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和税法的区别范文
时间：2023-09-22 02:38:46
税收和税法的区别篇1
各国的土地税制，是一个包括许多税种的复杂体系，既有中央税，也有地方税；既有财产税，也有所得税；既有个人税，也有法人税。此外，还与遗产税、继承税、赠与税相联系。总的来说，各国的土地税制是以土地为课税对象的税收制度。土地包括农业用地、住宅用地、经营用地、林地等。各国的土地税制包括3个方面的内容：（1）土地保有课税；（2）土地有偿转移和增值课税；（3）土地取得和无偿转移课税。
一、土地保育课制的国际比较
土地保有税是一定时期或一定时点上对个人或法人所拥有的土地资源课征的税。课征土地保有税的目的在于平抑地价上涨，确保土地保有的负担公平，降低土地作为资产保有的有利性。由于国情不同，各国对土地保有课税的范围、税种设置、计税依据、税率设计以及征收管理等，差别很大，特别是许多国家的土地税是作为地方税税种，即使在一国之内，各地方之间也不一样。
（一）课税范围
各国对土地税的课税范围，有广义和狭义两种：（1）广义的土地税，把房屋建筑物等不动产均包括在土地税之内。（2）狭义的土地税，只是单指对土地的课税。
（二）税种设置
各国对土地保有课税的税种设置，基本上可分为两种情况：
1．合并在其他财产税中征收
由于土地与房屋、建筑物等不动产都属于财产的存量，目前有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把这些财产合并在一个税种中征收，合并征收的情况，主要有以下几种：
（1）合并在一般财产税内征收，一般财产税是对有选择的几类财产综合课征的一种税。如美国、新加坡等的一般财产税，把土地等不动产和动产合并征收。
（2）合并在不动产税内征收。由于土地是一种主要的不动产，如加拿大、法国、英国、荷兰等，都把土地归入不动产税内征收。加拿大不动产税的税基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土地，另一部分是建筑物和其他不动产。法国不动产税的征收对象分为已建筑土地税和未建筑土地税。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差饷税相当于不动产税，对拥有土地、房屋、其他建筑物等不动产的所有人课征。
（3）合并在财产净值税内征收。财产净值税的课税对象是纳税人拥有的全部财产的净值。财产净值是从财产总额中扣除纳税人债务后的余额。印度、挪威、秘鲁、墨西哥等国，都把土地合并在财产净值税中征收。
（4）合并在房地产税中征收。房地产税是土地税和房屋税的总称。因为房屋往往附着于土地之上，密不可分，有些国家和地区将土地与房屋合并在房地产税中征收，如泰国对房屋及其占用的土地征收房地产税；巴西对城镇土地连同上面的房屋建筑物征收城市房地产税。
（5）合并在其他税种中征收。日本的土地保有税由地价税、固定资产税、城市规划税和特别土地保有税等4个税种组成，其中固定资产税和城市规划税2个税种是对土地与其他不动产合并征收的税种。固定资产税，是把土地、房屋及折旧资产等固定资产作为课税对象，其中土地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城市规划税是为了确保城市、特别是城市规划事业所需资金而课征的税。课税对象是位于被指定为城市规划区域内的市街化区域内的土地和房屋。法定纳税人是此类土地和房屋的所有者。城市规划税与其他土地保有税的区别在于，它是专门用于城市规划事业或土地规划整理事业开支的目的税。而固定资产税和特别土地保有税则属于普通税。
2．单独设置土地保有税税种，分别课征。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把土地保有单列税种征收的国家和地区大约有30个，所用税种名称也多种多样。土地资源比较丰富的巴西，一直征收土地税，包括对农业土地征收的农村土地税，对城市土地及房屋建筑物征收的城市财产税。印度的州政府对农业耕地征收土地税。我国台湾地区有地价税，还有荒地税、空地税、不在地主税（即土地所有人离开土地所在地达到一定期限），这些税都是带惩罚性质的特殊性土地税，都是以地价税为基础加增若干倍征收的，而非经常性的土地税。泰国对所有土地征收地方发展税。韩国征收综合土地税。新西兰的土地税，是对非农业用地征收，由土地所有者缴纳。日本的土地保有税税种，除合并在其他税种中征收的固定资产税和都市规划税外，还有单列税种征收的地价税（国税）和特别土地保有税（地方税）。
（三）计税依据
各国土地税的计税依据，基本上可以分为从量计征和从价计征两种。
从量计征的土地税，是按土地的面积、土地生产物的产量课征。这种从量计征的土地税，因为计征简便，税额确实，在古代曾被普遍采用。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级差地租的扩大，如果再按土地面积或生产物的产量征收，不但有失公平，且不合理。所以，近代各国已少采用，以从价计征取而代之。
从价计征的土地税，是以土地的价值或价格为课税标准所课征的土地税。1873年首先由加拿大始征，后来各国相继仿行。从价计征的关键是土地的计价。各国的土地计价方法不尽相同，大多数国家是根据土地的估价课征，也有少数国家按年度租金价值课征。美国的土地税一般是根据专门机构确定的“估定价”为标准课征。德国的应税财产价值也是根据“估价法”确定。瑞典财产净值税中土地等不动产的净值由官方评估确定。我国台湾地区的土地估价由地方政府负责实施，包括每年公告一次的“公告现值”和每3年公告一次的“公告地价”，税务机关按“公告现值”征收土地增值税，按“公告地价”征收地价税。日本作为国税征收的“地价税”，对土地的价额是以征税期的“时价”计算的。作为市町村征收的“特别土地保有税”（保有部分）的课税标准为该土地的取得价格。
（四）税率设计
各国土地税税率的形式较多，总的来说，有比例税率和累进税率两种。有少数国家对农业土地实行从量定额课征。
美国、德国、日本等多数经济发达国家，对土地课税一般采用比例税率。美国的税率由各地方政府逐年自行规定。德国对个人和公司分别适用0．5％和0.6％的比例税率。日本的地价税税率为0．3％，特别土地保有税税率为1．4％。新西兰的土地税税率为2％。
许多国家和地区，根据以下不同情况采用不同税率：
1．根据土地用途不同，采用不同税率。
有些国家和地区，对不同用途的土地采用不同税率，农业用地低于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低于商业用地，住宅用地低于营业用地，宗教、社会福利、教育、体育用地低于其他用途的土地。如我国台湾地区地价税税率，分为一般税率和优惠税率两种，对限额内的自用地、工业用地、公共设施保留地和公有土地均实行优惠税率。公共设施保留地税率为1％，公有土地税率为1．5％。菲律宾、牙买加、利比里亚等国，也按土地的不同用途采用不同税率。
2．根据土地所处地理位置不同，采用不同税率。
美国包括土地在内的一般财产税的税率，各州都不一样，一般在3％-10％之间。大城市如纽约、芝加哥等地的税率比其他地区要高。丹麦依土地位置的不同，将税率定为l％——5．5％，首都哥本哈根的税率最高。
3．根据土地开发程度不同，采用不同税率。
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不动产税税率，原则上是17％，新开辟地区为11％，但对供应不过滤水的地区为16％，无水道的地区为15％，新开辟区为9％。新加坡为了适应经济开发政策的需要，原将全国地区分为发达地区、半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3类，采用不同的税率，分别为36％、18％和12％。从1984年起修改为全国23％的统一税率。
4．对空地或闲置土地，采用较高税率。
如日本对闲置土地的所有人征收特别土地保有税。奥地利征收闲置土地价值税。我国台湾地区对私有空地（所谓空地是指已完成道路、排水及电力设施，而仍未依规定建筑，或虽已建筑但建筑改良物价值不及所占基地申报地价15％的土地）按该宗土地地价税的3——5倍征收。对空地或闲置土地课征较高税率，目的是为了促进土地的有效利用。
发展中国家的土地税多数采用累进税率，这主要是因为累进税率对限制私人占有土地数量有重要意义，在土地公有情况下，可防止土地盲目占用和浪费土地资源，有利于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如巴西的农村土地税实行22个级次（从0．2％——3．5％不等）的累进税率。泰国的土地发展税税率按土地中间价值大小，课以一定税额，分34个级次。我国台湾地区的地价税税率，按地价总额和土地用途不同，分别适用基本税率、累进税率和特别税率：凡地价总额未超过累进起点地价的，适用10％的基本税率；超过累进起点地价的，按超倍累进税率征收；对某些用途的土地如名胜古迹占地，适用10％的特别税率。韩国综合土地税税率比较复杂，分为一般税率、特别税率和个别税率3类：一般税率适用于法律规定的作为一般课税对象的土地，一般税率和特别税率都设有9个级别，最低级次的税率分别为0．2％和0．3％，最高级次的税率分别为5％和2％；个别税率的应税土地为旱田、水田、果园和森林，税率为0．1％；工厂厂址、牧场、电力公司用地、土地开发公司出售、出租的土地，税率为0．3%；高尔夫球场、别墅、娱乐用高档设施用地的税率为0．5%。
（五）征收管理
土地课税的征收管理权限，多数国家归地方政府，只有少数国家的少数税种作为中央税或中央、地方共享税。土地课税由于作为课税对象的土地其位置固定不变，不会发生税基的地区转移，而且税源分散和纳税面宽等特点，由地方征管便于掌握和控制税源。所以许多实行分税制的国家，都把土地课税归入地方税体系。如美国，土地课税是财产税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财产税则是美国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我国1994年实行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把直接涉及土地课税的税种划归地方税体系。日本现行土地税制，除1992年1月1日起开征的地价税属于国税，由国税局负责征收外，其余有关土地保有税种的收入分别归道府县和市町村地方预算，属于道府县的有固定资产税和不动产取得税，属于市町村的有特别土地保有税、都市规划税，土地税在日本地方税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巴西涉及土地的征税，实行联邦、州和市3级划分税种分别征收的体制，3级政府都有相应的征收管理权限：土地税（农村土地）归联邦政府征收，收入的80％归当地政府；动产税（城市土地）归市政府征收；不动产转让税归州政府征收。
二、土地有偿转移和增值课税的国际比较
对土地所有者的土地增值额课征的税，称作土地增值税。土地增值可分为土地有偿转让增值和土地定期增值两种。前者是土地买卖或交易时的价格超过其原来入账时价格的增值部分；后者是指土地所有者所拥有的土地因地价上涨而形成的增值部分。在土地的增值中，有一部分是土地的自然增值（指这部分土地增值并非是土地所有者私人劳动或投资得到的，而完全是由于社会发展、土地需求的增长而形成的），这部分增值有人主张应该全部归公，以体现财富的公平分配，并限制土地投机，抑制土地兼并。土地是一种资本资产，对资本资产的增值所课征的税，实质上是属于资本利得税的范畴。
（一）课税范围
土地增值税的课税范围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包括对土地及建筑物增值的课税，如我国现行的土地增值税和意大利的不动产增值税。另一种是只对土地的增值课税，如我国台湾地区的土地增值税和韩国的土地超额增值税。
土地增值税的课税对象是土地的增值额，一般包括土地转让时发生的增值额和土地非转移定期发生的涨价形成的增值额。德国、英国、日本原先实行过的土地增值税，对以上两种情况下的增值都课税。意大利现行的不动产增值税的课税对象，也包括这两个部分的增值额。我国和日本等国的现行土地增值税只对土地转移时发生的增值课税。韩国的土地超额增值税，只对纳税人拥有的闲置土地或非营业用地的增值征税。在日本，对个人和法人的土地转让收入，分别课征：对个人的土地转让收入课征的税种，由个人所得税、个人事业税和个人居民税3个税种构成；对法人的土地转让收入税，由法人税、法人事业税和法人居民税3个税种构成。
（二）课征方式
许多国家对土地转让或定期增值的收入，同其他收入一样征收个人所得税和法人所得税。土地增值税的课税方式，可分为两种：
1．综合征收。就是把土地增值收入归并到一般财产收益中，统一征收所得税。美国、英国等国的土地转让收入并入个人或法人的综合收入，征收个人所得税和法人税。加拿大将土地转让收入的四分之三计入所得，进行综合征税。法国对持有期只有2年以内的短期土地转让收入与其他收入一起合并征税；超过5年的长期土地转让收入用五分五乘方式征税。
