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政策论文范文

税收政策论文篇1

（一）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印花税政策从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印花税来看，印花税以保险公司全部保险合同中保费收入的总和为税基，按照0.1%的税率计算征收。目前我国对种植业、养殖业保险合同免征印花税。

（二）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企业所得税政策经营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的商业保险公司的企业所得税在征纳时除了可以税前扣除的项目（我国当前的财税制度规定，保险企业的企业所得税收入来源包括按照合同征收的全部保费、被减免或者返还的流转税、国家对保险企业财政性补贴或其他补贴收入、保险企业在二级市场买卖国库券的所得，其中购买的国债到期获取的利息收入免征企业所得税）之外，其经营中央、地方财政进行保费补贴的种植业险种业务，提取不超过保费收入25%的农业巨灾赔偿准备金，也可税前列支。同时，财税[2010]4号文件规定，从2009年1月1日起，到2013年12月31日止，对商业保险公司提供种植业、养殖业保险业务而获取的保费收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按该保费收入的90%计征。在一定程度上，这些税收优惠政策减轻了商业保险公司的经营压力，也增强了其自身应对巨灾风险赔偿的能力。

二、外政策性农业保险税收政策简述与经验借鉴

为了保证农业保险计划的顺利实施，各国(地区)都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主体给予税收优惠（如表2所示），这些税收优惠措施对我国农业保险税收制度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从表2的内容可以看到，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税收优惠幅度均较大。首先是免税范围广，如美国、菲律宾等国家对农业保险免征一切税收；其次是税收优惠幅度大，如日本对农业保险开征的营业税和所得税低于其他行业，俄罗斯对农业保险获得的利润免税等;再次是激励作用强,各国(地区)通过农业保险的税收优惠政策，扩大了农业保险的覆盖面，保障了农民收入与农业经济的发展。我国应该借鉴境外农业保险的税收政策，推动农业保险的快速发展，借助政府扶持，将农业保险办成惠民事业。

三、进一步加大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税收优惠的对策建议

（一）扩大涉农保险的税收优惠范围对农业保险经营免除营业税政策应当按照近期实施的《农业保险条例》精神，适用于农林牧渔业保险，覆盖种植业、林业、养殖业，进一步扩大《营业税暂行条例》第8条规定的农牧保险范围。条件成熟之后，还可以进一步扩展到有关农民人身健康、财产安全、农田水利设施等。政府应该结合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制订相应的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政策。

（二）扩大农业保险经营组织的税收优惠范围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税收优惠政策范围要从经营政策性业务的商业保险公司扩展到经营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的各类保险组织。我国《农业保险条例》第2条规定，经营农业保险的保险机构“是指保险公司以及依法设立的农业互助保险等保险组织”。《条例》从我国实际出发，确定商业性保险公司和其他合作互助保险组织都有参与经营政策性农业保险直保业务的权利。因此，对于互助保险公司等非盈利组织的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应进行税收减免，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缓解国家财政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资金扶持的压力。

（三）配合营改增的实施，改进政策性农业保险税基计算方式当前国内普遍是以保险经营主体通过经营保险业务而向投保人收取的全部款项作为其营业税的征缴税基，存在不合理性。由于保险机构总保费收入中相当一部分的最终所有权并不归其所有，可能会作为赔款方式支出，因此，把保险经营主体收取的全部保费收入作为其缴纳营业税的计算依据需要改进。当前可以结合国家营业税改增值税的政策，积极探讨金融保险业营改增的措施，并结合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的特殊性，制定相应的农业保险税收政策。

（四）对政策性农业保险征收企业所得税要适当首先，改进按会计年度对保险公司征缴所得税的计算方法，实践操作中可以以农业风险发生的周期为计量期间进行征税。对于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利润的企业所得税计征可采用更加灵活的方式，加强对农业保险的政策支持。如果在一个计量周期内其利润结余总额小于保费收入的一定比例，就对其予以免税；如果利润结余的总额超过保费收入的一定比例，就对超出部分计征企业所得税。这样做有利于增加经营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的准备金积累，降低保险费率，提高农民的保费支付能力。其次，我国现行税收制度对经营中央、地方财政进行保费补贴的农作物险种业务的保险公司，还可提取巨灾风险准备金，以不超过保费收入的25%为准，并在企业所得税前列支，结余部分则全部作为保险公司当年利润予以征纳所得税。因此，建议对农业保险征收企业所得税要适当，对承担赔偿责任的大灾风险准备金不征收所得税。

（五）实施农业保险区域税率政策实施区域差别税率政策可以进一步增加农业保险参保率，促进高风险地区农业保险业务的发展。由于保险市场的逆选择行为普遍存在，我国对不同险种、不同地区实行统一的农业保险税收政策和税率，这就使得保险公司将自然灾害发生频率高、赔付率高的险种和地区排除在经营范围之外，从而导致经济实力较好的东部地区的农业保险得到全面发展，而经济实力弱的西部地区因为财力所限，只能在小范围开展农业保险。

税收政策论文篇2

2009年，全国非税收入规模为8996.71亿元，占全国财政收入的13.1%。可见，非税收入已经成为财政收入的有机组成部分和税收收入不可或缺的补充形式。从总量上看，非税收入在地方财政收入的比例越来越大，其地位日趋重要，尤其是在优化资源配置、加强宏观调控，发展社会公共事业和提高公共服务水平方面发挥着更为积极的作用。

一、非税收入管理现状与原因

1.非税收入的管理体制与管理办法存在混乱

非税收入在财政部门管理过程中，仍然除以一个规范化的过程中。目前，基本明确收费的批准权限是地方政府，有财政和物价部门来管理项目审批和制定收费标准。整个过程缺乏以有效立法形式确认的正规程序。这造成实际工作中仅有一部分非税收入纳入预算管理中，大部分非税收入财政管理的视野之外。

2.非税收入票据管理弱

票据是资金运动的会计表现形式，各项收入对应着相应的票据，各项支出也是对应相应的票据。如果票据管理规范，如票据领购、发放、使用、保管、清算以及销毁等程序明了，各种挤占、挪用、截留、坐支行为就会从根本上杜绝。现在政府部门使用的非税收入票据主要加盖财政部门印章。由于缺乏监督部门，非税收入票据与税收票据相比较而言，管理上缺乏规范性与统一性。另一方面，非税收入票据种类繁多，多达百种，给管理上造成不变。

3.乱收费现象严重

一般将乱收费称之为第三次收费，因为这些非税收入是地方政府没有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征得相关部门正式批准，凭借其行政权力和垄断优势而取得的收入。这些收入既没有纳入预算内，也未纳入预算外收入。目前乱收费现象比较严重，各种名目繁多的收费，是对正常市场秩序的严重干扰，导致市场资源配置功能紊乱。这不仅加重了企业和公民的负担，而且也对政府的声誉产生影响，削弱了政府的调控能力。

4.监管乏力

虽然纪检、审计、财政等在各自的职能范围行使监督权，但配合不力，单兵作战，有些无复检查，使被检查单位疲于应付;有些又成监管死角，监管不到。就是财政内部也协调不力，非税征收管理机关管征收，业务科(股)室负责对归口财务管理单位的财政专户资金支出的审批，国库科(股)室负责拨款。三者之间容易脱节，执收单位从非税征收机关领取票据进行收费，但不向非税征收机关报送收入进度报表，要直到执收单位来缴销票据时，非税管理机关才能知道执收单位收了多少费，是不是及时缴存财政专户，也不得而知，除非时常去执收单位检查;国库科(股)只是按执收单位缴来的资金记账，也不知道执收单位收了多少费，是否坐支、挪用，也监控不到，负责支出审批的科(股)就更不会监管执收单位收缴情况了。

