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2-06 00:56:40
关键词：可疑交易；分析方法；报告义务
文章编号：1003－4625（2008）08－0053－04中图分类号：F832.21文献标识码：A
Abstract: In this article, the concept of suspicious transaction is defined, thefinancial institution’s STR(suspicious transaction report) obligations are classified,and diversified classification method of suspicious transaction are discussed simultaneouly. Moreover, feasible measures to take STR obligations are offered which can be helpful for directing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o take STR obligations efficiently.
Key Word: Suspicious Transaction; Analysis Method; Report Obligations
可疑交易报告是金融机构反洗钱工作的核心义务之一。自2007年10月份逐步实施“总对总”报送以来，在可疑交易报告数量数十倍以上增长的情况下，可疑交易整体报告质量没有得到显著提高，甚至大量垃圾信息影响了可疑交易监测分析的质量。之所以出现这样的问题，一方面在于金融机构对可疑交易概念、报告义务缺乏正确理解，缺乏有效的可疑交易报告内部控制制度和工作措施，难以有效地分析识别可疑交易；二是部分监督管理部门缺乏正确的政策导向，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金融机构“宁滥勿漏”的防卫性报告倾向。如何改变这种局面，促进金融机构有效履行可疑交易报告义务，至少有三个前提，一是科学的认识论，即明确可疑交易的概念，准确把握可疑交易报告义务的内涵；二是有效的方法论，即金融机构建立有效的可疑交易报告内部控制制度，科学分配可疑交易分析报告义务，形成完善的执行和考核机制；三是激励相容的反洗钱监管制度，即通过有效的反洗钱监管将反洗钱义务内化到金融机构的控制链中，进一步提升金融机构的报告动机。下面通过深入认识可疑交易本质、内涵和报告的义务空间，探讨有效履行可疑交易报告义务的方法和工作措施。
一、可疑交易的概念及特征
目前，我国反洗钱法律和规章构成的反洗钱制度对可疑交易采取了标准化列举式定义法，《金融机构大额和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第十一、十二和十三条分别列举了银行业、证券期货业和保险业的18、13、17种标准型可疑交易，同时该办法第十四条给出了以上列举的48条之外的非标准型定义，即“发现其他交易的金额、频率、流向、性质等有异常情形，经分析认为涉嫌洗钱的”情形。可以说，我国反洗钱规章主要是从交易主体、交易特征等方面描述可疑交易。但FATAF《四十项建议》第十三条却对可疑交易采取了主观判断的描述，即“如果金融机构怀疑或有理由怀疑某项资金属于犯罪活动的收益或者与有关，应按照法律或法规的要求，立即向金融情报单位报告”，该项规定从资金的性质出发定义了可疑交易。可以说，我国的反洗钱立法和反洗钱行政规章没有对可疑交易的本质属性进行明确的界定。从本质上讲，可疑交易是与涉嫌洗钱等犯罪相关度较高的资金交易，既可能是一笔交易也可能是多笔交易的集合，一份可疑交易所包含的交易笔数决定于报告周期，周期越长，可疑交易所包含的交易笔数一般会越多。
按照我国对可疑交易的列举法定义，可将可疑交易按交易是否有聚类特征分为标准型和非标准型两类。标准型可疑交易的交易主体或交易特征有显著的客观聚类特征，其中部分需要结合相关人员的主观判断，按照是否需要进行主观判断，标准型又分为客观型和审慎判断型。客观型是指根据客观特征就可以判定的可疑交易，也称确定型可疑交易，对该类可疑交易不同的人不会出现判定分歧，如《金融机构大额和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第八款“客户用于境外投资的人民币资金大部分为现金或者从非同名银行账户转入。”审慎型判断型在具备某些客观特征的同时，必须结合其他主体信息或交易背景判断，不同的人在判定该类可疑交易时可能出现分歧，这类也称为疑似型可疑交易，如第十三条第一款“转出或者集中转入、分散转出，与客户身份、财务状况、经营业务明显不符”。不仅有明显的交易频率、流向等特征，而且还需要结合主体身份、财务情况等特征进行主观判断。非标准型可疑交易是法定48种可疑交易以外经分析判断涉嫌洗钱等犯罪的交易，该类交易不具备明显的聚类特征。在现实中，大量非专业化洗钱犯罪及其上游犯罪是融为一体由上游犯罪嫌疑人实施的，该类交易在交易特征上与一般交易没有显著差异，只有结合客户洗钱风险、交易背景等才能判断。我们以At表示所有交易的集合，以Ast表示可疑交易集合，以Adα表示可疑交易的补集，以Asst表示标准型可疑交易的集合，Anst表示非标准型可疑交易集合，则下式成立At=Adt∪Ast=Adt∪(Asst∪Anst)，令ε=Ast/At，φ=Anst/Ast，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经济系统中，同一反洗钱制度下，参数ε、φ应该是相对稳定的，可作为评价金融机构履行可疑交易报告义务的情况的参考。
以上我们对可疑交易的本质属性进行了探讨，并进行了分类，但深入了解可疑交易的概念，还必须进一步明确可疑交易的特征。概括起来，可疑交易有四个特征：一是相关性，即与涉嫌洗钱犯罪交易相关性较高，这是可疑交易区别于一般资金交易的内在属性。二是法定性，目前我国反洗钱法律和规章对可疑交易采取了列举法的定义，可疑交易具有明显的法定性，如根据《金融机构大额和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第二类可疑交易“频繁投报、退保、变换险种或者保险金额”属确定型可疑交易，那么在一天内购买三份保险就应认定是可疑交易。但在现实中，此类交易非常普遍，结合主体信息分析可以判定某些此类交易涉嫌洗钱可能性为零，但按照规章此类交易都是可疑交易。三是经验性，可疑交易应该是在大量重复实践中发现与涉嫌洗钱相关度显著高于一般交易的资金交易，可疑交易具有明显的实践或经验特征，需要监管部门和义务人根据相关案件或案例不断总结，因此可疑交易标准型应根据实践经验不断修正。四是主观性和客观性，在目前的制度框架下，从法律角度认定可疑交易，确定标准型只具有客观特征，疑似标准型既具有客观聚类特征也具有主观判断特征，非标准型没有聚类交易特征，需要结合情景或主体洗钱风险进行主观判断。
二、可疑交易报告义务的内涵
我国《反洗钱法》及相关规章，明确了金融机构应将所有识别的可疑交易按照规范要求及时报告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的义务，同时，对经分析有涉嫌洗钱等犯罪的可疑交易报告当地人民银行。根据以上规定，可以将金融机构的可疑交易报告义务分为两类：一是从一般交易中分离出可疑交易，并按规定向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报告；二是对以上每个可疑交易进行分析判断，并将判断认为涉嫌洗钱等犯罪的向人民银行分支机构报告。也就是说向人民银行当地分支机构报告的是一般可疑交易的一个子集，这个子集的元素是重点可疑交易，其特点是与涉嫌洗钱等犯罪高度相关。
事实上，以上两类报告义务均包含了一系列的派生义务。如向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的报告义务包含必要的分析、判断和识别过程，对于不同类型的可疑交易，内在的派生义务是不同的。对确定型可疑交易，只要符合可疑交易的客观条件，义务人不需要进行特别的主观判断，就可以按规定向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报告。我们知道，可疑交易有线索功能和证据功能，线索功能是指可疑交易或可疑交易集合在识别涉嫌洗钱或其他犯罪中的情报作用，即为司法机关提供案件线索。虽然单份确定型可疑交易可能看起来与涉嫌洗钱犯罪资金交易相关度非常低，但通过更多份可疑交易的聚合判断，可以提高判断的准确性。可疑交易不仅具有线索功能还有证据功能，证据功能是为通过其他渠道发现犯罪行为提供证据的功能。对疑似型可疑交易，若出现规定的客观条件，义务人就有分析判断的义务，对经分析不符合条件的加以排除，对无充分理由予以排除的交易，应全面、准确、规范和及时地进行报告。可以说疑似型可疑交易给予了义务人充分识别判断的权利空间，但义务人也必须行使这种权利，不行使识别判断权利，就是不按规定有效履行报告义务，如不加分析地全面上报此类可疑交易或对疑似型可疑交易既不分析识别不报告。
向人民银行分支机构的报告义务内含了以下义务。一是对向反洗钱中心报告的标准型可疑交易进行深入分析，特别是结合主体身份、历史交易记录等信息，判断交易主体是否涉嫌洗钱等犯罪，可以说对人民银行分支机构的报告强调的是可疑交易的情报功能，是对主体身份和交易特征相结合的综合分析判断，排除没有充分理由怀疑涉嫌洗钱的可疑交易，对有充分理由怀疑的应对交易主体、交易背景和资金来源进行详细的分析并报告人民银行当地分支机构。从法理上说，任何分支机构对本机构的可疑交易有进一步分析识别判定是否涉嫌洗钱等犯罪的义务。二是按照《大额和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第十四条规定履行非标准型可疑交易的义务。我国《反洗钱法》第六条规定“履行反洗钱义务的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依法提交的大额和可疑交易报告，受法律保护”，为金融机构报告非标准型可疑交易提供了法律保护。虽然在反洗钱监管中，此类交易因存在信息不对称，监管者难以直接判断义务人是否履行义务，但可以通过内部控制评估大致判断该项风险，也可通过已破获案件验证是否有效履行该项义务，因此金融机构应积极主动地报告此类可疑交易。
可疑交易报告义务主体是金融机构法人或其分支机构，但法人或准法人只有通过其职能部门才能实现目标，这样外在的可疑交易报告义务又进一步派生出业务部门内部报告义务。反洗钱工作不是一项仅靠金融机构专业反洗钱部门独立完成的工作，而是和各部门业务紧密相连的。确定型可疑交易主要由专业反洗钱人员利用交易数据库识别，但疑似型可疑交易由于信息不对称，只有相关业务人员才能较准确判断，因此相关专业部门应定期对业务相关交易进行内部分析，并报告给专业反洗钱部门。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我国金融机构广泛采用了分支制的结构模式，完成可疑交易报告义务不仅需要同级反洗钱专业人员和业务人员的横向配合，也离不开反洗钱专业人员上下级的纵向配合。
三、可疑交易报告质量的测度
