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征管权范文

税收征管权范文第1篇

根据前述的解释，漏税是“并非故意”而“发生未缴纳或少缴纳税款的行为。”造成漏税的原因，一般是由于办税人员不了解、不熟悉税法规定和财务制度不健全，或工作粗心大意，因而错用税率、漏报应税项目、少计应税数量、错算销售收入和经营利润，造成少缴、未缴税款，或漏扣应扣税款等。而偷税是“以欺骗、隐瞒、弄虚作假等方式逃避应缴纳税款的行为。”如，有意少报、瞒报应税项目、销售收入和经营利润，有意虚增成本、乱摊费用、缩小应税所得额；转移财产、收入和利润，伪造、涂改、销毁账册、票据或记帐凭证，其目的是为了少缴纳或不缴纳应缴纳的税款。仔细比较偷税和漏税，它们之间的实质性差别仅仅是在于纳税人是否“故意”。然而，这是否“故意”恰好又是谁也说不清楚的事情。至于说到；“未缴纳或少缴税款”，到底是由于纳税人“不熟悉税法”而漏报、少报，还是有意“弄虚作假”而少报、瞒报，就更是只有纳税人自己心里才明白的事了！而且，从客观上来讲，由于国家税法本身也是经常在不断改革和补充的，普通纳税人根本不可能熟悉税法，这样怎么区分偷税与漏税呢？在执法中根据《条例》的解释，既可将偷税视作漏税，也可将漏税视作偷税。

2.欠税＝抗税

从前述规定来看，欠税与抗税都可以理解为“应作为而未作为”，两者并没有什么区别。因为欠税是“纳税人超过税务机关核定的纳税期限，未缴纳或者少缴纳应缴纳税款的行为”。而抗税是指“纳税人在纳税期限内拒绝遵照税收法规履行纳税义务的行为。”从法律上讲，这两者都同是“应作为而未作为”。它们根本没有什么区别。我认为，如果纳税人知道自己所发生的经济行为和所取得的经济收入应该纳税，而在纳税期限内没有自觉地到税务机关去履行纳税义务，那便是抗税行为。有些人总是把抗税与纳税人“聚众闹事，威胁、冲击税务机关和殴打、围攻、侮辱税务干部等行为”等同起来，这是不对的。由于欠税与抗税都可以理解为“应作为而未作为”，所以，当发现某个纳税人超过了纳税期限而“未缴纳税款”，或者说“拒绝遵照税收法规履行纳税义务”时，税务机关又怎样进行政策鉴定呢？这时是应该认定纳税人的行为为欠税呢？还是认定它为抗税呢？如果依据《税收征管条例》中的定义来判定，执法者既可认定纳税人欠税，亦可认定为抗税。

3.漏税＝欠税

欠税是“纳税人超过税务机关核定的纳税期限，未缴纳或者少缴纳应缴税款的行为；而漏税是“纳税人并非故意不依照税法规定而发生未缴纳或少缴纳税款的行为。”从定义来看，漏税与欠税都是逾期未缴税款的行为。两者并没有什么区别。只是欠税的定义中多了“因故”两字。从字面上看，漏税是“并非故意”，欠税是“因故”。实质上两者都是纳税人未缴纳或少缴纳应缴税款的行为。那种将欠税理解为“纳税人如有特殊原因不能按期缴纳的，应当向当地税务机关报告，申述原因，请求缓期缴纳，待批准后，方可按税务机关批准的缓缴期限缴纳税款”是不妥当的。因为，税务机关新批准的“缓缴期限”也就是新核定的“纳税期限”，它已经否定了税务机关原来核定的“纳税期限”。只要纳税人在“缓缴期限”内履行了纳税义务，也就不再属于违章欠税行为了。而如果是纳税人事先没有向税务机关申请缓期缴税，那么，这种行为本身又直接成了偷税和漏税行为了。因此，税收征管执法中，可将漏税视为欠税，亦可将欠税定为漏税。

4.偷税与抗税

前面已经提到，偷税是指“纳税人使用欺骗、隐瞒等手段逃避纳税的行为。”而抗税则是指“纳税人拒绝遵照税收法规履行纳税义务的行为。”从定义来看，两者只是形式上的差异，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即都同样是直接抗拒纳税的行为。特别是从两者的表现形式上来看，就更能说明这一点。偷税是明知要缴税，故意少报、瞒报应税项目、销售收入和经营利润，有意虚增成本、乱摊费用、缩小应税所得额；转移财产、收入和利润，伪造、涂改、销毁账册、票据和记账凭证，等等。抗税是拒不依照税法规定缴纳税款，以各种借口抵制接受税务机关的纳税通知，不履行纳税义务，拒不依照税法规定办理纳税申报和提供纳税资料，拒不接受税务机关进行纳税检查，聚众闹事、威胁、殴打税务干部，等等。可见，偷税与抗税也只是抗拒纳税的形式不同而已。事实上，“纳税人使用欺骗、隐瞒等手段逃避纳税”本身，也就是纳税人直接和故意抗拒国家税收的一种形式，或者说是一种隐蔽的抗税形式，而“纳税人拒绝遵照税收法规履行纳税义务”，其最根本的目的也就在于偷逃国家税收。所以，偷税与抗税的区分，同样也是不很严格的。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看到，由于立法的不严密，使偷税、漏税、欠税、抗税的界线被模糊了，四者成了等同的关系，这将会导致执法的随意性。我们说依法治国，依法行政，就是要求各执法部门依法办事，准确执法。而准确执法必须建立在国家严密立法的基础之上。只有严密立法才能准确执法。因此，国家应进一步修改和完善《税收征管法》，重新明确界定各种税务违章行为，改变“偷税＝漏税＝欠税＝抗税”的状况，以确保税收征管的客观性和准确性，切实维护国家和纳税人的合法权益。

【参考文献】

[1]金鑫，等.中国税务百科全书[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1.

税收征管权范文第2篇

[关键词]税收征管权；审计控制：政府审计：经验证据

一、引　言

税收征管权是公共经济权力中非常重要的一项权力，这项权力是通过《税法》、《税收征管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进行规范和赋予税务机关的。正因为赋予了税务机关这样的权力，才保证了我国税收工作得以顺利地进行。然而，在税务机关行使税收征管权的过程中，却出现了大量的异化现象：(1)征管权行使效率低下，征管成本偏高。(2)受税收计划和地方财政预算刚性等因素影响，人为调节税收进度。(3)对企业会计核算和纳税申报资料审查不严导致税收流失严重。(4)税务机关行使税收征管权的独立性不够，导致地方政府干预税收政策执行的情况大量存在。但可喜的是，我国相关监察部门，特别是审计部门，加大了对税收征管权违规行为的审查力度，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税收征管权的滥用。

对于税收征管权审计控制的问题，国内的学者进行了一些规范性的研究。王如燕认为，“审计部门选择重点税源并相应确定延伸调查的重点税源企业，以及对重点税源企业纳税申报环节和缓税审批的审查，是税收征管质量专项审计的重点，也将成为财政预决审计的组成部分”。刘艳、孟凡东认为，“税务部门通常利用税源大户的纳税金额大、税源集中的特点来隐瞒税源从而达到调节税收进度的目的”。刘云峰认为，“如何选税源相对集中的地市并确定延伸调查的重点税源以及确定重点税源企业后对企业的纳税申报环节和税管及税收会计核算环节的审查是此项审计调查工作点……”。于观跃认为，建立部门责任制度是提高税收征管质量的重要途径。成立由财政、国税、地税、审计、监察、公安、检察院、法院等部门工作人员组成的税收监管办公室。该部门主要负责组织协调，上传下达，将需查处的事项和案件移交给有关部门，有关部门将查处结果报该部门备案。

在国外，许多国家非常重视对税务部门的审计，以防止税收征管权的滥用。在加拿大，许多税务部门内部设立了审计机构，主要是开展税收审计。一般地，对大的纳税人3年进行一次审计，对小纳税人5－6年进行一次审计。美国的税收审计人员(audit staff)有2万多人，主要负责对税收征管情况进行审计检查，分为两类：一是税收收入审计人员(revenue agents)，主要是从事对被选作审计对象的纳税申报表的适当性进行类似日常调查的工作；二是特别调查员(special agents)，主要调查那些被日常审计怀疑有税收欺诈问题的案子。德国也设有专门的税收审计人员，负责审查企业的纳税问题。税收审计人员平均12年对一个企业抽查一次，但在大企业，一般有两三个税务审计人员长期驻留，每年都要进行一次一般税务审计。除一般税务审计外，德国税务部门还可以对纳税人进行一种特别税务审计。这种特别审计是税务部门对被怀疑有偷漏税行为的纳税人进行的审计，一旦纳税人纳税行为不当被审计属实，纳税人将面临被控到财政法院的危险。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税收征管权审计控制在国内外都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那么，在我国，税收征管权审计控制的效果怎么样呢?

二、假设的提出

(一)税收征管权审计控制效果与主动纳税程度之间的关系

笔者认为，税收征管权审计控制效果可以用以下的指标来衡量：审计决定的应补交税收金额、企业依据审计决定所进行的已补交税收金额、已补交税收金额占应补交税收金额的比例。纳税是每个纳税责任人的义务，包括纳税人和纳税扣缴人。一般地，经济效益好的地区，纳税的金额也大。但由于我国目前许多企业充分利用会计政策的选择等手段进行大量的利润操纵，再加上目前税收管理体制中的弊端，从而导致我国许多地区或企业的偷税、漏税、逃税行为的滋生。特别是经济效益好的地区，其主动申报纳税的金额较大，同时进行利润操纵以逃避纳税责任的金额也较大。因此，对那些主动申报纳税金额较大的地区或企业所进行的税收征管权审计活动必然会使所查出的违法违纪行为越多，审计决定的应补交金额就越多。再加上这些地区或企业经济承受能力较强，所以，其即时、足额补交的税款也就越大，其占应交税收金额的比例也就越大。因此，笔者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a：某一地区或企业主动向税务部门申报纳税的金额越大，则审计决定的应补交税收金额越大。

假设1b：某一地区或企业主动向税务部门申报纳税的金额越大，则该地区或企业向税务部门已补交的税收金额越大。

假设1c：某一地区或企业主动向税务部门申报纳税的金额越大，则该地区或企业的已补交税收金额占应补交税收金额的比例越大。

(二)税收征管权审计控制效果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

一般地，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或企业，纳税的意识较高。但由于其经济基数较大，即使较小的纳税违规违纪行为也会导致较大的偷税、漏税、逃税金额。因此，审计对其实施审计活动后所决定的应补交的税款也就越大。由于其经济发展水平很好，使其能即时、足额地补交税款，从而使已补交税收金额会很大，已补交税收金额占应补交税收金额的比例也会较高。因此，笔者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a：某一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则审计决定的应补交税收金额越大。

假设2b：某一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则该地区向税务部门补交的税收金额越大。

假设2c：某一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则该地区已补交税收金额占应补交税收金额的比例越大。

(三)税收征管权审计控制效果与年度的关系

一般地，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审计规范的完善也越来越深入，再加上社会大众日益关注政府审计报告所揭露的公共经济权力滥用问题，使审计对公共受托责任的履行起到了很强的监督和控制作用。特别是我国近年的“审计风暴”使许多政府部门的违规违纪行为被公诸于众，从而使审计对公共经济权力的控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审计对权力控制的效果会越来越好。笔者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3a：随着时间的推移，审计决定的应补交的税收金额会越来越大。

假设3b：随着时间的推移，被审计单位已补交的税收金额会越来越大。

假设3c：随着时间的推移，被审计单位已补交的税收金额占应补交税收金额的比例越来越高。

三、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本文研究主要是针对2000－2005年的税收征管权方面的数据与信息。通过对《中国审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税务年鉴》(2000－2005年)数据的分析，按照以下的原则进行样本的选择：(1)当年数据缺省的样本剔除。如在有些样本中，审计部门查出了大量的违规金额，而无应补交的税收金额和罚款，笔者认为这是不正常的，因此将这些样本剔除掉。(2)《中国审计年鉴》中由于每年所提供数据的口径不一致，导致对于三个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时的样本不一样。如在《中国审计年鉴》中，2002－2004年提供了应补交税收金额、已补交税收金额这两项指标，而对于2000－2002年只提供了已补交税收金额这一项指标。因此，为了保证样本的数量使结论可靠，笔者在样本选择时对于不同的解释变量进行了不同的样本的选择。

四、实证研究方法

(一)变量设计

笔者认为，可以采用以下三个变量来表示税收征管权审计控制效果：单位平均应补交税收金额对数(ln(ave—stax))、单位平均已补交税收金额对数(ln(ave—atax))以及已补交税收金额占应补交税收金额比例(prop)。前两个指标是用来表示审计对税收征管权控制效果的绝对指标，而prop是用来表示审计控制效果的相对指标。另外，笔者采用了三个解释变量，以检验这三者与税收征管权审计控制效果之间的相关性。这三个解释变量是：主动纳税程度变量、经济发展水平变量以及年度虚拟变量。对主动纳税程度的变量设计时，笔者采用了纳税人已纳税收金额对数(ln(vtax))作为替代指标；经济发展水平变量，笔者采用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对数(ln(per—gdp))作为替代指标。对于年度对权力审计控制效果的相关性检验，笔者把年度设置了六类时间，即y1、y2、y3、y4、y5和y6分别表示2005年、2004年、2003年、2002年、2001年、2000年。对于年度虚拟变量yi，若审计活动发生在2005年，则y1=1，否则y1=0。其他年度同理。

(二)实证回归模型

笔者首先检验了主动纳税程度、经济发展水平、年度同应补交税收金额的相关性，以确定前三者对税收征管权应该产生的控制效果的影响。

然后对于被审计单位对审计建议应补交税收金额所作出的回应——实际已补交税收金额进行检验。

最后对于被审计单位所实际作出的反应程度——已补交税收金额占应补交税收金额，笔者也进行了检验。

以上各变量的含义如前所述。

五、实证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1是模型(1)、(2)和(3)的被解释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关于审计决定中认为被审计地区应补交的税收金额方面。根据上表可以看出，单位平均应补交的税收金额最小值仅为0.1791万元(对数为-1.7198)，最大值为54.4839万元(对数为4.0688)，平均值为5.3278万元(对数为1.6729)，表明从绝对数来看审计对税收征管权的控制效果还是较好的，使平均每个单位能在税收方面做出5万多元的补交税款，不但限制了被审计地区、单位税收征管权行使者对权力的使用，并且对其以前权力的滥用进行了相应的纠正。在已补交税收金额方面，单位平均已补交的税收金额最小值为0.0348万元(对数为-3.3574)，表明每个被审计单位都对审计决定做出了回应，对权力行使者以前的权力滥用都进行了纠正和控制；最大值为53.9176万元(对数为3.9875)以及平均值为3.2841万元(对数为1.1891)，均表明一些税收征管权异化严重的被审计单位所做出的整改措施力度也是很大的，从而使审计对税收征管权的控制达到了一定的效果。相比较而言，单位平均已补交税收金额从绝大多数样本来看都是小于应补交税收金额的，这和现实情况是一致的。从已补交税收金额占应补交税收金额的比例来看，虽然最小值仅为0.0306，但平均值达到了0.6984，说明在整体上，被审计单位很好地按审计决定进行了整改，并对违规行为进行了50％以上的纠正，表明审计对税收征管权的控制效果还是较好的。特别是最大值达到了1.8161，表明由于审计控制的作用使被审计单位不但对本年度的违规行为进行了纠正，而且还对以前年度被审计机关所查出的违规行为进行了纠正。

