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基本法范文

税收基本法篇1

按照通说,宏观调控法特点在于能够通过立法的完整,对多样性和变动性予以认可。该特点的形成,主要是因为所调整对象自身的特点而决定,即自由市场经济形式的复杂多变性而决定。由此可见,宏观调控法在普遍意义上,认为一般采取的是“授权立法”方式。在不同的法律表现形式上,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是最主要的法律表现形式。在本文中,笔者提出观点,应当从现代法治的角度,从国家定义的角度,将税收法定主义作为最首要的原则予以考虑和认定。根据以上观点可以看出,宏观调控法所针对的对象是市场经济形势,应当予以及时的变动和制定。当某一种社会现象出现之后,便成为了比较普遍的情况,学者根据该现象进行总结,从而形成抽象意义上的一般规则。税法手段是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目的在于不断变动征税对象和税率等课税要素。而作为税收法定主义,便是要确定课税的主要要素,即需要通过狭义的法律形式对课税要素要予以确定。

此外,市场经济形势是复杂多变的,因此相应的宏观调控法也应当进行变动。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市场经济体制本身具有自身调节能力。而正是这种复杂性和多变性,为国家采取干预行为提供了借口。但是国家要进行干预,比较合适的时机应当是市场失灵表现在其外在时。

从税法角度而言,税收法定主义能够和“授权立法”形成相互照应的关系。笔者认为行政机关的立法方式应当是授权立法,即充分保证立法权的客观来源。此种必然性的矛盾主要体现在两点,一是立法存在局限,往往不能够满足立法的实际需要。二是行政机关无法解决行政权和自身权能之间的矛盾。要解决这两个矛盾,笔者认为可以要求立法机关对部分立法权予以授出。

二、税收调控法与税收公平原则的适用

税收公平原则较为普遍,在税收和税法中均得到适用。在具体原则的基础上,需要对纳税人对税务大小予以承担。在法学演绎的基础之上,可以通过“量能课税原则”表现出来,即纳税人承担税负的多少,应当根据其负税能力的大小来决定,但是相对而言,又保证了不同负税能力人之间的公平。正如前文所阐述的那样,税收调控法包含两种措施,一是税收优惠措施,一是税收重课措施。针对税收优惠措施,意味着税收优惠对纳税人税负的加重。针对税收重课措施而言,直接加重了纳税人的税负。不管是税收优惠措施,还是税收重课措施,在对象的选择问题上,经常考虑的不是纳税人负税能力的大小,而是国家调控经济的需要,有时甚至还要考虑到社会政策的需要。若采用税收调控法,可能发生这种情况,即负税能力比其他纳税人还要强大,但是所承担的税负比较轻,也有可能,负税能力相对于纳税人而言不够好,但是所承担的税负十分重。可见,税收调控措施不仅违反了税收公平原则,同时还违法了量能课原则。

据此,唯有符合三个方面,才能够判断税收调控法的合理性。第一,税收调控的实施是否是为了实现公共利益,即需要对整个社会利益起到帮助,并带来不少经济利益。对大多数社会成员而言,更为有利。第二,采取税收调控时,应当尽可能的符合比例原则。税收调控法在实现政策目标时,是否已经排除了其他任何可能实施的手段,即是否符合必要原则,且牺牲了量能课税原则的法益之后,其所追求的公益分量是否已经被超越,即是否符合狭义比例原则。第三,把握公共利益原则时,需要衡量平等原则与税收调控措施,即增加的公益是否能够超过量能课税的公益。

三、税收调控法与税收效率原则的适用

税收效率原则是税收和税法普遍适用的共同原则。可以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行政效率原则,即怎样通过一种比较少的征管成本,得到最多的税收。二是税收经济效率,即税收中性原则。指的是在社会资源配置和经济运行过程中,税收如何对二者产生影响。根据该标准,税收可以实现额外最小负担化,并且同时实现额外收益。第一,从税收调控法与税收行政效率原则来看。可见,税收调控法针对某些特定的那些人来说,和其他纳税人之间存在待遇上的差别,得到了特定纳税人资格的认定和审查,并且还要做好相应的税收工作。征管成本的提高需要对税收进行退还或者征收,在处理异议和纠纷的过程中,其成本也在随之增加。此外,税收优惠政策越多,使得税收收入减少的越多。为了能够达到成本与收入之间的平衡,可见,税收调控法不管是从形式上,还是从税收的行政效率原则上来看,要对行政效率比例进行衡量,不仅应当减少征税的管理成本,更应当将整个社会的税收成本降低。

按照笔者的观点,可以将市场经济和宏观调控法结合进行考虑。对税收调控和税收中性的关系进行再认识。经济自由和宏观调控法之间有比较完善的统一性,在整个调节过程中,还应当不断完善市场优化配置,对相应的税收制度进行确定。税收中性制度在市场的自由调节中,效果十分明显,能够更好的优化市场化配置资源,达到自由的税收秩序状态。针对税收调控法寻找到比较完善的理想方案,能够及时应付市场失灵的情况。

所以,宏观调控法律制度在设计过程中,其最终目的不是调控,而是为了让整个市场回复到自发自生秩序状态,不断保持一种自由的经济,其目的不是限制经济自由。据此,税收总行和税收调控虽然表面是两种不同的制度,但是其内在有着较为完善的统一性。

四、结语

按照学界的普遍观点,税法是宏观调控法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根据我国现行的教材,税法也会处于宏观调控法该编下,独自成为一章。但是由于该章内容涉及范围极广,很多内容均是面面俱到,不管是基本概念和具体制度,所涵盖的内容均较为全面,没有对财政税法和税收经济法进行区分。

税收基本法篇2

[关键词]海南特区 民营经济 非公有制经济 法律保护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自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的民营经济迅速发展起来。宪法的修改，特别是在党的十五大正式将非公有制经济定性为我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根本上将非公有制经济摆到与公有制经济同等重要的地位，极大地推动着民营经济更进一步的蓬勃发展。在我省国有经济没有多大变化的情况下，民营经济已占全省国民经济的30％强，而且所占比重越来越大。为了更好更快地确立民营经济在我省市县区域经济中的主体地位，力求在发展比例、经营规模、行业领域及法律保护等方面有所突破，以此带动和促进全省经济的发展，我们必须全方位地把握我省民营经济的地位、现状、发展趋势和法律保护。

一、民营经济的基本概念问题

关于民营经济的概念和内涵问题， 目前理论研究和实践部门的同志仍在争论和探讨。从目前理论界的研究和实践结果来看，对“民营经济”概念的提法大致有四种代表性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民营经济应是从所有制方面来界定，民营经济即为民所有的经济，其实质就是私营经济。（1）第二种观点认为，民营经济仅仅是一种与资产经营有关的经济形式，其范围不涉及生产资料的归属问题，即不涉及所有制问题。它的经营方式可以是国有民营，也可以是民有民营，更多地强调了其经营特征，意味着由“民”作为经营主体，从事经营管理活动。（2）第三种观点认为， “民营经济”提法不科学，概念模糊，而且淡化了所有制。（3）第四种观点认为，民营经济是指产权明确到自然人，民间经营的经济。（4）但是从某个角度来说，第一，第三和第四种观点，都忽略了公民或法人承包国有经济的那部分，缩小了民营经济的经营范围；第二种观点，忽略了公民或法人兴办的企业，公民或法人兴办的企业其所有权是归属公民或法人的，因此这个观点缩小了民营经济概念的内涵。

然而，我们认为，民营经济是与官营经济或国营经济相对应的概念，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民营经济是指除国有国营以外的所有的所有制形式和经营方式的总称，更简明地说，民营经济就是非国有国营经济。因此，民营经济的范围可以这样划分：在所有制形式上，它包括国有经济中的民营部分、集体经济、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等，即除国有经济中的国营以外所有的经济形式；在经营方式上，它包括除国营部分外所有的经营方式。因此，民营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也有一定的区别和联系。从概念上来看民营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是包含和被包含的关系，民营经济的经营范围比非公有制经济的经营范围要大，即公民或法人可以通过承包国有经济，从而获得经营国有经济的经营权；两者的联系是民营经济中公民兴办的企业的所有权是归属公民，非公有制经济的所有权完全是属于公民或法人的，这样两者的交叉点就是所有权一致。

我们提出这样的“民营经济”概念，主要基于以下考虑：

第一，这个概念符合社会经济运动的实际。从历史上看，民营经济与官营经济是一对孪生兄弟。官营经济是由中来和地方政府所拥有和直接经营的经济形式， 民营经济则是由民间经营的经济形式。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社会制度发生根本变化，官营经济与民营经济的内涵和外延都发生了相应变化。官营经济就是国营经济，是由国家所有并直接经营的直接形式。民营经济就是非国营经济。事实上，在我国从社会主义制度确立至今的四十多年社会主义经济实际中， 自始至终存在着国营经济和民营经济两种经济形式。在改革开放前，虽然盲目追求“一大二公”的全民所有制，将国有企业实行完全的国有国营，但是集体企业并不是国营的，还存在劳动者个体企业，都是民营的。在改革开放后，个体经营、私营经济、外资经济等非国有经济成分不断成长壮大，以乡镇企业为核心的集体所有制经济突飞猛进，国有企业也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改革，大批国有企业也不再坚持国有国营，而实行国有民营。民营经济形式不断增加起来了，地位也提高了。只有把非国有国营的经济形式和经营方式都归属于民营经济，这样才能在概念的内涵上达到完整性，这才符合社会经济运动实际。

第二，这个概念符合经济体制改革的迫切需要。改革是对原有体制的—场革命。原有经济体制的突出特征和要害就在于两点：一个是在所有制上追求全民所有制，即国家所有制；另—-个是在经营方式上追求国家直接经营。从这个角度说，改革的突出任务就是要改变全民所有制一统天下的局面，实行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个体所有制、混合所有制等多种所有制形式和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缩小国有国营的经营范围，实行国有国营、国有民营、集体经营、个体私营、合作经营等多种经营方式并存。 同时，在民营经济进入，国有经济退出的发展趋势下，“民营经济”这个概念则鲜明地表示了改革全民所有制和改革国有国营这两大改革主题，提出这个概念有利于积极推进经济改革。

二、民营经济发展中所存在的问题及立法建议

（一）民营经济发展中所存在的主要问题

民营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有力地促进了公有制经济的健康发展，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完善已经而且还将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更关键的是意识决定行动，我省在发展民营经济上无论是从认识上还是从政府的政策上都显得比较保守，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思想认识方面

从较深层次上来分析，海南在民营经济的发展上还存在着对民营经济的地位与作用认识尚不足。十年多来，虽然我们一直在强调消除所有制的歧视，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把“以国有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提高到我国一项基本经济制度的高度，做出了“非国有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的重大结论。这一精神在宪法修正案中也得到进一步的落实，即“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对民营经济的地位作用和发展民营经济的重大意义，从—些政府部门到社会各界还认识不足，因此从政策法规到社会舆沦上，未能形成一个强大的发展民营经济的氛围和效应。