可以说，金融机构识别可疑交易的能力、意愿和努力程度直接决定着可疑交易报告的质量。金融机构执行可疑交易报告制度不仅要增加成本、甚至减少客户，而且越高效地执行可疑交易报告制度，需要投入更大的成本。如果监管者不能判断金融机构执行可以交易报告制度的努力程度和质量，并给予相应激励，那么金融机构就难以形成有效执行可疑交易报告制度的动机。一般来说，金融机构可疑交易报告的质量可以用完备性、准确性、及时性和规范性四个指标测度：一是完备性，在报送的可疑报告中尽可能地包括所有洗钱情报，设可疑交易信息集为φsr，在时期T发生的洗钱交易信息集为φml，当φml⊆φsr时，我们称可疑交易报告是完备的。二是准确性，尽可能以最少的可疑交易报告包含所有的涉嫌洗钱情报，令δie=Nφsr∩φsr / Nφsr，那么δie越大可疑交易报告的准确率越高。Nφsr越大完备性可能越高，但增加报送成本，降低分析效率。三是及时性，从可疑交易发生到报告传递到监测分析中心或当地人民银行分支机构的时间要尽可能短，或者说严格按照报告周期进行报告。四是规范性，金融机构按照可疑交易报告规范客观、完整、准确地表述可疑交易记录。
以上测度可疑交易整体报告质量的指标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其中规范性和及时性通过适当增加投入，可以实现，但在一个确定的制度系统约束下，完备性和准确性却存在收益递减的现象。假设实际存在的洗钱数量为Nαr，发现的洗钱线索数量为Nαα，投入的成本为Cαα，Cαα=f(Nαα)，一般来说，当NααNαr时，f/Nαα∞,也就是说，通过可疑交易报告发现所有涉嫌洗钱犯罪线索几乎是不可能的，或者说存在一个最优值N0αα使得社会收益/投入比最大，因此让金融机构识别包含所有洗钱线索的可疑交易仅仅是一种理想状态，实践中难以实现。同时，完备性和准确性也存在一定的矛盾，完备性越高，可能导致准确性降低，准确性越高可能导致完备性越低，可行的做法是寻求完备性和准确性的最优组合。
四、可疑交易的分析识别方法
金融机构的可疑交易报告义务，内含分析识别和判断义务，无论是分析识别一般可疑交易还是判定重点可疑交易，根据可疑交易的信息的维度特征，可将可疑交易分析方法分为聚合分析法和拓展分析法。有些可疑交易需要根据交易的集合特征进行判断，利用集合特征识别可疑交易的方法称为聚合分析法，有些可疑交易需要报告义务人的受托人根据交易发生的情景或其他相关信息综合判断，这种利用非标准化信息识别可疑交易的方法称为拓展分析法。聚合分析法适用于确定型可疑交易，通过将一般交易标准化为特定维度的信息向量并组成信息集合，对信息向量进行排序、筛选、分组、关联分析发现识别可疑交易。该方法需要通过经验积累不断改进，如通过对已侦破的各类洗钱上游犯罪及其洗钱犯罪交易的资金交易特征的追踪分析，建立各类洗钱犯罪资金交易模型数据库，通过资金交易与模型数据库的比对，提高可疑交易的识别效率，也可以通过研究洗钱及上游犯罪的区域分布特征或人群分布特征提高分析的针对性。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为聚合分析法提供了可靠的基础，该类方法适用于由走私犯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黑社会组织犯罪、隐瞒犯罪、受害人为群体的金融诈骗犯罪而继发的涉嫌洗钱资金交易分析。拓展分析法适用于疑似型可疑交易，通过增加非标准化信息向量发现可疑交易的方法。对集合特征不明显的可疑交易，运用聚合分析法是无效率的，通过增加信息向量的维度，如增加交易主体的身份、财产状况、历史记录、职业信息可以提高判断可疑交易的准确性和完备性，当然信息维度的增加受到法律规定的义务人行为空间的约束。对大多恐怖活动犯罪诱致、贪污贿赂犯罪和受害人为个体的金融诈骗犯罪继发的洗钱犯罪，可通过拓展分析法提高分析识别效率。
可疑交易的识别包括从一般交易中分析出准可疑交易，再从准可疑交易中分离出可疑交易，从可疑交易中分离出涉嫌洗钱等犯罪的交易。按照识别的流程顺序，可以分为顺序分析法和逆序分析法。顺序分析法是指由办理业务的人员或基层单位的反洗钱人员直接从一般交易中识别分离出可疑交易，主要是结合客户身份或交易情景。逆序分析法是将业务数据传输到数据处理存储中心，从数据库中筛选出准可疑交易，再由数据发生地的基层单位进行识别确认的方法。实行总对总报送后，对于具有聚合类特征的可疑交易普遍采取了逆序分析法。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将程序分离出的准可疑交易集合误认为可疑交易集合，不对准可疑交易进行进一步的人工识别，排除部分准可疑交易；对于不具备聚合特征的可疑交易适合顺序分析法，由业务人员或一线反洗钱人员根据客户身份情况、历史交易记录和交易情景进行分析。
五、有效履行可疑交易报告义务的措施
前面我们分析了可疑交易报告是一个包括分析、判断、报告的复杂的过程，为了有效地履行可疑交易报告义务，金融机构必须将可疑交易报告工作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来抓，并着力做好以下工作：
首先，建立健全反洗钱内部控制的决策、执行和监督机制。健全内部控制制度，建立有效的执行机制，有效分解可疑交易的分析、报告义务并落实到人，完善监督考核机制，将可疑交易报告工作切实纳入企业效绩评价的单元。同时有效整合反洗钱人力资源，一是做好横向协调，即同级反洗钱专业人员和业务部门反洗钱兼职人员发挥各自的优势并有效配合。二是纵向协调，明确各级反洗钱专业人员工作目标和责任。
其次，建立以业务部门为基本单元的内部可疑交易周期分析报告制度，落实责任制。对不同类型的可疑交易采取不同的分析方法，对于疑似类可疑交易，兼职业务人员比专业反洗钱人员有一定的信息优势，因此将此类可疑交易报告义务分解到业务部门中去，由部门业务人员运用拓展分析法分析判定如《金融机构大额和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的第七类可疑交易“提前偿还贷款，与财务状况明显不符”。此类可疑交易的报告适合由信贷部门承担并定期向本机构反洗钱部门报告。反洗钱专业人员主要是按报告周期运用程序软件对交易数据库进行聚合分析，识别聚合特征明显的可疑交易，并组织相关人员对可疑交易的有关信息进行完整规范的补录。
最后，充分利用已有的反洗钱信息，特别是将资金交易分析与主体属性特征分析相结合，对特定主体进行全息监测，并逐步建立可疑交易分级管理制度。可疑交易识别应从漫无目的交易特征分析逐步向主体分析转变，即对高度可疑类主体采取全账户交易监测和拓展信息分析；同时要整合在各种业务往来中获得的客户身份信息、资金交易信息、财产关系信息等做出客户涉嫌洗钱概率大小的判断。随着反洗钱工作的深入开展，金融机构应在经验积累的基础上，按可疑度对可疑交易进行分类，对可疑度高的进行追溯分析或跟踪分析，提高重点可疑交易的报告效率。
参考文献：
[1]欧阳卫民主编.大额和可疑资金交易监测分析实务[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
[2]欧阳卫民主编.国际反洗钱重要文献选编[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5.
摘 要 本文主要对我国反洗钱的现状、洗钱罪的特征及危害,国际反洗钱与中国的差异等进行介绍,引出我国反洗钱工作出现的问题,我国商业银行基层网点反洗钱问题的难点。最后给出相应建议。
关键词 反洗钱 金融监管 商业银行
一、我国反洗钱的现状
2009年,人民银行对1082起重点可疑交易线索实施反洗钱调查3149次。经过人民银行调查,不能排除洗钱嫌疑并向侦察机关报案的线索约占调查线索总数的39.6%,其余60.4%的线索被排除嫌疑或继续关注。2009年,人民银行向侦查机关报案654起,涉及金额3711.7亿元。其中,中国反洗钱检测分析中心对外移送线索156份,涉及金额约2460亿元,约占报案线索总数的23.9%。从报案线索涉嫌犯罪类型看,涉嫌洗钱犯罪报案线索最多,约占总数36.7%;其次是涉嫌地下钱庄和贪污贿赂报案线索,分别约占总数的10.6%和9.5%(中国反洗钱报告,2009)。
二、洗钱罪的特征及危害
洗钱(money laundry)是指将犯罪所得及其收益通过交易、转移、转换等各种方式加以合法化,以逃避法律制裁的行为。总体看来,洗钱罪的特征主要有:(一)复杂性。洗钱的复杂性主要体现在资金转移的隐蔽性。洗钱的手段众多,金融行业,地产,旅游,,投资等行业都可能成为洗钱途径。(二)社会监督不足。洗钱罪没有可识别的直接受害者,难以引起全社会的普遍关注。(三)专业性。洗钱要涉及到国内外复杂的金融和法律制度。(四)国际性。不同国家在洗钱的管制和制裁上存在差异,使得跨境洗钱活动日益猖獗。(五)密集性。犯罪收益大部分为现金,资金密集度高。
洗钱罪的主要危害:
(一)严重侵害了国家正常的金融管理秩序。洗钱行为使大量不法黑钱进入金融经济,甚至政治领域,破坏了国家的金融管理秩序。(二)破坏社会公共管理秩序。洗钱犯罪往往是有组织犯罪活动(如贩毒,买卖军火,走私, 贿赂等)的延续,对犯罪起着一定推波助澜的作用。(三)洗钱犯罪妨害了司法活动的正常进行。洗钱罪的特定目的是要掩盖、隐藏并最终改变犯罪所得的性质,为司法机关的追查取证和审判工作设置了障碍。
三、国际反洗钱与中国比较
西方国家政府近年的一个趋势就是强化监管和处罚力度。主要表现为:(一)监管制度丰富全面。如国际组织对各国反洗钱立法做出新要求: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FT) 的“四十项建议”是反洗钱领域的基本准则。FAFT在“四十项建议”的基础上,又针对打击恐怖融资提出了八项特别建议。另有《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等。(二)普遍扩大了反洗钱定义范围。如《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对洗钱犯罪的规定是:诸如转换或者转移犯罪所得,处置转移犯罪所得的所有权,以及获取、占有、使用犯罪所得,均属洗钱犯罪。(三)在法律主体上,扩大反洗钱义务主体对象。如今的洗钱行为可以跨越银行、证券和保险等诸多金融领域的,各国在立法上,拓宽了反洗钱义务主体适用范围。(四)严格反洗钱执法。各国根据反洗钱立法,加大了打击处罚力度。(五) 国际间的法律协作明显加强。
相对来说,我国反洗钱法律体系完整度欠缺,反洗钱工作中仍有许多漏洞和金融监管不力的问题,使得犯罪分子有机可乘。我国应借鉴国际经验和先进做法,构建完善与国际趋同的全面反洗钱法律体系。
四、商业银行基层网点反洗钱工作存在的问题
(一)内控制度不健全
员工对“洗钱”的危害性和反洗钱工作的意义认识不足,导致工作积极性不高、责任心不强,反洗钱工作的审慎性不足。
(二)放松对客户的认真审查
现实工作中由于竞争激烈,一些基层网点注重业务经营,放松对客户的认真审查。
(三)机构内部信息交流不畅
银行经营活动各个环节的信息化程度有限,反洗钱工作中的识别、报告等活动的开展效率大打折扣,产生反洗钱工作的信息“瓶颈”。
五、加强反洗钱的对策措施
(一)进一步加快反洗钱立法进程
一方面要扩大洗钱罪的上游犯罪范围。我国现行刑法将洗钱罪的上游犯罪限定为七类犯罪,这一限定,不仅不利于对其他犯罪活动的打击,也不利于对洗钱犯罪的打击。
(二)努力提高金融机构反洗钱水平
金融机构是我国履行反洗钱义务的重要机构。要想更好地打击洗钱犯罪,就需要最大限度地提高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金融机构反洗钱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提高我国金融机构的硬件水平,建立“金融机构反洗钱自律评估制度”,加强对外资金融机构的反洗钱监管,建立反洗钱专项基金等。
(三)建立健全多方联动的反洗钱协调机制
反洗钱工作是一个综合化、系统化的工程,任何一个单位都无法独立对洗钱犯罪实现长期有效的打击和整治。提高打击洗钱犯罪的效率,要建立侦查机关与金融机构、税务、 工商、 审计、海关、 缉毒 、纪检等相关部门的整体联动的协调机制。
(四)加强反洗钱国际司法协助与合作
参考文献
[1]2009中国反洗钱报告.
