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治理专业范文

环境治理专业范文第1篇

农村环境问题主要包括污染问题，农村资源和生态的破坏问题及包括农产品质量安全在内的衍生问题。农村污染是由生产和生活两方面带来的。在种植业方面，倍增的化肥使用量，大量残留于土壤的农膜，不断增加施用量的农药都成为我国环境污染的突出问题。在畜牧业方面，越来越多的鸡、鸭、猪粪便未经处理就直接排放。造成大气污染，夏季蚊虫孳生，病毒传播。在城镇化建设和作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首要任务“生产发展”的推动下，越来越多的企业进入农村，它们带动农村经济增长的同时也“送”来了大量污染。农民生活型活动引起污染，可从消费方式、生活方式、消费观念3个方面分析。当前农民用于消费方面的支出在不断增加，其中食品消费和住房消费基本位于类消费的前两位，而两者也恰恰是引发环境污染的重要因素。前者是农村生活污水的来源之一，后者则是农村生活垃圾的主要构成物。农村中以散居和杂居的房屋格局为主，没有生活污水排放和处理设施，污水未经处理就直接排入河流，严重污染水源。同时，大量的固体废弃物和生活垃圾由于没有固定投放点而任意堆放。农村资源主要包括土地资源和水资源。中国的“土地红利”在不断地丧失，农用的土地面积越来越少。一方面是由于一部分的农用土地被征收为他用，另一方面是因为人类的破坏。人类破坏使得耕地质量下降难以逆转，耕地污染日趋严重。农业发展少不了水，而当前水资源极其匮乏。这是由水资源的浪费，利用效率低和农村居民在生产和生活中引起的水污染共同造成的。据调查，农村生活污水已经成为农村地区主要污染源之一。数量越来越多，结构越来越复杂的未经合理处理的农村生活污水肆意排放，严重污染了农村的生态环境，直接威胁广大农民群众的身体健康以及农村的经济发展。我国农村生态环境恶化，不断受到破坏，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农民为了生计甚至短期利益，乱砍滥伐、竭泽而渔，过度开发自然资源，阻碍了农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其次，包括水土流失、土地沙漠化、盐渍化在内的土地的荒漠化问题严重，农用土地利用面积锐减，建设占用耕地和生态退耕的林草地的情况日益增多。不仅影响农业生产的发展，也影响到气候条件等环境要素的变化。最后，农药作为农业投入品的大量、广泛使用，局部改变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对生物产生不良影响，甚至破坏生态平衡。近年来，我国农田环境质量不断下降，农产品污染问题日趋严重，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已成为当前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障碍，并严重影响到农产品的出口和国际市场竞争力。从山东的“毒生姜”到广东的“铬大米”，无不警醒着人类，这些都给人民的身体健康产生了巨大的威胁。

2农村环境的公共物品属性和治理困境

2.1农村环境的公共物品属性公共物品即与私人物品相对应，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非竞争性，是指某人消费公共物品时，并不会影响他人同时消费该产品及其从中获得效用。非排他性，是指某人在消费一种公共物品时，不能排除其他人不付费就消费这一物品，或者排除的成本很高。萨缪尔森曾定义公共产品为“所有成员集体享用的集体消费品，社会全体成员可以同时享用该产品，而每个人对该产品的消费都不会减少其他社会成员对该产品的消费”。按照萨缪尔森对公共物品的定义，农村环境符合公共物品的特性，即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首先，农村环境具有享用的非竞争性，当农村环境质量优时，所有的农村人口获得的是同样的消费，多一个人或者是少一个人都不会影响他人的消费。农村环境的非排他性特征也很明显，因为要想排除他人免费搭车享受环境收益，在技术上是很难做到或者代价太大而不切实际。

