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经济学范文
时间：2023-09-05 11:01:23
税收经济学范文第1篇
关键词：税收效率 福利经济学 税收中性 配置作用 扭曲税
目前，财经界主流的税收原则理论主要源于凯恩斯主义和福利经济学思想，基本上是围绕税收在经济条件下的职能作用立论。虽然具体提出的各种税收原则名称不尽相同，但综合起来最主要的两大税收原则是税收公平原则和税收效率原则。税收公平原则着重于社会问题，矫正收入分配不均和财富两级分化，对于维护社会稳定，避免社会动乱是不可或缺的。税收公平原则同本文关系不是很大，在此不再赘述。而税收经济效率原则的意义在于使税收有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经济体制的有效运行，不仅要使微观经济效益提高，宏观经济也要稳定增长。本文正是从福利经济学的角度，分析税收政策的制订中，对不同的征收对象征税对经济效率的影响。
一、市场均衡及经济效率
福利经济学（welfare economics）是研究社会经济福利的一种经济学理论体系。它是由经济学家霍布斯和庇古于上世纪20年代创立的。帕累托效率是福利经济学在经济分析中既是最常用也是最重要的工具，这个工具也经常被其他经济学流派所借用，它在经济分析和经济研究中的作用和重要性已得到公认。
福利经济学第一公理和福利经济学第二公理阐述的是市场均衡和经济效率之间的关系，是经济学中最基本的结论之一，他们的正确性已经通过艾奇沃思方框图等工具中得到论证。这两个公理也是本文研究税收效率的理论依据，在此简单介绍如下：
福利经济学第一公理是指在没有消费的外部性效应条件下，市场竞争价格下所达成的均衡都是帕累托有效率的。简单的讲就是竞争市场的特定结构具有实现帕累托有效率配置的特性。联系实际情况，经济生活中每一个参与交易的人都参与了社会资源的配置，而每一个参与者不必知道所购买的商品如何生产、制造原理、成本结构等情况，他们做出购买决策时只需要掌握商品的价格这一信息即可。竞争市场可大大减少每个参与者需要掌握的信息量，而这一事实有力的证明了市场竞争确为一种配置资源的好方法。这也是我国最终确定市场经济为主体的经济结构的重要理论依据。
福利经济学第二公理是指如果所有交易者的偏好是良性的（凸性），则总会有一组这样的价格，在这组价格上，帕累托有效率状况是在适当的商品禀赋条件下的市场均衡。简单的讲就是任何帕累托有效率的配置都能得到市场机制的支持，市场机制在资源和财富的分配问题上是中性的，无论打算如何在在经济中分配财富，都可以通过市场机制来实现这种计划。在此，我们有必要着重区分两个词语：分配作用和配置作用。分配作用是指确定资源的归属，属于所有权、产权等法律范畴的概念；配置作用是指根据商品的稀缺性，使资源流向最能实现其价值的地方，是一个地道的经济学范畴的概念。福利经济学第二公理告诉我们，这两种作用是完全可以区分开来的，在市场竞争机制中，价格就能实现这两种作用。而我们即将展开的税收经济效率分析正是在市场价格实现其“分配作用”和“配置作用”的过程中体现出来的。
二、税收经济效率分析
税收制度研究中，无法规避的一个概念就是“税收中性”，税收中性原则要求：首先，税收的成本尽量以所收到的税款为限，尽量避免社会额外税收成本；其次，税收尽量避免干扰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影响经济的正常运行。然而，税收中性仅仅是一个理论上的目标，是可不能完全实现的。税收通过税负的转嫁最终都会或多或少的增加额外税收成本并干扰市场经济的配置作用。
上节我们对福利经济学第二公理的阐述中，我们知道任何帕累托有效率的配置都能够得到市场机制的支持，而市场机制是通过价格对资源的分配作用和配置作用来实现这一支持的。在税收政策讨论的过程中，有些政策制定者认为，为了分配公平，应当通过税收来干预商品的定价，例如消费税。仅仅从经济效率的纯理论角度来讲，这种干预会让经济偏离帕累托有效率的均衡，因为价格的改变使消费者无法正视其行动真正的社会代价，在他们做出决策时面临着一个错误的边际替代（即价格）问题。我们知道，价格在市场中拥有“分配作用”和“配置作用”，其中后者同经济效率直接相关。如果仅仅是为了分配的公平，我们的税收只要根据消费者的禀赋价值来征税，就不会影响经济效率。
福利经济学公理给我们税收政策的制订的启示是十分重要的，价格拥有资源的分配作用和资源的配置作用，改变价格的税收制度从经济效率角度来讲实为低效率的下策，因为通过改变价格达到重新分配财富的同时，也影响了价格的资源配置效率。而通过对禀赋征税，即可达到公平分配的目的，也保证了价格（即边际替代率）仍然能够正确的反应稀缺，以达到最终经济的帕累托有效率。
三、结束语
税收政策的制订需要考虑众多因素，比如上文中所讲的消费税，除了要考虑税收的经济效率之外，它更重要的作用在于调节产业结构，引导消费方向等。然后税收的经济效率分析在税收政策制定过程中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我们上面的分析也解释了为什么目前绝大多数国家税制结构中，都是以按禀赋征税的所得税和不改变商品价格的增值税（价外税）为主，其他税种为辅。同时，相信税收的经济效率也是我国部分服务业逐步营业税改增值税改革的理论依据之一。
参考文献：
[1]王传纶，高培勇.当代西方财政经济理论[M].商务印书馆
[2]范里安.微观经济学：现代观点[M].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税收经济学范文第2篇
关键词：纳税人；“经济人”；税收流失；治理；法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812.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2）08-0085-03
近年来，我国的税收流失问题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不仅专家学者们连篇累牍地探讨着税收流失的成因、规模、治理对策，而且一些税收政策和法律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们也为此痛心疾首，寝食难安。但目前从实践看，效果还不明显。因此，如何看待当前我国的税收流失现象，如何确定我国税收流失治理的基本政策，在税收流失治理过程中我们应该注意哪些问题等等，亟待我们进一步深入探究。针对这些问题，笔者试图从法经济学的角度加以分析，以期为我国的税收流失治理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持。
一、税收流失的客观性与效应分析
作为古今中外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经济现象，税收流失的存在既有其内在的必然性，也与各国的税收法律制度及其实施情况紧密相关。
按照经济学的理论，自利性是人们从事一切经济活动的原始动机，人在市场中的一切活动都可以看成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这就是所谓的“经济人”假设。由于该假设“揭示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的经济行为的基本特征，消除了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给经济学带来的困惑，使科学的经济分析成为可能，从而引导人们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使人的自利能在客观上更好地促进社会的进步与发展”，[1]因此，它就成为现代经济学研究的理论前提。经济学家们以此作为理论分析的切入点，透过市场纷繁复杂的表面现象，对人在市场活动中的行为方式和社会经济活动中的一系列问题做出了许多合理的解释。
在税收征纳关系中，纳税人虽然在职业、行为方式等方面千差万别，但从市场经济活动的角度来看，他们要么是从事生产经营的“企业家”或“商人”，要么是购买和消费产品的“消费者”。所以，他们是不折不扣的“经济人”。而税收作为“国家不付任何报酬而向居民取得的东西”，[2]它本身就是对人们在市场经济活动中所获得的收入或财产的“剥夺”或“转移”，会导致他们的财产的损失或减少。他们在内心对税收有着本能的否定与抗拒。没有人会主动要求纳税。这种否定性与抗拒性，就成为税收流失存在的内在的和根本的原因。
从外因来讲，税收所具有的三大特征无偿性、固定性和强制性都源自于它的法律性。因此，在“经济人”的假设下，纳税人是否会履行纳税义务，则主要取决于税收法律制度及其执行情况。换言之，当国家的税收法律制度比较完整严密，税收执法公正严谨，对税收违法犯罪打击力度较大，纳税人拒绝纳税会付出很大成本而得不偿失时，纳税人一般都会选择税收遵从，主动履行纳税义务。相反，当国家的税收法律制度漏洞较多，税收执法随意性大，对税收违法犯罪处罚较轻，纳税人违法犯罪的成本小于其收益时，他们一般都会选择税收不遵从。这样的选择是在其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的的驱使下，对自身行为的后果进行权衡分析的结果。如果没有了法律的约束与限制，没有人会自愿纳税的。而在现实中大多数纳税人之所以都会选择税收遵从，主动履行纳税义务，是由于法律制度约束的结果。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确保他所余财产的安全或快乐地享用这些财产”。[3]
当然，纳税人除了理性的一面外，还有非理性的一面。他在面临着是否纳税的选择时，除了要考虑逃避纳税的法律后果外，还可能受到教育程度、价值观念、风险判断、社会环境等多种社会因素的影响。他也可能会失去理智或做出不理性的判断。因此，纳税人的行为就是一种有限的理。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同样的情况下大多数纳税人选择纳税而少数纳税人拒绝纳税的情况。
经过30多年的发展，虽然我国的税收法律制度有了比较大的发展，但也存在着许多问题。一是现行税法立法级次太低。在18个税种中，只有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两个税种是依据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来征税，其它税种都是依据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来征税的。税收法律级次太低，不仅不符合税收法定原则的要求，而且大大降低了税法的效力，影响税法的实施效果。二是税法制度不够严密。税率、税目、纳税人的设置不够科学，税收优惠过多过滥，从而导致税收负担分配不够公平和合理，纳税人税收负担畸轻畸重情况比较严重。三是税收执法手段不够完善，运动治税频繁，导致税收执法宽严失度。四是全社会依法纳税的环境不够理想，公民纳税意识有待提高，社会各界的护税协税难以取得有效的进展。正是因为存在上述缺陷，因此，我国的税收流失不仅客观存在，而且规模巨大。根据杨绍媛的测算，在2000年到2004年，我国每年地下经济所导致的税收流失和公开经济中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进口关税、企业所得税等五大税种的税收流失分别达到了7895.6、4499.9、5427.8、6717.5、9748.1亿元。[4]
税收经济学范文第3篇
关键词：税收事先裁定；经济学；对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F81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10-00-01
税收事先裁定是指税务机关就纳税人申请的关于未来的特定事项应如何适用税法而专门解释性文件的程序的总称。
一、文献回顾
研究税收事先裁定对我国税制理论与税收实践具有重要意义，学者们陆续对税收事先裁定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了理论论证。张健等（1997）已经指出我国在引进税收筹划的同时未引进事先裁定制度，使得税收筹划被误解。朱为群等（2012）较为系统地对税收事先裁定必要性和可靠性进行阐述，文中认为引入税收事先裁定，有利于维护纳税人利益以及加强税务管理，构建和谐的征纳关系。纳税人能降低税务的不确定性，公司提高其价值，税务机关增进对纳税人的了解和跟踪管理，觉察灰色地带，堵塞税收漏洞，顺应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刘磊（2012）借鉴国际经验，提出我国事先裁定的设计方案，建议分步实施，从税收遵从度较高的大企业开始，积累经验后全面推展。刘畅（2014）认为随着征税机关纳税服务的深入，事先裁定制度作为一项体现公众信任原则、延伸税法预测作用、拓展纳税服务空间、降低税收风险、提高纳税遵从度的税收制度安排，对我国税收征纳双方都有着重要意义。
结合之前学者研究以及税收事先裁定的本质，笔者认为税收事先裁定的可行，必须保证纳税人有接受和配合的可能性。一般而言，纳税人在决定是否配合行为时，会考虑为什么要配合，即接受税收事先裁定带来哪些优势；税务机关须考虑如何提高纳税人税收遵从，即实施税收事先裁定给纳税人带来何种效应和感受。基于此，本文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税收事先裁定的理论基础。
二、经济学理论基础
传统经济学假设人是完全理性、自私的，具有充分的信息和完备的认知能力，以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与传统经济学不同，行为经济学假设人具有有限理性、部分利他以及偏好异质性等特征。本文将行为经济学在税收事先裁定中的一些运用加以阐释。
（一）确定性效应
由于风险厌恶的存在，相对于可能的结果，人们更愿意选择确定的结果。在100%概率得到100元和80%的可能性得到200元之间进行选择时，大多数人更倾向于前者，因为后者有20%的可能性什么都得不到。类似地，个人具有强烈维持现状的倾向，只有当个人认为“改变”所带来的收益远大于“放弃现状”可能造成的损失时，才愿意进行改变。
（二）损失规避效应
按照传统消费理论的假定，人们对不同商品束的偏好不受其个人现有的资产或消费的影响。而现实是，等量损失与等量收益相比，人们更厌恶损失。卡恩曼等人曾进行大瓷杯实验，对同样一个大瓷杯，出售者为保留大瓷杯而愿意放弃接受的价值平均水平为7.12美元，选择者愿意放弃接受大瓷杯的价值平均水平为3.12美元，结果表明人们对损失比对收益更关注，对等量损失的估价高于对等量收益的估价。
（三）框架效应
框架效应是对同一事物，不同的表述会使个人做出不同的选择。例如，某物品的本身价格是100元，送货费10元，现在有两种定价方式：一是定价100元，要送货需另外支付10元；二是定价110元包送货上门，不需送货则退100元。从传统经济学角度看，这两种定价方式是类似的，但在生活中更多的商家会选择后者迎合消费者心理。
行为经济学假设为税收事先裁定提供了理论基础。当纳税人预期得到收益时，他们倾向于选择安全和确定的纳税申报方法，且不必为了避税采用各种办法甚至是非法手段。纳税人若接受事先裁定，能够提供交易或活动的确定性税收后果，有效减轻自行纳税申报体系下承担的税收风险管理责任，同时提高成本收益分析的准确性，指导其投资决策。税收事先裁定为纳税人的利益提供了制度保障。因此，纳税人有接受和配合的可能性，这成为税收事先裁定可行的重要条件之一。
三、我国引入税收事先裁定的建议
综上所述，引入税收事先裁定是经济发展、税制完善的必然要求，不仅保障纳税人利益，且对征税效用提高十分迫切。然而引入税收事先裁定，不仅需要纳税人配合，同时需要一系列的配套措施。对此，笔者建议如下：
（一）配套完善税收法律制度
税收事先裁定的本质特征要求税收法律法规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而我国目前税收法律仍然存在易变性。对此，配套完善税收法律法规，保持税收法律制度的相对稳定，对引入税收事先裁定具有重要意义。
（二）制度实施分阶段落实
目前，我国事先裁定属于探索阶段且税收管理资源有限，事先裁定的适用范围不宜过广，应分阶段落实。第一阶段：试行，选择符合条件的企业中进行试点；第二阶段：全面实行，在试点取得良好效果后推广至全部企业。
（三）加强税务人才队伍建设
事先裁定中税务人员同样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事先裁定制度需要有专业的人才队伍作支撑，在裁定中，税务人员需要根据实际复杂多样的经济业务，准确判定企业经营行为的性质，引用准确的税法条款计算出正确的税款。由于事先裁定的做出具有法律效力，因此对税务机关从业人员的素质要求更高。税务部门需要通过多种手段来提高办税人员的整体素质和服务意识。
参考文献：
[1]张健，王伟.试论税收筹划与事前裁定制度[J].财税理论与实践，1997（3）：28-31.