[2]杨仁荣.反洗钱国际比较及中国的选择.浙江金融.2004(4).
关键词:反洗钱;证券;防范
中图分类号:F82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0)05-0055-03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0.05.14
证券领域由于自身具有的交易复杂、流动性高等特点,能够为不法分子的洗钱活动提供较好的掩护而逃避执法机关的打击,受到洗钱者的青睐,已成为洗钱犯罪新的重点领域。因此,研究犯罪分子利用证券期货领域洗钱的行为类型,并提出针对性的反洗钱措施,是构建全面、立体的反洗钱网络的重要一环。
一、证券业的洗钱风险点分析
(一)从监管制度的发展看证券业洗钱风险
本文将2007年实行第三方存管制度正式实施日期作为分界点分为前后两阶段分析。
1.第三方存管制度实施前。此阶段为证券市场违法违规行为与洗钱活动并存且处于易发多发阶段。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证券业法律法规不够完善和证券机构内部管理存在的漏洞进行洗钱,主要由以下几点因素造成:一是证券市场无序化现象严重。主要表现在上市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不健全、运作不规范,虚假上市,财务信息失真,公司大股东或高管人员恶意侵占上市公司利益、掏空上市公司,市场投机过度,内幕交易、股价操纵等不正当交易行为频繁发生,这些突出问题为不法资金利用证券市场洗钱提供了便利。二是证券账户管理不规范。不规范开户行为大量存在,客户资金账户与证券账户脱节,大量存在多对一、多对多等“拖拉机”账户,证券公司账户管理中的漏洞使得违法所得资金很方便流入证券市场,通过同时操纵多个账户进行“对敲”交易,从而将违法收入转化为“形式合法”的正常投资收入,达到洗钱目的。三是证券业金融机构内部管理混乱助长洗钱活动。一些案例表明,证券市场洗钱的主要通道是证券公司营业部,一些营业部对客户身份、资产权属关系审查不严格,违规开户,为客户提供支票换现金、违规办理转托管和撤销指定交易等服务。[1]
2.第三方存管制度实施后。此阶段为证券市场违法违规行为与洗钱活动处于手段多样化、操作更加复杂、隐蔽性更高的阶段。2007年以来,随着证券市场法制建设的不断完善,证券市场历史遗留的身份不对应、身份虚假、关系不规范、资料不齐全等不合格账户和“拖拉机”账户得到进一步清理,市场环境的改善增加了违法违规行为与洗钱活动的难度和操作成本,但内幕交易、市场操纵、基金“老鼠仓”等违法违规行为随着市场的活跃呈现增加趋势,出现了内幕交易更加隐蔽、操纵手段多样化、违法违规认定难等新特点。具体表现在不法分子利用行业规则,通过表面合法的交易方式掩盖洗钱行为,通过证券公司内部不同账户或不同证券公司之间对倒交易实现利益输送、证券转托管转移资产掩饰洗钱资金去向,基金网上交易开户隐瞒真实身份实施洗钱等。
(二)从被清洗资金来源看证券业洗钱风险
从被清洗的犯罪收益来源看,证券业的洗钱行为主要分为两大类:一是来源于证券业内部,即通过证券市场违规操作非法牟取利益并进行清洗;二是来源于证券业外部,即将其他犯罪所获得的黑钱通过证券市场进行清洗。
(三)从洗钱过程三阶段看证券业洗钱风险
1.处置阶段。此阶段是指对犯罪收入或赃款进行初步的处置,将其存入犯罪分子以各种名义在证券公司开立的资金账户内,使犯罪收入或赃款与合法收入得以混同,目前我国证券业普遍实行客户交易结算资金第三方存管制度,证券业活动一般不涉及现金,在处置阶段证券机构不易被洗钱犯罪分子所利用。[2]
2.离析阶段。此阶段是指在证券市场中实施复杂的金融操作,如购买证券、进行复杂的关联交易等,频繁地通过不同账户和不同机构来实现资金的流动,以此掩盖犯罪资金的来龙去脉和真实的所有权关系,达到模糊其非法性质的目的。此阶段主要涉及证券的二级市场,利用证券市场交易的匿名性和保密性来达到掩盖犯罪资金性质和来源的目的。
3.归并阶段。此阶段是指将通过证券市场清洗后的犯罪收入或资金转移到表面上看与犯罪行为无明显联系的合法组织或个人的账户内。在第三方存管制度的情况下,此阶段要通过金融机构的资金账户方能提取出清洗后的“黑钱”。
(四)从证券公司业务流程看证券业洗钱风险点
1.经纪业务。一是账户管理。证券公司在开户环节有可能因为审查不严或串通导致非实名和虚假开户,客户资料保存不全,产生大量“拖拉机”账户和非实名账户,为非法资金进入证券市场洗钱提供机会。二是资金存取。证券公司有可能通过内部不同账户转账帮助单位客户支票套现,帮助机构资金存入个人账户等违规行为,为非法资金掩盖其来源和性质。三是转托管或撤销指定交易。洗钱者可以通过转托管或撤销指定交易将股份从一家证券公司转入另一家证券公司,多次证券转移后卖出股票变现,模糊资金来源。四是客户交易。洗钱者通过合谋“对敲”操纵账户,隐蔽地转移账户之间的资金和收益。
2.资产管理业务。一是客户委托投资的资金来源不明,一些证券公司营业部因业务竞争需要,只管吸收资金,而不管客户资金性质,从而可能被洗钱者利用;二是证券公司营销人员,证券公司经纪营销人员如果有意与客户勾结洗钱,不执行客户身份识别规定,发生道德风险,则可能产生较大的洗钱风险。
二、证券业洗钱的主要手法及其特征分析
(一)证券业洗钱的主要手法
1.特殊机构高买低卖或低买高卖接盘方式操纵市场。在我国案例中某些机构和个人利用操纵市场、欺诈客户等方法,开设大量“拖拉机”账户进行自买自买“对敲”交易获得非法收益。
2.转托管。一般来说,洗钱犯罪分子会用支票买股票,再把股票转托管到其他证券公司,然后将股票卖掉提取现金。转托管能达到转移资金、逃避监测、模糊“黑钱”来源和性质的目的。
3.购买私募基金。这是指以非法资金购买私募基金后,再间接投入股市购买有价证券。这种洗钱方式的特点是犯罪分子处于掩蔽状态,没有明显的交易轨迹,查处难度较大,并且能够为洗钱者带来税收上的优惠以及其他收益。
4.设立空壳公司,运用复杂的关联交易转移资产。这种形式的洗钱多数发生在国有企业身上,而且往往与企业领导个人的腐败行为直接相关。
5.“三方共同委托理财”方式。腐败分子尤其是金融机构内部腐败分子或掌握大量社会资金的腐败分子挪用公款、交易结算资金、社保资金等与受托方签订“委托资产管理理财合同,将经过理财后“洗白”的高额回报中饱私囊。这种方式的特点是隐蔽性强,查处难度较大。
6.用上市公司并购方式。一些黑钱通过在上市公司并购过程中寻找机会,或者被顺利地用于收购兼并上市公司,取得从非法到貌似合法的地位;或者利用其在并购中掌握的内幕消息,配合二级市场中的炒作,操纵股票价格,谋取非法暴利。
7.机构投资者利用对倒交易利益输送方式。由于我国证券市场发展还不完善,外部监管和行业自律等监督力量发挥的作用有限,导致大量被视为起稳定证券市场中流砥柱作用的机构投资者中也存在种种洗钱行为。
8.通过证券业内幕交易牟取暴利。内幕交易是指内幕人员和以不正当手段获取内幕信息的其他人员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泄露内幕信息,根据内幕信息买卖证券或者向他人提出买卖证券建议的行为。不法分子利用内幕交易在证券市场获取非法收益,从而进行洗钱活动。
(二)证券业洗钱行为的主要特征
证券业洗钱的主要表现形式有资金的不合理流动、异常的证券交易和伪造、变造客户身份,其主要具有以下特征。
1.机构客户和自然人客户身份异常。我国证券市场在实行第三方存管制度和实名制开户前,存在大量客户开户信息不完整、不真实,尤其是伪造、变造身份证明文件等现象,这些故意隐瞒客户真实身份的异常行为,其目的主要是为掩盖洗钱活动。反洗钱经验表明,客户身份异常是证券业可疑交易识别的一个重要特征。
2.账户间的关联交易明显。洗钱者通常会通过控制大量“拖拉机”账户或多层关系账户,使其资金转移的方向基本上控制在自己所掌握的账户中。因此,洗钱账户的实际控制人和这些账户的交易对手等指标往往具有一定的关联性。
3.账户盈亏异常。由于洗钱者需要将非法资金转成合法收益,因此需要操纵多个账户之间的交易,使其中一部分账户保持长期盈利,而相对应的另一些账户则长期亏损。为了加快非法资金的“漂洗”,有些洗钱账户甚至没有亏损记录。有些洗钱账户在开户后短期内大量买卖证券,然后迅速销户,根本不计盈亏。[3]
4.资金流动异常。有些客户的证券账户长期不进行或少量进行证券交易,但资金账户却频繁发生大额资金收付,有的资金收付也没有明显的交易目的或用途。有的长期闲置账户原因不明地突然启用,并在短期内发生大量证券交易,迅速销户将资金转出。
三、证券业洗钱风险的防范措施
(一)完善证券市场法制建设,规范市场行为
一是要建立完善证券业反洗钱工作体系,扩大反洗钱义务主体范围,要将证券登记结算公司、证券交易所纳入反洗钱工作体系,明确赋予其反洗钱义务,理顺证券行业反洗钱工作机构间的关系,强化对证券账户的监管;二是规范投资者尤其是机构投资者以及其他资金量巨大的投资者的行为,对于利用内幕信息或资金优势操纵股价的行为要给予严厉的处罚直至追究责任人的刑事责任;三是要强化对上市公司监管,严格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信息披露制度越完善市场的有效程度就越高,洗钱犯罪行为就越容易暴露。一个规范、有序的证券市场能够从根本上断绝不法分子利用证券市场轻易转移大额资金并最终使其合法化的途径。
(二)加大反腐败的力度,从根本上遏制证券领域洗钱资金的最大来源
腐败分子的洗钱活动猖獗是我国的一大特点,证券市场也不例外,证券领域大量的洗钱活动都与官员的腐败行为有关。因此,加大反腐败的力度可以有效遏制洗钱资金的来源。同时,反洗钱也是反腐败工作的重点之一,金融账户实名交易制度、大额与可疑交易信息报告制度、现金交易限制制度等反洗钱措施的有效实施,能够为反腐败提供信息线索,提高反腐败的效率。
(三)建立反洗钱协调机制,构建反洗钱信息平台,实现信息资源共享
建议由中国人民银行牵头,在反洗钱联席会议的基础上,联合公安、工商、税务、海关等部门构建金融机构反洗钱信息平台,帮助证券业机构解决目前在客户身份识别信息核实环节上存在的实际困难。加强中国人民银行与证监局等监管部门的信息联络沟通,建立工作联系制度,完善协调机制,形成反洗钱工作监管合力,提高监管效率。
(四)健全和完善现有的反洗钱监管法规,推行以风险为本的监管模式
一是按照证券业2007年实施第三方存管制度的规定,根据客户资金存管模式发生的变化情况,完善反洗钱相关工作制度和反洗钱资金交易监测报告系统;二是修改证券业大额和可疑交易的报告标准,完善可疑交易行为特征,将证券异常交易行为列入需要报告的可疑交易行为标准中;三是由证券监管部门或行业协会统一制定客户洗钱风险等级标准,以风险等级为基础,分类管理,提高反洗钱工作效率。
(五)加强证券领域反洗钱的培训工作,提高证券业从业人员反洗钱技能
中国人民银行和证券业监管机关要举办形式多样的业务培训班,在证券高管人员、一线业务骨干人员的定期培训内容中增加反洗钱业务知识和技能,提高证券业反洗钱工作人员的业务水平。同时建立健全反洗钱激励机制,进一步增强证券业参与反洗钱活动的积极性。
参考文献:
[1]李虹.关于证券业反洗钱的调查与思考[J].浙江金融,2007(10).
