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基本法范文
税收基本法篇1
关键词 税收基本法 税收宪政 税收法定主义 立法模式
中图分类号：D922 文献标识码：A
一、理论溯源：税收法定主义――在政府与民众之间
政府与民众（或说征纳双方）在税收方面的矛盾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政府有着想要多征税的冲动，另一方面民众也有着不缴税少缴税的诉求。我们应该清醒认识到，虽然政府与民众的行为驱动力是不同的，但是毕竟税收具有强制性，有国家暴力机器作为后盾，因此，在政府与民众的这种博弈关系中，政府处于极大的优势地位。换言之，民众若是不缴税或者少缴税是很容易受到惩罚的，反之若是政府滥征税却往往得不到限制。因此，当代社会一个重要的议题便是规范政府的税收征收管理权，让政府税收征管行为在一个法定的框架范围内运行。税收法定主义也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同时也是解决这一问题的一个基本原则。而税收基本法的立法及其实施亦是税收法定主义得以践行一个基本要求，一种具体表现形式。
二、现实困境：税收基本法是“胎死腹中”还是“哪吒降世”
我国的税收基本法已经谈了多年，1997年，财政部与国家税务总局就开始着手税收基本法相关的立法准备工作，并初步拟定了一个草稿。全国人大也连续三届将其纳入立法规划，但是从“十五”一直到“十二五”，税收基本法仍然没有得到解决。2008年之后，税收基本法并未列入全国人大的立法计划，近几年来，税收基本法的相关的工作基本上停滞不前、没有进展。那么，税收基本法到底已经胎死腹中还是只不过是孕期较长而已？
税收基本法立法的必然性从根本上说是根植于现实的，当前我国的财税体制乃是19项税种、庞大的分税制财政体制构建起来的，但是截止目前，当前我国仅仅拥有《税收征收管理法》一部程序法和《个人所得税法》、《企业所得税法》以及《车船税法》三部实体法，税收方面的行政法规将近30部，税收行政规章将近5000部，看似丰富多彩，实则都位阶较低，在根本上仍然是缺乏法律规范，这使得目前的税收开征和调整中充满了各种随意授权，这也成为当前政府间财政体制的种种乱象的根源。
税收基本法作为整个国家税法体系的主体和核心，其作用在于统领、约束、指导、协调各单行税法、法规，具有仅次于宪法的法律地位和法律效力 。对这样一部法律，立法应该慎之又慎，在一些关键性问题上，必须有着深刻全面系统科学的认知，否则，不仅仅是法律难以被实施，成为一纸具文，更重要的是会导致整个国家财税法律体制的紊乱，起到适得其反的作用。当前我国税收基本法之所以难产的根本原因，笔者认为最为根本的原因就在于究竟该采用何种立法模式的问题。因为立法模式的选择从根本上决定了税收基本法的法律地位，究竟是一般法还是特别法，是位阶较高的法还是位阶较低的法的问题；也决定了税收基本法的内容，是包罗万象还是具体抽象，这也涉及到了各个权力机关的博弈问题；还决定了税收基本法的适用范围问题，是仅仅包括税收，还是也包括各种“费”，这涉及了太多人的“奶酪”，势必阻力重重；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说，税收基本法的立法模式对于自1994年以来我国确立的分税体制也有着重要影响，涉及到中央与地方财税权力和资源的配置问题。这诸多问题的存在，都使得当前我国的税收基本法面临着难产的现实困境。但是，笔者认为，这并不意味着税收基本法已经死了，不过是黎明前的黑暗，我们应该要做的事情便是理顺这诸多问题，找到突破口，为黎明的到来做一些准备。
三、它山之石：国外税收基本法的立法模式概述
如果说从法律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说有些国家宪法不发达，可以说有些国家民法不发达，也可以说有些国家刑法行政法等等不发达，但是，笔者认为没有一个国家的税法不发达。可以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没有相关的税收法律法规用以确保国家的征税权，然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税收法律法规仍然存在着诸多区别，可谓是各具特色。就税收基本法而言，当前有不少国家已经有了相应的成文法。主要包括德国、日本、韩国、印尼、俄罗斯、蒙古等等，在这些国家中，根据其采取的立法模式，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种模式。一是以德国为代表的“百科全书式”税收基本法；二是以日本为代表的“中篇小说式”税收基本法；三是以俄罗斯为代表的“七言绝句式”税收基本法 。
不难发现，各个国家在立法模式及其体例结构的选择上，都是结合自己的具体情况而定，德国作为大陆法系的典型代表，成文法较为发达，税收基本法的规定也是无所不包，成为典型的“法典法”，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着内在的支撑作用。日本的国税通则法受到德国的影响也较大，尤其是在体例结构上的设计与德国有诸多相似之处，如立法内容的排列顺序以及对程序及其操作性的重视。日本的通则法在内容方面虽然概括性较强，但是也有诸多具体性的内容，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除附则外，共十章，分别为总则、国税纳税义务的确定、税收的缴纳与征收、国税的退还及退还加算金、纳税延缓及税收担保、附带税、国税的更正、决定、征收、返还的期限、与行政程序法的关系、不服审查及其诉讼、杂则和法则 。俄罗斯颁布的《联邦税法体制基础法》结构十分之简单，内容较少，规定的原则性较强，不太注重程序，在实践操作中对其他的配套立法依赖较大，但是灵活性非常强，可根据经济社会生活的不断发展而随时不断修改完善，立法技术要求相对较低，修改完善也较为容易。
四、自己的路：我国税收基本法立法模式的路径
一是牢固树立税收法定主义的基本理念。离开了税收法定主义这一基本前提，税收基本法的立法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税收基本法的根本要义在于规范国家税收权，事实上，但是这里必须要注意一个误区，当前不少学者只注重提及限制国家税收征收管理行政权，却忽视了一个问题，税收是国家得以正常运转的基本保障，不能只一味强调限权，还应该保障国家的税收征收管理行政权，所以笔者选取“规范”一词，税收基本法的这中规范作用，正是要体现在既保护国家税收征收行政管理权，又保障公民的财产权和其他相关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当然其重点在于防止政府滥权，毕竟个人的力量是十分弱小的，难保这个庞大的利维坦（国家）不会以“共同的善”的名义去侵犯公民个人的财产权利和利益，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障纳税人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尊重犯纳税人的人格和尊严，构建一套制度和程序对国家征税力加以规制就显得十分必要。从税收法定主义的基本原则来看，就课税要件法定主义而言，要求税收基本法应该对有关的课税主体、纳税人、课税种类、课税标准、课税归属、征纳程序等作出较为明确而具体的规定。就税务合法性原则而言，必须对税收基本法的解释权加以规制，行政机关不能恣意根据自己的判断来解释和使用税收基本法，否则会引起执法上的不公平，换句话说，税收基本法应该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税务行政机关执法技术的一种指引。
二是充分考虑当前中国的具体国情。税收基本法对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内在的支撑作用，也具有强烈的时代诉求。如德国的税收基本法就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进行了多次修改，是以特定要求为诱因并随着重要性的逐步显现而不断修正完善的产物。就当前我国财税法律体制的基本现状而言，笔者认为十分有必要进行税收基本法的立法，在立法模式上，鉴于我国已有多部单行的税收行政规章，而且适用的时期已经较长，短期内难以改变这种惯性，这些税收行政规章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是行之有效的，因此，在税收基本法的立法上可以借鉴日本的体例结构，选择“中篇小说式”的立法。从而使得我国的税收法律体系成为宪法、税收基本法、税收单行法、税收单行行政法规、税收规章五个层次组成的系统法律。在具体的税收种类和标准方面可以保留适度的弹性。便于根据经济社会的发展加以修订，但是在基本的实体和程序上必须有较为原则性的规定，使得各个单行法律及规章产生冲突之后，有合理的解决机制。笔者认为我国的税收基本法在内容上应该包括但不限于立法宗旨、税收基本原则、定义性规定、税收立法权及国家征税范围、收征收管理程序、各级机关的税权划分、税务机关和纳税人的权利义务及责任、社会中介组织及其他有关组织的权利义务责任、税务争议的解决途径及程序、税务司法、冲突法规定以及法律责任等方面的内容。充分体现税收法定主义的宪法原则，提升税收实体法的立法级次。
三是强化税收基本法的可操作性。制度构建之关键在于执行，税收基本法的关键不在于移植或者构建一套制度模式，而在于切切实实的执行，这种执行需要从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文化体制、社会管理体制多方面共同努力，形成合力，方才可能将税收基本法制度的功效发挥出来。在税收基本法的问题上，我们不能将税收基本法神话，不能把自己放在理想主义的炉子上烤。黑格尔曾经在论述国家时说，国家不是一个艺术问题，有关国家的终极判断同“美”的问题无关。国家是“神在地上的行进”，它是现实中的存在，包括一切丑陋的、污浊的、肮脏的、暴力的东西。税收基本法也一样，我们不需要一个完美的木乃伊或雕刻。当前我国的税收法治现状中，不仅仅是在税收执法中存在侵害公民财产权和人身权的行为，在税收立法中的大量授权立法本身也使得税收法治的行政色彩过于浓厚，税收基本法在这个问题可望有所突破，规范各个部门以及中央地方的税收权力资源配置，切切实实保障税收基本法得以实施。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法学院）
注释：
付志宇.关于我国税收基本法立法问题的思考[J].甘肃社会科学，2007，（5）：135-136.
此处的模式概括只是笔者从这些国家税收基本法的内容多少角度进行的比喻式的抽象性概括。
刘剑文，汤洁茵.日本《国税通则法》的主要内容及其对我国的借鉴意义[J].涉外税务，2006，（12）：118-122.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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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瑞.国外税收基本法的设立逻辑、特点及启示[J].涉外税务，2008，（8）：64-68.
[3]刘剑文，汤洁茵.日本《国税通则法》的主要内容及其对我国的借鉴意义[J].涉外税务，2006，（12）：118-122.
税收基本法篇2
在中国的立法体系中，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都有权制定法律，其效力低于宪法而高于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但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之间制定的法律又有所不同，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称为基本法，而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是普通法。前者的效力要高于后者。然而，“基本法”是在法理上的一种称谓，表明其效力上不同于普通法。但在中国的立法实践中，全国人大的立法文件很少冠以“基本法”的字样，因为只要是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无需标注“基本法”，在正式公布的法律文本中都有“某届全国人大某次会议通过”的明示，其意自现、不言自明。相反有“基本法”的字样反而是画蛇添足。如果刻意为之，则会出现所有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都称为《…… 基本法》，所有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都称为《……普通法》的局面。这会造成立法资源的浪费。全国人大立法不使用“基本法”字样作为立法技术上的处理，在我国已经形成了立法惯例。[2]而此次已经列入立法规划的税收立法中，人们众口一词称为《税收基本法》，其用心良苦、诚心可鉴。其目的是为了明确立法主体，以解决我国以往税收立法效力等级过低的问题。但笔者认为，这大可不必。这样有悖于我国长久以来形成的立法惯例，与已经出台的税收立法不相衔接。因为，在我国现行税制体系中，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个人所得税法》、《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税收征收管理法》三部法律中就没有标明 “基本法”或“普通法”的字样。不仅如此，这也与其他同一效力层级的民事立法、行政立法不相协调，因为我国全国人大制定的民法或行政法等规范性文件也未使用过“基本法”的字样，如我国于1986年出台的民事方面的基本法律，就称为《民法通则》。“基本法”这个词不宜随意在法律文件中使用。在德国，基本法的称谓是特定的，即指宪法，因此，其宪法在立法文件中称为基本法。其它立法是不能使用“基本法”称谓的。在税收领域的立法，其税收法典被称为《德国税收通则》。总之，《税收基本法》的称谓不应出现在将来全国人大制定的税收法律文件中。根据我国立法实践并结合德国的立法经验，将来全国人大制定的税收基本法可以改称为《税收通则》。
《税收通则》作为一项重大的立法工程，是中国税收立法的初步尝试。对此，国内税法学者和专家纷纷提出了非常有价值的构想和设计。然而，在建构《税收基本法》之前，更重要的基础性工作是如何对《税收通则》进行正确的价值定位。
首先，所谓《税收通则》，既是税法体系的主体和核心，又是宪法统领下的一个部门法律文件。
《税收通则》作为税法领域内的基本法，是整个税法体系的灵魂，是税收的一般性法律规范。其范围包括税收法律的一切基本内容，包括税收的基本原则和税收的基本制度。同时，作为部门法，《税收通则》的制定必然遵循中国现行的宪政体制下的立法规范，而且《税收通则》的一些根本问题只能通过宪法的修改和完善加以解决。如税收法定原则、税收民主监督原则，在租税国家属于宪法原则，需要在宪法中明确规定；再如纳税人的主体地位的缺失缘于我国宪法中只有公民纳税义务的片面规定。这些问题将寄托于中国宪法的完善机制，《税收通则》难堪此任。目前，有些热心于税收基本法的学者和专家对《税收通则》寄予太多的期望，使得《税收通则》不能承受之重，有人甚至在《税收通则》中设计税务警察、税务法院、税务检察院等机构，以解决税收执法不利的问题，这一设想的可行性暂且不论，这一制度设计已经触及到中国国家机构的宪政问题，已经大大超出了一部基本法的权限范围。
税收方面重大的根本原则应当诉诸宪法，先立宪后治税，这是法治国家应有的法律逻辑。没有宪法依据的《税收通则》，就缺乏效力基础。因为我国的基本法都是根据宪法制定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我国税收的宪法规范严重缺失的情况下，制定《税收通则》似乎有些操之过急。当然，不可否认，《税收通则》的出台的确是现实所需，而我国数次修宪又从来都无视税收入宪的现实要求。等到税收入宪后再制定《税收通则》又令人急不可待。这一现实矛盾如何解决？笔者认为，税法学界应当极力促成下次全国人大的修宪并将税收原则纳入宪法中，并可同时或稍后通过《税收通则》。
其次，《税收通则》是各单行税收法律、法规的母法，但同时它又属于行政法的子法。
作为税收母法，税收基本法是国家对税收制度的根本性问题、共同性问题、原则性问题、重大问题和综合性问题而进行的规定，以统帅、约束、指导、协调、各单行税收法律法规，在税法体系中具有仅次于宪法的最高法律地位和法律效力的法律规范。[3]《税收通则》的制定应凸显其在整体税法体系中的统领地位，《税收通则》绝对不应成为原有单行税收立法的汇集和归纳，也不应是对不健全的税收立法的拾遗补缺地加工和整理。《税收通则》的拟定立意要高，它不应沉迷于特定税种的规制；《税收通则》的起草视野要广，它不能拘泥于税收中某一技术环节。
