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际关系论文范文

人际关系论文篇1

古典管理理论的杰出代表泰勒、法约尔等人在不同的方面对管理思想和管理理论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并对管理实践产生深刻影响，但是他们共同的特点是，着重强调管理的科学性、合理性、纪律性，而未给管理中人的因素和作用以足够重视。他们的理论是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社会是由一群群无组织的个人所组成的；他们在思想上、行动上力争获得个人利益，追求最大限度的经济收入，即“经济人”；管理部门面对的仅仅是单一的职工个体或个体的简单总和。基于这种认识，工人被安排去从事固定的、枯燥的和过分简单的工作，成了“活机器”。从2O年代美国推行科学管理的实践来看，泰勒制在使生产率大幅度提高的同时，也使工人的劳动变得异常紧张、单调和劳累，因而引起了工人的强烈不满，并导致工人的怠工、罢工以及劳资关系日益紧张等事件的出现；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有着较高文化水平和技术水平的工人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体力劳动也逐渐让位于脑力劳动，也使得西方的资产阶级感到单纯用古典管理理论和方法已不能有效控制工人以达到提高生产率和利润的目的。这使得对新的管理思想，管理理论和管理方法的寻求和探索成为必要。

二、人际关系学说的诞生——霍桑试验

与此同时，人的积极性对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和作用逐渐在生产实践中显示出来，并引起了许多企业管理学者和实业家的重视，但是对其进行专门的、系统的研究，进而形成一种较为完整的全新的管理理论则始于20世纪2O年代美国哈佛大学心理学家梅奥等人所继续进行的著名的霍桑试验。

梅奥（GeorgeEltonMyao，1880－1949）原籍澳大利亚的美国行为科学家，人际关系理论的创始人，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土，进行了著名的霍桑试验，主要代表著作有《组织中的人》和《管理和士气》

在美国西方电器公司霍桑工厂进行的，长达九年的实验研究——霍桑试验，真正揭开了作为组织中的人的行为研究的序幕。

霍桑试验的初衷是试图通过改善工作条件与环境等外在因素，找到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途径，从1924年到1932年，先后进行了四个阶段的实验：照明试验、继电器装配工人小组试验、大规模访谈和对接线板接线工作室的研究。但试验结果却出乎意料：无论工作条件（照明度强弱、休息时间长短、工厂温度等）是改善还是取消改善，试验组和非试验组的产量都在不断上升；在试验计件工资对生产效率的影响时，发现生产小组内有一种默契，大部分工人有意限制自己的产量，否则就会受到小组的冷遇和排斥，奖励性工资并未象传统的管理理论认为的那样使工人最大限度的提高生产效率；而在历时两年的大规模的访谈试验中，职工由于可以不受拘束地谈自己的想法，发泄心中的闷气，从而态度有所改变，生产率相应的得到了提高。

对这种“传统假设与所观察到的行为之间神秘的不相符合”，梅奥做出了如下解释：

1、影响生产效率的根本因素不是工作条件；而是工人自身。参加试验的工人意识到自己“被注意”，是一个重要的存在，因而怀有归属感，这种意识助长了工人的整体观念、有所作为的观念和完成任务的观念，而这些是他在以往的工作中不曾得到的，正是这种人的因素导致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2、在决定工人工作效率因素中，工人为团体所接受的融洽性和安全感较之奖励性工资有更为重要的作用。

三、人际关系学说

霍桑试验的研究结果否定了传统管理理论的对于人的假设，表明了工人不是被动的，孤立的个体，他们的行为不仅仅受工资的刺激，影响生产效率的最重要因素不是待遇和工作条件，而是工作中的人际关系。据此，梅奥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1、工人是“社会人”而不是“经济人”

梅奥认为，人们的行为并不单纯出自追求金钱的动机，还有社会方面的、心理方面的需要，即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友情、安全感、归属感和受人尊敬等，而后者更为重要。因此，不能单纯从技术和物质条件着眼，而必须首先从社会心理方面考虑合理的组织与管理。

2、企业中存在着非正式组织

企业中除了存在着古典管理理论所研究的为了实现企业目标而明确规定各成员相互关系和职责范围的正式组织之外，还存在着非正式组织。这种非正式组织的作用在于维护其成员的共同利益，使之免受其内部个别成员的疏忽或外部人员的干涉所造成的损失。为此非正式组织中有自己的核心人物和领袖，有大家共同遵循的观念、价值标准、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等。

梅奥指出，非正式组织与正式组织有重大差别。在正式组织中，以效率逻辑为其行为规范；而在非正式组织中，则以感情逻辑为其行为规范。如果管理人员只是根据效率逻辑来管理，而忽略工人的感情逻辑，必然会引起冲突，影响企业生产率的提高和目标的实现。因此，管理当局必须重视非正式组织的作用，注意在正式组织的效率逻辑与非正式组织的感情逻辑之间保持平衡，以便管理人员与工人之间能够充分协作。

3、新的领导能力在于提高工人的满意度

在决定劳动生产率的诸因素中，置于首位的因素是工人的满意度，而生产条件、工资报酬只是第二位的。职工的满意度越高，其士气就越高，从而产生效率就越高。高的满意度来源于工人个人需求的有效满足，不仅包括物质需求，还包括精神需求。

四、人际关系学说的实践思索

霍桑试验对古典管理理论进行了大胆的突破，第一次把管理研究的重点从工作上和从物的因素上转到人的因素上来，不仅在理论上对古典管理理论作了修正和补充，开辟了管理研究的新理论，还为现代行为科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而且对管理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人才是企业发展的动力之源

人、财、物是企业经营管理必不可少的三大要素，而人力又是其中最为活跃，最富于创造力的因素。即便有最先进的技术设备，最完备的物质资料，没有了人的准确而全力的投人，所有的一切将毫无意义。对于人的有效管理不仅是高效利用现有物质资源的前提，而且是一切创新的最基本条件。尤其是在高科技迅猛发展的现代社会，创新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唯一途径。而创新是人才的专利，优秀的人才是企业最重要的资产。谁更有效地开发和利用了人力资源，谁就有可能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但是人的创造性是有条件的，是以其能动性为前提的。硬性而机械式的管理，只能抹煞其才能。“只有满意的员工才是有生产力的员工”，富有生产力的员工才是企业真正的人才，才是企业发展的动力之源。因此，企业的管理者既要做到令股东满意、顾客满意，更要做到令员工满意。针对不同的员工，不同层次的需求分别对待。要悉心分析他们的思想，了解他们的真正需要：不仅要有必要的物质需求满足，还要有更深层次的社会需求的满足，即受到尊重，受到重视，能够体现自我的存在价值。例如，在管理过程中为了满足员工的社会需求，可以加强员工参与管理的程度，通过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机制，增加他们对企业的关注，增加其主人翁的责任感和个人成就感，将他们的个人目标和企业的经营目标完美地统一起来，从而激发出更大的工作热情，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

对于困难重重、举步维艰的中国国有企业来说，尊重人才尤为重要。要想盘活存量资产，首先要盘活现有人力资源。因为只有有“活”的人才能激活“死”的资产，这是企业走出困境的唯一出路。员工不是企业的包袱，是企业自救的中坚。只有尊重他们，才能使他们发挥创造力，与企业同呼吸、共命运，共同渡过难关。

2、有效沟通是管理中的艺术方法

管理是讲究艺术的，对人的管理更是如此。新一代的管理者更应认识到这一点。那种高谈阔论，教训下属，以自我为中心的领导方式已不适用了。早在霍桑访谈试验中，梅奥已注意到亲善的沟通方式，不仅可以了解到员工的需求，更可以改善上下级之间的关系，从而使员工更加自愿地努力工作。倾听是一种有效的沟通方式。具有成熟智慧的管理者会认为倾听别人的意见比表现自己渊博的知识更重要。他要善于帮助和启发他人表达出自己的思想和感情，不主动发表自己的观点，善于聆听别人的意见，激发他们的创造性的思维，这样不仅可以是使员工增强对管理者的信任感，还可以使管理者从中获取有用的信息，更有效地组织工作。适时地赞誉别人也是管理中极为有效的手段。在公开的场合对有贡献的员工给予恰当的称赞，会使员工增强自信心和使命感，从而努力创造更佳的业绩。采用“与人为善”的管理方式，不仅有助于营造和谐的工作气氛，而且可以提高员工的满意度，使其能继续坚持不懈地为实现企业目标而努力。

3、企业文化——寻求效率逻辑与感情逻辑之间的动态平衡的有效途径

发现非正式组织的存在是梅奥人际关系理论的重要贡献，作为企业的管理者，也应对此有所重视。员工不是作为一个孤立的个体而存在，而是生活在集体中的一员，他们的行为很大程度上是受到集体中其他个体的影响。怎样消除非正式组织施加于员工身上的负面影响也是当代管理者必须正视的一个问题。只有个人、集体、企业三方的利益保持均衡时，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个人的潜能。培养共同的价值观，创造积极向上的企业文化是协调好组织内部各利益群体关系，发挥组织协同效应和增加企业凝聚力最有效的途径。

