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生小额论文范文

研究生小额论文篇1

【关键词】普惠金融，小额信贷，财务可持续，社会绩效

1、引言

普惠金融，源于英文“inclusive finance”，基本含义是：能有效、全方位地为社会所有阶层和群体提供服务的金融体系。含义包括：每个人都应该有获得金融服务机会的权利；其次，为让每个人获得金融服务机会，就要在金融体系进行创新，包括制度创新、机构创新和产品创新。建立普惠金融体系的主要任务就是为传统金融机构服务不到的低端客户甚至是贫困人口――而非大企业和富人――提供金融服务。

联合国在2006年出版的《建设普惠金融体系》（Building Inclusive Financial Sectors for Development）蓝皮书中指出，普惠金融的目标是在健全的政策、法律和监管框架下，每一个发展中国家都应有一整套的金融机构体系，共同为所有层面的人口提供合适的金融产品和服务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正式提出“发展普惠金融，鼓励金融创新，丰富金融市场层次和产品”。自此，普惠金融体系在我国正式被提到了官方层面。

从普惠金融体系的诞生背景和发展情况来看，它与小额信贷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作为普惠金融体系建设过程中不可忽视的经济社会力量，小额信贷不是一种小规模的、边缘的非正规活动，而是普惠金融理念实践的有效途经，是对抗贫困的有力工具，是建立普惠金融体系的重点与核心。因此可以认为普惠金融是对小额信贷理论更高层面的提炼与升华。

小额信贷自20世纪90年代传入我国，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衍生出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小额贷款公司，成为微型金融机构（Microfinance Institutions）在我国的特色产物。自2005年底颁布农村金融“新政”，包括放宽农村地区金融机构准入门槛后，央行确定在山西、四川、贵州、内蒙古、陕西5省区开展小额信贷组织试点工作；从2007年开始，小额贷款公司的审批权被下放给各省市金融办，截至2015年3月末，全国共有小额贷款公司8922家，实收资本8392亿元，从业人员数113118人，贷款余额9454亿元。

2.小额信贷机构绩效评价的特殊之处

普惠金融是面向社会所有群体的、具有商业可持续性的金融服务模式，是否具有较好的商业可持续性，是决定金融更好地面向社会各阶层提供针对的关键，而商业可持续性是在成本可承受的基础上提供基本金融服务。因此，对小额信贷的绩效评价尤为重要。

Hulme（2000）对其最初的定义为，小额信贷的绩效就是贷款人在有小额信贷机构干预和没有小额信贷机构干预两者结果的差别。小额信贷带来的贷款人的改变，就是小额信贷的绩效。

Zeller和Meyer（2000）随后提出了著名的小额贷款机构绩效评价“三角框架”，其要素包括：财务可持续性（sustainability）、覆盖面（outreach）和福利影响（impact）。Zeller和Meyer认为小额信贷作为一种特殊的金融产业，其绩效应具有双重标准，即社会绩效和本身的财务绩效。社会绩效可以分成两部分，一是小额信贷的客户覆盖面；二是小额信贷项目带来的社会福利影响，包括与减贫有关的方面及其他方面如教育、女性权利地位提高等。财务绩效主要指小额信贷公司财务上的可持续性，也即盈利性，小额信贷公司在长期内营业收入能否覆盖操作成本与财务成本（见表1）。小额信贷绩效的双重标准尽管长期内存在协调一致的可能性，但短期内社会绩效与财务绩效确有冲突与权衡。所以对小额信贷的绩效评价一直是个备受关注和模糊的问题。

由于覆盖面与财务绩效的信息容易从小额信贷的运行报告中获取，而福利影响在评价时需要专门调查及特别的评估方法，因此，绩效研究被区分为两个相对独立的领域，一是覆盖面与财务绩效的评估研究，二是福利影响的评估研究。由于覆盖面也部分代表了社会绩效，因此前者可被认为是一种微型金融总体绩效的简易版研究。

3.小额信贷绩效评价理论研究

国外学者对小额信贷绩效评价理论研究方面中，Yaron通过考察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农村融市场和农村金融机构，提出了评价小额信贷机构的体系――兼顾机构小额信贷的覆盖面和财务的可持续性。在Yaron效益评价体系中，覆盖面以贷款的深度和广度来衡量，其中广度是指有多少穷人接受小额信贷服务，深度是指接受服务客户的贫困程度，具体包括三大指标：市场渗透，主要用储蓄和贷款账户的数量和年增长率、贷款余额和存款额及其年增长率来衡量；相对收入水平，由平均贷款额和贷款额度的范围来衡量；服务质量，这是一个混合的指标，主要由客户的交易费用定量衡量、服务的灵活性和持久性定性衡量。见图1。

如果小额信贷机构的资金机会成本小于补贴净值和权益资本收益，那么这个机构的财务就是可持续性的。就当前来看，小额信贷机构满足财务可持续性并非易事，绝大部分机构是依赖政府补贴得以维系。为了确定小额信贷机构是否具有财务可持续性，Yaron模拟出补贴依赖指数（Subsidy Dependent Index，SDI）来衡量小额信贷机构的独立性及可持续性。SDI是主要是指对于一个指定的年份并且权益资本进行贷款所获得的利益大于等于不是特许的借款成本，补贴减少的量与赚回这份补贴所增加的贷款量的平均利率的比率。具体而言，Yaron的模型中补贴依赖指数是小额信贷机构所收到的补贴与其为目标人群提供贷款所获收入二者之比，用公式表述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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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本文系陕西省教育厅专项科研计划项目“基于普惠金融体系的陕西省小额贷款公司绩效评价研究”（项目编号：15JK215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研究生小额论文篇2

关键词：农村小额信贷业务；邮储银行；农户满意度；

一、引言

农村小额信贷业务最早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孟加拉国，被认为是一种向贫困人口提供帮助的扶贫手段。河南省是我国的农业大省，建立与完善现代农村金融体系、大力推进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关键步骤就在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小额信贷业务在河南省农村金融体系中的核心主体作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自成立以来就立足于服务“三农”的市场定位，积极探索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农村金融之路，努力构建一种金融业与“三农”共赢的盈利模式。自2007年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试点开办“好借好还”小额贷款业务以来，经过5年多的时间，邮政储蓄银行小额贷款业务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切实服务了“三农”，不仅为广大农村地区提供了金融服务，也为邮储银行的全面转型发挥了重要作用。

国内外农村小额信贷业务已有20多年的发展历史，相关的研究多且充分，本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简要概括：ShonR.HiattandWarnerp.Woodworth（2006）认为非政府组织（NGOs）可以有效缓解农村地区的贫困，并实现机构自身的资源优化配置。ZellerandSharma（2000）发展中国家的农村贫困家庭，农村小额信贷业务和便捷的储蓄服务可以使农民的消费效用得到显著的提高。并且他们通过纵向对比开展农村小额信贷业务项目地区经济指标之后，利用逻辑回归模型证明了农村小额信贷业务与农民年纯收入之间具有正的相关性。HulmeandMosley（1996）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农村地区或贫困地区生活的人们可以借助政府或金融机构提供的小额贷款来提高其生活水平。S.N.MNzuve（2010）通过对肯尼亚Bungoma县农村小额信贷业务与家庭福利之间的关系的调查研究，得出如下结论：政府可以利用小额贷款来改善教育质量、医疗保健、环境卫生，提高贫困人口的消费水平和生活水平，使之获得额外收入以及通过提供自主创业途径降低失业率。

吴国宝、李兴平（2003）利用贷款农户和没有贷款农户比较的方法，发现农村小额信贷业务项目对改善贷款农户福利的积极影响。冯涓、邹帆（2008）对农村小额信贷业务在增加农户收入上的作用，得出农村小额信贷业务与农户年纯收入之间存在正相关的关系，农村小额信贷业务可以提高项目内农户的年纯收入。但在实际业务中，农户对农村小额信贷业务是否满意，满意度如何，诸多文献都没有涉及。本文从客户满意度的角度来研究农村小额信贷业务的效果。

二、理论

对客户满意度的研究主要是来自市场营销学的相关研究。客户满意度指“客户的现实或心理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满足后的一种心理状态”，是客户对其产品或商品满足自身需要程度的一种理性上或感性上的判断。他还是对所购买商品或产品的使用价值，以及其服务功能的主观评价，即客户对产品、商品和服务的实际效用和某一心理标准进行判断比较。本文通过研究分析影响农户对邮政储蓄银行河南省分行农村小额信贷业务满意度的因素，结合邮政储蓄银行的实际情况，对邮政储蓄银行河南省分行农村小额信贷业务的经营与发展提出建议。

三、 分析

（一）调查问卷

本文采用问卷调查法（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2月26日），调查对象是河南省内300户农户，调研期间总计向目标对象发出问卷300份，回收250份，经整理具备有效性的问卷数为250份，有效率为83.3%。本次问卷共有33个问题，大部分采用李克特五分法进行打分。调查问卷基于已有研究结合自己对于该问题的经验认识，按照因素分析法筛选和整理出了利率满意、放款速度、网点便捷、手续便捷、外延购买、整体印象、推荐介绍、再次贷款这八个测量指标作为观察变量。

（二）问卷分析

根据描述性统计结果，发现受访农户中以男性居多，占总人数的78.8%。受访者年龄大多居于41-50岁之间为43.6%，而大多数人的最高学历为初中学历为48%，并发现受访的农户中67.2%的农户从事种植业生产经营。

通过对样本数据的分析，大部分农户对小额信贷的利率水平、放款速度以及手续的复杂性较为不满意。而对放款速度和网点交通便捷程度表现出“还可以”、“一般”的态度，而对待“是否愿意购买小额信贷业务以外的邮储银行产品”、“是否愿意再次向邮储银行申请小额贷款”、“是否愿意将邮储银行小额信贷业务推荐给他人”这三个问题时则表现出较为愿意的态度。