作为行政法的子法，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如行政法治原则、行政公正原则、行政公开原则、行政效率原则也当然是《税收通则》的指导原则。当然，《税收通则》也有特殊性，行政法的外在属性并不必然体现在《税收通则》中。笔者认为，《税收通则》无论采取何种模式，但其实质上是税法的法典化。而在中国，行政法至今仍未法典化，行政法的法典化在世界范围内也鲜有先例。其主要原因是，行政法调整的范围异常广泛，且易于变动，制定包罗万象的统一的行政法法典几乎是不可能的。但实际上，行政法不存在统一的法典，也难以制定统一的法典，但并意味着行政法将永远不能制定统一的法典。[4]中国不存在行政法的法典并不意味着税法不能法典化，或者说，中国行政法没有法典化并不应成为制定《税收通则》的障碍。但这里需要明确的一个基本问题是，我国未来的《税收通则》是实体法还是程序法呢？有学者将《税收通则》视为实体法，并认为：“我国现在虽然已经有了一部税收征管法，但这仅是一部以税收程序法为主要内容的法律，如果没有一部综合性的税收实体法，税收征管程序法也很难发挥作用，必须配套。”[5]也有学者认为，“税法法典化的主要形式是税收程序法的法典化。这表现在：一是各国已制定的税法通则的内容主要是有关程序问题的规定。二是采用综合法典模式国家的税法法典中，其有关税收共同问题的规定也主要是程序方面的内容。”[6]但事实上，《税收通则》既不应该是纯粹的实体法更不能成为单纯的程序法，而是税收实体法与税收程序法的有机统一。从世界行政法典的立法经验和趋势不难发现，行政法典不可能是纯而又纯的所谓实体法或者程序法。表现为，行政实体法中充斥着程序规范，即便许多国家以程序法命名的法典，也包含了相当的实体内容。这是由行政法的特殊规律性所决定的，即行政法实体规范和程序规范密不可分，通常交织在一起，共存同一规范性文件之中。因为行政行为的合法有效取决于诸多要素，既要求主体合格、内容合法，也要求程序合法，作为主要是对行政行为进行控制和规范的法律——行政法不可能仅规定实体内容或只确认程序规范。作为行政法的子法，《税收通则》也适用行政法的这一立法规律。
最后，《税收通则》不是管制法而是权利保障法。
长期以来，受行政管理论的影响，税收法律法规过分强调征税主体的地位的优益性和权力的强制性，而忽视纳税主体在国家经济生活中的本体地位和权利保护。在税收立法中体现为税收法以税收管理为核心，而税收权力的监督和税收侵权的救济被长期冷落。《税收征收管理法》可以说就是税收的管制法，这部法律主要内容是税务管理、税款征收、税务登记、税务强制措施以及法律责任（主要集中于纳税主体），这些内容都围绕税收管理而展开并服务于税务管理。近几年，随着税收法治建设的发展，税收领域呈现出法治化、民主化趋势，税收立法也逐渐从权力本位向权利本位过渡。表现在立法中，便是《税收征收管理法》的修改。《税收征收管理法》在保持原有体系的前提下，增加了征税主体的义务和责任和纳税主体的实体和程序上的权利。当然，历经数次修改后，《税收征收管理法》仍留有缺憾，一些规定仍有待进一步完善。但无论如何，税收立法的民主化是大势所趋，《税收通则》应当体现权利本位的价值导向，《税收通则》绝不能再度成为税收管制法。在《税收通则》的立法过程中，国内几位税法方面知名学者提供的专家建议稿，可谓体系严整、内容精密。但内容设计或多或少都保留着旧的管制法模式，如有学者提出的《税收通则》的建议稿内容框架是：第一章，总则。第二章，税收管理体制。第三章，税收管辖权。第四章，税务主管机关。第五章，纳税人。第六章，税收征管。第七章，税收监察。第八章，法律责任。第九章，附则。[7]这一制度设计其整体上以税收管理为重点，是围绕着税收管理权而展开，不从立法体例上看，仅就立法价值观而言，和原有中国的税收立法相比，并未体现出实质意义上的进步。
《税收通则》早已被纳入到立法规划中，可是，《税收通则》立法准备只是限制在专家学者和国家财政税务机关的范围内，普通公民特别是纳税主体对此却表现得异常冷漠。是事不关己吗？不是，《税收通则》与他们利益攸关。原因是我国税收立法过程中存在着“民主赤字”的问题。长期以来，由于税收立法行政化的色彩浓厚，部门自立规章现象普遍，加之许多税收规章属应急措施，缺乏社会公众的广泛参与。实行立法的公开与透明是税收法治化的必要条件，只有让民众参与到税收立法之中，充分表达其意愿，才能保障纳税人的民主监督权利，[8]才能够保证税收立法内容的公正。没有民众参与的官方立法的结果，存在着使《税收通则》成为税收管制法的危险。可以说，税收立法的民主化不仅体现在立法价值观的转变而且体现为立法过程中民众参与。
注释：
[1]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博士后，东北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
[2] 当然，在我国也不是绝对没有例外。全国人大曾制定过《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这是中国对香港和澳门恢复行使主权的特殊政治形势的需要，也有大陆与香港和澳门属于不同的法律体系，在香港、澳门实行高度的法律自治的特殊考虑。
[3] 刘隆亨 周红焰：《我国税收基本法制定的意义、特征和框架》，《法学杂志》2004年第5期。
[4] 姜明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第1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出版。
[5] 刘隆亨 周红焰：《我国税收基本法制定的意义、特征和框架》，《法学杂志》2004年第5期。
[6] 施正文：《税收通则的制定：问题与构想》，《中央财经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
[7] 刘剑文、熊伟：《也谈税收基本法的制定 》，《税务研究》1997年第5期。
税收基本法篇3
[关键词]《税收基本法》；税收法定主义原则；财政收入原则；公平原则；效率原则
目前，《税收基本法》的立法工作正在积极开展之中。如何贯彻体现税收的基本原则是《税收基本法》立法的核心问题之一。在《税收基本法》中确立和贯彻税收的基本原则，不仅对《税收基本法》的立法目标、逻辑思路、内容安排、体例结构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且对运用《税收基本法》规范其他的税收单行立法以及税收执法和司法活动具有统领的作用，这也是《税收基本法》立法的主要目的之一。
一、国内的研究成果和国际经验
在我国前期的《税收基本法》研究和起草过程中，学术界与实务界讨论比较多的税收基本原则主要有：税收法定主义原则、财政收入原则、税收公平原则、税收效率原则、社会政策原则、税收中性原则、平等纳税原则、普遍纳税原则、适度负担原则、宏观调控原则、实质课税原则、反避税原则、简便征收原则、诚实信用原则、保障纳税人合法权益原则、方便纳税人的原则、不溯及既往的原则，等等。应该说，这些原则对于促进税收的规范化、制度化和法制化建设都是有重要意义的，但是，这些原则构不构成税收的基本原则，在《税收基本法》中如何确立和贯彻税收的基本原则，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对于如何界定税收基本原则的含义，目前，实务界和理论界对此均存在着许多不尽相同的认识。有人认为，税收基本原则是决定于税收分配 规律 和国家意志，调整税收关系的根本原则，它对各项税收制度和全部税法规范起统帅作用，使众多的税法规范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有人认为，税收基本原则是指一国调整税收关系的基本规律的抽象和概括，亦是一国一切社会组织和个人(包括征纳双方)应普遍遵循的准则。有人认为，税收的基本原则是在有关税收的立法、执法、司法等各个环节都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有人认为，税收基本原则是指规定或寓于税收 法律 之中对税收立法、税收守法、税收司法和税收法学研究具有指导和使用解释的根本指导思想和规则。还有些人认为，税收的基本原则，是指贯穿于全部税收活动，在税收关系的调整中具有普遍价值的，任何税收活动都必须遵循和贯彻的根本准则或标准，是税法本质、内容和价值目标的最集中的表现，是税收立法的基础、税法解释和适用的依据，是税法发挥作用的根本保证，对税收立法、执法、守法和司法活动具有普遍的意义和指导作用。上述定义虽然表述不一，但都概括出了税收基本原则的一些共同之处，指出税收基本原则是一种具有普遍指导意义或必须普遍遵循的准则或规则；反映了税收基本原则是税收关系的基本规律或全部税收活动的抽象和概括；揭示了税收基本原则是以法律形式固定的或是寓于法律之中的准则。这集中体现了税收基本原则应该是指导税收活动的根本准绳，因此，《税收基本法》中所应强调的税收基本原则也有必要按此标准加以确立。
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些国家在制定类似于《税收基本法》的法律制度时，一般不过多地将税收基本原则直接写入法律，而是将其作为立法时的指导思想，并转化为操作性较强的法律条文来加以体现。如俄罗斯税收基本法中规定：不允许征收阻碍俄罗斯统一 经济 体 发展 ，特别是直接或间接限制商品和 金融 资源自由流动的税收。这实际上就是税收效率原则的一种表达方式，强调的是税收的征收绝对不能对资源自由流动的经济效率产生阻碍。这种立法思路对在我国《税收基本法》立法中如何体现税收的基本原则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也就是说，在《税收基本法》中并不一定要对税收基本原则以直接字面解释的形式概括出来，而是可以将其作为立法时的指导思想，体现在具体的条文内涵之中。即便在《税收基本法》中要单列条款对税收基本原则做专门的规定，也应该着重将税收基本原则的实质内涵用操作性较强的法律语言加以规定，而不应只是仅仅停留在字面的表达上。
二、《税收基本法》应重点确立的税收基本原则
基于国内已有的研究和国际经验，对于《税收基本法》应重点确立哪些税收基本原则的问题，笔者认为，需要把握好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所规定的税收基本原则要有利于体现税收本质的要求；二是所规定的税收基本原则要有利于体现税收基本职能的要求；三是所规定的税收基本原则要有利于体现政府和市场职能分工的要求；四是所规定的税收基本原则要有利于体现各级政府间财权、事权合理划分的要求；五是所规定的税收基本原则要有利于体现税收民主化和保护税收管理相对人利益的要求。
在此基础上，还需处理好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如何对税收基本原则的定义用严谨精确的立法语言予以表达的问题。对于某一项税收基本原则甚至是一般性原则，不同的人可能会有不同的理解，由此可能会引起在实践中对税收原则运用上的差异。例如，对“税收公平原则”，有些人的理解侧重于横向公平，有些人的理解则侧重于纵向公平，不同的理解会导致人们对税收公平的不同判定，也会影响到税收公平原则在税收实践活动中的运用。因此，在《税收基本法》的立法过程中，如何用严谨精确的立法语言对税收基本原则加以全面、规范的表述，以避免理解上的歧义，是一个需要细致推敲的问题。这也是保证《税收基本法》能否有效实施到位的重要前提。二是如何协调税收基本原则之间关系的问题。前面所列举的一些原则先撇开其是否构成税收的基本原则不谈，单独就其内容来看，有些原则之间彼此还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冲突以及重叠交叉等现象。例如，公平原则和效率原则之间就经常矛盾；反避税原则和实质课税原则在具体含义上存在着一定的重复交叉；同时也有学者认为，实质课税原则与税收法定原则之间也可能存在着一定的冲突，等等。因此，对于上述所列举的原则在《税收基本法》的立法中，都必须细致地加以甄别，严谨地加以界定，有侧重地加以取舍，以最大限度地协调好各原则间的相互关系。三是如何体现税收基本原则的开放性和前瞻性的问题。《税收基本法》所确立的税收基本原则对规范税收活动具有长期的指导意义，但是具体的税收制度和税收政策则有可能根据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进行不断地改革和调整。这就需要《税收基本法》所规定的税收基本原则在保持其长期稳定性的同时，又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和前瞻性，要避免对将来一段时期税收制度的改革和税收政策的调整带来不必要的限制。
基于以上考虑，笔者认为，在《税收基本法》中加以规定的应该是对税收活动具有长期指导性、重大的、根本性的原则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税收法定主义原则。税收法定主义肇始于英国“无代表则无税”的思想。此后，在资本主义国家早期的宪法中均陆续加以体现。目前，根据有学者对亚洲、欧洲、美洲和大洋洲111个国家的《宪法》文本进行考察，其中明确税收法定原则的有85个，占81.0％。德国、俄罗斯在《税收基本法》中也对税收法定主义的原则做了规定。对税收法定主义的发展 历史 ，有学者研究认为，税收法定主义不仅是对税收权力的法律制约，而且还是法治主义的发端与源泉之一。人类争取人权，要求建立 现代 民主宪政的历史，一直是与税收法定主义的确立和发展密切相关的。由此可见，将税收法定主义作为现代税收的基本原则，其地位是不容置疑的。我国《宪法》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法纳税的义务”的规定，也体现了税收法定主义的思想。但是其内容还不够完整，仅强调了公民依法纳税这一层含义，尚未涵盖国家也必须依法征税的内容。因此，有必要将《宪法》关于税收法定主义的这一思想在《税收基本法》中加以充实和细化。税收法定主义的完整内涵应该是：一切税收的征收和缴纳都必须以国家制定和颁布的法律为依据。具体内容包括：一是任何税收的课征都必须由法律规定，没有法律依据，政府不能征税；二是税收构成要素和征管程序必须由法律加以限定，行政机关未经立法机关授权，无权擅自加以规定；三是法律对税收要素和征管程序的规定应当尽量明确，以避免出现漏洞和歧义；四是征税机关必须严格依照法律的规定征收，不得擅自变更法定税收要素和法定征收程序；五是纳税人必须依法纳税，同时也应享有法律规定的权利。
2．财政收入原则。最早提出这一原则的是德国的阿道夫·瓦格纳，他于19世纪后期提出的税收四原则中，首先就是财政政策原则，包括收入要充分的原则和随着经济增长弹性征收的原则。20世纪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时期，凯恩斯也提出了税收应坚持保障财政收入的原则。从税收的本质来看，税收是国家凭借 政治 权力，对一部分社会产品进行强制性分配，无偿地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形式。税收的产生首先是一个财政范畴，是国家筹集财政收入的工具。这是税收最根本的特征，也是任何一个税种的开征、任何一部税收法律的设立所追求的最基本目标。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些国家关于税收的财政收入原则更是直接通过《宪法》来加以体现的，而不是单纯的税收法律。如美国的《宪法》及其修正案规定国会具有征收关税、消费税、所得税等税收的权力，并规定国会开征的税收应用以支付债务、提供公共防御和服务；德国的《宪法》也规定联邦具有税收立法的权力等。这些都是税收的财政收入原则在《宪法》层面的体现。我国目前的《宪法》并没有体现出税收的这一基本原则，因此，有必要在《税收基本法》中加以确立。具体需要体现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国家具有开征税收的权力；二是国家征收的税收主要用于满足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处理公共事务、支付国家债务等公共用途方面的财政需要。当然，在确立税收的财政收入原则时，也不应违背上述的税收法定原则，即国家为满足财政需要而开征税收的权力必须依据法律行使。
