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博弈理论范文

税收博弈理论篇1

【关键词】 私有企业 偷逃税 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

一、引言

近年来，私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许多私有企业在获取巨额利润的同时，并没有履行依法纳税的义务。这不仅给国家造成了巨额税款流失，也会对社会风气造成负面影响。就不同税种来说，私营企业通常逃税的税种有：增值税，营业税，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印花税等。私企逃税问题主要涉及到国家和企业的两方利益制衡。本文用执法机关（政府）的利益代替国家的利益，企业和执法机关之间便形成了偷逃税与检查监管的关系，但双方并不能确切知道对方会如何行动，不能完全了解其收益，故双方处在不完全信息状态，而为了简化分析，本文通过建立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模型进行分析。

二、博弈论的发展及其分类

博弈论始于1944年von Neumann和Morgenstern合作的《博弈论和经济行为》，后由Nash、Shapley、Selten、Harsanyi等人将博弈论不断地丰富。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博弈论逐渐成为经济学理论的基石。博弈论研究各博弈主体的行为相互作用时的决策，以及这些决策下的均衡问题。直观地来看，就是当一个博弈主体在进行决策时，会受到博弈中的其他博弈主体决策的影响，同时其决策又反过来影响其他博弈主体的决策和均衡问题。所以从这个角度不看，博弈论又被称为“对策论”。

博弈论并不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而是一种研究方法，其应用范围不仅仅包括经济学。与传统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相比，各主体的效用函数不再只是依赖于他自己的决策，还要考虑其他主体的决策对自己的影响，而各主体的最优选择是其他主体决策的函数，即要充分考虑各主体决策行为的相互影响。本文的研究对象为私有企业是否偷逃税的决策和执法机关是否进行检查的决策，这两个主体的决策都会受到对方的影响。如果企业偷逃税的倾向较为严重时，执法机关会加大检查力度；而反过来，若执法机关加大检查力度，则企业也会减少偷逃税款的行为。而这些相互之间的决策的影响最终也会影响企业和执法机关的收益。

从博弈论的发展历程来看，经历了从完全信息到不完全信息，从静态到动态的过程。完全信息即每一个博弈主体的收益函数在所有博弈参与者之间是共同知识（common knowledge），而不完全信息是至少有一个博弈主体不能确定另一博弈主体的收益函数。故博弈可以分为以下四种情况：其一是完全信息静态博弈，其均衡解为纳什均衡，代表人物为Nash（1950，1951）；其二是完全信息动态博弈，其均衡解为子博弈精练纳什均衡，代表人物为Selten（1965），包括完全信息下的序贯行动博弈和重复博弈；其三是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又称为静态贝叶斯博弈，其均衡解为贝叶斯纳什均衡，代表人物为Harsanyi（1967，1968）；其四是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其均衡解为精练贝叶斯均衡，代表人物有Selten（1975），Kreps and Willson（1982），Fudenberg and Tirole（1991），包括不完全信息下的序贯行动博弈和重复博弈。

本文中的博弈主体对于不同决策组合下各自的收益有清晰的认识，如企业知道自己如果偷逃税款并被执法机关检查出来后的罚款及自己的收益。但博弈主体并不能确切的知道对方会有多大的概率进行各种决策，就并不能确定自己和对手的收益函数。同时，为简化分析，本文主要分析了双方进行一次性博弈的均衡。所以，本文建立了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模型，分析了私有企业是否偷逃税款和执法机关是否检查决策的均衡解，并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三、博弈模型的建立

1、博弈假设

（1）模型前提假定。在一个国家中，存在一部分的偷逃税私有企业，同时也存在一部分依法纳税的私有企业。考虑到偷逃税会提升私有企业的利润空间，偷逃税的私有企业对依法纳税的企业具有“具有挤出效应”。

（2）博弈主体。本博弈的主体为某家私有企业和执法机关，并假设参与静态博弈的双方都是理性的，通过给定参与者的策略空间，效用函数，以及支付矩阵，博弈双方在给定对方的博弈策略下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最终双方不断调整策略，达到博弈均衡。参与人的策略选择依赖于对手的最优策略，双方之间的最终博弈结果是相互决定，相互制约的。

（3）行动策略假设。私有企业，可供选择的策略有“偷漏税”和“依法纳税”两种。执法机关代表国家利益，执法人员对于私有企业有“检查偷漏税”与“不检查偷漏税”两种策略。

（4）博弈顺序及信息假设。由于私有企业策略的选择是既成事实，而执法人员既不事先得知私有企业是否偷漏税，私有企业也不能确定执法人员是否会“检查偷漏税情况”，因此可认为双方参与人的行动是同时进行的，满足静态博弈条件。每个参与人对所有其他参与人的策略空间与效用函数等有所了解，但对行动的概率并不清楚，因此本模型采用的是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

2、博弈模型

从上市公司与会计师事务所的策略组合来讲有以下四种策略：（舞弊，检查偷漏税）、（舞弊，不检查偷漏税）、（不舞弊，检查偷漏税）、（不舞弊，不检查偷漏税），相应的得益矩阵如表1所示。

以上模型中假设：Q1为依法纳税的私有企业的利润；Q2为偷漏税的私有企业的利润；C为执法机关检查一家企业偷漏税所付出的成本；T为执法机关查处偷漏税私有企业所获得的收益；？棕为执法机关检查偷漏税的概率；？啄为私有企业偷漏税的概率。

四、博弈的均衡及其结论

根据以上的得益矩阵，我们可以分别分析执法机关和私有企业的纳什均衡解。

1、执法机关的均衡解

执政机关检查偷漏税是预期收益：E1=×（T-C）-（1-）×C；执政机关不检查偷漏税时预期收益：E2=×0+（1-）×0。当E1=E2时，可得到在监管方博弈均衡时，私有企业偷漏税的概率为：。

2、私有企业的均衡解

私有企业偷漏税使得预期收益：E3=×（Q2-C）+（1-）×Q2；私有企业依法纳税时的预期收益：E4=×Q1+（1-）×Q1。当E3=E4时，可得到私有企业在博弈均衡是，监管方检查偷漏税的概率为：

3、结论

执法机关，私有企业博弈模型的纳什均衡为：。从上述两方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模型的纳什均衡，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对于私有企业而言，其选择偷漏税的概率？啄和C正相关，和T负相关。当执法机关检查偷税漏税成本越高时，企业偷漏税的概率也就越大。这是因为当私有企业了解到执法机关检查偷漏税的成本很高时，执法机关考虑到自身的财政约束成本，势必会减少对私有企业偷税漏税的检查，因此私有企业被发现偷税漏税的概率会相应下降，因此私有企业会增大其偷税漏税的概率。当执法机关查处偷税漏税企业所获得的利润越高时，私有企业的偷漏税概率越低。这是因为当执法机关查处偷漏税企业所获得利润变高时，执法机关获得了利益的激励，因此会增加查处偷税漏税企业的概率来增加所获得的总利润。对于私有企业来说，当执法机关增加了其查处偷漏税概率时，也就意味着企业偷漏税惩罚的概率越高，因此，私有企业会减少其偷漏税的概率。

对于执法机关而言，其选择检查偷漏税概率与Q2正相关，与Q1和T负相关。当私有企业偷漏税后所获得的利润越高时，执法机关选择检查偷漏税概率越高。这是因为当私有企业偷漏税后获得高利润时，这时国家受到的损失也越多，执法机关为了维护国家的利益，增大其检查偷漏税的力度，相应增加其检查偷漏税的概率。当私有企业依法纳税后所获得的利润越高时，司法机关检查私有企业偷漏税的概率就越低。这是因为依法纳税的私有企业获得高利润时，偷漏税对他们经营企业所提升的利润空间影响不大，私有企业并没有充分的激励进行偷漏税，因此会减少其偷漏税的概率，因此，执法机关也会相应减少检查私有企业偷税漏税的概率。当执法机关查处偷漏税企业所获得的利润越高时，其相应查处偷漏税企业的概率就越低。这是因为执法机关获得利润越高时，相应私有企业减少的利润就越多，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利润损失，私有企业必然会减少偷漏税概率，因此，执法机关会减少检查偷漏税的概率。

五、私有企业偷漏税问题的治理

根据以上不完全信息静态模型博弈所得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几点治理私有企业偷漏税的建议。

1、加大对私有企业偷漏税的监管力度

私有企业逃税问题一直都存在，随着现代化建设的发展，私有企业逃税问题变得日益明显，给国家造成了较为严重的经济损失，也影响了社会的和谐稳定。为了为企业的运营提供良好的环境氛围以及维护国家的既得利益，必须加大对私有企业偷漏税行为的监管力度。

2、完善对偷税漏税问题的监管体系

建立完善的监管体系，有利于提高监督质量以及惩罚力度，有利于减少私有企业偷漏税的行为，同时也是对执法部门权力的约束，有利于维护政府和执法机关的清正廉洁形象。

3、增大对依法纳税和偷漏税企业的奖惩力度

建立合适的奖惩制度，让依法纳税的企业受到应有的奖励，会有利于让其继续保持依法纳税。同时，对偷漏税的私有企业进行惩罚会让其减少偷漏税的行为，形成道德和利益约束。

【参考文献】

[1] 魏长升、张柳：博弈视角下“小金库”长效治理探讨[J].财会通讯，2011（12）.

[2] 朱彬、朱祖平：企业偷漏税行为的经济学分析及其博弈模型研究[J].福州大学学报，2002（4）.