[2]朱为群，谭郁森.论中国引进税务事先裁定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J].现代经济探讨，2012（6）：89-92.
[3]刘磊.事先裁定制度研究[J].税务研究，2012（9）：42-48.
税收经济学范文第4篇
关键词：税收流失；正式约束；非正式约束；实施机制
Abstract:Thetaxrevenueoutflowisthevariouscountriescommondifficultproblem,thisarticleattemptsfromanotherangletoseekittohavethereason,dividesintotheofficialrestraint,theunofficialrestraintandtheimplementationmechanismthreeaspectsfromthesystemeconomic''''sangleanalyzesourcountrytaxrevenueoutflowseriousreason,togovernourcountrytaxrevenueoutflowtoprovidetherationalecomprehensively.
keyword:Taxrevenueoutflow;Officialrestraint;Unofficialrestraint;Implementationmechanism
前言
税收流失是当今世界各国面临的一个普遍问题，其产生原因可以说是多方面的，本文试图从制度方面寻找其产生的原因。
一、税收流失的界定
在探寻造成税收流失的原因之前，有必要对税收流失进行界定。虽然税收流失这个概念的使用频率很高，但是对这个词的涵义，国内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界定。笔者在考察我国进行相关研究的学者、实务工作者的看法的基础上，经过思考，认为税收流失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个方面来理解。
从狭义上讲，税收流失就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和税收制度下，本应征收而实际未能征收的各种税收收入。这就包含两方面的内容：第一，从纳税人（包括扣缴义务人）的角度，其采取各种方法、手段导致实际缴纳的税收收入小于按照税法标准规定征收的税收收入，其表现形式有偷税、抗税、骗税、隐性收入等。第二，从征税人的角度，征税部门由于各种主观、客观原因导致按照税法规定本应征收而实际未能征收的各种税收收入，其表现形式有越权减免税、吃税、包税等。
从广义上讲，本应征收而实际未能征收的各种税收收入仅是税收流失的结果，税收流失的原因、影响机制和各种效应也应属于税收流失的范畴，税收流失是一个从原因到结果的过程，而不仅仅是结果。广义的税收流失是一个系统的范畴，它不仅包括因为各种原因未能征收的税收收入，而且包括造成税收收入减少以及税收收入减少带来的经济影响这一系列的运动过程。
本文接下来的探讨将税收流失限定在狭义的范围内，从制度经济学角度看税收流失。
理性的经济人总是在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人们追求自身效益最大化也是在一定的制度前提下，也要受到一系列规则的约束。制度是构建人类相互行为的人为设定的约束。制度提供的一系列规则包括社会认可的非正式约束、国家规定的正式约束和实施机制三个部分。既然人要遵循一定的社会制度，制度就毫无疑问地影响到人的行为选择。
获取税收收入也同样有其要遵循的制度。征税的过程实质就是将原本属于纳税人私人拥有和支配的财富转为由国家拥有和控制，是一个产权转移的过程。而要实现这个过程，必须要有制度的约束。这个约束有正式约束———国家的税收法律法规，非正式约束———整个社会文化的一部分，和实施机制———确保税收收入及时足额入库的实现机制。
二、正式约束
正式约束是指人们有意识创造的一系列政策法规。正式约束包括政治规则、经济规则和契约，以及由这一系列的规则构成的等级结构，从宪法到成文法和不成文法，到特殊的细则，最后到个别契约，它们共同约束着人们的行为。从正式约束方面来看，要保证税收收入的及时足额入库或者说要减少税收流失，就要求税收法律、法规要完善。这个完善包括法律法规的合理性、稳定性以及可实施性。合理性要求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要符合一定的原则，要符合公平原则，要符合要素分配的规律；稳定性要求税收法律制度在一定时期一定经济条件下保持稳定，不能频繁变动；可实施性要求税收法律法规应与现实的经济水平、征管水平相符合，能够达到预期目的。
1.合理性
在这一方面我国的税收法律法规还存在不少缺陷。就以税收流失严重的个人所得税为例（据有关资料我国个人所得税征收率只有60%-70%左右），个人所得税法的规定就明显存在一些不合理之处，不符合公平原则：（1）扣除标准不公平。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法规定，工资薪金所得以每月收入额减除费用1600元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忽视了纳税人的婚姻状况、年龄大小、健康状况、赡养老人及抚养子女的多寡等因素对纳税人的税收负担能力和生活水平的重大影响，造成了事实上的不公平。在这种情况下，那些负担较重的纳税人比负担相对轻的纳税人就更倾向于冒险偷逃税。（2）征税与否不公平。我国个人所得税是对合法收入征税，对非法收入不征税，这样使得非法收入更为划算，这种情况显然不合理，自然会在某种程度上引致纳税人的决策偏颇，造成税收流失。（3）税率不同导致税负的不公平。我国目前工资薪金所得适用5%-45%的九级超额累进税率，而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适用5%-35%的五级超额累进税率，同为勤劳所得中的经常性所得，工资薪金所得的税负低于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这种制度安排也在一定程度上诱发了经营风险更大的个体工商户的偷逃税行为。所以，税收法律法规的不完善会影响纳税人的决策，导致一部分税收流失。
2.稳定性
朝令夕改、经常修改税制，会导致对税收规定的掌握难度加大，而且给征税人员带来不便，征税人员需要不厌其烦地向纳税人讲解税收规定的变化，如果税负加重，纳税人就会觉得难以接受，税收流失亦会加重。
3.可实施性
这是最优税制与次优税制的选择问题，最优税制应是一个最终目标，而次优税种则是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适合当时情况的最优选择，尽管从最终发展来看它并不是最优但却最符合当时的社会综合条件。反之，若是最符合税收原则、最完美的税制在现实的经济水平、征管水平下难以达到预期目的，就容易造成税收流失。再以我国目前的个人所得税制为例，部分学者认为我国目前按个人为单位征收个人所得税不如美国等以家庭为单位征收个人所得税好，建议我国个人所得税改为以家庭为单位征收。的确，以家庭为单位征收更能公平体现按能征税这一税收精神，但是我国目前个人所得税征管水平连按个人征税都不能准确掌握个人收入、进行有效监控，导致大量税收流失；如果以家庭为单位征收就更难以掌握家庭收入，根本达不到税制设计的目的，更严重的偷逃税也许会使税制还达不到按个人为单位征税的公平程度。所以，要减少税收流失就要求税制设定具有可实施性。
具体说来，造成我国税收流失的正式约束方面的重要因素就是我国的政治规则、税收法律法规不够完善。这种不完善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我国的政治规则影响了税收法律的严格执行。各级税务机构从行政级别上来讲是隶属于本级政府领导的，这样，税务人员为了自身的利益就会考虑政府施加的影响，对税收法律法规的执行往往打折扣。地方政府为了当地的利益，要求当地税务机关给予或者自己超越管理权限特批某些纳税人特别优惠的税收待遇，导致国家税收流失，如包税、越权减免税经常是由于政府的压力或者政府直接造成的。
其次，我国税收方面的法律很少，多数是以法规、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等形式颁布的，税收法律级次低，经常容易变动，纳税人还没弄清楚这一条文可能又出了新的一条文，在我国税务业还不发达的情况下，给税收法律法规执行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最后，一些税收程序法规定不够清晰，例如纳税申报制度极不完善。税收征管工作的各种程序，对税务人员执法工作不当的申诉程序等没有清晰明了的规定，难以给纳税人提供便捷、体贴的纳税服务，不能给纳税人公正、廉明的感觉，自然会影响纳税人的纳税积极性，从而增加税收流失。
三、非正式约束
非正式约束是人们在长期交往中逐步形成的，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非正式约束主要是指社会公认的行为准则和内部实施的行为规则。与正式约束相比，非正式约束缺乏强制性但是交易成本却很低，因此长期以来非正式制度约束在人们的相处以及社会的运行中都占据着重要地位。
非正式约束主要包括价值观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风俗习惯以及意识形态等因素。价值观念在非正式约束中占着重要地位，具有共同价值观及普遍信任的社会所产生的非正式约束无疑更有效果，更能强化正式约束的效用。
1.缺乏诚信的价值观念是我国税收流失的原因之一。
人类社会按照是否具有信任这一价值观念可以分为两类：高度信任社会和低信任社会。我国就属于低信任社会①，因为在我国目前社会体系中，人们缺乏诚实守信的美德，社会信任程度很低。人们也许认为诚实守信是一种美德，但是对于那些不诚实守信的人也不会表示不耻或厌恶，不去谴责，相比维护自己“诚实守信”的名声，人们更愿意“要面子”。在我国一个人没有面子就会比没有钱更加难过，没有面子可能会几年甚至一辈子都觉得在人前抬不起头。而一个人若是偷逃税，无论是否被查处，他都不会觉得难堪，被查处他会认为是运气差，他周围的人也是同样态度，这样的社会环境就导致偷逃税这种不诚实信用的行为被社会所接受和认同，纳税人偷逃税的心理成本就会大大降低，偷逃税行为自然会增加。如果纳税人偷逃税会被周围的人所不耻、看不起，那他偷逃税的代价就会高得多，在做这种决定之前他至少会再三考虑，整个社会的人都如此，税收流失自然会减少。所以，我国现行文化体系缺少诚实信用的价值观———非正式约束的缺陷，也是导致我国税收流失的重要原因。
2.公民纳税意识薄弱是导致我国税收流失的又一原因。
长期以来，我国都是以“人治”为主，公民普遍缺乏“法治”的观念。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人们只知要交“皇粮”，没有很强的赋税观念，至今还有不少人对“缴税”认识很模糊，他们不知道政府征税是用来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公共服务，认识不到纳税的必要性。而在西方社会，大家普遍接受“纳税和死亡一样不可避免”这一观念。
四、实施机制