(二)回归检验结果与分析

根据上面的研究设计，将所选择的样本利用spss12.0软件进行回归，得到如下的结果：

1．权力审计控制效果与主动纳税程度之间的关系检验结果分析

根据上表可以看出，被审计单位已纳税金额对数与单位平均应补交税收金额对数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其中t值达到了3.481，通过了l％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并且从整个模型(1)来看，f统计值为21.793，也通过了1％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再加上d—w值为1.887(接近于2)，vif值均等于1左右(小于10)，说明不存在较为严重的自相关和多重共线性等问题，结果是可靠的。虽然ad－r2只等于0.478，这主要是由于笔者未将其他控制变量加人所导致的，并不影响被审计单位已纳税金额对数与单位平均应补交税收金额对数之间的显著性正相关关系。同样地，被审计单位已纳税金额对数与单位平均已补交税收金额对数之间也通过了显著正相关关系的检验。在分析已交税金额对数同已补交税收金额占应补交税收金额的比例时发现，前者与后者的正相关关系并不显著，没有证据证明已交税金额对数同已补交税收金额占应补交税收金额的比例二者是显著相关的。

从上面的回归结果分析可以得知，被审计单位的主动纳税程度与单位平均应补交税收金额对数成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被审计单位主动向税务机关申报纳税越多，则审计机关查出其偷税、漏税、逃税的金额越多，审计决定所做出的应补交的税收金额也就越大。笔者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在于：许多被审计单位往往存在着以主动纳税行为来掩盖其违规行为达到减轻税负、逃避纳税义务的动机。同时，被审计单位的主动纳税程度与单位平均已补交税收金额对数成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说明主动申报纳税程度高的被审计单位对自己的违规行为纠正的力度也很大，这主要是由于主动申报纳税多的被审计单位绝大多数经济效益好、经济承受能力强，它们有能力足额、及时地补交税款。以上的经验证据支持了假设1a和假设1b，而没有找到证据支撑假设1c。

2．权力审计控制效果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检验结果分析

从上表可以看出，人均gdp的对数同单位平均应补交税收金额的对数呈显著的正相关的关系。t值达到了4.369，通过了1％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从模型(1)的整体来看，f统计值达到了21.793，也通过了1％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同时，该模型也通过了d—w检验和vif检验，说明该模型不存在较严重的自相关和多重共线性问题，结果是可靠的。同样地，在观察人均gdp的对数同单位平均已补交税收金额对数之间关系时发现，t统计量为5.227，通过了1％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系数值为0.746，说明了二者是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再加上1％水平上显著的f统计量和d—w值、vif值，进一步证实了人均gdp的对数同单位平均已补交税收金额对数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是可靠的。最后，在考察人均gdp同已补交税收金额占应补交税收金额的相关性时发现，二者属于正相关关系，但这种相关关系并不明显。

以上的统计结果分析表明，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被审计单位的违规行为越严重，则审计对其所做出的应补交税收金额就越大。同样地，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被审计单位所做出的纠正措施也越强，这主要是由于其有足够的经济承受能力进行补交税款所致。以上的经验证据证明了前面的假设2a和2b，但未找到经验证据支持假设2c。

3．权力审计控制效果与年度之间的关系检验结果分析

从表中可以看出，单位平均应补交税收金额对数同年度的关系2003年、2004年、2005年都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二者不存在显著性相关关系。但在考察单位平均已补交税收金额对数、已补交税收金额占应补交税收金额比例同年度的关系时发现，前者在2004年和2005年都通过了10％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后者在2004年和2005年通过了10％水平上的显著性相关，并且在2003年还通过了5％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从系数来看，无论是单位平均已补交税收对数同年度之间的系数还是已补交税收金额占应补交税收金额同年度的系数都是从以前年度的正数一直减少，直到显著的负相关，前者从1999年的0.135到2000年的0.073，直至2004年的-0.350，后者从2002年的0.130减少到2003年的-0.127，再到2004年的-0.132。这个趋势说明了权力审计控制效果同年度是一种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并且通过了f检验、d—w检验和vif检验。

通过以上的统计结果分析得知，随着时代的发展，被审计单位根据审计决定进行补交税款的金额越来越少，同时被审计单位补交税款的比例也越来越小。这也许是由于审计机关随着审计力度的加大，导致所查出的应补交税款金额也越来越大，但由于被审计单位(特别是经济欠发达地区的被审计单位)的经济承受能力有限而导致其进行切实的整改措施不是很大，从而使税收征管权控制效果不是很好。以上的结果分析否定了笔者在前面所提出的假设3b和3c，但未找到经验证据证明3a。

六、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根据以上的分析，笔者的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如下：

1．主动纳税越多的地区或企业，违规行为越严重，审计查出的应补交税收金额和已补交税收金额越大。笔者认为，为了加强对税收征管权的控制，审计机关应该将纳税多的地区和企业作为审计工作的重点，重点控制它们的纳税行为，以防止相关的税务机关领导及其他相关责任人进行税收征管权的滥用。

2．经济越发达的地区或企业，违规行为越严重，审计查出的应补交税收金额和已补交税收金额越大。笔者认为，审计机关应重点加强对经济发达地区或企业的税收征管情况的审计，以加强对这些地区和企业的相关责任人的税收征管权的控制，防止税收征管权的滥用。

税收征管权范文第3篇

人权入宪也使得中国的人权成为宪法层面上的最高法规范、最高法价值与基本立法原则。各有关部门法的制定、具体法律制度的设计都应遵循人权保障原则，尊重人权、保障人权。税法部门自不例外。从实证的角度来看，税收作为一种以法律为支撑的行政权力，是对私人财产的合法剥夺；从宪法层面来看属于侵权法，是对纳税人利益的侵犯。作为税收之法律规范载体的税法与人权具有天然的、历史的关联性。税收立法、税法制度应充分尊重人权、强力保障人权，责无旁贷。税法法域涉及人权保障的方面林林总总，本文只就税收征管立法及其相关法律制度如何体现与完善对人权的尊重与保障进行探析，并期冀能为我国《税法通则》的制定提供借鉴。

一、税收保全、税收执行措施中纳税人生存权的保障

尽管自古至今，对于人权的范围与种类一直存在着很大的争议，见仁见智，众说纷纭。但在生存权是最基本的人权的这一点上，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大致已达成了共识。生存权，是人自由、独立、尊严的生存的权利，任何人、任何组织不得剥夺。

就税收征收法律制度而言，如何尊重与保障纳税人的生存权，如何防避威胁与危害到纳税人的生存权，主要表现在税收保全、税收强制执行措施等税收征收保障制度上。实际上，我国2001年修订的《税收征收管理法》在税收保全、税收强制执行措施等制度的安排上已经体现出了对纳税人生存权的保障。只是不无遗憾的是，就笔者所见的资料范围而言，尚未有见到有关的论述从人权保障的角度对此进行解释、说明。该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个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维持生活必需的住房和用品，不在税收保全措施的范围之内。”第四十条第三款规定：“个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维持生活必需的住房和用品，不在强制执行措施的范围之内。”并在第四十二条中进行了总括性的重申规定：“税务机关采取税收保全措施和强制执行措施必须依照法定权限和法定程序，不得查封、扣押纳税人个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维持生活必需的住房和用品。”2002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又用排除法从反面规定了“生活必需的住房和用品”的范围，其第五十九条规定，机动车辆、金银饰品、古玩字画、豪华住宅或者一处以外的住房不属于《税收征管法》第三十八条、第四十条、第四十二条所称个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维持生活必需的住房和用品；税务机关对单价5000元以下的其他生活用品，不采取税收保全措施和强制执行措施。其第六十条界定了“个人所扶养家”的范围，是指与纳税人共同居住生活的配偶、直系亲属以及无生活来源并由纳税人扶养的其他亲属。

从保障纳税人生存权以及其所抚养的未成年子女的受教育权的角度考量，立法还应规定，个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维持生活必需的个人储蓄、医疗保险金、失业保险金、养老保险金以及未成年子女的教育储蓄，也不在税收保全措施与强制执行措施的范围之内。

二、延期纳税制度中职工生存权的保障

我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十一条第二款规定了延期纳税制度，纳税人因有特殊困难，不能按期缴纳税款的，经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批准，可以延期缴纳税款，但是最长不得超过三个月。《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四十一条规定，纳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税收征管法第三十一条所称特殊困难：(一)因不可抗力，导致纳税人发生较大损失，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受到较大影响的；(二)当期货币资金在扣除应付职工工资、社会保险费后，不足以缴纳税款的。该条的第二项体现出了对企业纳税人职工生存权的保障。

三、税收优先权制度中生存权的保护

我国现行《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十五条规定了税收优先权制度，它规定，税务机关征收税款，税收优先于无担保债权，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纳税人欠缴的税款发生在纳税人以其财产设定抵押、质押或者纳税人的财产被留置之前的，税收应当先于抵押权、质权、留置权执行。

从人权保护的角度，这里需要探讨两个问题。

第一，税收优先于无担保债权体现了作为公法上的税收债权优先于无担保的私法债权获得保障，但它只是一般适用的原则，而非绝对普遍适用的原则。本着基本人权至上的原则，基本人权，尤其是生存权则要优先于税收债权。因此，出于并仅仅限于保障基本人权的正当目的，在其他法律另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税收债权应当劣后于无担保债权。例如在企业破产清算时，税收的清算位次要劣后于体现人权保障目的的职工债权。我国2006年出台的《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破产财产在优先清偿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后，依照下列顺序清偿：（一）破产人所欠职工的工资和医疗、伤残补助、抚恤费用，所欠的应当划入职工个人账户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费用，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支付给职工的补偿金；（二）破产人欠缴的除前项规定以外的社会保险费用和破产人所欠税款；（三）普通破产债权。同时，新《企业破产法》出于对破产企业职工生存权的特殊保护目的，还特别规定了在新法公布之日前的职工债权甚至要优先于担保债权。该法第一百三十二条规定；“本法施行后，破产人在本法公布之日前所欠职工的工资和医疗、伤残补助、抚恤费用，所欠的应当划入职工个人账户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费用，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支付给职工的补偿金，依照本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的规定清偿后不足以清偿的部分，以本法第一百零九条规定的特定财产优先于对该特定财产享有担保权的权利人受偿。”

另外，为了体现对基本人权的保护，未来的我国《税法通则》在确立税收优先于无担保债权原则的情况下，还应当用“但书”规定：“税收不得优先于纳税人购买个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维持生活必需的用品所形成的无担保债权。”从而更充分地保护作为普通债务人的纳税人的生存权。

第二，关于税收优先于在欠税后所形成的抵押权、质权、留置权等担保物权的问题。从保障国家税收收入的角度，立法作这样的规定有其根据与必要性。但假如某个担保物权是担保物权人为了个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维持生活必需而与欠税的纳税人进行交易所形成的，此时税收债权还要优先于担保物权获得实现，不仅有损担保物权人的生存权，不符合保障基本人权的正当目的性，还有违“物权优于债权”的民法原则。因此，本着保障基本人权的原则与国家不与民争利的原则，在起草中的《税法通则》中可作如下规定：“纳税人欠缴的税款发生在纳税人以其财产设定抵押、质押或者纳税人的财产被留置之前的，税收应当先于抵押权、质权、留置权执行，但不得优先于担保物权人为了个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维持生活必需而与欠税的纳税人进行交易所形成的担保物权。”

四、税务检查制度中纳税人隐私权与机密权的保障

隐私权与机密权也是当代人权的重要内容与权利种类，税务检查制度也应切实保障纳税人的隐私权（所有纳税人有权要求税务机关不要过分侵害纳税人的个人隐私权利）与机密权（纳税人有权要求该信息不得用于税法规定以外的目的）。西方发达国家的税收立法都非常重视对纳税人隐私权与机密权的保护。例如，美国的《纳税人权利法案》与《国内收入法典》都规定，纳税人有权要求税务机关保守其隐私和秘密，纳税人提供给税务机关的任何信息不能向外泄漏，而且纳税人有权知道税务机关掌握自己信息的意图以及如何使用这些信息。我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在其第四章“税务检查”中只规定了对纳税人机密权的保护，而对纳税人隐私权的保护则缺乏规定。该法第五十九条规定，税务机关派出的人员进行税务检查时，应当出示税务检查证和税务检查通知书，并有责任为被检查人保守秘密。因此，在起草我国的《税法通则》时，在税务检查制度中应有对纳税人隐私权保护的条款规定。

税收征管权范文第4篇

关键词：股权转让所得；个人所得税；税收征管

2016年5月1日起“营改增”试点全面推开，作为地方税的第一大税种营业税已经告别历史舞台。个人所得税改革成为我国财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我国财税体制改革中的一个难点。个人所得税作为一种直接税，无论从稳定宏观税负的税制安排，还是我国资本市场的飞速发展来看，都是税务部门组织收入的重要抓手。近年来，股权转让行为日益增多，股权转让个人所得税增长潜力巨大，然而由于股权转让交易行为较为隐蔽，税务机关和纳税人信息不对称，个人所得税流失的情况较为严重。

一、现阶段加强股权转让所得个人所得税征管的必要性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5年我国的基尼系数为0.462，一般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在0.24~0.36之间，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这意味着我国收入差距悬殊，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难以发挥，应该引起高度警惕。随着近年来股权转让行为的增多，股权转让个人所得税增长潜力巨大，同时，数据显示美国等发达国家资本利得税占税收收入的比重较高。由此可见，加强股权转让个人所得税的征管，能有效地实现个人所得税收入分配的职能。

二、余杭区个人股权转让征管工作现状

（一）现行有效的政策依据

2013年12月浙江省办公厅了《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税收征管保障工作的意见》（浙政办发[2013]145号），其中规定，在受理纳税人办理股东股权变更登记手续时，应核对纳税人提供的所得税完税凭证或不征税证明，对不能提供的，暂缓办理变更登记，并将情况通报给同级税务部门。随后，余杭区地税局和工商局联合了《关于加强企业自然人股东股权变更登记税收征管的通知》，将自然人股东股权转让税收前置机制纳入常态化管理要求，并陆续出台了《关于加强企业自然人股东股东变更登记税收征管的通知》和《余杭区个人股权转让个人所得税征管指导意见》，对个人股权转让征管工作进行流程化设置，细化了从资料受理、审核流转到台账登记的一系列征管要求，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同时，国家税务总局的《股权转让所得个人所得税管理办法（试行）》（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4年第67号）已于2015年1月1日起施行。

（二）现有征管操作流程

以杭州市余杭区个人股权转让涉税流程为例，税务受理流程如下：（1）一次性告知所需资料。以杭州市纳税服务局《税务文书附送资料清单》为例，共计股权转让协议等11项必需资料。（2）专人审核。根据所提供资料对企业房产、土地、账面净资产、财务报表、转让双方资格具备等多项事宜进行审核。（3）出具征收意见。转让受让方缴纳税款，同时取得完税证明，用于工商办理变更。

（三）现行税款征收情况

从2014年开始，全国各地个人股权转让缴纳税款数屡创新高，例如2014年12月，湖北省荆州市地税局征收单笔股权转让个人所得税2.8亿元（中国税务报），创全省个税单笔缴纳之最；2014年，江苏省南京地方税务局就某境外上市公司管理层股东通过BVI持股公司减持分配境外所得收益补交个人所得税2.48亿元。同时，以杭州市余杭区个人所得税数据为例（见下页表）。通过以上数据分析，个人所得税的征收主要呈现出三个特点：一是从个人所得税的收入情况来看，2011—2015年余杭区个人所得税保持着较大幅度的增长，而相较于工资薪金所得，股权转让个税收入年均增长不稳定，收入起伏较大；二是资本性所得、特别是股权转让所得个人所得税征收潜力巨大；三是加强股权转让所得税征管已迫在眉睫。

三、个人股权转让税收征管存在的问题

2014年12月7日，国家税务总局了《股权转让所得个人所得税管理办法（试行）》（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4年第67号），在适用范围、收入确认、成本和费用扣除、纳税申报、征收管理等方面对股权转让个人所得税进行了明确和细化，为基层税务机关个人股权转让税收征管提供了政策支持。结合余杭区对个人股权转让税收征管工作的探索，本文认为，在实际操作中，从政策层面而言，目前还存在不少政策的空白；从征收管理层面而言，仍存在不少的问题和漏洞。