税收博弈理论篇2

关键词：博弈论;农产品加工企业;建议

0.引言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农业发展面临着激烈的竞争与挑战。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将农产品加工企业提高到了解决“三农”问题的新高度上。如何能够发现并利用农产品加工业发展的内在机理？博弈论的不断发展为此问题提供了有力工具。从博弈论的角度入手，分析农产品加工业主体之间发展的博弈现象，能够科学合理地提出我国农产品加工业快速发展的有效对策。

1.文献综述

由于近年来各种食品安全问题的频发，农产品加工业更备受人们的关注，这在学术界也引发了一波又一波新的研究热潮。近年来已有很多学者对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及对策进行了研究，但就其研究方法来讲大多数都是针对目前存在的问题进行综述性的论证，然后就问题进行归纳并提出建议，很少有人从挖掘深层次理论的基础上去作系统的理论研究。而博弈论的发展为研究农产品加工企业经济行为中多个理性人在互动过程中如何选择最优决策提供了一个契机。

2.博弈论简介

博弈论又称对策论，是一门研究斗争现象或竞争性质的学科。其中一个基本的假设是研究的人或者主体是理性的，所谓理性，是指在具体选择时能够选择策略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在一般的博弈中，参与斗争或竞争的双方代表不同的目标或利益，双方为了实现各自的目标和利益，都必须考虑对方有可能的所有方案，并从中力求选择一个对自己最有利或最合理的方案。博弈一般分为合作博弈和非合作博弈，但往往都具备以下几个要素：

(1) 决策人：在博弈中率先做出决策的一方，一般都是根据自身的感受、经验和表面状态优先采取一种有利于己方的行动；

(2) 局中人：参加博弈的直接当事人，即以自身效用最大化为准则的理性决策主体；

(3) 策略：指每个博弈方在进行决策时可以选择的方法、做法等；

(4) 得失：博弈的结果称为得失。局中人在每一局博弈中的得失，不仅仅取决于该局中人自身所选择的策略，而且还与全局中人所有取得的一组策略有关。

3.博弈视角下的农产品加工业经济学行为分析

3.1 农产品加工企业经济学现状分析

任何一个企业的创建都是以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农产品加工业当然也不例外，但是实际中人们为了追求利益，在利益与道德之间博弈，有些甚至超出了道德的底线，食品安全事件的频发就是一个很好的实证。“十一五”期间，虽然我国农产品加工业总量达到了历史新高，但是从总体来看，在其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问题[1]：(1)中小企业为增加出口恶意竞争，体现为促销、价格战等；(2)为了满足低成本的要求企业开始偷税、掺假、售假、以次充好、压缩工序等。具有代表性的为三聚氰胺、地沟油事件等，虽然他们暂时满足了利益的需要，但是严重影响我国农产品的品牌和声誉。(3)新市场开发无力，导致企业之间在原本空间内恶性循环竞争，使得我国农产品的销售市场不断恶化，成为发展我国农产品工业的最大瓶颈。

3.2 农产品加工企业偷税与税务查税博弈

下面拿典型的“小偷与守卫”博弈模型来分析企业违法行为的内在机理。

对于以利益为最大化的企业而言，虽然农产品加工企业享受政府的优惠政策，但是企业往往还是铤而走险为获取更大利益。在政府监管不到位的前提下，企业偷税漏税的事件也会频频发生。

“小偷与守卫”博弈中，假设有一小偷欲偷窃，有一守卫看守仓库，如果小偷偷窃时守卫在睡觉，则小偷得手，如果守卫没有睡觉，则小偷被抓。因此，小偷在权衡利弊的情况下，选择偷或不偷，同样守卫也在权衡利与弊，选择睡或不睡[2]。这里很形象地将农产品加工企业偷税看作小偷偷窃，将税务机关查税看作守卫看守仓库。现假设税务机关监管到位的效用为C，则农产品加工企业按时缴税的效用就为-C，如果加工企业偷税成功则得到正效用A，相反，如果被税务机关查到则要处罚金得负效用-F。同理，税务机关监管不力而企业缴税时的正效用为A，若监管不力而企业逃税成功则得到负效用-A。综上可填写农产品加工企业和税收机关的博弈支付矩阵，见表1所示。

表1农产品加工企业与税收机关博弈的支付矩阵

税收机关 农产品加工企业

逃 税 不逃税

检查

不检查 A-C+F,-A-F

0,0 A-C,-A

A,-A

假设P1为税务机关检查的概率，P2为农产品加工企业逃税的概率。

(1) 在给定税务机关检查概率P1的情况下，农产品加工企业相应地选择逃税或不逃税的期望收益分别为：

E(P1,1)=(-A-F)P1+0(1-P1)=-(A+F)P1(1)

E(P1,0)=-AP1+(-A)(1-P1)=-A (2)

其中，E(P1,0)――农产品加工企业选择不逃税时的期望收益；

E(P1,1)――农产品加工企业选择逃税时的期望收益。

令E(P1,1)=E(P1,0)，得P1=A/(A+F)，即从农产品加工企业的角度来看，税务机关检查的概率小于P1，在此种情况下农产品加工企业可以选择逃税，否则缴税。

(2) 在给定农产品加工企业逃税的概率P2的情况下，税务机关选择检查与否的期望收益为：

E(1,P2) =(A-C+F)P2 +(A-C)(1-P2) =P2F+A-C (3)

E(0,P2) =0P2 +A(1-P2) =A(1-P2)(4)

其中，E(0,P2)――税务机关不检查情况下的期望收益；

E(1,P2)――税务机关检查情况下的期望收益。

令E(1,P2)=E(0,P2)得：P2=C/(A+F)，这说明在一般情况下从税务机关的角度去判断，农产品加工企业逃税的概率小于P2，因此税务机关的决策是不检查，否则相反。

在实际中双方经过这样的多次博弈后，农产品加工企业就会越来越倾向于在不被检查的前提下逃税，其收益也会逐渐增大，而税务机关也会越来越倾向于在企业偷税的前提下去突袭检查，逐渐发展为农产品加工选择逃税的概率趋于P2，而税务机关选择检查的概率也会趋于P1，最终达到纳什均衡。

就眼下我国农产品加工企业的现状来看，其存在的问题不是一两个加工企业的原因造成的，而是由农产品加工企业、监管部门以及消费者这几个主体之间相互博弈的结果决定的。在农产品加工企业的经济行为中，企业竞相降价可以看作典型的“囚徒困境”博弈模型，企业的违法行为可以看做典型的“小偷与守卫”博弈模型，而农产品新市场开发可以看做是典型的“智猪博弈”模型等等[3]，这些都可以通过博弈的思想来寻找其中的内在规律。

4.结论

农产品加工业是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风向标和建设现代农业的重要环节，是促进农民就业增收的重要途径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支撑，是满足城乡居民生活需求的重要保证。本文以农产品加工企业中的竞争与合作为背景，以人的理性为基本假定，借助博弈论的分析方法，将“小偷与守卫”的经典博弈模型应用到农产品加工业偷税与税务机关查税的案例上，通过进行对比分析，揭示农产品加工企业经济行为之间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的关系。

将博弈论的思想应用到农产品加工企业的经济学行为分析上，为解决我国农产品加工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工具。通过博弈，在政府宏观调控的参与下，一定能够使我国农产品加工企业的朝着越来越有利的方向发展。为此提出几点今后关于发展我国农产品加工企业的建议以供参考[4]：

(1) 坚持政策引导和科学规划，加大政府支持力度。政府出台一系列扶持政策，比如加大对农户的收入补贴、加大对主要农产品的价格保护、加大对农业资源的保护等各种形式的政策来引导和推动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

(2) 坚持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力度。我国应注重开发新产品的开发、新材料和新装备应用、普及农产品加工的成熟技术、提高农产品加工业储藏运输水平。大力支持科技成果研发和转化，同时还应重视对同行业专业人才和专家的培养；

(3) 坚持龙头带动和实施名牌战略。通过智猪博弈的结果可以看出，要想开拓农产品的新市场，非龙头企业莫属。另外，随着人们消费水平的提高，对品牌的追求越来越明显，这势必将会是未来发展的一个趋势。

参考文献：

[1] 孟宪军.国内外农产品加工现状及发展趋势[J].农业科技与装备，2011，(11):16-18.

[2] 王志刚，王珊，祝倩宜，陈文君.农产品加工企业经济行为的博弈论分析[J].商业研究，2006，(24):140-143.

[3] 倪国红.浅析市场经济中的博弈[J].铜陵学院学报，2004，(3):49-50.

[4] 梁静.我国农产品加工业发展的对策建议[J].农业经济与科学，2013，(5):63-64.

税收博弈理论篇3

关键词：税收筹划；非完全信息；博弈模型

中图分类号：F81文献标识码：A

引言

2008年美国财经杂志《福布斯》发表的2008年度“全球税负痛苦指数排行”表明在全球66个国家及地区中，中国内地的税收“痛苦指数”位居第五，亚洲第一。最近几年，我国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一直高于GDP的增长幅度。在如此重的责任下，纳税人总会想方设法来缓解压力，拯救企业，寻求发展。虽然偷税、逃税也能减轻企业税负，但是偷税、逃税是要付出代价的，即是有风险的。可能侥幸躲过一时，但终究逃不了长远。

纳税筹划行为是企业理性的、趋向成熟的标志，是企业纳税意识不断增强的表现，也是企业的一项基本权利。将博弈论引入税收筹划研究的视野，通过对税收筹划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博弈论分析，将有助于得出正确实施税收筹划的方法，引导企业摆脱偷税的诱惑，走上选择税收筹划的道路。税收筹划主要是企业的筹划，而企业要面对政府管理、国家政策调控、其他企业竞争和外部依存环境，企业在考虑这些不同的因素进行税收筹划时就必然会形成不同的博弈模型。

一、税收筹划的基本假设

（一）经济人假设。理性是经济人理论的核心。在给定条件的约束下，经济人总是倾向于那种能带来最大净收益的方案。纳税人和税务机关之间的关系是税收的征纳关系，征纳双方都是理性的。从纳税理性来看，理性的纳税人追求经济利益体现在其能够承受的风险限度内确保自己税后利益的最大化。从征税理性来看，税务机关总是在依法的条件下确保税收收益的最大化。纳税理性与征税理性总是互相制约的。在这样一对逃避或减轻税收义务与有效行使税收征管权的矛盾中，税收征纳双方的涉税能力都有所增强，这正是税收征纳间博弈关系的效果所在。

（二）资源有限性假设。税务机关的征管资源（包括人、财、物）是有限的，因此他们对所辖区域的税收管理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无一遗漏。当征管有时间要求时，在有限的时间内更不容易做到。这就使得税务机关在特定情况下或特定决策下只能将主要精力用于重点对象或特意选取的领域。

