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金融论文范文

民间金融论文篇1

［关键词］农村民间金融；金融效率；农户；农村中小企业

一、问题的提出

2005年中央银行的《2004年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中指出：“中国一些地方的民间融资规模已经占到当地国内生产总值的8.88%~10.53%，贷款余额的12.37%~14.66%，存款余额的6.92%~8.2%。”按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注册资本等测算，截至2004年底，广东民间资本存量为10638亿元，包括已动用的民间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6022亿元，未动用的民间资本即投资性储蓄2639亿元，加上居民持有的现金、外汇储蓄、保险资产和境外证券资产等，估计2004年末广东民间资本规模折合人民币超过1.2万亿元。从增量看，广东民间资本年度增量由2001年的483亿元增加到2004年的1642亿元，呈加速积累的增长态势①。为什么在农村发挥更大资金融通作用、占据了70%市场份额的是民间金融？农村民间金融的效率到底如何？什么因素影响着农村民间金融效率的提高？这些因素如何发挥作用？为什么农村民间金融的发展会改善金融部门所提供的金融服务？在此，笔者将一一进行分析。

二、金融市场与金融效率的互动机制

金融市场包括通过各类金融机构及个人所进行的货币资金借贷活动。金融市场创造了一个中心交易地点，该地点的存在使得发现交易对方的难度降至最小。金融效率（financialefficiency）是指金融运作能力的大小（王广谦，1977）。民间金融广泛存在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这说明民间金融是与正规金融并存的必要融资方式。中国农村民间金融的产生与发展受到多种因素的推动，主要包括经济、金融环境、经济主体内在需求、金融理论的发展、技术与创新。这些因素反映了农村金融市场追求高效率的内在要求。

在麦金农-肖的金融发展理论中，非正规金融（中国通常指民间金融）是无效率的。他主张将非正规金融融入到有组织的金融体系（爱德华·肖，1988）。完全竞争金融市场的效率体现在配置效率（allocatedefficiency）和运营效率(operationalefficiency)两方面。研究表明，虽然不同的国家，甚至在同一国家的不同市场上效率的程度是不同的，但大多数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常常具有配置效率和运营效率的作用（埃德温·H·尼夫，2005）。

金融市场内生演进的一般机制表明，金融市场与金融效率是相互促动的。金融市场越大，金融市场中交易的工具种类越多，搜寻成本越低，金融效率就越高。金融市场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不断追求更高金融效率的产物。与此同时，金融市场又直接促进了金融效率的全面提高。由于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的资金来源基本上都求助于民间金融市场。从微观上看，民间金融市场的存在和发展促使中国一批农户和乡镇企业从小到大逐步发展壮大；从宏观上看，提高了经济效率和资本形成率，促进了农村经济结构和制度的有效调整，对中国农村金融的制度变迁具有一定的导向作用。正是金融市场与金融效率两者间的良性互动，促使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金融效率的不断提高。然而由于农村民间金融一般是没有组织、分散的，使得其在资本集中方面的作用有限。

三、农村民间金融效率分析

从中国农村的发展历程来看，民间金融并不是一种低效率的融资安排，而是解决金融脆弱性的有效手段。国内外的实践证明，金融机构和金融工具的多样化对货币的演变发展、金融机构的竞争格局、货币政策的效果，乃至经济总量和经济结构都发生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一）宏观效率贡献

从宏观经济的角度看，金融效率体现为农村民间金融能充分吸收农村社会储蓄，将其引入资金需求大、生产效率高的农村中小企业和农户，起到促进经济长期增长的目的。

1.融资交易效率。融资效率高低是影响金融资源使用效率的首要因素。对融资的交易效率评价，可从融资成本、融资机制的规范度和融资主体的自由度来衡量。融资成本是企业筹措和使用资金所付出的代价，是资本的预期收益率，也是企业选择资金来源、进行资本筹措的重要依据。资金成本与融资效率成反比。高融资成本（相对于具有相似风险性项目的竞争性市场收益而言）和资金的有限可得性表明了金融不发达。解决金融不发达的问题可以为任何一个经济体带来好处，但这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因为这需要逐步形成新的甄别和治理金融交易的能力（埃德温·H·尼夫，2005）。在债务融资方面，由于中央银行的管制，农村民间金融组织难以合法地在社会上进行融资，影响了融资效率。融资机制的规范度体现了资金市场的成熟度。机制规范的资金市场融资渠道多、风险小、效率高。在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融资机制中，民间金融有着极为特殊的意义：在企业发展的早期，其重要性往往超过所有其他的融资方式。然而，长期以来中国对民间金融一直采取压制的政策，使得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民间金融手段效率大大降低。融资主体自由度是指融资主体受外界约束的程度，这种约束包括法律上的、规章制度上的和体制上的，约束与自由度成反比，与融资效率成反向关系。吉利斯等发展经济学家曾特别强调资本投入效率对经济增长的意义，资本使用的效率比提高投资量GDP的增长重要得多。

2.资本市场效率。经济增长率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市场的竞争和效率。民间金融有助于促进资本市场的形成。为了克服农村分散的、无组织的资本市场的先天性缺陷，一些民间金融机构应运而生。形成了民间金融中的间接融资资本市场。农村民间金融机构作为最终借款者和最终贷款者之间的中介，将农村分散的、无组织的资本市场在一定程度上组织起来，改善信息不对称程度，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大大提高了资本市场的效率。现代金融中介理论表明，金融中介机构的主要功能是在盈余单位把未支用的收入向赤字单位转移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在贯彻这一功能时，其有助于提高储蓄和投资水平，并在可供选择的投资项目中最佳地配置稀缺的储蓄（约翰·G·格利，爱德华·S·肖,1988）。从制度经济学的观点来看，民间金融机构的兴起正适应了民间金融的交易费用和风险需求（彭兴韵，2002）。

3.金融体系效率。金融体系循环的最终目的是在满足贸易和服务交换需求的前提下，优化资源配置，实现金融效率。金融体系的绩效对企业的资本形成决策产生重要影响，这些决策也会影响一国的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力。融资难度大小对一个经济体内资本形成的数量和类型关联度较大。在动态的、充满竞争的市场经济中，盈利与效率是联系在一起的。长期以来，中国的储蓄率都处于高水平，据中国人民银行的最新统计，2006年第一季度末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达到15.28万亿元，同比增长18.2%，比上年同期高2.7个百分点②。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资金相对紧缺的国家而言，高储蓄率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资金来源。但欠发达的金融系统一直无法充分利用现有的金融资源，高储蓄率与资源浪费并存，投资效率不高（沈坤荣、孙文杰，2004）。金融体系功能的核心是金融资源的动员和配置，保持金融资源的流动性和增值性。农村民间金融通过实现支付、为积累财富的投资提供便利、为可行的新项目提供融资以及为风险管理提供便利等作用来体现其效率，其产生和发展弥补了现有金融组织体系的不足。

4.资金配置效率。资金配置效率包括资金的有效动员与金融资源的高效利用。前者指以最低的融资成本为资金需求者提供金融资源的能力；后者指将稀缺的资本分配给进行最优化“生产性”使用的投资者。资金配置效率高低，取决于金融市场上供应的金融产品、金融机构提供的金融服务的多样性和金融商品及金融服务价格的灵活性。

农村经济发展需要大量资金的推动，储蓄是提供资金的重要来源之一。特别是在农村经济从不发达走向发达的过程中，储蓄率的高低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现实经济中，经济增长的速度取决于有多少资金投入到经济运行中，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是将储蓄转化为投资的两个主要渠道，这两种融资方式的效率直接决定了储蓄向投资的转化效率，金融发展正是通过这两种渠道影响资本形成的质量进而影响经济增长（沈坤荣、孙文杰，2004）。从各国经济发展史看，几乎所有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伴随着储蓄率的上升。金融是促进储蓄率上升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金融的特点在于资金融通，资金的充分流动是资金达到最优配置状态的必要条件。而利息率使当前消费转化为未来消费，实物储蓄转化为货币储蓄，增值转化为投资成为可能。在储蓄向投资的转化过程中，利息的高低和农村民间金融机构与农村金融市场的运作效率起着关键的作用（王广谦，1997）。在农村，由于投资渠道少，使得数量巨大的民间资本持有者或资金盈余者受利益驱动而成为民间金融的供给者或中介人，将小规模的短期储蓄集中起来，为各种类型的农村经济主体提供资金，促进了货币或资本向投资的转化，产生对正规金融的“挤出”或“侵蚀”效应。民间金融机构的兴起适应了农村民间金融的交易费用和风险的需求，符合制度经济学的观点。

（二）微观效率贡献

金融的微观效率是金融机构作为金融这一产业主体在经营发展中的效率，体现为金融机构的经营效率和发展效率。

1.降低营运成本。民间金融能节约信息和监督成本。由于信息不完全或监督的高昂成本，使得正规的、有组织的金融机构在面临借款者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时，会对借款者采取信贷配给的政策，使借款者的资金需求得不到全部满足甚至根本得不到满足。这些受配给的农户和企业为了抓住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不得不求助于民间金融进行融资。通常，正规金融与正式的金融制度安排相连，而正式的制度安排，其交易成本越高。

在农村，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的信贷规模较小，从单项交易看，正规金融机构每次的交易成本往往比大额信贷的要高。高昂的交易成本是正规金融机构不愿涉足农村小额信贷的主要原因。而小额信贷是农村经济发展所必不可少的。资本效率的提高可以从边际投入与边际产出的对比中反映出来。农村民间金融所具有的乡土性，使出借者对借款者的信用和收益状况、人品等情况了如指掌，对借款者的生产活动和金融关系的信息很了解，跟踪管理成本低下，减少金融活动中的交易成本，降低风险和提高了资金配置效率。资本效率的提高还可以通过投资主体外部融资的增长反映出来（崔慧霞，2005）。

2.动员储蓄。动员储蓄意味着将资金从众多小额储蓄者处聚集起来，用以形成生产性资本。一般而言，在动员储蓄过程中存在着两种成本：一是从小额储蓄者处集中储蓄的成本；二是克服因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信任成本。由于农村民间金融所具有的“草根性”，使民间金融与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更容易获得有关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的意会型知识。民间金融在正规金融的缝隙中依然有强大的生命力，这是民间金融与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这一组合的优势所在。总体而言，目前民间借贷涉及的恶性事件和风险远低于正规金融机构。民间金融在动员民间资本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民间资本主要以居民储蓄存款形态而存在，运用市场化方法，构建民间资本供给与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资金需求的组织系统，有效创造民间资本投入到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是缓解资本压力的基础。相关调查显示，农户借款数额中72.8％来自各种非正式渠道，其中农户之间借款占非正式的93.2％，而来自正规渠道的只占27.2％③。3.降低信息成本。民间金融的运作是嵌入于社会网络和传统型制度环境中，基于社会网络中的人缘、地缘和血缘关系，即信任关系，其所依托的制裁机制为社会排斥之类的非正式制裁机制。跨越这些社会网络关系的界限后，民间金融将难以运作。改革开放以来，民间金融对于农村中小企业融资的重要性一直存在（刘会荪、李汉铃、冯兴元，2005）。市场收集信息花费的成本大小取决于以下因素:（1）法律制度的完备性和可置信程度。（2）激励机制的设计。信息的不对称和不确定性的存在使激励机制成为必要,而使契约双方利益相容的激励机制可以使信息被正确地显示，从而降低信息收集成本（哈特，1997）。（3）产权的明晰程度。产权越明晰，从市场上收集信息的成本就越低。市场交易规模和市场的竞争程度影响着信息的收集成本。