我省新一届省委省政府在发展民营经济方面指导思想十分明确，提出了放手大胆发展民营经济的方针，明确“不求属性，只求作用；不求所有，只求所得；不求形式，只求发展；不求比例，只求贡献。”在刚刚结束的“全省非公有制经济工作现场会”上，省委书记杜青林强调，我省非公有制经济要有一个发展，就必须再来一次思想解放，关键是要确定发展是硬道理。发展非公有制经济解放思想是前提，要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来认识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把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作为“十五”期间海南的一项重要任务来抓，把经济工作的立足点从依靠公有制经济转到促进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轨道上来。如果还有人以姓“资”姓“私”为由，肆意压制和阻挠非公有制经济的健康发展，那就是违宪行为。（5）这已充分显示了省领导对民营经济的认识和发展民营经济的坚定决心，为民营经济在海南的发展营造了一个更加宽松的政治环境。

但是，这不能停留在口号上，各级党委和政府都应将发展民营经济放到重要议程上来，加强部署、指导和监督检查；做好调查研究，对民营经济全面普查，然后制定民营经济的产业政策，帮助个体经营者、民营企业解决以往盲目发展、结构不合理、规模小、基地差、技术力量薄弱等问题。同时，社会各界都要加大对于民营经济发展的关注度，热情支持这一事业的发展，不能再以轻视的或冷漠的眼光看着它。

2.政府职能和管理体制方面

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管理体制没有理顺。一方面宏观管理不规范、不健全，往往政出多门，缺乏政府统一管理，各方面管理统一协调的局面。 “有利争着管，无利没人管。”“好事身上揽，出了事就排”。另—方面管理力量不足、制度不健全，部门之间存在着职责交叉，责任不清，对个体私营企业的发展引导不够，调控不力，“三乱”现象比较严重。从更深层次上揭示了一个问题：地方政府严重腐败。

因此，我们建议在将来制定《民营企业基本法》里明文规定民营企业由王商行政机关、税务机关及环保机关管理具体事项，政府行政机关负责宏观调控。

3.金融系统方面

金融系统对民营企业存在着严重的歧视。由于我国金融相比率比较低，市场还不够深化，国有商业银行仍占绝对主体地位，囿于贷款政策的制约，信贷资金94％以上仍然投放于国有企业，而对民营企业基本上不发放贷款。据统计，1997年国家银行对私营企业及个体工商户发放贷款的比例为0.27％。而民营企业在获得这0.27％贷款时，除要求应具有备国有企业的贷款条件外，还要求其生产必须符合国家政策，并有可能的经济担保或财产抵押等附加条件。正如《企业革命》一书所说：“私营企业到银行去贷款，会遇到种种意想不到的困难。首先是没有给私营企业的贷款指标，即使有指标，宁可贷给效益差、产品没有销路的国有企业，也不愿货给效益高、有好项目的私营企业。”理由是给国有企业的货款有“婆婆”负责，即使贷还不上，也有理由推卸责任。更加荒唐的是，企业的信誉状况不是凭企业业绩，而是凭办事人的主观印象。银行对私营企业不信任，不敢给私营企业贷款，即使贷也要求找国有单位作担保及其相当苛刻的条件。譬如，有一家效益相当不错的民营企业向工商银行贷了十万元，条件是先扣下一万元作为第一年利息，各种费用将近一万元，如此一来剩下的却寥寥无几。这就不能不让人想到金融系统的严重腐败和银行体制的严重弊端。因此，必须加快金融体制的改革和建立民营企业贷款的担保制度。

（二）对民营经济的立法建议

市场经济在一定意义可以认为是法治经济。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必须有法制的引导、规范和保障，市场主体需要按照法律规则进行公平竞争，政府也需要靠法律来进行宏观调控。

从法和利益的一般关系来说，利益的发展决定着法的发展。利益决定着法的存在和本质，也决定着法的发展。法律形式往往有落后与利益内容的倾向，社会的各种利益是不断发展的法则是相对稳定的，社会上的各种利益发生变化，法或迟或早也将发生相应的变化。显然，在宪法修改和十五大之前制订的与非公有制经济相关的法律法规已不符合宪法的宗旨和十五大精神，而且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绝大部分是从规范、限制民营经济出发，而不是鼓励、促进起发展，所以法律总是落后于经济发展的步伐，也就谈不上对民营经济进行保护了。因此，为了使我国的民营经济快速发展，我们必须按照“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对现行这些法律法规进行修改、清理和整顿。

1.企业登记方面

（1）建立公开原始登记档案资料制度。虽然我省已经颁布实施了{海南经济特区企业法人登记管理办法》、 《海南经济特区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 《海南经济特区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在全国率先以法律形式确立企业法人直接登记制度，放宽了登记范围、简化了企业法人登记条件及缩短了企业登记办照时间。但是，企业原始登记档案资料的查询却受到严格的限制，比如对查询人资格、查询内容、查询程序的限制。

因此，我们建议：工商行政部门尽快制定企业原始登记档案资料公开制度。凡是我国公民可持公民身份证明或其他文件，境外投资者也可以凭与中方签订的合作意向书和中方合作者的推荐函进行查阅。因为，建立公开原始登记档案资料制度，有以下重要意义。第一，增强企业资信状况经营状况透明度，利于交易安全；第二，减少一方当事人的对企业的诉讼难度，便以实现诉讼目的；第三，利于吸引外资和改善投资环境。 .（2）放宽企业登记范围，加大市场准人。目前，在海南省注册企业，金融、保险业和发行个人股的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的注册须经主管单位批准。我们建议：只要民营企业有能力进入这些行业，都应当准许，而不应存在限制。因此，在以后制定相关民营企业法律时应当放宽登记范围。只有这样，民营经济才能渗透到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促进我省民营经济的全面发展。

（3）建立民营企业的司法确认权，即当企业登记的性质与实际的性质不一致是，应由司法确认。（6）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是企业登记的法定职能部门，而企业性质是企业登记的重要事项之一，因此有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企业性质具有确认权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我们认为在现实生活中出现企业登记的经济性质与其实际性质不符合时，应由法院在民事诉讼法和刑事诉讼法中对企业行使司法确认权，其理由如下：

第一，我国《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均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当登记有明显错误，且协商意见不一致时，法院必须尊重客观事实，以企业的实际经济性质决定法律的适用，否则即违反了我国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

第二，法院对企业性质的认定，是一种司法活动，只是就事论事，是被动的，对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并无强制力，这与行政诉讼是有区别的。相反，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企业的认定是一种行政管理行为，是主动的，这是两种不同的国家职能，并不存在司法权扩张现象。

（4）建立企业信用记录备案制度。现在没有一个行政机关对企业的经营信用、资本信用、质量信用等有完整的记录并备案待查，企业间的信誉只能在长期的交易来往中相互了解。因此我建议以市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数据库为基础，建立企业信用档案库通过经济行政管理、司法、金融等相关部门提供的企业经营信用、资本信用、质量信用、完税信用和法人行为等情况，实行企业信用记录备案制度。这一制度的建立，有利于企业间的合作和保证交易的安全，有利于企业间的横向联系。

（5）允许私营企业采用股份有限公司的组织形式。我国1988年制定的《私营企业暂行条例》规定：私营企业可以采用独资、合伙和有限公司的组织形式。至今法律和政策上尚未明文规定私营企业可以采用股份有限公司形式，但是实践中已有这方面的试点。为了适应私营企业的股份化发展方向，应当对有关政策、法律做出必要的调整和修订，只要符合《公司法》关于股份有限公司设立条件的，都可以成立股份有限公司。这样就能更多地吸收民间资本，充分利用分散的民间资本，调动城乡居民积极性，投资办实业。

2.民营企业负税过于严酷

1994年的税制改革在总体上是比较成功的，但是在指导思想上对小企业不是持宽松态度而是比大企业更为苛刻：小企业作为增值税收纳税人只是“小规模纳税人”，不能开具增值税发票，只能实行代开专用发票，使得其他企业不愿与之来往，而在欧盟国家，由于政策倾斜小企业都乐于不做一般增值税纳税人；对于个人独资和合伙的企业，则既要征收企业所得税，又不放过对其投资者征收个人所得税，这种严厉性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又如，以中小企业为主体的乡镇企业要缴纳农业附加税，而非乡镇企业无需承担这一税项。在走访的过程中，我们了解现在有不少税务机关实行“”办法，即税务机关与镇政府、区政府、街道办事处签订协议，根据协议规定“方”代替税务机关在其所辖的区域内征税。然而，在“方”征税的过程中经常扩大协议规定的范围，给个体户、私营企业增加了不应有的负担。

因此，在征收税金上，应当尽快制定“扶上马送一程”的条例。即对个体私营经济普遍实行多种优惠措施，对个体私营经济的积累和发展起重要扶助作用。前不久国务院已决定， 自2000年1月1日起，对个人独贸企业和合伙企业停止征收企业所得税，其投资者的生产经营所得，比照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然而，这方面与太原、沈阳、江西、珠海相比我省显得落后。因此，我省应该制定出相应的政策。例如：对新办的私营生产性企业免征一年所得税；对纳税有困难的私营商业企业减半征所得税一年，对为农业生产服务的私营企业减免所得税1—2年。对部分纳税有困难的个体工商广，实行‘定程度的所得税减免。对广大个体工商户，在纳税人个体劳动和税务部门双方协调下，实行“双定税”。在这些优惠政策下，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承担的税负不算重的。另一方面，我省正处于二次创业阶段，制定了“一省两地”为主导产业政策，对兴办高科技民营企业提供适当的税收减免更是刻不容缓的。

3.针对于金融系统对民营企业的歧视，我们提出如下建议：

（1）在金融体制改革方面，应制定有利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如给予民营经济比较适应的贷款指标；加大对民营企业的贷款比例；取消贷款的各种不合理费用。

（2）在建立民营企业贷款的担保制度方面

第一，建立多形式提供贷款担保制度。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必须有多种金融体制与之相适应。民营企业需要担保贷款的，可向按照国家有关法律和规定设立的信用担保机构申请担保。在我省信用担保机构却少得可怜。所以，省委、省政府要应经济的发展要求，加大力度创办信用担保制度和制定出相关规章制度。据报道，深圳的担保中心刚刚运行了两个月，已经收到156家民营企业的申请，其中6家已经签约，批出1650万元的担保金额，另外还有48家在审批中。由此可见，民营企业是迫切期望提供贷款担保的。据国务院体改办官员透露，正在制定的国家“十五”改革规划，将在投资体制、金融体制、资本市场培育和政府职能转换等方面进一步加快改革为民营经济的发展创造更好条件。

第二，筹集贷款担保金。因为现在创业本来就有很多困难，刚开始可能遇到资金不足而需要贷款，可是要民营企业自身拿出大笔担保金是不可能的，然而金融银行又害怕贷出去收不回来而承担责任，所以宁愿贷给有国家负担的亏损国有国营企业，而不贷给民营企业。所以，我们能不能由市和区、县两级财政列出专项资金，用于民营企业贷款担保金的补充；鼓励企业法人、个体工商户和自然人向民营企业贷款担保金提供捐赠，经市和区、县财税部门认定，对其按规定交纳的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可实行先征后返等办法筹集贷款担保金。

第三，分担贷担保风险。为发挥互贷款担保作用，有关部门将筹集专门资金，对互贷款担保金中年度损帐比例在5％以下的，给予不超过担保金总额1％的资助。例如，珠海市政府从不宽裕的财政中拿出 笔资金，扎扎实实的帮了了私营企业一把-每年为私营企业贴息1000万元，我省也可以借鉴一下。这样既可以鼓励城乡居民投资的积极性又可以调动起贷款积极性，扩大生产，促进民营经济快速发展。

