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际交往艺术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06 13:22:10

人际交往艺术论文

人际交往艺术论文范文第1篇

>> 微信公众平台对传播模式的影响 校园教育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研究与开发 例谈微电影在新媒体平台上的传播特点 微信平台上的品牌营销策划研究 微信平台上的企业营销策划 基于微信平台的校园快递“公交”模式探究 微信公众平台的盈利模式探究 微信:全新的传播平台 微信平台的公益传播特征 微信公众平台上线 社交网络平台上的病毒营销传播 社交网络平台上的病毒营销传播探讨 “微传播”时代微信平台在医学期刊中的实际应用 浅谈微信公众平台传播特点及对网络舆论场的影响 关于微信公众平台的传播特点分析及其网络舆论场影响思考 微信公众平台在企业品牌传播中的应用研究 在微博平台上记者的言论边界 5w模式下政府主导型微信公众平台在山东区域文化传播中的研究 基于微信的汽车自媒体传播平台设计 微信公众平台对校园舆论传播的推动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中国论文网 > 艺术 > 网络传销在微信平台上的传播模式探究 网络传销在微信平台上的传播模式探究 杂志之家、写作服务和杂志订阅支持对公帐户付款!安全又可靠! document.write("作者: 王潇婉")

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摘 要:微信作为腾讯公司在2011年推出的一款具有时代意义的社交软件,短短五年时间里用户量突破6亿,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社交形式和生活方式。然而出现在微信中的微商传销却给微信的传播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本文通过对传统传销、网络传销和微信传销活动进行对比分析,以及朋友圈传销活动的跟踪观察,深入体验等,探究微信传销在微信平台的传播模式、传播特点和它对微信传播的影响。 关键词:微信;网络传销;人际交往;信息传播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5)08-0067-02

当微信成为一种潮流,它改变的不仅仅是信息的传播方式、人际交往方式,同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不断更新的微信版本和不断完善的各项功能给人们带来了更多创意性的选择,特别是公众账号和支付功能的绑定,促使了“微商”的萌芽,并在以QQ好友和手机通讯录好友为基础的朋友圈迅速蔓延,然而随着微商的兴起,网络传销也悄悄地加入了这场以信息传播为基础的商业革命。

一、传销的概念

1.传销的定义。传销是指组织者通过对被发展对象以购物或者交纳资金的形式收取入门费等,并以其直接或间接发展下线人员的数量和销售业绩为考核标准给付报酬,从中牟取非法利益,扰乱经济秩序,影响社会稳定的行为。

2.传销的特征。(1)具有严密的组织:传销组织内部有明确的分工,对参与者一般进行封闭式的培训,控制其与外部的联系,实行上下线人员单独联系;(2)透支理想:利用一套诱人的奖金分配制度,鼓吹迅速暴富,鼓动人员加入;(3)洗脑培训:对加入传销组织的人以集中培训、一对一谈心等方式不间断的灌输暴富思想,集体呼喊励志口号、唱励志歌等,使参与者倍受鼓舞、深信不疑;(4)高额返利政策:传销组织制定了一套貌似公平合理的“高额返利计划”,很容易使人产生投资欲望,轻率加入传销活动;(5)以熟人作为发展下线:参与传销者一般都会以“介绍工作”、“生意合作”、“旅游”等为借口,诱骗亲戚、朋友、同事、同学等加入传销组织;(6)无商品或商品与价值严重不符:传销组织主要以交纳入会费等形式发展下线。有商品也只是充当道具,与其价值严重背离,很多是难以衡量价格的化妆品、营养品、保健器材等,产品多为“三无”产品。

3.传销的形式。(1)组织者通过发展下线成员,并要求被发展成员发展其他成员继续加入,对发展的成员以其直接或者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或销售商品总量为依据计算和给付报酬,组织形式形成一个“金字塔”模式进行管理经营,牟取非法暴利;(2)组织者通过发展人员,要求被发展成员交纳费用或者以认购商品等方式变相交纳费用牟取非法暴利;(3)组织者要求被发展人员发展其他成员,形成上下线关系,并不断扩大下线数量,以此牟取非法暴利。

4.网络传销的定义。网络传销是传统传销的“网络版”,与传统传销没有本质的区别,都属于非法金融诈骗活动。网络传销使用了隐秘的不公开的手段,它的得利方式同样是交纳会费或者是高价购买商品,然后再拉动其他成员作为自己的下线,无限循环。利用网络手段,比如发短信、邮件、QQ、微博等的传播方式来诱惑人员加入并发展下线。此外还有一些比较隐蔽的方式,如广告点击、mlm模式和广告提成等。

二、微信传销的传播模式

微信仅仅是一个社交软件吗?微信之父张小龙并没有给微信下一个具体的定义,他认为你如何使用微信就决定了对你而言微信到底是什么。因此,作为传销者,微信对于他来说就是一个组织平台、信息传播平台和产品的推销平台。它创新发展了以往网络传销借助互联网吸收寻找工作的人群进行推销实物产品、发展下线的传统模式,转移到以强关系朋友网为载体的微信平台,以夸大的物品功效宣传,展示虚假业绩等为手段进行传销。

1.人际传播。微信的好友圈建立是在QQ好友和手机通讯录好友的基础上的一个强关系朋友网。因此,基于微信平台上点对点的人际传播也显得更为可靠。传销者利用微信朋友圈单向沟通的私密性进行一对一的对话交流、产品展示等,在说服对方成为传销成员后进行线上培训,指导成员如何打造具有吸引力的朋友圈空间,如何快速拉进下线成员,充分利用了微信平台人际传播方便快捷不易被公开的优势,进行快速准确的人员定位,迅速壮大传销群体。

2.分众传播。微信朋友圈分组功能的完善,促进了分众传播的进一步实现。微信传销者充分利用了微信的这一功能,针对不同的传播对象进行分组,使用不同的方法传递不同的信息。它的特点是点到多点或者多点到多点的信息传递,受众面更窄,针对性也更强。在微信传销活动中,传销主体可以将好友分为组、顾客组等,对组成员进行定期洗脑培训,展示自己和其他的业绩,对顾客组成员进行产品的宣传,展示其他顾客的使用心得等,从群组接受者的角度来看,是各得其所、各取所需。

3.大众传播。微信是一项即时通讯工具,同样也是一个大众传播媒介,它不仅实现了微信平台上的人际传播,更是通过相互交错的朋友圈模式延伸并扩展了人际传播和社会交往的方式与规模。传销组织者通过微信可建立公众帐号的功能,建立所谓的官方平台,受众关注微信公众帐号后,它的自动回复功能可以使关注者通过输入关键词或者数字获取自己需要的信息,确切的精准度使得公众帐号的传播成为传销主体拓展用户资源的重要利器。它不仅将散落在网络平台上的受众连接起来,并将这种关系的连接延展到现实生活之中。它在减少人工成本的同时也节约了时间成本,这也使得网络传销的成本更低、速度更快。

三、微信传销的特点

1.虚拟性更强。网络是一个虚拟空间,而微信是建立在网络平台之上以现实朋友圈为基础的社交软件,非法传销者利用微信这一现实与虚拟密切结合的特征,借助高科技手段、电子商务等名义,遮人耳目,堂而皇之地进行非法传销活动。

2.更具欺骗性。由于微信是以亲戚朋友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朋友圈,因此人们对微信的信任度要明显高于其他软件。同时,微信朋友圈碎片化信息的处理模式和时间空间的相对自由化,使得信息传播速度更快,连续性更强,配合微信的文字、图片、视频等综合媒体功能,使得表现内容更为生动。那些所谓的“微商”会通过发一些励志言语,在朋友圈晒自己的虚假收入等告诉发展对象可以短时间暴富,并对发展对象进行微信课程培训,整个流程精心策划,极具吸引力。

3.隐蔽性强。非实名制的注册模式使传销组织者可以以任意头像、昵称、QQ号或手机号作为基本信息申请微信帐号,塑造虚假个人形象,真实身份和意图则隐匿于网络之下。其次微信朋友圈具有私密性,特别是强大的朋友圈分组功能使传销者可以在不同群组展现不同内容,并屏蔽认为可能影响传销的朋友圈人群,有针对性的进行传销信息传播。

4.传播范围广。首先,微信传播具有跨地域性。微信传销者可以不受地域限制添加各地好友传播传销信息。而微信传销模式使得相关部门在调查取证上面临重重困难,对这种隐性传销无法从源头上切断,也使微信传销的波及面越来越广;其次,微信传销的人员涵盖面更为广泛,男女老少、各行各业使用微信的群体都可能被存在于微信朋友圈的传销组织者进行洗脑。传销主体随着互联网发展及时升级换代的超前意识,不仅诱惑了大部分文化水平不高的参与者,也吸引了一部分社会名流,甚至研究生、博士生等。在前期的跟踪调查中,一位具有高学历并在政府部门工作的好友加入了“湖南华莱健安化黑茶”和“无限极”的微信传销中,并对其深信不疑,坚持认为其属于直销。

5.网上网下同时进行。在微信平台下,传销组织者开设了实体店以掩盖传销活动的本质。例如“湖南华莱健安化黑茶”和“无限极”,一般顾客可以进行普通交易,但是多数产品的价格和产品价值严重背离,深入组织内部以后便有着一套传销组织专用的体制进行管理和经营。

四、微信传销对微际传播和微信平台发展的影响

1.微信作为一个社交平台,本应提供的人际交往模式被传销者侵入破坏后,造成微信好友之间的不信任和排斥感,不仅破坏了微信人际交往的和谐发展,也给微信平台自身的发展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2.扰乱市场经济秩序、破坏社会治安和政治稳定。由于微信传销涉及地域范围广、渗透人员层次多、涉案资金量大、假冒伪劣商品伤害性强、具有隐蔽性和诱惑性,诱骗了大量社会人力资源、吸纳了大量的社会资金,因此严重影响了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其次,绝大多数参加者都处于微信传销“金字塔”的底层,根本不可能发展到足够的人员,特别是因为参与微信传销导致的朋友决裂、家庭成员反目的现象可能继发引起传销成员没有下线可以发展,造成资金断裂、心理扭曲、报复社会等后果。此外,微信传销组织者对参与人员反复在线“洗脑”,进行精神控制,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与国家政策背道而驰,破坏了国家政治稳定。

