告对具体行政行为的改变正确合法，原告同意并申请撤诉的，法院可以准许；被告对具体行政行为的改变不正确，为了规避诉讼而无原则地变更行政行为的，即使原告撤诉，人民法院也不准许。如果人民法院查实原告的撤诉是由于他人欺诈、胁迫而提出的，亦不应当准予撤诉。
撤诉制度的规定是考虑到行政诉讼原告的权利亟需司法保障，但具体到司法实践中这一规定却成了空中楼阁，由于法院迫于压力或出于息事宁人考虑而怠于对撤诉申请行使审查权，面对原告的撤诉申请，法院几乎是一路绿灯，数十万的撤诉案件中原告申请撤诉但法院不准许撤诉的案件少之又少，这导致在大量的撤诉案件中，非正常撤诉的案件占相当大的比例。非正常撤诉是相对于正常撤诉而言的，多是指原告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持有异议，其撤诉并非心甘情愿而是受外力影响，撤诉时原告权益未得到保护，法院对撤诉申请予以准许的情况。我国行政诉讼中撤诉率高的真正原因在于当前行政诉讼缺乏良好的制度环境，行政权缺乏制约，原告缺乏基本的安全，法院缺乏独立性和权威性。
撤诉是原告、被告和法院“合谋”中止诉讼。从撤诉的效果来看，由于双方当事人的案外和解协议不具有同调解协议一样的确定力与执行力，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原告撤诉以后不得以同一事由向人民法院再次起诉(按撤诉处理的除外)，行政机关若反悔不履行和解协议，原告即丧失了请求司法救济的权利，这对原告权益的保护是极为不利的。行政诉讼法对撤诉后禁止以同一理由再起诉的规定与行政诉讼中双方当事人的案外和解的广泛存在产生巨大的矛盾。作为原告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权利无法通过行政诉讼得到理想的保护，也很容易引起相对人与行政主体之间的信任危机，同时也降低了法院的威信。立法者当初设立禁止调解制度的本意则是担心调解会损害原告利益或公共利益，而事实上，禁止调解不仅未能真正保护原告和社会的公共利益，相反却在诉讼程序以外悄然地进行着侵害。因“案外和解”而撤诉的这种非正常撤诉的现象，严重背离了行政诉讼的目的，使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制度的立法本意完全落空。“事实上，允许调解未必损害原告利益或者公共利益，不允许调解也不见得能够保护原告利益和公共利益。” 与其让“案外和解”这种变相的调解成为规避法律和规避司法监督的工具，不如从制度上加以规范，以消除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所产生的尴尬。因此，设立调解制度，将当事人的协商过程和内容置于司法审查之下，显得尤为紧迫和必要。
二、完善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理论基础
（一）公权力绝对不允许处分的理论欠缺
现行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的理论依据是“公权绝对不可处分”。该理论认为，在行政法律关系中，行政权属国家公权，具体行政行为是否作出或如何作出，法律法规都已预先设定，行政主体是不能自由处分。行政权不同于民事权利，行政主体不能采取全部或部分放弃其行政职权的方式来促成与相对人的和解。而调解则意味着行政主体能对行政权利进行自由处分。行政权的这种特殊性使行政诉讼失去了调解的前提和基础，因此，人民法院只能根据合法性审查的原则，对合法的具体行政行为判决维持，错误的判决撤销或有限变更，除此之外没有选择的余地。但是，随着我们对行政权力性质的认识不断深入，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由于对经济与行政管理的社会需求不断增加，以及在现代市场经济和世界民主化潮流的推动下，传统的管理行政、秩序行政逐步转向以给付行政、服务行政为特点的现代行政，以行政主体为中心和行政权力的单向行使为全部内涵的传统行政日益转向以注重人权和民主的现代行政，在此转型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行政方式的多样化、柔软化趋势，出现了非强制行政行为如行政契约、行政指导等 。这就造成认为行政主体绝对不能处分行政权力的观点越来越站不住脚。因为，现行行政管理已不再仅仅是行政主体单方意志的体现，更多的则是表现为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方的合作，这样不但节约了行政成本，而且提高了行政效率，使行政目的得以圆满实现。在合作的行政中，行政管理的实现并非使用行政权力手段，而是常常在与相对人的征询、协商、沟通中做出行政行为。另外，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并不总是矛盾冲突的。即便在公益与私益发生冲突时，基于国家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基本理论，立法、执法和司法都应以比例原则相互权衡，在一者的博弈中寻求最佳平衡区域 。这个平衡区域为行政主体与相对人的协商提供了空间，行政主体在这一范围内行使处分权非但不会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反而会使公权与私权获得共赢的效果。
（二）行政主体在法定条件下享有自由裁量权，是设立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理论支撑
行政撤诉申请书篇6
【内容提要】通过争讼程序撤消违法行政行为是实现违法行政责任的重要形式。争讼撤销的基本特征在于必须以当事人的申请为前提。对我国法律所规定的争讼撤销申请人资格条件应当作宽泛的理解，凡是其合法权益受到行政行为侵犯的人，都应被赋予申请争讼撤销的资格。我国目前争讼撤销的事项范围过于狭窄，需要逐步扩大。争讼撤销的申请期限应当本着对当事人有利的原则进行调整。
【英文摘要】Withdrawal of illegal administrative activities through lawsuit procedure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forms of realizing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unlawful administrative activities，of which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 is that the application of the person concerned must act as a prerequisite，so the qualification terms of the applicant，stipulated by Chinas law systern，must be understood widely and loosely，and all those whose legal rights and interests have been infringed upon by administrative activities granted the qualification of Chinas lawsuit withdrawal.But at present our Lawsuit nithdraoval ranges so narrowly that its in gradual need of expansion thus application term of lawsuit should be adjus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inciple that its advantageous to the pesson concecned.