（一）政策层面的空白及争议

1.对“可扣除的合理费用”的规定不够细化。67号公告按照《个人所得税法》中关于财产转让所得应纳税所得额的确定界定了股权转让应纳税所得额，即股权转让收入减除股权原值和合理费用。但是，公告没有对于“合理费用”给予进一步的明确规定，从而造成了税企争议。目前比较有争议的点就是在计算股权转让所得时是否可以扣除律师费、中介费、评估费、咨询费以及首次公开募股的发行承销费等费用。2.股权激励性质的低价或无偿转让征税未明确。资本市场中，低价或无偿转让股份的情况是大量存在的，尤其是IPO之前的股权激励。上市之前的股权激励中既有大股东给管理层无偿让渡股权的，也有以非常低的价格转让给管理层，这个价格比PE的价格要低得多。一般企业股权激励中的低价转让则是低于原始出资金额或低于股权对应的净资产份额。按照67号公告的规定，这种行为显然属于转让收入明显偏低的情形，是否可认定有正当理由，应该如何征税，目前政策仍未明确。3.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下的股权转让个税征收未明确。从2014年3月1日开始，工商登记由注册资本实缴登记制度转变为认缴登记制度。在认缴登记制度下，企业章程约定的股东股权比例与股东实际投资比例往往不能统一，一笔股权转让既有实缴股权转让，又有认缴股权转让，这为股权转让个税的征收带来了新的挑战。以2015年4月我区某公司发生的一笔股权转让为例，杭州某建设有限公司，由自然人股东莫某、方某二人分别出资成立（注册资本500万元）。莫某认缴比例为70%（分二期到位，目前已到位100万元，2018年12月31日前到位250万元），方某认缴比例为30%（分二期到位，目前已到位100万元，2018年12月31日前到位50万元）。现方某将其股权150万元转让给王某，合同约定转让价格为100万元，其中未到位的认缴出资额50万元由王某于2018年12月31日前缴足。该公司3月31日净资产为300万元，方某、王某非直系亲属。此案例明显属于低价转让而无正当理由，需要核定股权转让收入。问题是如何核定股权转让收入，净资产份额按章程约定的注册资本核定还是按实际出资额核定，目前并未有明确的征税政策。

（二）征管上存在的问题

1.纳税申报配套不够完善。虽然股权转让个税征管已被国家税务总局提及多年，各地也都在广试广探，但截至目前，仍未设计针对股权转让所得专门的自行纳税申报表。在余杭区的实际操作中，纳税人均采用综合申报表进行纳税申报，针对所得申报而言，综合申报表过于单一，不能细致反映计算股权转让所得的全过程。2.资产评估报告的两难抉择。67号公告对于“必经评估”的规定较之前更加严格，即被投资企业的土地使用权、房屋、房地产企业未销售房产、知识产权、探矿权、采矿权、股权等资产占企业总资产比例超过20%就需要中介机构出具资产评估报告。显然，被投资企业资产金额较大时，资产评估费用是一笔不小的数目。而现实情况是，小股东转让持有的大企业股权，小股东的转让收入甚至没有资产评估费高，从而出现转让方无法提供中介机构出具的净资产或土地房产等资产价值评估报告的情况。

四、完善个人股权转让税收征管的建议

（一）细化政策，消除争议

1.细化“可扣除的合理费用”的规定。一般而言，只要是纳税人能举证是与股权转让有关的、由转让方承担的并且符合常规的费用就应该允许扣除。部分省市在这方面的文件及规定的细致程度就已走在了全国的前列。如江西省地方税务局关于《自然人股东股权转让所得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办法（试行）》的公告（江西省地方税务局公告2012年第9号）第8条规定，与股权转让相关的税费是指纳税人在转让股权过程中按规定所支付的税金及费用，包括营业税、城建税、印花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费附加、资产评估费、中介服务费等；《宿迁市地方税务局自然人股东股权转让所得个人所得税征管暂行办法》（宿地税发[2009]104号）第13条规定，与股权转让相关的税费是指与个人股东转让股权直接相关的、并按规定已支付的符合独立交易原则的税金和费用。已作为被投资企业成本费用核算的税费支出，不得在计算个人股东股权转让所得时扣除。2.明确股权激励性质的低价和无偿转让征税政策。股权激励性质的股权转让，不应单纯地以转让收入偏低来进行调整，而应按其业务实质确定征税办法。根据《关于个人认购股票等有价证券而从雇主取得折扣或补贴收入有关征收个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国税发[1998]9号）规定，个人认购股票等有价证券，因其受雇期间的表现或业绩，从其雇主以不同形式取得的折扣或补贴（指雇员实际支付的股票等有价证券的认购价格低于当期发行价格或市场价格的数额），属于该个人因受雇而取得的工资、薪金所得，应在雇员实际认购股票等有价证券时，按照个人所得税法和其他有关规定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同样的，股权激励性质的低价和无偿转让也可以参照此条规定，认定转让方低价转让具有正当理由，受让方实际支付的价格低于原始成本或股权对应净资产份额的数额部分，在股权转让发生当期按照“工资、薪金所得”计算并征收个人所得税。3.确定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下的股权转让个税征收政策。67号公告中关于“净资产核定法”的具体处理办法为：股权转让收入按照每股净资产或股权对应的净资产份额核定。虽然公司的留存收益是由公司股东的实际出资金额创造的，但是从法律角度而言，章程约定的注册资本比例才是法律上认可的股东对公司权益的占有比例。因此，对于既有实缴股权转让，又有认缴股权转让的股权转让行为，一般情况在按净资产核定法核定时，应按公司章程比例即认缴比例确认相应的份额计算个人所得税.

（二）完善配套，加强管理

1.逐步完善纳税申报配套。参照并借鉴《限售股转让所得个人所得税清算申报表》，设计专门的股权转让个人所得税清算申报表，将纳税人基本情况、转让企业、转让股数、转让收入、核定收入、扣除项目、转让所得及税款缴纳情况悉数反映在申报表中，全面细致反映股权转让个人所得税计算全过程。同时，运用信息化手段，逐步实现对股权转让所得个人所得税的多样化电子申报，完善配套，满足纳税人的申报需求。2.引导中介机构诚信评估。解决资产评估报告两难抉择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参照67公告的指导性意见，通过政府购买服务，采用资信评级、综合评定及公开招标相结合的方式，直接委托资信较好的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评估报告，减轻纳税人的负担。当然，这必然会大大增加地税部门的经费开支，涉及到财政预算支出的调整，需要财政部门的支持和配合。二是以区县、市或省为区域和平台，每年通过资信评级、综合评定、评估反馈等方式确定几家可靠的第三方中介机构，由纳税人自由选择其一进行资产评估，为税务部门依法征税提供可信依据。但这必然要求地税部门建立起公开、公正、透明、廉洁的评价机制，引导评估机构进行诚信评估。3.强化股权转让专项管理。加强个人股权转让相关专业知识的学习，准确把握相关税收政策，并定期开展对从业人员的岗位和业务培训。针对股权转让价格真实性难以核实的实际情况，应以业务骨干团队为人员基础，成立专门的机构或部门负责股权转让案件的评估检查。同时，完善纳税评估指标体系，充分利用纳税评估，加大对股权转让的评估力度，不定期开展专项检查，强化股权转让的专项管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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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南京市税务学会，郭智华，林大蓼.居民个人境外因按股权转让征收个人所得税的实际与启示[EB/OL].郑州威驰财务有限公司网站，2015-03-07.

税收征管权范文第5篇

自2001年5月,新的《税收征管法》实施以来,我国纳税人权利的保护有了很大进步,但强调的仍不够充分,纳税人仍处于遵从地位;到2009年11月《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权利与义务的公告》的使得有关纳税人的权利和义务进一步得到明确,我国有关纳税人保护的税法体系正在逐步充实;但是,在我国的税收征管实践活动中由于各种原因的共同影响,纳税人的权利仍然得不到真正的保障,各种漠视纳税人权利甚至“野蛮执法”、“粗暴执法”的现象和行为仍时有发生,要让纳税人保护从纸面落实到每一位纳税人的切身权益中,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本文分析我国税收征管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对在税收征管中如何保护纳税人合法权利这一问题进行探讨,重点提出了完善与强化纳税人权利保护的具体措施。

一、我国税收征管中对纳税人权利保护的不足

第一,税人的知情权还没有得到有效满足。税务机关的信息提供渠道少,速度慢,如有些税务局的网站内容陈旧。税法宣传也大多流于形式,效果很不明显。培训工作没有形成制度,无法保证培训质量,有的税务机关甚至把它当作创收的手段。这些都极大地影响了纳税人对税收法规信息的有效获得。

第二,纳税人的保密权没有得到确实的尊重。税务机关掌握的信息常常涉及纳税人的隐私和商业秘密,除非法律允许,否则不得将纳税人的信息透露给任何人。而许多税务机关并没有确实的遵守法律的规定,随意将纳税人的信息泄露给其他人员或部门。

第三,纳税人选择纳税申报方式的权利有限。许多地方的税务机关由于种种原因,纳税申报方式单一,邮寄申报、数据电文申报等极少采用。办税服务厅的布局也不够合理,同一地区既有国税服务厅,又有地税服务厅,纳税人所有涉税事宜,须根据国税、地税两套机构的征管范围分别办理税务登记,分别在两个办税服务厅里办理,给纳税人带来不便,增加了纳税人的办税成本。

第四,强拉税务,违背自愿原则。税务是一种民事委托,关系的确立,应建立在委托与受托双方自愿的基础上。但是,由于我国税务制度建设的滞后,实践中有些税务机关强行为纳税人指定税务,使税务成为“第二税务局”或“税务部门的附庸”,违背了纳税人自主意愿。

第五,对许多决定,纳税人的陈述权、申辩权缺乏程序上的保证。由于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31条、第32条、第41条的特别规定,税务机关在作出处罚决定前,一般能够向被处罚当事人告知处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听取其陈述申辩,但是在作出其他对纳税人利益影响较大决定时,如不予减免税、核定应纳税款、亏损认定、税收强制执行等等,由于没有具体的程序规定,税务机关则往往没有听取纳税人的陈述、申辩。

二、纳税人权利无法得到有效保护的原因

首先,在税收征管理念上重管理,轻服务。长期以来,税务机关作为国家行政管理机关,其职能主要是代表国家行使国家权力,通过对纳税人进行税收征收管理来为国家聚财,而为纳税人服务在税收征收管理中只是处于陪衬的地位,对纳税人强调的却是无条件地服从纳税义务。虽然近年来中央一再强调建设服务型政府,为纳税人服务作为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组成内容,国家税务总局也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的优化纳税服务的规章制度,不断加大纳税人权益的保护力度。但是由于几千年的封建传统文化的日积月累,使人们形成了“重权力、轻权利”的思想观念,在我国的税收征管领域,“国家本位”思想根深蒂固,“义务本位”的观念仍在税收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相当部分的税务机关仍未从根本上树立为纳税人服务的思想,时有发生凌驾于纳税人之上、不依法行政而侵害纳税人合法权益的事件。

其次,在税收征管立法上,侧重于对纳税人实体权利的保护,而缺乏对纳税人权利的程序保护。《税收征管法》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权利与义务的公告》的制定使得有关纳税人的权利和义务一步步得到明确。但是由于受到长期以来我国法律重实体轻程序惯例的影响,征管法包括相关法律法规都鲜有具体规定这些权利如何行使,当权利受到侵犯时如何救济,这就使得纳税人权利的内容陷于空洞。当前,由于税收程序法典的缺失,使很多税收行政行为游离于法律监督之外,甚至严重侵害了纳税人的权利。税收程序法对纳税人程序性权利规定不具体,操作性不强。除申请复议权、提讼权、请求赔偿权等个别权利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作出明确的具体程序规定外,其他许多权利行使的条件、程序都缺少具体规定,诸如公开、公正、参与、听证、阅览卷宗、说明理由等法律原则和法律制度,尚未真正确立起来。

最后,在税收征管实践中权力被滥用,权利被忽视。尽管法律上有纳税人程序性权利规定,但征税机关为了达到“应收尽收”的目的,普遍采取了重管理轻程序的做法,有程序瑕疵的税收执法行为依然大量存在,导致纳税人程序权利不能充分行使,并最终导致其丧失维护实体权利的机会和可能性。主要表现为,一是在税收执法过程中,税务机关往往直奔主题,省略了部分前置程序。二是税务机关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时,不履行告知义务,不告诉纳税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致使部分纳税人的知情权和申请行政救济的权利被剥夺。三是有的甚至是先有了处理结果,然后再“补正”相关法定程序。另外,由于各级税务机关基本上在日常工作中坚持“以组织收入为中心”,在这种管理体制下,刚性的任务指标弱化了柔性的纳税人权利的保护。在实际工作中,税务机关为了完成税收任务,可能存在虚收、预收、空转、引税等违法行为,如果任务完成了,又可能存在有税不收现象。这导致了纳税人税负不公平的现象,在某种程度上侵犯了纳税人权益。

三、加强税收征管中对纳税人权利的保护措施

加强税收征管中纳税人权利的保护,就是要建立权力监督制约机制,通过“治权”维护权利,缩小税务行政执法权力态意行使的空间,这是减少税收行政权滥用,维护纳税人权利的重要手段。

一要完善税收立法,规范征管权力实施的程序,明确权利保护的程序。任何应然权利只有上升为法定权利,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才能得到法律的认可和保护。因此,立法是对纳税人权利最深层次的保护。立法保护的重要性在于对税收征管中正当程序的强调,要在立法中明确税收执法权运行的具体程序,加强税收执法与相关法律的有效衔接。纳税人在具体的税收征纳关系中隐私权、信息权、知情权等基本权益的保护,均需要通过完善税收程序立法来实现。

二要转变税务机关的执法理念,增强为纳税人服务的意识。首先,我们要将为纳税人服务的理念根植到每个税务干部的脑海中,让其深刻地认识到服务对于改善征纳关系和推动民主法制建设的重大意义。其次,不能仅仅将纳税服务停留在“倡导”层面,而要将其扩大为一种普遍性的工作要求;最后,还要正确处理好严格执法和热情服务的关系,要将服务工作做深做透。税务干部必须切实地深入到纳税人当中,及时了解纳税人的经营状况,要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纳税人提供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当纳税人遇有自然灾害或特殊的财务困难时,要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积极为纳税人办理税收减免和延期缴纳税款手续,为纳税人解决实际困难。

三要改革税收管理模式,从机制上确保纳税人权利。将现行的全职能税收征管模式,转化为专业化的征管模式。同时改进现行稽查体制,在税务稽查管理中彻底实行“选案、检查、审理、执行”四分离体制,达到对稽查工作各环节权力制约的目的,以保障纳税人的合法权利;我国现行的“以纳税申报和优化服务为基础,以计算机网络为依托,集中征收,重点稽查”的税收征管模式,通过多年的征管工作实践和积极探索,效能逐步显现。它促进了税收征管手段和服务方式的改善,提高了征管质量和效率,规范了税收执法行为,实现了税收收入的稳定增长,基本适应了经济发展的需要。

四要建立健全监督机制和税收执法责任制。税务机关既是税款的征收者又是税法执行的检查者,同时还是税收规章的制定者,特别是现阶段税务机关集立法、执法、监督权于一身,从客观上增加了滥用权力的可能性。所以加强对税务行政执法的监督,严格落实执法责任制,对于纳税人权利的保护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税收征管权范文第6篇

[论文摘要]由于中国现行税法与会计制度在投资收益的处理上存在差异，使得企业所得税的税收征管方面容易出现漏洞，造成税款流失。因此，投资收益的税收管理问题应引起税务机关的高度重视，应注重加强被投资企业与税务机关的信息沟通，加强税法宣传，堵塞税收征管漏洞，强化对长期股权投资收益的税收管理。