（三）自由裁量假设。税收的自由裁量权是现行税收法律法规赋予税务机关和税务人员在法律授权的范围内，通过自由判断、自主选择而做出一定具体行政行为的权力。一方面出于行政执法效率与灵活的目的，要求给予税务部门具有自由裁量的幅度和范围；另一方面由于税收自由裁量权的灵活性，使其难以驾驭和体现公正，稍有不慎，就会滋生自由裁量权滥用的现象，对纳税人或国家利益造成危害。

二、税收筹划的博弈行为描述

税收筹划的过程就是在不违反现行税收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对税收政策的差别进行选择的过程，这一过程是企业根据现有的信息进行行为选择的过程。企业对自己的财务状况、发展战略和筹划意图有着完全的信息，熟悉和掌握国家的各种税收法律法规和政策。但是，企业对其竞争对手的经营状况、财务状况以及发展战略不可能都完全了解，因此他们之间是信息不对称的，在市场竞争中彼此直接就构成了一个博弈中的两个局中人。同时，外部市场环境的变化对企业来说也是信息不对称的，企业无法准确地预测市场的变化时间、方向以及如何变化。同样，就外部市场环境来说，它由无数的企业组成，其定企业的信息对它来说也是不对称的，所以企业和外部市场环境也构成一个博弈的双方参与人。企业在经营过程中进行税收筹划时，国家制定的税收法律法规是公开的、透明的，企业是完全了解的。但是，企业税收筹划的合法性却需要得到税务机关的认可，在这一过程中，由于税务机关对企业信息的了解是不完全的，且税务稽查人员的水平参差不齐以及看待问题的角度不一样都将导致税务行政执行的偏差。因此即使企业的税收筹划是完全符合国家政策的，也有可能被税务机关认为是偷税或恶意的避税而加以查处。所有的这些信息对企业来说也是不对称的，企业无法判断税务机关对税收筹划的界定和税务人员的素质，从这一点来说，企业和税务机关又构成税收筹划博弈的双方。

三、企业税收筹划的博弈模型分析

从以上分析可知，企业在实际进行税收筹划时，必须考虑三个方面的因素：一是要考虑竞争对手采用的策略对自己的影响；二是要考虑外部环境变化的影响；三是要考虑代表国家的税务机关对企业税收筹划活动是否认定为合法税收筹划的影响。下面将通过建立对应的博弈模型来分析这三个因素对企业是否进行税收筹划决策的影响。

（一）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博弈分析。在市场经济条件中，企业之间作为市场竞争博弈的主体是理性的，总是以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为原则来选择最优的策略行动。企业与企业之间展开的是在非完全信息条件下的博弈，本文假设在同一行业中存在两家实力相当的大型企业A和B，都面临着是否要进行税收筹划的选择。他们经过测算得出：如果两家企业都进行税收筹划，各自获得正的节税收益为X单位，而都不进行税收筹划，各自获得的节税收益为零。如果A企业进行税收筹划而B企业不进行税收筹划，A企业获得节税收益为Y且Y>X，而B企业的节税收益为零（因为此时A企业降低了成本，增强了竞争力，能够抢占B企业原来的市场份额），反之则亦然。

模型的建立：局中人（1）是A企业，局中人（2）是B企业；行动策略：A、B企业都是筹划或不筹划；假设A、B企业进行税收筹划的概率分别为P1和P2

节税收益的支付矩阵如下：

表中每格的两个数字代表对应策略下两个企业的节税收益，第一个数字是A企业的节税收益，第二个数字是B企业的节税收益。先站在A企业的角度看：

筹划的期望收益：EU1=XP2+Y（1-P2）>0；不筹划的期望收益：EU2=0。

从分析可知，不管B企业采用什么策略，税收筹划都是A企业的严格优势策略，因而理性的A企业会选择税收筹划。同样的道理，站在B企业的角度看，无论A企业采用何种策略，税收筹划也是B企业的严格优势策略，因而理性的B企业也会采用税收筹划策略。所以，（筹划，筹划）的策略组合不仅是这个博弈的混合策略纳什均衡的解，而且还是一个混合占优策略均衡的解。企业选择税收筹划不仅可以增加自己的收益，而且也会增加整个系统的收益。因此，理性的企业都会选择税收筹划来降低自己的成本，提高企业自身的竞争力，以使自己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处于有利的地位。

（二）企业与外部环境博弈分析。外部环境包括企业所处的市场环境和税收环境，是企业经济活动中不可控的因素。其中，市场环境是企业赖以生存的基础，而税收环境是企业税收筹划的外部条件。尽管博弈主体外部环境在形态上不是一个具体客观实体，但却时刻影响企业的经营。因此，企业进行税收筹划必须考虑外部环境变化所造成的影响。企业进行税收筹划时需要花费的筹划成本包括直接成本、机会成本和风险成本。直接成本是企业为取得税收筹划收益而发生的直接费用，是一种显性成本，筹划者一般都会在筹划方案中予以考虑；机会成本是指企业为了采用特定的税收筹划方案而放弃的其他潜在收益；风险成本是指税收筹划方案因外部环境的变化而使筹划目标落空和筹划方式选择不妥导致要承担法律责任所造成的损失。

模型的建立：局中人（1）为企业，局中人（2）为外部环境。博弈双方的策略：企业为筹划或不筹划；外部环境为变化或不变化。模型中变量的含义：C1表示税收筹划的直接成本；C2表示税收筹划的机会成本；C3表示外部环境变化的风险成本；T表示税收筹划的收益；P表示外部环境变化的概率。企业节税利益的矩阵如下：

表格中每格的数字都是企业在对应的策略组合下所能得到的支付。由于企业所获得的是不完全信息，所以企业不能确定外部环境变化的概率，设企业假定外部环境变化的概率为P，外部环境不变化的概率为1-P，可求出这个混合策略博弈的结果。

企业进行税收筹划的期望收益：EU1 =P（-C1-C2-C3）+（1-P）（T-C1-C2）；企业不进行税收筹划的期望收益：EU2=0。只有当EU1>0，即P

（三）企业与税务机关博弈分析。在企业和税务机关的博弈模型中，虽然双方都是博弈的主体，但企业和税务机关的权利和义务是不对等的。企业作为纳税人，负有纳税义务，而税务机关则是代表国家行使征税权。在企业的税收筹划已成为事实的情况下，具体执行税务行政行为的税务机关可能承认企业税收筹划的行为是合法的，也可能认为企业税收筹划的行为是不合法的。在以企业与税务机关为博弈主体的这种序贯博弈中，也存在着混合策略纳什均衡，即两个局中人的最优混合策略的组合，这里的最优混合策略是指期望收益最大化的混合策略。

博弈模型的建立：局中人（1）为企业，局中人（2）为税务机关。博弈双方的策略：企业的行动选择是筹划或不筹划，税务机关的行动选择是认定企业的税收筹划为合法或不合法。变量的含义：Y表示企业扣除应纳税额后的净收入；T表示税务机关征收的净税款（即扣除征收成本）；C表示企业税收筹划的成本；F表示税务机关认定企业税收筹划不合法对企业的罚款；M表示企业税收筹划的收益；P表示税务机关认定企业税收筹划不合法的概率。

（1）企业与税务机关的支付矩阵：

（2）企业与税务机关博弈的树型表达式如下：

在假定税务机关认定企业税收筹划不合法的概率为P时，企业选择税收筹划和不筹划的期望收益分别为：

EU1=（1-P）（Y-C+M）+P（Y-C-F）

EU2=（1-P）Y+P（Y-F）

令：EU1=EU2，得到均衡概率该P*＝（M-C）/M=1-C/M，即：当PP*时，企业的最优化策略是不进行税收筹划；当P＝P*时，企业是否进行税收筹划的期望收益相同。

从以上分析可知：（1）企业税收筹划的收益M越大，进行税收筹划的概率越大；（2）企业的税收筹划的成本C越高，进行税收筹划的概率越小。

四、税制优化对策分析

（一）要正确认识税收筹划。西方国家对税收筹划几乎家喻户晓，而在我国，税收筹划在改革开放初期还是鲜为人知，只是最近几年才逐渐为人们所认识、了解和实践。由于处于起步阶段，加上筹划水平不高，出现一些不正当的避税现象是难免的。纳税人总想少缴税而政府总想多收税，纳税人与政府在经济利益上的这种博弈关系将长期存在。税收筹划是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合理降低纳税人税负的一种经济行为，有助于提高纳税人的纳税意识，抑制偷逃税等违法行为。随着企业节税意识的日益增强，纳税人从事税收筹划的技巧和手段会越来越高明。而税收筹划则对经济产生直接影响的好与坏，取决于税收制度是否合理。税制合理，税收筹划对经济产生正向影响；税制不合理，税收筹划则产生负向影响。这些都将刺激税制不断改进和完善。

（二）要正确看待税务机关认定逃税。由于征管意识、技术和人员素质等多方面的原因，我国的税收征管水平与发达国家有很大差距。税务机关执法不力，违法不究，部分基层税务征收人员业务素质不高，查账能力不强不能及时发现纳税人的偷逃税行为，使一部分纳税人认为根本用不着依法筹划。只要偷逃税的获益远远大于税收筹划的收益和逃税的风险时，纳税人就不会进行合理合法的税收筹划。另外，税收筹划人员不仅应精通税法，而且应该是博学多才的复合型人才。目前，我国企业税收筹划人才匮乏，整体税收筹划水平低，筹划活动走“弯路”、甚至“歧路”的现象很多。

针对上述问题，解决办法就是要求企业注意与税务机关的沟通协调。当然，这里说的沟通协调并不是搞不正当行为，而是税收筹划方案的实施需要相关方面达成共识，税务机关作为重要的利益方（代表国家利益）理应与之沟通协调。为了避免不同利益方对同一税收政策的认定出现偏差，企业在进行税收筹划伊始就应与税务机关沟通。向税务机关提出相应的书面申请，由税务机关进行审查，对一些特定的或特殊的筹划方式，应与税务机关达成共识后方可操作。

（三）鉴于我国税收筹划环境现状，当务之急是营造有利于税收筹划健康发展的环境。虽然税收筹划有钻税法空子从而减轻税收负担的倾向，但客观上促进了税制的不断完善。税收制度本身的不完善，只有通过纳税人税收筹划的选择才能暴露出来，通过分析纳税人税收筹划行为的反馈意见，改进有关税收政策和完善现行税法，堵塞漏洞、加强征管，从而促进税制建设向更高层次迈进。

诚信纳税是现代经济社会对所有经济主体的基本要求，也是提高税收征管质量、实现依法纳税的重要保障。诚信纳税要求纳税人在纳税过程中做到依法纳税、诚实守信，把应该缴的税款一分不少地缴上来。同时，也要求税务部门依法治税，为纳税人诚信纳税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因此，只有整个社会建立起诚实的信用体系，税收筹划活动才能健康发展。

（作者单位：东莞职业技术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王则可，李杰.博弈论教程.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2004.