【关 键 词】争讼/撤销/行政行为/申请/违法contest lawsuit/withdawal/administrative activity/application/illegal
【 正 文 】
按照依法行政原则的要求，对于行政主体实施的违法行政行为，必须通过适当方式将其撤销，使其丧失法律效力。对违法行政行为的撤销主要有两种方式，即职权撤销和争讼撤销。争讼撤销是指按照争讼程序撤销违法行政行为的法律责任实现方式。启动争讼撤销程序的前提条件是有关当事人向有权机关提出撤销请求，如果当事人没有提出撤销请求，行政行为即使构成了撤销理由，也只有通过职权撤销方式予以撤销，而不能采取争讼程序撤销。
为了进一步规范对违法行政行为的争讼撤销，本文拟就争讼撤销的几个问题谈一些粗浅的看法，以求教于同仁。
一、争讼撤销申请人资格
争讼撤销本质上是一种法律救济制度，因此，争讼撤销的申请人必定要受到一定的资格限制。从现实情况看，各国的争讼撤销制度对申请人资格条件的规定不尽相同。
在美国，有权提起行政上诉（行政复议）的人，原则上限 于权利和利益可能受到行政决定影响的人或者对行政决定具有利害关系的人，既包括权利和利益直接受到行政决定影响的人，也包括权利和利益间接受到行政决定影响的人。
在日本的行政上的不服申诉制度中，可以对行政处分提出不服申诉的人，是指对处分“不服者”。可以对不作为提出不服申诉的，是指对“与其不作为有关联的处分及其他行为提出申请的人”。在行政案件诉讼中，能够提起撤销诉讼者，必须是与行政处分的撤销有“法律上的利益”者。一般认为，接受不利行政处分的行政相对人与行政厅之间存在着直接不利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此，当然具有就该行政行为进行争讼的法律上的利益。虽然形式上不是行政处分的相对人，但县，只要实质上处于可以看作当事人的地位者，也同样具有法律上的利益。
法国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因诉讼类型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在完全管辖之诉中，只有主观权利受到侵害的当事人才能起诉，而仅仅是利益受到损害的当事人不具有提起完全管辖之诉的资格。在越权之诉中，申诉人只要其本人利益直接受到违法行政决定的侵害就可以提起越权之诉，但不必是属于申请人个人的利益。申诉人的利益内容复杂，意义和范围随时间和具体情况而不同。法院在认定哪些是属于申诉人的利益时，往往带有主观成分。[1](P678-681)
在英国，在1978年以前的司法审查中，申请公法上的救济手段（提审令禁止令和执行令）和申请私法上的救济手段（阻止令和确认判决）适用不同的起诉资格。这样复杂的起诉资格，对公民申请司法审查造成困难。1977年的最高法院规则修改原来第53号关于起诉资格的命令，建立一个统一的申请司法审查程序。打破了原来公法上的救济手段和私法上的救济手段截然分离的状态。当事人在同一诉讼程序中可以按照最高法院规则的规定，申请任何一种救济手段，也可以同时申请几种救济手段。从而在理论上已经取消了申请公法上的救济手段和申请私法上的救济手段关于起诉资格的区别。1977年最高法院规则在修改后的第53条命令中第三条第5款规定申请司法审查的起诉资格如下：“申请司法审查必须根据法院的规则得到高等法院的同意。高等法院不能同意，除非该院认为申请人对于申诉事项具有足够的利益。”也就是说，最高法院主张以申请人对申诉事项具有足够的利益作为申请司法审查的资格。1981年的最高法院法第31节第3款完全接受了最高法院第53号令中关于起诉资格的规定。[2](P200-201)
我国法律将争讼撤销的申请人表述为：“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行政诉讼法》第2条、第41条第(1)项，《行政复议法》第2条，第9条）。但是在理论上和实践中，人们对争讼撤销的申请人资格的理解仍存在分歧。有一种观点认为，争讼撤销的申请人必须是具体行政行为所指向的行政相对人。有学者指出，行政复议申请人必须同时具备两个条件：其一，必须是具体行政行为的管理相对人；其二，必须是具体行政行为直接引起其法律上权利义务变化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还有学者认为，行政诉讼的原告只能从行政关系中产生，原告必须是这个特定的行政关系的一方主体，即直接承担该具体行政行为的法律后果的行政相对人。从审判实践看，将行政诉讼原告界定在行政管理相对人范围内，不仅理论上行得通，法律上有依据，而且实践中容易把握。反之，如果非行政管理相对人也能作为原告起诉，则原告的主体资格就根本无法界定了。
上述观点在《行政诉讼法》颁布实施的一段时间内颇为流行，但随着理论研究的深入和行政争讼实践的发展，这种观点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质疑。有人指出，将争讼撤销申请人局限在具体行政行为的管理相对人的范围内，缺乏充分的法律根据，因为，行政诉讼法在规定申请人资格时并没有使用“行政相对人”的概念。还有人指出，将争讼撤销的申请人限制为具体行政行为的管理相对人，不利于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例如，行政机关批准公民甲在公民乙承包的土地上建房，公民乙的合法权益受到了行政机关批建行为的侵犯，但根据“行政相对人说”，公民乙却无权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因为他不是批建行为的行政管理相对人。这显然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的立法宗旨。
鉴于“行政相对人说”存在明显的不足，一些学者提出了“利害关系说”，认为争讼撤销的申请人不限于行政管理的相对人，任何与具体行政行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都有权申请将其撤销。也有学者认为，只要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与所诉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就具有争讼撤销的申请人资格，而不论这种利害关系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因为所谓直接间接关系很难判断，更为主要的是，行政诉讼的宗旨是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我国行政诉讼的范围本来就很狭窄，如果再在原告资格方面作出不利于公民的解释，那便有悖于行政诉讼的宗旨。
“利害关系说”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争讼撤销申请人的范围，但仍有其局限性。
其一，与具 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具体包括两种情形：一是因具体行政行为的实施而获益；二是因具体行政行为的实施而受害。很显然，只有具体行政行为的受害者才会产生撤销该具体行政行为的愿望和要求，并因而成为争讼撤销程序的原始发动者。从具体行政行为中获得利益的人根本不可能去发动一种旨在撤销该具体行政行为的程序。因此，用“利害关系说”来界定撤销申请人资格在逻辑上是有失严谨的。
其二，即使将“利害关系”限定在消极或负面意义上，也存在问题。如前所述，我国《行政诉讼法》和《行政复议法》规定的撤销申请人的资格条件是“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那么，“有利害关系”与“侵犯其合法权益”是不是一回事呢？如果是一回事，用“有利害关系”来解释“侵害其合法权益”就没有意义，因为，后者的含义实际上比前者更明确、更具体。如果不是一回事，则只能将“有利害关系”看作是对“侵犯其合法权益”的一种严格解释，是对申请人资格的进一步限制，而这种努力又与行政争讼制度的宗旨相悖。