二、非税收入管理现状分析

非税收入的管理存在问题颇多，其主要的原因在于以下几点。

1.观念不改，认识不到位

由于历史的原因，长期以来，一些部门、单位对非税收入的财政属性缺乏应有的认识，认为非税收入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应归部门所有，把预算外资金视为单位自有资金，不是财政收入，政府不必调控，财政无须管理。目前，仍然实行财政专户管理的非税收入，在资金使用上，仍然是谁收谁用，无须编预算，无须审批，就是财政部门对这部分资金使用进行审批也流于形式。行政性收费和罚没收入已实行收支两条线纳入了一般预算管理，不与单位支出挂勾，一些执收执罚单位就消极怠工，该依法执收执罚的也不执收执罚了等等，这些现象的存在都是“观念没有改变，认识不到位”所造成的。

2.相关法制不健全

政府规范性文件是非税收入管理规章制度。从目前整个非税收入管理来看，从立项、定标、征收到票据管理和资金使用各个管理环节，还没有一套完整、统一、规范、系统的法律法规。因此，非税收入征管和使用随意性较大，项目合规性和合理性受到质疑，并且存在“自收自支、多收多用”现象。

3.多头管理效率低下

目前非税收入存在着多头管理的情况，其中税费管理权限贵财政部门和物价部门，两个部门的管理重点又各有侧重。如立项权贵财政部门，但收费标准归物价部门。看似分工合理，但问题颇多。由于，财政部门无定价权，因此无法体现出财政部门在非税收入管理中的主导地位。

4.激励机制缺失

非税收入金额小，征收对象复杂，所涉及部门数量繁多，收入项目与环节又比较多，相应管理水平滞后。更重要的事，激励机制缺失。从目前现实情况中，可以发现，部分收取非税收入单位缺乏主动性，对一些非税收入的流失，缺少主动干预，主动核实的动力。这可能是非税收入与本单位收入之间缺乏有效联系，丧失了收取非税收入的主动性。

三、对策与建议

1.在核算手段上，要实现复式预算

非税收入必须纳入预算管理，这就要求规范一般预算收入项目。例如，公益金收入和部分在财政专户管理的预算外收入必须纳入到预算管理之中，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国有资本经营收入是政府非税收入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应该单独编制相应的国有资产经营预算，利于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反过来，可以利用这些非税收入来帮助国有企业解决资金需求问题。

2.票据管理要严格

首先，票据权限必须明确，由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统一管理。财政部门应该学习税收部门统一非税收入的票据，从格式到内容，建立起专用非税收入票据管理体系，除特殊情况，应要求下属部门尽可能使用通用票据。经过一个过渡时间段后，要求下属部门必须使用通用票据。其次，落实票据管理职责。政府行政职能包括票据管理，相应管理机构应该履行好自身职责，消除票据管理中可能存在的商业化行为，从票据源头控制非税收入的流失。最后，强化票据管理监督职能。票据管理部门应该对下属部门领取票据使用情况进行核实，确认票据使用过程中不能出现一些纰漏，如，遗失票据，票据造假。对发现的问题，必须落实责任，严惩不贷。

3.非税收入管理的监督要到位，注意部门之间协调

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常务委员会拥有了解非税收入管理的权力，各级人民政府应主动接受他们的审查和监督。人民代表大会或其常务委员会可以委托审计部门对非税收入进行必要审计，并经审计情况报人大常委和纪检部门，这就要求这些部门之间协调一致，避免多头管理出现，为非税收入管理水平提高提供足够支撑。其中财政部门要财政部门要当好非税收入监管的主角。

4.在技术手段上实现管理信息化

非税收入，游离于体制之外，与非税收入管理技术手段落后是密切相关的。这要求在提高非税收入管理水平时，必须提高技术手段，譬如，利用现代网络手段，从管理信息系统入手，结合非税收入本身特点，开发非税收入主用系统，实现财政与银行、执收执罚单位、财政部门上下级之间的联网，方便主管部门全面监控非税收入的收缴使用情况。

四、结束语

非税收入成为地方政府重要的收入，对当地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非税收入管理弱的局面无疑会降低非税收入的作用，因此，应该明确在非税收入上的权力划分，明确中央和地方的实权划分，赋予地方政府一定的税收立法权，贯彻落实转移支付制度。同时，政府应该在非税收入管理同时，用好非税收入，切实提高非税收入的利用效率，这反过来会促进非税收入管理水平的提高。

参考文献：

[2]管永昊.我国政府非税收入现状及其规范管理问题研究[J].宿州学院学报,2007,(6).

[3]王玉华,刘贝贝.税收收入、非税收入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影响研究[J].山东财政学院学报,2008,(6).

税收政策论文篇3

一、财税[2007]61号文的主要规定与应关注的问题

1、适用范围：

1）适用企业：该文的日期2007年5月1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的日期是2007年3月16日，由于财税[2007]61号的发文日期晚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的日期，因此财税[2007]61号适用企业范围是内外资企业，而不是某些人所谓的针对内资企业适用。

2）搬迁补偿范围：一是搬迁企业按规定标准从政府取得的搬迁补偿收入；二是搬迁企业通过市场（招标、拍卖、挂牌等形式）取得的土地转让收入；但无论是何种情形，搬迁的原因都必须是“当地政府城市规划、基础设施建设等原因”，也就是必须有政府搬迁文件或公告，搬迁协议和搬迁计划，这也是主管税务机关审核的重要内容。否则，搬迁企业所获得的收入不能依照本文件进行税务处理，而应当按照企业所得税法规定的处理方法执行，即：搬迁收入加上各类拆迁固定资产的变卖收入、减除各类拆迁固定资产的折余价值和处置费用后的余额计入企业当年应纳税所得额。

在实务中，“政府搬迁文件或公告”这个概念至关重要，因没有明确定义，所以“政策性搬迁收入”的界定还有一些模糊之处。如果能符合此条件，所谓的“搬迁协议和搬迁计划”比较容易满足。

2、涉税处理原则：

1）搬迁后的企业注销的规定

搬迁企业没有重置固定资产、技术改造或购置其他固定资产的计划或立项报告，应将搬迁收入加上各类拆迁固定资产的变卖收入、减除各类拆迁固定资产的折余价值和处置费用后的余额计入企业当年应纳税所得额，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

在实务中，许多企业因搬迁而注销，其搬迁收入按照企业所得税规定计算应纳税所得额；

2）搬迁后的企业重建的规定

搬迁企业根据搬迁规则，用企业搬迁收入购置或建造与搬迁前相同或类似性质、用途的固定资产和土地（以下简称重置固定资产），以及进行技术改造或安置职工的，准予搬迁企业的搬迁收入扣除重置固定资产、技术改造和安置职工费用，其余额计入企业应纳税所得额；

企业因转换生产经营方向等原因，没有用上述搬迁收入进行重置固定资产或技术改造，而将搬迁收入用于购置其他固定资产或进行其他技术改造项目的，可在企业政策性搬迁收入中将相关成本扣除，其余额计入企业应纳税所得额；

搬迁企业利用政策性搬迁收入购置的固定资产，可以按照现行税收规定计算折旧或摊销，并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

搬迁企业从规划搬迁第二年起的五年内，其取得的搬迁收入暂不计入企业当年应纳税所得额，在五年期内完成搬迁的，企业搬迁收入按上述规定扣除相关成本费用后，其余额并入搬迁企业当年应纳税所得额，缴纳企业所得税。

在实务中，很多企业可以购买与企业生产经营有关的固定资产，扣减补偿收入至零或负数，然后再对外出售该固定资产，按照上述规定，可以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从而达到规避或者叫逃避所得税的目的。实际上是双重扣税，这是政策性搬迁收入与非政策性搬迁收入的截然不同点；另外，企业取得的政策性搬迁收入，在五年期内完成搬迁的，企业搬迁收入按上述规定扣除相关成本费用后，其余额并入搬迁企业当年应纳税所得额，缴纳企业所得税，换句话说，如果搬迁收入是政策性搬迁收入，其纳税义务的发生时间可以递延至第六年；