[2]边维刚.我国证券业洗钱风险与监管对策研究[J].南方金融,2008(12).
关键词：反洗钱；资金监测
中图分类号：F832．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7－4392(2006)11－0012－03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洗钱犯罪在国际上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各国纷纷颁布反洗钱法律法规，建立金融情报中心(Finance Intelligence Unit，以下简称FIU)收集和分析反洗钱数据，防范洗钱犯罪，为惩治洗钱提供线索。国际上也建立了像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Finance Action Task Force)、埃格蒙特集团(Egmont Group)和沃尔夫斯堡集团(Wolfsberg Group)等国际反洗钱组织，积极指导各国反洗钱工作，为各国反洗钱合作提供交流平台。2004年4月，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成立。该中心在中国人民银行领导下，负责我国的大额和可疑资金交易的收集和分析，向有关方面移送涉嫌洗钱案件，并与各国反洗钱情报机构开展合作与交流。本文对我国的FIU收集、整理和分析反洗钱数据的方式提出一些相关政策建议。
一、国外反洗钱资金监测的经验
(一)美国的实践
在美国，反洗钱数据的收集和分析工作是由金融犯罪执法网络(FinCEN，FinanCial Crime En-forcement Network)来完成。FinCEN的数据有三个来源：第一、依据《银行保密法》和《现金管理法案》，由各银行和其它机构向FinCEN报送的金融交易数据。这部分资金交易数据不是按月或按季报告，而是在交易发生日后，或者被鉴别为可疑资金交易后一定时间内报告。第二、FinCEN从从事数据收集的企业购买的公共数据。第三、根据FinCEN与各执法机构的协议，各执法机构向Fin-CEN提供的共享数据。此外，各执法机构对各调查对象进行查询的记录也保存在FinCEN。
FinCEN拥有约200名全职职员，多为情报、金融、技术、法律方面的专家，其工作人员几乎全部在总部，另还有来自20多个国内执法机构的40多名人员常年派驻。FinCEN设有三个部门，一是战略管理部负责洗钱犯罪活动的趋势分析；二是行政管理部负责管理各机构是否正常报告；三是调查支持部负责为各执法机构提供服务。FinCEN对反洗钱数据的分析主要分为宏观分析和微观分析，宏观分析确定洗钱犯罪的高发地区、行业以及犯罪手法，从而指导反洗钱工作人员将有限的资源运用到最需要的地方；微观分析是通过对数据的分析发现洗钱线索，进而打击洗钱犯罪。
(二)澳大利亚的经验
澳大利亚的金融情报中心是澳大利亚交易报告与分析中心(AUSTRAC，Australian Transaction Reports and Analysis Centre)。AUSTRAC依据《金融交易报告法》收集由各银行和其它机构向Aus-TRAC报送的金融交易数据。AUSTRAC对所采集到的数据进行分析从而发现洗钱犯罪的趋势性特征和案件线索，并将发现的案件线索移交司法与海关部下属的联邦警察部队，案件的取证和处理工作由联邦警察部队负责。
AUSTRAC拥有正式员工63人，其中在悉尼总部人员47人，在堪培拉、墨尔木、拍斯、布利班等地设有代办处。AUSTRAC有三个部门：一是洗钱遏制部(Money Laundering Deterrence)负责报告机构按《现金交易报告法》要求履行报告责任。二是洗钱跟踪部(Money Laundering Targeting)负责分析和金融交易报告信息。三是信息技术部(Information Technoligy)负责发展和维护各项信息系统。
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国情的不同，金融情报中心的名称不一样，反洗钱数据收集的范围存在差异，数据分析的侧重点也不尽相同，但总体上看，分析方法上也存在许多共性，即通过宏观分析提供洗钱问题的趋势，通过微观分析发现洗钱的线索，通过跟踪分析为FIU和其他部门提供个案服务。
二、我国反洗钱资金监测的现状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反洗钱规定，商业银行确定了本机构或本系统反洗钱资金监测的部门和人员，制定了本系统反洗钱资金监测的办法及操作规程，开展了不同形式的反洗钱资金监测的业务培训。从2003年3月开始，向中国人民银行报告人民币大额和可疑支付交易数据，向国家外汇管理局报告外汇资金大额和可疑交易数据。经过一年多的工作，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外汇管理局收集了大量的数据，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分析工作。
三、提高我国反洗钱资金监测水平的政策建议
(一)增加数据报告主体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金融机构反洗钱的规定，除商业银行外，政策性银行、信用合作社、邮政储汇机构、财务公司、信托投资公司、金融租赁公司和外资金融机构都是反洗钱资金交易报告主体。因为反洗钱资金监测人力和技术的原因，在过去的年份里，仅有商业银行报告反洗钱资金交易数据，故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应将以上几类金融机构纳入报告主体范围。同时，还应增加证券机构、保险机构以及一些从事资质认定的中介机构作为报告主体。通过增加报告主体，尽可能地将所有资金交易纳入FIU或其他反洗钱部门的监测视野，从而为有效的打击洗钱犯罪创造有利条件。
(二)整合金融监管机构现有数据
该类数据是指我国金融监管机构所掌握的能够被共享的数据，这些监管机构包括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目前，各监管部门之间的数据共享程度还很低，但随着反洗钱工作的开展，各部门与未来的FIU的数据交换会越来越多，各监管部门的数据将为反洗钱工作提供更多的线索。此类数据主要包括违法违规案件以及违法违规交易主体的详细信息等内容。
(三)整合行政管理执法司法部门数据
该部分数据是指来自财政、税务、工商、公安、安全、海关、检察院和法院等部门的数据，以上每一个部门都收集并掌握与本部门相关的机构和个人的资料，以及违法违规案件的一些详细情况。随着反洗钱工作的全面展开，FIU与各执法部门的联系会越来越紧密，信息交流会越来越多。在未来的反洗钱架构中，一方面，FIU会为执法机构提供线索和金融信息服务；另一方面，各执法部门的一些信息也会为FIU提供基础数据，从而增加FIU数据分析的有效性。
(四)充分利用国际反洗钱数据
该部分数据是指来自国际方面的反洗钱数据。为了更有效的打击洗钱犯罪，国际上成立了一
些国际性组织，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Fi-nancial Action Task Force)为各国的反洗钱工作提供指导，分析国际反洗钱形式，对各国的反洗钱工作进行评价。埃格蒙特集团(Egmont Group)为各国的FIU提供了国际合作和信息交流的平台。还有一些地区性的反洗钱组织，如亚太金融行动小组(APG，Asia Pacific Groupon Money Laundering)。这些国际上的合作会提供洗钱犯罪的最新方法和最新动态，同时也会提供一些洗钱犯罪分子的名单等信息，如：联合国的恐怖人员和恐怖组织名单，此类数据为我国的反洗钱工作提供有益的帮助。
(五)充分发挥金融机构在反洗钱资金监测方面的重要作用
一是加强商业银行反洗钱意识。通过对商业银行反洗钱知识的培训使之认识到洗钱犯罪给商业银行带来的运营风险和信誉风险，从而增加商业银行反洗钱工作的积极性。二是在技术上对商业银行进行指导。反洗钱数据的筛选分析的第一线在商业银行，FIU应该在数据的筛选分析方面对商业银行进行指导，并按时将犯罪分子洗钱的新方法告知商业银行，提高商业银行分析数据的技能。三是制定相应的处罚措施。为了更好地完成反洗钱工作，必要的处罚措施是必需的。
(六)提高反洗钱资金监测分析技术
一是加强宏观分析。宏观分析是通过对反洗钱数据的总体分析，从两方面为微观分系统提供支持：一是通过对反洗钱数据的分析来总结洗钱犯罪的特征；二是通过对反洗钱数据的分析来把握洗钱犯罪的趋势，指导反洗钱工作人员将有限的资源用在最需要的地方。
二是提高微观分析水平。微观分析是利用所有的数据和各种可以利用的判断方法来发现异常资金流动，找到洗钱犯罪、恐怖融资和其他违法违规行为的线索，以及对已有线索进行跟踪分析，为洗钱案件的侦破和定性提供证据。微观分析通过线索分析和跟踪分析实现。
在线索分析时，首先要需要建立行为模式特征库、关联模式特征库、名单库、数据库，通过名单过滤、行为模式分析、关联模式分析等分析阶段，由FIU工作人员对每个交易主体逐个甄别，形成进一步核查名单和移交名单。数据核查工作应有FIU工作人员来完成，而移交名单则转给相应的执法部门。
跟踪分析是指对某一可疑交易主体或其他部门要求协查的交易主体在反洗钱数据中进行检索，找出该交易主体交易的上游交易主体的交易、交易主体的交易和下游交易主体的交易，从而对该交易主体有一个总体上的把握，以判断该交易主体是否涉嫌洗钱。跟踪分析更侧重于对交易主体的逐个分析，它要求FIU工作人员对交易主体的行为具有比较清晰的判断，并有目的地对反洗钱数据进行检索，因此，要求FIU工作人员有较全面的反洗钱工作经验。
人民银行应积极促进商业银行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健全内控体系，加快转变经营机制，实施全面风险管理，为深化国有商业银行内部改革创造良好的条件。同时，应进一步推进农村信用社改革，逐步化解农村信用社金融风险，稳步推进产权制度改革，按照“因地制宜、区别对待、分类指导”的原则，根据实际情况建立新的内部管理体制框架和运行机制。首先，应密切关注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对辖区分支机构的影响，了解和掌握国有商业银行分支机构改革动向；重点分析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后，其分支机构在运营和内部风险控制等方面的变化及存在问题，及时向上级行报告改革运作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以及辖区各金融机构突发的一些，维护辖区金融稳定。其次，应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农业银行、政策性银行改革的相关部署，对辖区农业银行的经营情况进行深入研究。根据本地实际对农业银行经营管理情况、开展农村金融服务的情况，进行调查和了解，为农业银行的改革工作做好信息储备。在农业银行改革启动后，配合上级行做好辖区农业银行不良资产调查及处置工作。第三，应掌握辖区内农村信用社的经营情况，分析排查风险隐患；了解存款人对存款保险问题的认识和看法，组织开展与构建存款保险制度相关问题的调研活动，对存款保险制度可能对辖区产生的影响进行研究。第四，扎实开展农信社央行票据兑付考核工作。认真落实《云南省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资金支持方案实施与考核细则》，加强对农信社改革情况的动态监测，严格执行人民银行专项票据发行兑付条件，监测农村信用社新增贷款投向，督促建立健全授权授信管理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促进农村信用社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强化约束机制，实现可持续发展。