3．税收公平原则。公平原则应该说也是伴随着税收的 发展 过程自古有之的，许多国家也先后将税收公平的原则写入了《宪法》当中。根据对亚洲、欧洲、美洲和大洋洲111个国家的《宪法》文本的考察，在有涉税条款的105个国家中，有29个国家就税收公平进行了规定，占27.6％。在俄罗斯的《税收基本法》中，也能发现其中关于公平原则的条款。只不过尽管各国对公平作为税收基本原则的认识已不存在太大的差别，但是对于“公平”的理解角度和衡量标准有着一定的差别。在其内涵的理解上，主要有横向公平和纵向公平：横向公平是指 经济 条件或纳税能力相同的纳税人应负担相同数额的税收，即同等情况同等税负；纵向公平是指经济条件或纳税能力不同的人，应缴纳不同的税，即不同情况不同税负。也有学者认为，横向公平与纵向公平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一系列不同层次的横向公平组成纵向公平，一系列纵向公平的统一层次则构成横向公平。在公平的衡量标准上，也有两种标准：一种是受益标准，即纳税人应纳多少税，根据每个人从政府提供的服务中所享受的利益多少来确定，没有享受利益的人就不纳税。另一种是能力标准，是指以纳税人的纳税能力为依据征税，纳税能力大者应多纳税，纳税能力小者少纳税，无纳税能力者则不纳税。应该说，这些观点都是从不同角度对税收公平内涵和外延的一种挖掘，为我国在《税收基本法》立法中如何更好地体现税收公平原则提供了良好的思路。特别是我国当前地区之间的不公平、城乡之间的不公平、所有制之间的不公平、收入分配的不公平等比较突出，这些都成了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所必须解决的紧迫问题。因此，在《税收基本法》立法中，全面、完整地贯彻税收公平原则，对于更好地发挥税收促进社会公平的职能作用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笔者认为，《税收基本法》中确立和贯彻税收公平原则，至少应体现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普遍征税。主体税种的开征必须具有广泛的税源基础，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必须承担税法所规定的纳税义务。二是平等征税。纳税人不应因其身份、地位等情况而享受特别的税收优惠待遇，不得因民族、宗教的原因而对纳税人实行歧视待遇。严格控制税收优惠的范围和权限，税收优惠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必须遵循 法律 的规定，符合法定的程序。三是量能征税。税收的开征和税收政策的制定必须充分考虑纳税人的实际承受能力，根据不同税种的内在特点，合理确定税基和税率，充分发挥税制体系促进收入分配公平的功能。 4．税收效率原则。税收效率原则主要是指税法的制定和执行必须有利于社会经济运行效率和税收行政效率的提高，税法的调整也必须有利于提高社会经济效率和减少纳税人的纳税成本。自税收原则被提出以来，效率原则也一直被税收理论界和实务界所重视。从17世纪威廉·配第提出的简便、节省原则，到亚当·斯密提出的最少征收费用原则，再到阿道夫·瓦格纳提出的国民经济原则和税务行政原则，以及凯恩斯提出的宏观调控原则等，都从不同的角度体现了税收效率的思想。在一些宪法中包含税收条款的国家，也有些将税收效率的思想体现在宪法当中。俄罗斯《税收基本法》中关于税制简便透明、不阻碍资源自由流动的要求，其实就是税收效率原则的一种体现。在我国，从更好地提高税收征收效率、完善税收制度体系、发挥税收职能作用的角度考虑，也有必要将税收效率的原则体现到《税收基本法》的立法当中。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税收的经济效率原则。首先，税收要有利于发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不阻碍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行；其次，对市场调节机制失灵或调节不到位的领域，国家可以依法运用适当的税收手段发挥宏观调控作用，以促进社会经济效率的提高。二是税收的行政效率原则。税收政策、征收制度、征管程序的制定应力求简便、透明、易于操作，最大程度地降低税务机关的征税成本和纳税人的遵从成本。
三、相关税收原则间的关系问题
1．关于税收法定原则与其他三个原则的关系问题。要进行税收立法，最核心的目标就是要用法律规范税收行为，这是 现代 法治社会开展税收活动的最根本要求。因此，税收法定原则应该始终体现并贯穿于其他三个基本原则之中，无论是财政收入原则、税收公平原则、税收效率原则在税收立法中的贯彻，还是在税收实践中的运用，都不能偏离税收法定主义这一指导原则；也就是说，无论是基于财政收入的需要，还是基于公平与效率的需要而开展的一切税收活动，都必须具有或赋予其现实的法律依据。但是，这也并不是如有些学者所说的那样，税收法定原则就应该是其他一切税收原则的统领，甚至可以涵盖其他税收原则。因为毕竟法律本身仅仅只是一种形式，而财政收入、公平与效率的需求才是税收实实在在的内容。用形式来统领内容显然会出现逻辑上的混淆，而用形式来规范内容才是认识税收法定主义原则与其他三原则之间关系的比较客观的态度。就《税收基本法》的立法而言，就是要在立法过程中，用税收法定主义的原则来规范财政收入原则、税收公平原则和税收效率原则。
2．关于公平原则与效率原则的关系问题。公平和效率历来就是既矛盾又统一的两个方面。矛盾的一面是，追求公平可能要失去效率，而追去效率可能要放弃公平；统一的一面是，公平的实现可能会带来更大的效率，而效率的提高可能也会带来更多的公平。公平与效率是税收调节收入分配、调控宏观经济职能的体现，因此，在《税收基本法》中确立公平与效率的原则也是实现税收职能的要求。只不过在具体贯彻和实施中，应更多地发挥其统一的一面，而缓解其矛盾的一面。前面所提及需要在《税收基本法》中体现的公平和效率原则的具体内容，正是基于兼顾公平与效率统一的要求而提出的，如税收公平中的普遍征收原则，实际上也是稳定、足额地取得财政收入的要求，这也是税收行政效率的一个方面。税收公平中的平等征税原则，实际上也是减少税收对市场主体的干预，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基础性作用的税收经济效率的要求。至于税收公平中的量能课税原则，从理论上讲，当对高收入者征较高的税收达到一定程度时，可能会产生对高收入者的收入替代效应，影响其工作积极性，从而带来一定的效率损失。但是这种可能是完全可以通过税制的设计，合理把握对高收入者征税的度来避免的。即便是发生了这种可能，那也仅仅是一少部分高收入者效率的损失，而换来的却是社会对公平的更广泛认同。这种社会普遍的公平所带来的效率的增加，必定远远超出少数高收入者的效率损失。这恰恰也是税收所追求的公平与效率的统一。
3．关于实质课税原则的问题。在德国、韩国和西班牙的《税收基本法》中，引入了实质课税的内容。当前，我国也有一种比较普遍的观点认为，应将实质课税原则作为一项基本原则在《税收基本法》中加以确立。主要理由有：一是实质课税原则有利于规制纳税人的避税行为；二是实质课税原则注重经济实质与其相对应的法律关系米认定纳税义务。是税收法定主义的延伸；三是实质课税原则在对避税行为进行规制的同时，保护了其他纳税人的利益，是对税收公平的一种回应。
对此，我们认为应该谨慎考虑。第一，实质课税原则仅仅只是在处理避税这类税收事务时具体适用的原则，其对整个税收活动的开展并不具有基础性的指导作用，因此，不宜将其作为《税收基本法》中应确立的税收基本原则。第二，实质课税原则强调用与经济实质相对应的法律来确认纳税义务，这在实际运用过程中存在着较多的主观推断，虽然税法中没有禁止类推的戒律，但是类推所产生的结果，既有可能是对税收法定主义的延伸，也有可能是对税收法定主义的违背。例如，目前在实际税收征管当中，经常会面i临许多完全为了规避税收负担而出现的“假外资”现象，如果运用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应该按照与其经济实质相对应的内资 企业 税收法律来确认纳税义务。这样就内资企业税法而言，是税收法定主义的延伸，但是就外资企业税法而言，又难免不被认作是对税收法定主义的背离。因为“假外资”企业往往都是在国家有关部门“依法”登记注册的外资企业，都具有外资企业的“合法”外衣，不让其享受外资企业待遇明显不符合外资企业税法的规定。第三，从理论上讲，实质课税原则实际上是对国家征税权的一种扩张，相应地就有可能造成对纳税人权利的潜在挤压，这就难免不造成国家征税权力和纳税人权利之间的不平衡，从而导致税法价值上的不公平，也就难以将其视为是对税法公平的一种回应了。第四，就我国现有的税收法治状况及执法人员的法律素质来看，引入实质课税的原则，无疑对税务人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将带来新的考验，如果不加以严格、明确的界定，难免发生税务人员权力滥用的风险。但是，避税行为的经济实质千差万别，要对实质课税原则加以严格、明确的界定，本身就存在着相当大的难度。基于以上考虑，笔者认为，尽管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对于规制避税行为具有比较积极的作用，但是其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从谨慎的角度出发，尚不宜在《税收基本法》中进行原则性规定，而是可以借鉴目前关于关联交易税务调整的立法方式，针对具体的避税类型，如资本弱化、避税地避税等，就实质重于形式原则的运用在相应的单行税法中做出明确、具体、可操作性的规定。
税收基本法篇4
[关键词]海南特区 民营经济 非公有制经济 法律保护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自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的民营经济迅速发展起来。宪法的修改，特别是在党的十五大正式将非公有制经济定性为我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根本上将非公有制经济摆到与公有制经济同等重要的地位，极大地推动着民营经济更进一步的蓬勃发展。在我省国有经济没有多大变化的情况下，民营经济已占全省国民经济的30％强，而且所占比重越来越大。为了更好更快地确立民营经济在我省市县区域经济中的主体地位，力求在发展比例、经营规模、行业领域及法律保护等方面有所突破，以此带动和促进全省经济的发展，我们必须全方位地把握我省民营经济的地位、现状、发展趋势和法律保护。
一、民营经济的基本概念问题
关于民营经济的概念和内涵问题， 目前理论研究和实践部门的同志仍在争论和探讨。从目前理论界的研究和实践结果来看，对“民营经济”概念的提法大致有四种代表性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民营经济应是从所有制方面来界定，民营经济即为民所有的经济，其实质就是私营经济。（1）第二种观点认为，民营经济仅仅是一种与资产经营有关的经济形式，其范围不涉及生产资料的归属问题，即不涉及所有制问题。它的经营方式可以是国有民营，也可以是民有民营，更多地强调了其经营特征，意味着由“民”作为经营主体，从事经营管理活动。（2）第三种观点认为， “民营经济”提法不科学，概念模糊，而且淡化了所有制。（3）第四种观点认为，民营经济是指产权明确到自然人，民间经营的经济。（4）但是从某个角度来说，第一，第三和第四种观点，都忽略了公民或法人承包国有经济的那部分，缩小了民营经济的经营范围；第二种观点，忽略了公民或法人兴办的企业，公民或法人兴办的企业其所有权是归属公民或法人的，因此这个观点缩小了民营经济概念的内涵。
然而，我们认为，民营经济是与官营经济或国营经济相对应的概念，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民营经济是指除国有国营以外的所有的所有制形式和经营方式的总称，更简明地说，民营经济就是非国有国营经济。因此，民营经济的范围可以这样划分：在所有制形式上，它包括国有经济中的民营部分、集体经济、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等，即除国有经济中的国营以外所有的经济形式；在经营方式上，它包括除国营部分外所有的经营方式。因此，民营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也有一定的区别和联系。从概念上来看民营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是包含和被包含的关系，民营经济的经营范围比非公有制经济的经营范围要大，即公民或法人可以通过承包国有经济，从而获得经营国有经济的经营权；两者的联系是民营经济中公民兴办的企业的所有权是归属公民，非公有制经济的所有权完全是属于公民或法人的，这样两者的交叉点就是所有权一致。
我们提出这样的“民营经济”概念，主要基于以下考虑：
第一，这个概念符合社会经济运动的实际。从历史上看，民营经济与官营经济是一对孪生兄弟。官营经济是由中来和地方政府所拥有和直接经营的经济形式， 民营经济则是由民间经营的经济形式。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社会制度发生根本变化，官营经济与民营经济的内涵和外延都发生了相应变化。官营经济就是国营经济，是由国家所有并直接经营的直接形式。民营经济就是非国营经济。事实上，在我国从社会主义制度确立至今的四十多年社会主义经济实际中， 自始至终存在着国营经济和民营经济两种经济形式。在改革开放前，虽然盲目追求“一大二公”的全民所有制，将国有企业实行完全的国有国营，但是集体企业并不是国营的，还存在劳动者个体企业，都是民营的。在改革开放后，个体经营、私营经济、外资经济等非国有经济成分不断成长壮大，以乡镇企业为核心的集体所有制经济突飞猛进，国有企业也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改革，大批国有企业也不再坚持国有国营，而实行国有民营。民营经济形式不断增加起来了，地位也提高了。只有把非国有国营的经济形式和经营方式都归属于民营经济，这样才能在概念的内涵上达到完整性，这才符合社会经济运动实际。
第二，这个概念符合经济体制改革的迫切需要。改革是对原有体制的—场革命。原有经济体制的突出特征和要害就在于两点：一个是在所有制上追求全民所有制，即国家所有制；另—-个是在经营方式上追求国家直接经营。从这个角度说，改革的突出任务就是要改变全民所有制一统天下的局面，实行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个体所有制、混合所有制等多种所有制形式和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缩小国有国营的经营范围，实行国有国营、国有民营、集体经营、个体私营、合作经营等多种经营方式并存。 同时，在民营经济进入，国有经济退出的发展趋势下，“民营经济”这个概念则鲜明地表示了改革全民所有制和改革国有国营这两大改革主题，提出这个概念有利于积极推进经济改革。
二、民营经济发展中所存在的问题及立法建议
（一）民营经济发展中所存在的主要问题
民营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有力地促进了公有制经济的健康发展，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完善已经而且还将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更关键的是意识决定行动，我省在发展民营经济上无论是从认识上还是从政府的政策上都显得比较保守，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思想认识方面
从较深层次上来分析，海南在民营经济的发展上还存在着对民营经济的地位与作用认识尚不足。十年多来，虽然我们一直在强调消除所有制的歧视，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把“以国有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提高到我国一项基本经济制度的高度，做出了“非国有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的重大结论。这一精神在宪法修正案中也得到进一步的落实，即“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对民营经济的地位作用和发展民营经济的重大意义，从—些政府部门到社会各界还认识不足，因此从政策法规到社会舆沦上，未能形成一个强大的发展民营经济的氛围和效应。