2．单独征收。就是把土地增值收入从所得税中分离出来，单独课征。日本对个人的土地转让收入的课税，核心是单独计算，分离课税，对法人的土地转让收入，在1991年以前，是并入法人的全部事业年度收入课征普通法人税的，在1991年的土地税制改革中，进一步强化了对法人土地转让收入的课征，对超短期土地转让收入按67．5％的税率实行分离课税，不再与其他法人税综合计算，从而使法人企业在其他收入出现赤字时，无法用土地转让收入予以弥补。德国、意大利两国，除非投机买卖，原则上不征税。
（三）计税基础
土地增值税的计税基础是土地的增值额。土地有偿转移的增值额是土地的售价减去其原价（原来购入价或取得使用权的支付价）和各项成本费用以后的余额。我国台湾地区以每年政府公布一次的“土地公告现值”为计税基础，纳税人按公告现值的80％——120％申报纳税。对不发生转移的土地，定期估价一次，按增加价值课税，允许扣除为增值而发生的各项成本费用。
（四）税率设计
土地增值税的税率，基本上分为比例税率和累进税率两种。
1．比例税率。
韩国的土地超额增值税，实行单一的比例税率。日本、法国等对土地转让收入的税率，因土地持有期长短而设计高低不同的差另比例税率，土地持有期长的实行轻税率，短的实行高税率。如日本，对个人的土地转让，分为长期转让、短期转让和超短期转让3种，“长期转让”是指自获得土地所有权至出让土地的时间超过5年的；“短期转让”是指持有的时间2一5年的；“超短期转让”是指土地拥有期在2年以下的。对这3种长短不同转让收入分别实行10％——20%、40％和50％的不同税率，以抑制土地投机，合理分配土地的增值。日本对法人土地转让收入除征收普通法人税外，另征附加税，如从1973年起，对法人的土地转让收入，在普通法人税以外，对拥有期在5年以下的短期转让收入，加征20％的法人税。1987年规定，对土地拥有期2年以下的超短期土地转让收入，加征10％——30％的附加税。1991年，对5年以上的长期转让收入，也实行了加征10％的附加税制度。
2．累进税率。
有些国家和地区按照土地价格增长幅度采用累进税率征收。当土地转移时，不论土地面积大小，涨价数额多少，一律以超过原价倍数累进课征。如我国台湾地区现行土地增值税税率，按土地涨价倍数实行3级超额累，进税率，具体计算为：土地涨价总额超过原规。定地价或前次转移时申报现值但未达100％者，就其涨价总额按税率40％征收；超过100％而未达200%者，就其超过部分按50％的税率征收；超过200％以上者，就其超过部分按60％的税率征收。在计征土地增值税时，对以前转移时申报的土地现值，都按物价指数进行调整，以体现税负公平。意大利的不动产增值税是将房地产从买入到转让时的价格上涨部分作为征税对象，按照价格增长幅度采用累进税制，按3％——30％的税率征收。价格上涨部分是指地价超过基准价格的部分（具体征税标准和税率见表1）。
表1：
─────────────────────┬───────────────
│
征税标准
│
税率
│
├─────────────────────┼───────────────┤
│
20%部分
│
3%——5%
│
│
20%——50%部分
│
5%——10%
│
│超过基
50%——100%部分
│
10%——15%
│
│准价格
100%——150%部分
│
15%——20%
│
│
150%——200%部分
│
20——25%
│
│
200%以上部分
│
25%——30%
│
─────────────────────┴───────────────
三、土地取得和无偿转移课税的国际比较
土地取得税是对个人或法人在通过购买、接受赠与或继承财产等方式取得土地时课征的税，分为因购买、交换等有偿转移取得土地时课征的税和因接受赠与或继承遗产等元偿转移取得土地时课征的税两种情况。
（一）有偿转移取得土地时的课税
韩国对购置不动产所取得的土地设立不动产购置税，按所购项目价值2％的标准税率课征，或按购置不动产的年度分期付款额的比例征收。
日本的土地取得税制除了赠与税和继承税外，还有不动产取得税和特别土地保有税（取得部分）。不动产取得税是由都道府县对取得土地和房屋等不动产的个人和法人课征的税，不论有偿、无偿包括买卖、交换、赠与、捐赠、实物出资、填地等原始取得或继承取得的土地与房屋，都是不动产取得税的征税对象。土地取得税的免征点是10万日元，征税标准是购买时的价格，标准税率为4％。学校、特定医疗法人、道路等一定用途购置的土地不征税。特别土地保有税（取得部分）由市町村征收，目的是抑制土地投机性取得和促进已取得土地的有效利用，内容包括保有课税和取得课税两个部分。
德国、意大利、荷兰等国都设有“登记许可税”，在土地所有权转移书立登记凭证时，按土地的转让价格计算纳税。有些国家和地区对土地等不动产在产权发生转移变动时，就当事人双方订立的契约，对不动产取得人征收契税或印花税。契税和印花税表面上是对契约征税，实际上是对不动产取得者课征的税收。
（二）无偿转移取得土地时的课税
对土地等财产无偿转移时课征的税，称为财产转移税，包括遗产税、继承税和赠与税。广义的遗产税包括对财产继承者继承的财产课征的税和对死者遗留的财产课征的税。赠与税是对财产所有者生前赠与他人的财产课征的税，是遗产税的补充税种。遗产税和赠与税的配合方式，各国的做法不同，包括两个税种课征制度的配合和两个税种税率的配合
1．两个税种课征制度的配合。国际上通常有3种方式：（1）单一税制，即在遗产税、继承税和赠与税3种税中，只设立其中一个税种，如新加坡、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等在财产转让税制中只有一个遗产税，而没有继承税和赠与税；英国是将一部分生前赠与财产归入遗产额中课征遗产税，不单设赠与税；伊朗、冰岛、马来西亚只设继承税，未征收赠与税；加纳，秘鲁只征收赠与税，不征收遗产税。（2）分设两税，并行征收，这种方式为大多数国家所采用，如美国既征遗产税同时又征赠与税；日本、德国、法国、瑞典等国均实行继承税和赠与税相结合的制度。（3）分设两税，交叉合并课征，即对生前赠与财产除按年或按次课征赠与税外，在财产所有人死亡后，均将生前赠与总额（或受赠总额）并入遗产总额（或继承总额）中一并课税，原先已纳的赠与税额准予扣除，如意大利、新西兰等采用这种方式。
2．税率的配合方式，有两税分设税率和两税合一税率两种做法，如美国联邦的遗产税和赠与税，适用统一的超额累进税率；英国的遗产继承税，从1988——1989年度起，税率由超额累进税率改为统一的比例税率；德国按被继承人与继承人或受遗赠人、赠与人与被赠与人之间的亲疏关系设计税率，实行超额累进税率；日本对继承税和赠与税分别设计税率表，都采用超额累进税率。
主要参考资料：
（1）尾崎护（日）《日本等工业化国家的税制》（中国税务出版社1995年11月出版）。
（2）孙执中主编《战后日本税制》（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3月出版）。
（3）《税务研究》1998年1——12期。
税收和税法的区别篇2
1.税收优惠层次过多，政出多门，管理混乱。现行外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是在我国改革开放不同时期，根据经济发展形势的需要和开放地区的先后顺序，针对不同的情况分别制定的，缺乏总体的规
划设计和宏观控制。税收优惠层次过多、政出多门，导致地方与地方之间、地方与中央之间的税收优惠措施相互冲突和效用抵消，不利于正确引导外资投向，人为地造成了外资在全国各地的不平衡分布
。
2.对内外资企业实行两套税制，致使税收优惠内外有别，对外资企业实行超国民待遇。目前我国实施的是内外两套税制，对外资企业所提供的税收优惠待遇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超过了内资企业，内资
企业的实际税收负担远远重于外资企业。内外资企业不公平竞争的结果是外资企业在国内许多产业中占据优势地位，在某些领域形成垄断地位，这种税收歧视也使得内资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最
终导致许多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严重亏损、被兼并甚至破产倒闭。某些内资企业为获得和三资企业一致的待遇，改头换面钻法律空子，以“三资企业”的名义进行工商登记，在很大程度上导致市场
秩序混乱和国家税款流失。
3.税收优惠方法单一。现行的外资税收优惠主要以直接减免税额、降低税率为主，具体措施有从开始获利的年度起“免二减三”征收所得税，或返还一定比例的已纳税额等。这些税收优惠只能使一
部分企业受惠，如“免二减三”的办法对投资小、经营期限短的项目有利，而对于投资期限长、投资规模大的项目则难以奏效，甚至与短期项目比还有不利影响。再如，直接减免型税收优惠对于生产型
，特别是劳动力密集型企业有利，而对于无形资产或设备投资比重大的高新技术企业和资本密集型企业不利。由于税收优惠存在时限因素，部分外商还可以采取重新登记或变更登记的办法规避税法，延
长享受优惠待遇的时间。因此，单一的税收优惠方法在实践中会因其过于简单而使其作用大打折扣，从而造成国家税款的流失。
4.税收优惠以地区性优惠为主，与国家产业政策不协调。现行外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偏重于地区性（主要是沿海开放地区）优惠，对结构性运用不够。税收优惠制度对国家优先发展的产业（如高新
技术产业）和经济欠发达地区重视不够，产业引导力不够。如设在经济特区的外资企业，不分产业性质都可享受15％的企业所得税，这种税收优惠政策使外资不分资本规模、技术层次密集投向沿海地区
，在经济特区，不少企业只是普通的制造或服务企业，真正属于高新技术产业的企业较少。再如，对投资能源、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的项目，其税收优惠待遇只提供给国务院批准的特定地区，弱化了外
资税收政策的产业调节效果，导致外资大量涌入规模小、技术质量低的行业，而现阶段面临着东部地区产业升级换代、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局面，现行的税收优惠政策有悖于经济协调发
展的要求，有悖于产业结构调整的目标。
二、我国外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的完善
我国的外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改革的基本方向应是：逐步取消外资企业在税收优惠方面的超国民待遇，实行内外完全一致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实现内外资企业平等的税收待遇，使内外资企业在平
等的起点上公平竞争。
1.坚持税收法定主义，明确税收优惠立法权的主体。税收法定主义是税法的根本原则，是一个国家税收法治程度的衡量标准和前进方向，在某种程度上也是WTO原则对税法的最高要求。只有坚持税收
法定主义才能保证各种税法措施（包括外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具有最大的权威性、确定性、稳定性和普遍性。
税收法定主义要求征税主体、纳税人、征税对象、税目、税率等税法要素必须由最高立法机关以法律形式加以明确，不能在课税要素中留下空白并委托行政机关立法决定，否则就会影响税收法律的
效力。因为税收优惠无论形式如何，如税率减免、税额扣除等，都是对原有税法要素的改变，地方各级政府都无权行使税收优惠的立法权，即使是授权税务行政机关立法，授权事项也只能限于个别具体
的和辅的细节。从这个意义上讲，拥有税收优惠立法权的主体必须只能是最高立法机关，税收优惠立法权通过最高立法机关制定法律的方式行使，行政法规、行政规章、地方性规章及行政机关的内
部规范性文件等都无权涉及税收优惠立法权的行使。
由于受种种因素的制约，税收法定主义所代表的税收法治在我国短期内是不能实现的。目前，比较可行的做法是由国务院委托财政部或国家税务总局以规范性文件的形式对这些优惠措施的适用进行
解释和补充，但不能对课税要素作出变更或修改，除此之外的地方各级政府（包括经济特区政府）和地方税务部门都无权制定新的税收优惠措施，从而维护和保障税收的权威性和统一性。2.在统一税
法的基础上统一税收优惠，保障内外资企业的平等竞争。我国应按照国际惯例，逐步统一税法，对征税对象一致的税种制定内外资企业统一适用的税法，取消境内纳税人在法定适用上的区别待遇。首先
，从与企业经济利益密切相关的企业所得税人手，制定境内所有企业统一适用的企业所得税法。
其次，对征税对象一致的其他税种也要制定统一的税法。如：将适用于内资企业的房产税法和适用于外资企业的城市房地产税法加以调整、合并、完善，制定出内外资企业统一适用的房产税法；制