二、搬迁企业取得政策性搬迁收入的账务处理：

根据[2005]123号文的规定，搬迁企业取得的政策性搬迁收入（属于搬迁补偿款范畴）时应记入“专项应付款-搬迁补偿”，参考2006年版《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会计科目-专项应付款》相关规定，搬迁企业重置固定资产时，其支付的价款不需要核销“专项应付款”，，这样税务和会计存在差异，需要进行应纳税所得额纳税调整。

企业在五年期内完成规划搬迁的，按以下原则处理：

1）“专项应付款——搬迁补偿”，如为“借”方余额，在完成规划搬迁年度，结转到“管理费用”。

2）“专项应付款——搬迁补偿”，如为“贷”方余额，则作如下财务处理：借：“专项应付款——搬迁补偿；贷：资本公积”。在税务处理上将上述余额与重置相类似的固定资产和土地价值比较，如有余额计入企业应纳税所得额，在所得税申报表“其他纳税调增项目”反映，如无余额则不作税务处理。

三、迁补偿款的其他税种涉税处理

1、营业税及其附加税务处理规定

对于企业收到的拆迁补偿款是否要交纳营业税，目前国家税务总局的文件没有明确规定，可以参考《广东省地方税务局关于旧城拆迁改造有关营业税问题的批复》（粤地税函「1999295号）规定，“为了支持城市改造建设，经请示国家税务总局同意，凡经县级以上政府批准，国土局及有关房地产管理部门发出公告，限期拆（搬）迁的地（路）段的，被拆迁户取得的拆迁补偿收入（包括货币、货物或其他经济利益）暂不征收营业税。”；《福建省地方税务局关于拆迁补偿业务征收营业税问题的通知》闽地税发[2004]63号规定，“被拆迁单位和个人因拆迁取得的房屋（或土地）拆迁补偿费及其他补助费或补偿安置的房屋，除下列两种情况外，均应征收营业税。1、被拆迁单位和个人取得政府财政部门支付的房屋（或土地）拆迁补偿费及其他补助费，暂免征收营业税。2、被拆迁个人因自用普通住房拆迁，所取得的补偿费或拆迁过程中发生的房屋等面积产权调换，暂免征收营业税。”

结合上述文件，可知，搬迁企业取得政府财政部门支付的拆迁补偿费及其他补助费，免收营业税；搬迁企业通过市场（招标、拍卖、挂牌等形式）取得的土地转让收入，按“转让无形资产”征收营业税；

2、土地增值税税务处理规定

根据《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和《土地增值税宣传提纲》的相关规定，因国家建设需要依法征用、收回的房地产，免征土地增值税；因城市市政规划、国家建设的需要而搬迁，由纳税人自行转让原房地产而取得的收入，免征土地增值税。因此，企业取得政策性搬迁收入免予征收土地增值税。根据《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11条规定，符合上述免税规定的单位和个人，须向房地产所在地税务机关提出免税申请，经税务机关审核后，免予征收土地增值税。但是此类情况下的免征应以原房地产所在地税务机关的批文为准。如果尚未收到批文，则应视同房地产出售或转让，计提应交土地增值税。

3、印花税税务处理规定

税收政策论文篇4

（一）旅游业的税收政策及其不足

与旅游业密切相关的规定是2008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中第五条第二款。明确以全部价款减除可扣除的费用之后作为营业额，适用税率为5%。旅游业相关税收政策存在以下不足。1.旅游涉税政策单一，但影响行业税负因素较多。旅游涉税政策主要就是营业税暂行条例，缺少对整个行业上下游及周边服务行业一起考虑的综合性政策。与旅游相配套的包括吃、住、行、娱、购等各行业，而这些相关行业税负的叠加也将间接带动我国旅游业的税负上升。对以门票收入、收入缴纳营业税的企业，因自身业务开展而发生的费用无法在流转税环节扣除，存在重复征税的可能性。2.旅游税收优惠政策较少。对于旅游消费者而言，在境外旅行购物时，一般都会考虑购物的免税或退税政策，而在国内旅游购物税收政策较少，仅为海南省离岛免税政策和上海在世博会期间的世博园区相关政策。对于旅游服务的开发和提供者而言，可以享受到的旅游行业税收优惠政策也十分有限。

（二）交通运输业税收政策及其不足

目前，对交通运输业已实施征收营业税向征收增值税改革，税率从营业税3%变为增值税11%（小规模纳税人3%），交通运输业税收政策不足在于以下两点：1.交通运输相关产业税收优惠政策较少。税收政策对于交通工具装备制造、国际运输服务公司背后的支持或辅助等行业的扶持有限。例如研发费用中，用于营业税项目的原材料消耗进项税额不能扣除；还有对基于互联网商务而迅速发展起来的物流业，其相应的仓储厂房可享受土地使用税、房产税优惠等较少。2.船舶登记政策、船员优惠政策力度较小。船舶购置往往金额巨大，购进时的关税、进口增值税等税收成本较高，对中方所有者的“方便旗”船舶进行单独发文的税收减免力度较小。此外，中方船舶往往青睐于雇佣中籍船员，但我国对于中籍船员的个人所得税方面的税收优惠政策较少。

（三）与企业走出去的税收政策待完善

与企业走出去密切相关的税收政策主要是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三条，及在财税[2009]125号文件中详细规定了关于企业境外所得税收抵免有关问题。此外，尽管已与一百一十多个国家签署税收协定，但也有尚需完善之处。一是需要用实物及配套服务等形式出资进行对外投资的企业，若不具备出口经营权则不能享受增值税免抵退政策。二是对于境外不具有独立纳税地位的分支机构取得的各项境外所得，无论是否汇回中国境内，均应计入该企业所属纳税年度的境外应纳税所得额，这使得企业在应对不可预见的经营风险时，容易遇到资金瓶颈。三是对于国家鼓励支持、或战略需要、以及具有明显贸易创造效应的被投资企业，其经营产品（如矿石、原油等）或服务的进口没有对应的关税、增值税减免。

二、提升服务贸易相关行业国际竞争力的政策建议

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决策部署，推进金融、教育、文化、医疗等服务业领域有序开放，放开育幼养老、建筑设计、会计审计、商贸物流、电子商务等服务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提升我国服务贸易竞争力，需要完善相关税收政策以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一）加快推进“营改增”步伐，使增值税进一步扩围到服务贸易相关领域

对服务业课征增值税是国际较为通行的做法。目前，我国服务贸易项目中的旅游、建筑、保险、金融尚处于应纳营业税范围。今后，对已经适用增值税的服务项目中，需要在退税政策方面予以创新，探索适用于生产业的免抵退税政策；对于尚未达到条件扩围入增值税范围的如金融、保险等服务应当考虑给予跨境服务减免营业税；探索不限于技术性离岸服务外包的增值税免税政策。

（二）构筑有助于服务业产业链上下游发展的税收政策体系

从有助于服务业发展出发，针对服务业产业链各环节，构筑和完善相关的税收政策。比如：促进旅游业发展，可参考扶持高新技术企业的优惠政策，对符合条件的企业实施企业所得税税率为15%的优惠政策；给予旅游业企业在品牌推广、服务提升等方面研发支出予以加计扣除。重视如旅游、船运、航空等行业从业人员的培养，给予特定职业或岗位个人所得税优惠。为激发旅客购物需求，除机场免税购物以外，可在部分城市试点境外游客购物退税政策，并考虑在合适的旅游景点推广。