农村民间金融的“草根性”使之易于了解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的经营状况，降低了信息不对称的程度。在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的融资过程中，民间金融组织（资金的供给者）与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资金的需求者）相比，存在着信息优势，表现为农村民间金融组织和农户、农村中小企业之间的借贷关系。因为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一般不具备直接到金融市场上筹资的能力，其经营活动中的资金主要还是依靠民间金融机构提供。

4.改善金融服务。金融服务（FinancialServices），主要是通过金融工具实现的，而新的金融服务或金融工具的出现，通常是金融机构在市场竞争压力进行金融创新的结果。在内生金融发展理论中，在经济的不同发展阶段与发展水平上，存在着对金融服务的不同需求。在经济发展初期，人均收入和人均财富较低，人们只要求金融中介机构来降低信息和交易成本，对其他金融组织、服务与金融工具的需求较少。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人均收入和人均财富达到一定程度之后，人们才有能力并积极参与金融市场活动。因此，人均收入水平越高，金融市场也越发达和活跃（崔慧霞，2005）。

农村民间金融机构通过提高利率,提前支付利息,或实行有奖储蓄等方法吸引储蓄，改进了服务手段，提高了金融服务水平，包括服务时间的延长、取消午间休息。在农村地区,民间金融仍然是最重要的金融服务提供者。

四、民间金融效率的主要决定因素

（一）制度环境

农村民间金融最大问题在于其制度环境和相关的政策选择问题。中国民间金融的发展一直受到融资管制、体制管制等方面的影响,发展缓慢。从中国农村的发展实际来看，民间金融效率比正规金融效率高,而且效率提高的空间很大。目前一些地区的民间借贷与正规借贷之间在规模与利率上都存在着很强的互动关系。作为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结果，农村民间金融是由中国农村金融制度安排所固有的缺陷造成的。其主要诱因是高收益导向的供给和巨大的融资需求。现实中，农村金融市场的特点非常适合小规模民间金融制度安排，应该给予农村民间金融以合法地位。通过建立、健全和完善民间金融运行机制，减少对民间金融的约束,提高金融效率（于谨凯、单春红,2003）。

（二）融资渠道

在经济发展初期，农村由于专业化水平不高，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以内源性的融资为主，对金融交易的需求较小，资金融通的目的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调剂短期资金的余缺，为农村民间金融机构的资金头寸管理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加上农村民间金融机构的乡土性，使之具有降低交易成本的条件。但长期融资渠道的缺乏极大地制约了包括农村企业的融资能力，诱发替代式的民间融资途径，进而扭曲金融链条的性质，降低链条的供给能力，是导致农村中小企业在扩张过程中，出现的显著依赖短期融资即“借短用长”现象的重要原因。这种高风险的融资结构实际上承受市场波动能力很低，容易导致农村中小企业在快速扩张时期出现资金链条断裂。农村中小企业的发展路线几乎都是“初期发展—快速扩张—快速的短期资金融通—再扩张—资金链条紧张—危机—溃败”的路线（徐益平，2005）。因此，在其经营活动中始终面临着资产结构上的短期资金和长期资金的优化平衡问题。

（三）基础制约

尽管农村民间金融机构在农村经济增长中起到了一定的金融资源配置作用，但总体而言，它们的金融服务技术落后，管理水平不高，金融创新业务开展缓慢，金融市场非规范运行，金融秩序混乱，金融风险积累，市场机制发育不快等是制约农村民间金融效率提高的基础约束。

五、结论

2004年中央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意见”（一号文件）中明确提出：“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在严格监管、有效防范金融风险的前提下，通过吸引社会资本和外资，积极兴办直接为“三农”服务的多种所有制的金融组织。”中国人民银行在2005年中的《2004年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中称，“民间融资具有一定的优化资源配置功能，其发展形成了与正规金融的互补效应。”这应该是为处于灰色地带的民间融资“正名”。通过笔者的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1.资本流动、货币体系、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全球化必然要求有相应高效的金融运作效率。实行以制度变迁为导向的改革，将为降低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提高民间金融效率提供前提条件。

2.经济主体在激烈竞争中对金融资产流动性和盈利性的需求加大，对金融服务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民间金融的产生和发展，缓解了农村经济发展中资金供需之间的尖锐矛盾，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

3.提高金融效率是民间金融产生和发展最根本的推动力。民间金融在发展的同时对国家金融体系产生影响，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推动了金融效率的提高。

4.从效率与规模关系上看，资本市场的规模越大其效率越高，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在社会总储蓄一定的条件下，效率高的市场将形成更多的资本，这与市场经济一般规律是吻合的。而且，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需要更高的效率才能筹集更多的资本。

5.民间金融在正规金融的缝隙中依然有强大的生命力，这是民间金融与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这一组合的优势所在。

6.中国的非组织民间金融的盛行，反映了中国社会部分资金需求无法从有组织金融体系中得到满足。深化金融改革，提高金融服务的质量与数量，才是解决问题之根本，仅仅靠取缔地下金融实现其目标是不可能的。

［注释］

①中国贸促会广州市分会会务信息部2005-10-24/servlet/infosystem.news。

②佚名：《中国金融》2006年第6期。

民间金融论文篇2

关键词：金融市场民间金融开放

民间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的背景分析

随着我国银行业正式向外资全面开放，我国取消了外资银行在中国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地点限制和客户限制，落实加入WTO金融领域兑现国民待遇的承诺。

国民待遇是国际上关于外国人待遇的最重要的制度之一，其基本涵义是指一国以对待本国国民之同样方式对待外国国民，即外国人与本国人享有同等的待遇，它是实行市场经济的基本条件，是平等竞争的基础。目前，我国政府还在研究开放民间金融究竟是利大还是弊大。

笔者认为，开放民间金融也是利弊共存，其利肯定远大于弊。回顾我国民间金融的存在与发展，从公元前2000多年的夏商时起，民间货币信贷已经在民间存在了四千多年，唐朝的民间金融相当昌盛，国民经济也很发达。而真正的国家金融是在1935年前后才开始的，但当时仍然存在一定量的民间金融，就是钱庄、票号和当铺等机构。上世纪50年代，类似当铺、银行、钱庄这样的民间金融机构被国家储蓄所代替，并被100%国营化。民间金融从那时被定义为“非正规金融”，但是民间金融这种形式一直存在并默默地发挥着它的作用。

当前的民间金融规模和巨大作用更是不容忽视。根据有关部门的统计，全国民间金融的规模高达1万亿元。另外，我国居民和民营企业还10多万亿元的储蓄没有转化为投资。与此同时，数百万家中小民营企业却同时存在着贷款难、融资难的尴尬。目前非国有部门对GDP的贡献超过了70%，但是它在过去十几年里获得的银行正式贷款却不到20%，其余的80%以上都流向了国有部门。目前全国中小企业约有三分之一强的融资来自非正规金融途径。

开放民间金融市场的利弊分析

民间金融是在银行和信用社所不能及的范围内自动起到拾遗补缺作用的，它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消费和生产的需求，深受群众的欢迎。但无庸置疑，民间金融是把“双刃剑”，在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同时也给社会留下了后遗症。

然而民间金融的影响可以概括为以下方面：民间金融自身存在着较高的金融风险。民间金融处于地下状态，缺乏正常金融机构规范的制度约束机制，金融监管机构难以进行监管，存款者得不到有效的保护。因此，民间金融的金融风险较高。由于民间金融在地下存在多年，并没有出现较大混乱。如果民间金融走出地下变为阳光下的作业，自然要出台国家监管条例，其自身也要制定相关制度，规范各种业务行为，以确保正常运转，从而降低风险系数。对政府的宏观调控活动有可能产生不利影响。民间金融往往会干扰政府的货币政策，不利于政府宏观调控目标顺利实现。例如人民银行试图减少货币供给量，提高了再贴现率。正规金融机构的利率也相应提高，而民间金融并未提高利率。原本正规金融提供的资金减少了，而民间金融提供的资金增加了，原本正规金融提供的部分资金转由民间金融来提供，货币供给量并未按照预期数量减少甚至根本没减少。

金融市场对外国人开放和对民间开放，客观上都有利于我国金融机构正在进行的转型。在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之下，共同市场将使竞争与监管理念与手段趋于一致，单向的封锁行为已无法持续。

民间金融机构的“地下性”，决定了其处于白色和黑色之间的灰色地带。有人利用民间金融机构的不透明性从事诈骗活动；还有一些民间金融机构与地下经济关系密切，甚至被犯罪分子用于洗钱，刺激了地下经济和犯罪活动；更有一些民间金融机构与黑社会勾结，干扰了正常的社会秩序。此弊源于民间金融的“地下”身份，因其属于地下，所以缺乏监管。开放民间金融市场，应加强政府监管，指导民间金融组织制定自身管理制度，规范民资按照规矩运行。如同票据诈骗、银行内外勾结骗贷、高管携巨款潜逃等正规金融机构内的犯罪行为，应归咎于个别银行薄弱的内控机制，而不应视为正规金融本身的过错一样。

此外，民间金融的高利贷也是一直令政府担心的问题。民间金融市场开放以后，中小企业或者居民个人贷款方便了，利率高自然就会被抛弃，高利贷没有了市场就会自己降下来。概括地说，民间金融“地下阶段”存在的诸多弊端不会长期存在，随着民间金融身份的阳光化会得到逐渐控制和消除。开放民间金融市场的条件

民间金融的优势是明显的。一是制度优势。在我国现实经济生活中，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行为有时会受到行政力量等非市场因素的影响，贷款基准利率也是管制利率，而民间融资中的借贷行为和利率都是市场化的。可以说，民间金融是一种纯粹的市场金融形式和市场金融交易制度。二是信息优势。正规金融机构贷款中的信息不对称现象是经常存在的，有的借款人为了得到贷款甚至不惜编造虚假的财务数据或实施其他造假行为，而民间融资中的当事人彼此之间比较了解，与融资相关的信息极易获得且高度透明。三是成本优势。在民间融资过程中，融资前的信息搜寻成本和融资后的管理成本很低，一般不需要对融资方“公关”而支付“寻租”成本，因而融资交易成本较之正规金融明显为低。四是速度优势。民间融资无烦琐的交易手续，交易过程快捷，融资效率高，能尽快达成交易，使借款人迅速、方便地筹到所需资金。民间金融的这些独特优势，也是其能够和正规金融长期共存的重要原因。