企业的股权投资所得是指企业通过股权投资从被投资企业所得税后累计未分配利润和累计盈余公积金中分配取得的股息红利性质的投资收益。按中国现行税法规定，凡投资方企业适用的所得税率高于被投资企业的，其分回的投资收益应按规定还原为税前收益，并人投资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应依法补缴企业所得税。因此，正确核算投资收益是准确计算纳税人应纳税所得额的重要环节，也是进行企业所得税检查中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

一、现行企业会计制度与税法规定存在的差异

现行企业会计制度规定，企业发生对外投资，根据持股比例的多少有两种不同的核算方式：成本法和权益法。简单说来，在用成本法核算时，投资收益为从被投资企业实际分回的税后利润；在采用权益法核算的情况下，则不论企业是否收到该项投资收益，投资收益账面金额都随着被投资企业净资产的增减而增减，并相应增加或减少税前会计利润。

中国现行税法明确规定，不论企业会计账务中对投资采取何种方法核算，被投资企业在会计账务上实际作利润分配处理时(包括以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转增资本时)，投资方企业应确认投资所得的实现。这种核算方式既不同于权益法也不完全同于会计上的成本法，而是介于两者之间。

二、不同核算方式的企业对投资收益的账务处理不同

由于现行会计制度与税法规定存在差异，导致企业的税前会计利润与应纳税所得额之间也产生了差异，这种差异体现在应纳税所得额的确认时间与确认金额上，笔者分别针对采用不同核算方式的企业对投资收益的不同账务处理方法，就企业所得税检查管理进行分析。

(一)成本法下的会计处理

1.在成本法下，会计核算是在分回股利时确定投资收益的，这与税务上确认投资收益的时间基本上是一致的。因此，采用成本法，一般情况下不存在时间性差异问题。但在处置投资时，按会计制度确认的收益或损失会计上可以相应增减投资收益的账面价值，而按税法规定，每一纳税年度课税前扣除的投资损失不得超过当年实现的投资收益和投资转让所得，超过部分可无限期向以后纳税年度结转扣除。如，a企业因经营需要，将所持有的b公司股票10000股出售，售价为每股8元，支付相关费用500元，收回股款存人银行。该项投资成本为10万元，企业曾计提减值准备5000元(假设a企业该年度收回投资收益为10000元)。

出售股票净收人为：8xl0000—500=79500元，a企业应于处置时作：

借：银行存款79500

长期投资减值准备5000

投资收益15500

贷：长期股权投资100000

可见，会计上可确认投资损失15500元，大于a企业当年实现的投资收益10000元，因此，超过部分不得税前扣除，但可无限期结转至以后纳税年度。这就造成企业账面会计利润与应纳税所得额之间存在着时间性差异，需要在申报纳税时进行税前调整。

2．会计制度规定，投资方企业确认的投资收益仅限于被投资单位接受投资后产生的累计净利的分配额，企业分回的超过被投资单位接受投资后产生的累计净利润的部分，应作为初始投资成本的收回，冲减投资的账面价值。而根据税法的规定，不论企业会计账务上对投资采取何种方法核算被投资企业会计账务，实际作利润分配处理时(包括以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转增资本时)，投资方企业应确认投资所得的实现。如，a公司2004年1月投资于b企业，占b企业15％的股份，会计上采用成本法核算投资收益。2003年3月，b企业宣告发放2003年股利，a公司应分得15万元。因该项股利是从a公司投资前被投资企业的净利润中分得，会计处理中应作为初始投资成本的收回，冲减投资的账面价值。分录如下：

借：应收股利15万

贷：长期股权投资

也就是说，会计处理中a企业并未将这部分应收股利视为投资收益。然而根据税法规定，投资方企业则应确定投资所得的实现。因此，如果a公司适用的所得税率高于b企业，则需要将这部分应收股利还原为税前收益，计算补缴企业所得税。

可见，在对采用成本法核算长期投资的企业进行检查时，不仅要重视投资收益科目，对投资成本的增减变化、投资损失的确认金额及应收股利科目的借方发生额都要进行相应的综合检查，从而对应纳税所得额给予准确的计算与核实。

(二)在权益法下。对投资收益的会计处理与税务处理更是存在着时间上和金额上的差异

1．确认时间上存在差异。在权益法下，企业应于期末按照被投资企业的净利润及投资比例确认投资收益，但按税法规定，如果投资企业的所得税税率大于被投资企业，这部分投资收益需待被投资企业实际分得利润或于被投资企业宣告分派利润时才计入应税所得。也就是说，随被投资企业净资产增加而增加的投资收益，并不是企业分回的利润、红利收入，因此，不应计入企业的应纳税所得。如果将来收到分回的利润，虽然不再增加投资收益，但应计算补交所得税。这就使得投资方账面体现的会计利润与应纳税所得额之间存在着时间性差异。例如a公司(所得税税率为33％)投资于一中外合资企业b(所得税税率为30％)，占该企业40％的股份，2003年该合资企业实现净利润700万元，并于2004年5月份宣告发放股利，a公司分回股利280万元。根据现行企业会计制度，a公司应于2003年末根据b企业的财务会计报告确认投资收益，会计分录为：

借：长期股权投资一b企业(损益调整)280万

贷：投资收益—圾权投资收益280万

因b企业尚未宣告发放股利，则a企业会计上确认的收益不应并入应纳税所得额，无需缴纳企业所得税，该项税款应于以后实际宣告发放股利的年度缴纳。

2004年b企业宣告发放股利时，a公司应作：

借：应收股利28o万

贷：长期股权投资—企业(损益调整)280万此时企业账面虽不体现投资收益，但应并入应纳税所得额，还原为税前所得后计算补缴企业所得税。

2．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企业往往并不将其全部税后利润用于股利分配，而常留用一部分，以备再生产使用，从而使得投资企业在权益法下确认的投资收益通常大于下年度实际宣告分回的股利。如上述例1中，假如a公司本身2004年度账面会计利润为0，b企业于2004年5月宣告发放股利为210万元，则a公司只需就210万元还原为税前收益，计算补缴企业所得税，即：[210万，(1—30％)]x(33％一300%)=9万元。

但假如b企业于2004年5月宣告发放股利为350万元(其中包含b企业用以前年度留存收益转增资本)，a公司则需就350万元还原为税前收益，计算补缴企业所得税，即：[350万/(1-30％)]x(33％一30％)=15万元。这种分配方式就使得投资企业在权益法下确认的投资收益小于下年度实际宣告分回的股利。

这种差异有可能作为时间性差异在以后年度被投资方用留存收益转增资本时逐步转回，也有可能随着被投资企业发生亏损造成被投资方未分配利润的减少而无法收回。所以，在检查按权益法核算股权投资的企业时，更不能仅仅检查投资收益科目的发生额，必须按照被投资方宣告分配的利润作为依据，还原为税前收益后计算补缴企业所得税。

此外，会计制度上允许企业计提减值准备，允许按照权益法核算的企业确认投资损失，允许摊销股权投资差额，但这些在税法上都是不允许税前列支的项目，需要在核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予以调整。

二、企业长期股权投资收益核算中存在的问题

由于投资收益的会计处理与税务处理存在着上述差异，所得税申报表中的投资收益并不仅仅是会计账面的投资收益，在申报企业所得税时要根据税法的规定进行相应的纳税调整。然而，在日常的税收管理中，由于受以下四个因素的影响，对企业长期股权投资的收益核算易产生征管上的漏洞。

1．主管税务机关之间信息沟通不畅。由于投资企业和被投资企业往往分属于两个主管税务机关管理，彼此会计信息不能及时沟通，使投资企业的主管税务机关难以掌握被投资企业的盈利状况及利润分配处理情况，投资方企业不能及时根据被投资企业的盈利和亏损确认所得和结转弥补。

2．被投资方利润分配不及时。对投资方企业适用的所得税税率高于被投资企业适用的所得税税率的，投资企业的长期股权投资收益是否需并入应纳税所得额中申报补交企业所得税，取决于被投资企业是否按时作利润分配处理或对外宣告分派股利，即只有在被投资企业的年终收益进行利润分配处理或对外宣告分派股利时，投资方企业才能将长期股权投资收益还原为税前受益，并人投资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中补缴企业所得税，否则就不能并入到投资方应纳税所得额中补缴企业所得税。如果被投资企业不及时进行利润分配，就会影响投资企业按时申报缴纳企业所得税。

3．监督管理不到位。受目前税收管理模式的限制，投资企业的主管税务机关因难以掌握被投资企业的年终收益是否已进行利润分配处理或已对外宣告分派股利，尤其对被投资企业应分配而未分配的利润、应分派而未分派的股利，会使投资企业的主管税务机关对此收益分配失去必要的监督管理，从而产生税收征管上的漏洞。

4．部分企业纳税意识不强。对投资企业和被投资企业投资收益的税收处理，会因纳税人的纳税意识不强，疏于管理，不严格按照双方的投资协议和章程及时对投资收益进行分配，造成企业所得税款不能及时入库。

三、加强投资收益税收征管的对策

针对上述问题，笔者认为有必要采取以下措施，强化对投资收益，特别是“权益法”下长期股权投资收益的税收管理。

1．通过制定切实可行的税收管理政策，建立投资企业和被投资企业主管税务机关之间必要的税收信息沟通渠道，密切掌握被投资企业的利润实现情况及利润分配处理情况。

2．投资企业的主管税务机关应全面掌握企业的对外投资情况，如果投资方企业适用的所得税税率高于被投资企业适用的所得税税率，应及时监督投资企业按期将投资收益还原为税前收益，并入应纳税所得额中申报缴纳企业所得税。

3．被投资企业的主管税务机关应加强对被投资企业的监督管理，及时监督被投资企业按时进行利润分配处理或分派股利，保证投资企业在取得投资收益后能及时并入到投资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中补缴企业所得税，从而达到堵塞税收征管漏洞，提高税收征管质量的目的。

税收征管权范文第7篇

[关键词]税收征管效率;税收征管有效性;税收成本收入率;纳税遵从度;税收征收率;税收征管效率指数

税收效率原则包括税收行政效率原则和税收经济效率原则。税收行政效率原则属于税收管理方面的原则,是指征税过程本身的效率,即应当以尽可能少的征收费用取得尽可能多的税收收入。在税收工作中,税收行政效率原则一般表现为税收征管效率原则。而税收经济效率原则属于税收效应方面的原则,是指应当尽可能降低税收的超额负担,促进经济运行效率的提高,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本文主要对税收征管效率问题进行研究。

一、税收征管效率研究综述

(一)国外对税收征管效率的研究

税收征管效率的思想在西方古典经济学家的著述中已有体现,威廉.配第在其代表作《赋税论》中最早提出了税收的“公平、简便、节省”三原则,其中“节省”原则即应当实现征收费用最小,已经包含了提高征管效率的思想。德国官房学派经济学家尤斯蒂在《财政学体系》中提出了税收的六原则,认为“捐税应当用最简便的方式进行征收,对国家和人民双方来说,所涉及的费用应减至最低度。在收集税款时所必须支出的费用要尽可能予以压缩,这对政府和人民双方都有利。收税时的费用愈大,国家所能享受的税收愈少,人民在税款方面不必要的负担愈重”。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提出了“平等、确实、便利和征收经济”的税收四原则,认为“一切赋税的征收要有所安排,设法从人民那里征收的尽可能等于最终国家得到的收入”,其中“确实”和“便利”原则意味着节省纳税成本,而“征收经济”原则意味着节省征税成本。瓦格纳在《财政学》中提出了“四端九项”的税收原则,其中税务行政原则中包括“确实、简便和节省征收费”三项原则。马斯格雷夫在《财政理论与实践》中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税收原则体系,明确提出了“管理和征纳费用应当尽可能地减少”的原则。

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对于税收征管效率的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是对于税收成本的研究,研究重点逐渐由征税成本(管理成本)过渡到纳税成本(奉行成本或遵从成本)。stanford(1973)研究认为,1973年英国个人税制的遵从成本占税收收入的比重约在2.4%～4.4%之间。slemrod和sorum(1984)经过调查估算出,1982纳税年度美国全国个人所得税纳税人花在纳税上的时间约为21.3亿小时,折合纳税成本267亿美元,占当年联邦和州所得税收入的7%以上。二是对于税收征管有效性的研究,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税收遵从理论。allingham和sandmo(1972)对税收遵从问题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建立了逃税模型的基本框架,并逐渐得到完善和扩展。经验分析也在同步进行,通过对调查数据、历史数据和实验结果的统计分析,认为影响纳税人税收遵从决策的主要因素是不遵从被发现的概率、对不遵从行为的处罚、税率水平、社会规范与社会制裁以及心理因素。

(二)国内对税收征管效率的研究

国内对税收征管效率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晚,主要从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两个方面进行。理论研究上,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第一,对税收征管效率的内涵、影响因素及衡量税收征管效率的指标体系进行的研究。李大明认为税收征管效率是税收征管成果与征管付出之间的数值比较关系,是税收征管质量与数量的综合反映,其内涵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表明取得一定税收收入所耗费的征管成本高低的征管机构效率;二是反映纳税人遵从税法以及税法被征税机构执行程度的征管制度效率。相应地税收征管效率的评价指标体系可以分为征税机构效率评价指标和征管制度效率评价指标两大类。应亚珍等认为税收征管效率的影响因素主要有税收法律制度的科学合理性、对税收法律制度的依从度、税收征管模式的适应性、经济组织的规范化程度以及税务征管人员的努力程度。臧秀清等依据规范性、经济性、有效性的原则,构建了包含登记率、申报率、入库率、处罚率、征管成本率、人均征税额、税收计划完成程度和税收收入增长率等8个指标的税收征管效率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第二,对税收遵从理论的研究。马国强将税收遵从分为防卫性遵从、制度性遵从和忠诚型遵从三类,将税收不遵从分为自私性不遵从、无知性不遵从、懒惰性不遵从和情感性不遵从四类,将决定税收遵从与不遵从的因素总结为税收观念、税收知识、税收制度、纳税程序、逃税被发现的概率和税收处罚的标准等六个方面,认为应当建立纳税服务系统、税收处罚系统和环境建设系统,从而构建起税收管理的完整框架。

国内对税收征管效率的实证研究同样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是对于税收征管效率的测算和分析。崔兴芳等利用数据包络分析技术(dea)分析了税收征管效率进步水平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认为分税制改革以来我国绝大部分地区税收征管效率有较大幅度提高,原因是财政支出规模增长的压力迫使税收要迅速增长,同时,分税制改革使得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拥有部分税种的征收和支配权。谢滨、王德祥等利用随机前沿分析(sfa)方法对税收征管效率进行了实证分析,后者认为1997—2005年各地区税收征管效率都呈上升趋势,但我国税收征管效率水平总体仍不高,虽然地区间征管效率差距较大,但其呈现出收敛趋势。杨得前(2008)利用solow余值法对我国税收征管效率进行定量测算,认为1994—2005年我国税收征管效率对税收增收的贡献率为28.11%。刘穷志等利用malmquist指数法分析,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央与地方税收分权的制度改革,对税收征管前沿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都存在着当期的正向促进作用和滞后一期的抑制作用,税权划分对税收征管效率激励作用不强,原因在于税权制度改革带来的成本激增,认为应尽量控制征管成本,使税收分权制度创新显现其对税收征管效率的促进作用。二是对于地下经济和税收流失的研究。梁朋运用现金比率法和收支差异法对我国1985—1998年的地下经济和因地下经济导致的税收流失规模进行了估测,结论是我国因地下经济导致的税收流失规模从1985年的178.14亿元上升到1997年的675.25亿元,1994年最高达到975.60亿元;用收支差异法估测的1993～1997 年的逃税规模也一直在600亿元以上。贾绍华同样用现金比率法估测了1995—2000年我国的地下经济规模和税收流失额以及税收流失率,测算出的税收流失率高达26.24%～42.56%。