（三）进一步完善鼓励企业走出去相关的税收政策

对风险投资型、资源获取型、贸易互补型、实物输出型等不同特征投资形式，针对性地制定优惠政策。如对海外非上市公司的投资收益给予一定比例的免税额度；被投资企业的当地产品进口时减免对应的关税、增值税；国内企业以实物及相关服务出口投资给予增值税出口退税认定等。考虑到汇率波动对大额交易可能产生的影响，允许企业选择一定时期内最优汇率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对于不以避税为目的企业利润留存给予一定的免税期限，以提高企业在当地再投资和扩大生产经营的能力；用已征收税款建立应对海外投资综合风险的税款资金池，在企业遇到对应风险项目时，给予适当退税帮助。

税收政策论文篇5

税收政策的政策效应如果说在我国保险市场尚未全方位立体地对外开放之前,保险市场竞争程度较低的情况下,我国传统保险税收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能实现行业之间的社会公平和吸引外资、引进先进保险管理经验和技术的政策功能,产生了一定的社会效应,那么加人后,我国对外保险政策和保险市场格局发生深刻变化之后,现行保险税收政策的政策效应又如何呢

首先,我国现行保险税收政策在形式上违背了习的国民待遇原则,违反了保险市场机制的平等竞争原则。人世之后我国受影响最大的行业便是保险业,尽管从长远来看,对我国保险业的可持续发展是个难得的机遇,但是从近期来看,挑战是实质性的。在我国金融业的对外开放中,保险业首当其冲。根据协议,人世后我国对外保险政策将会发生以下几个方面的变化放宽外资保险公司的市场准人政策逐步扩大外资保险公司在华经营的业务领域和业务范围,并取消其数量限制外资保险机构在法律、规章制度和行政管理等方面的待遇将与国内保险机构相同。这就意味着在年内逐步给予外资保险企业与中资保险机构同等的待遇—“国民待遇”,尤其是外资保险机构将享有我国保险市场所有权上的“国民待遇”。而我国现行保险税收政策依然给予外资保险企业“超国民待遇”—比内资保险企业享受更多的税收优惠政策。因此,现行保险税收政策严重违背了的国民待遇原则,其政策的滞后性使其显示出明显的不公平性,在我国税收环境中中资保险企业不能与外资保险企业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平等竞争,使本来就处于幼稚成长阶段的中国保险业的经营环境更本论文由整理提供

加雪上加霜。显然,我国现行保险税收政策严重违背了税收所追求的公平原则,不利于民族保险业的生存和发展,有违于税收政策制定者的初衷。这是我国现行保险税收政策的一个显著的负面效应。

其次,我国现行保险税收政策也悖离了税收的效率原则,损害了经营效率、社会效率。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我国现行保险税收政策作为吸引外资的一个重要手段已不再发挥作用,税收优惠政策对外资保险企业在某种情形下变得多余而浪费。一方面,一项吸引外资的政策能否发挥作用与外国投资者在东道国的投资动因有着密切的关系。外资保险企业争相进人中国,看中的是中国潜在的巨大保险市场,也就是说,中国保险对外国投资者最有吸引力也最有价值的是中国保险市场的“市场所有权”,而的加人,意味着中国保险市场所有权对外资保险企业的某种让渡。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保险税收政策对外资保险企业已显得不再重要,甚至无关紧要。另一方面,一国对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能否发挥作用,取决于是否与外商投资者所在母国的税收政策相协调,如果投资者所在国对海外投资所得实行税收抵免或扣除限额,则投资者实际上并没有得到税收优惠,只不过发生了税收在国与国之间的转移。在此情形下,东道国的税收优惠政策变得不仅多余,而且产生了浪费。我国目前对外资保险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就属于这种情况。

第二,我国现行保险税收政策已演变为我国民族保险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制约因素。根据我国加人后半年的统计资料显示,从表面上看,我国保险业的发展似乎驶人了快车道,年一月共实现保费收人亿元,同比增加亿元,增幅刀,其中,人身保险业务增幅高达,财产保险业务增幅。然而,从承保利润来看,则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年上半年保费增幅高达的寿险公司账面利润仅有亿元,较上半年同期减少亿元,下降幅度为。据业内人士分析,保费收人上升而利润下降的主要原因,除赔款和给付同比增加亿元,增长以外,寿险公司营业费用、手续费、佣金分别增长了、和。总之,保费上升而利润下降主要是由于保险经营成本不断攀升所致。其中,营业费用的上升成本为保险经营成本上升的第三大因素。而在营业费用的构成中,中资保险企业承担的营业税负占据着较大的分量。税收的强制性和营业税的易于征管,使营业税负成为了我国保险企业的固定成本,也是通过保险企业自身改善经营管理都难以消化或减少的经营成本。而我国现行保险营业税收政策一方面对内高于国内一般行业的营业税,另一方面对外资保险企业的营业税负给予了较大的优惠—可享受较高的税基扣除标准和年之内退还营业税的特殊待遇,相比之下,中资保险企业承担的营业税负是比较沉重的。另外,对外资保险企业在所得税上的各种优惠以及在城市建设维护税和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上的免税待遇,相对削弱了中资保险企业的获利能力和资金积累能力,而外资保险企业恰恰在资金实力上有着明显的竟争优势,可见,我国现行保险税收政策实际上是一项“扶外强、惩内弱”的不合常理的政策,不仅直接影响了我国民族保险企业的经营成本和承保利润,而且削弱了其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国际竞争力。深层次地看,加人后,我国现行保险税收政策还进一步影响了中资保险企业的资本造血功能,威胁着整个民族保险业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甚至对整个社会的稳定都将产生不良影响。这一结论似乎耸人听闻,其实一点也不为过。因为,一国保险业能否长期稳定健康地发展,主要取决于该国保险业是否拥有雄厚的资本实力和充足的偿付能力。而目前我国保险业面临着资本金严重不足、偿付能力偏低的状况。和外国保险公司相比,中资保险公司的资金实力差距甚远。我国民族保险业不仅资本实力弱小,而且还存在着严重的资本金不足的状况。解决我国资本严重缺口的现实途径主要有一是利用中资保险公司上市融资。这一途径目前还受到我国保险法规、资本市场发育不成熟以及保险公司自身经营业绩的现实约束,因而不可能成为解决资本严重缺口的主要途径。二是吸收外资参股。目前,这一方式在我国各保险公司中甚为流行。然而应该看到,外资参股往往夹杂着一些苛刻的附属条件,其参股数量也是有限的,一些资金雄厚的著名保险公司尤其是美国更倾向于在中国设立外资全资子公司,因此,利用外资参股解决资本缺口的作用也是有限的。二是加强保险公司的自身资本积累。即按照保险公司法的规定从历年的利润提存资本公积金。比较而言,这种途径应是最可靠的主要途径。然而这一途径却受到了我国现阶段保险公司获利能力急剧下降的严重制约。从年以来,我国保险业的平均资本利润率水平逐年下滑,平均只有一,可供中资保险企业提取资本公积金的数量微乎其微,几乎可以忽略不计。造成其现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较高的营业税率无疑增加了中资保险公司的经营成本,因而严重影响了它的资本造血功能,直接威胁到了中国保险业的偿付能力,仅以最低偿付能力标准衡量,减少了毛利润,同时,比外资保险公司多交一倍多的所得税,导致中资保险公司的税后净利润大大减少中国保险业偿付能力不足的比率已高达犯,我国保险企业存在着较大的潜在支付信用危机。超级秘书网