微信的推出到目前只有不到四年时间,微信传销者的真正面目却已经被多数人所识破,它属于一种短期行为不能永续经营,这种“金字塔”模式最终会因为处于底层的大多数人再也无法支撑起整个传销网络而崩塌,随后的必然结果就是微信传销的组织者和先加入的少数人榨取大量财富,放弃账号携款逃跑,留下的是一大片遭到欺骗的底层销售人员。所谓的月入百万的“总”和“一级”等,只是传销组织者利用微信平台强大的传播功能编织的一场“发财梦”,有的人甚至根本不存在,然而它却严重影响到微信人际关系的建立和微信信息传播的权威性,同时也对社会稳定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如何分辨微信传销与微商活动成为我们面临的一个全新课题,而微信软件本身的严密性也有待进一步提升,微信监管力度不仅需要软件开发商做升级调整以及微信用户的共同监管,也需要完善的相关法律政策作为坚强后盾来保障微信传播的安全性和微信平台的长远发展。

人际交往艺术论文范文第2篇

>> 中日两国神经症症状的跨文化比较 浅谈中日两国的饮食文化 关于中日两国“耻文化”的考察 中日两国幽默文化的比较 中日两国关于“牛”的文化涵义 管窥中日两国文化中“道”的异同 中日两国的相互看法 中日两国茶文化对比分析 中日两国饮食文化比较研究 :中日两国的差距就在一个王阳明 浅析中日两国的传统服饰文化间的差异 谈儒家文化的外延对中日两国的影响 中日两国身体文化领域的上位概念变迁 中美两国跨文化交际艺术的实践模式探究 中日两国的拒绝表现的比较 中日两国的民族心理都需要调适 中日两国七夕习俗的比较 推动中日两国在节能领域的合作 东亚和谐与中日两国的作用 浅论近代中日两国的留学教育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中国论文网 > 艺术 > 试述中日两国跨文化传播中存在的三个误区 试述中日两国跨文化传播中存在的三个误区 杂志之家、写作服务和杂志订阅支持对公帐户付款!安全又可靠! document.write("作者: 王钰涵")

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摘 要:新世纪以来,随着世界各国经济普遍增长,国与国之间相互依存程度提升,经济全球化日益普及。各国家之间保持着多样的、频繁的贸易往来,促进了不同文化的交流与融通。跨越文化领域的交流传播愈发频繁,各种形态的文化也在世界的大舞台上交相辉映。中国和日本作为东亚的两大政治经济强国,彼此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两种不同的文化形态在传播中交织碰撞。凡事皆具有两面性,在国民文化交流层面,跨文化传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摩擦与误区。本文对其中三个误区加以阐释分析,即日常礼仪的分歧、两性地位的误读和服务业中的“另类文化”。 关键词:中日;跨文化;传播;误区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5)11-0055-02

跨文化传播是处于不同文化背景的社会成员之间的人际交往与信息传播活动,也涉及到各种文化要素在全球社会中迁移、扩散、变动的过程,及其对不同群体、文化、国家乃至人类共同体的影响。从历史发展趋势上来看,跨文化交流与传播是时代所趋。

近年来,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与世界其它各国特别是亚洲的国家交往联系增多。日本作为亚洲政治经济强国与中国保持着贸易、文化等多方面的交流与互动。中日文化交流在官方和国家层面上看似和谐统一,但在国民群体内难免出现不同文化碰撞产生的误区。文化交流产生出现误解与困惑在所难免,及时发现问题,挖掘本质更有助于国家间更好的交流,也有助于了解外邦文化、促进世界文化融会贯通。

一、不同文化造就不同礼仪

中日两国虽然都地处于东亚地区,但不同的历史造就了不同的文化意识。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着五千多年的悠久文化底蕴。几千年来民族的融合加之文化的不断传承造就了如今以汉文化为主体的华夏文明。中国自古以来便是一个礼仪之邦,“礼”是中国文化的精髓之一,“克己复礼”、“礼尚往来”。中国的“礼治”不但影响着亚洲甚至影响着整个世界。自始至终影响中国文化的儒家学派提倡“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可见礼治在中国文化中所占地位之高,而中国人的礼节讲究的是含蓄、友爱和包容。而日本文化则体现出较多的融合性,日本民族是主要由西伯利亚通古斯人、古代中国汉族、古代中国南方沿海人和少量的长江下游的吴越人、少量南洋群岛的马来人以及中南半岛的印支人融合而来[1],因此日本在文化方面受到中国较为深刻的影响。日本至今依然使用着中国的繁体汉字,日语发音中80%的语音都是汉字变音。日本在文化方面与中国相似极其重视礼仪,但日本的“礼”和中国的“礼”又不完全相同。自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文化较强的吸收了西方文化观念,与本土所倡导的“武士道”精神相结合,呈现出一种独特的文化形态。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大量吸收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思想,在这种形态思想的影响之下,“礼”就变得少了几分人情礼义、多了几分平等自由。

中国的礼仪着重的是友爱、共通,而日本的礼仪中更多的是距离和规则。例如,在朋友们一起聚餐的时候,中国人喜欢抢着买单以表达自己的大度和对朋友的认可,而日本人在朋友聚会时更多的是执行“分摊付款”,即所谓的“AA制”。除此之外,日本人喜欢当着朋友的面将钱款点清,而这些行为在中国人的眼中会被冠以“小气”、“自私”。除此以外,在送礼方面,日本人喜欢赠送小礼品以表达心意;而中国人则截然不同,喜欢“厚礼相送”、热衷于“好礼不断”。对于日本的礼物赠送方式,中国人会觉得“不大气”、“感情浅”,而针对中国的厚礼,日本人也觉得很难适应。并不是日本人小气,只不过在日本,人际交往把握着一种心理距离,这种距离可以称之为心灵上的“安全距离”。由于日本人不喜欢亏欠别人,两个人走的太近或太远都不合适,在交往中把握适度的原则也成为了日本人的固有价值观。中国人喜欢追求永恒的、持久的情谊,讲究友谊地久天长,日本人则更倾向于自我挖掘与提升,朋友只是一个固定时期、固定阶段的结盟伙伴。因此,不同文化造就了完全不同的礼仪,说日本人“小气”、“冷漠”也就有失偏颇了。

二、两性地位的误读

古往今来,对于男性和女性的地位差距问题,世界各国呈现出多种多样的形态,每一个国家在每一个时代有其特定的特征。例如在信奉伊斯兰教的中东部分国家,女性地位普遍较低,依据《古兰经》的要求,每个成年女性外出须蒙有面纱。而在非洲的部分土著部落则仍然停留于母系氏族社会,妇女在生产和经济生活中、在社会上受到尊敬,取得主导地位和支配地位。再说我国的两性地位关系,改革开放前女性仍然受到传统文化中封建礼教、男尊女卑等思想的残酷压迫。1978年到20世纪末这段时间,自由平等的思想促进了女性社会地位的提升,而在21世纪,我国在多方面上基本实现了男女平等,女性团体在社会体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反观日本,在很多中国人的眼里日本女人的地位是极为低下的,“住美国房,娶日本妻”是很多男人的梦想。日本女性温柔贤惠、彬彬有礼、勤俭持家,日本男性在妻子的“体贴”下则普遍有些大男子主义。在国人看来,日本的男尊女卑现象更为严重,男女平等程度也远不及国内,实则不然。日本女人的温柔其实是有前提的,那就是她的先生必须有本事、事业有成,能养家糊口是最低标准。如果丈夫在事业上受挫或生意破产,妻子就明显不如之前那么温顺贤淑的,严重的话弃夫而走的现象也时有发生。这种现象源于二战以后日本女性意识的觉醒,女性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得到提高,她们开始强调自我价值,追求独立与自由,很多女性放弃结婚生子,同时,离婚也成为了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2]。日本是个民族单一的国家,一致对外齐心合力是立国之本。所以,在日本实质上没有什么男女社会地位高低的矛盾,他们只是社会分工不同。当然,不能说日本社会没有男尊女卑,情侣、夫妻走在路上通常是一前一后,很少牵手,日本女性还不够独立,她们基本上要依靠男人扛起一家的重担,而自己在家相夫教子。但是,随着女性意识的不断强化,日本女人已经走向社会,她们不仅可以找到工作养活自己,还具备了独立精神。

三、服务业中的“另类文化”

任何一种文化都存在着自身的固定特征。日本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从各式各样的服务行业可见一斑。上到歌舞伎,下到插画与茶道,每一个细节都能较好的诠释出日本文化的种种形态。但由于观念意识上的不同和文化的本质差异,一部分日本服务业的产物被国人当作 “另类文化”加以看待。我国几千年沿袭下来的文明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华夏儿女,国人对于与自身固有价值体系和观念有差异的文化则抱有一种天然的警惕与排斥。这种看不见的“隔膜”也或多或少的加重了文化传播中的各类误区,例如备受争议的日本“女体盛”,国内多数人的观点是,这种方法是变相玩弄和侮辱少女,是中国人绝对不会赞成和忍受的。而在日本“女体盛”已经有一千多年历史,是大和民族大男子主义的产物。在日本人的饮食文化思维中,饮食给人的感受是由生理享受和文化体验两个方面共同构筑而成的。食品真正的滋味只占一半,而另一半则是由食品所代表的文化内涵,对进食者的特殊意义和进食过程中的心理体验所构成。因此,“女体盛”作为日本饮食文化的一种特色,直到如今其影响仍然不减[3]。

此外,日本人喜爱洗温泉,在部分浴场温泉是男女共浴的,这一点也为广大中国人所排斥。更令国人难以接受的是,日本人喜欢将温泉水直接饮用。饮用温泉水是日本温泉文化的一大特色,频繁的地壳运动涌出的温泉水含有大量矿物质,日本古书曾记载饮用温泉水可以治疗疾病。日本提倡的“饮泉”虽然没有足够的科学依据,但也是日本传统文化的一种传承和发扬,更是一种特色。女体盛也好、男女共浴也罢,在跨文化传播中不可避免的被理解为非常态的“另类文化”。中国和日本不同的文化环境和价值理念使得两国在交流中信息传播的畅通程度有限,缺乏对异域文化的全面了解和认识使文化传播中出现误区。这也就是为什么部分中国人意识中觉得日本人行为“疯狂”、“变态”的一个重要原因。

总而言之,上述几个方面的跨文化传播交流误区可以归结为一个最基本的要素,即不同的价值和道德观念体系。一个民族的文化塑造了一个民族的三观,文化的不同注定会导致民族间三观有所差异。任何一个民族,从本族来认识他族的过程中,始终受到一种思维惯性的影响,即“思维定势”。思维定势是由先前的活动而造成的一种对活动的特殊的心理准备状态,或活动的倾向性。在情境发生变化时,它则会阻碍人了解和接受新的方法和事物。不单单是中国和日本,在任意两个民族进行跨文化交流过程中都会受到这种思维定势的影响。消灭或减少跨文化传播的误区,首先应当正视文化差异,肯于了解和接受外邦的各种文化;其次,应当打破惯性思维,消极的思维定势可能会成为阻碍接受新事物的枷锁;再次,应树立正确的、科学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提升自己的文化层次、拓宽认知事物的广度和深度,避免人云亦云,有自己较为客观的评判标准。文化间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在如今全球各地联系日益频繁的背景下,尽量减少文化传播中的误区才是求同存异、共同发展的重中之重。

参考文献:

[1]卫以诺,朱枫,景向阳.中日大学生礼仪修养的调查研究[J].大观周刊,2012(37).

