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调查报告范文

法律调查报告篇1

一、 研究方法，问卷调查

调查时间为XX年年2月10日，在我的高中同学的帮助下，对汕大未返乡过年的50名非法学本科专业的外地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调查方式是无记名填写调查问卷，人工进行调查结果分析，从而得出调查结论。

二、 调查结果

通过问卷调查，对大学生的法律意识有了基本了解，调查情况如下：

⑴、你生长在( )

a、农村 74% b、城市 26%

⑵、在你所有的经历中，曾经运用过法律途径解决纠纷吗?( )

从以上的数据可以看出，大多数的大学生并不拥有良好的法律意识，当其政党权益受到侵犯时，都没有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而是存在算了、算自己倒霉等等之类的想法。而在生长在农村的大学生中这一现象较为明显。

⑶、你能区分违法和犯罪吗?( )

⑷、你认为你目前法律学习中的主要问题是( )?

a、懂得法律知识但不会实际运用 32%

b、缺乏法律知识 40%

c、能运用所学法律知识并解决现实问题 28%

⑸、你是否关注国家的立法活动或是法律报告?( )

a、经常 12% b、偶尔 74% c、从不 14%

从以上的数据可以看出，只有12%，即6个人(调查对象为50人)会经常关注国家立法活动或是法律报告，还有14%，即7个人表示自己从不去关注，这表明了大学生对法律的重视程度是非常不够的，其认为自己只要守法不违法，法律是离自己很遥远的。

⑹、你知道《劳动法》里规定的试用期最长时限是( )?

a、三个月 22% b、六个月 48% c、一年 30%

根据我国《劳动法》的规定，试用期最长期限不得超过六个月，而在调查中发现，有52%的大学生不知道，这一问题与大学生毕业后的就业问题相关，可见大学生对与自己息息相关的法律知识了解并不多。

⑺、你认为法律在生活中的作用是( )?

a、 很重要，是维护权益的有效手段 32%

b、 比较重要，有时试图用法律解决问题 42%

c、 一般重要，不到万不得已不会运用法律 26%

法律调查报告篇2

公民的法律素养衡量一个民族的文明。顶着高层知识分子头衔的大学生的法律素养更是彰显民族文明与文化水平的关键。大学生正处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时期，此时高校的正确教育和引导具有绝对作用----帮助其拓宽法律知识，加强法律意识，提升法律素养，完善法律人格。

俗话说，谋定而后动，解决问题前应先有策划，而策划往往应对症下药，才能因势利导，通权达变。因此，我们要对大学生的法律素养做一番调查，并根据调查结果分析根本，由此制定应对措施，为和谐大学和谐社会做贡献。

一、研究方法，问卷调查

在整个20xx年的11月分里，我和我的小组成员，制作了法律调查表，针对广州大学在校大学生，通过扫楼、网上填写等调查方式进行无记名填写调查问卷的调查行动，并人工进行调查结果统计及分析，从而得出调查结论。

二、调查结果

通过问卷调查，对大学生的法律意识有了基本了解，调查情况如下：

1、85.13%的大学生认为法律与他们的生活密切相关，但还有少数14.87%认为无关;

2、54.87%的大学生秉信法律能为他们解决现实中的问题纠纷，维护切身的利益，8.21%却认为不能，还有36.92%认为目前不能，但相信以后会逐渐完善;

3、23.59%的大学生对法律所规定的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的了解不是很清楚，73.33%大学生了解一般，只有3.08%了解很透彻;

4、通过电视、网络、报纸、杂志等渠道获得法律知识的学生比例居多，占76.41%，12.82%是自己通过看有关法律方面的书籍了解，通过国家普通法宣传这一途径的占最少数，为10.77%;

5、问如果你在网上买到一件伪劣的电子产品，70.77%的人采取要求退货的措施，13.85%大学生认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自好自认倒霉，15.38%表示要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6、问：某人经过一栋楼，刚好被楼上掉下的花盆砸中，大脑受了伤，导致下半身瘫痪。他的家人去了那栋楼挨家挨户地问是谁家掉下来的花盆，但大家都不承认。那他该怎么办?

其中1.54%认为找不到肇事者，只能自认倒霉，88.72%赞成报警，让公安机关介入调查此事的方案，9.74%的大学生主张把整栋楼的居民全告到法院;

7、12.31%学生认同违法行为一定是犯罪行为，犯罪行为一定是违法行为的说法，其余87.69%则反对;

8、只有少数14.36%大学生有过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经历;

9、83.08%大学生认为在不被告知的情况下，自己的照片被他人用于商业宣传属侵权行为，8.21%大学生持相反观点，另有8.72%表示不清楚侵权与否;

10、如果被侵权，5.13%大学生认为无所谓，反正对自己也没多大的影响，26.15%表示要私下和平解决，甚至有1.03%坚持私了不行，要用武力解决，67.69%大学生则希望通过老师了解相关法律知识，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

11、对于大学生闯红灯或骑自行车载人的行为，15.38%以为不必大惊小怪，10.77%认为要严格禁止，甚至8.72%的大学生主张应加以处罚，65.13%认为应加强宣传教育;

12、50.26%大学生认为法律的执行在新闻、报刊、电视、广播等舆论的监督下最有效，18.97%认为在党委政府，人大，政协等领导机关的监督下行之有效，23.08%认为群众监督更有力，4.62%认为这取决于执行机关的自我监督，最后有3.08%表示说不清;

13、79.49%大学生同意欠债还钱，天经地义的说法，14.36%则不认同，6.15%觉得得看钱数目大小，如数额较大则同意，数额小就无所谓;

14、80%大学生认为任意毁坏公共垃圾桶的行为属违法行为，13.33%则认为不违法，还有6.67%表示不清楚此种行为是否违法;

15、2.05%大学生表示从来不会关注日常生活中社会发生的法律案件及从中汲取法律知识并尝试从法律角度来分析这一案件，90.77%承认很少有这种自觉性，只有7.18%大学生经常关注这种法律案件且有汲取法律知识的热情。

备注：本次调查问卷共200份，有效填写人次为195。

三、原因分析

(一)、学生方面的因素。

(1)重视程度不够，缺乏主动性。根据调查了解到，仍有14.87%大学生认为法律知识与他们的生活无关。在当前严峻的就业形势下，大学生普遍认为专业知识才是他们应该努力与花放精力的方向，不是法律专业的学生把时间浪费在学法律知识上并不能获得什么实质性利益，是极愚蠢的行为。据我切实了解，多数大学生认为法律枯燥乏味，法律课上基本卧倒一大片，更谈不上会主动学习法律知识。学校开设的相关课程，也只求考试过关，大多数学生重学分轻实效，也是大学生法律意识淡薄的原因之一;

(2)传统的妥协性与劣根性。调查表明，占很大比例的大学生在自己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坚持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妥协观点，得过且过，不采取任何法律措施;(这将助长了违法分子的气焰)

(3)缺乏实践性。关注日常生活中社会发生的法律案件及从中汲取法律知识并尝试从法律角度来分析这一案件的学生仅占调差人数的7.18%，微乎其微。且只有少数14.36%大学生有过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经历。大学生极少参加法律实践，是对现实法制缺乏感性认识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教师、学校方面的因素

(1)重视程度不够。除了法律专业的以外，其他院系的有关法律的课程，老师都不会严格要求学生，对于学生在课堂看其他与课程无关的读物或睡觉或听音乐等一切做与法律无关的事的现象，也司空见惯，这似乎也是近年各高校的教学传统了，这师生默契潜滋暗长，发展得顺乎自然。由此，学生得到的法律知识更加贫乏了;

(2)课堂气氛沉闷。法律知识相对于其他学科，确实比较枯燥，老师授课方式又缺乏生动性，导致课堂气氛呆板，学生昏昏欲睡，鲜有积极性;

(3)学校宣传力度不够，学生不能认识到法律的重要性以及其与生活的密切性。

四、调查总结及应对措施

调查显示大学生的维权及守法自觉性不高。要提高大学生的法律意识，必须采取多种途径和灵活多样的方法。为此，我建议学校可有针对性地从三方面入手。

(一)进行普法教育

1、教学内容的选择：

应充分考虑学生的特点与需要，有针对性地突出重点，应讲授与学生有一定联系的法律，容易提高学生兴趣，增强普法效果，从而也使学生通过普法教育获得值得运用法律手段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观念;

2、，教学方法的改革：

原本枯燥的法律课加上教师死板的教学方式更使学生上课提不起精神。因此，加强对教学方法的改进也是真正提高普法效果的有效途径之一。因此在教学中应采用多种方式方法，比如课堂讨论，多进行社会著名案例分析，结合录像等多媒体教学，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才能使普法达到我们所要达到的效果。

(二)实践性的增强：

多组织学生进行与法律有关的活动普法教育毕竟过于抽象，要真正唤醒学生的法律意识，应采取一些更具体，更行之有效的办法，针对大学生年龄及性格特点，把法律意识的培养同组织活动相结合、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1、组织学生开展模拟法庭活动。学生通过自己模拟法官、律师、检察官、被告等角色，能更加深刻地把我国一些诉讼法程序掌握，也通过模拟对犯罪分子的审判，对旁听的学生起到震慑作用，提高他们守法的警惕性，从而自觉守法;

2、组织一些有关法学方面的知识智力竞赛;

3、组织学生去法院旁听，达到开拓视野，深入社会，更深切地体会到用法律保护自己的重要性的效果;

4、请有关办案人员或著名法学专家来校开讲座，既能让学生了解时事，也能使学生更深切体会法律的权威。

法律调查报告篇3

[关键词]单亲家庭；子女；性教育；调查报告

为了了解家庭、社会环境对青少年成长的影响，特别是了解单亲家庭未成年子女在成长过程中有关性法律方面的情况，《单亲家庭子女的性法律问题研究》课题组于2007年5月至10月在成都地区的3所中学和一个少年管教机构进行了抽样调查。通过调查分析，掌握了有关单亲家庭子女在性法律方面的基本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一些对策，以帮助单亲家庭未成年子女更好的成长。

课题组成员走访调查了具有代表性的成都市区及周边的一些中学和少年管教机构，共发出调查问卷413份，收回413份，有效问卷413份。其中包括城区及乡镇中学3所(分别代表为城市问题少年中学、城乡结合中学、乡镇中学各一所)，发出调查问卷313份，收回313份，有效问卷313份；向少年犯管教机构(被调查者均为犯罪少年)发出调查问卷100份，收回100份，有效问卷100份。问卷内容设计主要围绕单亲家庭子女性法律问题展开，主要包括单亲家庭父母情况、父母与子女关系、性知识教育、学校单亲家庭子女与少年管教机构单亲家庭子女的表现差异等。

1　单亲家庭子女性法律问题的调查

所谓单亲家庭，一般是指孩子的父母其中一方因死亡或离异，孩子只跟随其父(或母)生活，或孩子的父母均已死亡，孩子随其祖父(或祖母和其他亲属)生活，称为单亲。然而，我们这里所指的单亲，还存在另一种情况，即子女父母双方均健在，也未离异，却因父或母或双方外出打工或经商，长期不在孩子身边，只由一方或其它亲属照管孩子，也把它归入单亲家庭之列。这是因为从教育孩子角度而言，仍属“单亲”范畴。

1.1　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

1.1.1　被调查者单亲家庭子女年龄情况从调查对象可以看出，被调查者绝大多数是未成年学生，占调查总数的91.5％。其中14周岁以下118人，占28.6％；14～16周岁158人，占38.2％；16～18周岁102人，占24.7％；18周岁以上35人，占8.5％。

1.1.2　少年犯管教机构单亲家庭子女受教育情况调查显示：在少年管教机构调查的单亲家庭子女中，仅有小学文化程度或小学未毕业的占63％；刚刚完成义务教育的仅占24％；只有13％的单亲家庭子女接受过高中学习。

1.1.3　被调查者来源分布情况从被调查者来源分布情况看，来自乡村的单亲家庭子女占六成左右。其中少年管教机构单亲家庭子女来自乡村的比例比总体情况高。见表1。

1.2　单亲家庭父母离婚情况

调查显示：因为父母离婚造成单亲家庭的原因为17％，其中学校单亲家庭子女中因为父母离婚造成的为14％；少年管教机构单亲家庭子女中因为父母离婚造成的为26％。见表2。