第三,我国现行保险税收政策导致了社会福利的净损失。任何一项政府政策作为一种政府干预手段,都会对社会福利产生一定的影响,我国现行保险税收政策也不例外。政府税收给社会福利带来的变化主要由政府财政收人和消费者剩余、生产者剩余组成,由于税率的固定性,政府获得的财政收人是确定的,因此,我们着重考察现行保险税收政策尤其是较高的营业税对我国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如何在很大程度上与我国当前保险市场结构或市场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加人,后,我国保险市场结构表现为中资保险公司在市场份额上仍占有绝对垄断优势,而在保险企业数量上中外合资及外资独资保险企业数量却超过了中资保险企业数量。另外,目前我国仍对保险商品实行价格管制,因此,我国对保险商品征收的较高的营业税负,中资保险公司难以通过涨价而转嫁,它受到了外资保险企业外在竟争压力和政府价格管制的双重约束。故此,从形式上看,是中资保险企业独自承担了营业税的较高税负。实际上,营业税的税负的最终承担者是谁取决于保险商品的需求弹性和供给弹性。从总体上看,我国保险商品供给弹性很大,一是保险生产中的固定资产比例低,供给不必受到调整生产规模的技术约束二是在外资保险企业全面进人中国保险市场后,中资保险企业具有抢占市场先机的内在冲动。而相比之下,我国保险商品的需求弹性较小,主要受保险意识弱、收人水平低、保险价格高以及保险信用、服务质量差等因素制约。因此,尽管对于不同种类的保险商品,保险消费者因需求弹性之间的差异具体承担的营业税负有所不同,但从整体上看,我国保险商品需求相对于供给无弹性,营业税的税负主要由保险消费者承担,即通过保险商品的销售,将税负主要转嫁给了保险消费者。

这似乎违背了我国保险税收政策制定的初衷,再次证明了我国现行保险税收政策未能达到预期的政策目标,更主要的是它损害了我国保险消费者的社会福利,使得我国保险消费者必须付出更多的货币才能换回必要的保险消费。从社会整体上讲,必将抑制我国保险总需求,对于正在迅速成长的我国民族保险业是极为不利的。另一方面,较高的营业税负也对中资保险公司的生产者剩余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是由于加人后我国保险市场竟争日趋激烈所致,不仅存在中资保险公司之间的竟争,而且有中外保险公司之间的竞争,保险市场竟争格局给消费者带来的多样化选择,使得保险营业税负不可能完全转嫁给保险消费者,中资保险公司必定要承担一定的生产者剩余损失。而外资保险公司因缴纳的营业税在年内予以退还,实际上并不承担生产者剩余损失。

总之,加人后,保险市场的国际竞争格局使得我国现行保险税收政策造成了较大的消费者剩余损失和一定的生产者剩余损失,并且两者损失之和超过了政府财政收人,其差额即为税收造成的社会无谓损失—社会福利净损失。

二、调整我国现行保险税收

税收政策论文篇6

关键词：中小企业;税收政策;税收征管

1发达国家对中小企业的税收支持

当今，大力发展中小企业是一个世界潮流，一个国家的经济有没有活力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要看小企业的状况如何。世界各国纷纷制定强有力的税收政策，以支持本国中小企业的发展。

1.1美国

美国联邦政府为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采用了多种税收优惠措施：（1）雇员在25人以下的有限责任公司实现的利润，可选择一般的公司所得税法纳税，也可选择“合伙企业”办法将利润并入股东收入缴纳个人所得税，避免了重复纳税。（2）对年收入不足500万美元的小型企业实行长期投资减免税，对投资500万美元以下的企业给予永久性投资税减免。（3）对创新型的小型企业将其资本收益税率减半按14％征收。（4）购买新的设备，使用年限在5年以上的，购入价格的10%可抵扣当年的应纳税额。（5）对中小企业实行特别的科技税收优惠，企业可按科研经费增长额抵免税收。（6）准许小型企业实行加速折旧和特别折旧制度。（7）地方政府对新兴的中小高新技术企业，减免一定比例地方税。

1.2法国

法国中小企业众多，政府实行了较为全面和完善税收优惠政策来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1）中小企业缴纳的公司所得税的附加税2003年起已全部取消。（2）从1996年开始，中小企业用一部分所得再投资，这部分所得可减按19％的税率征收公司所得税。（3）1983年建立了“研究开发投资税收优惠待遇”制度，规定中小企业研发投资比上一年增加的可以免缴相当于研发投资增加额25％的公司所得税（1985年这一比例提高到50％）。（4）1992年起，对中小企业转为公司时的资产增值暂缓征税，并允许企业将亏损结转到新公司。（5）新办小企业在经营的前4年非故意所犯错误，可减轻税收处罚，并可适当放宽缴纳的时间。

1.3日本

日本对中小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也非常全面：（1）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日本政府就规定，对资本额在1亿日元以下，而年度应税所得额在800万日元以下的，税率降为28%（大企业的税率为37.5%）。（2）对试验研究费用超出销售额3%的中小企业和创业未满5年的中小企业，减收6％的法人税或所得税。（3）允许中小企业设立改善结构准备金，对于提取的准备金，不计入当年应税所得，年度终了使用有结余后可交回再提。（4）促进中小企业新技术的投资，给予相当于购置价7％的法人税特别税额扣除，此外还有强化中小企业技术基础的法人税税额扣除。（5）对进行新技术和设备投资以节约能源和利用新能源的中小企业，在设备折旧等方面提供优惠政策。（6）对年课税销售额不足5000万日元的中小企业，实行折扣征收消费税的边际扣除制度。

在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和信息化的过程中，税收政策对中小企业的发展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对中小企业从税收上给予扶持和支持是西方发达国家税收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2我国对中小企业的税收支持及其制约因素

我国对中小企业的发展也比较重视，早在2002年就颁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为中小企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在税收政策方面，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专门的中小企业税收政策，而只有一些能够使中小企业受益的税收规定。在我国现行税收制度中，涉及到中小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主要有：（1）对年利润在3万元以下的企业减按18％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对年利润在3万元至10万元的企业减按27%征收企业所得税。（新《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规定，对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减按20%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2）对年销售额在180万元以下的商业小规模纳税人减按4%的征收率征收增值税；对年销售额在100万元以下的生产性小规模纳税人减按6%的征收率征收增值税。（3）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创办新的中小企业，对从事社区居民服务业的，3年内免征营业税、个人所得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4）对新办的独立核算的从事咨询、信息、技术服务的企业，第一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二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5）新办的城镇劳动就业服务企业，当年安置城镇待业人员超过企业从业人员总数60%的，可3年内免征企业所得税。免税期满后，当年新安置待业人员超过原企业从业人员30%以上的，可在2年内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6）对个人独资和合伙企业，只缴纳个人所得税。（7）对符合规定的校办企业、民政部门办的福利企业减征或免征企业所得税。（8）“老、少、边、穷”地区的新办企业，可减征或免征企业所得税3年。（9）乡镇企业可以按应纳税额减征10%。

随着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我国分散于各个税收法规中的有关中小企业税收政策已不能适应中小企业快速发展的要求，存在优惠政策适用范围窄、优惠手段单一、优惠目标不明确等一系列问题，不利于中小企业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2.1现行增值税税制对中小企业发展的限制

我国现行增值税造成小规模纳税人困境。我国将增值税纳税人分为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两类。且规定从1998年7月1日起，凡达到销售额标准（工业企业年销售额100万元，商业企业年销售额180万元）以上的为一般纳税人，规定额度以下的为小规模纳税人。由于两类纳税人的界定标准不合理，把中小企业大量地划为小规模纳税人。小规模纳税人进项税额不允许抵扣，也不得使用增值税专用发票，如须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要到税务机关申请代开，而且只能按“征收率”填开应纳税额。这些政策一方面造成小规模纳税人购进货物所含税金不得抵扣，这就增加了成本负担，另一方面，小规模纳税人不能使用增值税专用发票，因而使购货方因不能足额抵扣进项税额而不愿购买小规模纳税人的货物。这就阻断了一般纳税人与小规模纳税人之间的正常经济交往。这使得占总纳税户90%以上的中小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而且小规模纳税人的征收率偏高（工业企业6%，商业企业4%），其税收负担远远超过一般纳税人。再加上现行“生产型”增值税制，使企业购置固定资产的进项税额得不到抵扣，又加重了其税收负担，使其产品成本高，在国内外市场缺乏竞争，对中小企业的发展极为不利。