综上所述,学界特别是国内对于税收征管效率问题的研究尚处于初级阶段,在理论上没有廓清税收征管效率的内涵和外延,从而也不可能建立比较完备的税收征管效率评价指标体系;实证分析方面较多地借鉴了生产函数和技术效率的分析方法,在方法的适用性、数据的准确性方面存在较多的不确定因素,从而实证分析结论的可靠性也有待思考。

二、税收征管效率的内涵辨析

(一)税收征管效率的基本内涵

1　对税收征管效率内涵的各种认识。基于对“效率”的不同理解,人们对税收征管效率的认识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是将效率理解为效益,对税收征管过程进行成本收益分析,目标在于税收成本既定的前提下,通过税收征管取得尽可能多的收益,或者在税收征管收益既定的前提下,尽可能降低税收成本。具体来说,税收成本包括征税成本和纳税成本,而税收征管收益主要体现为政府通过税收征管活动取得的税收收入。从这个意义上说,提高税收征管效率意味着应当降低税收成本在税收收入中的比重,税收征管效率与税收收入正相关,而与税收成本负相关。二是将效率理解为有效性,对税收征管过程进行有效性分析,目标在于通过税收征管活动,保证纳税人依法纳税。具体来说,税收征管的有效性主要体现为纳税人的纳税遵从度和税收征收率。从这个意义上说,提高税收征管效率意味着应当提高纳税人的纳税遵从度和税收征收率。

上述两种认识均有偏颇之处。第一种认识是对税收征管过程做投入产出分析,这种方法本身没有问题,但是错误地将税收收入视作税收征管过程的产出;第二种认识虽然将税收征管的有效性视作税收征管过程的产出,但是缺乏对于税收征管过程投入要素的分析。

2.正确认识税收征管效率的基本内涵。“效率”衡量的是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关系,在投入一定的情况下,产出越多效率越高;在产出一定的情况下,投入越低效率越高。税收征管效率用于衡量税收征管的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关系,如果将税收征管过程视作一个“黑箱”,税收征管的各种投入要素通过税收征管过程转化为税收征管的产出。因此,正确认识税收征管效率内涵的关键在于科学确定税收征管过程的投人与产出。

(1)税收征管过程的投入。税收征管过程的投入即税收成本。但是,在衡量税收征管过程的投人水平时,有意义的并不是税收成本的绝对数值,而是相对税收成本即税收成本占税收收入的比重,这样也便于对不同国家之间的税收征管投入水平进行比较。

(2)税收征管过程的产出。税收征管过程的产出取决于税收管理的目标。现代税收管理理论认为。税收制度确定之后,之所以还要进行税收管理,或者说,税收制度已经明确规定了对什么征税、由谁纳税、纳多少税和在何时、何地纳税等基本事项,之所以不能只设置一个受理纳税的窗口,完全由纳税义务人自己根据税收制度的规定履行纳税义务,这是因为,由于利益关系、知识结构等方面的原因,如果没有税收管理,纳税义务人就不能自觉、准确、及时地履行纳税义务。所以,为保证纳税义务人自觉、准确、及时地履行纳税义务,就必须进行税收管理。税收管理的目标,就是保证纳税义务人依法纳税。因此,税收征管过程的产出并不是税收收入,而是税收征管的有效性,即通过税收征管过程保证纳税义务人依法纳税目标实现的程度。

(3)税收征管效率的内涵。税收征管效率衡量的是税收征管过程的投入水平(税收成本占税收收入的比重)与产出水平(税收征管的有效性)之间的关系。在税收征管有效性一定的前提下,税收成本占税收收入的比重越低,税收征管效率越高;或者在税收成本占税收收入比重一定的前提下,税收征管的有效性越高,税收征管效率越高。提高税收征管的效率,应当尽可能降低税收成本占税收收入的比重。或者尽可能提高税收征管的有效性。

(二)税收征管效率的评价指标

设计税收征管效率的评价指标,应当从税收征管效率的基本内涵出发,首先确定税收征管的投入指标和产出指标。

1　税收征管投入指标。税收征管的投入水平由相对税收成本决定,具体指标包括:

税收成本收入率=一定时期税收总成本/一定时期税收收入×100%。

税收成本由征税成本和纳税成本构成,由此可以派生出以下两项指标:

征税成本收入率=一定时期征税成本/一定时期税收收入×100%;

纳税成本收入率=一定时期纳税成本/一定时期税收收入×100%。

征税成本和纳税成本可以进一步细分,如按税种不同,可以分为增值税、营业税、所得税等征(纳)税成本;按成本项目不同,征税成本可以分为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纳税成本可以分为货币成本、时间成本、精神成本等。

2　税收征管产出指标。税收征管的产出是税收征管的有效性,具体指标包括:

(1)衡量税收征管有效性的最终指标。税收征管的最终目标,就是保证纳税人依法纳税、提高纳税遵从度和税收征收率,所以衡量税收征管有效性的最终指标就是纳税遵从度和税收征收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用“纳税人不遵从系数”来表示纳税遵从度,其计算方法是:纳税人不遵从系数=税收缺口(tax gap)/依法应征税额×100%,其中税收缺口为依法应征税额与实征税额的差额,它包含了逃税、欠税、由于纳税人误解税收法律造成的少缴税款以及其他任何形式的不遵从行为造成的少缴税款。而税收征收率指标一般是指实征税额占依法应征税额的比重,与其相对应的是税收流失率指标,它是指税收流失额占依法应征税额的比重,其中税收流失额包括地上经济的税收流失额与地下经济的税收流失额。不难看出,imf的纳税人不遵从系数指标的内涵与税收流失率的内涵是基本一致的,纳税遵从度和税收征收率的内涵同样也是基本一致的。所以,衡量税收征管有效性的最终指标就是纳税遵从度或税收征收率,二者只是表述方式上的不同,即:

纳税遵从度(税收征收率)=一定时期实征税收/一定时期依法应征税收×100%

(2)衡量税收征管有效性的中间指标。作为衡量税收征管有效性最终指标的纳税遵从度或税收征收率指标,虽然在理论上具有合理性,但其测算具有较高的难度和较强的主观随意性。因此,需要建立衡量税收征管有效性的中间指标,通过对中间指标的观测间接推断税收征管的有效性。为了推断纳税遵从度,应当对纳税人不遵从行为进行分析。加拿大税务局(cra)认为纳税人不遵从行为表现为:不申报或不进行gst(goods and services tax,商品及服务税)/hst(harmonized sales tax,统一销售税)登记;错误地报告收入和成本;不缴纳税款。从我国来看,纳税人不遵从行为的表现有四种形式:一是不登记,即应当办理税务登记而未办理税务登记形成的税务机关漏征漏管户,包括已办理工商登记而未办理税务登记,或者不需办理工商登记但应当办理税务登记而未办理税务登记形成的地上经济的漏征漏管户,也包括既未按 规定办理工商登记也未按规定办理税务登记形成的地下经济的漏征漏管户;二是不申报,即纳税人虽然办理了税务登记,但是未按照税收法律规定及时办理纳税申报;三是申报不实,即纳税人虽然按期办理了纳税申报,但因申报不准确,造成少缴或多缴税款;四是不缴纳入库,即纳税人虽然按期、准确办理了纳税申报,但未按照税收法律规定及时办理税款缴纳入库,从而形成欠缴税款。针对纳税人不遵从的四种表现,可以设计相应的衡量税收征管有效性的中间指标:

指标1:税务登记率=实际办理税务登记户数/应办理税务登记户数×100%。

由于未办理税务登记的纳税人包含了地上经济和地下经济两部分,而事实上地下经济的纳税人全部没有纳入税务机关的税收管理,所以应当对地上经济的税务登记率单独进行考核,即:地上经济税务登记率=实际办理税务登记户数/(领取营业执照应办理税务登记户数+其他不需领取营业执照但应办理税务登记的户数)×100%。

指标2:纳税申报率=按期申报户数/应申报户数×100%。

指标3:申报准确率=纳税人申报的纳税数额/(纳税人申报的纳税数额+税务机关查补的同期税额)×100%。

指标4:税款入库率=当期申报实际征收入库的税款/当期申报应缴纳税款×100%。

3　税收征管效率的评价指标——税收征管效率指数。衡量税收征管效率,必须将税收征管投入指标和产出指标结合起来进行分析。在纳税遵从度(税收征收率)一定的条件下,税收成本收入率越低,税收征管效率越高;或者在税收成本收入率一定的条件下,纳税遵从度(税收征收率)越高,税收征管效率也就越高。但是,这种方法对具有不同纳税遵从度(税收征收率)和税收成本收入率的国家的税收征管效率无法进行比较。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基于层次分析法(analytical hierarchy process,简称ahp)设计税收征管效率的评价指标——税收征管效率指数。如图1所示,税收征管效率高体现在“税收成本低”和“纳税遵从度高”两个方面,假定人们分别对其赋予w1和w2的权重(w1+w2=1),可以根据a、b两国的税收成本收入率计算出各自在“税收成本低”这一目标上的相对得分ma和mb(ma+mb=1),根据a、b两国的纳税遵从度计算出各自在“纳税遵从度高”这一目标上的相对得分na和nb(na+nb=1),则a国的税收征管效率指数可以表示为:ea=ma×w1+na×w1,b国的税收征管效率指数为:eb=mb×w1+nb×w2,利用ea和eb可以比较两国税收征管效率的高低。

如意大利的增值税征收成本率只有0.5%,但漏税率为30%;而葡萄牙的增值税征收成本率虽然为1%,但漏税率仅为10%,显然无法直接比较两国的税收征管效率高低。根据ahp层次分析法(见表1),意大利在“税收成本低”目标上的得分ma=1%/(0.5%+1%)=2/3,葡萄牙在“税收成本低”目标上的得分mb=0.5%/(0.5%+1%)=1/3;意大利在“纳税遵从度高”目标上的得分na=70%/(70%+90%)=7/16,葡萄牙在“纳税遵从度高”目标上的得分nb=90%/(70%+90%)=9/16。假定人们对于“税收成本低”和“纳税遵从度高”两个目标分别赋予w.=0.2、w,=0.8的权重,则意大利的税收征管效率指数为ea=2/3×0.2+7/16×0.8:0.483,而葡萄牙的税收征管效率指数为eb=1/3×0.2+9/16×0.8=0.517,可以得出意大利的增值税税收征管效率低于葡萄牙的结论。

但是,税收征管效率指数的应用必须受到严格的限制,因为对税收征管效率的评价实际上具有相当的主观性,表现在对“税收成本低”和“纳税遵从度高”各自赋予的权重上,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定时期内一国的政策目标取向。如果一国认为提高纳税遵从度比降低税收成本更为重要,则在衡量税收征管效率时,会赋予提高纳税遵从度目标以较高的权重(w2较高),而赋予降低税收成本目标以较低的权重(w1较低),表现为不惜以较高的税收成本为代价来提高纳税遵从度;相反,如果一国认为降低税收成本比提高纳税遵从度更为重要,则在衡量税收征管效率时,会赋予降低税收成本目标以较高的权重(w1较高),而赋予提高纳税遵从度目标以较低的权重(w2较低),表现为不惜以较低的纳税遵从度为代价来降低税收成本。实际上,不同国家的政策目标可能不同,其w1和w2也不相同,或者,即使是同一个国家在不同的时期,其w1和w2随着国家政策目标的调整也在不断变化。因此,从理论上说,税收征管效率指数这一指标有简单化之嫌,但作为对税收征管效率进行比较的参照指标,还是具有一定实用价值的。税收征管效率评价指标体系如图2所示。

(三)税收征管效率的影响因素

税收征管效率的影响因素可以从经济、税制和征管三个方面来进行分析。

1　经济税源因素。经济决定税源,从而影响税收征管效率。一是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税源总量越大,越容易带来税收征管的规模效应,从而降低单位税额的税收成本,提高征管效率。二是经济结构的复杂性。经济结构越复杂,税收征管难度越大,要求税收征管方式和手段具有区别性和针对性,要求税务人员具有与之相适应的知识结构和管理能力,这无疑将增加税收成本,降低征管效率。三是税源分布的集中程度。税源分布集中,征管成本相应减少,征管效率也就比较高。相反,税源分布分散,征管成本相应增加,征管效率必然降低。四是经济组织的规范化程度。主要是指财务核算体系的完善程度以及经济组织在理财活动中遵守相关法律制度的自觉程度。当税务机关面对的是会计核算规范、财务活动严格遵守相关的法律制度、自动申报及时正确的经济组织时,其征管成本较低,征管效率较高。

2　税收制度因素。经济税源与税收制度决定了一定时期内一国的依法应征税收,从而影响税收征管效率。一是税收制度与税收征管的适应性。任何税收制度的有效运行都必须以一定的税收征管能力为依托,而一定时期内一国的征管能力是既定的,因此税收制度的设计必须与征管能力相适应。如果税收制度设计过分超越了当前的税收征管能力,或者严重滞后于当前的税收征管能力,都会降低税收征管效率。二 是税制结构的选择。不同税种的管理难度和税收成本是不同的,人头税管理最便利,税收成本最低;商品税的管理难度较大,税收成本较高;所得税管理难度更大,税收成本更高。因此,以商品税为主体税种有利于提高税收征管效率,而以所得税为主体税种的国家,其征管效率提高的难度较大。三是税收制度的繁简。简明的税收制度有利于清晰界定税收义务,减少不确定性,降低征税成本和纳税成本,从而提高税收征管的效率。过于复杂的税收制度一方面要求更为严密的征管制度与之配套,另一方面要求纳税人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理解和履行纳税义务,提高了征税成本和纳税成本,从而降低了税收征管效率。

税收征管权范文第8篇

关键词：税收征管法律制度、改革、内容、立法建议

税收征收管理，实质上是一个行政执法过程。因此，税收征纳各方只有按照法定的方式、方法和步骤来进行自己的征纳税活动，依法行使征税权力和履行纳税义务，才能形成规范、有序的征纳关系和良好的税收征纳环境。当前，按照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总要求，我国正在积极建立统一、公平、法治、开放的税制。[①]为了保障新税制的有效实施，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税收征管工作，适应加入WTO和推进依法治税的需要，必须对我国现行的税收征收管理法律制度进行改革和完善，构建统一、公正、效率的税收程序法律体系，为税务机关的行政执法和纳税人依法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提供完善的法律保障，以充分发挥税收在组织收入、调控经济中的职能作用。

一、我国现行税收征管法律制度的形成、现状和问题

（一）我国现行税收征管法律制度的形成。

我国现行税收征管法律制度是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和改革开放的发展而逐步形成的。依据税收征管的立法情况，可以把这一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无专门立法阶段。这一阶段自建国至1986年4月21日颁布《税收征收管理暂行条例》前。为了统一全国财经政策，前政务院于1950年1月颁布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统一的税收法规，即《全国税政实施要则》。《全国税政实施要则》是一部综合性的税收法规，不仅对货物税、工商业税等14种税的实体问题进行了规定，而且还规定了高度统一的税收管理体制，即税收立法权和税种的开征、停征、税目与税率增减调整的权力都归中央，税收的减免权大部分由中央政府掌握，各级税务机关受上级局和同级政府双重领导等。因此，《要则》是一部“实体”与“程序”规范不分的法规。由于我国长期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税收的宏观调控和组织财政收入的职能被忽视，税收法制不健全，《要则》颁布后的很长时期一直没有制定专门的税收征管法，有关税收征收管理的规定分散在各个实体税收法规之中，税收征管的程序法律制度处于“分散”状态。