1.3　家庭对单亲家庭子女的关心情况

1.3.1　单亲家庭成员对子女的关心情况调查显示：总体情况单亲家庭成员对子女成长关心的占绝大多数，为90.3％，但少年管教机构单亲家庭子女受关心的为81％；只顾忙自己的事情，不关心子女的为0.7％，但少年管教机构家庭为15％；感觉讨厌，经常打骂子女的为0.3％，少年管教机构家庭为4％。见表3。

1.3.2　单亲家庭父(母)对子女成长中身体、心理变化关心情况调查显示：在单亲家庭中，父亲或母亲对子女成长过程中身体、心理变化关心的占78％；不懂得怎样关心的占13.1％；不关心的占8.9％。其中，少年管教机构单亲家庭父母对子女成长中身体、心理变化关心的占68％；不懂得怎样关心的占18％；不关心的占11％。见表4。

1.3.3　单亲家庭父(母)对子女关心的内容调查显示：单亲家庭父(母)对子女平时最关心的是成长变化，占69％，其中学校单亲家庭父(母)对子女关心成长变化的比少年管教机构单亲家庭父(母)对子女关心成长变化的高26.4％；而对于“什么都不管”的少年管教机构单亲家庭比学校单亲家庭高10.1％。见表5。

1.4　单亲家庭子女对父(母)的期望

1.4.1　单亲家庭子女平时最想念的人调查显示：单亲家庭子女平时最想念的人是其父母，为57.1％；仅仅想念父亲的为0.65％；仅仅想念母亲的为15.3％，少年管教机构单亲家庭子女想念母亲的为18％。

1.4.2　单亲家庭子女希望其父(母) 调查显示：单亲家庭子女与其父(母)生活的过程中，绝大多数希望“关心、经常教育”自己，占77.5％；希望父(母)“宠爱、满足所有要求”的占15.7％；希望“放任你、随便你干啥”的占7％，少年管教机构单亲家庭子女希望的占16％。见表6。

1.5　单亲家庭子女对性知识的了解情况

1.5.1　对性知识的了解来源调查显示：单亲家庭子女对性知识的了解来源，学校单亲家庭子女对性知识的了解主要是通过“学校老师教育”，占51.1％；少年管教机构单亲家庭子女对性知识的了解主要是通过“网络、书刊、音像”，占59％；学校单亲家庭子女通过父(母)教育的占26.8％，少年管教机构单亲家庭子女通过父(母)教育的占16％。通过“朋友介绍”的学校单亲家庭子女占15％，少年管教机构单亲家庭子女22％。见表7。

1.5.2　学校单亲家庭子女对性知识教育的看法 调查显示：学校单亲家庭子女对性知识的教育认为“丰富有用”的占40.3％；认为学校教育中“有一些性生理知识，其他知识很少或没有”的占42.2％；认为“没有学习这方面的知识”的占12.5％；认为“不知道什么是性知识”的占2.9％。

1.5.3　少年管教机构单亲家庭子女对性知识教育的看法调查显示：在管教所的教育内容中，单亲家庭子女认为性知识教育“丰富有用”的占40.3％；认为“性法律知识较多，其他知识很少”的占11％；认为“很少学习这方面的知识”占36％；认为“不知道什么是性知识”的占4％。

1.6　学校单亲家庭子女认为对待他们应该

调查显示：认为“老师和同学应该共同关心他们，帮助他们健康成长”的占64.5％；认为“学校和老师要特别关注他(她)，通过个别工作方式帮助他(她)健康成长”的占16.3％；认为“与其他同学没什么两样，不用特别关注”的占13.4％；认为“学校应该严厉管教他们，防止他们犯错误”的占7.7％。

1.7　少年管教机构单亲家庭子女最希望了解的知识

调查显示：少年管教机构单亲家庭子女认为“了解实用技能”的占46％；认为“了解的知识是国家法律法规”的占30％；认为“科学文化”的占12％；认为“了解生理、心理健康成长”的占12％。

2　单亲家庭子女性法律问题的分析

2.1　少年管教机构单亲家庭子女受教育程度较差

少年管教机构单亲家庭子女都是年满14岁以上，按照我国《义务教育法》，这些孩子都应该进入初中学习或更高层次学习。但由于家庭的特殊原因，他们没有得到正常的教育，超过七成的调查者没有完成义务教育。

2.2　少年管教机构单亲家庭子女来自乡村的比例较高

由于我国城乡间的差别，乡村单亲家庭子女在接受教育、父母关怀、生活条件、同龄孩子的影响等方面与城市子女方面有很大不足，少年管教机构单亲家庭子女超过六成的调查者来自乡村。

2.3　家庭父母感情很大程度影响孩子的成长

家庭是社会的港湾，父母是孩子的依靠。绝大多数单亲家庭子女最想念的亲人是其父母。但由于单亲家庭父母关系的不和或家庭的不完善，直接影响到孩子成长中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等，他们可能在心理上和行为上产生扭曲。少年管教机构单亲家庭父母的离婚率明显高于学校单亲家庭父母的离婚率，甚至有10％少年管教机构单亲家庭子女是独自生活。

2.4　父母的教育方式影响着孩子的健康成长

父母的教育方式直接影响到孩子的心理和行为接受，有效的教育方式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少年管教机构单亲家庭父母不懂得怎样关心或不关心子女的占三成，而经常打骂子女的比例大大超过学校单亲家庭。少年管教机构单亲家庭父母放任、随便子女的比例是学校单亲家庭的四倍。

2.5　学校或管教机构是单亲家庭孩子接受性知识的主要渠道

在孩子身体、心理成长变化过程中，父母和社会都应加强对他们的引导和教育，包括性知识的教育，解除他们的性困惑。绝大多数单亲家庭孩子认为性知识教育“有用”。但在这过程中，父母起的作用较少，学校或管教机构是单亲家庭孩子接受性知识的主要渠道。

2.6　学习法律知识和掌握实用技能是少年管教机构单亲家庭子女最希望的

学习法律知识，遵守法律规范是公民应尽的义务，少年管教机构单亲家庭子女由于这方面意识的薄弱而走了弯路。因此学习法律知识和掌握实用技能是他们最渴望的。

3　对策和建议

3.1　学校应提供良好的心理氛围，注意情感育人的作用

学校教育是培养品德、预防矫正不良品德和向学生传授文化知识的主要阵地，然而因受应试教育的影响，考试成绩与教师名利挂钩，给教师很大压力，而教师往往将压力迁移到学生身上，对部分这样的“差生”处理时感情用事，不能深入细致地做思想工作，使学生容易产生抵触情绪，逐渐失去自尊和自信，加深了心理障碍，师生关系发生变形。

实践证明，学校教师对这类学生的成长应提供一个良好的心理氛围，以弥补家庭环境所带来的缺陷，努力为他们创设一种没有轻视、没有妒忌、没有敌意，充满体谅、平等、真诚的环境。首先，可以开展一些有益的活动，如参加社会实践，学雷锋做好事，使他们从中获得一种和谐的人际关系。其次，教师要主动去信任、理解、尊重这类学生，关心、帮助和爱护他们，培养其健全的人格，以真诚的情感，以榜样的形象，以生活的美好，来激活学生丰富的情感领域。

3.2　帮助他们改善家庭关系，让他们感到家庭的温暖

有位著名心理学家曾说：“家庭不仅是个人生活的起点，也是人格形成的源头。婚姻家庭关系越牢固，教育子女的条件就越好。”家庭关系的改善对这类学生的成长有着巨大的促进作用。所以，我们必须使家长正确认识到这一点，并担负起教育的责任。一方面，学校与家庭要经常取得联系，达成共识，以帮助其家庭关系和谐发展；另一方面，要与学生单独谈心，恰如其分地指出他们家庭的缺点，告诉孩子真相，教会他们识别大人的优点，减少家庭矛盾。

3.3　创造条件，多给他们表现机会，提高自尊心、自信心

自尊、信心和勇气是单亲家庭子女努力改正缺点积极向上的动力，是人的心灵中最敏感的角落，尊重是情感交流的钥匙，因而，应从尊重和爱护单亲家庭子女出发，教育这类学生，更应是帮助，帮助发掘他们身上的优点，及时发现进步之处，不用“笨”、“坏”、“什么东西”等字眼再次刺伤他们，多给他们提供表现“自我”的机会，培养自我观念的形成，唤醒孩子们的自尊，鼓励振作起来，自强不息。有了信心，就有了希望。

3.4　父母应该主动帮助孩子解除性心理、生理困惑

每个人在成长过程中，都会存在性心理、生理的困惑。学校、家庭应主动承担关心、帮助孩子的性心理、生理困惑。特别是对单亲家庭子女性知识的教育，消除他们的性困惑，减少性犯罪。父母应该更多靠近孩子，对孩子的性生理知识教育应该多主动些。

3.5　少年管教机构应特别加强单亲家庭子女的法律知识学习和技能培养

犯罪的青少年就是因为法律意识淡薄，法律知识缺少而走上犯罪道路的。再者单亲家庭子女父母关心不够，文化技能较少，他们心理空虚，浮躁。因此少年管教机构应特别加强单亲家庭子女的法律知识学习和技能的培养。

法律调查报告篇4

关键词:农民法律意识;农村法治化

中图分类号:D422．6;D92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4379－(2016)03－0001－05

一、序言

(一)选题的由来

在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发展过程中，农村法治建设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的法治建设进程中处于重要地位。从历史和现状上看，我国是农业大国，农民的人口占据全国总人口的一大半，因此，农民问题就是中国发展的主要问题，而农村的法治建设就是实现全社会法治化和依法治国方略的主要环节。但是，针对中国政府已经提出并正在实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法治建设的目标和任务，中国的广大农村是否已经逐步实现了法治化?目前农村中的普遍法治状况如何?农民对法治化建设有多少理解和参与?以及针对目标任务和现状，农村法治建设该何去何从?这些问题都有待学者进一步探究。当前我国法治建设已经有了可喜的成果，“有法可依”也基本达到，但民众对于法律的了解仍然不够，很多农村地区仍然存在着诸如农民对法治的概念模糊、农民缺乏对法律的认同感和应用，以及农村执法艰难导致的法治化进程缓慢或停滞不前等问题，这其中，法律意识是一个重要因素。法律意识是人们对于法律和法律现象的观念和态度的总称，它表现为人们对现行法律的认知、评价和运用程度，以及对一些行为是否合法的评价和看法等等。因此，从根本意义上讲，增强广大农民的法律意识是实现农村法治化和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关键和核心。没有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相适应的现代农民法律意识的支持，就不可能实现广大农村的法治化。研究中国农村法治化问题，必然要将农民问题和农民的法律意识置于其中。

(二)调查对象选择

我选择的调查对象是位于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的南社村、东社村、上庄村、窊流村、后北屯等城中村庄以及山西省吕梁地区离石的一处街道所在的村民。之所以选择这些地方和村庄，是因为我的家乡是山西太原，我的家在这里，这些地方对于我自身来说都相对熟悉，对它们近几十年的发展和变化也相对了解，且太原市的各城中村和离石的村庄在各个方面都存在差别，比如村民的生活方式、经济收入以及两个所属城市的发展程度等方面都有所不同。另外，本次调查因个人原因有幸能走访离石市区内的几处街道居民，进而扩大了调查范围，也有助于调查的准确性和有价值的参考。所以在种种现实条件的约束下，能够且只能选择这两个城市中的农村来做调查，虽然调查结果并不能完全代表和说明一切，但至少可以说明仅这两个地区的农民和农村的法律意识问题，希望对反映和了解更大范围甚至全中国农民的法律意识的普遍现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三)调查目标与意义

本文主要有两个方面的调查目标:第一方面，力图以调查对象为代表，一定程度上了解当前的农民法律意识现状，分析成因，并思考如何从我国的国情、农情现状出发提高农民的法律意识;第二方面，通过对农民法律意识的调查研究，对当前农村法治化进程中的法律环境和现实条件进行切实的分析，试图说明现阶段农村法治建设的总体情况，以此为前提为进一步推进我国农村法治化进程提供一定的依据和参考。本文的调查意义在于，法律意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要思想基础。像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没有农村的法治化就没有整个中国的法治化。特别是当前农民法律意识亟待认真分析和总结，农民法律意识在不断追求提高，但其在全社会中仍处在较低的层次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三农”问题一直是中国发展的大问题，是关系党和人民的伟大事业的全局性问题。全面推行依法治国方略和推进依法治国进程必须要依靠广大的农村地区和农民人口。增强当代中国农民的现代法律意识，是推进农村法治化和依法治国进程的重要环节，是推动中国法治文化建设、实现“中国梦”的一项基础性工程。所以，调查和研究农民法律意识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四)调查过程说明和问卷分析

