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政策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21 20:07:07
税收政策论文范文第1篇
税法是国家制定的用以调整国家与纳税人之间在征纳税方面的权利与义务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它是国家及纳税人依法征税、依法纳税的行为准则，其目的是保障国家利益和纳税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正常的税收秩序，保证国家的财政收入。税法与税收密不可分，税法是税收的法律表现形式，税收则是税法所确定的具体内容。今年4月是我国第17个全国税收宣传月，国家税务总局确定今年的税收宣传主题为“税收•发展•民生”，该主题充分说明了我国“税收促进发展，发展为了民生”的税收本质。税收是国家促进各项事业发展和解决民生问题最基本资金来源，2008年汶川大地震所造成的人员和财产损失，令世人震惊，没有国家税收所形成的巨大财力支撑，是不可能取得令国人感动的抗震抢险成绩，也不可能投入预估达2600亿元的财力资金去完成灾后重建任务。
二、我国税法宣传中存在的问题
1986年起，全国实施法制宣传教育，这对于增强公民依法诚信纳税的意识，提高广大税务干部法制观念和执法水平，推进依法治税，营造全国税收工作的良好社会环境，发挥了重要作用。从1992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一年一度的税收宣传月活动，使我国的税法宣传工作不断向纵深发展，对于普及全民税收知识，进一步增强公民依法纳税意识，在全社会形成诚信纳税的良好风气，取得可喜的税收成绩，起到积极作用。但是，税法宣传是一项长期性、艰巨性的工作任务，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更应该清醒地认识税法宣传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当前存在的问题主要如下：
1、税法宣传过于形式化
当前，我国各级税务机关所举办的税务知识咨询、发放税法宣传品、开展税法知识讲座等宣传活动，大部分还是在城镇和人员聚居比较集中的场所，而在人员居住比较分散的广大农村，开展税法宣传活动少之又少。根据调查，在我国农村距离城镇比较偏远的村屯中，广大农民大多对税法知识的了解几乎是一个空白，对税法的认识，就是税法人员来征税，不交不行。农村税法宣传形式单一，大部分还停留在用宣传车一走一过而已，给群众的印象就是宣传税的，而对所宣传的税法内容在没有听清几句的情况下，车已经走远了。还有就是贴标语，几幅标语，几句口号，群众看后倒觉得有几分不舒服，感到税务人员又快来收税了。对于我国广大农村不同层面的不同受众的税法宣传，过于形式化，缺乏对纳税人实际需求的把握，没有形成真正满足农村不同行业纳税人的不同税法知识需求，以致他们对自身应该交什么税、交多少税、什么时间交税，缺乏全面的理解和认识，甚至形成曲解，造成税法宣传缺乏应有的针对性和实用性，使税法宣传工作变成了走形式。
2、税法宣传过于强硬化和功利性
我国各级税务机关普遍存在着年初任务匹配的问题，由此造成税法宣传是为完成任务服务，使得税法宣传工作过于强硬化和功利性。税务部门在实际执法中，为了完成工作任务，自然以交税大户为重点，常常忽略各种零散纳税户。对于纳税大户的税法宣传也往往是采取强硬办法，从而直接影响税收知识的普及。长期以来，税务机关对抗税大户严惩不贷，对零散户置之不问，这种宣传策略，使得一些纳税人滋生了一种“查出来是你的，查不出来我万幸”的心理。
3、税法宣传缺乏互动性
税法宣传的互动性，在我国税法宣传和税收服务中已经产生了一定的成效，但还没有真正形成由税务机关为主向征纳互动的转变，互动的形式和内容，缺乏针对性和长期性，没有使税法宣传工作做到深入人心。税收执法裁量的透明度不够，没有真正做到把税收执法与税收宣传工作紧密结合起来，使广大纳税人了解税法和学好、用好税收法律知识的热情大大受挫，以致形成“学法和不学法都是一样的，学法还不如和税收执法人员搞好关系”的错误念头，没有形成双向互动、双向交流和感染氛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纳税人开始选择互联网作为他们对税法的认知渠道，而许许多多税务机关网站的互动性、即时性、信息的大容量性，却没有充分发挥出来，信息陈旧，政策滞后，互动板块建设不强，信息大多以宣传税务机关的成绩和动态为主，没有把网站服务转向为纳税人全方位服务，没有充分发挥网络在税法宣传中的显著优势。
4、税法宣传没有形成大宣传观
美国废奴运动领袖菲力普斯曾经讲过：“若是没有公众舆论的支持，法律是丝毫没有力量的”。税法宣传同样如此，如果没有国家各级机关和各类企事业单位的努力，仅仅靠税务部门孤军奋战是苍白无力的。税法宣传需要税务部门的积极努力，更需要全社会各职能机构的密切配合、分工协作、齐抓共管和共同努力。国家每一部税收法律、法规的出台和修改，都会涉及到社会上多个部门与个人的切身利益。宣传税法、依法纳税是我国每一个公民的义务，更是每一个国家机关和各类职能部门义不容辞的神圣职责。对任何一部税收法律的宣传普及，绝不是税务机关自身独立能完成的，它需要全社会相关部门及人员的共同支持、参与和配合。国家虽然从宏观上把税法宣传任务落实到了每一个机关和单位，但在现实中，还没有真正形成全社会参与的税法大宣传观，主要还是靠税务机关做宣传。
5、税法宣传队伍建设不强
税务系统普遍存在着只注重征管队伍建设和征管队伍的考核，忽视对税法宣传队伍的考核；注重征管队伍完成征管任务的考核，而忽视征管过程中履行税法宣传职能的考核。税务人员在征收过程中，只注重检查账册，不注重税法的普及和宣传，还没有真正做到二者兼顾，使纳税人只知道找人托关系想方设法少交税，而不去深入学习、研究税法知识，尚未真正形成自觉履行纳税的氛围。税务人员日常工作中，对上级精神领会学习不够，只知道去收税款，以致造成对各项税法和政策宣传落实不到位，执行力度不强。税法宣传工作在各部门间互相推诿的现象时有发生。税法宣传队伍素质亟待提高，有些从事税法宣传的税务人员工作责任心不强，工作标准要求不高，浮躁现象依然比较严重。我国很多税务部门税法宣传力量薄弱，很多区县一级的税务机关几乎没有专职宣传人员，很多地区的税收征收管理科同时还兼任税法宣传工作，由于人手少业务量大，日常工作繁杂，很难抽出人员拿出精力进行专职宣传税法。
三、解决我国税法宣传存在问题的对策
税法宣传需要与时俱进的，必须紧紧抓住每一时期的宣传主题。针对我国当前税法宣传中存在的问题，我们必须摆正税法宣传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建立健全各项责任制和评估评价体系，不断增强税法宣传队伍的综合素质，才能真正实现税法保障国家利益和纳税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正常税收秩序的目的，才能通过税收促进发展，通过发展改善民生。
1、摆正税法宣传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税法宣传的目的是普及税收法律意识，提升全民纳税意识，推进税收事业健康发展，为国家财力夯实基础，为解决民生打下根基。今年我国税收宣传月的主题为“税收•发展•民生”，这充分体现我国税收的本质，也是我国当前税法宣传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开展税法宣传中，我们必须要紧紧抓住这个本质，坚决克服各种形式主义，抛弃强硬和功利。宣传是需要受众的，抓税法宣传，我们不是看税法宣传人员做了多少工作，而是看受众与自身相关税法的认识有多少，看双方双向互动、交流的程度有多少，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形式上东西的成效是微乎其微的，我们只有摆正税法宣传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才能使税法宣传深入人心，真正取得税法宣传的实效。
2、建立健全各级机关、团体和单位税法宣传责任制
税法宣传，税务部门是主体，但绝不是税务部门完全能够独立完成的，是需要国家各级各类机关、团体和单位通力协作、紧密配合、共同承担的。任何一部税收法律法规的贯彻，都需要社会上各个部门的认同和合作，试想一个单位的领导班子对税法宣传认识不到位，那么该单位及下属部门和人员能够全方位认识税法是完全不可能的。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要健全税法宣传责任制，使税法宣传任务落实到每一个单位和每一个个人，形成全社会共同关注和宣传税法的良好氛围。
3、建立健全税法宣传效果评估评价体系
我国税法宣传中所存在的问题，大多是因为缺乏行之有效的宣传效果评价机制所造成的，把完税多少作为评价税法宣传的依据是不科学的。税法宣传的评价，我们既不能以宣传人员做了多少工作为标准，也不能以纳税人完成了多少税额为标准，要通过对纳税人的宣传，最终使纳税人对与自身相关税法的了解和掌握程度及提供的相关服务情况为标准来衡量，才是评价税法宣传效果的科学标准，这样才能克服税法宣传工作中的形式化、功利化和单调性，真正实现税法宣传效果。
4、切实加强税法宣传队伍的自身建设
税收政策论文范文第2篇
由土地增值税的税率可以看出土地增值税的可征税比率很高而且计税的方式比较繁琐。土地增值税的改革，以带动土地市场的演变，可以弥补地方政府的收入，改变房地产商业模式，继续抑制猖獗的房地产市场。但是现在繁琐的计税方式导致土地增值税的清算成了一个大难题。清算不及时加上营业期限不定导致土地增值税的清缴难上加难。因此，因住房价格而发生的“媒体战”也就不足为奇了。由于土地增值税征收的弹性过大，有的地方政府有意将土地增值税作为税收的“银行”。中国税务网站2013年7月发表的《土地增值税开征20年》一文也明确指出，在基层税务机关看来，土地增值税的清算实施难度大，征收所需的成本较一般税种高。在一些地方政府的眼中，土地增值税可以作为调节税收收入的重要途径，也有助于巩固与房地产企业的利益关系，因而态度模棱两可，不愿积极主动清算。土地增值税税收系统繁复，清算时间跨度大，这两点加大了房企逃税的可能性。也有相关人士指出，对于地方政府部门而言，涉及土地方面的税种繁多，最重要的税种是土地出让金，如果在土地增值税等其他方面对开发商纳税金额上要求过多，势必增加地方土地财政收入，并且第一年税费收入的增加，会导致第二年的税收任务的提高。因此政府在平时对土地增值税之类的有关土地的税种并不进入到清算这一步骤，一旦到了地区财政出现赤字或者年底税收金额与税收任务差额过大时，地方政府就开始催促各个房企缴纳土地增值税等税种以完成税收任务。地方政府这种暧昧的态度，对于房地产企业来说是件好事，他们可以降低成本并且可以把本应该缴纳的资金用于新工程的开发以加快资金的流动，缓解资金的紧张状况。这样，一个本来规定严肃、明确的税收政策便成了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开发企业的缓冲区，土地增值税成为可选择是否支付的税种，大多数土地开发商都只是交纳预缴的那一部分。政府长时间不对房地产企业进行清算，即使清算房企也是隐瞒真正的销售收入，虚增开发成本。由此看来，土地增值税的改革势在必行，降低土地增值税的征收弹性是改革的一个有效的途径。
2对于现行土地增值税改革的建议
中国政法大学财税研究所教授施正文认为，土地增值税的改革应在土地增值税整体的税收结构的布局规划上来斟酌改革，它涉及相关政策的调整和一个税种存废。在房地产应缴纳的税种综合性改革的框架内，土地增值税应该与土地出让金、房地产税等税种的改革联系起来，使土地增值税的税收成为支撑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顶梁柱。有关现行土地增值税的改革途径主要有两种观点：其一是取缔土地增值税，由其他税种代为发挥其作用。其二是改革现行的土地增值税。“取消伦”是由张天犁在2000年提出的，其观点很简单，就是废除土地增值税。“改革论”主要是由邓弘乾和雷根强提出的，其主要的观点有3条：①扩张土地增值税的增税范围，增设两个税目“土地租赁增值税”和“定期土地增值税”；②合理的判断计税依据将“自然原因导致的增值”与“人为原因导致的增值”区别开来；③适量降低税收比率，同时对长期持有的不动产进行的交易给予优惠。“取消论”并不是一个好的办法，土地增值税在国外有很多的成功案例，例如意大利现在实行的是单一的对不动产增值额进行纳税，由中央财政机关和地方财政机关联合区别事权和产权的不同进行征收，事权税率为23％，产权则为33％，对调节房地产企业的土地收益和抑制房屋类资产价格上涨打破房产泡沫产生很好的作用。韩国把土地增值所产生的增值额应纳的税费按环节的差距划分为特别增值税、估计取得税、超额利得税和开发负担税，实施效果也非常好，降低了计算的繁琐度。与内陆一海之隔的台湾，其土地增值税更为简单，也是分为3类税种：典权土地增值税、转移增值税和定期增值税。由此可见土地增值税并不是一个无用的税种，它可以有效地抑制房价的增长，打破房产泡沫。
2.1改变土地增值税的受益对象
现行土地增值税的受益者是地方政府，而地方政府在土地交易中也担当着交易者和持有者的角色，为了增加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也为了从开发商那里获得一定的利益，地方政府会选择以牺牲税收为条件，在清算上采取暧昧的态度。总而言之，土地增值税应当从地方税种改成地方和中央共享税或是仅仅是中央税。这样土地增值税的受益方不仅是地方政府还有中央，由此间接地加大了征收的威慑力。所以如果受益不单单是由地方政府一手掌控，中央政府也参与其中，那么地方政府就不能把这一税种当作调节收入的“橡皮筋”。
2.2降低税收过程的难度
现行土地增值税改革有一个重点，就是要降低税收制度的弹性。所谓的税收制度弹性是指税收制度在征收条件等方面的不足之处导致一些人利用这种不足来逃避征税。但是现在作为征税的法律依据，目的是调整地上建筑物及其附着物、国有土地使用权等的法律关系的物权法当前尚处于一个摸索的阶段，而土地增值税的清算涉及明确产权、估计价值等技术难题。土地增值税清算实际的操作难度大而且成本高昂使其成为一个征税难点。土地增值税清算必然要审核大时间跨度的收入、成本与费用的实际情况，这些加大了土地增值税征收的行政成本、服从成本，增加了执法的风险，致使纳税人与征税机关双方都望而却步。土地增值税章程和细则规定，对进行房地产开发企业实行销售时预征土地增值税，项目结束时进行清算，多退少补的制度。看起来比较简单的过程实施起来却无比困难，因为土地增值税采用的是四级累进税制，是对销售的增值额进行征税。换句话说，就是要在销售所得中扣除包括各项借贷成本、土地使用权成本、营业税和物业发展开支相关各项的支出。如果进行土地增值税的清算，房地产企业必须提供相关地产开发各类项目的清算说明，说明内容涵盖房地产开发项目的立项、具体用地项目、开发内容、融资方向、销售明细、关系方交易内容、税款缴纳等基本情况及主管税务机关需要了解的其他相关情况，以及项目竣工决算报表、取得土地使用权所支付的地价款的原始凭证、银行贷款利息结算通知单、项目工程合同结算单等。这些资料无形中给清算添加了巨大的难度。而在土地增值税预征的环节中有时地方政府会以很低的征税比例来征收，造成了土地增值税征税额不够的情况。如果降低征收过程的难度，就不必要求企业提供那么多的数据，而且降低了企业和税务部门计算纳税金额的难度。
2.3适当降低征收比率
现行的土地增值税由于征收比率过高导致征收困难重重，问题多多，所以应适当降低税率。按照一些相关人士的估计，假如真的按照规定征收土地增值税的话，正常的中小型房地产项目，土地增值税税费差不多占其房地产项目成本的3％～5％。这些税额最后的负担人还是普通的大众购房者，这就失去了土地增值税存在的意义。在降低征税金额方面日本是一个很成功的先例。19世纪80年代，日本的中央银行拓宽了相关金融政策的宽度，鼓励资金尽量流入房地产市场以及股票市场，导致房屋的价格飞升。美元汇率降低后，大量来自各国的资本进入日本的房地产业，加倍刺激了房价的上涨，导致日本出现房地产泡沫，而日本的房屋价格之所以能从1992年开始下降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减少了土地增值税的税费金额，在这件事上中国不妨效仿日本，改变房地产价格的现状。近年来人民币陷入贬值风暴之中，美元大量涌入中国市场，在进入股票市场之后下一个目标应该就是利润奇高的房地产市场，如果再不抑制房价的增长，那么房地产市场的泡沫会越来越大，后果不堪设想。
3结束语
逐年飙升的房价，给普通民众的生活带来了很多的压力，政府出台了很多政策来抑制疯长的房价，本身税制就不完善的土地增值税也进入到政府的视野之中。土地增值税的税收制度复杂，清算不容易，导致现在的土地增值税一直停留在清算阶段，无法起到抑制房价的作用。由此可见，应对现行的土地增值税制度进行试点改革。
税收政策论文范文第3篇
（一）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印花税政策从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印花税来看，印花税以保险公司全部保险合同中保费收入的总和为税基，按照0.1%的税率计算征收。目前我国对种植业、养殖业保险合同免征印花税。
（二）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企业所得税政策经营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的商业保险公司的企业所得税在征纳时除了可以税前扣除的项目（我国当前的财税制度规定，保险企业的企业所得税收入来源包括按照合同征收的全部保费、被减免或者返还的流转税、国家对保险企业财政性补贴或其他补贴收入、保险企业在二级市场买卖国库券的所得，其中购买的国债到期获取的利息收入免征企业所得税）之外，其经营中央、地方财政进行保费补贴的种植业险种业务，提取不超过保费收入25%的农业巨灾赔偿准备金，也可税前列支。同时，财税[2010]4号文件规定，从2009年1月1日起，到2013年12月31日止，对商业保险公司提供种植业、养殖业保险业务而获取的保费收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按该保费收入的90%计征。在一定程度上，这些税收优惠政策减轻了商业保险公司的经营压力，也增强了其自身应对巨灾风险赔偿的能力。
二、外政策性农业保险税收政策简述与经验借鉴
为了保证农业保险计划的顺利实施，各国(地区)都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主体给予税收优惠（如表2所示），这些税收优惠措施对我国农业保险税收制度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从表2的内容可以看到，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税收优惠幅度均较大。首先是免税范围广，如美国、菲律宾等国家对农业保险免征一切税收；其次是税收优惠幅度大，如日本对农业保险开征的营业税和所得税低于其他行业，俄罗斯对农业保险获得的利润免税等;再次是激励作用强,各国(地区)通过农业保险的税收优惠政策，扩大了农业保险的覆盖面，保障了农民收入与农业经济的发展。我国应该借鉴境外农业保险的税收政策，推动农业保险的快速发展，借助政府扶持，将农业保险办成惠民事业。
三、进一步加大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税收优惠的对策建议
（一）扩大涉农保险的税收优惠范围对农业保险经营免除营业税政策应当按照近期实施的《农业保险条例》精神，适用于农林牧渔业保险，覆盖种植业、林业、养殖业，进一步扩大《营业税暂行条例》第8条规定的农牧保险范围。条件成熟之后，还可以进一步扩展到有关农民人身健康、财产安全、农田水利设施等。政府应该结合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制订相应的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政策。