4.修改现行法律中对民营经济的歧视性和不合理的规定

在刚刚实施的《个人独资企业法》，尽管是我国最新的一部规范民营经济的法律，但是有些规定也不尽合理。如该法规定：“个人独资企业必须承担无限责任”，这一规定就值得商榷。该责任形式，既不利于政府所倡导的启动民间资金来推动中国经济向纵深发展的宏观经济政策，也不利于从根本上消除“带红帽”的现象，同时还极大的制约了个人兴办企业的积极性，客观上使得个人所办企业与其他企业相比处于一种不利的地位。 “无限责任”要求个人把家身性命都押上，有多少人愿意冒这个风险呢！因此我们建议，个人独资究竟应该采用哪一种责任形式，法律可以赋予个人选择权，不宜做硬性规定。

5.建立统一完善的破产法典

修改与完善《破产法》迫在眉睫，尤其是《破产法》之适用范围不应以所有制划界，各类企业应适用统一的破产法。 《破产法》是调整市场经济有序运行的重要法律制度，它关系着债权人与债务人利益的均衡，关系着经济运行的秩序化，关系着社会的安全与稳定，并推动市场经济体制的最后建立。由于现行的破产规范不统一、不健全、不完善，与市场经济不协调与《破产法》“优胜劣汰”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终极目标不相适应，所以必须建立统一的破产法，这是由于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6.应及时废止1988年颁布的《私营企业暂行管理条例》，加快制定《民营企业基本法》，为民营企业改制和健康发展创设基本的法律制度。在该法中，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1）民营企业的立法宗旨是充分保护民营企业的合法利益，维护公平竞争秩序，促使民营企业的健康发展，使民营企业适应不断变化的运行环境，取得更好的经济效益。 （2）明确民营企业法的基本原则。如效益的原则、自主的原则、公平的原则和协调的原则等。 （3）允许民营企业在不同行业间自由进入和退出的规定。其立法意图应当是鼓励民营企业进入市场，尽可能简化对民营企业的登记和审批手续，降低创业的难度，适当降低最低资本限度的要求等。 （4）对某些行业的民营企业采用减税收的优惠及减轻民营企业的社会负担，应由那些单位来管理，禁止乱摊派的规定。 （5）明确规定民营企业的法律形态。民营企业可以采取公司制、股份合作制、合作制、合伙制、独资企业等企业法律形式，保障民营企业改制的成果，促进民营企业持续发展。（6）确定民营企业家的法律地位。企业家的命运与国家的前途休戚相关，一代优秀企业家的崛起往往伴随着一个国家的经济兴盛。没有给予企业家相应的政治地位和法律地位，他们怎能安心创业，为祖国效劳呢？

7.《公司法》中存在的缺陷

（1）《公司法》第四条第三款规定：公司中的国有资产所有权属于国家。建议在这一条中增加一款，即公司中的私人资产所有权属于个人，保护私人财产不受侵犯。这样公司的国有资产和私人资产都处于不可侵犯的平等的地位，不至于因国家的某项规章制度就随意侵犯私人合法财产。

（2）建议删除“国有”的限制，扩大单独投资的一个股东的主体范围。为规范出资股东的行为，拟在公司中增加规定股东在特殊情况下承担无限责任。

8.尽快制定《投资环境保护条例》。以净化投资环境，给民营企业发展提供一方净土。在我们的调查中了解到像老城那样的“电老大”，在其他市县也存在。在调查中了解到万宁市某供电所在7天内竟停断电两三次，更严重的足洪电所设备出现故障，管理人员却躲在屋里打麻将，致使停电时间长达12小时之久，使民营企业主痛苦不堪。我们不能老是依靠领导的批示来解决问题，应“依法治电”，加快电网联网建设。

9.招商引资方面，我省应尽快出台优惠政策。这方面我省比其他省份相对保守，比如太原出台了关于对太原市民营经济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外来民企老板解决城市户口的实施办法；沈阳市出台了 《关于大力发展民营经济的决定》，对新办的从事咨询业、信息业、技术服务的独立核算民营企业，免征企业所得税两年；珠海、山西也出台了相应的优惠政策。鉴于我省发展民营经济刚刚形成一种氛围，我省可以借鉴其他省份的优惠政策，出台对响应兴办新兴工业省的投资金额大的外来民企老板，我们可以帮助起解决城镇户口、子女上学和免征3—5年的税金，然后看其解决就业情况，再继续减免税收。

“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春。”在追求“一大二公”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被压制；从党中央的“必要的有益的补充”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宪法规定，无不显示出我国民营经济经历了20年的风风雨雨，在夹缝中发展，最后为国民经济的发展做出巨大的贡献。但是，我国民营经济的发展还面临着很多的困难，需要政府和社会扶持及关注，才能使民营经济“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注释：

[1][2][3]参见：阳小华，《民营经济内涵问题探析》，载于《江汉论坛》，2000年第5期。

[4]参见：《浙江省民营经济发展情况调查》，中国经济信息网浙江中心，2000年8月24日。

[5]参见《华南新闻》2000年8月22日第一版。

税收基本法篇3

【关键词】税法基本原则理论基础现实根据历史依据

法律原则是一个部门法存在的根本，任何部门法如不能归纳、总结出若干自己的法律原则，而只依赖于某种价值取向，则难以构造出一套严密、周全的理论和相应的体系。税法基本原则是一定社会关系在税收法制建设中的反映，其核心是如何税收法律关系适应一定生产关系的要求。税法基本原则是税法建设中的主要理论问题，对此问题的研究不但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对我国的税收法制建设还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试图对我国税法基本原则的形成与发展的基础和依据作以探讨。

一、关于我国税法基本原则的各种观点

关于税法基本原则的定义，有人认为“税法基本原则是指一国调整税收关系的基本规律的抽象和概括，亦是一国一切社会组织和个人，包括（征税）双方应普遍遵循的法律准则。”也有人认为“税法的基本原则是规定或寓意于法律之中，对税收立法、税收守法、税收司法和税法法学研究具有指导和适用解释的根本指导思想和规则。”

对于税法的基本原则的内容，我国学者观点不一，论述颇多。1986年刘隆亨教授最早提出“税法制度建立的六大基本原则”。进入九十年代以来，一些学者开始借鉴和参考西方税法基本理论，将西方税法的四大基本原则，即税收法定原则、税收公平原则、社会政策原则和社会效率原则介绍到我国，研究如何确立我国税法的基本原则，到目前为止，仅从数量上看，我国学者对税法基本原则的概括就有三原则说、四原则说、五原则说、六原则说等四种，即使所主张的原则数目相等，不同的学者对各原则的表述、概括又不仅相同。徐孟洲教授根据价值取向将税法基本原则区分为税法公德性原则和税法政策性原则。税法公德性原则涵盖以下内容：（1）保障财政收入原则、（2）无偿征收原则、（3）公平征收原则、（4）法定征收原则、（5）维护国家原则。税法政策性原则包括税法效率原则、税法宏观调控原则。而刘剑文教授将税法基本原则界定为税收法定原则、税收公平原则、税收效率原则。还有学者认为税法基本原则包括税收法定主义原则、税收公平主义原则、税收民主主义原则。税法学界对税法基本原则的研究意见归纳起来有十几项之多：（1）财政原则、（2）税收法定原则、（3）税收公平原则、（4）税收效率原则、（5）社会政策原则、（6）实质征税原则、（7）合理征税原则、（8）平等征税原则、（9）普遍纳税原则、（10）简便征税原则、（11）税收重型原则、（12）宏观调控原则、（13）无偿财政收入原则、（14）保障国家和经济利益原则、（15）保障纳税人合法权益原则、（16）税收民主主义原则、（17）税收公开原则、（18）保障财政收入原则等等。

我国学者以上税法基本原则的理论难免存在以下嫌疑：（1）以偏盖全，将某一具体法律制度当成税法的基本原则；（2）未能正确界定税法基本原则之定义，将税法或税收的某些职能作为税法的基本原则；（3）混淆了税法原则和税收原则之概念。

二、我国税法基本原则的内容

那么，到底那些原则可以作为税法的基本原则呢？我认为，我国税法的基本原则应包括以下基本内容：

1、税收法定原则。税收法定原则，又称税收法定主义、租税法定主义、合法性原则等等，它是税法中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原则。日本学者金子宏认为，税收法定主义是指“没有法律的根据，国家就不能课赋和征收税收，国民也不得被要求交纳税款。我国学者认为，是指一切税收的课征都必须有法律依据，没有相应的法律依据，纳税人有权拒绝。税收法定是税法的最高法定原则，它是民主和法治等现代宪法原则在税法上的体现，对保障人权、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益举足轻重。它强调征税权的行使，必须限定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确定征税双方的权利义务必须以法律规定的税法构成要素为依据，任何主体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均不得超越法律的规定，从而使当代通行的税收法定主义具有了宪法原则的位阶。

税收法定原则的内容一般包括以下方面：（1）课税要件法定原则。课税要件是指纳税义务成立所必须要满足的条件，即通常所说的税制要求，包括纳税人（纳税主体），课税对象（课税客体），税率、计税方法、纳税期限、缴纳方法、减免税的条件和标准、违章处理等。课税要件法定原则是指课税要件的全部内容都必须由法律来加以规定，而不能由行政机关或当事人随意认定。（2）课税要素明确原则。这一原则是指对课税要件法定原则的补充。它要求课税要素、征税程序不仅要由法律做出专门规定，而且还必须尽量明确，以避免出现漏洞和歧义。（3）课税合法、正当原则。它要求税收稽征机关必须严格依照法律的规定征税、核查；税务征纳从税务登记、纳税申报、应纳税额的确定，税款缴纳到纳税检查都必须有严格而明确的法定程序，税收稽征机关无权变动法定征收程序，无权开征、停征、减免、退补税收。这就是课税合法正当原则。包括课税有法律依椐、课税须在法定的权限内、课税程序合法。即要作到“实体合法，程序正当”。（4）禁止溯及既往和类推适用原则。禁止溯及既往和类推适用原则是指税法对其生效以前的事件和行为不具有溯及既往的效力，在司法上严格按照法律规定执行，禁止类推适用。在税法域，溯及既往条款将会破坏人民生活的安全性和可预测性，而类推可能导致税务机关以次为由而超越税法规定的课税界限，在根本上阻滞税收法律主义内在机能的实现，因而不为现代税收法律主义所吸收。（5）禁止赋税协议原则，即税法是强行法，命令法。税法禁止征税机关和纳税义务人之间进行税额和解或协议。

2、公平原则。指纳税人的地位在法律上必须平等，税收负担在纳税人之间进行，公平分配，对此可参照西方有“利益说”与“能力说”。“利益说”依据“社会契约论”，认为纳税人应纳多少税，则依据每个人从政府提供的服务中所享受的利益即得到的社会公共产品来确定，没有受益就不纳税。而“能力说”则认为征税应以纳税能力为依据，能力大者多征税，能力小者少征税，无能力者不征税。而能力的标准又主要界定为财富，即收入。我国实际中通常用的是“能力说”，按纳税人的收入多少来征税。税收公平原则应包括两个方面：（1）税收立法公平原则。它是公平原则的起点，它确定了税收分配的法定模式，没有税法之公平，就没有税收之公平；具体又包括（1）纳税地位平等原则，（2）赋税分配公平原则，它可分为横向公平与纵向公平，横向公平只能力相同的人应纳相同的税，纵向公平指能力不同的人应纳不同的税。（3）税收执法公平原则，也称为平等对待原则，即税务机关在运用税法时必须公正合理，对于情况相同的人应给予相同的对待。