我们认为，现行法律对争讼撤销申请人的资格的规定已经十分明确，即，凡是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都具有提出撤销该具体行政行为之申请的资格。这一规定对申请人资格的限制主要表现为要求确定受到具体行政行为侵犯的合法权益是否属于申请人的权益，或者说，申请人是否是被侵犯的合法权益的主体。争讼撤销是一种权利救济制度，当事人只能在自己的切身利益受到具体行政行为侵犯时，才可以享有提出撤销该具体行政行为之申请的资格。如果没有这种限制，允许当事人以他人利益或公共利益受到侵犯为由而提出撤销具体行政行为的申请，则有可能使行政争讼成为“全民之诉”。正如有的学者所言，资格本身就是一种限制。无论是“行政相对人说”，还是“利害关系说”，出发点都是为了将法律规定的申请人资格进一步具体化，以便于在司法实践中严格把握申请人资格，防止出现滥诉或“全民之诉”的后果。然而事实上，在受案范围确定的条件下，只要把握“切身利益”这一标准，就可以有效地防止滥诉或“全民之诉”，没有必要在法定资格条件之外再附加新的限制性条件。争讼是一种需要耗费成本的事情，与政府争讼更是如此。除非迫不得已，没有人愿意与政府对簿公堂，我们大可不必担心因为申请人的资格把握不严而导致滥诉，真正需要注意的却是如何避免因为申请人资格条件过严而使许多人无法通过争讼撤销而获得法律救济的情况。目前，我国行政诉讼制度面临的问题不是案件太多，而是受理的案件太少。一个拥有十几亿人的国家，每年法院受理的行政案件只有几万或十几万件，有的地区甚至连续数年没有一起行政诉讼案件，这的确是一个大问题。当然，案件太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与目前人们对原告资格的“严格”理解和把握不无关系。因此，我们主张，在不违背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应该对争讼撤销申请人的资格条件作尽可能宽泛的解释，这样有利于充分发挥争讼撤销在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也符合行政争讼制度的世界发展趋势。
转贴于 二、争讼撤销申请事项
争讼撤销不仅有申请人资格的限制，而且有事项范围的限制。争讼撤销事项就是指哪些行政行为可以通过争讼撤销途径予以撤销，哪些行政行为不能通过这种途径撤销。
在不同的国家，争讼撤销事项范围的大小不尽相同。就一国而言，争讼撤销的事项限制也因撤销主体的不同而有所差别。在我国，行政复议的撤销事项的范围明显大于行政诉讼的撤销事项范围。行政诉讼的撤销事项限于侵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人身权、财产权的具体行政行为；而根据《行政复议法》的规定，申请人可以请求复议机关撤销侵犯其任何方面合法权益的具体行政行为。不过，从总体上看，我国争讼撤销的事项还局限在对外部相对人实施的具体行政行为的范围内。内部行政行为和抽象行政行为还不能成为争讼撤销的对象。
《行政诉讼法》第12条第(3)项以及《行政复议条例》第10条第(2)项都十分明确地将内部行政行为排除在行政争讼的受案范围之外。新近制定的《行政复议法》第8条规定，不服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处分或者其他人事处理决定的，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提出申诉，实际上也把内部行为排除在复议范围之外。
受到抽象行政行为侵犯的人同样不能因此而提出撤销申请，因为《行政诉讼法》与《行政复议条例》以同样明确的方式将抽象行政行为排除在行政争讼的受案范围之外。当然，这种情况因为《行政复议法》的颁布而有所改变。该法第7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下列规定不合法，在对具体行政行为申请行政复议时，可以一并向行政复议机关提出对该规定的审查申请：(1)国务院部门的规定；(2)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门的规定；(3)乡、镇人民政府的规定。前款所列规定不含国务院部、委员会规章和地方 人民政府规章。规章的审查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办理。”
相对人对抽象行政行为提出的复查申请既可能是一个单纯的确认请求，也可能是一个撤销请求。如果他只是偶然地涉及该规定，只需通过确认该规定违法，进而使依据该规定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失去法律效力，就可以达到他的目的。如果申请人有可能反复地、经常地受到该规定的调整，那么仅仅通过确认依据无效的方式进行救济就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此时，他很可能会在复查申请中提出撤销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普遍性规定，从而使自己获得一种长期的稳定的法律救济。因此，《行政复议法》的上述规定，可以被认为是争讼撤销事项范围上的一种突破。当然，这种突破还是十分有限的。其一，行政立法行为仍享有“豁免权”；其二，抽象行政行为的撤销权并没有明确地成为行政复议权的组成部分；其三，更为重要的是，抽象行政行为还没能成为诉讼撤销的对象。
由于我国还没有将抽象行政行为和内部行政行为明确地纳入争讼撤销的范围，使得我国争讼撤销的事项范围明显小于西方发达国家。西方国家一般都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争讼范围，有的国家还将一部分内部行政行为也纳入行政争讼范围。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关于将抽象行政行为逐步纳入行政争讼范围的呼声越来越高，还有一些论著对内部行政行为（行政处分）的可诉性进行了初步的探讨。我们认为，无论是从依法治国的政治高度来看，还是从行政争讼立法的宗旨来讲，将抽象行政行为和内部行政行为完全排除在争讼撤销范围之外都是不合理的。我们赞成逐步将抽象行政行为和内部行政行为纳入争讼撤销的范围。
当然，要实现上述目标，需要首先从理论上进行充分的研究和论证，尤其是要说服立法者，使他们认识到逐步扩大争讼撤销范围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认识到过去人们为了将抽象行政行为和内部行政行为排除在争讼撤销范围之外所提出的理由是不充分的和没有道理的。例如，有人曾经提出，规范性文件不会直接给相对人造成侵害，只有在行政机关具体适用规范性文件作出处理决定时，才会对相对人造成实际的侵害。因此，只要将具体行政行为纳入争讼撤销的范围，就可以为相对人提供有效的救济。这条理由实际上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它建立在一个不能成立的假设之上。规范性文件并非不会直接侵犯人们的合法权益，如果一个规范性文件是违法的，如，规范性文件非法限制人们行使某种法定权利，那么人们遵守这一规范性文件本身就是一种损害的承受。在争讼撤销范围限于具体行政行为的情况下，这种损害是无法通过争讼撤销程序获得救济的，除非人们故意去违反该规范性文件，引起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但是这样一来，行政行为的公定力原则就会受到挑战，因为人们要通过有权机关否定某个规范性文件的效力，就必须首先用自己的行为去否定它的效力。同时，通过具体行政行为的救济只是一种个别的、暂时的救济，只要违法的规范性文件没有被撤销，人们的合法权益受侵害的状态就将继续下去。这显然与行政争讼制度的宗旨相悖。