我国政府比较重视民间金融的发展，并有一定的政策支持和试点行动。2007年1月，中国银监会出台了《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农村资金互助社管理暂行规定》等文件，破题农村金融改革。村镇银行的首批试点选择在四川、青海、甘肃、内蒙古、吉林和湖北6省（区）县及县以下区域开展，到2008年试点范围将扩大到15个省（区）左右。因此，作为可以吸收公众存款，又可以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的农村新型金融机构，人们有理由期望即将试点的村镇银行在破解小额信贷难题方面有所作为。

结论

对民间金融长期的压制已经造成了金融资源的巨大浪费。民间金融开放的越晚，金融资源的浪费越大。

事实上，金融业放松准入管制而加强管理艺术，已经为当前的国际主流。只有引入多元化的资本，才能建立服务于不同客户群体的金融机构，否则，资金配置的扭曲将会带来更大的经济结构风险。国务院总理在2007年1月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强调：“要着力抓好加快农村金融改革发展，完善农村金融体系。从多方面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对农村的金融服务，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持。”“加快建立健全适应‘三农’特点的多层次、广覆盖、可持续的农村金融体系，充分发挥商业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和其他金融组织的作用。”“推进农村金融组织创新，适度调整和放宽农村地区金融机构准入政策，降低准入门槛，鼓励和支持发展适合农村需求特点的多种所有制金融组织，积极培育多种形式的小额信贷组织。”这证明在已经对外资银行开放之际，强调对内资、民资的开放，符合我国金融发展的长远利益。

未来几年内外资银行必在我国成立本土银行，开展人民币零售业务。由于国内银行与大企业的传统银企关系难以打破，外资银行自然会把注意力首先放在中小企业客户身上。而外资银行的产品创新与金融服务能力，是国内银行所难以比拟的，进入国内市场后，必然对国内银行的中间业务扩张产生巨大冲击。此时，按照中国银监会的时间表，民间金融的开放试点可能还没有结束，民间金融还不能放开手脚大显身手。

民间金融论文篇3

【关键词】中小企业；民间金融；可行性

一、民间金融在解决中小企业融资困境中的优势

中小企业不可能完全依靠正规金融渠道获得资金支持，经验证据也表明中小企业在正规金融市场上只能获得有限的资金支持，而民间金融在与正规金融的对中小企业的比较中，却显示出显而易见的优势。

（一）信息成本优势

民间金融组织具有很强的地域性，民间金融组织多集中在乡镇，其放贷对象一般是本乡镇的企业，因而其信息优势反映在贷款人对借款人还款能力的甄别上。贷款人对借款人的资信、还款能力比较了解，避免或减少了信息不对称及其伴随的问题；信息优势还反映在贷款的监督成本中，由于地域、人缘和血缘等原因，交易双方可保持相对频繁的接触，收集和处理借款人的信息成本很低，这种较透明信息的把握使得贷款人能够较为及时地了解贷款的风险性，并采取相应的行动。而这一点恰恰是正规金融所不具有的，也解决了中小企业信息不透明这一最大的融资障碍。

（二）信用约束优势

民间金融机构在放贷时一般不要求抵押或担保，主要是靠借款人或者中间人的个人信用。一方面，这种由亲戚、朋友介绍的借贷活动有着道德约束的保障，而且这种道德约束往往比法律制裁更有效；另一方面，借贷是以个人信用为基础的，即所发生的是一种个人的关系，借款人对借款有着无限责任，当借款企业逾期不还时，民间金融机构就可凭借条上诉，法院也会以个人借贷纠纷的形式予以受理。民间借贷在放贷时也可能要求担保，但对担保品没有严格的限制，民间金融的交易双方能够绕开政府法律以及正规金融机构关于最小交易额的限制，许多在正规金融市场不能作为担保的东西，在民间金融市场都可以作为担保。

（三）交易成本优势

所谓交易成本，就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人们自愿交往、彼此合作达成交易所支付的成本，即人—人关系成本。民间金融操作简便，可以针对企业的不同信用状况、资金用途等设计个性化信贷合同，有时可能只需几分钟即可办理好一笔贷款业务。而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手续比较繁琐，贷款审批所需时间较长，和中小企业资金需求“短、频、急”的特点不相适应，等贷款审批下来可能已经延误了企业的投资时机，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方式无法适应中小企业的需求。相比之下，民间金融更具有灵活性的交易成本优势，再者，民间金融组织本身具有小巧灵活的特点，合同执行期间，交易双方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就贷款的归还日期、利率、归还的方式等进行创新与变通，与正规金融机构比具有相对较低的交易成本。

（四）资金配置效率高

在金融市场处于完全竞争状态时，资源配置能够自动实现帕累托效率。在正规金融的现实活动中，由于信息不对称存在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使得信贷市场无法出清，从而降低了资金配置效率。而民间金融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资金配置效率，民间金融一般都有明晰的产权制度，这种产权制度具有很好的激励约束功能。民间金融的委托——问题要少得多，极少出现在国有商业银行中经常存在的过度风险承担或风险回避的倾向。民间金融组织的股东常常与运作者之间关系密切，他们的监督成本以及出现不良行为的可能性会大大降低。民间金融明晰的产权制度与中小企业具有很多的相似性与兼容性，从而使两者之间较容易形成诚信和协作。民间金融是一种合约双方自愿达成交易的市场化融资机制，贷款人一般都是具有理的“经济人”，贷款人在没有任何行政干预的情况下自主地把资金投放到还款能力最有保证的借款人手中或预期收益最佳的投资项目上。而对借款人来说，由于资金供给方是产权明晰的民间金融组织，强化了借款人的信用约束和还款责任，决定了借款人必须合理和高效率地使用资金。民间金融的发展有助于资金的有效流动，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资金的配置效率，增加了社会的总体福利。

二、民间资本丰厚，社会投资渠道狭窄

巨大的资金来源和市场需求构成了民间金融存在的市场空间，投融资需求滋养着民间金融。

我国居民具有持币的传统，因而社会沉淀货币数额较大。至2007年末，全国居民储蓄存款超过了17万亿元（见图1）。而至2008年6月末，金融机构居民户人民币存款余额为19.8万亿元（数据来自2008年第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我国城乡居民的储蓄存款余额以非常快的速度逐年增长。从居民存款可以看出，我国民间资本潜力巨大。虽然现在我国的金融体系已得到了飞速发展，但是可供居民选择的投资渠道仍十分有限。目前中国的存款利率较低，虽然2004年以来不断地提高利率，但较中国的通货膨胀来看，利率仍较低，加上利息税的开征，私人部门从正规银行存款中获得的收益非常有限。资本市场发育不健全，造假、黑庄等恶性事件层出不穷，大大打击了中小投资者的投资信心。一些盈利有保障的基础设施投资又不对民间资金开放。居民巨大的资金财富与狭窄的投资渠道极不相称。民间大量资金闲置，而民间金融活动又有着较高的回报，在趋利动机的驱动下，大量民间资金就流入了民间金融市场。

大量的民间闲置资金使得急需资金而从正规渠道难以融资的中小企业必须选择向民间融资。【摘要】由于种种原因，中小企业从正规金融市场难以得到所需资金，发展受到很大制约，而大量的民间资金却不敢去投资或找不到合适的投资出路。本文分析了民间金融在解决中小企业融资困境中的优势和丰厚的民间资本所面临的狭窄的投资渠道的现状，结合部分地区的成功经验，证明了中小企业选择民间金融的可行性。

【关键词】中小企业；民间金融；可行性

一、民间金融在解决中小企业融资困境中的优势

中小企业不可能完全依靠正规金融渠道获得资金支持，经验证据也表明中小企业在正规金融市场上只能获得有限的资金支持，而民间金融在与正规金融的对中小企业的比较中，却显示出显而易见的优势。

（一）信息成本优势

民间金融组织具有很强的地域性，民间金融组织多集中在乡镇，其放贷对象一般是本乡镇的企业，因而其信息优势反映在贷款人对借款人还款能力的甄别上。贷款人对借款人的资信、还款能力比较了解，避免或减少了信息不对称及其伴随的问题；信息优势还反映在贷款的监督成本中，由于地域、人缘和血缘等原因，交易双方可保持相对频繁的接触，收集和处理借款人的信息成本很低，这种较透明信息的把握使得贷款人能够较为及时地了解贷款的风险性，并采取相应的行动。而这一点恰恰是正规金融所不具有的，也解决了中小企业信息不透明这一最大的融资障碍。

（二）信用约束优势

民间金融机构在放贷时一般不要求抵押或担保，主要是靠借款人或者中间人的个人信用。一方面，这种由亲戚、朋友介绍的借贷活动有着道德约束的保障，而且这种道德约束往往比法律制裁更有效；另一方面，借贷是以个人信用为基础的，即所发生的是一种个人的关系，借款人对借款有着无限责任，当借款企业逾期不还时，民间金融机构就可凭借条上诉，法院也会以个人借贷纠纷的形式予以受理。民间借贷在放贷时也可能要求担保，但对担保品没有严格的限制，民间金融的交易双方能够绕开政府法律以及正规金融机构关于最小交易额的限制，许多在正规金融市场不能作为担保的东西，在民间金融市场都可以作为担保。

（三）交易成本优势

所谓交易成本，就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人们自愿交往、彼此合作达成交易所支付的成本，即人—人关系成本。民间金融操作简便，可以针对企业的不同信用状况、资金用途等设计个性化信贷合同，有时可能只需几分钟即可办理好一笔贷款业务。而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手续比较繁琐，贷款审批所需时间较长，和中小企业资金需求“短、频、急”的特点不相适应，等贷款审批下来可能已经延误了企业的投资时机，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方式无法适应中小企业的需求。相比之下，民间金融更具有灵活性的交易成本优势，再者，民间金融组织本身具有小巧灵活的特点，合同执行期间，交易双方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就贷款的归还日期、利率、归还的方式等进行创新与变通，与正规金融机构比具有相对较低的交易成本。

（四）资金配置效率高

在金融市场处于完全竞争状态时，资源配置能够自动实现帕累托效率。在正规金融的现实活动中，由于信息不对称存在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使得信贷市场无法出清，从而降低了资金配置效率。而民间金融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资金配置效率，民间金融一般都有明晰的产权制度，这种产权制度具有很好的激励约束功能。民间金融的委托——问题要少得多，极少出现在国有商业银行中经常存在的过度风险承担或风险回避的倾向。民间金融组织的股东常常与运作者之间关系密切，他们的监督成本以及出现不良行为的可能性会大大降低。民间金融明晰的产权制度与中小企业具有很多的相似性与兼容性，从而使两者之间较容易形成诚信和协作。民间金融是一种合约双方自愿达成交易的市场化融资机制，贷款人一般都是具有理的“经济人”，贷款人在没有任何行政干预的情况下自主地把资金投放到还款能力最有保证的借款人手中或预期收益最佳的投资项目上。而对借款人来说，由于资金供给方是产权明晰的民间金融组织，强化了借款人的信用约束和还款责任，决定了借款人必须合理和高效率地使用资金。民间金融的发展有助于资金的有效流动，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资金的配置效率，增加了社会的总体福利。