（三）结论

通过对农户对农村小额信贷业务满意度影响因素的分析，得出了对于邮政储蓄银行河南省分行的农村小额信贷业务，农户最关心的是手续的便捷程度、放款速度的快慢以及整个邮储银行的品牌内涵与服务质量。他们均对农户对邮储银行农村小额信贷业务的满意度存在正向的影响效果。综合前文的分析，邮政储蓄银行河南省分行如果想要将其农村小额信贷业务发展壮大必须从产品设计、审批效率、服务水平、员工素质、风险管控、业务宣传和品牌建设几个方面对企业经营和产品设计进行改善。

四、建议

（一）根据实际需要改良小额贷款产品。在新的形势下河南省邮政储蓄银行要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和农业生产需要开发或改进相应的特殊小额信贷产品。

（二）根据农业生产的特殊性适当调整贷款期限。应考虑将小额贷款与不同农作物的生产收获期结合起来开发有针对性的贷款。

（三）推出有效的风险管理机制。对于非扶贫类贷款，银行应综合抵押抵补机制或财政拨出专项基金作为风险补偿的做法，尽可能以信用联合体贷款的方式来形成信贷组织关系。

（四）适当提高授信额度满足客户的特殊额度要求。应适当放权，让下级营销部门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发放额度可变的小额信贷产品，根据农户的累积贷款次数、信用水平开发额度累积可选择的业务积分奖励型小额贷款。

（五）适当缩减审批流程加快放款速度。在合规的前提下，从提高贷款手续的便捷度入手，优化业务流程，简化贷款审批环节，提高小额信贷业务的工作效率。

（六）提高小额信贷业务的信息化服务水平。应提高小额信贷业务的信息化水平，把小额信贷业务的部分或全部环节通过网络银行来实现，比如贷款申请的提交，或银行贷款资金打入农户的邮储银行网上银行账户等。

（七）努力提升员工综合素质和服务水平。人员是企业服务的主体，人员的素质决定企业的服务质量。“人才是第一生产力”这句话对河南省邮储银行小额信贷业务想在竞争激烈的农村金融市场中杀出重围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作者单位：1.中国人民大学；2.河南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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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小额论文篇3

关键词：小额贷款；风险评价；风险管理

文章编号：1003-4625(2011)06-0106-05　中图分类号：F832.479　文献标识码：A

一、小额贷款的内涵

(一)小额贷款的定义

小额信贷出现于20世纪60-70年代，最初是一种“发展金融”的模式，到了20世纪80-90年代，演变成为小额贷款的模式。对于小额信贷，国际上有两个词相对应，一个为Microfinance，是微型金融服务的概念，主要是指针对中低收人群体提供的金融服务；另一个为Microcredit(小额信贷)，是指中低收入群体提供的信贷服务，包括中低收入群体在内，社会上仍有较多的经济主体没有或者是没有充分享受金融服务，对没有和没有充分享受金融服务的群体提供服务，是普惠金融(Inclusive Finance)的概念(中国小额信贷发展促进网络，2009)。

国内外学者关于小额信贷的理解还没有完全统一，主要从以下角度对其概念进行了界定。

服务对象角度。世界银行扶贫协商小组(CGAP)把小额信贷界定为对贫困者提供诸如贷款、储蓄及其他的金融服务以满足他们的经营、生产、消费等方面的需要。乔安娜・雷格伍德(2000)认为，小额信贷是一种经济发展途径，意在使低收入妇女和男人受益，它包括向低收入客户或个体经营者提供金融服务。杜晓山、孙若梅(2002)认为小额信贷是指专向低收入阶层提供小额度的持续的信贷服务活动。吴国宝、李兴平(2003)认为，小额信贷是通过一定的金融中介为具有一定潜在负债能力的穷人提供信贷服务的一种特殊信贷方式。姚先斌、程恩江(1998)认为小额信贷是指贷款和存款两方面的小规模的金融服务，其服务对象是城乡低收入阶层。

金融比较角度。焦瑾璞、杨骏(2006)把小额信贷定义为一种非正规金融服务，是区别于正规金融和传统高利贷的新型金融服务。

信贷方式角度。Morduch(1997)把小额信贷定义为一种向贫困人群直接提供较高利率的、无资产担保的、小额度的并保持了高还贷率的信贷方式。杜晓山(2005)认为其是在一定区域内，在特殊的制度安排下，按特定目标向贫困人口直接提供贷款资金及综合技术服务的一种特殊的信贷方式。

发展角度。何广文、李莉莉(2005)将小额信贷定义为一种由扶贫小额信贷模式或机制发展起来的，针对中低收人群体融资需要的金融产品和信贷制度。王绯(2007)认为，小额信贷是最初来源于以社会发展为初衷的，对广大微小经济个体(如个体户、农户等广大有经济活动能力的劳动经营者)提供的金额较小的贷款服务。

从国内外研究可以看出，对小额信贷定义主要考虑贷款金额、针对人群、信用和担保的特点等因素。

(二)小额贷款的类型

根据小额信贷的宗旨、目标、资金来源和组织结构，将其分为三大类型：第一类是以国际机构捐赠或软贷款为资金来源，以民间或半官半民组织形式为运作机构的小额信贷试验项目；第二类是以国家财政和扶贫贴息贷款为资金来源，以政府机构或金融机构来运作的政策性小额信贷项目；第三类是农村信用社、农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再贷款和存款开展的小额信贷业务。(杜晓山，2005)

胡慷(2007)认为，根据小额信贷的组织、受益对象及贷款方式，可将其分为以下三类。按组织划分，小额信贷机构包括以下几种类型：正规的金融机构(包括商业银行等)、半正式的金融机构(包括非政府的金融组织等)、非正式的金融机构(包括金融自助团体等)和银行建立的联系机构(如机构等)；按受益对象划分，小额信贷可分为农村贫困地区小额信贷、城镇下岗职工小额信贷和残疾人小额信贷；按贷款方式划分，小额信贷又可分为实物信贷、扶贫资源传递等类型。

王绯(2007)提出根据银行与客户的联系方式可将商业银行小额信贷分为两类：直接类，即建立内部部门或独立公司，直接向客户提供小额信贷服务；间接类，即通过与现有小额信贷机构合作进入市场。

何嗣江、史晋川(2009)提出根据贷款对象的不同，我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将小额贷款分为个人贷款、小组贷款、微型企业贷款等多种不同的模式。我国小额贷款的业务品种主要有四种：小本微贷款、小本小贷款、小本信用贷款、小本灵活分期。

综合国内外学者对小额贷款的认识及实践方式，将小额贷款类型归纳为表1：

二、小额贷款风险因素

(一)小额贷款风险类型

国内学者对小额贷款风险的研究较为深入，其研究以农贷市场的小额贷款较多。孟建华(2002)通过对中外小额贷款进行比较分析，认为对小额贷款风险影响最大的是贷款有无担保和对贷款人的法律约束力。吴宝山、卢涛(2006)认为小额信贷风险的表现形式主要包括：贷款操作风险、信用等级操作风险、管理风险、支持地方经济发展带来的政策性风险、经营失败风险、农户信用风险、贷款用途转移风险。段文杰(2009)对小额农贷的风险进行了分析，认为其风险包括自然风险、市场风险(价格风险、供求风险)、信用风险、道德风险。石敬勇(2009)按照小额信贷风险的参与主体，将其风险分为环境风险、信用风险、管理风险和政策风险四大类。

胡聪慧(2008)认为我国农户信贷市场存在着两类不同性质的风险：一是不可抗拒的农业系统性风险；二是主观违约风险。朱欣乐(2010)认为农村小额信用贷款风险主要包括信用风险、营运风险和自然风险。

(二)小额贷款风险的影响因素

国内外一些学者对小额贷款风险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Jose A.G.Baptista等人(2006)应用多元回归统计方法，分析得出小额贷款风险的影响因素有：贷款数额、贷款期限、贷款用途、贷款利率、贷款人经营理念、贷款人经营思路、贷款人经营水平、贷款人拥有土地面积、贷款人有无违法记录。S.Jha＆K.s.Bawa(2007)通过印度小额贷款的实证研究，从贷款人的角度分析了小额贷款风险的影响因素，它们是：贷款人文化程度、贷款人家庭收支状况、贷款人固定资产合计、对贷款人的法律约束力、贷款人信用状况、贷款人耐用消费品合计。James Copestake(2007)认为贷款人的健康状况、性别、年龄、家庭劳动力数量、家庭净资产都会对小额贷款风险产生影响。Valentina Hartarska＆Denis Nadolnyak(2007)分析了世界银行1998年至2002年在全球各国发放小额贷款的风险情况，研究表明产品市场现状、产品市场进入难度、产品发展潜力、贷款人技术和能力、贷

款有无担保、产品的产业政策、政府对小额贷款的支持力度是小额贷款风险的主要影响因素。RubanaMahjabeen(2008)研究了孟加拉国发放小额贷款的风险情况，提出贷款总额贷款周期、贷款人的抵押品价值、贷款人拥有的耐用商品价值等因素会对小额贷款风险产生影响。

孙清、汪祖杰(2006)利用Logistic模型研究了小额农贷信用风险，认为影响还贷的因素有财产水平、负债状况、借款用途。马文勤、孔荣(2009)等人利用Logistic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农户的农业收入、非农收入、房屋价值、贷款用途、贷款数额与农户信用风险有显著相关关系。

国内许多学者从小额贷款公司的角度研究了其风险影响因素。吴晓灵(2005)认为，制约小额贷款公司发展的因素主要是监管模式的不确定性和资金来源的有限性。焦谨璞(2006)认为中国开展的小额贷款公司主要制约因素是缺乏健全和完善的政策法规、监管体系，缺乏对小额贷款公司的信息披露制度。杨速炎(2007)在此基础上做了进一步补充，如缺乏明确的监管主体，薄弱的风险控制意识、严重的资金短缺。周海林(2008)认为在目前情况下，小额贷款公司贷款利率相对较低、税费负担重、经营开支较高。