我省新一届省委省政府在发展民营经济方面指导思想十分明确，提出了放手大胆发展民营经济的方针，明确“不求属性，只求作用；不求所有，只求所得；不求形式，只求发展；不求比例，只求贡献。”在刚刚结束的“全省非公有制经济工作现场会”上，省委书记杜青林强调，我省非公有制经济要有一个发展，就必须再来一次思想解放，关键是要确定发展是硬道理。发展非公有制经济解放思想是前提，要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来认识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把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作为“十五”期间海南的一项重要任务来抓，把经济工作的立足点从依靠公有制经济转到促进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轨道上来。如果还有人以姓“资”姓“私”为由，肆意压制和阻挠非公有制经济的健康发展，那就是违宪行为。（5）这已充分显示了省领导对民营经济的认识和发展民营经济的坚定决心，为民营经济在海南的发展营造了一个更加宽松的政治环境。
但是，这不能停留在口号上，各级党委和政府都应将发展民营经济放到重要议程上来，加强部署、指导和监督检查；做好调查研究，对民营经济全面普查，然后制定民营经济的产业政策，帮助个体经营者、民营企业解决以往盲目发展、结构不合理、规模小、基地差、技术力量薄弱等问题。同时，社会各界都要加大对于民营经济发展的关注度，热情支持这一事业的发展，不能再以轻视的或冷漠的眼光看着它。
2.政府职能和管理体制方面
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管理体制没有理顺。一方面宏观管理不规范、不健全，往往政出多门，缺乏政府统一管理，各方面管理统一协调的局面。 “有利争着管，无利没人管。”“好事身上揽，出了事就排”。另—方面管理力量不足、制度不健全，部门之间存在着职责交叉，责任不清，对个体私营企业的发展引导不够，调控不力，“三乱”现象比较严重。从更深层次上揭示了一个问题：地方政府严重腐败。
因此，我们建议在将来制定《民营企业基本法》里明文规定民营企业由王商行政机关、税务机关及环保机关管理具体事项，政府行政机关负责宏观调控。
3.金融系统方面
金融系统对民营企业存在着严重的歧视。由于我国金融相比率比较低，市场还不够深化，国有商业银行仍占绝对主体地位，囿于贷款政策的制约，信贷资金94％以上仍然投放于国有企业，而对民营企业基本上不发放贷款。据统计，1997年国家银行对私营企业及个体工商户发放贷款的比例为0.27％。而民营企业在获得这0.27％贷款时，除要求应具有备国有企业的贷款条件外，还要求其生产必须符合国家政策，并有可能的经济担保或财产抵押等附加条件。正如《企业革命》一书所说：“私营企业到银行去贷款，会遇到种种意想不到的困难。首先是没有给私营企业的贷款指标，即使有指标，宁可贷给效益差、产品没有销路的国有企业，也不愿货给效益高、有好项目的私营企业。”理由是给国有企业的货款有“婆婆”负责，即使贷还不上，也有理由推卸责任。更加荒唐的是，企业的信誉状况不是凭企业业绩，而是凭办事人的主观印象。银行对私营企业不信任，不敢给私营企业贷款，即使贷也要求找国有单位作担保及其相当苛刻的条件。譬如，有一家效益相当不错的民营企业向工商银行贷了十万元，条件是先扣下一万元作为第一年利息，各种费用将近一万元，如此一来剩下的却寥寥无几。这就不能不让人想到金融系统的严重腐败和银行体制的严重弊端。因此，必须加快金融体制的改革和建立民营企业贷款的担保制度。
（二）对民营经济的立法建议
市场经济在一定意义可以认为是法治经济。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必须有法制的引导、规范和保障，市场主体需要按照法律规则进行公平竞争，政府也需要靠法律来进行宏观调控。
从法和利益的一般关系来说，利益的发展决定着法的发展。利益决定着法的存在和本质，也决定着法的发展。法律形式往往有落后与利益内容的倾向，社会的各种利益是不断发展的法则是相对稳定的，社会上的各种利益发生变化，法或迟或早也将发生相应的变化。显然，在宪法修改和十五大之前制订的与非公有制经济相关的法律法规已不符合宪法的宗旨和十五大精神，而且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绝大部分是从规范、限制民营经济出发，而不是鼓励、促进起发展，所以法律总是落后于经济发展的步伐，也就谈不上对民营经济进行保护了。因此，为了使我国的民营经济快速发展，我们必须按照“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对现行这些法律法规进行修改、清理和整顿。
1.企业登记方面
（1）建立公开原始登记档案资料制度。虽然我省已经颁布实施了{海南经济特区企业法人登记管理办法》、 《海南经济特区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 《海南经济特区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在全国率先以法律形式确立企业法人直接登记制度，放宽了登记范围、简化了企业法人登记条件及缩短了企业登记办照时间。但是，企业原始登记档案资料的查询却受到严格的限制，比如对查询人资格、查询内容、查询程序的限制。
因此，我们建议：工商行政部门尽快制定企业原始登记档案资料公开制度。凡是我国公民可持公民身份证明或其他文件，境外投资者也可以凭与中方签订的合作意向书和中方合作者的推荐函进行查阅。因为，建立公开原始登记档案资料制度，有以下重要意义。第一，增强企业资信状况经营状况透明度，利于交易安全；第二，减少一方当事人的对企业的诉讼难度，便以实现诉讼目的；第三，利于吸引外资和改善投资环境。 .（2）放宽企业登记范围，加大市场准人。目前，在海南省注册企业，金融、保险业和发行个人股的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的注册须经主管单位批准。我们建议：只要民营企业有能力进入这些行业，都应当准许，而不应存在限制。因此，在以后制定相关民营企业法律时应当放宽登记范围。只有这样，民营经济才能渗透到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促进我省民营经济的全面发展。
（3）建立民营企业的司法确认权，即当企业登记的性质与实际的性质不一致是，应由司法确认。（6）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是企业登记的法定职能部门，而企业性质是企业登记的重要事项之一，因此有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企业性质具有确认权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我们认为在现实生活中出现企业登记的经济性质与其实际性质不符合时，应由法院在民事诉讼法和刑事诉讼法中对企业行使司法确认权，其理由如下：
第一，我国《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均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当登记有明显错误，且协商意见不一致时，法院必须尊重客观事实，以企业的实际经济性质决定法律的适用，否则即违反了我国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
第二，法院对企业性质的认定，是一种司法活动，只是就事论事，是被动的，对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并无强制力，这与行政诉讼是有区别的。相反，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企业的认定是一种行政管理行为，是主动的，这是两种不同的国家职能，并不存在司法权扩张现象。
（4）建立企业信用记录备案制度。现在没有一个行政机关对企业的经营信用、资本信用、质量信用等有完整的记录并备案待查，企业间的信誉只能在长期的交易来往中相互了解。因此我建议以市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数据库为基础，建立企业信用档案库通过经济行政管理、司法、金融等相关部门提供的企业经营信用、资本信用、质量信用、完税信用和法人行为等情况，实行企业信用记录备案制度。这一制度的建立，有利于企业间的合作和保证交易的安全，有利于企业间的横向联系。
（5）允许私营企业采用股份有限公司的组织形式。我国1988年制定的《私营企业暂行条例》规定：私营企业可以采用独资、合伙和有限公司的组织形式。至今法律和政策上尚未明文规定私营企业可以采用股份有限公司形式，但是实践中已有这方面的试点。为了适应私营企业的股份化发展方向，应当对有关政策、法律做出必要的调整和修订，只要符合《公司法》关于股份有限公司设立条件的，都可以成立股份有限公司。这样就能更多地吸收民间资本，充分利用分散的民间资本，调动城乡居民积极性，投资办实业。
2.民营企业负税过于严酷
1994年的税制改革在总体上是比较成功的，但是在指导思想上对小企业不是持宽松态度而是比大企业更为苛刻：小企业作为增值税收纳税人只是“小规模纳税人”，不能开具增值税发票，只能实行代开专用发票，使得其他企业不愿与之来往，而在欧盟国家，由于政策倾斜小企业都乐于不做一般增值税纳税人；对于个人独资和合伙的企业，则既要征收企业所得税，又不放过对其投资者征收个人所得税，这种严厉性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又如，以中小企业为主体的乡镇企业要缴纳农业附加税，而非乡镇企业无需承担这一税项。在走访的过程中，我们了解现在有不少税务机关实行“代征”办法，即税务机关与镇政府、区政府、街道办事处签订协议，根据协议规定“代征方”代替税务机关在其所辖的区域内征税。然而，在“代征方”征税的过程中经常扩大协议规定的范围，给个体户、私营企业增加了不应有的负担。
因此，在征收税金上，应当尽快制定“扶上马送一程”的条例。即对个体私营经济普遍实行多种优惠措施，对个体私营经济的积累和发展起重要扶助作用。前不久国务院已决定， 自2000年1月1日起，对个人独贸企业和合伙企业停止征收企业所得税，其投资者的生产经营所得，比照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然而，这方面与太原、沈阳、江西、珠海相比我省显得落后。因此，我省应该制定出相应的政策。例如：对新办的私营生产性企业免征一年所得税；对纳税有困难的私营商业企业减半征所得税一年，对为农业生产服务的私营企业减免所得税1—2年。对部分纳税有困难的个体工商广，实行‘定程度的所得税减免。对广大个体工商户，在纳税人个体劳动和税务部门双方协调下，实行“双定税”。在这些优惠政策下，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承担的税负不算重的。另一方面，我省正处于二次创业阶段，制定了“一省两地”为主导产业政策，对兴办高科技民营企业提供适当的税收减免更是刻不容缓的。
3.针对于金融系统对民营企业的歧视，我们提出如下建议：
（1）在金融体制改革方面，应制定有利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如给予民营经济比较适应的贷款指标；加大对民营企业的贷款比例；取消贷款的各种不合理费用。
（2）在建立民营企业贷款的担保制度方面
第一，建立多形式提供贷款担保制度。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必须有多种金融体制与之相适应。民营企业需要担保贷款的，可向按照国家有关法律和规定设立的信用担保机构申请担保。在我省信用担保机构却少得可怜。所以，省委、省政府要应经济的发展要求，加大力度创办信用担保制度和制定出相关规章制度。据报道，深圳的担保中心刚刚运行了两个月，已经收到156家民营企业的申请，其中6家已经签约，批出1650万元的担保金额，另外还有48家在审批中。由此可见，民营企业是迫切期望提供贷款担保的。据国务院体改办官员透露，正在制定的国家“十五”改革规划，将在投资体制、金融体制、资本市场培育和政府职能转换等方面进一步加快改革为民营经济的发展创造更好条件。
第二，筹集贷款担保金。因为现在创业本来就有很多困难，刚开始可能遇到资金不足而需要贷款，可是要民营企业自身拿出大笔担保金是不可能的，然而金融银行又害怕贷出去收不回来而承担责任，所以宁愿贷给有国家负担的亏损国有国营企业，而不贷给民营企业。所以，我们能不能由市和区、县两级财政列出专项资金，用于民营企业贷款担保金的补充；鼓励企业法人、个体工商户和自然人向民营企业贷款担保金提供捐赠，经市和区、县财税部门认定，对其按规定交纳的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可实行先征后返等办法筹集贷款担保金。
第三，分担贷担保风险。为发挥互助性贷款担保作用，有关部门将筹集专门资金，对互助性贷款担保金中年度损帐比例在5％以下的，给予不超过担保金总额1％的资助。例如，珠海市政府从不宽裕的财政中拿出 笔资金，扎扎实实的帮了了私营企业一把-每年为私营企业贴息1000万元，我省也可以借鉴一下。这样既可以鼓励城乡居民投资的积极性又可以调动起贷款积极性，扩大生产，促进民营经济快速发展。
4.修改现行法律中对民营经济的歧视性和不合理的规定
在刚刚实施的《个人独资企业法》，尽管是我国最新的一部规范民营经济的法律，但是有些规定也不尽合理。如该法规定：“个人独资企业必须承担无限责任”，这一规定就值得商榷。该责任形式，既不利于政府所倡导的启动民间资金来推动中国经济向纵深发展的宏观经济政策，也不利于从根本上消除“带红帽”的现象，同时还极大的制约了个人兴办企业的积极性，客观上使得个人所办企业与其他企业相比处于一种不利的地位。 “无限责任”要求个人把家身性命都押上，有多少人愿意冒这个风险呢！因此我们建议，个人独资究竟应该采用哪一种责任形式，法律可以赋予个人选择权，不宜做硬性规定。
5.建立统一完善的破产法典
修改与完善《破产法》迫在眉睫，尤其是《破产法》之适用范围不应以所有制划界，各类企业应适用统一的破产法。 《破产法》是调整市场经济有序运行的重要法律制度，它关系着债权人与债务人利益的均衡，关系着经济运行的秩序化，关系着社会的安全与稳定，并推动市场经济体制的最后建立。由于现行的破产规范不统一、不健全、不完善，与市场经济不协调与《破产法》“优胜劣汰”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终极目标不相适应，所以必须建立统一的破产法，这是由于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6.应及时废止1988年颁布的《私营企业暂行管理条例》，加快制定《民营企业基本法》，为民营企业改制和健康发展创设基本的法律制度。在该法中，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1）民营企业的立法宗旨是充分保护民营企业的合法利益，维护公平竞争秩序，促使民营企业的健康发展，使民营企业适应不断变化的运行环境，取得更好的经济效益。 （2）明确民营企业法的基本原则。如效益的原则、自主的原则、公平的原则和协调的原则等。 （3）允许民营企业在不同行业间自由进入和退出的规定。其立法意图应当是鼓励民营企业进入市场，尽可能简化对民营企业的登记和审批手续，降低创业的难度，适当降低最低资本限度的要求等。 （4）对某些行业的民营企业采用减税收的优惠及减轻民营企业的社会负担，应由那些单位来管理，禁止乱摊派的规定。 （5）明确规定民营企业的法律形态。民营企业可以采取公司制、股份合作制、合作制、合伙制、独资企业等企业法律形式，保障民营企业改制的成果，促进民营企业持续发展。（6）确定民营企业家的法律地位。企业家的命运与国家的前途休戚相关，一代优秀企业家的崛起往往伴随着一个国家的经济兴盛。没有给予企业家相应的政治地位和法律地位，他们怎能安心创业，为祖国效劳呢？
7.《公司法》中存在的缺陷
（1）《公司法》第四条第三款规定：公司中的国有资产所有权属于国家。建议在这一条中增加一款，即公司中的私人资产所有权属于个人，保护私人财产不受侵犯。这样公司的国有资产和私人资产都处于不可侵犯的平等的地位，不至于因国家的某项规章制度就随意侵犯私人合法财产。
（2）建议删除“国有”的限制，扩大单独投资的一个股东的主体范围。为规范出资股东的行为，拟在公司中增加规定股东在特殊情况下承担无限责任。
8.尽快制定《投资环境保护条例》。以净化投资环境，给民营企业发展提供一方净土。在我们的调查中了解到像老城那样的“电老大”，在其他市县也存在。在调查中了解到万宁市某供电所在7天内竟停断电两三次，更严重的足洪电所设备出现故障，管理人员却躲在屋里打麻将，致使停电时间长达12小时之久，使民营企业主痛苦不堪。我们不能老是依靠领导的批示来解决问题，应“依法治电”，加快电网联网建设。