通过推动金融体制改革、健全现代金融企业制度，从组织结构、制度设计、业务经营、队伍素质、内部管理等方面优化金融企业的治理结构，提高金融业的透明度，形成健全的内部管理和权力制衡机制，健全金融机构惩防体系，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是人民银行履行社会反腐败职能的一项基础性措施。
二、创新金融服务推广公务卡利用现代支付手段预防和控制腐败
公务卡，是指行政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持有的、主要用于日常公务支出和财务报销业务的信用卡。公务卡具有一般银行卡所具有的授信消费、循环信用等共同属性，持卡人能够方便快捷地办理支付结算业务；同时又具有财政财务管理的独特属性，在防范腐败和节省政府开支方面有着独特的优势。在我国，传统的公务小额支付采取现金支付的方式，大量借用、携带、使用现金，对财务管理和公务人员带来极大不便，同时，由于现金支付难于监管，这部分公务支出透明度低，不利于管理和监督，甚至发生财务报销环节出现凑票报销或多开、虚开报销发票的现象，一些单位还通过各种方式套取现金，设置账外账，规避监管。实施财政国库集中支付改革后，绝大部分行政事业预算单位的支付行为都纳入了财政部门的有效监控。但是行政事业单位小额支出中大量使用现金的情况仍然没有解决。银行卡作为一种现代化支付结算工具，不仅携带方便，使用便捷，而且透明度高，所有的支付行为都有据可查、有迹可寻，是当前规范现金管理最有效的工具和手段。作为一种通过银行卡实现财政财务管理公开和消费透明的新型产品和制度创新，公务卡制度以国库单一账户体系为基础，以银行卡为载体的现代财政支付管理制度被认为是防堵公款消费漏洞、预防腐败行为的“阳光”。随着我国公共财政体制不断健全，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全面推进，财政财务管理透明度逐步提高，同时银行卡产业快速发展，银行卡受理环境明显改善，这些均为全面推行公务卡制度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条件，推行公务卡制度的时机已经成熟。
2008年1月，中央纪委、财政部、人民银行联合召开了全国公务卡改革试点电视电话会议，全面动员和部署了公务卡应用推广工作。公务卡制度的推行是我国财政预算制度的一项重大突破。推行公务卡，建立财政部门和金融部门的联动机制，扩大国库集中支付信息系统的信息范围，改变对现金提取后使用范围和路径缺乏监控的状况，实现对财政资金的动态监控，有利于加强对公务消费行为合规性、真实性的监督管理，促进公务消费的透明化，避免通过虚开发票套取现金、私设“小金库”等违法违规行为。通过推行公务卡，保证预算资金安全，提高预算执行效果，有效预防和控制腐败，是人民银行履行社会反腐败职能的新要求。
三、加快征信体系建设建立社会信用体系营造廉洁自律社会环境
信用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基石。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涉及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包含法律、制度、管理、信息共享服务和道德文化等内容。其中，金融信用是社会信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信用水平的提高离不开征信体系的建立。征信，即“征之以信”，是专业化的、独立的第三方机构依法采集、保存、整理企业和个人的信用信息，并依法对外提供信用信息服务的行为的总称。具体的作用是为企业和个人建立信用档案，帮助人们积累信用财富，扩展经济活动的地域空间；提供有效传播信息的平台，缓解信用交易中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建立奖励守信、惩戒失信的内在机制，引导人们养成守信履约的行为习惯，改善社会信用环境。可以说，有无健全的征信体系是市场经济能否稳健运行和走向成熟的标志。
建设征信体系是人民银行的一项新职能。人民银行于2006年组织建成了全国统一的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到20*年年底，该数据库分别为全国1300多万户企业和近6亿自然人建立了信用档案。目前，信用报告正逐渐成为企业和个人的“经济身份证”，日益渗透到人们日常的经济活动中，开局良好。人民银行基层行应当积极推动金融征信体系建设，不断改善社会信用环境，为构建全社会信用体系打下坚实基础。一是加强对征信体系建设的组织管理。进一步明确和增强人民银行管理和建设征信体系、发展征信市场的职能，把征信体系建设和金融生态环境建设作为一项密不可分、相辅相成的重要工作。二是应提高政府部门和社会机构对发展征信事业、创建诚信文化、建设社会信用体系的认识，提高社会各界对企业和个人征信体系建设的支持度。三是积极开展征信和金融知识宣传教育，营造诚实守信的社会信用环境，增强全社会信用意识，积极培育国内信用市场，将征信及相关金融知识带进百姓生活，教育社会成员牢固树立诚信守法意识。四是加快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的建设步伐。进一步完善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的系统查询、异议处理、统计、纠错等功能，提高数据处理效率。提高数据库的数据质量，建立多渠道的数据质量检查制度和快捷的纠错机制，充分挖掘数据库的统计分析和监测功能，加大数据库的非银行信息采集工作力度，以不断提高数据库的应用水平。
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有利于形成社会管理的长效机制，特别是对以“信用”为根本的银行业来说，推动征信系统建设，防止金融欺诈、恶意逃废金融债务、防范金融风险具有重大作用。通过加快征信体系建设，改善社会信用环境，发挥个人信用记录在就业、融资、经营活动、事业发展甚至人际交往中的重要作用，使缺乏契约意识、不守信用、违规违纪者付出代价，让人们倍加珍惜和爱护个人信用，大力营造廉洁自律的社会环境，是人民银行履行社会反腐败职能的重要职责。
四、依法履行反洗钱职责维护金融秩序遏制洗钱犯罪及相关犯罪
反洗钱，是指为了预防通过各种方式掩饰、隐瞒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走私犯罪、贪污贿赂犯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金融诈骗犯罪等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来源和性质的洗钱活动，依法采取相关措施的行为。人民银行是我国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协调全国的反洗钱工作。人民银行依法开展反洗钱活动，对于促进金融业健康发展、惩治腐败行为、维护社会稳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基层人民银行应深入研究辖区反洗钱工作特点，不断健全反洗钱工作组织和制度，着力完善以预防为主的反洗钱监管体系，提高反洗钱工作的有效性，加大打击洗钱犯罪力度，维护良好经济金融秩序。
不断完善协调机制，进一步明确职责定位和工作权限。基层人民银行应从规范、完善部门联席会议制度入手，进一步明确相关部门的职责定位和工作权限，充分发挥其在整合社会力量，加强部门沟通、协作等方面的作用。应结合实际，有计划、有选择、有重点地完善部门间的协作关系，细化工作职责，加强深度合作。积极探索与公安等司法部门有效的合作方式；加强与检察院、法院的沟通、协调，主动寻求法律支持。力戒形式主义，努力提高工作实效。
广泛宣传贯彻反洗钱“一法四规”。人民银行各分支机构应积极行动，广泛开展《反洗钱法》和《金融机构反洗钱规定》、《金融机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金融机构报告涉嫌恐怖融资的可疑交易管理办法》以及《金融机构客户身份识别和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管理办法》的宣传活动，提高金融机构及全社会反洗钱意识。
扎实有效做好金融领域反洗钱监管工作，构筑洗钱风险预防体系。一是应做好对金融机构反洗钱现场检查工作。检查的内容是履行客户身份识别、大额和可疑交易报告义务的情况、金融机构办理网上金融业务、电话金融业务、银行卡业务和履行反洗钱义务的情况等。二是加强反洗钱非现场监管工作管理。应把建立健全本辖区反洗钱非现场监管工作目标和数据分析指标作为当前非现场监管工作重点，发现金融机构在反洗钱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应及时进行风险提示。三是加大大额现金存取管理工作力度，在重点区域开展以大额现金交易为主要特征的相关案例的监测、剖析工作，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套完善的以反洗钱为主要导向的大额现金管理体系，促进大额现金存取管理工作有序规范开展。
各金融机构应正确认识和看待当前反洗钱工作所面临的复杂形势，充分认识到自身所肩负的责任，从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高度出发，从建设金融生态环境的高度出发，提高对反洗钱工作的艰巨性、敏感性和长期性的认识，认真履行反洗钱职责，维护金融稳定，为社会和谐进步净化环境，为经济金融发展保驾护航，是人民银行履行社会反腐败职能的重要任务。
五、落实银行账户实名制强化银行账户管理预防和阻绝腐败分子的资金转移、藏匿等行为