三、争讼撤销的申请时限
争讼撤销的申请时限是指争讼撤销申请人提出撤销申请的法定有效期限。基于行政效率、行政秩序的稳定等方面的考虑，各国法律都对争讼撤销的申请规定了具体的时限要求，申请人只有在法定时限内提出撤销申请，才能有效启动争讼撤销程序。
争讼撤销申请时限分为申请行政复议的期限和提起行政诉讼（司法审查）的期限。
申请行政复议的期限，各国规定长短不一。如日本《行政不服审查法》规定，异议申诉和审查请求应自得知已作出处分之日的次日起60天以内提起，再审查请求应自得知对审查请求已作出裁决的次日起30天以内提起。韩国《行政诉愿法》规定，公民应在接到行政行为决定书之日起30日内提出诉愿申请。奥地利《普通行政程序法》规定，当事人提起诉愿的法定期限为两个星期，从当事人被送达处分裁决的正本时起算；如仅以口头宣告裁决时，自宣告时起算。西班牙1992年《行政程序法》规定，提出一般申诉的期限为1个月。
我国《行政复议条例》第29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有管辖权的行政机关申请复议，应当在知道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十五日内提出，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特殊情况耽误法定申请期限的，在障碍消除后的十日内，可以申请延长期限，是否准许，由有管辖权的行政机关决定。”《行政复议条例》的上述规定受到许多批评，因为它规定申请人提出复议申请的时间只有15天，如果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申请期限不足15天，申请人的申请时间就更短（如，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39条规定，对治安管理处罚决定不服的申请复议期限为接到通知后的5日以内）。如此严格的时间限制虽然有利于行政效率，但对申请人来说却是十分不利的，有悖于行政复议制度的根本宗旨。1999年10月1日起实施的《行政复议法》对申请复议的期限作了较大的调整，该法第9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 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自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六十日内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但是法律规定的申请期限超过六十日的除外。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正当理由耽误法定申请期限的，申请期限自障碍消除之日起继续计算。”根据这一规定，申请行政复议的期限最少为60日，法律规定起诉期限超过60日的，按法律规定的特殊期限执行。这样一方面可以使我国过去行政复议申请期限不统一的情况大为改观，另一方面也使申请行政复议的法定期限大大延长，有利于对相对人合法权益的保护。
提起行政诉讼的法定期限，各国的规定也不尽一致。在美国，法院要求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提出司法审查请求，超过法定期限提出的司法审查请求，法院一般不予受理。美国法律所规定的行政诉讼期限不一，少则30天，多则4个月。如果法律对提请司法审查的期限不作规定，或者法律没有明确规定能否进行司法审查，那么原告提请司法审查就不受时间限制。在法国，除法律有特别规定外，当事人提起行政诉讼的期限为2个月，从收到行政决定通知之日起算，或者从行政条例公布之日起算。在日本，根据《行政案件诉讼法》的规定，撤销诉讼应自得知有处分或裁决之日起三个月内提起。上述期限为不变期限，除因不能归咎于原告责任的事由而未能遵守时，承认在一定期限内可以补救方式提起诉讼外，不得予以变更。此外，撤销诉讼不问原告是否得知，自有处分或裁决之日起经过一年时除有正当理由外，不得提起。
在我国，学者们将行政诉讼的起诉期限分为一般期限和特别期限。“一般期限是指行政诉讼法规定的，适用于其他法律、法规未作明确规定的起诉期限。特殊期限是指行政诉讼法承认的，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起诉期限”。[3](P197)
行政诉讼法规定的一般期限又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直接起诉的期限。根据规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在知道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3个月内提出（《行政诉讼法》第39条）。另一种情况是经过行政复议后起诉的期限。根据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服复议决定的，可以在收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复议机关逾期不作决定的，申请人可以在复议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行政诉讼法》第38条第2款）
特殊期限在不同的法律中有不同的规定。如《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规定的起诉期限为5日，《邮政法》、《统计法》规定的起诉期限为15日，《森林法》、《海关法》规定的起诉期限为30日，《专利法》规定的起诉期限为3个月。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人们一般认为，法律所规定的特殊期限应优先于一般期限，而法规所规定的特殊期限则不能优先于行政诉讼法规定的一般期限。我们认为，起诉期限的适用应坚持对当事人有利的原则。本着这样的考虑，《行政诉讼法》有关起诉期限适用的规定就应当进行修改，在这方面，《行政复议法》关于申请期限的规定提供了一种可借鉴的模式。
行政诉讼的起诉期限的规定是对原告行使诉权的一种约束，原告必须在法定期限内提起行政诉讼，如果超过法定起诉期限，当事人将丧失起诉权，法院可以拒绝受理其提出的起诉。当然，如果当事人超过法定起诉期限有正当理由则另当别论。《行政诉讼法》第40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特殊情况耽误法定期限的，障碍消除后10日内，可以申请延长期限，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决定。”
【参考文献】
[1] 王名扬．法国行政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8．
[2] 王名扬．英国行政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7．
行政撤诉申请书篇7