（二）扩大农业保险经营组织的税收优惠范围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税收优惠政策范围要从经营政策性业务的商业保险公司扩展到经营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的各类保险组织。我国《农业保险条例》第2条规定，经营农业保险的保险机构“是指保险公司以及依法设立的农业互助保险等保险组织”。《条例》从我国实际出发，确定商业性保险公司和其他合作互助保险组织都有参与经营政策性农业保险直保业务的权利。因此，对于互助保险公司等非盈利组织的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应进行税收减免，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缓解国家财政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资金扶持的压力。
（三）配合营改增的实施，改进政策性农业保险税基计算方式当前国内普遍是以保险经营主体通过经营保险业务而向投保人收取的全部款项作为其营业税的征缴税基，存在不合理性。由于保险机构总保费收入中相当一部分的最终所有权并不归其所有，可能会作为赔款方式支出，因此，把保险经营主体收取的全部保费收入作为其缴纳营业税的计算依据需要改进。当前可以结合国家营业税改增值税的政策，积极探讨金融保险业营改增的措施，并结合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的特殊性，制定相应的农业保险税收政策。
（四）对政策性农业保险征收企业所得税要适当首先，改进按会计年度对保险公司征缴所得税的计算方法，实践操作中可以以农业风险发生的周期为计量期间进行征税。对于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利润的企业所得税计征可采用更加灵活的方式，加强对农业保险的政策支持。如果在一个计量周期内其利润结余总额小于保费收入的一定比例，就对其予以免税；如果利润结余的总额超过保费收入的一定比例，就对超出部分计征企业所得税。这样做有利于增加经营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的准备金积累，降低保险费率，提高农民的保费支付能力。其次，我国现行税收制度对经营中央、地方财政进行保费补贴的农作物险种业务的保险公司，还可提取巨灾风险准备金，以不超过保费收入的25%为准，并在企业所得税前列支，结余部分则全部作为保险公司当年利润予以征纳所得税。因此，建议对农业保险征收企业所得税要适当，对承担赔偿责任的大灾风险准备金不征收所得税。
（五）实施农业保险区域税率政策实施区域差别税率政策可以进一步增加农业保险参保率，促进高风险地区农业保险业务的发展。由于保险市场的逆选择行为普遍存在，我国对不同险种、不同地区实行统一的农业保险税收政策和税率，这就使得保险公司将自然灾害发生频率高、赔付率高的险种和地区排除在经营范围之外，从而导致经济实力较好的东部地区的农业保险得到全面发展，而经济实力弱的西部地区因为财力所限，只能在小范围开展农业保险。
税收政策论文范文第4篇
企业研发费加计扣除税收政策的实施，对促进企业科技创新、技术进步，改善经济结构，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一）推动了研发投入稳步增长
从2008-2012年，全国研发费投入总量迅猛增长，由2008年的4616亿元增长到2012年的10298亿元，年均增长22.24%。其中，企业研发支出从2008年3382亿元增长到2012年7625亿元。我国研发投入强度②也从2008年的1.54%提高到2012年的1.98%，逐步接近发达国家平均水平。
（二）促进了税收增长和企业发展
2008-2012年，全国申请享受研发加计扣除优惠的企业累计91043户次，年均约占全国企业所得税纳税户数千分之二多。5年来，企业享受加计扣除研发费金额累计5120亿元，平均约占同期企业研发支出的19%，年均增长25.32%；按法定税率换算，5年累计减免税1280亿元。与2008年相比，2012年全国享受研发加计扣除优惠的企业增加了11356户，年均增长17.55%；户均享受研发费加计扣除减免税额从2008年121万元增长到2013年154万元，年均增长6.4%。
（三）政策覆盖面较广，但存在地区和行业性差异
一是大、中、小、微型企业普遍受惠。其中，大型企业受惠户数较少，但受惠金额较大；中小微企业受惠金额较小，但受惠户数较多。二是地区性差异明显。2011年东部享受研发加计扣除优惠金额占全国72.84%。三是政策适用相对集中于内资企业。2011年内资企业中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享受加计扣除占全部优惠企业的57%。四是政策适用相对集中于制造业企业。主要集中在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土木工程建筑业、专用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等行业，行业分布不均衡。
二、我国研发费加计扣除税收政策及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政策设计方面
1.研发费财务核算和税务归集的永久性差异增加了企业涉税风险。企业通常按照《财政部关于企业加强研发费用财务管理若干意见》（财企[2007]194号，以下简称“194号文”）进行研发费的财务核算，同时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企业研究开发费用税前扣除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国税发[2008]116号，以下简称“116号文”）以及《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有关政策问题通知》（财税[2013]70号，以下简称“70号文”）进行研发费加计扣除的税务归集。高新技术企业则根据《科技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指引〉的通知》（国科发火[2008]362号，以下简称“362号文”）对研发费核算、归集③。这几个文件关于研发费的核算范围和归集口径不完全一致，加大了会计核算难度，增加了企业涉税风险。
2.政策适用范围有限、立项门槛高，制约了企业研发积极性。根据116号文，研发优惠需做两类认定：一是“一般认定”，即企业为获得科学与技术(不包括人文、社会科学)新知识，创造性运用科技新知识或实质性改进技术、工艺、产品，取得有价值的创新成果，对本地区相关行业有推动作用（不包括常规升级和直接应用）；二是“特殊认定”，即对《当前优先发展的高技术产业化重点领域指南》、《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所列项目认定。这两类认定究竟是互为条件、还是并列条件，税法没有准确表述。在实际执行中，税务机关主要以企业科技投入是否属于这两个领域项目，作为给予优惠依据。
（1）一般认定。一是限制了企业的立项口径。一些企业自行设立的项目属于企业内部技术创新，能有效推动产品或工艺改进革新，给企业带来更多利润，但其往往达不到对本地区相关行业“具有推动作用”。二是排除了“常规性升级”。常规性产品的升级是目前许多企业提高市场竞争力的主要方式，其研发费支出比重很大，无法享受税收优惠，影响了企业研发投入的积极性。三是要求“取得有价值的成果”。创新性研发活动一般投入资金大、失败概率高，如果只有“取得有价值的成果”，研发费才可以加计扣除，其政策效应与国家鼓励技术创新的目的相悖。
（2）特殊认定。虽然上述的“两个领域”较全面系统地反映了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科研方向，但作为2007年出台和2011年更新的标准，难以适应当今科技发展的步伐。并且，该项政策只针对自然科学领域，不允许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的研发享受，也使得此项政策存在一定的功能缺失。
3.政策规定不明晰，容易造成税企争议。
（1）可加计扣除研发费的核算范围过窄、甚至不合理。现行政策以“正列举”方式规定了允许加计扣除的研发费，但是一些容易判定且明显属于研发投入的费用并没有包括进来：如，在“与任职或受雇有关的其他支出”中，从事研发专职人员的职工福利费、工会经费、教育经费等不允许扣除，对于软件、信息等人员成本投入较多的行业影响较大；再如，“上级及主管部门拨付的科技项目资金”不得加计扣除。对科技投入资金的来源进行限制，仅对自有资金给予优惠，不符合政策本意。
（2）可加计扣除研发费的表述含糊。例如，如何理解“在职直接从事研发活动人员工资”，“直接从事”是指一线工作人员，还是包括为整个项目服务的有关人员；再如，“专门用于研发活动的仪器、设备”是否指设备“专用”惟一性，如果普通设备一段时间用于生产活动、一段时间又用于科研活动，能否视为“专门用于”；还有“研发成果的论证、评审、验收费用”等，其相关内容税法没有释义。此外，研发活动起止时间、研发支出费用化和资本化界限、研发活动与生产活动划分以及多个项目研发费等划分不明确，影响了企业研发费归集的准确性和可比性，给了企业操纵税收优惠的空间，也加大了税务监管的难度。
4.关于集团研发存在的问题。一些企业集团由总部构建高层次研发机构，集中从事重大研发活动。但由于集团总部通常只是个管理型的职能机构，没有相应的营业收入和直接的税前所得，无法支撑其享受此项优惠。而且，现行税法仅对集团集中研发分摊研发费用给出了原则性指引，并没有规定具体分摊办法，可操作性不强。
5.关于合作开发存在的问题。一是如何界定合作各方研发费。按照规定由合作各方就自身承担的研发费分别计算加计扣除，“各自承担”是指各方实际支付的研发费用，还是按照合作开发协议应当承担的研发费？如何监控合作各方自身承担的研发费与合作开发总支出之间的关系？实践中极易出现合作各方费用支出和收益分享不配比的情况。二是税法没有对研发地域作限制规定。在高新认定方面，对中外合作开发有明确的限定，即“企业在中国境内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占全部研发费总额的比例不低于60%”。而116号文和70号文对研发活动地域没有限制，这就意味着企业在中国境外的研发支出，也可以在中国享受加计扣除。这不利于激励企业在中国境内开展研发活动。研发活动只有更多地在中国境内发生，其在技术外溢性、人才培养和产业推动上才能发挥更大作用。
6.关于委托开发存在的问题。一是自主开发与委托开发税负不公。自主开发加计扣除的计算只包括规定的费用项目，加计扣除额度有限，且需要履行繁琐的备案程序；而委托开发加计扣除的计算则是会计的完全成本，包括了受托方为项目所支付的所有直接费用和间接费用，甚至包括利润，且纳税申报时，只需提交委托项目费用清单即可。二是关于费用支出明细和受托方利润排除问题。按照规定，委托研发必须提供受托方费用支出明细，否则不允许加计扣除，即加计扣除时不包括受托方利润。但实际上，受托方出于商业利益考虑，一般不愿意提供费用支出明细单。即使提供，其清单的格式、内容、繁简程度等五花八门，真实性无从考究。此外，委托研发是按照“委托方实际支付金额”，还是按照“受托方研发归集明细表”加计扣除，税法没有明确，各地执行不一。三是委托境外企业开发，缺乏地域性限制，不利于企业本土创新。许多国家都要求研发支出必须发生在本国境内，以吸引和激励研发资源向本国聚集。即使允许研发在境外开展，也规定极为严格的条件。四是委托方和受托方税务机关缺乏信息传递和共享机制，无法核实委托研发费用的真实性。集团研发也有类似问题。
7.需要进一步明确其他税收政策问题。例如，研发形成无形资产的加计摊销范围及后续管理没有明确规定。现行规定对研发费的归集做出了列举式的规定，但对形成无形资产的部分未作明确，是直接按照无形资产成本150%摊销，还是需要对该无形资产加计摊销部分进行调整；对于研发形成的未摊销完毕的无形资产对外出售、投资或提前报废还能否享受加计扣除优惠，以前年度已享受加计扣除优惠是否需要调整等，都有待进一步明确。再如，研发形成的中间产品存在一定程度的处置收入，在计算加计扣除研发费用时，如何对待这部分处置收入也存在争议。
（二）政策执行方面
1.政策执行管理环节脱节、漏洞较多。现行税收政策虽然对研发加计扣除政策的执行作了一些管理规定，但是对于税务机关如何介入和监控企业科研项目的推进过程，没有做出相应的安排，可能直接导致日常税收管理漏洞和风险概率加大。
2.部门联动和协调机制尚未形成，影响了政策的执行和管理。以“两个领域”出台和认定为例，相关政策出台涉及七八个政府部门，但参与该政策执行实际管理的仅科技和财税部门，且两个领域目录涉及的技术领域范围广、项目多、认定难度大，仅靠科技和财税部门来认定和管理，显然力不从心。
3.区域间优惠政策落实力度不同、征管做法不统一。地方政府财力直接影响税收优惠政策的执行力度和效果。经济发达地区往往政策落实力度较大，欠发达地区政策落实力度相对较小。并且，目前由于加计扣除政策缺少统一的操作细则，各地执行各异。
4.事后备案的管理方式，既不利于税务机关监管，也因不确定性增加而影响了企业申请的积极性。事后备案由于程序简单、时限较短，税务机关无法进行实质性审核，一般通过后续管理方式进行监管，即在汇算清缴结束后再对企业进行核查，对发现问题进行调整、补税。这种事后核查方式使企业产生顾虑，即只要申请政策，被查机率就高。因顾忌税务检查，一些企业倾向于放弃享受该优惠。
（三）企业方面
1.在内部管理方面的问题。一是立项和备案。一些企业自主立项较随意、研发项目预算变更无序；还有一些企业对研发项目的管理水平较弱，导致研发项目相关资料的缺失和不足。二是财务核算。一些企业未实行专账管理，未按会计准则规定设置“研发支出”及相关明细科目，对不同的研发项目没有分别核算，或未按研发费用性质进行明细核算；还有一些企业会有意无意扩大研发费用归集范围。三是管理制度。一些企业没有规范的企业研发管理制度。还有一些企业会计制度体系不配套，研发费用难以归集。
2.一些特殊类型企业因获取税收利益有限，放弃或忽视了优惠申请。有的企业出于战略层面考虑，担心技术外泄，放弃优惠政策适用；还有的集团企业，由于集团总部对所属企业管理费有总额控制，会导致研发费不能足额核算归集；有些已经享受较低税率的企业，如高新企业，认为此政策激励效果不明显而放弃申请。另外，创业初期的中小企业很难做到按规定严格核算归集研发费，最终被迫放弃。还有一些持续亏损企业，若其研发周期较长，超过亏损弥补期限，也无法享受该优惠。
三、研发税收激励政策的国际比较和借鉴
（一）各国支持企业研发投入的财政政策选择
鼓励企业创新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一致的政策取向。各国一般运用直接的财政补贴政策（如知识产权保护、补助金、贷款等）和间接的税收激励政策来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财政补贴政策一般直接资助那些社会收益率较高的项目或任务，如国防、卫生或者能源领域等，而税收激励政策在产业、地区和优惠对象上则基本保持中性。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近期研究资料，运用直接的财政资助方式还是间接的税收激励方式来扶持企业研发，各国差异明显。有些国家如爱沙尼亚、芬兰、德国、卢森堡、墨西哥、新西兰、瑞典、瑞士等，根本就不提供研发税收激励政策；而美国和西班牙等更多地依赖于直接的财政资助政策来扶持企业研发活动；还有些国家，如加拿大、荷兰、葡萄牙和日本等，则主要依赖间接的税收激励政策鼓励企业研发投入；俄罗斯、法国和韩国给企业研发提供了包括直接和间接方式的最大力度的财政支持，等等。
（二）各国税收激励政策的实施概况、主要形式及发展趋势
1.实施概况。目前，无论OECD成员国还是非成员国，研发税收激励政策都被广泛运用。1986年，OECD34个成员国中只有7国向企业研发投资提供税收优惠政策，到2011年已增加到26个国家。在非OECD成员国中，巴西、中国、印度、俄罗斯、新加坡和南非等也都提供优惠力度各不相同的研发税收激励政策。
2.主要形式。多数OECD国家都通过税收抵免或加计扣除来具体实施研发税收激励政策。税收抵免是从应纳税额中直接减免，而加计扣除是指从企业应纳税所得额中按正常情况100%扣除了工资、资本项目折旧的基础上，再额外给予一定比例的扣除。这两种机制主要区别在于：前者直接减少应税义务，而后者应税义务减少的额度取决于公司所得税税率。税收抵免根据其计算抵免的依据不同，又分为基于研发支出总量和增量的税收抵免。就目前情况来看，多数国家倾向于采取基于研发支出总量的税收抵免（如法国）或加计扣除方案（如英国）。另外一些国家采取的是基于研发支出增量的税收抵免，如美国和爱尔兰；也有国家既考虑研发支出总量又考虑增量，实施混合模式税收抵免，如葡萄牙和日本；还有一些国家研发税收激励政策的优惠范围相对较窄，仅仅针对公司负担的研发人员工资和社会保障方面税收，而不是通常的公司所得税，如比利时、荷兰；还有的国家对于特许权使用费所得和其他来源于知识资本的所得给予优惠税率，如英国的专利盒子体系（APatentBoxRegime）。
3.发展趋势。后金融危机时代，OECD成员国大都在积极地调整研发税收激励政策。如法国（2008年）和澳大利亚（2010年）均以优惠力度更大、更易于操作、基于研发支出总量的税收抵免方案，取代了过去相对复杂、既考虑研发支出总量又考虑增量的税收抵免方案。一些国家为帮助企业应对金融危机，出台了临时性研发税收激励计划。例如，日本和荷兰均暂时提高了可申请的研发税收抵免上限等。
（三）各国鼓励企业创新税收政策的主要特点
1.绝大多数国家以普惠性为基础，但对中小企业等给予特别优惠。除中国、印度、南非等少数国家外，绝大多数国家的研发税收优惠政策适用于所有企业，没有行业或技术领域限制。对于一些特定目标，多数国家选择在“普惠性”基础上，再给予一定特殊优惠，如对于中小企业、产学研合作研发、IT、能源等行业以及企业聘用高层次人才等，给予一定特殊优惠。
2.从发展趋势上，采用税收抵免方式占多数且呈增加趋势。为避免公司所得税税率较低或波动对税收优惠力度的影响，目前在实施研发税收激励的国家中70%以上采用抵免方式。2009年，澳大利亚、奥地利将实施多年加计扣除改为税收抵免。
3.各国对从事研发活动的地域或者是否保留知识产权等规定各异。相对而言，发展中国家一般强调在本国保留知识产权的重要性，往往对研发费用税前扣除附加事先审批条件。从研发活动发生地来看，有些国家通过给予本地研发更为优惠的条件进行激励。如澳大利亚，如果企业就海外研发支出申请税收减免，必须向相关管理部门申请“临时证书”，并且总量不能超过研发支出总额的10%。
4.所谓“合格”研发支出范围的差异较大。企业研发支出包括两类：经常性支出和资本性支出。对于经常性支出，多数国家范围较宽，包括人工费、原材料费、研发外包费等直接费用，以及日常管理费、水电公共设施费等间接费用；对于资本性支出，多数国家采取与经常性支出一样的优惠政策，少数国家采用单独的税收优惠，多为“一次性扣除”或“加速折旧”。
5.研发税收优惠的管理机制。一是研发活动和项目认定都是税务机构以外的机构承担。如澳大利亚的管理部门是澳大利亚创新理事会和税务局。企业首先要向创新理事会登记注册所从事的研发活动并提交减税申请，经审核获得特定注册号码。在年度申报纳税和申请研发费税收优惠时，企业可将此号码填写在申请表上，由税务局负责对研发经费审核并审批最终减免税额度。二是建立研发政策跟踪、评估和服务机制。如南非科技部作为研发激励计划运行的管理者和监督者，负责每年对政策效果的评估分析，向国会提交报告。
四、对完善我国研发费加计扣除税收政策体系的建议
（一）政策设计方面
1.统一研发费税务归集的口径和标准。国际上通行三种税务会计模式：财税分离型、财税合一型和财税混合型。我国自1994年税制改革后，一直采用财税混合型模式，通过纳税调整进行税务会计的核算。这种模式客观上必然导致研发费的财务核算和税务归集的不同。这种差异是客观允许的，但是目前研发费税务归集仍存在高新认定和加计扣除的两重标准。为了便于税企双方理解和操作，建议放宽加计扣除的标准口径，与高新认定标准口径简化统一，统一标准、统一范围，列出具体、明确的归集项目和归集范围等；同时，将集成电路和软件企业、动漫企业以及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研发费归集的范围和标准，与高新认定的范围和标准相统一，便于企业核算和税务监管。