第二阶段，统一立法阶段。这一阶段自1986年4月21日至1992年12月31日，即《税收征收管理暂行条例》的实施阶段。为了改变税收征管制度分散、混合、不规范的状况，适应当时正在进行的税制改革，1986年4月21日国务院颁布了《税收征收管理暂行条例》。《条例》的颁布，标志着我国税收征管制度开始单独立法，初步实现了税收征管制度的统一化和法制化，对于促进依法治税，加强税收监督管理，保证国家财政收入起到了积极作用。但由于历史的原因，《条例》存在不少缺陷：一是税收征收管理法律、法规的适用不统一、不规范；二是税收行政执法权薄弱；三是税收征管法规不适应经济形势发展的要求；四是对纳税人权利的保护和税务人员执法的制约不够；五是税收征收管理暂行条例的法律效力有待提高等。

第三阶段，开始进入法治化阶段。这一阶段自1993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正式实施至今。1992年9月4日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于1993年1月1日起施行，1995年2月28日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对个别条款作了修改。《税收征收管理法》是我国调整税收征纳程序关系的第一部法律，是税务机关税收征管的基本法。为了保证《税收征收管理法》的有效实施，国务院以及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又颁布了《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发票管理办法》、《税务稽查工作报告制度》等。这些法律、法规和规章的制定、颁布与实施，使税收征管的各个方面和环节基本做到了有法可依，我国税收征管工作开始步入法治化轨道。

（二）我国税收征管法律制度的现状与特点

1、初步建立了税收征管法律体系。《税收征收管理法》通过后，国家和各地方又相继制定了与征管法配套实施的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从而大体形成了以税收征收管理法为“龙头”和“母法”，以税收征收管理各专门法和单行法为重要组成部分的税收征管法律框架。表现在：第一，税收征管综合性方面，制定了《税收征收管理法》（1992年）、《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国务院1993年）、《关于贯彻实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若干问题的意见》（国家税务总局1993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税务总局深化税收征管改革方案的通知》（1997年）、《税收征管业务规程》等。第二，税收征管体制方面，制定了《国务院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1993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组建在各地的直属税务机构和地方税务局实施意见的通知》（1993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税收征管范围意见的通知》（1996年）等。第三，税务管理方面，制定了《税务登记管理办法》（国家税务总局1998年）、《发票管理办法》（财政部1993年，经国务院批准）等。第四，税款征收方面，制定了《国务院关于批转国家税务总局加强个体私营经济税收征管强化查账征收工作意见的通知》（1997年）、《关于加强依法治税严格税收管理权限的通知》（国务院1998年）等。第五，税务稽查和税务行政处罚方面，除了国家制定的《行政处罚法》（1996年），还制定了《税务稽查工作规程》（国家税务总局1995年）、《税务稽查工件报告制度》（国家税务总局1995年）、《税务案件调查取证与处罚决定分开制度实施办法（试行）》（国家税务总局1996年）等。第六，税务争议的解决方面，除了国家制定的《行政诉讼法》（1989年）、《国家赔偿法》（1994年）、《行政复议法》（1999年），还专门制定了《税务行政复议规则（试行）》（国家税务总局1999年）、《税务行政应诉工作规程（试行）》等。第七，税务方面，制定了《税务试行办法》（国家税务总局1994年）等。第八，打击税收犯罪方面，1997年通过的新《刑法》中专门涉及税收犯罪的就有14个条文，并在第三章第六节中单独规定了“危害税收征管罪”一节等。

2、统一了内外税收征管制度。《税收征收管理法》第2条规定：“凡依法由税务机关征收的各种税收的征收管理，均适应本法。”从而使我国此前内外有别的税收征管制度实现了统一，相对于企业所得税等少数实体税种现在依然实行的内外两套税法，在税收程序法上率先实现了“国民待遇”。这不仅有利于促进企业之间的公平竞争，也有利于扩大对外开放，在税收法律制度上尽快同国际接轨。

3、明确了税收立法权。税收立法权是制定、修改、解释或废止税收法律、法规的权力，有关税收立法权的分配问题是税权和税收法定主义的核心内容。《税收征收管理法》第3条规定：“税收的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依照法律的规定执行；法律授权国务院制定的，依照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国务院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规定，中央税、共享税以及地方税的立法权都要集中在中央，以保证中央政令统一。这就形成了我国目前集中统一的税收立法权体制。

4、赋予了税务机关必要的行政执法权。根据新时期税收征收管理的需要，借鉴国际上税收征管的通行做法，《征管法》设定了必要的税务行政执法权。表现在：第一，赋予税务机关采取税收保全措施和税收强制执行措施的权力。第二，将出境人员清缴税款制度扩大到适用各种税。第三，明确了税务检查权的范围等。

5、建立了对税务机关的执法制约制度。《征管法》规定税务机关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开征、停征、多征或者少征税款，并对征税权的委托作出严格限制。强调税务机关在实施税收保全措施、强制执行措施以及进行税务检查时，必须严格遵守法定的程序，履行必要的手续。对税务人员，故意刁难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的，要给予行政处分等。

6、对纳税人的合法权益提供了必要的保护。现行税收征收管理法在规定了税务机关的征税权力和纳税人的纳税义务时，也明确了纳税人享有的合法权益。主要表现在：第一，规定了税款延期缴纳制度。第二，建立了采取税收保全措施不当造成纳税人损失的赔偿制度。第三，延长了纳税人申请退税的法定期间。第四，赋予了纳税人对复议的选择权等。

7、建立了税收法律责任制度。《征管法》和《刑法》对偷税、抗税、骗税、欠税等税收违法犯罪行为的构成要件和处罚标准都作了明确、具体的规定，为税务行政执法和税务司法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法律武器。

8、确立了税务制度。

（三）我国现行税收征管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

现行税收征管法律制度、特别是《税收征收管理法》是在我国刚刚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1992年颁布的，距今已8年了。随着改革的深化、开放的扩大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与发展，经济和社会各方面都发生了许多变化，税收征管也出现了机构分设、税制简化等新情况、新形势，现行税收征管法律制度已经不能适应加强税收征管，推进依法治税的需要。其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税收征管法律体系不够完善，法律效力有待提高。现行税收征收管理法作为综合性的税收程序法典，它不可能对税收征收管理的各个方面都作出详细、可操作性的规定；目前有关税务管理、税务稽查、税务等的规定都是由国家税务总局制定的部门规章，不仅法律效力不高，内容也不规范。应抓紧制定和完善专门的《税收征管体制法》、《税务稽查法》、《税务法》、《发票管理法》、《税务争议救济法》等。

2、税收征管的基础管理制度不够健全，税务管理存在一些漏洞和不足。表现在：第一，税务登记在法律上缺乏有效的制约机制，不少纳税人不到税务机关办理税务登记，漏征漏管现象比较严重。第二，税务登记与纳税人银行存款之间衔接不够，不少纳税人在银行多头存款，税务机关难以掌握纳税人应税经营情况。第三，现有的发票管理规范不够健全，违反发票管理的处罚措施尚待完善。第四，纳税申报的期限、方式、作法、法律责任不够完善，税收征管实践中零申报、负申报增多；一些纳税人利用延期纳税的规定拖欠税款，影响国家税款的及时收缴等。

3、税收征管工作中面临的一些新情况在法律上缺乏明确的规定。现行征管法未明确税收优先原则，致使在一些经济纠纷、企业重组、企业破产中国家税款难以得到有效保护；随着会计电算化的普及、电子商务的发展，应制定相应的税收对策和征管制度；应对税控装置的推行和使用作出规定；现行滞纳金制度的合理性和适用范围需要重新考量等。

4、税款征收、税务检查和税务行政执法不够规范、有力和完善。表现在：第一，税收保全和税收强制执行措施的适用范围过于狭窄。第二，税务检查效力不强，没有对税务检查的法定程序作出具体、详细的规定，税务稽查法律地位不明确。第三，税收征管中与银行、工商、公安等部门的协作配合制度不健全，尚未建立有效的协税护税机制，尤其是缺乏法律责任的规定。

5、未明确、全面规定纳税人的权利，税收征管中侵犯纳税人合法权益的现象时有发生。

6、法律责任不够严密、完善。罚款等行政处罚的幅度过大，没有规定下限，税务机关的自由裁量权过大；一些重要的征管法律规范没有“制裁”部分，税收征管实践中不少法律规定难以落到实处等。

7、税收征管法与相关法律存在一定的冲突。现行征管法实施以来，我国陆续制定了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修订了刑法、会计法等，现行征管法需要与这些法律相衔接。例如，一些税务机构执法主体资格需要明确；征管法中的偷税概念与刑法中的规定存在差异，需要修改等。

8、税务争议的救济和司法保障需要加强和改善。一方面，现行征管法给纳税人提供解决税务争议的途径和方法不够完善，影响了对纳税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另一方面，法律没有赋予税务机关打击税务违法犯罪行为的专门执法手段，没有建立税务警察、税务法庭等税务司法保障机关，税务执法手段的刚性不强等。

二、税收征管法律制度改革的必要性与原则

（一）现行税收征管法律制度改革的必要性

1993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施行以来，我国的税收征管法律体系不断健全。税收征收管理法在加强税收征收管理，保障国家税收收入，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调整征纳关系，改善税收征管环境，促进税收征管法制化、科学化、规范化，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使现行征管法立法的经济基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新税制日益完善，税收征管改革也在深化；依法治税正在积极推进，纳税人的权利保护意识在不断增强；我国正面临加入WTO的新形势等。因此，为强化税收征管，维护税收征管秩序，充分发挥税收的职能作用，改革和完善现行税收征管法律制度已刻不容缓。

1、改革现行税收征管法律制度，是保障新税制有效实施的需要。1994年，我国进行了新一轮的大规模、全方位的工商税制改革，调整、规范了税制结构，初步建立起一套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流转税与所得税并重、中央税与地方税既自成体系又有机结合，符合国际惯例的复合税制体系。但现行征管法和发票管理办法都是在税制改革前制定的，难以适应新税制和税收征管的需要。例如，征管法对发票、特别是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管理需要进一步完善。

2、改革现行税收征管法律制度，是强化税收征管、深化征管改革的需要。目前，我国税务机关正在推行“以纳税申报和优化服务为基础，以计算机网络为依托，集中征收，重点稽查”的新征管模式，但征管法却与征管改革存在“两张皮”现象。一方面，征管改革的一些成果在征管法上得不到体现，找不到依据，致使其难以迅速推广和普及，如统一纳税人识别号、电子申报等；另一方面，征管法的有些规定不够科学、合理，与征管改革的基本精神明显相悖，如征管法关于纳税申报的规定不利于自行申报制度的建立和推广。因此，必须尽快改变征管法落后于征管实践的状况。

3、改革现行税收征管法律制度，是规范税务行政执法，维护纳税人合法权益，推进依法治税的需要。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等法律的颁布实施，广大纳税人法律意识的提高，对税务行政执法提出了更高要求。必须对现行税收征管法律、法规中关于税务行政处罚设定的种类、标准、实施处罚的法定程序等，进行清理和修改，以改进和规范税务机关的执法行为，切实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

4、改革现行税收征管法律制度，是适应加入WTO的需要。入世后，大量外资企业将在更广泛的领域进入我国，国内企业也将更多地走出国门，资本、技术、人员交流将更为广泛，现行针对跨国企业和跨国经营活动的税收征管将面临巨大挑战，我们必须研究改进和加强对跨国公司以及我国海外投资税收征管的法律对策。

（二）税收征管法律制度改革的基本原则

当前，我国立法机关和有关实际部门正在修改和完善税收征收管理法。我们认为，为了建立并完善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税收征管法体系，在改革和完善税收征管法律制度时，应重新认识并坚持以下原则：

1、依法征管原则。在税收领域，税收法定主义是税收和税法的最高法律原则，与税收史上的“无代表则无课税”思潮和“议会保留”密切相关。税收法定主义具体包括课税要素法定原则、课税要素明确原则和依法稽征原则。可见依法征管原则是税收法定主义的重要内容，它要求税务机关必须严格依据法律的规定征收，不得擅自变动法定课税要素和法定征收程序。[②]坚持依法征管原则，要求有关税收征管的规则必须由国家的法律加以确定，要提高税收征管的立法层次。在税收征纳过程中，征纳主体的权利义务和征纳程序必须在法律上作出具体、明确的规定；没有法律依据，税务机关无权决定开征、停征、减税、免税、退税、补税。这是依法治税方针的必然要求，它有助于税收征管行为的法治化，减少税务执法的随意性，维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

2、效率原则。税收征管是国家组织财政收入的一项主要行政管理活动，因此，只有尽量降低征收成本，才能提高税收行政效率，充分实现税收功能。税收征管效率原则，要求国家征税应以最小的税收成本去获取最大的税收收入，使税收的名义收入与实际收入的差额最小。税收成本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税收征收费用，即征税机关为征税而花费的行政管理费用；另一方面是纳税人因纳税所支出的各种费用，如税务费、纳税申报的交通费等。坚持税收征管效率原则，要求我们在建构税收征管制度时，应考虑以下几个问题：第一，税收征管程序在明确、可操作的前提下，应尽量简化。第二，有关制度和模式的设计应多样化，以适应不同情况。例如，纳税申报就应允许采用实地申报、邮寄申报、数据电文申报等多种方式。第三，按照科学合理、统一协调的要求，建立反映税收征管客观规律的税务登记、纳税申报、税务、税款征收、税务稽查等现代税收征管制度。第四，积极应用现代科技手段。在经济全球化、知识经济、网络经济、电子商务迅猛发展的新形势下，要想提高税收征管的质量和效率，必须用法律手段推动征管方式从传统的人海战术、手工征管向现代化、信息化的征管方式转变。为此，要大力实施科技兴税战略，在增值税征管中积极推行“金税工程”。

3、程序正义原则。程序正义是在法律活动中，为了保障当事人的基本人权和实现法治而必然提出的要求。它使程序法从仅仅作为实现实体法的工具地位中摆脱出来，赋予法律活动作为“过程”本身也同样具有独立价值。程序正义要求我们必须承认当事人在程序活动中享有基本的程序性权利，程序应当是在公开、公正、理性和效率的情况下进行的，这样才能鼓励当事人积极和“富有意义地”参与程序中的对话、选择和妥协。[③]税收征管法律制度是税收程序法，但现行《征管法》中有关税务行政执法程序的规定，不仅数量少、分散，而且对一些重要的程序缺乏规定，使纳税人在纳税和税务争议中无所适从，增加了税务人员执法的随意性。依据程序正义原则，在税收征管中，应当建立回避制度、说理制度、听证制度、时效制度等，完善税务管理、税款征收、税务行政处罚、税务争议救济等程序。

4、强化税务机关执法权和保护纳税人合法权益并重原则。税收具有强制性、无偿性、固定性，税收征收管理是税务机关的行政执法活动，税收征管权是公法上的一种权力。为了保证税款的及时、足额收缴入库，税务执法权必须具有较强的刚性和约束力。现行征管法在税收征管权的规定上尚有不完善的地方，例如税收保全措施和强制执行措施的适用范围过窄，对银行等部门不履行协助义务缺少处罚手段等。因此，加强征管权力，深化税收基础管理，对于解决当前税收征管中存在的“疏于管理，淡化责任”现象，保证国家税收不受侵犯具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纳税人作为税收征管中的一方主体，在依法履行纳税义务的同时，也享有相应的权利。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强调纳税人的纳税义务，对纳税人的权利规定的不多，重视的不够。随着民主、法治、人权运动的发展，纳税人权利保护的要求会越来越高；从根本上说，纳税人是税收的源泉，保护纳税人也就是保护税源。因此，我们应当在征管法中确立依法保护纳税人合法权益的原则，对纳税人享有的申请减税、免税、退税权，税务法律政策的知情权，接受服务权，争议救济权，保密权，赔偿权等作出明确规定。同时，要加强对税务机关的执法监督，建立税务执法责任制度，增强税务人员为纳税人服务意识。税收征管法应在强化税务机关征管权与保护纳税人合法权益之间进行平衡和协调，为征纳双方建立良性互动关系提供法律保障。