制度的第三个组成部分是实施机制。所谓实施机制就是为了达成一定的目标而进行的规则制度设计。判断一个国家的制度是否有效，除了看这个国家的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是否完善以外，更主要的是看其制度的实施机制是否有效。离开了实施机制，任何制度尤其是正式约束就会形同虚设。现实社会中人的有限理性以及信息传导机制不完善导致的信息不对称、社会交换的日趋复杂都要求国家建立制度实施机制。
1.税务机关和税务人员滥用权利导致税收流失。
制度实施机制的实施主体一般是国家，交换者（也就是纳税人）总是委托国家执行实施职能，交换者与国家之间形成一种委托关系。行使国家实施职能的单位和个人有自己的效用函数，其行使实施职能时难免会受自身利益的影响。在我国，一些地方税务机关为了当地经济发展，在当地政府机关的压力下给予一些企业不符合税法规定的特别税收优惠，或者是不按税法规定，以远低于税法规定的应纳税额为企业定一个包税的数额，无论企业发生多少应税行为、获取多少应税所得都只需要按既定数额缴税，导致了大量税收流失。还有一些税务人员，以国家利益换取个人利益，从纳税人那儿获取一些经济利益或其他利益同时不收或少收纳税人应缴的税款等，损害了国家利益，导致税收流失。
2.对偷逃税行为的查处概率低，助长了我国税收流失。
要衡量一个国家的实施机制是否有效，最主要的途径就是看违约成本的高低。实施机制有效会使违约成本提高，在违约收益一定的情况下违约就变得不划算，即违约成本高于违约收益，自然就没有人违约了。相反，若违约成本很低，违约收益远大于违约成本，那么在利益的驱使下违约者自然络绎不绝，表明国家的实施机制无效。我国目前税收流失严重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纳税人的违约成本很低，而造成违约成本低的原因之一就是我国对偷逃税行为的查处概率很低，纳税人的违约成本=查处概率×违约次数×每次违约成本，查处概率低则纳税人的违约成本就相对低。纳税人偷逃税的成本低，根据成本收益原则，在收益一定的情况下，纳税人就肯定会更倾向于偷逃税。
3.征管水平不高，是税收流失的直接原因。
我国税收征管水平较低是导致纳税人偷逃税被查处概率低的重要原因，是导致我国税收流失的直接原因。
我国税收征管手段较为落后，不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尽管近年来我国电子商务不断发展，但税务机关仍是采取传统的手段，计算机软件的开发和使用相对滞后，有的地方人员很不足，计算机也不会使用，对电子商务监督不够，往往导致税收流失。
我国征收机关不能及时全面地获取纳税人的纳税相关信息，对纳税人的各种收入不能掌握详尽的资料。这样，税务机关就很难发现纳税人隐瞒收入，特别对一些现金交易或网上交易难以稽查，对纳税人偷逃税行为的查处概率自然低。而一些西方发达国家，例如美国对纳税人的各种收入都掌握地较为详细，纳税人一旦偷逃税就很容易被发现。我国有许多影视歌明星偷逃税，本来这些人的收入大额，通过各种演出形式获得，比较容易掌握，但是目前税务机关也未能全面及时掌握，导致明星偷逃税成为公开的秘密。
我国税收征管人员素质有待提高。一方面我国基层税务机关的征收稽查人员有相当一部分专业素质不高，会计税收知识匮乏，纳税人一采取较为高明的方法做假账偷税就很难被发现。另一方面，有极少数的税务人员思想觉悟不高，对一些为其提供恩惠的纳税人的违约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或者为了当地的地方利益对当地的龙头企业偷逃税视若不见。所有这些都会导致查处概率的降低。
4对偷逃税行为的处罚执行力度低，加重了我国税收流失。
我国对偷逃税行为的处罚执行力度很低，是造成纳税人违约成本低的又一个原因。税收征管法第六十三条规定：“对纳税人偷税的，由税务机关追缴其不缴或少缴的税款、滞纳金，并处不缴或少缴的税款50%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可以看出，我国对纳税人偷逃税的罚款倍率仅为0.5-5之间，而且罚款倍率的变化幅度大，最高罚款率是最低罚款率的10倍，自由裁量权太大，这就给某些纳税人收买税务人员降低罚款倍率留下了极大的空间，从而使得实际处罚力度相当低。在具体实施中，税务机关以补代罚的情况使得罚款率降低更为严重，1999年上半年全国稽查机构查补税款近200亿元，罚款仅为19亿元，仅占查补税款的9.5%，远远低于税法规定的最低罚款倍率50%，处罚力度过小甚至于根本不处罚。按照9.5%这个罚款率计算，纳税人偷逃税10次，只要有1次未被发现，纳税人的违约收益就大于违约成本。而我国的实际征管水平远远达不到90%的查获率，纳税人偷逃税就成为了扩大经济效益的选择，税收流失必然难以堵塞。
5.税收执法的有效性难以保证，影响了查处的税收收入及时入库。
我国税务机关税务执法功能不强，没有强有力的税务执法机构作为保障，确保税务稽查发现的流失的税收收入被及时收缴入库。很多时侯，纳税人偷逃税或者骗取出口退税被发现，但由于没有强有力的执行机构，导致其转移可执行财产或者隐匿，使税收收入失去保障，导致税收流失。
综上，要改变我国目前税收流失严重的状况，必须从税收制度入手，逐步完善税收制度，提高税收征管水平，打击地下经济，培养纳税人的纳税意识，通过采取对纳税人实行信用等级分类等措施从征税和纳税两方面同时着手，减少税收流失。
参考文献：
[1]朱红琼。实施型个人所得税税收流失的因素分析[J].贵州财经学院学报，2002，（2）。
[2]张学清。广泛开展纳税服务活动[J].税务研究，2003，（8）：24-25.
[3]贾绍华。中国税收流失问题研究[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6.
税收经济学范文第5篇
关键词：税收流失；正式约束；非正式约束；实施机制
abstract: the tax revenue outflow is the various countries common difficult problem, this article attempts from another angle to seek it to have the reason, divides into the official restraint, the unofficial restraint and the implementation mechanism three aspects from the system economic's angle analyzes our country tax revenue outflow serious reason, to govern our country tax revenue outflow to provide the rationale comprehensively.
key word: tax revenue outflow; official restraint; unofficial restraint; implementation mechanism
前 言
税收流失是当今世界各国面临的一个普遍问题，其产生原因可以说是多方面的，本文试图从制度方面寻找其产生的原因。
一、税收流失的界定
在探寻造成税收流失的原因之前，有必要对税收流失进行界定。虽然税收流失这个概念的使用频率很高，但是对这个词的涵义，国内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界定。笔者在考察我国进行相关研究的学者、实务工作者的看法的基础上，经过思考，认为税收流失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个方面来理解。
从狭义上讲，税收流失就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和税收制度下，本应征收而实际未能征收的各种税收收入。这就包含两方面的内容：第一，从纳税人（包括扣缴义务人）的角度，其采取各种方法、手段导致实际缴纳的税收收入小于按照税法标准规定征收的税收收入，其表现形式有偷税、抗税、骗税、隐性收入等。第二，从征税人的角度，征税部门由于各种主观、客观原因导致按照税法规定本应征收而实际未能征收的各种税收收入，其表现形式有越权减免税、吃税、包税等。
从广义上讲，本应征收而实际未能征收的各种税收收入仅是税收流失的结果，税收流失的原因、影响机制和各种效应也应属于税收流失的范畴，税收流失是一个从原因到结果的过程，而不仅仅是结果。广义的税收流失是一个系统的范畴，它不仅包括因为各种原因未能征收的税收收入，而且包括造成税收收入减少以及税收收入减少带来的经济影响这一系列的运动过程。
本文接下来的探讨将税收流失限定在狭义的范围内，从制度经济学角度看税收流失。
理性的经济人总是在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人们追求自身效益最大化也是在一定的制度前提下，也要受到一系列规则的约束。制度是构建人类相互行为的人为设定的约束。制度提供的一系列规则包括社会认可的非正式约束、国家规定的正式约束和实施机制三个部分。既然人要遵循一定的社会制度，制度就毫无疑问地影响到人的行为选择。
获取税收收入也同样有其要遵循的制度。征税的过程实质就是将原本属于纳税人私人拥有和支配的财富转为由国家拥有和控制，是一个产权转移的过程。而要实现这个过程，必须要有制度的约束。这个约束有正式约束———国家的税收法律法规，非正式约束———整个社会文化的一部分，和实施机制———确保税收收入及时足额入库的实现机制。
二、正式约束
正式约束是指人们有意识创造的一系列政策法规。正式约束包括政治规则、经济规则和契约，以及由这一系列的规则构成的等级结构，从宪法到成文法和不成文法，到特殊的细则，最后到个别契约，它们共同约束着人们的行为。从正式约束方面来看，要保证税收收入的及时足额入库或者说要减少税收流失，就要求税收法律、法规要完善。这个完善包括法律法规的合理性、稳定性以及可实施性。合理性要求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要符合一定的原则，要符合公平原则，要符合要素分配的规律；稳定性要求税收法律制度在一定时期一定经济条件下保持稳定，不能频繁变动；可实施性要求税收法律法规应与现实的经济水平、征管水平相符合，能够达到预期目的。
1.合理性
在这一方面我国的税收法律法规还存在不少缺陷。就以税收流失严重的个人所得税为例（据有关资料我国个人所得税征收率只有60%-70%左右），个人所得税法的规定就明显存在一些不合理之处，不符合公平原则：（1）扣除标准不公平。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法规定，工资薪金所得以每月收入额减除费用1600元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忽视了纳税人的婚姻状况、年龄大小、健康状况、赡养老人及抚养子女的多寡等因素对纳税人的税收负担能力和生活水平的重大影响，造成了事实上的不公平。在这种情况下，那些负担较重的纳税人比负担相对轻的纳税人就更倾向于冒险偷逃税。（2）征税与否不公平。我国个人所得税是对合法收入征税，对非法收入不征税，这样使得非法收入更为划算，这种情况显然不合理，自然会在某种程度上引致纳税人的决策偏颇，造成税收流失。（3）税率不同导致税负的不公平。我国目前工资薪金所得适用5%-45%的九级超额累进税率，而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适用5%-35%的五级超额累进税率，同为勤劳所得中的经常性所得，工资薪金所得的税负低于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这种制度安排也在一定程度上诱发了经营风险更大的个体工商户的偷逃税行为。所以，税收法律法规的不完善会影响纳税人的决策，导致一部分税收流失。