定内外资企业统一适用的车船使用税法等；此外，在城市建设维护税方面，应取消外资企业不用缴纳该税的规定，使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成为同样的纳税人。
在统一税法的目标实现后，应在消除税收优惠差别待遇根源的基础上，进一步统一税收优惠法律制度，税收优惠政策作为一种吸引外资、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有效手段无疑仍需坚持，但应在统一税
法的基础上进行。完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的改革重点应放在取消外资企业不合理的、超国民待遇的税收优惠待遇上，逐步实现税收优惠法律制度的内外统一，完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的改革必须由国家统
一部署，根据国家产业调整的需要制定出切实可行、内外资企业统一适用的优惠政策，使我国境内的企业，不分其资本来源、产权归属，只要符合法律规定的税收优惠条件，符合产业结构调整需要，就
可以享受与之相对应的税收优惠待遇。这一举措也是WTO原则的要求和体现。
3.调整税收优惠的实施范围，使之更符合我国经济发展的要求和国际惯例。调整税收优惠范围，使其偏重于技术含量高、投资规模大、社会效益好的技术密集型企业和资本密集型企业，要改变地区
性优惠为主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适应东部地区产业升级、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需要，有针对性地调整地区性税收优惠的结构。在东南沿海地区，税收优惠应偏重于投资规模大、技术密
集型的企业，对于传统的劳动力密集型的制造业和服务业不再给与优惠；税收优惠应向中西部地区倾斜，对在中西部地区投资的企业要给与大量的税收优惠，只要有利于促进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有
利于市场前景的企业，即使是传统的制造企业也可享受税收优惠。
从整体上看，税收优惠范围也应紧密结合国家产业调整政策发展的需要，加入产业性、技术性税收优惠的内容，对于资本密集型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要加大优惠力度，同时，外资税收优惠不能仅面
向外商直接投资，还应给与外商间接投资的税收优惠，在境内发行股票、债券、基金等形式吸引的外商间接投资也可以享受优惠待遇。为此，应考虑对境外个人从中国取得的利息、股息、红利和特许权
使用费等降低预提税率，以鼓励间接投资和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对于投资农业、开垦荒山荒地的外商投资企业，经过批准，可以延长一定年限的免税期。
4.建立多种优惠方式并存的税收优惠模式，丰富税收优惠的形式和内容。我国应将现行的税收优惠调整为“间接减免为主，直接减免为辅；过程优惠为主，结果优惠为辅”的税收优惠模式。优惠模
式要实现两个方面的转变：第一，由直接减免为主转变为间接减免为主，充分发挥间接减免方式在税收优惠中的作用。在具体操作中可以根据具体的产业和地区特点，灵活采用跨期结转、项目扣除、缩
短折旧年限、延长减免税期限等办法将税收减免的重点转向间接减免。根据产业调整的需要，对资本投入较大、时间长、短期内经济效果不明显的高新技术企业以及前期资本投入大的能源、交通、通讯
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准予加大项目扣除额，对于投资绿色环保型农业的外资企业给与较长的免税减税年限；对前期投资较大、短期内经济效益不明显甚至会短期亏损的高新技术企业，可以延长亏损抵补
期限；增加关于节约能源和环境保护方面的税收优惠，用以鼓励外商投资于科技含量高、社会效益好的环保产业和节能产业，这对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意义重大。第二，由结果减免为主转变为过程
减免为主。首先应改革增值税制，将现行的生产型增值税转变为消费型增值税，允许纳税人扣除当期购进的固定资产总额，在此基础上实现其他流转税优惠由结果优惠转向过程优惠，特别是对于投资规
模大、短期经济效果不明显的高新技术产业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应采取加速固定资产折旧、允许抵扣资本购进项目的全部增值税税额、允许扣除技术开发费用、允许扣除无形资产投入等过程减免措施，
以降低企业的投资风险，对于技术转让和科技成果转让的所得应予以免税或减税。
5.改善投资环境，为税收优惠法律制度发挥作用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投资环境是指足以影响资本有效运行，发挥资本的基本职能，实现资本增值的一切外部条件和因素有机结合而形成的综合环境
。税收优惠是投资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作用的发挥有赖于其他条件的成熟。各级政府必须采取综合配套的措施，进一步完善投资环境。在完善“软环境”方面，重中之重就是转变政府职能，提高办
事效率，改变工作作风，建设“廉洁、务实、勤政、高效”的政府；同时应加强法制建设，注重保护生态环境，建立交通方便、通讯畅通、环境舒适的投资环境。总之，要多管齐下，全方位建设吸引外
资的良好环境。只有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外资税收优惠的作用才能得到充分发挥，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创造良好条件。
我国应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按照WTO原则的要求对我国外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进行改革。只有坚持内外资企业税收无差别待遇，并根据我国产业政策调整税收优惠法律制度的内容和形式，才能为我
国经济融人世界经济一体化提供一个高效、公平、稳定的税收法制环境，更好地促进我国税法体系的完善以及更好地与国际惯例接轨。
摘要：外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在一个国家的税收法律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是吸引外资、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措施，我国的外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存在许多缺陷。应全方位、多层次地完善现行的外
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使之在吸引外资、更好地为我国市场经济发展服务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促进作用。
税收和税法的区别篇3
一、税收宣传在边远山区农村的重要性
（一）税收宣传是推进边远山区农村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必然要求。农业在我国自古以来就是安天下、稳民心的基础产业和战略性产业。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目前，边远山区农村逐步推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而边远山区农村经济发展尚处于低层次、农村生产基础条件差、纳税人税收意识淡薄的状况阻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迅速推进。为了更好地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国家出台了各种涉农税收优惠政策，作为直接与农村接触的基层地税机关，让纳税人第一时间知晓各种涉农地方税收优惠政策就成为我们抓好边远山区农村税收工作的关键，因此加强涉农地方税收优惠政策宣传成为推进山区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必然要求。
（二）税收宣传是强化边远山区农村纳税人依法纳税意识的关键环节。通过寓教于乐、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适时开展税收宣传，加强宣传的感召力，使边远山区农村纳税人很直观地感受到自己为国家做出的贡献，感受到税务干部为国家聚财的艰辛，真正形成心理认同感，从而自觉增强纳税意识。
（三）税收宣传是营造边远山区农村纳税人依法纳税环境的重要内容。税收是国家为了实现其职能，凭借国家权力，依照法律规定的标准无偿地强制地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特定的分配形式。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规纳税的义务”，但是由于边远山区农村法制观念的弱化，导致征纳之间矛盾激化。按照传统管理模式，这种矛盾主要通过加强征管和稽查，加重处罚手段，增加税收违法行为的风险和成本来加以解决，经过多年的实践，我们发现主要依赖惩罚和强制的传统模式必须改变，税收管理的最终目的是提高诚信纳税度，实现边远山区农村纳税人自觉纳税，由此，加强对边远山区农村纳税的宣传和教育，让边远山区农村纳税人充分了解税法，为他们提供周到细致的服务，建立互相合作的新型征纳关系，就显得非常重要了。
二、边远山区农村税收宣传面临的问题
（一）边远山区农村纳税人税收观念现状。一是边远山区农村个体经营者受环境、文化素质等方面的影响，纳税意识较低，大部分纳税人不能够主动纳税，都是在税务机关催其缴纳时才缴纳；二是边远山区农村自然条件较差，导致信息闭塞，边远山区农村纳税人不能及时了解税收法律法规、政策；边远山区农村纳税人的法律观念滞后；三是边远山区农村宗族观念比较强，家族势力仍占据比较重要的地位，如果对其涉税违法行为采取强制措施，就容易引起抗税事件的发生。
（二）边远山区农村税收宣传现状。一是税收宣传月宣传工作现状。一直以来地税机关对税收宣传月的宣传工作非常重视，投入大量的人力和财力，税收宣传取得一定成效，城镇公民的纳税意识得到增强；但受自然条件限制，山区的税收宣传人员较少，使得对山区村屯纳税人的税收宣传未能普及到每个村屯，村屯纳税人的税收意识还是较为淡薄；二是日常税收宣传工作现状。目前，我们地税机关的日常税收宣传主要是以在办税厅进行宣传为主，辅之以借助当地电视台等媒体和税收管理员进行宣传，宣传覆盖面不够宽。
三、做好边远山区农村税收宣传工作的建议
对于广大山区农民来讲，税收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加强边远山区农村税收宣传，让“社会主义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观念深入纳税人，已成为税务宣传工作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对如何做好边远山区农村税收宣传工作，笔者认为：
（一）建立税收宣传专业队伍。税收宣传是一项集文化素质、思想素质、业务技能为一体的综合性工作，要靠具有一定综合素质的人员去组织，去完成。单靠税收管理员兼职，难以出色地完成宣传任务。因此，必须加快税收宣传专业队伍的专业化建设，造就人才，培养人才，建立一支税收宣传专业队伍，把一部分思想成熟，业务知识扎实的税务干部安排到税收宣传岗位上，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通过宣传提高边远山区纳税人的纳税意识。
（二）针对边远山区农村现状，因地制宜进行宣传。因农民出身的个体户经营者和商贩，大多文化程度较低，我们要因地制宜做好边远山区农村税收宣传。一是不仅宣传税收法律法规、政策，还要把税收宣传资料事例化，将一些比较有教育意义的典型案例印制成宣传资料进行宣传；二是在税法宣传活动中，可以把税收宣传口号、图画，印制成喜庆、吉祥的年画或日历等，散发给农民纳税人，让他们张贴在家中，这样便会使他们在潜移默化中受到税收法制宣传教育。