[2]陆亚婷.日本女性地位的演变[J].青春岁月,2014(6).

人际交往艺术论文范文第3篇

>> 找到适合自己的那把刀 480万之殇!母亲婚礼前那把无情的刀 天真背后那把刀 莫把老年人的抑郁当痴呆 别弄疼了那把刀 内心的那把尺子 那把雨中的伞 一把生锈的刀 诱惑是把抹了蜜的刀 九把刀的那些年 “捧杀”是把温柔的刀 妈妈的偏见像把刀 人生的两把刀 把刀插在朋友的肋上 猜忌是把杀人的刀 两把刀的承诺 我想向你买下那把刀 那把叫时光的利器 记忆中的那把伞 那把生命中的红雨伞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中国论文网 > 艺术 > 老年抑郁的“那把刀” 老年抑郁的“那把刀” 杂志之家、写作服务和杂志订阅支持对公帐户付款!安全又可靠! document.write("作者: 雷册渊")

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2015年7月25日,山东省茌平县肖庄镇算子李村空巢老人刘大妈在“家”“看电视”的孤独场景

情绪低落、健忘、失眠、不愿与人交往……这些抑郁症的典型症状如今正在越来越多的老年人身上出现。

世界范围内的老年人精神疾病调查显示,抑郁症的发病率最高,其次是老年痴呆症。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抑郁症老人占老年人口的7%~10%,患有躯体疾病的老年人,抑郁症的发生率甚至可达50%。

“国外已有研究报道,老年人出现的抑郁症状可与慢性疾病、住院率、痴呆、死亡等互为因果,加重恶化。这说明老年人抑郁问题的严重性已亟需引起重视。”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老年科主任医师李霞在接受《t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说。

自查其实并不难

在医院里,经常可以遇见拿着一叠报告单穿梭于各个科室的老年人,他们往往经过心脑血管、消化、泌尿等一系列检查之后被转到神经科或被建议去看心理医生,其中很多人被检查出患有不同程度的抑郁症。

“老年抑郁症和年轻人的抑郁症相比,一个很大的不同是,年轻人很容易察觉自己心情不好,对什么都没有兴趣而去看心理医生。而老人则很容易直接怀疑到心情不好是因为自己身体不好,所以总爱往医院跑。”李霞告诉本刊记者。在总跑医院的那部分老年人中,抑郁症的检出率往往高达10%~15%。

情绪低落、焦虑、思维和行为迟滞以及繁多的躯体不适症状等都是老年抑郁症的临床症状。

在上海市心理咨询协会副会长、精神科主任医生陈圣祺看来,老年抑郁症的特殊性还表现在:抑郁情绪突出,焦虑,压力大;自我调节功能差;药物敏感性差,用药并发症多,治疗相对不易等。

李霞和陈圣祺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都特别指出,要注意区分抑郁情绪和抑郁症。

陈圣祺统计过自己的老年精神科门诊,他发现,约有20%的病人存在抑郁情绪。他接诊时常常听到病人口中说出“郁闷”、“烦躁”这样的字眼,而这都是抑郁情绪的代名词。

“人一般是有强大的自我调节能力的,只有当两周内还不能调节好自己的抑郁情绪,并让这种情绪影响到了日常的生活、工作、学习、人际交往和自我评价等五方面的社会功能时,才基本可以确诊患有抑郁症。”陈圣祺说。

“老年抑郁症和抑郁情绪的自查其实并不难。当老人感到最近一直不开心,总是处在一个不轻松、担忧、对什么都没有兴趣的状态中,就要尽早去精神科就诊。”李霞说。

两大诱因

据李霞介绍,引发老年抑郁症的因素主要有生物学因素和社会心理因素两种。

在生物学因素方面,家族中有抑郁症病史、脑组织衰老退化,机能减退、各种大脑和身体疾病,如脑炎、脑肿瘤、帕金森病、高血压、糖尿病等都可能诱发老年抑郁症。

现代科学研究表明,大脑内五羟色胺和肾上腺素这两种化学物质的减少,也会使老年人产生抑郁症。

而引发老年抑郁症的社会心理因素则更应被高度重视。

“孤独像一把刀,每天都在一刀一刀割我。”一位老人曾向全国首条老年人心理危机救助热线“爱心传递热线”打电话诉苦。

2013年, “爱心传递热线” 对35000名老年人心理求助电话作出统计分析,结果显示,超过40%的独居老人有抑郁症倾向,其中有48%是因为老人长期独居的孤独感引起的。

“对于老人来说,总是在经历各种失去。失去地位、金钱、亲人朋友、健康和社会对他的尊重。这些负面事件增加了他们的心理应激,再加上机体的老化,老人对挫折的耐受性也开始减退。”李霞说。

在这样的“失去”里,老人多多少少会产生失落感,甚至冒出“人老没有用了”这样的悲观念头,此时如果缺少家庭的情感支持,往往很容易出现抑郁情绪甚至罹患抑郁症。

因此,现代社会中越来越多的空巢老人、独居老人都是老年抑郁症的高危人群。

假性痴呆

老年痴呆是与老年抑郁并列的老年身心健康的“杀手”,由于两者早期症状有相似之处,常常导致误诊。

“老年抑郁症的另一个名称其实就叫假性痴呆。”李霞说。老年人不活动、不出门、记忆力衰退等这些症状是早期的老年抑郁症和老年痴呆共有的。

陈圣祺告诉本刊记者,这两种疾病还是有着严格的临床医学区别的,及时就诊,经过专业医生鉴别并不困难。

老年痴呆有一个渐进的认知功能减退的病史;而抑郁症发病较快,病前认知功能相对正常。另外,抑郁症患者虽然思维迟缓、联想困难,但不是思维缺乏,只要给予其足够的反应时间,就能给出正确答案;而老年痴呆症患者智力全面减退,患者反应也许会比较快,但给出的答案是错误的。或者反应迟钝,即使给予足够的时间也不能给出正确答案。

“如果只是抑郁的问题,经过治疗会逐渐好转。而老年痴呆目前并没有有效的医治办法,只能做到延缓病情发展。”李霞说。 2015年10月18日, 宁夏泾源县兴盛乡下金村,65岁的空巢老人金大爷在喂牛

李霞也指出,老年抑郁与老年痴呆常常是相伴而生的,老年痴呆的早期症状也可以表现为抑郁。2014年美国《神经病学》杂志刊登的一项最新研究发现,感觉孤独等抑郁症状与轻度认知损伤(MCI)之间存在密切关联。

这表明抑郁会增加患老年痴呆症的危险,而缓解和控制抑郁症状有助于降低日后罹患老年痴呆症的几率。

如何治疗

“老年抑郁症目前的治疗效果还是不错的。”陈圣祺告诉本刊记者,“如果积极配合治疗的话,约有三分之一的老年抑郁症能够完全治愈,三分之一能够有效缓解,剩下的三分之一则没有成效。”

据李霞介绍,与欧美发达国家具备各种心理治疗、康复治疗与药物治疗方案相比,中国对老年抑郁症患者所提供的治疗方案目前还较为单一,临床上仍以药物治疗为主。

“对于老年抑郁症来说,各类抗抑郁药的疗效差异不大,有效率为70%~80%。但是药物的不良反应差别比较大。因此在选择抗抑郁剂治疗老年患者时,应该优先考虑治疗的安全性问题,其次才是疗效。”李霞说。

对于药物治疗无效或是有严重副作用的患者,心理治疗就有重要作用。心理治疗的准则是为患者提供支持,化解矛盾,动员起患者自身的防御机制。

“个体心理治疗和团体心理治疗对于老年抑郁症患者均具有疗效。对于那些起病前有较明显的社会心理因素的患者,有针对性的心理治疗,效果往往好于单纯的物理治疗。根据我的经验,这种治疗方法更适合文化程度比较高的老人。”李霞告诉本刊记者。

目前,一些国家的治疗指南已将人际心理治疗和认知行为治疗纳入抑郁障碍的标准化治疗之中。

药物治疗和心理治疗之外,对于老年抑郁症的重症患者还可采取物理治疗的手段。这种物理治疗以电休克疗法为主,即通过技术手段人为给大脑以小量而短暂的电流刺激,诱发患者的意识丧失,全身抽搐发作以达到治疗的目的。

传统的电休克疗法将老年人列为禁忌对象,但近几年经过改良的无抽搐电休克治疗方法已经大大减少了风险。有专家认为,这种疗法已经没有绝对的禁忌症。

据李霞介绍,另一种新兴的物理治疗方法――重复经颅磁刺激,因具有无痛、无创、安全性好等特点,近几年也开始逐渐被应用于老年抑郁症的治疗。

人际交往艺术论文范文第4篇

>> 新媒体时代的高校校园文化传播与文化建设研究 智慧社区文化:新媒介对传统社区文化建设的影响与作用 社区文化建设思考与探索 谈社区学校与社区文化建设 城市社区网站与社区文化建设 加快社区文化建设 社区文化建设随想 浅谈社区文化建设 社区文化建设刍议 浅析社区文化建设 农村社区文化建设 社区建设与社区文化 浅谈社区社区文化与社区建设 加强社区卫生文化建设发展策略 社区英语文化建设策略研究 公共图书馆与社区文化建设 论社会资本与农村社区文化建设 企业老年教育与和谐社区文化建设 社区医院品牌塑造与医院文化建设初探 浅析群众舞蹈与社区文化建设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中国论文网 > 艺术 > 新媒体时代社区传播与社区文化建设策略 新媒体时代社区传播与社区文化建设策略 杂志之家、写作服务和杂志订阅支持对公帐户付款!安全又可靠! document.write("作者: 王梦蝶")