5、借鉴国际通行规则原则。目前，经济全球化、法治化正在深入发展，各国经济制度、法律制度也在相互借鉴、合作和融合，我国不久将加入WTO，因此，必须按照世贸组织的规则，加快法律改革的进程，在享有入世带来权利和利益的同时，应履行自己的义务和“承诺”。在税收领域，除了要继续完善税制外，应加速我国税收征管法律制度国际化改革的步伐。第一，规范税收征管程序。要推行专业化征管，健全纳税自行申报制度，强化税务稽查，扩大税务等。第二，加强税收征管科技化建设。要加大税收征管的科技含量，充分利用计算机手段，逐步建立网上征税系统，探索和建立反跨国偷税、避税的手段和机制，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第三，增强税收法律的透明度，完善税务争议的解决制度。要在提高、统一税收征管立法的基础上，建立税收法规公告制度；加大税收法律统一实施的力度，切实解决税收执法中收“人情税”、“关系税”或收“过头税”的问题；为税务争议的当事人提供有效的救济途径，加强执法监督，建立对税务行政执法的司法审查制度等。

[④]

三、加强税收征管立法，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公共财政相符合的税收征管法体系

（一）税收征管法体系的概念。

税收征管法或税收征管法律制度，是指调整税收征收与管理过程中发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这是从广义上、实质意义上理解的税收征管法，是与规定税收实体内容的各税种法相对称的税收程序法。狭义上、形式意义上的税收征管法，是指1992年9月4日颁布、并于1993年1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税收征管法体系，是指由不同层次、各种类别的税收征管法律规范所构成的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⑤]当前，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总目标，加速建立并完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公共财政的税收征管法体系，是税收法制建设的一项重大而紧迫的课题。

（二）税收征管法体系的构成和内容。

从纵向上看，税收征管法体系是由不同层次的税收征管规范性文件组成的，它们是与税收征管立法权相对应的，包括宪法、税收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地方性法规等。最高渊源是宪法中有关税收征管的规定。税收基本法是对国家税收政策和税收制度作出具有普遍指导意义规定的税收“母法”，其中有关税权划分、税务机关的设置和职权、税收征管体制、纳税人的权利和义务、税收征管基本原则和程序等规定，是税收征管法的重要内容。税收征管法是对有关税收征管中的原则、制度、程序等做出全面规定的税收征管综合法，是规范税收征纳程序活动的最重要的法律。税收征管法规和规章，或是对税收征管法律中的规定进行具体化和明确化，或是对征管中的专门性问题做出规定，在征管工作中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从横向上看，税收征管法体系是由调整不同种类税收征管关系的法律规范组成的。根据税收征管法律规范内容的不同，可以把它分为税收征管体制法、税收征收管理法、税务争议救济法等。税收征管体制法规定的是税收征管权的设定和划分、税收征管体制、税务机关的设置、职权和管辖范围等，它在税收征管法体系中居于基础和主导地位。税收征收管理法是关于税收征纳具体制度和程序的规定，包括税务管理、税款征收、税务检查、法律责任、税务、税务监督等，是税收征管法体系的主干，居于主体地位。税务争议救济法是为税收征管中因有关税款征收、税务管理、行政处罚等而产生的争议提供救济手段的规定，包括税务行政复议、税务行政诉讼、惩治涉税犯罪的司法保护制度等，在税收征管法体系中居于保障地位。

（三）建立税收征管法体系应注意的问题。

1、提高立法规格，增强征管法效力。我国现行征管法中，只有《税收征收管理法》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行政法规中也只有《征管法实施细则》等少数法规，其他大量的都是由国家税务总局等主管部门制定的规章。现行征管立法效力过低，公民依法纳税意识淡薄，税收法治化环境有待改善等问题的存在，已严重影响了税法的贯彻执行。我们认为，税收征管法是程序性法律，应有较高的立法层次，税收征管综合法和专门法原则上都应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法律，法规和规章只能对征管法的规定予以解释、补充和具体化。

2、注意法律的可操作性，提高立法质量。征管法是税收征纳活动的操作规程，因此，征管法的规定必须明确、具体、严谨，应具有较强的操作性。要提高立法技术，改变目前征管立法中存在的概念不明确，用语不规范，结构散乱的问题。

3、修改和补充并用，适当注意法的前瞻性。对现行征管法中已有规定但不够完善的，及时进行修改；对征管实践中已经出现但缺乏规定的，应建立并补充进来，减少法律的空白点。要结合征管改革实践，借鉴国际通行规则，适当提高立法的前瞻性，以增强征管法的稳定性。

4、注意与其他法律的衔接，提高征管法体系的协调性和统一性。不仅要注意与各实体税法的衔接，特别是在税务稽查、税务争议救济的立法中，要与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刑法等法律衔接好，尽量消除法律冲突，增强税收征管法体系自身的协调统一性。

四、税收征管法律制度改革与完善的内容

（一）税收征管体制法律制度。

1、我国目前尚无专门的税收征管体制法，有关这方面内容的规定散见于宪法、政府组织法、税收征管法以及国务院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等法律法规中。我国早在1959年就由前政务院了《全国各级税务机关暂行组织规程》。因此，抓紧制定税收征管体制法，填补在这一领域立法的空白，就成为一项紧迫的税收立法任务。在改革税收征管体制法律制度时，有三种方案可供选择：第一，修改现行的《税收征收管理法》，将有关税收征管体制的内容补充进去；第二，制定《税收基本法》，统一规定这方面的问题；第三，制定单行的《税收征管体制法》，专门规定税收征管体制问题。我们认为，第一种方案现实可行性较强，立法难度不大，但这是一种短期行为，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第二种方案的优点是把税收征管体制立法与整个税收立法综合考虑，但由于税收基本法涉及的问题很多，税收基本法难以在近期通过。第三种方案是比较理想的选择，它能把税收征管体制问题集中在一部法律中规定，既有权威性又有可操作性。

2、根据2000年3 月15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8条的规定，有关税收基本制度的规定只能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法律。据此，税收征管基本制度应以法律来规定，这有利于统一执法，增强税法的刚性。但地方可就税收征管中的具体问题、特别是在局部地区开征的地方税制定实施办法，以增强征管法的适应性。

3、按照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要求，明确国税、地税机构设置的区域、级别和权限。需要指出的是，各级税务机关设置的直属机构、分支机构，如无法律的特别规定或批准机关的特别决定，一般应视同其隶属机关的内设机构，这有利于规范行政执法行为。

4、对税务、海关、财政等部门的税收征管权作出明确划分。为了避免重复征管、执法不公，要对国税、地税的管辖范围作出具体规定。赋予税务机关有限的联合或委托征管权，以解决国、地税共管企业的税收征管问题。

（二）税务管理法律制度。

1、扩大税务登记的范围。根据现行征管法第9条的规定，税务登记只限于从事生产经营并领取营业执照的纳税人，对其他纳税人税务登记的范围和办法，国务院至今未做出规定。近年来，我国纳税人性质和税源发生了很大变化，未领取营业执照从事生产经营、非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大量存在，且呈大幅度增长趋势。因此，应扩大税务登记范围，将领取营业执照从事生产经营以外的部分纳税人也纳入登记范围，可以考虑办理临时税务登记证，对扣缴义务人办理扣缴税款登记证。

2、加强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与税务机关在税务登记上的配合。目前的税务登记是以工商登记为前提的，但实践中很多企业和个人在办理工商登记后，不办理税务登记就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以致工商登记的户数远远多于税务登记的户数。解决这一问题有以下三种方案可供选择：第一，将税务登记与纳税人识别号区分成两种制度，要求纳税人在办理工商登记前必须到税务机关领取唯一的纳税人识别号，否则不予办理工商登记。税务登记可以有所变动，纳税人识别号则终生不变。第二，应明确规定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在为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办理完营业执照后，有义务向税务机关定期通报办理注册登记、核发营业执照的情况，并规定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不履行义务的法律责任。第三，纳税人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后，应先到税务机关办理税务登记，纳税人凭税务登记证件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领取营业执照。

3、将税务登记与对纳税人银行账户的管理衔接起来。当前，纳税人在银行多头开户的现象非常普遍。税务机关不掌握纳税人开立账户的情况，不仅难以检查纳税人的税收违法行为，即使发现了违法行为，也无法采取税收保全措施和强制执行措施。修改征管法时，应建立税务和银行账户联合登记制度，规定纳税人需凭税务登记证件方可向金融机构开立基本存款账户和其他存款账，并应将其全部账号向税务机关报告；金融机构应在纳税人账户中登录税务登记证件号码，并同时在税务登记证件中登录纳税人的账户账号。金融机构应定期向税务机关通报纳税人开立账户情况；税务机关了解纳税人账户情况时，有关银行应予配合。

4、加强发票管理。发票是税务机关控管纳税人的基本手段，管发票就是管税。现有的发票管理规范不够健全、完善，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修改：第一，在征管法中明确规定税务机关是发票的主管机关，负责发票印制、领购、开具、取得、保管、缴销的管理和监督；单位、个人在购销商品、提供或接受经营服务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中，应当按照规定开具、使用、取得发票。第二，发票管理应单独立法。我国现行的《发票管理办法》是经国务院批准、由财政部颁布的，法律效力低；现行发票管理办法是在新税制实施前颁布的，难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特别是缺乏有关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规定。鉴于发票管理的重要性以及它与账薄、凭证管理的相对独立性，我们认为应单独制定一部发票管理法。第三，加大对违反发票管理行为的处罚力度；运用发票管理手段，制裁税收违法行为，规定纳税人实施税收违法行为，不接受税务机关处理的，税务机关可以收缴其发票或停止向其发售发票。

5、推广税控装置，加强税收监控。从国外加强税收征管的经验看，推广使用税控装置，可以大大降低税收征管成本，方便税源监控，保护消费者权益，打击偷逃税行为。建议在征管法中规定国家逐步推广税控装置，纳税人有义务安装、使用税控装置。

6、完善纳税申报。第一，明确规定纳税人和扣缴义务人有自行申报纳税的义务。第二，增加申报方式，允许纳税人可以直接到税务机关办理纳税申报，也可以采取邮寄、数据电文或者其他方式办理纳税申报。第三，合理安排申报期限。我国各实体税法规定的申报期限都在次月10日前，但多数纳税人的实际申报期限往往集中在8、9、10这三天，给税务管理带来不便。因此，征管法应对纳税申报时间作出原则规定，并授权税务机关根据当地情况可进行适当调整。

（三）税款征收法律制度。

1、确立税收优先原则和税收承继制度。第一，国家税收作为公法上的债权，应享有优先于私法上普通债权的一般优先权，这是各国法律的通行规则。我国《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公司法》等法律中也涉及到这方面的内容，但现行《税收征收管理法》对这一重要原则缺乏规定。现实经济生活中，在一些经济纠纷、企业重组、企业破产过程中，国家税收得不到有效保护的问题相当突出。因此，征管法中应确立国家税收优先原则，规定税务机关征收税款，税收优先于无担保的普通债权；纳税人欠缴的税款发生在纳税人以其财产设定抵押、质押或者纳税人的财产被留置之前的，税收优先于抵押权、质权、留置权。纳税人欠缴税款，同时又被行政机关决定处以罚款、没收违法所得的，税收优先于罚款、没收违法所得。第二，为了防止企业重组中规避纳税，应建立税收承继制度，规定纳税人有合并、分立以及其他重组情形的，应当向税务机关报告，并依法缴清税款。纳税人合并时未缴清税款的，应当由合并后的纳税人继续履行未履行的纳税义务；纳税人分立时未缴清税款的，分立后的纳税人对未履行的纳税义务承担连带责任。第三，对欠缴税款的纳税人处分财产的行为进行必要的限制。规定欠缴税款较多的纳税人在处分其不动产或大额资产之前，应当向税务机关报告。对于纳税人长期拖欠税款，又不积极行使自己的到期债权，或者以无偿转让财产或低价转让财产的方式，逃避偿还欠缴税款的，税务机关可行使代位权、撤销权。

2、完善滞纳金。第一，正确认识滞纳金的性质。税收在本质上是一种特殊的债，应遵循债的一般原理。根据民法原理，返还债务时除了偿还债的本身外，还应返还债的孳息。在纳税义务发生之后，税款所有权已转归国家；纳税人逾期缴纳税款相当于占用了国家资金，除依法补缴税款外，还应加收占用税款期间所产生的孳息。对于纳税人偷逃税款，其制裁措施应通过实施罚款等处罚手段，而不应再同时处以相当于处罚性质的滞纳金。因此，滞纳金应定位于补偿性质的地位，兼具适当的处罚性质。第二，合理确定滞纳金比例。现行征管法规定纳税人未按照规定期限缴纳税款的，扣缴义务人未按照规定期限解缴税款的，按日加收千分之二的滞纳金。千分之二的滞纳金，相当于年息73％，执行中纳税人难以承担，税务机关实际上也收不上来。依据滞纳金的补偿性质，滞纳金比例以略高于银行贷款利息比较合理。据此，我们认为滞纳金可规定为万分之五，相当于年息18.25％。第三，现行征管法第40条未明确规定对偷税行为在追缴税款的同时，能否加收滞纳金，修改征管法时应对这一问题作出明确规定。

3、扩大税收保全措施和强制执行措施的对象和范围。现行征管法规定的税收保全措施和强制执行措施只适用于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扣缴义务人，范围过于狭窄。为了发挥税收强制执行的震慑力，应将税收保全措施和税收强制执行措施扩大到所有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纳税担保人，并规定现金和有价证券也在查封、扣押之列，这有利于个人所得税的征管。但范围和对象扩大后，有可能会影响到公民的基本权利，应对其加以必要的限制；税务机关实施强制措施时，必须严格遵守法定的程序，要经过较高级别的税务机关领导批准；个人维持基本生活必需的住房和用品，不在税收保全措施和强制执行措施的范围之内。

4、从严控制延期纳税。现行征管法对延期纳税的适用条件未作出明确规定，延期纳税的审批权限也过宽，执行中存在较大的随意性，有些延期纳税实际上往往转化为欠税。修改时，应从提高延期纳税的条件和审批权限上来从严控制，即纳税人必须在出现重大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并需经省以上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批准方可延期。

5、完善税务机关的应纳税额核定权。为了有效推行自行申报纳税制度，应增加规定纳税人申报的计税依据明显偏低，又无正当理由的，税务机关有权核定其应纳税额。

（四）税务稽查法律制度。

1、明确税务稽查的法律地位。新的征管模式推行后，稽查已成为税收征管工作的重中之重。但我国现行征管法只规定了税务检查，没有提到税务稽查，其概念和法律地位并不明确，这不利于稽查工作的开展。依据征管法的规定，我们认为税务检查是税务机关依法对纳税人履行纳税义务的情况进行检验、核查的活动，其目的是监督纳税人是否遵守税法和国家财务会计制度，有无实施偷逃税等税收违法行为。税务稽查则不仅包括上述活动，而且还对查出的税收违法行为依法给予处罚，即除了行使检查权外，还行使征管法和行政处罚法赋予的行政处罚权。将税务检查权和处罚权同时赋予税务机关内部的一个机构（稽查机构）行使，使稽查工作具有连续性、系统性，有利于提高稽查效率。

2、扩大税务检查的适用范围，增大检查权的刚性。第一，目前，纳税人的生产经营场所与财务核算场所分离的现象十分普遍，由于现行征管法没有规定税务机关可以进入财务核算场所进行税务检查，税务机关检查人员被拒之于财务核算场所之外的现象时有发生。应赋予税务机关有权进入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的财务核算场所，检查有关纳税资料。第二，税务机关在对纳税人以前年度的纳税情况进行检查时，经常发现纳税人有逃避纳税义务的行为，待税务机关查清后，纳税人已经预先将财产转移、隐匿，使税务机关无法追缴税款。根据现行的征管法，税务机关只能在有根据认为纳税人有逃避纳税义务行为时，才能对其采取税收保全措施。因此，应增加规定税务机关在税务检查时可以采取税收保全措施。第三，现行征管法对违反税务检查的行为没有规定制裁措施，使征管法规定的纳税人应依法接受、协助税务检查的义务很难落到实处。应增加规定纳税人逃避、拒绝或者以其他方式阻挠税务机关检查的，税务机关有权予以处罚。第四，为了给税务机关调查税务违法案件提供必要的手段，解决税务行政强制执行中的执行难问题，应赋予税务机关搜查权。