3、税收效率原则。指以最小的费用获得最大税收收入，并利用经济调控作用最大限度的促进经济的发展。税收的效率包括税收行政效率和税收经济效率两大方面。税收行政效率是通过一定时期直接的征税成本与入库的税率之间的比率而衡量，即表现为征税收益与税收成本之比。税收的经济效率是指征税对纳税人及整个国民经济的价值影响程度，征税必须使社会承受的超额负担为最小，即以较小的税收成本换取较大的税率。

三、我国税法基本原则形成的基础和依据

对上述我国税法基本原则之判定是依据以下我国税法基本原则形成的基础和依据而得出的结论：

1、基本原则法理之构成要件是我国税法基本原则形成的理论基础

法理学告诉我们，一项法律原则是否能成为该部门法的基本原则，至少要满足此条件：（1）该原则必须具有普遍指导性；它能够作为该部门法的各项具体制度得到应用，即该原则在该部门法中具有普遍指导意义性。（2）该原则必须具有贯穿性；原则内容能贯穿该部门法的总则与分则，能贯穿于该部门法任何具体制度。（3）该原则具有独立排他性；该原则须与其他部门法的基本原则相互区别，不被其他原则所吸收。（4）该原则须具有能反映该法本质特征的专属性，反之则不能作为该部门法的基本原则。（5）该原则须具有合宪性；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是一切法律的“母法”，该原则的确立须依据宪法，原则的内容须符合宪法的规定。我国税法基本原则形成也只有符合上述法理规定的几个条件后，才能作为税法的基本原则。

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是我国税法基本原则形成的现实根据

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是一定的生产关系的反应。任何一国的税法基本原则通常都是在一定的经济基础的决定下构建的，其核心是税收法律关系应适应一定生产关系发展的要求。目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确立，各项经济活动都围绕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有序发展进行。税法，作为保障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和经济调控的主要手段，在国民经济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经济决定税法，税法又反作用于经济，这是一条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经济决定税法，就是要求我们在制定税收法律法规、确定税收负担时要从客观实际出发，充分考虑到纳税人的负担能力，依法办事，依率计征，充分发挥税法对经济的促进作用。首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依法治税和发展经济是相辅相成的统一体，必须强调税法与发展经济有机结合起来，而税法的基本原则则是税法的灵魂，它必须能够反映经济的客观需要。因此，对于税目、税率、课税依据、课税对象、税收的开征、停征、负征、减免、退税、计税以及纳税的程序都必须做出符合经济要求的法律规定，这些均体现了税收法定主义原则的内在要求。其次，党的政策也强调执政为民、依法行政，而社会主义市场本身是法制经济，法追求的价值即是公平、正义、效率；因此，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必须要求税法也难体现正义的精神，体现公平与效率的价值。故税法的基本原则应涵盖公平原则与效率原则。最后，市场经济需要完善的法制。在市场经济体制中，由于市场本身具有自发性、滞后性盲目性，需要国家这只“看不见的手”进行调节、管制，需要完善的法制对它进行调整，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史给了我们重要的启示，国家必须对经济进行适度的干预。所以，体现国家意志的税法理应是贯彻这种意图，作为税法的基本原则，更应理当其中体现国家适度干预经济的意志。

3、当代西方税法基本原则的发展是我国税法基本原则形成的历史依据

税收基本法篇4

关键词：和谐社会；税收国家；税收法治；纳税人权利

人的一生中有两件事情是不可避免的，一是死亡，一是纳税。这是在西方发达国家十分流行的一句名言。在这些国家中，税收的观念深入人心，那里的人民习惯于称呼自己为“纳税人”，那里的政府习惯于称呼自己为“纳税人的政府”。在西方发达国家，税收表达了人民和政府之间最基本的关系，税收代表了人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也体现了国家的基本职责与权威。用税收国家一词来概括税收在西方发达国家中的重要地位是再合适不过的。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税收在国家生活中的地位逐渐凸现出来，特别是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目标以来，税收逐渐深入到国家经济运行的每一个角落。如果说个人所得税的开征使得白领阶层和高收入群体感受到了税收的存在的话，个人储蓄存款利息所得税的开征则使得最普通的老百姓也深深地感到：税收就在我们身边。随着历史的车轮驶入二十一世纪，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人民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将朝着一个逐渐单一和清晰的方向发展，那就是税收关系。在一个富强、民主、法治的新中国，人民的基本义务是缴纳税收，基本权利是享受国家提供的安全、富足和自由的发展环境，国家的基本权利是从人民那里获得税收，基本义务是为人民提供一个安全、富足和自由的发展环境。二十一世纪，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车轮正在向着一个坚定的目标前进：税收国家。

一、税收国家与和谐社会是历史发展的方向

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一个社会理想，也是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懈追求的一个社会理想。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根据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和我国社会出现的新趋势新特点，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民主法治，就是社会主义民主得到充分发扬，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切实落实，各方面积极因素得到广泛调动；公平正义，就是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诚信友爱，就是全社会互帮互助、诚实守信，全体人民平等友爱、融洽相处；充满活力，就是能够使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创造愿望得到尊重，创造活动得到支持，创造才能得到发挥，创造成果得到肯定；安定有序，就是社会组织机制健全，社会管理完善，社会秩序良好，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社会保持安定团结；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就是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这些基本特征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需要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全面把握和体现。[1]

二、和谐社会与税收国家具有内在的统一性

早在1918年，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Schumpeter，1883-1950）就在《税收国家的危机》一文中论述了税收国家的相关问题。他认为，财税与现代国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现代国家机构和形式实际上是根源于其财政上的使命，因此可以把现代国家称为“税收国家”（thetaxstate）。[2]目前，学界一般把税收收入占国家财政收入大半以上的国家称为税收国家。公债收入也是变相的税收收入，因为公债最终要靠税收来偿还。历史上，税收国家的出现是在进入现代以后，在此之前的封建国家属于所有权者国家或称家计国家、家产国家。所有权者国家以封建土地所有关系为基础，其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封建地租。进入现代国家以后，国家财政收入的中心嬗变为对私有财产进行公权力介入的税收。国家不直接拥有财产，也不直接从事营利性经营活动。在这种意义上，税收国家也可称为无产国家。[3]

税收国家与和谐社会具有内在的一致性，税收国家产生和存在的基础与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是一致的。

税收国家产生的经济基础是市场经济和公共财政。市场经济是以市场为资源配置主要形式的经济形态，与计划经济相对应。市场经济存在于商品经济社会，在自然经济社会和产品经济社会都不存在市场经济。在自然经济社会，社会生产最主要的资源都控制在国家手中，国家可以直接凭借所有权取得维持国家存续的财政收入，此时的财政是家计财政。在产品经济社会，社会生产最主要的资源都控制在由每个成员组成的社会手中，（注释：在产品经济社会，阶级意义上的国家已经消灭，具有组织生产、分配产品以及维持秩序职能的国家仍会继续存在。）社会通过自主分配的形式取得自身需要的财政收入。在计划经济社会，社会生产最主要的资源也掌握在国家手中，国家通过计划分配的形式（实际是凭借所有权）取得财政收入，此时的财政属于国家财政。只有在市场经济社会，社会的生产资料掌握在市场主体手中，国家并不直接掌握生产资料，也不直接进行盈利性经营活动，而是通过税收的形式分享市场主体的经营成果，从而取得财政收入，此时的财政属于公共财政。公共财政是仅为市场经济提供公共服务的政府分配行为。[4]市场经济和公共财政是税收国家存在的经济基础。

税收国家存在的政治基础是现代民主政治和法治国家。税收国家的原则和理念内在地包含着法治的原则和理念，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税收国家必定是法治国家。税收国家形成的一个根本前提是合宪、合法税收的存在。税收国家的税收不仅仅是一个名义上的税收，而且必须是一个合宪、合法的税收，是一个在符合正义理念的宪法和法律秩序统治之下的税收，而一个符合正义理念的宪法和法律的统治秩序则以法治国家的存在为前提。税收国家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合法“侵犯”公民的财产权。税收国家的主要财政来源是税收，而税收是财产权无偿地由私人手中转到国家手中，即税收是对公民财产权的一种侵犯。财产权是宪法所保护的公民的基本权利，对公民财产权的侵犯必须合宪、合法。保证国家合宪、合法地侵犯公民财产权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法治国家的存在。法治国家的形成无疑都是以现代民主政治作为基础和前提的，由此，税收国家存在的政治基础就是现代民主政治和法治国家。

三、税收国家建设对于和谐社会的意义

税收国家代表了现代社会最佳的社会治理模式和人类存在状态，也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必经阶段。建设税收国家对于建设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它能够确保国家职能的充分实现，能够维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能够为我国税收法治建设提供重要的基础。

（一）建设税收国家对于国家的意义

建设税收国家可以为国家履行职能提供充足的物质保障，从而确保整个国家的稳定、繁荣与昌盛。税收国家确保国家职能充分实现的基本途径是保障国家税收债权的充分实现。

税收国家为国家税收债权的实现提供了合理性基础。税收国家是纳税人和国家之间双向互动的基本社会治理模式：纳税人向国家交纳税收，国家向纳税人提供公共物品。这种双向互动的社会治理模式为国家征税提供了合理性基础，同时也就获得了广大纳税人的理解与支持。在税收国家中，纳税是每个公民最基本的义务，同时也是每位公民都愿意自觉履行的义务。[5]在他们眼里，纳税与吃饭、穿衣没有什么区别，同样都是为了获得一种满足与享受，只不过后者提供的是私人物品（privategoods）而前者提供的是公共物品（publicgoods）而已。

税收国家为国家税收债权的实现提供了效率基础。税收国家中形成了一系列为纳税和征税服务的制度、设施、职业和人员培养。税收国家中的税法相对复杂，普通公民和企业很难凭借自身的知识与能力来完成纳税以及其他相关事务，但税收国家中有专门的税法专业人员，他们可以提供从纳税申报到税款缴纳，从税收筹划到税收权利救济等税收活动的全程服务。这些专业人员的运作一方面方便了纳税人，另一方面也大大降低了国家征税的成本，同时也就提高了国家征税的效益，使得国家能够以最小的成本取得最大的税收收入，这实际上也就更好地实现了国家的税收债权。

税收国家为国家税收债权的实现提供了法治保障。税收国家同时也就是法治国家，体现在税收领域就是税收法治（ruleoflawintaxation）。税收法治的实现为国家税收债权的实现提供了充足的制度保障，完善的税收立法使得那些想偷逃税款的个别纳税人无漏洞可钻，强大的税收执法威慑住了个别纳税人的投机心理，公正的税收司法使得偷逃税款的纳税人甘于伏法，严密的税收监控网络使得个别税收“硕鼠”无容身之地。税收法治最大限度地确保了国家税收债权的实现。

（二）建设税收国家对于纳税人的意义

建设税收国家有利于确立纳税人与国家法律地位平等的观念，提高纳税人的社会地位。[6]税收国家作为一个双向互动的社会治理模式，纳税人和国家分别是这一互动的两极。纳税人向国家缴纳了税收，有权享受国家所提供的公共物品，国家向纳税人提供了公共物品，有权向纳税人征税。国家与纳税人不过是一种互利交换的关系，二者在法律地位上是平等的，国家丝毫不比纳税人优越。在税收国家中，税收法治统治着（govern）国家与纳税人之间的这种互动关系，无论是纳税人还是国家，均必须按照税收法治的要求来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任何一方均不得享有超越税收法律的特权，双方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纳税人在税收国家中是一个非常神圣的称呼，无论你的地位多么卑微，无论你的衣衫多么褴褛，只要你理直气壮地说一句“我是纳税人”，任何权威都要向你肃然起敬，任何高官都要向你低头。在税收国家中，纳税人是真正的主人，税收国家是纳税人的天堂。