在三大诉讼法中，《行政诉讼法》是最后颁布实施的诉讼法，也和《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一样，建立了再审制度。三大诉讼法规定的再审制度，既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之处，各具特色。相同之处主要表现为均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对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确有错误，认为需要再审的，应当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上级人民法院院长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确有错误的，有权提审或者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可以提出抗诉；当事人对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不服，可以向人民法院要求再审改判等。不同之处主要表现为《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三条规定“当事人及其法定人、近亲属，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可以向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认为确有错误的，可以向原审人民法院或者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二条规定“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认为确有错误的，可以向原审人民法院或者上一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诉”等等。虽然法律对保护当事人的诉权都作了不同的规定，但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缺陷，特别是在行政案件再审过程中，由于法律规定过于原则、笼统，造成在审判实践中难以操作，在此，笔者仅就现行行政再审制度中存在的缺陷谈点自己的粗见，以在修订《行政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制订相关的司法解释时，起点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现行行政案件再审制度的法律规定及存在的缺陷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用三个条文对有权提起再审的主体作了原则性的规定。将有权提起再审的主体分为三类，一是当事人；二是人民法院院长和上级人民法院；三是人民检察院。但对案件在什么情况下可以提起再审，案件进入再审程序后，应如何处理等实体问题均没有作出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根据《行政诉讼法》的原则规定，结合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实际需要，制定了《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该《解释》从第七十三条到第八十二条用了十个条文作了一些较具体的规定。其中：第七十三条规定当事人申请再审必须在判决、裁定生效后二年内提出；第七十五条规定对抗诉案件必须进行再审；第八十一条、第八十二条规定了再审的审理时限；第七十四条、第七十六至第七十八条规定了再审的程序；第七十九条至第八十条规定了案件经过二审和再审后应作如何处理。从上述这些规定来看，仍然难予解决在审判实践中，大量存在而又急需解决的实际法律问题，其法律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有权提起再审的主体多元化，职权主义严重，忽略了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原则。
建立行政诉讼的目的，是为了保证人民法院正确、及时地审理行政案件，以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行政相对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从某种角度上来说，与民事诉讼的目的是相同的，都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对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否需要提起再审，应该由当事人自己来决定，应充分尊重当事人自己的意愿。
《行政诉讼法》规定了可以提起再审的主体却有三类：一是人民法院依职权提起再审；二是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三是人民检察院依职权提起抗诉引起再审。
从上述有权提起再审的主体来看，存在着严重的职权主义色彩，特别是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仗国家法律赋予的公共权力，对行政案件提起再审的途径，要比当事人申请再审的途径方便得多。因为按照现行法律规定，人民检察院提起抗诉的案件，人民法院必须进行再审。人民法院也随时可以对其认为需要进行再审的案件进行再审，而当事人申请对案件进行再审，还需要由人民法院审查同意，而由于法律未规定再审的法定条件，人民法院还可以找出种种理由来驳回当事人的再审申请，导致当事人申请再审难。
（二）行政案件进入再审程序的法定条件不明确，导致行政案件进入再审难。
我们知道，各类案件要进入诉讼程序，由人民法院依法进行审理，均应符合法律规定的具体条件，无论是适用一审程序、二审程序还是再审程序，均应如此，这也是一个法治国家的表现。《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了民事案件进入再审的五项法定条件，这有利于人民法院在审查当事人的申诉时掌握，确定案件是否进入再审程序。《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对行政案件要进入再审程序，却未作任何规定，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十四条规定“人民法院接到当事人的再审申请后，经审查，符合再审条件的，应当立案并及时通知保方当事人；不符合再审条件的，予以驳回”，但再审的法定条件是什么呢？无论是《行政诉讼法》，还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对此均未作出规定，给人民法院审查行政案件再审申请时增加了困难。一是使人民法院在审查当事人的申诉时，难于准确把握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否确有错误，导致常与再审申请人发生争议，申请人说申请符合再审的法定条件，也就是认为确有错误，人民法院认为申请不符合再审的法定条件，但又找不出具体的法律规定来对申请人进行解释，导致行政案件进入再审程序难，造成当事人反复缠诉和越级上访，增加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二是一旦案件决定再审后，审判人员在制作再审裁定书时，找不到相应的法律依据。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印制的再审案件诉讼文书样式规定，决定再审裁定书要引用具体的法律条文，决定再审的民事裁定书可以引用《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项，可决定再审的行政裁定书却无具体的法律条文可引用。