9.招商引资方面，我省应尽快出台优惠政策。这方面我省比其他省份相对保守，比如太原出台了关于对太原市民营经济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外来民企老板解决城市户口的实施办法；沈阳市出台了 《关于大力发展民营经济的决定》，对新办的从事咨询业、信息业、技术服务的独立核算民营企业，免征企业所得税两年；珠海、山西也出台了相应的优惠政策。鉴于我省发展民营经济刚刚形成一种氛围，我省可以借鉴其他省份的优惠政策，出台对响应兴办新兴工业省的投资金额大的外来民企老板，我们可以帮助起解决城镇户口、子女上学和免征3—5年的税金，然后看其解决就业情况，再继续减免税收。
“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春。”在追求“一大二公”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被压制；从党中央的“必要的有益的补充”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宪法规定，无不显示出我国民营经济经历了20年的风风雨雨，在夹缝中发展，最后为国民经济的发展做出巨大的贡献。但是，我国民营经济的发展还面临着很多的困难，需要政府和社会扶持及关注，才能使民营经济“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注释：
[1][2][3]参见：阳小华，《民营经济内涵问题探析》，载于《江汉论坛》，2000年第5期。
[4]参见：《浙江省民营经济发展情况调查》，中国经济信息网浙江中心，2000年8月24日。
[5]参见《华南新闻》2000年8月22日第一版。
税收基本法篇5
[关键词]《税收基本法》；税收法定主义原则；财政收入原则；公平原则；效率原则
目前，《税收基本法》的立法工作正在积极开展之中。如何贯彻体现税收的基本原则是《税收基本法》立法的核心问题之一。在《税收基本法》中确立和贯彻税收的基本原则，不仅对《税收基本法》的立法目标、逻辑思路、内容安排、体例结构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且对运用《税收基本法》规范其他的税收单行立法以及税收执法和司法活动具有统领的作用，这也是《税收基本法》立法的主要目的之一。
一、国内的研究成果和国际经验
在我国前期的《税收基本法》研究和起草过程中，学术界与实务界讨论比较多的税收基本原则主要有：税收法定主义原则、财政收入原则、税收公平原则、税收效率原则、社会政策原则、税收中性原则、平等纳税原则、普遍纳税原则、适度负担原则、宏观调控原则、实质课税原则、反避税原则、简便征收原则、诚实信用原则、保障纳税人合法权益原则、方便纳税人的原则、不溯及既往的原则，等等。应该说，这些原则对于促进税收的规范化、制度化和法制化建设都是有重要意义的，但是，这些原则构不构成税收的基本原则，在《税收基本法》中如何确立和贯彻税收的基本原则，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对于如何界定税收基本原则的含义，目前，实务界和理论界对此均存在着许多不尽相同的认识。有人认为，税收基本原则是决定于税收分配规律和国家意志，调整税收关系的根本原则，它对各项税收制度和全部税法规范起统帅作用，使众多的税法规范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有人认为，税收基本原则是指一国调整税收关系的基本规律的抽象和概括，亦是一国一切社会组织和个人(包括征纳双方)应普遍遵循的准则。有人认为，税收的基本原则是在有关税收的立法、执法、司法等各个环节都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有人认为，税收基本原则是指规定或寓于税收法律之中对税收立法、税收守法、税收司法和税收法学研究具有指导和使用解释的根本指导思想和规则。还有些人认为，税收的基本原则，是指贯穿于全部税收活动，在税收关系的调整中具有普遍价值的，任何税收活动都必须遵循和贯彻的根本准则或标准，是税法本质、内容和价值目标的最集中的表现，是税收立法的基础、税法解释和适用的依据，是税法发挥作用的根本保证，对税收立法、执法、守法和司法活动具有普遍的意义和指导作用。上述定义虽然表述不一，但都概括出了税收基本原则的一些共同之处，指出税收基本原则是一种具有普遍指导意义或必须普遍遵循的准则或规则；反映了税收基本原则是税收关系的基本规律或全部税收活动的抽象和概括；揭示了税收基本原则是以法律形式固定的或是寓于法律之中的准则。这集中体现了税收基本原则应该是指导税收活动的根本准绳，因此，《税收基本法》中所应强调的税收基本原则也有必要按此标准加以确立。
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些国家在制定类似于《税收基本法》的法律制度时，一般不过多地将税收基本原则直接写入法律，而是将其作为立法时的指导思想，并转化为操作性较强的法律条文来加以体现。如俄罗斯税收基本法中规定：不允许征收阻碍俄罗斯统一经济体发展，特别是直接或间接限制商品和金融资源自由流动的税收。这实际上就是税收效率原则的一种表达方式，强调的是税收的征收绝对不能对资源自由流动的经济效率产生阻碍。这种立法思路对在我国《税收基本法》立法中如何体现税收的基本原则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也就是说，在《税收基本法》中并不一定要对税收基本原则以直接字面解释的形式概括出来，而是可以将其作为立法时的指导思想，体现在具体的条文内涵之中。即便在《税收基本法》中要单列条款对税收基本原则做专门的规定，也应该着重将税收基本原则的实质内涵用操作性较强的法律语言加以规定，而不应只是仅仅停留在字面的表达上。
二、《税收基本法》应重点确立的税收基本原则
基于国内已有的研究和国际经验，对于《税收基本法》应重点确立哪些税收基本原则的问题，笔者认为，需要把握好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所规定的税收基本原则要有利于体现税收本质的要求；二是所规定的税收基本原则要有利于体现税收基本职能的要求；三是所规定的税收基本原则要有利于体现政府和市场职能分工的要求；四是所规定的税收基本原则要有利于体现各级政府间财权、事权合理划分的要求；五是所规定的税收基本原则要有利于体现税收民主化和保护税收管理相对人利益的要求。
在此基础上，还需处理好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如何对税收基本原则的定义用严谨精确的立法语言予以表达的问题。对于某一项税收基本原则甚至是一般性原则，不同的人可能会有不同的理解，由此可能会引起在实践中对税收原则运用上的差异。例如，对“税收公平原则”，有些人的理解侧重于横向公平，有些人的理解则侧重于纵向公平，不同的理解会导致人们对税收公平的不同判定，也会影响到税收公平原则在税收实践活动中的运用。因此，在《税收基本法》的立法过程中，如何用严谨精确的立法语言对税收基本原则加以全面、规范的表述，以避免理解上的歧义，是一个需要细致推敲的问题。这也是保证《税收基本法》能否有效实施到位的重要前提。二是如何协调税收基本原则之间关系的问题。前面所列举的一些原则先撇开其是否构成税收的基本原则不谈，单独就其内容来看，有些原则之间彼此还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冲突以及重叠交叉等现象。例如，公平原则和效率原则之间就经常矛盾；反避税原则和实质课税原则在具体含义上存在着一定的重复交叉；同时也有学者认为，实质课税原则与税收法定原则之间也可能存在着一定的冲突，等等。因此，对于上述所列举的原则在《税收基本法》的立法中，都必须细致地加以甄别，严谨地加以界定，有侧重地加以取舍，以最大限度地协调好各原则间的相互关系。三是如何体现税收基本原则的开放性和前瞻性的问题。《税收基本法》所确立的税收基本原则对规范税收活动具有长期的指导意义，但是具体的税收制度和税收政策则有可能根据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进行不断地改革和调整。这就需要《税收基本法》所规定的税收基本原则在保持其长期稳定性的同时，又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和前瞻性，要避免对将来一段时期税收制度的改革和税收政策的调整带来不必要的限制。
基于以上考虑，笔者认为，在《税收基本法》中加以规定的应该是对税收活动具有长期指导性、重大的、根本性的原则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税收法定主义原则。税收法定主义肇始于英国“无代表则无税”的思想。此后，在资本主义国家早期的宪法中均陆续加以体现。目前，根据有学者对亚洲、欧洲、美洲和大洋洲111个国家的《宪法》文本进行考察，其中明确税收法定原则的有85个，占81.0％。德国、俄罗斯在《税收基本法》中也对税收法定主义的原则做了规定。对税收法定主义的发展历史，有学者研究认为，税收法定主义不仅是对税收权力的法律制约，而且还是法治主义的发端与源泉之一。人类争取人权，要求建立现代民主宪政的历史，一直是与税收法定主义的确立和发展密切相关的。由此可见，将税收法定主义作为现代税收的基本原则，其地位是不容置疑的。我国《宪法》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法纳税的义务”的规定，也体现了税收法定主义的思想。但是其内容还不够完整，仅强调了公民依法纳税这一层含义，尚未涵盖国家也必须依法征税的内容。因此，有必要将《宪法》关于税收法定主义的这一思想在《税收基本法》中加以充实和细化。税收法定主义的完整内涵应该是：一切税收的征收和缴纳都必须以国家制定和颁布的法律为依据。具体内容包括：一是任何税收的课征都必须由法律规定，没有法律依据，政府不能征税；二是税收构成要素和征管程序必须由法律加以限定，行政机关未经立法机关授权，无权擅自加以规定；三是法律对税收要素和征管程序的规定应当尽量明确，以避免出现漏洞和歧义；四是征税机关必须严格依照法律的规定征收，不得擅自变更法定税收要素和法定征收程序；五是纳税人必须依法纳税，同时也应享有法律规定的权利。
2．财政收入原则。最早提出这一原则的是德国的阿道夫·瓦格纳，他于19世纪后期提出的税收四原则中，首先就是财政政策原则，包括收入要充分的原则和随着经济增长弹性征收的原则。20世纪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时期，凯恩斯也提出了税收应坚持保障财政收入的原则。从税收的本质来看，税收是国家凭借政治权力，对一部分社会产品进行强制性分配，无偿地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形式。税收的产生首先是一个财政范畴，是国家筹集财政收入的工具。这是税收最根本的特征，也是任何一个税种的开征、任何一部税收法律的设立所追求的最基本目标。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些国家关于税收的财政收入原则更是直接通过《宪法》来加以体现的，而不是单纯的税收法律。如美国的《宪法》及其修正案规定国会具有征收关税、消费税、所得税等税收的权力，并规定国会开征的税收应用以支付债务、提供公共防御和服务；德国的《宪法》也规定联邦具有税收立法的权力等。这些都是税收的财政收入原则在《宪法》层面的体现。我国目前的《宪法》并没有体现出税收的这一基本原则，因此，有必要在《税收基本法》中加以确立。具体需要体现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国家具有开征税收的权力；二是国家征收的税收主要用于满足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处理公共事务、支付国家债务等公共用途方面的财政需要。当然，在确立税收的财政收入原则时，也不应违背上述的税收法定原则，即国家为满足财政需要而开征税收的权力必须依据法律行使。3．税收公平原则。公平原则应该说也是伴随着税收的发展过程自古有之的，许多国家也先后将税收公平的原则写入了《宪法》当中。根据对亚洲、欧洲、美洲和大洋洲111个国家的《宪法》文本的考察，在有涉税条款的105个国家中，有29个国家就税收公平进行了规定，占27.6％。在俄罗斯的《税收基本法》中，也能发现其中关于公平原则的条款。只不过尽管各国对公平作为税收基本原则的认识已不存在太大的差别，但是对于“公平”的理解角度和衡量标准有着一定的差别。在其内涵的理解上，主要有横向公平和纵向公平：横向公平是指经济条件或纳税能力相同的纳税人应负担相同数额的税收，即同等情况同等税负；纵向公平是指经济条件或纳税能力不同的人，应缴纳不同的税，即不同情况不同税负。也有学者认为，横向公平与纵向公平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一系列不同层次的横向公平组成纵向公平，一系列纵向公平的统一层次则构成横向公平。在公平的衡量标准上，也有两种标准：一种是受益标准，即纳税人应纳多少税，根据每个人从政府提供的服务中所享受的利益多少来确定，没有享受利益的人就不纳税。另一种是能力标准，是指以纳税人的纳税能力为依据征税，纳税能力大者应多纳税，纳税能力小者少纳税，无纳税能力者则不纳税。应该说，这些观点都是从不同角度对税收公平内涵和外延的一种挖掘，为我国在《税收基本法》立法中如何更好地体现税收公平原则提供了良好的思路。特别是我国当前地区之间的不公平、城乡之间的不公平、所有制之间的不公平、收入分配的不公平等比较突出，这些都成了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所必须解决的紧迫问题。因此，在《税收基本法》立法中，全面、完整地贯彻税收公平原则，对于更好地发挥税收促进社会公平的职能作用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笔者认为，《税收基本法》中确立和贯彻税收公平原则，至少应体现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普遍征税。主体税种的开征必须具有广泛的税源基础，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必须承担税法所规定的纳税义务。二是平等征税。纳税人不应因其身份、地位等情况而享受特别的税收优惠待遇，不得因民族、宗教的原因而对纳税人实行歧视待遇。严格控制税收优惠的范围和权限，税收优惠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必须遵循法律的规定，符合法定的程序。三是量能征税。税收的开征和税收政策的制定必须充分考虑纳税人的实际承受能力，根据不同税种的内在特点，合理确定税基和税率，充分发挥税制体系促进收入分配公平的功能。4．税收效率原则。税收效率原则主要是指税法的制定和执行必须有利于社会经济运行效率和税收行政效率的提高，税法的调整也必须有利于提高社会经济效率和减少纳税人的纳税成本。自税收原则被提出以来，效率原则也一直被税收理论界和实务界所重视。从17世纪威廉·配第提出的简便、节省原则，到亚当·斯密提出的最少征收费用原则，再到阿道夫·瓦格纳提出的国民经济原则和税务行政原则，以及凯恩斯提出的宏观调控原则等，都从不同的角度体现了税收效率的思想。在一些宪法中包含税收条款的国家，也有些将税收效率的思想体现在宪法当中。俄罗斯《税收基本法》中关于税制简便透明、不阻碍资源自由流动的要求，其实就是税收效率原则的一种体现。在我国，从更好地提高税收征收效率、完善税收制度体系、发挥税收职能作用的角度考虑，也有必要将税收效率的原则体现到《税收基本法》的立法当中。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税收的经济效率原则。首先，税收要有利于发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不阻碍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行；其次，对市场调节机制失灵或调节不到位的领域，国家可以依法运用适当的税收手段发挥宏观调控作用，以促进社会经济效率的提高。二是税收的行政效率原则。税收政策、征收制度、征管程序的制定应力求简便、透明、易于操作，最大程度地降低税务机关的征税成本和纳税人的遵从成本。
三、相关税收原则间的关系问题