本次调查针对选择的若干村庄进行走访，尽可能地利用人力、物力和财力使调查深入和全面，主要采取的调查方法是口头访问和问卷调查。在发放问卷的过程中，笔者发现，愿意接受问卷并试图作答问卷的人群大多为年轻人、中年妇女或者小孩，其他人群不愿意接受问卷调查这种方式的原因是他们大多没有文化基础、不识字或者年老体弱、眼睛昏花，所以不愿意去花费精力阅览纸质问卷，所以，针对这些群体，笔者采用了口头访谈和聊天的方式;另外，在调查过程中，还有一部分村民，以年轻男子和中年男子为主，不愿意接受笔者的任何形式的调查和访问，对于向他们提出的法律意识一词毫无反应甚至态度不佳，所以在笔者的调查结果中没有包括这些人群。本次问卷的设计采用单一形式的题型，即全部都是客观题。每张问卷有21道题，分别是前20道问卷主体内容和最后一道主观问答。其中，20道客观题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前五道题目，主要是了解被调查人的概况，包括他们的性别、年龄以及受教育程度等;第二部分，即后15道题目，内容包括被调查者的法律认知、法律意识、对国家法治建设的了解以及期望等方面;第21题作为问卷结束的一道主观题，虽不算问卷的主体，但也很重要，是对该问卷的评价、对农村法治建设有什么想法或建议，属于自由写作的题目，被调查者可以选择填写或者放弃。本次问卷下发之后，由于被调查者的种种因素导致一半的问卷没有任何作答痕迹，成为无用问卷;有效的收回问卷只有31份;另外对其他尽可能多的各年龄段的村民采取了口头访问的形式，也对那些无效问卷的作答者换成了口头聊天的形式。因此，以下的内容分析将以这些调查问卷和口头调查结构为依据，材料虽严重不足但也能够代表几个村庄的情况。

二、相关概念界定

(一)农民

从历史沿革的角度看，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就是指从事农业生产和劳作的劳动者。随着社会因素的多方面发展，这个概念界定已经不能适应当前中国以及世界各国农村的分化情况，本研究中把“农民”的内涵定义为一种地域身份更为合适，其人群包括在农村地区生活和从事各个行业的所有职业人群。

(二)农民法律意识

法律意识是人们对法律知识和法律现象的认知、情感和态度的总称，它是社会意识的一个方面和一种表现。农民的法律意识，主体对象是农民，特指农民关于法律知识和法律现象的看法、态度和心理情感的总称，主要包括农民的法律知识认知水平，对法律法规的评价和态度、对社会法律事件及自己的法律权利和义务的合理运用，以及对法治化目标的建议和意见等方面。

(三)农村法治环境建设

法治，即依法办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依法办事”的原则作了科学的表述。依法办事，即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因此，在本研究中，笔者把“农村法治”定义为在农村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一种依法办事的状态。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我国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新农村法治环境建设的内涵应包含以下方面:第一，农村的法治环境建设应当是以依法治国为目标，以现行的宪法和相关法律条文规定的农村经济、政治和文化制度为前提，着眼于从法律上确立城乡统筹发展的制度理念，构建包括农村在内的和谐社会秩序，进一步修改和完善现有法律和制度;第二，农村法治环境建设应当致力于法治治理模式的转变，即把严格执法和热情服务结合起来，引导农民树立遵纪守法观念，增强其主人翁地位的意识和参与村民自治，提高农民依法行使民利和依法维权的能力，积极为农民群众提供法律服务;第三，法治环境建设应当致力于营造“以人为本”的公平理念和价值取向。农民群众是新农村的主人，也是新农村建设的主力军和得益者，法治环境建设应当着眼于保护农民利益，切实解决好三农问题，从法律制度上保护农民的各项合法权益不受侵害，逐步消除城乡发展的不平衡;第四，法治环境建设也应当致力于发展农村地区社会文化事业，逐步改善农村地区的人文环境，乡风文明不仅要靠精神文明，也要靠法律。

三、当前农民法律意识的表现与特征

(一)农民对法律的看法

从调查结果来看，当前很多地区的农民对法律的认识不够，法律意识也表现的比较淡薄。主要表现在:一方面，农民缺乏权利意识。很少农民在自身权益受到侵害时想到要用法律手段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有些人因对法律维护自身权益的权利毫不知情，遇事只有依靠村委会和村支书;不少人因顾及一些其他多方面因素而不愿生事;还有些人知道可以通过法律途径但现实中却投靠无门，不知该如何运用法律。另一方面，尽管大多数被调查者对中国的法律能列举一二，但是对于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法律或者与农业、农村相关的法律的认识少之又少，也就是说，一半甚至以上的农民对法律知识的认识不足。在访问过程中，在被问到“列举您所知道的法律或者条例”的时候，被调查者的回答大致可以概括为:对中国的宪法、计划生育法，以及土地法这些大的方向略举一二，但具体有哪些条例和规定便说不出来了。另外，本次调查中，近七成的农民对法律抱有信仰和期待，认为法律可以为自身所用，法律是公正且平等的。但是也有一部分农民认为社会的不公平待遇，即使是法律出台也无法解决。在被问到“人情是否大于法律”的问题时，一半以上的农民认为，人情大于法律的现象已经几乎是曾经发生的，即使现在仍然会出现人情世故不顾法律权威的情况，但这种情况是人们抵触和排斥的，相信将来都会彻底消除，法律权威会全面保障农民生活的方方面面。

(二)农民对法治建设的看法

法律的权威和效力具有至高无上性，法治建设的最基本要求就是严格依法办事，法律至上。本次调查中发现，近八成的农民都听说过法治建设的概念，但是对于自己与法治建设的关系、如何在法治建设中扮演角色的问题却不是很清楚，且很多村民在访问中指出，虽然有法律条文存在，但农村目前依然是人治的传统远胜于法治的思想，这是极其不利于农村法治化实现的。但是改变所有农民的这种思想需要花好长的时间。由于历史和文化因素的影响，在很多农民心里，用领袖、权力、金钱或是人情办起事来都比法律管用，法律存在和法律实施并没有直接关系，加之农村的法律法规还不够健全，通过法律维权对于农民来说就是一个困难大、代价大且复杂的未知过程。所以，农民对于法治建设大多是抱有一种坐享其成的态度，对于国家和社会的改革充满信心，但对自己要做些什么贡献或是改变什么思想等问题，并没有想过。

(三)农民对农村建设的期望

笔者在问卷的最后专门设置了这样一道填空题，试图通过被调查者的自由写作了解更多的真实想法，也有助于调查的准确性和真实性。从问卷回收的整体水平来看，一半以上的被调查者对农村建设报以信心和决心，提出的期望也包括农村各个方面的建设，例如，首先要解决经济困难问题，实现农民生活水平的快速提高;在法治建设方面，贯彻有法必依，加强执法力度和执法监督;希望国家和政府能够深入农村了解情况，加大农村建设力度，等等。笔者注意到，在村民们的期望和建议中，像“广泛地开展法律宣传教育”、“普及农村法律知识和农民的法治观念”这样的建议有一多半的人提出，而“加大执法力度和加强执法监督”也有一部分农村居民提到。这充分说明，当前广大农民的法律意识淡薄的现象只会是暂时的，大多数人的法律意识已经觉醒和进步，并且迫切希望自己也融入到法治建设的大环境中去，农民法律意识的全面提升指日可待。

四、农民法律意识现状的成因分析

(一)经济原因

自改革开放以来，为确保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稳定，我国实行以计划经济体制为背景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诚然，这种体制在过去某一段时期促进了城乡经济结构的发展，但随着城乡经济结构的变化和调整，这并不利于农村法治建设的发展。城乡二元结构是一个多向度、多维度的社会经济现象:在经济层面和社会层面上都体现出城乡居民在生活各个方面不同的政策差异，这些差异从根本上影响了我国法治建设一体化的局面，国家法律法规在城市中能够顺利实行，但是到了农村，由于各项条件的制约，法律与农村自身的秩序不一致，就会导致国家法律不能在农村实施下去，影响我国农村法治环境的建设，从而也使广大农民的法律意识得不到提升。笔者认为，现代法治建设依托的经济环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国传统的农村经济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体，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冲击下，农村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逐渐解体，社会的发展迫使农村经济也要跟上市场经济的步伐，但从总体来看农村经济的发展相对滞后，跟不上时展步伐，难以真正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因此现代法治建设需要的物质基础在农村也暂时并未达到，严重影响了农村法治建设。市场经济是一种法治经济，法治的发展程度与市场经济的发展程度密切相关。农村市场规模较小，市场经济的相对落后，使得农村的法治建设过程艰难前行。

(二)历史与传统文化原因

一方面，两千年漫长的封建社会，传承了中华文明，也形成了浓厚的封建文化。传统的封建文化是一种伦理文化，倡导礼法合一，讲究上下尊卑、长幼有序。长期受封建文化主导的农村，社会秩序的维系主要依靠有权威的老人，这些德高望重的老人成为了村里的实际执法者，他们依据的更多是封建道德观和风俗习惯，而不是法律。因此，在农村，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更多的是依靠世代相传的规矩，而非国家倡导的法律。另一方面，在我国农村，法律作为信仰的客体，而农村居民却对其相对陌生，难以真正感受到法律的作用，对法律的作用和功能认识不清。这是由于长期的历史原因造成的，正如列宁所认为的，“千百年来，国家都是压迫人民和掠夺人民的机关，它留给我们的遗产是群众对一切极端仇恨和不信任，克服这一点，是个非常难的任务。”①长期以来农民对法律的不信任导致了法律信仰危机在我国农村普遍存在，影响着农民法律意识的提升和法治环境的建设。因此，在农村，大部分农民更愿意相信村干部的话语，而不去相信法律条款，导致村干部和政府的行政权力在农村盛行，从而也使得村民法律意识更加淡薄，更加相信“人治”大于“法治”，致使法治化建设举步维艰。

(三)我国农村司法与执法力量薄弱

一方面，农村普遍存在立法不足的问题。目前，我国的现有法律运用到广大农村当中，并非得到了全面的适用，有些法律制度在立法的过程中并未从农村现实情况出发，也忽视了农民的真实诉求和实际问题，致使某些法律法规不能真正适用到农村实际情况，不能满足农民的真正需求，农民的问题不能利用法律手段得到及时解决，就会更加投靠“人治”。随着社会的进步发展，与时俱进的政策被频繁出新，但同时期的法律制度和社会风气、习惯等却难以在短时间内改进，致使制度对发展中的变化无法做出及时的调整，造成现有法律无处可用，需要的法律不能出台的局面，最终导致农民不信任法律。另一方面，执法的不足也是促成农民法律意识薄弱的重要因素。农村执法队伍的整体素质不高是阻碍农村法治化建设的直接因素之一，也是我国农村多年来一直存在的一个难题。执法不公、执法不严的现象不仅在农村，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和程度上都存在，这直接影响了农村的法治心理。同时，农村基层法院也不能适应和满足农村司法的需要，农村司法体系尚不健全，想要通过司法途径解决问题却面临诸多不便，这在农民心中可能对法律体系产生排斥，因此导致法律意识愈加淡薄。

五、加强农民法律意识与法治建设的思考

(一)发展社会主义新农村经济以奠定农村法治建设的物质基础

提高农民的法律意识，首先是要夯实农村社会的经济基础，加快发展农村经济，使农民在物质生活充分提高的前提下有能力和有精力提高自身的法律意识。要充分利用农村地区的优势资源，发展和提高其生产力水平，改善农村生活条件和生活质量。只有农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农民才更有积极性参与法治建设。其次，抓住土地这个农村最重要的天然资源。利用土地资源发展经济，必然要有一套与经济制度相适应的农村土地制度，当前必须加快建设农村土地政策和制度，用法律法规来规范土地使用、征地补偿等措施，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此外，要加快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农村市场经济体制，使农村的市场经济融入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大环境中，调整和优化农村产业结构，以市场为导向，发展现代农业。