总之，管理不仅是对物质生产力的管理，更重要的是对有思想、有感情的人的管理。人的价值是无法估量的，是社会上最宝贵的资源，是生产力中最耀眼的明珠。最大限度地开发人力资源将成为现代企业前进的主旋律，“重视人、尊重人和理解人”的管理思维模式才会为企业创造美好灿烂的明天。

人际关系论文篇2

论文摘要：探讨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离不开对具体国际条约的具体分析。就国际人权法来说，由于国际人权条约的法理学基础是自然法学，国际法上的人权根本上是一种道德权利而非法定权利，因此，国际人权条约对缔约国的国内法不产生直接的法律效力。与此同时，国际人权法条约执行体系中也显示出国内法优越于国际法的特点。然而，在具体的国际政治架构中，国际法与国内法在人权保护上有着相当复杂的关系。人权国际法与国内法的一个现实的发展趋势是：在世界政治、经济逐渐一体化的情形下，国内法的权威性与绝对性相对减弱，人权的国际干预增加，经济手段将有可能成为最主要的国际人权法干预手段。 关健词：国际法；国内法；人权条约 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问题是国际法领域一个重要的理论与实践难点，它不仅牵涉到国际法的性质、国际法的渊源、国际法的效力根据、国际法的主体等国际法上带有根本性的问题，而且也与法律的一般概念有密切的联系。事实上，探讨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离不开某个具体条约的具体分析，即某个具体条约在国内法上的适用可能与另一个条约在国内法上的适用在范围与效力等方面有所不同；1同时也更离不开历史发展的现实情境，因为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变化在很大方面制约着国际法的效力。纯粹的理论领域的讨论虽然是必须的，但会流于空洞，不但脱离了国际法的文本，也脱离了现实国际社会。本文试图从国际法一个分支——— 国际人权法理论与实际入手，讨论在具体的国际人权条约中，国际法与国内法之间的对抗与妥协，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2 一、国内法对建立在自然法基础上的国际人权公约的义务是任意而非强制的 现代人权思想诞生于 18 世纪西欧的“启蒙时代”。基于自然法意义上的天赋人权是这个时代的最强音，并且在18 世纪末的美国和法国革命中起了关键的作用。1789年法国大革命开始时由国民议会通过的 《人权和公民权宣言》，正式采用了“人权”的字眼，并且是人类有史以来对人权概念的最全面和系统的论述。《宣言》指出，人权是自然的、不可剥夺的和神圣的，而不知人权、忽视人权或轻蔑人权是政府腐败的唯一原因。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任何政府存在的目的都在于保存人的自然和不可动摇的权利。《宣言》还列出各种主要的人权，如人身自由，不受任意逮捕，无罪推定，信仰、思想、言论、出版等自由。然而，随着19 世纪实证主义法学的兴起，天赋人权转化为由国家宪法和法律认可并保护的公民权利。与此同时， 18世纪是西方殖民主义进一步扩张和帝国主义的时代，殖民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是不可能承认和尊重被殖民者、被征服者具有与之平等的人权的。人权思潮在19世纪的西方是相对衰落了。 尽管有关人权的个别领域、个别问题在此之后也有所成就，但人权问题广泛引起国际社会的关心，并且全面进入国际法领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由于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在战争期间灭绝人性的暴行震憾了整个人类的良心，在哲学界和法学理论界又唤起了自然法的复兴，《世界人权宣言》及随后的两个人权公约也应运而生。 所谓自然法是指来自自然并由自然 （有时是上帝）来规定的标准或规则，它具有天然的正义性与权威性，它优先于任何实在法或任何社会的约定的标准，是道德判断的神圣之源。建立在自然法法理学基础上的人权观，是人道主义与自然权利概念的结合。它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人之作为人具有自主、自尊、自私、自卫之类的本性，而这个本性就是人生存的权利，是人的尊严之所在。另一方面，由于人的本性相同，故只要是人，无论是黑人白人男人女人都拥有平等的自然权利。卢梭认为：“每个人 都生而自由、平等，权利平等及其所产生的正义概念乃是出自每个人对自己的偏私，因而也就是出自人的天性。”《世界人权宣言》第一条即明确宣布：“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他们赋有理性和良心，并以兄弟关系的精神相对待。”第二条规定：“人人有资格享有本宣言所载一切权利和自由，不分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它见解、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他身份等任何区别……”。可见，人权是人之作为人应该享有的权利，这一权利是道义上的应该如此，而非法律上的可以如此。因此，人权在本质上是道德权利，是理想中的权利，而不是法定的权利、现实存在的权利。正如格劳秀斯所指出的：“自然权利乃是正当理性的命令，它依据行为是否与合理的自然相谐合，而断定其为道德上的卑鄙，或道德上的必要。”是自然法赋予了自然权利以永恒的价值，同时也赋予它以道德的正义。米尔恩对国际人权法将自然法意义上的人权当作全人类普遍遵循的人权标准提出了强烈的批评，在他看来，这种普遍的、绝对的、无差异的人权是西方资产阶级的价值标准，是以绝对代替差异，以共性代替了个性，抹杀了人权的历史性、社会性与民族性。我们姑且不去讨论米尔恩观点的正确与否，但我们可从他的评述中进一步确认，国际人权在法理学上是作为一种道义上的应然状态而存在而不是作为一种实然的法律状态而存在的。事实上，米尔恩不同意自然人权哲学所谓人权绝对的普遍性，却同样认为，低度的普遍的人权应是以道德为根据的，是道德意义上的权利。1 认识到国际人权首先是作为一种道德权利而存在对认识国际人权条约与缔约国国内法的关系十分重要。因为，道德权利与法律权利在效力上是有区别的。甲对乙享有一项法律权利，是指乙对甲负有可以依靠强制来履行的义务，所以某人享有法定权利就是享有对特定的法律相对人提出要求并由法律保障实施的权利；甲对乙享有一项道德权利，虽然也意味着乙对甲负有某种义务，得这种义务不是必然的，必须实施的义务，不必然具有法律的效力。沿着这一理论思路，我们可知，国际人权公约要求各缔约国所履行的义务在理论上是非必然的、非强制性的。 自然法意义上的国际法的人权是应然的而不是实然的，它为主权国家保障人权提供了一个价值目标。但是，在国际法的实际执行体系中，这一价值导向的权利，并不只是作为理论上的或理想性权利存在，而是被冠以实在法的形式出现，成为国内法的标准与准则。根据国际条约法，缔约国应严格执行公约的义务，违反公约义务的缔约国应承担国际责任，显然，“将人权价值追求的终极理想混淆为现实人权，以致形成了文件中人权观念与人权规范的内在矛盾。正是理论与实际的内在矛盾，造成了人权背景下国际法效力问题的争论。 二、国际人权法执行体系中国内法优越于国际法 如果说建立在自然法法理学基础上的国际人权决定了人权公约不具有直接的法律约束力，各缔约国的义务是任意性的，人权国际法在理论上无法以法律的名义撼动国内法的话，国际人权法文本则在诸多条款明确规定了国内法优于国际法，或国内法在特定的领域可以超越国际法。 1、国际法明文规定国家负有保护人权主要责任。《人权宣言》的序言指出，实现《宣言》宣布的共同人权标准，“需要通过国家和国际的渐进措施，……努力通过教诲和教育促进对权利和自由的尊重 。”国家与国际都需采取渐进措施时，哪一个更重要呢？《曼谷宣言》进而指出：“国家负有主要责任，通过适当基础设施和机制来促进和保护人权，并认为必须主要通过这种机制和程序来寻求和给予补救。《突尼斯宣言》也指出， ”实施和促进人权的职责主要在于各国政府。“《美洲人权公约》序言载明，缔约的目的是”以公约的形式来加强或补充美洲国家国内法提供的保护“。《个人团体和社会机构在促进和保护普遍公认的人权和基本自由方面的权利和义务宣言》同样规定各国在促进和保护人权方面”负有首要责任与义务。“因此，人权的国内保护机制和程序是首要的、行之有效的，人权的国际保护机制和程序是第二位的，是对国内保护机制和程序的补充。 2、人权公约执行体系中，国家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超越国际法。按照《维也纳条约法公约》，各缔约国有权对某些条约内容提出保留，被缔约国声明保留的公约内容不得对缔约国产生任何法律上的影响。因此各国在签署、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两个人权公约时往往根据自己的需要对某些内容提出保留或解释性声明。这些保留与声明大至有三种类型，但保留比较多的一种类型就是：公约的内容与保留国的法律相抵触。当缔约国的法律的内容与国际公约相冲突，而本国既不愿修改本国法律，也不愿将自己置于公约之外时，保留条款为国内法提供了便利。所谓各自的需要无外乎是各国根据自己的政治制度、文化差异和经济条件，将国际人权法中触及到国家根本利益的那一部分制约解除。可见，国家对人权公约某些条款拥有保留权，实际上就是规定了国内法对国际法的优越权。 