银行结算账户是存款人办理存、贷款和资金收付活动的基础。规范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对创造金融机构公平竞争环境，维护经济金融秩序，推动领导干部财产阳光化，打造廉洁政府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银行账户管理的主管部门，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应当加强与当地相关部门的协调，为在办理银行账户业务时验证相关文件的真实性，准确识别单位客户身份提供更多权威、有效的手段，推动银行账户实名制的全面落实。一是完善联网核查相关规章制度和工作机制，为银行机构合规、高效地进行联网核查和办理相关银行业务提供更具操作性的指导。建立健全联网核查疑义信息反馈核实机制，缩短反馈核实周期，规范反馈核实手续，建立更加通畅的可疑身份信息反馈核实通道。二是加强对联网核查系统推广应用的监督检查，确保每个银行机构网点都能进行联网核查。三是与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进一步完善银行账户实名制的相关制度，界定个人银行账户实名制的有效证件种类及其出具次序，明确单位银行账户实名制的落实依据，规范银行账户开户申请及单位银行账户管理协议等，为银行账户实名制提供更为全面的制度保障。四是改进公民身份信息联网核查工作。应依托联网核查系统，积极稳妥地开展存量银行账户信息清理核实工作。应认真总结系统上线以来的经验，督促各商业银行严格执行人民银行做好联网核查工作的有关规定，完善疑义信息反馈核实机制，并加强业务操作人员培训，为银行账户实名制提供更为先进的技术保障。
关键词：风险为本;反洗钱;商业银行
中图分类号：F830.3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0017-2015（11）-0076-03
风险为本理念，最早由英国于2000年提出并倡导，强调将更多的反洗钱管理资源投入到更大的洗钱风险领域之中，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纷纷效仿推行。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在各国经验的基础上，2012年2月了新的《反洗钱、反恐怖融资和反扩散融资国际标准》（新40项建议），升级了旧的反洗钱国际标准，进一步强化了风险为本理念下的反洗钱与反恐怖融资执行措施，明确了国际反洗钱领域风险为本的变革方向。在我国，人民银行早在2008年提出风险为本的反洗钱工作理念，2012年按照FATF提出的改革方向，遵循“风险为本”的监管思路，对商业银行反洗钱工作提出更高的要求。本文对“风险为本”监管理念下的商业银行反洗钱工作面临的困难和调整进行调研分析，以期对商业银行工作的下一步开展有所借鉴。
一、风险为本理念下商业银行反洗钱管理要求
（一）风险为本理念下的规章制度体系
风险为本理念下的反洗钱管理制度，不是放松合规性管理，而是要以风险管理为着力点，注重前期识别、预警和控制风险，特别是商业银行内部的风险管控，要注重对其风险管控能力的考核和评价，也包括对违规行为的监测和控制能力。各商业银行根据自身业务的风险分布情况，按照反洗钱监管部门所规定的全面、审慎、有效的内控监管原则，制定内部反洗钱制度办法和操作规定，将反洗钱职责渗透到支付结算、账户管理、现金支付、贷款及外汇管理的各个相关部门和岗位，以及各项业务过程和各个操作环节之中。
（二）风险为本理念下的全面风险评估机制
风险为本的管理理念下，商业银行要建立先评估后实施的工作模式，根据对自身所面临的洗钱风险进行全面评估的结果来分配合规管理资源，切实做到有的放矢的科学配置。建立全面风险评估机制就是构建科学合理的运行模式，系统分析商业银行在运营过程中所面临的威胁，在此基础上形成针对商业银行自身风险防线的自检体系来筛查风险漏洞和潜在的影响，从而确定各地区、各业务以及各产品的洗钱风险等级。应将电子银行、第三方支付、信用卡以及POS机等非面对面业务渠道作为重点评估领域，设置的风险评估指标尽可能的覆盖商业银行的主要业务及产品，能全面评价产品设计、合规审查、尽职调查、风险管理以及制度执行的效果，从而确保整体评估机制能够准确反映商业银行自身存在的洗钱风险状况。
（三）可疑交易监测分析和可疑报告的上报
在传统规则为本理念下的可疑交易识别和报告标准严格按照监管部门的预设标准执行，而风险为本理念下所列举的可疑交易报告标准要基于客观条件之上进行主观的分析判断，商业银行在发现非既定标准下的其他异常情形，经分析认为涉嫌洗钱的也应当向当地监管部门或通过总对总的形式向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提交可疑交易报告。一般而言，商业银行对可疑交易行为的监测和可疑报告分析的有效性，由可疑交易的普遍特征、可疑交易行为的识别方法以及可疑报告的上报意愿来决定。但在风险为本理念下，商业银行要针对洗钱交易的多样性、隐蔽性和专业性等特征，在追求成本效益最大化的同时发挥主观能动性，主动研究分析洗钱类型特征、洗钱活动规律、洗钱风险演变趋势，不断优化和创新可疑交易监测分析策略与方法，避免标准依赖下机械性、粗放性、防卫性可疑交易报告报送情况的发生，切实提高可疑交易监测水平和可疑交易报告的价值。
二、风险为本理念下商业银行反洗钱工作面临的问题
（一）缺乏完善有效的反洗钱组织架构和管理机制
风险为本监管理念下，要求商业银行需根据自身面临的内外部环境，构建涵盖洗钱风险评估、控制、内审、队伍建设、宣传培训等方面的内部控制管理机制，对各类风险的相互关联和影响进行全面科学评估，确保各项风险管理政策协调一致。但是，反洗钱管理点多、面广、链条长，既涉及银行内部部门间的协作，又需要与职能部门多方位合作。虽然各银行建立了行内反洗钱领导小组统筹，指定内控部门牵头的反洗钱管理组织架构，但银行内部对反洗钱思想认识不足，重视程度不够，管理牵头部门的权威性、专业性不足，无法与外部反洗钱力量形成合力，有效甄别和遏制洗钱犯罪的发生。一方面，银行内部未组建独立的反洗钱管理部门。反洗钱管理实行部门对部门，点对点的管理，不能实现点对面的辐射，而致使下级行反洗钱工作涉及的部门各自为政，难以协调一致。另一方面，反洗钱组织架构与监管部门、职能部门未有效对接。反洗钱工作多跨机构、跨地区，实际工作中需与人行、公安、海关、税务、外管、司法等多部门进行对接合作，而当前商业银行反洗钱管理的牵头部门职能、地位不明晰，无法与监管部门实现无缝衔接，客观上影响了反洗钱合作的效果。
（二）缺乏有效的客户尽职调查、风险识别的渠道和手段
商业银行在开展反洗钱工作中，必须在遵循“了解你的客户”（KYC）原则下，通过对区域、行业、客户、业务以及产品风险评估结果的分析，在反洗钱管理中对可疑交易报告识别、客户风险等级确定、风险预警处理等方面设定最低限度的管理要求，充分发挥辖属机构风险主动识别能力。商业银行的客户身份识别既是自身洗钱风险识别的需要，又是出于公利的维护金融秩序稳定的工作，需要监管部门和全社会的支持和配合。而我国尚未建立针对反洗钱客户调查的配套制度，未建立畅通的客户身份信息管理平台，使商业银行客户尽职调查、风险识别障碍重重。一是现金交易为反洗钱调查设置障碍。现金结算管理在我国不设限制，为洗钱犯罪提供了便利的渠道，现金的跨区域、跨境流通使用非常普遍，加大了客户资金追索的难度。二是金融机构间的客户信息平台缺失。反洗钱调查、风险识别中涉及的跨行、跨机构的客户基本身份信息查询渠道缺失，易产生反洗钱交易监测漏洞。三是电话银行、网上银行、信用卡等洗钱风险高发领域，资金用途难以鉴别，交易数据收集统计难度大，交易的隐蔽性强，识别、分析难度大。
（三）陷入反洗钱成本收益考虑下的“短视”误区和防御行为
反洗钱义务是法定的金融机构必须履行的义务，长远看反洗钱有利于维护金融市场秩序，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但商业银行作为营利性机构，以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为经营目标，银行开展反洗钱工作需要从“人、财、物”三方面花费大量的营业成本以及投入大量管理资源，还要根据监管的要求进行制度的修订与完善、系统的更新与升级、组织机构的建立与撤并、管理流程的优化与整合等后续工作的跟进，同时，还要接受监管机构的检查、配合相关部门的协查。当前，银行同业间竞争加剧，迫于对经营指标考核压力的考虑，商业银行及其辖属机构的管理者和员工，容易出现“短视”行为，怠于履行反洗钱义务。同时，我国目前监管体制尚未完整从“规则为本”转变到“风险为本”，管理方式依然偏重于以罚代管的形式，对商业银行的反洗钱工作实施的处罚措施无形中增加了银行运营成本，也易导致银行出现抵触性的防御性上报和防御性反洗钱管理措施，影响反洗钱工作的实效。
三、商业银行反洗钱工作的思路
（一）“规则为本”向“风险为本”转变，完善反洗钱内控体系和组织架构设计
“风险为本”理念强调以风险导向，以完善的反洗钱内控体系和组织架构作为反洗钱工作的核心。商业银行要完善内部反洗钱工作的组织体系，向上将反洗钱职责的分工明确到部，建立职责明晰的反洗钱工作责任机制，向下将反洗钱义务的履行落实到人。一是从总行明确各业务部门的反洗钱职责分工，通过商业银行各部门建立总对总的分工协作组织架构，自上而下地形成各条线的通力合作、前后台相互联动的反洗钱前内控机制。二是明晰一、二级分行以及基层行各管理岗、经办岗的反洗钱工作责任，从高级管理者到一线员工都明确反洗钱岗位职责，将反洗钱的制度要求和操作流程管理落实到每一位员工、每一个环节。将风险为本的反洗钱管理理念贯穿于业务经营的全过程，为了确保反洗钱职责的落实，进一步建立针对各层级反洗钱工作的考核、追责以及整改细则，在资本约束和风险管理为核心的商业银行内控机制的新形势下，通过部门协作、岗位制衡、风险防控、责任追究机制下的工作框架，强化内部控制的有效性。
（二）“被动履职”向“主动合规”转变，提高客户风险等级分类和尽职调查的能动性
商业银行从被动的履行监管部门管理要求和反洗钱义务，转向从企业发展战略、经营目标、客户定位、产品结构、业务风险等方面入手，主动建立一套与自身经营发展规模和内部控制环境相匹配的洗钱风险管理策略。我国商业银行众多经营规模大小不等，分布地区各异，风险为本监管理念下的反洗钱法律法规的监管标准逐步趋于仅设定最低监管标准，各银行根据本机构业务、管理发展的现实情况出发，在自身反洗钱资源允许的情况下在最低监管标准下，制度设置更为严格更切合本机构实际的客户风险等级分类、尽职调查等反洗钱工作管理政策。办理业务履行客户身份识别、风险等级分类等反洗钱义务时，按照反洗钱监管要求留存客户基本信息和人信息和其他相关证件信息，更需要对现金交易、非面对面交易的业务情况进行摸底排查，了解客户、交易账户的实际控制人及交易最终受益人的情况，对尽职调查中发现的可疑信息及时形成报告上报人行。此外，对本机构业务开展所辐射的客户群、地区、国家进行风险分类管理，重点关注涉恐、涉毒、走私、诈骗、传销等破坏金融秩序和社会稳定犯罪案件高发区，针对不同洗钱特征地区，采取有针对性的防控措施加强身份识别和尽职调查等基础性工作，有效规避不同国家、地区以及境内外分支机构业务运营中可能的合规风险，提升反洗钱自主管控水平。
（三）“单打独斗”向“整体联动”转变，增强反洗钱监测的及时性和有效性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网银、电话银行、自助设备等非面对面交易渠道的拓宽，银行交易资金已经突破了空间、时间的限制，商业银行要在电子渠道反洗钱科技的投入上，对海量机构、跨机构、跨领域、跨区域洗钱交易数据进行深度挖掘和分类处理，打破各信息系统数据共享壁垒，建立各系统间全方位、多角度的信息检索汇总共享功能，对检索分析的综合数据信息中存在的异常交易进行关注、分析，并在发现重点可疑交易情况的同时根据信息的业务关联情况，提示交易涉及的业务部门参与调查，从反洗钱的单部门事后监督转变为多部门协调进行实时监控，提高商业银行的反洗钱监测更具时效性和准确性。
参考文献
[1]人行保定市中支课题组.农村信用社反洗钱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建议[J].河北金融.2013，（8）.