[2]马丁J.奥斯本，阿里尔.鲁宾斯坦.博弈论教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3]张新平.税务筹划的博弈分析.审计月刊，2004.12.

[4]刘建民，石倩.基于博弈视角的企业税收筹划.金融经济，2010.24.

[5]许跃辉.论企业税收筹划的基本策略及方法.经济问题探索，2010.5.

税收博弈理论篇4

关键词：技术创新；政府税收；税率；博弈分析

1 引言

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技术创新已经成为企业市场竞争的重要力量，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源泉。技术创新是企业应用创新的知识和新技术、新工艺，采用新的生产方式和经营管理模式，提高产品质量，开发生产新的产品，提供新的服务，占领市场并实现市场价值。

2 回顾

通过检索文献可以发现，近年来国内采用博弈模型对企业技术创新行为进行研究的文献并不多，按照研究对象的不同主要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只针对企业与企业之间技术创新行为进行博弈分析，如胡玉柱等（2007）通过构建博弈模型，分别分析了企业在合作与不合作情况下的技术创新行为，结论认为应该加强企业间的创新合作，特别是在我国高科技园区，应该从各个方面出发创造良好的企业合作创新的氛围与环境。张琳等（2009）对江苏省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创新模式选择问题进行了一次博弈分析，通过分析找出影响创新模式选择的因素，为江苏高新技术企业的技术创新模式的选择提供了一些建议。还有诸如此类的文献，不在赘述。此类文献主要考察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博弈行为。另一类文献主要考察企业技术创新与政府行为之间的博弈关系，如魏务云、罗掌华（2006）利用演化博弈分析方法探讨了我国财政政策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并通过具体实例的分析结合博弈模型给出了一些政策建议，认为政府应该加强与企业之间的联系和交流，并且应当通过渐进的改革来完善企业技术创新财政政策体系。蒋长流、纵玲玲（2007）认为企业与政府之间存在一个完全但不完美信息的动态博弈过程，通过模型的构建和分析，结论显示政府对于有创新能力企业给予资金支持和企业进行自主技术创新有助于形成政府和企业双赢的格局。

企业技术创新不仅是企业自身行为，同时也会受到外界因素特别是政府行为的影响。单纯考虑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博弈而忽略政府政策行为的影响显得不尽科学。通过以上简单的文献梳理可以发现，在以上学者当中，要么没有考虑到政府因素，要么考虑政府财政投入对企业技术创新影响，而对于政府税收对企业技术创新影响的研究颇少。本文将试图通过博弈模型的分析，从另一种角度来阐述政府税收政策对企业技术创新行为的影响。

3 说明及假设条件

企业技术创新方式有很多种，按照技术创新的新颖性和独特性，一般把企业技术创新分为两大类:自主创新和模仿创新。

为了更好利用博弈模型进行问题的研究，本文做出如下几点假设条件：

（1）市场中只有两家企业A和B，其中A企业为大企业，具有较强的自主创新意识和能力；B企业为中小企业，自主创新意识和能力较弱。

（2）每个企业都有自主创新U和模仿创新V这两种决策选择。

（3）不管自主创新还是模仿创新，若成功，则两企业将分别获得m1和m2的创新收益。但是通过模仿创新成功的企业需要向另一自主创新企业支付s的知识产权使用费。若两企业均模仿创新，则认为两企业创新收益为0。其中0＜s＜c1＜c2＜m2＜m1。

（4）A、B两企业自主创新的成本分别为c1、c2-tm2，政府对于创新成功的企业将征收税率为t的收益税收。其中c1＜c2，0＜t＜1。

（5）A、B两企业自主创新成功的概率分别为p1、p2，其中0＜p2＜p1＜1。

在此基础上构建一个静态博弈模型并分析，我们将重点讨论政府税收税率t的高低不同对博弈均衡结果的影响。

4 博弈分析

根据假设条件，企业A、B均有两种策略选择：自主创新U与模仿创新V，通过简单的计算可以分别算出企业A、B在策略组合为（U，U）、（U，V）和（V，U）情况下的收益矩阵，（V，V）策略情况下每个企业的创新收益根据假设视为0。具体见（1）~（3）。

（1）A、B企业在策略组合为（U，U）时的收益矩阵。

A、B同时成功时为m1-c1-tm1;m2-c2-tm2;A成功B失败时为-c1;m2-c2-tm2;A失败B成功时为m1-c1-tm1;-c2;A、B同时失败时为-c1;-c2;

（2）A、B企业在策略组合为（U，V）时的收益矩阵。

A、B同时成功时为m1+s-c1-tm1;m2-s-tm2;A成功B失败时为s-c1;m2-s-tm2;A失败B成功时为m1+s-c1-tm1;-s;A、B同时失败时为s-c1;-s;

（3）A、B企业在策略组合为（V，U）时的收益矩阵。

A、B同时成功时为m1-s-tm1;m2+s-c2-tm2;A成功B失败时为-s;m2+s-c2-tm2;A失败B成功时为m1-s-tm1;s-c2;A、B同时失败时为-s;s-c2;

根据每个企业创新成功率的不同，通过计算可以得到不同策略情况下企业创新收益概率矩阵如下4。

（4）各种决策情况下A、B企业创新成功概率矩阵。

在（U，U）策略组合下，A、B同时成功时为p1p2，A成功B失败时为（1-p1）p2，A失败B成功时为p1（1-p2），A、B同时失败时为（1-p1）（1-p2）。

在（U，V）策略组合下，A、B同时成功时为p12，A成功B失败时为（1-p1）p1，A失败B成功时为p1（1-p1），A、B同时失败时为（1-p1）2。

在（V，U）策略组合下，A、B同时成功时为p22，A成功B失败时为（1-p2）p2，A失败B成功时为p2（1-p2），A、B同时失败时为（1-p1）2。

根据两企业每种创新策略情况下的收益矩阵和成功概率矩阵，通过计算，可以分别得到两企业在不同创新策略情况下的最终期望收益，如下5。

（5）A、B企业在各种创新策略组合情况下的期望收益矩阵。

A、B同时采取U时为（1-t）p1m1-c1；（1-t）p2m2-c2;A采取U，B

采取V时为（1-t）p2m1-S;S+（1-t）p2m2-c2；A采取V，B采取U时为s+（1-t）p1m1-c1;（1-t）p1m2-s；A、B同时采取V时为0;0。

通过5可以看出，博弈模型的均衡结果有赖于t的大小，当政府制定不同的税收税率t时，博弈模型的纳什均衡会不同。

在上述收益矩阵表5当中，对于A企业而言，若0≤t＜1-（c1-s）/p1m1，则（1-t）p1m1-c1＞（1-t）p2m1-s，s+（1-t）p1m1-c1＞0，此时无论B企业如何决策，A企业都会选择自主创新；若1-（c1-s）/（p1-p2）m1≤t＜1，则（1-t）p1m1-c1＜（1-t）p2m1-s，s+（1-t）p1m1-c1＜0，此时无论B企业如何决策，A企业选择模仿创新。

对于B企业而言，由于（1-t）p2m2-c2＜（1-t）p1m2-s，所以当A企业选择自主创新时，B企业一定会选择模仿创新；若A企业选择模仿创新，则当0≤t＜1-（c2-s）/p2m2时，B企业选择自主创新；当1-（c2-s）/p2m2≤t＜1时，B企业选择模仿创新。

综合上面分析，我们可以归纳出此博弈模型的纳什均衡:

①当0≤t＜1-（c1-s）/p1m1时，博弈模型的纳什均衡为（自主创新，模仿创新）；

②当1-（c1-s）/（p1-p2）m1≤t＜1-（c2-s）/p2m2时，博弈模型的纳什均衡为（模仿创新，自主创新）；

③当1-（c2-s）/p2m2≤t＜1时，博弈模型的纳什均衡为（模仿创新，模仿创新）。

通过上文对博弈模型均衡解的寻找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政府制定的税率t不同时，博弈模型纳什均衡会有所不同，即两种不同类型企业创新模式选择会不同。比较遗憾的是本博弈模型并没有得到最佳均衡结果，即（自主创新，自主创新），但是这并不能否认政府税收政策不能激励企业积极技术创新，当除去假设条件中对s的约束，接着讨论s不同取值时，便能够得到这样的结果，参见。可以观察到，当政府的税率较低时，大型或规模以上企业会选择自主创新，而此时小企业会选择模仿创新，而不愿选择自主创新，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大型或规模以上企业往往会先于小企业进行自主创新，而小企业考虑到大企业创新成功率高于自身，且通过模仿创新成本低于自主创新成本，通过模仿创新得到的期望收益要高于自主创新所得到的期望收益。在现实生活当中，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知识产权使用费不高。当政府税率稍微偏高时，如上述第2种情况，此时大企业或规模以上企业选择自主创新的期望收益已经大大降低，企业会选择模仿创新；而此时中小企业在觉察到这种信息后，会选择自主创新，因为此时大企业或规模以上企业已不再进行自主创新，中小企业只能通过自主创新从而避免“囚徒困境”。当税率高到一定程度后，高税率已经造成企业创新成本的急剧上升，所有企业均不会去进行自主创新，此时企业技术创新博弈的“囚徒困境”产生。

5 结论及政策建议

综合而言，上文通过构建在政府税收前提条件下的不同规模企业间的静态博弈模型，分别计算了企业不同策略情况下的期望收益，并通过讨论不同的税收率t，找出了几组不同的纳什均衡结果。结论显示政府税收率的高低将直接影响不同企业的技术创新模式选择，制定较低的税率将有助于提高企业自主创新意识，形成自主创新氛围。1 加强税收政策实施有效性