（三）有权对行政案件进行再审的法院级别不明确，行政案件进入审程序后，应作如何处理法律规定不明确，导致维持、撤销两难。
《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二条规定“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认为确有错误的，可以向原审人民法院或者上一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诉，但判决、裁定不停止执行”，但未规定由那一级人民法院进行再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十六规定“人民法院按照审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人民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人民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从上述规定来看，全国各级人民法院都有权对一审发生法律效力的行政案件进行再审，上级人民法院有权对本院和下级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行政案件进行再审。但是，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的规定来看，似乎基层人民法院又无权审理行政再审案件，因为这三条都只规定了原审裁判确有错误或不当的，均使用了撤销原审判决或者裁定，发回作出生效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重新审判，或者指令第一审人民法院受理或审理。从这一规定来看，只有中级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才有权作出发回重审、指令受理或审理的裁定，但对目前承担大部分再审任务的基层人民法院来说，是否有权对行政案件进行再审、对行政案件进行再审后，应该作如何处理，都找不到法律依据，导致在审判工作中，对于需要撤销原判的案件，找不到相关的法律条文来引用，形成了两难的境地。
（四）行政案件进入再审程序后，被告行政机关是否可以再举证，法律规定不明确
《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二条规定“被告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在行政诉讼中，被告对其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举证责任。被告应当在收到状十日内提交答辩状，并提供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的证据、依据；被告不提供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的，应当认定该具体行政行为没有证据、依据”，第三十一条第三款规定“被告在二审过程中向法庭提交在一审过程中没有提交的证据，不能作为二审法院撤销或者变更一审裁判的根据”。从上述规定来看，被告行政机关的举证时间应在收状十日内，或有正当理由并经得法庭准许外，在其他时间提交的证据都不能采信。但对在再审过程中，被告行政机关是否可以向法庭提交在原审时没有提交的证据，提交以后，法庭能否采信，都没有具体的规定。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十六规定“人民法院按照审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人民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从这条规定来看，似乎又允许被告行政机关在再审诉讼中，向法庭提交在原审中未向法庭提交的证据，因为既然是按照第一审程序来审理，被告行政机关就可以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在行政诉讼中，被告对其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举证责任。被告应当在收到状十日内提交答辩状，并提供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的证据、依据”的规定向法庭提交证据。由于上述规定的不明确或自相矛盾，导致在审判实践争议较大，难以掌握，有一件这样的案件在再审时引起了较大的争议。原审原告郭某与原审第三人刘某系夫妻关系，双方自愿于2004年8月到民政机关办理了离婚登记手续，领取了离婚证。郭某以其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为由，于2005年9月向法院被告县民政局，要求法院撤销民政机关颁发的离婚证。在原审诉讼中，被告县民政局未向法庭提交证据，原审以被告县民政局未举证为由，判决撤销了该离婚证。一审判决生效后，县民政局以是应双方当事人的申请，为他们办理离婚登记的，符合法律规定为由向法院申请再审。在再审诉讼中，被告县民政局向法庭提交了为当事人办理离婚证时的相关证据，并经法庭审查该证据客观真实，来源合法。但对是否可以以此证据来撤销原判，有二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该证据不宜采信，更不能以此证据来撤销原审判决。理由是法律规定被告行政机关的举证时限明确，被告行政机关未在规定的时限内举证，应视为无证据，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一条第三款规定“被告在二审过程中向法庭提交在一审过程中没有提交的证据，不能作为二审法院撤销或者变更一审裁判的根据”，既然被告在二审时提交的证据都不能作为撤销或变更一审裁判的根据，在再审提交的证据就更不能作为撤销或变更一审裁判的根据。另一种意见认为，在再审诉讼中，被告行政机关提交在原审中没有提交的证据，只要该证据符合证据的“三性”要求，就应该采信，并作为撤销原判的根据。理由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十六条“人民法院按照审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人民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既然再审案件是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就应该执行有关审理第一审案件的全部规定，包括送达有关诉讼文书、当事人举证范围及时限、开庭审理的方式、裁判结果、审理时限的规定等等，当然也包括了被告行政机关可以向法庭提交在原审时未提交的证据。
二、完善行政案件再审制度相关法律规定的构想
针对现行行政案件再审制度中存在的法律缺陷，在修订《行政诉讼法》时，要突出行政诉讼的特点，要做到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与支持、维护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相一致，进一步完善行政诉讼法律制度，同时，要与民事、刑事再审制度相衡接，突出当事人主义模式，便于当事人进行诉讼和人民法院审理，构筑起符合中国国情的行政案件再审制度。
（一）对有权提起行政再审的主体重新定位。即取消人民法院依职权提起再审的规定，弱化、限制人民检察院提起抗诉引起再审的范围，规范、强化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法定条件。