[2]沈丽人.论反洗钱信息披露与金融隐私权保护[D].南开大学.2013-5-28.
[3]罗熹.积极落实监管要求 有效控制洗钱风险[J].中国城市金融.2012，（3）.
[4]席鹏.浅析金融机构合规管理与以“风险为本”的反洗钱监管[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1，（11）.
[5]孙宏.推进“风险为本”反洗钱工作的途径探讨[J].吉林金融研究.2012，（6）.
The Study on Anti-money Laundering of Commercial
Banks under the Risk-based Idea
TIAN Aili SUN Wen
（Shaanxi Provincial Branch of Agricultural Bank of China， Xi’an Shaanxi 710075）
Abstract：The risk-based idea has been adopted by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widely and become the cornerstone of anti-money laundering. As an important organization of anti-money laundering， commercial banks should have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money laundering faced under the risk-based idea， adopt the scientific method to assess risk and rationally allocate anti-money laundering resources to virtually improve the efficiency and quality of anti-money laundering. Beginning from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anti-money laundering management of commercial banks under the risk-based idea，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practical problems of anti-money laundering faced by banks， the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constructive suggestions on anti-money laundering under the risk-based idea of commercial banks.
关键词：反洗钱；数据挖掘；聚类分析；范例推理
反洗钱的主要工作是要从可疑金融交易信息中识别可能隐藏着洗钱犯罪交易的线索，从而在资金交易领域筑起洗钱犯罪的屏障。利用科学的信息技术手段已经成为各国金融机构打击洗钱犯罪的重要手段。如何从海量的金融交易数据中有效识别可疑金融交易成为反洗钱工作能否顺利开展的关键问题。数据挖掘作为一门新兴的数据处理技术，能够从海量数据中提取出有用知识，已经越来越受到人们广泛的关注。本文分析了数据挖掘技术在可疑金融交易识别中的应用现状，并探讨了范例推理技术和聚类分析在反洗钱中的应用，为数据挖掘技术在可疑金融交易识别中的应用提供新的途径。
一、数据挖掘在可疑金融交易识别中的应用现状
所谓数据挖掘(Data Mining)，是指从大量的数据中发现并抽取隐含的、未知的、有潜在应用价值的知识过程。数据挖掘的目的是为决策者提供有效的决策支持。面对成千上万的金融交易报告数据。如何利用数据挖掘技术识别可疑金融交易是反洗钱工作中的关键问题。目前，已经应用在可疑金融交易识别中的数据挖掘技术主要包括孤立点分析(Outlieranmysis)、序列模式挖掘(Sequential pattern mining)、链接分析技术(Link Analysis)、决策树技术(Classifi-cation)等。
结合洗钱行为的异常特点，运用数据挖掘技术可以使用孤立点分析来检测异常资金量的转移；序列模式挖掘也是反洗钱技术中的一种选择，它可以用于分析具体一段时间内具体个人的行为，并可能得出异常访问模式的特征；链接分析可以从大量不同类型的目标中找出其关联关系，其目标包括自然人、银行账号、企业、电汇和现金存款，找出它们的联系并显示出合法活动和非法活动的关系图：决策树技术也是一种比较好的选择方案，它可根据先前规定的可疑交易数据的分类规则对各种报告数据进行分类，以树状的决策结构显示出来。该技术得出的结果可为分析者提供一系列彼此相互分离的独立路径，从而为分析者提供一个推理框架，帮助其摸清整个洗钱活动的过程，并了解某一具体的洗钱操作在整个洗钱链条中所起到的特殊作用。总之，这些数据挖掘技术可以识别出一些重要的活动关系和模式，有助于调查人员进一步关注可疑金融交易并进行深入调查。
一些发达国家在利用数据挖掘进行反洗钱系统建设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成绩，他们不仅建立了专门分析和收集情报的金融情报中心，同时还建立了功能强大的反洗钱系统。例如，美国金融犯罪执法网络(Fi―nancial Crimes Enforcement Network，FinCEN)的-FAIS(FinCE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ystem)系统利用数据挖掘的一些算法如聚类分析等技术，实现对可疑交易报告进行分析和评估。澳大利亚交易分析与报告中心(Australian Transaction Reports and Analysis Centre，AUSTRAC)开发的ScreenlT系统，通过运用数据挖掘中的多种技术实现可疑交易报告自动筛选。其他地区如欧盟、加拿大应用数据挖掘技术进行可疑金融交易识别也比较成熟。在我国，中国人民银行于2004年4月成立了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建立支付交易监测系统，国家外汇管理局也于2005年开发了反洗钱信息辅助核查平台。但总体而言，我国反洗钱系统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利用信息技术进行可疑金融交易识别的水平仍然较低，未能充分运用数据挖掘技术识别可疑金融交易信息。
二、数据挖掘前沿技术的可疑金融交易识别研究
洗钱犯罪日新月异，识别可疑金融交易信息的技术也必须不断改进以适应变化。目前，反洗钱应用中的数据挖掘技术从孤立点分析、序列模式挖掘、链接分析、决策树等传统技术，逐步转向数据挖掘中的一些新技术如聚类分析、基于范例推理等，在此分别探讨聚类分析和基于范例推理在可疑金融交易识别中的应用情况。
1、聚类分析技术的可疑金融交易识别研究。
聚类分析(Clustering)通过将数据对象分成多个类或簇，实现在同一个类中的对象之间具有较高的相似度，而不同类中的对象之间差别较大。聚类分析在聚类过程中可以选取不同属性和不同聚类方法，实现将具有相似交易行为的个人或者企业的账户聚为一类。针对个人和企业的金融交易数据，选取不同的数据属性进行多角度分析，并从中识别出可疑交易数据，有助于调查人员作深入调查。此外，聚类分析可作为反洗钱系统中数据预处理的一种方法，用于发现表面上毫无关联但实质上有关联的若干主体。例如，通常通过聚类分析可以将属于同一生产制造业且资金流量相似的企业聚为一类，但若其中一家公司被聚类到其他行业如服务行业中，则有可能认定该公司是一个“空壳公司”，为调查人员提供重要线索。一些发达国家已经应用聚类分析协助反洗钱的调查分析，如美国FinCEN的FAIS系统。
针对可疑金融交易识别问题，在选定聚类方法的同时，需要考虑金融交易数据的特点并选定聚类的属性。在分析金融数据的特点时，可知对于洗钱者的银行账户，洗钱资金必定要经过流入与流出两个阶段。因此，可从资金流入和流出两个角度分别考虑，一定时期内同时具有大额、高频率资金流入和流出账户的洗钱嫌疑较大，应作为重点怀疑对象。所以，对资金流入和流出的两种情况下分别进行聚类分析，将资金流入或流出情况相似的聚集在一起，通过比较高频率、高流入量的可疑账户与高频率、高流出量的可疑账户作进一步分析，同时对可疑账户按照洗钱嫌疑的程度进行等级排序。
为了进一步说明聚类分析方法如何应用于可疑金融交易信息识别领域，可以分别从交易金额和交易频率两个角度对金融交易数据进行分析。例如，可以将个人账户看作为同等类型、同等规模的个体，对其进行数据分析时直接考虑一定时间内的交易金额和交易频率即可。同时，考虑到一天之内每笔个人交易金额都相对较小，为了体现不同个人交易行为的差异性，可选取一定的时间段(例如一年)作为时间周期。
在应用该识别流程时，首先选取源数据分析其是否适合聚类分析。例如，选取身份证号作为聚类分析中每条交易数据的身份标识号码(identification，ID)，年交易金额和年交易次数则作为聚类分析的属性。在聚类分析时根据每条交易的属性的相似程度进行聚类，当聚类结果显示，在聚类过程中所选取的所有属