(二)加快完善农村法律体系

针对农村法律制度不健全等缺陷，相关立法部门要加快涉农立法工作，减少有关三农问题的法律空白地带，树立科学的立法观念，制定符合农村实际发展需要的法律，使农村的各项工作和问题都能做到有法可依。相关部门还要推进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不但要求农村执法主体转变其执法观念，而且要提高基层执法队伍的整体素质，并带动整个农村的法律观念和素质，避免出现滥用权利侵害农民切身权益的情况。

(三)培育农村的法治建设主体和法治环境

全面提高农村法治建设就必须提高农民的法律意识，提高农民整体的法律意识就必须首先在政策上确立农民的主体地位。要全面重视教育，提高农民整体的教育文化水平和学习法律知识的能力，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其法律意识。为确立农民的主体地位，提高农民自治能力，当前我国已经在广大农村实行村民自治，积极发挥村民自治制度的作用，鼓励和培养农民以及村干部的法律意识，逐步提高其主人翁地位。据调查，村民自治制度是提高农民法律意识的有效途径，有利于培养农民在法律意识和习惯上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有利于农民坚定自己作为法治建设主体的信念，坚定其法律信仰，进而有助于农村法治化的实现。

六、结论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法治社会已成为适应其他方面的必然选择。建设法治社会，实现依法治国，提高农民的法律意识水平是一项基础性工程和重要前提。法治的实现还需要很多先决条件，例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实现了商品经济的转型，但广大农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条件依然非常落后，这与城市的发展脱节，两者的法治进程差距明显。在该背景下，由于农村人口和面积占我国人口和国土的绝大多数比重，致使国家立法在全社会中的实效不尽人意，农村中利益纠纷的解决手段与法治国家的做法并不一致。可以说，农村的法治程度才真正决定着中国的法治进程。山西太原的城中村和离石市区街道是我们在进行农村法律意识调查研究中所选取的一个样本，我们力图通过对这些村民的相关了解和调查，以小见大，得出能说明中国农村的法治化进程较慢等具有一定普适性的结论。当然，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差异较大，南北方农村地区、沿海与内陆农村地区本身可能存在很大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同地区的农民法律意识自然也不尽相同，所以这种不完全归纳的方法有一定的误差。但是，从客观的角度来看，“管中窥豹，可见一斑”，这些村庄的实证研究还是有积极意义的。通过本次调查问卷的分析，我们对部分农村村民的生活质量、法律意识、法治环境等方面有了较清晰的了解，明确了法治建设的道路还很漫长。政府该如何构建社会主义新农村法治环境，农村该如何实现法治化，值得整个社会继续重视和关注。

法律调查报告篇5

关键词：社会调查；量刑程序；证据材料

中图分类号：D66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53（2014）01―0001―06

一、问题之提出

新《刑事诉讼法》第268条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根据情况可以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进行调查。这样就使得原本活跃于各地少年司法实践中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以下简称“社会调查”）正式被立法机关采纳，也正式以法律规范的形式融入到少年司法制度之中。从原本散落于各处的法律法规到如今法律层面上的正式规定，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在我国的少年司法实践中积累了大量的适用经验，这对推动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完善有着重要意义。虽然新刑诉法对社会调查作出了明确规定，但笔者认为，这一规定仅仅具有原则性的指导意义，在一定程度上明确了社会调查的主体和社会调查的内容，但对于社会调查报告所应具有的法律属性却没有明确规定。如果不能明确调查报告的法律属性，就会使各地司法机关产生不同的理解，进而制定出不同的实施细则。这样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即破坏法律适用的统一性，削弱此项制度所应该具有的实用性。例如，有的司法机关将其视为证据，可以在审理阶段进行质证；而有的司法机关只将其视为量刑参考意见，由法官自由裁量。不同的属性自然会产生不同的法律效果，因此如何在现有法律规制的条件下界定社会调查报告属性，是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需要首先突破的难题。

二、社会调查报告属性之不同界定及评析

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源于实践，其在施行初期并无普遍性法律的规制，所以各地司法机关对其法律属性的认定并不相同。例如河南省兰考县法院将调查报告作为证据使用，允许诉讼参与人提出质疑，然后由社会调查员进行解答。而江苏省的部分法院将社会调查员作为一种较为特殊的诉讼参与人对待，赋予其类似鉴定人的诉讼地位。随着社会调查司法实践的不断发展，其在少年司法中所扮演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理论界对其研究也越发深入，总结各地的司法实践经验，学界大体上将社会调查报告界定为三种不同属性：即品格证据说、鉴定意见说、量刑参考说。

（一）品格证据说

持该种观点的学者较为普遍，其认为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也就是指未成年人的人格调查或是品格调查，而调查的主要内容便是未成年人的“人格”或是其“品格”，所以社会调查报告的法律属性为品格证据。之所以认为社会调查就是品格调查，主要是从人身危险性的角度来进行考量的。因为品格是人身危险性的重要表征，“通过考察行为人的人格特点并加以科学分析，才能使人身危险性的评估更加准确、可靠”。那么为何要考虑人身危险性这一要素呢？这主要是和社会调查的目的有关。因为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社会调查的理论基点在于刑罚的教育感化功能。未成年人在成长过程中，他们的心理状态往往不够稳定，而且自制能力差，加之受外界的不良影响，所以其大多是出于偶然原因走上犯罪道路，比如因心血来潮、一时冲动等，他们所实施的犯罪并不一定都是有预谋和有计划的，因此大多数未成年人罪犯并非“罪大恶极”者。少年司法方针主要是考虑如何教育并改造未成年罪犯，这里就要放弃刑罚传统上的报应和威慑功能，转而找到案件处理方式和教育改造的最佳“结合点”。对未成年人进行社会调查，找出犯罪原因，了解其人身危险性和再犯可能性，将对其未来的教育改造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人格调查制度对于量刑具有重大影响，其充分考虑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通过审判前调查所获得的犯罪人的人格特征正是其人身危险性的表症。”因此，社会调查报告所反映的内容便具有品格证据的性质。

笔者认为，产生于我国司法实践中的社会调查，其报告的法律属性并不能简单地纳入“品格证据”的范畴。而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也不能单纯地等同于人格调查或品格调查制度。一是因为“品格证据”属于“舶来”的法律词语，其并没有反映在我国的相关法律规范中。从我国刑事诉讼法的现有规范来看，其法定证据种类中并不包含“品格证据”。如果将其纳入现有的证据种类中，就会破坏证据适用的法定性。二是从《刑事诉讼法》第268条的规定来看，社会调查的主要内容为“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虽然“等”字属于列举未完，但从上述三个要素来看，社会调查的主要方向不仅包括犯罪主体情况的调查，也包括犯罪原因的调查。所以说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品格”即人身危险性只是社会调查的一个调查选项，将其统称为“人格调查”不免会以偏概全。虽然社会调查以行为人为核心而展开，目的在于全方位掌握行为人的个体情况，但是其最终目的是并不只是对行为人主观恶性的分析和预测，它还包括行为人社会危险性方面的分析，而这其中显然又会考虑众多的社会因素。再者，因为个人生活经历的多样性也就决定了人格或品格的内涵具有复杂性，决定人格的因素有很多，社会因素和生理因素等都会对人格的形成产生影响，人格调查实际上就是追踪个人在社会生活中的轨迹，其并不能脱离社会属性。三是要对“品格证据”作出正确的理解。虽然对其概念的表面含义不难理解，但作为英美证据法中的一个重要规则，它的适用却十分复杂。“英美法上使用未成年被告人品格证据的目的有二：一是证明案件的某些争议事实或附随事实，二是攻击未成年被告人的可信性。”另外，它还会对被告人的定罪过程产生影响。因为未成年人品格证据的提出会给未成年人本身和案件的审理带来风险，所以它的提出有一定的限制条件。而我国司法实践中的社会调查，它的调查内容并不是查明案件事实或争议事实，而是犯罪原因的归纳，所以并不对定罪产生任何影响，主要作用是在刑罚个别化原则下对量刑和未来帮教上的考量。再者刑诉法268条对社会调查的启动并没有附加任何限制性条件。综上所述，英美法下的“品格证据”与我国少年司法实践中的社会调查不可相提并论。

（二）鉴定意见说

将社会调查报告视为一种特殊的鉴定意见，是近来不少学者的主张。“无论从形式、内容还是形成的过程来看，社会调查报告的类型视为鉴定意见都符合《刑事诉讼法》的证据规定。国外立法也有类似的规定。例如，《日本少年法》第9条规定：进行前款规定的调查，务必调查少年、监护人或者相关人员的人格、经历、素质、环境，特别要有效运用少年鉴别所提供的关于医学、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以及其他专门知识的鉴定结论。美国也是采用类似的做法，由鉴别中心或鉴别所负责社会调查工作。”在部分地区的司法实践中，也将社会调查员的地位等同于鉴定人，独立于控辩双方之外。

笔者不赞同上述说法，社会调查报告不能等同为一种特殊的鉴定意见。虽然在司法实践中，部分地区社会调查工作由专业的社会工作者来承担，其运用自身所具有的专业知识和理论素养，对调查中所涉及的专门性问题通过分析和判断形成一份高质量的社会调查报告，从某些方面看和传统的司法鉴定者的工作相同。但笔者认为我国刑事诉讼法下规定的鉴定意见并不具有包含社会调查报告的可能性。第一，因为根据《司法鉴定管理决定》的要求，我国对于鉴定机构的资格和条件有着原则性的要求。鉴定机构的设立和鉴定业务的开展必须要经过相关机构的登记和公告，鉴定人的资格和要求也有法律规定。而且从现有规定看，我国鉴定工作根据鉴定对象可分为“法医类鉴定”、“物证类鉴定”和“声像资料类鉴定”。将社会调查强行纳入鉴定意见，与现有法律法规相抵触，因此，不能直接套用外国的规定在我国使用。第二，鉴定意见为“鉴定人对与案件事实有关的某些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别、分析后所作出的判断”。可以看出，案件事实也包含了定罪事实，即犯罪构成要件的事实，鉴定等同于事实调查，也就是对与定罪事实有关的专门性问题进行分析。但是社会调查不涉及对被告人定罪情况的考虑，并不调查与犯罪构成有关的行为和结果事实。第三，从法律责任的角度考虑，如果鉴定人故意作出虚假鉴定或不实鉴定，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但是在第268条也没有规定虚假调查报告的法律后果，因此不能贸然认为其属于鉴定意见，也不能将国外的制度不加辨别地适用于我国的司法实践。将社会调查报告等同于鉴定意见，其在形式上是想将社会调查报告纳入法定的证据种类，但实质上是将由专业性工作人员作出的调查报告等同于“专家意见书”，这样也是不妥的，同证据能力法定化和证据形式法定化原则相悖。虽然其中会包含专家事实意见，但对案件事实却不是亲身感受的，也并不是对案件事实的陈述。

（三）量刑参考说

持该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我国的未成年人社会调查不涉及案件事实本身的调查，因为“调查报告的内容与犯罪事实是否存在、是否有罪、罪责轻重等均无关联，不能称之为刑事证据，只能作为法庭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在量刑时的一种参考。”该种观点立论的主要依据便是证据的基本特征。根据通说，证据具有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社会调查报告之所以不是证据，就是在于其并不具有关联性。因为证据的关联性是同案件事实存在的某种联系，因为证据是在案件发生过程中产生的，它同案件事实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和客观的联系，对证明案情十分重要。而这里的案件事实正如上所述，主要是关于行为和结果的事实，是定罪事实。而社会调查所反映的内容却同案件事实没有必然和客观的联系，例如社会调查中关于犯罪原因的探查，其同案件事实的发生虽然有某种联系，但却不是必然联系，只是偶然或间接联系。而且社会调查中必然会涉及到第三人对未成年人的评价，这些都具有很强的主观性，和案件事实并没有客观的联系。