在我国，由于企业技术创新的复杂性和不明晰以及政策制定目标不明确等原因，政府的税收政策多表现出零散和临时性的特征，税收政策级次低、权威性差，连续性不强等等，都造成政府的税收政策不能形成有效激励。为此，政府需要明确税收政策实施的目标，进一步完善税法体系，将税收政策以法律形式规定下来，以固定法律的方式进行税收激励政策的实施，提高税收政策实施的有效性。2 明确税收政策实施对象

我国企业众多，以往政府多根据企业性质、规模以及行业归属等来对不同企业实施税收激励政策，而这导致很多企业一味追求企业规模和营业利润而忽视技术创新。同时，政府税收激励政策的实施往往会忽视一些中小企业，削弱了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意识和积极性，从而引发受到对象限制的中小企业产生模仿创新甚至抄袭等恶劣行径，不利于自主创新的行业市场环境的形成和发展。为此，政府在税收政策制定的同时必须考虑到政策实施对象的范围，不应片面根据企业规模、所有制性质等因素而忽略了其他有实力和发展潜力的企业，特别是中小民营企业。3 制定合理的税收率

税收是国家和政府财政的重要来源，同时也是调节宏观经济的一件有力工具。针对技术创新收益，若税率过高，则会导致企业自主创新积极性削弱，不利于自主创新环境和市场的形成发展；若税率过低，那么将给政府和国家财政带来一定的损失。因而，政府需要制定合理的税收率，对于企业因技术创新带来的利润征税的税率应该适度降低，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

文献

［1］胡玉柱，刘霞珍，徐巍.企业合作与不合作技术创新行为的博弈分析［J］.工业技术经济，2007，（6）:109-111.

［2］张琳，王红梅，施建军.江苏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创新模式选择的博弈分析［J］.南京社会科学，2009，（3）:60-64.

［3］魏务云，罗掌华.财政政策促进企业技术创新作用的博弈分析［J］.科技管理研究，2006，（12）:227-229.

［4］蒋长流，纵玲玲.基于动态博弈的政府与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行为分析［J］.技术经济，2007，（3）:14-16.

税收博弈理论篇5

关健词：房地产税收改革建议

Abstrict:Realestatereformistheprocessofrelatedeveryonemutuallyfightfortheirownbenefits.Thistextpassesestablishmentmodelcombineastoit''''scarryonanalysistherealestatetaxsystem''''sreformwantssomeproblemsfornoticingcurrently,forexampletheworthvaluationofhousepropertyandcontrolthecostofcollectstaxetc.,andputforwardsomesuggestions.

Keyword:Realestatetaxreformsuggestion

自国家实行土i地有偿出让、转让制度以来，房地产市场发展非常迅猛，私人拥有房地产的数量不断上升，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强劲，2000－2003年间房地产开发投资年均增速20%以上，远远超过同期GDP的增长速度。2004年全国房地产完成投资13158亿元，占当年GDP的9.64%，而与此相关的房地产税收虽然绝对量增长较快，始终维持在4.4%左右，与房地产业发展不成比例，说明我国现行房地产税制存在许多不合理的方面。

中国房地产业的迅速发展使房地产税收日益受到重视，国内目前对房地产税讨论激烈，然而改革房地产税收制度，特别是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新型不动产税，是一项十分复杂艰巨的任务，牵涉到亿万群众，涉及各方面利益的调整，从博弈论的角度出发房地产税制改革是参与各方利益的博弈过程，房地产改革能否达到预期效果，取决于双方的力量对比和策略选择。

一、模型分析

博弈论基本假定人是有理性的，从理性经济人前提出发，各博弈参与方都会考虑自身的目标和利益。从自身利益最大化角度做出选择。从利益相关度出发，房地产税制改革博弈的参与人包括：政府、房地产开发商、消费者。政府出于发展经济的目的，针对房地产市场发展现状，积级推动房地产税制改革，通过税收调节，对纳税人的利益进行合理分配，对稳定市场物价，防范房地产开发潜存的泡沫风险，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改革整顿房地产行业市场，抑制过高房价，减轻了居民的购房负担，所以他们是改革的最大受益者和和宏观调控的决策者；从短期来看，房地产税制改革以及各配套措施的实施抑制房产开发商操纵、炒作价格，压缩了他们的利润空间，因此房地产纳税人是改革的利益受损者。政府处于强势地位，他对纳税人的不合作行为可以施以惩罚，督促他们进行合作。消费者作为房价的承受方没有太大的发言权，但他们人数众多，当房价超过一定程度就会产生消费者逆向选择，如个人集资买地合伙建房，或放弃购买意愿，使开发的房地产束之高阁，长期闲置，造成资源浪费。

（一）模型假设

政府出于经济长远发展的目的推行房地产税制改革，抑制房价的过度攀升，缓解购房负担，为了简化分析，我们假设政府与消费者为改革博弈中的推动方，推动方的策略是检查或不检查，而检查会促使纳税人依法纳税，但也会产生检查成本，博弈的接受方则根据时局相机选择纳税或不纳税策略。

如果推动方采取检查策略。在改革初期，开发商依法纳税，政府财政收入增加，同时房地产税收作为一种良税发挥其作用，推动房地产行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同时消费者走出购房困境，有利于整个社会稳定。假设此时推动方收益为R，检查成本为C，且R＞C；政府对纳税人进行征税，使其利润减少，若其采取纳税的策略，其福利损失为T；若其采取不纳税的策略，隐匿收入，逃避纳税，当这种行为被税务机关发现，将对其进行罚款，金额为F，则开发商福利损失为T+F；通过对接受方进行惩罚可以弥补推动方部分损失，弥补的这部分损失为M，想当然M＞T。

如果推动方采取不检查策略，当接受方选择纳税时，其福利损失为T，推动方的收益为R，检查成本为0；当接受方选择不纳税时，其福利损失为0。

（二）博弈分析

在完全信息条件下，博弈双方知道对方面临的选择以及相应的收益，并根据对方的策略作出最优的选择。这意味着博弈双方都可能以一定的概率选择策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这唯一的概率组合即混合博弈的纳什均衡解。

现设推动方选择检查的概率为p1，则其选择不检查的概率为1-p1，接受方选择纳税的概率为p2，其选择不纳税的概率为1-p2，双方的期望收益分别为E1，E2，则：

二、结论及建议

如前分析，房地产税制改革的过程是一个改革的推动方和接受方竞合博弈的过程，要想使改革达到最佳效果，控制政府部门在检查中所耗用的财力、物力、人力，同时对违反新税制的行为处以严厉惩罚。近年来学术界对房地产税改革的争论如火如荼，全体改革的实施还必须做好有关基础准备工作，搞好各项配套改革措施，尤其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建立公告、公示制度

上述博弈分析的前提是市场信息透明，而事实房地产从开发、流通各环节都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比如，政府部门对开发商的利润和开发商手中的土地储备量究竟有多少并不清楚，因此，政府部门应当从消除信息不对称的角度对房地产管理体制进行制度性改革，减少房地产行业私人信息拥有量，增加房地产开发建设的信息透明度，建立一个集土地供应信息、住宅开发信息、市场交易信息、政府政策信息等信息为一体的信息平台，并定期向社会公告、公示，以引导房地产市场持续、稳定发展。

2、建立完善的价格评估制度

房地产征税的基础是对不动产价值的评估。如果采用单个不动产评估的程序和方法，成本将很高昂，而且耗费时间，我们可以借鉴美国的整体评估（massappraisal）方法，这是运用经济计量模型和计算机系统进行评估的一套办法，要求有完整的土地和建筑物资料并且计算机数字化，而且要求有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我国这方面的条件还不具备，这也是房地产税制改革滞后的原因之一。

3、控制税收征管成本

房地产的征税包括评估与征管，针对征管工作，美国各级政府征税不是由税务人员上门征收，而是由纳税人通过银行系统将支票直接寄到税务部门。目前我国已经广泛实行银行存款实名制，银行也已经实现全国联网，可以提供高效的个人支票服务，提高税务部门征税效率，降低税收征管成本。

4、征收房地产税要遵循“纳税受益”原则

房地受益论是指税收收入主要为纳税人服务，地方政府通过房地产税收收入提供地方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使纳税人直接体会纳税受益，降低纳税人对交纳房地产税的抵触，有利于改革的顺利实施。

参考资料：

1.易加元税费改革中竞合博弈分析及其治理税务研究2006.3

2.丁成日改革和发展中国房地产税：理论问题与现实挑战财政与税务20063

3.王诚尧房地产税收要进行区别征税的重大制度改革财政与税务20063

4.郭松山黄绍华我国现行房地产税制的博弈分析税务研究20055

5.中国不动产税收政策研究中国大地出版社2005

税收博弈理论篇6

关键词：转让定价；税收规制；静态博弈

中图分类号：F811.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9）05-0100-06

博弈论作为经济学领域中最合适、最标准、最系统的分析工具，其主要的研究对象就是人们的策略的相互依赖行为。博弈理论认为，欲运用该理论来研究某类经济行为，必具备以下几方面条件：（1）博弈参与者是理性的，即任一参与者都会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最大化自身的利益；（2）各博弈主体在交往合作中利益有冲突；（3）各博弈主体的行为相互影响；（4）信息通常是不对称的。而本文所要研究的国际转让定价税收规制问题，就是围绕转让定价所涉及的各利益主体是如何在相互约束、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下求得各自利益最大化的问题。这种对互动行为的分析与考察必然决定其所采用的分析工具为博弈论的研究方法。通常，博弈分析的基本要素包括参与者、策略（行动）和支付。本文在对现实经济活动中的博弈行为进行基本的、抽象的描述过程中，将其所涉及的基本要素简要归纳为博弈参与者及其基本行为特征两部分。