通过综合国内外学者对小额贷款风险影响因素的研究，得到了小额贷款的风险因素，如表2。

三、小额贷款风险评价

国内外学者的贷款风险评价研究大部分是针对商业银行的大型企业贷款，对于商业银行和小额贷款公司的小额贷款风险评价研究较少，且主要采用信用评估模型进行评估。Schreiner(1999，2000)认为信用评估模型可以帮助信贷员进行判断决策，从而改善对客户信用的预测。在之后的研究中，Sch-reiner(2002)进一步证实了信用评分在降低信息收集成本、改善小额贷款机构的服务和经营可持续方面的作用。但是信用评分模型并不能完全适用于小额贷款的信用风险评估，因为信贷员收集的信息在贷款决策中的地位无法取代。Inderst＆MueHer(2007)的研究表明，小型企业的信用评分将限制当地银行的信息优势，加剧竞争、提高贷款条件。

因此，为提高贷款风险评估准确率，国外学者提出了一些辅评估手段。Buchenau(2003)提出运用统计分析与信用评分相结合的技术以了解客户，降低借贷风险。Dellien＆Schreiner(2005)认为中小银行应采取更为个性化的方式收集相关信息进行信用评分，而小额贷款机构应以信用评分作为信贷员发放消费贷款的信用分析依据。Tedeschi(2005)构建了动态激励的个人小额贷款模型，以帮助借款者获得额外贷款，阻止违约或不愿意偿还贷款行为的消极结果。Robert DeYoung(2008)利用Stacked-Fogit模型分析各指标对小额贷款客户的信用得分的影响。

我国学者也对小额贷款风险评估进行了研究。戴立新(2007,2008)从农村信用合作社发放农户小额信用贷款面临的风险人手，构建了小额信用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分别运用BP神经网络学习规则和层次模糊综合评价方法，对农户小额信用贷款的风险进行了评价。肖冬荣(2008)基于粗糙集方法，研究了我国的个人信贷风险评估。王雅玲(2008)认为VaR模型和Credit Metrics模型是金融机构普遍采用的小额贷款风险评估工具，分别有利于农信社小额信贷市场风险评估和信用风险评估。陈良维(2008)建立了涵盖年龄、贷款历史、家庭收入来源等15个指标，涉及自然情况、家庭情况、信用情况等3方面的农户小额贷款评价体系。闫雪、卢继梁(2010)提出了提高小额贷款公司风险控制力的创新型路径――信用评估体系。申韬(2010)运用解决不确定性问题的软集合理论，提出了现阶段与我国小额贷款公司运作特征相符的信用风险评估方法。

四、小额贷款的风险管理

小额贷款风险管理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综合文献，国内外学者主要从小额贷款的信用、担保与联保、内部管理和政策控制提出了小额贷款风险管理的创新机制。

(一)信用控制

Ghosh＆D.Ray(1997)认为贷款方可以以渐进贷款方式检验借款人的资信，因为随着可获取资金数额的增大，借款人会越来越担心失去获得的资金可能性，进而增加了借款人的违约成本。

陈莹(2006)提出将信用评分法应用于农户小额信用贷款的信用风险控制，并通过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结合，提高风险控制的效果。吴皎、房德东(2004)认为，完善农户征信评信机制，建立健全农户家庭收支账目和经济活动档案，并实行动态管理；通过减少借款人和贷款人之间非对称信息的影响来控制农村信贷风险。

(二)担保与联保控制

Stiglitz(1990)认为，小组贷款能有效解决道德风险这一问题，小额信贷机构也将监管职能转移给借款人自身，并提高了监管效率。Ghatak(2000)认为，小组贷款协议会形成“类聚效应”(Assortativematching)，有助于贷款机构解决“逆向选择”问题。Morduch(1999)和Ghatak(1999，2000)认为，小组贷款之所以有显著的效果，是由于乡村经济体中的亲密关系和社会约束性，可以成为解决借款方向贷款方转嫁风险问题的一大法宝。Besley&Coate(1995)认为，在小组联保之间实行横向监督机制有利于提升还款率。Guttman(2007)的研究发现，社会担保方法可以解决孟加拉背景下的信贷偿付问题。

张改清、陈凯(2003)从博弈均衡的角度对联保贷款的内在运行机理进行研究，并得出联保机制有助于提高贷款还款率等重要结论。高凌云、刘钟钦(2008)认为农户联保制度是小额贷款风险控制的手段之一，它与无抵押担保的小额信用贷款构成了小额贷款的主要品种。并借鉴国际上主要农户联保制度的措施，结合农村的实际情况，从灵活组建小组、简化贷款手续和加强风险控制等方面提出针对农户联保贷款制度发展的对策和建议。寇军中(2008)在研究小额贷款担保问题时指出，在建立农户经济档案和农户信用等级评定的基础上积极推广农户联保贷款。实行多户联保、按期存款、分期还款的管理办法。夏琦(2011)提出通过引导农户成立农户贷款互助担保合作社，摸索出一条担保合作社+农户的营销模式。

(三)内部管理控制

石敬勇(2009)认为金融预警作为新兴的控制手段，利用了事前反馈风险的优势，应该广泛应用于我国小额信贷风险控制中。仲彬、刘念(2002)指出，金融风险预警系统的运作机制是通过输入一组预警指标，经过预警处理后输出真实、有效的预警信号，然后对未来银行体系健康状况进行预测，以便决策者及时采取适当的风险防范对策。何康(2010)提出商

业银行信贷风险分别从建立有效的预警机制，加强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的规避，加强对商业银行自身的管理要建立高效完善的风险监测体系，加强放贷后资金的监控四方面进行控制。江奕俊(2009)也提出可以从银行自身情况出发，加强风险分析和预警机制，强化风险的全员全过程管理，提高全面风险管理能力。

Ghatak(1999，2000)分析了连带责任贷款技术的两大特征――自愿形成小组以及连带责任，建立了连带责任贷款技术解决逆向选择问题的基本理论框架。Conning(2005)的研究表明，连带责任贷款技术并不是依赖于借款人假定的监督与信息优势，该技术对借款人的生产以及监督行为同时提供了激励。Jain＆Mansuri(2003)引入了对定期还款技术，研究发现，定期还款制度有助于非正规部门出面阻止借款人生产技术选择中的道德风险行为。

裴增杰(2004)认为改革现有的商业银行组织体制，切实注重对人的监管和控制；实行员工每年强制休假制度，强化员工终身素质教育，注重员工的人格和道德价值观的培养和提高，增强员工的参与意识和工作热情；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系统。赵绪国(2008)认为邮政储蓄银行在进行小额贷款风险控制时主要从严格流程操作，建立风险分担和转移机制，积极参与信用体系建设三方面共同努力。谢莉莉(2009)认为金融衍生工具是一种新型的风险管理手段，在转移风险上具有重要作用，成为商业银行资金运行风险管理的重要载体。原韬(2009)根据自己多年的工作经验，设计出农村信用社信贷风险控制体系，主要包括：做好放贷审查，严控关联企业贷款，加强贷后管理和建立风险转移机制。胡娟(2010)通过对中国建设银行武汉分行1987年到2009年的季度数据建立ARCH模型，预测商业银行下一年的贷款总量，从而对银行的经营管理进行有效控制。

(四)政策控制

我国的小额信贷过于倾向于福利主义，不能解决小额信贷项目运作成本高和风险高的问题。政府应尽量减少行政干预，将其工作重点放在协调部门关系和开创外部金融环境方面，在政策上予以支持，为小额信贷创造宽松的环境(王晓静，2008)。另外，利率水平的高低与小额信贷可持续发展密切相关(林丽琼，2007)，应与小额信贷机构定位相适应，建立多层次的小额信贷利率体系，允许政府机构贴息低利率、城乡信用社利率上限和非政府机构的市场化利率并存(刘锡良、洪正，2005)，并完善小额信贷利率市场化的法律法规。刘燕(2008)提出可从以下几方面来完善我国小额信贷的监管法律体系：其一，规定多元化的市场准入监管法律制度；其二，健全审慎性监管法律制度；其三，设立小额信贷的市场退出机制。总之，政府应发挥其主导作用，使小额贷款业务过程、小额贷款机构的运作均有相应的法律制度进行约束，促进小额信贷机构的可持续发展。

综合以上研究，小额贷款的风险管理途径及方法归纳为表3。

五、研究评价及研究展望

(一)研究评价

综合以上分析，国内外学者主要从风险因素、风险评价、风险管理等方面进行了研究，研究方法主要包括风险理论、预警管理理论、博弈论，以及统计分析方法、访谈法、问卷法等实证研究方法。小额贷款风险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小额贷款实证研究比较少，缺乏我国小额贷款全面系统数据。因此，我国小额贷款风险的实证研究还需要进一步探讨，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完善：一是扩大样本范围，增加样本选择的随机性和数量；二是应多采用动态的时间序列数据；三是从环境、政府、贷款人不同层面进行样本采集和的小额贷款风险指标筛选。

第二，在研究方法的选择上，国内外研究多为静态的模型，不能动态的分析各种风险。因此需要全面分析小额贷款风险因素，建立多维模型，使得变量更为全面。

第三，现有评价方法多采用定性评分、专家判断等主观评价方法进行评价，对于各个风险因素的量化仍是目前研究的一个难点。应全面掌握我国小额贷款风险因素，构建科学的小额贷款风险指标评价体系，采用更加科学的评价方法。

(二)研究展望

小额贷款的风险还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研究：

第一，建立小额贷款风险评价的系统指标体系，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法或结构方程模型构建车险道德风险的评价模型；基于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模型建设小额贷款风险信息系统，用于政府、金融机构等对小额贷款风险进行识别、预警、系统监控和风险防范。

第二，对我国小额贷款风险进行实证研究，全面掌握我国小额贷款风险的现状，构建基于社会、政府、企业不同层面的小额贷款风险全面风险防范体系，为小额贷款政策、措施、法律法规的制定提供借鉴。

第三，建立基于多方主体的小额贷款风险的模型。包括系统动力学模型、结构方程模型、博弈模型等。深刻分析小额贷款风险因素的相互作用的机理，风险发展、运动的规律，风险防范的机制等。