2.科学界定研发费加计扣除的范围和归集标准，统一操作性规定。一是改进加计扣除正列举费用的核算科目和范围，尽可能与会计核算原则、标准相匹配，减少税企理解分歧。二是进一步清晰划定模糊的界限标准，如明确“实质性改进”与“常规性升级”界限标准，建议由科技部门制定操作性标准，以利于企业和税务部门执行；取消现行政策对本地区相关行业的技术进步有推动作用的规定，只要企业对其自身业务有实质性改进即可认定；清晰划定费用化和资本化界限，明确资本化归集加计扣除的范围；对于多项目研发费用的分摊，建议细化有关费用项目分摊方法，等等。
3.完善现行税法未明确事项。一是对研发试制品或报废品和用于中间试验的模具，其直接对外销售或作为企业用于销售产品的组成部分的，其收入与支出应该分别核算，对其研发试制品或产品成本中的材料、燃料及动力等费用，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可以加计扣除，对收入部分也应按规定申报纳税。二是建议对研发形成的无形资产加计摊销部分，应按规定调整后才能加计摊销。研发形成的、未摊销完毕的无形资产对外出售、投资或提前报废，对尚未摊销的部分，在资产处置时不应再享受优惠，对以前年度已享受的加计摊销的部分，也不再调整。
4.完善集团研发加计扣除政策。一是建议允许企业集团研发费延长向后结转年限。考虑到企业研发费投入产生的效益一般要向后递延很多年。为了实现收益与费用的配比，保证研发费加计扣除权利的充分实现，并考虑到向前结转需要退税，涉及复杂的税收征管程序，建议借鉴发达国家做法，允许符合条件的研发费用延长向后结转年限进行加计扣除。二是合理确定企业集团研发费的分摊方法，如按上年研发支出的比例等。
5.完善合作研发加计扣除政策。一是完善合作开发收益计量和费用分担的配比控制。二是明确对境外研发的优惠限定。这样可以吸引和激励开发资源向本国聚集，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变。针对部分研发活动在中国境内不具备开展条件的实际情况，可以对享受优惠的境外研发费用占研发费用总额的比例规定上限，如10%。
6.完善委外研发加计扣除政策。一是统一委托开发费用清单的格式和内容，减少税企争议。二是鼓励境内委托研发。对于服务外包企业受境外企业委托开发，符合条件的境内受托方可以享受加计扣除税收优惠。三是为了公平自主研发与委托研发的税负，简化税收征管，建议委外研发费一律按研发费发生额的80%进行加计扣除。
7.拓展我国研发税收激励政策的建议。一是适当扩大可加计扣除研发费范围，增强政策激励效果。建议明确对与企业研发活动直接相关的费用允许加计扣除，如能够按项目归集的在职从事研发人员的职工福利费、工会经费、教育经费等。二是研究制定专门适合中小企业、操作便捷的研发费税前扣除办法。适当放宽限制条件，对核定征收企业，只要其研发费能独立核算，也给予优惠。三是增加鼓励研发人员的税收优惠政策。我国科技研发人员的数量与研发创新的需要之间存在明显落差。为了加强我国企业研发人才队伍的建设，建议对于企业雇佣高学历研究人员，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四是借鉴大多数国家的做法，即以普惠制为基础，没有行业或领域限制，采用税收抵免法，允许未使用的税收优惠向前或向后结转等。
（二）政策执行方面
1.简化申请鉴定及备案流程。一是建议税务机关与科技部门开通电子平台，简化工作流程，实现资源共享，提高工作效率；二是简化和明确税务备案和科技鉴定的资料和要求，减轻企业税收遵从负担，提高税收优惠政策的执行力。
2.完善财税部门和科技部门的相关管理措施。建议财税及科技等相关管理部门加强对企业政策的宣传和业务培训，引导企业更多地关注和享受税收优惠政策,提高政策的执行效率和效果；充分发挥社会中介机构的力量，帮助企业正确归集、审核研发费用；加强对社会中介机构的监督管理。
（三）企业管理方面
1.对内完善研发管理各项制度。如，科研项目立项管理办法、研发中心管理办法、研发费用会计核算制度、预算和决算制度、科研奖励制度、科技人员考评、培训管理办法等，尤其要完善企业研发费内部控制制度；建立企业内部各部门协调合作机制。企业规划部门、财务部门、研发部门、生产部门和人力资源部门等各部门密切配合、加强沟通协调，确保按照税法规定、科技部门的要求和会计准则的规定归集和核算研发成本和费用，共同做好研发费的归集申报工作，维护企业利益。
2.对外加强与税务机关和中介机构的沟通。企业在进行企业所得税年度汇算清缴时，应主动向税务机关和税务师事务所说明会计核算、税务管理的目的和做法，取得理解和认可。同时，针对企业具体问题向税务机关和税务专家咨询、沟通，从而及时了解税务机关的管理要求，提高政策利用成效，降低企业涉税风险。
税收政策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石油安全贸易逆差税收政策
近两年来，世界石油市场变得越来越“弱不禁风”，＿有风吹草动，石油价格就扶摇直上。2004年8月以来，国际市场原油价格不断刷新，纽约市场的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50美元心理大关，创下历史新纪录。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发言人赫赖吉认为，这次油价飞涨是三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是产油区持续不断的政治动荡；二是原油需求日益增加，超过了预期水平；三是市场心理，人们担心供应环节会出现严重的问题，造成供应中断。赫赖吉也认为，高油价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取决于高油价持续的时间，持续时间越长，出现不利影响或者世界经济受损的可能性就越大。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认为，如果油价持续走高，中国经济可能“硬着陆”。
长期关注我国能源问题的专家认为，油价走高将使我国贸易赤字增大。经济增长放慢。通涨被推高，对宏观调控的负面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但这些因素都不是影响我国经济的决定性因素，应当不会出现经济“硬着陆”的局面。目前我国年耗石油接近3亿吨，占世界总消费量约7%，占我国能源消费总量约24%，进口石油占石油消费量的30%以上，国际市场的高油价敲响了我国能源安全的警钟。
一、石油安全问题
（一）原油需求持续膨胀，供求矛盾日益显著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原油消费年均增加5.77%，而同期国内原油供应增长速度仅为1.67%.1993年我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此后原油进口量逐年增大。在10年左右的时间里，石油净进口量增加了7倍，外贸依存度已经逼近30%.据海关统计，2003年我国进口原油9112万吨，金额198.1亿美元；进口成品油2824万吨，金额58.6亿美元；扣除当年出口的813万吨原油和1382万吨成品油，实际进口原油和成品油折合已经超过1亿吨。我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石油消费国和第二大石油进口国。
我国原油需求仍将持续膨胀，科技部“中国后续能源发展战略研究”对我国2010年和2020年的石油需求做了预测，分别为2.80亿吨和3.60亿吨；中石油研究报告预测，2005年、2010年、2015年和2020年我国原油需求分别为2.7亿吨、3.10亿吨、3.5亿吨和4.O亿吨。
与持续膨胀的石油需求相比，我国的原油自给能力几乎达到了极限。2002年全球能源统计，我国石油探明储量居世界第11位：目前我国剩余可采储量为23.8亿吨，储采比仅为14.8，已开发油区的储采比只有10.9；在这样的储采比配置下，原油稳产已处于临界状态，目前年产油在1.8亿吨，到2020年至多也就能达到2.O亿吨；按目前的开采速度，我国将在14年后出现石油枯竭的局面。据此保守估计，2005年、2010年和2020年，我国需要进口原油分别约为1.0亿吨、1.5亿吨和2.0亿吨。
我国未来15年的经济增长将维持在7%以上，原油需求将至少以4%左右的速度增加，但同期国内原油产量增长速度难以超过9%，国内原油供需缺口逐年加大，原油的生命线将越来越脆弱。由于我国在全球石油需求中所占的比例持续增长，石油开采量又不能满足自身的需求，因此我国石油需求的波动在很大程度上将影响全球石油市场的贸易格局，对世界石油市场的稳定以及石油供给安全也将产生一定的影响。一旦世界风云突变，我国的能源安全将首当其冲地受到威胁。
（二）原油进口通道单一，供给受制于人
能源安全问题，取决于原油进口来源地的政治经济稳定和进口海上通道的安全。从我国原油进口的主要来源地来看，2002年80%以上来自10个国家，其中60%以上来自中东和非洲的5个国家。未来的几年里，我国从中东及非洲地区进口石油的比例仍将继续保持较高水平。而中东、非洲地区正是目前国际政治经济局势动荡的主要地区，局部冲突持续不断，恐怖事件频繁发生。从我国原油进口的海上通道来看，90%以上需要从海上船运，其中90%的海上船运由外轮承担。中石油、中石化、中石化龙禹公司三大石油公司的油运业务，大多是从国际油轮联营体、环球航运、韩国现代等海外油轮公司租船承运。这使得我国的原油运输受制于人，一旦遇到战争、外交或是其他不可抗拒的风险，我国的石油运输安全将处于极为被动的局面。
从目前我国同几个大国之间的关系来看，美、俄、日等国在能源领域已对我国构成了较大牵制，我国利用国际资源的环境并不十分理想。我国有超过一半进口的原油来自中东，而美国不惜动用武力加强对中东地区石油控制权；中亚国家是我国的近邻，拥有丰富的油气资源，我国与这些国家在油气合作领域具有广阔的前景，但美国通过控股及参股等形式，竭力插手我国同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的油气投资及国际合作项目，力图控制我国油气供应的中亚源头；我国原油水路进口的重要通道马六甲海峡也是美国控制的全球最重要的战略通道之一；美国、日本和韩国通过各种手段对中俄输油管道项目施加影响，阻挠中俄能源合作的顺利进行。
我国虽然具有利用中亚、俄罗斯石油资源的地缘优势，但重要的是如何将地缘优势变为政治和经济优势。同处在东北亚地区的日本，在保持地区石油市场稳定方面与我国有着共同的利益，但也存在矛盾，因为世界经济所依靠的石油的生产已经达到了顶峰，石油产量很快将下降，直至枯竭。
专家强调，世界石油生产将在2006—2016年间达到顶峰，尔后工业国家充足的能源供给每年将以2%的速度下降；与此同时，中国、印度、巴西和亚洲的其他一些国家对石油的需求却迅速增长，到2020年也许会成倍增长，这意味着世界石油将供不应求。
（三）应对石油风险能力脆弱
据世界最大的投资银行美林公司估计，如果每桶原油平均价格达到33美元以上，除日本以外的东亚地区的经济增长率可能减少0.5个百分点。我国是东亚经济增长率最高的国家，显然全球石油价格上涨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不会低于这个数字。国家资讯中心有关专家计算，2004年平均油价若为37美元～38美元，将直接导致我国全年外汇损失88亿美元，拖累GDP下降O.7～O.8个百分点。
2004年上半年，我国原油进口额151.7亿美元，增长57.4%，累计贸易逆差144.8亿美元，其中受进出口价格变化影响，贸易逆差增加了近17.28亿美元，即如果没有国际市场原油价格走高，我国贸易逆差压力将减少25.3%.据国际能源机构预测，到2010年我国原油缺口将达到1.5亿吨，对进口石油的依存度将提高到40%；如果每桶石油的价格上升1美元，我国将多支付6亿美元的外汇，而进口达到1.5亿吨则需多支付11亿美元。
我国石油战略储备体系十分落后，面对危及原油供应的战争和其他突发事件，应对石油风险的能力很低，“买涨不买落”现象便是最直接的证明。2000年，当国际油价大幅上涨时，我国进口原油7000万吨，比1999年增加了七成多；随后原油价格有所回落，至2001年底国际油价回落至每桶17美元左右，但此时我国却在释放库存压力，减少原油进口，2001年原油进口比上年下降约7%.国家的战略石油储备计划刚刚启动，2005年石油储备中相当于21天进口量的石油将由主要石油公司储存，2010年将增加至28天；2005年石油储备中相当于14天进口量的石油将由政府储备，2010年将增加至22天。
二、保证石油安全的税收政策
保证我国的石油安全需要有一个整体性的长期战略规划，但从产业政策和产业发展的角度来看，适度的税收政策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缓我国的石油危机。
（一）尽快实施燃油税，开发替代燃料汽车
美国经济学家曼昆认为，征收或提高燃油税，一是增加使用私人汽车的成本，有助于缓解高速公路上的堵车状况；二是提高用车成本会使人们更多选用省油的汽车，而这种类型的汽车体积都比较小，即使发生交通事故，所造成的损害也要小于耗油量大、体积大的汽车；三是减少汽车使用量还会降低尾气的排放量，有利于减少环境污染，减缓全球变暖的趋势。国际能源机构执行干事克洛德。芒迪建议我国不要走西方国家走过的弯路，应该避免鼓励消费大功率、高油耗的汽车。
近几年来，汽车工业对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拉动经济发展的贡献功不可没。但汽车也带来了大气污染、能源消耗等负面效应。因此，政府应该做好调控工作，保证汽车工业可持续发展。当前应做的事情是尽快实施燃油税，让每一个人在加油的时候都感到费用的增加，促使人们购买节能型的经济车，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对石油需求的增长。长期要做的事情是把替代燃料汽车、清洁燃料汽车和电动汽车纳入发展方向，对汽油和气燃料实施不同的燃油税；通过燃油税来鼓励使用气燃料，把消费引导向使用替代燃料汽车方向，这不仅符合WTO规则，而且能够解决国家的能源供给紧张问题。
（二）调整汽车消费税税率，节制汽车工业消耗能源
根据国家能源安全战略和汽车工业发展、变化的情况，适时调整汽车消费税税率，对大排气量、高油耗的汽车实行较高的消费税税率，以此抵消汽车工业发展所带来的能源消耗等负面影响。例如。2004年1月1日起，对达到欧洲11号标准的小汽车停止减征消费税，一律恢复按规定税率征税；从7月1日起，对达到欧洲川号标准的小汽车减征30%的消费税。目前汽车消费税税率为3%-8%，其中排气量在2.2升及以上的适用税率为8%，2.2升以下的为5%；2.4升及以上的越野车适用税率为5%，2.4升以下的为3%；2.0升及以上的小客车为5%，2.0升以下的为3%.如果一辆15万元的中档轿车，若按5%的税率计算，消费税为7500元，取消30%的税收优惠意味着税费增加了2250元，若一家企业年产过5万辆汽车，就意味着每年要多缴上亿元的税费。这一新政策的实施，既可以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为现代汽车的开发提供资金保证，又可以激励企业全面提升汽车引擎标准。
（三）继续实行向使用天然气倾斜的税收政策
目前全世界的天然气汽车拥有量已达100多万辆，有关专家认为，到2010年天然气汽车将会普及。我国应继续实行向使用天然气倾斜的税收政策，鼓励电力企业的发展，加大对天然气、电力等能源的开发力度，尽快减少对石油的依赖。加快我国IT业的发展，变“轻”我国的工业结构，减少对石油的需求。
（四）用足出口退税政策，减缓贸易逆差的压力
在日益规范的国际市场环境下，出口退税作为WTO认可的出口鼓励政策越来越受到重视，我国自1985年实施出口退税政策以来，用于退税的财政支出年均增长32.8%，特别是1998年连续3次提高退税率抵消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出口的滞后影响，这说明出口退税和出口之间存在着重要而显著的相关性。
进口原油价格上升，提高了运输业、石化业等相关产业的生产成本；同时，一部分油品取消出口退税，另一部分油品出口退税率降低，导致我国贸易平衡压力的提高。因此，一要充分利用出口退税新政策，鼓励其他商品的出口；二要加大税收鼓励出口的力度，依据WTO的规则，有必要把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列入退税范围，利用出口退税的带动减缓贸易逆差的压力。
（五）运用战略性关税政策，提升产业竞争力
克鲁格曼认为，在寡头垄断和规模经济条件下，利用关税和其他贸易政策对国内市场的保护，不但可以夺取垄断租金，还可以充分发挥国内企业“边干边学效应”，促进产业发展和壮大。我国经济中耗油多的是工业部门和运输部门，新一轮重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令耗油量保持较大增幅；而且由于技术水平比较低下，能源浪费也十分严重，单位能耗所创造的财富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我国每创造单位GDP的能耗是世界平均值的3～4倍，日本的11.5倍，美国的4.3倍，德国、法国的7.7倍。因此，我国应该采取与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产业政策相配套的战略性关税政策，阻止产业内过度进入，达到产业规模经济，为企业技术改造提供良性竞争环境，节约工业用油。
高油价敲响了我国能源安全的警钟，能源安全又是我国经济安全的关键。面对油价上升，我国必须加快相应的产业调整，以此减低油价上涨的影响以及依赖进口的风险；还应该建立一个协调能源政策、主管能源的机构，出台协调一致的针对能源安全的法律法规，鼓励节油，抑制无效、低效的石油消费。
参考文献
（1）《2004中国国际地位报告》，上海社会科学院。
税收政策论文范文第6篇
中国企业年金起步较晚，2000年《关于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的试点方案》正式提出“企业年金”的概念，2004年《企业年金试行办法》和《企业年金基金管理试行办法》，确立了中国企业年金制度的基本框架，提供了政策依据。人保部统计，截至2013年3月末，全国共有5.75万户企业、1933.53万人参与企业年金，积累基金规模5113.75亿元。但相比中国现有的2000万家企业的数量来说，所占比例不足0.3%，规模非常小。而成熟市场国家60%以上的企业都设计了企业年金计划。其中美国企业年金对劳动力的覆盖率达到57%，英国达到60%，德国达到65%，法国达到80%。企业年金的覆盖面一直非常有限，税收优惠激励不足和针对中小企业而设计的计划发展滞后，是导致企业年金发展过慢的两个重要原因。根据相关规定，企业年金由企业和员工共同承担，单位缴费一般不超过上年度工资总额的十二分之一（相当于工资总额的8.33%）；单位和职工合计缴费一般不超过上年度工资总额的六分之一（相当于工资总额的16.7%）。中国关于企业年金的最新优惠政策规定，企事业单位在为全体职工缴付的企业年金或职业年金单位缴费部分，在计入个人账户时，个人暂不缴纳个人所得税。而个人根据规定缴付的年金个人缴费部分，在不超过本人缴费工资计税基数4%标准内的部分，从个人当期的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在个人达到退休年龄时，将对个人实际领取的企业年金或职业年金征收个人所得税。《通知》规定，按月领取的年金，将按照“工资、薪金所得”项目适用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按年或按季领取的年金，将平均分摊计入各月，每月领取额全额按照相应税率计征所得税。此外，在超过《通知》规定标准缴付的年金单位缴费和个人缴费部分，应并入个人当期的工资、薪金所得，依法计征个人所得税。
二、欧美发达国家养老储蓄税收优惠政策