3、国际机构干预国内法行动的有一定的尺度与限度。按照《联合国宪章》设立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根据联合国主持制定的有关人权条约设立的专门性人权机构以及根据联合国有关决议设立的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其权能都是有限的。其一，根据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只有在缔约国承认人权委员会的权力时，该委员会才能行使它的管辖权。其二，个人在申诉国家的侵害时，其申诉程序受到严格的控制。人权受到侵犯的个人，无论是本国人还是外国人，应当首先在其本国或当地国家寻求补救，只有用尽当地救济未果者才可寻求外交保护或国际保护。即使如此，国际人权事务委员会也是将有关申诉资料回给于有关国家，最终补救实施者还是国家。其三，人权事务委员会接受和审议一缔约国对另一缔约国不履行公约义务的指控的职权也是任择性的，并且委员会也只有在议定有关事项已按照普遍公认的国际法原则求助于和用尽了现有的国内救济办法后方能受理。 欧洲、美洲都设立了人权委员会和人权法院，但这些机构也同样受到管辖权等程序上的限制，当事国赋予他们的权力也是有限的。即使是欧洲人权的当事国发生了侵犯人权的事件，欧洲人权法院在受理起诉后也只能作出原则性判决，而有关国家如何处理具体问题和如何补偿当事人，则属于有关国家的内部管辖事项。从1953年《欧洲人权公约》生效到1990年近40年的时间里，欧洲人权委员会所收到的来自缔约国的指控案件仅为18件，其中受到指控的缔约国只有4个，如此之少的原因，一方面有审理时间过长的考虑，更多的则在于各国对国际政治关系的考虑远远多于人权问题的考虑。相比之下，个人申诉的案件具有相当的份量。据统计，截止1989 年12月31日，到欧洲人权委员会秘书处登记的个人申诉案件有 15911项，但由于严格的条件限制，欧洲人权委员会实际宣布受理的案件只有670项，占总数的 4.2%.种种迹象表明：国际人权审判举步维艰。 总之，在国际人权法领域，“不仅几乎所有国家都不承认国际条约优越于本国宪法，而且相当多的国家甚至认为国内法优越于或等同于国际法”。 三、人权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的复杂性与发展趋势 人权自然法意义上国际法对国内法效力的缺失，人权执行体系中国内法优于国际法，都与国家主权原则相一致，符合《联合国宪章》主权平等、各国互相承认和尊重对方的主权、不干涉对方的内政等原则，体现了主权的权威性与绝对性。这样说并不表明国际法对国内法失去了任何意义上约束力，尤其是 在现实的国际政治关系框架内国际法与国内法在人权保护上实际存在着相当复杂的关系。一方面，国际法的法律效力是相对的，不能违背联合国基本原则而用强制的手段对国家内部人权状况指手划脚，因为国内法上的人权说到底是一个的内政问题，并和它的主权相关，只有在有关国家成为缔约国之后，国际法才能通过国内法而对人权的保护起作用。此种情况下，国际人权法无疑可以在人权保护的深度与广度上作为国内人权的价值引导、规则与标准，但却不能作为国内人权保护必然的当下实现的法律规范。另一方面，国内人权法需要国际人权法的监督与制约。就专制国家而言，其国内法不具有道德的合理性和法律上的正当性，国际法可以通过干涉和制裁的方式，有效地遏制专制国家对人权的践踏迫使它保障人权并逐步向民主化过度。在人民主权的国家，一般来说，国内法具有道德基础和合法性，理论上讲，它是以保障人权为职责的。国际法的监督作用在此则可以使之更趋完善。但是无论是专制国家或民主国家，国家本质上仍然是人权的异化。因此，限制国家权力的首要目的就是保障个人的自由不受国家的任意侵犯。 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复杂性的又一个表现在：国内法与国家的主权相关。就人权而言，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在某种条件下就转变成了人权与主权的关系问题。如果坚持国际法大于国内法效力、坚持人权大于主权，将有违国际法主权高于一切的基本原则，并打破联合国宪章所营造的国际关系准则，会对国际秩序带来强烈的冲击。这在现实中会出现两种截然相反的结果：一者，国际社会对严重违反人权或由于内战、动乱等缘故而出现人权受到严重侵害的国家实施制裁 （包括经济的和军事的）和国际救济。如联合国对南非种族隔离的制裁，1992年联合国授权美军到饱受内战和饥荒蹂躏的索马里救助饥民，1994年授权法军到发生了五十万人被屠杀的卢旺达设立安全区等，这种出于人道主义的正义干涉有效地阻止人权的恶化。另一种结果是，强权国家可以借维护人权对别国内政进行粗暴的干涉，如北约对南斯拉夫的轰炸。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属下的防止歧视及保护少数小组委员会在1991年通过一个关于西藏问题的决议等。 这里还涉及到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人权的双重标准问题。一个国家可以因自身的利益对自己国家与别的国家采取不同的人权标准，或者是对两个不同的国家采取不同的标准对待。如美国不能容忍南斯拉夫塞族对阿族人权的践踏，却对以色列对巴基斯坦人的大肆屠杀处之安然。这说明国际政治与经济的实际利益仍然是潜伏在国际法领域的重要的杠杆。 坚持主权大于人权，一般是发展中国家维护国家主权的最后一道道义上的盾牌。但主权绝对原则则可能导致对国内人权状况的忽视。 由此看来，人权可以抵制国家主权的滥用，主权可以限制以人权为借口的霸权，而受联合国授权的国际干预，或者正义的 “人道主义干预”又可以给人权提供国际性的保护以免遭 主权的侵夺。问题是如何区分何者正义的，何者是非正义的，以及正确把握其间的界限。 国际法的基础来源于国际社会，国际间经济关系的变化是国际公法变化与发展的现实依据。经济全球化必然带来国际法制的逐步一体化。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三大国际经济组织形成了国际经济秩序法，国际间贸易、投资、金融等微观国际经济交往法改变了以往国际关系主要是政治外交关系的传统。国际间经济交往的日益频繁，国家经济间的越来越重的互相依赖性，使得国际间的经济制裁成为敦促国家保障人权一个可行的也是最有效的手段。在目前以色列侵占巴基斯坦、严重违反 国际人权法的状况下，欧盟动议中止其与以色列的一切经贸往来，无疑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国际政治在国际法中起着的杠杆作用。独立的主权国家是国际法得以存在的政治条件。国际公法是调节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的法律。没有了主权国家，国际公法也就无需存在。但是随着人类对自身权利的越来越多的认识，人的理性程度的越来越高，人的主体性在众多关系中日益突出，人们越来越形成一种共识，即任何国家、组织不得以维护集体之名誉而损害人的自然权利，主权的相对价值日益明显，而个人作为国际法主体的思潮正在兴起。事实是，当人权公约中规定了个人可以超越国家直接向国际社会提出申诉这一权利时，已在表明一种姿态：作为人类，必遵守一个共同的规则，这就是人类普遍的规则，也是自然法则。在人权这一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有着特殊关系的国际法领域，国际法的效力正凸现它的自然正义的理论意义。因此，不管争论的结果如何，在现实国际关系中，国际人权法对国内法的制约性因素正在增多，制约的力量也在增强。这也是国内人权保护逐步向国际人权法所描绘的人权的理想境界发展与完善的过程。 参考文献： 卢梭 . 社会契约论[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42。 夏勇 . 人权概念的起源[M].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220。 周辅成 . 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上卷） [Z] .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582。 米尔恩 . 人的权利与人的多样性—— 人权哲学 （ 1 ）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2-3.124-171。 韩大元，王世涛 . “两个人权公约”与我国人权宪政体制的整合[J]. 法律科学，2001.。 赵建文 . 国际人权法的基石[J]. 法学研究，1999.。 白桂梅 . 国际法上的人权[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107。 龚刃韧 . 关于人权与国际法若干问题的初步思考[J].中外法学，1997.（5）。 夏清瑕

人际关系论文篇3

教师与学生之间，存在紧张的人际关系无外乎有以下几个典型的原因：

1.1学生自身存在的问题一方面，是学生性格的偏差。家庭对孩子过分疼爱，使他们容易以自我为中心；封闭式的住房、日趋生疏的人际关系又使他们内心世界封闭，不易接受别人。这样的学生性格既固执又脆弱，稍微有一点冲突便容易激化。另一方面，学生存在厌学情绪。由于学习基础差，学习跟不上，常遭挫折，产生厌学情绪；有的学生，由于成绩不理想，自尊心得不到满足，于是以抵触乃至抵抗行为来引人注意等等。