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摘 要:社区传播与社区文化建设关系密切。社区传播具有有效整合社区内各种资源的功能,可以成为社区内外沟通的桥梁,能够培养居民民主参与的意识。针对社区传播与社区文化建设的基本现状,要有效整合新媒体功能与社区原有功能,更好地以社区传播推动社区文化建设。 关键词:社区传播;社区文化建设;新媒体;策略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5)08-0016-02

“社区”是由斐迪南・滕尼斯最先提出的概念,指的是同质人口组成的,关系亲密、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抚的、富有人情味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团体[1]。尽管随着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发展,现实社会中的社区越来越偏离了滕尼斯原本的定义,但社区居民之间存在着的互动关系,出于相同或相似的价值取向和社会分层所形成的对社区的认同和归属感,作为一种文化层面上的粘合力,依然是社区的本质。著名的传播学家施拉姆就曾说过:“传播是社会得以形成的工具。传播(communication)一词与社区(community)一词有共同的词根,这绝非偶然。没有传播,就不会有社区。同样,没有社区,也不会有传播。使人类有别于其他动物社会的主要区别是人类传播的特定特性。[2]”由此可见,社区传播与社区文化关系密切,加强社区文化建设,必须重视社区传播工作。

一、社区传播与社区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

社区是社会的缩影,是城市的基本组成部分。作为社会基层的共同体和政治经济生活的中心,社区在个人的经济与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对独具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而言,城市建设、社区建设、社区传播、社区文化建设之间存在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毫不夸张地说,正是传播凝聚了社区。居民在社区生活,所有社会关系的缔造都需要依靠传播来传递信息,因此,社区的维系和良性健康发展离不开社区传播。社区传播是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决策的中介,正是借助于社会传播,社区居民在所生活的环境中保持与他人的互动交往,实现自我认同,分享社区责任,同时也实现自我认同。因此,社区传播对社区的发展意义十分重要。

首先,社区传播具有有效整合社区资源的功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社区的成长与发展,是塑造居民社会认同感、社区归属感和共同体意识、培育互助与自治精神的过程,从而也成为了推动社会及社区全面进步的过程[3]。而兼具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等传播模式特征的社区传播,恰恰能够有效地整合社区内各种资源,强化社区内居民的归属感和共同体意识,进而能够维护社区乃至社会的和谐稳定。

其次,社区传播可以搭建社区内外沟通的桥梁。一方面,社区组织可以及时接收政府和社会组织的有效信息,能够使居民建立风险认知,强化自我防御机能;另一方面,社区传播能够参与大众传播,构建舆论议题。通过与大众传媒进行互动,反映社区居民的民生民意,帮助他们发声,让非精英阶层、非政治经济领域人士、文化资本拥有者等社区居民,也能拥有畅所欲言、参事议事的机会。

再次,社区传播能够培养社区居民的民主意识。社区是民众参与社会的起点,因为社会的发展离不开公众的参与。不是以义务的名义被动参与,社区传播所带动的是居民个人主动的、自发自愿的参与。公众能够对所关注的议题进行平等的讨论、协商,在这一过程中,不仅参与者个人能够实现自我价值,实现社会理想,参与者之间又能学习合作,在社区内形成一种和谐的氛围,以“自信”和“互信”为基础,建立起和谐团结的社区共同体。

作为一种信息活动,有着如上重要意义的社区传播本身就承载着文化传播的功能。从城市建设的角度来说,城市发展包含着城市文化的发展,城市的文化要素不仅仅是一种资源,同时也是一种文化资本。而现阶段,我国很多城市的文化要素并没有转化为资本。作为城市文化中的基石部分,社区文化建设有助于推进城市文化资源转化为资本的进程。因此,弘扬社区传播的文化功能,通过有效手段建设社区文化,对社区乃至城市的发展十分有益。

二、社区传播与社区文化建设的基本状态

传播能够凝聚社区,大众传媒带来的不仅仅是文化信息的传播与碰撞,而且能够成为社区文化的主要传播者。在新媒体这一时代背景下,新的传播媒介与新的传播方式的大融合,必然会对社区传播和社区文化建设产生极大影响。多元化的大众传媒朝着广阔的网络信息媒体加速拓展,以各类移动终端和互联网共同提供信息的传播平台,如微博、微信、飞信等,颠覆了传统的媒介秩序,使各种信息的传播更加快捷化、个性化、多元化。在这种大趋势下,倘若能够有效的整合利用这些新型媒体资源,实现从传统传播方式到新媒体传播方式的转变,灵活运用社区居民喜闻乐见的传播手段,社区文化建设势必会更上一层楼。可惜的是,当下的社区传播与社区文化建设,并没有很好地跟上时展的潮流,甚至还表现出明显的滞后性和不适应性,具体来说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社区文化传播的传播方式与新媒体时代的传播方式脱节。随着经济发展和新媒体时代的到来,文化的形态已经随着新媒介的普及发生了改变,产生了各种形式。与此同时,广大社区居民对文化生活的需求也发生了变化,以往的文化形式已然不能满足社区居民日益增长的文化新需求。然而,如今的社区依然停留在传统的传播方式上,沿用传统的媒介平台。社区文化的模式停留在唱歌、舞蹈、戏曲、等,而诸如微电影、沙画、DV、BBS、网络聊天室、微信微博公共号等,这些与新媒体相关的文化形态却鲜少在社区文化中出现。

第二,社区文化传播方式滞后性导致了社区参与对象上的脱节。由于社区文化的形式停留在诸如唱歌、舞蹈、戏曲、这些传统文化的层面上,参与活动的人员愈发呈现出老龄化的趋势。按照党在十八上提出的智慧城市建设的目标,青少年和新城区市民应该是接受社区文化陶冶和熏陶的主要群体,然而现实情况是,社区文化活动无法吸引他们的兴趣。

第三,社区文化建设工作者欠缺新媒体时代应具备的媒介素养。尽管已经进入新媒体时代,目前,社区内担当着社区文化建设工作的工作者却缺乏这个时代应该具备的媒介素养。由于大部分热心于社区文化的工作者是离退休的老同志,导致了解新媒体传播和掌握新媒体技术的社区文化工作者严重匮乏。甚至在一些年轻化的高档住宅小区,社区文化建设的工作者也对新媒体时代的社区文化建设表现出一种茫然的态度。

鉴于如上现状,要弘扬社区传播的文化功能,做好社区文化建设工作,必须正视新媒体时代这一背景。在正确理解新媒体对社区文化建设的影响和作用的基础上,制定出符合时代要求与社会发展规律的新策略。

三、加强社区传播与社区文化建设的方法途径

从种种特性不难看出,新媒体对社区传播以及社区文化具有重要的建构作用。倘若社区能把握住时代脉络,变传统的社区传播为适应于新媒体时代的社区传播,当下社区文化建设所表现出的滞后性和不适应性应该能够得到解决。

第一,从观念上变革,提高对新媒体时代社区传播与文化建设的认识。从观念上入手,要求社区干部和社区文化工作者对新时代社区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有所认识。在意识到社区文化建设作为城市建设、社会建设一环的重要战略地位这一基础上,制定切实可行的规划,通过整合新媒体的社区文化建设,充分发挥社区新媒介的功能,争取打造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区文化建设之路。各级政府也应加大对建设新型社区文化的资金投入力度,加快社区文化建设,使其早日与中国经济的发展同步。

第二,充分利用新媒体,开展多种形式的社区文化活动,发展新媒体文化。社区应该利用新媒体丰富社区文化活动,改变以往歌唱、舞蹈、戏曲等传统单一的社区文化模式,通过数字电视和各种移动客户端,开展例如DV拍摄、微电影、沙画、网络歌唱比赛等新形态社区文化活动,还可以通过网络组织社区新媒体社团,开展“线上”文化艺术联络等。利用新媒体开展社会活动,不仅能吸引和调动全社区不同年龄段的居民参与社区活动,其方便快捷的参与方式更能使社区内各个家庭成为社区文化输出与输入的端口,使社区文化真正融入千家万户。

第三,借助社区新媒体发挥宣传、教育、监督功能。社区文化建设的核心是社区精神文明建设,社区道德、社区理性、社区价值等需要依靠新媒体的力量来传播和巩固。有效的传播方式能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人,社区在文化建设的进程中,应该利用好新媒体的多种特性,更好地发挥宣传、教育、监督功能。除了能够第一时间传达政府方针政策外,新媒体还对社区居民进行监督,起到环境监测的作用,遏制有悖于社会文明的不良行为。

第四,培养有一定媒介素养的社区传播人才队伍。这里的社区文化传播的人才,不仅仅包括从事社区文化建设的社区工作者,也涵盖了有热情参与社区文化建设与发展的社区居民。对于热心社区建设的工作者和广大群众,不能有丝毫排斥,而应当欢迎甚至构建专门机制激励他们加入社区文化建设队伍,这有利于提升社区文化的品牌意识,强化居民的社区归属感。针对目前大部分社区文化建设者欠缺媒介素养这一现象,可以通过开设课程,向他们普及各类新媒体的功能,提供和教会他们合理运用新媒体的方法,让他们能够掌握各类宣传手段,更好地服务于社区文化建设工作。

第五,整合新媒体技术与社区原有功能,助推社区文化建设。在社区传播与社区文化建设中运用好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一是由于互联网上的传播具有匿名性,管理监督人员要谨防出现在公共话语空间中的有害信息及言论,对有可能影响社区乃至社会安定团结的信息进行监控;二是为了防止社区居民沉迷网络交际而忽略正常的人际交往,借助新媒体的“线上”文化活动应与传统形式上“线下”文化活动并行;三是不会上网的老年人作为信息弱势群体,不能将他们排斥在外,而是针对老年人的情况,量身打造社区信息传播的平台。

