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经济论文范文

环境经济论文篇1

针对临海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环境问题，本文运用博弈论来分析目前环境管理制度存在的缺陷。

1.两港口企业之间的博弈现有A、B两个港口企业且企业规模相当，他们对自己造成的环境污染可以有两种选择：治理和不治理。如果两个企业都不治理的收益分别为R1和R2。由于环境改善的正外部性和长期性，设治理污染的支出成本分别是C1和C2，则收益分别为R1-C1（<R1）和R2-C2（<R2）。进行污染治理后，环境质量会得到改善。根据纳什均衡分析，A和B企业的最优选择都是不治理。通过上述分析，反映出了现行环境管理制度的缺陷，即企业的治污成本较高时，企业积极性就会降低。因此应把污染导致的外部不经济内部化，充分完善排污权二级交易市场。

2.港口企业和居民之间的博弈现有A港口企业和港口附近某一居民a，A企业对自己造成的环境污染可以有两种选择，即治理和不治理。如果不治理的收益为R1，由于环境改善的正外部性和长期性，A企业治理污染的支出成本是C1，则治理后收益为R1-C1（<R1）。a居民对企业造成的环境污染有两种选择即听之任之，不参与保护环境，或者向环保部门申诉治理。若申诉后需付出的成本是C2，获得的收益是T，即判断C2>T，即a居民参与保护环境最后获得的收益是T-C2（<0），若a居民不参与申诉治理，则获得的收益是0。因此，博弈的纳什均衡是不保护和不治理。由于缺乏环境制度创新，没有建立起符合本地区实际情况的社会调控和监督环保机制，公民很少或不愿意积极参与到环境保护中来，这也是目前环境管理制度的缺失面。

3.港口企业和环保部门之间的博弈港口企业面对环境污染有两种选择即治理或不治理，环保部门选择也有两种即管制或不管制。若港口企业治理污染后所得收益为R1，治理污染的费用为C1，且C1>R1，环保部门对其征收的排污费为F1，对超额排放污染罚款为F2，且F1+F2>R1，管制后环保部门收益为R2，环保部门实行环境管制的成本为C2，则R2>C2。根据两者之间的博弈关系，假设该港口企业治理污染的概率为X，不治理污染的概率为1-X；环保部门管制的概率为Y，不管制的概率为1-Y。首先，设港口企业的期望利润函数为P1。通过分析，两者的选择取决于其期望收益或期望利润。同时也反映出临海经济区域环境管理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即：虽然确定了排污总量控制、排污费和罚款标准等，但总体标准较低；同时出于地方经济保护主义，环保部门对一些大型化工产业、石油行业、电力煤炭行业等企业执行环保力度和惩罚力度不够，监管不到位。

二、秦皇岛临海经济区环境管理制度设计

通过秦皇岛临海经济区环境管理制度问题分析，结合秦皇岛市自身特点，对秦皇岛临海经济区环境管理制度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设计：

1.秦皇岛临港经济区排污权交易制度设计根据秦皇岛临海经济区实际情况，排污权交易体系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即：初级分配市场体系、次级交易市场体系和监控体系。初级分配市场体系中可将二氧化硫排放量和化学需氧量的排污权总量作为控制目标，同时将区域内涉及煤炭、水泥、石油化工、电力、建材制造、塑料加工等高污染高耗能的规模不一的企业纳入到排污企业范畴。考虑到行业企业规模差异性和治污成本的差异性，可采用投标询价方式定价。各排污企业根据环保部门制定的参考价格区间进行投标，参与询价过程，最终由环保部门来确定该行业的初始排污权分配价格。排污权次级交易市场体系可参照证券市场二级交易市场交易模式运行，即通过交易所网上交易平台挂牌交易。排污企业要想参与次级交易市场，必须经过环保部门和交易所的认定，同时开立交易所排污权交易专用账户，包括资金账户和排污权账户。交易时间由环保部门和排污权交易所具体确定，可每周进行一次，也可每月进行一次。环保部门和交易所要定期更新交易信息，包括二氧化硫和化学需氧量排污权供给和需求信息、最近成交信息、成交价格、成交企业等。监控体系则包括排污监控系统和交易监控系统。政府环保部门通过排污监控系统对企业排污实施监管，对超标、超量排放进行经济处罚等。交易监控系统主要是对排污账户和交易过程进行实时监控，保证交易过程的公开、公正、公平。

2.秦皇岛临海经济发展中环境税收制度设计完整的环境税收制度涉及内容及税种较多，本文仅结合秦皇岛实际情况，对环境税收制度中二氧化硫税税收制度进行设计，以期对健全我国环境税制度有所借鉴。二氧化硫税收制度主要包括征税范围、纳税人、征税基础、税率、征税方法及税收优惠几个方面。征税范围应确定为区域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而排放二氧化硫的各类企业。二氧化硫税的纳税人则是向大气中排放SO2的所有排放者。在本设计中对商业和服务业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人暂不考虑征收二氧化硫税。二氧化硫税的税基可确定为二氧化硫实际排放量。在二氧化硫税制的设计中，合理确定税率是核心问题。二氧化硫税税率的确定方法主要有环境退化成本法、污染虚拟治理成本法、排污控制成本法等。本文建议采取符合秦皇岛实际情况的污染控制成本法来测算二氧化硫税税率。此外，还应建立相关税收优惠政策以鼓励企业使用新技术和新设备，向“三高”企业倾斜，特别是向生产过程中使用防尘或除尘技术，减少环境污染的临海企业倾斜。

环境经济论文篇2

关键词：文化环境；经济环境；会计模式

知识经济时代背景下，人们在研究会计理论与方法的过程中，日益重视社会环境对会计模式所带来的影响。本文主要讨论会计文化环境和经济环境对会计模式的影响。

一、文化因素对会计模式的影响

所谓会计文化环境，是指对会计模式形成与发展具有制约和影响作用的各种文化因素总和，包括思想观念、价值趋向、思维方式、行为准则及语言、文字、风俗习惯等。由于文化是人类在长期社会实践中创造、积累的，体现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精神财富。因此，由各种文化因素组成的文化环境，在不同的社会表现出出明显的差异。文化环境的这种差异，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各国会计模式的形成和发展。

由文化特征因素组成的文化环境所决定的会计模式的表现：利己主义的文化决定了一个社会中会计职业界比较发达，自制程度较高，政府对会计准则制定和会计实务管理等事务介入较少，同时，会计侧重于维护私人投资者的利益，会计规范的灵活性大，技术方法的发展更新较快，强调实质重于形式；相反，集体主义的文化决定了一个社会中政府的统一会计规则比较完善和有很高的权威性，实务中较少需要职业判断，会计职业界相对较弱。强不确定性避免取向的文化决定了这样的社会中一般表现出较强的保守主义倾向和保密倾向，而弱不确定性避免取向的文化决定了在这样的社会中表现出较弱的保守主义倾向和保密倾向，如一个社会中有较强的避免不确定性愿望，那么，这个社会中的人们对待未来事件的不确定性处理就比较谨慎，对利润的计量比较保守。WWw.133229.cOm小跨度的权力结构取向的文化通常造就一种通过“公认”途径规范会计实务的模式，而大跨度的权力结构取向文化往往选择统一的会计制度。阳性取向的文化对会计的影响是会计计量倾向于公正性和财务揭示倾向于公开性，会计法规制度统一性强，强制性大，持续时间长。不过会计实务是受文化取向的多个方面共同影响的，是某因素单方起作用的。

阿潘和雷德伯格认为对会计实务有决定性影响作用的文化因素：

（1）人们的保守主义倾向；

（2）人们对保密的态度；

（3）人们对商业活动的态度；

（4）人们对会计职业界的态度。

格雷研究了一种将文化的各种取向与对会计有影响作用的四方联系在一起的会计亚文化（accountingsub-culture）模式，即会计信息提供者对会计实务所持有的观点深受文化的影响，并将直接影响会计实务。

根据霍夫斯特德和格雷的研究，佩雷勒和马修斯提出了假设与推论。

（1）一个社会中利己主义倾向较大，不确定避免倾向较弱，其会计文化中表现的职业化倾向就较大（或统一性较小），保密倾向小，保守倾向也就小。

（2）一个社会中利己主义倾向较小，不确定避免倾向较强，其会计文化表现出的职业化倾向就较小（或统一性较大），保密倾向大，保守倾向也就大。

当前，我国文化特征大致可概括为集体主义、权距较大、对不确定性的避免及阳刚性，对我国会计模式的影响表现为：

（1）在会计规范体系中，会计人员普遍认同国家统一制定的会计制度、会计准则，由政府对会计工作实施统一管理；

（2）稳健性，这主要体现在股份制企业会计制度和会计准则中，如各种备抵项目的确认，成本与市价孰低法的应用及对收入确认的严格规定等；

（3）在会计信息披露上，由于企业和会计人员对真实会计信息可能引起的风险感到不安，在心理上对公开会计信息较为抵触，会计信息透明度不高；

（4）传统上，财产归国家所有，个人风险较小，在会计事项的处理上对有关费用和损失的处理不很积极，对不利事项很少作出估计，力求提高帐面利润水平。从实际影响看，阳刚性与我国会计模式相关性不大。

二、经济环境对会计模式的影响影响

会计模式的诸多因素中，经济因素是关键，深刻影响着会计模式的内容。会计模式的内容包括：会计管理体制、会计准则的制定与实施、会计信息披露制度、会计监督体系及其他与会计管理活动有关的方面。

（一）会计管理体制与经济环境

一国的经济体制决定一国会计管理体制类型，经济体制强调政府干预，采取的是集中与立法型会计管理体制，经济体制不强调政府干预，采取的是自我管理型会计管理体制。在前一种管理体制下，制定会计规范大多是政府部门，后一种体制下，制定会计规范的则主要是民间会计职业团体。