第四，小额贷款风险的国内外比较研究。分析典型国家小额贷款风险的发展现状与风险管理，与我国小额贷款风险进行比较研究，得出启示，作为政府、企业的决策参考。

第五，我国小额贷款改革的理论研究与实施方案。分析我国小额贷款风险的基础上，深入研究我国小额贷款改革的策略，并形成系统的实施方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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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小额论文篇4

关键词：P2P网贷 违约者 特征

引言

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基于互联网运用的许多创新开始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一种基于互联网网络融资方式P2P（Peer to Peer）开始流行，并快速成长。人们通常把以网站为平台，网站的运营方为中介，资金拥有人为获取更高的收益将空闲资金在网站上出借给资金需要者的过程称为P2P网络借贷，也称网贷。

P2P网贷双方多数是以信用为基础的信用贷款，它有别于银行或小额贷款公司的抵押或担保贷款，在手续上也比银行和小额贷款公司简便。但是，当前我国社会信用基础薄弱，以信用为前提的网络借款发展存在着某些先天不足。初步统计，国内各网贷平台都不同程度的存在借款人借款到期不能还款的现象。为了达到惩戒的目的，各网贷平台针对违约人推出黑名单制度。本文基于违约者的黑名单，研究P2P贷款中违约者的特征及平台与违约的关系，为网贷平台建设和网贷出借人提供借鉴。

国内外相关研究述评

从当前国内外网贷研究的现状来看，二者的差距并不明显，对网贷研究都从宏观到微观同时进行，但二者的研究都存在着某些领域的研究空白。再者，国内外P2P网贷所面临的社会整体环境不一样，研究的重点也不同。国外研究重视理论一般性研究和微观的实证研究。国内研究重视规范性研究和模式研究。在网贷参与的主体方面，基于社交关系的研究是当前网贷发展的一个重要领域。

二者研究均表明学历、职业对网贷行为有实质性的影响。但对网贷违约者的归因方面，国内外研究还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种族因素成为国外研究者的重点。年龄、性别、体重，外貌美丽也能成为网贷成功与否的关键，而国内研究者把贷款人的经济因素作为贷款的首要因素。

网贷是在信用条件下的一种新型借贷关系，贷款成功与否和借款人是否违约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研究网贷中的违约者特征，要把借款人放到他所处的社会环境中去加以研究。本文在借鉴国内外研究的基础上，系统地分析P2P网贷者的特征。

变量和数据的选取

数据收集。为了能全面准确分析P2P贷款中违约者的特征，根据网贷平台的模式、商务特点和黑名单数据的易收集性和完整性，从目前国内81家比较活跃的P2P网贷平台中筛选出9家，2229人次的违约样本，再根据平台数据和性质的不同，从9家平台中选取6家平台1956个违约者的有效样本进行分析（见表2）。

变量选取。6个平台违约者的黑名单中的数据主要含性别、年龄、违约金额、欠款期数、最长欠款天数和违约者所居住地区。P2P网贷中违约人的职业和学历对分析违约人的特征十分重要，但是在P2P网贷的实际中，违约人中多数人为了能够方便地获得P2P借款，有调查显示，若主观故意违约者，在借款填写职业和学历时90%的人填写了虚假信息（陈胜辉，2013），因此，为避免对分析结果的影响，本文没有把这两个数据统计其中，目的是确保分析结果科学严谨，不过有研究指出，职业和学历在网贷违约方面有显著的影响（李广明，2011）。

数据来源。本文数据来源于网贷之家（http：//）和6家网贷网站自己公布的违约人的数据，所有数据经过核对。违约者的名单数据以平台认定的违约行为为准。

P2P网贷平台模式。网络借贷的违约主要责任在网络借款者本人，与网贷平台关系不大。在中国信用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的条件下，以信用为基础的P2P网贷平台在网络借款违约中的责任关系重大，况且，目前国内尚没有相关研究，本研究试图寻找平台模式和违约人间的关系。

P2P网贷平台一般有四种模式，即单纯中介、复合中介、本金有限保证和非盈利公益模式。模式的不同决定了平台对借款人的管理方式不同，对风险控制也不一样，在完全以信用为基础的P2P网络借款中有着重要的作用。表1是仅选取黑名单的6个平台的三种情况（见表1）。

模型假设及实证分析

（一）违约者数据均值分析

首先对1956样本进行均值统计分析，对违约金额、欠款期数、性别、所属区域、平台模式等统计量进行基本的描述性统计（如表2）。

从表2可以看出，违约金额最多的E速贷，总计23919523元，是6家网贷平台中违约金额最高的平台。人均违约金额最多的是搜搜贷，167230.21元。平均违约期（标）数最多的是搜搜贷，35.34期（标数）。平均违约时间最长的是红岭创投，为565.75天。平均违约年龄最高的是E速贷，为34.36岁。违约人（次）最多的是拍拍贷，1082人（次）。从均值描述统计表上，这些差异是否具有统计学上的显著性的特征？还仅仅是差别？因此，需要进一步分析。

（二）模型假设

为了准确区分上述差异对违约行为能否造成显著影响，基于相关文献的研究经验以及普遍运用的实证分析方法，选择运用线性回归模型对所选自变量与因变量的关系进行分析检验（刘严，2005）。

假设模型，违约者的行为最终表现是违约次数和违约金额，造成违约的原因与许多因素有关，有的因素虽然相关，但不具有显著性。首先以1956个违约者数据的违约金额和欠款期数作为基础回归模型，即：

违约金额= c +α*欠款期数 （1）

其中，c为常数项，α为欠款期数的最小二乘估计系数。直观判断的二者关系假设为：欠款期数多，则违约金额大，反之也反。

在本案实证研究中，违约者的一些数据项是非数值变量，为了能准确研究这些变量对违约数量的影响，建立带虚拟变量的回归方程，将性别、平台模式、地区设为虚拟变量（高铁梅，2009）。

违约金额= c +α*欠款期数+βi* Dummy（i） （2）

其中，c和α同上，βi是虚拟变量的系数，i=1-3，分别为性别，平台模式和违约人所属地区。Dummy是性别、平台模式和违约人居住地区的虚拟变量。

（三）实证分析与检验

1.违约金额和违约次数的关系。图1是违约金额和违约次数的散点图，基本上可以确定违约金额和违约次数存在着一定的线性关系。运用基础回归模型方程，用最小二乘法估计相关系数，模型估计结果为：

违约金额=7101.18+2695.66*欠款期数

t值= （2.75） （37.63）

R2=0.4201，F=1415.307，P=0.000，拒绝零假设，表明借款期数对违约金额影响是显著的，借款期数在P2P网贷借款违约行为中已构成显著性因素。在违约人中，借款期数越多，违约金额越大。具体而言，借款期数增加一期，违约金额增加2695.66元。

2.违约金额和性别的关系。经过对1956样本均值进行统计分析（见表3），欠款金额男女存在着一定的差别，男性人均违约金额42171.14元，女性52108.62元，从数值上来看，女生明显高于男性。那么，能否得出结论，网贷平台中女性平均违约金额显著大于男性？

性别不能用数值表示，只是一个二值变量，将性别设置成虚拟变量（0，1），用0表示男，1表示女，用基础方程建立一个含性别的虚拟变量方程：

违约金额= c +α*欠款期数+β*性别 （3）

对上述方程用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结果为：通过对上述方程最小二乘估计，方程（3）截距项（c，7032.59和7032.59 +573.20）有一定的差异，但方程（3）P值为0.9370，接受原假设，性别对P2P网贷违约金额不存在着显著影响，因此，尽管男女性别在违约借款的平均数上，女性大于男性，但这种差别尚不构成显著性，性别不是P2P网贷借款违约行显著性因素。

3.违约金额和违约人所处的地域关系。表4是违约人的区域统计均值描述。在P2P网贷违约者黑名单中，根据借款者所居住的地区（不是身份证显示的地区）。由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均衡，东部沿海明显高于西部内陆，将网贷违约者分为沿海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内陆三大区域，这三个区域划分既反应了经济发展水平，同时也反应不同的地域文化对违约者的影响。

建立区域回归方程如下：

违约金额= c +α*欠款期数+β1*Q1+β3*Q3

其中，c、α同上，将区域作为虚拟变量，β1、Q1分别为东部沿海地区的回归系数和虚拟变量，β3、Q3分别为西部内陆地区的回归系数和虚拟变量。

实证结果（如表5），Q1，P=0.8670，Q3，P=0.1379二者的P值在10%的水平上均不显著，表明分为三类区域：沿海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对网贷违约者没有显著的影响。

（四）P2P网贷平台对违约者影响的回归分析

理论而言，网贷平台模式与违约者的违约行为没有直接关系。不管网贷平台是由谁经营，具体的经营模式如何？网贷平台只是为资金供需双方提供资金交易平台，而不对借款人是否违约产生实质性影响。违约行为主要原因是违约者的个人因素，即财务状况、道德水平等等。从本质上来说，网贷借款者借款到期不归还借款的违约责任主要是违约人的原因。但从表6来看，网贷平台对P2P网贷借款违约行为的影响，表现在欠款金额的均值有一定的差异，违约期数也有不同。

由于网贷平台模式及其特点不能用数值表示，在研究中只是设置平台为虚拟变量0和1表示，为避免研究过程中的多重共线性，设置一个平台作为参考虚拟变量，用最小二乘法估计建立如下方程进行检验。

违约金额= c +α*欠款期数+i*网贷平台模式

其中，c、α同上，i平台模式系数，i=1-3，分别表示三种性质不同的网贷平台模式（见表1），若将某一网贷平台模式设置为1，其他网贷平台就设为0。基于平台的回归方程可以改写为：

违约金额= C+α*欠款期数+1*M1+ 2*M1

M1，M2分别表示网贷平台模式为M1和M2的虚拟变量。P值在5%的水平上是显著的，表明平台模式和欠款基数对欠款金额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网贷平台对网贷借款人的违约行为是显著的（见表7）。