二、民间资本丰厚，社会投资渠道狭窄

巨大的资金来源和市场需求构成了民间金融存在的市场空间，投融资需求滋养着民间金融。

我国居民具有持币的传统，因而社会沉淀货币数额较大。至2007年末，全国居民储蓄存款超过了17万亿元（见图1）。而至2008年6月末，金融机构居民户人民币存款余额为19.8万亿元（数据来自2008年第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我国城乡居民的储蓄存款余额以非常快的速度逐年增长。从居民存款可以看出，我国民间资本潜力巨大。虽然现在我国的金融体系已得到了飞速发展，但是可供居民选择的投资渠道仍十分有限。目前中国的存款利率较低，虽然2004年以来不断地提高利率，但较中国的通货膨胀来看，利率仍较低，加上利息税的开征，私人部门从正规银行存款中获得的收益非常有限。资本市场发育不健全，造假、黑庄等恶性事件层出不穷，大大打击了中小投资者的投资信心。一些盈利有保障的基础设施投资又不对民间资金开放。居民巨大的资金财富与狭窄的投资渠道极不相称。民间大量资金闲置，而民间金融活动又有着较高的回报，在趋利动机的驱动下，大量民间资金就流入了民间金融市场。

民间金融论文篇4

关键词:民间金融利率;风险;收益

Abstract:There is a debated issue of understanding the nature of the interest rate in informal financial market. As the experts and scholars studying it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the results are quite different. In fact,if we study the probl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the informal finance,there is no natur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informal and formal finance.

Key Words:interest rate in informal financial market,risks,benefits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2265(2010)04-0008-03

关于民间金融利率水平高低的争论由来已久,从已有的关于民间金融利率水平的研究来看,大多数学者的研究限于分析面临外部“冲击”时(比如正规金融的影响),民间金融利率均衡将有何变化趋势;很少有学者从民间金融本身的利率结构去研究民间金融利率,比如民间金融利率是如何形成的、由几个部分组成、高低如何。本文从民间金融自身的角度出发,就其利率几个组成部分的高低进行深入的探讨。

一、关于民间金融利率水平高低的争论

通过对已有民间金融利率特性的分析,单从会计账薄上看,可以清楚地表明民间金融的利率相对正规金融表现出高水平。但这是否意味着民间金融就是高利贷呢?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观点。有些学者认为民间金融利率偏高,如Wai (1957)分析了农村领域供给面(资本短缺、垄断利润、抵押品不足、高坏账率)和需求面(农业收入低、借款的基本生活用途、季节性的生产用途、农民文化和教育水平低)对民间金融利率的影响;Bottomley(1975)区分了决定农村民间金融利率的四个因素,即利息的机会成本、风险报酬、补偿交易成本的报酬以及垄断利润,所以民间金融利率水平高;Adams等(1992)基本认同Bottomley等人的观点,并把这个问题拓展到整个民间金融市场,他们认为民间金融资本短缺、经营成本高、坏账率高和季节性贷款需求明显,这些特殊性是导致高利率的原因;江春(1998)认为民间信用的利率决定于资金供求状况、借贷者之间的亲疏关系、期限长短、淡旺季节等因素,因而利率档次分明。还有的学者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分析民间金融是高利率借贷,张军(1997)给出了民间融资中利率决定的一个解释,他的解释依然是假定存在信息不对称,认为利率在非正规金融市场上具有“过滤功能”,民间金融部门比较稳定的高利率,是对民间金融市场上关于还贷风险的信息不对称分布的一种反映。林毅夫(2003)也利用信息经济学的手段研究认为民间利率高于正规金融的利率可能是非正规金融广泛存在的更为根本性的原因之一。

也有持相反观点的学者认为民间金融的利率水平并没有人们想当然的那么高。何田(2002)认为利率受社会平均利润率、市场竞争和国家政策的影响,不同地区同一时期有不同的民间利率水平是资本的价格围绕价值波动规律的体现;张建军等(2002)认为民间金融定价遵循基准利率风险加成定价法,其利率在官方基础上考虑了风险和借款人在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融资的交易费用,是市场力量作用的结果;谢平、陆磊(2003)在研究金融腐败时把企业在正规金融市场上的融资额、第一类租金函数和第二类租金额度作为外生变量,把企业进入民间借贷市场融资额作为状态变量,发现正规金融市场利率与民间借贷利率没有本质区别,是因为金融机构存在隐性寻租。他们还进一步指出,“民间借贷与正规金融价格实际是均衡的,不能简单定义民间借贷是高利贷,如果如此定义,则正规金融也同样具备高利贷特征”。

综上可见,关于民间金融利率水平高低问题的争论,由于专家、学者们的研究手段及研究视角的差异,得出的表层结论就不相同还可能截然相反。实际上,在两部门市场上假如不考虑正规金融部门经理人的寻租行为,不考虑民间金融存在高风险等一些外在影响因素,那么以上学者的研究结论将是完全一致的―民间金融是高利贷。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正规金融对民间金融的影响,并考虑上面的影响因素来研究民间金融的真实利率水平如何。

二、民间金融利率的组成―基于风险和收益视角

民间金融利率是民间金融资本价格的体现,它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应当包括民间金融的基本价值。民间金融的价格可以从古典经济学的角度来定义,它是供需双方达到均衡时,借款方付给贷款方让渡给借款方使用时而放弃在其他用途所能得到的收益,也就是资本的价格。这个价格可以高于也可以低于民间金融的基本价值部分。按照马克思经济学思想来说,民间金融的利率水平高低是受社会平均利润率影响的,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正是价值规律的体现。但是无论用何种理论来定义民间金融利率问题,除基本的价值部分之外,其价格还应包括其他方面的因素。这几个因素对民间金融价格的创造作用,相对正规金融来讲总有几个不可回避的问题,这些问题都给民间金融带来一些既定或是不可预测的风险,这些风险在市场上就表现为价格的一部分。

(一)民间金融的产权制度问题带来的风险

由于过去我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金融市场领域公有制金融一统天下的格局还未改变。民间金融的财产无论是合法的个人收入,还是合伙的私人集资,都没有正式制度的保证,没有法律地位的认可。金融市场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政府就会动用国家正式制度对民间金融实行清理整顿,有的甚至被取缔。因此,民间金融的产权残缺是其风险的主要来源。由于产权得不到制度上的保证,它在借贷市场上就会考虑把这个风险贴水加入借贷利率,又让借款人承担相应的成本,这就表现为民间金融市场的高利率。一般来说,国家的产权制度越是缺乏对其的保护,这部分在民间金融借贷利率中的比例就越大;反之国家的产权制度对财产的保护越是严格,这部分在民间金融借贷利率中的比例就越小。进一步,如果民间金融得到国家的正式承认,产权制度的风险就会随之消失,这个贴水就不会存在,民间金融的借贷利率水平相应地就会大幅下降。

(二)个人贷款违约问题带来的风险

由于民间金融借贷是基本不考虑融资者项目的盈利可行性,而中小企业由于本身的一些缺陷,融资时相对大型企业来说具有盲目性。一旦国家产业政策调整,融资项目夭折时,借款者若无力偿还造成非故意的道德违约,这部分借贷往往就成为民间金融的坏账部分。还有一种情况是故意违约,造成民间金融为讨回本金及利息还要额外支付一部分费用。因此个人借贷违约会给民间金融带来本息的损失。这部分的风险反映在资本的价格上就构成民间金融利率的又一个组成部分。这类风险贴水相比较正规金融而言是一样存在的,相对正规金融机构这个风险贴水只是小些而已。

(三)无风险收益问题

无风险收益是指民间金融可以把资金投向没有风险的市场,比如投资国家债券可以没有任何风险稳定获得收益。民间金融在实施放贷业务时总是会考虑它的机会成本,并把这方面的可能丢失的收益风险分配到借出的款项上,向民间融资的企业就要承担这方面的利息。

综上,民间金融借贷利率i应该包括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就是民间金融资本本身的价值i1,第二部分是给予的产权制度的风险“贴水”i2,第三部分就是给予个人贷款违约问题的风险“贴水”i3,第四部分是对无风险收益问题的风险“贴水”i4,即民间金融借贷利率i=i1+i2+i3+i4。

假如民间金融面临的以上风险在[0,v] 区间上是均匀分布的,在既定的正规金融利率水平I的情况下,民间金融市场是完全竞争市场,面临的市场需求为Q。由于风险是均匀分布的,根据CAPM理论,资本市场风险与收益具有线性关系,所以与均匀分布的风险相对应的完全市场贷款利率也是均匀分布的,可以假定为[i0,iv],其中i0是对应于零风险的无风险利率,iv是对应于最大风险v的利率。于是就有任意完全市场的利率ij:

其中j是和ij相对应的风险程度,Qj表示从零风险到j风险时民间金融面临的市场总需求量。因此,民间金融市场的贷款利率为:

根据以上分析,民间金融的借贷利率随着风险的增加而增加,也就是说民间金融的产权制度问题给民间金融经营带来极大的风险,事实上是民间金融借贷高利率的主要原因。当然本文所建立的这个模型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模型,它假设民间金融市场的借贷风险是均匀分布的,与一般认为的风险正态分布不符,但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民间金融市场的借贷利率确实与其风险有很强的相关性。因此,从风险的角度看,民间金融取得相应的收益也是正常的市场行为。

三、民间金融与正规金融利率水平的比较

和正规金融借贷利率相比,组成民间金融利率的i1、i3、i4在正规金融市场也可以体现出来;所不同的是产权制度的风险“贴水” i2在民间金融利率的权重应该不亚于资本本身的价值。如果它能够得到国家法律的认可,这个部分就不重要或者就消失了,在这种情况下民间金融利率如果高于国家规定的水平就可以认定是高利贷,要加以整改或取缔。但是正规金融部门广泛存在寻租行为(张德强,2009),它在民间金融部门是不存在的,这就是问题的所在:二者孰高孰低不易作定量判断。

根据以往的文献分析,谢平、陆磊(2003)在这方面作了突出的贡献,下面借以考证这个问题。他们把贷款申请中发生的费用近似作为第一类租金,把维持信贷关系所花费的费用作为第二类租金,并请参与问卷的企业和农户独立进行估计。对借款人第一类的租金估计情况是企业一次性直接支付的费用大约占本金的4%,而农户与个体工商户支付的费用约占6%。同时值得关注的是,当前银行和信用社对企业、农户的贷款多以一年以内的短期贷款为主,这表明几乎每年企业和农户都必须多支出4%―6%的利息。对借款人第二类租金的估计分析结果是企业付出的折合年利率大约是5%,而农户略低一些,接近3%。然后他们把两类租金结合起来,发现企业贷款和农户贷款所有成本折合为追加利率大约都是9%(分别是4%+5%和6%+3%)。根据中央银行允许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上浮50%,银行对中小企业贷款利率可以上浮30%的政策,一年期企业贷款和农户贷款利率基本在6%和7%的水平,加上两类租金,企业和农户实际承受的利率大约在15%―16%之间,这才是正规金融市场信贷的真实价格。

虽然他们关于民间借贷利率的研究缺乏正式的统计数据,但是参考人民银行广州分行课题组对广东、广西两省的调研,张震宇和陈明衡(2002)对温州的调研,张友俊和文良旭(2002)对甘肃省合水县的调研,张胜林等(2002)对山东聊城的调研等,这种金融信贷市场价格的判断基本还是正确的。

四、结论

民间金融领域的借贷利率问题一直是金融学术界和实践者关注的热点。本文利用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及信息经济学的相关理论系统地分析民间金融利率形成机制及正规金融与民间金融利率的异同和大小。民间金融利率水平如果考虑产权制度风险“贴水”的合理性,和正规金融存在的寻租情况相比较,其利率水平和正规金融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在监管民间金融时应在很大程度上承认其利率的合理性。国家可以利用利率监管机制及配套政策,鼓励、监督民间金融的发展,允许合法的民间金融存在,打击以洗钱为主营业务的黑色金融,给合法的民间金融更大的生存空间,激发更多的民间金融服务社会。

参考文献:

[1]林毅夫,孙希芳.信息、民间金融与中小企业融资[J].经济研究,2005,(7).