2.稳定性
朝令夕改、经常修改税制，会导致对税收规定的掌握难度加大，而且给征税人员带来不便，征税人员需要不厌其烦地向纳税人讲解税收规定的变化，如果税负加重，纳税人就会觉得难以接受，税收流失亦会加重。
3.可实施性
这是最优税制与次优税制的选择问题，最优税制应是一个最终目标，而次优税种则是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适合当时情况的最优选择，尽管从最终发展来看它并不是最优但却最符合当时的社会综合条件。反之，若是最符合税收原则、最完美的税制在现实的经济水平、征管水平下难以达到预期目的，就容易造成税收流失。再以我国目前的个人所得税制为例，部分学者认为我国目前按个人为单位征收个人所得税不如美国等以家庭为单位征收个人所得税好，建议我国个人所得税改为以家庭为单位征收。的确，以家庭为单位征收更能公平体现按能征税这一税收精神，但是我国目前个人所得税征管水平连按个人征税都不能准确掌握个人收入、进行有效监控，导致大量税收流失；如果以家庭为单位征收就更难以掌握家庭收入，根本达不到税制设计的目的，更严重的偷逃税也许会使税制还达不到按个人为单位征税的公平程度。所以，要减少税收流失就要求税制设定具有可实施性。
具体说来，造成我国税收流失的正式约束方面的重要因素就是我国的政治规则、税收法律法规不够完善。这种不完善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我国的政治规则影响了税收法律的严格执行。各级税务机构从行政级别上来讲是隶属于本级政府领导的，这样，税务人员为了自身的利益就会考虑政府施加的影响，对税收法律法规的执行往往打折扣。地方政府为了当地的利益，要求当地税务机关给予或者自己超越管理权限特批某些纳税人特别优惠的税收待遇，导致国家税收流失，如包税、越权减免税经常是由于政府的压力或者政府直接造成的。
其次，我国税收方面的法律很少，多数是以法规、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等形式颁布的，税收法律级次低，经常容易变动，纳税人还没弄清楚这一条文可能又出了新的一条文，在我国税务业还不发达的情况下，给税收法律法规执行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最后，一些税收程序法规定不够清晰，例如纳税申报制度极不完善。税收征管工作的各种程序，对税务人员执法工作不当的申诉程序等没有清晰明了的规定，难以给纳税人提供便捷、体贴的纳税服务，不能给纳税人公正、廉明的感觉，自然会影响纳税人的纳税积极性，从而增加税收流失。
三、非正式约束
非正式约束是人们在长期交往中逐步形成的，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非正式约束主要是指社会公认的行为准则和内部实施的行为规则。与正式约束相比，非正式约束缺乏强制性但是交易成本却很低，因此长期以来非正式制度约束在人们的相处以及社会的运行中都占据着重要地位。
非正式约束主要包括价值观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风俗习惯以及意识形态等因素。价值观念在非正式约束中占着重要地位，具有共同价值观及普遍信任的社会所产生的非正式约束无疑更有效果，更能强化正式约束的效用。
1.缺乏诚信的价值观念是我国税收流失的原因之一。
人类社会按照是否具有信任这一价值观念可以分为两类：高度信任社会和低信任社会。我国就属于低信任社会①，因为在我国目前社会体系中，人们缺乏诚实守信的美德，社会信任程度很低。人们也许认为诚实守信是一种美德，但是对于那些不诚实守信的人也不会表示不耻或厌恶，不去谴责，相比维护自己“诚实守信”的名声，人们更愿意“要面子”。在我国一个人没有面子就会比没有钱更加难过，没有面子可能会几年甚至一辈子都觉得在人前抬不起头。而一个人若是偷逃税，无论是否被查处，他都不会觉得难堪，被查处他会认为是运气差，他周围的人也是同样态度，这样的社会环境就导致偷逃税这种不诚实信用的行为被社会所接受和认同，纳税人偷逃税的心理成本就会大大降低，偷逃税行为自然会增加。如果纳税人偷逃税会被周围的人所不耻、看不起，那他偷逃税的代价就会高得多，在做这种决定之前他至少会再三考虑，整个社会的人都如此，税收流失自然会减少。所以，我国现行文化体系缺少诚实信用的价值观———非正式约束的缺陷，也是导致我国税收流失的重要原因。
2.公民纳税意识薄弱是导致我国税收流失的又一原因。
长期以来，我国都是以“人治”为主，公民普遍缺乏“法治”的观念。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人们只知要交“皇粮”，没有很强的赋税观念，至今还有不少人对“缴税”认识很模糊，他们不知道政府征税是用来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公共服务，认识不到纳税的必要性。而在西方社会，大家普遍接受“纳税和死亡一样不可避免”这一观念。
四、实施机制
制度的第三个组成部分是实施机制。所谓实施机制就是为了达成一定的目标而进行的规则制度设计。判断一个国家的制度是否有效，除了看这个国家的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是否完善以外，更主要的是看其制度的实施机制是否有效。离开了实施机制，任何制度尤其是正式约束就会形同虚设。现实社会中人的有限理性以及信息传导机制不完善导致的信息不对称、社会交换的日趋复杂都要求国家建立制度实施机制。
1.税务机关和税务人员滥用权利导致税收流失。
制度实施机制的实施主体一般是国家，交换者（也就是纳税人）总是委托国家执行实施职能，交换者与国家之间形成一种委托关系。行使国家实施职能的单位和个人有自己的效用函数，其行使实施职能时难免会受自身利益的影响。在我国，一些地方税务机关为了当地经济发展，在当地政府机关的压力下给予一些企业不符合税法规定的特别税收优惠，或者是不按税法规定，以远低于税法规定的应纳税额为企业定一个包税的数额，无论企业发生多少应税行为、获取多少应税所得都只需要按既定数额缴税，导致了大量税收流失。还有一些税务人员，以国家利益换取个人利益，从纳税人那儿获取一些经济利益或其他利益同时不收或少收纳税人应缴的税款等，损害了国家利益，导致税收流失。
2.对偷逃税行为的查处概率低，助长了我国税收流失。
要衡量一个国家的实施机制是否有效，最主要的途径就是看违约成本的高低。实施机制有效会使违约成本提高，在违约收益一定的情况下违约就变得不划算，即违约成本高于违约收益，自然就没有人违约了。相反，若违约成本很低，违约收益远大于违约成本，那么在利益的驱使下违约者自然络绎不绝，表明国家的实施机制无效。我国目前税收流失严重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纳税人的违约成本很低，而造成违约成本低的原因之一就是我国对偷逃税行为的查处概率很低，纳税人的违约成本=查处概率×违约次数×每次违约成本，查处概率低则纳税人的违约成本就相对低。纳税人偷逃税的成本低，根据成本收益原则，在收益一定的情况下，纳税人就肯定会更倾向于偷逃税。
3.征管水平不高，是税收流失的直接原因。
我国税收征管水平较低是导致纳税人偷逃税被查处概率低的重要原因，是导致我国税收流失的直接原因。
我国税收征管手段较为落后，不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尽管近年来我国电子商务不断发展，但税务机关仍是采取传统的手段，计算机软件的开发和使用相对滞后，有的地方人员很不足，计算机也不会使用，对电子商务监督不够，往往导致税收流失。
我国征收机关不能及时全面地获取纳税人的纳税相关信息，对纳税人的各种收入不能掌握详尽的资料。这样，税务机关就很难发现纳税人隐瞒收入，特别对一些现金交易或网上交易难以稽查，对纳税人偷逃税行为的查处概率自然低。而一些西方发达国家，例如美国对纳税人的各种收入都掌握地较为详细，纳税人一旦偷逃税就很容易被发现。我国有许多影视歌明星偷逃税，本来这些人的收入大额，通过各种演出形式获得，比较容易掌握，但是目前税务机关也未能全面及时掌握，导致明星偷逃税成为公开的秘密。
我国税收征管人员素质有待提高。一方面我国基层税务机关的征收稽查人员有相当一部分专业素质不高，会计税收知识匮乏，纳税人一采取较为高明的方法做假账偷税就很难被发现。另一方面，有极少数的税务人员思想觉悟不高，对一些为其提供恩惠的纳税人的违约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或者为了当地的地方利益对当地的龙头企业偷逃税视若不见。所有这些都会导致查处概率的降低。
4对偷逃税行为的处罚执行力度低，加重了我国税收流失。
我国对偷逃税行为的处罚执行力度很低，是造成纳税人违约成本低的又一个原因。税收征管法第六十三条规定：“对纳税人偷税的，由税务机关追缴其不缴或少缴的税款、滞纳金，并处不缴或少缴的税款50%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可以看出，我国对纳税人偷逃税的罚款倍率仅为0.5-5之间，而且罚款倍率的变化幅度大，最高罚款率是最低罚款率的10倍，自由裁量权太大，这就给某些纳税人收买税务人员降低罚款倍率留下了极大的空间，从而使得实际处罚力度相当低。在具体实施中，税务机关以补代罚的情况使得罚款率降低更为严重，1999年上半年全国稽查机构查补税款近200亿元，罚款仅为19亿元，仅占查补税款的9.5%，远远低于税法规定的最低罚款倍率50%，处罚力度过小甚至于根本不处罚。按照9.5%这个罚款率计算，纳税人偷逃税10次，只要有1次未被发现，纳税人的违约收益就大于违约成本。而我国的实际征管水平远远达不到90%的查获率，纳税人偷逃税就成为了扩大经济效益的选择，税收流失必然难以堵塞。
5.税收执法的有效性难以保证，影响了查处的税收收入及时入库。
我国税务机关税务执法功能不强，没有强有力的税务执法机构作为保障，确保税务稽查发现的流失的税收收入被及时收缴入库。很多时侯，纳税人偷逃税或者骗取出口退税被发现，但由于没有强有力的执行机构，导致其转移可执行财产或者隐匿，使税收收入失去保障，导致税收流失。
综上，要改变我国目前税收流失严重的状况，必须从税收制度入手，逐步完善税收制度，提高税收征管水平，打击地下经济，培养纳税人的纳税意识，通过采取对纳税人实行信用等级分类等措施从征税和纳税两方面同时着手，减少税收流失。
参考文献：
[1] 朱红琼。实施型个人所得税税收流失的因素分析[j].贵州财经学院学报，2002，（2）。
[2] 张学清。广泛开展纳税服务活动[j].税务研究，2003，（8）：24-25.
[3] 贾绍华。中国税收流失问题研究[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6.