（二）会计准则与经济环境

会计准则作为会计规范的一种形式，在各国会计中均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然而，会计准则的产生是经济环境变化的结果，会计准则的存在、发展则需要与既定的经济环境相适应。为了更深刻地认识会计准则，应对会计准则与经济环境的相互联系进行深入研究。随着股份公司的发展，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相互分离，公司投资者越来越多，投资者种类也越来越多样化，真实公允的财务报表成为需要，随之也产生了会计准则的需要。20世纪30年代初爆发的经济危机导致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主义思潮出台，摧生了会计准则，会计理论的发展又会计准则的产生和完善提供了可能。

（三）会计信息披露制度与经济环境

会计信息披露的实质是在不同会计信息使用者间配置会计信息的一个政策问题，会计信息披露制度分为公开、核准和混合制度。由于各国证券市场的发达与否、筹集资金的方式渠道不同，导致了各种不同的信息披露模式。会计信息披露范围包括财务报表、财务报表注释、补充信息及其他会计信息等。日本和法国对会计信息披露是十分具体的，会计信息披露的内容很多。这是在两国经济体制下政府力量的表现。相反，美国对会计信息披露的规定则比较笼统，但在事务中，会计信息披露的内容很多，证券交易所对信息披露的要求也十分严格，体现了美国经济中政府力量较小。会计信息披露的时间要求和披露的频率不同，反映了各国对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的重视不同，同时也表现了各国对吸收外资的政策不同，无疑，会计信息披露制度是与证券市场，市场经济联系在一起的。在既定的经济环境下，建立和完善本国的会计信息披露制度，不仅要考虑本国证券发展的阶段及投资者的心态，也应考虑到本国经济体制等诸多因素。

（四）注册会计师制度与经济环境

环境经济论文篇3

1.1目前，由于各学者学科背景的差异性，针对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度评价的侧重点不同，给出的相应指标体系并未达成一致看法.因而，在对不同区域环境与经济协调度评价时，应避免盲目效仿，而应从研究区域实情出发，合理选取评价指标.为此，本文以协调发展理论内涵为依据，从区域环境与经济发展特征出发，遵循指标科学性、系统性、可获取性的原则，参考了近些年发表的关于环境与经济协调度评价的具有代表性的指标体系，并对使用频率较高的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和独立性分析处理后［23］，最终选取了27个评价指标构成山东省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

1.2数据来源文章所采用的原始数据及相关计算主要来自《山东统计年鉴2013》［24］，部分数据来自相关年份《中国统计年鉴》.

2研究方法

2.1数据处理与指标权重赋值

2.1.1数据处理由于评价指标体系选取的指标较多，为了消除指标间量纲的差异，使数据之间具有可比性，需先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数据无量纲化通常采用极差标准化处理，用于计算山东省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中不同指标的功效系数。

2.1.2指标权重的赋值不同指标在评价系统中的重要性不同，当前学术界对指标权重赋值采用的方法众多，主要分为主观赋权法和客观赋权法.由于每种方法有不同程度的缺陷和片面性［26］，本文采用熵值法和主成分分析法分别求出指标权重后，再将两种方法所得权重进行综合处理，结果即为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各指标权重。

2.2协调发展度模型

根据山东省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发展状况，借鉴相关协调发展研究［3］的基础上，从耦合协调发展定义出发，建立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模型。协调度只是反映f﹙x﹚与g﹙y﹚两个子系统有序发展关联性和互动耦合作用，并未体现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整体“功效”和“协同”效应.为此，在协调度的基础上引入协调发展模型，以进一步反映区域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整体协调综合发展程度。通过﹙4﹚、﹙5﹚两式，测算了山东省2003年以来10a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综合效益、综合评价指数、协调度及协调发展度，协调发展度类型划分标准见文献［28］.

2.3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度预测

预测是进行决策与调控的基础，现有的预测方法主要有回归分析法、时间序列法等，这些方法难以适应系统复杂、数据量少的问题.灰色系统GM﹙1，1﹚模型不仅预测精度高，也能在数据有限、系统复杂的情况下有很好的预测效果［29］.为了深入探究山东省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度在未来发展趋势及演变情况，在协调发展度结果的基础上，通过GM﹙1，1﹚模型对其未来协调发展度进行预测.

2.3.1协调发展度预测根据GM﹙1，1﹚预测模型，得出社会经济预测模型为。

2.3.2预测精度检验为了检验模型预测精度是否符合要求，根据式﹙6﹚、﹙7﹚得到2003−2012山东省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预测值﹙见表4﹚，并将预测值进行残差检验和后验差检验［30］，结果均满足预测模型精度要求.根据表4预测值，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的误差都较小，平均相对误差分别为0.96%、2.19%.故在未来经济波动幅度不大的情况下，本文所建GM﹙1，1﹚预测模型可以用来进行预测.

3结果与分析

3.1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效益时序变化分析从图1可以看出，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总体上呈现出明显的上升的趋势.从时序发展速度来看，社会经济效益指数发展变化快，除2008−2009年稍有放缓之外，其他时间段均为均匀快速上升增长.与社会经济相比，生态环境则呈波浪形缓慢曲折发展.生态环境效益除在2006−2008年发展较快外，其他时间段平缓发展，且慢于社会经济.从效益指数值来看，生态环境效益初始值较高，但发展缓慢，且在2003−2006年为负增长，因而10a内变化量不大，社会经济效益初始值虽较低，但发展速度快，效益指数与生态环境差距不断缩小，自2010年超过环境效益后一直处于快速增长状态.从效益指数变化幅度来看，社会经济效益变化幅度大，平均年变化率为8.89%，生态环境变化幅度小，年均变化率仅为0.75%.这一方面说明经济发展在生态经济系统中占主导地位，另一方面也体现出环境对生态经济系统发展的制约作用.山东省是环渤海地区的经济大户，也是受渤海跨海通道建设影响最明显的地区之一.因此，在快速发展经济的同时，山东省要积极做好环境保护工作，努力实现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双向促进和良性循环协调发展.

3.2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分析图2为协调发展时序动态，从协调发展类型来看，山东省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度处于0.660~0.852之间，即从初级协调发展阶段向良好协调发展阶段转变，说明山东省当前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状况良好.根据协调发展度类型划标准，协调发展度可以明显分为3个阶段：2003−2004年为初级协调发展阶段，2005−2009年为中等协调发展阶段，2010年后开始转入良好协调发展阶段.在初级协调发展阶段中，经济发展一直滞后于生态环境，属于初级协调发展类经济滞后型，说明此阶段山东省生态环境发展状况较好.在中等协调发展阶段，虽然经济发展仍一直滞后于生态环境，但由于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二者之间的距离不断缩小，到2009年时，生态经济转变为经济环境同步发展型，反映了此阶段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相互协调，比例配合得当.在良好协调发展阶段，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的距离继续缩小，协调度不断提高，并在2010达到协调度最高点之后由于社会经济继续快速发展，生态环境开始滞后，生态经济在2012年开始转变为良好协调发展环境滞后型协调发展类型.在图2中，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度、综合评价指数和协调发展均呈平稳发展态势，反映了各指数内在的互动关系和相互约束作用.生态经济协调度一直处于较高水平，而综合评价指数则相对较低，表征了在测度时间段内，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两个子系统虽是协调有序、相互影响，但由于各子系统低水平效益，未能使系统整体功能增强，因而协调发展度未能达到较高水平.在此阶段，协调发展的制约因素主要是综合评价指数，反映了在一定时期内，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发展的主导方向是不断加强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相互影响、协同共生、促进物质交换频度的同时，努力提高二者的功效水平，增强系统整体功能.

3.3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预测结果根据山东省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预测模型，通过式﹙4﹚、﹙5﹚计算得到2013−2030年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度和协调发展度发展状况，其发展趋势见图3.按照现状预测，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度和协调发展度发展趋势将总体上处于先上升后下降状态.在协调度中，协调度曲线自2010年达到最高点之后逐渐持续快速下降，并于2030年低于0.4.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由于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滞后，使得原本处于协调一致状态的两个子系统数量上比例失调，结构上缺乏有效的相互促进和协同一致的交换匹配，导致二者之间的演化趋势背离系统整体的良性互动，从而引发对生态经济系统的负反馈调节和约束作用，促使其协调度不断下降.协调发展度曲线初期由于系统综合评价指数的提高而在发展初期不断攀升，并于2024年左右达到其最大值，但由于受生态系统协调度不断下降的制约和瓶颈作用，使得协调发展度在达到最大值之后开始下降，并呈加速衰退下降趋势.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促进生态经济系统的协调发展不仅要体现系统总体功效的协调，也要达到系统内部结构的和谐有序.2013−2030年是按照山东省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自2003年10a以来协调发展变化作出的预测，是在渤海跨海通道“零替代方案”下得到的结果.然而，渤海跨海通道的建设势必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山东省生态经济的协调性，特别是对生态环境的负向影响.因而，这种只重视经济的高速发展而以环境保护发展滞后为代价的发展模式，是难以维持区域的生态环境协调可持续，必须在当前及未来的发展中引起高度重视.

4结论与讨论

﹙1﹚生态经济系统是由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2个动态变化的子系统构成的复杂综合体，构建合理可行的评价指标体系是其评价结果准确的关键.本文选取的指标是在参照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统计方法处理并根据山东省实情得到的，具有一定的理论参考意义.在指标权重确定的方法上，运用熵值法和主成分分析法综合确定权值，不仅能够克服主观赋权法的主观性和臆断性影响，也能避免方法本身所具有的缺陷而造成结果可信度的下降，具有较强的实用性.﹙2﹚2003−2012年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总体上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在发展过程中，无论是速度还是效益指数发展幅度上，社会经济效益指数发展均快于生态环境效益指数.这一方面说明经济发展在生态经济系统中占主导地位，另一方面也体现出环境对生态经济系统发展的制约作用.因此，在快速发展经济的同时，要积极做好环境保护工作，努力实现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双向促进和良性循环协调发展.﹙3﹚2003−2012年山东省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度处于0.660~0.852之间，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状况良好.通过GM﹙1，1﹚模型对山东省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发展进行了预测，预测结果显示，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度和协调发展度发展趋势将总体上处于先上升后下降状态，且下降趋势明显.学术界关于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研究虽早已开始，但由于研究方法的差异性和评价指标体系未能形成统一观点，目前仍处在进一步探索中.本文基于渤海海峡跨海通道的“零替代方案”的研究视角，以山东省为例对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进行了初步的有益尝试，其所构建的指标体系、综合评价方法是否适合中国其他区域乃至整个中国的生态经济协调发展评价，还有待进一步验证和充实完善.