（三）创新宣传形式。在创新宣传形式上做到寓教于乐。在边远山区农村税收宣传过程中，组织税收宣传专业队伍，应开动脑筋、拓宽思路，不仅可以采用传统的乡镇圩日发宣传资料、播放税收广播等税收宣传方式，还可以通过现场会、税法宣传文艺汇演等形式向山区县农民纳税人宣传税法，以有效提高税收宣传效果。
（四）在宣传内容上做到通俗易懂。由于边远山区纳税人受文化水平限制，对有些政策信息解读不透，在实际操作中难以应用。地税机关应结合实际生活，针对边远山区纳税人疑难问题不懂、实际操作不会的情况，围绕广大山区县纳税人文化消费需求，由税收宣传专业队伍定期上门宣讲税收科学知识、法律常识，提供致富信息、税收法律法规咨询等服务，把过去专业化、术语化的宣传用贴近生活的语言表述出来。
（五）实强化宣传针对性。由于税收宣传的复杂多变，这就要求我们地税机关对税收宣传内容应按变动内容、固定内容和特殊内容进行分门别类，切实做到细致、深入。一是将关系到边远山区纳税人切身利益的内容作为宣传的重点，特别重点宣传国家针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所出台的一系列涉农税收优惠政策；二是在调查了解边远山区纳税人特殊需求及日常申报纳税暴露的个性问题的基础上，适时开展有针对性、“开小灶式”的个别宣传辅导。
税收和税法的区别篇4
一、我国涉外税收政策的现状及存在问题
（一）我国涉外税收政策的现状及特点
为了更好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引进国外资金、技术、人才，我国在涉外税收方面实行了许多优惠政策，并已经先后同60多个国家签订了关于避免对所得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主要的税收优惠政策包括：鼓励外商来华长期投资生产型企业的优惠政策，对外商投资兴办的出口型企业的优惠政策，对外商投资港口、码头、能源、交通基础设施的优惠政策，对高新技术投资和兴办先进技术企业的优惠政策，鼓励外商追加投资和再投资的优惠政策，鼓励外商在中西部地区投资的优惠政策。优惠的措施主要包括降低税率、减税免税、再投资退税等。从总体上看，我国现行涉外税收政策以对外开放为主要目标，涉外税收负担从总体上看采用的是全面优惠原则，明显地具有税制从简、税收优惠从宽、税负从轻、手续从简的特点。
（二）现行涉外税收政策存在的主要问题
1.内外资企业适用税收政策的差别过大。据统计，外资企业的实际税收负担率不到内资企业的1/3，内资企业在税收环境上处于明显的劣势。对涉外纳税人给予较多的税收优惠，在国际上只有少数国家采用，不符合税收公平原则，不利于国内企业的发展，已经成为阻碍民族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
2.优惠项目多、层次广，缺乏整体统一性。我国的涉外税收优惠政策是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的需要，在不同时期，针对不同区域，先后制定的，项目和内容繁多，有区域性、行业性、特殊性等优惠，而且优惠的法律文件也涉及不同级别、区域。但目前缺少规范管理，没有形成一个合理、规范、严密的机制，在具体执行中，容易出现政策混淆和差异大的问题，不利于政策的贯彻执行，也有损于税收法律的权威性。
3.地区性引导不平衡。现行涉外企业所得税按企业所处的地域位置分别给予不同的政策待遇，比如在东部沿海地区划出部分区域为经济特区，规定凡在经济特区内投资开办的外商投资企业，不论投资什么行业，均减按15%的企业所得税税率计算纳税。由于中西部地区受到自然环境、投资环境等因素的制约，与经济特区、东部沿海地区差距进一步扩大。
4.产业优惠导向不明显、层次低。我国现行的涉外税收优惠政策，对外来资金的投入方面，没有合理的科学产业规划和引导，偏重于一般性的“引资”，对国家需要优先发展的产业，并无特别的鼓励措施。外商投资一般集中于规模小、技术含量低、周期短、利润高的中小企业，包括一些高能耗、高污染以及技术落后在发达国家已被淘汰的项目，有很大一部分是以加工为主要方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以高新技术为内容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和交通、能源、港口等基础性产业项目投资较少，在投资过程中，较少考虑环境治理等社会效益目标，影响了国家的产业结构。另外，在引进技术、高级人才和保护环境方面的优惠政策与其他国家相比差距太大，不能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有重点地提升优惠政策的层次，不符合国际税收发展的潮流。
5.税收优惠手段少，灵恬性差。虽然目前我国的涉外税收政策内容多、范围广，但税收优惠的手段基本采用的是降低税率、定期减免、再投资退税等直接优惠措施，而诸如加速折旧、投资抵免、专项费用扣除等间接优惠方式运用较少，从而削弱了税收政策的效力。与外国政府签订的税收协定中税收饶让的条款较少，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税收优惠政策的效果。
6.存在越权制定涉外税收优惠政策的问题。一些地区政府为促进当地区域经济的短期发展需要，单独擅自制定超越国家规定的涉外税收优惠政策，使涉外税收优惠政策体系出现混乱现象，对国际宏观经济发展和产业政策的调整产生不良影响，也导致不同地区间的经济结构不平衡。
二、促进经济持续发展的涉外税收政策选择
（一）wto对涉外税收政策的基本要求
目前，我国已是wto的成员国之一，所以在制定有关税收政策时必须符合它的基本要求。wto形成的一系列协议为参加多边贸易体系的国家之间的经贸交往提供了一整套共同遵守的、有约束力的行为规则。这些规则对税收政策提出了一些具体的要求：（1）国民待遇原则，要求税收无差别，强调的是缔约国一方保证缔约国另一方国民在本国境内享受与本国国民同等的税收待遇。（2）透明度原则，要求成员向国内和世界贸易组织明确公开本国的税收政策。（3）公平竞争原则，要求税收政策统一，税收环境平等。（4）例外原则，允许成员国在坚持国民待遇原则的前提下，根据本国经济发展需要和特殊国情，制定一些特殊的税收政策，主要体现在实行产业或地区的特殊税收优惠。
（二）选择涉外税收政策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一是符合wto的原则；二是促进经济增长，提高经济效益的原则；三是充分体现产业政策导向的原则；四是依法治税原则；五是维护国家权益的原则。
（三）应选择的主要涉外税收政策
1.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取消外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公平内外资企业的竞争环境。合并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建议采取立法一次完成分步实施到位的做法。所谓“立法一次完成”，就是说现行内外资企业两套所得税法的统一合并，必须是一次完成，这是保持税法严肃性、稳定性、前瞻性的需要，不可能采取分次立法的办法；而所谓的“分步实施到位”，则是指立法目标的实现，可给出一个过渡期来处理历史遗留问题。比如可采取新老企业区别对待的方法等，以期达到既不否认历史，又能在一定时期后实现统一税法的目的。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可以消除“假合资”、“乱减免”问题，内外资企业可以公平竞争。
两法在合并上，应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税基的确定：根据我国经济发展需要和wto规则要求，对两法在税前扣除范围和标准上重新明确，尽量作到统一、平等。对业务招待费、职工工资支出、折旧标准等内外有别的扣除项目进行统一规范，体现税负的公平。
——税率的选择：我国目前采用的33%的企业所得税税率在国际上属于较高水平，高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比一部分发达国家还高，这不利于国际资本的吸引，考虑到世界各国企业所得税税负状况以及我国的具体国情。统一后的企业所得税税率应以不高于25%为宜。
——优惠的范围：在新法中取消对不利于环保和落后的生产性企业的优惠，取消对一般生产性企业的大范围的优惠；保留对高新技术和基础产业的投资优惠；增加对福利、教育领域的投资优惠；结合我国的特殊国情，增加对利用人力资源方面的优惠，例如，对外资企业雇用我国人员达到政府规定数量的，可以给予一定的所得税抵免；对外商企业投资于出口企业、先进企业、农林牧业、港口、码头等基础设施，享有的税收优惠，内资企业也应享有。
——优惠的方式：建立直接优惠和间接优惠相结合的优惠体系。除了使用降低税率、直接减免等直接优惠外，还应充分使用加速折旧、投资抵免、提取风险准备金、科技投入提前扣除、单项所得减免等间接优惠方式，实行收益调节与资金、开发、投入、分配调节并重的方式，增强税收优惠的目的性和针对性。
——优惠的方向：由单纯引资为主向吸引资金、技术、人才并重转变。目前，在我国的经济建设中，缺少的是具有较高能力的人才，尤其是我国中西部地区有一定的工业基础，加之资源优势，急需的是人才的引进，尤其是具有先进管理经验人才的进入。体现在所得税政策上，加大对大型企业集团的引进，尤其是对资金雄厚、具有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全球著名企业集团的进入的所得税优惠。
——优惠的对象：为了鼓励国内企业走出国门，参与国际分工和合作，在新法中加大国内企业
“走出去”的导向，提高国内企业的国际化水平，提高其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例如，对内资企业进行跨国投资经营给予特别的所得税优惠，鼓励内资企业向外发展。
另外，合并应注意存续期间的确定、优惠条件和标准的明确。
2.增值税改型方面。改革高新技术产业适用增值税的类型，将“生产型”增值税转变为“消费型”增值税，允许购进的生产设备所负担的增值税款作为进项税额抵扣，减轻其税收负担，解决由于资本性支出较大而税负重的问题。
3.开征新税种方面。我国应将现行城建税、资源税、消费税中部分税目以及环保收费统一改为征收环保税，对内外资企业统一征收；面对外资企业竞争，我国必须开征社会保障税，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维护社会稳定，监督外资企业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以保护中方员工的合法权益。
4.完善个人所得税方面。目前，我国公民和外籍人员工资薪金所得的扣除标准不一致。从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的角度考虑，应减少收入级数，统一扣除标准，公平国内公民和外籍人员的税负。同时，对高科技人才尤其是外国专家在工资薪金所得的扣除及适用税率等方面给予一定的优惠。
5.反避税方面。为打击避税活动，减少国家税收收入的损失，必须加强这方面的立法工作，用法律条文的方式，针对避税行为产生条件、情形进行明确的规定，并加强国际协作，以保护跨国经营者的合法权益，防止利用转让定价的手段进行避税活动。另外，从公平税负的角度考虑，应对内外资企业统一征收房产税和车船使用税。同时，对外资企业还应开征耕地占用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
三、选择涉外税收政策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1.兼顾税收优惠的效应与代价。外商投资在给我们带来利益的同时，也可能由于损害环境、耗费原材料、不平等竞争等导致较大损失。只有当投资利益大于损失时，税收优惠政策的实施才是有效率的。因此，要充分考虑税收优惠政策对我国环境、市场、技术等方面的综合影响。
2.保留并逐步完善地区性的税收优惠。鉴于wto规则对地区倾斜政策并未作出限制性的规定，为使我国经济在加入世贸后不至于受到外来经济的全面冲击，增强国内经济对外来经济的抗衡能力，保持东部地区现有的对外贸易优势，对原有的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可暂时予以保留。同时为贯彻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地区间的协调发展，形成协同效应，对中西部地区的区域性优惠可借鉴原东部沿海地区实施的“以点带面”的做法，突出重点，重点支持一部分省市，以起到周边联动效应。单纯的地区性优惠应逐步向地区和产业并重，最终取消区域性优惠的方向过渡。