税收经济学范文第6篇
关键词：金融危机；促进就业；税收政策
中图分类号：F810.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972(2009)03-0051-05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性金融危机，导致国际经济形势恶化，直接影响到我国实体经济发展。2008年第三季度我国GDP同比增长9.9％，这是自2006年以来我国GDP增速首次降至个位数。经济增速的下降，使得原本艰难的就业形势变得更为严峻。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对84个城市劳动力市场职业供求信息调查显示，2008年第三季度以后的用工需求下降了5.5％；2008年末，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2％，比2007年上升了0.2％。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调整期，十七大提出了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而就业是民生之本，在世界经济形势正逐步衰退背景下，如何通过一系列的财政税收政策来促进就业的稳定增长，实现经济效率和社会公平，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文献综述
就业是关系到民生和社会稳定和谐的大事，近年来，就业问题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失业的现状、特殊就业群体的就业难题、财税政策与促进就业关联性等方面。常新婷认为，就业问题将是我国长期存在的一大问题，就业问题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之间既统一又矛盾的关系也将始终存在，应该从我国的具体实际情况出发，在发展资本密集、技术密集产业的同时不能放松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温晓慧等结合职业搜寻理论，对大学生摩擦性失业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并提出应对有关的中介机构行为加以规范、完善大学生就业市场功能等建议。郝杨认为外商直接投资表现出就业创造效应、损失效应、挤出效应和转移效应四个方面，并提出应进一步增大FDI的规模、加强对FDI的区域投资导向、对外资进入的行业加以限制等政策目标。刘明通过对我国失业问题的实证分析，提出应从促进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支持中小型企业的发展、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鼓励各种教育形式的发展、缩小城乡收入分配差距等方面发挥税收对扩大就业的积极作用。钟国柱通过分析税收优惠政策对促进就业和再就业的影响效应，指出应公平税负，大力促进个体与私营经济、中小企业、第三产业以及其他非国有经济的发展。
目前，运用经济学基本原理来分析我国目前就业困境的研究还需进一步丰富和完善，特别是在当前全球金融危机持续蔓延和我国税制改革进一步深化的背景下，如何运用税收政策有效解决就业困境，值得我们进一步关注和探讨。
二、我国失业现状的经济学分析
充分就业从来就是宏观经济实现的重要目标之一，从马克思到新古典学派、供给学派等，经济学家从不同角度对就业理论进行了研究和完善。运用经济学的就业理论分析我国目前就业现状，探寻内在因素，以确定税收政策导向。
1、有效需求不足是非自愿失业的根源
由于市场对产品的有效需求不足，导致企业规模收缩，从而降低了对劳动的雇佣量，即使工人愿意接受现行的工资水平仍然找不到工作，这就是凯恩斯就业理论中的非自愿失业。在经济危机日益严峻的今天，人们即使愿意接受其现行或更低的工资水平，也会因企业削减用工人数或破产倒闭而失去工作。奥肯定律已表明失业率变动与实际GDP增长率之间是1:3的反比例关系，当经济处于衰退期时，就业也随之出现问题。
2、经济结构调整诱发结构性失业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开始向城镇转移，在为城镇发展作出贡献的同时，也对城镇就业市场带来了巨大冲击和挤压；同时，国有企业的改制和行政机构改革，产生了大量的下岗和待岗人群，这些导致近年来我国GDP高速增长而就业率却变动不大。从深层次分析来看，主要原因在于随着我国的经济体制和产业结构的改革，劳动力资源在第一、第二、第三产业间的配置也体现出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魔力。一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增加了城镇的就业压力；二是科学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企业的自动化和信息化水平得到极大的提高，劳动资本构成不断下降，导致了自动化程度提高和就业率下降问题；三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市场竞争下的优胜劣汰，导致部分企业因技术落后、经营管理不善而停产、破产，一定程度上对就业率的下降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3、信息不充分增加摩擦性失业
有研究表明，信息不充分是影响我国大学生和农民工就业的一个重要因素。我国地域广阔，劳动力市场不健全，求职者有相当一部分时间在各地往返奔波，带有较大的盲目性。职业搜寻理论认为，劳动者为了找到待遇最佳的工作，必须花费时间不断地搜寻，在搜寻时间达到最佳点之前，他继续搜寻就是理，这一最佳搜寻时间长度也就是他的失业时间长度。以马歇尔等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派将劳动者正常流动过程中所产生的失业定义为摩擦性失业，它包括老工人退休、年轻工人进入劳动市场的新老交替过程，劳动者出于某种原因而自行放弃原来的工作或被解雇，以及转移到新地区寻找新工作的过程等。完善我国劳动力市场体系，增加企业和劳动者之间的信息沟通渠道，缩短劳动者正常流动时间，是解决摩擦性失业的重要途径。
三、促进就业的税收政策效用分析
1、税收政策的经济功能
失业率是衡量一个国家宏观经济运行状况的重要标准，税收是国家调控宏观经济的重要工具，必然会对就业产生影响。税收对就业的影响是通过影响劳动供需实现的，这种影响呈现出两种态势：促进就业或者抑制就业。现代意义上的税收政策目标已不仅在于取得财政收入，还涉及解决一系列包括就业在内的社会和经济问题。
(1)宏观低税负水平有利于增加就业需求。高税负阻碍经济增长，进而抑制就业水平的提高。早在1983年，世界银行顾问凯思・马其顿通过对20个不同税负的国家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税收每增长1％，GDP增长率就减少0.36％的结论。我国学者采用1979―1999年统计资料通过回归分析，也得出相似结论：税收每增加1000元，GDP大约减少300元。可见，高税收负担是以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的，降低税负水平对于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具有重要意义，这也是解决就业问题的最根本途径。
(2)税收利益差别调整结构性失业。经济结构是指经济运行中各个要素的组成及其比例关系，包括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城乡结构、所有制结构等相互
联系的层面，而产业结构是经济结构的核心。税收对产业结构的影响，主要是通过税收上的利益差别机制，对各种经济资源在不同产业的配置进行调节来实现的。税收负担直接影响各个产业发展的前景。因此，世界各国特别是经济发达国家，都毫无例外地把税收政策的制定与调整，视为推动产业结构调整的有力政策手段，通过产业调整来解决结构性失业问题。
(3)税收优惠政策促进劳动力市场完善。不断健全劳动力市场，完善相关政策和管理机制，解决就业信息不充分问题。从税收功能的角度来说，税收有资源配置、政策导向的作用，通过利用税收优惠政策，来限制或鼓励某些行业的规范和发展。因此，可以通过对劳动力市场信息、咨询等行业给予特定的优惠政策来推进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和完善，以此减少信息不充分引发的失业问题。
2、国外促进就业的税收政策借鉴
(1)以低税率税收政策确保经济增长。20世纪80年代以来，各国纷纷实行减税政策以鼓励社会创办更多企业，提供更多就业机会。2000年以来，OECD成员国普遍实行减税政策，实行低税率税收政策设计。欧盟有12个国家降低企业所得税税率，有12个国家降低个人所得税的最高税率。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的负面影响开始在世界范围内显现，受此影响，全球经济增长出现明显放缓势头，为了保持经济稳定和促进就业，以减税为主的经济刺激方案成为重振经济的不二法宝，并由此形成了新一轮世界性的减税趋势和潮流。以美国为例，为缓解次贷危机的消极影响，美国政府推出了20年以来最为庞大的减税计划，总额高达1450亿美元，惠及近1.3亿美国人，希望借此消除美国陷入经济衰退的风险。与此同时，还通过了开征流转税法案，来弥补税收收入的不足，并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
(2)以税收优惠政策鼓励特定企业发展。
首先，发达国家十分重视利用税收政策扶持和鼓励中小企业发展，增加就业机会，从而解决就业难的问题。在美国，专门成立小企业局，每年约有10亿美元资金用于扶持中小企业。在税收方面，美国中小企业的公司所得税税率为20％，比大企业低十个百分点。日本则按资本金和总所得的不同，设置不同的税率，中小企业法人税税率比大企业下降了1/3。芬兰为鼓励中小企业多雇佣失业人员，对中小企业实行减税4％的优惠政策。
其次，促进第三产业发展，增加就业岗位。随着产业结构的变迁，第三产业成为劳动力就业的主要产业。在瑞士、丹麦、比利时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高达70％，西班牙原来的失业率偏高，利用税收政策积极鼓励第三产业的发展，每年创造了近300万个就业岗位，大大缓解了就业压力。
再次，给予农业和农产品税收优惠，支持农业发展，稳定农村人口。欧洲大部分国家对农产品征收的增值税实行低税率。如，意大利按4％征收，荷兰按6％低档税率征收。美国为防止赊销对农业生产者个人和农业企业的影响，允许其在计算应税所得时按收付实现制，而不采用权责发生制。
最后，为鼓励创业，税收处罚实行区别对待。为鼓励创业，法国对中小企业在营业的前四年不是故意违反税法的，可减轻税收处罚并延长支付时间，对小企业的税务检查时间最长不超过三个月，若逾期，企业被查的纳税义务将自动得以免除。程序上的照顾与实体上的税收优惠并举，鼓励和支持创业者。
(3)开征社会保障税，缓解再就业过程中的压力。开征社会保障税，建立健全社会保障机制，对失业人员提供必要的社会救济，缓减再就业过程中的压力。就业与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应与国家公共财政所担负的促进就业和社会保障职责相适应。在许多西方国家，开征了社会保障税，用以筹集社会保障资金，为失业人员提供必要的社会扶持和救济。以美国为例，失业保险以工薪税筹资，应税收入的起征点低，覆盖面广(97％的从业人员)，由雇主缴纳。失业保险制度的建立为失业人员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四、我国促进就业的税收政策选择
1997年以来，我国税收弹性系数均大于1，最高达到了3.23，这说明近些年来税收处于超常增长的状态，而税收弹性系数和宏观税负的提高，说明我国实际上执行的是增税政策。目前，我国政府从扩大内需、调整产业结构、增强企业竞争力、促进就业、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客观需要出发，出台了一系列税收政策。如2008年新企业所得税法的实施，内外资企业实行统一的25％的企业所得税税率，降低了内资企业的税负水平。2009年，全面推行增值税转型，由生产型增值税转变为消费型增值税，鼓励企业技术改造、更新设备，一定程度上也降低了企业的税负，为企业提高竞争力给予了强有力的政策支持。针对特殊人群的就业问题，延长了《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05]186号)的适用期限并扩大适用范围。为扶持就业密集型企业发展，将纺织品、服装等产品的出口退税率从14％提高到15％。这些政策的实施，对促进我国经济发展和提高就业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税收政策选择还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一步促进就业能力的提升。
1、继续实施结构性减税政策，以经济发展来带动就业
将个人所得税工资薪金的月扣除额提高到1600元，进一步加快个人所得税制的改革，尝试在一些重点消费领域进行消费支出抵扣个人所得税，降低我国的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调整为国际平均35％左右的水平。通过财政、税收等手段增收减负， “藏富于民”，增强居民财富支配和消费能力，拉动内需，以经济发展来带动就业。此外，结构性减税政策要求我们在总体税负适当降低的情况下.对税制内部实施结构性调整，调整一、二、三产业税负，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对关乎就业、“三农”等与和谐社会发展相关的行业减税，改革资源税制，开征环境保护税，增加高耗能、高污染、资源消耗型企业税负，以提高其资源使用成本。通过有减有增，保持我国税收收入水平，为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在财力上给予保障。
2、出台行业税收优惠政策，加大对就业密集型企业的扶持
通过对企业外部资源配置的差别课税，对保障就业具有特殊意义的行业和企业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可起到增加劳动需求的效果，并有利于缓解结构性失业。
(1)积极发展中小企业，给予中小企业税收支持。中小企业的资本有机构成低，就业弹性大，据资料显示，目前，我国中小企业有4000万家左右，就业人数占就业总人数的70％，在新增就业机会中占80％。中小企业成为我国安置就业的主力军。在税收政策上应给予中小企业以扶持。如降低中小企业所得税率，采取加速折旧、放宽费用列支标准等多种税收优惠形式提高资本赢利能力；对政府给予中小企业的投资补贴和贷款贴息予以免税；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可考虑金融机构为其提供的贷款免缴营业
税；取消中小企业在出口退税政策上的差别待遇。