2.2农村环境治理困境

2.2.1公共物品供给困境由于公共物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以及受提供公共物品的成本高，但会因搭便车等带来的收入低的因素影响，企业或个人很难成为它的有效提供者和管理者，主要由政府发挥作用。如大量关于“公地悲剧”的学术文章，都建议由“国家”对绝大多数自然资源实行控制，以防止它们的毁灭。在实际中却发现，国家在使个人以长期的，建设性的方式使用自然资源系统方面，并没有取得成功［7］。政府在公共物品的供给及管理方面没有发挥理想中的作用，公共物品陷入治理困境。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下，农村环境是公共物品，政府应当担任良好农村环境的提供者和管理者的角色。然而，中国长期采取单一的治理模式，它已不适应农村环境的治理要求。再者，制定治理农村环境制度的成本高。奥斯特罗姆在《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一书中指出，政府对公共事务的治理需要通过制度手段。制度是复杂的，设计制度不仅需要时间，还需要金钱与精力。制度设计成功后，还要进行维护，继而又产生了维护成本。政府提供和维护良好的农村环境，需要付出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交易成本高。另外，由于农村住宅很多是散居，各个村庄之间离得距离较远，难以形成像对城市居民那样严格的管理模式。同样，由于农业生产的规范性不如工业，很难以具体的指标来衡量它的生产行为是否对农村环境造成了影响。农户生产、生活过程中排污的随机性、隐蔽性、分散性，污染源和排污量的确定都很困难［8］。作为责任主体之一的政府功能依然很薄弱。

2.2.2农村环境的外部性斯蒂格利茨(1997)指出:“只要一个人或一家厂商实施了某种对其他人有影响的行为，而且对此既不用赔偿，也不用得到赔偿的时候，就出现了外部性”。外部性分为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个人行为对他人产生有利的影响称为正外部性，对他人产生不利的影响称为负外部性。农村环境问题正是外部不经济的必然结果。如向环境排放污水、乱采滥伐森林、草原过度放牧、滥捕滥猎、农业使用物污染和农业废弃物污染等均会产生外部不经济性。渔民不会考虑他的行为会对鱼的储量以及对其他渔民捕捞机会的影响，因为他追求的是最大捕捞量。农场经营者不大会考虑若干年后土地盐渍化，因为他更关心的是近期内谷物的收成。牧民不会考虑他的行为会对草原承载能力的影响，因为他只关心短期内自己的经济收入。另外，农村环境保护具有较强的正外部效应，是一种典型的社会成本与私人成本不对称的公共产品。政府制度设计成功后，他人很容易模仿，政府需要独自承担设计成本。企业无法从环保的提供中得到足够的回报，由于自己的投入使得环境质量改善了，这个利益由周边所有人共同分享，而成本却由个人独自承担。因此，除非政府利用税收、补贴以及其他形式的干预手段去鼓励私人投资，否则，企业不会主动提供环保这一公共产品。由于存在外部性，公共产品供给严重不足。

3以农民专业合作社为责任主体治理农村环境问题的可行性分析

3.1第三方治理方式

由于政府在公共物品的供给及管理方面没有发挥理想中的作用，这使公共物品陷入了治理困境。面对这种困境，以奥斯特罗姆夫妇(VincentOstromandElinorOstrom)为核心的一批研究者在对发展中国家农村社区公共池塘资源进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多中心治理理论，改变政府对于乡村社会的行政性管理和控制，让乡村内部的自主性力量在公共事物领域充分发挥基础性作用。农村环境作为一种公共物品，所面临的困境也决定了应该寻求第三方治理的方式。根据奥斯特罗姆夫妇的观点，农民专业合作社属于乡村内部的自主性力量，在农村公共事物领域发挥作用具有一定的可行性。

3.2农民专业合作社力量不断壮大

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农民自发组织起来为获取良好服务实行民主管理的互助组织，属于农村生产性非营利性组织。我国从2007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它规定:国家通过财政支持、税收优惠和金融、科技、人才的扶持以及产业政策引导等措施，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国家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力量为农民专业合作社提供服务。它也明确了政府职责: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及有关组织，依照本法规定，依据各自职责，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建设和发展给予指导、扶持和服务。另外，从2006年起多次在中央一号文件中提到鼓励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据工商局统计至2012年底，农民专业合作社实有68.9万户，2013年一季度，全国实有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已经超过73万户，实有73.06万户，比上年底增长6.04%，出资总额1.21万亿元，增长10.06%。农民专业合作社新登记注册4.3万户，比上年同期增长36.90%，出资总额0.1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5.12%。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力量在不断的壮大。如果在治理农村环境问题的过程中，发挥合作社的作用，将会产生不可估量的力量。