（一）美国养老储蓄政策美国的养老储蓄政策主要包括三种：401（K）计划，如果雇主没有提供这一计划，雇员可以参加个人退休账户（IRA）以及为自雇人士（如独资、个体户）提供的基奥账户（KeoghAccounts）。三种类型的账户针对的对象不同，但是税收优惠政策基本相同。以401（K）计划为例介绍美国的养老金税收优惠政策。401（K）计划中，允许雇员将一定比例的工资薪金存入账户，缴款只要不超过限额是不计入应纳税所得额的。雇主也按照一定比例为职工缴存养老金。养老金的投资收益是免税的。提款有一定时间限制，59.5岁之前不允许提款，但是如果发生死亡、永久伤残、大于年收入7.5%的医疗费用、55岁离职或下岗或提前推行等特殊情况可以提前提款，70.5岁必须提款，否则罚款，允许以养老金账户抵押贷款或贫困提款。
（二）OECD国家储蓄养老保险的政策在OECD国家，养老保险主要包括强制性养老保险和自愿养老保险，强制性保险类似中国的基本养老保险，自愿性养老保险类似中国的企业年金。我们主要比较自愿养老保险。根据相关统计资料分析可知，英国的雇主养老金覆盖率最高，为49.1%，其次分别为比利时（38.5%）、加拿大（33.9%）、美国（32.8%）、德国（32.2%）、爱尔兰（28.6%）。在另一些国家，自愿性雇主养老金的覆盖率则非常低，如希腊（0.2%）、土耳其（0.5%）、波兰（1.2%）、墨西哥（1.5%）、卢森堡（3.4%）。这些国家自愿性养老保险覆盖率低主要是因为强制养老保险过于慷慨，对自愿性养老保险的依赖性。根据中国企业年金的设计，中国企业年金的金的目标替代率为20%左右，但是实际情况不容乐观，根据徐颖和张春雷基于随机波动模型，估算了企业年金的替代率，研究结果显示，当前制度下，女性职工的替代率仅为10%左右；男职工的替代率为15%。根据相关资料分析，OECD国家中，自愿性养老保险替代率最高的是爱尔兰：37.6%；英国：36.7%，加拿大：30.8%。德国16.9%、比利时：15.6%、新西兰：14.6%、挪威：12%、捷克：11.3%。OECD成员国的自愿性养老保险的税收政策虽各有不同，但大多数是以EET模式（在补充养老保险业务购买阶段、资金运用阶段免税，在养老金领取阶段征税的一种企业年金税收模式）为主。通过延期纳税调动雇员与雇主的积极性，吸引劳动者尽早为其退休后的生活进行储蓄。
三、企业年金发展需要解决的问题
企业年金是基本养老保险的一个重要补充，尤其是在中国老龄化进一步加剧的阶段，基本养老保险的替代率逐渐降低，养老金的缺口越来越大，增加国家的财政压力，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有些学者提出延长退休年龄以缓解养老金的支付压力。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延缓退休年龄虽然在许多国家已经实施，但是我们是老龄化和就业压力大同时并存的国家，延缓退休年龄势必会是就业形势雪上加霜，所以解决这一问题要从多角度出发，首先延缓退休年龄要选择适当的契机，在对就业不会造成很大压力的情况下稳步推行，循序渐进。其次要建立完善的养老保险制度，大力发展企业年金，中国企业年金的规模还非常小，覆盖面不到3%，替代率不高，低于20%。中国2014年刚刚推行了企业年金的税收政策，但是和其他发达国家相比，还不够完善。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企业年金的发展主要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提高覆盖率目前中国企业年金的覆盖面很窄，在参与企业年金的企业中所占的比例不到3%。覆盖率是衡量企业年金发展的重要指标，只有覆盖率达到一定程度，企业年金才具有一定意义。目前中国的企业年金覆盖率低，只是少数人的一项福利。随着中国双轨制养老金制度的并轨改革，机关事业单位也可以建立只有养老金计划，在事业单位建立企业年金，可以弥补并轨后基本养老保险替代率降低的损失。
（二）加大税收优惠力度2014年中国刚刚实施的税收优惠政策规定，个人缴费部分低于工资薪金4%的部分可以税前扣除。虽然税收优惠力度有所加强，但是和美国、OECD国家的税收优惠力度比起来还是不够大。所以可以借鉴美国的经验，规定免税限额，不采用免税比率的形式，这样会导致高收入免税金额大，低收入免税金额小。采用限额的形式，例如，2014年个人缴费部分限额是1000元/月。之后根据通货膨胀的水平，进行调整，对于年龄达到一定水平，例如50岁，可以追加缴款限额。规定企业年金的提款时间。在不能取款的时间内，如果出现意外情况，例如死亡、永久伤残、大于年收入7.5%的医疗费用、提前退休等可以提款，可以以企业年金抵押贷款。加大税收优惠的力度，有利于增加参加企业年金的积极性，进而提高企业年金的替代率。
（三）发展完善的资本市场企业年金的投资回报率的高低也是影响居民参加企业年金计划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的资本市场还不够完善，投资工具相对较小，企业年金的投资范围受到一定的限制。发展完善的资本市场，为企业年金及各种养老金提供适宜的市场环境，放款企业年金的投资范围，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健全监管体制，逐步提高企业年金的投资回报率，从而提高职工参与企业年金计划的积极性。
税收政策论文范文第7篇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建立的经济特区主要是投资特区，意在吸引投资；而今像海南国际旅游岛，则重在吸引消费，称之为旅游消费特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扩大内陆沿边开放，支持内陆城市增开国际客货运航线，允许沿边重点口岸、边境城市、经济合作区在人员往来、加工物流、旅游等方面实行特殊方式和政策。”这说明旅游消费特区建设可能会不断推进，相应地对旅游消费的刺激作用将更猛更有效。制约旅游消费的主要因素有居民的收入水平、闲暇时间及旅游消费产品的吸引力等方面。尽管我国居民人均收入水平在不断提高，但由于养老、住房、医疗、教育等方面的刚性支出的存在，尤其对这些支出预期的存在，仍使部分居民，尤其是广大农村居民因收入水平不足而不“能”消费，或即使暂时有消费能力也不“敢”消费；由于带薪休假制度还没有得到有效落实，以及每年假期过于集中导致出行难，旅游产品吸引力还不够、旅游环境还有待完善导致旅游体验较差，使居民不“愿”消费。作为国家主要的宏观经济政策工具之一，税收制度和政策对促进旅游业发展以及旅游消费的扩大和升级具有重要影响。税收制度安排与政策设计的优化，是促进旅游生产力发展、提升旅游产业内涵质量、优化旅游发展环境的重要途径。随着税制改革的深入推进，旅游市场的活力进一步被激发，要素活跃度明显增强，税收政策在促进旅游业发展，相应刺激旅游消费方面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税收政策促进旅游消费的着力点正是通过改变制约旅游消费的三大因素来提升旅游消费，即如何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如何增加可用于旅游的时间及如何推出对消费者有吸引力的旅游产品包括旅游基础设施的完善、涉及各要素的特色产品的提供等。
二、制约旅游消费的主要税收政策原因及刺激旅游消费的主要税收政策
从整体上看，当前我国还没有在全国层面形成独立的和体系化的旅游税制，从优化税收政策运行环境看，决策层面需要就通过税收手段促进旅游业发展和刺激旅游消费这一重大问题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加强财税部门同其他部门间的协调联动，增强政策的衔接和协调，以此优化促进旅游业发展和旅游消费升级的税收政策运行环境。当前旅游相关税收制度与政策仍存在诸多不足，不能全面和实质地满足促进旅游经济发展尤其是刺激旅游消费的需要。例如，在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旅游投融资等方面还缺乏相关的税收优惠政策；旅游业的税收负担还有下调的潜力；税收在促进旅游产业内部均衡和优化、促进优质旅游产品供给、增进旅游同相关行业衔接性和比较优势发挥等方面，均具有较大的制度与政策优化余地，如税收政策还不充分关注出境游、入境游、国内游的均衡发展，对旅游新业态、旅游消费新模式缺乏应有支持，对旅游消费特区类旅游主体功能区和综合改革试验区还缺乏相应的税收政策支持体系；在直接刺激旅游消费方面无论是对企事业单位还是对居民个人还没有直接的税收措施；对推动带薪休假、鼓励旅游新产品供给（如自驾车、房车营地建设）等还没有相关政策；对刺激旅游购物尤其对生产和消费“旅游商品推荐名单”所列商品还缺乏税收鼓励措施；对购物退税制度已经在海南岛实施了离岛免税购物办法，免税购买额度也有所提高，但入境游客购物退税制度还没有建立，更没有从国家战略角度研究如何推出可供入境旅客消费的代表国家形象和地方特色的标志性商品。因此需要从顶层设计的高度，从贯彻税收法定原则的角度系统研究促进旅游消费的税收政策措施。
1．从供给角度看
通过税收政策措施促进旅游业本身的发展，以提供更吸引居民旅游消费的个性化、特色化、多样化、时尚化的旅游消费产品，使居民“愿”进行旅游消费。税收支持主要是不同形式的税收支出，主要是对旅游投资的刺激及对市场失灵的调节：一是要研究制定针对旅游投资的优惠政策。如对购买旅游企业发行的企业债券利息免征个人所得税；旅游项目投资从获利年度始可以享受几年的免税政策，或者享受投资从应纳企业所得税中进行一定比例的抵免；由于旅游产品的推广宣传具有特殊重要性，对旅游宣传费用应允许税前全额扣除；由于旅游新业态的投资风险大、效益难确定，在新业态发展初期，应给予一定的减免税收优惠，如对自驾车、房车营地建设项目给予所得税减免优惠。二是需进一步降低中西部地区旅游企业和从事乡村旅游、红色旅游、生态旅游等业务企业的企业所得税税率。限期适用优惠税率，这既是平衡不同地区旅游业发展差异的措施，也是区域经济平衡发展的重要手段，具有很强的社会效益。三是要提高旅游业应纳税额核算中人员培训、筹资融资等方面的成本费用扣除标准，降低旅游企业税负。四是应完善旅游业并购所得税收制度，积极促进旅游企业上市和资产的并购整合，引导大型旅游企业向适度集团化和市场集中化方向发展，优化旅游业内部不同企业之间的结构。五是要优化旅游产业内部结构。如对旅游消费需求的引导形成国际旅游、国内旅游、出境旅游并重的旅游消费格局，建立合理的旅游产品结构，增强旅游产品间的衔接和协同。
2.通过税收鼓励特色旅游商品开发和完善购物退税制度
我国2013年境内旅游购物收入约7000亿元。国发[2014]31号文件中提出：“到2020年，境内旅游总消费额达到5.5万亿元”。2009年的《意见》提出要“大力发展旅游购物，提高旅游商品、旅游纪念品在旅游消费中的比重”。此后我国的旅游购物、旅游商品、旅游纪念品有了长足发展，旅游购物收入占旅游总收入的比重也逐年提高。目前，全国旅游购物收入占旅游总收入的比重已接近30%，但相较旅游购物发达国家和地区40%-60%的比重，还有很大差距。当我国旅游购物在旅游消费中的比重从现在的不到30%上升到旅游发达国家的最低点—占比40%时，消费额就能达2.2万亿元，这将给我国带来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对转变发展方式、扩大内需有着重大的影响和意义。税收方面对列入“旅游商品推荐名单”的商品的研发费可视同科技企业的研发费加计扣除，对旅游商品的宣传费亦可据实扣除。要加快研究制定入境外国游客的购物退税制度。欧洲、澳大利亚等已经有很成熟的外国游客购物离境退税制度。随着我国游客到欧洲旅游人数的激增和购物支出的增加，欧洲国家在方便我国游客退税方面也出台了不少“便民”措施，如提供现场退税、提供中文服务甚至直接提供退税一条龙服务等。我国的税收征管、海关管理方面已经具备了相应的条件，但由于缺乏退税制度，更缺乏有吸引力的商品，从外国游客购物方面取得的收入并不多。应尽快选择一定的商店作为免税购物的定点企业，在商店或海关设立退税柜台，确定退税流程和额度，以刺激旅游购物。
3.从提供旅游时间角度
通过一定税收措施鼓励所有单位和企业落实带薪休假制度，通过闲暇时间的保证让居民“能”进行旅游消费。尽管我国相关法律已经规定了带薪休假制度，但要真正落实仍需要一段时间。在过渡期—比如3年内，允许企业所得税税前列支双倍休假期间的工资支出。对避开法定假日高峰期，实施错峰带薪休假并且享受休假的职工人数达到一定比例的企业，可以按职工工资总额再加计一定比例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
4.从增加个人可支配收入角度
应完善对个人旅游消费的优惠措施，使居民“能”进行旅游消费。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是扩大旅游消费的根本途径，从旅游业角度通过发展旅游业提高相关从业人员数量，并逐步提高其收入水平是一个方面，从与旅游相关支出的税收优惠看，又是另一个方面。比如，对企业为职工提供集体旅游或企业提供部分或全部旅游支出的，可以设定一定限额不计入个人应税所得范围；旅游企业为吸引旅客进行旅游券免费发放的可以加倍进行税前扣除；在逐步实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时可以考虑允许居民个人每年在个人所得税前扣除一定额度的旅游消费支出；鼓励旅游消费信贷，对旅游消费信贷支付的利息允许在税前扣除；加快完善养老医疗教育等项改革，为居民旅游消费提供底气和信心。
5.建立旅游特别消费区（或称自由旅游贸易区
或将旅游特别消费区的概念直接并入自由贸易区概念），完善相关税收政策。对边境旅游消费特区应视同“境内关外”，实行封闭管理，区内关税零税率，购物零税率。应制定相应的促进消费的政策，除零税率外，在消费特区推出适合的旅游新产业并制定相应税收政策，尤其在沿边重点口岸、边境城市更应从入境免签证到购物管理等全方位实行优惠。也可以在内地建立类似的消费特别区，尽管全封闭较难，但也可增设免税店、完善退税程序。制定鼓励内地居民去旅游消费特区购物和消费的优惠政策，如继续提高从海南离岛购买免税物品的额度等。
6.配合“一带一路”战略
研究对入境游和出境游及国内游的税收差别待遇，适当调整我国居民旅游结构，缩小旅游贸易逆差。对涉及“一带一路”的国家可以鼓励国民去旅游，并放宽免税入境物品的额度。鉴于我国2014年出境游客已经大大超过1亿人次，而入境游则增长缓慢，可以结合外交需要，适当控制非“一带一路”国家的出境旅游流向和总量，如考虑对出境游客征收一定的旅游特别消费税；同时严格控制我国居民出境旅游后携带免税品入境的数量，严格按照关税条例对行李物品征收关税。与国内扩大免税店规模、提高免税品购买额度、鼓励去旅游特别消费区进行购物进行配合，促进国内旅游商品的消费。
税收政策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高新技术企业；税收政策；税收优惠
高新技术企业是推动经济增长、提高产业核心竞争力、优化经济结构的主导力量。欧美等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力量差距的根源，主要体现在前者高新技术大大领先于后者。利用税收优惠政策催生高新技术企业、激励高新技术企业的创新发展，以及帮助高新技术企业降低研发风险，是政策支持高新技术企业创业发展的有效途径。为此，我国实施了多种税收优惠政策，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从而达到推动我国经济高效增长的目的。
一、税收政策推动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的作用
税收是国家财政收入的最主要来源和政府宏观调控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建立和完善我国创新体系中具有重要的作用。税收是建立创新体系的重要财力基础和激励创新的主要政策手段，不仅能够筹集财政资金，为国家直接支持创新体系提供财力基础，而且运用税收政策还可以激励企业逐渐成为国家创新体系中的主力军。
首先，税收支持可以提高高新技术企业抵御风险的能力。科技创新活动不但具有高收益性，同时还具有高风险性，从事科技创新活动的经济主体的收益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如果研发成功，技术创新会给企业带来较高的利润；但如果研发失败，企业也有可能因技术创新的失败而遭受重大损失。因此，对处于经营初创期、更新升级期的企业而言，创新的风险很大，因此需要国家的税收政策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提高高新技术企业抗风险能力。
其次，技术创新对税收政策具有很强的敏感性。从技术创新的过程来看，技术创新始于研究开发而终于市场实现，其中涉及研究设计．研究开发、技术管理与组织、工程设计与制造、市场营销等一系列活动。在这整个活动中，许多环节都涉及税收政策，例如工资的扣除标准，固定资产折旧的计算方法，技术创新融资的税收政策，等等。因此，技术创新对国家的税收政策具有很强的敏感性。
最后，技术创新的成果具有社会效应和有可能被侵权，需要税收优惠支持。根据公共财政理论，税收是为了满足社会对公共产品的需要而筹集财政资金，并且用于国家提供公共产品的支出。科学技术成果作为一种知识产品，具有公共产品的特征。科学技术具有非竞争性，它的边际成本为零，即更多的人享有技术创新带来的好处并不会使他的成本增加。科学技术又具有不完全的排他性。因此，要求政府通过一定的税收政策来纠正市场失灵，通过税收优惠促使技术创新的外部效应内在化，引导企业进行技术创新。
二、税收政策的优惠方式与作用效果分析
为了鼓励企业技术创新，税收法规从多个角度给予企业税收优惠，从高新技术企业的设立，研发项目的投入，到科研成果的转让，新税法及其实施条例对企业技术创新及高新技术企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较好的税收支持，其具体的优惠方式和作用效果可以概括如下：
(一)企业所得税优惠
税率优惠。新企业所得税法规定，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新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明确规定，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须同时符合下列条件：拥有核心知识产权；产品(服务)属于《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规定的范围；研究开发费用占销售收入的比例不低于规定比例；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占企业总收入的比例不低于规定比例；科技人员占企业职工总数的比例不低于规定比例；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规定的其他条件。上述规定突出了国家对技术创新的导向，有利于企业加大力度对高科技人才的重视与引进，也有利于整个高新技术产业的升级与发展。
扣除优惠。研究开发费用的加计扣除优惠。新企业所得税法明确规定，企业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可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加计扣除。新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明确规定，企业为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未形成无形资产计入当期损益的，在按照规定据实扣除的基础上，按照研究开发费用的50％加计扣除；形成无形资产的，按照无形资产成本的150％摊销。上述规定突出了国家对技术研发的支持力度，即企业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越多，扣除也越多，企业的负担更轻，从而可促使企业加大对技术创新的投入，也可降低企业研究开发的风险，对企业培养和稳定高科技人才也有一定的鼓励作用。