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是依照法律规定，应用国家审判权来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和履行义务，以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不受行政机关违法行政行为侵害的一种司法活动。①确保人民法院公正司法以及树立司法权威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人民法院审理裁判案件，均应处于中立者的地位，超脱于各方当事人，不能代替任何一方当事人来启动一项诉讼程序。当事人对人民法院作出的裁判结果不服，可以通过上诉或者申请人民法院进行再审，来进行司法救济。当事人不提起上诉或申请再审，说明当事人默认同意该裁判结果。人民法院依职权提起再审，既违背了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原则，也与现代司法理念不符，且在审判实践中也有诸多不便操作之处。当原告或被告不到庭参加再审诉讼时，按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对经两次合法传唤，原告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视为申请撤诉；被告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可以缺席判决。如原告不到庭，依法应视为申请撤诉，人民法院就无法对该案进行再审，使人民法院处于非常尴尬的地位，也会给一些领导机关或者领导人借司法监督之名，干预司法独立留下法律依据，那么人民法院决定再审又有什么实际价值呢？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审判实践来看，人民法院依职权提起再审的规定都没有存在的价值。因此，应当取消人民法院依职权提起再审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依法对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进行法律监督。在目前社会各界反对司法腐败和应加强对司法权的监督呼声甚高的背景下，要想取消检察机关对行政案件的法律监督是不现实的，该项制度仍应继续保留。但作为行使国家公共权利的检察机关，对所有的行政案件都可以提出抗诉，与检察机关现行的人力、物力和业务素质都有不相称之处，也与现代司法理念相勃，故应对检察机关对行政案件提出抗诉的范围作适当的限制。即检察机关只对人民法院判决撤消了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而该行政机关既不上诉又不申请再审，且该判决有可能损害国家或社会公共利益时，人民检察院才可以代表国家提出抗诉。而对人民法院判决维持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的判决，人民检察院不宜提起抗诉。这样处理，一是充分体现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尊重行政相对人的诉讼权利；二是减轻检察机关的工作压力，使检察机关能集中精力维护国家、集体和社会公共利益。
（二）规范、强化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条件，疏通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渠道。
在取消了人民法院可以启动再审程序的规定，弱化、限制了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范围后，必须进一步规范、强化当事人申请再审的途径，疏通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渠道。一是要明确规定提起再审的法定条件。这主要从二个方面来规定，一方面具体列举再审必需具备的条件；另一方面还要列举不得申请再审的具体情形。二是应规定申请再审的行政案件，必须经过了二审程序。对没有经过二审的案件，当事人不能申请再审，堵塞当事人不打二审打再审的路，使行政争议尽快了结，以体现行政行为效率优先原则，同时也有利于提高司法效率。三是应规定人民法院对再审申请进行审查的时限，同时给予必要的补救手段。人民法院对当事人提出的再审申请，应当进行认真、及时地审查，审查时间以一个月为宜。对符合再审条件的，裁定进入再审程序；对不符合再审条件的，应作出不予受理决定书，送达给申请人。当事人对该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决定书之日起十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以确保当事人的申请再审权不被剥夺。
（三）合理界定申请再审的条件和证据认定标准。
再审改革最关键的是对申诉和改判的理由要有限制，具体涉及到事实和证据问题，证据成为改革的核心，证据效力又是其中最核心的内容。②至于行政再审案件的具体条件应如何规定，可以参照《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结合行政诉讼的特点，再综合近年来专家的论述来确定。这也是行政再审改革的关键之处，这一步走好了，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渠道就疏通了，当事人的缠诉和越级上访问题将会得到根本的改变。
行政案件进入再审程序开庭审理后，是否应当维持还是改判，这又是一个关键点，法律对此应当有明确、具体、可操作性的规定，尽可能避免模棱两可的表述，这也是解决当事人缠诉和越级上访问题立足点。这主要涉及到对事实和证据的认定问题，而证据又是决定案件是否改判的关键问题，对此，法律应有明确的规定。如应该明确当事人的再审诉讼中是否可以提供新的证据，当新的证据与原审认定的证据相矛盾时，能否以新的证据来作为撤消原判的证据等，特别是应该规定被告行政机关在原审中因未提交证据而导致败诉后，而又以有证据为由申请法院对案件进行再时，在再审时提交的证据能否作为撤消原判的证据。
（四）当事人申请再审和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应有时间限制。
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一般都是为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应体现效率优先的原则，而且《行政诉讼法》还规定“诉讼期间，不停止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不宜让一个行政行为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有必要对当事人申请再审和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时间进行限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十三条规定“当事人申请再审，应当在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2年内年提出”，而对检察机关提出抗诉的时间却未作限制。结合行政诉讼的特点，2年时间可以说是太长了，建议将该时间统一确定为裁判发生法律效力后六个月内为妥。
（五）确定再审案件的管辖级别和审理次数。