3、对税务稽查的基本程序作出规定。税务稽查是税务机关依法对税收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罚的一项重要执法活动，直接涉及到相对人的权益，因此，税务机关必须严格遵循法定的程序，做到依法行政。现行征管法对税务检查程序的规定几乎是空白，只有表明身分这一项内容。修改征管法时，应按照与行政处罚法相衔接的原则，将税务稽查实践中行之有效的程序规则上升到法律，明确规定查处税收违法案件，除适用简易程序外，应经过立案、调查取证、告知与听取意见（听证）、审查、决定、执行等程序；建立表明身份、说明理由、告知权利、回避、调查与审查分开、罚款决定与罚款收缴分离等制度。

4、根据当前税务机关机构设置的现状，对各种级别和类型的税务机关的执法主体资格做出明确规定；对税务法规、规章中不符合行政处罚法中关于行政处罚设定权的规定进行清理；鉴于税收违法行为的特点和税务执法的实际情况，适当延长税务行政处罚的追责时效。

（五）税收征管法律责任制度。

1、完善偷税的概念及其法律责任。现行征管法关于偷税手段的规定与新刑法偷税罪中的规定不一致，修改征管法时，应将“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规定为偷税手段。在法律责任中明确规定对纳税人偷税的，税务机关在追缴其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时，应追缴滞纳金。

2、增加罚款处罚下限的规定。现行征管法规定，对偷、欠、抗、逃、骗税等税收违法行为给予偷逃税款5倍以下的罚款。由于没有处罚下限的规定，税务机关的自由裁量权过大，为少部分税务人员办关系案、人情案提供了方便，影响了税法的刚性。据统计，在税务机关查处的税收违法案件中，罚款仅占查补税款的10％左右，处罚率过低。因此，修改征管法时，应对罚款的下限作出明确规定，并对税收违法行为区分较轻、较重分别给予不同的处罚，为税务机关贯彻执行国务院制定的“加强征管，堵塞漏洞，清缴欠税，惩治腐败”的税收工作方针，发扬“铁面无私、铁石心肠、铁的手腕、铁的纪律”的“四铁”精神，提供法律保障。

3、增加规定扣缴义务人的法律责任。现行征管法第47条规定，扣缴义务人应扣未扣、应收未收税款的，由扣缴义务人缴纳应扣未扣、应收未收税款。这样规定，一是扣缴义务人承担的法律责任过轻，二是没有明确纳税人是否应当继续履行纳税义务。修改时应对扣缴义务人增加规定处以罚款等法律责任，并明确由税务机关向纳税人追缴税款。

4、增加对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处罚规定。现行征管法尽管赋予了税务机关查询、冻结、扣缴纳税人银行存款的权力，但由于缺乏相应的法律责任的规定，在实际执行中，一些金融机构不配合税务机关依法履行职责，有的甚至帮助纳税人转移资金的现象突出。为了加大银行等单位的协税护税力度，征管法有必要对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拒绝接受税务机关依法检查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存款账户，或者拒绝执行税务机关作出的冻结存款或者扣缴税款的决定，或者帮助纳税人、扣缴义务人转移存款，造成税款流失的，规定给予相应的罚款等法律责任。

5、对纳税人未按照规定使用税务登记证件，或者转借、涂改、损毁、买卖、伪造税务登记证件的；纳税人、扣缴义务人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账簿、记账凭证，或者在账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导致其计税依据虚假等违法行为，分别增加规定相应的法律责任。

（六）税务法律制度。

目前，我国的税制正在日益健全，税法越来越专门化、精细化，“申报、、稽查”三位一体的征管方式也在逐步推行。在新的形势下，进一步扩大税务范围，规范税务行为，培育税务市场，是实行税收征管公开化、社会化，促使税收征纳关系向法治化、规范化方向发展的迫切需要。世界上大多数发达国家十分重视税务立法，日本有1942年《税务大法》、1951年《税理大法》，德国有《税务咨询法》，法国、韩国也有相应的税务法，为税务的法治化提供了保障。我国的税务立法十分滞后，现行的《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只在个别条文规定了税务的合法性和法律责任。1994年国家税务总局颁发的《税务试行办法》仅仅是个部门规章，并且停留在“试行”阶段。因此，应尽快制定税务法，对税务的宗旨、原则、业务范围、师资格的取得、机构的设置、人的权利义务、法律责任等作出全面、具体规定。根据业务的特点，建立师行业协会管理制度；建立税务援助制度，为经济困难的纳税人提供无偿税务服务等。

（七）税务监督法律制度。

1、在税收征管实践中，由于片面强调纳税人要依法纳税，忽视了税务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必须严格依法行政的重要性，以致税务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随意执法、有税不征、变通税收政策等侵害国家利益和纳税人合法权益的现象时有发生。因此，在加强税收征管、强化税务执法力度的同时，需要加强税务监督法律制度建设，避免、滋生腐败、侵犯群众利益。

2、建立健全内部监督管理制度。内部监督在税收执法监督体系中具有重要作用，是一种主要的监督形式。修改征管法时，应明确规定各级税务机关要建立健全内部监督管理制度，上级税务机关应当对下级税务机关的执法活动依法进行监督，各级税务机关应当对其工作人员执行法律、法规和廉政自律准则的情况进行检查，实行税收执法回避制度等。

3、建立和完善税务行政执法责任制。应在法律上对税务行政违法行为的概念、种类、构成、处分等作出明确规定，建立岗位目标责任制、领导责任制、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违法违纪责任追究制等税收执法责任体系。要通过执法检查、廉政建设等多种形式，严格执法督查，确保各项责任制度落到实处。

（八）税务争议救济法律制度。

1、税务争议救济法律制度，是指为在因税务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纳税担保人等税务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而与税务机关发生争议时提供救济途径的法律制度，包括税务行政复议、税务行政诉讼、税务行政赔偿等。完善税务救济法律制度，对维护纳税人合法权益，保障和监督税务机关依法行政，推进依法治税具有重要意义，也是我国当前加强税收征管法律制度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

2、修改因征税问题发生的税务行政复议的提起条件。根据现行征管法第56条第1款的规定，纳税人同税务机关在因纳税问题上发生争议时，必须先缴纳税款和滞纳金，然后才能提起行政复议。我们认为这一规定不够合理：第一，税务机关拥有独立的强制执行权，如果纳税人、扣缴义务人不缴纳或解缴税款及滞纳金，税务机关完全可以通过行使强制执行权来迫使其缴纳税款，没有必要用限制诉权的方式来收缴税款。第二，如果税务机关的征税决定的确有违法或不当之处，而当事人又因税务机关征税过多而无力缴纳，或因有特殊困难而不能按期缴纳，此时，当事人既不能申请复议又不能直接申请诉讼，在这种情况下，税务机关的征税行为将得不到审查，当事人所受的不法侵害也无处寻求救济。这显然是对当事人诉权的变相剥夺，与行政救济的初衷相悖。

3、取消在复议和诉讼期间税务行政处罚停止执行的规定。根据《行政复议法》第21条、《行政诉讼法》第44条的规定，行政复议和诉讼期间，不停止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行政处罚法》第45条也规定，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可见，行政处罚在复议和诉讼期间，以不停止执行为原则。但根据现行《税收征收管理法》第56条的规定，税务行政处罚在复议和诉讼期间应停止执行。我们认为，行政处罚在复议和诉讼期间不停止执行，是行政处罚法确立的一项基本原则。税务机关在税收征管过程中作出的处罚行为与其他处罚行为相比并无多大特殊性，规定税务行政处罚在复议和诉讼期间停止执行理由不够充分。

4、延长直接提起税务行政诉讼的期限。《行政诉讼法》第39条规定，直接向人民法院的，应当在知道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3个月内提出；但根据《税收征收管理法》第56条的规定，当事人对税务机关的处罚决定、强制执行措施或者税收保全措施不服，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讼的期限仅为15日。实践中由于各种原因，当事人在如此短的期限内难以及时提讼，常常因程序上的原因而使自己的诉权得不到保障。

（九）惩治涉税犯罪的司法保障制度。

由于税收直接调节国民收入的分配与再分配，处于各种利益和矛盾的焦点，加上征管工作中的某些漏洞，我国偷税、抗税、骗税、利用发票犯罪等各种涉税犯罪依然十分严重。税收工作是一项专业性、技术性很强的专门工作，我国的税收法律、法规、政策也越来越健全和复杂，因此，为了有效地惩治涉税犯罪，必须对我国现行办理税务犯罪案件的体制进行改革，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税务司法制度。目前，国际上有两种税务警察体制，一种是意大利、俄罗斯的独立税务警察体制，另一种是德国、荷兰等国家的税务违法案件调查局体制，他们在打击税务犯罪中都发挥了较好的作用。我国新修订的《海关法》确立了在海关内部设立专门侦查走私犯罪的公安机构，配备专职缉私警察，为打击走私犯罪提供了有力保障。我们认为，我国应借鉴德国等国家的税务警察体制，在税务机关内部建立统一的税务警察。因此，建议在修改征管法时，明确规定税务警察机构在侦查涉税犯罪案件时，行使侦查、拘留、执行逮捕、预审职能。同时，为了提高办理涉税犯罪案件、审判的效率和水平，也可考虑在检察院和法院内部设立税务检察室、税务法庭。

注释：

[①] 金人庆，《人民日报》，2000年4月20日。

[②]课税要素法定原则是指税法主体的权利义务必须由法律加以规定；课税要素明确原则是指课税要素必须由法律尽量作出明确的规定，以避免出现歧义。参见张守文：《论税收法定主义》，《法学研究》1996年第6期。

[③]王锡锌：《程序正义之基本要求解释：以行政程序为例》，《行政法论丛》第3卷，法律出版社2000年8月版。

[④] 刘剑文：《加入WTO对我国税法的影响》，《税务研究》2000年第6期。

税收征管权范文第9篇

关键词：国税机关；税收征管效率；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F810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28-000-01

前言

提升税收征管效率有助于降低征税成本，促进税收向公共服务的转化。对税收征管效率的评估和对影响税收征管效率因素的考察是实现税收目标的基础性工作。基于以上，本文简要分析了国税机关税收征管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的相关问题。

一、测算方法及效率测算

1.测算方法

从本质上来讲，征税是一个投入产出的过程，投入的是国家税务机关的人力、物力、财力和税基，产出的则是税收收入。从这个角度来看，税收的投入和产出明确，因此，可以根据投入产出思想，采用非参数和参数方法来进行税收征管效率的测算[1]。相较于参数法来说，非参数法对国税机关征管效率的测算不需要生产函数结构形式，使用更加方便，研究结果更加稳健和准确。因此，本文选用BBC模型DEA法（基于规模报酬可变）、FDH法（自由处置壳）及CCR模型DEA法（基于规模报酬不变）等多种非参数方法来评估国税机关税收征管效率，具体评估方式为产出导向效率评估。

设地方国税机关数量为n，投入种类为j，产出种类为k，用xi和yi分别代表第i个国税机关的投入列向量和产出列向量，用X代表（j×n）和（k×n）阶投入矩阵，用Y代表（j×n）和（k×n）阶产出矩阵，则可以分别得出CCR模型、BCC模型及FDH模型的线性规划公式。

其中，代表满足≥1的向量，即国家税务机关决策单元技术效率，如果>1，则代表技术效率低，如果=1，则代表效率高。为（n×1）阶的常数向量，为计算低技术效率位置的权重，代表n维单位向量，相较于CCR模式来说，BBC模式引入了=1，其为凸性限制，代表的是可变规模报酬，而FDH模型中则引入了，等于0或者1的时候，放弃凸性假设，坚持规模报酬可变。

2.效率测算与评估

在评估各地国税机关税收征管效率的过程中，以税种类别为基础，将税收收入作为产出变量，而投入变量则包括四个，分别是国税机构人员数量、城镇单位就业劳动者报酬、企业营业盈余额及批发零售业增加值。利用上述非参数测算方法进行国税机关税收征管效率计算，得出测算结果图[2]。

二、国税机关税收征管效率影响因素分析

1.实证模型

国税机关税收征管效率的影响因素众多，其中经济社会环境因素、税制因素、税务人员因素及征管技术因素是最主要的四个方面。本文主要从财政方面、社会环境方面及经济方面探讨国税机关税收征管效率的影响因素，计量模型如下：

Taxeffit=c+β1W×effit+β2taxdecit+β3lpopstaffit+β4employit+β5cityit+β6lprgdpit+β7prosdit+β8openit+β9colit+εit

其中i代表省、直辖市及自治区等地区，t代表年份，各个地区国税机关征管效率核算得分为因变量，采用上文中得到的国税机关征管效率评估结果作为被解释变量。用W×eff表示征管效率的空间加权变量，以此来反映相邻地区国税机关征管效率之间的关系。设空间权重矩阵为W，用代表i省份与j省份的空间相互关系，空间权重矩阵为：

本文共选取了30个地区，因此，空间权重矩阵为30×30，首先进行W的标准化处理，保证所有行元素的和为1，之后与被加权的税收征管效率做乘积，以此来计算加权变量。本文以2003-2015年中国三十个地区数据为基础，数据来源于《中国税务年鉴》[3]。

2.结果分析

上文中DEA评估的税收征管效率值在0到1之间，OLS估计结果并不一致，因此以极大似然法为基础，采用Tobit模型，进行回归分析，通过回归分析结果可知：

（1）因变量在税收征管效率值模型中，空间加权变量滞后一期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一个地区国税机关税收征管效率会随着相邻地区国税机关税收征管效率的提升而提升。分析原因：税收征管技术和知识有着同质性的特点，相关知识和经验能够在相邻地区国税机关之间传递和流动，尤其在垂直管理制度下，这种税收征管经验和技术的推广十分有效，因此，国税机关税收征管效率呈现出空间互动的特点和溢出效应。

（2）税收分权变量在效率模型中显著为负，说明国税机关税收征管效率会随着税收分权的提升而下降。分析原因：国税和地税两大税收系统负责国税征收，对于税务机关来说，其税收征管过程中投入的机构、设备为固定成本，征管范围的扩大会导致边际成本降低，呈现出规模经济性，税收分权代表地税系统征税增加，国税系统征税减少，不再具备规模性，从而导致税收征管效率的降低。而将国税系统和税务系统合并则有利于提升税收征管效率[4]。

三、结论

我国国税机关税收征管效率水平较低，总体比较稳定，提升空间大，提升就业比、促进城镇化发展等有利于提升征税效率，促进税收向公共服务转化。

参考文献：

[1]李建军.我国国税机关税收征管效率及其影响因素[J].财经论丛，2012，04：41-46.

[2]李建军.税收征管效率与实际税率关系的实证研究――兼论我国“税收痛苦指数”降低的有效途径[J]. 当代财经，2013，04：37-47.

[3]李建军.个人所得税征管效率：理论与实证分析[J].经济科学，2013，02：109-119.

[4]卢洪友，尹俊.国税系统征管效率及影响因素实证研究[J].统计与决策，2016，02：163-165.

作者简介：银（1994-），男，汉族，安徽滁州人，学历：本科，河海大学文天学院。

税收征管权范文第1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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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x Collection Efficiency in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Characterization

LI Jiaming， YAN Yanya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4， P. R. China）

Abstract：

Tax collection efficiency as a measure of the tax collection， the goal of which is to protect the tax collection full and timely collection， and its intrinsic meaning has been controversial. Misunderstanding the efficiency of tax collection will affect the actual work performance. Understanding the meaning of efficiency of tax collection， the authors summarize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discriminate the measure of the efficiency of tax collec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hope to provide constructive advice for the enforce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