环境经济论文篇4

众所周知，社会经济史是以已往的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亦即物质资料的生产、再生产过程(包括社会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各环节)为研究对象，探索社会经济的阶段特点及性的学科。而物质资料的生产，实质上是人们通过劳动生产进行的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马克思曾经对生产劳动作过如下解释：“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①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人们通过各种形式的生产活动作用：于自然环境，改造、利用白然条件，以此取得对自己有用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从而求得人类生存、社会发展。因此，可以说自然界或者生态环境是人们经济活动的基础。也可以说，不仅是生产劳动，自然界也是社会物质財富的源泉。假如没有水、土、光、热等自然．资源，包括众多的动物，植物、微生物资

源，人们耍进行生产是不叮能的。从原始的集体采集、渔猎，古代的传统农业、手到近的社会化大机器生产，或直接、或间接，无不如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劳动对于人类来说是生产过程，是人类生存的条件，对于自然生态环境来说，则是一种消费过程。因为劳动消费它自己的物质要素，即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

概而言之，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演变是相伴、共生的，社会生产过程中可同时产生经济、生态两种效益。无论效益是高是低，是好是坏。甚至有不少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往往成为生态平衡的破坏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同时是生态环境演变的过程。对于社会经济来说．生态环境并不是纯被动地接受人类的改造和利用，它具有某种不自觉的能动性。生态效益如何，或早或迟、直接、间接地关系着经济效益的好坏。良好的生态环境，为经济效益的提高创造了基础条件，无论这个生态环境是原始自然的还是人们劳动生产改造过的。例如，我国古代南方劳动人民创造的桑蔗基鱼塘，北方的枣粮兼作等等．相反，如果有意无意地不惜以破坏生态环境的平衡来换取社会经济的发展，即使能够获得成功，也只能是暂时的，最终必将受到惩罚，或得不偿失，甚至导致整个地区文明的衰亡。马克思以自然与社会客观法则的认识为依据，指出过人类对自然采取掠夺式、敌对的、糟踏的态度，就等于损害了自身生命进程的自然源泉。恩格斯曾经督促人们注意，自然界并非处于被征服状态被人类控制，人类对待自然不能象对待被征服民族那样随心所欲。恩格斯指出：“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到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它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②自然界对人类违背生态平衡的客观要求而盲目行事的惩罚，不止表现为自然现象的剧变，而是一个社会经济问题，它将不同程度地给社会经济造成损失。这就是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辩证关系。

综上所述，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演变約紧密关系已甚明了。它们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作为人类社会生产活动基础的生态环境既受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又反馈干社会经济活动，制约经济效益。人们正在进行生产活动的生态环境乃是已往生产活动的结果之一，此次生产活动作用后的生态环境，将成为下次生产活动的基础。很明显，研究社会经济史，如果只看到经济发展而看不到生产活动对生态环境演变的作用以及生态环境演变对于社会经济的反作用是很不够的，它无法圆满解释社会经济成长过程中出现的诸如增长与停滯甚至倒退的复杂现象，一时的生产力发展或生产关系进步而社会经济反而呈萎缩状况的现象等等。田此，和现实中制订经济发展规划要同时考察经济效益生态效益一样，我们研究社会经济史，也不能忽视经济开发与自然生态环境的关系，必须把生产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和和生态环境演变对经济效益的制约作为考察的重要。

毫无疑问，生态系统中无生命和人类以外的成分在数量上占着绝对的多数，这种情况决定了在、解决生态环境问題领域中的重要地位。但是，随着人类的或者的、作用日益增强，人类进行改造和创造的生态环境代替自然的生态环境的现象已经基本普及，而这些生态环境都深深受着社会制度、条件以及人们科学文化水平的影响。当今世界上暴露的诸多生态环境，多与经济盲目开发有关。这种状况，又决定了社会科学对于研究、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决定了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必须依靠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协同作战。

社会科学在研究生态环境问题领域中最重要的作用和突出优势是考察生态环境演变的过程和引起演变的社会力量，对此，社会经济史研究当是无可替代的学科。研究社会经济史，有助于掌握生态环境是如何演变的，人的力量如何作用于生态环境。从而了解问题的来龙去脉，为解决问题、预防问题提供相应的依据。在社会经济史研究领域中，不仅仅是生产力的和人们的生产活动本身的研究与生态环境问题有着紧密的联系，对生产关系的研究也同样具有重大的意义。在私有制社会，严重的土地兼并迫使大量农民流移转徙，进入当时相对不宜耕作的深山老林，进行粗放的、甚至不顾后果的刀耕火种，(属临时谋生性质)，造成了森林过早地被毁灭，导致上游水土流失，下游河湖淤积的恶果。在上，特别到了晚近以来，这样的现象是不乏其例的。

生态环境问题本身的另一重要特点也决定了它的解决离不开历史的考察。生产活动过程中产生的生态环境后果与经济效益相比较具有下述特点:这就是说由于经济效益与生产者、生产单位有更为直接、切身的关系，成为首先被关心的对象，并且较为迅速具体地体现出来。在科学不发达，人们的认识受到局限的历史阶段，与此相反的生态坏境后果便往往被眼前的经济效益所掩盖而不易披人们注意。如毁林开荒活动，垦殖者首先关心和得到的是粮食生产效益，多为维持生计所为。至于森林过度砍伐后造成植被破坏，将会引起水土流失等恶果则不易引起重视。正如恩格斯指出的19世纪的情况，在当今的生产方式中，对自然界和社会，主要只注意到最初的、最显著的结果，而很少顾及到比较远的影响。③这前者即指经济效益，后者则是指生态环境变化的后果。生态环境系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其各个因素都处于不断地演变之中。局限在某一时间点上的考察难以完整把握。只有联系已往的情况进行系统考察，才能对变化加以说明。一般说来，生态环境系统的演变是缓慢的，即使出现某些突然的变化，亦多属长期过程中积累的结果。有时候，变化被自身的持续反馈过程所遏止，或者被相关的其他因素所掩盖、补充，直到无数次产生相同性质的生态效益的生产活动反复进行，其累积量达到相应的临界状态，或者有了适当的契机或某种关键性的力量出现时才得以发生。仍以毁林开荒为例：始初零星的或个別的小面积砍伐垦殖。影响甚微，尤其在实际感觉上体现不出来．当垦殖者不断增多，规模扩大、时间持续久远，森林被毁面积达到了足以影响本区生态环境时，或因暴雨等因素导致剧烈水土流失现象出现，山地因此流为石田，湖河因此淤塞，所谓的生态环境问題至此才真正显露出来．而事实上，变化早巳开始了。

更有甚者，在强烈的经济欲望或者生存动力的驱使之下，有时即使在某种程度上认识到生态环境问题已经产生，也不能及时措置、妥善解决之，以至于继续“饮鸩止渴”，致使问題愈益严重。例如，我国宋代东南地区以及清代湖广地区发生的盲目围湖造田活动，到后期都曾有不少人认识到了过度围垦湖河水面，造成了“洪涝无蓄水之地，干旱无灌溉之水”，从而导致了频繁遭受水旱灾害的恶果，提出了严禁围湖造田，实行退耕还湖的建议，亦曾有过掘废围田的行动。但是，在强大的人口压力和土地集中等社会经济因素推动下，却不能善始善终。④一直到解放以后，盲目围湖造田的问題尚仍存在。

生态环境问題的暴露，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漫长过程，上甚至发生过一定范围内文明急剧衰落，尚不知祸源就在于生态环境恶化的。近代或显现出来的生态环境问題，其发生可能早在古代就已经开始，导致其变化的力量或因素则存在更早。要清楚、准确地把握生态环境问題，就必须从历史、特别是史人手，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人们的经济、社会活动所施予它的种种，包括正面的、反面的，考察这种影响下生态环境量变的范围和质变的程度。过去世界上生态环境，存在的普遍不足是缺乏社会的有力配合，而社会科学中最能考察、说明以往情况的包括社会经济史在内的历史学、历史地理等学科参与研究的更是少得可怜。结果造成了研究途径狭窄，论证不够充分、全面的局面，更有不少问题无法得到解释。试想以这样的研究成果如何能够给现实决策提供可靠依据呢?所以说，研究、解决生态环境问题虽然是一个新的学科领域，但要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果，尚离不开最古老的之一——研究历史。

结合生态环境演变研究社会经济史，势必引入现代生态经济学。生态经济学以社会人类同生态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为研究对象。其基本和原则有：社会经济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的协调一致，短期效益和长期效益、局部效益和总体效益的协调一致。生态经济学认为，生态效益既是经济效益的物质基础，又是整体的、长期的经济效益。在生态平衡与经济平衡之间，生态平衡处于主导的一面。因此，要想获得好的经济效益，必须首先有良好的生态效益。

以经济、生态综合的眼光观察历史上一些重大问题，诸如经济重心转移、大规模的流民等等，恐怕皆非仅以吏治黑暗、战争破坏就能够加以圓满解释的。以经济重心转移为例，为什么封建社会后期战乱之后，原来的开发程度较高地区仍然不能恢复其旧有经济地位，反而一步步落在正在开发地区的后面．如何解释这样的历史结局?如果将经济，社会因素及其影响下的生态环境因素综合考察，可知当时条件下对土地，森林等资源开发利用达到基本饱和却不能负载继续增长着的人口压力，严重的灾荒和土地生产能力减退等生态环境有关的因素，在这其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有人曾将生态危机称作危机中的危机不无道理，由于生态环境恶化，致使当时的水平无法继续维持相应的生产经营，从而导致了社会经济危机，又由此爆发危机，诸危机相互激荡，交替发生，严重影响着社会的进程。