人际交往艺术论文范文第5篇

>> 通俗情节剧中的儒家文化精神 儒家文化与公司伦理 浅谈儒家文化的教育意义及思想影响 浅谈儒家文化的批判性继承 浅谈儒家文化与齐鲁民风 祭孔:儒家文化的时代印记 儒家文化的现代意义 的思想与儒家文化 儒家文化的根在乡村 儒家文化的现代价值 论儒家文化的复兴 儒家文化的现代命运 儒家文化里的和谐思想 论家庭伦理剧中的矛盾冲突 家庭伦理剧中女性形象的嬗变 浅谈在小学英语教学中的儒家文化的熏陶 浅谈儒家文化对中国企业管理的影响 浅谈儒家文化对构建生涯规划体系的启示 浅谈儒家文化对当代人际交往的影响 浅谈儒家文化与现代足球运动发展的比较分析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中国论文网 > 艺术 > 浅谈家庭伦理剧中的儒家文化 浅谈家庭伦理剧中的儒家文化 杂志之家、写作服务和杂志订阅支持对公帐户付款!安全又可靠! document.write("作者: 宋骁")

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摘 要:千百年来,儒家文化在中国文化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而在主要反映家庭伦理道德的家庭伦理剧中,儒家文化更是处处可见。家庭、仁义、和谐贯穿了中国家庭伦理剧的发展。本文将从家庭伦理剧的界定、儒家文化的展现、家庭伦理剧的最终归宿三个方面进行研究,重点分析家庭伦理剧与儒家文化的关系以及家庭伦理剧的最终发展趋势。 关键词:家庭伦理剧;儒家文化;家园;和谐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5)08-0073-02

一、家庭伦理剧的界定

《中国家庭伦理剧矛盾冲突类型研究》一文中指出,“家庭伦理剧就是反映社会伦理道德为题材的通俗剧。这类题材的通俗剧往往以广阔的社会为背景,将家中发生的事件,如爱情、婚姻、婚外恋、多角恋、、家庭解体、妇女独立、老人和儿童等社会伦理道德问题,搬上屏幕,引起人们思考,促进社会的不断进步。[1]”中国历来是一个重视伦理道德的国家,中国的传统文化,从本质上来说正是一种伦理文化,以儒家伦理道德为架构,以血缘关系为依托,指引着人们的道德观念和行为规范。由此引发的一系列思考及感悟,是影视作品创作的良好素材。

二、儒家文化的展现

由于儒家文化在我国正统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因此,在以家庭为主的家庭伦理剧中,必然离不开对儒家文化的探索与展示,儒家文化充分地渗透在家庭伦理剧的每一个方面。

(一)“家”的概念与孝道的展现

千百年来,儒家文化深深地印在每一个人心中,因而在自身的行为约束与道德准则上,往往按照儒家的礼仪规范要求自身。这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对血缘的尊重与对孝道的崇尚。

家庭这个概念是在人类学上有明确的界说:这是个亲子所构成的生育社群。亲子指它的结构,生育指它的功能。亲子是双系的,兼指父母双方;子女限于配偶所出生的孩子。这社群的结合是为了子女的生和育[2]。家庭是不同于一般的社会关系,这种关系是长期稳定的,由血缘构筑。在中国人的思想中,将“家”的概念进一步深化,家庭不再单单指有血缘关系的父母、子女等,更是指一切关系的总和,可以指相关的无血缘关系的亲属,也可以指相关的家族。而家庭伦理剧中展示的正是这种被放大了的“家”。

电视剧《好大一个家》讲述的是一个即将拆迁的大家庭的故事,这个家中的许多人物并没有血缘关系,但相互之间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男主人公尤曙光与妻子赵迎春离异,娶了女主人公李婉华,李婉华的女儿豆豆与尤曙光的女儿尤优成为了无血缘关系的姐妹。赵迎春嫁给了王大冲,而尤优嫁给了王大冲的儿子王浩,这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关系构成了一部40多集的电视连续剧,虽然剧情跌宕起伏,但始终离不开这个家庭。而这种对家庭的热衷,正是源于中国人对儒家文化的继承与对家的依赖。

此外,对家庭重视的另一个重要体现就是对孝道的宣扬。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曰:“何为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由此可见,儒家传统文化中对孝道极为重视,而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听从父母的安排,好好侍奉父母。近年来,虽然也出现了一些如《丑娘》《双面胶》等违背孝道的电视剧,但人们更希望电视剧中展现出一幅父慈子孝的场面。《好大一个家》中,尤曙光虽然与妻子赵迎春离异,但并未隔断自己与岳母一家的关系,仍将岳母视为自己的亲生母亲一般,这样的温馨场面正符合了儒家思想中,对孝道的要求。

(二)以“仁”为主的道德理念

儒家文化以孔子所提倡的“仁”为核心,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智者利仁。”在孔子眼中,“仁”为万事之本,安身立命之所。而对于仁的理解自古有所不同,简单来说,仁就是人与人的相互友爱、帮助,对待他人的温和宽容以及兼济天下的情怀。这种温和的态度以及万事以“仁”为核心的思想是与西方的斗争哲学全然不同的,因此也构成了我国以及亚洲许多国家的特有道德准则,而这种准则,更是贯穿电视剧的核心思想。

当下的家庭伦理剧虽然接受了许多西方思想而发生改变,加入了许多矛盾丛生的场面以引起观众的兴趣,但在观众眼中,电视剧中最为核心的主题思想必须是“仁”的展现,人与人之间爱的力量与人性的善良。电视剧《好大一个家》中,充满了戏剧性,其中,最值得人称赞的就是女主人公李婉华。当尤曙光与李婉华结婚,开始过幸福生活时,前妻赵迎春突然醒来,这给了一家人不小地打击。一方面,家人欢喜赵迎春的康复,另一方面,家人也不知如何解释她被离婚的现实。在这样情况之下,尤曙光夫妇为了照顾病人,甘愿合伙为赵迎春营造一个温馨的环境。这样的友爱与情怀,正是对传统儒家思想良好地继承,也正是孔子眼中“仁”的真正体现。

此外,“仁”的思想也表现在“君轻民重”的“民本”思想上。《孟子・尽心章句下》中曾写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可见,在儒家文化中,一直看重平民百姓的社会生活。作为反应普通人生活的家庭伦理剧,更是将大量的笔墨放在反映人民的生活上。

近年来,家庭伦理剧着力于反映普通人安贫乐道的幸福生活,如《老大的幸福》《幸福来敲门》等。电视剧《好大一个家》中,涉及的是比较敏感的拆迁话题,同样是拆迁,这部电视剧不同于《蜗居》等电视剧的着眼点,拆迁的老板不再是趾高气昂的富人形象,而是尽量满足大众需求的服务者,拆迁过程也完全按照法律规定,当群众堵在公司门前时,老板没有采取暴力手段,而是按照群众要求进行协调。这样,给人们展示了一幅重视民生的画面,让人们感受到了国家对底层人民的尊重。

(三)讲信修睦的和谐观念

《礼记・礼运大同篇》中曾说:“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弃者,皆有所养。”这是儒家文化中的理想社会,人人无私利,以诚相待。

在一段时期的家庭伦理剧中,为了吸引观众,制造了许多不符合社会伦常的情节。如《婆婆遇上妈》中,婆婆因不喜欢儿媳妇而为儿子找小三;《家产》中,兄弟姐妹为了争夺家产打得不可开交,这些都不符合中国传统礼仪文化。近年来,随着观众审美趣味的提高,电视剧开始追求一种和谐温馨的家庭氛围。《好大一个家》中,虽然起初也是矛盾重重,但这些矛盾都是合情合理的或者是无意之中制造的误会。唐一品与王大冲为了争得李婉华的芳心,采取了许多手段,但都不违背人情常理。赵迎春在得知自己误会尤曙光与李婉华后,立刻醒悟。整部电视剧充斥着善意的无奈与理解。又如电视剧《幸福来敲门》中,全局可以说没有一个反面角色。当人们看了太多的争斗之后,只有这种和睦的大团圆生活可以慰藉人们的心灵,让人们重新回到平平淡淡的生活之中。

三、家庭伦理剧的归宿

从《渴望》开始,我国家庭伦理剧经过了多番的变化。大量的矛盾冲突短时期内引起了广大观众的兴趣,但长此以往,此类作品将很难满足观众对影视作品的审美需求。鉴于此,当下的家庭伦理剧创作已逐渐转向对家庭的回归与传统的认可。

(一)回归家园

家庭价值被削弱和忽视,“人类中心论”大肆宣扬,但这种“人类中心论”又导致人类对自然界无情的征服和掠夺,造成了人类的生存与思想的危机[3]。创作者们也关注到了这一问题,对家庭的回归,并非要求家庭伦理剧忽视个体存在的价值,而是将个体放在家庭中,赋予个体更合理的位置。

作为影视艺术的研究者,可以看出,虽然在电视剧中,创作人员都是尽力展现一个意想不到的剧情。但是,创作者们还是不自觉地给观众一种圆满的感觉。当下,家庭伦理剧如此火爆,不得不说与创作者善意的倾向有很大关系。任何人,都希望给观众营造一个温馨的叙事环境,都希望继承传统的文化价值,因此,和缓的故事与平淡生活中的真情实感正是当下电视剧中最不可缺少的。

(二)情感价值的矫正

经济的快速发展引发了人们对家庭的迷茫与困惑,近年来,家庭结构不断发生变化。特别是在快节奏的城市当中,对父母的顺从以及对大家庭的责任意识越来越淡化。这样的情况下,人们更加期望在电视剧中看到孝顺长辈,恭简礼让的美好画面,去填补现实中情感的缺失。电视剧创作者们也关注到这一需求,缓和冲突、构建和谐情感,着力展现良好的家庭相处模式。

电视剧《好大一个家》正是这样一部优秀的作品。作品在展现时,注重了“度”的把握,既可以娱乐大众,又宣扬了正确的价值取向,让观众在耳融目染中受到教育。这样的作品充分展现了叙事技巧,无需特别的与众不同,平淡中完成了情感的表达,传递了美好的思想,实现了文艺作品的真正意义。