一、国际转让定价博弈基本行为分析

1.博弈主体的确立――跨国公司与税务当局

所谓博弈主体，又称博弈参与人，是“博弈中的决策主体，他的目的是通过选择行动（或战略）以最大化自己的支付（收益）水平……这里，重要的是，每个参与人必须有可供选择的行动和一个很好定义的偏好函数，那些不做决策的被动主体，只当做环境参数来处理。”［1］根据这一原则，我们可以辨别出与转让定价税收规制相关的各博弈主体，即作为总体的跨国公司、作为个体的跨国公司母、子公司、作为总体的各国税务当局以及母国税务当局、东道国税务当局等等。通过将这些主体所形成的错综复杂的博弈关系进行梳理，我们可以得到以下三大博弈关系：跨国公司与各国税务当局的博弈、各国税务当局之间的博弈、跨国公司集团内部各母公司、子（分）公司之间的博弈。囿于篇幅所限，欲展开所有博弈关系的分析是极不现实的。因而我们本着“舍次求主，突出重点”的原则，仅将第一类博弈关系做为本文研究的核心与切入点。

这里所称的跨国公司是总体意义上的跨国公司。其既忽略了国别的限制，又忽略了跨国公司之间的多方面现实差别。这种假设的目的就是为了使分析更加简洁，使所要分析的对象更具稳定性和确定性。

这里所说的税务当局也是指总体意义上的税务当局，并不区分母国与东道国。因为跨国公司的转让定价行为在上述两类国家中都同样存在，而且这两类国家都对跨国公司的转让定价行为予以规制。因此为了便于问题的分析，我们将母国和东道国中的税务当局统称为税务当局。另外在分析中，我们还基于这样一个前提，各国税务当局是一个具有明确利益目标和“充足理性”的人格化主体。因为在规制转让定价行为过程中，各国税务当局就是各国政府利益的主要人，其博弈策略或博弈行为直接体现为具有独立国家的意志。

2.博弈的基本行为特征

（1）追求利润最大化。

跨国公司转让定价的动机十分复杂，既有出于避税目的的动机，也有基于内部管理、协调等方面的非税务动机。但无论这些动机所表现的形式、特点存在多大的差别，从其本质上来看，其最终的目的是趋同的，即都是为了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利润是所有动机背后真正的动机。另外，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跨国公司作为一经济实体，属于“理性经济人”。由资本的“天性”所决定，利润最大化的追求是其永远的目标。因而本文认为，假设跨国公司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是有其合理性与必要性的。对于税务当局而言，同以盈利为目的的跨国公司相比，其目标则显得复杂得多。但由于本文是立足于转让定价方面的研究，而转让定价所产生的最直接、最令人关注的效应就是造成利润的转移，形成税收的规避。若从这一角度来考虑，税务当局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规制跨国公司的不当转让定价行为，减少税收的流失。因而将各国税务当局的目标简化为追求税收收入最大化也有其合理性。

（2）博弈策略（行动）选择。

跨国公司为实现其利益最大化的目标，会在与各国税务当局的博弈中选择不同的策略。沿循时间顺序，这些策略大致包含以下几个方面：① 在内部关联交易中是否运用转让定价手段；② 如运用转让定价，是否要进行避税，在多大程度上进行避税；③ 在避税过程中，如遇到税务机关的调查审计，是否予以配合等等。第一种策略决定是跨国公司单方面的决策行为，不在本文分析范围之内，而后几种则是跨国公司与各国税务当局在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下，通过博弈过程来完成的。为简化分析，我们将跨国公司的博弈行为定为两种，即利用转让定价进行避税或不避税。

在各国税务当局的博弈策略中更多的是体现为转让定价制度的具体程序与内容，具体可分为：是否要进行调查与审计、在多大程度上进行调查与审计、对转让定价所形成的避税事实是否要进行处罚、处罚的强度如何等等。

无论上面所提及的哪种策略，其最根本的前提是，跨国公司与各国税务当局对其策略组合的选择都必须避免规律性，否则一旦对手发现，就会根据这种规律性预先掌控其所能采取的策略，再有针对性地采取应对措施而始终获利。所以在下面的模型分析中，都是基于博弈双方随机选择自己策略的前提，即采取混合策略而非纯策略。(注：混合策略即博弈方以一定的概率分布在可选策略中随机选择决策的方式。纯策略相当于给每个局中人具体明确了一个非随机性的行动计划。)

（3）博弈的支付（得益）。

跨国公司与各国税务当局之间的博弈基本上属于零和博弈，即一方的得益必定是另一方的损失。在本博弈中，跨国公司利用转让定价避税成功，则会给他带来预期收益，这部分预期收益正好是税务当局的税收损失。但如若其避税被税务当局查出，被进行相应调整并受到一定的处罚，则所调增的税额和所受到的相应处罚之和即为税务当局的收益。但各国税务当局的净收益也绝非跨国公司的净损失，因为税务当局在查处过程中要付出一定的成本，该成本是所得收益的抵减数。另外，在查处过程中，由于税务人员的素质所限以及转让定价的隐蔽性与不确定性等因素会导致即使存在转让定价避税事实，但最终没有查证的风险问题。所以，我们在计算税务当局最终得益时还要考虑风险的因素。

二、博弈模型假设的提出

1.假设公平成交价格为P（Price），跨国公司内部转让价格为P*。因为P的形成要受到市场上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如产品的结构、企业的功能、合同条款、经营策略等。所以确定一个恒定的值是极其困难的。因此，目前世界上各国更多的是借鉴美国的实践经验，采用四分位法，确定一个公平成交价格值域，即P∈［P-a，P+a（a为一个变动的常数，随商品不同而不同）］。通常，当跨国公司内部转让价格P*落在公平成交价格值域中时，税务当局即认为该企业内部关联交易符合公平交易原则，不存在利用转让定价进行避税的问题；当P*不在该公平成交价格值域范围内，即P*P+a或P*P-a时，税务当局会认定跨国公司内部转移价格偏离了公平交易价格，有利用转让定价进行避税的嫌疑。在这里我们必须强调，跨国公司内部转让价格偏离了公平成交价格值域，不能就此确定跨国公司一定避税，因为跨国公司运用转让定价是出于不同的动机，而且内部价格的制定要受多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因此，我们只能说是存在避税的可能性，还要视具体情况而定。但为了问题分析的简洁、清晰和方便，在这里我们假设，只要存在P*偏离了公平成交价格值域，我们就认定跨国公司存在避税行为。

2.税务机关进行调查与审计的成本为C（Cost）。税务机关通过纳税人的申报表、国际上的各种财务软件等信息渠道，进行案源筛选后，如发现跨国公司存在避税的可能，则要组织人力与物力进行调查与审计。因为转让定价的调查是一项十分浩繁的工作，需要税务机关付出大量的成本，因此在进行转让定价博弈分析时，调查与审计的成本是不容忽视的。在这里我们要进行成本与收益分析，只有最终的收益大于所付出的成本时，反避税的工作才是有意义的，否则将得不偿失。

3.在所在国的所得税税率为T。由于许多国家为招商引资，常常给予跨国公司以优惠政策，包括一些优惠税率、减免税优惠等等。在这里，为使问题更加简化，我们仅假设跨国公司所得到的优惠税率为t。

4.税务机关调查与审计的概率为γ，则不进行调查与审计的概率即为1-γ；跨国公司进行避税的概率为λ，则不进行避税的概率为1-λ。

5.在税收实践中，税务机关的调查与审计是有风险的，即进行调查、审计的结果可能并未真正核查出跨国公司利用转让定价手段避税的事实，因而为使模型更接近现实，我们假设税务机关调查与审计的风险为θ，则对避税行为能查出的概率为1-θ。

三、静态博弈模型的建立

模型的建立是为了揭示出在什么条件下，某些特定的经济现象之间存在着的哪些特定的联系。因此，建模的过程实质上就是在假设的基础上，理清问题的逻辑联系，通过恰当定义有关参数和方程，进而用适当的数学工具来描述有关经济现象和过程的内在联系。本文主要是运用静态博弈模型来对国际转让定价问题展开研究的。

所谓静态博弈是指博弈方同时做出决策，且各博弈方对对方的得益完全了解，或者虽然博弈有先后之分，但没有在决策之前看到其他博弈方的决策行为，也没有交换信息，一旦决策做出之后，就只能等待结果，对博弈的发展再也不能产生任何影响。那么在转让定价税收规制的实践中，由于转让定价本身具有隐蔽性、不确定性等特点，且转让定价直接涉及到跨国公司的商业秘密、切身利益。因此，税务当局在一般情况下很难知道跨国公司是否存在避税行为或是在多大程度上进行避税。也就是说，税务当局对于跨国公司的决策行为并不了解。反之，税务机关的稽查也具有随机性，即案源的选择属于税务机关内部一种决策，跨国公司无法掌握。由上，我们认为二者之间的博弈属于静态博弈。另外，本模型中的两个博弈主体都是在给定信息情况下，以某种概率分布随机地选择自己不同的策略。因此，不存在同时实现双方利益最大化的最佳策略组合，即不存在纯策略的纳什均衡解，而只可能是混合策略的纳什均衡解。

从目前世界各国对转让定价的规制程度与态度来看，大致分为两大类：一类采取较温和态度，即发现跨国公司存在利用转让定价进行避税行为时，只对其进行税额调整，不进行相应的处罚；另一类则采取较严厉的规制措施，即不但调整因避税而少交的税额，而且还要对所规避的税款处以相应的罚款。之所以存在这些差别，也是与各国经济发展阶段、跨国贸易的发展程度等密不可分的。如发展中国家更多的是处于经济起步或成长阶段，改革开放的时间不长，对外资的需求较大，法制的建设不够完善等，因而对转让定价的规制采取相对温和的措施。而发达国家经济发展较成熟，法制建设较完善、转让定价的规制方面经验也较丰富、跨国贸易繁荣、发达，因而较多采取严厉的规制措施。本文就以对避税行为是否施以处罚为分类标准，对该静态博弈分别进行分析。