运用生态经济学理论进行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演变的综合研究，绝不等同于简单地探讨地理环境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尽管不排除其某些共同因素。前者要求从动态的，系统的观点出发，通过对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两者的影响、披影响，发展与制约的过程、因素、结果的考察，把握二者间的双向动态效应，不仅仅是探讨生态环境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而且要首先研究社会经济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在后一个环节的前提下探讨前一个环节，兼有对历史上的经济开发活动进行综合。评价的意义。同时，这样的研究对于生态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和逐步完善也具有重要的意义。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有许多同时具有重大经济效益和生态环境问题的课题需要研究．论证，诸如国土整治与开发、区域发展规划、农业发展战略、乡镇发展，南水北调等等，这些课题综合性强，涉及面广，需要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共同努力。可以说历史研究、．尤其社会经济史研究在其中的重要作用是无可取代的。毫无疑问，这为历史研究与现实的结合开拓了广阔的前景。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1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17页。

③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20页。

环境经济论文篇5

关键词：区域金融；区域金融生态环境；经济发展

一、区域金融生态环境的内涵

生态环境，指由生物群落及非生物自然因素组成的各种生态系统所构成的整体，主要或完全由自然因素形成，并间接地、潜在地、长远地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产生影响。虽然生态环境与自然环境在含义上十分相近，但两者并不等同，自然环境的外延比较广，各种天然因素的总体都可以说是自然环境，但只有具有一定生态关系构成的系统整体才能称为生态环境。生态环境是自然环境的一种，二者具有被包含关系。将生态环境这一自然科学的概念引入金融领域，与金融这个社会科学的概念相结合，便产生了具有崭新内涵的金融生态环境这个概念。

从理论上讲，金融生态环境是个仿生概念，是借用生态学上的提法对金融环境进行的描述，通常指金融运行的一系列环境要素。广义上的金融生态环境是指宏观层面的金融环境，指与金融业生存、发展具有互动关系的社会、自然因素的总和，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地理、人口等一切与金融业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方面，主要强调金融运行的外部环境，是金融运行的一些基础条件；狭义上的金融生态环境是指微观层面的金融环境，包括法律制度、行政管理体制、社会诚信状况、会计与审计准则、中介服务体系、企业的发展状况及银企关系等方面的内容。而区域金融生态环境则是指某一个区域内的金融生态环境，即某一区域范围内金融运行所涉及的所有影响因素，其状况的演化与变革是整个金融生态环境建设、优化的前提和基础。由此，金融生态环境的概念，既包含通常意义上的微观层面的金融环境，也包括整个金融市场得以生成的环境。与通常的金融市场的概念相比较，金融生态环境更强调金融系统与所处环境的相互依存、相互影响以及协调发展。而区域金融生态环境，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金融生态环境。从生态角度看金融发展问题，反映了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也是系统性和可持续性观念的体现。

二、优化金融生态环境与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分析

良好的地区金融生态环境，不仅有利于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和地区金融业的健康发展，对促进该地区经济发展同样重要。在当前经济发展阶段，提出改善地区金融生态环境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一种必然的要求。

（一）促进地区经济与金融和谐发展的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各地区在金融生态环境建设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由于我国金融生态环境本身基础差，起点低，加上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和观念下遗留的弊病，各地金融生态环境的现状尚远不能满足该地市场经济环境下金融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主要表现在：有些企业利用破产法的不完善，以破产逃避还债，导致银行内大量坏账的产生；由于没有完善的社会信用评价体系及其相应的管理系统，银行在通过借款人信用对贷款风险作合理评估方面还有很多困难；由于会计、审计、信息披露等标准不高，“骗贷”现象依旧屡禁不止；相关的中介行业的专业水平普遍不高，容易被买通作假。所以，为了促进地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必须采取有效措施以改善地区金融生态环境，达到金融与经济环境的和谐发展。

（二）适应新形势下对内、对外进一步扩大开放的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外资对各地区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但各地区吸引外资的手段基本一致，即通过优惠政策（主要是税收和土地两个方面）鼓励外资到本地进行投资。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某一阶段，这种在所得税、土地等生产要素上，对内资、外资有不同待遇的政策对经济发展具有积极促进作用。但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这种差异的继续存在将对本国以及本地区民营经济的发展不利，对国家和本地区的税收也会产生负面影响。同时，经过这二十年的发展，国内可利用的资金总量也达到了相当水平。因此，下一阶段的发展就应该在继续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扩大对内开放，逐步实现包括企业所得税在内的内外资优惠政策体系的并轨，逐步把外资的激励机制由优惠政策转变到公平竞争的软环境上来。而建设公平竞争的软环境的关键之一就是建立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三）区域金融与区域经济发展的正反馈机制

市场经济条件下，良好的区域金融生态环境不仅能促进区域金融的可持续发展，并且通过金融核心作用的发挥能够推动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而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反过来又会推动对区域金融的发展，从而形成两者良性互动的正反馈机制。因此，应该采取措施，不断优化区域金融生态环境。实践证明，一个金融生态环境良好的地区必然吸引资金。地方政府要想吸引资金，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就必须高度重视金融生态环境建设，把加强和改善本地区的金融生态环境作为一项基础性工作来抓。

三、优化区域金融生态环境的对策

（一）提高地区经济竞争实力

加快本地区经济市场化进程，按照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努力培育本地区的市场经济氛围，不断改善经济运行环境。加快地区经济结构调整，要根据国家宏观调控要求和地区经济发展优势，坚持有保有压、区别对待，切实加强和支持地区经济发展中的薄弱环节，使地区经济真正实现全面协调与可持续发展。积极深化本地区企业的改革，使企业真正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完善公司制度建设，特别是要健全财务会计制度，规范财务报表行为提升企业的经营管理能力，进而提高企业赢利能力，从根本上降低银行的贷款风险。

（二）健全地区社会信用基础

健全维护金融债权的法律和执法体系，完善市场经济条件下调整和规范交易主体之间债权债务关系的法律体系，在立法上要充分体现保护债权人利益的原则，特别是在企业合并、分立、中止等过程中，要突出和强化银行权益，切实保证债权人权利。建立和完善多种形式的信用征信和评价体系，各级有关部门要充分整合利用各种信息资源，建立以政府主导、市场化运作、社会化服务的信用评价机构，制定出统一的信用体系、规范标准和查询体系，提高信用数据的开放共享程度，使信用度真正成为银行在考察贷款申请者时所能依靠的最重要的指标之一。重塑“诚实守信”的社会价值观念体系，把强化信用意识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基础工作，加强全民信用教育，强化道德约束，提高民族信用水平和信用素质。

（三）加快地区金融市场建设

要发展多种类型的金融机构，构建多类型、多层次的金融市场，尤其是利用地区经济发展优势，借助发达的现代信息技术和网络，树立区域金融机构的优势；规范发展社会中介服务机构，要提升中介机构的专业化服务水平和诚信水平；要从政策上鼓励和扶持与金融生态环境密切相关的一系列专业化的中介机构的发展，培植一批诚信水平高的有代表性的专业化中介机构，形成良好的中介行业道德风范；要继续提高审计、会计、信息披露等标准，在向高水平国际标准看齐的同时，结合我国自身行业和企业制度特点，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高标准的审计、会计、信息披露标准；同时还需要在标准的执行方面进一步改进，努力保证审计会计准则不论在大企业还是中小企业中都得以真正严格执行。

在建设地区金融生态环境过程中，地方政府要前瞻性地认识到资金按市场原则流动在市场经济日益深入发展形势下的客观必然性，高度重视改善金融生态环境对增加信贷投入、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意义，把争取金融支持的重点放在主动地、超前性地改善金融生态环境上。地方政府应重视商业银行在内部评级中对本地区的看法，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提高自己的评级等级，以此争取商业银行在资金调度、信贷授权等方面对自己给予支持。同时进一步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推行政务公开，提高依法行政水平。规范政府服务收费，取消不合法的收费项目，合并或取消重复设置的收费项目，进一步简化抵押、评估费用和手续，降低企业经营和信贷成本。

参考文献：

1、徐亚军.优化区域生态环境的思考[J].上海金融,2006(6).

2、邓炜.优化县域金融生态环境的思考[J].金融理论与实践,2006(5).

环境经济论文篇6

“异化”是哲学上的命题，黑格尔与费尔巴哈分别从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立场出发，对异化概念进行了解释。马克思主义克服以往异化思想的局限性，从实践唯物主义立场出发深刻阐释了异化概念，将异化从政治、哲学领域转入经济领域，揭示了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导致异化的根源，并论证了异化是无产阶级以及后代人等弱势群体环境利益被严重剥削的深刻原因。

1.资本原始积累与异化的关系。异化与资本原始积累密切相关。资本原始积累将农民从获取生存资料的土地上完全剥离出来，农民丧失了生存的基础，成为无产阶级。资本主义私有制通过原始积累导致异化，在异化条件下，丧失生存资料的无产阶级成为被剥削对象。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将资本定义为能带来价值增殖的价值，即能产生剩余价值的价值。资本的目的是为了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这需要资本积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积累是以剩余价值为前提的，而要获得剩余价值，生产者必须握有大量的与生产资料分离的劳动者。资本原始积累“只不过是生产者与生产资料分离的历史过程”，因此，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准备了前提条件，并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起点。在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中，大量的下层人民被剥夺了生产资料，被迫与生产资料分离，他们被当作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者推向了市场，“对农业生产者即农民的土地的剥夺，形成全部过程的基础”。原始积累方式包括“通过把农民从土地上强行赶走，夺取他们公有地的办法”、“圈地运动”、“掠夺教会的地产”、“清扫领地”，其结果是“本来已经过大的租地农场更加扩大”，“很多租地和大畜群，集中在少数人手里”，“下层人民的状况不断恶化，小土地占有者和小租地农民降到短工和雇工的地位；同时这种情况下谋生变得更加困难”。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准备了条件，“为资本主义农业夺得了地盘，使土地与资本结合，并为城市工业造成了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阶级的必要供给”。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导致并加深了异化。一是土地的异化。农民与土地分离后，土地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这一方面意味着大土地所有者对土地的统治，另一方面表现为大土地所有者通过土地对大多数人的统治。虽然土地的异化在封建地产中已经存在，但资本主义私有制把这种异化推向了极致。二是劳动的异化，劳动者失去生存资料，成为出卖劳动力的无产阶级。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系统地论述了劳动异化。在马克思看来，由于人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他的活动应该是自由的活动，而异化劳动把自主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手段，把劳动变成维持生存的手段，劳动者的劳动力已经成为一种商品，受市场上供求规律的支配。三是自然的异化，土地异化包含在自然异化之中。自然的异化即人与自然的对立，环境所产生的环境利益本来是人类生存的基础，由于异化，人类对环境的一般需要也异化了，并因此成为无产阶级苦难的来源。异化既是对自身劳动的异化，也是人对自然关系的异化，二者不可分割，并且这种异化是一种社会异化，“人同自身和自然界的任何自我异化，都表现在他使自身与自然界跟另一个与他不同的人发生关系上”。在资本主义社会，这种异化具体表现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关系。