[2]江春.我国民间信用中的产权问题[J].经济科学,1998,(1).

[3]谢平,陆磊.金融腐败:非规范融资行为的交易特征和体制动因[J].经济研究,2003,(6).

[4]张德强.农村民间金融运行的内因―基于非正式制度的视角[J].金融理论与实践,2007,(10).

[5]张德强.民间金融监管:风险、收益与可行性―一个新的分析框架[J].金融发展研究,2009,(9).

[6]Adams,D.W. Taking a fresh look at informal finance. In Informal Finance in Low-Income Countries,ed. D.W. Adams & D. A. Fitchett. Westview Press,Boulder,CO.1992.

民间金融论文篇5

近年来，国际金融形式一直处于较为低迷的状态，我国中小企业特别是为主要依赖对外贸易为主的沿海地区的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新闻媒体也对中小企业融资状况而出现的情况进行了广泛的报道。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特别是“吴英案”死刑判决作出以来，金融界、法律界都对民间金融活动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现阶段，我国金融界和法律界虽未对民间金融的内涵达成共识，但对民间金融是“处于国家监管的正式金融体系之外的金融行为”的这一特征都是认可的。民间金融运行形式主要集中于私人借贷、私人钱庄、合会、企业连结贷款等，这些常见的运行形式也已被学界的专家学者们所认同。

在我国目前的刑法体系中，主要通过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集资诈骗罪的两个罪名进行严厉的打击，以维护银行系统对于金融行为的垄断地位以及国家的金融管理秩序。所以，本文主要就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集资诈骗罪对民间金融活动的入罪标准与刑事规则体系完善展开论述。

二、目前我国对民间金融活动的立法现状

（一）我国立法对民间金融活动合法地位确认的缺失

目前，我国所有从事金融业活动的经营主体或组织的设立都要经过我国金融业特许机关—央行或银监会的批准或审核。因此，除了对具有直接性私人合同关系（如个人借贷）的交易行为提出了法律上的明确合法地位之外，其他凡未经央行或银监会批准的从事和设立合会、私人钱庄、民间集资或其他形式的民间金融组织和活动均未有明确的法律规定。而且《中国人民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商业银行法》等也均不涉及民间金融相关法律地位确认内容。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导致一些合理且确有必要存在的民间金融交易形式由于法律地位确认的缺失而被认列入从事类似于非法集资、放高利贷等非法金融活动的非法金融机构之列。

（二）民事法律对民间金融活动的规定过于简单

以民间借贷为例，在民事法律中只是规定了普通的民间借贷关系，即自然人之间的借贷、自然人与法人之间的借贷、自然人与其他组织之间的借贷以及企业内部的集股融资进行了法律规定和确认[1]。所以，处理民间借贷纠纷时，虽然有民法通则、合同法、《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等法律法规与司法解释做依据，但是仍然缺少一部专门规范民间借贷的法律法规，使得民间借贷和非法集资的边界依然模糊，判案时易引发分歧。

（三）行政法规对民间金融活动过多的否定

针对目前金融市场出现的各种民间金融组织，我国金融监管机关对其是否合法的判断依据主要是国务院制定的《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关于取缔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有关问题的答复》、《关于取缔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中有关问题的通知》等部门规章。其规定指出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中国人民银行依法批准，不得擅自设立金融机构或者擅自从事金融业务活动。这意味着我国的民间金融组织形式，如合会、私人钱庄等擅自向特定多数人或者不特定多数人从事或者主要从事吸收存款、发放贷款、办理结算、票据贴现等金融活动的机构都被视为非法金融活动和非法金融机构，一概不被法律所认可。[2]

三、民间金融活动入罪标准完善

（一）合理运用前置法认定民间金融活动罪与非罪界限

在实践中，长期以来一直存在“刑事问题刑法来解决，民事问题民法来解决”这样的固定思维方式，在犯罪的认定过程中，很少注意运用民法的前置分析。近年来，在刑法界引起广泛关注的“犯罪的二次性违法”理论，即主张在对不作为故意杀人、婚内、财产犯罪的认定中运用民法理论来分析刑法问题，并指出不能简单地直接从刑法中寻找依据，而是应当首先从能否构成犯罪的刑法规定赖于建立的其他前置性法律当中去寻找。笔者认为，基于刑法对民法的保障属性，在刑法与民法交错问题的处理中，要注重运用民法的前置分析。

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为例，行为人吸收公众存款用于货币、资本经营以外的正当的生产、经营活动的，是否构成犯罪？实践中存在肯定说和否定说，《非法集资解释》则采取了折中的态度：“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主要用于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能够及时清退吸收资金，可以免于刑事处罚；情节轻微的，不作为犯罪处理。”[3]对于上面所述情形运用民法前置处理是否更加妥当？答案是肯定的。对于这类情况，可以赋予被害人自行选择维权方式的权利。被害人可以选择到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来主张自己的债权，也可以让自己的“存款”继续“用于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

（二）常见民间金融活动入罪标准的确定

目前，我国对于非法集资行为进行认定的法律依据主要是2010年1月最高院出台的《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正如前文所述，该《解释》首次对非法集资相关行为从法律要件与实体要件两个方面进行界定，并首次提出了不以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的判定行为，的确较之前的行为界定标准而言，具有较大的进步空间。然而，根据经济发展的现实状况与实践中的行为表现来看，该《解释》只是解决了部分应急性疑难问题，而且其部分规定也存在的一定的不合理之处。鉴于此，本文认为对非法集资与民间借贷的区分应从筹资本质、筹资影响、筹资基础三个部分进行界定。

在筹资本质方面认定，应把握非法集资和民间借贷行为的内在本质即行为方式和目的。既然是被视为非法从事金融业务行为，其行为运作特点和运作目的理应体现出与银行等金融机构相同的金融特征，即吸收资金的用途是投资或转贷谋利。这在行为表述用的是“存款” 一词，而非“资金”也得以证明，“存款”在金融学中具有特定含义，是指类似于银行等金融机构对社会公众的剩余资金的一种吸收，与之相对应的是贷款。刑法第175条没有表述为非法吸收公众资金，而是表述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也是表明成立本罪要求行为人从事金融业务。如果将吸收公众存款用于货币、资本经营之外的生产、经营活动，认定本罪，实际上就意味着否定了部分民间借贷的合法性。[4]换言之，筹资人吸收资金的目的如果是用于自身生活或生产需要，则所吸收的资金不属于存款性质，应是资金或借款。但当筹资人吸收的资金是用于发放贷款谋利，则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如果不从行为运作特点和目的上严格界定去两者之间的区别，极易将民间借贷的合法筹资行为界定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5]

在筹资影响方面，我国民间借贷行为范围相对比较窄，有一定的边界性，出借人一般是向亲戚、朋友等自己比较熟悉的人借款，其范围的扩展和延伸也具有相对的地域限制，而且其产生的影响相对较小。而非法集资行为多半是无范围限制和地域限制，大多数是向社会泛的采用散发小广告、发宣传单、派人劝说等非法方式向社会公众吸收资金，借款范围非常广泛，而且产生的影响较大。

在筹资的基础方面，民间借贷的交易双方之间是既基于金钱利益又基于人情因素，甚至有时候人情占主要原因。而非法集资的交易双方之间则纯粹是基于金钱利益为基础，投资者多半是受到非法集资一方的高利率许诺诱惑。

四、民间金融活动刑事规则体系完善

（一）制定法律确认民间借贷合法地位

现行的民间借贷存在监管缺位、法律地位不确定、风险不易监控以及容易滋生非法融资、洗钱犯罪等问题。笔者认为我国应借鉴日本和台湾做法，制定《民间借贷法》，确认民间借贷合法地位。例如，日本于1915年制定《无尽业法》，对无尽（合会）的会金总额、运转期限、成员数量都进行严格限定，从而规范了无尽的运营。根据台湾和日本的民间金融经验：对待民间金融既不能放任自流，也不能过份压制，而是在充分尊重金融市场运行规律的基础上，健全法律制度，赋予民间金融合法化地位并加强法律监管。

（二）设置前置处理程序

在实体法方面，对涉及民间借贷的罪名，可增设一个行政处理前置程序。可以参考《刑法修正案七》中对偷税罪的修改，对集资诈骗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等增加一个行政处理前置程序，可规定：犯集资诈骗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经公安机关通知，在限定期限内全额退还被害人本金及合法利息并依法缴纳罚款，受过行政处罚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相关行政处罚，可由行政法规来另行规定，比如规定：公安机关接到公众举报并查证属实后，可视情况责令嫌疑人在3至6个月内向被害人偿还本息，并要求其向金融主管部门缴纳罚款等。

注释：

①杨兴培、朱可人，《论民间融资行为的刑法应对与出入罪标准》，载《东方法学》2012年第4期。

②参见肖琼，《我国民间金融法律制度研究》，中南大学博士论文，2012年5月，第62页。

③参见 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11年7月第四版，第687页。

④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11年7月第四版，第687页。

⑤参见肖琼，《我国民间金融法律制度研究》，中南大学博士论文，2012年5月，第62页。

参考文献：

[1]肖琼，《我国民间金融法律制度研究》，中南大学博士论文，2012年5月。

[2]腾昭君，《民间金融法律制度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博士论文，2011年4月。