（五）P2P网贷违约者年龄结构分析

违约者年龄从18到59都有，平均年龄31.52岁，众数为28.68。61%欠款者的年龄处在24-34之间，他们欠款期数占52.06%、欠款金额占45.72%，小于24岁仅占欠款人数的5.8%，45岁以上的只占3.8%。如图2，违约人的年龄分布频率图。图中明确显示，P2P网贷违约人的年龄相对集中。分析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与参与网贷人员的频数有关，在参与网贷人员中大部分人是青年人，据统计，78%的网贷参与者是24-34这个年龄阶段的人，他们能接受互联网这个新生事物；对网络的运用比较熟练，在观念上也能接受网络借贷。还有这阶段的群体由于个人负担或创业等因素，对资金需求大。

实证结果与违约者特征分析

P2P网贷发展已有近8年的历史， 2011年以后网贷业务快速发展。6个网贷平台违约者人数共计1956人次。男性1713人次，女性243人次，欠款总额为84901551元，人（次）均欠款43405元。根据网贷平台的性质，将6家网贷平台分成三个模式。在违约者中年龄最大的是59岁，最小的18岁，平均年龄31.52岁，众数是28岁。人均欠款期数13.43期，累计逾期标数26343期，平均每标违约金额3216.74元。在性别方面，男性平均违约金额为42171.14、女性为52108.62。在区域分布上，东部沿海违约1044人（次），占57.55%，中部地区688人（次），占35.65%，西部地区284人（次），占6.80%。

实证研究表明，违约者的违约金额与借款的期数成正向相关，借款次数越多违约金额越大。违约金额与网贷平台的模式相关性显著，这表明平台在对贷款的风险把握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平台能否对风险进行有效识别成为制约违约者的因素。目前许多网贷平台为保证出借人的利益，主张保证本金安全的做法，平台对出借人承担保证责任，其对风险控制要求严格，因此，这些平台违约风险要小。而一些平台只注重业务的发展，忽视风险控制，或者专业性不强，自身风险控制不力，违约率升高。性别和区域对违约金额没有显著影响，这与李广明（2011）等人的研究结果不一致（李广明等人认为网贷违约与借贷者的学历、职业、区域、贷款项目、还款意愿存在着明显的相关性）。年龄方面无论是违约者还是借款人，年龄大体集中在30岁左右。这些人刚在社会立足不久，个人的收入和积累有限，而承担着较大的家庭责任和个人的生活重担，加之部分人由于工作或创业受阻，借款时本没有违约因素，由于偶然、突发性因素，使借款人到期不能归还借款。但在违约者中，有部分违约者在借款时就存在主观的违约倾向。从几家平台来违约者看，有多达数十人在6家平台中的至少2家以上平台借款并形成违约。

结论与启示

通过数学模型对网络借贷平台和违约人的违约期数、违约金额进行分析。模型以单一变量和虚拟变量进行复合研究，通过最小二乘法估计系数，从得到的系数估计值可以看出网贷平台的违约金额与违约期数、平台模式对违约有显著的影响：结果与已有文献的结论不一致，修正了一般认为网贷平台对借款违约没有影响的估计。性别在平均违约金额上有一定的差异，女性大于男性，但这种差异尚不构成显著，性别对违约金额没有实质性的影响。从区域上分析，尽管中国幅员辽阔，文化和经济水平差异显著，但在网贷违约中地区因素还没有构成显著的差别。关于年龄对违约的影响，本研究从统计上进行了区别，研究显示，违约者的年龄比较集中，具有明显的年龄特征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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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小额论文篇5

摘 要 本文采用1985-2008年的相关年度数据,对我国进口总额与GDP、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进口总额与GDP正相关,与人民币实际汇率负相关,且进口总额对GDP的敏感度远大于对人民币实际汇率的敏感度。

关键词 进口总额 GDP 人民币实际汇率 指数化

自2008年爆发金融危机以来,我国GDP保持稳定、合理、高速增长受到了严峻考验,人民币升值压力逐步增大,相关的研究已成为讨论的热点。田甜铭梓(2009)构建出口、进口总额理论函数模型,选用2006-2008年的月度数据,对人民币汇率对中国出口和进口总额的影响进行了研究。雷德辉(2007)通过理论与实证分析表明我国进出口商品结构与人民币实际汇率存在相关性。王凯等(2009)研究了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FDI和中国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证明了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的存在。相关论文研究较多关注的是:人民币的(实际)汇率对出口、进口、FDI和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而较少关注中国的进口总额、GDP与人民币实际汇率三者的关系,而研究该关系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1998年以来中国的进口总额迅速增长,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进口总额进一步增加,并且很多进口产品具有刚性需求;同时,人民币汇率的变动对我国的进口产生影响,从而对我国的国际贸易平衡产生影响。本文从实证分析的角度出发,研究了我国进口总额与GDP、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关系,实证分析分为以下三个步骤:首先,对相关的变量进行指数化处理;其次,检验相关时间变量序列是否平稳和协整;最后,通过OLS法估算模型的参数。

一、变量选取和指数化的说明

本文选用的名义GDP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上用支出法核算的GDP,同时根据统计年鉴上的相关数据计算得到GDP平减指数,利用名义GDP除以其平减指数,得到以支出法核算的实际GDP,最后以基期(2000=100)进行指数化处理。因为我国没有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官方数据,同时学术界目前尚存的对于实际汇率概念界定不清、分类模糊以及测算方法有限等问题,都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对于人民币实际汇率问题的研究和计算。本文的人民币实际汇率来自国际清算银行(BIS)公布的相关数据,IMF和BIS的计算口径基本相同,当选用相同基期时,两者的数据很接近。由于BIS关于人民币实际汇率的数据只有1994年以后的,本文从别人论文中摘录了1985-2005年的数据,然后通过计算和调整,同样以基期(2000=100)得到2006-2008年的人民币实际汇率指数(RER)。名义进口总额的值也取自中国统计年鉴,利用名义进口总额除以GDP平减指数,得到其实际值,最后选取基期(2000=100)进行指数化处理,进口指数为(IMP)。

从上图中可以看出1985-1994年IMP缓慢上升,1994-1998年趋于平稳,1998-2008年处于上升态势,且2002年后增幅较大;1985-1994年GDP缓慢上升,1994-2002年上升的增幅加大,2002-2008年迅速上升;1985-1993年RER处于下降态势,1994-1998年有所上升,1999-2008一直处于小幅度波动状态,趋于平稳。总体来看,IMP与GDP呈同向变化,IMP与RER呈反向变化,且变化关系明显。

二、平稳性和协整关系检验

(一)平稳性检验

本文采用ADF检验,结果显示,所有变量的对数形式不稳定,一阶差分后平稳,因此可以进行协整检验和回归分析。

(二)协整关系检验

上述协整检验关系(迹统计量检验和最大特征根检验)表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LNIMP与LNGDP,LNRER之间存在一个协整方程。

三、回归分析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

(一)回归分析

初步回归:LNIMP=-1.5302 +1.3712 LNGDP-0.0276 LNRER

T (-1.6516) (26.5301) (-0.1531) (1)

式(1)中常数项系数和LNRER的系数均不显著,删除常数项,重新回归,得到

LNIMP= 1.3258 LNGDP-0.3177 LNRER

t (29.1810) (-7.3668)(2)

式(2)各变量系数显著,但是存在自相关性。通过ar(1)修正之后,回归方程如下:

LNIMP=1.5169 LNGDP-0.5207 LNRER+0.6905 ar(1) (3)

t(13.7889) (-4.5247)(7.3819)*

R2=0.9901D.W=1.7563

式(3)各变量系数显著(*表述1%标准),各项检验通过,残差近似白噪声。

四、脉冲响应分析

下图中,图1表示进口总额指数对国内生产总值指数的脉冲响应,图2表示进口总额指数对人民币实际汇率指数的脉冲响应,其中横坐标表示期数(每期为一年),共10年。

图1:给LNGDP指数1%标准差冲击时,LNIMP指数立刻出现上升,在第2期达到最大值约0.09%,在第5期达到最小值,在第8期达到稳定值约0.05%。

图2:给LNRER指数1%标准差冲击时,LNIMP指数立刻出现下降,在第3期达到最小值约-0.03%,在第8期达到稳定值约-0.02%。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得出结论:短期来看,进口总额指数对国内生产总值指数和人民币实际汇率指数冲击反映迅速,且两者方向是相反的。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1)从长期来看,进口总额与GDP存在正相关性,国内生产总值指数上升1%,进口总额指数上升 1.5169%;进口总额与人民币实际汇率存在负相关性,人民币实际汇率指数上升1%,进口总额指数下降-0.5207%;进口总额对GDP的敏感度远大于对人民币实际汇率的敏感度,大约是3倍。

(2)本文采用脉冲响应函数,分析了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和GDP波动对进口总额的短期传导效应,从图中可以发现传导效应很迅速,而且两者的方向刚好相反,进口总额与GDP同向变化,与人民币实际汇率反向变化。

(3)政策建议: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GDP的迅速增加,我国应迅速扩大进口总额;如果人民币短期大幅升值,将导致人民币实际汇率(从我国角度考虑和计算)上升,进口增加,但考虑到我国的出口对汇率的变化非常敏感,而且现在处于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时机,出口大幅减少,这些变化可能导致我国的贸易顺差迅速减少,甚至可能出现赤字,必将严重影响我国国际贸易的稳定和发展。因此至少在短期内,人民币不应大幅升值。虽然调整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能够影响我国的进口商品结构,有利于促进我国对于初级产品的进口,遏制对工业制成品的进口,但是其影响是有限的。因此,在当前人民币仍然处于升值和后金融危机的形势下,应该大力加强进口,尤其是对重要原材料的进口。另外,长期来看,我国需要调整汇率政策,在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的同时,建立我国独立的货币体系,加强人民币在国际中的流通、储备地位,逐步摆脱对美元的严重依赖。

参考文献:

[1]雷德辉.出口商品结构对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影响.工业技术经济.2007(1).

[2]王凯,庞震.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FDI与中国经济增长――兼论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在中国的适用性.金融发展研究.2009(6).

[3]李欣红.进出口、FDI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之文献综述.商场现代化.2006(34).