(2)加快发展第三产业，与劳动力市场相关的服务性行业予以免税。数字显示，2005年我国第三产业就业人数达到23815万人，占全部就业人员比重达到31.4％，可以预见，第三产业将成为吸纳就业的重要力量。现有的劳动力市场并不能使各类劳动力资源得到最大程度的利用。因此，促进就业的税收优惠不仅要倾斜于为劳动力提供文化教育、技能培训的学校；还应倾斜于为劳动力提供信息咨询、中介服务的机构，努力改善劳动力供给市场状况。国家需多方面考虑制定促进服务业加快发展的政策措施，特别是与劳动力市场有关的信息、培训、咨询、中介机构等行业，提供宽松的经营环境，在税收发票的最低营业额、注册资本、资质要求等方面降低进入门槛，让民间资本进入，特别是对微利服务项目落实优惠，实行减免税政策。
(3)加大税收对农业产业的支持力度，支持农村经济的发展。政府应着力培植以农产品生产和加工为主的支柱产业，带动整个农村经济的发展，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就近转移，缓解农村就业压力。此外，对于农村运用自然生态资源发展旅游和服务业以及运用新技术发展农业产业，可以考虑给予营业税税收优惠，提升农村经济效益。
(4)针对对外依赖度较高且属于就业密集型的行业，如纺织、玩具出口企业，进一步提高出口退税率，使其出口退税率等于生产环节征税率，让产品不含税进入国际市场，提高企业国际竞争力。
3、拓展税收优惠范围，加大对特殊群体的就业扶持力度
首先，界定优惠人员的范围。促进就业与再就业的税收政策应该着眼于所有有就业愿望的待业和失业人员。包括新增城镇劳动力、失地农民、农村富余劳动力、退役复员士兵、下岗待业人员等。只要实现就业与再就业，都应享受到一视同仁的税收优惠政策。当然，由于在就业与再就业人群中存在能力高低不均的现状，税收优惠政策可考虑适度向残疾人员和“4050”人员倾斜。
其次，扩大优惠企业的范围。各种行业安置下岗失业人员都应享受税收优惠。国家出于经济发展的需要，会根据经济形势对不同产业和行业制定不同的政策措施。但税收优惠在体现就业优先时，对任何企业类型、行政区域、产业类别，一律给予安置或吸纳下岗人员的企业以同等的税收优惠待遇，以调动各类企业以及其他组织吸纳就业人员的积极性，促进下岗人员的再就业。
4、开征失业保险税，构建就业安全网
借鉴国外经验，适时开征失业保险税，为再就业人员提供就业安全网。因为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有助于增强我国劳动力的流动性，从而大大提高我国的劳动就业量。在制定再就业与社会保障政策时，一定要坚持以市场为导向的就业政策，将对下岗人员的生活补助与其寻找工作的努力程度挂钩，对有劳动能力但不主动就业的下岗人员应适当减低生活补助标准，以促使再就业人员积极寻找力所能及的工作。加快费税改革的步伐，把教育费附加改为教育税，用于提高劳动者的劳动技能。同时，允许企业提高教育支出比重以及职工培训支出，允许个人所得税前扣除个人及家庭教育支出抵免措施，提高劳动者素质。
5、宣传和落实税收政策，构建促进就业的长效机制
税收经济学范文第7篇
【关键词】经济学派；税收；经济增长
一、西方税收思想的发展演变历程
（一）重商主义的税收经济思想
重商主义是资本原始积累时期代表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经济学派， 代表人物是英国学者托马斯・孟。重商主义强调社会财富增长、财富源泉观念、强调国家的作用， 十分重视对外贸易在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认为只要能够在国际贸易中做到输出大于输入， 就能实现国民财富的增长。而为了实现国际贸易的顺差， 重商主义主张政府干预， 实行有效的贸易保护政策， 如采取保护关税政策， 奖励货物出口， 限制产成品进口， 这些税收经济思想对处在经济发展腾飞阶段的国家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二）古典经济学派的税收经济思想
古典经济学派源于17世纪中叶的英国， 建立了比较完整的税收理论体系， 代表人物有英国的威廉・配第、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和法国的萨伊。威古典经济学派财税理论的基本观点是反对国家干预经济，通过自由竞争，促进经济发展，经济运行要靠“看不见的手”进行调节。国家的职能是有限的，只能充当“守夜者”或“夜警”的角色。国家的职能主要是设立严正的司法机关；建设并维持某些公共事业及公共设施；维护国家安全等。“廉价政府”是古典经济学派的财税观点。
古典经济学派的主要税收理论有：（1）税收的源泉来自土地、利润和工资。亚当・斯密认为：“个人的私收入，最终出于三个不同的源泉，即地租、利润和工资。每种赋税，归根结底，必定是由这三个收入源泉的这一种或那一种或无区别的由这三种收入源泉共同支付的。”（2）提出“平等、确实、便利和最小征收费用”的税收原则。（3）主张由直接税和间接税相结合的税收体系。威廉？配第著作《赋税论》和《政治算术》中阐述他的税收思想，指出人头税是不公平的，因为能力不同的人却交纳相同的税收；积极主张征收消费税，因为这种税按实际享受征税，对任何人都是不加限制的，收入低的人税负是轻的。可以增加国家的财富。（4）税收不能侵占资本。李嘉图认为：“凡属赋税都有减少积累能力的趋势。赋税不是落在资本上面，就是落在收入上面，如果它侵占了资本，它就必然地减少一笔基金，而国家的生产性劳动的多寡总是取决于这笔基金的大小。如果他落在收入上面，就一定会减少积累。（5）提出了税负转嫁理论。李嘉图认为，一般情况下，地租税只影响地租，全部税收只落在地主身上，不能转嫁给任何消费阶级；如果对资本利润课税，会导致一切商品都按税额成比例地涨价。对资本家来说，如果征税后的税收负担不随商品价格上涨而转嫁，生产产品的资本家就不能获得平均利润；关于工资税，李嘉图认为：“工资税的影响是使工资增加，增加的数额至少与税额相等。税款即使不是由雇主支付，最后也要由他支付。”关于农产品税的税收负担只会有消费者在上涨的价格中支付。
（三）福利经济学派的税收经济思想
福利经济理论主要研究使社会福利达到最大所需的生产要素最优化配置问题， 是西方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之一。代表人物是英国经济学家庇古。他把均等牺牲说发展成为最小牺牲说，认为最小牺牲原则是税收的最高原则。庇古给最小牺牲原则下的定义是：“为了获得最小的总牺牲，各项赋税应如此分配，使纳税的货币边际效用，对一切纳税人都是相等的。如果甲纳税人所付的最后一个便士税款的效用，小于乙纳税人所付的最后一个便士税款的效用，则把对乙纳税人的一部分课税额转到甲纳税人的肩上，则能得到总牺牲的减少。所以，符合最小总牺牲原则的税收在纳税人间的分配，是使所有纳税的社会成员的边际牺牲而非总牺牲均等”。庇古还指出，最小牺牲原则不仅包括上述的均等边际当前牺牲（直接牺牲），而且还包括均等边际未来牺牲（间接牺牲）。在税务实践中。庇古认为，商品税不能贯彻最小牺牲原则，因为商品税无法调节纳税人的收入水平。而所得税由于课税对象不是总收入，也不是毛收入，而是扣除各项费用、基金等后的净收入，所得税比较容易贯彻最小牺牲原则。他认为，要彻底贯彻最小牺牲原则，就要实行累进税率。庇吉认为，应对储蓄和固定财产征税，这有利于国民收入的均等化。
（四）凯恩斯学派的税收经济思想
凯恩斯学派十分重视政府税收政策在刺激有效需求， “熨平”经济波动， 调节收入分配等方面的作用， 这点在其著名代表人物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的著作中得到充分体现。他在有效需求原理和投资乘数原理之上， 从宏观角度研究分析税收问题， 并将税收作为国家进行宏观干预的主要手段， 这些以宏观经济思想为依托的税收理论， 突破了古典学派传统的中性税收， “夜警”国家等理论体系， 对以后资产阶级财政税收政策的制定实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认为难以实现充分就业和存在经济危机的原因， 在于社会有效需求不足， 而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和资本边际效率递减， 又直接影响有效需求不足， 必须通过加强国家干预来刺激有效需求增加， 另外政府征税取自于纳税人可支配的收入， 任何税收都会有促进通货紧缩、降低消费倾向的趋势。因此政府应降低税负， 刺激消费需求和私人投资， 所以凯恩斯把改革税收体系作为国家干预经济， 促使消费倾向增加的主要办法， 认为国家必须用改变租税体系（将以间接税为主的税收体系改变为以直接税为主的税收体系）、限定利率以及其他方法指导消费倾向。为了消除财富分配不公和提高消费倾向， 他还主张实行累进税率， 尤其对遗产课以高额累进税率的重税， 避免人们将财富积存下来， 而不用于投资和消费， 从而降低消费倾向。萨缪尔森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 是凯恩斯新古典综合派的代表人物， 他积极倡导“逆经济风向”的税收政策， 主张在经济衰退时， 采取减税政策， 刺激私人的消费和投资需求， 在通货膨胀时， 采取增税政策， 抑制私人的消费和投资需求， 并强调累进所得税和变动税率等相机抉择的税收手段对经济的稳定作用。凯恩斯学派的税收经济思想对当今各国税收政策的制定有着深远的影响。
（五）新古典综合学派与新剑桥学派的税收思想
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体系存在缺陷，就是没有微观经济理论基础，西方经济学家把新古典经济学派的微观经济理论与凯恩斯学派的宏观经济理论加以综合形成新古典综合学派。补偿税收政策是由美国经济学家汉森等人提出的一种税收理论。汉森把税收看作是迅速调节经济、“熨平经济波动”的一种工具。经济不景气时，通过扩大政府支出，或减低税率，或者两者并举，以刺激总需求的扩大；经济过度繁荣时，通过缩减财政支出，提高税率，或两者并用，以压缩总需求的扩大，从而“熨平经济波动”。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在1948年出版了《经济学》一书，是其代表作和成名作。萨缪尔森提出了补偿性货币政策，这样便和补偿性财政政策一起形成了补偿性财政货币政策。萨缪尔森认为，累进税收制度是一个有力的和作用迅速的自动稳定器。美国是实行以累进所得税为主体税制的国家。这种税收制度具有一定程度的自动伸缩性：一旦衰退开始，公司利润和个人收入就会下降，这时即使不降低税率，税收收入也会自动减少。而且由于实行累进税制，税收收入减少的幅度还要大于公司利润和个人收入减少的幅度；一旦繁荣开始，公司利润和个人收入随之增加，这时即使不提高税率，税收收入也会自动增加，同样由于实行累进税制，税收收入增加的幅度还要大于公司利润和个人收入增加的幅度。
新剑桥学派的税收理论主要反映了在其代表人物与萨缪尔森等人的新古典综合派的论战中。这两个学派都把税收看成是国家调节经济的重要工具。两者的主要区别是，后凯恩斯主流学派主要把税收视为调节需求水平，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工具；而新剑桥学派除了承认这一点外，强调充分发挥税收在缩小贫富不均方面的作用。在税制的设计方面，应根据不同的行业和纳税人的负担能力。为了使高收入者多纳税，低收入者少纳税，在所得税制度上，采取累进税率。在消费税上，对奢侈品征税，对生活必需品则给予减负税；特别主张实行没收性的遗产税（除了给寡妇、孤儿留下适当的终身财产所有权外），以便消灭私人财产的集中，抑制食利者收入的增长。
（六）货币学派的税收思想
随着凯恩斯学派走入困境，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在美国出现的货币学派的税收理论。货币学派倡导自由放任，政府不应对经济运行进行过多干预，属于新自由主义派别。主张实行所谓“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货币学派的创始人和领袖是米尔顿弗里德曼。货币学派在税收方面的主要思想是：（1）反对高税率，特别是反对累进税率，认为高税率阻碍投资，影响经济的增长；（2）反对用减税政策来刺激经济，认为实行减税政策，要增加购买力，加剧通货膨胀；（3）反对生活贫困者实行差额补助金的社会福利制度，主张用“负所得税”方案代替之。
（七）供给学派的税收思想
税收理论独具特色：由强调刺激需求改变为强调刺激供给；由强调实行收入再分配改变为强调鼓励生产、提高工作效率和扩大收入差距；由强调政府干预经济运行改变为强调运用市场机制缩小政府经济职能。税率与税收收入间关系的理论是供给学派的思想精髓。它是美国经济学家A.B.拉弗提出的，通常称之为“拉弗曲线”。当税率为零时，税收为零；税率逐渐提高时，税收也随之上升；税率达到最佳宏观税率时，此时税收最多；如果税率超过最佳宏观税率时，则税收不再增加，反而会减少；当税率到100%时，因无人愿意从事工作和投资，税收就将为零。因为美国20世纪80年代的税率过高，基于上述理论，供给学派提出了减税主张，切中当时美国税收制度的弊端，为里根政府所采用。
二、西方各经济学派税收理论对我国税收政策的启示
从上述各学派税收理论我们可以看出，凯恩斯学派和供给学派都强调用减税来刺激消费和投资，从而增加国民收入，但它们的减税食指和侧重点是有所不同的，凯恩斯学派主张减轻低收入阶层的税收，提高高收入阶层的税负，期间谁的价值取向主要是税收公平原则。而供给学派则反对累进税率，主张大幅削减富人的税负，以使富人的消费增长带动整体消费水平，从而促进投资，增加国民收入，从而达到经济的良性循环，其间谁的价值取向主要是税收效率原则。货币学派虽然在很多政策主张上不同于凯恩斯学派，但它所提倡的“负所得税”思想，则充分注重了税收公平原则和税收效率原则，其缺陷是不易操作。
税制体系的结构性不合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的私人部门投资及消费。根据凯恩斯主义和货币学派关于税收公平原则和税收效率原则，笔者认为，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优化税制，促进经济增长。
（一）调节和优化个人所得税，扩大内需促进消费
1.对个人的所有收入纳入征收范围。实现个人所得税制由分类所得税向综合所得税制的转变。
2.提高个人所得税的扣除标准。
3.实行统一的超额累进所得税制。以体现相同收入缴纳相等税收的“量能负担”原则。
（二）优化企业所得税，促进投资
1.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税率扣除和优惠政策。
2.根据现实情况，提高计税工资标准和捐赠允许扣除标准，允许按一定比例提取风险投资准备金，实行再投资税收抵免等。
（三）改革增值税，使生产型增值税征收体系向消费型增值税体系转变
（四）优化消费税，使其适应当前人们的消费水平
（五）考虑开征社会保障和遗产赠与税以鼓励消费和投资，调节收入的再分配
（六）规范政府收费，大力推进税费改革
制止乱收费，减轻民间负担，给投资人一个公开、公正、公平的投资环境，以促进经济的良性循环。
【参考文献】
[1]威廉・配第.赋税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
[2]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3]大卫・李嘉图. 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4]顾钰民，陈思明.西方经济学流派[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3.