对创业投资企业的税收优惠。创业投资企业主要是将资金投向创业企业，即中小科技企业，待所投资的企业发育成熟后，通过股权转让的方式获得资本增值。由于创业企业的成功率很低，导致创业投资企业的风险很大，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创业投资企业的发展。2008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新企业所得税法及实施条例为创业投资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新企业所得税法明确规定，创业投资企业从事国家需要重点扶持和鼓励的创业投资，可以按投资额的一定比例抵扣应纳税所得额。该规定既是扶持创业投资企业的发展，其实也是在间接地支持中小型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受税收优惠的影响，更多的创业投资企业会集中资金和人力主动投资于高新技术企业，从而极大地调动创业投资企业投资与支持中小高新技术企业的热情，加大投资与支持中小高新技术企业的力度。:
减免税优惠。新企业所得税法明确规定，企业符合条件的技术转让所得，可以免征、减征企业所得税。新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明确规定，一个纳税年度内，居民企业技术转让所得不超过500万元的部分，免征企业所得税；超过500万元的部分，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上述优惠政策必将促进企业加快技术成果转让，推进高新技术的产业化。
(二)流转税优惠
增值税优惠。一般纳税人销售其自行开发生产的计算机软件产品，或将进口软件进行本地化改造后对外销售，按法定的税率征收后，对实际税负超过3％的部分实行即征即退；直接用于科学研究、科学实验和教学的进口仪器设备免税；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实行增值税零税率政策。另外，自2009年1月1日起，在全国所有地区、所有行业推行增值税转型改革，由生产型增值税转为国际上通用的消费型增值税，增值税转型将鼓励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提高企业生产效益和竞争力，推动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可见，增值税在高科技产品的销售上给予很大的税收优惠，支持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
营业税优惠。对单位和个人(包括外商投资企业、外商投资设立的研究开发中心、外国企业和外籍个人)从事技术转让、技术开发业务和与之相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业务取得的收入，免征营业税。这一规定，有利于提高企业或个人的技术开发的积极性，促进研发成果的产业化。
税收政策论文范文第9篇
一、积极财政政策转型与新一轮税制改革的政策取向
（一）对我国当前宏观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
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我国经济在2002年已基本走出低谷的基础上，2003年已进入了一个快速增长期，2004年前三季度继续保持了较快增长的势头。拉动经济快速增长的“三架马车”―投资、消费和进出口都保持了良好的增长态势，特别是固定资产投资成为经济增长的最主要推动力。同时，物价温和上涨，货币供给充足，国民经济已经走出了通货紧缩的阴影。
有人据此认为，从高的GDP增长率、高的投资率和物价上涨这几个经济发展指标来看，经过这几年以增发国债扩大投资为主要特征的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我国经济发展已经出现了过热的问题，并有引发新一轮通货膨胀的可能。在当前经济形势下，减税政策不符合反经济周期调节的基本原则，再实施减税政策就是给现在过热的国民经济“火上添油”，结果助长了通货膨胀。
直观上看，所谓的经济过热，其判断标准主要有三个：（1）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2003年我国GDP增长了9.3%，是1997年以来增长最快的年份；2004年前三季度GDP同比增长9.5%，比去年同期提高0.6个百分点。（2）较快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从2003年的26.7%提高到了2004年第1季度的43%和1-3季度的29.9%，个别部门投资增长率甚至达到或超过了100%，如今年第1季度，钢铁、水泥行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了107.2%和101.4%，其他如电解铝、煤炭、房地产和汽车等的投资增长率也居高不下。（3）较高的CPI涨幅。2003年1-12月累计平均，我国CPI比2002年同期上涨1.2%。2004年1-9月份，除2月份和9月份外CPI同比涨幅逐月走高，各月同比分别上涨了3.2%、2.1%、3.0%、3.8%、4.4%、5%、5.3%、5.3%和5.2%，呈较明显的V字型变动态势。1-8月份同比累计上涨4.0%，是自1997年以来涨幅最高的。
但我们认为，至少有以下几条理由说明经济并未整体过热：第一，从经济周期的视角看，当前GDP增长速度还远未达到过热的水平。我们只要考察上一个经济周期（按谷－谷方法划分）中历年的GDP增长速度，就会发现从1990年到1998年9年中只有3年低于9.1%。也就是说，2003年GDP增长速度虽为7年来最快，但还不及上一个经济周期的平均水平。第二，从经济结构和投资结构来看，高投资率有一定的合理性。我国目前的经济结构已经显出了重工业化的特征，而这需要高投资来支撑；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的建设既是投资需求又是最终需求，计入房地产投资的绝大部分也是最终需求，所以目前投资需求高于消费需求。第三，现在国内各种商品库存并不是短缺到能使价格上升过高的程度，而且国际市场对于中国经济资源的影响也越来越大，现在全球经济仍处于通货紧缩的状态，中国物价也相应会受到一定影响。因此，中国经济没有出现通货膨胀的基础。
我国经济存在的局部过热现象，可以归结为我国经济结构不合理所导致的经济发展结构性失衡的问题，或者说是一种结构性过热现象。当前经济发展结构性失衡主要表现为：
（1）产业投资增长不均衡。2004年1-7月份，我国第一产业投资277亿元，同比增长15%，；第二产业投资10851亿元，增长42.5%；第三产业投资15987亿元，增长24.6%。
（2）行业发展冷热不均。钢铁、水泥、电解铝、房地产、汽车等行业过热，而其他行业则相对较冷。据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指出，目前在建的钢铁项目全部建成后，到2005年年底全国至少将形成3.3亿吨钢的生产能力，而钢需求量预计2010年才能达到3.3亿吨，钢铁工业投资已超前5年。到2003年，我国水泥总产量已达到8.13亿吨，占全世界总产量的1/3以上。目前，我国电解铝在建能力有310万吨，2005年产能预计达到1000万吨以上，超过市场预计需求近1倍。
（3）即使在投资过热的行业中，也存在不同程度的结构性失衡问题。如，我国钢铁工业发展中存在的结构性失衡现象主要表现为：第一，严重的低水平重复建设现象。据初步统计,2003年我国新建成炼铁高炉81座,能力约3542万吨,其中1000立方米以上的高炉只有6座,能力1000万吨,占28%；新建炼钢炉60座,能力3475万吨,其中100吨以上的转炉只有8座,能力940万吨,占27%。第二，产品结构不合理。据分析，我国钢材品种结构中，普通型线材、中厚板、窄带钢等一般档次产品占钢材总产量的70%以上，生产能力过剩；而高档次的钢材品种，还需要大量进口。据统计，2003年全年进口钢材3717万吨中，90%是附加值高的板材产品，占到国内市场消费量的35%—70%。但现在我国钢铁企业，特别是民营钢铁企业扩建、新建的钢材品种，大多是棒线材和热轧窄带钢，大部分属于低水平扩张的范畴。再如，我国水泥行业也存在严重的结构性问题。根据中国水泥协会的数据，2003年中国水泥企业的平均日产规模是16.8万吨；全国最大的安徽海螺集团达到4000多万吨，这也是全国唯一超千万吨的大型水泥企业；百万吨以上的水泥企业也不过几十家。此外，水泥行业存在的结构性矛盾还体现在技术差异上，代表水泥发展方向的新型干法水泥比重很小，90%以上是工艺落后的立窑水泥。所以说，即使是过热的钢铁、水泥等行业也存在严重的结构性问题，并不是全行业过热。
（二）积极财政政策转型的基本思路
自1998年我国开始实行积极财政政策以来，至今已有6个年头。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对拉动经济增长、促进国民经济的稳定协调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据有关部门统计，从1998年至2002年，我国积极财政政策年均拉动经济增长分别为1.5、2.0、1.7、1.8和2.0个百分点。但是，以扩大国债投资规模为特征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不可能、也不应该长期实行下去，在经济形势好转之后，就应适时转型。
从前文分析可知，我国经济运行已进入新一轮的快速增长期，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已然形成，并正在加强。因此，积极财政政策转型的条件已基本具备，但是鉴于我国经济中尚存在的问题和国内外的历史经验，应采取渐进式的转型方式，对财政政策的调控目标、调控方式、调控手段和方法组合上进行适时调整。
1.调整财政政策的调控目标：由刺激经济增长转向增加就业和解决“三农”问题。我国经济运行中，消费需求不足仍然是一个突出问题。而消费需求不足的深层次症结，就在于就业问题和“三农”问题。增加就业，有利于提高城镇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有利于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提高社会消费倾向；而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收入的增加和农村市场的真正启动，将是我国消费需求增长的根本保证。把增加就业和解决“三农”问题列为财政政策乃至整个宏观调控政策的重要目标，不仅可以解决需求不足问题，促进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还便于将当前的财政政策与今后长期的财政政策及发展战略很好地衔接起来。
2.调整财政政策的调控方式：由需求管理转向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并重。我国现行的积极财政政策是典型的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政策，其政策措施的核心和主要内容都是围绕着刺激需求展开的。但就当前我国的现实情况来看，既有消费需求不旺的问题，又存在供给结构不合理的问题。我国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和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极不合理，供给状况不能适应不同阶层、不同收入水平消费者的需求。而且随着人们收入水平和有效需求水平的不断提高，供给可能发展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调整供给将显得越来越重要。从西方发达国家的实践经验来看，长期实行通过扩大财政赤字、增发国债来刺激需求而得政策，必然会带来经济“滞胀”的恶果。因此，进入新世纪以来，西方国家普遍采用兼顾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而以供给管理为主的财政政策。这一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3.调整财政政策的调控手段：由主要使用以国债投资为主的财政支出手段转向财政支出与税收手段的并用。一般来说，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主要采用扩大财政支出和减税两种政策手段。而我国一直采用单一的以国债投资为主的财政支出手段，尽管在税收等方面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但相对国债投资手段来说，则是很微弱的。政策手段的运用必须服从于政策目标和政策调控方式的变化。在将增加就业和解决“三农”问题纳入财政政策的目标、实行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并重的条件下，再继续单独依靠国债投资手段，显然是不够的，只有综合运用财政收入和支出的各种手段，包括税收、国债、投资、补贴、转移支付等手段的组合，才能有效地实现调控目标。从市场与计划调节的关系来看，税收相对于财政支出手段，更符合市场调节的要求。因此，应特别重视税收手段的运用，通过充分发挥税收的调控作用，为社会投资提供更为宽松的环境，促进经济社会的长期协调发展。
（三）新一轮税制改革的政策取向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明确提出了新一轮税制改革的原则和任务，这对完善我国税收体系和制度，改善宏观调控，促进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新一轮税制改革实质实行的是一种结构性减税政策
减税政策通常是指通过调整税收的法规制度而带来的税负的降低，即通过降低税率、减少税种、缩小征税范围（包括提高起征点和免征额、增加扣除项目及数额、增加税收减免优惠等）等来降低税负。而我们所谓的结构性减税，则是指结合税制调整，把一些主体税种和重要税种的微观税负（税率）适当降低，同时辅以开征一些新税种和调高一些辅税种的税率，但从总体上看，具有减税效应。尽管减税从长期来看有利于税收的持续增长，但从短期来看政府确实存在减收的压力，所以，在实施大规模减税政策的同时，为缓解财政收支的压力，就需要采取辅的增税措施，这与减税并不矛盾，因为减税是主旋律，增税是减税政策顺利实施的重要保障。
新一轮税制改革实行的是一种结构性减税政策，具有明显的减税效应，并且力度相当大。首先，伴随着增值税转型、内资企业所得税税率的降低和减免农业税等减税政策的实施，我国还将采取诸如扩大增值税征税范围、提高外资企业所得税负担、增加消费税部分税目、开征遗产税与赠与税等一些辅的增税政策，而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结构性减税政策。其次，从本轮税改对财政收支所带来的总体影响来看，据我们粗略估算，就改革方案算大账，改革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和统一城乡税制，大约会减收2000－2500亿元，占2003年税收收入的10%-15%；如果再加上偿还欠出口退税款，则约减收5000－5500亿元，占2003年税收收入的25%-27%。可见税改的减税效应之大。
当前在我国实行结构性减税政策是非常必要的，而且具有重要的意义。主要表现在：第一，从理论和实践上看，减税对经济发展能起促进作用。减税，不论对商品税、所得税和其他税种来说，都会对生产和消费有明显的刺激作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实行的减税让利政策，明显地促进了经济发展就是个有力的证明。对不同的税种进行减税，尽管它们之间有着不同的功能特点，但具有扩张效应是共同的。第二，我国税费总负担相当重，不利于提高企业的竞争力。第三，我国的主要税种―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的法定税率同国外和周边国家比，都偏高。第四，我国最近几年税收增量占GDP增量的比重过高。根据有关资料统计，1998－2003年税收增量占GDP增量的比重平均为33%，而2003年高达39%。这就是说，每年新增GDP的1/3以上被税收拿走了。
目前在我国实行结构性减税政策非常必要，而且新一轮税制改革确实具有力度很大的减税效应。这如果在西方，将会被执政党和政府大张旗鼓地进行宣扬，因为它会对经济和民众生活产生重大影响，有利于赢得民心，争取选票。但令人费解的是，我国政府似乎忌讳谈论减税问题。表现在，在分步实施税制改革的《决定》中，明确了这次税改的原则和内容，但没提及税改的指导思想和政策：到底是增税，减税，还是不增不减？从主管部门领导的讲话和文章来看，税改的基调似乎是明确的，即不增不减。但这显然与本轮税改的内容差距过大。若果真按此指导思想来设计税改方案，恐怕优化税制的目标就会落空。
2.结构性减税政策与当前宏观经济形势是否存在矛盾
由前文分析可知，我国当前经济并非整体过热，只是一种结构性过热。而且我国政府从去年下半年始采取的一系列“有保有压”的调控措施，也已经取得了初步的、阶段性的成效，整个经济正朝着宏观调控的预期方向发展。应该承认，从短期来看，减税政策确实与我国当前结构性过热的经济形势存在一定矛盾，但并不严重。从优化税制结构本身和完善宏观调控手段来讲，结构性减税政策还是有它实行的必要性。
首先，实行结构性减税政策是优化税制的内在要求。一个良好的税制就是兼顾了税收效率与税收公平的税制，这也是我们优化税制的目的所在。而我国增值税的转型和个人所得税制的改革无疑会使我国的税制结构得到进一步的优化。增值税的转型更有利于体现税收中性，从而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而所得税法定税率的降低则有利于减少逃税激励，提高了税务行政效率。增值税的转型，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统一，城乡税制的统一，有利于促进公平竞争，体现了横向公平；而个人所得税计税模式的转变，则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体现了纵向公平。所以说，我们的结构性减税政策兼顾了公平与效率的要求，这也正是优化税制的内在要求，而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则给优化税制带来了契机。
其次，实行结构性减税政策有利于促进我国经济结构的优化。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与工业化进程的国际经验是吻合的。工业化国家的历史经验显示：经济结构是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变动的；经济结构的变动又影响着经济增长，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条件；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会有一个加速期，即“起飞”阶段，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经济结构的及时转型。当前我国经济仍处于高速增长时期，能否实现持续高速增长，关键是调整经济结构。我国经济结构不合理主要体现在产业结构不合理，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以及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等。结构性减税政策的实施则在客观上优化了我国的经济结构：增值税的转型，企业所得税计税工资规定的废除、R&D费用税前扣除标准的提高等都有利于推动高新技术产业的快速发展，提升我国的产业结构；规范税收优惠，建立税式支出制度等，有利于缩小地区间经济发展的差距；统一城乡税制则是逐步缩小城乡差距、解决“二元经济结构”问题的有力举措。