[4]曹阳,李剑武.人民币实际汇率水平与波动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基于1980―2004年的实证研究.世界经济研究.2006(8).

[5]田甜铭梓.人民币名义汇率、实际汇率、名义有效汇率和实际有效汇率对中国出口总额和进口总额的影响.经济研究.2009(9).

[6]崔民强,赵倩.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与初级产品进口的实证检验.求索.2009(11).

研究生小额论文篇6

一、建立竞争机制，保证和提高博士研究生的培养质量

纵观博士研究生培养体制，可以发现国内普遍缺乏健全的淘汰机制，军队院校的博士研究生培养也是如此。目前，军队院校的研究生能否顺利取得学位，最终都由总部进行分配工作，或是回原单位继续工作。相比于地方高校的博士研究生，军队院校的博士研究生不需要担心因为没有拿到学位而影响找工作；此外，很多人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不是考虑如何最大程度地发挥自身的创造能力，在前沿领域勇于探索，而是求稳怕难，过多地依赖导师，满足于遵循导师的思路按部就班地进行工作。还有些人则急功近利，追求所谓的“短平快”，以尽早发表几篇文章、获取一纸文凭毕业作为学习期间的主要目标，以期早点分配单位。因此，建立健全博士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的竞争机制是提高博士生培养质量的一个重要环节。

1.从博士研究生遴选方式上引入竞争机制

目前，我国研究生培养实行“严进宽出”的管理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博士研究生的培养质量。但是，从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的角度来看，严格把握好“严进”关是提高博士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前提。

（1）执行严格的博士研究生入学资格考试制度。不管是在院校、基层部队，还是在研究所等单位，干部学历的提升都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不能够与时俱进，不到高等院校深造，很快就跟不上装备和部队发展的要求。博士研究生的招生对象是已经获得硕士学位的军校应届学员和部队在职干部。在博士入学资格考试中考试成绩达到学校录取线，并且在硕士阶段的学习中，其学术成果、科研成果以及军政素质均表现优秀，或在以前的工作中表现突出的可就读博士研究生。

（2）从硕士研究生中挑选优秀学员直接攻读博士研究生。硕士刚开始的1.5年主要是以课程学习为主，基本不安排论文和研究任务，第2年进行严格的资格考核。考核通过者则直接进入3～5年完整的博士研究阶段。吸纳基础扎实、实践和创新能力强的优秀研究生进行硕博连读培养可以缩短培养周期，同时也为部队培养一支充满活力、思维敏捷、勇于创新以及优秀的年轻干部队伍。

2.从过程管理中建立博士生教育竞争机制

在培养管理过程中建立培养质量保障体系，加大过程管理的力度，通过设立博士生中期检查、毕业考核等环节，实行淘汰制，以保证和提高博士生的培养质量。

（1）中期检查。论文中期检查是在博士生学位论文工作的中期由学科专业的专家小组对学位论文的研究工作进行检查，博士生向专家小组汇报论文的进展情况和论文的阶段性成果。专家组根据博士生的汇报情况对博士生的论文进展进行检查，对论文工作中存在较严重问题者提出建议，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使博士生的学位论文工作能正常进行和顺利完成。若中期检查不合格者可对其中止培养。这也在一定程度上督促研究生更加努力地进行课题研究，并保证研究生质量要求。

（2）毕业考核。毕业考核针对即将提交毕业学位论文的博士研究生，对他们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思想政治表现、学术成果、科研情况、军人素质以及履行学校规章制度等情况进行综合考核，考核结果存入个人档案。这些考核结论作为博士研究生毕业留校的主要判断依据。毕业考核直接激励博士研究生在平时表现以及学术科研等方面积极进取，达到一名合格军校博士研究生的要求。

二、建立激励机制，为博士研究生培养提供原动力

1.研究生学术、科研成果奖励制度

为鼓励博士研究生参与科技创新，发表高水平的研究论文，产出高水平的研究成果，笔者所在院校制定了研究生学术、科研成果奖励制度。

（1）设立研究生创新奖学金。对于创新思维敏捷、创新能力强、科研成果丰硕的博士研究生，通过阶段性考核（一般为一个学年）可申请一定等级的创新研究生奖学金，一等奖学金的金额设定为5000元，二等奖学金金额为2000元，受资助者比例一般在5%～10%。通过这种激励机制使博士研究生自身价值体现、创新热情的激发与科学研究紧密联系起来，还原了研究生培养过程的特征，即科学研究是研究生教育的本质。

（2）设立博士研究生创新基金。博士研究生创新基金是对二年级的博士研究生设定的，这时博士研究的前期工作已经取得一定的进展。为确定资助对象，一般进行一次学术和科研能力考核。考核和选拔主要从质量和数量、参加科研情况两方面进行，根据考核结果分别给予1万～2万元的资助额度。通过这种激励机制使研究生变被动为主动，有利于校园学术氛围以及科研软环境的建设，使博士研究生培养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

2.“优秀学员”奖励制度

优秀学员的评定依据一般是研究生的学习成绩、科研成果、综合表现等，具有相对的可度量性和可比性，每学年评定一次。研究生管理大队按比例把名额分配到各个研究生队，由研究生队干部依据学员该学年的综合表现进行量化打分，并结合各班、各区队的推荐意见形成名单上报研究生管理大队进行表彰。同时，研究生管理大队将表现特别突出的“优秀学员”由大学对受表彰者推荐为“大学优秀学员标兵”，并记“三等功”一次。由于“优秀学员”的评定主要侧重于学员平时的 政治表现、军人素质以及履行规章制度等方面，学术成果和科研情况占的权重相对小，这对于那些学习和科研水平相对弱的学员来说是一种很好的激励措施。

3.建立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励制度

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励的目的是促进博士学位论文质量的提升。一般经过研究生申报、导师推荐、学院学术委员会评选，学校学术委员会评定，遴选出高水平的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并根据论文质量分别向海军、全军推荐海军优秀博士论文和全军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论文质量特别突出的推荐参选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学校给予不同等级的优秀论文作者一定的物质奖励和精神奖励，对于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获得者直接解决高级职称。目前，笔者所在院校已有7名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获得者，4篇博士学位论文获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名，其中马伟明院士和朱石坚教授各有两名博士研究生获得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三、完善竞争与激励机制的思考

1.完善综合评价考核体系

研究生综合评价考核必须结合学校和学科专业的特点建立一套科学有效的符合学校和部队发展需要的考核体系。由于不同学科专业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别，所以，在制订考评体系时要兼顾学科专业间的普遍性和差异性；同时，在各种考核中都应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由于军校的特殊性及专业的限制，博士研究生作为高层次的人才，不但需要精通专业知识，而且军人素质的培养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军队院校的研究生综合考核体系中对军人素质的考核是一项必不可少的内容。

2.完善奖学金和基金资助体系

奖学金和基金资助的评价一般包括研究生学员的学术成果、参加科研情况以及课程成绩三大方面，其中学术成果占的权重最高。在考核评定时，各专业之间奖学金金额和资助金额应兼顾专业的“冷”、“热”。如：有些专业的研究课题的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实验，没有实验数据就不可能发表高质量的论文，而有些专业大多数是一些理论性研究课题，相对容易。所以，对这些不同专业应根据其实际情况和需求分别给予适当的资助。

同时，评定标准要规范化。如：在评价标准上要求公开发表的论文必须见刊，对无正式CN号论文和未取得公开号的发明、专利等不得列入科研成果；对一般期刊上所的得分进行总分限制，对不同质量的论文分配不同的权值。这样既能使不同层次的成果之间在分数上拉开距离，又能凸显优秀成果，从而鼓励优秀成果的发表。此外，对在硕士研究生阶段取得的成果不得列入参评内容，以确保公平公正。

从笔者所在院校目前受资助的情况来看，受资助的博士研究生都是各专业非常优秀的，受资助的比例还非常小。国外的知名大学总体来说获资助者所占比例较高。因此，加大资助比例也是促进学员创新积极性的动力之源。建议学校和院系依据博士研究生的学术进步大小以及学科专业研究的特点给予学员一定资助，进一步扩大资助面。

最后，还需明确创新奖学金、创新基金各等级之间的金额差距，这是奖学金、基金资助制度能否充分发挥其激励以及资助功能的关键。金额差距过大资助功能就被弱化，而差距过小就会忽略其激励功能。

3.建立并完善导师资助体制

在博士研究生的招生培养过程中，部分地方高校要求导师提供一定金额的“资源占用费”或培养费。建立导师资助制的初衷是希望导师交纳课题经费以后能对学生负起更多的责任，提出更高的科研要求，在一定程度上遏制导师“滥招”或“招而不管”的风气。军校学员不需要缴纳学费，军队院校也没有规定导师一定要给予学员一定的资助。然而，没有导师资助单靠学校拨的培养经费显然不利于科研项目的开展，现在军校导师的资助方式主要表现为一种自主行为。所以，建立以科研资助为核心的导师责任制要考虑以下几个实际情况：一是要避免导师交了培养经费后，使师生关系变为事实上的“雇佣”关系。二是要避免导师出资平均化。导师配套经费要考虑到不同学科性质的差异，制订不同的配套经费标准，基础性学科和缺乏科研课题的导师可不必交纳培养经费。总之，导师资助体系的建立是为了激发研究生学习和科研工作的积极性以及导师教学的积极性和责任心。

参考文献：

[1]朱爱红.军队院校研究生培养机制的改革构想[J].中国高等教育，2008，（20）：41-42.

[2]姚若河.提高博士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思考与探索[J].大学教育科学，2008，（2）：119-122.

[3]李连.院校转型下军队研究生教育改革新模式[J].江苏社会科学，2010，（S1）：57-61.

[4]赵琳琳.我国研究生奖学金制度探析[J].理工高教研究，2010，6（3）：91-94.