税收国家建立了一整套为纳税人服务的制度、设施，并有专业的税法职业予以保障。代表国家征税的税务机关会向纳税人提供最优质的服务，不仅告诉你应当如何纳税人，还告诉你如何纳税将使你的税负最轻。（注释：美国主管税收事务的最高机构——国内税收署，在1953年之前称为BureauofInternalRevenue，现在称为InternalRevenueService，更贴切的翻译应该为“国内税收服务署”。从Bureau到Service，虽只有一字之差，但其中所体现出来的观念转变是重大的，国内税收服务署从一个管理纳税人的政府机关变成了一个为纳税人提供服务的公共机关。SeePatriciaT.Morgan，TaxProcedureandTaxFraudinaNutshell，WestGroup1999，p.5.在此，笔者大胆建议将我国的国家税务局和地方税务局改为“国家税收服务局”和“地方税收服务局”。这样既可以充分体现税务局为纳税人服务的宗旨，又可以与我国的“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警察”等称呼相呼应，共同组成为人民服务的公共组织体系。）税务顾问、税务人、税务律师等一系列社会专业人员会为纳税人的纳税事项提供全程服务，从而使得纳税人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能给自己带来更大收益的活动中去。

税收国家的税收法治为纳税人权益的实现提供了制度保障。完善的税收立法详细规定了纳税人作为税收国家的真正主人所享有的各项税收权益，强大的执法、公正的司法以及完备的法律监督体系都在向纳税人诉说着一个永恒的承诺：你们的权利可以得到最充分的保障！

（三）建设税收国家对于税收法治的意义

严格地说，建设税收国家的过程就是就设税收法治的过程。税收国家与税收法治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从税收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的角度讲是税收国家，从税收领域实现了法治状态来讲是税收法治；税收国家更多地强调了经济基础的成分，税收法治则更多地强调了上层建筑的成分；但二者在实质上是统一的。

税收国家与税收法治是相辅相成的，税收国家为税收法治的形成提供了经济基础，税收法治为税收国家的建立提供了政治保障。税收国家与税收法治是齐头并进的：税收国家建成之日就是实现了税收法治之时，税收法治建成之日也就是实现了税收国家之时。

四、我国建设税收国家的对策

（一）建设税收国家的立法对策

税收国家是在税收领域实现了法治的国家，建设税收国家的一个根本前提是建立一个完善的税收法律体系，因此，我国加快税收国家建设的首要任务是加快税收立法进程，完善税收法律制度。

在税收宪法层次，目前最紧要的目标是进行税收立宪，即把最基本的税收事项以及人民和国家最基本的税收关系规定在宪法之中。纵观世界各国宪法，无论是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无一不在宪法中对有关税收的根本事项予以规范，我国作为最具活力和潜力的发展中国家以及追赶发达国家的世界大国，更应该尽快在宪法中对有关税收的基本事项予以规范。税收国家的基本关系是税收征纳关系和公共物品提供关系，因此，税收宪法中首先应当规定人民的纳税义务以及国家提供公共物品的义务。税收法定原则是税法领域的“帝王条款”，也是实现税收法治的基本前提条件，因此，税收宪法中应当明确税收法定原则。税收国家是纳税人的国家，纳税人是国家的主人，纳税人作为主人的地位必须通过相应的法律制度予以保障，税收宪法中应当明确规定纳税人所享有的最基本的权利，如依法纳税、税负从轻、诚实推定和权利救济等。由于市场经济和法治国家是税收国家存在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因此，广义的税收宪法还应当包括有关市场经济和法治国家的相关规定。[7]

在税收法律层次，根据税收法定原则，税收的开征、减免和其他基本要素均由法律来规定。因此，税收法律将承担起详细规定纳税人的纳税义务和全面保障纳税人权利的重任。税收法律也将是税收法律规范存在的最主要的形式，是税收法治的基础，是实现税收国家最基本的保障。税收立法需要以税收宪法为根本指导，遵循税收宪法的理念和基本原则来制定，用基本法律的形式来展现税收国家中纳税人和国家的权利义务。目前，我国在税收立法层次最紧迫的任务是把大量的税收行政法规上升到税收法律的层次，并在条件成熟时制定在整个税收领域具有统帅作用的《税收基本法》或《税法通则》，全面建设税收法治的大厦。

在税收行政法规层次，除了上文提到的把基本的税收行政法规上升到法律的层次，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为了确保税收法律的实施而制定相应的税收实施细则，如果说税收法律的作用是形成一张税收法制之网的话，那么，税收行政法规的作用就是将这张网的网眼做得尽量小一些。目前，我国大量的税收实施细则都是由财政部或国家税务总局制定的，在税收国家中，这些权利应主要由最高行政机关即国务院来行使。

（二）建设税收国家的执法对策

完善的税收法律制度需要完善的执法系统予以实施，“徒法不足以自行”，没有完善的执法系统，所有的税收法律规范都只能相当于一张白纸，因此，严格税收执法，实现税务领域的依法行政是税收国家的题中应有之意。法治的基本特征是一切法律主体均处于法律的统治之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税收法治的基本要求是纳税人依法纳税，国家依法征税，而核心在于国家依法征税。因此，严格税收执法，实现税务领域的依法行政是税收国家建设的重中之重。

提高我国税收领域的执法水平，除了以完善的税收法律制度的存在为前提以外，最重要的是实现依法行政。依法行政，首先需要提高税收执法人员的法治素质，取消执法人员的特权观念，强调执法人员与纳税人一样处于税法的制约之下，税务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与纳税人在法律地位上是平等的；其次要建立完善的自我约束机制，通过税收执法机关内部的纪律约束来达到依法行政的目标；再次是赋予纳税人完善的权利救济机制，通过纳税人的权利救济机制来制约税收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的违法乱纪行为，从而间接达到依法行政的目标；最后是建立完善的法律监督机制，通过上级税收执法机关、权力机关、司法机关以及整个社会的监督机制来对税收执法机关及其执法人员的税收执法行为予以监督，从而确保税收领域依法行政目标的实现。

（三）建设税收国家的司法对策

法治国家一切法律问题最终都要由法院来解决，（注释：司法被认作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它像社会的镜子，镜子若看不清楚，社会正义就会出问题。在一个国家现代化的历程中，司法应扮演稳定社会秩序、带动社会进步的角色。在法律文化启蒙方面，的确只有法官才能最终使国民相信法律、依靠法律。参见韩世远.论中国民法的现代化[J].法学研究，1995(4).）因此，建设税收国家必然要求加强税收司法，完善司法审查制度。我国目前的税收司法建设很不健全，一方面法院缺少专门的税法人才，处理税务案件的能力不足，另一方面法院仅享有十分有限的司法审查权，实际上无法对大量的税收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和合宪性予以审查，限制了法院在推进税收法治建设进程中的作用。

建设税收国家，首先需要设立专业的税务法院或税务法庭以应对税务案件的专业性和复杂性。世界上税收国家建设比较完善的国家大多都有专门处理税务案件的税务法庭或税务法院。针对我国目前的司法体制现状，可以考虑首先设置税务法庭。设立税务法庭是应对税务案件的专业性和大量性、实现依法治税和保护纳税人合法权益的需要。设立税务法庭具有现实可能性，不存在法律上的障碍，各地已经有了相关实践，社会已经培养了大批税法专业人才。税务法庭的受案范围包括税务方面的民事和行政案件。在地域管辖方面，对于民事税务案件由被告所在地的法院管辖，对于行政税务案件则按照行政诉讼法关于法院管辖的规定处理。在级别管辖方面，一般的税务案件均由基层人民法院受理，重大税务案件可以由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特别重大税务案件可以由高级人民法院受理。最高人民法院一般不作为一审法院受理税务案件，在特殊情况下，最高人民法院可以决定直接受理税务案件。[8]其次，需要完善我国的司法审查制度，赋予法院更全面的司法审查制度，以充分发挥法院在税收国家建设进程中的能动作用。针对我国目前的司法审查制度（行政诉讼制度）现状，可以考虑赋予法院对于税收行政法规以下的税收部门规章和其他税收规范性文件的司法审查权，如果法院在审理税务案件的过程中发现这些规范性文件违反税收宪法、税收法律或税收行政法规，法院有权拒绝适用这些规范性文件，从而间接否定这些规范性文件在事实上的法律效力，[9]同时，法院可以建议相应的制定机关对这些规范性文件予以修改或者建议有权机关宣布这些规范性文件无效。

税收国家建设任重而道远，需要各方面的配套建设同时进行，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等。税收国家的建设是一个庞大的社会工程，需要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努力，但只要我们能坚定社会主义税收国家的发展方向，相信在二十一世纪中叶，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税收国家一定会巍然屹立在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华大地之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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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宋林飞.经济社会学研究的最新发展[J].江苏社会科学，2000(1).

[3][日]北野弘久.税法学原论[M].陈刚等译.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2.

[4]叶振鹏、张馨.公共财政论[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1.

[5]PatriciaT.Morgan，TaxProcedureandTaxFraudinaNutshell，WestGroup1999，p.1.

[6]翟继光.税收法律关系研究[J].安徽大学法律评论，2000(2).

[7]翟继光.税收立宪的主要研究课题与研究方法[J].财税法论丛(第3卷).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8]翟继光.试论税务法庭在我国的设立[J].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3(4).