另外，结构性减税政策正在成为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长期战略性选择。与扩大财政支出的政策相比，减税政策具有其自身的特点，其作用不可替代。长期实行扩大财政支出的政策会使资源日益向政府集中，不仅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同时会造成政府权力的扩张，危害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而减税政策的作用则主要是通过影响市场经济微观主体的决策来实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这一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使得有利于市场资源配置的减税政策逐渐成了我国长期性的战略选择。减税政策的长期化也与新经济的出现密切相关。这种主要依靠人力资本的新经济更适应于中小企业和灵活多变的经营方式。在此前提下，增值税转型，降低所得税的边际税率，增加对中小企业的税收优惠等，就成了减少干预以培育新兴产业的必然选择。因此，结构性减税政策是适应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促进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
3.实行结构性减税政策对我国引进外资的影响
据商务部数据，截至今年7月底，我国累计实际使用外资金额5402.92亿美元，是发展中国家中最大的吸收外商投资国。这也是我们实行结构性减税政策所面临的现实背景。减税政策中重要的一条是统一内外资企业的所得税，两税合一后，外资企业的税负会有所提高。那么，这会不会影响我国引进外资的规模，进而影响我国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呢？我们下面进行具体分析。
第一，税收政策在一国的投资环境中只能起到部分激励作用，并非决定因素，因此，外商税负的提高对我国外资增量的影响不大。经济学家约翰.邓宁于1977年提出了著名的“OLI”理论（折衷理论）。他认为,若想吸引跨国企业的投资,必须为其提供三个方面的优势,即所有权优势（O）、区位优势（L）和内部化优势（I）。所有权优势为一国企业拥有或能够获得而国外企业没有或无法获得的资产及其所有权，主要包括技术优势、企业规模优势、组织管理优势和金融优势等。区位优势是跨国公司在选择海外公司的国别、地点时必须考虑的东道国或东道国公司所具有的各种优势的反映。不仅包括资源禀赋，还包括经济和社会因素，如市场规模和结构，市场发展的前景和潜力，文化、法律、政治和制度环境，政府法制和政策等。区位优势的大小不仅决定着一国企业是否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和投资地区的选择，还决定了对外直接投资的类型和部门结构。内部化优势是指由于某些产品或技术通过外部市场转移时会增加交易费用，跨国公司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在母子公司或子公司之间进行中间产品的转移，就会防止市场缺陷的冲击，从内部化中获取高额利润。
在我国，这三个优势之中，区位优势比其他两个优势的影响要大得多。首先是我国的政局、政策和法律。若政局不稳，意味着投资有全部丧失的可能；政策多变，将使投资者无所适从；法律不健全，投资者的权益将得不到有效保护。因此，这三者实际上是外国投资者决定是否投资的前提。其次，我国是否具备办企业所必需的条件，如原材料、市场与劳动力等。其中最重要的是市场，产品是否有销路，这是一切投资者最关心的问题。再次，我国是否具备办好企业的必要条件，如较高的政府部门办事效率、完善的交通、运输、银行、通讯、保险等基础设施等。如果投资的前提、办企业的必需条件和办好企业的必要条件均已具备，这就表明投资能够赚取利润。只有在确信投资能够赢得回报的条件下，外国投资者才会进一步考虑赚多赚少的问题，也就是考虑诸如税率的高低、税收优惠的多少等优惠待遇的问题。否则，优惠再多、税率再低对外国投资者也不会有吸引力。例如，乌拉圭曾是世界上对外资征税最低的国家，但它对外资的吸引力并不大；美国尽管对外资企业不实行税收优惠，但它一直是世界上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因此，税收政策只是构成投资环境的一个因素，只能起到部分激励的作用，并非决定性因素。事实上，税收优惠、地皮价格的优惠和劳动力成本低等因素只对中小资本和发展劳动密集型行业有较大的吸引力，大型的跨国公司具有雄厚的资本、一流的技术和管理水平，其投资往往推行长期战略回报，注重整体利益和综合经营，对一般的投资优惠或投资刺激常常兴趣不大，而更多地关心基本的投资环境以及投资条件的稳定性。
第二，企业所得税负担提高对外资存量的影响也不大。主要基于以下判断：其一，外资选择在中国，更看重的是投资环境，而并非只是税收优惠，而且一旦撤离，外资将承担此前已经付出的沉没成本；其二，在华经营过程中，外资透过转让定价，其应纳税所得额其实已经大幅降低，由提高税率所带来的业绩敏感性并不高。其三，为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对已在华投资的老企业，可以采取一些过渡办法予以补救。例如，对外资老企业，可以在一定期限内（例如3-5年）对其由于两税合并而多交的税款予以退税。
从未来走势看，我国吸收外资还会保持良好的增长态势。这是因为我国吸收外资诸多有利的基础因素并没有改变：投资领域进一步扩大，软硬环境明显改善，国民经济发展势头在全球突出强劲，外商在新一轮制造业转移中普遍将我国视为投资信心最强国。此外，我国社会稳定，奥运会、世博会、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带来的商机所具有的吸引力，都表明我国吸收外资不会出现持续大幅度下降的可能。并且，从进出口贸易的强劲增长以及合同外资额30%以上的高增长率来看，我国吸收外资有望上一个更大规模的台阶。
4.当前是实行结构性减税的最好时机
当前我国经济已基本走出低谷，进入了一个新的快速增长期，而我国税收连续几年的超额增长也为实行减税政策提供了现实的财力支持。所以说，当前是实行结构性减税的最好时机，具有可行性。
近几年我国税收增幅很大，财政有能力拿出一部分支持税制改革，从而形成“经济－税收－经济”的良性循环。2001、2002、2003年和2004年前三季度，我国税收增长幅度分别为21.6%、15.2%、16%和26.3%，远高于同期GDP的增长速度7.3%、8.0%、9.3%和9.5%。根据前面的测算，这次税改的减税效应，如果不考虑偿还出口退税的欠账，大约在2000-2500亿元之间。由于这次税改的任务是分步实施，逐步到位，假定5年内完成，则每年平均减税在400-500亿元，占2003年税收增长额的13%-17%，仅占2003年税收总额的2%-2.5%；估计占2004年税收增长额的8%%-10%，仅占2004年税收总额的1.6%-2%。应当说这一减税规模财政是承受得了的。至于拖欠3000亿元出口退税款的问题，据报道到今年5月底已基本还清，这反映了财政具有相当大的承受能力。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每年的税收收入增幅都不小，这说明我国税制改革实际面临的财政约束并不大。那么，税制改革步履蹒跚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我们认为关键就在于领导人的指导思想问题，即决策层对税制改革的认识程度问题。如果认为税制改革步伐必须加快，刻不容缓，财力自然会向这方面倾斜，那么所谓没钱支持税改的问题也就不存在了。应该认识到，新一轮税制改革是一种制度创新，短期内可能会导致财政收入减少，长远看，却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巨大动力。所以，对改革的预期效果，我们宜“放眼量”，而不应急功近利。
二、以税收政策促进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
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本世纪头20年经济建设和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进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关键是以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带动产业升级，促进新型工业化和现代物流业的发展，延伸产业链，扩大产业群，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税收作为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杠杆，如何选择有效可行的税收政策，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和产业升级，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已成为当前亟需解决的一个课题。
（一）我国当前经济结构中存在的问题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和市场化进程的进一步加快，我国当前经济结构中出现了以下新情况和新问题：
第一，需求结构出现失衡。我国当前的需求结构呈现消费需求相对不足、而投资需求明显过大的问题，也就是说存在明显的消费率（或最终消费率）过低、而投资率（或资本形成率）过高的宏观结构问题。我国1997年的投资率为38%，此后连续四年下降，2000年下降到36.4%，2001年起重又开始上升，2002年上升到39.2%，2003年进一步上升到47.2%（而2003年世界平均投资率只有22%），超过了上一轮经济过热时期的峰值（比出现经济过热的1993和1994年还分别高出9.5和10.8个百分点），说明2000年来，我国投资率已经表现出了上升的势头；与之相对应，消费率由1997年58.2%连续四年上升到2000年的61.1%，2001年重又开始下降，2002年下降到58.2%，2003年又进一步下降到55.4%，这是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消费率的历史最低点，说明2000年以来，我国消费率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同时，从国际比较来看，目前我国投资率大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也明显高于各主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水平；而消费率不仅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也明显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
第二，地区间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受自然、历史、社会等人为与非人为因素的影响，我国东西部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由此产生的负面效应，一方面，按照缪尔达尔的理论，这种区域性经济发展差异，会因为“累积性因果循环”的作用而越来越大；另一方面，西部地区人均收入水平低，由此形成的居民购买力难以为东部地区生产的商品提供广阔的市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东部地区以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
第三，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发生重大变化。自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我国的企业产权制度逐渐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公民个人所有及混合所有并存的多元化格局。相应的，居民个人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的比重大幅提高，因按劳分配、按资分配、按经营成果分配等多种分配方式的采用，我国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也逐渐扩大。
第四，所有制结构发生较大变化。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经济成分是公有制经济一统天下的格局，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我国民营企业近10年来得到了快速发展，尤其是近几年来，我国民营企业面临的环境正发生巨大而深刻的变化。首先，在政治意识形态和宪法层面上，党的十六大和新修改的宪法为民营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政治和法律保障；在经济上，民营企业面临的投资和贸易政策环境也有了明显的改善。
（二）正确认识税收在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中的作用
从税收与经济结构的关系来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税收作为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主要工具，可通过对产业结构、收入结构、所有制结构、地区结构等的调整，使经济实现协调发展。如差别税负可影响资源在不同产业、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之间的资源配置；合理的税负分配原则有助于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合理的税制结构与税负水平有助于收入结构的改善等等。因此，从理论上说，税收政策可以从中发挥重要的结构性调节作用。
应该说，税收对经济结构具有一定的调节作用，但决不能把这种作用过分夸大。事实上，在我们这样一个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的国家，政策预期与实际效果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距。这是因为税收调控作为宏观调控手段也具有自身内在的局限性。具体表现在：
第一，从调控产业结构看，税收作用的范围主要限于增量调控，而在增量有限的情况下，调控力度必然受阻。具体来说，为避免税收对市场机制可能产生的扭曲，一般不宜借助商品劳务税优惠来达到调控产业结构的目的，但在所得税所占比重不大的情况下，所得税优惠在调控产业结构方面难免存在力度上的局限性。
第二，从调控地区结构看，为促进落后地区加快其发展步伐，在税收方面主要实行以所得税优惠为主的税收待遇，但由于落后地区大多处于财政紧张的状况，要提供税收优惠，首先将因财力上的限制而存在局限性。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影响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是地理位置、自然资源等，只有在交通、基础设施等生产的外部条件先行发展的前提下，税收优惠才能在促进落后地区发展中发挥较大的作用。
第三，从调控收入分配结构看，由于税收主要参与国民收入再分配，即税收调控收入分配主要是事后调控，它只能在某种程度上缩小社会成员间的贫富差距，而不能完全消除不合理的差距。而且，收入分配差距的形成既与国民收入再分配有关，也与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有关，这就决定了税收调控收入分配存在内在的局限性。
（三）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税收政策
当前世界已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已成为促进国家经济发展的关键，各国的产业化调整正呈现高科技化的趋势，我们应该通过税收政策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支持产业结构升级，不断提升高科技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
借鉴美国、法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经验，结合我国实际，我们应该实施以下税收政策，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
第一，改革增值税。内容包括：一是改革增值税的试点方式，以减少税收对整个社会资源分配的扭曲，鼓励产业重点向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转移，避免加剧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二是对企业购入和自行开发的科技成果费用中所含的税款比照农产品或交通运输费的规定，按照一定的比例扣除进项税额，减轻高科技企业的税收负担；三是规定对企业当期购进存货增值税进项税额可全额抵扣，促进企业流动资金使用效率的提高；四是不宜盲目扩大增值税的征税范围，以交通运输业为例，交通运输行业大部分企业规模较小，财务核算不健全，改征增值税后大部分将成为小规模纳税人，这与现行按运费发票一定比例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没有根本区别，所以，对交通运输业改征增值税意义不大；再如，对小规模纳税人不加区别增值率的高低而统一实行4%或6%的征收率，有违增值税设立的初衷，有失公平；五是将货物批发、零售和修理修配业务改纳营业税，增值税只在工业生产环节征收。
第二，完善科技税收优惠。税收优惠政策的作用大小与税收刺激或激励的方式有着较大的关联。一般认为，对于基础性的科研开发活动，宜选择事前税收扶持政策；而对应用性技术研究开发，宜选择事后鼓励的税收政策。具体说来，一是要完善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有关的税收法律体系，对科技税收政策实施单独立法，消除现行税法中的矛盾、重复和混乱的现象，加强科技税收优惠政策的规范性、透明性和整体性；二是将目前对高新技术产品生产与销售环节给予的税收优惠转向对科研技术开发补偿与中间试验阶段给予税收优惠；三是完善税收对促进人力资本投资的政策；四是调整对高新技术产业的税收优惠方式，做到税基减免、税额减免和税率优惠三种方式的协调配合，注重加速折旧、投资抵免等税基式优惠手段的应用；五是变区域优惠为产业优惠。特别是对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应加大税收优惠的力度，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四）促进第三产业发展的税收政策