将社会调查报告视同量刑参考的观点避免了前两种观点的“违法”嫌疑，从现有的法律规范上来说，确实没有突破证据的法定种类的限制。但这并不表明将调查报告视为量刑参考是没有问题的。笔者认为，从社会调查报告本应具有的“应然法律效果”和“应然社会效果”来看，还是有很大问题存在的。如果将其视为一般的量刑参考意见，则难以发挥社会调查报告应有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最终使社会调查的适用效果“大幅缩水”。因为量刑参考意见只是在量刑阶段作为一种特殊的诉讼材料提交法官，其所反映的内容只能依据法官的自由心证予以采纳。但是依据刑事诉讼的证明原则，一项诉讼材料在取得证据能力之后才可以对它的证明力运用自由心证进行综合评判。而证据能力的获得要经过法定的调查程序。那么量刑参考能否获得证据能力？另外，控辩双方如果对其真实性产生异议，能否适用质证程序？这都是深入研究后留存的疑问。因此笔者认为，将社会调查报告视为量刑参考意见仍然不妥，因为不能对其内容的真实性经过法定程序的检验。如果只是提交法官单纯的量刑建议，势必会使社会调查的内容形式化和单一化，使其无法真实反映未成年人的各项情况，以至于法官无法把握刑罚的裁量和后期的帮教矫治，削弱社会调查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三、社会调查报告属性之重新认识

上述几种观点都不能准确地界定社会调查报告的法律属性，这就需要以另一种视角来解析其法律属性。可以说上述对社会调查报告属性的认识都是在我国刑事诉讼传统的定罪量刑相混合模式下进行的。能否以另一种视角重新审视社会调查报告的属性？笔者认为这是可行的。在这里首先要重新认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

（一）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之重新认识――定罪与量刑的分离

之所以要重新认识社会调查制度，是从定罪和量刑程序的角度出发的。一般来说我国刑事诉讼是定罪和量刑程序相混合，量刑事实的认定并不需要经过独立的诉讼程序。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经过多年的司法实践，量刑前社会调查的发展和成熟已经使少年刑事诉讼体现出定罪程序和量刑程序的分离。之所以得出上述结论，一是因为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作用便在于使量刑更加规范化和科学化，进而推进量刑程序相对独立化。从社会调查的内容可以看出，其并不反映案件事实，而是围绕未成年人的个人家庭情况、社会环境和犯罪原因等因素来展开，这些因素都是量刑过程中法官所应考虑的酌定情节。考虑到这些因素在未成年人实施犯罪过程中或大或小的影响，加之对其未来人生发展的考量，法官必须在量刑时慎之又慎。继续延续传统的定罪量刑相混合的模式，法官可能无法掌握大量的酌定情节等材料，所以有必要将量刑从定罪程序中分离。二是因为定罪与量刑相分离的诉讼模式有法可依。根据《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及《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法院在审理活动中应当保证量刑活动的相对独立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侦查机关或者辩护人委托有关方面制作涉及未成年人的社会调查报告的，调查报告应当在法庭上宣读，并接受质证。从上述相关规定可以看出，对影响量刑的社会调查报告可以经过质证程序，说明社会调查报告的适用便是在定罪与量刑相分离的模式下生成的。

（二）社会调查报告属性在定罪一量刑分离模式下之重新认识

上述已经阐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社会调查报告是在定罪一量刑分离模式下生成的。社会调查报告适用于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所以其法律属性便是量刑证据材料，即用来证明量刑事实的载体。

有的学者认为，“社会调查不是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案事实的调查，与案件本身没有必然联系。因而，显而易见，社会调查报告的性质不是证据的属性”。许多学者也认为社会调查并不反映案件事实，所以其缺少证据所应该具有的关联性。但笔者认为，上述结论都是在定罪量刑一体化的角度下得出的，即在不区分定罪证据和量刑证据的基础上作出的论断。诚然，证据的关联性必须要求证据同案件事实存在某种联系。但是，在定罪―量刑程序分离模式下，在量刑过程中也存在相应的影响量刑的客观事实，即量刑事实。“案件事实”完全可以进行扩大解释，可以分为定罪事实和量刑事实，这两个因素合起来就影响了一个案件的定罪量刑。这里所作出的扩大解释是有法可依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64条的规定，运用证据证明的案件事实即包括了“被告人有无从重、从轻、减轻、免除处罚情节”，又包括“与定罪量刑有关的其他事实”。这也就是说，影响量刑的事实完全属于案件事实，而社会调查所记载的事实同定罪无关，但却影响量刑事实的认定。

既然社会调查报告同量刑息息相关，那么接下来又会产生另一个问题，即社会调查报告是否就是量刑证据？笔者将其认定为量刑阶段的证据材料，而不是量刑证据。此处关于证据和证据材料的区分，一方面会涉及到二者属性的认定，另一方面也同社会调查报告所记载的事项有关。

对证据和证据材料的区分关键是要明晰证据的定义。我国刑事诉讼法将证据定义为“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这里的“材料”不是指证据材料，而是指同案件事实有关联性的材料，并且经过各种证据规则查证属实。那些同案件事实无关联，或者未经证据规则查证的材料，则是证据材料，它只是案件证据的“来源”，并不是证据本身。证据材料只有经过各种证明规则查证属实才能取得证据资格，才能具有证明能力。因此，证据资料和证据之间应该有证明规则的链接。在《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中规定社会调查报告可以接受质证，表明报告所记载的事项需要经过法定的证明规则来查证属实，进而也表明了其只是证据材料，并不是证据本身。因为证据材料只有经过法定的证据调查程序之后才能取得证明能力，接下来才能对有关事实进行认定，才能纳入法官自由心证的范围并成为裁决的依据，而那些未查证属实的事项则被排除在证据之外。所以说，社会调查报告所记载的事项只有经过法庭的质证程序后，才能取得证据资格，法官才会根据自己的自由心证对调查内容进行采纳，那些被采纳的内容才会对量刑事实的认定产生影响。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定罪和量刑程序的分离，定罪程序在坚持“无罪推定”的原则下必须要对定罪事实坚持严格证明原则，对证据种类和取证方法必须坚持合法性原则，即证据资料必须为法定证据种类，获取这些证据资料的手段符合法律规定。而量刑程序是一个独立的阶段，是在认定行为人有罪的前提下而启动的，所以其证据材料的认定不必坚持“无罪推定”原则，以自由证明即可，证据种类和取证方式不受法定证据方法的限制，但其若要认定为量刑证据也要遵循一定的证明规则。

另一方面，从社会调查报告所记载的内容来看，其也只是证据材料。因为社会调查报告需要反映未成年人人身情况的多方面内容，包括成长经历、监护教育、犯罪原因等许多情况，而这些内容又多具有社会属性，其是通过调查员多方走访而来的，其中必然掺杂着主观的成分，加之调查报告一般都附有调查员的事实分析和法律建议，这其中也都包含众多主观因素。而证明案件事实相关的证据则需要满足三个条件，即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客观性要求排除个人的主观判断，而且其来源必须保证客观真实性；关联性则要求其同案件事实必须要有某种联系；合法性则要求证据必须要依照法定程序取得。就现阶段来说，我国法律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的规定过于原则化，其并没有规定详细的调查程序，且其调查内容并不都具有客观性，其中必然掺杂着被调查对象或调查员的主观判断。因此，现在就贸然承认其为“证据”则操之过急，其只是由众多材料堆砌而成的证据材料。

在现阶段我国法律并没有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规定详细的调查程序之前，将社会调查报告视为量刑证据材料，则可以尽量避免其法律属性分歧而使该制度所本应具有的法律和社会功效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因为证据材料所包含的内容极为广泛，凡是未经查证属实的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视听资料等都可以统称为证据材料。而我国现实语境下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起源于各地实践，相关的地方性法律法规更是种类繁多，各地社会调查报告的制作形式也不尽相同，将其视为证据材料，可以使各种不同形式的调查报告所记载的事项经过法定的证据规则取得证据资格和证明能力，进而对行为人的量刑产生影响。

将社会调查报告视为量刑证据材料，还会促使定罪―量刑程序分离模式进一步建立。因为社会调查报告记载的许多事项涉及未成年人的个人情况，尤其是关于行为人品格方面的证据材料，如果在定罪阶段便予以出示，势必干扰法官的自由心证，造成审判者对事实认定的偏见。然而将庭审进行两步式划分，量刑阶段的启动是在证明被告有罪的前提下进行的，许多在定罪阶段必须排除的证据材料便会在量刑阶段出示并予以质证和采纳，既可以充分考虑被告人所犯罪行的社会危害性，又将特殊预防的理念融入到被告人的量刑程序中，有利于被告人未来的改造和再社会化进程，这就间接上促进了定罪一量刑程序分离模式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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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调查报告篇6