税收基本法篇5

关键词：税收立法；税收法定主义；税法通则；税收实体法

税收立法是指特定国家机关。依据法定职权和程序。运用一定的技术，制定、修改、补充、废止、解释和监督税法的活动。如果没有税收立法。税收执法将失去依据；税收司法也失去标准：税收法律关系将不复存在，纳税人的权利和义务也就成为空谈；税收作为国家取得财政收入、调节收入分配、调整宏观经济运行的手段就失去了强有力的、稳定性的保障。

一、税收立法的研究历程概览

(一)税收立法研究的萌芽期(19世纪后半期至1949年)

我国的财政法学、经济法学概念的产生和体系的建立都是19世纪以来西学东渐的结果，和国际比较，我国对税收立法的关注则更晚。19世纪后半期开始。中国对西方国家新式税收制度产生关注，尤其是民国时期。随着国家经济发展和资产阶级立法体系的建立，税收立法工作也有了相当进展。各种单行税法相继设立。包括税收实体法、税收程序法和诉讼法的现代税法体系基本成型。截止1948年底，中国学术界产生了许多或涉及或专门研究税收法律问题的论文，如《财政立法原理》(吴崇毅，1934)、《中国财政问题与立法》(曹国卿，1947)、《租税论》(晏才杰，1922)和《租税论》(周伯棣，1948)等，这些研究成果多涉及税法学基础理论、税收实体法、税收程序法和税收诉讼法等。

(二)税收立法研究的起步期(1949-1978年)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就非常重视税收立法工作。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第40条规定了财政税收方面的事项；1950年1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公布了《全国税政实施要则》和《全国各级税务机关暂行组织规程》；1958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十六次会议通过了《农业税条例》，成为建国以后所制定的第一部税收法律。然而由于我国实行计划经济，将国有企业纳入财政分配体系，税收制度很不完善，税种单一。覆盖面窄，导致我国税收立法研究工作受当时局限并未广泛受到学术界的关注，研究深度较为薄弱，研究成果相对较少。

(三)税收立法研究的发展期(1978至今)

改革开放后，我国税收立法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总体来看，1994年税制改革之后，我国初步形成了税收法律体系框架，由《个人所得税法》等3部法律、《增值税暂行条例》等约30部行政法规、《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等约50多部行政规章等税收规范性文件构成。尽管这一时期我国税收立法工作有了很大的进步，但和国外发达国家的税收法制程度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

二、近期中国税收立法研究进展

1978年以后(尤其是1994年税制改革之后)。学术界对税收立法问题展开了大量的研究，这些成果多集中于税收立法基本理论、税收基本法、税收实体法、税收程序法等方面。

(一)税收立法的基本理论：税收法定主义

税收法定主义。也称租税法律主义。对税收法定主义的内涵的挖掘是税收立法研究的理论基础。

1.税收法定主义的起源与实践。税收法定主义的产生与资产阶级民主法治思想密不可分。从1215年英国签署的《大》奠定了税收法定的思想基础开始，到1789年法国通过了《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中的相关规定。经过500多年的发展，税收法定主义思想成为英、美、法等三国非封建的赋税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民主法治思想的传播，税收法定主义逐渐为各国所实践。均在宪法性文件中有所体现。如新加坡《宪法》第82条规定“除经法律或根据法律批准者之外，不得由新加坡或为新加坡之用。征收任何国家税和地方税”；比利时《宪法》第110条规定“国家税必须通过立法才能规定”；日本《宪法》第84条规定“新课租税或变更现行租税，必须有法律规定或法律规定的条件为依据”。各国中税收法定主义的实践表明税收由专制课征向民主课征的转变。

2.税收法定主义的研究成果。我国学者对税收法定主义概念的认识基本一致，金子宏(1989)指出，“税法课赋和征收必须基于法律的根据进行。换言之，没有法律的根据。国家就不能课赋和征收税收，国民也不得被要求交纳税款。”①刘剑文(1995)认为，“征税必须有法律依据并且依法征税和纳税”②。张守文(1996)认为，“税法主体的权利义务必须由法律加以规定，税法的各类构成要素皆必须且只能由法律予以明确规定：征纳主体的权利义务只以法律规定为依据，没有法律依据任何主体不得征税或减免税收。”刘修文(1999)则提出，“税收法定主义是依法治税。即依法征税和依法纳税。”不论表述方式如何不同，但对税收法定主义概念的界定都是围绕“有税必有法，无法不成税”⑤这一经典表达展开。

税收法定主义的内容，有的学者将其概括为3个原则，即课税要素法定原则、课税要素明确原则和程序合法原则：而有的学者则认为税收法定主义重在解决税法中的实体问题。而非程序保障问题，故而税收法定主义的内容只应包括实体性内容。即课税要素法定、课税要素明确等。由此来看。学术界对于课税要素法定和课税要素明确基本形成共识。而对于税收程序等问题还存在异议。笔者认为，由于税收程序对征纳双方的利益存在非常重要的影响，因此税收法定主义应该包括税收程序的基本面；同时税收程序的实际操作性极强。因此。其中具体问题一般由行政机关通过行政法规来规范。

关于税收法定主义的立宪问题。有些学者认为。当前我国宪法未对税收法定主义作出具体、全面、明确的规定，也有的学者提出，“《宪法》第五十六条既是对公民纳税义务的确认。也是对国家课税权的一种限制。”但是这些观点的分歧都是建立在“宪法中应该体现税收法定主义”同一立场之上，为中国税收立法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为推动税收法定主义在宪法中的明确界定作出积极贡献。

(二)税法通则立法的研究现状

综观理论界对税法通则的研究动态，可以发现学者们对税法通则的内容构成研究较为深入，但对一些内容本身还存在不少争议。

1.税法通则的名称争议。对于这一部税法体系的基础性法律。很多学者对其冠以何名称纷纷献言献策。但目前广泛见于学术著作中的名称有“税收基本法”和“税法通则”两种。如果冠以“税收基本法”的名称，其语义较为通俗明晰。易被大众接受，同时也可以表现出该法的宪法性质。但是有的学者则持否认态度，认为“基本法”是法理上的一种称谓，主要表明其效力上不同于普通法。但是如

果命名“税收基本法”则有悖于我国长久以来形成的立法惯例，与已经出台的税收立法不相衔接㈣。

笔者认为。由于“基本法”内涵较广，如《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如果使用“税收基本法”这一名称。容易造成官方用词混乱。综观我国的法律体系。如果有基本的、主导的规范性法律文件，通常被冠以“通则”用语。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因此，对于税法体系的基础性法律可以《税法通则》作为官方命名。既符合我国的法律习惯。又符合国际惯例，并且精炼明确。

2.税法通则的立法模式选择。国内学者普遍采用比较研究法研究税法通则的立法模式。综观国外税法体系大致可划分为3种模式，即“法典式”，代表国家美国；“税法通则加各种单行税法”。代表国家德国；“分散式”。代表国家中国。目前，我国学术界普遍倾向于选择第二种税法体系模式。对于“税法通则加各种单行税法”又可划分为“发达式”、“较发达式”和“发展式”3种类型。学术界通过综合分析3种类型的利弊。结合国情。一致认为我国应选择“较发达式”的立法模式更为合适。

3.税法通则的内容确定。(1)税法通则的适用范围。争论主要集中于：是否包括关税在内的名称为“税”的所有收入；还是包含实质为税的各种政府收入。如收费、基金等项目。(2)税法通则的原则。有的学者从法学的角度进行阐释。认为税法通则的原则应体现税法的基本原则：然而有的学者从经济学视角进行论述，认为税法通则应遵循税收的基本原则。(3)与其他法律的关系。由于目前税法通则研究还不够成熟、完善，学术界关于如何界定税法通则与其他法律如宪法、行政法、民法、税收行政法之间关系存在较多争议。(4)纳税人权利保障问题。税法通则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保障纳税人的权利，彰显民主与法制精神，但是对于如何保障纳税人权利学术界还未达成共识，但是对于税法通则中规定纳税人权利问题，学者普遍倾向于应提供具体且可操作性的权利，而不是简单、抽象的规定。(5)税权问题。一般来看，立法权争论主要集中于是否把税收立法权划分列入税法通则的法律文本中，如果列入。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税收立法权又该如何划分这两个问题。从目前的发展趋势来看，更多的学者、实务工作者倾向于将税收立法权划分列入税法通则的法律文本。并且对于中央与地方之间税收立法权的划分问题，一致认为应赋予地方独立的税收立法权，但需加以规范。

4.税法通则的框架和立法步骤。税法通则的立法框架是其研究成果的“集大成者”，不仅包含有关定位、效力、价值等抽象的立法思想，还包含税法通则立法模式的选择和所涵盖的内容以及内容的逻辑排列顺序等。一是由国家税务总局组织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基本法》(草案)讨论第六稿(1997)；二是由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委托北京大学刘剑文教授牵头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基本法(税法通则)》。对比这两份立法框架。可以反映出税法通则研究中的一些趋同与不同：相同之处在于对税法通则的定位上：不同之处在于前者侧重于维护税收权力的有效行使，后者侧重于对纳税人权利的救济、保护。随着研究的深入，后一种方案也包含了一些新的研究成果，如对税收国际协调与合作问题的探讨。

对于税法通则的立法步骤。学者们认为应分步实施。先全部立法，待时机成熟再将税法通则中最基本内容列入宪法，即先立法后立宪。

(三)税收实体法立法问题研究

目前。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以流转税、所得税为主体的税收实体法总体架构。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当前税制逐渐显现其局限性。我国实体法中仅有《个人所得税法》和《企业所得税法》是全国人大及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即我国仅有30％左右的税收收入是依据法律来征收，而占据我国税收收入总量超过40％的增值税以及其他税种都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征收税款。从税收收入占比角度来看，考虑到法律和部门规章的法律效力，可以说我国并未构建起“依法治税”的大框架。因此，对于增值税的立法问题备受学者们关注。

学术界对于增值税立法的紧迫性和必要性看法较为一致，目前对我国增值税立法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两个角度：其一。从法学角度考察增值税立法所应依循的法律理念与法律价值，并就这种理念与价值在“增值税法”中的适当体现给出了答案051；其二，从税制完善角度考察增值税制的立法，主要围绕增值税的征收范围展开。

(四)税收程序法立法问题研究

1.税收程序法的概念。借鉴国际研究成果，对税收程序法概念的界定，我国学界多从税法体系角度将税法分为税收实体法和税收程序法，认为税收程序法是规定税收征管程序及相关主体程序权利义务的法律规范的集合，与税收实体债务法相对称。在税法体系中居于保障地位。

2.《税收征管法》的改革目标。我国税收程序法是指《税收征收管理法》，(简称《征管法》，1992年通过)及其实施细则。尽管之后十几年间对该法律不断进行修订，但这种“管理法”的立法指导思想并未发生太多变化，相对于纳税管理而言，纳税人权益保护严重不足。并产生了很多问题。学者们对税收征管法导致的税收问题进行探讨，认为税收征管法应体现纳税人权利。成为维护纳税人权益的“税收保障法”。

3.税收程序法的其他附属法律。学者们认为，我国税收程序法仅由一个具有通则性质的税收征管法和一些具体的发票管理办法组成。税收程序法过于单调，对于税务法㈣、纳税人权利保护法、税务机构组织法等都还没有出台。税收程序法并未形成一个整体框架，无法为税收提供足够的程序保障。

三、中国税收立法研究评述

尽管我国对税收立法问题研究起步较晚，但学术研究也取得了不菲的成绩，为中国税收立法问题的深入研究奠定了一定的基础。笔者认为。我国税收立法研究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深入探讨。

(一)从经济学视角进一步深入探讨税收立法问题

从已有文献中可以看出，尽管对税收立法方面的研究成果俯拾皆是。但多从法学视角进行探讨，就“立法”而谈“立法”。由于税收和经济之间存在紧密联系，经济决定税收，税收影响经济。因此任何一项税收政策都可能影响经济的发展、社会福利的改变。因此，研究税收立法应该站在更高的视角来看问题。从一项税收政策立法对经济、社会福利的影响来考察税收立法的重要性，而并非单纯的为“立法”而“研究立法”。如果我们单纯从法理学视角去研究税收立法，很可能导致我国的税法体系在法律层面较为完善，然而税法最重要的核心――税收政策的科学性方面有所欠缺，造成税法体系“有名无实”的怪象。依法治税的内涵不仅包含了“有法可依”，更蕴含了“有良法可依”。因此下一步学界应多从经济学视角探讨税收立法的必要性、科学性等。为税收立法工作提供经济理论保障。

(二)加强税收立法问题的定量分析

税收基本法篇6

在现代国家，人民与国家的基本关系就是税收关系。税收牵涉到人民的基本财产权与自由权，不得不加以宪法约束。世界各国宪法均有关于税收立宪的条款，近代资产阶级的宪政实践则是直接从税收立宪开始的。我国自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税收在社会经济和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税收与人民的基本财产权和自由权的关系也日益密切，国家与公民个人和企业之间的关系逐渐朝着税收关系的方向发展。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目标之一已经写入宪法，而税收法治无疑是法治国家建设的重要一环。税收立宪不仅是税收法治的根本前提，而且是近代法治和宪政的开端与标志。世界各国无一不将税收立宪作为本国迈向法治国家和宪政国家的第一步重大举措。我国在法治国家和宪政国家建设取得一系列重大成果之后，更应该及时进行税收立宪，以进一步推动我国的法治国家和宪政国家建设。