根据三次产业理论，由于第三产业行业多、领域宽、劳动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行业并存，可容纳不同层次的劳动力，对拓宽就业范围、增加劳动力需求、吸纳新成长劳动力、降低失业率，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另据实证研究，第三产业的就业弹性系数大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在吸收下岗失业人员方面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所以，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对于扩大就业、增加居民收入、提高社会消费倾向、促进宏观经济协调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要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税收应该在以下几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第一，对那些投资少、就业成本低、就业容量大的行业，如对新开办的服务、餐饮等行业实施减免所得税、提高营业税起征点等优惠措施，加快其发展。
第二，发展多种所有制的服务业，采取减免税等政策支持、鼓励和引导个体、私营企业大力创办服务业，特别是在税收征管和纳税服务等方面给予支持；
第三，对社会上专门提供就业培训的机构提供减免税优惠。
第四，对依法设立的各种劳务输出公司给予定期减免所得税和营业税的优惠政策。
三、促进就业的税收政策选择
就业是民生之本。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经济结构不断调整，劳动力供给的不断增加，失业问题越来越突出。有数据表明，目前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约为4.0%；若再加上600多万尚未找到工作的下岗职工，则城镇总的失业率超过7%；若再把没有登记的失业者统计在内，可以推算出目前我国的城镇失业率接近12%。另从劳动部科研所课题组提供的有关数据来看，我国约有1.6亿的隐形失业者，约占就业总量的26%。此外，农村还有1.5亿富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就业。就业问题已成为当前我国一个带有全局性影响的重大经济和社会问题。我国处于经济转轨时期，公开化的失业和迅速增长的失业率必将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这就需要政府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减少失业，扩大就业。
（一）税收政策在促进就业中的积极作用
税收作为政府宏观调控的经济杠杆，对提高就业水平和改善就业结构都会产生积极的作用。税收对就业的促进作用可以从扩大劳动需求总量、调整劳动需求结构和改善劳动供给结构三个方面来考虑，可以采用的税收政策工具调整税种、变动税率以及税收优惠等。首先，扩大劳动需求。解决就业问题的根本出路是扩大生产，因而税收对就业的促进作用也主要表现在，运用税收政策刺激投资，促进经济发展，扩大劳动需求总量，增加就业机会。其次，还要根据劳动供给结构，相应地调整劳动需求结构，以吸纳不同教育水平和劳动技能的劳动力，最大限度地解决就业问题。再次，要加大税收政策对劳动力教育、培训的支持力度，降低人力投资的成本，提高劳动力素质，改善劳动供给结构，提高劳动者的就业能力。根据我国就业的现实需要，我们应该充分发挥税收政策在促进就业中的积极作用，一方面，应该大力促进民营经济、中小企业、高科技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发展，创造更多的工作岗位；另一方面，要加大对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的扶持力度，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和技能，以利于更好地再就业。
（二）发达国家促进就业的税收政策
失业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普遍存在的现象，失业率过高对经济健康发展和社会稳定都会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世界各国采取了很多宏观经济政策，包括税收政策来促进就业。在利用税收政策促进就业方面，发达国家主要采取了以下做法：
1.减税政策。减税是确保短期内经济稳定增长和促进就业的重要方式，减税的规模和幅度由经济波动的程度和失业率的高低等因素决定。进入21世纪以来，为了应对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趋势，各国纷纷推出了新的减税计划和方案，掀起了新一轮的世界性减税浪潮。例如，2001年美国国会批准了布什政府10年期13500亿美元的庞大减税计划，2003年又批准了其追加的10年期3500亿美元减税方案，这些减税政策有利地促进了美国的经济增长和就业。
2.扶持中小企业的税收政策。比如，美国1997年出台的纳税人税收减免法规定，小企业在以后10年中将会得到数十亿美元的税收减免；英国连续削减公司所得税率，将年产出低于30万英镑的小企业的公司税率由30%降低到20%这一历史最低水平（大企业税率为30%）；法国建立了研究开发投资税收优惠制度，规定凡是R&D投资增加的中小企业，都属减税范围，还通过税收优惠政策促进中小企业以专利形式向创新企业投资；加拿大主要通过降低税率、减免税收、税收返还和延长税收宽限期等对中小企业提供支持。
（三）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税收政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中小企业数量迅速增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小企业具有经营机制灵活，应变能力较强等优点，且分布领域、行业广泛，为数众多，在推动经济增长、吸纳劳动就业、活跃市场、促进企业制度和技术创新、以及增加财政收入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成为推动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力量。然而与大型企业相比，由于规模较小，技术装备和管理水平较低，竞争能力较弱，抗风险能力较差等“天然”的弱点，中小型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又往往处于不利地位。中小企业这种既重要又处于弱势的地位和特征，决定了政府必须从政策上，包括税收政策上给予大力支持。
我国现行税制中。没有针对中小企业制定特殊的税收优惠政策。但是，现行的某些对不同规模企业实行的普遍优惠的税收政策，实际上对中小企业是有扶持作用的。不过，由于原有的税收政策目标不明确，标准定得太低，优惠措施不多，且手段单一，加之有些规定实际上是对中小企业的歧视和限制，严重影响了中小企业的发展。
为了促进我国中小企业的快速健康发展，政府应该在坚持公平税负、轻税、产业导向和便于征管等原则的前提下，对税收政策做以下调整：
（1）改革和完善税制，支持中小企业发展。主要包括：
第一，增值税的改革和完善。主要内容有：抓紧时机，实现增值税由“生产型”向“消费型”的转变；调整标准，扩大一般纳税人的征收范围和比重；进一步调低小规模纳税人的征收率，建议工业小规模纳税人的征收率调低到4%，商业小规模纳税人的征收率调低到2%；适当提高小规模纳税人的起征点，具体调整如下：销售货物的月销售额由现行的600-2000元提高到2000-5000元；提供应税劳务的月销售额由现在的200-800元提高到800-2000元；按次（日）纳税的每次（日）销售额由现在的50-80元提高到80-150元。
第二，企业所得税改革和完善。尽快合并现行内、外资两套企业所得税制，统一税法，加大对中小企业的税收扶持力度。主要内容包括：降低税率，特别是要降低中小企业的优惠税率，具体设想是：企业所得税税率降为25%；年应纳税所得额在30万元以下的中小企业，适用18%的优惠税率；年应纳税所得额在10万元以下的中小企业，适用10%的优惠税率；放宽并规范税前费用列支标准，包括：取消“计税工资”规定，取消对公益性、救济性捐赠税前列支的限制，准予享受关于R&D费用的税收优惠政策等。
第三，转变观念，完善制度，优化税收服务体系。税务机构和干部应该树立为纳税人服务的观念和意识，为中小企业提供优质纳税服务，营造良好的纳税环境。
（2）调整现行的税收优惠政策。改变现行单一的减免税方式，采用灵活多样的税收优惠方式，特别是注重采用加速折旧、延期纳税等到税收优惠方式；改变当前税收优惠政策在覆盖范围上主要局限于企业的创建环节，积极探索制订将扶持范围扩展到研发、设备更新、增资、再投资以及改制等企业发展中关键环节的税收扶持政策；适当扩大税收优惠政策涉及的税种，发挥不同税种对中小企业的调节作用，特别是对西部落后地区和东北老工业基地，建议下放给其地方政府更多的税收管理权限，使他们能够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通过多税种的税收优惠政策对中小企业加以扶持。
（3）清理乱收费，实行“费改税”，减轻中小企业的非税额外负担。
（4）利用税收优惠政策，积极推动中小企业融资支持体系的构建。主要包括对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再担保机构的业务收入实行营业税优惠，对向中小企业发展基金提供捐赠的企业和个人实施所得税优惠等。
（四）进一步完善再就业税收优惠政策
改革开放以来，财政部、社会保障部、国家税务总局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税收优惠政策来促进就业和下岗再就业，并逐步形成了一个覆盖面较广的再就业税收政策体系。归纳起来，我国现行促进再就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可以分为四类：一是鼓励和扶持下岗人员自谋职业和自主创业的税收优惠政策；二是鼓励企业积极吸纳下岗失业人员的税收优惠政策；三是鼓励国有大中型企业主辅分离、安置富余人员的税收优惠政策；四是较大幅度地提高了增值税、营业税的起征点，对纳税人销售额达不到起征点的，分别给予免征增值税、营业税及城市建设税的照顾。
现行促进再就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在取得了积极效应的同时，也在制订和实施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各职能部门缺少统筹协调，无统一的牵头部门。劳动与社会保障、税务、工商部门是落实税收优惠政策过程中必不可少的部门，这些部门在办理相关优惠措施的时候只是横向联合，彼此之间缺少一个统筹部门。如办理再就业优惠证、新办企业认定书、工商营业执照就分属不同的职能部门，由于各部门工作时间的不同、对政策理解重视的程度不同，导致税收优惠政策落实滞后。
（2）再就业优惠证的办理存在很多问题。再就业优惠证是下岗失业人员及企业享受再就业优惠政策最重要的凭证之一，但是由于宣传的力度不够，许多失业人员和部分企业对此不了解，导致办理优惠证的积极性不高。有些失业人员认为办理优惠证环节多、手续杂、周期长，因此不愿意办理。有些企业认为招收有优惠证的失业人员并不划算，因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企业要先为每位职工交纳养老、医疗和失业保险，企业对于这笔费用是“先缴后补”（国家补贴养老和失业保险金），但是有些地方政府（特别是老少边穷地区）的补贴很难及时到位，导致很长时间企业得不到补贴，享受的优惠又不是很多，因而积极性不高。
（3）税收优惠政策本身存在很多问题。首先，按照国家政策规定，能够享受优惠政策的企业必须是符合规定的服务型企业、商贸企业、国有大中型企业等，而对于新办生产型企业则不能享受税收优惠政策。众所周知，生产型企业是安置、吸纳下岗职工最多的企业，却享受不到相关的税收优惠。其次，目前享受税收优惠的失业人员仅限于以下四种：一是国有企业下岗人员；二是国有企业失业人员；三是国有企业关闭破产需要安置的人员；四是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并且失业一年以上的城镇其他失业人员。这就把相当一部分集体企业、其他所有制企业下岗失业人员以及由于城市扩建、农田被征而造成的实地农民排除在外，形成一种“政策歧视”，极不公平。
再就业工程，关系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既是重大的经济问题，又是重大的政治问题。为了更好地发挥税收在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中的积极作用，税收政策需要做进一步的调整和完善：
（1）扩大优惠对象范围。享受优惠的人员范围应扩大到集体企业的下岗人员、失地进城的待业农民以及下岗后再失业人员。税收优惠政策不仅要惠及能吸收较多劳动力就业的生产型企业，还要惠及商业、餐饮业、旅游业、社区居民服务业等劳动密集型行业，大力扶持中小企业的发展。
（2）完善税收优惠政策的制订程序，简化审批手续，提高税收优惠政策的可操作性。
（3）加强税务与劳动、工商等部门的配合，对税收优惠政策执行情况实行有效的监控，严肃查处利用促进就业的税收优惠政策进行偷、逃税款的不法行为，公平税收环境。
（4）进一步加大政策宣传力度，做好对下岗失业人员的服务工作，提高税收优惠政策的透明性，切实帮助企业和下岗失业人员用足、用好现有的税收优惠政策。
主要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2.安体富：《积极财政政策“淡出”的必要性、条件与对策》，《税务研究》2003年第12期。
3.安体富：《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税收政策》，《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3年第12期。
4.安体富王海勇：《新一轮税制改革：性质、理论与政策（上，下）》，《税务研究》2004年第5、6期。
5.安体富王海勇：《结构性减税：宏观经济约束下的税收政策选择》，《涉外税务》2004年第11期。
6.倪红日：《宏观调控与税制改革的协调》，《涉外税务》2004年第10期。
7.阮宜胜：《论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转型》，2004年中国税务学会调研课题交流论文。
8.庞凤喜：《论我国当前税收调控面临的约束与政策选择》，2004年中国税务学会学术委员调研课题交流论文。
9.孙亚：《促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税收政策研究》，2004年中国税务学会学术委员调研课题交流论文。
10.丁芸：《对我国现行再就业税收优惠制度的思考与建议》，2004年中国税务学会学术委员调研课题交流论文。
11.姚稼强：《税收促进扩大就业的政策研究》，2004年中国税务学会学术委员调研课题交流论文。
税收政策论文范文第10篇
物流业税收政策乃利益相关者间关联的契约网，物流业税收政策管理需合理满足与考量各个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各利益相关者均有权对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展开评价。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评价主体具体应涵盖如下几类：
1.政府管理部门在物流业发展过程中，政府管理部门不仅具有合法性，还有影响力，并且有着紧迫性，属于完全利益相关者。从政府的税收管理职能来看，政府采用法律、经济、税收等手段调节国民经济，确保正常的市场秩序，从公平、公正的角度出发，调解物流企业的所有者、经营者、雇员、客户、供应商间的冲突与矛盾。政府希望解决社会就业问题，而物流业作为服务业能够安置社会成员解决一定的就业问题，物流业税收政策的绩效与发展前景好坏，直接关系到行业储备人员的规模，进而牵涉到社会就业水平与社会秩序的安定性。同时，维系政府部门正常运转履行职责的物质基石来源于税收，企业偷漏税或经营不善会减少政府财政收益，进而影响到政府的正常运转及职责的履行。此外，政府的物流服务采购需求也要经由物流企业实现，如何确保物流服务质量乃政府部门所关注的内容之一。在物流企业的运营活动中，政府的物流业税收政策与物流企业经营业绩有着密切关系，乃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水平的间接体现。政府管理部门作为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评价主体之一是毋庸置疑的。
2.物流企业物流企业对物流业税收政策管理有着紧迫性要求，但不具备合法性，影响力不大，属于苛求利益相关者。物流企业不仅为物流业税收政策的管理对象，又是税收政策的服务对象，物流企业作为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评价主体，显现出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管理的核心准则，也反映了物流业税收政策以物流企业满意为服务导向，物流企业对物流业税收政策有着最真实、最深刻、最直接的感受，让物流企业合法地参与到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评价中去，是对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进行评价的科学有效方法。
3.立法机关立法机关有合法性与影响力，但紧迫性不强，属于占优利益相关者。立法机关拥有法律所赋予的评价权利，对物流业税收政策行使权力实施评价乃合乎逻辑的必然要求，立法作为国家权力机关，能够获取更为翔实、丰富的资料数据，拥有更先进评价方法与手段，也更为理性。物流业税收政策综合绩效评价乃一种科学民主的治理工具，是科学民主的制度安排，为立法机关绩效管理职能的顺利实施与强化提供了高效合理的选择路径，且经由翔实具体的指标体系来全方位评价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可以精准有效的对物流业税收政策进行绩效判别，进而调整物流业税收政策，这也正顺应发扬立法机关绩效评价效力，实现国家民主化、法制化的革新方向。
4.社会公众社会公众拥有影响力，但不具备评价的合法性，紧迫性也不强烈，乃潜在利益相关者。社会公众乃物流业税收政策的最终感应主体，因此也应为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的评价主体之一，这也符合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评价以民为本的价值导向。但社会公众参与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的评价时，具有分散性、感性及孤立的属性，欠缺专业的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评价技术知识，获取信息的渠道不充分。社会公众对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进行评价时，要注意依照法律法规对物流业税收政策进行，代表社会公众意愿而非个人意愿展开，经由绩效评价实现社会公共利益。在开展物流业税收政策的专项绩效评价时，要关注社会公众作为绩效评价主体的制度设计与组织建构，从而有效发挥物流业税收政策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