(三)由冲突走向和谐

电视剧作为大众艺术,无法摆脱圆满性的艺术要求,在有限的情节之中,在一定的压抑之后,一定要得到一种圆满性的释放[4]。近几年的家庭伦理剧虽然将各种矛盾冲突表现的淋漓尽致,但是在最后总是给人们一个更容易接受的结局。《金婚》中如此复杂的生活,几乎年年发生意向不到的事情,但最终还是以老两口牵手离开作结;《好大一个家》中,关系错综复杂,但就是这样复杂的关系,最后也给了观众一个传统的大团圆。八方街的老邻居们重新回迁,幸福地生活在一起。最后,年三十的团圆饭上,连唐一品都放弃了昂贵的别墅,回到群众中来。这样的和谐温馨场面,正是满足了人们对生活的期望,符合了观众对电视艺术的要求。

四、小 结

家庭伦理剧作为展现现实社会的一个剧种,必然离不开对人们日常生活情感的真实反映。只有充分了解儒家文化的传统精髓,才能更清晰地了解观众的所需所想,才能使自己的作品满足广大观众的要求,才能创作出《好大一个家》《幸福来敲门》等这样优秀的电视作品。

人际交往艺术论文范文第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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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摘 要:本文以德国拜罗伊特大学学生为调查对象,将中国国家形象划分为中国人形象、中国政府形象、中国社会形象以及中国经济形象和军事形象五个侧面进行测量,考察了德国学生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认知。调查结果表明,德国学生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认知可解读为:“勤奋友好的中国人形象”、“强大腐败的中国政府形象”、“发展迅速但不平等的中国社会形象”、“价廉物劣的中国制造形象”及“有扩张野心的军事大国形象”。 关键词:国家形象;德国学生;媒体 中图分类号:G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5)04-0035-03

根据周宁教授有关西方的中国形象的研究,早在1250年前后就出现了西方的中国形象。从柏朗嘉宾、鲁布鲁克将“契丹”带入西方文化视野开启了马可・波罗前后两个世纪的“契丹传奇”,到文艺复兴时期绝对主义王权期待中的“大神话”,再到启蒙理想中的“孔教乌托邦”[1],都是西方对中国形象的描绘。

国家形象是一个综合体,它是国家的外部公众和内部公众对国家本身、国家行为、国家的各项活动及其成果所给与的总的评价和认定。国家形象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凝聚力,是一个国家整体实力的体现[2]。孙有中进一步将国家形象细分成若干领域的形象来考量,他认为国家形象是一国内部公众和外部公众对该国政治(包括政府信誉、外交能力与军事准备等)、社会(包括社会凝聚力、安全与稳定、国民士气、民族性格等)、文化(包括科技实力、教育水平、文化遗产、风俗习惯、价值观念等)与地理(包括地理环境、自然资源、人口数量等)等方面状况的认识与评价,可分为国内形象与国际形象,且两者之间存在很大差异[3]。

伴随着21世纪的到来,中国经济一路腾飞且经济总量现已跃居世界第二,中国正在国际生活中不断寻求“政治大国”、“经济大国”、“文化大国”的国家形象。然而国家形象的根本还是在于他者(其他国家及其公民)对本体的形象认知。因此,本文以德国拜罗伊特大学学生为调查对象,以调查问卷的方式,从“中国人”、“中国政府”、“中国社会”、“中国政治”、“中国经济”、“中国军事”等几个层面来考察德国大学生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认知。

一、调查结果

1.研究对象基本情况。拜罗伊特大学位于德国巴伐利亚州上法兰肯地区的拜罗伊特市,该市比较注重发展与中国的友好关系,中国投资者在当地也较受关注与欢迎。而拜罗伊特大学同时也与北京大学、青岛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体育学院等学校在德语、文学、汉学、法学、体育等领域拥有合作关系。本次调查对象为德国拜罗伊特大学学生,以随机抽样的方式总计发放300份问卷,实际回收有效问卷272份。参与调查的学生,德国籍学生248人,总人数占比为91.2%,非德国籍学生24人,总人数占比8.8%。由于本研究着眼于调查德国大学生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认知情况,因此本文分析对象为此248名德国籍大学生。

统计显示,在被调查的248名德国籍学生中,男生126人,占总数的50.8%,女生122人,占总数的49.2%。年级分布情况来看,大一学生65人,占总数26.2%,大二学生28人,占总数11.3%,大三学生30人,占总数12.1%,大四学生55人,占总数22.2%,研究生51人,占总数20.6%,博士19人,占总数7.7%。其中195名学生有,基督教徒187人,伊斯兰教徒2人,佛教徒0人,信仰其他宗教的6人,53名学生无。

在与中国人或中国文化的接触方面,23名学生去过中国,占总数9.3%,172名学生表示出想去中国的意向,而不想去中国的学生有76名,占总数的30.6%。有中国朋友的学生98人,占总数的39.5%,学过汉语的9人,看过中国电影的149人,其中看过1~5部电影的123人,6~10部电影的18人,多于10部电影的8人。

庞大的中国留学生群体在增强德国学生的中国文化接触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如国际交流中心资助举办各国文化展示活动,中国留学生在展会中展示书法、剪纸等传统艺术,同时中国留学生自己也会举办德国学生参与的文艺晚会,该市还定期举办“Shanghai night”,期间有诸如中国杂技团表演等节目形式,这些活动都加强了德国学生对中国文化的接触。德国学生与中国人的接触程度较高也正源于此。

2.德国学生对媒体的评价。本研究首先从国家立场,引入了德国媒体与中国媒体,并且考虑到西方国家知名媒体的国际影响力因素,也引入了New York Times以及BBC等媒体。同时,为考察各不同性质的媒体是否会对德国学生给予中国国家形象的评价产生不同影响,本文也对媒体进行了官方媒体(CCTV-4、Süddeutsche Zeitung,简称SZ<南德意志报>)、党派媒体(China Daily)、商业性媒体(Bild<图片报>、Der Spiegel<明镜周刊>、DIE WELT<世界报>、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法兰克福汇报>)、公共性媒体(Zweite Deutsche Fernschen,简称ZDF<德国电视二台>、Arbeitsgemeinschaft der ?ffentlich-rechtlichen Rundfunkans- talte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缩写:ARD<德国广播电视联合会,简称德广联>)以及专业性媒体(New York Times、BBC、Phoenix CEN)的区分。

根据李克特量表,问卷设置1~5个选项分别表示调查对象对各媒体的评价:“非常好、好、一般、不好、非常不好”,考虑到调查对象并不一定对所有媒体都知晓,因此增设第6个选项“不知道”排除对部分媒体不熟悉的部分学生,同时考察该媒体在国际上的传播能力。从表1可看出:从国家角度来看,德国学生普遍对中国媒体的熟悉程度较低,近91%的德国学生不知道China Daily(评价均值为2.8621)和CCTV-4(评价均值为2.9545),近72%的学生不知道Phoenix CEN(评价均值为2.5857);相比之下,New York Time(评价均值为2.1376)和BBC(评价均值为1.9624)在德国的普及度较高,表示不知道的德国学生仅占24%和14%,并且总体评价正面,尤其对专业性媒体BBC的评价呈现明显正面;在本国媒体当中,德国学生对Bild(图片报)评价明显负面,均值高达4.1748,经访问部分调查对象得知,Bild(图片报)一贯以“耸人听闻”风格专注于吸引读者眼球,且部分读者表示其报道内容常常并不与事实相符,在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群体中,对Bild接受度较低。其余几项媒体的评价都趋向于正面,均值分别为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法兰克福汇报)1.9052,Süddeutsche Zeitung(南德意志报)1.8851,Der Spiegel(明镜周刊)2.2922,DIE WELT(世界报)2.3761,ARD(德广联)2.2418,ZDF(德二台)2.1748。

其次,本调查还对德国学生的媒体消耗时间进行了考察,分别用1~5表示时间消耗少于等于30分钟、30~60分钟、60~90分钟、90~120分钟以及大于等于120分钟。从表2可看出,互联网的时间消耗最大,每学生每天约在互联网消耗3.8个小时,其次是电视、广播及报纸,杂志的消耗量最小,仅为1.2小时每人每天。

3.德国学生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认知。(1)“中国人”形象。上古以来,无论国人自诩还是国外友人谬赞,中国人普遍被认为是“智慧”、“勤劳”的化身。通过小范围的预调查,本文选取了评价频次较高的8个形容词:“勤奋”、“智慧”、“勇敢”、“友好”、“思想开放”、“活跃(积极)”、“富有”、“幸福”,以及这8个形容词的反义词构成5点量表(1代表正面、5代表负面)来测量“中国人”的形象。“勤奋”这一指标评价最高,其次分别是“友好”、“智慧”、“幸福”、“活跃”、“勇敢”,经单样本T检验显示呈现评价明显正面,但“思想开放”和“富有”的评价呈现明显负面。经过项目间的信度检验,显示项目间的信度系数Alpha=0.716,适合建立综合指标。因此,本文认为这8个指标的简均数就是德国学生眼中的中国人形象的综合得分2.5,可以认为总体认知是偏正面的形象。

表1 统计量

中国人勤奋

勇敢

智慧

友好

活跃

富有

思想

开放

幸福

N

有效

247

246

247

247

246

247

247

246

缺失

1

2

1

1

2

1

1

2

均值

1.6194

2.8577

1.9879

1.9069

2.7154

3.2996

3.1822

2.6341

极小值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极大值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2)“中国政府”形象。近年来,中国公众能普遍感受到中国政府反腐倡廉的强硬态度,新闻报道中落马的官员时有耳闻。但德国《明镜周刊》于2014年12月了一则题为“经济进步,反腐败退步”的报道[4],称在“2014年国际清廉印象指数排行榜”中,中国的排名比去年大降20位至100名。本文以“清廉”、“民主”、“和平”、“透明”、“稳定”、“强大”、“开放”以及“有能力”8个指标加以测量德国学生对中国政府的形象认知,同样以这8个指标的简均数作为中国政府的综合指标。结果显示,“强大”、“稳定”这2个指标呈现偏正面评价,但经单样本T检验显示,“稳定”(P=0.058>0.05)的正面评价不显著,其他6项指标均呈现明显负面的评价,其中“民主”的评价最差以及“清廉”、“透明”评价值均超过4分以上(1为偏向正面评价,5为偏向负面评价)。项目间信度检验Alpha=0.652,基本适合建立综合指标。因此中国政府的综合得分为3.52,为显著负面的评价。