（康勇斌 江西理工大学文法学院 341000）序言：水南镇位于赣州市的新城区，属于赣州市新规划的市政、办公中心区，其所辖的4个村中既有土地被全部征用、农民全部“洗脚上田做市民”的；也有部分土地被征用，处于“半农村半城市”(即城乡结合)局面的；还有离城市较远，基本保持了传统农村面貌的村庄。该镇的现状与新时期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大部分农村发展的现状是基本吻合的，即各地农村经济发展不平衡，农民收入存在较大差距。以该镇为个案，对它的法律现状进行调查、分析，可以基本看到经过二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我国大部分农村在新时期的法制建设中所面临的困惑和不足的，笔者自2009年7月随同江西理工大学暑期大学生“三下乡”社会实践重点队在该镇进行社会实践起，不间断地针对新时期农村的法律现状和农民的法律意识等问题，对该镇干部及广大农民兄弟进行了较长期的走访、座谈与问卷调查，从得来的资料中，笔者认为在当前我国农村的发展中，农村法制建设正面临着经济与法律相脱节、现代法律与传统道德间相互存在裂痕、法治与人治传统互相对立对峙、司法和行政貌离神合、法律宣传欠缺力度、普法徒具形式等方面的现实困境，从而希望在以后的农村法制建设中能更多的关注到和走出这些困境，并针对个案农村所存在的这些现象，就新时期我国的农村法制建设提出了几点自己的看法和建议。内容论文摘要：本文以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水南镇为例，对当前农村法律状况、农民法律意识状况等进行了思考与分析，揭示出在当前我国农村的发展中，农村法制建设所面临的经济与法律的脱节、现代法律与传统道德的裂痕、法治与人治传统的对立、司法与行政的貌离神合、法律宣传欠缺力度，普法徒具形式等方面的困境，并对加强农村法制建设，促进农民法律意识提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与建议。认为应在发展经济、严格执法、人文执法；深入务实不懈地普法、诚信正确有效的执法；加快司法改革、实现与维护司法独立；改良旧道德、建立新道德，在法律与道德间寻找契合点等方面做出努力。论文关键词：隐患；农村良好秩序；困境；出路正文：2009年的暑期，笔者有幸作为江西理工大学暑期大学生“三下乡”社会实践重点队的一员，在赣州市章贡区的水南镇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社会实践活动，作为一名法学科的学生，面对那些开始直面的农村社会现状，笔者开始思考。也是从这次社会实践开始，笔者针对在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二十余年后，各项事业都已获得长足发展的新形势下农村的法律现状与农民的法律意识等，对水南镇下辖的4个乡村及各基层机关进行了较长期的走访、座谈与问卷调查。在调查结束后，笔者对那些材料进行了整理，整理之时，笔者的心情有些沉重。我国目前有9亿左右农民，这就意味着我们还有约3/4的国人生活在农村，因此，农村的稳定对于我国的发展异常重要，而稳定是要法律来做保障的。一直以来，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农民生活水平与素质也普遍不高，有些政策传达到农村时也已经成了强弩之末，相对于被制度与法律时刻关注的城市而言，农村在其看似平静的表面下有着太多的隐患。在今天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市场经济迅猛发展的新形势下，农村社会也正在发生着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的，在这场变革中，在这个新时期，特别是在党中央极力推进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今天，农村的各项工作都在热火朝天的开展的，而同时农村原先所隐藏着的各种问题也开始不断暴露出来，农村基层干部强行征地、先富起来的农民在外重婚等报道时常见于报端，农村法律现状令人担忧亦可见一斑，法律在农村遭遇困境也开始展露其冰山一角，从笔者的调查数据上可以看到，在相对较富裕的章贡区水南镇有约40%的农民对法律表示陌生，约25%的认为法律不可信，20%的认为在走投无路实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会求助法律维护合法权益，只有15%的农民明确表示在切身利益遭受侵害时会主动利用法律武器。对法律的陌生使他们对身边的制度产生了迷惑，有57%的农民认为村规民约就是法律，仅有43%的认为不是，且不说村规民约是否完全体现了缔约者的真实意思，但这组数据却真实的表明：农民对“法”的产生程序是陌生的。因为陌生，所以心存畏惧，所以难以接受。综合笔者一个月内的社会调查和所见所闻所感，结合个人所学知识，“窥一斑而知全豹”，笔者认为法律在农村遭遇到困境：困境之一：经济与法律的脱节相对于城市而言，当前农村的发展严重滞后。经济上，整体贫困；精神上，极度贫乏。农民的生活节奏缓慢，思想上与外界接触较少，原始的农耕方式依然盛行，而作为 现代文明的法律则需要一个与之相适应的经济环境才能大展拳脚，落后的农业经济决定了法律所倡导的法治观念与人权观念在农村将被抵制，这也就是为什么当前大多农民只是单纯的注重村委会的民主选举，而忽视乃至漠视对村委会及其工作人员的民主监督。农民依然习惯着对权力的绝对服从，这些都是因为贫困落后的经济。古人云：“仓廪实而知礼节”，只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才能铸就相应的健全完善的上层建筑，作为上层建筑之一的法律不能脱离经济基础而取得发展，尽管自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已经有了长足发展，但距离法律所需的实施环境尚还差着很大距离；同时多年的农村建设现实也让我们看到，农村的精神文明建设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尊重与重视，由此可想而知作为高层次精神文明的法律文明，其在农村存在和发展是何等的举步维艰。有资料显示：离城市越近，交通越方便，经济越多样化，农民越富裕的乡村，其村民的法律意识也相对较高，法治的进行也相对的较好。此次在对处于赣州新市区规划中的南桥村和距城区约有5公里之远的高楼村的调查走访，也证实了这一观点。落后乡村更多的保留了小农经济形式及其思想意识，虽然改革开放在一定程度上对它们造成了冲击，但在短期内还无法从根本上消灭它们，而小农意识的狭隘与自私恰恰与法律所追求的追求自由平等是背道而驰、格格不入的。同时，落后的经济所带来的贫穷也导致了法律在乡村传播的艰难，在水南镇最富裕的南桥村，笔者可以在村民家中看到村民所需要的一些单行法律规范，而在该镇最为偏远的高楼村，笔者即使在村委会也未能见到多少法律法规资料，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笔者认为，经济上是否宽裕是个很大的因素，一个人只有手中有了“闲钱”，才可能会去考虑接受生存以外的事情。困境之二：法律与传统道德的裂缝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礼仪之邦，讲究以礼立国、忠孝廉耻，由于教育水平的相对低下，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部分“传统道德”在农村依然大有市场，封建礼教、宗族观念等依然还是广大农民判断是非善恶的重要标准。笔者认为，有一个现实我们必须正视：在农村，由于缺乏“法治”的经济基础，法律进入农村和在农村的传播更多地表现为蛮横的移植和强制的灌输。这样被传播的法律势必是无法与农村实际完美结合，结果，“法律”不仅没有给农村秩序和稳定，反而破坏了原有秩序，打破了原有平静，带来了人心惶惶。由于在农村已有千年的历史，传统道德和风俗习惯在意识上、表现上等与农民的素质水平、农村的现实环境相符合，农民反而更愿意接受传统道德、风俗习惯的管理约束，而不习惯于服从法律。从本次调查的数据上看，约52%的农民认为维护农村良好社会秩序的是道德，约有43%的农民认为应该是良好风俗，只有24%的农民明确表示是法律（数据是对走访、问卷的结果统计所得，问卷允许多项选择）。我们无意去怪罪农民，缺乏经济基础的法律在农村犹如无根之木，它难以让人对它产生信仰（这里面自然有普法不到位的因素，下文再述），而且在同一问题的解决上，农村传统的道德伦理观念似乎也比法律来得更切合实际，更深入人心，更合理有效。信守传统道德的农民也更愿意相信伦理常情，他们多是以人论事，而非以事论人，在他们的观念里，好人永远是好人，坏人永远是坏人。他们认为，一个人的好坏，一件事的是非，用道德伦理就能一下分清，根本就是与法律无关，在农民的宗族观念里，发生在家族、家庭内部的事都是“自己家里头的事”，无论家庭暴力还是族内奸情等都与外界没有关系，那又怎么需要外界力量的进入呢？！笔者在调查过程中曾有妇女这样问道：我家老公喝醉了酒或者在外受了气回来就打我，打我满身是伤，但他后来会给我钱叫我医疗所看看，这算不算犯法啊? 在笔者告知她的，这是属于典型的家庭暴力案件，已经违反了《婚姻法》等法律，你可以去法庭或者妇联请求帮助时,那些妇女往往表现出来的是“不可思议的表情”，他们认为：是自己的老公打了自己，而且已经给钱并叫去医疗所了，那还能是违法啊，还要去法庭啊。在农民的潜意识里， “上法庭”、“打官司”不是一种维权的手段，而是一个骂名，谁动了就会被人说三道四，指手画脚，丢家里人、族内人的脸，甚至还可能要受到族规的惩罚。“私了”往往是广大农民最愿意做出的选择，而这一选择正是小农意识与传统道德伦理观念的结合，同时与“打官司”这一“公了”手段背道而驰的。在调查过程中笔者常常被人这么问道：这样的事要他多少钱才不亏呢？这样的事我该不该付这么多钱？面对这样的问题，笔者往往无法坦荡地作答。由此可见，与贫穷落后相伴而生的封建道德伦理观念目前还残存在我国的广大农村，而此刻，它们也正在农村与现代法律意识相对峙，在两者 之间有一条深深的沟，它需要由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做基础的相应思想来弥补。困境之三：法治与人治传统的对立由于法律在农村的苍白与无力，法治在农村的实行也是举步维艰，在农村的传统道德观念中，人们更愿意去信仰一尊神，尊崇与服从一个被神化了的人，说出这些话，笔者并不觉得他们很可笑，中国历来是实行人治的，讲究的是服从，历史上的法律大多都是只设定义务而极少设立权利，几千年的传统中，法律只是一个维护统治者统治秩序、保障“人治”的工具，而长期以来，法制在农村的立足点与着眼点都是如何加强管理，着重于法的政治统治功能，以实现有效统治为既定目标，而忽视其公共管理职能，将法律的权威牢牢地与“统治者”的德行与威信捆绑在一起，法律似乎忽视了“法律该维护农民权益”这一功效（近十年来相继制定、修改颁布实施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土地承包法》等涉农法规正在开始使这种局面大有扭转），农民得不到政策法律的实惠，只会让他们对政策法律产生厌倦情绪。同时国家多年来城乡分治的做法和农业与非农业区别明显的户籍制度，城市居民与农民待遇不同的传统，也严重压抑了农民的思想，闭塞了农民的视听，这也使得农民对法律怀有失望情绪。而对权力充满追逐与崇拜，表现为对行政的害怕和绝对服从，对领导的感恩戴德和顶礼膜拜。在农村总不缺乏这样的场面，某户农民的冤屈被“平反”了，该农民往往会对过问过此案的干部送这送那，甚至上门下跪感谢，他们认为是这个干部个人帮助了他们，是这个干部手中的权力拯救了他们，而非法律，同时有一点我们还必须认识到，人治社会并不总是产生“坏官”，它也会有“好官”，当他们握有权力的时候（人治的社会环境往往使他们的权力难以受到制约），通常能很好地造福百姓，惩恶扬善，超越法律，带来更为良好的社会秩序，而且，他们那种依靠行政权力净化社会风气的行为所表现出的人格魅力，亦被老百姓所津津乐道，心悦诚服，五体投地，直至在心中升华为神，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北宋时期的包拯与明朝嘉靖年间的海瑞了，他们都是生活在人治社会之中，但是他们做了老百姓所希望的事情，在乎并维护了老百姓的权益，这也就是民间为什么对“包青天、海青天情怀”久久不能释怀原因了，然而，人治下的稳定、秩序、公正、繁荣都是暂时的，要想保持长期稳定，就必须建立制度，实行法治。困境之四：司法与行政的貌离神合笔者在乡村调查的过程中曾经遭遇过这样的事情：当笔者在乡村采取随机聊天的方式进行调查时，每一位村民都乐意与你聊，海阔天空，对你问的问题无问不答，但是当笔者掏出调查问卷，请求配合就问卷题目进行回答(注：问卷中的问题与笔者随机聊以及座谈等所问的问题基本相同)时，被调查的村民多半面有难色，接二连三的推脱。这是为什么呢？笔者分析认为：这与农民多年来形成畏官、害怕因为反映问题而被打击报复的心理分不开，因为无论你农民以什么方式反映问题，最后总会落到官员手上，为什么？因为农民往往看到执法的官员就是法，行政长官能够调动司法……在中国的法制史上，司法历来就是与行政合一的，这一体制，使后来中国的执法者与老百姓都产生了一种极其错误的思想：司法，原本就该是行政的附庸。这一思想，不仅使司法在实现独立的路上困难重重，也使司法的终极权威性大打折扣。行政权力凌驾于司法之上，行政手段横加干涉司法工作的场面屡见不鲜，而且行政司法权限不明，时有冲突。同时这种行政司法各自权限不明的现象，不仅在基层农村大行其道，而且在许多内陆城亦普遍存在，它主要表现为：基层法检自身无人事自主权，无财政决定权，这些权力全在地方政府手中，如此情况下，原本该有司法机关来行使的权力，被移植到行政机关手中，或者司法听命于行政的指挥，行政命令可以抵制、更改甚至替代司法判决，司法的终极权威形象如同纸糊，而司法似乎也惟有依附于行政才能“有序发展”，一旦司法与行政发生冲突，其处境将十分危险，生存亦将成为问题，司法对行政的依赖性，使行政很容易干预司法，导致司法不公，且由于在监督体制上存在缺陷，虽然宪法规定司法监督行政，但基层司法受制于行政的现状，又如何能保证监督的质量和效益呢？所以司法不公、徇私枉法、独断专行层出不穷，致使农民不相信法律，无意诉诸法律，而对行政手段解决争端带着憧憬，从而形成基层司法的巨大障碍。在调查中，我们发现，有一半以上的农民在纠纷发生时、在权利被侵犯时，首先想到的是向政府信访，而非寻找法律援助。这不得不让我们对基层司法有所忧患。在我国的信访体系中有一种极为奇特的类型：诉讼类信访。且不说诉讼当事人去信访是否可以得到他想要的效果，单就他们的那种心态 就已十分耐人寻味了——他们寄希望于某一领导的批示，来影响司法，以加重其在诉讼中胜诉的砝码。困境之五：法律宣传力度不够，普法徒具形式调查中，有很多村干部询问我们是否能够给开一些法律课程，对一些涉农法规进行讲解。询问其原因，答是：有些法律，我们知道是有这么一部法，知道有那么一个名称，但是里面的内容并不是很清楚，或者知道一些内容，但不能理解或者害怕理解有误。看着他们恳切的表情和悲痛的诉说，笔者不禁思考：法律到底是怎么走向农村的？在改革开放后，从中央到地方，都确定了经济建设这个这一工作中心，农村的经济建设亦热火朝天，发展乡镇企业、调整农业结构等热潮一再掀起，政府在这些方面也是大费心思、不遗余力。然而，这些仅仅只是物质文明建设方面，在精神文明建设上，基层要么忽视漠视了，要么就是流于形式，作为高层次精神文明的法律文明建设亦不例外。的确，法治环境的形成需要厚实的经济基础作支撑，但却也不能允许某一段时期成为一个“法律盲区”。我们看到，农村的法律宣传工作做的并不好，其所谓的普法，形式呆板生硬，往往是简单地将一部法律或部分法条在基层政府或村委会的黑板上一写了事；要么就是在广播里一播了事，也不管是否有听众，有没有听懂；要么编个册子，到各村或个生产小组一发了事，也就不再管那些册子的命运如何了。就这样，一部法律，在其传播落实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个认识与理解上的断层。再则，法律条文往往都是对普遍现象进行专业化的高度概括总结得来，是语言的精华，如此只有形式没有内容的“送法下乡”，又如何能使农民理解法律，农村接受法律呢？又如何能指望农民的民主意识、法律意识能得到大的提高呢？笔者无意责怪基层政府在经济建设上的高度热情和在精神文明建设上的漫不经心，也无意否定基层农村在经济上所取得巨大成就。笔者认为：欠缺一定民主意识、法律意识的农村将使我国早日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伟大目标受到巨大挑战！没有一个健全有效的法律制度的保障与维护是难以建立起高速稳定的发展体系的！法律在农村的发展，已面临一定困境这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长期忽视这一现状，将会导致农村文明与现代文明的脱节，那么如何解决上述困境，改变农村、农民民主意识、法律意识薄弱的局面，为法律在农村开一条新路，使其能真正深入到基层，被每一个人所熟悉并运用，还有待进一步的探索和社会加以重视和用心解决！本文旨在指出法律在农村所遭遇到的困境，并从一个法学科大学生的视角出发，试图找到一些走出困境的路，笔者认为可以在以下方面做出努力：出路之一：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尽快完善立法，严格执法、人文执法正如前文所述，经济基础是法律文明的保障和基石。加快经济建设步伐，提高农村的物质文明水平，在法律文明建设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已无须累言了。但是，在加速发展经济的同时，又如何来保证农村的法制建设呢？笔者认为：这种物质文明与法制文明的矛盾可以立法来调和。既然中国在很多领域一向实行城乡分治的做法，为何司法就不能变更一下其一直以来一律平等的司法立法价值取向呢？将更多的法律关怀给予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村。同时，在司法执法上，对于那些并无太大恶劣影响的涉农案件，能否向农民一方稍稍倾斜？就如同法律更注重保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一样，对农村农民的合法权益的保护更多一些人文关怀。使农民对法律怀有感情，在法律上找到归属感，使法律赢得民心，这也符合“法律的道德观”，现代法律的最终价值取向不应该是管制与束缚，然后树立权威，成为让农民畏惧的统治工具，而应该是从公正人文秩序等理念出发来维护、确立、保障、服务社会主体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发展，做一个亲民者、民亲者。出路之二：深入务实不懈的普法，诚信正确有效的执法在前文中，我们已知农村普法长期以来徒具形式、缺乏实质内容，致使农民对法律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法律在农民眼中就是一个空架子。故而，就必须要改变现在的普法形式，笔者认为：首先，使普法者对即将“下乡”的法律进行揣摩研习，使其对该法的规范意义价值原则等一系列法的整体观念有深入的了解。为普好法选好材，以免普错法，乱普法。其次，结合本地农村的特色实际，多种形式、丰富多彩的送法下乡，其目的只有一个：使农民了解法律，使法律的公平正义原则深入人心，使法律能够在农村扎根开花繁茂。再次，普法要有重点分步骤的进行，农村至今还依然还存在“敬人”的思想。普法，可以从德高望重者、取得一定成就者等人开始，并有效利用他们的影响力来扩大普法的效果。最后，发展教育。此应该成为重点，法律说到底都还是一种意识，主观世界里的 东西，只有头脑开放了，才可能真正被人接受，教育旨在开发大脑，提高下一代农民的思想意识水平，为法律在农村的遍地开花做准备。我们清楚，法律意识的产生寄托于一定思想意识水平的存在，故而，作为人类思想的塑造工程的教育，便重任在肩了。同时，诚信正确有效的执法，也可达到一定的普法效果，而且甚至可能改变千百年来法律在农村及农民心目中的形象，多年来对贫穷的深刻体会和对小康的强烈向往、追求，使农民对个人利益看的很重，正确的执法，将能使法在维护农民的切实利益上展开其功能，诚信有效地执法则将使法律赋予农民的各种权益在现实中得到及时兑现，这样，将使农民感受到用法律来维护权利是有利的是方便有效的，他们也才肯于用法来维权，正如贺卫方教授所说：如果我们能够把法制、民主、自由解释成和农民们密切相关的能给他们权利、给他们尊严、给他们发展机会的东西的话，那么我相信农民们是不会那么冷漠的。出路之三：加快司法改革，实现与维护司法独立千余年来实行的行政与司法合一的流毒一直波及到今天，至今，基层行政与法检关系依然暧昧，行政机构不仅远比司法机构庞杂，而且职能上多变，虽然权限较小，却也可以随意插手司法，越权行为几近家常便饭，如此情况下，如何能保证司法的公正？而且，信访等方式得来的行政命令可以对抗甚至推翻取代司法判决，这样，司法的权威性又该从何而来？司法的生杀大权掌握在行政手中，使宪法赋予司法对行政的监督职能难以行使，“没有监督的权利必然导致腐败”，这也就不难怪为什么腐败官员屡查屡有了；同时，农民对行政命令的相信与依赖，也使司法障碍重重，这样往往也就造成农民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导致错案、冤案的发生，西方有谚语：一次不公正的判决给当事人和社会所带来的伤害远比十次平反所带来的安慰要大。因此，划清司法与行政的界限，实现和维护司法独立并有效监督地方行政是当务之急，加快政治体制改革与司法改革，明确各个行政机构的职能，避免职能的冲突与重叠，消灭争相管辖现象，确定行政越权、司法违法的责任及其承担，将有效消灭行政意志在司法领域中的横行，维护法律公正正义，净化审判环境，更为重要的是它还将有效的维护司法的终极权威形象，在广大人民群众心里建立起对法律的信仰。出路之四：改良旧道德，建立新道德，在法律与道德间寻找契合点法律之所遗，道德之所补。法律与道德同为社会良好秩序的维护者，二者相辅相承，共同维护着社会的和谐平安，然而，道德终究只能作为法律的辅助手段发挥作用，而不能与法律相对抗，同时法律亦要遵循公序良俗之原则，不可任意践踏和破坏乡村良好道德，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由于相应经济基础的欠缺，法律往往是以蛮横生硬的方式进入农村，由于缺乏磨合，法律在农村的处境如同在夹缝般左右为难，原生的农村道德与外来的现代法律发生冲突在所难免，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现行的司法制度在乡间发生了很特殊的副作用，它破坏了原有的礼治秩序。法治秩序的建立不能单靠制定若干法律条文和设立若干法庭，重要的还得看人民怎样去应用这些设备。更进一步，在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上还得先有一番改革。如果在这些方面不加改革，单把法律和法庭推行下乡，结果法治秩序的好处未得，而破坏礼治秩序的弊端却先发生了。如何排除这些磨合期中的弊端，使农村秩序在法律的调教下重新回归良好，将是下一步农村工作与法律工作的重点。笔者认为，改良旧道德，建立起以法律为核心的农村新道德，将推动法律与道德走向统一。农村中常有这样的“悖论”：恶媳妇虐待善婆婆，丧尽天良，天理难容；丈夫得知后，痛打恶媳，大快人心，天经地义，符合道德。然而，这种家庭暴力行为却违反了法律，——这时，道德与法律便发生了冲突，这又该一谁的标准为“标准”呢？当然是法律了，当前农村还没有形成一个共同的道德判断标准，现存的道德多是松散的，片断式的，还无法让每一个人都接受、信服，而法律则不同，法律中含有道德，它是最普遍的、最基本的道德，是被大多数人所认同的（法律是由人们选举出的代表制定的），以社会中大多数人的道德观为准，既不是少数精英的道德观念，也不是个别落后分子的道德判断，所以，也可以说，法律是对大多数人的尊重与宽容。由于法律具有普遍性，而某一地的道德风俗可能只适用于该地，将它推广到各地是不现实的。也有人说在城市成功实践的法律也只适用于城市，在农村也将难以施行，是的，法律与道德一样，都不是万能的，都有自 身的局限性和受到时间上的限制。然而，法律作为基本的道德标准是为大多数地方大多数人制定的，这就注定了法律将在大多数地方得到普及，被大多数人所接受，只是时间问题而已，而不像道德风俗，各地都有不同，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农村，不能要求法律去“将就”农村道德，而应该在农村建立一个以法律为核心的新道德体系。法律与道德并非敌人，两者应当共生共存，相得益彰。一切重在进化与改良。结语: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实现社会的全面小康，离不开广大农村的发展与进步以及广大农民兄弟法律意识的提高,否则依法治国就无法得到全面落实，“法制社会”的目标也就不可能完全实现。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十三亿人口有九亿人口是在农村，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始终是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因此，加强农村的法制建设，提高农民的法律意识，改善农村的法制环境，实现农业与农村工作法治化，其意义与责任不可谓不大，特别是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市场经济迅猛发展的新时期，尽快实现农村的法制现代化，将能尽可能的缩小农村与城市的差距，以早日实现我国社会的全面小康,而农村法制现代化的实现,通过调查，笔者认为应该早日摆脱目前农村法制建设中所存在的经济与法律相脱节、现代法律与传统道德间相互存在裂痕、法治与人治传统互相对立对峙、司法和行政貌离神合、法律宣传欠缺力度、普法徒具形式等方面的困境，这些困境的存在，将对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极为不利，并将阻挠国家科教兴国、兴农战略的实施，阻碍我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如何摆脱这些困境，而使农村法制建设得到顺畅、快速、高效的进行？笔者在文章中提出应在发展经济、严格执法、人文执法；深入务实不懈地普法、诚信正确有效的执法；加快司法改革、实现与维护司法独立；改良旧道德、建立新道德，在现代法律与传统道德间寻找契合点等方面做出努力。而且我们也可喜的看到，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市场经济对农村社会的影响日益加深，科教兴国、依法治国的伟大实践逐渐深入，那些在这场变革与实践中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农民，对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依法处理个人利益与国家、集体利益的关系，真正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具有巨大的渴求，这也就更加要求每一个农村法制建设的规划者、执行者要早日摆脱农村法制建设过程中遭遇的困境，使农村法制建设得到顺畅、快速、高效的进行。