5.第三方评价机构第三方评价机构拥有合法性，但紧迫性与影响力不大，属于自主利益相关者。第三方评价乃指聘请多位专家成立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评价组织，依照一定的评价标准与指标，运用一定的手段把专家个人对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的评价整合为整体评价，对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做出全面判断。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的评价专业性较强，需要由专业人士进行评判，从而获得具有精确性、可信性的绩效评价结果，为政府部门实施相关物流业税收政策调整提供可靠科学的智力支持与信息咨询。让第三方评价机构参与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评价，能够保证评价的专业性与中立性，从而确保评价的可信度，因此第三方评价机构有必要作为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评价的主体之一。
二、我国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评价主体体系的选择路径
物流业税收政策管理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链日益多元化与繁杂复杂，任一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评价主体皆有着自身独特的评价视角，有着自身难以克服的局限性与无法取代的比较优势，这必定要求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评价主体的多元化组成。我国应学习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立足于我国实际，经由构建多元化的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评价主体体系，来保证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评价的有效性、权威性与公正性。
（一）法律保障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评价主体的多元化为了规范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评价主体的利益表达、确保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评价主体的利益诉求及确保弱势评价主体的利益，各级立法机关及有关政府部门制定实施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评价的相关法律法规，为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评价主体多元化体系的构建编织牢固的法律制度保护网。经由法律法规明确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评价主体的多元化建构，并对各评价主体的评价范围、评价手段与评价内容等进行明确规制，从法律上保证了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评价多元化主体的合法性、权威性。
（二）合理选择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评价主体针对不同物流业税收政策展开评价时随意采用人人参与的绩效评价主体是不适宜的。在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评价中不仅要引入多元化的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评价主体，且要对各绩效评价主体进行恰当的组合和配置。在各绩效评价主体组合中，要以立法机关为核心主体，在立法机关引领下，各绩效评价主体从各自特定的视阈、利益诉求出发评价物流业税收政策的绩效，形成各评价主体间长短互补的搭配格局和联动机制，从而增强绩效评价的精准性与可靠性。扩大社会成员参与绩效评价的广度和深度，实现社会成员的全面参与。充分发挥第三方评价机构的功效，确保第三方评价的常态化、全面性和中立性。对政府管理部门要形成合理的激励约束机制。赋予物流企业参与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评价的合法性。
（三）恰当配置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评价主体的比例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评价主体的构成是一个多元结构，但这并不表示各评价主体是相同分量，各评价主体间是一种相互合作、竞争与耦合的关系。在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评价主体已明确的前提下，针对同一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评价对象，各个绩效评价主体间的比重会对绩效评价结果产生关键性的影响，这也是绩效评价主体结构的组合是否合理的重要根据。通常，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评价主体的比重关系主要体现于各评价主体承担的指标在整个政策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中的构成与权重分配比率。我国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评价过去皆为行政主导、评价主体较为单一。但从长久发展看，以社会成员、专家、第三方评价机构为主的外部评价主体在物流业税收绩效评价中的分量会逐步加大，这是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评价的必然发展态势。
三、我国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评价的发展对策
在合理确定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评价主体基础之上，还需从内部与外部要素的视角完善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评价，以切实提升绩效评价的成效。
（一）内部要素的优化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评价作为物流业税收管理中的重要一环，伴随物流业税收政策的发展，绩效评价在物流业税收政策管理中日益重要。为规范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评价，提升绩效评价的质量，构建完善的绩效评价体系相当关键。
1.健全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评价指标绩效评价指标的设置需要考量各地区、时间等各个因素。由绩效评价主体利用各自资源一道合作，构建科学合理的绩效评价指标，绩效评价指标扩大到物流业纳税人的生产经营能力、生产经营规模、进销规模、仓库出入等各个方面，全方位对物流业生产经营展开分析，且采用经济指标，从性质角度实施模糊分析，有机结合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以提升绩效评价的准确性、科学性与可靠性。也便于绩效评价机构对各指标的搜集、统计、评价与处理。
2.合理设置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评价流程绩效评价乃一个搜集信息数据、分析应用信息数据、反馈信息数据的全方位活动，依照绩效评价活动的内在要求与规律，基于绩效评价活动各环节分工负责，为保障评价结论的真实、可靠，绩效评价活动需要遵照严肃、合理的活动流程，具体工作流程见图2。
3.提升绩效评价人员素质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评价活动的专业性较强，对从事绩效评价活动的人员有着较高的素质要求。纵观税收政策绩效评价制度健全的国家不仅有完善的绩效评价机构，还有专业的绩效评价队伍，绩效评价人员的专业素养直接关系到绩效评价活动的质量。由于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评价活动的专业性，要求绩效评价人员不仅要精通财务、计算机、法律及相关税收理论知识与实践经验，还要对物流业生产经营活动有所认识，并要有丰富的判断能力、分析能力及评价能力等，能够合理利用科学的评价方法与自身的经验积累来综合评价物流业税收政策的真实绩效。但当前，我国开展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评价的人员专业素质良莠有别，多数绩效评价人员未达到绩效评价工作的素质要求。因此在实施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评价活动的初期，需采取一定举措提高绩效评价人员的专业综合素质。首先需实施严格的绩效评价人员选拔机制，选拔专业综合素质高、有物流业税收相关工作经验，有较强责任心的专业人才从事绩效评价工作。其次，需对从事绩效评价人员进行专业培训，不断提高绩效评价人员的专业综合素质与评价技能，以达到绩效评价活动的要求。对与绩效评价活动有关的物流业税收业务、财会知识、计算机技术、各项绩效评价指标的应用分析及调查技巧等内容展开系统培训，并结合绩效评价活动，组织绩效评价活动经验交流会、典型案例分析会，快速提升绩效评价人员的专业综合素质及绩效评价技能。
4.研发应用统一的软件管理系统充分的涉税信息乃绩效评价活动的基础，而现代信息技术为绩效评价提供了坚实的支持。当前计算机技术系统在涉税信息的提供及处理上未达到绩效评价的要求，我国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评价依然处在发展阶段，需要研究开发出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评价的统一应用软件，避免各机构各自研费过多资金。一套统一规范的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评价软件应用系统可以提升数据信息的自动读取、指标的分析、评价对象的选择及评价结果的处理水平，还能经由人机合理耦合补充人员素质与数量上的不足，将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评价活动推向规范化、程序化与现代化发展轨道。
（二）外部要素的优化
1.健全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评价法律法规发达国家在推进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评价活动中，相当关注法制建设，明确规定税收政策绩效评价的范围、内容、依据、方法等，运用法律手段规范税收政策绩效评价活动，为税收政策绩效评价提供法律依据。在我国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评价制度化建设中，需要完善税收政策绩效评价相关法律法规，提升绩效评价的法制化程度。作为物流业税收政策管理工作的内容之一，税收政策绩效评价的法律地位及其相关社会经济范围的法律法规体系，会影响税收政策绩效评价活动的质量与效率。我国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评价发展到现在还没有统一、科学、规范的法律制度，在缺乏法律支持的状况下，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评价的依据仅仅为财务和税收的内在关联关系，绩效评价不具备确定力、执行力与约束力。构建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评价相关法律法规，使得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评价有章可循、有法可依。此外，还要健全政府部门与有关部门共享涉税信息领域的税收法律法规。确保各有关部门配合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评价活动，积极主动提供物流行业的涉税信息。
2.构建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评价信息网络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评价的准确有效乃以真实涉税信息为基础，而税收政策数据信息化乃开展绩效评价活动的基石。信息失衡会使得绩效评价难以取得预期结果。为确保税收政策数据传导顺畅、准确，需加快建设信息网络。发达的信息网络乃获取涉税信息的保障，国外发达国家投入大规模的人力、物力与财力来建设信息网络。我国可学习国外模式，逐步在全国范围内构建起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评价信息网络体系，经由网络体系实现信息数据的存储、调用、交换、档案管理等绩效评价管理活动。此外，在完善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评价内部信息网络之时构建外部信息网络，建立国税、地税、工商、统计、银行、公安等相关部门的外部网络。实现不同部门间信息数据的共享与交换，提供信息交互平台。
3.增强金融监管物流企业生产经营的主要目的乃获取经营利润，资金流动不仅为财务核算的主要客体，也反映物流企业生产经营的运作情况，若绩效评价部门可以及时掌握物流企业的实际资金流动状况，就能把握物流企业生产经营的动态数据，以此为基础的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评价必然可以获得乘数效应。伴随经济社会的进步，企业经由金融体系展开经营交易已是主流，需要加强金融机构在税收政策绩效评价中的辅助功效，通过详细规范的法律法规，确保金融机构有责任有义务对企业资金流动实施监管。可以进一步健全银行法的相关规定，使金融机构采用企业的税务机构代码作为企业银行账户账号，实现税务部门网络与金融机构网络的交互沟通，达成资金结算数据的共享。还可学习发达国家的丰富经验，从法律上硬性约束金融机构主动配合税务部门。譬如美国法律明确规定，任何人发生1万美元以上的现金交易且款项存入银行，银行要向国内收入局报告，若银行不主动报告，银行会受到相应处罚；银行组织法也依照法律规定，明确规定1万美元以上的现金交易且存入银行或由国外汇入10万美元的，银行要报告给国内收入局。同时要加快改革金融体制，健全银行结算方法，激励企业在交易中使用银行转账或信用卡付款，尽量少用现金交易，若有大额现金交易需及时报告税务部门，从而为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评价有效开展提供完整、真实的资金流动数据。
4.健全社会信用体系社会信用状况和社会经济间有密切关联，良好的信用体系有利于社会经济良性发展，恶劣的信用体系会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信用涵盖政府信用与民间信用，良好的政府信用乃社会信用的保障。在社会成员和政府间的委托—之中，宪法乃社会成员经由民主程序和政府订立的合同契约，就税收法律关系而言，政府在履行契约过程中产生的政府信用，涵盖立法机关在税法制定中的制税信用、税务部门在征税中的征税信用、政府在税款使用中的用税信用等。所以，政府信用不仅指政府具备值得社会成员信任与否的要素，履行合同契约的能力为社会成员信任的水平，也是指政府对社会成员的责任心及对社会成员的期望与信任的反馈，核心在于社会成员对政府的信任及政府对社会成员的信用。民间信用乃指对合同契约执行状况的遵循及自身社会经济活动的诚实度。社会信用情状对税收政策领域有很大影响。在充满诚信的社会，多数纳税人会诚实申报纳税，纳税人申报内容有较高的真实度。与此同时，社会上各个涉税部门提供的纳税人涉税信息及宏观经济数据有着较高的可信度，在此基础上的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评价更为有效、更为真实。而在信用欠缺的社会，纳税人不申报、虚假申报等情况比比皆是，偷税、逃税、骗税遍地都是，黑色经济和灰色收入规模庞大，不仅造成国家税款的大规模流失，还会扭曲社会经济信息弱化纳税人涉税信息的可信度，使得以纳税人涉税真实信息为基础的税收政策绩效评价失效。简而言之，良好的社会信用环境能够推动纳税人如实申报纳税，绩效评价得到有效执行。而公平有效的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评价也有利于提升纳税人对政府的信任度，从而推动整个社会信用水平的增长。打造良好的社会信用环境是复杂艰巨的任务，需要政府、社会一道努力。
就政府来看，要在物流业税收政策的制定、实施与税款使用上做到公开、公平与公正，以打造政府信用，从而提高整个社会信用水平。要严格执行税收法定原则，所有税收政策活动需严格依法展开。这种法定原则乃双向要求，不仅要求纳税人严格依法纳税，也要求税收政策只有在法律许可下才可实施，超越法律的税收政策乃无效、违法的。税务部门要严格依法行事，不得改变法定课税要素与征管程序。税务部门与纳税人皆没有权利自行确定开征、停征、减免税、退补税、延期纳税等事项。而且，物流业税收政策需体现公平性。当一项税收政策被社会成员广泛认为有失公允时，就容易滋生不满情绪，而出现不情愿遵从税收政策。我国现行税制中物流企业中存在税负不同，重复征税问题，在物流业税收政策规定及执法中存在显著不公平，譬如，增值税制度改革试点中，试点行业将从税负降低中直接受益，但主要是大中型企业受益，没有独立完整会计制度的小型微利企业难以受益。根据当前的增值税条例，小规模纳税人若不愿承担较高会计成本，可以销售额的3%缴纳增值税，但不可进行增值税抵扣；若要进行增值税抵扣，则需有较完整的会计账册。因此，缺乏完整会计账册的小型微利企业仍将按照销售额的3%缴纳增值税，无法通过增值税抵扣享受税负减轻，造成中小企业的纳税遵从成本远远高于大型企业。最后，政府在向立法机关与社会成员汇报税款用途时要内容详细、公开透明。经由如上做法提升纳税人对政府部门的信任度，从而增强纳税遵从度，也确保了绩效评价的数据来源。构建以企业和个人信用为主的社会信用体系，培养整个社会的诚实纳税理念。首先构建企业和个人信用的档案制度，完善信用监督与惩罚机制，打造公开、公正、公平的社会信用环境，使拥有良好信用的企业与个人发展顺利，信用恶劣的企业和个人受到惩治，刺激企业与个人更加诚实守信，形成良性的市场竞争环境。其次发动各相关部门推动纳税信用的提升。税务、工商、公安、金融、海关、交通等部门相互配合，共享数据信息，实施信用等级评定，以推动社会信用体系的良性发展。最后充分发挥中介机构的功效。就发达国家经验而言，政府监管与市场化运作乃整个社会信用体系不可或缺的两个领域。我国当前的信息体系还处在起步时期，需要政府推动发展，但从长远发展态势看，依照市场发展需要，信用活动应逐步转交由税务等中介部门来执行。这样不仅可以充分发挥市场第三方机制对纳税人诚信纳税的约束，确保与税务部门依法行政的统一性，提升纳税信用评价的准确性，也在压缩税收成本的基石上合理利用社会资源提升信用评定效率，为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评价打下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