表2 统计量 清廉 民主 和平 透明 稳定 强大 开放 有能力

N

有效

246

248

248

248

248

248

248

246

缺失

2

2

均值

4.0285

4.2177

3.8226

4.1411

2.8871

1.9960

3.9113

3.1423

极小值

1.00

1.00

2.00

1.00

1.00

1.00

1.00

1.00

极大值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2.00

5.00

(3)“中国社会”形象。在考察社会形象时,选取了“发展迅速”、“稳定”、“现代”、“多元”、“平等”、“积极”、“富有”、“开放”八个指标来测量。社会“发展迅速”得到了普遍认同,“积极/有活力”也得到了肯定,但“平等”、“富有”及“开放”经单样本T检验显示呈现显著负面的评价,尤其“平等”这一指标,均值高达4.04(1是正面评价最高值,5是负面评价最高值),而“稳定”、“现代”、“多元”则呈现出中立态度。项目间信度系数Alpha=0.741,建立综合指标的得分为3.05,因此对中国政府呈现明显负面的评价。

表3 统计量 社会发展迅速 稳定 现代 多元 平等

有活力/积极 富有 开放

N

有效

247

247

247

246

247

245

247

247

缺失

1

1

1

2

1

3

1

1

均值

2.0040

2.9676

3.0040

3.0691

4.0445

2.7061

3.2672

3.3279

极小值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极大值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4)“中国经济”形象。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有目共睹,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终结了日本二战后40多年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奇迹”。但中国的经济形象却不见得如其GDP一般的积极向上。在测量经济形象时,主要以考察了德国学生对中国制造的形象认知。选取了经济产品的“普及度”、“价格”、“质量”、“安全性”以及“企业的售后”、“自主创新”和“诚信度”7项指标来衡量。其中,经济产品的普及程度高(M=1.42),价格低廉受到普遍认可(M=1.76),但产品的质量(M=3.67)、安全性(M=3.40)以及企业的售后(M=3.63)、创新力(M=3.23)和诚信度(M=3.25)都呈现显著差评。

表4 统计量 普及度 价格 质量 安全性 售后 服务 自主 创新力 诚信度

N

有效

248

247

247

247

244

241

246

缺失

1

1

1

4

7

2

均值

1.4234

1.7611

3.6680

3.4008

3.6311

3.2282

3.2480

极小值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极大值

5.00

4.00

5.00

5.00

5.00

5.00

5.00

(5)“有扩张野心的军事大国”形象。军事力量是国家综合实力的一项重要指标,本文在考察中国的军事形象时,仅以“军事力量”是否强大、“是否有扩张野心”及“是否威胁和平”的程度也来测量。数据显示,德国学生认为中国的军事力量明显强大(M=3.96),并且具有扩张野心(M=3.48),在维护世界和平的职责上更趋向于威胁世界和平(M=3.17)。因此,德国学生认知的中国的军事形象可概括为“有扩张野心的军事大国”形象。

表5 统计表 军事力量强大 有扩张野心 威胁世界和平 N 有效 232 229 240 缺失 16 19 8 均值 3.9569 3.4760 3.1708 极小值 1.00 1.00 1.00 极大值 5.00 5.00 5.00

二、影响因素分析

1.人口学变量因素。本文考察的人口学变量因素包括:性别、年级、专业及宗教。经过独立样本T检验显示,就性别而言,在对中国人以及中国经济的形象认知上,女性比男性认为中国人更有“智慧”(M1=2.14,M2=1.92),认为中国制造的产品具有更高的“普及度”(M1=1.47,M2=1.38),在对中国的军事形象认知上,女性也比男性认为中国更具有“扩张野心”(M1=2.64,M2=2.38);在对中国社会和政府的形象认知上,男性比女性认为中国社会更“发展迅速”(M1=1.84,M2=2.17),认为中国政府更“强大”(M1=1.94,M2=2.05)。

就宗教因素而言,调查对象中信仰宗教的学生195人,其中187人为基督教徒,2人信仰伊斯兰教,另外6人信仰其他宗教,因此本文在考察宗教差异时仅分为基督教徒与非基督教徒考察。基督教徒比非基督教徒认为中国人更“智慧”(M1=1.98,M2=2.21),认为中国政府更加强大(M1=1.96,M2=2.13);而非基督教徒相比基督教徒认为中国社会发展更“迅速”(M1=2.06,M2=1.81);在对中国军事形象以及经济形象的认知上,基督教徒与非基督教徒认知倾向于一致,差异不显著:普遍倾向于认为中国军事实力强大,呈现扩张野心;对经济产品的评价及认可度都不高。

2.人际接触。人是社会性动物,日常的人际交往以及社会接触影响个体对周遭环境的认知。本文以“是否有中国朋友”,“是否去过中国”,“是否学习过汉语”、“是否观看过中国电影”以及“是否为基督教徒”来考察德国学生对中国文化的接触程度,并以此为自变量,以“中国人”、“中国社会”、“中国政府”、“中国经济”、“中国军事”五个侧面形象为因变量,进行多元回归分析,考察各因子之间的联系。结果表明:(1)有中国朋友的学生对“中国人”的形象认知显著好于没有中国朋友的学生,但对中国形象的其他几个侧面的认知并无显著影响;(2)去过中国的学生对中国社会的形象认知相比未去过的学生略正面,其中一个有意思的发现是,去过中国的学生比未去过的学生更倾向于认可中国社会富有;(3)是否学习过汉语、是否观看中国电影以及是否为基督教徒,之于德国学生对中国形象的认知并无显著影响,说明文化的接触对刻板印象的消减或加强都没有明显的影响。

3.媒体的影响本文选取了德国、中国以及国际范围内的不同性质的媒体,分属严肃性媒体、商业媒体、党派媒体以及专业性媒体。数据统计显示,德国学生对严肃性媒体的评价对他们认知中国国家形象并无显著影响,而党派媒体本身的知晓度不高,因此在本文中不作为参考。但德国学生对于专业性媒体的评价以及对于商业性媒体的评价却影响其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评价。经回归分析显示,德国学生对BBC的评价与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评价成正比,对商业媒体(如图片报、明镜周刊)的评价与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评价成反比。

三、结 论

在对中国国家形象的五个侧面进行考察的过程中,中国人的形象综合评价最高(M=2.5),中国制造的经济形象次之(M=2.91),其次是中国社会(M=3.05)和中国政府(M=3.52)的综合评价都偏负面,其中军事形象综合评价最差(M=3.53)。

中国形象是特定时代西方文化无意识的象征,具有“社会集体想象”的意义[5]。周宁教授在有关中国形象研究的系列文章中指出,西方世界的中国形象经历了乌托邦化的形象时代到意识形态化的形象时代的转变。中国人的形象作为中国形象一个实实在在的具象方面,在乌托邦化的形象时代就给西方国家留下了“勤劳友好”的刻板印象。但随着现代化的到来,东西方世界的意识形态差异显著,中国作为一个国家层面的形象日渐受到西方世界的诟病,“人权”、“民主”等口号一直作为西方世界诟病中国的借口,在德国学生的调查中也不难发现他们对、民主现状的担忧。大众媒介在其中也起到不可小觑的作用。德国媒体在报道中国消息时自觉不自觉的受到本国意识形态的影响,尤其商业媒体为博眼球,时常给予中国政治、经济、军事以及社会的“负面”形象过度的关注,如领土问题、环境健康问题等。因此公众也难以摆脱受意识形态导向的舆论影响。

人际交往艺术论文范文第7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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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摘 要:数字出版时代的来临使出版编辑将面临更多的挑战。为提升编辑人员的编辑力,本文将从编辑力的视角,首先提出数字出版时代编辑的角色定位与应具备的基本出版力,并针对数字出版对编辑力的新要求作出总结;其次,对现实境况中编辑与编辑力存在的困境进行分析;最后对在此状况下编辑力的提升途径提出相应策略。 关键词:数字出版;职业编辑;编辑力 中图分类号:G2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5)04-0105-03

兴起于20世纪末的数字出版浪潮对出版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无论是出版的载体与形式,还是出版物的传播方式,数字化已经成为出版业不可逆的发展方向。数字出版是计算机技术、多媒体技术与网络技术的复合体现,它在传统出版业的基础上实现了出版流程、内容加工、生产模式、传播载体、阅读消费的数字化,具有低成本、易流通、海量储存、快速查询等特点。

同时,数字化出版物也逐渐显现出浅阅读、视觉化、娱乐化等负面效应。有相关统计数据以来,中国数字出版产业产值从2006年的213亿元,增长到2013年的2540亿元,年均增长率超过30%[1],远高于其他行业的增速,并将在未来几年保持高速增长。面对行业发展的新环境,对身处行业中的编辑个体无疑也是巨大的挑战。对于数字出版时代的图书编辑来说,除具备传统编辑所应具有的政治素质、业务素质之外,在选题创意、内容优化整合、出版形态选择、个性化阅读方式等方面,不断提高自身职业素养,是胜任新媒体环境下编辑岗位的新要求。

(一)数字出版时代是否还需要编辑

数字出版时代对编辑职能的影响是显著的。在传统出版业中,无论是杂志报刊编辑,还是图书编辑,其职能活动主要是对精神产品进行收集、选择、组织、鉴审和整理加工,并通过构建一定的文化符号向社会传播,受到相应高等教育的社会精英承担的一项专门活动。而在数字出版时代,编辑活动最大的变化在于读者对原有编辑活动的深度介入,也就是说读者在消费精神产品的同时,也在对产品进行二次创造。如同豆瓣网一类的书评网站对某一图书的评论与转发,使初始阅读者变成内容编辑者,评价与转发的质量及数量又会引起更广泛的传播,引发更多的关注。由于信息海洋的存在,二次编辑产生的传播效应在一定程度决定了原本内容的生存还是湮灭。更为极端的例子是亚马逊的Kindle Singles项目。对于1万~3万字的书籍,任何人均可以向亚马逊提交,审核通过后即可在亚马逊平台出版销售,这等于宣告传统编辑出版环节的死亡,这也就是所谓的“全民编辑”的时代。

数字出版时代真的不需要编辑吗?回到现实中,信息碎片化与浅阅读的现象愈发明显,数字内容提供商处于及时性与盈利性的考虑,编审环节往往被简化乃至忽略掉,这导致出版质量的参差不齐,基础性错误频发。新媒介时代的来临并不意味着传统媒介的消亡,而是用新的形式展现原有的内容。编辑不可能对海量的内容全部申报、审核,但在泛滥的信息中甄选、收集真正有价值的信息,通过深度加工实现内容的专业、经典、厚重,不正是与解构化、轻薄化、庸俗化信息的差异化存在吗?坚实的内容恰恰是编辑在信息化时代能够安身立命的根本所在。