法律调查报告篇7

关键词：失独家庭；生存状况；法律保障

中图分类号：D9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5）005-000-02

一、失独家庭概述

失独家庭指独生子女死亡，其父母不愿意收养子女，不再生育、不能再生育的家庭。失独家庭成员的年龄大都年过半百，经历了老来丧子之痛，错了了生育年龄，已无法再生育。2014年，人口调研统计，中国的失独家庭已经达到了一千万之多。

2013年12月，国家卫计委等5部委发出通知，自2014年起，将独生子女死亡、伤残的家庭特别扶助金标准提高到：城镇每人每月340元、270元，农村每人每月170元、150元，并建立动态增长机制。中央财政将会对地方财政不足的部分，按照东中西部不同的比例，给予财政支持。

笔者于2014年8月，在山东省X县围绕失独群体健康状况、经济状况和医疗需求等方面进行了系统调研，本文拟在翔实的数据分析基础上，从满足失独群体需要出发，对现有的扶助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提出相应的意见和建议。

二、山东省X县失独家庭的生存现状

根据对150户失独家庭调研，此县失独家庭有以下特点：学历偏低，年龄较大，婚姻状况令人堪忧，大多独居，远离亲人。没有孙辈共享天伦。城镇户籍的失独家庭远大于农村的失独家庭。在失独家庭中，虽然有着各种不同的家庭背景和生活环境，但相似的痛苦经历，让他们在不同方面呈现出一致性。

1.经济状况一般。根据笔者调研，在关于失独群体的救助方面，目前主要集中在经济方面。陕西和河南也在进一步提高对失独家庭的经济补助，保障失独家庭的基本生活。全国各地也陆续对失独家庭的政策作出相应调整。这些政策实践的背后，均有个假设，那就是失独家庭的经济情况都不好，他们亟需物质帮扶。但是相比吸毒、残疾和单身母亲等特殊家庭，失独家庭的经济状况要好很多。调查中近三成失独家庭依赖自己或者配偶的退休金生活，近四成依靠个人劳动维持生计，四分之一的失独家庭仰仗社会保障金，还有近百分之五失独家庭依赖亲属友朋的资助。其中六成的失独家庭收入能基本满足日常需求，但仍有三成多的失独家庭在基本需求满足方面存是在一定的困难。总体看来，失独家庭的体经济状况一般，在目前物价水平下，除日常开销，扔有一些极困难的家庭经济状况令人堪忧。

2.健康水平偏低。经过调研发现，身体较为健康的失独者较少。只有不到一成的人认为自己的健康状况良好。一半失独者健康状况一般，而身体状况较差或很差的则接近四成。这与年龄、心理状况等有着很大的关系。六成的失独者表示目前状况下，生活可以自理。近三成的失独者因为年龄较大，身体机能不断下降等原因需要他人照顾。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失独家庭的老人身体健康状况将不断下滑。需要更多的照料和医疗。但是他们唯一的孩子却已经先他们一步离开了他们。不能在老人最需要他们的时候在身边照料。这对于失独老人来说是痛楚的地方。哪怕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也不能释怀。