[5]刘普照.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相关性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
税收经济学范文第8篇
就最初的含义而言，所谓税收中性是指在不存在收入分配问题或该问题已经解决了的前提下，探讨征税如何不构成对人们行为的扭曲。那些不会引起商品相对价格发生变化从而不改变纳税人行为的税收被认为是中性的。其目的在于使超额负担最小化。从其政策主张看，它相信个体的选择是有效率的，主张减少来自税收的外部干预。正是在这一基础上人们认为税收中性思想滥觞于古典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
在对现有文献的梳理中发现，税收中性的实现方式实际上是沿着这样两条思路展开的：一是对效率原则的强调，即征税有可能带来效率损失，由此而要求政府征税应尽量减少对经济个体行为的不正常干扰，一个理想的税收制度应是超额负担最小的制度，其评价依据是课税对消费选择和生产决策的影响程度；二是对普遍原则的强调，即“对价值增值普遍征税，也就是对所有经济活动按统一税率普遍征税。”从“看不见的手”这一前提出发，税收作为政府管理国家经济的一种手段，很难避免对市场机制效率构成损害，这已为马歇尔有关超额负担的精彩分析所证实。关键是如何减少损失，普遍原则反对差别课税的原因即在于此。在上述认识的基础上，人们明确提出政府征税应当对市场资源配置作用保持中性的主张。
从增值税的角度考察税收中性或许是有意义的，本世纪20年代所出现的增值税是由销售税衍变而来的，它“是以企业所生产的商品或服务的市场增值额为课税对象的一种税。”奥克兰认为，“由于只对增值而不是对全部收入征税，增值税避免了许多形式的销售税所具有的多阶段征税的特点，即消除了在销售的中间环节和最终环节对同样的投人重复征税。”较之公司利润税，增值税更符合利益原则，不仅使企业在税负方面更为平等，而且可以促进企业提高效率。同时，增值税更能促进经济的增长和保持国际收支的稳定。显然，增值税以其自身的内在优势，与中性税收所要求的效率原则和普遍原则是相契合的。仔细观察下来，在以所得税为主体税种的国家中，由以所得为基础的税制向以消费为基础的税制转变，已成为一种基本趋势。其中，尤其是要求实行增值税的呼声最大。而大多已采用增值税的国家中，增值税已成为永久性税种。增值税所以受到如此广泛的重视，从根本上说还是源于人们对“税收中性”思想的认同，对效率原则的追求。
增值税又不可避免地有着自己的缺陷，其“中性”的实现程度与其税制要素的安排直接相关，不同的要素安排方式对资本积累的激励作用是不相同的。当然，最致命的是采用增值税，很可能会因管理成本和缴付成本的提高而导致公共部门的扩大。然而，又有哪一个税种是完全没有缺陷的呢？相对而言，在既定的约束条件下，采用增值税可以在促进税收增加的同时又使超额负担最小化，从一个比较完整的意义上体现出中性税收思想的理念。或许，奥克兰是正确的，“增值税能否推行的关键在于政治方面，而不在经济方面。”人们因偏好的不同对利益的理解。对利益最大化的追求是有区别的。
二、税收中性与收入非中性：效率原则的扩展
具有中性特征的增值税，以其内在的优势可以为政府提供大量的财政收入，更为有意义的或许是与一些税种相比较它所具有天然的隐蔽性。增值税虽然是由企业缴纳，但最终却是由消费者和要素提供者负担，这大约是在各种中性税收举措中，增值税被广为采用的原因之一。然而，也由于增值税自身所难以避免的缺陷，所以奥克兰才会认为政治因素会影响这一税种的推广。政治因素的涉入，不可避免地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中性税收和税制改革果真是“中性”的吗？接踵而来的问题是：政府为什么要选择中性税收？
布伦南和布坎南认为，收入中性的税收理论的假定前提，即“税收水平不是税收结构本身的一个函数”是不成立的。从政府收入最大化这一前提出发，“在一定条件下，扩大税基不会使税收的超额负担改变，却会增加政府征收的收入量。”这一说法不无道理，中性税收思想思考前提是经济角度的，所偏重的是效率原则，所以要从中性立场出发，引导资源配置优化，以实现帕累托最优。但是，布伦南和布坎南的论证，却是经济角度与政治角度相结合，认为税制改革带来的不仅仅是经济收益，同时还包括政治收益。所以他们认为“当考虑到政治体制时，由于税收的政治成本降低了，所以任何宣称以较低的税收超额负担来征收等量税收的收入中性的税改尝试，实际上会导致增加收入。”
以1997年美国的税制改革为例，其主要内容是：（1）对资本利得减税，降低长期资本利得的最高税率；调整对出售主要自用住宅所取得的资本利得的税收优惠政策；（2）调整儿童扣税额；（3）提高对个人退休帐户的税收优惠；（4）增加对个人教育费用的税收优惠；（5）增加遗产与赠予税的免征额。显然，这里体现了政府鼓励储蓄、促进投资、支持教育和社会稳定的愿望。很明显，美国1997年的税制改革方案事实上是一个减少税收的方案。或许“退一步是为了进两步”是对此次税制改革的一个比较恰当的注解。近年来，美国经济复苏，财政赤字有了较大的缓解，组织收入的压力为之一轻，而通过减税则可以更好地刺激乃至支持经济进一步稳定增长，这似应是本次税制改革的着眼点。考虑到税收与gdp之间所呈现的是正相关关系，其结果将是政府收入的进一步增加。尤为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税制改革除了可以取得较大的经济收益以外，还会得到较大的政治收益。这无疑也是效率原则的体现，是一种更大范围的效率的实现。
税制改革从税收中性前提出发，却得到收入“非中性”的结果，这一现象是颇为耐人寻味的。看来以往的那种狭义的效率原则已不是政府所追求的唯一目标，在某种意义上效率或许已成为一种手段。对现代政府而言，税收政策已成为实现经济与政治之间保持均衡的一种调节因素。所以无论是“中性”的还是“非中性”的税收政策，都应是政府保证社会稳定、支持经济增长的一种政策安排而已，其关键在于选择怎样的政策安排才能实现政府的利益最大化取向。不要忘记政府的目标是多重的，其政策安排的意义在于寻找到一个实现社会均衡的解。
三、实践与探索：对中国税制改革的考察
考察中国的税收中性问题，不仅仅是逻辑的而且是历史的。追溯改革的发展轨迹，最初的“放权让利”政策安排，已经在实际上为中性税收的推出作了必要的铺垫，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的提出，则是税收中性得以实现的必要前提。在中国，真正的具有实质性意义的中性税收政策安排，主要表现在1994年的税制改革上。这次税制改革的指导思想是：“统一税法，公平税负，简化税制，合理分权，理顺分配关系，保障财政收入，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新税制体系。”其中，已经相当明确地体现出对税收中性原则的认同，更为准确地说，它是“中性”与“非中性”的一个尝试性结合的产物。所以说这次税制改革是尝试性的，是基于以下几点理由：（1）税收中性思想是借鉴国外有益经验的结果，它的应用缺乏本土渊源，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深化理解；（2）中国的税制改革毕竟是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制约条件下展开的，并不完善的市场现实尚难以为税收中性原则的推行提供相应的环境和条件，为顺利推进新税制的出台所采取的诸多让步性举措，也不可避免地使新税制的中性色彩有所减退。但无论如何中国的税制体系变革，毕竟迈出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步。如新税制取消了产品税，代之以在生产和流通环节普遍课征的增值税，消除了原税制价税不分对市场造成的干扰，在很大程度上为企业营造了一个平等竞争的环境；统一后的内资企业所得税，因其不再按企业的所有制性质区别课税而大大减少了税收对厂商行为的扭曲；中外个人所得税的并轨，避免了税收对人力资源配置的干扰。这些，无可置疑地体现了中性税收特色。从现实运行看，新税制也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效果。但在严格的意义上，新税制仍然是存在缺陷的，如增值税的征税范围尚未包括大部分的劳务服务、并未完全消除对固定资产投资的重复征税、税率档次过多等等。还有内外资企业仍继续实行两套不同的所得税制、企业所得税率分为三个档次、复杂的减免优惠措施等。由此不难看出，政府的税收政策目标的选择与税收政策安排的约束条件之间是存在冲突的。也就是说，制度的规范性与现实可行性之间是存在距离的，因此也顺理成章地提出新税制进一步完善的问题。
税收经济学范文第9篇
此后，斯特恩出任英国财政部第二常务次官，成为布莱尔政府经济事务部门的负责人，同时担任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他还多次来到上海，反复传递着自己关于低碳经济的主张――他的另一个重要身份正是“气候经济学之父”，并因此在本国获得了“勋爵”的殊荣。
“身处糟糕的空气中，就像每天吸20到30包烟一样，燃烧化石燃料确实会在每一年伤害很多人，数以百万计。”遗憾的是，就在受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之邀来到上海的前一天，斯特恩刚在北京经历了PM2.5达到300的天气。
尽管此行是以在英国伦敦政治学院和英国社会科学院任教的学者身份，但显然，斯特恩更愿意将他的观点传播到更多的层面。他建议，中国政府未来可以对碳排放征税，每年相应的税收收入可能高达2800亿美元，而这超过2015年全国税务部门总收入的16%。在他看来，从去年底《巴黎协议》确定的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目标看，包括中国、印度等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依然面临很大挑战。 全球GDP或因气温升高降低10%
1903年瑞典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斯万特・阿伦尼斯早在1896年就在实验室里验证了空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升高带来的“温室效应”，但直到2006年，斯特恩在英国政府及首相布莱尔的邀请下，经过一年调研主持完成长达700页的《斯特恩气候变化经济学评论》，才全面分析了气候变化对财政、社会和环境所产生的影响。
因为这份报告问世在国际社会受到高度关注，他本人享有“全球气候变化政策奠基人”的美誉。“我们通常会用二氧化碳当量来测量空气中温室气体的排放，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我们已经看到二氧化碳浓度的快速增长。”斯特恩告诉记者，《斯特恩评论》时的温室气体浓度大约为430ppm，到目前为止是以每年2.5ppm的速度增长，“即使是保守估计，全球温室气体浓度未来将以3ppm～4ppm速度增长，这意味着21世纪末全球温室气体浓度将达到750ppm。”
750ppm意味着什么？如果在温度计上找到对应值，就会带来更直观的感受。“这一浓度下使气温上升5℃的可能性达到了近50%，如果现在不采取行动，到本世纪末，预测全球气温将升高4℃～5℃。”
在斯特恩的气候模型中，这种程度的升高在地球过去几千万年的时间维度中都找不到先例，“我们估算，考虑到突然大规模气候变化的风险，温度上升5℃～6℃将造成相当于全球GDP 5%～10%的损失，而欠发达国家遭受的损失成本将会超过其GDP的10%，而预计在今后200年内，排放的综合影响和总风险的成本将相当于平均降低GDP的5%以上。”
“从科学的角度看，气温升高超过2℃是非常危险的，这是在巴黎气候峰会上达成的共识，我认为最好低于2℃，所以尽快实现零排放才能实现这种平衡。”斯特恩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说。
根据他的研究，在430ppm起点上将温室气体浓度控制在550ppm以内，大致需要花费全球1%的GDP，所以从现在开始减排，未来50～100年间每年耗费大约1%的GDP，将远远低于30年后开始减排所耗费的每年4%的GDP。
这为严格减排划定了明确的时间表。斯特恩认为，若要稳定在“气温最多上升2℃”这个目标，必须要在2018年以前实现，“如果需要更好地控制气温，2016年就应该采取这样的行动。”
斯特恩还对记者分析，未来20年将成为这项事业的重要节点。“现在全球约有50%的人口在城市地区居住，大约是35亿人口，但到了25年后将会有70%人口居住在城市，城市人口将达到90亿，如果我们还以现在的方式建造城市，将会制约在高碳耗的城市结构中。” 建议中国对碳排放征税
具体到中国，斯特恩也强调了过去10年中国在全球减排事业中扮演着突出重要的角色。“目前2/3排放量集中在发展中国家，所以还需要在全球新的气候机制之下加强国际合作，在过去10年，太阳能板的成本降低了90%，风电成本也在不断降低，这是中国相关产业带来的历史性革新。”他说。
这也得到了国内学者的呼应。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长江特聘教授齐晔是国内低碳经济代表性学者，曾历时7年撰写成中国低碳发展报告，他就认为，从经济新常态来看，“十二五”期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7.8%，和“十一五”期间的11.3%比，大幅下降，终结了30多年持续高速增长阶段，实际对于能源的消耗产生巨大影响，“特别是自2012年以来，能源消耗的速度开始大幅度下滑。”