3.规范税收政策调整方法，提高税收法律层次。一是对现行涉外税收政策进行一次全面的清理，对于越权的减免税政策应坚持予以取消。二是逐步提高现有税收法规的法律层次，在统一内外税收政策的同时，对所有税收法规，应避免以条例形式出现，尽快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立法，以提高法律层次。三是建立灵活的政策调整机制，通过定时调整、预警调整等方式，提高税收政策执行的时效性。
税收和税法的区别篇5
一、东中西部地区的财政自给能力
(一)财政自给能力的界定
财政自给能力是各级政府在不依赖高层政府援助的情况下独立地筹措收入的能力。如果一级政府自有收入满足本级的公共支出需要,该级政府就具有财政自给能力,反之财政自给能力不足。各级政府负责征收的收入与其本级支出的比例为财政自给能力系数。财政自给能力系数=本级负责征收的收入÷本级公共支出显然,财政自给能力系数是个大于零的正数。如果系数恰好等于1,说明该级政府刚好具有财政自给能力,虽然没有能力向其他级别政府提供转移支付,但也不需要其他级别政府提供转移支付,也不需要举债。如果系数大于1,说明该级政府具有充分的财政自给能力,除了满足本级政府支出外,还可向其他级别的政府提供转移支付。如果系数小于1,则该级政府的自给能力不足,需要其他级别政府向其提供转移支付,或通过举债满足财政支出需求。在中国,由于地方政府无权举债,财政自给能力系数小于1,意味着需要接受其他层次政府的转移支付。对于中央政府来说,财政自给能力系数小于1,既可通过举债,又可通过接受地方的转移支付或两者的适当组合来满足中央财政的支出需求。从严格意义上说,财政自给能力系数的计算应使用标准财政收入和标准财政支出,但由于标准财政收支的计算非常复杂,故分析时仍使用实际财政收支。需要说明的是,虽然运用实际财政收支计算出的结果并不准确,但不足以影响结论。
(二)东中西部地区财政自给能力的比较
在这里,用财政自给能力系数的大小来描述各地区财政自给能力的高低,并借以分析地区间财政自给能力的强弱变化。进入21世纪以来,东部地区财政自给能力经历了由弱变强的过程,财政自给能力系数由2001年的0.7695直线下降到2004年的0.7148,随后又由2005年的0.7542上升到2008年的0.7901。中部地区财政自给能力强弱变动无序。西部地区财政自给能力系数从2003年的0.3797逐渐上升到2007年的0.4148,2008年又下降为0.3736,2003年前先升后降,2001-2002年分别为0.3801、0.3908。从东中西部地区间财政自给能力比较而言,2001-2008年东部财政自给能力系数平均为0.7618,财政能力最强;中部平均为0.4516,财政能力居中;西部平均为0.3952,财政能力最弱,见表1和图1。
二、制约地区财政自给能力均等化的税制因素
既然财政自给能力系数是政府自有收入和公共支出之比,那么在税收收入占财政收入80%甚至更高的情况下,分析制约东中西部地区间财政自给能力均等化的因素就必须以现行税制为切入点。
(一)增值税的划分
增值税是我国的第一大税种,基于维护中央和地方利益的需要,分税制设计时将其作为共享税,中央分享增值税收入的75%,地方分享25%。这一划分方法只考虑了中央和地方的利益分配,忽视了增值税运行的规律及其给财政横向平衡带来的负面影响。由于增值税实施凭进货发票抵扣的制度,产品输入地在没对产品交易征税的情况下白白损失了17%(13%)×25%的税收,产品输出地却获得了等额的净税收收入而未对这笔收入给予任何的抵扣,造成了产品输入地利益向输出地的不合理流动。我国国内产品主要是由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流动,因而增值税地方分成的比例越大,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自有收入和财政自给能力差距就扩大。
(二)资源税的缺陷
我国1994年分税制改革时,考虑到中西部资源大省都是财政穷省,把资源税定为共享税,海洋石油资源税属于中央,其它资源税属于地方,以帮助中西部脱贫致富。由于资源税采用从量定额的征收方法,资源税额和资源价格之间失去联动机制。在资源价格不断上涨的情况下,本已偏低的资源税税负持续下降。中西部财政并没有从对东部地区出售资源产品所征的资源税中明显受益。2007年,全国资源税占地方财政总收入的1.11%,即使是资源比较丰富的省份,资源税占当地财政收入的比重也没有超过5%。相反,东部地区低价购买中西部资源后,凭借其技术优势进行加工,有效地增加了其税收收入,扩大了与中西部的财政自给能力差距。
(三)消费税的缺位
中西部地区是大量消费税应税产品的生产地,如汽油、柴油、烟、酒等。除金银首饰消费税在零售环节征收、卷烟在批发环节加征5%的消费税以外,大量消费品集中在生产环节征税,因而消费税主要来自中西部地区。由于消费税属于中央税,中西部财政不能从消费税的征收中直接受益。东部地区是高档消费品和高档消费行为的消费集中地。由于消费税征税范围偏窄,大量高档消费品和全部高档消费行为并未被纳入征税范围。为了增强税收对消费行为的调节作用,现行税制采用对高档娱乐场所征收营业税。按现行分税制税种归属,消费税是中央税,营业税是地方税。由于消费税缺位,对高档消费行为所课征的营业税给东部地区带来了大量税收利益,不可避免地拉大了东部与中西部财政自给能力差距。
(四)地区间税源与税收的背离
营业税是地方主要的税收来源,其税源税收的背离导致中西部与东部地区财政自给能力差距扩大。例如,新疆的天然气输送到上海,几千公里的运输量所形成的营业税源分布在沿途省区,但按照现行规定,所有营业税都在企业注册地上海缴纳。除新疆从上海获得一部分补偿外,其他沿途各省区和居民虽然已经并将继续为西气东输工程提供资源,比如移民、占地、治安等,但在当地形成的税源并没有实现为当地的税收。增值税是间接税,税负转嫁容易,增值税实行生产地征税的方式,使得其纳税地区和负税地区出现分离,各地消费者共同承担了增值税的税收负担,地区间收入不均衡出现。由于增值税实行生产地征税,我国商品和劳务的生产地大部分集中在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因而现行增值税中央与地方分享的制度安排扩大了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的财政自给能力差距。企业所得税作为中央和地方的共享税,也是导致地区间财力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根据企业所得税法规定,总公司、分公司型企业集团实行汇总纳税,只要总、分支机构不在同一地区,就必然发生税收由分公司所在地向总公司所在地的转移。由于我国东部地区的投资环境优于中西部地区,企业总部多向东部地区集中,而中西部地区拥有土地、资源、劳动力等比较优势,往往成为加工制造基地的分公司的选择地。企业所得税的中央与地方共享的制度设计致使东部实现的税收中有很大部分来源于中西部,因而中西部地区财政自给能力就低于东部地区。
三、促进区域财政自给能力均等化的税收制度
(一)提高增值税的中央分成比例
根据税种划分理论,税基流动性大的税种应划归中央,如增值税。这些税种如果划归地方,各地税率不一,便会引起税基的流动。税基的流动并不一定反映资源配置的优化,而是各地税率差异的人为结果。纵观世界各国的税收实践,大部分国家是把增值税列入中央税,如法国、加拿大、日本等,也有少数国家把增值税列入共享税,如德国。鉴于我国增值税属共享税的现实,建议提高中央分成比例,降低地方分享份额,消除增值税运行给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带来的横向财政失衡,在全国范围消化税收转移。另外,在设计中央转移支付制度时,可加入作为商品输入地的中西部地区税收向东部地区转移的因素,增加对中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数额。
(二)适当扩大消费税的征税范围
按照征税范围大小可把消费税分为有限型消费税(15个税目以下)、中间型消费税(15~30个税目)和延伸型消费税(30个以上税目)。现在大多数欧洲国家实行中间型消费税,如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征税范围除有限型的传统品外,还包括食物制品,广泛的消费品、奢侈品以及某些生产资料。由于财政的原因,许多国家消费税的征税范围都在逐步从有限型往中间型甚至延伸型发展。目前我国实行的是有限型消费税,税收收入占流转税收入比重并不高。为了充分发挥消费税的调节作用,应把大量高档消费品和全部高档消费行为列入征税范围,如保健饮料、美术工艺品和娱乐行为等。这样就可把现在东部地区征营业税的娱乐业纳入征税范围,调节东中西部地区由于对消费品和消费行为分别征收营业税和消费税而带来的利益失衡,达到均衡东中西部地区财政自给能力差异的目的。
(三)加快实现资源税从量征收向从价征收的转变
随着资源的紧约束,中西部地区的资源地位进一步提高,资源的需求价格弹性日益减弱,为中西部地区资源税税负的转嫁提供了契机。提高资源价格,使其反映资源稀缺程度和环境成本,尽快推行资源税从量征收为从价征收,提高资源税的征收标准,便可直接增加中西部地区税收。资源税税负的提高,增加了东部加工企业的成本,既可促进企业节约使用自然资源,又可遏制东部企业的利润和政府税收的不合理增加,极大地调节了地区间的利益分配,缩小了东中西部地区间财政自给能力差距。
(四)根据税收受益原则和属地原则建立横向税收分配机制
对于跨地区经营企业的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等横向分配应该根据税收的受益原则来进行,以各地对税源贡献大小为依据,将税收进行横向分配,消除地区间税源与税收的背离。比如,从新疆输送到上海的天然气营业税可由上海来征收,然后根据天然气管道经过的各省的距离长短平均分配。对于企业所得税的分配,可由分支机构向所在地税务机构预缴一定比例的税收,年度终了再由总机构汇算清缴,对分支机构预缴税收给予抵扣。
(五)下放税收立法权
税收和税法的区别篇6
和谐社会一定是法治社会。和谐社会需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谐社会需要人人遵纪守法，和谐社会更需要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文明执法、依法执法、公正执法。在现实的税收环境中，因税收政策自身因素、“用税人”、“征税人”、“纳税人”因素等不和谐的音符侵蚀着税收的法制环境。其主要表现在：
一、政策制定的不严肃性。税收政策的本身是用来约束广大的纳税人，但税收政策制定的不公平、不合理、不合法、不稳定性的现象时有发生。如：营业税起征点对越是贫穷地区越是实行低标准，似乎是在交通不便、经济滞后的边远山区的个体工商户的经营状况、经营利润的空间要好于发达地区；个人所得税的个人“生计费用”的扣除标准上，法律规定了一定的弹性，有的地方在此基础上又进行了上调，标准执行普遍是经济发达的地区比贫穷的地区标准要高；对资源税中的“其他非金属矿原矿”征收权下放到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对税源基础薄弱的省份当然不愿放弃合法取得财政收入的机会，连“毛石、沾土”等都要实行“燕过拔毛”政策等等。税务处罚更为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营造了弹性空间。按照行政处罚法的有关规定，什么情况下免于处罚，什么情况下从轻处罚，什么情况下减轻处罚都作了明确的界定，除此以外的税收违法行为税务机关应当在规定的比例或额度内进行自由裁量。在执“罚”过程中，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处罚与否、罚多罚少本应视其违法情节，却为当地经济环境所左右：对经济宽余的地区一般是实行不罚或少罚政策；对经济拮据的地方，执法机关也为了其自身的既得利益，处罚是“就高不就低”。如此一松一紧的不公正待遇，必然会形成恶性循环：使得身处劣势的贫穷地区更加举步维艰，而身处得天独厚条件的富蔗地区还要“放水养鱼”，必然“筑巢引凤”，外来投资一边倒。“自然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加大“城乡差距”。
二、政策执行的不公正性。依法征税是税务人员的天职，但“征税”在有的时候难以做到“依法”，其中有税务机关和税务人员自身的因素，也有社会不良风气的干扰。