1.2教师自身存在的问题不能否认，教师自身讲课精彩程度不够，教学方法单一，不能持续地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是一个重要的原因；面对不懂事的甚至是不懂道理的学生，教师常常产生激怒的情绪，严厉惩处，简单或者缺乏艺术性的处理方式是学生厌恶老师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坦白地讲，还是爱的程度不够、情绪的自我调节能力不强造成的。

1.3外部环境的影响问题师生之间的紧张关系，看起来矛盾的双方涉及的只是教师和学生，但是真的仅此而已吗？在一个没有浓郁的尊师爱教的氛围里，单靠制度去强硬地实施管理行为，其效果是难以保证的。更何况教学不是制造业，教学除了标准化要求外，更多的是需要教师带着激情的创造性的劳动和爱的无私付出。能想象一个经常性受批评、指责的人，会有一个健康阳光的心理？又怎能要求他们将微笑与爱心发自肺腑自然地流出呢？

2疏缓师生之间人际关系的建议

教师与学生之间，实际上不存在实质性的利益冲突，所以他们之间的紧张关系并非不可调和，通过适当的方法还是可以疏缓乃至达到和谐。

2.1创建和谐的校园文化为学生和教师创造和谐的人文环境，使校园成为师生身心愉悦、情感陶冶的幸福乐园，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能够充分体现学校个性魅力和办学特色的校园文化。在这样一个健康文明、积极向上、开拓创新、团结合作的氛围里，师生员工相互关心、相互尊重，自然而然地达到感染人、熏陶和塑造人的良性循环的教学目的。

2.2以爱为本，对学生多一点尊重、信任和欣赏爱心是和谐师生关系的基础。古人云：“亲其师信其道。”而信其道才能好其道乃至行其道。“亲师”，指良好的师生关系，是学生接受老师教育的前提，只有拥有这个前提，教师才享有威信，才能使学生乐于接受你的教育。充分尊重学生，对于他们的行为给予一定的理解与宽容。当然，教师的爱决不是让学生放任自流，一味迁就，而是爱中有严，严而有度。被人欣赏无疑是一种幸福，是一种被点燃的信任；欣赏别人更是一种境界和美德，是一种沙里淘金、发现绿洲的快乐。教师带着欣赏的眼光和积极的心态投身于教学活动，教师真诚的期待不仅能诱发学生积极向上的激情，而且深刻地影响着学生智力和个性的发展。

2.3以人为本，对教师实行柔性管理提高教师的工作的能动性，减少由于某些管理制度实施不当带来消极的负面影响，对教师实行柔性管理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柔性管理”的最大特点，在于它的非强制性。它是依靠组织的共同价值观和文化氛围进行的一种人格化管理，从内心深处来激发每个教师工作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学校实行“柔性管理”并不意味摒弃“刚性的制度管理”。对于可以量化的行为实行“刚性管理”，可以取得良好的管理成效，诸如课时量计算等，然而学校毕竟不同于流水线的工厂，可以量化的是教师的职业行为，而我们难以量化的则是教师的教育成效。

学校这一知识密集，文化丰富的小社会中，每个成员对于精神理念、尊重理解、人格关爱等情感上的需求更为强烈。通过对教师更多一些精神的引领，在教师的内心产生一种潜在的说服力，从而把学校精神、校园文化变为教师自觉行为。也就是说，教师必须要形成一种“愿景”。这种“愿景”，它能够从灵魂深处激发每个教师内在潜力、主动性和创造精神，使教师能真正做到心情舒畅、各尽所能地为学校教育教学以及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人际关系论文篇4

这种关系不仅表现在道德上——是否承认老年人曾经对社会的贡献，当他们年老时，怎么去评价他们的社会地位；但是也更加突出的表现在社会利益上——资源和机会该如何实现代际转移，权利和义务该怎么均衡，公共资源该如何分配等。在社会阶层分化加剧和社会利益结构重新构造的转型社会背景下，当公共资源分配不合理甚至存在倾斜的时候，当基础性的社会制度安排、社会政策和公共服务体系尚未真正完善的时候，当优良的传统社会道德被忘记的时候，老年人问题就已经植根其中了。

二、代际关系新走向

在上述社会背景下，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同时，代际关系也必然会发生显著地变化。我国传统的代际关系是基于孝道伦理的关系状态，而在社会转型期，中国的社会代际关系将呈现出新的走向，代际关系中的资源流转出现了新的变化。

1.“貌分而实不离”的代际趋向

近年来，随着社会现代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的逐渐提高，人们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生活方式等方面都随之发生变化，导致家庭模式变化显著，逐步从“蜂巢式”向“鸟巢式”转化。老年人选择独立居住的倾向要强于选择与子女或后代居住的倾向，说明目前老年人愿意独立居住的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普遍性。大量事实证明，分开居住而彼此仍然互相关照的形式既有助于维护我国尊老爱幼的伦理传统，又适应两代人各自的需求，并保持着和谐的代际关系。

2.代际关系的重心下移

近年来，出现了关注下一代甚于关注上一代的代际关系重心下移的现象，即表现为尊老不足而爱幼有余。在现实生活中具体表现为：对老人人格的不尊重、是对老年人基本权利的不尊重、是对老人精神、情感需求的不尊重。“隔代亲”现象在当今中国家庭生活中表现的极为明显。这一转变的积极意义在于：消解了传统的封建家长制，使当今家庭关系更加民主和谐融洽。而这一转变的消极作用在于：在不少家庭中出现了爱幼不敬老的倾向，引发代际冲突，亲子关系疏远和孝亲观念的淡化。

三、建立正向的代际关系

一个事物的和谐恰似一首美曲，既要悠扬万里，又会混沌起伏。代际关系的和谐是要通过代际关系的梳理跨越代沟，弱化代沟的消极影响，使其走向积极发展的道路。从家庭来讲，在改善代际关系方面，首先要尊重父母。孝顺的子女会改善原有的代际关系，并在一个更平等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新的代际关系。帮助父母与社会保持接触，多与父母交谈，照顾并鼓励父母。子女多学习关于老年的知识，理解老年父母的感受。当父母的建立状况下降，需要更多支持的时候，仍然可以尝试改善与成年子女的关系。从而在家庭中建立互相依靠、彼此需要的代际关系。从社会来讲，更需要依靠政府手段来促进代际关系的正向发展。完善老年人的社会保障制度、医疗体系，建立适合社会发展的社会体系。

人际关系论文篇5

【关键词】　英国学派;建构主义;比较分析

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国际关系理论新一轮的论争中，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出现了社会学的转向，以芝加哥大学教授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Wendt)为代表的主流建构主义异军突起，成为与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三足鼎立的理论范式。①当人们仔细探究建构主义的理论，或者说这些建构主义学者在阐述他们的思想缘起时，几乎不自觉地把建构主义与英国学派尤其是布尔的思想联系起来，有些建构主义学者甚至声称布尔应该是他们时代之前的建构主义学者。蒂莫西·邓恩(TimothyDunne)指出英国学派是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先驱。②温特在对国际关系理论定位的图谱中，明确把英国学派和自己创立的“关于国际体系的建构主义理论”都划归到整体主义和理念主义的象限内，而且在他看来位于这个位置的理论可以统称为“建构主义”。③那么，英国学派与温特创建的温和建构主义到底存在怎样的关系?是简单的历史继承，还是有所发展，本文拟对此做一比较分析。

一　英国学派与建构主义的一致性

1.本体论上的“理念主义”与“弱式物质主义”

首先，英国学派与建构主义在本体论上都认为国际社会的本质是观念而非物质的。英国学派认为，国际政治的本质结构是观念的，这从英国学派对其核心概念“国际社会”(或国家的体系)的界定中可以看出。英国学派最早提出“国际社会”概念的曼宁教授认为，国际社会不是一种经验的存在物，而是一种观念的实体。④怀特使用的是“国家的体系”概念，他强调国家之间有可能因为共同的文化纽带而彼此承认，并认同于它们所组成的整体，这与美国学者用的“国际体系论”———强调机械互动论，属于纯粹的物质层次而忽略了文化因素不同。⑤布尔的“国际社会”概念对前两者有继承、借鉴，同时也有具体修正。布尔认为，“如果一群国家意识到它们具有共同利益和价值观念，从而组成一个社会，也就是说，这些国家认为它们之间的关系受到一套共同规则的制约，而且它们一起构建共同制度，那么国家社会(或国际社会)就出现了。”①从这里可以看出，共同利益的认同，共同国际规则的认同以及行之有效的国际制度构成了国际社会的核心。这些规则、认同与制度本身是观念性的形态，构成了英国学派明显的理念主义本体论。以温特为代表的主流建构主义同样也坚持理念主义本体论。建构主义否定了纯粹的物质主义，重视共有观念的作用。温特承认物质性因素的客观存在，但强调客观性的物质因素只有通过行为体的共有观念才能产生影响行为的意义，才具有实质内容。建构主义的理念主义本体论集中体现在温特对国际体系结构的定义中。温特批判了新现实主义关于国际体系结构是物质能力分配的定义，提出国际体系结构最根本的因素是观念的分配，即共有知识或共有文化，共有知识是指在一个特定的社会环境中行为体共同具有的理解和期望。温特由此进一步把国际体系结构概化为国际政治文化。②