1．关于税收法定原则与其他三个原则的关系问题。要进行税收立法，最核心的目标就是要用法律规范税收行为，这是现代法治社会开展税收活动的最根本要求。因此，税收法定原则应该始终体现并贯穿于其他三个基本原则之中，无论是财政收入原则、税收公平原则、税收效率原则在税收立法中的贯彻，还是在税收实践中的运用，都不能偏离税收法定主义这一指导原则；也就是说，无论是基于财政收入的需要，还是基于公平与效率的需要而开展的一切税收活动，都必须具有或赋予其现实的法律依据。但是，这也并不是如有些学者所说的那样，税收法定原则就应该是其他一切税收原则的统领，甚至可以涵盖其他税收原则。因为毕竟法律本身仅仅只是一种形式，而财政收入、公平与效率的需求才是税收实实在在的内容。用形式来统领内容显然会出现逻辑上的混淆，而用形式来规范内容才是认识税收法定主义原则与其他三原则之间关系的比较客观的态度。就《税收基本法》的立法而言，就是要在立法过程中，用税收法定主义的原则来规范财政收入原则、税收公平原则和税收效率原则。
2．关于公平原则与效率原则的关系问题。公平和效率历来就是既矛盾又统一的两个方面。矛盾的一面是，追求公平可能要失去效率，而追去效率可能要放弃公平；统一的一面是，公平的实现可能会带来更大的效率，而效率的提高可能也会带来更多的公平。公平与效率是税收调节收入分配、调控宏观经济职能的体现，因此，在《税收基本法》中确立公平与效率的原则也是实现税收职能的要求。只不过在具体贯彻和实施中，应更多地发挥其统一的一面，而缓解其矛盾的一面。前面所提及需要在《税收基本法》中体现的公平和效率原则的具体内容，正是基于兼顾公平与效率统一的要求而提出的，如税收公平中的普遍征收原则，实际上也是稳定、足额地取得财政收入的要求，这也是税收行政效率的一个方面。税收公平中的平等征税原则，实际上也是减少税收对市场主体的干预，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基础性作用的税收经济效率的要求。至于税收公平中的量能课税原则，从理论上讲，当对高收入者征较高的税收达到一定程度时，可能会产生对高收入者的收入替代效应，影响其工作积极性，从而带来一定的效率损失。但是这种可能是完全可以通过税制的设计，合理把握对高收入者征税的度来避免的。即便是发生了这种可能，那也仅仅是一少部分高收入者效率的损失，而换来的却是社会对公平的更广泛认同。这种社会普遍的公平所带来的效率的增加，必定远远超出少数高收入者的效率损失。这恰恰也是税收所追求的公平与效率的统一。
3．关于实质课税原则的问题。在德国、韩国和西班牙的《税收基本法》中，引入了实质课税的内容。当前，我国也有一种比较普遍的观点认为，应将实质课税原则作为一项基本原则在《税收基本法》中加以确立。主要理由有：一是实质课税原则有利于规制纳税人的避税行为；二是实质课税原则注重经济实质与其相对应的法律关系米认定纳税义务。是税收法定主义的延伸；三是实质课税原则在对避税行为进行规制的同时，保护了其他纳税人的利益，是对税收公平的一种回应。
对此，我们认为应该谨慎考虑。第一，实质课税原则仅仅只是在处理避税这类税收事务时具体适用的原则，其对整个税收活动的开展并不具有基础性的指导作用，因此，不宜将其作为《税收基本法》中应确立的税收基本原则。第二，实质课税原则强调用与经济实质相对应的法律来确认纳税义务，这在实际运用过程中存在着较多的主观推断，虽然税法中没有禁止类推的戒律，但是类推所产生的结果，既有可能是对税收法定主义的延伸，也有可能是对税收法定主义的违背。例如，目前在实际税收征管当中，经常会面I临许多完全为了规避税收负担而出现的“假外资”现象，如果运用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应该按照与其经济实质相对应的内资企业税收法律来确认纳税义务。这样就内资企业税法而言，是税收法定主义的延伸，但是就外资企业税法而言，又难免不被认作是对税收法定主义的背离。因为“假外资”企业往往都是在国家有关部门“依法”登记注册的外资企业，都具有外资企业的“合法”外衣，不让其享受外资企业待遇明显不符合外资企业税法的规定。第三，从理论上讲，实质课税原则实际上是对国家征税权的一种扩张，相应地就有可能造成对纳税人权利的潜在挤压，这就难免不造成国家征税权力和纳税人权利之间的不平衡，从而导致税法价值上的不公平，也就难以将其视为是对税法公平的一种回应了。第四，就我国现有的税收法治状况及执法人员的法律素质来看，引入实质课税的原则，无疑对税务人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将带来新的考验，如果不加以严格、明确的界定，难免发生税务人员权力滥用的风险。但是，避税行为的经济实质千差万别，要对实质课税原则加以严格、明确的界定，本身就存在着相当大的难度。基于以上考虑，笔者认为，尽管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对于规制避税行为具有比较积极的作用，但是其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从谨慎的角度出发，尚不宜在《税收基本法》中进行原则性规定，而是可以借鉴目前关于关联交易税务调整的立法方式，针对具体的避税类型，如资本弱化、避税地避税等，就实质重于形式原则的运用在相应的单行税法中做出明确、具体、可操作性的规定。
税收基本法篇6
一、国内的研究成果和国际经验
在我国前期的《税收基本法》研究和起草过程中，学术界与实务界讨论比较多的税收基本原则主要有：税收法定主义原则、财政收入原则、税收公平原则、税收效率原则、社会政策原则、税收中性原则、平等纳税原则、普遍纳税原则、适度负担原则、宏观调控原则、实质课税原则、反避税原则、简便征收原则、诚实信用原则、保障纳税人合法权益原则、方便纳税人的原则、不溯及既往的原则，等等。应该说，这些原则对于促进税收的规范化、制度化和法制化建设都是有重要意义的，但是，这些原则构不构成税收的基本原则，在《税收基本法》中如何确立和贯彻税收的基本原则，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对于如何界定税收基本原则的含义，目前，实务界和理论界对此均存在着许多不尽相同的认识。有人认为，税收基本原则是决定于税收分配规律和国家意志，调整税收关系的根本原则，它对各项税收制度和全部税法规范起统帅作用，使众多的税法规范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有人认为，税收基本原则是指一国调整税收关系的基本规律的抽象和概括，亦是一国一切社会组织和个人(包括征纳双方)应普遍遵循的准则。有人认为，税收的基本原则是在有关税收的立法、执法、司法等各个环节都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有人认为，税收基本原则是指规定或寓于税收法律之中对税收立法、税收守法、税收司法和税收法学研究具有指导和使用解释的根本指导思想和规则。还有些人认为，税收的基本原则，是指贯穿于全部税收活动，在税收关系的调整中具有普遍价值的，任何税收活动都必须遵循和贯彻的根本准则或标准，是税法本质、内容和价值目标的最集中的表现，是税收立法的基础、税法解释和适用的依据，是税法发挥作用的根本保证，对税收立法、执法、守法和司法活动具有普遍的意义和指导作用。上述定义虽然表述不一，但都概括出了税收基本原则的一些共同之处，指出税收基本原则是一种具有普遍指导意义或必须普遍遵循的准则或规则；反映了税收基本原则是税收关系的基本规律或全部税收活动的抽象和概括；揭示了税收基本原则是以法律形式固定的或是寓于法律之中的准则。这集中体现了税收基本原则应该是指导税收活动的根本准绳，因此，《税收基本法》中所应强调的税收基本原则也有必要按此标准加以确立。
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些国家在制定类似于《税收基本法》的法律制度时，一般不过多地将税收基本原则直接写入法律，而是将其作为立法时的指导思想，并转化为操作性较强的法律条文来加以体现。如俄罗斯税收基本法中规定：不允许征收阻碍俄罗斯统一经济体发展，特别是直接或间接限制商品和金融资源自由流动的税收。这实际上就是税收效率原则的一种表达方式，强调的是税收的征收绝对不能对资源自由流动的经济效率产生阻碍。这种立法思路对在我国《税收基本法》立法中如何体现税收的基本原则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也就是说，在《税收基本法》中并不一定要对税收基本原则以直接字面解释的形式概括出来，而是可以将其作为立法时的指导思想，体现在具体的条文内涵之中。即便在《税收基本法》中要单列条款对税收基本原则做专门的规定，也应该着重将税收基本原则的实质内涵用操作性较强的法律语言加以规定，而不应只是仅仅停留在字面的表达上。
二、《税收基本法》应重点确立的税收基本原则
基于国内已有的研究和国际经验，对于《税收基本法》应重点确立哪些税收基本原则的问题，笔者认为，需要把握好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所规定的税收基本原则要有利于体现税收本质的要求；二是所规定的税收基本原则要有利于体现税收基本职能的要求；三是所规定的税收基本原则要有利于体现政府和市场职能分工的要求；四是所规定的税收基本原则要有利于体现各级政府间财权、事权合理划分的要求；五是所规定的税收基本原则要有利于体现税收民主化和保护税收管理相对人利益的要求。
在此基础上，还需处理好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如何对税收基本原则的定义用严谨精确的立法语言予以表达的问题。对于某一项税收基本原则甚至是一般性原则，不同的人可能会有不同的理解，由此可能会引起在实践中对税收原则运用上的差异。例如，对“税收公平原则”，有些人的理解侧重于横向公平，有些人的理解则侧重于纵向公平，不同的理解会导致人们对税收公平的不同判定，也会影响到税收公平原则在税收实践活动中的运用。因此，在《税收基本法》的立法过程中，如何用严谨精确的立法语言对税收基本原则加以全面、规范的表述，以避免理解上的歧义，是一个需要细致推敲的问题。这也是保证《税收基本法》能否有效实施到位的重要前提。二是如何协调税收基本原则之间关系的问题。前面所列举的一些原则先撇开其是否构成税收的基本原则不谈，单独就其内容来看，有些原则之间彼此还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冲突以及重叠交叉等现象。例如，公平原则和效率原则之间就经常矛盾；反避税原则和实质课税原则在具体含义上存在着一定的重复交叉；同时也有学者认为，实质课税原则与税收法定原则之间也可能存在着一定的冲突，等等。因此，对于上述所列举的原则在《税收基本法》的立法中，都必须细致地加以甄别，严谨地加以界定，有侧重地加以取舍，以最大限度地协调好各原则间的相互关系。三是如何体现税收基本原则的开放性和前瞻性的问题。《税收基本法》所确立的税收基本原则对规范税收活动具有长期的指导意义，但是具体的税收制度和税收政策则有可能根据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进行不断地改革和调整。这就需要《税收基本法》所规定的税收基本原则在保持其长期稳定性的同时，又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和前瞻性，要避免对将来一段时期税收制度的改革和税收政策的调整带来不必要的限制。
基于以上考虑，笔者认为，在《税收基本法》中加以规定的应该是对税收活动具有长期指导性、重大的、根本性的原则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税收法定主义原则。税收法定主义肇始于英国“无代表则无税”的思想。此后，在资本主义国家早期的宪法中均陆续加以体现。目前，根据有学者对亚洲、欧洲、美洲和大洋洲111个国家的《宪法》文本进行考察，其中明确税收法定原则的有85个，占81.0％。德国、俄罗斯在《税收基本法》中也对税收法定主义的原则做了规定。对税收法定主义的发展历史，有学者研究认为，税收法定主义不仅是对税收权力的法律制约，而且还是法治主义的发端与源泉之一。人类争取人权，要求建立现代民主宪政的历史，一直是与税收法定主义的确立和发展密切相关的。由此可见，将税收法定主义作为现代税收的基本原则，其地位是不容置疑的。我国《宪法》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法纳税的义务”的规定，也体现了税收法定主义的思想。但是其内容还不够完整，仅强调了公民依法纳税这一层含义，尚未涵盖国家也必须依法征税的内容。因此，有必要将《宪法》关于税收法定主义的这一思想在《税收基本法》中加以充实和细化。税收法定主义的完整内涵应该是：一切税收的征收和缴纳都必须以国家制定和颁布的法律为依据。具体内容包括：一是任何税收的课征都必须由法律规定，没有法律依据，政府不能征税；二是税收构成要素和征管程序必须由法律加以限定，行政机关未经立法机关授权，无权擅自加以规定；三是法律对税收要素和征管程序的规定应当尽量明确，以避免出现漏洞和歧义；四是征税机关必须严格依照法律的规定征收，不得擅自变更法定税收要素和法定征收程序；五是纳税人必须依法纳税，同时也应享有法律规定的权利。
2．财政收入原则。最早提出这一原则的是德国的阿道夫·瓦格纳，他于19世纪后期提出的税收四原则中，首先就是财政政策原则，包括收入要充分的原则和随着经济增长弹性征收的原则。20世纪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时期，凯恩斯也提出了税收应坚持保障财政收入的原则。从税收的本质来看，税收是国家凭借政治权力，对一部分社会产品进行强制性分配，无偿地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形式。税收的产生首先是一个财政范畴，是国家筹集财政收入的工具。这是税收最根本的特征，也是任何一个税种的开征、任何一部税收法律的设立所追求的最基本目标。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些国家关于税收的财政收入原则更是直接通过《宪法》来加以体现的，而不是单纯的税收法律。如美国的《宪法》及其修正案规定国会具有征收关税、消费税、所得税等税收的权力，并规定国会开征的税收应用以支付债务、提供公共防御和服务；德国的《宪法》也规定联邦具有税收立法的权力等。这些都是税收的财政收入原则在《宪法》层面的体现。我国目前的《宪法》并没有体现出税收的这一基本原则，因此，有必要在《税收基本法》中加以确立。具体需要体现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国家具有开征税收的权力；二是国家征收的税收主要用于满足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处理公共事务、支付国家债务等公共用途方面的财政需要。当然，在确立税收的财政收入原则时，也不应违背上述的税收法定原则，即国家为满足财政需要而开征税收的权力必须依据法律行使。3．税收公平原则。公平原则应该说也是伴随着税收的发展过程自古有之的，许多国家也先后将税收公平的原则写入了《宪法》当中。根据对亚洲、欧洲、美洲和大洋洲111个国家的《宪法》文本的考察，在有涉税条款的105个国家中，有29个国家就税收公平进行了规定，占27.6％。在俄罗斯的《税收基本法》中，也能发现其中关于公平原则的条款。只不过尽管各国对公平作为税收基本原则的认识已不存在太大的差别，但是对于“公平”的理解角度和衡量标准有着一定的差别。在其内涵的理解上，主要有横向公平和纵向公平：横向公平是指经济条件或纳税能力相同的纳税人应负担相同数额的税收，即同等情况同等税负；纵向公平是指经济条件或纳税能力不同的人，应缴纳不同的税，即不同情况不同税负。也有学者认为，横向公平与纵向公平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一系列不同层次的横向公平组成纵向公平，一系列纵向公平的统一层次则构成横向公平。在公平的衡量标准上，也有两种标准：一种是受益标准，即纳税人应纳多少税，根据每个人从政府提供的服务中所享受的利益多少来确定，没有享受利益的人就不纳税。另一种是能力标准，是指以纳税人的纳税能力为依据征税，纳税能力大者应多纳税，纳税能力小者少纳税，无纳税能力者则不纳税。应该说，这些观点都是从不同角度对税收公平内涵和外延的一种挖掘，为我国在《税收基本法》立法中如何更好地体现税收公平原则提供了良好的思路。特别是我国当前地区之间的不公平、城乡之间的不公平、所有制之间的不公平、收入分配的不公平等比较突出，这些都成了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所必须解决的紧迫问题。