2.异化与无产阶级环境利益被剥削。自然是人类环境利益的提供者，由于自然的异化，土地不再成为人类生存的需要，而是成为统治人类的工具。“光、空气等等，甚至动物最简单的爱清洁习性，都不再成为人的需要了”，人类对环境利益的最基本的需要异化了。（1）异化与农业工人环境利益的丧失。在异化条件下，农业工人丧失了满足生存需要的环境利益，土地不再是他们获取生存资料的来源，劳动也不再是为了满足生产性需要，二者已成为控制农业工人的异己力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了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英国农业雇佣工人的状况。在15世纪，英国绝大多数人口是自耕农，虽然有雇工，但雇工也拥有自己的一小部分土地，他们实际上也是自耕农，主要“靠自己耕种的土地上的产品和放养的羊、家禽、猪等来维持自己和家庭的生活，因此几乎不必购买生存资料”。但是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开始对农民土地的剥夺，原来的小土地占有者与小土地租种者中一部分人成为农业工人，“农业工人的工资在1765-1780年之间开始下降到最低限度，因此必须由官方的济贫费来补助，他（普赖斯博士）说，他们的工资只能够满足绝对必要的生活需要”，他们的生存状况越来越恶化，最后导致“无力养家糊口的人多得惊人”。早期的农业雇工还能依赖从土地中获取环境利益生存，随着资本原始积累的深化，农业雇工的土地完全被剥夺了，他们已成为与生产资料完全分离的无产者，成为自己劳动力的出卖者。作为农业工人，他们是大土地所有者的剥削对象，也是自己原有土地的剥削对象。劳动的异化是大土地所有者剥削农业工人的条件，而土地异化是剥削农业工人的工具。在异化条件下，农业工人在被剥夺了土地所带来的环境利益，同时也被剥削了剩余价值即经济利益，最后成了需要救济的、自己的劳动养不活自己的无产阶级，这一切都源于资本主义私有制。（2）异化与城市工人阶级环境利益的丧失。由于资本主义大土地所有制将农业人口减少到了最低限度，大量的失去土地的农民不断涌向城市，成为城市工人阶级，被资本统治和剥削。他们在被剥夺了土地提供的环境利益之后，再一次经受了环境利益被剥夺——大城市普遍污染的痛苦与恶劣劳动条件的折磨，原本属于他们的环境利益被转化为了资本家的经济利润。其一，城市严重的环境污染使无产阶级成为一个遭受“普遍污染”和普遍苦难的阶级。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文中描述了工人阶级的苦难生活，他所描述的工人阶级状况也是绝大多数英国人民的状况。“250万个肺和25万个火炉挤在三四平方德里的面积上”，大城市的建筑形式本来不利于通风，加之人口聚集对氧气的大量消耗，导致居民不能获得充足的氧气，结果那里的人肢体疲劳，精神萎靡，生命力减退。如果说大城市的生活已经对健康不利，而工人居住区污浊的空气危害更大，“一切能污染空气的东西都在那里聚集……大城市工人区的垃圾和死水洼对公共卫生造成了最恶劣的后果……真正令人发指的是现代社会对待大批穷人的态度”。工人被赶到建筑杂乱无章、不能获得清洁水源的地方。“城市中条件最差的是工人住宅”，加上饮食粗劣，“成了百病众生的根源”。在城里，工人容易得肺结核、猩红热、伤寒等，“直接诱因是住宅的通风、排水、卫生的恶劣情况引起的”。而资产阶级却生活在截然不同的世界里，他们生活在乡村的豪华住宅里，那里空气新鲜，没有污染，交通便利。并且这些富有的金钱贵族在途经工人居住集中的街区时居然无视那里严重的污染，“看不到左右两旁的极其肮脏贫困的地方”。环境普遍污染是由于资本对利润的追求造成的，资本家用损害大多数人的环境利益的方式换取了极少数人的经济利益，这是资本对无产者环境利益的剥夺，使其失去本该呼吸的新鲜空气，本该饮用的清洁水源。正是因为这种剥夺，光、空气与清洁不再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污浊的空气和肮脏的河水构成他们生活的物质环境。马克思指出“甚至对新鲜空气的需要在工人那里也不再成为需要了。人又退回到洞穴中，不过这洞穴现在已经被文明的熏人毒气污染”。污染无处不在，由于环境利益的丧失，工人不仅丧失了创造力，而且丧失了生活的基本要素，甚至失去了健康与生命。其二，工厂劳动条件极端恶劣致使工人身心遭受严重摧残。极端恶劣的劳动条件对工人的身心健康造成了极大的摧残，“干磨工平均很难活三十五岁，湿磨工也很少活到四十五岁”。由于没有劳动保护措施，磨刀叉的过程中产生的大量的极细的金属屑被生产刀叉的工人吸入肺里，对他们的身体产生危害，缩短了他们生存的寿命。英国当时纺织业发达，纺织工人在弥漫着浓密的、细小的纤维屑的环境里工作，极容易患肺部疾病，“最普通的后果就是吐血、呼吸困难而且发出哨音、胸部作痛、咳嗽、失眠，一句话，就是哮喘病的各种症候，情形最严重的最后就成为肺结核”。矿井里工作的工人由于氧气不足，长期呼吸充满尘土、碳酸气与炸药烟的空气，“从三十岁起就几乎都患肺部疾病”，如果已经患肺部疾病的人继续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下去，“最后就转成真正的肺部结核”。资本家为了赚取更多的利润，尽量将生产成本压缩到最低限度，无视工人劳动条件的恶劣与危险，将工人应该享有的环境利益转化为利润，以工人的身心健康甚至生命换取极度不道德的经济利益。资本主义制度对农民土地的剥夺产生了大量的无产阶级，并导致了异化，异化又加深了资本主义制度对无产阶级的剥削。资本主义制度是无产阶级遭受剥削的根源，异化是资本主义制度剥削无产者的条件与手段。在异化条件下，无产阶级第一次丧失了土地带给他们的环境利益——基本生存资料的丧失。一部分人成为土地剥削的对象，而大部分人成为产业资本剥夺的对象，并再一次遭受环境利益剥夺——普遍的污染与恶劣的工作条件，这是最基本的生存环境利益损失。由于土地的异化并与之相伴随的劳动的异化，无论是农业工人还是城市工人都遭受了经济利益剥夺——剩余价值的被剥削，并成为普遍贫困的阶级。

3.异化与后代人环境利益被剥夺。由于资本主义大土地所有制将大量的人口推向城市，“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特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造成了人与土地之间的物质交换关系的断裂，致使土地肥力枯竭。在19世纪，土地肥力枯竭是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所普遍关注的最严重的环境问题。福斯特指出，当时的土地肥力枯竭足以与关注城市不断增长的污染、整个大陆的森林砍伐以及与马尔萨斯对人口过剩的恐慌相匹敌。马克思认为，以获取短期利益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全部精神“都和维持人类世世代代不断需要的全部生活条件的农业有矛盾”。因此，马克思批判了资本主义大农业的土地私有制，认为任何人不是土地的所有者，“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土地的受益者，并且他们应当作为好家长把土地改良后传给后代”。马克思运用“人与土地物质交换关系断裂”的概念，“以表达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类对形成其生存基础的自然条件的物质异化”。人类消耗掉的物质本来应该回到土地补充土壤肥力，但是由于城乡的对立，这些物质非但没有回到土地，反而成了污染的源泉，对人类造成危害，这种异化不仅破坏了当代人生存的基础，而且破坏了后代人的衣食之源，更是对后代人从土地中获取环境利益权利的剥夺。

二、马克思主义环境利益思想的内涵

（一）人与自然和谐思想。人是自然界的产物，自然是人类的“无机身体”。人类依靠从环境中获取各种物质来满足自身的生产与生活需要，人类依赖于自身之外的自然环境，因此，人与自然必须进行人道交往，否则就会损害自己的“无机身体”，破坏人类生存的物质基础。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自然从人类环境利益的提供者走向了人类的对立面，明显地表现出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和谐。这种不和谐不但动摇了环境是人类生存的基础，更强化了资本主义通过自然环境对无产者的剥夺。因此，必须以合理的方式来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那就是实行联合劳动，“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是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这种替代资本主义性质的物质变换，将克服人与自然之间的对抗，促进全人类的解放与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二）以人为本思想。马克思主义环境利益思想始终以人为本，以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为了维护广大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与批判。马克思描述了英国资本原始积累对农村居民土地剥夺的全过程，指出是资本主义制度“要求人民群众处于奴隶地位，使他们本身转化为雇工，使他们的劳动资料转化为资本”，资本主义用“古怪的恐怖的法律”与“通过鞭打、烙印酷刑”的手段使被暴力剥夺土地的农村居民习惯于雇佣劳动制度。资本主义私有制是以资本主义统治阶级为本、维护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并通过资本主义特有的法律来维护资本家对无产阶级的剥削。而恩格斯观察了英国工人阶级的生存状态，关注工人阶级因环境利益被剥夺而造成的恶果，指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异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仅掠夺了工人阶级的环境利益与经济利益，造就了工人阶级的贫困，而且对工人阶级的身体造成了摧残、精神造成严重损害。这一切都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资本逻辑对工人阶级的环境利益进行疯狂掠夺的结果。马克思主义环境利益思想表达了对无产阶级的极大同情，对资本主义私有制不人道的批判。