(二)职业素养视角下的编辑力

对于编辑力的讨论是出版界近年来广泛关注的话题,出于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解释。包括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视角、信息传播影响力的视角、媒介间竞争力的视角及职业素养的视角[2]。作为编辑个体而言,编辑出版流程及其基本环节是他们最熟悉的日常工作,用职业素养来解释编辑力对编辑岗位来说是较为恰当的。由于媒体属性、编辑对象、编辑环节、编辑手段的差异,不同媒体对编辑职业素养的要求也不尽相同。新闻编辑力主要表现为发现新闻、辨识新闻主次轻重、呈现新闻内容和形态、整合各新闻要素及社会关系的四种能力[3]。图书编辑力被概括为做好书的能力,即取材、策划约稿、催稿、编辑实务、校稿、宣传、发行营销等能力的综合体现[4]。多媒体编辑力则是通过策划、选材、编审,参与创造等过程,以报、刊、书、网等多种方式交到读者手中的问题前瞻力、创意构能力、知识把握力、人际交往力等的综合体现[5]。

编辑力作为编辑岗位职业素养的体现,其展现的不仅是一种单纯的技术层面的工作,也是社会精神产品的创造过程。编辑作为一种创造性的劳动,对社会文化构建和传承有着重要作用,编辑者是这种创造性劳动的主体。

1.创新能力

在数字出版时代,编辑人员作为出版团队的核心,需要具备创新意识与创新思维,尝试新的事物,使用新的方法,才能生产出能满足读者需求的精神产品。思维层面,编辑人员需要从原有的纸媒的平面思考方式转向多媒体的立体化思考方式。除了惯有的平面构图、油墨纸张、字数码样的考量外,更应该考虑利用数字技术为读者提供多样化的阅读服务。例如增加主题检索、知识挖掘、关联链接等内容,做到优秀内容间的整合,使读者有超出想象般服务的感受,实现纸媒难以实现的功能。技术层面,编辑人员的创新能力主要体现在出版物内容与形式两方面。在信息化时代,读者的阅读方式与阅读习惯已悄然发生改变,跳跃式、视觉化的阅读习惯已成为许多中青年读者的阅读方式。面对这一改变,编辑人员只有顺势而为,将有价值的信息以新的方式呈现才能够满足多元化读者的要求。在数字出版时代,由于多种媒介组织的参与使得出版市场的竞争加剧,只有不断创新,才能够在出版行业中获得长久的生命力。

2.资源整合能力

在平面传统出版业向现代传媒业转型过程中,优质的内容仍然是打动读者的利器。在数字时代,与新兴媒体相比,传统出版机构有着丰富的出版资源,经验丰富的编辑团队,优秀的作者,忠实的读者群和自身的品牌优势。而需要改变的是将分散的要素组合成有价值的内容资源。编辑人员在对内容资源的整合和再利用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编辑人员的资源整合能力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对既有资源的内容整合,包括相似内容与现有内容的整合上,通过设计、包装、宣传,以新产品的形象推向市场以吸引读者;二是对渠道的整合,即将单一的出版发行扩展到媒体传播、阅读学习、教育培训、娱乐游戏、旅游文化等领域。这两种整合相辅相成,内容与渠道相互适应,才能使经过整合设计生产出的产品发挥价值的最大化,取得好的效果。

3.多渠道信息处理能力

数字出版时代,在跨媒体、跨地域和跨产业的出版条件下,出版物的选题、策划、运营都面临更复杂的环境,这要求编辑人员具有多渠道捕捉、筛选、利用、反馈能力。除了传统的约稿、投稿方式外,编辑人员在选题策划阶段,网络调查、网络搜索、论坛和微博等都是获取信息的新渠道;营销阶段,可以利用互联网、手机、微博等新媒体对图书进行宣传推广;运营阶段,编辑人员还可利用网络进行市场调查、读者互动、读者意见反馈等工作。由于多渠道状态下信息量大、获取速度快,这必然要求编辑人员具有不同的信息获取途径,对相关出版领域的动态及时掌握,并能够根据新媒体的特点进行产品设计。

数字出版时代已经对编辑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但现实情况是编辑人员却存在编辑理念老化,数字化技术欠缺、市场意识淡薄、知识结构不合理、复合型人才缺乏等诸多问题,特别是网络技术的加速发展,编辑力不足的现象愈发突出。

数字出版是出版业的发展趋势,也是大多数编辑所认可的未来发展方向。由于传统出版环节已经固化,虽然这些环节已经跟不上现实的市场状况,但编辑人员已经习惯了传统历程的管理模式,对于数字化出版的新要求普遍持观望的态度,拒绝主动作出改变。对于新的数字技术,难免会有陌生乃至排斥的思想,上到对数字出版重要性的认知,下到具体的数字出版运作模式、制作方式,编辑人员要在短时间内完全接受、适应都存在较大的困难。同时,对于数据出版时代根据多渠道信息确立选题策划的要求,也未能实时反映到编辑人员的脑海中,依据个人判断、主管喜好等进行选题策划仍然是普遍现象。究其原因是编辑人员在传统体制中,各部门分工明确,编辑主要与作者沟通,与市场、营销等活动缺乏联系,造成出版物盲目选题,脱离市场的情况,导致图书销量低,库存高企,从而严重影响企业的整体经营。

(二)年龄与知识结构不合理

数字出版产业需要的编辑人才是融合性、复合型的人才,应具有多学科知识、多方面技能,多出版领域的相应能力。缺乏对出版熟悉又懂技术的复合型人才是传统出版向数据出版转型中面临的大问题。造成这一现象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年龄结构问题。目前出版机构普遍存在着编辑队伍“老龄化”和“年轻化”的两极现象[6]。年龄较大的编辑人员有丰富的编辑经验,但知识老化,对于新事物的学习欲望不强,对于新技术的掌握不够;年轻编辑适应力强,思维活跃,创新精神强,敢于尝试新鲜事物,对于数字时代所赋予的新要求有着强烈的学习欲望,但是编辑基本功不扎实,经验不足。有丰富编辑经验又勇于学习掌握新技术的中间年龄人才则相对来说偏少。二是人才培养与管理问题。目前大多数编辑人员都是由其他行业换轨而来,对于编辑理论知识、行业知识等缺乏深入的了解,对于数字出版业务也是处在学习和了解的状态,在现阶段掌握数字化技术的编辑人员并不多。同时现有管理模式的激励奖惩机制不明显。编辑人员竞争意识不强,责任心不高,出版物质量不高,缺乏提升学习的欲望。

(三)持续学习能力有待加强

传统的编辑人员,侧重于对内容的把控能力,但对于制作的能力较为轻视。在数字出版时代,优秀的内容也需要外在良好的一体化呈现,这对于出版物制作能力的学习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现有的编辑人员对于数字产品技术,特别是网站、无线、手机出版等方面的产品加工技术普遍存在困难,例如编辑、作者、排版、印刷使用不同的数字软件进行加工制作,在交换内容时格式不统一等。现在大多的编辑人员已经在尝试学习和使用数字技术,但是掌握的程度不高、使用的频率低、技术类别少。

数字出版产业的兴起并不意味着传统的编辑职能的消失,加强并重视编辑的基本职能,并将其融合进新兴的领域,保证出版物的内容质量,是编辑工作长久发展的保证。数字时代需要立足于强化的编辑力主要是策划、优选与把关。策划职能是创造性的发现活动,将直接决定最终传播效果的好坏。在策划过程中,积极地利用多信息渠道收集市场信息,了解读者需求,引导作者创作向读者靠拢,提高传播主动性。优选职能是编辑向公众传播的起点,是国家政策、社会环境和受众需求综合考虑的结果。这一过程不仅包括对作者与作品的选择,还应该考虑在数字出版环境下的传播方式、内容载体形式、营销渠道等。把关职能是编辑对信息进行取舍,只有符合政治、法律、道德等诸多标准的内容才能进入传播渠道。同时,把关还要对内容进行优选,保证信息的可靠性,便于受众接受、利用。从思想品位到审美趣味,从版式到标点符号,从文字到图像等方面,都是编辑需要把关的内容。

出版环境的改变,是促使编辑理念更新的外在原因。传统的编辑理念无法适应数字化的环境,只有在新理念的指引下正确认识数字技术带来的改变,学习新的知识,提高自身素质,才能适应时代的需求。首先,应该改变的是编辑人员普遍存在的观望思想,即认为数字出版虽然是未来的潮流,但其对传统出版的冲击是有限的。应当认识到,数字出版的发展趋势是越来越快,而非匀速的发展,不能快速适应数字出版业务,意味着自身有被淘汰的危险。所以,对编辑人员首先要正视数字化的趋势,主动学习数字化出版的知识与技能,并积极进行数字化业务的尝试。其次,应树立以读者为中心的服务观念,编辑应将读者的需求与反馈作为重要的工作内容,为产品找到合适的定位。最后,应建立多元立体化的出版思维,特别是在从纸媒向多媒体媒介的转化过程中,全面综合地考虑不同媒介的出版要求。

编辑人员在信息收集、选题策划、加工制作以及后期的发行、宣传等过程中,都需要运用数字技术。掌握数字化技术已经成为数字时代编辑人员的必备知识,利用计算机工作已经成为数字时代编辑的基本工作方式。要使编辑能够熟练操作计算机,利用网络来实现期刊的数字化出版,首先,编辑必须不断学习、更新计算机技术知识,学习网络技术知识以及多媒体制作技术,不断加强与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有关知识的学习与培训。其次,就是在实际的工作中,无论是编辑工作的哪一个环节,都要强调编辑运用计算机来处理,以此强化技术环节的训练,使编辑在工作中无论遇到任何问题都能够运用计算机处理解决。除了这些数字技术,编辑需要掌握以外,图书的营销方式也更多样化,例如网络、微博的发展,编辑可以充分利用新媒体与读者沟通、进行宣传推广的工作。

四、结 论

数字出版的趋势不可逆转,数字浪潮席卷出版业只是时间的问题。编辑作为出版的主体,只有找准角色定位,发挥自己的才能与特长,不断严格要求自己,不断提升自己的编辑力,努力适应新时势的发展和需要,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促进出版事业的长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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