3.精神状态欠佳。据调查，有接近九成的失独家庭，经常陷入消极悲观的情绪中 ，而 “闷在心里”或“找人倾诉” 是日常排解烦恼的主要途径。失独者若是找人倾诉，首选知情者。家人、亲戚、朋友是失独者首选的倾诉对象。因为，他们一直陪在自己身边，了解情况。有15%的家庭采取抱团取暖的方式，因为他们认为，相同的经历，让他们容易沟通。非常少的失独者会和同事、志愿者倾诉，一般都隐藏起这些悲伤往事。还有一部分失独者选择教会、僧尼，这和他们接触群体不同有关。失独家庭中信仰宗教的不多，但是信仰宗教的失独者说，宗教使他们在失去独生子女之后，精神上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慰藉。宗教让他们寄托了对子女的哀思，减少了生活中的茫然。随着通信技术逐渐普及，在失独家庭中，也有人通过专门的网站平台认识了其他的失独者。大家虽然身处天南海北，却可以通过网络互相慰藉受伤的心灵。大家一起加油鼓劲，共同面对新的生活。

4.服务需要多元化。由于失独家庭不同的有着教育背景和各自的生活方式，他们的需求也呈现出多样性。体现在：经济条件好的失独家庭主要关注针对失独家庭的活动组织，经济条件不好的家庭主要关注针对失独家庭的物质帮扶政策。但所有失独家庭均十分关注养老问题，这与失独家庭膝下无子女，中国传统的养儿防老的观念有重要的关系。

通过以上的调研数据，可以分析得出， 失独者急切需要社会各界的帮助。虽然地方政府根据国家的指导政策，已经出台了一系列的措施来帮扶失独家庭， 但不可否认的是， 大部分的帮助、关怀都是碎片化的， 没有一个完整的体系和长效的机制。有的帮扶是自发的、象征性的，这些对于两个孤苦伶仃的老人想比，是远远不够的。针对失独家庭，山东省政府、山东省财政已经筹措八亿多元用于各项计划生育政策的有效落实。确保资金落实到位。独生子女死亡家庭特扶标准提高到每人每月400元，城镇和农村独生子女伤残家庭分别提高到270元和150元。但是相对于广州市做到的对失独家庭城乡帮扶政策一体化，陕西的针对失独家庭的系统的帮扶相比，山东的政策还显得很薄弱。

三、构建立体全方位的失独家庭法律保障权益制度

1.完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增加对失独家庭的补偿

失独家庭的成员大约在四十岁到七十岁不等，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因为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不得不执行一胎政策。国家的公权力人为地限制了公民的生育权。非常不幸的是，当执行一胎化的公民，丧失生育能力的时候，却因为种种事故，他们唯一的孩子去世，留给了他们暗无天日的晚年生活。没有家人陪伴，没有精神寄托，给失独家庭造成了无尽的痛苦和巨大的损失。还有的因病孩子去世的家庭，为了给孩子治病花光了所有积蓄，他们在接受孩子不幸离世的同时，还要偿还巨额的债务。这种失独家庭的生活简直是苦不堪言。笔者认为，失独家庭为了国家的公共利益，承担了人口政策的风险，所以，国家应该给予失独家庭一定的国家补偿。让他们的晚年生活更有保障。

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中没有设置针对失独家庭的补偿条款。因此，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给予失独家庭应有的补偿，确有必要。

2.修改《基金会管理办法》，大力发展社会组织

社会组织在失独群体的救助中，起着有异于政府的润物细无声的作用。但是多年来发展一直较为缓慢。主要是受限于各种法律法规的束缚。但和政府的法律政策扶助不同的是，社会组织救助方式多样，关怀模式更为专业。建议放宽对于社会组织的管理。让社会组织发挥应有的作用。

3.修改《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增加对失独家庭补偿的资金支持

失独家庭为了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执行一胎化。现今，他们的孩子因故去世，剩下两位老人孤苦无依，到底谁该为失独家庭的孤苦无依埋单呢？每年国家都会从超生者中收取数以百亿计算的高额社会抚养费，将社会抚养费的部分用于对失独家庭的慰问，提高失独家庭的生活补助，笔者认为是合情合理，符合一切为了人民的党和政府的宗旨的。增加关于补助失独家庭的预算金额，这也能够得到社会和广大群众的理解和支持。

（1）建立失独老人养老院。在调研过程中，笔者发现，失独家庭刻意回避一些关于失独的新闻。很多失独老人孤身一人，他们不是不想去养老院接受专业的照料和护理，只是苦于无人为他们担保，他们根本不能进入正规的养老院。在调研过程中，失独者表示，只要还能够自理，都不想去养老院，因为害怕看到其他老人有家属探望，显得自己伶仃一个人。但是失独家庭的老人说，如果有专门为失独老人准备的养老院他们应该会去，会在一起抱团取暖，组成和谐的大家庭。笔者建议将每年征收的高额的社会抚养费拿出一部分来，投入到专业的失独老人养老院的建设中来。为失独老人解除无人担保签字的后顾之忧。

（2）为失独家庭构建活动平台。失独家庭最怕过年。每年的春节是一年之中最重要的节日，但对于失独家庭来说，却避之不及。举国幸福鞭炮响，唯有失独哭断肠。每一次春节，对于他们都是一场浩劫。一次一次在他们的未愈合的伤口上撒盐。他们害怕看见别人的阖家团圆，害怕别人来拜年问好。但是他们却不排斥和其他的失独家庭一起互相帮扶。所以有的失独家庭建议，希望政府能够为他们牵线搭头，给他们提供一个私密的交流场所，可以让他们过年过节有地方可去，可以让他们压抑的情绪得到有效的宣泄。面对有相同经历的失独家庭，他们可以互诉衷肠。

（3）建立针对失独家庭的心理辅导组织。专业的辅导组织，对他们失去孩子造成的心理创伤给予科学的有效的抚慰。在抚慰失独家庭的过程中，应该积极吸纳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志愿者，调动全社会的力量。伴随着社交网站的飞速发展，微信社区和QQ社区，也可以成为失独群体交流感情，分享生活的家园。让成千上万的失独家庭携手同行，一起走出失独的阴霾，共同寻找生活的方向。

最后，发挥居委会和村委会的基层组织作用。村委会和居委会作为基层组织，往往对本辖区内的失独家庭掌握更加详细，更能够力所能及的帮助失独家庭。基层组织可以建立一对一的帮扶机制， 及时掌握失独家庭的生活和心理动态，主动上门和他们沟通， 解决其实际困难， 在特殊节假日主动上门慰问关怀， 让他们感受到社会的温情。

参考文献：

[1]李建民.持续的挑战：21世纪中国人口形势、问题和对策[M].科学出版社，2000.

[2]闫青春.社会福利与弱势群体[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3]曾庆敏.老年人权益保障与社会发展[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4]费孝通.乡土中国和生育制度[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5]易富贤.大国空巢[M].中国发展出版社，2013.

[6]朱晓阳.边缘与贫困――贫困群体研究反思[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法律调查报告篇8

目前我国相关司法解释已经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社会调查进行了规定，各地也在实践中探索着这一制度。但是，从这些规定也可以看出，我国并没有建立完善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社会调查制度。各个部门都针对本部门的具体情况作出了规定，但整体上没有衔接，缺乏完整的梳理与清晰地系统。社会调查主体规定得比较笼统，而且缺少在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的统一规定。社会调查报告的性质和作用在我国的法律以及司法解释中规定得也不完善。法律以及司法解释规定得抽象和不完善导致了实践中司法部门在实施社会调查时的不统一。

目前，结合我国实际建立统一、规范的社会调查制度已成为必然趋势，笔者认为其核心问题主要有：

一、社会调查报告的性质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证据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具有关联性，而社会调查报告反映的是犯罪人的背景材料和接受帮教的条件，并没有证明犯罪事实本身。因此我们认为社会调查报告不是证据，控辩双方也不能在法庭上对其加以质证。但如果公检法机关发现律师和委托的社会调查员提交的社会调查报告有比较大的分歧，则可以另行委托其他社会调查员进行社会调查并提交报告。社会调查报告是经过调查后作出的书面报告，是司法机关作出决定或者裁判的重要参考因素，其应该具有准法律文书的性质。随着社会调查制度在我国的不断发展与成熟，应该制定出规范社会调查报告的统一格式和必备内容。

二、进行社会调查的主体

1．社会调查主体应具备的条件。社会调查主体是通过走访相关人员、到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生活、学习、社区以及其他关系所在地等进行实地调查，从而掌握该未成年人的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以及实施被指控的犯罪前后的表现等情况，并作出书面社会调查报告的人。因此其必须满足三个方面的要求：应当对未成年人涉嫌犯罪的情况有比较全面、深入的了解；应当有充足的时间进行社会调查工作；应当具有一定的法律专业知识。

2．社会调查主体的范围。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未成年人的律师无论是从自身条件还是从为未成年人辩护需要的角度看都应当进行社会调查，并向司法机关提交社会调查报告。但为避免律师只是从对未成年人有利的角度提交报告而出现报告不准确和不全面的情况，公检法部门作为未成年人司法程序中的控诉方和裁判者，也应当了解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背景情况。依照我国目前司法解释的规定，控辩双方都可以提交社会调查报告。但是目前我国并没有在公检法部门形成专门针对未成年人进行社会调查的系统性制度。以我国实践看来，各级共青团的权益部门、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以及未成年人保护办公室中具有一定条件的工作人员可以担任社会调查的工作，他们有相关专业知识，有较高的文化水平，有与青少年工作密切相关的工作经验，同时又能保证中立性，公检法部门可以委托其进行调查。还要特别指出的是，2004年社会工作者被载入中国职业标准目录并逐步专业化。社区的一项主要工作职责就是对社区服刑人员进行管理和监督。随着这个职业走向正轨，社工也就比较适合进行社会调查工作，而且社区在法庭作出判决后可以根据社会调查情况有针对性地对未成年犯罪人进行社区矫正。

3．社会调查主体的法律地位。调查主体的法律地位关系到其在刑事诉讼中的身份，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涉及其履行职务的职权保障，决定其制作的调查报告的属性，影响其调查职能的充分发挥。应尽快从立法层面明确界定调查主体的法律地位。赋予调查人员等同于鉴定人的诉讼参与人身份，以使调查人员能以正当的名分参加诉讼，独立自主地提出调查报告并接受各方质证。

三、社会调查开始的时间

虽然目前在理论和实务界比较热衷于讨论审前社会调查，但是笔者认为，律师和公安机关委托的调查员应当自侦查阶段就要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进行社会调查并提交社会调查报告。因为社会调查报告反映的是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情况，这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了该未成年人的人身危险性，可以作为侦查机关决定是否取保候审以及检察机关作出是否批准逮捕以及是否决定的重要参考因素。

四、社会调查报告的内容

未成人社会调查报告的内容主要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未成年人的个人背景材料，另一部分是据此提出的建议。个人背景资料包括基本情况和背景情况。个人基本情况指的是未成年人的出生日期、家庭住址、生理和心理情况、性格特点、是否在校读书等情况，背景情况包括走访未成年人的家庭学校、社区以及关系密切的朋友等了解到其的家庭情况、在校表现情况、社区对其的评价以及社会交往等情况，未成年人的成长经历情况；未成年人的犯罪原因以及实施犯罪行为前后的表现等情况，受害人遭受犯罪影响的程度、对犯罪人的态度以及是否与犯罪人达成了刑事和解等。社会调查报告中应当尽量附有证明这些客观事实情况的相关文件。社会调查报告中的建议部分是指进行社会调查的律师和社会团体中的调查员依据调查的情况向司法机关提出处理该未成年人的建议，主要包括是否应当取保候审，是否应当被不予批准逮捕，是否可以酌定不，是否可以对未成年人从轻、减轻、免除刑罚或者适用缓刑等。

五、社会调查报告的作用

在侦查阶段，社会调查报告可以作为公安机关讯问未成年人和决定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适用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非羁押强制措施以及检察机关不予批准逮捕的重要依据。在审查阶段，社会调查报告可以成为检察院是否酌定不的依据。在审判阶段，社会调查报告可以作为法院决定对未成年被告人从轻、减轻处罚、判处缓刑等轻刑的重要参考依据。法院作出裁判后可以根据社会调查报告提供的信息对未成年人进行帮教。在执行阶段，执行机关可以根据社会调查报告采取针对特定未成年犯罪人的矫正方法，尽快消除其危险性，使其成为正常健康的公民。

六、社会调查的监督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