2.2现行所得税税制对中小企业发展的限制

现行企业所得税对中小企业科技创新活动的激励力度不大。现行企业所得税主要是对已形成科技实力的高科技企业及享有科研成果的技术性收入实行优惠，而对技术落后，急需技术创新的中小企业正在进行科技研发活动则缺少税收优惠。这种情况一方面使企业重视对科研成果的应用与转让，忽视对高新技术的研发；另一方面也加大了中小企业科技创新难度。现在内外资所得税虽已合并，但到明年才开始实行，而且对外资有过渡期，所以仍然是对外资企业优惠多，税负轻；对内资企业优惠少，税负重；同属内资企业，对大型企业优惠多，对中小企业优惠少，中小企业实际税负过高。

2.3现行税收征管政策对中小企业发展的限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规定，纳税人不设置账簿和账目混乱或申报的计税依据明显偏低的，税务机关有权采用“核定征收”的办法。但在实际中，有些基层税务机关对并没有违法的中小企业都采用“核定征收”办法，扩大了“核定征收”的范围。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核定征收企业所得税暂行办法》的通知中制定的“应税所得率”标准，明显偏高，工业、商业为7%～20%，建筑安装业为10%～20%，也不符合中小企业薄利多销、利润率低的实际情况，有的甚至不管有无利润，一律按核定的征收率征收所得税，损坏了中小企业的合法权益，加重了中小企业的税收负担，不利于中小企业的发展。3完善税收优惠政策，促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

针对我国中小企业税收优惠政策方面存在的问题，结合中小企业发展的基本要求，并借鉴发达国家税收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成功经验和做法，本文提出了进一步完善我国中小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的建议。

3.1调整和完善增值税制

调整和完善增值税税制的措施主要有：（1）推进增值税转型及扩大税基。逐步将生产型增值税改为消费型增值税，同时把与扣除项目有关的交通运输业、建筑业、服务业、房地产业以及转让无形资产等营业税税目改征增值税，使中小企业获得更多的抵扣，降低投资成本特别是新创办成本，以鼓励中小企业创办和再投资，加快技术进步，促进新产品、新技术的开发使用。（2）降低一般纳税人认定标准。建议取消认定增值税的应税销售额标准，企业无论规模大小，只要会计核算健全，有固定的经营场所，能准确报送税务资料，遵守国家各项税收法规，可经申请核定为一般纳税人。（3）适当降低小规模纳税人的征收率。改革后的工业小规模纳税人征收率不应超过4%，商业小规模纳税人征收率则应为2%，以此降低其税负，并与一般纳税人的税负相平衡。

3.2调整和完善企业所得税制

调整和完善企业所得税税制的措施主要有：（1）尽快取消外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我国虽已统一了内外资企业所得税，但外资企业仍有一点的过渡期，在税前列支标准、税率水平等方面有诸多的优惠待遇，内外资企业竞争地位仍不平等。（2）降低中小企业税收优惠税率,并提高适用优惠税率的应纳税所得额标准。（3）扩大中小企业税收优惠范围。①要适当扩大新办企业定期减免税的适用范围，并延长其减税的期限；②允许中小企业投资的资产净损失从应税所得额中扣除；③取消“计税工资”规定；改按企业实际支付的工资金额税前列支；④对中小企业给予加速折旧、投资税收抵免、再投资退税待遇，引导中小企业加大科技研发投入；⑤对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创办的中小企业，授权市县人民政府给予减免税扶持。

3.3改进现行税收征管，促进中小企业发展

对于中小企业税收，在征管中一定要做好中小企业的管理服务，要体现公平执法，方便纳税，为中小企业营造一个良好的纳税环境。（1）大力加强中小企业税法知识和建账建制的辅导培训，提高中小企业财务人员业务水平和职业道德，以利扩大中小企业建账面。（2）广泛开展税法宣传，利用媒体或利用办税大厅免费提供税法宣传，提供税务咨询服务，以利中小企业能及时获得税收法规变动的可靠信息，促使其依法遵章纳税。（3）积极推广税务服务，为中小企业提供税务咨询，税务，尽量减少因不了解税收法规而造成的纳税差错。（4）改进对中小企业的征收办法，积极扩大查账征收范围。尽量缩小核定征收的比重，同时对核定征收的“应税所得率”和“纳税定额”，一定要调查核定准确，以维护中小企业的合法权益。

参考文献

［1］曾庆宾,刘明勋.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完善我国中小企业税收政策［J］.税务研究.2005，（6）.

税收政策论文篇7

【关键词】个人所得贫富差距税收政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建设成就显著，社会财富总量也实现了巨大增长。但与此同时，社会成员的收入差距逐步拉大，贫富悬殊、分配不公等问题日益凸现。2006年1月1日，最新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下简称新《个人所得税法》）正式实施，与之相配套，国务院及其财税部门也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个税全员全额扣缴申报管理暂行办法》等行政法规和规章。应该说，这是我国对个人所得税收政策的一次较为全面的修订和完善，新规定显然关注到了当前社会贫富差距过大的客观事实，重视发挥个税政策对居民收入的调节功能。但是，这并非说明新《个人所得税法》及其相关政策就已经十分完善。作为调控收入分配的有力经济杠杆，我国的个人所得税收政策应在改观现有收入分配格局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应该更多借鉴国际上的成功做法，进一步予以完善。

一、扩大征税范围

从理论上讲，凡能增加一个人负担能力的所得，只要符合税法规定都可以列为应税所得。从现在所得来源的多元化来看，我国个人所得税的应税所得与现在相比必须更明确，更广泛。可以考虑变原来的正列举征税范围的方式为反列举免税项目的方式，即明确免税的项目后，其余收入和福利、实物分配均为征税范围。这种方法在一些发达国家也是常用的。这样，可以转化为现金的福利性收入就被列入了征税范围，如雇主给雇员提供免费午餐、福利房、交通工具、免费休假等，应该作为雇员个人的应税所得计入其总所得中。

除此之外，现在争议较大的是非法收入的纳税问题。税务部门可以对尚未立案查处的非法收入征收个人所得税，因为大量非法经营活动往往是在十分隐蔽的情况下进行的，其中许多人通过消费、储蓄等形式，最先使高收入以来路不明的方式暴露出来，司法机构还未立案查处，税务部门往往先掌握了其应纳税收入的情况，及时地对这些收入征税，可最大限度地发挥税收高收入的调节作用，减少不必要的税款损失。当然，征税并不等于承认非法收入为合法收入，征税后，若收入性质暴露为非法的，可继续运用司法力量打击非法收入者。

二、简化税率结构

纳税人在其税基一定的前提下，其税收负担的高低主要体现在税率上，税率设计是个人所得税发挥调节功能的核心。新的《个人所得税法》第三条规定：对工资、薪金、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和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经营、承租经营所得实行累进税率，对稿酬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财产租赁所得、财产转让所得、偶然所得和其他所得，适用比例税率，税率为百分之二十。

其中工资、薪酬的累进税率有9级，导致计算公式非常复杂，征收管理成本过高，不利于提高税务工作的效率，而且容易造成纳税人为了逃避高税率而偷逃税的行为。可以考虑简化现有税制，把现有九档的税率精简为3——5档，扩大级距。同时，目前我国最高税率过高，差不多占收入的一半，税率越高，偷、逃、漏税的动机越强，反而不能真正起到调节作用。建议适当下调税率，最高档税率不超过35%，每过几年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再做适当调整。