二、我国现行宪法关于税收立宪规定的缺陷

目前我国宪法关于税收的条款只有一条，即第56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从税收立宪的起源及其本质来讲，税收立宪重在规范国家征税权、保护人民的基本财产权和自由权，而我国宪法的这一条规定显然是从维护国家权利、保证人民履行义务的角度出发的，很难说我国已经进行了税收立宪。

通过考察世界各国宪法可以发现，大多数规定税收法定原则的国家，同时也规定了类似我国宪法中的人民的纳税义务。因此不宜把规定人民基本纳税义务的条款解释为规定国家依法征税义务的条款。

我国的《立法法》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涉及到了税收法定原则，但这并非税收立宪，而且其并非是从国家与人民基本关系的角度来规定的，考察世界其他国家也并无这种税收立宪之先例，因此，《立法法》的规定无法代替税收立宪的作用。

我国宪法关于税收立宪的缺失导致了我国税法领域行政法规占主导，而法律占次要地位的局面，这一立法现状在世界各国都是罕见的。在我国加入wto、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时代潮流之时，大力加强税法领域的法治建设势在必行。

税收法定原则，是人民民主和法治原则在税法上的体现，对保障人权、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益举足轻重。在我们这样一个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宪法中缺失这样一条重要的规范，不能不说是我国宪法的一个重大缺陷。纵观世界各国宪法，像我国宪法仅规定人民的纳税义务，却没有规定国家征税权行使的也不多见。因此，为提高我国宪法在世界上的形象，税收立宪也是势在必行。

三、税收立宪事项及形式的确定

税收立宪的第一步是确定哪些税收事项入宪。考察世界各国税收立宪的制度，税收法定原则是税收立宪的首选事项，是税收立宪的基本标志。税收法定原则的基本含义是：基本税收要素必须由法律予以确定。至于哪些要素属于税收基本要素，世界各国宪法规定不一，但税收种类和税率是大多数税收立宪国家所规定的税收基本要素。另外，关于税收的减免也是较多国家所规定的税收基本要素之一。如韩国宪法（1987年）第59条规定：“税收的种类和税率，由法律规定。”秘鲁共和国宪法（1979年）第139条规定：“税捐的设立、修改或取消，免税和其他税收方面好处的给予只能根据专门法律进行。”

税收立宪的第二个基本事项是税收公平原则。税收公平原则的基本含义是：税收必须根据每个人的税收负担能力由全体纳税人公平负担。如意大利宪法（1948年）第53条规定：“所有人均须根据其纳税能力，负担公共开支。”

税收立宪的第三个基本事项是征税权的划分，即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征税方面权力的划分。几乎所有实行联邦制的国家宪法中均有关于联邦与地方税收权限划分的条款，如马来西亚、奥地利、俄罗斯、南斯拉夫、美国、加拿大等，其它实行地方自治的国家的宪法一般也有关于中央与自治地方税收权限划分的条款，如日本等。

税收立宪的第二步是确定立宪的方式，考察世界各国宪法，税收立宪的基本形式有两个：一是分散式，即分散在宪法的不同章节中予以规定；二是分散加集中式，即既在宪法的不同章节中予以规定，又由专门的财政章节予以规定。进行税收立宪的国家中，60%采用的是第二种方式，即在公民基本权利义务一章规定公民的纳税义务，然后用专门的财政章节来进行税收立宪。

根据我国宪法的实际情况，笔者建议，关于税收立宪的内容可以首先考虑税收法定原则和税收公平原则。税收法定原则是税收立宪的基本标志，没有这一条，不能算真正的税收立宪。公平是税收合理性的基础，世界各国税法无不强调公平原则。公平问题是近年来我国社会的一个热点问题，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不断推进，公平与效率二者的对比关系也将逐渐发生变化，在税收立宪中首先规定税收公平原则也具有示范作用。

税收基本法篇7

关键词：税收立法；税收法定主义；税法通则；税收实体法

税收立法是指特定国家机关。依据法定职权和程序。运用一定的技术，制定、修改、补充、废止、解释和监督税法的活动。如果没有税收立法。税收执法将失去依据；税收司法也失去标准：税收法律关系将不复存在，纳税人的权利和义务也就成为空谈；税收作为国家取得财政收入、调节收入分配、调整宏观经济运行的手段就失去了强有力的、稳定性的保障。

一、税收立法的研究历程概览

(一)税收立法研究的萌芽期(19世纪后半期至1949年)

我国的财政法学、经济法学概念的产生和体系的建立都是19世纪以来西学东渐的结果，和国际比较，我国对税收立法的关注则更晚。19世纪后半期开始。中国对西方国家新式税收制度产生关注，尤其是民国时期。随着国家经济发展和资产阶级立法体系的建立，税收立法工作也有了相当进展。各种单行税法相继设立。包括税收实体法、税收程序法和诉讼法的现代税法体系基本成型。截止1948年底，中国学术界产生了许多或涉及或专门研究税收法律问题的论文，如《财政立法原理》(吴崇毅，1934)、《中国财政问题与立法》(曹国卿，1947)、《租税论》(晏才杰，1922)和《租税论》(周伯棣，1948)等，这些研究成果多涉及税法学基础理论、税收实体法、税收程序法和税收诉讼法等。

(二)税收立法研究的起步期(1949-1978年)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就非常重视税收立法工作。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第40条规定了财政税收方面的事项；1950年1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公布了《全国税政实施要则》和《全国各级税务机关暂行组织规程》；1958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十六次会议通过了《农业税条例》，成为建国以后所制定的第一部税收法律。然而由于我国实行计划经济，将国有企业纳入财政分配体系，税收制度很不完善，税种单一。覆盖面窄，导致我国税收立法研究工作受当时局限并未广泛受到学术界的关注，研究深度较为薄弱，研究成果相对较少。

(三)税收立法研究的发展期(1978至今)

改革开放后，我国税收立法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总体来看，1994年税制改革之后，我国初步形成了税收法律体系框架，由《个人所得税法》等3部法律、《增值税暂行条例》等约30部行政法规、《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等约50多部行政规章等税收规范性文件构成。尽管这一时期我国税收立法工作有了很大的进步，但和国外发达国家的税收法制程度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

二、近期中国税收立法研究进展

1978年以后(尤其是1994年税制改革之后)。学术界对税收立法问题展开了大量的研究，这些成果多集中于税收立法基本理论、税收基本法、税收实体法、税收程序法等方面。

(一)税收立法的基本理论：税收法定主义

税收法定主义。也称租税法律主义。对税收法定主义的内涵的挖掘是税收立法研究的理论基础。

1.税收法定主义的起源与实践。税收法定主义的产生与资产阶级民主法治思想密不可分。从1215年英国签署的《大》奠定了税收法定的思想基础开始，到1789年法国通过了《****和公民权利宣言》中的相关规定。经过500多年的发展，税收法定主义思想成为英、美、法等三国非封建的赋税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民主法治思想的传播，税收法定主义逐渐为各国所实践。均在宪法性文件中有所体现。如新加坡《宪法》第82条规定“除经法律或根据法律批准者之外，不得由新加坡或为新加坡之用。征收任何国家税和地方税”；比利时《宪法》第110条规定“国家税必须通过立法才能规定”；日本《宪法》第84条规定“新课租税或变更现行租税，必须有法律规定或法律规定的条件为依据”。各国中税收法定主义的实践表明税收由****课征向民主课征的转变。税收法定主义的研究成果。我国学者对税收法定主义概念的认识基本一致，金子宏(1989)指出，“税法课赋和征收必须基于法律的根据进行。换言之，没有法律的根据。国家就不能课赋和征收税收，国民也不得被要求交纳税款。”①刘剑文(1995)认为，“征税必须有法律依据并且依法征税和纳税”②。张守文(1996)认为，“税法主体的权利义务必须由法律加以规定，税法的各类构成要素

皆必须且只能由法律予以明确规定：征纳主体的权利义务只以法律规定为依据，没有法律依据任何主体不得征税或减免税收。”刘修文(1999)则提出，“税收法定主义是依法治税。即依法征税和依法纳税。”不论表述方式如何不同，但对税收法定主义概念的界定都是围绕“有税必有法，无法不成税”⑤这一经典表达展开。

税收法定主义的内容，有的学者将其概括为3个原则，即课税要素法定原则、课税要素明确原则和程序合法原则：而有的学者则认为税收法定主义重在解决税法中的实体问题。而非程序保障问题，故而税收法定主义的内容只应包括实体性内容。即课税要素法定、课税要素明确等。由此来看。学术界对于课税要素法定和课税要素明确基本形成共识。而对于税收程序等问题还存在异议。笔者认为，由于税收程序对征纳双方的利益存在非常重要的影响，因此税收法定主义应该包括税收程序的基本面；同时税收程序的实际操作性极强。因此。其中具体问题一般由行政机关通过行政法规来规范。

关于税收法定主义的立宪问题。有些学者认为。当前我国宪法未对税收法定主义作出具体、全面、明确的规定，也有的学者提出，“《宪法》第五十六条既是对公民纳税义务的确认。也是对国家课税权的一种限制。”但是这些观点的分歧都是建立在“宪法中应该体现税收法定主义”同一立场之上，为中国税收立法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为推动税收法定主义在宪法中的明确界定作出积极贡献。

(二)税法通则立法的研究现状

综观理论界对税法通则的研究动态，可以发现学者们对税法通则的内容构成研究较为深入，但对一些内容本身还存在不少争议。

1.税法通则的名称争议。对于这一部税法体系的基础性法律。很多学者对其冠以何名称纷纷献言献策。但目前广泛见于学术着作中的名称有“税收基本法”和“税法通则”两种。如果冠以“税收基本法”的名称，其语义较为通俗明晰。易被大众接受，同时也可以表现出该法的宪法性质。但是有的学者则持否认态度，认为“基本法”是法理上的一种称谓，主要表明其效力上不同于普通法。但是如果命名“税收基本法”则有悖于我国长久以来形成的立法惯例，与已经出台的税收立法不相衔接㈣。