尽管二者使用的概念有差异，英国学派的核心概念是“国际社会”，温特的建构主义强调的是“国际政治文化”，但都揭示了国际政治的本质是观念的，本体论上的理念主义是他们的共同点。

其次，温特尽管一再声称任何建构主义都应该坚持理念主义本体论，但实际上他并没有成为一个激进的理念主义者，因为他相信存在某些物质性因素限制了国家和国际层面上的社会现象。根据温特的观点，这些限制主要来源是人性，这也就是温特提出的“弱式物质主义”的人性理论。温特认为人类存在五种基本的物质需要:生理需要、本体需要、社会交往需要(soci ation)、自我尊重需要以及超越需要。③温特的思想非常接近哈特(H.L.A.Hart)的“自然法的最小内容”思想，而后者成为布尔在《无政府社会》中阐述的世界政治理论的基础。④对于布尔来说，人类社会都是通过其规范，以满足最低程度的基本需要。这些需要包括个人的物质生存和稳定的社会关系，特别是财产权稳定以及遵守承诺。即使温特的第四、第五需要(自尊和超越)超越了哈特和布尔的“最小关心”，二者的相似性也还是明显的。他们的社会理论都是建立在自下而上的关于人性的前提假设之上。在国家层次上，温特提出了生存、独立、经济财富以及集体自尊是客观的国家利益，这些利益限制了一个国家对外政策行为。⑤相应的，布尔也认为，从任何特定国家观点来看，它都希望通过参与国际社会获得其对外独立权威的承认，特别是对其居民和领土的管辖。⑥

2.行为主体上的国家中心论

布尔的无政府社会实际上是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国家社会或国际社会，国家社会也是英国学派的核心概念和重要分析单位。根据布尔的观点，国际关系存在的前提是国家的存在，现代国家起始于欧洲，是拥有政府、主权以及具有一定数量人口的独立政治共同体，不同于历史上的其他独立政治共同体。现代国家不管存在什么样的分歧，它们都被团结在一种信念之下，即认为它们是世界政治中的主要行为体和权利与义务的主要承受者。⑦布尔的观点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英国学派在这一问题上的论点。温特创建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也坚持“国家中心论”。温特认为，“国家是一种政治权威结构，具有合法使用有组织的暴力的垄断权，因此，要考虑国际政治中控制暴力的时候，最终要控制的正是国家……国家是研究全球范围内控制暴力的首要分析单位。”⑧由于国家对有组织暴力合法控制的独特功能，温特最后得出，“国家是最主要的中介体，通过这个中介体，其他行为体对于控制暴力的影响得以输入世界体系。”⑨另外，从理论创建的角度看，由于温特是要发展一套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而不是全球体系的社会学，因此对于他来说不可避免地要把国家作为主要行为体。

总之，温特和英国学派都相信人类社会按照国家划分是有益的，他们面临的共同问题是:怎样提高国家间和平的预期、怎样合法使用有组织暴力以及在无政府状态下如何共存?

3.结构———能动者关系

温特的主流建构主义的核心观点是，国家是由国际社会建构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的存在完全取决于国际社会的建构，温特本人也承认国家存在国内社会的建构。温特理论的真正含义是，国家的某些特征是由现存国际体系的某些特征建构的。特别是，国家是否承认相对于对方自己是敌人、对手和朋友，是由他们生活在其中的不同的无政府文化建构的。相对来说，英国学派的学者在强调国际社会的制度的弹性(resilient)程度足够大，以致可以使新的国家社会化时，也注意到国际社会对国家的影响。①

如上所述，英国学派理解的国际社会是由国家组成的社会，主要关注的是国际社会对国家属性和国家行为的影响。因此，英国学派就其本体论取向看，“他们明确拥护整体论，把影响国家行为和国家属性的‘国际社会’置于研究的中心地位”。②布尔强调国际规范不仅可以在国际政治中产生约束作用，而且可以产生构成作用。对布尔来说，“国际制度———从国际法到权力平衡———的首要角色就是认同和维护国家作为国际舞台上的合法行为体，并强调国际社会作为世界政治的最高层次的规范性原则”。③从布尔的研究路径也可看出国际社会学派的整体论取向。温特的建构主义在本体论上具有明显整体论特征。在温特构建的国际政治社会理论中，他接受了现实主义的假定，承认国家是国际关系的主导行为体，国际体系结构，或者说国际体系文化不仅可以制约国家的行为，而且可以建构国家的身份和利益，其主要工作议程是研究体系层次上的国际政治文化对单位层次上国家的建构作用，体现了建构主义的整体论观。④

二　建构主义与英国学派的分歧

对建构主义和英国学派，目前的研究更多地强调二者的一致性一面，对两者的分歧相对没有引起更多关注。笔者认为，英国学派与建构主义的分歧至少在以下几方面可以值得关注。

1.价值取向上:欧洲中心主义与价值中立

英国学派具有明显的价值取向，而建构主义基本上保持价值中立。英国学派的基本价值涉及诸如秩序———社会秩序、国际秩序和世界秩序、正义———交换正义和分配正义、国家主权和人类的权利等等。尽管有些价值由于已经内化为国际社会共有知识，如主权原则，今天已经难以辨认出其价值取向，但仍然摆脱不了其西方中心论和民主自由的价值观。玛莎·费丽莫认为，英国学派的国际社会内容来自于西欧民主制度的自由原则，伴随着西方的扩张，这些原则逐渐国际化。⑤中国学者王逸舟也认为，英国学派比西方国际政治学内的任何其他学派都明确凸现了“欧洲中心主义”或“白人中心主义”的思想色彩。哈里·哈丁教授认为，“就其源头，欧洲各国组成的‘社会’，是一种(西方的)基督教君主制成员的俱乐部，它最早出现的形态是针对穆斯林的、‘异教徒’土耳其的”。巴瑞·布赞也指出:“今天的国际社会实际上是个‘混血儿’。它部分产生于文化同质的国际社会，这种社会是由现代欧洲发展、在其全盛时期向外扩张形成的;它还部分反映出同一体系下的不同文化在高度的互动过程中相互碰撞的功能性过程。”⑥

与英国学派相比，建构主义的价值取向不明显，基本保持价值中立。温特的国际政治社会理论尽管把国际政治文化概化为霍布斯、洛克和康德文化，但这些文化的区分基本上不是从意识形态、宗教或者西方与非西方的关系出发的，而是从行为体主要是国家之间的角色身份出发进行划分的，即相互视为敌人的霍布斯文化、相互视为对手的洛克文化、相互视为朋友的康德文化。国际政治文化的演进是从霍布斯文化到洛克文化再到康德文化，目前国际社会主流政治文化是洛克文化。如前所述，这些不同类型的政治文化是国家在互动过程中造就的，关键取决于国家之间的互动行为，与国家的类型、属性、尤其是价值观没有必然联系。建构主义国际政治文化的核心是观念分配、是共有知识，而不是观念和知识本身。这里明显体现了建构主义价值中立的思想。

2.研究方法上:古典方法与科学方法

布尔认为国际理论是一种古典方法(classical)的运用，而温特的国际政治社会理论运用的是科学方法。布尔把“古典”方法概括为“起源于哲学、历史和法律，具有明显依靠运用判断的特征”。①在国际关系传统主义和行为主义的争论中，布尔明显站在传统主义的一边。他拒绝承认国际关系理论是一门价值中立的、可以运用一些模式和假定进行检验的科学，反对实证主义的科学方法论。而温特在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时，坚持科学实在论的原则，强调可以建立严格的科学研究议程，提出能够证伪的科学假设，获得关于国际政治现象的客观知识。

作为古典方法的具体应用，历史分析方法是英国学派的特色。布尔对历史的关注构成了他国际社会独特性观念的一部分。除了特殊例外，详细的历史分析并非当代建构主义学派的主要方面。而布尔认为国际社会必须进行历史研究。如果国家和其他行为者的身份和利益是通过历史互动过程构成的，那么就可以通过持续的、详细的历史研究来说明。