性都能发挥较大的作用则说明聚类结果显著；若聚类过程中某一属性如年交易金额并没有使用，则仅使用年交易次数作为实际聚类过程中的聚类属性，或者聚类过程中没有太多使用任一个属性，在此情况下说明所选取的属性都不合适，从而认为聚类效果不显著。同时，聚类分析是一个循环反复的过程。若聚类结果不够显著，需要将异常数据从源数据中剔除，并将异常数据列入需要深入调查的可疑名单专门保存。然后对处理过的源数据进行再次聚类。此外，为了避免与上次聚类的结果重合，需要改变聚类方法，依次类推，直到聚类结果显著为止。最后，将在聚类过程中的所有异常类数据进行汇总保存，所得数据即为可疑数据，从而以账户为主题确定出可疑名单。按照此应用流程分别对资金流入和流出两种情况进行分析，所获得的两份可疑名单的交集作为重点可疑对象进行深入调查，而将其并集作为一般可疑对象。
2、范例推理技术的可疑金融交易识别研究。
范例推理是一种基于历史经验的推理方式，具有很强的自学习能力。范例推理可以设计成为反洗钱系统中用于识别可疑金融交易的关键部分，利用金融交易数据信息，识别出具有可疑特征的交易活动。典型的范例推理系统包括四个连续的过程：检索(Retrieval)最相似的范例；重用(Reuse)能够解决当前问题的旧范例；修改(Revise)所建议的解决方案；保存(Retain)有价值的新范例。在实际操作中，确定为可疑交易活动的新范例会被加入到范例库中，而范例库中冗余的范例会被删除，或修改其解决方案作为新范例保存。针对一个交易活动的原始交易数据，用户根据要求提取能够准确表达问题特征的指标，并将其表示成范例，同时通过一定的索引规则从范例库中检索范例。若检索到一个或者多个相似范例，则从中确定一个最相似的范例，对其进行范例调整。根据实际情况对具有可疑特征的交易确认其解决方案是否满意，如果满意就确定其为可疑交易，同时将其保存在范例库中。否则，就需要对解决方案不断调整直到满意为止：若没有检索到相似范例，则重新分析该交易数据，结合反洗钱领域知识和经验确定是否为可疑交易。如果是可疑交易的范例，就将其作为新范例保存在范例库中，否则直接退出。因此，基于范例推理在反洗钱中的应用涉及的关键技术涉及到范例库建立、范例检索、范例调整和保存等问题。
在此对范例库建立和范例调整、保存作重点说明。范例库中存储具有可疑特征的洗钱范例，包括可疑交易活动的具体问题描述，主要是提取能够准确反映交易活动的特征，还有针对可疑金融交易活动的处理方案，如根据可疑交易的严重程度是否能表明其涉嫌洗钱犯罪等信息。如何准确表示可疑交易活动的范例，如何组织这些具有可疑特征的范例，如何建立范例库的索引，是建立范例库的关键问题。范例库中，范例间的组织可以采取线性、层次和网状的方式。若系统能够检索到最相似的范例，决策用户就需要对其做调整，使解决的方案能够符合当前可疑金融交易活动的情形。由于洗钱手段日新月异，最终提交用户的交易数据一般与范例库中的范例情形不一样，如交易金额和交易类型不一样，那么相应的解决方案也不一样。在确定最相似的范例后，对其解决方案需要不断的调整直至决定满意为止，并保存在范例库中。这里涉及对范例调整的机制问题，虽然通过计算机可以实现自动调整，但系统仍需要采用人机交互过程来完成，即结合相关专业人员的经验完成调整过程。同时，所有确定为可疑金融交易的信息都需要保存，以备将来出现类似情况时加以应用。
三、结论
目前我国正在运行的金融交易识别信息系统一般都只具有比较简单的分析处理功能，不支持复杂的数学模型。无法对可疑金融交易报告进行有效的评测，使得一些潜在的洗钱风险无法通过系统及时发现，识别可疑金融交易报告仍然停留在依赖监管人员自身的业务素质和直觉判断的基础上。同时国内对可疑金融交易识别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缺乏对我国金融数据结构的深刻分析，特别是利用数据挖掘技术对金融交易进行识别的研究还相对落后，而外国同行视其为核心机密不肯透露。因此，我国从现在起，应重视对可疑金融交易识别技术的研究和开发，相关主管部门应采用先进的信息技术识别可疑金融交易信息，打击和防范洗钱犯罪。例如，聚类分析由于是按照数据集本身特征自动分类，并不需要用户事先制定规则，而我国的反洗钱实践尚处于起始阶段，缺乏一些作为筛选可疑金融交易的分类规则，因此可以结合我国金融交易数据的特点，采用聚类分析将具有相似交易行为的账户聚为一类，并对聚类结果中的各类进行分析，尤其对交易行为相对异常的类进行深入调查。同时，基于范例推理具有很强的自学习能力，能够利用初始范例不断自我学习，并及时检索具有可疑特征的洗钱范例。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人工操作难以发现复杂洗钱行为的不足。为数据挖掘在反洗钱系统中的应用提供了新的途径。
2016年，我国网络游戏用户达到4.17亿户，市场规模达到1800亿元，同比增长30.2%，预计2017年将突破2000亿元。目前，我国已有数百亿元的虚拟货币在网络游戏市场流通，并且按照每年15%～20%的速度增长。随着网络游戏行业市场容量的扩大，洗钱风险不仅理论上而且实践中已经客观存在。由于银行业等金融行业反洗钱监管的加强，新型洗钱方式向反洗钱监管薄弱的领域转移，具有较大市场规模、不受时空限制、尚未纳入反洗钱监管范围的网络游戏行业成为成本低廉的洗钱渠道之一。应当尽快消除这一领域反洗钱监管空白，加强网络游戏行业洗钱模式和可疑交易特征等的研究，有针对性地完善反洗钱监管法律法规，及时堵塞洗钱风险漏洞。
网络游戏行业洗钱的基本条件
通过网络游戏行业洗钱，就是违法所得即洗钱的上游资金通过网络游戏行业掩饰、隐瞒其来源和性质，使其在形式上合法化。网络游戏行业之所以成为洗钱人或集团利用和青睐的一种渠道，主要因为具备以下几个条件：
事实上存在的网络游戏用户身份不真实。虽然我国文化部等部门规章规定，网络游戏运营企业应当要求网络游戏用户使用有效身份证件进行实名注册，并保存用户注册信息；不得为使用游客模式登陆的网络游戏用户提供游戏内充值或者消费服务，但实际上，我国网络游戏用户身份是通过网络进行认证的，现有的实名只能辨认身份证号码的真伪，无法辨认是否是持证者本人。另外，网络游戏运营企业由于自身的利益和责任心问题，往往没有严格建立和实施客户身份认证制度，使得大量网络游戏用户的身份不真实，洗钱人很容易冒用他人身份资料进行注册登记。
事实上存在的网络游戏虚拟货币与法定货币之间的可兑换。虽然我国文化部等部门规章规定，网络游戏虚拟货币不可自由兑换成法定货币，仅限于兑换发行方自身提供的网络游戏产品和服务，不得用于支付、购买实物或者兑换其他单位的产品和服务，但由于网络游戏虚拟货币需要用法定货币购买，就有了兑换率，以及在网络游戏环境中具有使用价值，是进行虚拟交易时的一般等价物，在一定条件下具有财产属性，具有一定的价值，那么，只要有需求方和供给方，就有转让和交易的可能。由于非正式“黑市”的存在，网络游戏虚拟货币与法定货币之间的单向兑换变成了实际上的双向兑换。在巨大市场规模和买卖双方都有需求的情况下，出现虚拟货币黑市交易及网上地下“钱庄”是必然的。例如，有些网站提供Q币与人民币的双向兑换，Q币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黑市货币性质，可以再和其他游戏币兑换，网上交易平台游戏用户之间虚拟货币及虚拟道具的私下转让更是禁而不止。因此，许多“黑钱”可以通过购买网络游戏虚拟货币，再交易后或者直接兑换成法定货币，实现了隐瞒资金来源目的而“洗白”。
互联网金融在网络游戏行业的广泛应用。洗钱人可以通过网上银行账户、第三方支付、网上交易平台等的连接，实现网络游戏虚拟货币与电子货币或其他虚拟货币的兑换，最终兑换成电子货币或现金。由于与互联网金融洗钱渠道和方式的组合运用，网络游戏行业洗钱的隐秘性增强，突破了时空限制，资金转移更快速更便捷，通过电脑可以向世界上任何地方进行转移，对资金追踪难度增大，追回的可能性变小，成为洗钱成本低廉的一个渠道。
网络游戏行业洗钱的基本环节和主要方式
洗钱人或集团利用网络游戏行业洗钱，既有网络游戏运营企业、网络游戏虚拟货币发行交易服务企业或其雇员参与共犯的情况，也有后者不参与的情况。由于我国法律法规还没有规定网络游戏运营企业、网络游戏虚拟货币发行交易服务企业承担反洗钱义务，这些机构往往对洗钱现象不闻不问，只要未侵害其利益，在内部控制上不会主动识别和阻止异常交易行为，增加了网络游戏行业洗钱风险。
按照洗钱过程要经过置入、培植、融合三个阶段的划分，网络游戏行业洗钱一般要有以下三个基本环节：一是违法所得投入环节。违法所得以法定货币，一般是电子货币的形式购买网络游戏虚拟货币，进入网络游戏行业。这一环节最容易被侦查，违法所得的来源还没有被掩盖或隐瞒。二是网络游戏虚拟货币交易环节。网络游戏货币通过赠予、转让或交易等形式转移到其他用户的账户上，隐藏了身份，掩藏了线索。这一环节会出现可疑交易特征，但难以找到证明犯罪的证据。三是“洗白”资金转移环节。网络游戏货币兑换成电子货币后，通过互联网金融进入洗钱人或集团的目的领域，以合法资金形式出现。这一环节难以追踪，判断是否洗钱犯罪的侦点是收益人的身份与违法所得的关系。
在违法所得投入环节，通过购买网络游戏虚拟货币隐瞒、掩盖资金性质的违法所得来源多种多样，其中信用卡欺诈、电脑或手机黑客盗取网上银行资金具有小额、多笔特征的情况比较多。在网络犯罪活动中，有些黑客专门制造木马、钓鱼网站，有些人传播木马、钓鱼链接盗取网上用户信息，有些人专门利用盗取的信息盗窃网上银行资金，然后迅速转入用虚假身份证件信息注册的网络游戏账户。也有些人利用黑客玩家盗窃别人网络游戏账户的虚拟货币或道具等，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调查数据，61%的网络游戏用户有过虚拟资产被盗的经历。曾发生的案例：部分木马植入到巨人网络游戏公司，由于木马具有隐蔽性，受害者短期内难以发现，黑客通过让网银使用者的电脑感染病毒，伪装并潜伏在用户电脑中，当用户点击进入到网络支付，转入游戏公司进行道具购买和虚拟货币交易时木马病毒会自动激活，并自动抓取用户交易金额和用户所选择的银行入口，同时将交易订单页面进行改动，直接将资金打入其控制的网络游戏账户。之后，黑客利用注册的多个网络游戏账户，买卖游戏币、道具等进行销赃并换取现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