研究生小额论文篇7

摘要：以近20年中国进出口贸易额及外商在华投资企业贸易额与外商直接投资数据为基础，运用计量经济学对外商直接投资（FDI）之间国际贸易关系进行研究。实证结果表明，基于外商投资企业的数据与FDI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相互促进关系，而全国的数据与FDI之间没有相互促进关系。文章在解释实证分析结果原因基础上，给出了相关结论和启示。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 国际贸易 外商投资企业 协整 格兰杰因果检验

一、引言

国际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在当今世界经济体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的重要特点是国际贸易的增长超过了生产的增长，而国际直接投资的增长超过了国际贸易的增长。所以，国际贸易和直接投资是商品和生产要素在国际间流动的结果，两者之间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这引起了学者们对两者之间关系的长期探索，从而出现了一系列描述国际贸易和之间关系的理论，例如“替代关系论”、“互补关系论”、“不确定性关系论”和“一体化关系论”等理论，认为两者之间的可能表现为替代性关系，也可能表现为互补性关系，或表现为因果关系或因果互动关系，而且目前众多学者都倾向性地认为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一体化的”，即所谓的“贸易投资一体化”。

近些年来，随着中国国际贸易发展和FDI的增长，两者表现出明显的同步性和相关性。这种同步性和相关性引起了部分学者对这个问题的探索，然而，这些研究的出发点与“贸易投资一体化”的内涵存有较大的偏差，未能充分考虑到外资企业在两者之间的关系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本文以“长期”作为时间跨度对中国国际贸易和FDI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重新检验，研究国际贸易和在长期内存在怎样的相互关系。

二、文献回顾及问题的提出

贸易与投资的关系最初是由Mundell(1957)提出的。他认为如果两国的生产函数相同，根据O-H-S定理，可得出贸易与投资之间具有替代性，即贸易障碍会产生资本的流动，而资本流动障碍会产生贸易。20世纪80年代初，Markuson等(1983)和Svensson(1984)对要素流动和商品贸易之间的相互关系做了进一步的分析，分析结果表明，资本要素的国际流动或者直接投资与商品贸易之间不仅存在替代性，而且在一定的条件下还存在互补关系。80年代中期以后，Bhagwati(1987)和Dinopoulos(1991)等经济学家又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对贸易与投资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研究。他们将不是为了绕过关税壁垒而是为了化解潜在的贸易保护威胁而进行的投资叫做“补偿投资”(quidproquoinvestment)。

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国内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索，国内学者江小涓(1999)的研究发现，我国吸收的外资能够改变进出口商品结构，促使其由消费型进口转变为生产型进口。钱晓英、赖明勇和张大奇(2001)以引力模型为分析框架，得出了能够促进对外贸易的结论。岑永和邱小平(2003)用模型研究了对对外贸易的影响规律，其他的国内学者运用了回归分析法以及Granger检验，绩效或贡献度等分析方法揭示了FDI对贸易的促进推动作用。

以上的研究对探索国际贸易和FDI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不仅提出了在各种经济条件下的理论，而且通过实证的方法证明了有关理论所阐述的观点。但是现有研究实际上大多存在三点不足:第一，现有的研究采用的数据样本大多是某国或某地区历年的进口总额、出口总额和，未能把外资企业的相应数据专门列出进行分析，这实际上有悖于“贸易投资一体化”的内涵，无法在内在机制上解释实证分析的结果。第二，只是对国际贸易和短期关系进行考察，未能将两者之间的关系置于长期内进行探索，国际贸易和能否在一个较长时期内构成“贸易投资一体化”的关系不得而知。第三，关于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分析大多采用了当年的流量数据，忽略了前期(t)FDI对以后各期(t+1，t+2，…，)国际贸易的持续影响，从而由此而产生的存量数据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未能反映在模型之中。针对以上的不足，本文采用协整性检验进行研究。

三、研究方法、数据与模型设定

（一）方法说明和模型

1.变量的平稳性检验。进行时间序列分析，要求所用的时间序列必须是平稳的，即没有随机趋势或确定性趋势。否则，利用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将会产生“伪回归”现象.单位根检验(Unit Foot Test)是判断时间序列平稳性最常用的方法。时间序列平稳性的单位根检验方法主要有DF检验法、ADF检验法和PP检验法等，本文采用ADF检验法来检验变量的平稳性。如有一时间序列Yt，可以建立回归式Yt=b+aYat-1+?着，其中b是常数项，?着t为零均值且非自相关的随机误差项。对上式左右两边同时减去，Yt-1可得到：

2.协整理论是一种建模技术，它从分析时间序列的非平稳性入手，探求非平稳变量间蕴含的长期均衡关。Engle和Granger(1987)的研究发现，若所有时间序列都是同阶单整的，并且存在某一稳定的线形组合，则这些时间序列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对时间序列的协整检验分为两步，首先，用OLS对回归方程(称作协整回归方程):

Yt=b+aXt+?着t(3)

进行估计。然后检验这个回归方程的残差et是否是平稳的。检验ee是否平稳的假设就是检验Xt和X1不可协整的假设（如果Xt和X1不是协整的，则它们的任意线形组合都是非平稳的，因此，残差ee也是非平稳的）。

由于本文所研究的FDI与进口、出口之间的数量协整关系会受到时间滞后的影响（前期的进口对后期FDI的有影响），并因此导致存量数据对后期的经济活动的影响较为显著，因此，在上述的协整回归方程的基础上，建立了滞后期为1年的回归模型：

（二）数据选取

本文以我国1986-2005年的数据为分析样本，首先，从国际贸易与的数量角度出发，对外商投资企业的历年进出口额与FDI的关系做出分析，并且对我国历年进口总额(外资企业进口额加内资企业进口额)、出口总额(外资企业出口额加内资企业出口额)与FDI的关系进行分析，对两者的关系做进一步的检验。本文采用的实证分析方法以协整检验为主，对模型的处理借助了计量软件Eviews5.0。

四、实证分析结果

通过计量软件Eviews5.0先对外商投资企业的数据进行分析，得到如下结果：

（一）平稳性检验结果

如表2所示，LnIMt、LnEXt和LnFDIt的原序列和一阶差分序列都是非平稳的。2LnEXt的ADF检验值小于1%上的临界值，2LnIMt和2LnFDIt的ADF检验值小于5%上的临界值，所以2LnEXt和2LnIMt都是平稳的，并且取得同阶单整，即Xt--I(2)，这就为对时间序列进行协整检验提供了必要条件。

（二）协整性检验结果

对协整回归方程的估计方程（4）—（7）的估计方程为①--④所示。从回归结果来看，t检验和F检验都能在1%或5%的水平上显著，而且拟合度较高，回归效果较为理想。

LnIMt=1.126+0.993LnFDLt-1①

转贴于

（2.378）(11.122）

a-R2=0.879F=123.711

LnEXt=-0.34+1.23LnFDLt-1②

（-0.591）（11.18）

a-R2=0.873F=125.166

LnFDLt=-0.541+0.801LnIMt-1③

(1.445) （13.121）

a-R2=0.905F=172.161

LnFDIt=1.822+0.6921LnEXt-1④

（5.972）（12.057）

a-R2=0.889F=145.369

为了考察时间序列是否存在协整关系，继续对回归方程（4）-（7）的残差?着t1-?着t4进行平稳性检验，所用方法仍然是ADF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三）格兰杰检验结果

从协整检验的结果来看，我国外商投资企业的国际贸易和FDI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但这种均衡关系是否构成因果关系必须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鉴于外商投资企业贸易额占到我国总贸易额的将近60%（2004、2005年分别为57.4%，58.5%），所以很有必要对此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

从以上的分析结果来看，FDI与出口、进口之间的促进关系在不同的滞后期的表现几乎一致，分析的显著性水平还是比较高的。

以上分析仅以外商投资企业1986—2005年的进口额、出口额的数据样本与FDI作格兰杰检验。下面以1986—2005年的全国的进口额、出口额与FDI的样本数据作格兰杰检验，从检验结果来看，四条假设均被接受即我国进出口没有显著的促进FDI的流入，且FDI的流入也没有显著的促进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增长，即内资企业进口额与外资企业进口额的加总、内资企业出口额与外资企业出口额的加总并非是大量流入的结果。

在使用全国数据进行检验时，得出以上结论主要原因是：我国的东部、中部、西部在FDI吸收的数量上存在较大的差异，东部最多，几乎占了全国的90%，中部次之，西部最少。由于在地区分布上的严重不平衡，聚集于东部的FDI虽然与东部的国际贸易存在密切的联系，但是，这些几乎占据全国90%的东部FDI对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进出口贸易影响却是微弱的。

五.结论

根据以上的实证分析，本文得出以下结论：

1.虽然外商直接投资、外商投资企业进口额和出口额都是非平稳序列，但是投资与进口额，投资与出口额之间存在一个长期稳定的线性组合，能够在长期内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同时，国际贸易又能够显著地正向反馈于，两者是双向促进、互相融合的关系。

2.由于我国东、中、西部的FDI吸收量分布极不均衡，集聚于东部的FDI无法对中西部的国际贸易活动产生显著影响。中西部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在基础设施、对外开放度和吸收FDI政策激励方面相对于东部而言是滞后的；同时大量的人才东流，出现人才短缺，这些因素都构成了中西部地区吸收FDI的严重“瓶颈”。中西部地区应当全力改造和完善招商引资环境，以尽快进入FDI在我国由“集聚于东部”到“扩散至中西部”的阶段，带动当地国际贸易活动的进一步发展。

参考文献：

1.李荣林.国际贸易与直接投资的关系:文献综述[J].世界经济，2002(4)

2.张谊浩，王胜英.国际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相互关系的实证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2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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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朱玉杰，于懂.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对外贸易影响的实证分析[J].财经问题研究，200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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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刘晓莉.FDI 提升中国贸易竞争力的实证分析[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6（10）

9张云辉.张凯.对外贸易与FDI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J].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07(4)

10张芸.谢玉梅.FDI增长与外贸发展实证研究——以苏州为例[J].商场现代化，2007(2)