由于前面提到未经过二审的行政案件不能进入再审程序，所以基层人民法院不再受理再审行政案件，而应由中级以上人民法院管辖。同时应规定行政案件申请再审，只能向作出生效裁判文书的人民法院提出，取消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出的规定。这样规定，既有利于减轻上级人民法院处理的工作量，也以避免多级人民法院反复审查同一再审申请的重复劳动，以节约司法资源，提高工作效率，也有利于减轻当事人的经济负担。
同时，应规定行政案件的再审次数，无论是当事人申请再审，还是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引起的再审，均应以一次为限。经过一次再审的案件即为终审裁判，当事人和人民检察院均不得再次提出再审申请或抗诉，避免一个案件被反复再审，造成终审不终的局面。
注释：
①应松年主编的《行政诉讼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行政撤诉申请书篇8
在房屋登记实务中，对涉诉案件是否可以由权利人持生效法律文书直接申请产权登记，各地做法不一。实务中对生效法律文书在房屋登记中的使用主要存在两种意见，一种认为：根据《房屋登记办法》第十二条的规定，因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的生效法律文书取得房屋权利的，可以由当事人单方申请。申请人只要持法院法律文书就可以单方申请相应的登记业务[1]；另一种认为：人民法院在办理案件时，需要国土资源、房屋产管理部门协助执行的，国土资源、房地产管理部门应当按照人民法院的生效法律文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办理协助执行事项。对人民法院、仲裁机构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除应具备生效法律文书外，还应提交协助执行通知书[2]。笔者认为，对持生效法律文书是否可以单方申请房屋登记应当具体分析。从生效法律文书内容看，有确认物权归属的，也有认定物权转让合同效力的，还有责令债务人协助履行过户手续的，不同诉讼请求导致不同的判决结果，要结合法律文书的具体内容予以确认。
（一）对确认物权归属的诉讼，生效法律文书认定房屋归属，无论受让方是否给付对方财物补偿，根据《物权法》第28条规定，因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的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等，导致物权设立、变更、转让或者消灭的，自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等生效时发生效力[3]。其自法律文书生效时已发生物权效力，登记机构的登记行为只是物权效力的补记载，应当凭生效法律文书直接受理单方申请办理登记。如登记机构不予登记，该物权变动登记机构无法掌握，可能造成登记机构后续的错误登记，进而损害相关当事人合法权益，此举显然与立法初衷不符。
（二）对认定合同效力的生效法律文书，当事人应当依据生效法律文书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对方当事人拒绝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的，应当通过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登记机构不宜代为作出判断。主要原因：房屋转让合同有效只是物权设立的原因，并不导致物权设立。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在其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中收录了一个2010年案例：甲与乙签订了房屋转让合同，甲依约支付了全部价款，但乙以其妻子不同意为由拒绝办理过户手续，甲诉至法院要求认定合同有效，并责令乙协助其办理过户手续。法院审理认为，甲基于对房屋权属证书记载的权利人的信赖，与乙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且支付了合理价款，其买卖合同有效；甲要求乙履行合同过户，因乙的妻子作为共有权人明确表示不同意，驳回了甲请求过户的诉讼请求。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支持了这一判决。同样此类因在法律上或者事实上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有效合同常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登记机构不宜在仅认定合同有效情况下凭申请人单方申请办理过户手续。
（三）对责令债务人协助债权人履行过户手续的生效法律文书上，当事人应当根据生效法律文书执行。该类法律文书一方当事人不配合履行的，因诉讼请求清楚，可以通过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对生效法律文书可以单方申请登记的情况，很多同行在实务中犹豫，以是否双方都履行了义务作为判断依据。笔者认为，要与法院多沟通，建立和完善执行联动机制，达成共识：人民法院执行生效法律文书明确房屋产权归属的，房屋登记机构可直接根据生效法律文书办理过户登记；取得房屋所有权的一方当事人未履行需承担义务的，由对方当事人通过人民法院申请依法执行。法院生效法律文书只确认合同有效未明确产权归属的，合同双方当事人应当共同向房屋登记机构申请房屋过户登记。
二、关于房屋买卖合同被认定无效的后续登记问题
案例：坐落于某小区5号楼203单元为郑某、林某夫妻共有财产。2012年6月，林某未经郑某同意，将该房屋转让给其女儿吴某（郑某继女），并办理了产权过户手续。郑某知情后，诉至法院，经区、市两级法院审定，认定该房屋为郑某、林某共有，林某与吴某的转让行为无效。2013年7月5日，区人民法院送达《执行裁定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将该房屋的产权恢复登记至被执行人林某名下”，并由申请执行人郑某协助办理过户手续。问题：此案中房屋已登记在吴某名下，房屋登记机构以何种方式恢复到原权利人名下？民国时期的涂销登记是用红色笔在登记内容上涂销，原登记记录还是会看得出撤销、恢复登记的过程。现有法定的登记类型中并无“恢复登记”这一业务类型，在实践中也很少见到，各地做法不一。有以撤销登记加补换证登记，有以撤销登记加更正登记，也有直接以更正登记形式进行登记。如何“恢复”登记成为各地的难点问题。
笔者认为：民事判决不同于行政诉讼的判决，行政诉讼判决直接对某个登记行为的合法有效性作出判断，其判决结果表现形式为撤销某一登记行为，登记机构不宜也没必要再就登记事项是否撤销作出判断。而民事判决解决的是合同效力、物权归属等问题，不对登记效力作出判断，因此民事判决中不会作出登记机构“撤销登记”的判定，需要由登记机构根据《房屋登记办法》第八十一条规定作出撤销登记决定，对当事人不愿交回房屋权属证书的，还应当依法公告其作废，仅以更正登记形式无法完成上述过程[3]。由于补证是针对房屋权属证书、登记证明遗失、灭失的情形，换证针对的是权证破损的情形，所以撤销登记加补换证登记也不符合《房屋登记办法》规定的补换证的本意。以撤销登记加更正登记办理本案，虽《房屋登记办法》第七十四条规定涉及房屋权利归属和内容的房屋登记薄的记载错误应由权利人亲自申请更正登记，但本案基于法院明确作出协助执行要求，可以由利害关系人持生效法律文书申请更正登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