此外，对于分类课征的部分仍可以实行比例税率，但不宜一刀切。如对利息所得税可以考虑实行分档累进税率，而且应设立起征点，如月利息超过100元人民币的才征税。对特许权使用费所得、财产租赁等维持20%的税率，而对中奖等偶然所得，则应实行超额累进税率。

三、完善费用扣除

费用扣除标准的调整受多重因素的影响，必须结合居民个人收入变动情况、物价水平以及个人所得税的发展战略来考虑。如今物价水平和居民的收入水平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单一的费用扣除标准难以适应各纳税人的不同情况，虽然新《个人所得税法》对此做出了改进努力，但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首先，与费用扣除相关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免征额的提高问题。前些时候备受社会关注的个人所得税的免征额标准，随着新《个人所得税法》的颁布实施尘埃落定：起征点调高到1600元。应该说，这一标准的大幅提高，考虑了物价上涨，货币分房、医疗改革、教育费用、养老保障使居民收入和支出结构发生很大变化的现实情况。但是起征点实行“一刀切”做法是否科学还有待商榷。显然，1600元的免征额对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来说是偏低了，但是对一些经济落后地区如西部农村而言则应该是比较高的。因此，鉴于我国地区发展不平衡，地区间收入水平、物价水平的差别，应该在全国统一扣除额的基础上，给予各省一定幅度的上下浮动权力，各省依据地区的收入水平、物价指数确定纳税免征额。转其实，相对于设定免征额，更为重要的是合理设计扣除费用，应该充分考虑纳税人赡养人口、医疗费用、养老、住房、教育等因素。例如教育费用，当今的时代是知识经济时代，为了增加自身的知识和技能，人们开始自费参加各种教育培训活动，为了贯彻科教兴国的方针，鼓励人们主动掌握科技知识，应该对纳税人实际发生的教育培训费用进行必要的扣除。在实行医疗保险情况下，可以对其因参加医疗保险而支出的保险金作为费用扣除。对于房屋购建费用，为了加快住房制度改革。鼓励人们购买住房，对房屋购建费用如贷款购买住房所支付的利息应给予一定的扣除。

四、以家庭为纳税单元

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主要体现在家庭收入水平的差距上。以家庭为纳税单位可以根据综合能力来征税，实现一定的社会政策，如对老年人的减免，对无生活能力的儿童采用增加基本扣除的方法，对有在校学生的、贷款购房的、购买保险的、捐赠的项目都可以采取一定的措施。我国由于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家庭观念根深蒂固，经济行为、社会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家庭行为，对家庭行为的调节是调节经济和社会行为的基本点。例如，购房贷款、医疗费、保险费、子女教育费等消费性支出，以及储蓄、投资行为都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的，因此以家庭为纳税单位对其扣除免税额、总计非劳动收入（如股息、利息、红利等）的计算更为合理，征税更能反映其实际纳税能力。

但同时也要充分考虑我国的家庭结构比较复杂，家庭结构不一定是同质的，设计税率时一般以核心家庭为基本出发点，纳税单位不是以生活在一起的家庭为单位，而是以婚姻关系为基本单位，如果是三代同堂等，即一个家庭生活有两对夫妇以上的可以采取分拆方式。如何设计联合申报与单身申报的不同税率，需要对税负水平进行一定的测算。

总之，随着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个人所得税收政策作为个人收入实现环节的重要调控手段，应当不断得到完善，以更好地发挥其调节个人收入分配差距的基础。

参考文献：

1.周文兴，《中国：收入分配不平等与经济增长——公共经济与公共管理的制度创新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3月版

2.王诚：“中国收入分配类型、差距及其政策取向”，《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

3.张术茂：“调节社会收入差距:西方国家经验的借鉴”，《发展研究》/2005年第2期

4.唐靖：“个税改革海外版本中国学多少”，《国际金融报》2005年09月02日，第十三版

税收政策论文篇8

目前湖南省返乡农民工选择的创业领域主要集中在种植业和养殖业，两项合计约占湖南返乡农民工创业人数的70％，其中又以养殖业居多，占35．4％。此外，其他创业领域与方向方面，贸易企业占11．8％，制造业较少，仅占6％。尽管随着农业结构调整的深入和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推进，特色跨区作业成为现代农业的发展重点，但由于资金、技术、知识、管理水平等方面的限制以及对返乡农民的引导不力，往往一家农户创业成功后，其他农户便蜂拥而上，从而导致市场快速饱和，相关产业利润急剧下滑。与此同时，农业是一个弱势行业，返乡农民工创业规模较小、结构单一、产品科技含量低，主要依靠自有资金，缺少外部扶持，因此创业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很多问题。具体来说，湖南返乡农民工创业主要面临以下障碍和瓶颈：

1.创业资金筹措较为困难。尽管近年来湖南社会经济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总的来说，湖南农村经济发展仍然较为落后，返乡农民工的家庭资产积累不足，创业资金有限；并且目前农村每户只有2000元的小额贷款；加上新办企业大部分是租用的场地，缺少有效抵押物，又难以找到担保人，因此农民工返乡创业初期的贷款难问题尤为突出。一份基于湖南24县97个村庄390多名返乡农民工进行实地调查的研究报告指出，湖南农民工返乡创业主要依靠自有资金，有限资金大多集中用于租地建厂和设备投资，开业后至少有80%的农民工创业者缺少流动资金。

2.农业自身的行业风险较大。农业是一个相对弱势的产业。农产品生产周期长，在生产过程中可能遭受自然灾害、病虫害和疫病等危险，面临各种不可知因素，并且市场价格波动非常大，因此创业者需面对更大的行业风险。调查显示，在实际创业过程中，不少农民工由于对行业风险估计不足，加之自身素质和能力有限，创业遭遇失败，并因此家庭经济陷入困境。据永州市蓝山县相关部门所提供的数据显示，蓝山40名返乡创业农民工当中，有12人创业发展一般，有5人创业失败，可见农业本身的行业创业风险较大。

3.扩大生产规模十分不易。尽管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把加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和服务作为稳定和完善农村经济的基本制度，但大多数农民种田保口粮的观念仍然十分强烈，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趋势较慢，转让意愿和价格高低不一。一般来说，在生产条件比较优越、便于机械化作业的地方，农民土地转让意愿低、价格高，土地流转难度大。如怀化市麻阳县黄双乡胡池村稻田比较平坦，排灌方便，虽然外出务工人员较多，但是土地的流转要价仍然比较高，水田流转价格达到了300kg／667m2稻谷，且国家的各种补贴继续补给原种植农户。因此，对于希望扩大生产规模的农民工创业者来说，所投入的成本较大，发展较为不利。

4.农民工创业者的自身素质有待提高。创业本身就是一件极有风险的事情，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返乡农民工都适合自主创业。调查显示，湖南返乡创业的农民工主要为初、高中文化层次，整体素质大多不高。虽创业愿望强，但学习知识的吸收能力弱，对时事政策和现代商业规则缺乏了解，在选择创业项目时存在一定盲目性，企业经营管理的能力也较为一般。因而在创业过程中面临的问题较高素质创业者多，成功的几率更小。

5.创业培训实施效果不佳。具有针对性的创业培训是促成农民工成功创业的重要催化剂，但目前湖南专门为返乡农民工提供创业培训的服务机构屈指可数，并且主要集中在地市级高中等技术院校，县级和广大农村地区由于缺乏符合条件的培训基地、师资和设施，很难建起几所像样的培训中心。更重要的是，目前的创业培训时间短、效果差，没有统一的教材，培训内容散乱、无序，流于形式，长于理论而轻实践，不具备可落地性，远离返乡农民工的实际生活，难以满足返乡农民工的真正需求。此外，交通及食宿条件的限制，也是湖南返乡农民工参与创业培训热情不高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如何利用财税杠杆有效扶持湖南农民工创业