笔者认为。由于“基本法”内涵较广，如《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如果使用“税收基本法”这一名称。容易造成官方用词混乱。综观我国的法律体系。如果有基本的、主导的规范性法律文件，通常被冠以“通则”用语。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因此，对于税法体系的基础性法律可以《税法通则》作为官方命名。既符合我国的法律习惯。又符合国际惯例，并且精炼明确。税法通则的立法模式选择。国内学者普遍采用比较研究法研究税法通则的立法模式。综观国外税法体系大致可划分为3种模式，即“法典式”，代表国家美国；“税法通则加各种单行税法”。代表国家德国；“分散式”。代表国家中国。目前，我国学术界普遍倾向于选择第二种税法体系模式。对于“税法通则加各种单行税法”又可划分为“发达式”、“较发达式”和“发展式”3种类型。学术界通过综合分析3种类型的利弊。结合国情。一致认为我国应选择“较发达式”的立法模式更为合适。税法通则的内容确定。(1)税法通则的适用范围。争论主要集中于：是否包括关税在内的名称为“税”的所有收入；还是包含实质为税的各种政府收入。如收费、基金等项目。(2)税法通则的原则。有的学者从法学的角度进行阐释。认为税法通则的原则应体现税法的基本原则：然而有的学者从经济学视角进行论述，认为税法通则应遵循税收的基本原则。(3)与其他法律的关系。由于目前税法通则研究还不够成熟、完善，学术界关于如何界定税法通则与其他法律如宪法、行政法、民法、税收行政法之间关系存在较多争议。(4)纳税****利保障问题。税法通则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保障纳税人的权利，彰显民主与法制精神，但是对于如何保障纳税****利学术界还未达成共识，但是对于税法通则中规定纳税****利问题，学者普遍倾向于应提供具体且可操作性的权利，而不是简单、抽象的规定。(5)税权问题。一般来看，立法权争论主要集中于是否把税收立法权划分列入税法通则的法律文本中，如果列入。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税收立法权又该如何划分这两个问题。从目前的发展趋势来看，更多的学者、实务工作者倾向于将税收立法权划分列入税法通则的法律文本。并且对于中央与地方之间税收立法权的划分问题，一致认为应赋予地方独立的税收立法权，但需加以规范。税法通则的框架和立法步骤。税法通则的立法框架是其研究成果的“集大成者”，不仅包含有关定位、效力、价值等抽象的立法思想，还包含税法通则立法模式的选择和所涵盖的内容以及内容的逻辑排列顺序等。一是由国家税务总局组织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基本法》(草案)讨论第六稿(1997)；二是由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委托北京大学刘剑文教授牵头起草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基本法(税法通则)》。对比这两份立法框架。可以反映出税法通则研究中的一些趋同与不同：相同之处在于对税法通则的定位上：不同之处在于前者侧重于维护税收权力的有效行使，后者侧重于对纳税****利的救济、保护。随着研究的深入，后一种方案也包含了一些新的研究成果，如对税收国际协调与合作问题的探讨。

对于税法通则的立法步骤。学者们认为应分步实施。先全部立法，待时机成熟再将税法通则中最基本内容列入宪法，即先立法后立宪。

(三)税收实体法立法问题研究

目前。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以流转税、所得税为主体的税收实体法总体架构。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当前税制逐渐显现其局限性。我国实体法中仅有《个人所得税法》和《企业所得税法》是全国人大及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即我国仅有30％左右的税收收入是依据法律来征收，而占据我国税收收入总量超过40％的增值税以及其他税种都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征收税款。从税收收入占比角度来看，考虑到法律和部门规章的法律效力，可以说我国并未构建起“依法治税”的大框架。因此，对于增值税的立法问题备受学者们关注。

学术界对于增值税立法的紧迫性和必要性看法较为一致，目前对我国增值税立法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两个角度：其一。从法学角度考察增值税立法所应依循的法律理念与法律价值，并就这种理念与价值在“增值税法”中的适当体现给出了答案051；其二，从税制完善角度考察增值税制的立法，主要围绕增值税的征收范围展开。

(四)税收程序法立法问题研究

1.税收程序法的概念。借鉴国际研究成果，对税收程序法概念的界定，我国学界多从税法体系角度将税法分为税收实体法和税收程序法，认为税收程序法是规定税收征管程序及相关主体程序权利义务的法律规范的集合，与税收实体债务法相对称。在税法体系中居于保障地位。《税收征管法》的改革目标。我国税收程序法是指《税收征收管理法》，(简称《征管法》，1992年通过)及其实施细则。尽管之后十几年间对该法律不断进行修订，但这种“管理法”的立法指导思想并未发生太多变化，相对于纳税管理而言，纳税****益保护严重不足。并产生了很多问题。学者们对税收征管法导致的税收问题进行探讨，认为税收征管法应体现纳税****利。成为维护纳税****益的“税收保障法”。税收程序法的其他附属法律。学者们认为，我国税收程序法仅由一个具有通则性质的税收征管法和一些具体的发票管理办法组成。税收程序法过于单调，对于税务法㈣、纳税****利保护法、税务机构组织法等都还没有出台。税收程序法并未形成一个整体框架，无法为税收提供足够的程序保障。

三、中国税收立法研究评述

尽管我国对税收立法问题研究起步较晚，但学术研究也取得了不菲的成绩，为中国税收立法问题的深入研究奠定了一定的基础。笔者认为。我国税收立法研究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深入探讨。

(一)从经济学视角进一步深入探讨税收立法问题

从已有中可以看出，尽管对税收立法方面的研究成果俯拾皆是。但多从法学视角进行探讨，就“立法”而谈“立法”。由于税收和经济之间存在紧密联系，经济决定税收，税收影响经济。因此任何一项税收政策都可能影响经济的发展、社会福利的改变。因此，研究税收立法应该站在更高的视角来看问题。从一项税收政策立法对经济、社会福利的影响来考察税收立法的重要性，而并非单纯的为“立法”而“研究立法”。如果我们单纯从法理学视角去研究税收立法，很可能导致我国的税法体系在法律层面较为完善，然而税法最重要的核心——税收政策的科学性方面有所欠缺，造成税法体系“有名无实”的怪象。依法治税的内涵不仅包含了“有法可依”，更蕴含了“有良法可依”。因此下一步学界应多从经济学视角探讨税收立法的必要性、科学性等。为税收立法工作提供经济理论保障。

(二)加强税收立法问题的定量分析

已有的税收立法文献中大多利用定性分析工具考察税收立法存在的问题、改进的措施等。这和法理学的研究视角不无关系。如果从经济学视角考察税收立法问题，则可以利用税收经济学从定量分析角度考察税收立法这一行为对经济效率和公平的影响、对社会福利的改善程度；也可以从制度经济学角度探讨税收立法这一制度改善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等，从而使税收立法研究更加多角度、更加科学、更加深入。

税收基本法篇8

一、中国税法学基本理论述评

我们把税法学基本理论中若干重要问题作为述评的主要对象，而不涉及具体的税法制度，一是因为突出强调其重要性，而且今后也只有在基本理论上下功夫，才能够更好地指导具体税法制度的研究和实践，税法学研究才能真正深入；二是因为唯有从基本理论方面才能凸现税法学与税收学研究间区别的实质，而在税法制度方面（如税种法、涉外税收优惠制度和税收征管法等），税法学与税收学间的界限模糊，难以区分；三是因为有关税法基本理论的著述比较集中，研究线索清晰而连贯，而有关税法具体制度的著述多而分散，且因“税改”及税收立法的相对频繁而变化较多，难以尽且详述。故我们主要就税法基本理论中的以下若干重要问题展开述评。

（一）依法治税理论

1.依法治税理论的历史回顾

依法治税理论的历史发展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自国务院于1988年在全国税务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以法治税”的口号开始。这一阶段中，以法治税主要是针对治理整顿税收秩序而提出来的。随着“依法治国”的方略先后被第八届全国人大（1996年3月）和党的十五大（1997年9月）认可和确定，1998年3月，国务院《关于加强依法治税严格税收管理权限的通知》，依法治税的理论探讨进入了全新的第二阶段。从“以法治税”和“依法治税”无区别地混同使用到正式确定真正含义上的“依法治税”，这一字之差，其意义如同从“以法治国”到“依法治国”、从“法制”到“法治”的一字变化一样意义深刻、重大，反映了从“人治”到“法治”、从法律工具主义到法律价值理性的根本转变，以及这一转变在税收和税法领域中的深入体现。

依法治税理论的探讨是在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大背景中兴起的。学者的研究大多只是限于对税法基本理论，尤其是有关税法的职能和作用的理论的简单重复叙述，没有能够在深层次上展开新的理论探索。但也有学者从税法基本原则的层面对税收法治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我们认为税收法定主义（原则）是法治原则在税法上的体现，与“罪刑法定主义的法理是一致的”（注：参见刘剑文主编：《财政税收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56页；张守文：《论税收法定主义》，《法学研究》第18卷第6期，第57、60页；饶方：《论税收法定主义原则》，《税法研究》1997年第1期，第17页。）；并进一步指出，税收法定主义“还是现代法治主义的发端和源泉之一，对法治主义的确立‘起到了先导和核心的作用’（注：〔日〕金子宏：《日本税法原理》，刘多田等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第48页。-原注。）”（注：饶方：《论税收法定主义原则》，第17页；参见张守文：《论税收法定主义》，第58页。）。

值得注意的是，有学者从以社会契约论为理论基础而形成的公共需要论和交换学说出发，分析了长期支配我国“依法治税”思想的理论根源-国家分配论的不足和传统的“法治”、实则仍是“人治”的观念对“依法治税”思想的必然负面影响；主张用社会契约思想中的合理成分，即公民权利义务对等的思想来弥补国家分配论之不足（注：参见宋德安、邢西唯：《论“依法治税”-从契约论角度看国家分配论之不足》，《人文杂志》1996年第1期，第62-66页。）。这一深入的理论研究，触及了依法治税理论的思想根源，在某种意义上，为依法治税理论作了正本清原的工作，是对传统理论的一次重大突破。

2.依法治税的概念和内涵

所谓依法治税，是指在依法治国的前提和条件下，通过税收法制建设，使征税主体依法征税、纳税主体依法纳税，从而达到税收法治的状态。这一概念包含着以下丰富的内涵：

（1）表明了依法治国与依法治税二者间的关系：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和条件，后者是前者的有机组成部分和结果之一。依法治税只有在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并作为依法治国整体系统工程中的一个子系统工程，在与其他包括国家事务、经济文化事业、社会事务等诸方面在内的法治子系统工程相互有机联系、互相促进的过程中才能切实开展并深入进行。

（2）突出了依法治税的核心内容和主要手段，即税收法制建设。税收法制建设本身就是一个包括税法的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以及法律监督等在内的统一体，其内容亦极其广泛和丰富。但需要指出的是，正如“法制”非“法治”一样，“税收法制”也不同于“税收法治”。

（3）指出了依法治税所要达到的基本目标-“征税主体依法征税、纳税主体依法纳税”和根本目标-“税收法治”。根本目标包含基本目标，但不限于此，还包括良好的税收法制建设等。

（4）将“征税主体依法征税”置于“纳税主体依法纳税”之前，突破了二者的传统排序，表明了依法治税的重点在于前者。

（5）表明了依法治税和税收法治二者间的关系：前者是手段，后者是目的；前者是过程，后者是状态。

（二）税法基本原则理论

刘隆亨先生在其《中国税法概论》一书中最早提出“税法制度建立的六大基本原则”（注：参见刘隆亨：《中国税法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73-75页。）。1989年，有学者对西方税法的四大基本原则，即税收法定主义、税收公平主义、实质征税原则和促进国家政策实施的原则进行了介绍（注：参见谢怀拭：《西方国家税法中的几个基本原则》，载《以法治税简论》，第150-157页。）。进入九十年代以来，有学者开始借鉴和参考西方税法基本原则理论来研究、确立我国税法的基本原则。到目前为止，仅从数量上看，我国学者对税法基本原则的概括就有三原则说、四原则说、五原则说和六原则说等四种；且在同一数量原则说中，不同的学者对各原则的表述、概括又不尽相同。从表述的形式上看，又可大致分为两类：一是沿用我国传统的一贯表述，如“兼顾需要与可能”、“区别对待”、“合理负担”等；二是直接借用西方税法基本原则的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