[3]胡运锋，《我国民间金融问题研究》，武汉大学硕士论文，2005年5月。

[4]杨兴培、刘慧伟，《论刑法介入民间金融活动的原则和界限》，载《海峡法学》，2012年9月第3期。

[5]杨兴培、朱可人，《论民间融资行为的刑法应对与出入证标准》，在《东方法学》，2012年第4期。

[6]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11年7月第四版。

民间金融论文篇6

关键词 金融抑制论 金融约束论 储蓄曲线 信贷缺口 麦金农-肖理论模型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民间借贷”是今年最热的词。从年初银行信贷收缩开始，民间信贷已然被推到风口浪尖，以温州为代表的私营经济发达的地区，高利贷横行，取代了以往的炒房团与炒煤团等投资方式。本文从金融抑制论的角度浅析我国信贷缺口逐步扩大的过程，得出在当前经济金融形势下民间借贷难以遏制的结论。

二、金融抑制论与金融约束论介绍

（一）金融抑制论。

美国经济学家爱德华・肖和罗纳德・I・麦金农（R.I.Mckinnon，1973 & Shaw，1973）几乎在同 时提出了“金融抑制（Financial Repression） ”论和“金融深化（Financial Deepening） ”论。这两个理论其实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金融抑制论认为，发展中国家在加速工业化的目标下，企图人为以低成本来利用国内和国外金融资源，从而人为压低存贷款利率，由此造成金融市场调节资金供给和需求的能力丧失。

低利率一方面限制了金融体系动员国内储蓄的能力，造成资金供给不足；另一方面刺激了资金的过度需求。于是金融市场供求失衡，这又迫使政府进一步加强干预，即通过信贷配给，抑制过度的资金需求，强制实现资金供求平衡，从而使有限的资金大多低效率地使用。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低效率地使用资金，束缚了发展中国家的实际经济增长和国民收入的增加，又反过来降低了发展中国家的国内储蓄。

（二）金融约束论。

赫尔曼和斯蒂格利茨在他们的《金融约束：一个新的分析框架》一文中重新审视了金融体系中的放松管制与加强政府干预的问题，确立了通过政府推动金融深化的策略，认为：麦金农和肖的金融发展理论的假设前提为瓦尔拉斯均衡的市场条件，在现实中，这种均衡条件难以普遍成立。况且，由于经济中存在着信息不对称、行为、道德风险等，即使在瓦尔拉斯均衡的市场条件下，资金资源也难以被有效配置。所以政府的适当干预是十分必要的。金融约束的目标是政府通过积极的政策引导为民间部门创造租金机会，尤其是为银行部门创造租金机会，使其有长期经营的动力，以发挥银行掌握企业内部信息的优势，减少由信息问题引起的不利于完全竞争市场形成的一系列问题。

金融约束是一系列金融政策，这些金融政策构成政府推动金融深化战略的核心，制定的目的在于在金融部门和生产部门设立租金。金融约束的本质是通过一系列的金融政策在民间部门创造租金机会。金融约束不同于金融压制：金融压制是政府从民间部门攫取租金；金融约束是政府在民间部门创造租金。

三、我国储蓄曲线研究

（一）我国储蓄曲线实证研究综述。

在本节中，本文回顾了自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国内学者关于利率对于我国居民储蓄的影响的实证研究。通过对比学者们在研究数据的选取、研究方法的应用和对实证结果的解释，为本文的实证研究提供经验支持。

赵志君（1998）利用《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居民收入数据，根据生命周期假说提出的宏观储蓄率函数，引入了利率和通胀率数据，研究了1982 年至1994 年我国居民储蓄率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储蓄率受经济增长率和滞后储蓄率的影响较大；名义利率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是正的，通货膨胀率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是负的，且名义利率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较大。

李焰（1999）选用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课题组提供的数据 1978-1997 年我国居民储蓄的数据，使用居民实际收入水平、居民收入增长率、名义利率和通货膨胀率通过线性回归的方法研究了居民储蓄率与这些变量的关系。研究表明利率对于储蓄率的影响不确定。

许涤龙、乔增光（2002）在构建我国居民储蓄函数的基础上，以国内生产总值、零售物价指数、一年期存款利率、各期股市市值和制度变量这 5 个与储蓄相关的经济变量 1994-2000年的季度数据为依据，建立线性回归模型对我国居民储蓄进行了实证分析。他们主要研究的是居民储蓄存款函数而不是准确的储蓄函数。实证研究的结论认为名义利率与居民储蓄存款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

（二）对国内实证研究的评价。

1、实证研究的结论差异较大。有的学者认为利率变动对居民储蓄的影响很小，甚至基本没有影响；有的学者认为利率变动对居民储蓄的影响显著。即便是认为影响显著的学者，依然在争论利率变动对居民储蓄的影响方向。

2、国内的研究的实证数据全部是 2000 年之前的情况，没有对 2000 年之后出现的问题进行研究。通过对已有论文的研究发现，1996-1999 连续下调利率受到了学者的关注，所以这一时期的关于利率与居民储蓄的研究较多。

（三）实证研究。

1、回归方程建立。

在模型的选取中，我借鉴了李焰（1999）的回归模型，对其中的某些变量进行了修改。接下来对于实证研究中所需要的的年底储蓄余额、GDP增长率和实际利率，名义利率，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数据进行了收集（以上数据均来之2010年统计年鉴）。最后利用 Eviews 软件进行实证分析。

方程如下：

St=C+RtX1+ tX2+PtX3+ t

其中 St表示第t年的储蓄存款年底余额，Rt， t表示名义利率与实际利率，Pt表示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 t表示随机误差项，X1、X2、 X3表示各项系数，C代表常数项。

2、数据选取。

选取2000年至2009年10年间的样本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具体数据见下表。

3、参数估计。

通过Eviews回归结果如下

从以上回归结果可以得到回归方程：

S=-1.318187-1.617428Rt-0.1048 t+1.794939Pt

修正后拟合优度高达0.9968，整个回归方程在F统计量的显著性水平下也表现良好。年度储蓄余额与名义利率Rt，实际利率 t都成反方向变化，受名义利率的影响明显大于实际利率，受到实际利率的影响不大。年度储蓄余额与居民可支配收入成正方向变化，Pt的增加对储蓄的影响效果十分显著。

从以上回归结果可以知道，2000年至2009年的储蓄额与名义利率和实际利率呈反比，与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呈正比。

四、以麦金农-肖模型为基础分析信贷缺口的扩大

结合以上对于我国储蓄曲线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同时：ri为实际利率，S（gi）表示经济增长率为gi时的储蓄（i=1，2，3…），它是实际利率的减函数但是斜率很小（与原模型相反），F代表金融抑制水平：I表示投资，它是实际利率的减函数。用T来表示信贷缺口。

假设：（1）储蓄全部转化为投资：（2）没有国外融资来源。

从图1数据显示我国实际利率一直呈现下降的趋势，并且已经是负数，从中发现，我国的金融抑制水平一直长期处在均衡利率之下，并且近十年呈逐年加剧趋势。

在图1中，我们先将实际利率限制在r的水平，此时所能形成的储蓄总额仅为S。但是从投资曲线来看，当实际利率为r的时候，意愿投资总额（即贷款需求）为I.这就形成了信贷资金的缺口T=（I-S）。如果政府只限制存款利率而不限制贷款利率，根据供求定律，贷款利率将上升到r4，结果是金融体系获得不正常的高额利润，即（r4-r）。我国的实际情况是即限制存款利率又限制贷款利率，将中间的存贷利差作为金融企业创造的租金以解决市场上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这满足后来的金融约束论的理论要求，但是如果可贷资金严重供求不足，这种行政化的货币价格干预手段，必然导致非效率性和非价格性的信贷配给，这就是我们一直在发生并将长期存在的实际情况。

现在，我们将金融抑制水平由F扩大到F1，则可能导致两种结果：一方面，我国的储蓄总额随着实际存款利率的下降而得到少许的提高（从前面的实证分析来看，影响十分微弱），从而投资总额得到一定的增加。另一方面，由于贷款利率从r下降到了r1，原来那些收益率低于r1的企业得以起死回生，，这样投资的平均回报率下降，于是经济增长率从g下降到g1，储蓄曲线由S（g）向左移动到S（g1），此时信贷缺口进一步扩大为T1。因此，根据麦金农-肖的理论，实际利率的降低即减少了资本形成的数量，又降低了资本形成的质量，所以它对经济的增长和发展有着双重的不利影响。

五、结论：数额巨大的民间借贷难以遏制

近年来中国普放高利贷，是违反市场化运作逻辑的货币政策的必然结果：央行把控制货币供给的大型商业银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提高到21.5%的历史高位，而把调节货币需求的基准利率人为压得过低，导致货币市场供求严重失衡。全国信贷规模“失控”和利率“失序”，乃至全国各地普放高利贷，是这一扭曲的货币政策的必然产物。

随着我国金融抑制水平逐步扩大，实际利率长期维持在0利率左右徘徊，再加上不合理的货币政策手段组合，使我国处在银行可贷资金短缺，市场贷款需求旺盛，CPI高企，实际利率为负数的复杂经济金融形势。在贷款越紧缺的情况下，我国的贷款行政化比率越严重，此时，大部分中小企业是有寄希望于民间借贷，寄希望于高利贷。这种情况的产生将十分不利于我国调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大局，如若长期持续必将降低经济效率，引起整个经济金融体系的衰退。我国的任何问题都离不开政 治，读不懂中国的政治就读不懂中国的经济。所以我们必须从制度层面上去寻找解决问题的根源，加快政治体制改革，以此来推动金融体系的市场化，改变金融抑制的根本局面，增强央行的独立性。

只要基本的经济金融条件具备，以上的问题如果得不到遏制，尤其是在民营经济发达的地区，相信不是在温州，就是在其他的什么地方，民间借贷崩盘的事情将再次发生。

（作者单位：贵州大学经济学院）

参考文献：

[1]桂又华，贾健徐.展峰农村居民储蓄模型实证研究金融研究.2006.05期.