布尔也承认抽象的分析方法的重要性，但无论怎样抽象，国际关系都必须置于特定的文化和历史背景下，正是这样的文化和历史塑造了某一特定时期的社会意识、共同价值观和共同的目标观念。②根据阿尔德森和胡塞尔的观点，布尔强调国际政治古典理论重要性的原因在于，抽象的理论分析，无论是规范的还是经验的，都不能脱离它赖以产生的历史环境，“历史研究是理论研究的同伴，不仅因为它提供经验概括需要检验的案例，而且理论本身也有历史，理解理论家的历史位置，对于对它的批评很重要。”③布尔对国际社会的历史观反映了他的以下意识:当代问题并非孤立的，目前的国际体系诞生于欧洲的国家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涉及战争与和平问题、无政府和共同体问题、法律和道德问题。

温特创立的建构主义理论运用的是科学方法。温特在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时，坚持科学实在论的原则，强调可以建立严格的科学研究议程，提出能够证伪的科学假设，获得关于国际政治现象的客观知识。尽管温特本人在建立理论体系时并没有进行大量的实证分析，但他坚持科学研究是可行的。如果说温特的温和建构主义是从“反思主义”阵营里“脱颖而出”的，那么在很大程度上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超越于反思学派，认为人本身可以和认识自然界一样，认识人处于其中的社会世界，和认识自然界一样，科学的方法同样也可以有助于人类社会解释、预测社会世界的发展规律。对于国际政治理论工作来说，就是认识国际体系发生、演变规律以及在国际体系中的国家的行为规则。

正是坚持了这样的认识论、方法论原则，温特建构了自己的不同于肯尼思·沃尔兹新现实主义的理论体系，即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他把无政府状态概化为由国际社会主要国家之间观念分配构成的国际政治文化，把单一性的国家作为分析范畴，通过大量理论演绎，主要是社会学方法的借鉴，得出的结论是国际政治文化建构了国家的身份和利益，而根据国家身份和利益确定的国家政策行为又可以建构无政府的国际政治文化，并且推动国际政治文化在体系层面的演变。在温特的理论体系里，几个关键变量———体系层次的国际政治文化、单位层次的国家身份、利益、政策是清楚的，它们之间的关系也是明确的，体现了科学方法的明显特征。当然，在温特的理论分析中，历史分析方法基本缺失。

由于对历史方法的偏好，英国学派学者对他们研究主题的历史领域方面非常有兴趣，并且积累了大量的关于国际体系的结构、功能和演化的各种知识。这与温特关于国际政治文化演变的非历史理论形成鲜明对照。例如，他们并不进行类似于温特所做的国家之间从无政府状态下第一次遭遇的情形开始进行理论的实验，相反，他们更注意考察在西方基督教传统下的现代国家体系的历史起源，同时也注意不同于现代国家体系的其他国家体系的特征。布尔在讨论现代国家体系中国际法的地位就是一个好的例证。④另一个案例是，所有国家体系，包括在欧洲起源的现代国家体系，国家之间的权力分配存在巨大的不平等性，布尔在对国际秩序进行理论化研究时就注意到这点。但是，温特在讨论霍布斯文化的敌人、洛克文化的对手以及康德文化下的朋友时，忽略了这点。他认为国家之间的互动，按照“符号互动论”的逻辑，好像双方在权力上完全平等，好像不平等的权力分配不会影响国际体系的演化过程。而在这方面，英国学派的亚当·沃森就非常关注权力的不平等性。他通过考察大量历史材料，竭力得出国家体系演化的结论。①

3.国际体系的演变:从合作如何成为可能到如何解释合作

温特在其《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七章讨论了国家之间如何进行合作导致了集体身份的形成，从而导致国际体系从霍布斯文化到洛克文化、康德文化的演进。温特提出了四个主变量作为集体身份形成的机制:相互依存、共同命运、同质性和自我约束。但在英国学派的著作中，我们并没有发现比较系统的理论努力研究国际体系的政治文化演变，苏格拉米(HidemiSuganami)提出了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对于温特来说，国际政治文化的演变是个重要问题，因为他的初始假定“在无政府状态下国家间第一次遇到必将导致霍布斯文化产生”，然后必须解释国际体系在很大程度上享有洛克文化并且包含有康德文化的影子。因此，“在无政府状态下合作怎样才是可能”成为温特的重要问题。但是，无政府状态下合作的可能性并不是英国学派学者的问题，因为他们的假定是:即使在无政府状态下，国家间也存在相当大程度的合作。②他们的目标在于怎样解释这一现象。③二者差异的背后实际上隐含了英美学者对无政府状态本质认知的差异。美国学者多数认为，无政府状态是混乱的根源，是灾难、无序的祸首;但在英国学派看来，缺少政府的无政府状态并不一定意味着无序或者混乱。因此，英国学派的学者并不热衷于研究在无政府状态下的合作如何开始的问题。

第二，英国学派尽管承认合作是无政府状态下国家间关系的特征，但他们似乎更关心如何保持现有体系的稳定性，特别是他们更热衷于讨论在威斯特伐利亚制度框架下保持秩序的程度，而不是把现有的体系向更高层次的秩序和正义推进。洛克文化向霍布斯文化倒退似乎比洛克文化向康德文化演化更能够引起英国学派的注意。④

第三，英国学派总体上趋向于对特定地区国家关系的演变不感兴趣。但是，正如温特承认的，康德文化正在或者说有可能出现在某些核心国家，而不是在全球。由于英国学派更关心的是结构、功能和作为整体的国际社会的历史，而不是其分支，因此，他们不注意洛克文化到康德文化的转变也就不难理解了———因为这不是全球，而是局部的现象。

4.对权力和均势原则的不同态度

建构主义认为国际结构主要是观念结构，物质性权力只有通过观念才具有意义。英国学派包含了理念主义的本体论，但同时权力和权力政治也构成了布尔理论的核心。这也构成了布尔理论的内在紧张和矛盾性一面:物质性权力和共有的观念同时在布尔理论中得到强调。特别难以费解的是，布尔把均势和战争作为其确保国际规则运行的国际制度的一部分，带有明显的现实主义色彩。布尔尤其反对集体安全的理论与实践，认为集体安全与均势原则相抵触。这与建构主义提出的康德文化中存在的集体安全制度明显不同。

通过以上的比较认为，建构主义是英国学派在美国国际关系理论中的逻辑发展。建构主义是在美国冷战后国际关系理论的论争中成长起来的，特别是在理性主义与反思主义的争论中脱颖而出，英国学派的理论营养的确为建构主义所吸取，而正是建构主义在美国的崛起使英国学派焕发出新的活力。

从知识再生产角度看，二战后国际关系理论的阵地转移到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很大程度取决于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学派争论，欧洲的或世界其他地区的国际关系理论对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贡献”不明显，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呈现明显的“美国化”倾向。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与英国学派这样的继承与改造、发展的关系，或许意味着欧洲古典的、强调历史、哲学和社会学方法的国际关系理论与美国科学的、强调实证研究的国际关系理论开始了某种融合。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论争开始走出美国学界，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真正成为“西方的”而非“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

人际关系论文篇6

作为一名从事国际关系专业教学与研究的教师，时常遇到这样的问题：国际关系理论为什么要把国家拟人化，为什么国际关系理论几乎无所不包，但又似乎没有独立的学科“人格”？例如它借鉴了经济学等学科，可是它所借鉴的任何一个学科的内涵与外延都比它自身大。如果是这样，国际关系专业的本科生无法熟练掌握经济学、政治学等国际关系研究所借鉴的学科方法，而只能是学习着“东拼西凑”来的方法与工具，一直在各个学科的边缘“行走”和摸索，甚至无法发起像样的挑战。如果国际关系学界的“学霸”们，包括秦亚青、王逸舟、阎学通、倪世雄、唐世平等著名学者也并非是国际关系专业科班出身[1]，那么作为本科的国际关系教育，如何能够突破瓶颈，在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能够与一流的经济学家对话，在现实主义领域与一流的政治学家对话，在建构主义领域与一流的心理学和教育学家对话，事关运用这些国际关系理论如何从它所借鉴“本源”以及如何准确使用它所借鉴的方法，并非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问题。国际关系理论要发展，首先要建立在对该理论熟悉的基础上，然后才能够进行“批判”进而用新的理论来补充完善，但是如果学习者对该理论所借鉴的“母学科”了解不多，是谈不上挑战以及真正发展的。

从1919年设置英国国际事务研究所以来，国际关系学科虽历经近一个世纪的发展，但始终没有形成独立的方法体系，而是以学派为界限，“每个学派都形成了相对完整和独立的方法论体系”[2]。可以说，西方国际关系每个成熟的理论学派几乎都形成了相对独立的方法论体系，但就整个学科而言却缺乏明确的学科标识符号以将之与其他学科明确区分开来。建构主义的代表人物温特在《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中依据理论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等方面对国际关系理论诸流派进行了明确的分类。然而，国际关系作为一门学科，却是不断引入其他学科的视角而建构的理论。如现实主义的权力-利益概念与政治学、自由制度主义与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建构主义与文化，国际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国际政治心理学与心理学，无不与其他的学科有着密切的关系。