记者注意到，“十二五”期间全社会用电量和“十一五”期间相比，增速下降了50%之多，2015年全社会用电量的增速只增加了0.5个百分点。这是自从1974年以来，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增速最慢的一年。在国际能源署最近的报告中，2014年全球的碳排放与上年保持基本持平，2015年维持了这一态势，齐晔认为，中国碳排放增速的减缓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而在2013年时，中国碳排放总量曾是美欧总和。根据BP能源统计年鉴，2013年人类碳排放量达360亿吨，其中排名前5位的国家和地区分别为：中国27.5%，美国16.9%，欧盟10.4%，印度5.9%，俄罗斯4.7%。
斯特恩建议，中国可以通过进一步的碳排放税收调整来解决问题，“通过这样的激励结构，可以对污染进行征税，也可以用一些激励措施鼓励企业投资于环保技术，税收合理增加了，也可以保护环境，治理污染。”
他向记者算了一笔账，称煤炭其实是很昂贵的资源，“目前一吨煤平均下来大概是50美元，如果我们燃烧煤产生一吨碳排放，在美国的碳交易市场报价是20美元，这样来看燃烧煤的成本比风能和部分地区的太阳能价格更贵。”
据他计算，中国每年差不多消费40亿吨煤炭，如果对碳排放征税，将会达到2800亿美元，这相当于2015年全年GDP的2.6%左右。“可以把碳排放的税收作为一项非常大的政府收入来源，一方面使企业有意识地减少碳排放，以及煤炭的使用；另一方面可以在这笔税收中支配一部分用于激励企业投资于环保技术。”
但由于税收杠杆牵扯到多方面，尽管数年前已经被国内学者广泛讨论，但对碳排放征税目前仍未实施。记者注意到，2010年就曾有消息援引国家发改委相关专家话语称，碳税专题组的基本研究工作已经做完，正在与全国人大等做进一步的沟通，希望是在“十二五”期间开始征收碳税。还有来自媒体报道援引财政部相关专家话语称，碳税改革将最迟在2013年启动。
据记者了解，当时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的调研报告就分析了中国开征碳税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提出了在中国开征碳税的基本目标和原则，并从税制诸因素角度初步设计了碳税制度的基本内容，具体提出了我国碳税制度的实施框架，包括碳税与相关税种的功能定位、中国开征碳税的实施路线图，以及相关的配套措施建议。 建立全国性碳交易市场后，还需要推动碳排放价格上行的机制
不过，碳税的暂缓推出并不代表中国减排努力的停滞。斯特恩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分析，中国征收碳税将是一个“一步一步来走”的路径，“明年中国会加入全球碳交易市场，然后中国可以发放碳排放的许可，其实可以先从发放碳排放执照或者许可开始，再逐步推进征碳税，这样一个路径是非常清晰的。”
据《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了解，2011年10月国家发改委批准了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湖北、广东、深圳7个省市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并将2013―2015年定为试点阶段，但碳交易的总量并不符合市场预期。去年9月25日，中美双方关于气候变化的联合声明显示，明确计划于2017年启动全国碳排放交易体系。
世界银行曾预测，2020年全球碳交易总额有望达到3.5万亿美元，有望超过石油市场成为第一大能源交易市场。而中国国内的多个研究机构都预测，中国碳交易市场规模将在1000亿以上，并且在2020年之后达到万亿元的规模。但根据国家发改委公布的数据，截至2015年8月底，中国7个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累计成交额只有约12亿元。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建立碳交易市场，2013年，美国启动碳交易市场；2014年，澳大利亚启动碳交易市场；2015年1月，韩国碳交易市场正式运行。2014年，全球碳市场的交易总量约为91.1亿吨，交易总额约为505.2亿欧元，交易总量较2013年的104.2亿吨下降了10.5%，但其交易总额同比上升了约26.36%。
税收经济学范文第10篇
一、税收法治意识的内涵及其分析的必要性
（一）税收法治意识的内涵。在新制度经济学中，非正式约束主要包括价值信念、伦理道德、风俗习性、意识形态等因素，其中意识形态处于核心地位。它不仅可以蕴涵价值信念、伦理道德、风俗习性，还可以在形式上构成正式约束的“先验”模式。我们可以将税收法治意识理解为在市场经济和民主法治条件下，税收主体基于对自身的主体地位、存在的价值和权利义务的正确认识而产生的一种对税收、税法及税法现象的包括认识、态度、评价和信仰在内的主观意识。
税收法治意识的主体主要有作为纳税人的公民、国家和代表国家行使职权的权力、行政和司法机关以及上述各机关的领导和工作人员。高培勇教授在论及“税收观”时说：“这里所说的‘税收观’，包括老百姓的‘纳税观’和政府的‘征税观’两个方面”。同理，税收法治意识也应包括“征税法治意识”和“纳税法治意识”两个方面。从税收法治意识角度看，国家的税收涉及范围除了征与纳之外，还有一个对国家经济稳定和经济发展极为重要的方面，即用于公共支出方面的税收，因此税收法治意识还应包括国家的“用税法治意识”。
（二）税收法治意识是我国税收法治目标实现的观念根基。非正式约束是人们在长期的交往中无意识形成的，构成了代代相传的文化中的一部分，具有持久的生命力。从历史上看，在正式约束设立之前，人们主要靠非正式约束来维持相互的关系。即使在现代社会，正式约束也只是占整个约束机制中很少的一部分，人们生活的大部分空间仍由非正式规则来约束。
古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曾说到：“即使是完善的法制，而且为全体公民所赞同，要是公民们的情操尚未经习俗和教化陶冶而符合于政体的基本精神（宗旨）……这终究是不行的。”从法律运行的角度上看，任何法律的制定及执行、适用和遵守，都离不开一定法律意识的指导和支配。因此，分析税收法治意识在强调税收法治的今天就显得尤为重要。
二、税收法治意识的制度性作用和经济功能
（一）税收法治意识的制度性作用。税收法治意识是减少其他制度安排费用的一种重要的制度安排，税收法治意识的制度性作用主要有以下方面：
1、它是税收法治意识主体和税收环境达成的能够节约费用的一种“协议”，“好”的税收法治意识能够降低税收法治建设的成本，更有利于税收法治的实现。
2、它内在所含的与公平、公正相关的道德和伦理评价会使人们在相互对立的理性之间进行非此即彼的选择时所耗费的时间成本和利益损失有所缩减。
3、当人们的意识形态与实际经验不一致时，他们就会用新的意识形态来节约认识世界的成本。面对错综复杂的社会，当个人因理性有限而无法迅速、准确地做出判断，还想使成本尽量低时，人们便会借助于相关的意识形态来走捷径。
（二）税收法治意识的经济功能。新制度经济学家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人力资本，拥有的意识形态的量越大，个人“搭便车”或违反规则的可能性就越小；当个人越是认为周围的制度安排及制度结构是合乎道德、合乎情理的，个人机会主义行为就会越少。税收法治意识具有显而易见的经济功能：
1、税收法治意识可节约交易费用。通过培养人们的税收法治意识，使他们能正确的认识税收法治环境，它以世界观的形式来引导人们，从而使税收法治主体能够按照税收法律、法规来进行选择，准确把握自己的预期行为及效果。
2、成功的税收法治意识能有效地克服税收法治中“搭便车”问题。如果税收法治主体都能够认识到他们所处的税收环境是一种不可缺少的经济环境，即他们的经济活动直接或间接地要与税收发生关系，使他们被一种自觉纳税意识所支配，那么他们就会自觉的遵守税法，从而避免“搭便车”行为的发生。
3、税收法治意识能够减少税收法治的实施费用。税收法治意识能有效的解决“以权代法”、“软政权（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等现象带来的税收法治实施费用过高问题，有利于营造“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纠”的良好实施环境和条件。
三、税收法治意识的建立
（一）税收法治意识建立的制度变迁模型分析。税收法治意识的建立过程实质上对应了新制度经济学中的非正式制度变迁，其中有两个著名的制度变迁模型，即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是指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或替代，或者是新制度安排的创造，它由个人或一群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强制性制度变迁是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进的，其主要制约因素有：统治阶级的偏好及有效理性、社会科学知识的局限性、国家的生存危机和意识形态刚性等，国家通过努力虽可能降低一些不利因素的影响，但是不能完全克服。
非正式制度变迁由个人来完成规则的变动和修改，而不用群体行动。开始，个别创新者也许会被其他人认为是违犯了现行规则，而面临一定的风险和压力。只有当社会中的大多数人都放弃了原来的制度安排并接受新制度安排时，制度变迁才会发生，比如价值观、道德、习惯等等。显然，税收法治意识的建立亦难以在一朝一日可完成，只有当税收法制观念在全社会范围内深入人心，制度变迁才会发生，税收法治意识才能真正建立。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新规则的接受主要取决于其效益和成本分析。个人之所以接受新规则是因为新规则对自己有利。当制度不均衡所带来的预期收益大到足以超越潜在成本时，个人便会努力接受新的价值观、道德和意识。可见，当周围的大多数人都自觉建立税收法治意识时，个人便会努力接受税收法治意识。税收法治意识比税收法规有更难以变迁的趋势，而非正式制度变迁的时滞更为明显，即使有政府行为也不容易发生。
（二）税收法治意识的建立难以借鉴国际经验。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正式约束的建立可以借鉴国际经验来降低建立的成本。从制度的可移植性来看，正式约束尤其是具有国际惯例性质的正式规则是可以在国家间移植的。但是，一种非正式约束特别是意识形态能否被移植，取决于所移植国家的技术变迁状况和其文化遗产对移植对象的相容程度。
从历史层面上看，我国是一个长期缺乏法治环境的国度。在政治上，我国的封建社会历经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崇尚“君权至上”的人治思想。在经济上，我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造成中华民族对自然的依赖及对权利和自由在文化上的疏远，社会治理呈现重人治、轻法治的倾向；从传统层面上看，建国以后长期奉行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弱化了税收法制化倾向，而现时还不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又制约着税收法治意识的发育。市场经济是一种法治经济，在税收上看，就是依法治税。我国目前的税收管理和执法在一定程度上还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仍存在税收征管体制不健全及税务部门执法行为不规范等影响税法权威的因素。因此，在我国，非正式约束的可移植性较差，税收法治意识的建立难以借鉴国际经验。
（三）税收法治意识建立的对策建议。税收法治意识对于我国的税收法治建设的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而税收法治意识的建立由于其特定原因而难以借鉴国际经验，又不适宜于实行强制性建立，所以我们选择税收法治意识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将国民所认为的被迫税收行为转变为他们的自主行为，即将依法治税的观念根植于国民意识中，从而降低税收法治的成本，促进税收法治的实现。
1、深化税收法治宣传，加强国民的纳税法治意识。深化宣传内容，既要宣传办税的具体程序和实体法规定，又要加强对违反税法的法律责任尤其是构成犯罪的法律后果的宣传，并结合具体案例，增强打击税收违法犯罪的威慑力；丰富宣传形式，增强宣传效果，努力创造被广大民众接受的宣传形式；注意宣传的持续性，正确处理税收阶段性宣传和日常宣传的关系，加大日常宣传的力度；加强对中小学生的税收宣传教育，使他们从小树立起依法治税的意识。
2、提高税务执法人员素质，强化税务机关的征税法治意识。目前，税务机关在税务执法上仍存在着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等问题，究其原因，税务执法人员素质不高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应当通过开展执法人员的法治培训，提高税务执法人员素质，增强依法治税的自觉性。深化税收执法责任制和过错追究机制，对违法失职的税务人员可依据公务员条例等法律予以惩罚。加强对执法的监督和考核，加大过错追究力度，从而从机制上强化税务机关的征税法治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