1.无处罚情况下的博弈分析

在此我们不考虑处罚情况，则根据上述假设所能得到的预期收益值可用图1来表示。

图1

由图1可知，当跨国公司选择不避税时，因为对于纳税人来说，依法纳税是其应尽的义务，所以其得益为0。在这种情况下，税务机关若选择调查与审计，他必然要付出成本C，而不会有任何收益存在，所以其最终得益为-C；若税务机关选择不进行调查审计，则其既没有获得税收收益，也没有付出成本，所以其得益为0。当跨国公司选择避税时，对于税务机关同样有两种选择。其一是税务机关不对跨国公司的避税行为进行调查审计，在这种情况下，跨国公司就会由于避税而获得收益（P-P*）（T-t），而税务机关由于未进行调查审计，未将纳税人所规避的税收进行调整，因而其利益为［P*-（P+a）］（T-t）（注：此处之所以选择公平交易值域的上限，是因为该博弈分析是基于税务机关是理性经济人的假设，税务机关会追求利益最大化，因而将值域的上限视为跨国公司应选用的价格标准）；其二是税务机关对跨国公司的避税行为进行调查审计。在这里我们将风险情况考虑进去，则当税务机关的调查审计存在风险情况下，其得益为{［P*-（P+a）］（T-t）-C}θ；当税务机关的调查审计不存在风险时，即只要有避税情况都能查出，则税务机关就会获得调增税额的收益，但要扣除所付出的成本，其得益为［（P+a-P*）（T-t）-C］（1-θ）。二者的结合成为最终的收益，即{［P*-（P+a）］（T-t）-C}θ+［（P+a-P*）（T-t）-C］（1-θ）。而跨国公司的得益为（P-P*）（T-t）θ+（P*-P）（T-t）（1-θ），即当税务机关调查审计有风险时，跨国公司的得益为（P-P*）（T-t）θ，当税务当局调查审计不存在风险时，跨国公司的得益为（P*-P）（T-t）（1-θ）。

在给定跨国公司避税的概率λ时，税务机关选择调查审计（γ=1）和选择不调查审计（γ=0）的预期收益分别为：（下式中，E代表预期，g代表税务机关的收益，Eg即表示税务机关的预期收益，λ∈（0，1），γ∈（0，1））

Eg（1，λ）={{［P*-（P+a）］（T-t）-C}θ+［（P+a-P*）（T-t）-C］（1-θ）}λ+（-C）（1-λ）=［P*-（P+a）］（T-t）（2θ-1）λ-C

Eg（0，λ）={［P*-（P+a）］（T-t）}λ+0=［P*-（P+a）］（T-t）}λ

因为max［γEg（1，λ）+（1-γ）Eg（0，λ）］等价于Eg（1，λ）=Eg（0，λ）。

所以，令Eg（1，λ）=Eg（0，λ），求出跨国公司最优避税概率，即：

λ*=C／2（P+a-P*）（T-t）（1-θ）

当均衡点为此解时，即无论税务当局是否进行调查审计其所获得的预期收益都是相等的，λ*是我们所求出的一个临界点。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当λλ*时，即跨国公司实际避税概率大于临界点值时，为使预期收益尽可能大，税务机关最优选择策略是进行调查与审计。

当λλ*时，即跨国公司实际避税概率小于临界点值时，税务机关的最优选择策略应该是不进行调查与审计。

当λ=λ*时，即跨国公司实际避税概率等于临界点值时，税务机关的最优选择策略随机选择。

在给定税务机关的调查与审计的概率γ时，跨国公司选择避税（λ=1）和选择不避税（λ=0）时的预期收益分别为：（下式中，E代表预期，i代表跨国公司的收益，Eg即表示跨国公司的预期收益）

Ei（γ，1）=［（P-P*）（T-t）θ+（P*-P）（P*）（1-θ）］γ+（P-P*）（T-t）（1-γ）=（P*-P）（T-t）［2γ（1-θ）-1］

Ei（γ，0）=0 γ+0（1-γ）=0

道理同上，因为max［λEi（γ，1）+（1-λ）Ei（γ，0）］等价于Ei（γ，1）=Ei（γ，0）

故令Ei（1，γ）=Ei（0，γ），求出各国税务当局最佳调查与审计的概率，即γ*=1／2（1-θ）当均衡点为此解时，则无论跨国公司是否进行避税，其所获得的预期收益都是相等的，γ*是我们所求出的一个临界点。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当γγ*时，跨国公司要追求其预期收益最大化，其最优策略选择是不进行避税；

当γγ*时，跨国公司要追求其预期收益最大化，其最优策略选择是始终进行避税；

当γ=γ*时，跨国公司可随意选择避税与不避税。

通过以上计算分析，我们得到了本模型的混合策略纳什均衡解，（γ*，λ*）=［1／2（1-θ），C／2（P+a-P*）（T-t）（1-θ）］即当跨国公司以概率λ*选择避税，且税务当局以概率γ*进行调查审计时，本模型刚好达到纳什均衡。

2.存在处罚情况下的博弈分析

现在我们来分析存在处罚情况下征纳双方的博弈情况。我们假设是定率处罚，处罚率为避税额的σ，则上面表示得益的图形经过修正可以用下面的得益矩阵来表示。

税务机关

进行调查审计

不进行调查审计跨国公司

避 税不避税

{［P*-（P+a）］（T-t）-C }θ+［（P+a-P*）（T-t）（1+σ）-C］（1-θ），

（P-P*）（T-t）θ+（P*-P）（T-t）（1+σ）（1-θ）-C，0

［P*-（P+a）］（T-t），（P-P*）（T-t）0，0

因为我们考虑的因素很多，所以该得益矩阵中的支付相对复杂，为使问题简化，更突出处罚这一影响因素，我们将上面得益矩阵进行简化。假设跨国公司因避税成功而得到的收益为I（Income），即上面的（P-P*）（T-t），因避税被税务机关查处而产生的损失为-I，即（P*-P）（T-t），税务机关因查处跨国公司的避税行为而获得收益为M，即（P+a-P*）（T-t），跨国公司进行避税但税务机关未进行调查审计而带来的损失为-M，即［P*-（P+a）］（T-t），则上面的得益矩阵修改为：

税务机关

进行调查审计

不进行调查审计跨国公司

避 税不避税

（-M-C）θ+［M（1+σ）-C］（1-θ），

Iθ-I（1+σ）（1-θ）-C，0

-M，I0，0

我们同样采用在没有处罚情况下的计算均衡点的方法，得出：在给定跨国公司避税的概率时λ，税务机关选择调查审计（γ=1）和选择不调查审计（γ=0）的预期收益分别为：

Eg（1，λ）={（-M-C）θ+［M（1+σ）-C］（1-θ））λ+（-C）（1-λ）=Mλ［（1-θ）（1+σ）-θ］-C

Eg（0，λ）=-Mλ+0=-Mλ

因为max［γEg（1，λ）+（1-γ）Eg（0，λ）］等价于Eg（1，λ）=Eg（0，λ）

所以，令Eg（1，λ）=Eg（0，λ），得到跨国公司的最优避税概率为λ**=C／M（1-θ）（2+σ）在给定税务机关的调查与审计的概率γ时，跨国公司选择避税（λ=1）和选择不避税（λ=0）时的预期收益分别为：

Ei（γ，1）=［Iθ+I（1+σ）（1-θ）］γ+I（1-γ）=Iγσ（1-θ）+I

Ei（γ，0）=0 γ+0（1-γ）=0

因为max［λEi（γ，1）+（1-λ）Ei（γ，0）］等价于Ei（γ，1）=Ei（γ，0）

故令Ei（γ，1）=Ei（γ，0），求出税务当局最优调查审计的概率为γ**=1／σ（θ-1）

通过以上计算分析，我们得到了在有处罚条件下所建立模型的混合策略纳什均衡解，（γ**，λ**）=［1／σ（θ-1），C／M（1-θ）（2+σ）］即当跨国公司以概率λ**选择避税，且税务当局以概率γ**进行调查审计时，该模型刚好达到纳什均衡。

四、模型的结论与启示

比较上述模型在两种不同情况下所得出的纳什均衡解（γ*，λ*）与（γ**，λ**），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基于是否进行处罚角度的分析。由上述两个模型以及所得到的两组均衡点，我们可以看出：因为γ**=1／σ（θ-1）γ*=1／2（1-θ），σ代表处罚率是一个正值，所以当存在σ即处罚时，γ**γ*，且随着σ的增大，γ**更小。这说明当对跨国公司的避税施以处罚时，会减少税务当局调查审计的概率，如若增强处罚的幅度，调查审计的概率会更小。另因λ**=C／M（1-θ）（2+σ），λ*=C／2（P+a-P*）（T-t）（1-θ）［其中M=（P+a-P*）（T-t）］同理，当存在σ即处罚时，λ**λ*，且随着σ的增大，λ**会更小。这说明当对跨国公司避税行为施以处罚时，会减少跨国公司的避税概率，如若增大处罚的力度，则跨国公司避税的概率会更小。从目前我国转让定价制度的规定来看，尚处于由不完善到完善这样一个成长过渡阶段。对不当转让定价所造成的税收减少的处罚规定也是刚刚走进转让定价制度中，而且惩处的力度很小，因而没有对跨国公司转让定价避税的行为起到应有的威慑作用。故此，在跨国公司大举进入中国，跨国贸易在华不断发展的今天，加大惩处势在必行。

2.基于风险因素的分析。我们从上述两个模型中择其一，由模型1来进行分析。

（γ*，λ*）=［1／2（1-θ），C／2（P+a-P*）（T-t）（1-θ）］其中θ为风险概率，θ∈（0，1），在C、P、a、P*、T、t均为一常数情况下，θ越小，则γ*与λ*越小。这说明风险率是与避税、调查审计成正比的，即风险率越低，则跨国公司避税的概率就越小，税务当局调查审计的概率同样也越小。而税务当局调查审计的风险是与税务人员的业务素质、转让定价制度的完善程度、转让定价管理程度密不可分的。因此要想不断降低调查审计的风险，我们就得不断地对专业人员进行培训，提高其专业技术和水平，同时要不断完善转让定价的制度，强化转让定价的管理。

3.基于税收成本因素的分析。在转让定价的博弈分析中，我们始终没有忽视对调查审计成本因素的考虑。因为在对转让定价行为的税收规制中，税务当局要付出相当大的成本，这也是转让定价规制的一大特点。由模型2，我们得到λ**=C／M（1-θ）（2+σ）在θ、σ一定的情况下，λ**的大小要受成本C和税务当局收益M的共同影响与作用。我们要想减少税收成本C，同时又要降低跨国公司的避税概率，我们必须加大税务当局的收益M，而M是指跨国公司避税且被税务当局查出而调整的税额，即为税务当局的收益。而收益的获取又是与税收征管、稽查制度的完善程度、反避税信息渠道的畅通与否、税务人员的专业素质，调查审计的质量等密切相关的。因此，要想降低税收成本，一方面我们要在征管、稽查制度的完善上下功夫，制定全面、严密、有序的稽查管理规则，使稽查有法可依，有据可查；另一方面，要注重人才的培养，特别是反避税方面的专业人才。可以通过各种奖励、激励措施，激发税务人员学技能、用技能的主观能动性，以有效提高调查审计的质量，减少调查审计的风险；我们还不要忽略了对税收知识的宣传和公民纳税意识的培养，努力营造良好的纳税风气，这些都有助于税收成本的降低。

参考文献：

［1］ 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46.