扶持农民工创业需要方方面面共同努力。而财税杠杆是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合理运用财税杠杆，加大财税政策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扶持，是新形势下解决返乡农民工创业过程所出现的各种问题的必要手段和关键举措。具体而言，运用财税杠杆扶持湖南农民工创业可从以下方面入手：

1.创新机制，将扶持农民工创业的任务落实到位。各级政府部门应将支持返乡农民工的创业工作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建立一把手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机制，落实人员，明确任务，划分责任。要上下联动，全面实施支持返乡农民工创业就业“百千万”工程：在全省地税系统组织百名领导干部进县定村挂点；千名办税员上门服务、现场办税；万名地税干部每人联系10个返乡农民工，联系对接10万名农民工创业就业。同时，应建立支持返乡农民工创业就业领导挂钩联系制度，设省局领导具体挂钩联系点。省局各处室、直属单位要督促抓好各自挂钩联系点返乡农民工政策落实情况。各市、县地税局领导要相应落实支持返乡农民工创业挂钩联系点，掌握挂钩联系区域返乡农民工的动态情况，督促落实税收优惠政策和服务举措，帮助返乡农民工顺利创业。

2.畅通渠道，让返乡农民工创业有门。加大对农民工创业的财政支持力度，各县人民政府在财政预算中应安排农民工创业促进就业专项资金，制订农民工返乡创业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及返乡农民工创业项目评估体系，重点扶持符合时展需要、当地农村实际并能辐射周边农户的特色项目。金融部门应积极为返乡农民工开辟初始创业资金渠道，根据返乡农民工从事项目的特点及周期确定贷款期限，并且利率在银行同期利率基础上适当优惠。同时，拓宽创业农民工融资渠道，探索适合农民工创业特点的新型金融组织。

3.多管齐下，给予返乡农民工最为优惠的创业扶持政策。除国家和省、市出台的一系列招商引资、加快工业发展等相关优惠政策外，还可运用财税杠杆，为湖南返乡创业农民工提供以下政策优惠：

3.1各县市成立就业小额担保贷款服务中心，自筹资金不足的返乡农民工初次自主创业，可持《就业失业登记证》（除国家限定的行业外），向中心申请一定金额的小额担保贴息贷款，贷款期限为两年左右。

3.2对于企业经营1年以上并有效带动了当地农户就业的返乡创业农民工，一次性给予一定金额的创业补贴。

3.3根据财政部和国家税务局总局关于支持和促进就业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0]84号，对持《就业失业登记证》“自主创业税收政策”，从事个体经营（除建筑业、娱乐业、销售不动产、转让土地使用权、广告业、房屋中介、按摩、网吧、桑拿、氧吧等外）的返乡农民工，在3年内按每户每年8000元为限额依次扣减其当年实际应缴纳的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和个人所得税。并且，对于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减免一定比率的企业所得税。

3.4对于在当地工业园区开设企业的返乡创业农民工，给予特别优惠财政扶持奖励政策，并视企业性质给予不同比例的额外奖励。并在各县市建设小微企业孵化基地，对进入孵化企业创业的返乡农民工给予租金补贴。

3.5免收返乡创业农民工的办理税务登记证的工本费和发票工本费。

3.6返乡创业农民工纳入当地经济适用房、公共租赁住房保障对象，购买经济适用房的价格为成本加微利，租住公共租赁住房的租金低于市场价；并且，户口迁入城区后，符合廉租住房条件的可享受住房补贴和租购住房。

3.7对于放弃放弃政策内二孩生育的返乡创业农民工给予一次性奖励；对于已办理《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返乡创业农民工独生子女家庭和计划生育二女家庭，从落实长效避孕措施的次年起，给予夫妻双方每人每年一定的节育奖励金，直至年满60周岁与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对接为止。

4.简化流程，为返乡农民工开辟“创业绿色通道”。简化减免流程，提高服务效能，为返乡农民工开辟“创业绿色通道”，凡登记提交材料齐全、符合法定程序的，均在2个工作日内办结工商注册手续。并且，对返乡农民工办理涉税事宜实行“即时即办”、“一次性办结”等制度，积极推行预约服务、节假日服务、上门服务。对返乡农民工相关税费减免实行县区局集体审批制，本着“优先受理，优先审核、优先办结”的原则，即报即批，确保税收优惠政策执行到位。通过税费减免，最大限度发挥政策效应，真正使返乡农民工从中得到实惠，增强信心。

5.解放思想，大力推进农村土地流转。通过多种渠道，积极宣传国家关于土地流转的相关政策，转变小农经济观念。并解放思想，创新思路，不断探索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形式。具体来说，对于愿意在当地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的返乡农民工，可本着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将零散、闲置的农田和有开发价值的山地集中起来，以适当的租金承包给他们，并给予其国家用于支持农业生产的各种补贴；对于从事加工业、制造业等小规模作坊企业，需临时使用土地的返乡创业农民工，可采取租赁或承诺方式，帮助其协调闲置土地及镇村边角地、荒山、荒滩等；对于投资规模较大，需占用土地建永久厂房的工业企业项目，则按工业用地“招、拍、挂”的最低标准协调用地。

6.设立基金，降低返乡农民工创业风险。通过各种宣传手段，培育返乡创业农民工的风险意识。并由各级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与农业银行或农村信用社联合设立农业创业风险基金，具体金额由农业银行或农村信用社与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共同协商确定，返乡农民工在创业初期可暂缓支付利息，几年后再全额支付利息并分批偿还申请基金。热忱为返乡创业农民工办理社会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关系转接手续和参保手续，提供系统的参保服务。并加大政策性农业保险力度，坚持政府推动、农户自愿、市场运作原则，采取以“共保经营”为主，“互保合作”等形式为辅的运作方式，提供返乡创业农民工抗风险能力，保障返乡农民工通过创业实现致富。

7.转移支付，为返乡农民工提供系统实用的创业培训。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大力实施返乡农民工创业培训工程，为有返乡创业意向的农民工提供财会、法律、技能提升及农业产业化等方面的培训，经考试合格后向参与培训的返乡农民工颁发相应技能证书。并由政府部门着手组建专家顾问团，为参与创业培训的返乡农民工提供政策咨询、开业指导和管理决策等方面的服务，使他们的创业计划得以顺利实施。各县市应积极建设返乡农民工培训基地，并组建起一支实践经验丰富的培训教师队伍。培训内容应贴近返乡农民工创业实际，具有针对性、适用性和综合性，紧紧围绕现实生活展开，拒绝纸上谈兵。课程设置与教学方法也要注重实际应用性，强调实用技术培养。同时，还可将培训班分为初级、中级、高级等不同层次，以提高培训的针对性并保障通过有限的培训资金得到较好的培训效果。

8.跟踪服务，全方位确保返乡农民工创业无忧。各级政府应建立返乡农民工创业就业政策执行情况定期报告制度，要求相关职能部门必须每月以文字形式报告上一个月政策执行的主要情况（包括宣传咨询活动场次，印刷发放宣传册、资料的情况，举办或参与培训班次培训人数，帮助联系解决小额贷款的人数、额度以及“百千万”工程实施情况等）、并定期进行返乡农民工创业先进典型事例总结和创业享受优惠政策情况统计。相关金融机构、培训机构则应搭建全方位创业服务工作平台，成立返乡农民工创业现状追踪工作组，为返乡创业农民工建立完整的纸质和电子档案，并通过电话咨询、电子邮件问答与上门亲自指导等方式，定期与返乡创业农民工进行沟通，提供专业化、个性化、精细化的全方位创业指导服务，帮助返乡农民工及时解决在创业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从根本上确保他们经营无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