3.3农民合作社的“环境”功能

3.3.1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宗旨决定它的功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规定“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在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同类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或者同类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提供者、利用者，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互经济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社应当遵循以服务成员为宗旨，谋求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它的职能定位决定了它必须承担保护农村生态环境的社会责任。

3.3.2农民专业合作社能够解决农业污染《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规定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作用:以其成员为主要服务对象，提供农业生产资料的购买，农产品的销售，加工，运输，贮藏以及与农业生产经营相关的技术、信息等服务。在家庭分散经营的情况下，农户根据自己的需要和经验以及跟风购买种子、化肥、农药、地膜、兽药。农民由于受知识水平的局限，他们并不知道市场上销售的农资质量，他们有可能购买到假种子，假化肥。另外，盲目地想通过产量的增加而增加收益，导致农民过量使用化肥和农药，结果造成成本增加，土壤肥力下降，土地板结，农产品质量下降。使用过后的地膜，由于清理费事就直接翻土后留在地里，而在自然环境中地膜光解和生物分解性均较差，残膜留在土壤中很难降解。秸秆就地焚烧，造成了严重的大气污染，破坏了环境。合作社能为农户提供专业化的产前，产中，产后服务。合作社为全体社员谋发展，一方面为社员统一购买质量合格，低残留的化肥农药，在降低购买成本的同时保证了质量。另一方面，通过统一生产标准、引进和推广新品种，在提高农产品竞争力的同时避免了新的污染。在合作社内部，有专业的技术人员统一指挥生产。测量土地的肥力决定施用的化肥量。根据农作物的生长状况，雨水情况和农药的效力，决定什么时间喷药以及喷洒多少农药。对于使用过后的地膜，及时清理。另外，农民专业合作社把粮食作物的秸秆加工成颗粒饲料，供应畜牧养殖业的发展。既节约了成本，实现了循环利用，同时也保护了环境，减少焚烧秸秆对大气造成的污染。

3.3.3农民专业合作社能够保护资源和生态根据十七大三中全会《决定》与实际情况，农民专业合作社具有管理集体资产的职能。尤其是对土地资产的管理，合作社代表农民利益行使当家做主的权利。浙江省第一个出台了由合作组织行使土地管理职能的规定。十七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指出:“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发展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规模经营主体”。这就是说，促进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形成土地的适度规模经营，农民专业合作社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这能够确保土地资源的节约和合理开发利用，促进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治理。由于市场调节本身就具有盲目性、自发性、滞后性的缺陷，我国农产品市场的供给方是大量的个体农民，他们在获得市场信息方面处于弱势地位，零散的生产供求信息导致个体农民难以预测未来产品价格并作出准确的生产决策。这种分散的个体决策机制必然地带来生产的盲目性，农民以当期价格决定下一期的产量，跟风倾向明显。当出现滞销情况时，由于很多农产品自身难储存的属性，大量的农产品腐烂，这不仅产生了污染，同时造成了包括土地、水、化肥在内的资源浪费。农民专业合作社可以及时地掌握市场信息，决定农业生产的数量，根据市场的需求灵活的确定需要向市场投放的产品数量，可以节约大量的农业资源。

3.3.4农民专业合作社能够提高农产品质量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关注“食品安全”。随着经济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越来越重视食品的质量与饮食的健康，发展绿色食品，无污染食品的呼声越来越高。农民专业合作社对农产品采用源头管理的方式，强化农产品的质量。实行对生产、加工、流通各个环节的全程质量监督，建立可追溯体系。单一的农户条件下，出于利益的需要，农户可能会过量施用农药，往农产品中添加不利于人体健康的化学成分。而在合作社内部，农户之间是相互监督，可以避免化肥农药的滥用。如“三鹿奶粉”事件就是出在缺乏合作社，如果公司通过合作社与奶农建立利益共同体，就不会出现个体户收奶违法添加三聚氰胺了，这个教训极为深刻。