（三）可持续发展思想。马克思主义环境利益思想中体现了具有预见力的可持续发展思想。首先，资源环境的可持续性。马克思认为，土地肥力的衰竭会危及子孙后代，为了“人类世世代代”需要维持土地的肥力，这符合今天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本质：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并且，马克思认识到资本主义私有制与合理农业之间存在冲突，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不可能解决这个冲突。其次，人口发展的可持续性。无产阶级由于环境利益与经济利益被剥夺，深受贫困、疾病的折磨，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指出，资产阶级为了填满自己的钱袋，为了一个阶级的利益，“竟有这么多的人成为畸形者和残废者……整代整代的人都毁灭了”。显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导致了人口发展的不可持续。再次，经济社会的可持续性。人与土地之间的物质交换断裂发生在在资本主义关系之内，发生在资本主义的社会物质交换大系统中，资本主义物质变换不仅导致了自然的异化，使下层人民环境利益丧失，而且导致劳动异化与人的异化，使资本主义制度加重了对无产阶级的剥削。资本主义私有制是产生所有异化的根源，造成了城乡对立、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发展是不可持续的。因此，马克思主义环境利益思想的内涵要求人与自然和谐、以人为本、人口和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而要达到马克思环境利益思想所内涵的全部要求，必须实现共产主义。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劳动是为了满足人类的生产性需要以及满足社会的需要，而不是为利润；自然是人类生存的基础，而不是剥削与控制人类的手段。只有共产主义才能实现人的自我异化的扬弃，才能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以及人与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

三、马克思主义环境利益思想的当代价值

马克思主义环境利益思想内涵丰富，是我国经济发展、环境保护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指导思想。

（一）马克思主义环境利益思想的本质是以人为本，这对我国处理环境利益问题具有重要的价值。具体可从两方面分析：1.从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来看，马克思主义环境利益思想中的以人为本思想要求全世界关注处于弱势地位国家的环境利益。马克思主义环境利益思想是以无产阶级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关注的是处于弱势地位的无产阶级利益，马克思主义指出了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的剥夺。马克思时代的这一现象在当代国际环境利益的配置中仍然表现明显，如今的发展中国家仍然是发达国家环境利益的剥削对象。发达国家通过向发展中国家出口高附加值工业品、从发展中国家进口低附加值的初级产品进行资源掠夺，通过环境污染物的越境转移与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环境污染，通过环境贸易壁垒限制发展中国家的产品进入，通过貌似“善举”的国际援助来剥夺发展中国家。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在国际环境利益格局中居于弱势地位，仍然处于环境利益被发达国家剥夺的地位。要改变这种局面，一方面，应采取措施，强调共同环境利益关系，引起发达国家关注发展中国家的环境利益；另一方面，应加强南南联合，争取建立一个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尽早摆脱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的被动地位，保护本国合法的环境利益。2.从国内宏观经济目标来看，马克思主义环境利益思想要求以人为本，保障全体人民的环境利益。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党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理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科学发展观是在马克主义思想的指导下，经过长期的探索而取得的重大理论成果，是马克思环境利益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正如党的十七大报告所指出的：“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坚持统筹兼顾……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党和国家在环境利益问题上始终坚持以人为本，这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环境利益理论的深化，又是对社会建设与发展的伟大贡献。

（二）马克主义环境利益思想为解决“三农”问题提供了环境利益角度的深层考虑。具体表现在：1.马克思时代引起的人与土地之间物质交换断裂的原因在当代农业中并没有消除，如今城市化水平的进一步提高，马克思时代的远距离贸易被当代的全球化贸易替代，这些情况更加大了人类与土地物质变换的裂缝。因此，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土地之间物质交换断裂的观点仍然是我们思考当代农业问题的理论基础与出发点。2.随着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很多农民走出农村进入城市，成为“民工”的群体。通常，农民的文化水平较城市人口低，也缺乏进入城市正式部门的社会资本，他们在城里只能从事“脏、累、苦”的工作，劳动条件与工作环境差，事实上，他们的工作仍是谋生的手段。“民工”在城里是一个弱势群体，他们的环境利益如何得到保证？马克思主义认为，解决劳动异化的途径是实现共产主义，而我国已经是社会主义国家。因此，应在马克思主义环境利益思想指导下，以人为本，构建公平合理的保障机制来保障“民工”的基本权益与环境利益。3.农村环境问题严峻且存在恶化趋势，应引起关注。农村中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农村自身在发展过程中造成的，包括居民居住集中造成的环境污染、集约化养殖造成的污染、农村耕种过程中造成的污染以及城市向乡村污染物的转移导致农村环境污染；二是乡镇企业的发展对农村环境的污染；三是乡镇干部的政绩观存在偏差导致的环境问题，他们认为要出政绩靠的是经济发展，而不是环境保护。为了统筹城乡发展、协调区域间环境利益平衡，应在马克思主义环境利益思想指导下构建一套系统、公平、长效的利益协调机制，解决我国广大农村的环境问题，保障农村的环境利益。

（三）马克主义环境利益观是可持续发展理论的理论渊源。可持续发展是面向未来的发展战略，是马克思主义环境利益思想的基本要求之一，是关系到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长远之计。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并没有论及当代可持续发展的所有内容，也没有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但是马克思主义环境利益观中的可持续发展思想仍然是当代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思想。中国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对生态环境造成了很大的破坏。由于我国长期以来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导致资源低效与浪费性使用，30多年来的经济高速增长引发了对水、土地、能源的巨大需求，中国有限的资源环境承载着巨大的压力。特别是森林资源的减少导致了沙漠化、洪涝灾害以及物种消失等灾难性影响。据估计，中国为环境污染和恶化付出的代价每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8%-12%。经济发展过程中我国的环境利益损失是巨大的，因此，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的环境利益思想的指导下，坚持科学发展观，“按照人口资源环境相均衡、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相统一的原则”，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保护环境，在控制人口数量的同时提高人口质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实现人口、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环境经济论文篇7

[摘要]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了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对会计界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引起会计界对会计的诸多方面进行深刻反思和研究。由此可以看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客观经济环境对会计的影响程度越来越深,范围也越来越广泛。本文试从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会计核算、财务风险几个方面分析客观经济环境的变化对会计的影响。

[关键词]客观经济环境变化会计影响

一、对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影响

为了适应客观经济环境的发展变化和与国际财务会计趋同的需要,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要求越来越重要。财务会计念框架作为会计理论范畴,是分析、评估和指导会计准则发展的一个规范性理论基础。

(一)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涵义

财务会计概念框架(ConceptualFrameworkofFinancialAccounting,CF)一词,最早出现于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1976年12月2日公布的《关于企业财务报表目标的暂行结论》、《财务会计和报告概念结构:财务报表的要素及其计量》和《概念框架研究项目的范围与含义》等3个文件中。FASB对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定义:财务会计概念框架是由相互关联的目标和基本概念所组成的逻辑一致的体系,这一体系能引导出前后一贯的会计准则,并对财务会计和报告的性质、作用和局限性做出规定。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作用主要是明确财务会计中一些基本的也是核心的概念,它以会计目标为逻辑起点,通过对会计信息的质量特征、会计要素的确认、计量和记录等的研究,形成一个内在一致的理论体系,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二)经济一体化使财务会计的空间变得更大,构建立一整套符合我国国情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愈显必要

近十几年来,在世贸组织的自由贸易机制作用下,各国相继推行了不同程度的开放政策,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规模不断扩大,跨国公司所占有的市场份额也在不断增加,生产经营和消费日益具有全球性,如电讯业、银行和保险业、运输业等服务业的全球性特征尤为明显。

全球经济一体化是21世纪全球经济发展的主流。在可预见的时期内,全球经济一体化将呈现如下特征:国际金融网络使国际商务在时间上连续,价格上联动,随着交易手段和方式的不断创新,交易额会迅速增长,竞争更加激烈,风险也加大。

全球经济一体化对传统的财务会计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它使财务会计工作的空间变得更大,常常出现跨地区,甚至是跨国的会计核算;而且,由于风险的增加,特别是在金融工具不断创新的今天,财务管理工作的难度增大,因此,必须构建立一整套符合我国国情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并引导出前后一贯的会计准则,有效规避财务会计的风险。

(三)对我国制定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建议

1.立足中国实际,借鉴国外经验

因为会计具有双重属性,既具有技术性又具有社会性。会计的技术性使得在构建我国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时,可以借鉴一些国外如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制定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经验教训,从而节省制定成本,提高制定效率。会计的社会性使得在构建我国财务会计概念框架时,要从我国的社会经济环境出发,立足中国实际,充分考虑我国会计环境的特点,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

2.循序渐进,不要急于求成

在制定财务会计概念框架时,一定要循序渐进,在对财务会计需要提供什么质量的信及怎样提供以满足不同信息使用者的需求等内容进行充分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出系统科学、逻辑严密并对我国的会计准则/会计实务具有实际指导作用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

3.确立我国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制定机构

考虑到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实际情况,存在很多特有的经济活动和经济事项,会计准则可能没有规定,但由财政部组织、学术界、实务界以及企业界共同研究制定,以行政法规的形式颁布,这样可以具有法律约束力和较强的权威性,切实对会计准则、会计实务起指导作用。