民间金融论文篇7

【关键词】金融发展；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分项收入；面板数据；因子分析

一、问题的提出

学术界一直给予了收入不平等问题以高度关注，研究侧重点主要在测度和成因分析两方面。测度方面主要从基尼系数、收益不平等相对指数，以及按分项来源对收入进行分解等角度进行研究；成因方面把收入不平等主要归结为结构变动、政策倾斜和政治因素等。

金融作为现代经济发展的助推器之一，金融发展能否缩小收入不平等差距是学术和实务领域感兴趣的题目。戈德史密斯等多位学者的研究表明，金融与地区经济的发展之间是高度正相关的。理论上，以金融的广度为视角，意味着更多的经济主体得到金融服务，这有利于提供更多的经济机会给低收入者并降低代际收入不平等；以金融深化为视角，则意味着已使用金融服务的高收入群体可以获得更为全面的服务，使其收入获得更快增速并加剧收入不平等。而且，金融发展对不同种类的分项收入的影响程度及作用机制应该是不同的。所以，论及我国的金融发展对于收入不平等的作用，必须以实证分析为基础。本文将居民收入分为工薪收入、经营收入、财产收入及转移收入，通过实证研究，分析金融发展对它们的不同影响。

二、文献综述

我国在金融发展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影响方面的研究文献比较少。章奇、刘明兴、陶然和Vincent Chen（2004）以1984～2004年省级面板数据为基础所做的实证分析表明，金融发展在1984～1993年间扩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1994～2004年间金融发展逐渐缩小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温涛、冉光和、熊德平（2005）以我国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制度和结构分析为基础，用1952～2003年的数据分析了中国整体金融发展、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关系，即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著负效应，验证了中国金融发展过程中防止结构和功能失衡至关重要的命题。彭建刚与李关政（2006）的论文提出，我国金融发展对二元经济结构的转换有显著影响，且非国有金融机构的发展会弱化二元经济结构性状。叶志强、陈习定和张顺明（2011）利用1978～2006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分析得出，金融发展显著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不但如此，结果还表明金融发展和农村收入增长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

三、数据来源及指标构建

本文以省级行政区划为最小分析单元，包括重庆、北京、天津等共计31个省份，样本数据的时间范围是2003～2010年。本文各项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04～2011），《中国金融年鉴》（2004～2011），《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在2003及2004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各地区金融业生产总值核算时包括保险业，而自2005年开始，该项数据剔除了保险业；考虑到保险业生产总值比例较低，对进一步的分析影响不大，所以未对其进行处理。2003～2005年《中国统计年鉴》对各地区金融行业平均工资的核算分为国有单位和城镇集体单位两项，而自2006年开始该项数据合并为城镇单位一项，因此，本文对2003～2005年的两个单项数据求其算术平均值。

本文共选取了各省份自2003到2010年的17项原始变量数据，包括城镇和农村居民总收入及分收入共10项，以及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余额（命名为Y1、Y2）、金融业生产总值（Y3）、股票总市值（Y4）、金融业平均工资（Y5）、保险密度（Y6）、GDP（Y7）共7项。

（1）总收入及分项收入相对不平等指数

为了测度各个省份城乡居民收入的不平等程度，采用范从来、张中锦（2011）的方法，构建相对不平等指数，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u表示城镇居民年均收入，n表示农村居民年均收入；i=0，1，2，3，4分别表示年均总收入及四项年均分项收入即工薪收入、经营收入、财产收入和转移收入。

根据10项收入数据，应用（1）式分别构建5个相对收入不平等指数：总收入不平等指数、工薪收入不平等指数、经营收入不平等指数、财产收入不平等指数、转移收入不平等指数。

（2）基于因子分析的金融发展综合指数

为了得到能够较全面地反映各地区金融发展程度的指标，本文选取各省份金融业的6项原始变量并相除得到GDP的占比形式，以Xi（i=1，…，6）表述。变量空间（Xi）属于三维空间，另外两个维度分别是：时间维，即各个年度；空间维，即31个省份。将（Xi）的完整表述记为（即地区j在t年第i个变量的取值，i=1，…，6；j=1，…6；t=2003，…，2010）。考虑到典型的因子分析方法是针对二维变量的，但是如果设定t不变，可使变为二维横截面变量，从而能够进行因子分析。因此本文对样本空间内每一年份（）的数据分别进行一次因子分析。下文的表述将省略变量的时间维度表示（），以表明各变量都在同一年份内取值。

对X1，…，X6的标准化指标x1，…，x6进行因子分析，根据累积贡献率按照设定的贡献率标准提取前p个公共因子。对因子载荷矩阵进行正交化旋转，得到前p个因子的成分得分系数矩阵，其中为第k个公共因子在第i个变量上的得分（i=1，…，6表示变量数，k=1，…，p表示提取的公共因子数）。根据可以得出公共因子的的表达式，记为：

五、结论

实证分析显示出金融发展确实加剧了城乡收入差距，而从收入来源上分解的话，各分项收入显示出不同特性。随着金融的发展，城乡居民财产收入和转移收入差距扩大的较快，相比之下，城乡居民总收入差距扩大程度大为降低。这是因为经营收入差距和金融发展之间基本不相关，而它具有稀释金融发展促进收入差距拉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叶志强，陈习定，张顺明.金融发展能减少城乡收入差距吗？[J].金融研究，2011年第2期.

[2]孙永强，万玉琳.金融发展、对外开放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J].金融研究，2011年第1期.

[3]温涛，冉光和，熊德平.中国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J].经济研究，2005年第9期.

[4]彭建刚，李关政.我国金融发展与二元经济结构内在关系实证分析[J].金融研究，2006年第4期.

[5]章奇，刘明兴，陶然，Vincent Chen.中国的金融中介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D].工作论文，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2003.

作者简介：

高宏霞（1965-），女，河北赤城人，博士，兰州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区域经济与金融学。

民间金融论文篇8

关键词：非正规金融;民间借贷;庞氏融资;金融监管

中图分类号：F832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2)05006908

作者简介：雷鹏，上海青浦工业园区政策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博士 （上海 201700）；孙国茂，济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 （山东 济南 250022）

本文所提出的非正规金融（informal finance）主要是指民间借贷行为①，或称民间金融。事实上，民间借贷行为作为非正规金融活动在我国早已存在，并一直在经济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改革开放初期，一些民营经济创业者因无法得到银行贷款，民间借贷往往是解决启动资金的唯一出路。经过30年发展，民间借贷依然是民营经济融资的主要渠道。从某种意义上说，非正规金融对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近年来，由于我国持续实行紧缩货币政策，一方面央行连续减少信贷增加规模，另一方面商业银行实行越来越明显的选择性信贷政策，这使大量民营企业经营性融资越来越困难，于是大多数中小民营企业只能通过非正规金融活动满足正常资金需求。但是，在资金需求不断增大的情况下，民间借贷市场的融资成本迅速上升，尤其进入2011年后，全国各地民间借贷市场平均资金成本均达到或超过50%②，这已明显超出绝大多数企业的正常盈利水平和承受能力，表现出典型的庞氏融资特征，使非正规金融活动的风险越来越大。

一、文献综述

国外对非正规金融的研究始于20世纪，迄今已经取得大量研究成果。其中最著名的经济学家是罗纳德?I?麦金农（Ronald I Mackinnon）和爱德华?肖（Edward S Shaw）。20世纪70年代，在麦金农的《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美］罗纳德?麦金农：《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卢骢译，上海三联书店 1998年版。 和肖的《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美］爱德华?肖 ：《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上海三联书店 1998 年版。中，两位经济学家分别提出了金融深化理论，他们在对金融抑制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时，都涉及到了非正规金融这一问题。

金融深化理论认为，经济发展的前提是金融不能受到压抑，政府对金融的干预将阻止或妨碍经济的发展。麦金农和肖所说的金融压抑是指市场机制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的发展中国家所存在的金融管制过多、利率限制、信贷配额以及金融资产单调等现象。具体表现为利率管制、实行选择性信贷政策以及对金融机构进行严格监管，等等。

国外学者不仅将民间金融定义为非正规金融，而且对非正规金融作了明确的界定：是指没有被规制和制度化的非金融机构从事或参与的金融活动，包括货币借贷(money lending)，轮转基金（ROSCA），储蓄和信用合作社(SCCs或ASCAs)，钱庄（money house），典当(pawn brokers)等。国外学者在对一些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体系研究后发现，民间金融在资金募集和资源配置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民间金融之所以能够普遍而长期地存在，是因为正规金融体系在优化资源配置和推动经济增长的某些方面所表现出的低效率。

国内学者对民间金融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与国外研究所不同的是，早期研究民间借贷的国内学者并没有接受国外学者提出的非正规金融这一概念。对于民间金融的存在和发展究竟是金融深化的结果还是金融压抑的结果，国内学者观点与国外学术界的分歧很大。国内对民间借贷行为研究较早、成果较多的学者是姜旭朝，在1995年出版的《中国民间金融研究》一书中，姜旭朝对中国民间金融做了系统研究，不仅解释了民间金融存在的逻辑，也对民间金融存在的必要性给予肯定。在此后的研究中，姜旭朝进一步认为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民间金融规范化的过程是金融深化的一部分姜旭朝：《中国民间金融研究》， 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从制度经济学角度来理解，这样的逻辑是正确的。在中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随着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一部分金融活动溢出体制外是必然的，问题在于应当及时地将体制外的金融活动规范化并实施一定程度的金融监管。但是，由于长期的金融压抑不仅将大量金融资源集中在国有金融部门，而且，从制度上排斥了国有金融部门以外的金融活动，这就使国有金融部门以外与金融活动有关的制度几乎成为空白。从某种意义上说，金融制度缺失是近年来民间借贷由萌芽到泛滥并发生异化的重要原因。

国内学者陆峰和姚洋卢峰、姚洋：《金融压抑下的法治、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2003年8月。的实证研究结果也支持上述观点。他们认为，金融压抑的后果是造成金融资源的实际成本和名义成本之间出现差距，由此激励经济体和个人参与一些不合法但却有利于推动社会生产的活动。结果，加强法治未必有助于金融的发展。在中国，金融部门存在着“漏损效应” —— 即金融资源从享有特权的国有部门流向受到信贷歧视的私人部门的过程。

从以上综述可以看出，虽然国内学者对非正规金融的研究起步较晚，但是，在过去的十多年里，围绕民间借贷行为的研究十分可观。除以上提到的学者外，林毅夫和孙希芳林毅夫、孙希芳 ：《信息、非正规金融与中小企业融资》，《经济研究》2005年第7期。、张军张军 ：《民间金融与小企业发展——以浙江苍南一个镇为案例》，《“21世界中日经济合作与展望”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4年。、江曙霞江曙霞：《中国地下金融》，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胡必亮、刘强和李晖胡必亮、刘强、李晖：《农村金融与村庄发展》，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郑振龙和林海郑振龙、林海：《 民间金融的利率期限结构和风险分析：来自标会的检验》，《金融研究》2005年第4期 。和罗丹阳罗丹阳：《中小企业民间融资》， 中国金融出版社2009年版。等人也取得了很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国内学者普遍没有预测到非正规金融可能出现的庞氏融资特征。由于这些研究成果一直伴随着来自体制内的争议和怀疑，因而既没有转化为金融监管的具体实践，也没产生制度方面的积极效应，致使民间借贷在强大的市场需求作用下迅速蔓延，逐渐异化为对金融体系和经济运行具有冲击性和破坏性的庞氏融资。

二、 庞氏融资的概念与特征描述

1金融脆弱性理论中的庞氏融资

与金融深化理论相同，金融脆弱性理论形成独立的研究领域也始于20世纪的70年代。这一时期，美国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面临滞涨的经济形势，金融危机频繁发生，导致全社会巨大的财富损失。所以，经济学家开始对金融本质属性——金融脆弱性进行研究，以期寻找金融危机的原因和规律。金融脆弱性理论分为两个流派，其中得到普遍认可的和主要的流派是金融不稳定假说及其理论发展，而另一个流派则是基于DD模型为代表的“太阳黑子”金融脆弱理论，这一理论强调脆弱性由预期等因素产生，将金融危机的自我实现理论模型化，最终得到博弈的挤兑均衡结果。