［2］ 陈海秋，等.税率风险与我国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08，（4）.

［3］ 杨建龙.关于外商投资与外资政策的博弈分析［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税收博弈理论篇7

关键词：技术创新；政府税收；税率；博弈分析

1 引言

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技术创新已经成为企业市场竞争的重要力量，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源泉。技术创新是企业应用创新的知识和新技术、新工艺，采用新的生产方式和经营管理模式，提高产品质量，开发生产新的产品，提供新的服务，占领市场并实现市场价值。

2 文献回顾

通过检索文献可以发现，近年来国内采用博弈模型对企业技术创新行为进行研究的文献并不多，按照研究对象的不同主要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只针对企业与企业之间技术创新行为进行博弈分析，如胡玉柱等（2007）通过构建博弈模型，分别分析了企业在合作与不合作情况下的技术创新行为，结论认为应该加强企业间的创新合作，特别是在我国高科技园区，应该从各个方面出发创造良好的企业合作创新的氛围与环境。张琳等（2009）对江苏省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创新模式选择问题进行了一次博弈分析，通过分析找出影响创新模式选择的因素，为江苏高新技术企业的技术创新模式的选择提供了一些建议。还有诸如此类的文献，不在赘述。此类文献主要考察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博弈行为。另一类文献主要考察企业技术创新与政府行为之间的博弈关系，如魏务云、罗掌华（2006）利用演化博弈分析方法探讨了我国财政政策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并通过具体实例的分析结合博弈模型给出了一些政策建议，认为政府应该加强与企业之间的联系和交流，并且应当通过渐进的改革来完善企业技术创新财政政策体系。蒋长流、纵玲玲（2007）认为企业与政府之间存在一个完全但不完美信息的动态博弈过程，通过模型的构建和分析，结论显示政府对于有创新能力企业给予资金支持和企业进行自主技术创新有助于形成政府和企业双赢的格局。

企业技术创新不仅是企业自身行为，同时也会受到外界因素特别是政府行为的影响。单纯考虑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博弈而忽略政府政策行为的影响显得不尽科学。通过以上简单的文献梳理可以发现，在以上学者当中，要么没有考虑到政府因素，要么考虑政府财政投入对企业技术创新影响，而对于政府税收对企业技术创新影响的研究颇少。本文将试图通过博弈模型的分析，从另一种角度来阐述政府税收政策对企业技术创新行为的影响。

3 说明及假设条件

企业技术创新方式有很多种，按照技术创新的新颖性和独特性，一般把企业技术创新分为两大类:自主创新和模仿创新。

为了更好利用博弈模型进行问题的研究，本文做出如下几点假设条件：

（1）市场中只有两家企业A和B，其中A企业为大企业，具有较强的自主创新意识和能力；B企业为中小企业，自主创新意识和能力较弱。

（2）每个企业都有自主创新U和模仿创新V这两种决策选择。

（3）不管自主创新还是模仿创新，若成功，则两企业将分别获得m1和m2的创新收益。但是通过模仿创新成功的企业需要向另一自主创新企业支付s的知识产权使用费。若两企业均模仿创新，则认为两企业创新收益为0。其中0＜s＜c1＜c2＜m2＜m1。

（4）A、B两企业自主创新的成本分别为c1、c2-tm2，政府对于创新成功的企业将征收税率为t的收益税收。其中c1＜c2，0＜t＜1。

（5）A、B两企业自主创新成功的概率分别为p1、p2，其中0＜p2＜p1＜1。

在此基础上构建一个静态博弈模型并分析，我们将重点讨论政府税收税率t的高低不同对博弈均衡结果的影响。

4 博弈分析

根据假设条件，企业A、B均有两种策略选择：自主创新U与模仿创新V，通过简单的计算可以分别算出企业A、B在策略组合为（U，U）、（U，V）和（V，U）情况下的收益矩阵，（V，V）策略情况下每个企业的创新收益根据假设视为0。具体见（1）~（3）。

（1）A、B企业在策略组合为（U，U）时的收益矩阵。

A、B同时成功时为m1-c1-tm1;m2-c2-tm2;A成功B失败时为-c1;m2-c2-tm2;A失败B成功时为m1-c1-tm1;-c2;A、B同时失败时为-c1;-c2;

（2）A、B企业在策略组合为（U，V）时的收益矩阵。

A、B同时成功时为m1+s-c1-tm1;m2-s-tm2;A成功B失败时为s-c1;m2-s-tm2;A失败B成功时为m1+s-c1-tm1;-s;A、B同时失败时为s-c1;-s;

税收博弈理论篇8

【关键词】 税收遵从;信息不对称;税收遵从成本

一、从信息不对称角度研究税收遵从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教授詹姆斯・米尔利斯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威廉・维克里,“在不对称信息条件下对刺激性经济理论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主要研究如何在不对称信息条件下将对经济行为主体的刺激因素包括到税收政策的制定和其他政府决策过程中去,开辟了从不对称信息角度研究税收问题的新思路。瑞典皇家科学院将200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给了三位长期从事信息不对称领域研究的美国经济学者G.Akerlof、M.Spence和J.Stiglitz。他们在20世纪70年代关于信息不对称的经济学解释和应用构成了“信息经济学革命的核心”,他们认为信息的获取和处理是人们了解与研究经济运行的关键所在。

国内税收理论界逐步接受了在不对称信息条件下研究税收问题这一研究方法。许建国(1999)针对不对称信息和优化税收理论的基本内容和内在联系做了比较详尽和准确的评述。孙亚(2000)主要从税收征管实践的角度,强调了在税收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建立激励机制的问题,并以某一特定行业的征管措施为例来佐证这一思路的可行性研究。刘颖(2002)从如何缓解不对称信息对税收征管制约的角度探讨了税务信息化的基本机理,对我国税务信息化实践提出了一些政策性建议。国内这一阶段的研究已经不仅仅停留在对从不对称信息角度研究税收这一思路的简单评价上,而开始强调运用这一方法来具体分析我国税收改革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二、从博弈论角度研究税收遵从

对纳税人遵从行为的理论研究最早源于阿林哈姆和桑德默(1972)的逃税模型(A-S模型),该模型构建了一个基本的个人逃税决策框架,主要是从理论上分析纳税人在不确定情况下如何选择申报额,使自己的预期效用最大化,该模型涉及影响纳税人逃税的主要因素是罚款率、查处概率。A-S模型指出当罚款率、查处概率提高会抑制纳税人的冒险行为,减少逃税,但该模型有着严格的假设条件,纳税人被假定为理性的、无道德观念的风险厌恶者。

征纳之间的博弈应看作是一个相互作用、动态变化的过程。艾格则(2001)提出了演化博弈模型,该理论是把博弈理论分析和动态演化过程分析结合起来,其基本思路是有限理性的经济主体不可能正确知道自己所处的利害状态,通过最有利的策略逐渐模仿下去,最终达到一种均衡状态。屈锡华(2000)受到不对称信息条件下优化税制理论思路的启示,开始探讨税收征管中的博弈问题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征纳双方相关行为主体的行为特征,并在模型设计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尝试。邓力平(2006)通过演化博弈模型指出当缺乏一个有效的税收征管系统和良好的依法纳税环境状况,纳税遵从的提高将是非常缓慢的,并非一朝一夕之功,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如果能将税收监管水平维持在一定高度,即使遵从不稳定的纳税人在博弈的初始状态都在逃税,经过多次重复博弈,纳税人将选择诚信纳税,并形成习惯,最终达到稳定状态。

三、从遵从成本角度研究税收遵从

西方政治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在其著名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提出了赋税四大原则,其中有三个与税收遵从成本直接或者间接相关。其中“确定”和“简便”是针对税收遵从成本而言的,而“经济”原则既同征收成本有关,也同税收遵从成本有关。斯密在经济原则中谈到,“税吏频繁的访问及可厌的稽查,常使纳税者遭受极不必要的麻烦、困扰与压迫。这种烦扰严格地讲,虽不是什么金钱上的损失,但无异是一种损失,因为人人都愿设法来摆脱这种烦扰”。这里提到的“烦扰”恰是税收遵从成本中的心理成本。19 世纪后期,德国政策学派的代表人物瓦格纳提出了税务行政原则,指出征收费用不单纯指税务稽征的费用,还应包括因征税而直接负担和间接负担的费用。

当代著名经济学家、美国哈佛大学教授马斯格雷夫在《财政理论与实践》一书中提出“合适的”税制需求,其中有三项也与税收遵从成本息息相关: (1)征税的行政管理费用不应铺张浪费; (2)对纳税人的从属费用也不能毫无必要地加以增加;(3)税收的额外负担必须要小。由此可见,税收成本特别是征税费用问题,很早以前就已经引起了西方学者的重视。

我国不断改革、完善税收征管体制,采取了一系列征管手段和措施,但在应收尽收,防止偷逃税,实现有效监督方面,依然不尽人意。究其原因,出发点着重放在“征”、“管”等方法上,忽略了产生问题的根源,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改革的深化。对税收遵从的研究主要运用信息不对称、博弈论等经济分析方法,再加入成本因素,才能对税收遵从的研究更深入,提高税收遵从度的途径也不仅仅是加强征管。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