二战结束后，特别是“近二十年来西方国际关系领域的重大理论突破无不借助于方法论的创新与发展”[3]使得国际关系学科借鉴其他学科的方法取得了快速的发展，例如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Waltz）借鉴微观经济学中的结构概念创立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后，结构主义一直成为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建构的方法论基础，而建构主义则“以整体主义为方法论基础，以理念主义为本体论基础，以科学实在论为认识论基础”[4]。而这是该学科发展的标志，但是对于经济学、历史学等传统学科而言，外部学科方法的引入是辅助性的，无损于本学科的主导方法。但是国际关系学科本身却没有核心的主导性学科方法，冷战前常用的传统方法实质与历史学更为接近。在国际关系理论中，每个流派的方法都有差异。索伦森（G.Sorensen）做过一张方法论的图，来表示现有国际关系理论基本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定位，正如学者所言，“国际关系理论的方法论倾向是比较明显的。比如，行为主义理论显然更趋向实证主义方法论，而后现论则甚至超出了解释学的极端”[5]，而“理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一般采用经济学的个体主义方法论”[6]，尽管它与建构主义不全是对立关系，但显然建构主义“主要关注的还是社会化及其产物对于个体的构成作用，强调国际关系中的社会化与制度化”[7]。

这使得国际关系学科成为一个无所不包的篮子式学科，这个篮子以国家之间界限为边界，将各种水果收入篮中。一个成功的国际关系学生需要了解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心理学、军事学、文化学、地理学等方方面面的知识才能达到入门的层次，但是这些“母学科”每一个都比国际关系学科引入该学科之前的范围要大得多。由于精力、时间所限，国际关系专业学生不断从国际事务的角度了解其他学科，却无法系统掌握这些“母学科”的精髓：现实主义理论需要深谙政治学与军事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需要极其熟悉经济学与统计学等等。由于跨国事务的发展，国际关系不断扩大其范围，医学、气候、自然资源、海洋等非传统安全领域也不断被纳入该学科来进行考察。

这种国际关系研究内容的多元化一方面是国际关系学科繁荣的标志，但也是国际关系学科“非可替代性”的重要体现。我们可以发现，任何人文学科都可以建构“国际关系理论”。哲学涉及全球问题、法学涉及国际法、政治学涉及权力、经济学涉及IPE等等，诸如此类。因此有些学科尽管不直接称为国际关系，但其研究无不涉及国际关系。然而这些研究都不过在本学科中占据非常微小的一部分。以建构主义为例，它的主要领域是教育学和心理学。在一般性的概念性解释中，国际关系的建构主义甚至不被提及，足以说明它在其中其实是弱渺和不起眼的。

国际关系学科自身无所不包的特性恰恰说明它很难成为“自己”。在国际关系学科中很容易发现经济学、政治学等一系列人文学科的身影，却很难发现难以撼动的自己。这一点在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科设置中也有较强的体现：除了一些规模较大的大学外，相当多的学校将有国际关系专业设置在政治学与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管理学院、经济学院、历史学院等等。这种复杂的设置方法，反映了国际关系学科本身的矛盾性与交叉性。但是在美国本土，这样的矛盾基本不存在。由于外交事务在美国是突出的事务，因此外交与国际关系，和“美国国务院”的设置一样，主要是面向对外交往。而在中国这样的外交与国际事务尚未专业化的国家，或者国际关系专业经常处于为政治家主张“做诠释”的阶段，国际关系也无法遍地开花式地形成独立性。即便是国际关系的建构者，也带有话语霸权的特征，“美国不仅主导了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方法论、价值论，而且主导了其本体论、认识论，导致所谓国际关系理论的美国话语霸权现象”[8]。

国际关系学科也形成了主导范式与竞争范式并存的方法论格局。在西方的知识方法论体系中，实证主义（包括经验主义）和证伪主义两种方法论导向并存，国际关系理论也是这两种方法。但国际关系研究主导的仍然是实证。但是这在国际关系学科中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不仅多数的该专业学生无法直接接触外交、国际事务的实践，甚至从事一线教学研究的国际关系学者也无法从外交实践中直接获得第一手的经验和案例。他们从新闻、历史中获得案例以及所谓的验证，多数是“二手”的资料。由于国际关系专业直接培养的学生，无法在本科阶段就熟练掌握经济学等“母学科”，所以他们也不可能构成国际关系进入“母学科”形成的国际关系理论形成有效的批评，而只不过是在已有的国际关系理论“话语霸权”和“新发现”（这种发现既可能基于史料挖掘和现实政治发展，也可能是从外部领域刚刚进入国际关系研究视野）案例验证之间建立“修修补补”工作。

正如前文所述，在国际关系学者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大理论”或中层理论的研究者，一般都不是国际关系、国际政治或者国际事务专业的毕业生。语言专业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介绍到中国国内的过程中占尽了优势，在21世纪更加重视中小国家区域与国情研究的情况下，小语种的语言学科仍然占据新的优势地位。由于国际关系理论主要来自西方国家，而且主要以英美为主，导致英语成为国际关系专业的通行语言。然而，随着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崛起，中等国家以及大国的语言被重视。掌握这些国家的语言，能够获悉该国的第一手资料，因而也就能够占据先机。通过充分占有资料和国际关系专业通行语言（英语）所无法涉及的小语种资料领域，使得西方语言和理论指引下的主流国际关系研究反而被隔离在语言篱笆之外。“就方法论而言，人们对复杂的国际关系进行思考和探索时，主要依赖语言符号作为工具，在方法上包括对不同政治文本及话语的解读和诠释，并利用文字将研究的结果作为国际关系‘知识’固定下来”[9]。由于新的学科融合趋势加强，不仅语言类专业需要复合化培养，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国际事务专业也需要复合型培育模式。这是国际关系学科的复合性决定的。在本科或者研究生阶段，应给该专业学科配置“配偶式”学科，在学习国际关系专业的同时，自主深入学习一门感兴趣的主流人文学科，将“精读与泛读”结合起来。但是在现行的硕士研究生和本科阶段接轨的过程中，却存在着脱节的现象，例如本科生阶段的“泛读”教育，到了研究生阶段按照地区国别进行了“分领域”划分，而不是按照“母学科”的方式进行划分。在这种情况下，学习者也许能够掌握“建构完成”的国际关系理论，却很难从“母学科”本源上进行有效的测试与证伪。如果接受已经“建构完成”的体系是一种学习者的本分，而不是在遵循之中审视遵循，那么这种意识领域的“话语奴役”从根本上是阻碍国际关系发展的。

人际关系论文篇7

【关键词】 语言；国际关系；政治分析

近些年来，众多学者在研究国际关系学科的过程中，引入了语言学，这种学习现象为人们学习国际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事实上，语言在国际关系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与国际关系学科类似，许多社会领域在学习过程中将是一个科学的观点。一种新的角度相对哲学理论作为思想的来源，不主张用基本理论作为分析元素，而且还提出了自己的理论假说和科学论断。

一、语言视角的哲学基础

在人类哲学的发展历程中，语言作为一种学习工具，也成为了人们乐于研究的对象。在语言和使用过程中，中外哲学家提出了不同的观点，认为每个内容都有其自身的特点，差异和不同的重点，也有相同的地方，最重要的是这些思想为政治研究提出了国际关系的哲学基础。

中国的古人对语言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和探讨。“名实论”是有关语言、社会后果以及语言行动的话题。先秦时期的语言哲学认为，语言不仅仅是社会生活的一项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还是社会的行为存在着很密切的联系。语言不仅是作为一项交流的工具，而且也具有它自身所不可被替代的社会价值。举例说明，语言可以是社会矛盾和社会口角产生的根源。所以必须给予语言足够的重视。“言意论”讨论了语言和含义的关系。语言是否得体是中国古代语言准则的重要标准之一，包括内容得体，方式得体，除此之外还涉及到语言的表达和语境的关系问题。在儒家的“言Z观”说话的时机和内容，以及交谈对象的身分地位都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这就提示我们，说话应该是经过思考的，采用恰当的方式来表达思想。

语言不仅仅是表达思想和行为的工具，而且与个人的道德素质和国家的治国安邦有密切的关系。古代的哲学家对于语言的交流者的社会、品德、身份、语境关系都进行了深刻的研究，并且为当代的政治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启蒙。

相比来说，西方有关语言的哲学思想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但是事实上，直到20世纪才真正形成了具有实际意义的语言哲学。哲学家们发现，万物理论的出现都是源于语言的表达，社会世界甚至人类自身都会受到语言的限制和规定，这样的论述对后世的国际关系的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此外，马克思主义哲学观也关注语言所具有的社会价值。语言的存在和社会之间有非常密切的联系。马克思主义认为，语言不仅仅是一种交流工具，而且是一种社会现象。语言的表达反映了人们的现实生活。基于语言和现实的社会接触是非常接近的，所以无论是研究社会的任何方面，反映社会语言与研究都是不可分割的。相反，如果学习一门语言，对于用这种语言研究社会也很有必要，所有语言都是社会、历史、政治的发展。