4.我国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内容应当完整严密

在构建财务会计概念框架时,对其构成概念框架的子系统都应涵盖,缺少任何一个子系统,都不是一份完整的概念框架。具体来说,由于我国会计环境的特殊性,在构建概念框架时,要充分考虑我国的会计环境,可以将其作为概念结构的一个边缘,然后将概念结构分为几个层次:第一层次包括会计假设、会计目标;第二层次为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第三层次包括会计要素及确认、计量报告原则;第四层次为财务报告。这些内容层层推进,共同构成一个完整严密的概念框架系统。

二、对会计核算的影响

客观经济环境的发展导致了财务环境的新变化,财务边界变得模糊、核算重点多元、核算期多样化、本位币和币值不变假设弱化等等。这些都对传统的财务会计模式产生重大影响,也是传统的财务会计模式无法解决的,只有依靠网络会计模式才能自如地应付。

(一)知识经济的兴起使会计核算重点由单一的有形资产向多元转移

知识经济是知识和经验在生产经营中的应用,它一方面是指知识和技术向传统产业的渗透,增加传统产业的技术含量,全面提高传统产业的经济效益;另一方面是高新技术本身的快速发展,增加其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知识作为一种重要的生产力要素改变了企业的资源结构,它和货币资本一样,是一种能为企业带来巨大经济效益的无形资本。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使传统的以厂房、机器、货币资本为主要内容的资源配置结构发生了变化,知识资本包括知识产权、专有技术、商誉、信息资产以及与此相关的人力资本等无形资产都成为企业的重要资源,出现了以知识资本为主的资源配置结构。企业的新的资源配置结构,使如何对知识资本的价值进行计量和管理成为财务管理工作的新课题,会计的核算重点也要单一的有形资产向有形和无形资产等多元化转移。

(二)虚拟企业和虚拟经济使会计主体由传统意义上的“实”的企业扩展为暂时的“经济相关的联合体”

20世纪90年代后期,虚拟企业作为一种新的经济组织形式开始出现在经济生活中。所谓虚拟企业,德国斯图加特大学教授H.J.Bulliger认为虚拟企业是一种网络组织:通过网络,应用通讯技术和信息技术进行分散的互利互惠的合作,一旦合作的目的达到,这种合作的关系也就解除了。这是一种暂时的,空间跨度很大的合作,企业之间的合作关系已突破了传统的长期固定的合作关系,如合资企业、跨国公司等。虚拟企业的出现也就产生了所谓的虚拟经济。由于虚拟企业充分地利用了网络技术,所以也有人把虚拟企业叫做网络企业,实际上虚拟企业的概念要比网络企业更为宽泛,网络企业只是虚拟企业的一种形式。

虚拟企业的出现,使得会计主体假设下的“企业”的概念变得模糊,会计主体的概念也就变得不那么确定,既实也虚。传统意义上的会计主体是由以下两个条件来确定:一是能控制资源,承担义务并进行经济活动的经济单位,二是特定的个人、集团或机构的经济利益范围。这两个条件中有一个共同之点是实际边界清楚的“单位、个人、集团或机构”,而虚拟企业的内涵和外延都是变化的。也就是说,能够用来确定会计主体的传统意义上的依据已有些不适应了。现在的会计主体不仅仅是实实在在的传统意义上的企业,而且也是由某一共同利益结合起来的“经济相关的联合体”。美国会计学者瓦尔曼指出:“虚拟企业使企业的空间能够根据迅速变化的市场灵活地重构和分合,从而使会计主体具有可变性,并使传统的会计主体具有新的意义。”这里所说的虚拟企业和虚拟经济的“虚”是相对于传统意义上的企业的“实”而言的,并不是绝对的。

虚拟企业也是企业的一种更新潮的重构形式。企业重构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兴起,当时还只限于企业内部的重构,如精简和调整机构、剥离企业的非核心业务等,其目的是使管理更为灵活,竞争力更强。到90年代又出现了企业之间的并构和重组。企业内部和企业之间的重组是一种长期的稳定的企业重构,而虚拟企业则是一种暂时的企业重构。企业重构目前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经济活动。不管是那种形式的企业重构,都给会计主体增加了不确定因素。

(三)会计核算期变得多样化,即时核算与实时报告将是会计核算期的主要形式

会计核算期是指将持续不断的企业的生产经营过程,人为地划分为前后连续,时间相等的会计期间,定期地向有关方面提供财务信息。财务年度报告是我国长期以来最常见的一种报告形式。

持续经营是传统意义上的企业的基本特征,会计主体都将持续地,无限期地正常经营下去,而不会终止结算。虚拟企业是一种暂时的经济相关的联合体,有利则合,无利则分,也许会较长时间地延续下去,也许会很快解散,而更多的可能是根据实际需要增加或减少合作方。有时即使合作方没有增减或解散,但没有持续的经营活动,这就使得持续经营的假设变得较为模糊。因此,它对会计核算期的要求也变得模糊,一般是某项经济合作一旦完成就要立即提供会计核算报告,根本不需要等到某一个固定的核算期如年、季、月的结束。一般情况下,虚拟企业也无须对社会提供财务报表,只须对虚拟企业内部各成员提供财务报告即可。

随着市场经济的高度发达,特别是虚拟企业和虚拟经济的兴起,会计核算期变得更加多样化。当会计信息成为一种重要资源而使经济活动增加附加值的时候,即时核算和实时财务报告将是主要形式,它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将越来越重要。

三、对财务风险的影响

财务风险是指公司财务结构不合理、融资不当使公司可能丧失偿债能力而导致投资者预期收益下降的风险。它是内外部环境及各种难以预计或无法控制的因素影响,导致企业财务和经营状况具有不确定性。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的爆发和延续已导致全球经济受挫,国际金融市场也正在经历着重组与改变。导致次贷危机的直接原因就是对某些衍生工具的风险没有进行真实的披露。因此必须加强风险的披露和制定防范风险的措施。

各种金融衍生工具的产生,本意是为了降低企业各种投资的风险。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7号(IFRS7)对金融工具有全面披露的要求。披露不仅包含关于金融工具重要性的信息,还要包含相关的风险性质和程度。而对后者的披露,即是对风险的定性和定量的描述。性质上要求披露每种金融工具所面临的风险,管理层的目标,政策和风险管理的过程等。程度上要求披露在报告日的风险暴露程度的定量的描述,这包含对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和风险集合的描述。

此次次贷危机中,对某些衍生工具的披露就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次贷危机的核心是非传统贷款的爆发,包括次级抵押贷款。这些贷款由房屋抵押经纪人卖给华尔街的投资银行,而投资银行再次将它们包装成更加复杂的结构债券,将大量的信贷违约调期(CDS)及其它与债券有关的金融衍生产品销售给各种金融机构、对冲基金和投资人。由于CDS是场外交易的衍生工具,没有专门机构监管它的交易,另外持有者不愿对其风险进行真实的披露,导致CDS的市场有很大的不透明性。

信贷违约调期(CDS)是指违约调期的买方将定期向卖方支付一定费用,一旦对应第三方信用违约发生,CDS的卖方就要向买方赔付损失。因此当信用违约率上升后,对于CDS的卖方而言,赔付的损失也就跟着上升。美国国际保险集团(AIG)自2006年以来,其CDS的成本就急剧上升,但AIG并未重视它的风险。在2007年第四财季出现亏损之前,AIG从来没有在其年报中披露过CDS。2008年初AIG宣称,根据内部估值模型,由于CDS产生的损失约9亿美元。但最终AIG在3月底宣布了因CDS而减记了超过110亿美元次贷相关衍生资产。2008年11月10日AIG了第三季度财报:该集团亏损245亿美元,其中,CDS业务当季的资产减记规模超过70亿美元。可见正是CDS导致AIG陷入了流动性和资本不足的危机中。

作为CDS的卖方,正确的披露应该是既在资产一边确认获得类似年金的固定费用的收益,也应在负债一边根据第三方违约发生的概率,及时计提自己的或有负债或准备等。这也符合财务会计的谨慎性原则。此外,财务报告中的问责制,要求诚实披露即使是对自己不利的消息。在对高杠杆的披露上,虽然投资银行在年报上体现了自身的杠杆比率,但是由于有表外业务SIVs等的存在,真实的杠杆比率则更高。所以在对CDS和SIVs等工具的披露问题上,相应的银行和机构并没有做到诚实的披露,也就意味着企业实际存在更高的风险。

环境经济论文篇8

一、要素禀赋对农民收入增长的约束

现代经济学理论认为,任何社会生产都是多种不同的生产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不同的商品需要不同的生产要素配置。由于不同国家、地区或行业的生产要素储备或资源禀赋不同,因而产品的相对成本不仅由技术差别决定,而且由生产要素禀赋决定。

(一)土地资源的约束

土地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与发展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从土地资源来看,农业可以说是一种典型的资源约束性行业,包括刚性约束与软性约束。刚性约束是指不断膨胀的人口基数日益受到有限的自然资源的制约,使人均土地资源占有量极低。从全国来看,我国土地所承载的农业人口压力过大,使本来已经紧张的人地矛盾更加突出。资源的软性约束是指在现行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政策框架下,土地资源流转性差,配置不合理,导致了超小的农业生产经营规模和较低的收益水平。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谷物生产效率已经接近耕地光热水土条件下的生产潜力,土地增产空间不大。理论上说,在单产无法提高的情况下,增加农业收入还可以通过扩大规模来实现,但由于人增地减,规模经营无法实现,如此,靠小规模土地经营并不能够实现农民收入的增加。

(二)资本要素的约束

公共财政理论强调,财政作为一种社会再分配和宏观调控的方式,应该把有限的资金投向重要产业、弱势群体、弱小产业或私人资本不愿投资的领域,也就是财政要扶持和保护市场中的弱势产业和群体。但不合理的财政体制制约了财政对农业的投入。“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理论认为,金融制度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一种相互促进和相互影响的关系。但现实情况是,脆弱的农村金融严重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第一,农村金融信贷主体功能发挥不到位,农村信贷支持总量不足。目前,农业银行收缩其在农村的网点,贷款审批权限上收,信贷资金已基本从农村市场退出。农业发展银行应有的农业开发信贷功能未予发挥,对需要政策性金融投入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业务很少。农村信用社普遍存在产权不清、治理结构不完善的问题,在硬件设施、经营管理、业务品种、人员素质、服务功能等方面尚不能与农村经济发展的实际需求相适应。