因此，在《税收基本法》立法中，全面、完整地贯彻税收公平原则，对于更好地发挥税收促进社会公平的职能作用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笔者认为，《税收基本法》中确立和贯彻税收公平原则，至少应体现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普遍征税。主体税种的开征必须具有广泛的税源基础，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必须承担税法所规定的纳税义务。二是平等征税。纳税人不应因其身份、地位等情况而享受特别的税收优惠待遇，不得因民族、宗教的原因而对纳税人实行歧视待遇。严格控制税收优惠的范围和权限，税收优惠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必须遵循法律的规定，符合法定的程序。三是量能征税。税收的开征和税收政策的制定必须充分考虑纳税人的实际承受能力，根据不同税种的内在特点，合理确定税基和税率，充分发挥税制体系促进收入分配公平的功能。4．税收效率原则。税收效率原则主要是指税法的制定和执行必须有利于社会经济运行效率和税收行政效率的提高，税法的调整也必须有利于提高社会经济效率和减少纳税人的纳税成本。自税收原则被提出以来，效率原则也一直被税收理论界和实务界所重视。从17世纪威廉·配第提出的简便、节省原则，到亚当·斯密提出的最少征收费用原则，再到阿道夫·瓦格纳提出的国民经济原则和税务行政原则，以及凯恩斯提出的宏观调控原则等，都从不同的角度体现了税收效率的思想。在一些宪法中包含税收条款的国家，也有些将税收效率的思想体现在宪法当中。俄罗斯《税收基本法》中关于税制简便透明、不阻碍资源自由流动的要求，其实就是税收效率原则的一种体现。在我国，从更好地提高税收征收效率、完善税收制度体系、发挥税收职能作用的角度考虑，也有必要将税收效率的原则体现到《税收基本法》的立法当中。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税收的经济效率原则。首先，税收要有利于发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不阻碍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行；其次，对市场调节机制失灵或调节不到位的领域，国家可以依法运用适当的税收手段发挥宏观调控作用，以促进社会经济效率的提高。二是税收的行政效率原则。税收政策、征收制度、征管程序的制定应力求简便、透明、易于操作，最大程度地降低税务机关的征税成本和纳税人的遵从成本。
三、相关税收原则间的关系问题
1．关于税收法定原则与其他三个原则的关系问题。要进行税收立法，最核心的目标就是要用法律规范税收行为，这是现代法治社会开展税收活动的最根本要求。因此，税收法定原则应该始终体现并贯穿于其他三个基本原则之中，无论是财政收入原则、税收公平原则、税收效率原则在税收立法中的贯彻，还是在税收实践中的运用，都不能偏离税收法定主义这一指导原则；也就是说，无论是基于财政收入的需要，还是基于公平与效率的需要而开展的一切税收活动，都必须具有或赋予其现实的法律依据。但是，这也并不是如有些学者所说的那样，税收法定原则就应该是其他一切税收原则的统领，甚至可以涵盖其他税收原则。因为毕竟法律本身仅仅只是一种形式，而财政收入、公平与效率的需求才是税收实实在在的内容。用形式来统领内容显然会出现逻辑上的混淆，而用形式来规范内容才是认识税收法定主义原则与其他三原则之间关系的比较客观的态度。就《税收基本法》的立法而言，就是要在立法过程中，用税收法定主义的原则来规范财政收入原则、税收公平原则和税收效率原则。
2．关于公平原则与效率原则的关系问题。公平和效率历来就是既矛盾又统一的两个方面。矛盾的一面是，追求公平可能要失去效率，而追去效率可能要放弃公平；统一的一面是，公平的实现可能会带来更大的效率，而效率的提高可能也会带来更多的公平。公平与效率是税收调节收入分配、调控宏观经济职能的体现，因此，在《税收基本法》中确立公平与效率的原则也是实现税收职能的要求。只不过在具体贯彻和实施中，应更多地发挥其统一的一面，而缓解其矛盾的一面。前面所提及需要在《税收基本法》中体现的公平和效率原则的具体内容，正是基于兼顾公平与效率统一的要求而提出的，如税收公平中的普遍征收原则，实际上也是稳定、足额地取得财政收入的要求，这也是税收行政效率的一个方面。税收公平中的平等征税原则，实际上也是减少税收对市场主体的干预，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基础性作用的税收经济效率的要求。至于税收公平中的量能课税原则，从理论上讲，当对高收入者征较高的税收达到一定程度时，可能会产生对高收入者的收入替代效应，影响其工作积极性，从而带来一定的效率损失。但是这种可能是完全可以通过税制的设计，合理把握对高收入者征税的度来避免的。即便是发生了这种可能，那也仅仅是一少部分高收入者效率的损失，而换来的却是社会对公平的更广泛认同。这种社会普遍的公平所带来的效率的增加，必定远远超出少数高收入者的效率损失。这恰恰也是税收所追求的公平与效率的统一。
3．关于实质课税原则的问题。在德国、韩国和西班牙的《税收基本法》中，引入了实质课税的内容。当前，我国也有一种比较普遍的观点认为，应将实质课税原则作为一项基本原则在《税收基本法》中加以确立。主要理由有：一是实质课税原则有利于规制纳税人的避税行为；二是实质课税原则注重经济实质与其相对应的法律关系米认定纳税义务。是税收法定主义的延伸；三是实质课税原则在对避税行为进行规制的同时，保护了其他纳税人的利益，是对税收公平的一种回应。
对此，我们认为应该谨慎考虑。第一，实质课税原则仅仅只是在处理避税这类税收事务时具体适用的原则，其对整个税收活动的开展并不具有基础性的指导作用，因此，不宜将其作为《税收基本法》中应确立的税收基本原则。第二，实质课税原则强调用与经济实质相对应的法律来确认纳税义务，这在实际运用过程中存在着较多的主观推断，虽然税法中没有禁止类推的戒律，但是类推所产生的结果，既有可能是对税收法定主义的延伸，也有可能是对税收法定主义的违背。例如，目前在实际税收征管当中，经常会面I临许多完全为了规避税收负担而出现的“假外资”现象，如果运用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应该按照与其经济实质相对应的内资企业税收法律来确认纳税义务。这样就内资企业税法而言，是税收法定主义的延伸，但是就外资企业税法而言，又难免不被认作是对税收法定主义的背离。因为“假外资”企业往往都是在国家有关部门“依法”登记注册的外资企业，都具有外资企业的“合法”外衣，不让其享受外资企业待遇明显不符合外资企业税法的规定。第三，从理论上讲，实质课税原则实际上是对国家征税权的一种扩张，相应地就有可能造成对纳税人权利的潜在挤压，这就难免不造成国家征税权力和纳税人权利之间的不平衡，从而导致税法价值上的不公平，也就难以将其视为是对税法公平的一种回应了。第四，就我国现有的税收法治状况及执法人员的法律素质来看，引入实质课税的原则，无疑对税务人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将带来新的考验，如果不加以严格、明确的界定，难免发生税务人员权力滥用的风险。但是，避税行为的经济实质千差万别，要对实质课税原则加以严格、明确的界定，本身就存在着相当大的难度。基于以上考虑，笔者认为，尽管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对于规制避税行为具有比较积极的作用，但是其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从谨慎的角度出发，尚不宜在《税收基本法》中进行原则性规定，而是可以借鉴目前关于关联交易税务调整的立法方式，针对具体的避税类型，如资本弱化、避税地避税等，就实质重于形式原则的运用在相应的单行税法中做出明确、具体、可操作性的规定。
税收基本法篇7
一、国内的研究成果和国际经验
在我国前期的《税收基本法》研究和起草过程中，学术界与实务界讨论比较多的税收基本原则主要有：税收法定主义原则、财政收入原则、税收公平原则、税收效率原则、社会政策原则、税收中性原则、平等纳税原则、普遍纳税原则、适度负担原则、宏观调控原则、实质课税原则、反避税原则、简便征收原则、诚实信用原则、保障纳税人合法权益原则、方便纳税人的原则、不溯及既往的原则，等等。应该说，这些原则对于促进税收的规范化、制度化和法制化建设都是有重要意义的，但是，这些原则构不构成税收的基本原则，在《税收基本法》中如何确立和贯彻税收的基本原则，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对于如何界定税收基本原则的含义，目前，实务界和理论界对此均存在着许多不尽相同的认识。有人认为，税收基本原则是决定于税收分配 规律 和国家意志，调整税收关系的根本原则，它对各项税收制度和全部税法规范起统帅作用，使众多的税法规范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有人认为，税收基本原则是指一国调整税收关系的基本规律的抽象和概括，亦是一国一切社会组织和个人(包括征纳双方)应普遍遵循的准则。有人认为，税收的基本原则是在有关税收的立法、执法、司法等各个环节都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有人认为，税收基本原则是指规定或寓于税收 法律 之中对税收立法、税收守法、税收司法和税收法学研究具有指导和使用解释的根本指导思想和规则。还有些人认为，税收的基本原则，是指贯穿于全部税收活动，在税收关系的调整中具有普遍价值的，任何税收活动都必须遵循和贯彻的根本准则或标准，是税法本质、内容和价值目标的最集中的表现，是税收立法的基础、税法解释和适用的依据，是税法发挥作用的根本保证，对税收立法、执法、守法和司法活动具有普遍的意义和指导作用。上述定义虽然表述不一，但都概括出了税收基本原则的一些共同之处，指出税收基本原则是一种具有普遍指导意义或必须普遍遵循的准则或规则；反映了税收基本原则是税收关系的基本规律或全部税收活动的抽象和概括；揭示了税收基本原则是以法律形式固定的或是寓于法律之中的准则。这集中体现了税收基本原则应该是指导税收活动的根本准绳，因此，《税收基本法》中所应强调的税收基本原则也有必要按此标准加以确立。
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些国家在制定类似于《税收基本法》的法律制度时，一般不过多地将税收基本原则直接写入法律，而是将其作为立法时的指导思想，并转化为操作性较强的法律条文来加以体现。如俄罗斯税收基本法中规定：不允许征收阻碍俄罗斯统一 经济 体 发展 ，特别是直接或间接限制商品和 金融 资源自由流动的税收。这实际上就是税收效率原则的一种表达方式，强调的是税收的征收绝对不能对资源自由流动的经济效率产生阻碍。这种立法思路对在我国《税收基本法》立法中如何体现税收的基本原则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也就是说，在《税收基本法》中并不一定要对税收基本原则以直接字面解释的形式概括出来，而是可以将其作为立法时的指导思想，体现在具体的条文内涵之中。即便在《税收基本法》中要单列条款对税收基本原则做专门的规定，也应该着重将税收基本原则的实质内涵用操作性较强的法律语言加以规定，而不应只是仅仅停留在字面的表达上。
二、《税收基本法》应重点确立的税收基本原则
基于国内已有的研究和国际经验，对于《税收基本法》应重点确立哪些税收基本原则的问题，笔者认为，需要把握好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所规定的税收基本原则要有利于体现税收本质的要求；二是所规定的税收基本原则要有利于体现税收基本职能的要求；三是所规定的税收基本原则要有利于体现政府和市场职能分工的要求；四是所规定的税收基本原则要有利于体现各级政府间财权、事权合理划分的要求；五是所规定的税收基本原则要有利于体现税收民主化和保护税收管理相对人利益的要求。
在此基础上，还需处理好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如何对税收基本原则的定义用严谨精确的立法语言予以表达的问题。对于某一项税收基本原则甚至是一般性原则，不同的人可能会有不同的理解，由此可能会引起在实践中对税收原则运用上的差异。例如，对“税收公平原则”，有些人的理解侧重于横向公平，有些人的理解则侧重于纵向公平，不同的理解会导致人们对税收公平的不同判定，也会影响到税收公平原则在税收实践活动中的运用。因此，在《税收基本法》的立法过程中，如何用严谨精确的立法语言对税收基本原则加以全面、规范的表述，以避免理解上的歧义，是一个需要细致推敲的问题。这也是保证《税收基本法》能否有效实施到位的重要前提。二是如何协调税收基本原则之间关系的问题。前面所列举的一些原则先撇开其是否构成税收的基本原则不谈，单独就其内容来看，有些原则之间彼此还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冲突以及重叠交叉等现象。例如，公平原则和效率原则之间就经常矛盾；反避税原则和实质课税原则在具体含义上存在着一定的重复交叉；同时也有学者认为，实质课税原则与税收法定原则之间也可能存在着一定的冲突，等等。因此，对于上述所列举的原则在《税收基本法》的立法中，都必须细致地加以甄别，严谨地加以界定，有侧重地加以取舍，以最大限度地协调好各原则间的相互关系。三是如何体现税收基本原则的开放性和前瞻性的问题。《税收基本法》所确立的税收基本原则对规范税收活动具有长期的指导意义，但是具体的税收制度和税收政策则有可能根据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进行不断地改革和调整。这就需要《税收基本法》所规定的税收基本原则在保持其长期稳定性的同时，又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和前瞻性，要避免对将来一段时期税收制度的改革和税收政策的调整带来不必要的限制。
基于以上考虑，笔者认为，在《税收基本法》中加以规定的应该是对税收活动具有长期指导性、重大的、根本性的原则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税收法定主义原则。税收法定主义肇始于英国“无代表则无税”的思想。此后，在资本主义国家早期的宪法中均陆续加以体现。目前，根据有学者对亚洲、欧洲、美洲和大洋洲111个国家的《宪法》文本进行考察，其中明确税收法定原则的有85个，占81.0％。德国、俄罗斯在《税收基本法》中也对税收法定主义的原则做了规定。对税收法定主义的发展 历史 ，有学者研究认为，税收法定主义不仅是对税收权力的法律制约，而且还是法治主义的发端与源泉之一。人类争取人权，要求建立 现代 民主宪政的历史，一直是与税收法定主义的确立和发展密切相关的。由此可见，将税收法定主义作为现代税收的基本原则，其地位是不容置疑的。我国《宪法》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法纳税的义务”的规定，也体现了税收法定主义的思想。但是其内容还不够完整，仅强调了公民依法纳税这一层含义，尚未涵盖国家也必须依法征税的内容。因此，有必要将《宪法》关于税收法定主义的这一思想在《税收基本法》中加以充实和细化。税收法定主义的完整内涵应该是：一切税收的征收和缴纳都必须以国家制定和颁布的法律为依据。具体内容包括：一是任何税收的课征都必须由法律规定，没有法律依据，政府不能征税；二是税收构成要素和征管程序必须由法律加以限定，行政机关未经立法机关授权，无权擅自加以规定；三是法律对税收要素和征管程序的规定应当尽量明确，以避免出现漏洞和歧义；四是征税机关必须严格依照法律的规定征收，不得擅自变更法定税收要素和法定征收程序；五是纳税人必须依法纳税，同时也应享有法律规定的权利。
2．财政收入原则。最早提出这一原则的是德国的阿道夫·瓦格纳，他于19世纪后期提出的税收四原则中，首先就是财政政策原则，包括收入要充分的原则和随着经济增长弹性征收的原则。20世纪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时期，凯恩斯也提出了税收应坚持保障财政收入的原则。从税收的本质来看，税收是国家凭借 政治 权力，对一部分社会产品进行强制性分配，无偿地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形式。税收的产生首先是一个财政范畴，是国家筹集财政收入的工具。这是税收最根本的特征，也是任何一个税种的开征、任何一部税收法律的设立所追求的最基本目标。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些国家关于税收的财政收入原则更是直接通过《宪法》来加以体现的，而不是单纯的税收法律。如美国的《宪法》及其修正案规定国会具有征收关税、消费税、所得税等税收的权力，并规定国会开征的税收应用以支付债务、提供公共防御和服务；德国的《宪法》也规定联邦具有税收立法的权力等。这些都是税收的财政收入原则在《宪法》层面的体现。我国目前的《宪法》并没有体现出税收的这一基本原则，因此，有必要在《税收基本法》中加以确立。具体需要体现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国家具有开征税收的权力；二是国家征收的税收主要用于满足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处理公共事务、支付国家债务等公共用途方面的财政需要。当然，在确立税收的财政收入原则时，也不应违背上述的税收法定原则，即国家为满足财政需要而开征税收的权力必须依据法律行使。