1、税务人员“面情”观点严重，法纪观念淡薄。税收政策最终是要依靠税务人员来落实，而人是有感情的动物，是生活在现实社会，而非真空中。所以在执法的过程中很难真正的实现自我“超脱”。在不构成犯罪的违法行为领域，是行政执法机关的天下。虽然中国的法制不健全只是一个方面，但更重要的在某些人的眼里，法律成了其个人行使权力的工具，“以言代法”、“以权代法”、“知法犯法”。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有的时候演变为因人而异、因事而异，“固定性”税收的背后体现的是一种法律“灵活性”。如：税务机关内部人员的“私人税收”、“亲戚税收”实行“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政策，因为“要合群”、“要兄弟感情”；对有头脸的政界要员的“沾亲带故”税收，则看其“脸色”和“管事”的大小行事，因为单位要“生存”、领导要“位子”，不得不“瞻前顾后”、“察言观色”。剩下的就是“无牵无挂”的纳税人，要么“死缠硬磨”、耍狠施泼，要么实行“感情投入”，要么老老实实的听话。对这一类的弱势群体，税务执法人员总是铁面无私：严格依法行政、应收尽收、应罚尽罚。还有一类明智的纳税人：按规定履行义务、按规定享有权利，不惜代价请“高手”进行税收筹划。最终是“老实的、不懂政策的纳税人吃亏”。
2、地方行政干预。税务机关作为行政执法机关，独立依法行使税收执法权，但现有的行政体制，特别是地税机关，税务经费收入有求于地方、领导的任免地方有“建议权”，所以执法受地方政府的牵制，极大影响了税务机关正常的依法行政活动。如：地方政府对纳税人上访，尤其是对集体上访，总是从稳定大局出发，出面干涉税收工作。从某种程度上讲，怂恿了纳税人的违法行为，纳税人从中“受益”后，形成了遇事找政府的恶性循环，而不去寻求复议或诉讼的正当救济途径。又如：为了招商引资，地方政府将税收作为营造宽松环境的突破口，实行税收“打包”或违背税收政策搞减免等等。
3、地区间的税务执法大相径廷。特别是在个体、私营企业以及个人的税收上，由于这一类的纳税人普遍未建账，收入很难核实，所以在税款的核定上地区间的悬殊较大，并且其基本的走势是农村高于县城，县城高于城市。甚至于在财政收入形势好的个别地方，对车辆税收、私房出租等个体（或个人）税收几乎无人问津或收个“毛皮”，形成大量的漏征漏管。如：某县当地的个体运输业户的车辆20%都已不在本地上户，并且车辆的营运证也不是业户本人。纳税人为什么要如此作？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当地税务机关是严格依法征收，相对于外地税负过重；又如纳税人利用税务机关为了收入任务的心理和管理上的漏洞，对建安等劳务的圆票上，利用地区的政策差别与税务机关蔸圈子。
4、有关部门对涉税减免、扣除项目等的认定的随意性加大了税收的不公平性。如对下岗、失业优惠证的办理上，个别劳动部门对在岗的、内退的、已在规定的时间以前经营的、处于领取失业金期间实现就业的等不符合条件的人员也予以办理《优惠证》，形成了《优惠证》满天飞。又如雇佣下岗失业人员比例的认证、残疾证的办理、工效挂钩的工资基数的认定等。对这些单位来讲，办证也好，认定也好，反正也不伤害其自身利益，所以借此机会“行善积德”、大开方便之门。由此在税收政策的执行上使税务机关处于尴尬境地。
由于税务执法不公，纳税人在心里上失去平衡。特别是在个体税收上可以说是绝大部分未作到应收尽收，所以，一种攀比的心理，使纳税人不是首先考法律是如何规定或该缴不该缴的问题，而更多是关注其他人缴或未缴、缴多缴少的问题，产生对税务机关执法的抵触情绪，甚至于纳税人发生抗税等过激行为。
三、偷税等违法行为的普遍性。在现如今的税收法制应当是比较完善的一部法律，对纳税人的税收征管，税法上都一一作了详尽而具体的规定，但由于纳税人的法律意识普遍淡薄，尤其是税收法律意识,税收违法行为比较普遍。如：纳税人的建帐管理问题，税收征管法明文规定：所有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都应当建立健全账务，对确无建账能力的，由纳税人申请，并且必须经税务机关“行政许可”，方可建立简易收支粘贴簿，否则，税务机关就可依法予以罚款。但目前个体、私营业户既不建账又不申请的违法现象比比皆是；又比如个体运输以及私房出租的纳税人不按规定登记、不按规定申报、不按规定缴纳的现象在各地几乎是一个共性问题。以及纳税人银行开户报告制度存在的问题等等。税务机关对企业单位的纳税检查几乎是屡查屡有，个体工商户更是不言而喻。不能想象在一个偷逃税盛行、征纳双方矛盾尖锐的社会，会是一个和谐的社会；更不能想象在一个不以偷税为耻反以为荣的社会文化中，会绽放出和谐的花朵。
四、税务执法队伍素质偏低。税务机关是执法机关，税务人员规范、准确执法的前提必须是自身要知法、懂法。近几年来，虽然税务干部的整体素质有了大大的提高，但由于过去在用人机制的缺陷，税务机关执法人员业务素质基础脆弱，且年龄现亦日趋老龄化,在日常税收实践中接触的大多是一些简单税收的征收与管理，就是对简单业务甚至于还有一部分人员不能够“单打独奏”；对所得税、土地增值税等方面的政策，特别是涉及查帐征收平时很少触及，对财务会计知识知之甚少，无法胜任对复杂业务的需要；对一些电脑查账、涉外税收等“高科技”涉税问题就更是无从谈起。从现有基层税务人员结构上看，精通税收政策、财务会计知识、税收相关法律以及电脑知识的尚达不到四分之一。更有少数税务干部执法不文明，在纳税人面前盛气凌人，在纳税人中吃、拿、卡、要、报等等，严重影响了作为国家公务人员的形象。
如何在税收领域中营造和谐的纳税氛围？笔者认为：
一、加强税务干部的素质教育，造就一支业务素质高、工作作风过硬的干部队伍。进一步加大税务干部的执法培训，以尽快适应当前税务工作的需要。对于税务执法人员一律实行岗前培训，要坚持先培训后上岗、不培训不上岗、不合格不上岗，并定期组织执法人员业务培训，执法人员严格实行末位淘汰制，对长期不能胜任岗位工作的调离执法岗位，或实行强制脱产学习。真正使每一位税务执法的人员都能做到熟练掌握税收业务本领，造就一支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税务执法队伍。进一步加强干部的思想道德教育和法纪教育，增强广大税务干部反腐倡廉的自觉性，要坚持以领导干部为重点，面向广大税务干部，深入开展理想信念教育，自觉抵御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加强法纪教育，不断提高法纪意识，增强聚财为国、执法为民的自觉性，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自觉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腐朽思想的影响；加强示范和警示教育，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的引导作用。对个别等腐败干部决不能心慈手软、“养虎为患”，做到严格依法惩处，并且将处理的结果公布于众。对执法不文明等伤害纳税人的行为，税务机关要给予执法人员予以警告、记过等行政处分。
二、增强执法的透明度，实行公开、公正执法。1、实行政策公开，维护纳税人的知情权，提高纳税人的自我保护意识。2、对纳税人特别是“关系户”的税款征收、违法处罚，欠税等情况要置于广大人民的监督之下，实行公开办税、阳光作业，主动、积极接受对纳税人缴税、处理情况的查询，进一步完善对纳税人偷税举报的奖励制度。3、以信息化技术为载体，实现管理的科学化和现代化。充分发挥计算机网络的作用，对个体等未建账户实行电子定税、应用计算机实行“以票控税”等。4、加大个体、私营业户的建账管理工作。对确无建账能力的，必须作到商品（或产品）进、销、存的清晰明了，确保国家税收“应收尽收”。5、按照税收征管的内在要求完善征管体制、夯实管理基础，实施科学化、精细化管理，全面提高税收征管的质量和效率。要按照科学化、精细化管理的要求，进一步强化税源监控，加大纳税评估的力度，积极发挥纳税评估的税源监控作用。
三、加大对税务人员执法违法的追究力度。1、税务机关要明确税务人员各自的岗位和责任，严格执行“过错责任追究”制度，形成事前、事中、事后相衔接的监督机制。2、地方“人大”要充分发挥对执法机关的监督作用，本着“权为民所用”的态度，对税务机关和税务人员的执法违法行为及时指正，并限期整改。3、检察机关要积极、主动介入税务机关的执法活动，对税务人员有税不收或少收的犯罪行为，不论涉及到谁，不论是什么原因，要一查到底，严厉打击税务人员的涉税违法犯罪行为，维护税法的严肃性。
四、加大对税收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纳税人违法行为中，对比较普遍的管理性违法行为，在规范期初可实行提醒制，对拒不改正的坚决予以严厉打击；对纳税人偷、抗、骗税行为一经发生就应当依法处罚，构成犯罪的，应当移交司法机关处理。通过加大对纳税人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让违法者得不偿失，并且要对纳税人违法犯罪行为实行公开处理，真正作到处理一个，教育一大片的震慑作用。长期的实践证明：对纳税人违法行为一味偏袒、迁就、放纵，甚至于对正当应缴的税款还要打折扣，那么税务机关的执法就永远处于被动，执法质量就永远不能提高，纳税人自觉守法的氛围就永远难以形成。增强税法的刚性还需要各级党政领导、税务机关及执法人员形成共识，对不论是经济发达地区还是欠发达地区、贫困山区都要一视同仁，严格依法行政，让违法者无容身之地。
五、确保税务机关独立执法地位。1、无论是地税部门或国税部门，从人事、经费实行彻底的垂直，以排除地方对执法的干扰，打消领导顾虑，真正使执法人员放开手脚，大胆执法。2、尽量克服减免税等涉税事项的“第三者插足”的现象。对特殊群体需要照顾的，实行“先征后返”政策：由税务机关依法征收，再由有关的部门有针对性的补偿，让弱势群体切身感受到国家的关爱。
六、规范“弹性”政策，确保政策一把“尺子”、一个标准。国家在出台政策是要尽量避免“双重”标准，特别是有的地区征收、有的地区不征收这一类的矛盾。既便是对“自由裁量”的行政处罚，也应当作出一个明细规定：在什么情况下处1倍、什么情况下处5倍等，以便于执法人员“对号入座”，尽量杜绝执法的随意性和处罚的显失公平性。为守法的纳税人营造一个公平竟争的纳税环境。
七、更新服务理念，全面推进纳税服务向深层次发展。新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已赋予纳税服务新的内涵，成为法定行政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我们要树立现代税收服务观，拓展对纳税人服务的范围和空间，提高完善对纳税人的服务工作，建立健全文明、规范的执法服务标准和体系，以“人性化”的服务理念来引导税收工作，由满足征管需求为主向以服务纳税人为主的转变、向“管理服务型”和“执法服务型”的转变，引导税务机关向服务型部门的转变。
八、加大税法宣传力度。大量的征管实践显示，一些纳税人不懂法、不守法的问题，常常是导致征纳之间出现磨擦或碰撞的主要矛盾，是不和谐现象的集中表现。税法宣传是税务机关应尽的义务和责任，税务机关要充分利用电视、广播、报纸、网络等媒体广泛宣传有关的税法知识，特别是新政策、新规定，做好纳税人的税收政策辅导工作。
税收和税法的区别篇7
和谐社会一定是法治社会。和谐社会需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谐社会需要人人遵纪守法，和谐社会更需要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文明执法、依法执法、公正执法。在现实的税收环境中，因税收政策自身因素、“用税人”、“征税人”、“纳税人”因素等不和谐的音符侵蚀着税收的法制环境。其主要表现在：
一、政策制定的不严肃性。税收政策的本身是用来约束广大的纳税人，但税收政策制定的不公平、不合理、不合法、不稳定性的现象时有发生。如：营业税起征点对越是贫穷地区越是实行低标准，似乎是在交通不便、经济滞后的边远山区的个体工商户的经营状况、经营利润的空间要好于发达地区；个人所得税的个人“生计费用”的扣除标准上，法律规定了一定的弹性，有的地方在此基础上又进行了上调，标准执行普遍是经济发达的地区比贫穷的地区标准要高；对资源税中的“其他非金属矿原矿”征收权下放到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对税源基础薄弱的省份当然不愿放弃合法取得财政收入的机会，连“毛石、沾土”等都要实行“燕过拔毛”政策等等。税务处罚更为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营造了弹性空间。按照行政处罚法的有关规定，什么情况下免于处罚，什么情况下从轻处罚，什么情况下减轻处罚都作了明确的界定，除此以外的税收违法行为税务机关应当在规定的比例或额度内进行自由裁量。在执“罚”过程中，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处罚与否、罚多罚少本应视其违法情节，却为当地经济环境所左右：对经济宽余的地区一般是实行不罚或少罚政策；对经济拮据的地方，执法机关也为了其自身的既得利益，处罚是“就高不就低”。如此一松一紧的不公正待遇，必然会形成恶性循环：使得身处劣势的贫穷地区更加举步维艰，而身处得天独厚条件的富蔗地区还要“放水养鱼”，必然“筑巢引凤”，外来投资一边倒。“自然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加大“城乡差距”。