第二,金融主体信贷服务与创新能力不足,农户联保贷款难。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和农村经济组织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也呈现出多元化趋势,但目前农村金融市场的主体——农村信用社的服务却落后于发展的需求。一是农村信用社贷款的期限与农业生产周期相脱节,影响了支农资金的使用和周转,降低了资金的使用效率。二是金融工具单一,一些新的信贷品种没有系统运用,金融服务效率较低。

第三,农村金融风险管理和风险补偿机制建设滞后。当前,我国的农产品由长期短缺变为总量平衡,农业发展由资源约束转变为资源与市场双重约束,农业生产的市场风险加大。同时,农业发展项目受自然条件和政策因素影响较大,具有相当程度的不确定性。加之信用环境较差,欠贷不还问题时有发生,金融部门支持“三农”承担着较高的风险,而目前相应的风险管理和担保机制尚未建立,政策性支农贷款风险也几乎全由商业性金融机构承担,缺乏相应的风险分散、补偿机制,导致支农贷款难以持续快速增长。此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的趋利性使农村闲置资金大量外流。其中,农村信用社是农村资金外流的重要渠道,邮政储蓄被认为是农村资金外流的“高速公路”。农村资金的外流,削弱了金融对“三农”的支持力度。

(三)人力资本的约束

现代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劳动力资源是国民财富的最终基础。农村人力资本对农民收入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非农产业就业收入普遍高于农业收入,大批有文化和技能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从而导致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的整体素质偏低,严重影响了对先进农业技术的接受能力,进而使科学技术在农村中的普及推广难度增大,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能力的效率不高,最终影响了农民收入的增长。二是由于我国城市二、三产业结构调整力度加大,大批新兴产业对劳动者素质的要求不断提高,使原来许多可以在城市就业的农村劳动力难以适应新的需求,相对收益下降,甚至因无法找到工作被迫返乡。尤其是在非国有企业,由国家统一制定的工资收入标准已被突破,收入按人力资本水平由市场机制决定在劳动力市场中非常明显,高素质群体收入增加很多,而入城务工农民群体的收入则增长缓慢甚至下降。

二、农业产业弱质性对农民收入增长的约束

在任何一个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农业是国民经济增长的基础和经济波动的起点。在我国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与非农产业相比,呈现出明显的弱质性特点。

(一)农业生产经营的自然风险

农业是以生命有机体作为生产对象的,具有自然再生产与经济再生产交织统一的生产特点。正因为自然条件对农业生产经营活动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从而形成了无法预测的农业自然风险。一方面,农业要利用生命有机体生长发育的自然规律来获取产品,而这一过程和外部自然条件的优劣存在着直接的相关性,因此外部自然条件直接决定与影响到农业生产经营效率的高低。另一方面,农业中的主体部分——种植业存在显著的空间分布广延性特征,对自然条件的依赖性极强,特别是在科学技术与生产力水平对外部自然力控制程度相对一定时,气候条件与自然灾害往往直接决定了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命运。

农产品在市场竞争中处于相对被动地位,农民收入风险系数大。相对于非农产品而言,由于农产品的需求量的变动对收入变动的反应相对不灵敏,因此,即使在经济发展、城乡居民收入增加的情况下,农产品需求量的增加也相对有限,而不会像对非农产品的需求那样迅速增加。农产品需求弹性不足,必然导致农业生产需求拉力不足与市场竞争乏力。而且,在农产品的买方市场条件下很容易形成过度竞争的不利局面,造成农民丰产不丰收的现象。

(二)农业形成产业利润的缺失

农民所从事的产业是农业,农业本来是一个古老而完整的产业,而且这一产业还可以凭借自然生产力而实现产业的发育和进步。从理论上说,从事农业产业应该获得较高的收入。然而社会的发育和经济的运行,使农业产业被分割为产前、产中、产后三个产业,并且分属于不同的经济利益主体。产业资本通过农产品加工获得利润,商业资本在农产品流通中获得利润,而农民仅占有农业产业的中间环节低于平均利润的收益,形成了产业利益获得的空洞。产业空洞对农民收入的第一个影响是使农民收入以第一产业为主,失去了分享二、三产业利润和剩余的机会。这样当一、二、三产业利益不均衡,工农产品价格不合理及农业不景气和农产品跌价时,农民的收入就要受到影响。产业空洞对农民收入的第二个影响是加大了农民收入对农产品供求形势与价格的依赖程度。当农产品卖难和价格走低时,收入增长速度下降和收入减少则成为必然。

(三)农业劳动生产率和比较利益低下

农业产业化作为一种经营制度是农业生产力和农村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针对家庭小规模经营和市场之间的矛盾对经营体制的一种创新,主要是以当地资源开发利用为基础,通过发挥比较优势建立支柱产业,目的是通过农户与农户、农户与企业之间的联合形成集体组织力量抵御市场对农业的冲击,并使农户与企业分享农产品加工、销售环节的利润。这种方式必然会带来农业的增效和从业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这是一条适合当前中国农村生产力水平的农业发展道路。但是,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我国农业产业化发展并不十分顺利,除了在少数发达地区发展比较迅速之外,其他地区在发展过程中还存在着很多问题。主要表现在:第一,经营规模小,目前还是以分散经营为主的小生产格局,缺乏大规模的企业,难以进行大规模的农产品加工。第二,企业和农户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是原料收购和被收购的关系。大头利益一般都在工、商环节,农民不是平均利润的分享者,在市场竞争中始终处于不利地位,市场风险基本上由农民消化和承受。第三,进入市场的初加工产品多,附加值低,产业链条短,比较利益低。第四,生产手段落后,以手工劳动为主,产品技术含量低,市场竞争力弱。可见,在原始农业——传统农业——现代农业的农业发展道路中,目前我国农业仍然处于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阶段。

三、市场风险对农民收入增长的约束

在传统计划经济环境中,农业生产经营几乎感受不到来自市场的挑战与风险,但伴随着传统计划经济转向现代市场经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历史性转轨,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之后,农业生产经营必须面对市场经济的机遇和挑战。

(一)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市场风险

在市场经济运行环境中,农产品的价值实现必须借助于市场机制,因此市场供求状况与经济机制对农业生产经营效益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第一,市场经济是通过价格来决定社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以及如何生产的。由于农业生产周期长,生产决策与产品销售在时间上分离,因此现实的供求状况并不代表未来的供求状况,生产决策的市场风险是客观存在的。第二,农业生产增长受凯恩斯定律和恩格尔定律的双重约束。前者的内涵在于人们边际消费倾向的递减趋势,人们对农产品消费需求的相对缩小限制了农业的持续增长。后者的内涵在于人们的消费支出中用于购买食物的比重呈下降趋势,而农业提供的主导产品恰恰是食物,于是在特定条件下农业生产发展往往会跌入恩格尔陷阱。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我国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特别是城市居民的恩格尔系数明显下降,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产品市场的进一步开拓。第三,农产品市场是完全竞争市场,市场影响农民增收主要通过以下因素:一是市场容量大小。二是市场供求结构。三是市场开放度。这三个因素对农民增收的影响,往往又是通过农产品的供求价格弹性发生作用的。一般说来,农产品弹性系数同市场容量成正比,同市场需求结构和本国市场开放程度成反比。在农产品弹性系数一定的条件下,扩大市场容量,调整农产品供给结构,可以形成农业增产、农民增收格局。如果农产品受国外同类产品的冲击,势必造成农产品市场容量的相对减小和农产品市场弹性系数下降,于是出现了农民增产不增收的悖论。

(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自我保护能力差

我国农业生产经营历来没有规模经营的传统,农户家庭经营分散狭小,市场组织化水平低下,这种小生产组织形式,不适应现代农业和市场经济的需要,严重阻碍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一方面,超小型土地资源环境格局显然不利于农业市场谈判地位的强化,农民不可能去影响市场价格,相反只能是市场价格的被动接收者。因为农业人口过多,且经营分散,使农民通过适当的形式组织起来形成利益团体的成本过高,致使农民组织化程度低,形不成对损害农民利益行为的抗衡力量和制约机制。而作为需方的国家或农产品加工和流通机构却组织严密,这种非对称性导致农民利益受侵害,表现在市场交易活动中是农户势单力薄,在交易谈判过程中处在弱者地位。作为买者,要受到来自专业商人和工业厂家的“卖方垄断”,从而不得不接受比自由竞争条件下较高的工业品购买价格。作为卖者,又要受到来自专业商人和工业厂家的“买方垄断”,从而不得不接受比自由竞争条件下较低的农产品出售价格。农民因此受到具有垄断地位的市场主体的盘剥,从而降低了市场效率。另一方面,伴随着中国加入WTO与农业市场化开放程度的不断提升,农业生产经营活动在获取了更广阔的市场空间的同时,将面临着更大市场波动的风险。

(三)农村市场体系发育不完善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市场体系和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健全与否对农村生产要素的配置,农民收入的提高具有很强的关联和影响。经过近30年的改革,应该说,农村市场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在新的发展阶段,农村市场体系发育还不健全。一方面,市场基础建设差,不能及时为交易方提供准确的供销信息,许多农产品价格形成没有经过充分竞争。市场中介组织发育缓慢,基本上以户为单位进行经营,没有形成规模,导致成本高、效率低。农产品流通渠道不畅,环节过多,造成流通成本高,农民在经济生活中利益损失严重。另一方面,作为市场交易基础的产权制度仍不健全,农民作为市场主体,并未真正拥有独立的受法律保护的产权,市场机制运行的效果也不理想。同时在供求机制方面,以市场调查和预测为指导的结构调整和农作物品种改良等工作进展相当缓慢。在竞争机制和价格机制方面,农资价格与质量的市场调控不力,农产品的价值实现困难,农民的利益得不到保障。这些对农民增收目标的实现是很不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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