研究生小额论文篇8

【关键词】家族管理 二代涉入 超额控制 融资约束 现金现金流敏感度

从目前研究的发展来看，家族企业研究是学者们主要关注点，融资约束问题也已经成为投资理论研究的主流方向。在从现金现金流敏感度的相关文献出发研究融资约束理论的相关文献中，从家族企业角度出发的文献稀缺。而在对家族企业的相关研究中，关于现金现金流敏感度的研究文献较少。因此本文试图结合上述两个研究方向，探讨家族控制对我国上市家族企业现金现金流敏感度的影响，即家族参与是增加还是降低家族企业的融资约束。

一、文献综述与理论假设

（一）文献综述

关于家族控制企业的研究文献很多，然而家族参与企业管理能否为企业创造价值是学术界争论的议题。国外很多文献研究了家族控股股东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在相关领域已有的文献中，存在两派对立的理论观点，其中一派观点以委托理论为基础，指出家族参与管理解决了第一类委托问题，从而为企业创造价值。有些学者从保护外部投资者的角度提出了企业的投资者与管理者之间的问题。Julio Pindado等人研究了家族控制是降低还是将增加融资约束，研究的结果是降低，原因是家族企业的而所有权和经营权没有分离，以及家族成员在企业中充当管理职位，文中提到多数家族管理者对企业和行业特别熟悉和了解；他们长远的战略眼光能够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率（Pindado J，2011）。也有学者研究指出作为大股东的家族很有可能通过超额控制侵占小股东的权益，导致不效率的投资发生及企业价值的负影响（Villalonga B，Amit R.，2009）。

企业的融资约束问题是一个有趣的研究方向，也是近年来学术界一直探讨的问题之一。已经有很多学者对该理论进行了研究，其中运用的模型有所不同。Steven Fazzartz等人首先提出用投资现金流敏感度模型衡量企业融资约的大小，以现金流对企业投资支出的重要性为依据，指出投资对现金流的敏感度越大，外部融资约束越大（Fazzari S，Hubbard R G，Petersen B C，1988）。另外一些学者如Almeida等从现金现金流敏感度入手研究企业的融资约束问题，提出现金的持有是具有一定成本的如放弃了当期的投资机会，但如果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现金的持有可以为下一期投资机会的出现提供保证，因此融资约束问题越严重的企业越倾向于从内部现金流中拿出一部分作为现金持有，内部现金流越多，持有的投资储备的现金持有量越多，并由此导致现金持有量对内部现金流的敏感度，也就是说，企业的融资约束问题越严重，现金现金流敏感度越高（Almeida H， Campello M，Weisbach M S，2004）。

通过关于家族管理、家族二代涉入、家族超额控制的文献回顾和整理，本文探讨了三个主要问题，第一，家族的参与能否影响企业的融资能力？第二，家族第二代涉入能否影响企业融资约束问题？最后，家族超额控制怎样影响企业的融资约束？

（二）理论假设

本文将分别从家族管理、家族第二代涉入和家族超额控制三个视角考察家族对企业融资约束问题的影响。

1.家族管理。根据已有的研究，本文推测家族参与企业管理能够降低企业的融资约束。原因在于家族与企业的结合所产生的独特优势：（1）所有权和经营权权没有进一步分离，降低了成本；（2）家族管理者目光长远，不会为短期目标牺牲长期利益，有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3）由于在乎家族名誉，因此更在乎企业的名誉；（4）他们对企业和行业的了解特别多。

综上所述，提出以下假设：

H1：家族成员出任董事长会降低现金现金流敏感度

H2：家族成员出任CEO会降低现金现金流敏感度

H3：随着家族成员担任董事会席位比例的增加，现金现金流敏感度降低

H4：随着家族成员担任管理层职位比例的增加，现金现金流敏感度降低

2.家族二代涉入。本文认为通过父辈提供的机会和平台，考虑到家族财富与企业绩效的利益一致性，家族二代在管理方面会采用长期战略导向。且根据委托理论，家族二代作为家族的一部分，其逐渐继承家族财富和权利，同样可以减轻大股东和经营者之间的利益冲突。

综上所述，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5：家族第二代出任董事长会降低现金现金流敏感度

H6：家族第二代出任CEO会降低现金现金流敏感度

H7：家族第二代出任董事会席位会降低现金现金流敏感度

3.家族族超额控制。超额控制导致控股股东与小股东们的利益冲突。Villalonga和Amit的研究中指出相比起其他企业，家族做为大股东更容易也更倾向于实现对企业的超额控制。但与其他企业无异，股权集中下超额控制会使家族控股股东有能力和动机去影响公司决策从而为己谋取私利，牺牲小股东的权益。

综上所述，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8：家族金字塔层级数会增加现金现金流敏感度

二、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我国的上市家族企业。最终一共收集到2002至2010年间的669家上市家族企业作为初始样本，在剔除掉ST以及信息缺失的样本后，一共有616家企业成为本文分析的总体样本。家族企业样本总体分布于18个行业，大部分集中在竞争型行业，其中最多集中在制造行业中。

（二）变量说明

根据本文的研究问题和假设，具体的研究变量包括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控制变量和调节变量四个部分。

变量测量相关的数据主要来源于锐思金融数据库，变量的具体定义如下表1所示：

（三）研究模型

本文借鉴了Almeida的模型，主要被解释变量为现金存量的增量（ΔCash），主要解释变量为现金流（CF）。根据需要检验的假设，本文将通过加入相应调节变量来考察其对现金流（CF）系数的影响。基本模型如下：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回归分析

表4中的模型（1）为基本模型，可以检验家族企业是否存在融资约束，其显示的结果是全样本估计结果。从模型（1）可以看出企业现金存量的增量与现金流显著正相关，即我国上市家族企业普遍存在融资约束。模型（2）和（3）在基本模型的基础上分别加入了家族董事长和家族董事比例作为现金流的调节变量。模型（2）结果显示，哑变量家族董事长与现金流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则表明了家族成员出任企业董事长降低了企业的现金现金流敏感度，即降低了企业的融资约束。其结果支持了本文提出的假设1。同样的，在模型（3）中，董事会比例与现金流交互项系数为负，说明家族成员董事会席位占比越大，现金现金流敏感度越低，即融资约束越小。其结果支持了假设2。

在模型（4）的结果中，虽然家族CEO与现金流交乘项系数为负，但并不显著，因此假设3不成立。这可能是相比起职业经理人，家族成员往往没有足够的知识和能力，因此无法实现降低融资约束的结果。在模型（5）中，家族管理层比例与现金流交乘项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家族参与管理层的人数比例越高，企业的现金现金流敏感度越低，即家族成员占管理层比例越高，企业的融资约束越低。因此假设4成立。

综合表4的结果来看，家族参与企业管理能够降低企业的现金现金流敏感度，及降低融资约束。这与Pindado等人的研究结果一致。

表5将家族第二代从家族成员中剥离出来单独检验是由于家族第二代对家族企业的影响存在争议，考察其对家族融资约束的影响非常有价值。模型（6）、模型（7）和模型（8）分别将家族第二代成员担任董事长、家族第二代成员担任CEO、家族第二代担任董事会席位三个变量作为哑变量加入模型（1），并分别形成家族二代董事长、家族二代CEO、家族二代出任董事会席位与现金流的交乘项，从而考察其对现金流系数的影响。结果发现模型（6）的结果中交乘项系数并不显著，即家族第二代成员担任董事长对融资约束没有影响，即假设5不成立。这可能是因为在上市的600多家家族企业中，只有2.39%的企业是家族第二代担任董事长，这意味我们的家族上市企业还较为年轻，相对于其父辈来说年轻的家族二代显然缺乏经验，所以投资者可能会对这些继承者抱有怀疑的态度。这结论也与Brian的研究结果一致。模型（7）和模型（8）的结果中，交乘项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家族第二代担任CEO及家族第二代出任董事会席位能够降低企业的现金 现金流敏感度，即降低企业的融资约束。因此假设6和假设7成立。

通过以上的回归分析发现，除了家族CEO和二代董事长之外，家族参与包括家族二代的参与企业管理都能够降低企业的融资约束。这与本文提出的假设答题吻合。

接下来的回归分析将关注家族企业超额控制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家族的超额控制程度用家族控制的金字塔层级数衡量。

模型（9）中列示了家族所控制的金字塔层级对企业现金现金流敏感度的影响。结果显示金字塔层级数与现金流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家族所控制的金字塔层级数越大，企业的现金现金流敏感度越高，即超额控制程度越大，融资约束越大。结果支持了假设8。

四、结论

本文的研究建立在Almeida等人研究的基础上，考虑到前人的研究已经把现金现金流敏感度作为融资约束的衡量标志之一，本文得出以下结论：（1）家族参与企业管理能够缓解融资约束；（2）家族二代涉入管理同样能降低融资约束；（3）家族超额控制增加融资约束。前两个结论表明，家族参与对企业产生了积极意义。这些家族企业在面对有利的投资项目时更容易从外部获取资金，从而使企业的投资水平接近最理想的状态，降低了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的可能性。这一结论充分支持了家族为其企业带来的特殊优势，特别验证了家族管理降低债权人与股东间的问题以及企业所有者和管理者间的之间的冲突。

虽然家族参与企业管理会降低企业的融资约束，但实证研究同样证明了当家族超额控制会抵消掉家族参与所带来的利好，家族超额控制反而增加了融资约束。这一发现表明并不是家族对企业的控制权越大，融资约束越低。当家族通过金字塔结构实现多层级多链条的集团控制结构，通过现金流权和控制权的不对等性家族有能力和动机通过侵害小股东的权益来从事“掏空”等为己谋取私利的活动，向外界传递的这一潜在负面信息增加了企业的融资约束。

参考文献

[1]Pindado J，Requejo I，de la Torre C.Family control and investmentCcash flow sensitivity：Empirical evidence from the Euro zone[J].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2011，17（5）：1389-1409.

[2]Villalonga B，Amit R.How are US family firms controlled？[J].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2009，22（8）：3047-3091.

[3]Fazzari S，Hubbard R G，Petersen B C. Financing constraints and corporate investment[J].NBER Working Paper，No.2387，1988.

[4]Almeida H，Campello M，Weisbach M S.The cash flow sensitivity of cash[J].The Journal of Finance，2004，59（4）：1777-1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