二、政策执行的不公正性。依法征税是税务人员的天职，但“征税”在有的时候难以做到“依法”，其中有税务机关和税务人员自身的因素，也有社会不良风气的干扰。
1、税务人员“面情”观点严重，法纪观念淡薄。税收政策最终是要依靠税务人员来落实，而人是有感情的动物，是生活在现实社会，而非真空中。所以在执法的过程中很难真正的实现自我“超脱”。在不构成犯罪的违法行为领域，是行政执法机关的天下。虽然中国的法制不健全只是一个方面，但更重要的在某些人的眼里，法律成了其个人行使权力的工具，“以言代法”、“以权代法”、“知法犯法”。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有的时候演变为因人而异、因事而异，“固定性”税收的背后体现的是一种法律“灵活性”。如：税务机关内部人员的“私人税收”、“亲戚税收”实行“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政策，因为“要合群”、“要兄弟感情”；对有头脸的政界要员的“沾亲带故”税收，则看其“脸色”和“管事”的大小行事，因为单位要“生存”、领导要“位子”，不得不“瞻前顾后”、“察言观色”。剩下的就是“无牵无挂”的纳税人，要么“死缠硬磨”、耍狠施泼，要么实行“感情投入”，要么老老实实的听话。对这一类的弱势群体，税务执法人员总是铁面无私：严格依法行政、应收尽收、应罚尽罚。还有一类明智的纳税人：按规定履行义务、按规定享有权利，不惜代价请“高手”进行税收筹划。最终是“老实的、不懂政策的纳税人吃亏”。
2、地方行政干预。税务机关作为行政执法机关，独立依法行使税收执法权，但现有的行政体制，特别是地税机关，税务经费收入有求于地方、领导的任免地方有“建议权”，所以执法受地方政府的牵制，极大影响了税务机关正常的依法行政活动。如：地方政府对纳税人上访，尤其是对集体上访，总是从稳定大局出发，出面干涉税收工作。从某种程度上讲，怂恿了纳税人的违法行为，纳税人从中“受益”后，形成了遇事找政府的恶性循环，而不去寻求复议或诉讼的正当救济途径。又如：为了招商引资，地方政府将税收作为营造宽松环境的突破口，实行税收“打包”或违背税收政策搞减免等等。
3、地区间的税务执法大相径廷。特别是在个体、私营企业以及个人的税收上，由于这一类的纳税人普遍未建账，收入很难核实，所以在税款的核定上地区间的悬殊较大，并且其基本的走势是农村高于县城，县城高于城市。甚至于在财政收入形势好的个别地方，对车辆税收、私房出租等个体（或个人）税收几乎无人问津或收个“毛皮”，形成大量的漏征漏管。如：某县当地的个体运输业户的车辆20%都已不在本地上户，并且车辆的营运证也不是业户本人。纳税人为什么要如此作？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当地税务机关是严格依法征收，相对于外地税负过重；又如纳税人利用税务机关为了收入任务的心理和管理上的漏洞，对建安等劳务的圆票上，利用地区的政策差别与税务机关蔸圈子。
4、有关部门对涉税减免、扣除项目等的认定的随意性加大了税收的不公平性。如对下岗、失业优惠证的办理上，个别劳动部门对在岗的、内退的、已在规定的时间以前经营的、处于领取失业金期间实现就业的等不符合条件的人员也予以办理《优惠证》，形成了《优惠证》满天飞。又如雇佣下岗失业人员比例的认证、残疾证的办理、工效挂钩的工资基数的认定等。对这些单位来讲，办证也好，认定也好，反正也不伤害其自身利益，所以借此机会“行善积德”、大开方便之门。由此在税收政策的执行上使税务机关处于尴尬境地。
由于税务执法不公，纳税人在心里上失去平衡。特别是在个体税收上可以说是绝大部分未作到应收尽收，所以，一种攀比的心理，使纳税人不是首先考法律是如何规定或该缴不该缴的问题，而更多是关注其他人缴或未缴、缴多缴少的问题，产生对税务机关执法的抵触情绪，甚至于纳税人发生抗税等过激行为。
三、偷税等违法行为的普遍性。在现如今的税收法制应当是比较完善的一部法律，对纳税人的税收征管，税法上都一一作了详尽而具体的规定，但由于纳税人的法律意识普遍淡薄，尤其是税收法律意识,税收违法行为比较普遍。如：纳税人的建帐管理问题，税收征管法明文规定：所有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都应当建立健全账务，对确无建账能力的，由纳税人申请，并且必须经税务机关“行政许可”，方可建立简易收支粘贴簿，否则，税务机关就可依法予以罚款。但目前个体、私营业户既不建账又不申请的违法现象比比皆是；又比如个体运输以及私房出租的纳税人不按规定登记、不按规定申报、不按规定缴纳的现象在各地几乎是一个共性问题。以及纳税人银行开户报告制度存在的问题等等。税务机关对企业单位的纳税检查几乎是屡查屡有，个体工商户更是不言而喻。不能想象在一个偷逃税盛行、征纳双方矛盾尖锐的社会，会是一个和谐的社会；更不能想象在一个不以偷税为耻反以为荣的社会文化中，会绽放出和谐的花朵。
四、税务执法队伍素质偏低。税务机关是执法机关，税务人员规范、准确执法的前提必须是自身要知法、懂法。近几年来，虽然税务干部的整体素质有了大大的提高，但由于过去在用人机制的缺陷，税务机关执法人员业务素质基础脆弱，且年龄现亦日趋老龄化,在日常税收实践中接触的大多是一些简单税收的征收与管理，就是对简单业务甚至于还有一部分人员不能够“单打独奏”；对所得税、土地增值税等方面的政策，特别是涉及查帐征收平时很少触及，对财务会计知识知之甚少，无法胜任对复杂业务的需要；对一些电脑查账、涉外税收等“高科技”涉税问题就更是无从谈起。从现有基层税务人员结构上看，精通税收政策、财务会计知识、税收相关法律以及电脑知识的尚达不到四分之一。更有少数税务干部执法不文明，在纳税人面前盛气凌人，在纳税人中吃、拿、卡、要、报等等，严重影响了作为国家公务人员的形象。
如何在税收领域中营造和谐的纳税氛围？笔者认为：
一、加强税务干部的素质教育，造就一支业务素质高、工作作风过硬的干部队伍。进一步加大税务干部的执法培训，以尽快适应当前税务工作的需要。对于税务执法人员一律实行岗前培训，要坚持先培训后上岗、不培训不上岗、不合格不上岗，并定期组织执法人员业务培训，执法人员严格实行末位淘汰制，对长期不能胜任岗位工作的调离执法岗位，或实行强制脱产学习。真正使每一位税务执法的人员都能做到熟练掌握税收业务本领，造就一支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税务执法队伍。进一步加强干部的思想道德教育和法纪教育，增强广大税务干部反腐倡廉的自觉性，要坚持以领导干部为重点，面向广大税务干部，深入开展理想信念教育，自觉抵御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加强法纪教育，不断提高法纪意识，增强聚财为国、执法为民的自觉性，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自觉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腐朽思想的影响；加强示范和警示教育，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的引导作用。对个别以权谋私等腐败干部决不能心慈手软、“养虎为患”，做到严格依法惩处，并且将处理的结果公布于众。对执法不文明等伤害纳税人的行为，税务机关要给予执法人员予以警告、记过等行政处分。
二、增强执法的透明度，实行公开、公正执法。1、实行政策公开，维护纳税人的知情权，提高纳税人的自我保护意识。2、对纳税人特别是“关系户”的税款征收、违法处罚，欠税等情况要置于广大人民的监督之下，实行公开办税、阳光作业，主动、积极接受对纳税人缴税、处理情况的查询，进一步完善对纳税人偷税举报的奖励制度。3、以信息化技术为载体，实现管理的科学化和现代化。充分发挥计算机网络的作用，对个体等未建账户实行电子定税、应用计算机实行“以票控税”等。4、加大个体、私营业户的建账管理工作。对确无建账能力的，必须作到商品（或产品）进、销、存的清晰明了，确保国家税收“应收尽收”。5、按照税收征管的内在要求完善征管体制、夯实管理基础，实施科学化、精细化管理，全面提高税收征管的质量和效率。要按照科学化、精细化管理的要求，进一步强化税源监控，加大纳税评估的力度，积极发挥纳税评估的税源监控作用。
三、加大对税务人员执法违法的追究力度。1、税务机关要明确税务人员各自的岗位和责任，严格执行“过错责任追究”制度，形成事前、事中、事后相衔接的监督机制。2、地方“人大”要充分发挥对执法机关的监督作用，本着“权为民所用”的态度，对税务机关和税务人员的执法违法行为及时指正，并限期整改。3、检察机关要积极、主动介入税务机关的执法活动，对税务人员有税不收或少收的犯罪行为，不论涉及到谁，不论是什么原因，要一查到底，严厉打击税务人员的涉税违法犯罪行为，维护税法的严肃性。
四、加大对税收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纳税人违法行为中，对比较普遍的管理性违法行为，在规范期初可实行提醒制，对拒不改正的坚决予以严厉打击；对纳税人偷、抗、骗税行为一经发生就应当依法处罚，构成犯罪的，应当移交司法机关处理。通过加大对纳税人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让违法者得不偿失，并且要对纳税人违法犯罪行为实行公开处理，真正作到处理一个，教育一大片的震慑作用。长期的实践证明：对纳税人违法行为一味偏袒、迁就、放纵，甚至于对正当应缴的税款还要打折扣，那么税务机关的执法就永远处于被动，执法质量就永远不能提高，纳税人自觉守法的氛围就永远难以形成。增强税法的刚性还需要各级党政领导、税务机关及执法人员形成共识，对不论是经济发达地区还是欠发达地区、贫困山区都要一视同仁，严格依法行政，让违法者无容身之地。
五、确保税务机关独立执法地位。1、无论是地税部门或国税部门，从人事、经费实行彻底的垂直，以排除地方对执法的干扰，打消领导顾虑，真正使执法人员放开手脚，大胆执法。2、尽量克服减免税等涉税事项的“第三者插足”的现象。对特殊群体需要照顾的，实行“先征后返”政策：由税务机关依法征收，再由有关的部门有针对性的补偿，让弱势群体切身感受到国家的关爱。
六、规范“弹性”政策，确保政策一把“尺子”、一个标准。国家在出台政策是要尽量避免“双重”标准，特别是有的地区征收、有的地区不征收这一类的矛盾。既便是对“自由裁量”的行政处罚，也应当作出一个明细规定：在什么情况下处1倍、什么情况下处5倍等，以便于执法人员“对号入座”，尽量杜绝执法的随意性和处罚的显失公平性。为守法的纳税人营造一个公平竟争的纳税环境。
七、更新服务理念，全面推进纳税服务向深层次发展。新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已赋予纳税服务新的内涵，成为法定行政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我们要树立现代税收服务观，拓展对纳税人服务的范围和空间，提高完善对纳税人的服务工作，建立健全文明、规范的执法服务标准和体系，以“人性化”的服务理念来引导税收工作，由满足征管需求为主向以服务纳税人为主的转变、向“管理服务型”和“执法服务型”的转变，引导税务机关向服务型部门的转变。
八、加大税法宣传力度。大量的征管实践显示，一些纳税人不懂法、不守法的问题，常常是导致征纳之间出现磨擦或碰撞的主要矛盾，是不和谐现象的集中表现。税法宣传是税务机关应尽的义务和责任，税务机关要充分利用电视、广播、报纸、网络等媒体广泛宣传有关的税法知识，特别是新政策、新规定，做好纳税人的税收政策辅导工作。
税收和税法的区别篇8
和谐社会一定是法治社会。和谐社会需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谐社会需要人人遵纪守法，和谐社会更需要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文明执法、依法执法、公正执法。在现实的税收环境中，因税收政策自身因素、“用税人”、“征税人”、“纳税人”因素等不和谐的音符侵蚀着税收的法制环境。其主要表现在：