金融不稳定理论最早由美国经济学家海曼?明斯基（Hyman PMinsky）提出。明斯基是现代金融理论最重要的开创者之一，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明斯基被公认为是当代研究和解释金融危机最权威的经济学家。事实上，早在20世纪50年代，明斯基就提出了“金融不稳定假说”（Financial Instability Hypothesis），并预见了整整一代人都无法理解的经济转型和金融危机。如今，金融不稳定理论已成为金融经济学领域的经典理论，并被人们不断讨论和完善，成为政府加强金融监管和实行金融管制的理论依据。

明斯基从经济周期波动的角度，通过分析微观经济主体的财务杠杆与经济周期之间相互影响来说明金融的脆弱性，提出了他的金融不稳定假说。明斯基强调金融在经济运行中的核心作用并突出了投资在金融活动中的作用，认为经济的不稳定性集中体现在金融的不稳定上。明斯基从微观经济层面描述金融与投资的关系，资本主义经济的资本扩张伴随着金融活动——未来的货币与现在货币的交换活动。现在的货币可以用来投资和生产，而未来的货币就是利润，利润可以增加资本资产。对投资项目的融资所产生的负债是在确定日期支付货币的承诺，商业银行在这一支付承诺中处于核心地位。对未来收入的预期决定着融资的数量和价格，而这种预期的正确程度则决定着能否偿还债务。

基于这样的分析，明斯基得出，为投资而进行融资活动是经济运行中不稳定性的重要来源。明斯基进一步对债务人的类型结构进行分析，并根据收入—债务关系，将市场中的融资行为分为三种类型：(1)对冲性融资（hedge finance)。即债务人预期从融资合同中所获得的现金流能够覆盖利息和本金，这是最安全的融资行为；(2)投机性融资(speculative finance)。即债务人预期从融资合同中获得的现金流只能覆盖利息，这是一种利用短期资金为长期头寸进行融资的行为；(3)庞氏融资(Ponzi finance)。即债务人的现金流既不能覆盖本金，也不能覆盖利息，债务人只能靠出售资产或者再进行新的融资来履行支付承诺。

简单地说就是，在第一种融资行为中，债务人稳健保守，因为负担少量债务，所以由融资所产生的现金流足够偿还债务本金和利息；在第二种融资行为中，债务人的不确定性开始增强，由融资所产生的现金流仅仅能够偿还债务利息，而债务的本金还要继续滚动下去；在第三种融资行为中，债务人只能靠融资所形成的资产升值，变现后带来财富的增加来维持自己对银行的承诺，如果资产不能升值，那么只能增加债务才能维持下去，这势必呈现出很高的财务风险。一旦资金链断裂，不仅债务无法偿还，而且融资所形成的资产价格也会出现暴跌，从而引发金融动荡和危机。现实中，美国的次贷危机就是庞氏融资的一个典型案例。次贷危机发生前，人们依靠银行的信贷购进了房产并以此作为抵押，如果房地产价格节节上升，抵押品就越来越值钱，银行的业务就会越做越大，信贷就会放松；一旦地产价格急转直下，抵押品价值严重缩水，众多的购买者丧失了分期付款的能力，即使银行收回了房产，也无法抵偿银行贷款，危机由此产生。

金融不稳定理论还认为，金融市场的脆弱性与投机性投资泡沫内生于金融市场。在经济景气时期，人们承担风险的偏好加大，高收益使投资者在承担风险方面变得越来越不谨慎，公司和个人融资所产生的现金流增加并超过偿还债务部分，自然就会产生投机的陶醉感。但是，由于市场是波动的，任何投资收益都存在不确定性，当债务超过了债务人收入所能偿还的金额时，投机性融资和庞氏融资所制造的借贷泡沫随之破裂。此时，银行和债权人必然会收紧信用借贷。作为结果，金融危机同样会殃及到那些能够负担借款的公司，于是，经济全面紧缩。

有必要说明的是，庞氏融资是明斯基在金融不稳定理论中经过严格定义了的专门术语，它和人们通常所说的庞氏骗局（Ponzi scheme）并不是一回事，庞氏骗局必定是一种欺诈融资行为，而庞氏融资却不一定包含欺诈行为。在《稳定不稳定的经济：一种金融不稳定视角》中，明斯基对庞氏融资作了进一步界定：庞氏融资通常与边缘性和欺诈性的融资活动联系在一起，虽然其最初的意图并不一定是要进行欺诈。

2非正规金融具有明显的庞氏融资特征

研究表明，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国外，民间借贷或民间融资行为都是长期存在的。通常，民间借贷活动中的资金和资金供给方都是来自民间，但进一步分析发现，在民间借贷活动中的资金需求方分两种情况，即企业和个人。本研究只关注企业参与的民间借贷行为。

根据罗丹阳罗丹阳：《中小企业民间融资》， 中国金融出版社2009年版。的研究，在我国东部民营经济发达地区，民间借贷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一直非常活跃。民营企业或中小企业参与民间借贷既是现行金融制度条件下的无奈之举，也是非正规金融市场自然选择的结果。表1给出了浙江温州地区民间借贷的统计数字。从表1可以看出，在过去很长时间里，民间借贷利率与银行贷款利率之比一直小于3倍。这样的民间融资行为属于典型的对冲性融资，它是对正规金融活动的补充，尽管没有得到金融监管当局的鼓励，但却受法律保护。然而，随着2008年以后国家采取“从紧的货币政策”，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2011年以来，研究人员和专业财经媒体对国内民间借贷市场作了大量的研究和调查，公布的调查结果和研究数据令人触目惊心。根据调查统计，2011年上半年民间借贷利率已普遍涨至月息6%到8%，即年息高达72%—96%，有的民间借贷公司年息甚至上升到120%。目前银行一年期贷款利率为656%，广州地区民间借贷利率已达到银行贷款利率的18倍。

四、 结论与建议

民间借贷的泛滥需要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在银行体系资金成本缺乏弹性的情况下，经济运行中存在着大量的从银行体系“漏损”出来的信贷资金和以对冲“负利率” 为目的的社会闲置资金；二是存在着大量的以逐利为目的的“影子银行”。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银行体系的信贷资金会发生“漏损”？为什么“影子银行”会野蛮生长？金融监管为何不能对非正规金融进行规范？金融监管究竟效率何在？

1金融监管改革迫在眉睫

2010年7月，在奥巴马政府的极力推动下，美国国会最终批准了金融监管改革法案（Dodd—Frank Wall Street Reform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Act）。该法案的通过对全世界的金融监管改革产生了巨大影响。当时，国内很多专家学者对中国金融监管改革也提出了建议和观点，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要求金融监管改革的呼声已经渐渐弱化。今天，当我们重新回顾和审视时就会发现，当时的很多观点和建议大多基于对美国金融监管实践的“路径依赖”，而非立足于中国的金融现实。中国和美国在监管理念、监管体制、金融市场结构和金融市场发育程度等很多方面存在巨大差异，这意味着，造成金融危机的风险因素也会有很大差异，而眼前正在发生的中国式庞氏融资就恰恰说明了这一点。

大量的民间借贷已经引发了很多社会问题，它可能产生的各种风险也已引起政府、金融监管部门以及社会各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在无法解决资金供给，满足中小企业资金需求的情况下，要想消除民间借贷和庞氏融资是不可能的。短期来看，尽快启动利率市场化步伐，完善相关的信贷制度和金融监管制度，以过渡性制度安排来弥补目前的监管真空。规范民间借贷市场，不仅必要而且有效，可以达到控制风险，防止风险蔓延的效果。但从长远看，如果不进行金融监管改革，提高金融监管效力，庞氏融资还会大量产生并长期存在。因为只要大量的“影子银行”继续游离于金融监管之外，它们就会利用分业监管的行政壁垒，绕开监管而从事风险业务。愈演愈烈的庞氏融资告诉我们，进行金融监管改革已是迫在眉睫，刻不容缓。

2宏观审慎监管是金融监管改革的唯一选择

2010年11月，在韩国首尔召开的G20峰会正式审定通过了巴塞尔委员会制定的第三版巴塞尔资本协议，即巴塞尔协议Ⅲ。巴塞尔协议Ⅲ所增加的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附加资本要求等一系列具备鲜明宏观审慎特征的新规定，体现了宏观审慎监管的金融监管理念。包括中国在内的与会国家承诺将执行这个协议，并实行金融监管改革。2011年5月，中国银监会正式《中国银行业实施新监管标准指导意见》，提出将宏观审慎监管与微观审慎监管相结合的监管改革思路，并在巴塞尔协议Ⅲ的基础上规定了中国银行业资本充足率、杠杆率、流动性和贷款损失准备等监管标准。对此，周小川周小川：《金融政策对金融危机的影响：宏观审慎政策框架的形成背景、内在逻辑和主要内容》，《金融研究》 2011年第1期。主张，中国是G20重要的成员国，发挥着重要的核心作用，对于G20形成的共识，中国要在实践中落实和推进。从现实情况看，我国金融行业有必要、也有条件尽快采纳和运用宏观审慎性政策框架，事实上，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决议和国家“十二五”发展规划都已经明确提出要“构建你周期的金融宏观审慎性政策框架”。

所谓的宏观审慎监管就是通过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和风险相关性的分析，来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风险，确保整个金融体系安全运行，避免金融危机发生的一种监管模式。与微观审慎监管相比，宏观审慎监管在监管的中间目标和最终目标上都有明显的区别。在中间目标上，宏观审慎监管关注防范金融体系的整体失败，而微观审慎监管则重在防止单一金融机构的破产；而在最终目标上，宏观审慎监管意在避免或降低因金融不稳定而引致的宏观经济成本，而微观审慎监管则旨在保护金融消费者的利益。宏观审慎监管其实是那些经历过金融危机国家在总结失败教训并经过深刻反思后的必然选择。因为庞氏融资的大量存在，中国的金融现实令人担忧，要避免“影子银行”酿成系统性风险，宏观审慎监管是金融监管改革的唯一选择。

3监管体制改革是实施宏观审慎监管的必要条件

尽管宏观审慎监管已经成为中央政府和金融监管部门的共同选择，但对如何实施宏观审慎监管却缺乏统一认识，各方观点莫衷一是。李杨认为，实施宏观审慎监管的关键是建立协调机制：一是监管当局的协调，重点是功能监管体制的建立及监管规则的统一；二是监管当局和货币当局的协调。货币政策主要是宏观的总量的政策，而金融监管是微观的结构性的政策，所以重要的是总量政策和结构政策协调；三是监管部门、货币部门、财政部门和国家发改委的协调。夏斌认为，基于目前中国“一行三会”的监管格局，有必要在此基础上，成立一个宏观审慎管理小组或机构，汇总搜集相关数据，研究制定具体的相机抉择目标和政策指标，参与在宏观审慎管理上的国际合作等，统一向国务院决策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