二、基于语言的学术观点和政治主张

语言视角提出应该重视语言在国际关系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这一观点强调应该在分析世界的政治地位的时候，应该重点分析语言的作用以及影响，并且认为语言是构建人和社会行为的重要工具。从本体论的观点来看，国际关系是以物质的形式存在的，同时由大量的语言信息构成，但是同时又认为世界政治同时也是语言活动的产物。认识论方面，国际关系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对很多人来说，国际关系这种现实主要还是由于语言符号所构建起来的，这种认识也是主要由语言途径获得。对于方法论来说，当面对复杂的国际关系，应该依赖语言作为思考的工具，通过对不同的政治文本和话语进行解读，并且通过文字的形式将自己的研究发现作为研究结果记录下来。从价值论的观点来看，所有的语言活动都是社会活动的产物，所以国际关系中那些被构建起来的社会现实也在不断随着时间的发展不断更新和重建。

国际关系并不是独立于人类的实践活动之外的体系，而是社会发展和国家交流到一定阶段的社会产物。语言的作用不仅是反映和记录国家的历史和社会现实，而且还作为工具对社会和政治进行一定程度的构建。语言本身就是国际关系和历史现实的组成成分，离开了语言作为研究的基本因素，世界关系也很难着手研究。

国家之间的关系是相互对话的关系，相互合作相互沟通，双向交流的关系，那么国际关系就是为国家提供物质和经济实力竞争的场所。从根本意义上来说，国际关系就是依赖于语言社会和文化的构建。尽管国际关系会不时的以不合适的方式体现出来，但是更多时候取决于语言的智慧运用。如果说物质基础决定着一个国家在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地位，那么话语权就体现着一个国家在世界政治经济中所处的政治地位所赋予的价值。

作为基础系统的语言是国际政治权利的主要形式。语言是存在的基础，语言符号的运用是通过社会关系的运行来实现的。对于语言符号的考察和研究，包括国家的行为主题的语言构建、施加语言暴力、对行动和事件的叙述和描述，在国际关系中，所有的活动都属于政治活动。叙述为人们提供理解和认识的全新视角，并通过语言符号来构建一些情节和动作，由此来引导人们形成对事物的认识。

可以说从哲学角度的语言视角阐明了语言与国际关系之间的密切联系，包括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和轴心学，国际关系从一开始不能就没有语言的帮助，语言活动不仅是国际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将导致话语理解的性质形成和意识的权利。

三、结论

就目前的国际关系整体来看，国家之间越来越重视软实力。语言也被视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如何巧妙地建设自身的话语体系也是各个国家需要重视的一个重要部分。如果中国要为自身未来的发展建设一个良好的软环境，就要加大力度对语言关系进行深度研究。

通过语言与国际关系的探讨，为后来探索国际关系提供了全新的视角，语言的引入不仅弥补了文化视角对权利的概括不足的缺陷，从这个角度来说，将语言引入到国际关系的研究中，便是有意义的一项努力。本文从哲学基础和学术主张两个方面解释了语言视角在学术研究中的重要意义，为国际关系的研究构建了一个全新的理论框架，更有利于后来的研究和探索。

【参考文献】

[1] 闵惠泉、邓.国际关系与语言文化[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

[2] 孙吉胜.国际关系理论中的语言研究：回顾与展望[J].外交评论，2009.1.70-84.

[3] 郭蔷.英语霸权的历史演变：国际关系视角下的语言问题[J].史学集刊，2009.2.66-72.

[4] 唐玉环、罗昕如.先秦语言哲学的语言价值观及影响[J].求索，2009.3.113.

【作者简介】

人际关系论文篇8

关键词：理论；实践；结合；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27—0005—03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始终是一个重要的命题。对这一命题的探索取得了许多宝贵的成果，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其中包括“联系”与“结合”、“实践”与“实际”两组术语的应用问题。这两组术语本身是具有不同含义和不同应用语境的，但从历史和现状来看，却是经常被混用和误用的；同时，对“理论联系实际”的片面认识和错误理解成为了许多人轻视理论的托词，直接影响了学习型政党（社会）的建设和科学发展观的深入践行。随着实践的发展和研究的深入，这两种现象都需要首先从学术上进行辨析和纠正，从而有助于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表述的准确性和科学性，有助于促进学习型政党（社会）的建设。

一、“理论联系实际”命题的辨析

（一）表意上的不准确

“理论联系实际”是中国共产党三大优良作风之一，是被当成了一个原则而被广泛使用的一个理论命题，但其在表述上存在一些值得研究和商榷之处。

从哲学学理上分析，“理论联系实际”本身表述上有六点需要探讨。一是“联系”一词使用上存在模糊性与不确定性。“理论如何联系实际”这个问题并没有从理论上得到完全解决。二是“实际”一词使用上存在模糊性。当前有专家学者认为“所谓理论联系实际，就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联系国际国内的大局，联系社会实际，去观察和分析问题。”[1]21这个定义把“实际”一词的内涵等同于“局势+社会实际”。日常工作中，“实际”一词常被等同于“实际情况”。三是“实际”与“理论”的搭配不够恰当。从哲学范畴来说，“实际”是与“虚幻”、“理论”是与“实践”相对应的。四是理论作为一种理性认识，无论其是否正确，都是对客观“实际”的一种主观反映、抽象“概括”（反映）。“因为（马克思主义）这种理论和任何理论一样，至多只能指出基本的、一般的东西，只能大体上概括实际生活中的复杂情况[2]”。“理论”与“实际”之间的关系是反映关系，不存在“联系”关系。五是“理论”与“实际”间的反映关系不是单一对应关系。一般来说，这两者之间有两种类型、六种形态：第一种类型是错误的理论与实际的关系，主要包括错误理论违背实际和迷惑实际两种形态；第二种类型是正确的理论与实际的关系，主要有落后于或脱离于实际、与实际相符或同步反映、超越于实际、支撑实际四种形态。其中，需要特别注意理论的超越性问题。“‘超越’和‘超越性’这两个术语始终是在经验、批判的意义上加以使用的。它们表明理论和实践中这样的倾向，这些倾向在既定的社会中超出已确定的思想和行动的范围，而趋向于它的历史的替代性选择（现实的可能性）”[3]，并非理论超前于实际。六是暗含了一个前提：马克思主义仅仅是一种理论。

总之，“理论联系实际”是在特定历史条件和背景下提出的，需要与时俱进。“理论联系实际”在科学性、严谨性上存在的表述瑕疵，主要是没有严格区分“实际”和“实践”、“联系”与“结合”两组概念。在现实中，许多人是停留在从字面意义上去理解这两组概念和相关命题，对理论的学习和应用、科学推动实际工作等带来了严重影响。

（二）“实际”与“实践”的辨析

虽然“实际”与“实践”有相同或相似之处，但在哲学上二者的内涵、外延是截然不同的。“实际”规定着“实践”的目的、内容、形式、结果，“实际”是“实践”的基础。

关于“实际”的定义，1938年10月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是指“中国的具体的环境”[4]；秦宣教授认为“中国实际”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中国的历史实际，二是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三是中国的现实实际，并且“一个国家的实际是多方面的，包括社会性质、生产力发展水平、经济状况、政治结构、文化传统、发展趋势等方面。但最大的实际则是本国的历史方位，即本国的社会发展阶段”[5]。

笔者认为，“实际”具有特殊性，包括了五种具体情形。一是指实际情形，即客观存在的实际情况、环境或情形；二是指实际行动，即具体的主观行动或能动的实践；三是实际认识，即具体的思想认识、文化等精神产品或意识形态；四是实际需要；五是实际时机或时间（段）。对“实际”的理解，要从时间和空间、有形和无形同时去把握。实践的三种基本形式都“包含着物质变换、活动交换和观念的转换”[1]36。在中国文化语境下，实际的概念侧重强调客观存在和特殊性，实践的概念则侧重强调行动和活动。

（三）“联系”与“结合”的辨析

过去，我们常讲“理论联系实际”，现在则常讲“原理结合实际”，例如，“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6]。相对比而言，从“联系”到“结合”，本身是具有一定的进步性，但表述依然不够十分准确。

从哲学范畴来看，“联系是指事物内部各要素之间和事物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和相互作用的关系”[1]140，联系具有客观性、普遍性和多样性。而“结合”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地解决理论与实践两相脱离问题的过程。关于“结合”与“联系”等的哲学辨析，武汉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余育德先生在他发表在《湖北社会科学》1988年第6期的《“结合”比“联系”更全面——关于理论与实践关系问题的再认识》一文中有清晰、完整的阐述和论述，笔者在此不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