3．税收公平原则。公平原则应该说也是伴随着税收的 发展 过程自古有之的，许多国家也先后将税收公平的原则写入了《宪法》当中。根据对亚洲、欧洲、美洲和大洋洲111个国家的《宪法》文本的考察，在有涉税条款的105个国家中，有29个国家就税收公平进行了规定，占27.6％。在俄罗斯的《税收基本法》中，也能发现其中关于公平原则的条款。只不过尽管各国对公平作为税收基本原则的认识已不存在太大的差别，但是对于“公平”的理解角度和衡量标准有着一定的差别。 在其内涵的理解上，主要有横向公平和纵向公平：横向公平是指 经济 条件或纳税能力相同的纳税人应负担相同数额的税收，即同等情况同等税负；纵向公平是指经济条件或纳税能力不同的人，应缴纳不同的税，即不同情况不同税负。也有学者认为，横向公平与纵向公平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一系列不同层次的横向公平组成纵向公平，一系列纵向公平的统一层次则构成横向公平。在公平的衡量标准上，也有两种标准：一种是受益标准，即纳税人应纳多少税，根据每个人从政府提供的服务中所享受的利益多少来确定，没有享受利益的人就不纳税。另一种是能力标准，是指以纳税人的纳税能力为依据征税，纳税能力大者应多纳税，纳税能力小者少纳税，无纳税能力者则不纳税。应该说，这些观点都是从不同角度对税收公平内涵和外延的一种挖掘，为我国在《税收基本法》立法中如何更好地体现税收公平原则提供了良好的思路。特别是我国当前地区之间的不公平、城乡之间的不公平、所有制之间的不公平、收入分配的不公平等比较突出，这些都成了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所必须解决的紧迫问题。因此，在《税收基本法》立法中，全面、完整地贯彻税收公平原则，对于更好地发挥税收促进社会公平的职能作用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笔者认为，《税收基本法》中确立和贯彻税收公平原则，至少应体现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普遍征税。主体税种的开征必须具有广泛的税源基础，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必须承担税法所规定的纳税义务。二是平等征税。纳税人不应因其身份、地位等情况而享受特别的税收优惠待遇，不得因民族、宗教的原因而对纳税人实行歧视待遇。严格控制税收优惠的范围和权限，税收优惠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必须遵循 法律 的规定，符合法定的程序。三是量能征税。税收的开征和税收政策的制定必须充分考虑纳税人的实际承受能力，根据不同税种的内在特点，合理确定税基和税率，充分发挥税制体系促进收入分配公平的功能。 4．税收效率原则。税收效率原则主要是指税法的制定和执行必须有利于社会经济运行效率和税收行政效率的提高，税法的调整也必须有利于提高社会经济效率和减少纳税人的纳税成本。自税收原则被提出以来，效率原则也一直被税收理论界和实务界所重视。从17世纪威廉·配第提出的简便、节省原则，到亚当·斯密提出的最少征收费用原则，再到阿道夫·瓦格纳提出的国民经济原则和税务行政原则，以及凯恩斯提出的宏观调控原则等，都从不同的角度体现了税收效率的思想。在一些宪法中包含税收条款的国家，也有些将税收效率的思想体现在宪法当中。俄罗斯《税收基本法》中关于税制简便透明、不阻碍资源自由流动的要求，其实就是税收效率原则的一种体现。在我国，从更好地提高税收征收效率、完善税收制度体系、发挥税收职能作用的角度考虑，也有必要将税收效率的原则体现到《税收基本法》的立法当中。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税收的经济效率原则。首先，税收要有利于发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不阻碍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行；其次，对市场调节机制失灵或调节不到位的领域，国家可以依法运用适当的税收手段发挥宏观调控作用，以促进社会经济效率的提高。二是税收的行政效率原则。税收政策、征收制度、征管程序的制定应力求简便、透明、易于操作，最大程度地降低税务机关的征税成本和纳税人的遵从成本。
三、相关税收原则间的关系问题
1．关于税收法定原则与其他三个原则的关系问题。要进行税收立法，最核心的目标就是要用法律规范税收行为，这是 现代 法治社会开展税收活动的最根本要求。因此，税收法定原则应该始终体现并贯穿于其他三个基本原则之中，无论是财政收入原则、税收公平原则、税收效率原则在税收立法中的贯彻，还是在税收实践中的运用，都不能偏离税收法定主义这一指导原则；也就是说，无论是基于财政收入的需要，还是基于公平与效率的需要而开展的一切税收活动，都必须具有或赋予其现实的法律依据。但是，这也并不是如有些学者所说的那样，税收法定原则就应该是其他一切税收原则的统领，甚至可以涵盖其他税收原则。因为毕竟法律本身仅仅只是一种形式，而财政收入、公平与效率的需求才是税收实实在在的内容。用形式来统领内容显然会出现逻辑上的混淆，而用形式来规范内容才是认识税收法定主义原则与其他三原则之间关系的比较客观的态度。就《税收基本法》的立法而言，就是要在立法过程中，用税收法定主义的原则来规范财政收入原则、税收公平原则和税收效率原则。
2．关于公平原则与效率原则的关系问题。公平和效率历来就是既矛盾又统一的两个方面。矛盾的一面是，追求公平可能要失去效率，而追去效率可能要放弃公平；统一的一面是，公平的实现可能会带来更大的效率，而效率的提高可能也会带来更多的公平。公平与效率是税收调节收入分配、调控宏观经济职能的体现，因此，在《税收基本法》中确立公平与效率的原则也是实现税收职能的要求。只不过在具体贯彻和实施中，应更多地发挥其统一的一面，而缓解其矛盾的一面。前面所提及需要在《税收基本法》中体现的公平和效率原则的具体内容，正是基于兼顾公平与效率统一的要求而提出的，如税收公平中的普遍征收原则，实际上也是稳定、足额地取得财政收入的要求，这也是税收行政效率的一个方面。税收公平中的平等征税原则，实际上也是减少税收对市场主体的干预，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基础性作用的税收经济效率的要求。至于税收公平中的量能课税原则，从理论上讲，当对高收入者征较高的税收达到一定程度时，可能会产生对高收入者的收入替代效应，影响其工作积极性，从而带来一定的效率损失。但是这种可能是完全可以通过税制的设计，合理把握对高收入者征税的度来避免的。即便是发生了这种可能，那也仅仅是一少部分高收入者效率的损失，而换来的却是社会对公平的更广泛认同。这种社会普遍的公平所带来的效率的增加，必定远远超出少数高收入者的效率损失。这恰恰也是税收所追求的公平与效率的统一。
3．关于实质课税原则的问题。在德国、韩国和西班牙的《税收基本法》中，引入了实质课税的内容。当前，我国也有一种比较普遍的观点认为，应将实质课税原则作为一项基本原则在《税收基本法》中加以确立。主要理由有：一是实质课税原则有利于规制纳税人的避税行为；二是实质课税原则注重经济实质与其相对应的法律关系米认定纳税义务。是税收法定主义的延伸；三是实质课税原则在对避税行为进行规制的同时，保护了其他纳税人的利益，是对税收公平的一种回应。
对此，我们认为应该谨慎考虑。第一，实质课税原则仅仅只是在处理避税这类税收事务时具体适用的原则，其对整个税收活动的开展并不具有基础性的指导作用，因此，不宜将其作为《税收基本法》中应确立的税收基本原则。第二，实质课税原则强调用与经济实质相对应的法律来确认纳税义务，这在实际运用过程中存在着较多的主观推断，虽然税法中没有禁止类推的戒律，但是类推所产生的结果，既有可能是对税收法定主义的延伸，也有可能是对税收法定主义的违背。例如，目前在实际税收征管当中，经常会面i临许多完全为了规避税收负担而出现的“假外资”现象，如果运用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应该按照与其经济实质相对应的内资 企业 税收法律来确认纳税义务。这样就内资企业税法而言，是税收法定主义的延伸，但是就外资企业税法而言，又难免不被认作是对税收法定主义的背离。因为“假外资”企业往往都是在国家有关部门“依法”登记注册的外资企业，都具有外资企业的“合法”外衣，不让其享受外资企业待遇明显不符合外资企业税法的规定。第三，从理论上讲，实质课税原则实际上是对国家征税权的一种扩张，相应地就有可能造成对纳税人权利的潜在挤压，这就难免不造成国家征税权力和纳税人权利之间的不平衡，从而导致税法价值上的不公平，也就难以将其视为是对税法公平的一种回应了。第四，就我国现有的税收法治状况及执法人员的法律素质来看，引入实质课税的原则，无疑对税务人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将带来新的考验，如果不加以严格、明确的界定，难免发生税务人员权力滥用的风险。但是，避税行为的经济实质千差万别，要对实质课税原则加以严格、明确的界定，本身就存在着相当大的难度。基于以上考虑，笔者认为，尽管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对于规制避税行为具有比较积极的作用，但是其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从谨慎的角度出发，尚不宜在《税收基本法》中进行原则性规定，而是可以借鉴目前关于关联交易税务调整的立法方式，针对具体的避税类型，如资本弱化、避税地避税等，就实质重于形式原则的运用在相应的单行税法中做出明确、具体、可操作性的规定。
税收基本法篇8
[关键词] WTO 税收法律制度 税收立法 税收征管
从20世纪后半叶至今，我国的税法体系由原来的税种少、比较单一发展到现在既参照国际惯例又体现中国特色的多层次、多税种、多环节调节的税法体系。但应当看到，我国的税法体系如今仍存在许多与WTO规则和社会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缺陷，要想使我国税收法律制度的调整既适应我国经济建设和发展的实际，又适应入世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还是有多方面的问题亟需解决的。
一、WTO的相关原则及其对税收法律制度的基本要求
1.WTO的法制统一原则及其对税收法律制度提出的统一化要求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各国税收制度在税收结构、税制要素，税收政策及征收管理方面日渐趋同，加入WTO后，客观上要求我国尽快与国际税法接轨，尽快建立我国的税收基本法律，在税收基本法律的统领下，协调我国税收法律内部体系结构，提高税收立法层级，最终使得税收的公正性、权威性得以体现。
2.WTO的非歧视原则及其对税收法律制度公平性的要求
WTO的非歧视原则包括了国民待遇原则和最惠国待遇原则，即税法在实施优惠措施和对相关主体进行限制时不能对其他成员实施歧视待遇。但同时，非歧视原则也要求税收法律制度在施行中要注意“实质公平”的实现。即国家在制定税目、税率以及确定征税对象与减免范围时应当依法对地位不同的纳税人实行不同措施。在制定税目、税率及确定征税对象与减免范围时要对不同地位的纳税人有所区别。
二、加入WTO后我国税收法律制度存在的缺陷
综合我国入世后的相关情况，可以概括出我国税收法律制度中以下几个方面的缺陷：
1.税收法律体系架构的不完整
税收法律体系是指由不同形式的税法规范所构成的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我国的现行税收法律体系主要包括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等。
但是，应当看到，除了宪法中的相关规定，我国税收法律缺少一个基本性的法律。税收基本法是各个单行税收法律的母法，起到统领的作用，它对于理顺我国税收法律体系架构，发挥不同位阶法律法规的效力具有重要意义。正是由于我国法律体系中缺少一个这样的税收基本法，所以我国现有各类税法形式中仍存在各种矛盾、重复。在具体结构上也存在分散、交叉、重叠的现象。
2.税收法律制度中存在不符合国民待遇原则的现象
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初，为了吸引外商投资和利用先进技术，我国对外国投资者和外国产品给予了较大幅度的税收减征及各种优惠，使其享有了“超国民待遇”，这在当时是具有合理性的。但是，随着我国加入WTO，非歧视原则要求我们将外国投资者和外国产品放在与国内企业和相关产品同样的地位上，否则会给我国的相关企业和产品造成巨大的冲击。如《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中就规定了对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的地区减免优惠、产业减免优惠、地方减免优惠、再投资减免优惠、年度补亏优惠等各种内资企业不能充分享受到的优惠措施。
三、完善我国税收法律制度的对策
加入WTO后，我国税收法律制度在面临压力和挑战的同时，也面临着难得的完善机遇，我们应当抓住机遇，针对有关缺陷采取相应对策，具体说来，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工作：
1.完善税收法律体系架构，加强税收立法和修订工作
在税收法律体系架构上，应当看到，由于税收基本法的缺失，我国税收法律体系是不甚完整的。因此，应当建立以税收基本法为主导，辅之以税收实体法和税收程序法，从而真正形成我国税收法律体系的完整形态。
(1)应当在我国尽快建立起税收基本法律。税收基本法是税收法律制度中的宪法性法律，是整个税收法律体系的灵魂，它统一约束指导着各单行税种税法，解决着各单行税种税法中的共性问题，从而化冗去繁，简便操作，提高税收法律制度内部统一性。
(2)要不断适应WTO规则和经济发展要求，完善税收实体法。在我国现行税收法律中只有少数几个法律是全国人大的立法，其余都是以授权立法的形式由国务院制定，而且有很多还是暂行或试行规定，法律位阶较低，缺乏权威性。在具体税法的改革中，应在不违背WTO规则的情况下，将现行生产型增值税改为消费型增值税，完善出口退税制度，同时征收反倾销反补贴税等，适应入世需求。
(3)要对税收征收管理的法律法规和相关程序规定进行完善。现行税收征管法中有些规定可能让执法人员感到无所适从。如税收征管法第三十八条规定“有根据认为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有逃避纳税义务的行为”，这其中的“根据”如何操作，难以把握。另外如“纳税人有明显转移财产的迹象”中“明显”一词又如何把握。这些规定都过于主观，妨碍了法律正常的实施，应当制定更清晰透明的相关规定。
2.严格执行税收法定主义原则，依法治税
税收法定主义一般是指“有税必须有法，未经立法不得征税”的原则。它主要内容为纳税人、征税客体、计税依据、税率、税收优惠等课税要素要法定化，而且其规定要尽量明确化，税务机关应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对涉及纳税义务人的权利义务做出相应决定。 税收法定主义的执行有利于实现我国税收法律制度的透明化，也有利于超国民待遇的解决。
另外，有了良好的法律规定，还必须要有正确的执法行为，规范治税，只有这样才会适应加入WTO的现实需要。具体地来讲，就是要明确税收执法责任，建立相关问责制度，在税收征管检查等各个工作环节中细化责任，减少不公。
参考文献：
[1]刘剑文：《财政税收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2]涂龙力王鸿貌:《税收基本法研究》，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