一、政策制定的不严肃性。税收政策的本身是用来约束广大的纳税人，但税收政策制定的不公平、不合理、不合法、不稳定性的现象时有发生。如：营业税起征点对越是贫穷地区越是实行低标准，似乎是在交通不便、经济滞后的边远山区的个体工商户的经营状况、经营利润的空间要好于发达地区；个人所得税的个人“生计费用”的扣除标准上，法律规定了一定的弹性，有的地方在此基础上又进行了上调，标准执行普遍是经济发达的地区比贫穷的地区标准要高；对资源税中的“其他非金属矿原矿”征收权下放到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对税源基础薄弱的省份当然不愿放弃合法取得财政收入的机会，连“毛石、沾土”等都要实行“燕过拔毛”政策等等。税务处罚更为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营造了弹性空间。按照行政处罚法的有关规定，什么情况下免于处罚，什么情况下从轻处罚，什么情况下减轻处罚都作了明确的界定，除此以外的税收违法行为税务机关应当在规定的比例或额度内进行自由裁量。在执“罚”过程中，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处罚与否、罚多罚少本应视其违法情节，却为当地经济环境所左右：对经济宽余的地区一般是实行不罚或少罚政策；对经济拮据的地方，执法机关也为了其自身的既得利益，处罚是“就高不就低”。如此一松一紧的不公正待遇，必然会形成恶性循环：使得身处劣势的贫穷地区更加举步维艰，而身处得天独厚条件的富蔗地区还要“放水养鱼”，必然“筑巢引凤”，外来投资一边倒。“自然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加大“城乡差距”。
二、政策执行的不公正性。依法征税是税务人员的天职，但“征税”在有的时候难以做到“依法”，其中有税务机关和税务人员自身的因素，也有社会不良风气的干扰。
1、税务人员“面情”观点严重，法纪观念淡薄。税收政策最终是要依靠税务人员来落实，而人是有感情的动物，是生活在现实社会，而非真空中。所以在执法的过程中很难真正的实现自我“超脱”。在不构成犯罪的违法行为领域，是行政执法机关的天下。虽然中国的法制不健全只是一个方面，但更重要的在某些人的眼里，法律成了其个人行使权力的工具，“以言代法”、“以权代法”、“知法犯法”。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有的时候演变为因人而异、因事而异，“固定性”税收的背后体现的是一种法律“灵活性”。如：税务机关内部人员的“私人税收”、“亲戚税收”实行“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政策，因为“要合群”、“要兄弟感情”；对有头脸的政界要员的“沾亲带故”税收，则看其“脸色”和“管事”的大小行事，因为单位要“生存”、领导要“位子”，不得不“瞻前顾后”、“察言观色”。剩下的就是“无牵无挂”的纳税人，要么“死缠硬磨”、耍狠施泼，要么实行“感情投入”，要么老老实实的听话。对这一类的弱势群体，税务执法人员总是铁面无私：严格依法行政、应收尽收、应罚尽罚。还有一类明智的纳税人：按规定履行义务、按规定享有权利，不惜代价请“高手”进行税收筹划。最终是“老实的、不懂政策的纳税人吃亏”。
2、地方行政干预。税务机关作为行政执法机关，独立依法行使税收执法权，但现有的行政体制，特别是地税机关，税务经费收入有求于地方、领导的任免地方有“建议权”，所以执法受地方政府的牵制，极大影响了税务机关正常的依法行政活动。如：地方政府对纳税人上访，尤其是对集体上访，总是从稳定大局出发，出面干涉税收工作。从某种程度上讲，怂恿了纳税人的违法行为，纳税人从中“受益”后，形成了遇事找政府的恶性循环，而不去寻求复议或诉讼的正当救济途径。又如：为了招商引资，地方政府将税收作为营造宽松环境的突破口，实行税收“打包”或违背税收政策搞减免等等。
3、地区间的税务执法大相径廷。特别是在个体、私营企业以及个人的税收上，由于这一类的纳税人普遍未建账，收入很难核实，所以在税款的核定上地区间的悬殊较大，并且其基本的走势是农村高于县城，县城高于城市。甚至于在财政收入形势好的个别地方，对车辆税收、私房出租等个体（或个人）税收几乎无人问津或收个“毛皮”，形成大量的漏征漏管。如：某县当地的个体运输业户的车辆20%都已不在本地上户，并且车辆的营运证也不是业户本人。纳税人为什么要如此作？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当地税务机关是严格依法征收，相对于外地税负过重；又如纳税人利用税务机关为了收入任务的心理和管理上的漏洞，对建安等劳务的圆票上，利用地区的政策差别与税务机关蔸圈子。
4、有关部门对涉税减免、扣除项目等的认定的随意性加大了税收的不公平性。如对下岗、失业优惠证的办理上，个别劳动部门对在岗的、内退的、已在规定的时间以前经营的、处于领取失业金期间实现就业的等不符合条件的人员也予以办理《优惠证》，形成了《优惠证》满天飞。又如雇佣下岗失业人员比例的认证、残疾证的办理、工效挂钩的工资基数的认定等。对这些单位来讲，办证也好，认定也好，反正也不伤害其自身利益，所以借此机会“行善积德”、大开方便之门。由此在税收政策的执行上使税务机关处于尴尬境地。
由于税务执法不公，纳税人在心里上失去平衡。特别是在个体税收上可以说是绝大部分未作到应收尽收，所以，一种攀比的心理，使纳税人不是首先考法律是如何规定或该缴不该缴的问题，而更多是关注其他人缴或未缴、缴多缴少的问题，产生对税务机关执法的抵触情绪，甚至于纳税人发生抗税等过激行为。
三、偷税等违法行为的普遍性。在现如今的税收法制应当是比较完善的一部法律，对纳税人的税收征管，税法上都一一作了详尽而具体的规定，但由于纳税人的法律意识普遍淡薄，尤其是税收法律意识,税收违法行为比较普遍。如：纳税人的建帐管理问题，税收征管法明文规定：所有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都应当建立健全账务，对确无建账能力的，由纳税人申请，并且必须经税务机关“行政许可”，方可建立简易收支粘贴簿，否则，税务机关就可依法予以罚款。但目前个体、私营业户既不建账又不申请的违法现象比比皆是；又比如个体运输以及私房出租的纳税人不按规定登记、不按规定申报、不按规定缴纳的现象在各地几乎是一个共性问题。以及纳税人银行开户报告制度存在的问题等等。税务机关对企业单位的纳税检查几乎是屡查屡有，个体工商户更是不言而喻。不能想象在一个偷逃税盛行、征纳双方矛盾尖锐的社会，会是一个和谐的社会；更不能想象在一个不以偷税为耻反以为荣的社会文化中，会绽放出和谐的花朵。
四、税务执法队伍素质偏低。税务机关是执法机关，税务人员规范、准确执法的前提必须是自身要知法、懂法。近几年来，虽然税务干部的整体素质有了大大的提高，但由于过去在用人机制的缺陷，税务机关执法人员业务素质基础脆弱，且年龄现亦日趋老龄化,在日常税收实践中接触的大多是一些简单税收的征收与管理，就是对简单业务甚至于还有一部分人员不能够“单打独奏”；对所得税、土地增值税等方面的政策，特别是涉及查帐征收平时很少触及，对财务会计知识知之甚少，无法胜任对复杂业务的需要；对一些电脑查账、涉外税收等“高科技”涉税问题就更是无从谈起。从现有基层税务人员结构上看，精通税收政策、财务会计知识、税收相关法律以及电脑知识的尚达不到四分之一。更有少数税务干部执法不文明，在纳税人面前盛气凌人，在纳税人中吃、拿、卡、要、报等等，严重影响了作为国家公务人员的形象。
如何在税收领域中营造和谐的纳税氛围？笔者认为：
一、加强税务干部的素质教育，造就一支业务素质高、工作作风过硬的干部队伍。进一步加大税务干部的执法培训，以尽快适应当前税务工作的需要。对于税务执法人员一律实行岗前培训，要坚持先培训后上岗、不培训不上岗、不合格不上岗，并定期组织执法人员业务培训，执法人员严格实行末位淘汰制，对长期不能胜任岗位工作的调离执法岗位，或实行强制脱产学习。真正使每一位税务执法的人员都能做到熟练掌握税收业务本领，造就一支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税务执法队伍。进一步加强干部的思想道德教育和法纪教育，增强广大税务干部反腐倡廉的自觉性，要坚持以领导干部为重点，面向广大税务干部，深入开展理想信念教育，自觉抵御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加强法纪教育，不断提高法纪意识，增强聚财为国、执法为民的自觉性，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自觉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腐朽思想的影响；加强示范和警示教育，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的引导作用。对个别等腐败干部决不能心慈手软、“养虎为患”，做到严格依法惩处，并且将处理的结果公布于众。对执法不文明等伤害纳税人的行为，税务机关要给予执法人员予以警告、记过等行政处分。
二、增强执法的透明度，实行公开、公正执法。1、实行政策公开，维护纳税人的知情权，提高纳税人的自我保护意识。2、对纳税人特别是“关系户”的税款征收、违法处罚，欠税等情况要置于广大人民的监督之下，实行公开办税、阳光作业，主动、积极接受对纳税人缴税、处理情况的查询，进一步完善对纳税人偷税举报的奖励制度。3、以信息化技术为载体，实现管理的科学化和现代化。充分发挥计算机网络的作用，对个体等未建账户实行电子定税、应用计算机实行“以票控税”等。4、加大个体、私营业户的建账管理工作。对确无建账能力的，必须作到商品（或产品）进、销、存的清晰明了，确保国家税收“应收尽收”。5、按照税收征管的内在要求完善征管体制、夯实管理基础，实施科学化、精细化管理，全面提高税收征管的质量和效率。要按照科学化、精细化管理的要求，进一步强化税源监控，加大纳税评估的力度，积极发挥纳税评估的税源监控作用。
三、加大对税务人员执法违法的追究力度。1、税务机关要明确税务人员各自的岗位和责任，严格执行“过错责任追究”制度，形成事前、事中、事后相衔接的监督机制。2、地方“人大”要充分发挥对执法机关的监督作用，本着“权为民所用”的态度，对税务机关和税务人员的执法违法行为及时指正，并限期整改。3、检察机关要积极、主动介入税务机关的执法活动，对税务人员有税不收或少收的犯罪行为，不论涉及到谁，不论是什么原因，要一查到底，严厉打击税务人员的涉税违法犯罪行为，维护税法的严肃性。
四、加大对税收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纳税人违法行为中，对比较普遍的管理性违法行为，在规范期初可实行提醒制，对拒不改正的坚决予以严厉打击；对纳税人偷、抗、骗税行为一经发生就应当依法处罚，构成犯罪的，应当移交司法机关处理。通过加大对纳税人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让违法者得不偿失，并且要对纳税人违法犯罪行为实行公开处理，真正作到处理一个，教育一大片的震慑作用。长期的实践证明：对纳税人违法行为一味偏袒、迁就、放纵，甚至于对正当应缴的税款还要打折扣，那么税务机关的执法就永远处于被动，执法质量就永远不能提高，纳税人自觉守法的氛围就永远难以形成。增强税法的刚性还需要各级党政领导、税务机关及执法人员形成共识，对不论是经济发达地区还是欠发达地区、贫困山区都要一视同仁，严格依法行政，让违法者无容身之地。
五、确保税务机关独立执法地位。1、无论是地税部门或国税部门，从人事、经费实行彻底的垂直，以排除地方对执法的干扰，打消领导顾虑，真正使执法人员放开手脚，大胆执法。2、尽量克服减免税等涉税事项的“第三者插足”的现象。对特殊群体需要照顾的，实行“先征后返”政策：由税务机关依法征收，再由有关的部门有针对性的补偿，让弱势群体切身感受到国家的关爱。
六、规范“弹性”政策，确保政策一把“尺子”、一个标准。国家在出台政策是要尽量避免“双重”标准，特别是有的地区征收、有的地区不征收这一类的矛盾。既便是对“自由裁量”的行政处罚，也应当作出一个明细规定：在什么情况下处1倍、什么情况下处5倍等，以便于执法人员“对号入座”，尽量杜绝执法的随意性和处罚的显失公平性。为守法的纳税人营造一个公平竟争的纳税环境。
七、更新服务理念，全面推进纳税服务向深层次发展。新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已赋予纳税服务新的内涵，成为法定行政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我们要树立现代税收服务观，拓展对纳税人服务的范围和空间，提高完善对纳税人的服务工作，建立健全文明、规范的执法服务标准和体系，以“人性化”的服务理念来引导税收工作，由满足征管需求为主向以服务纳税人为主的转变、向“管理服务型”和“执法服务型”的转变，引导税务机关向服务型部门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