4结论

作为当今世界最为成功的合作组织类型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能够作为新的责任主体在农村环境问题的治理中发挥作用。它是农户和政府之间的中间组织，既能遵循政府的相关规定，也能带动农户发展生产。农民专业合作社担任农村环境治理的责任主体在为农民增加了收入的同时，也营造了更加适合居住的生活环境。因此，政府要鼓励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创造更多的条件，让它的作用发挥的越来越明显。它包括政府要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规范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行为，并为其提供法律依据。同时，完善包括金融、税收、财务会计制度等在内的配套政策和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开展信息、技术、培训、质量标准与认证，更加有效的生产出质量安全的、生态环保的、符合消费者需求的农产品。另外，要提高农民专业合作社自己管理环境的能力和增强保护农村环境的意识。农民专业合作社要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的履行自身的职责。统一农产品从生产到销售的各个环节，把好农产品的质量关。增强广大农户保护农村环境的意识，共同营造“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环境治理专业范文第2篇

关键词 生态环境 治理 问题 草业科学 发展

中图分类号：S812 文献标识码：A

1生态环境治理面临的问题

我国土地面积位于世界第三位，但是用于种植的土地面积相对较少，仅占据土地总面积的10%。人均耕地面积小，不到世界人均耕地面积的一半。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非农业用地面积的增大，此外，还出现了土地资源污染和废弃用地增加等原因的影响。目前我国耕地水土流失现象严重，耕地荒漠化严重，受到荒漠化的影响，导致我国的一些干旱半干旱的地区耕地面积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退化。

随着水土流失的加剧外加人为对土地资源的破坏，导致我国的荒漠化面积加剧，并且一些草场的生态系统功能出现了不同程度下降，生态种类的组成减少。人口的密集性和畜牧业的无计划繁衍导致草场退化严重，使得畜草之间失去了平衡性。除上述原因之外，我国的森林覆盖面积逐渐减少，森林的主要作用是防风固沙，保持水土流失，净化城市空气以及保护生物的多样性。由于人类的保护意思不强出现了毁林开垦的现象，使得我国森林面积大幅减少，导致生物多样性减少，一些重要的生物物种面临着消失甚至是死亡的威胁，稀有物种的灭绝和濒危物种的增加导致我国经济损失严重。

2草业科学专业发展的必要性

随着我国农业进入新的发展时期，草在农业中占据着较大的比例，我国作为草地资源大国需要借助世界发达国家的农业生产技术经验对我国的农业结构进行调整。针对我国西部环境恶化问题，利用草业科学技术能够对生态环境进行治理，从而达到城市绿化的作用，一定程度上能够改善环境质量，对于经济建设和环境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草业科学专业主要培养学生在农业发展以及环境治理过程中的关键技术，对于我国农区以及农牧交错区环境的治理能够提供一定的解决措施。学生可以利用学到的新型技术进行城市绿地设计和建设，甚至是进行生态环境治理，利用他们学到的基本理论持续高效的对草业资源实施规划和管理，设置人工草地或者是进行草产品的加工，不仅能够增强我国草业资源开发的合理性，在草坪绿化方面也能够体现基本的能力。草业科学专业培养出来的学生未来从业的岗位是一些规划管理部门，例如城市绿化或者是草种生产等企业，从事草坪的建设和管理工作，利用学习的技术对草业进行推广管理，也可以负责公共绿化带，例如城市小区或者是公园的绿化工作，或者是负责学校甚至是公用绿地的建设，凭借其专业知识进行详细的设计，怎样灌溉排水或是怎样合理的设置草坪的种植面积，能够更好地为城市的绿化做贡献。我国在城市绿化管理方面的人才相对较少，并且这些仅有的管理人员没有专业的管理知识，在生态环境治理过程中会面临众多的问题，因此，开设草业科学专业能够培育出一批高技术的管理人才，才能为城市化建设更好的出谋划策。

3基于治理问题的草业科学专业发展的方向

草业科学的发展方向主要有两个，第一个方向是关于草坪的护理工作，人们将其称为城镇园林绿化。该专业的开设能够在花卉和草的利用方面培养出一些优秀人才，学生能够在城市绿化的过程中对草坪进行管理，并且能够负责城市绿化工作，实现城市生态环境的科学化管理。第二个是畜牧业养殖的方向，主要在生态畜牧业和农林养殖业方面做出贡献。该发展方向是草业科学专业学生发展的基础性方向，同时也是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农业畜牧业作为我国支柱性产业，是国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一定程度上能够体现国民经济的发展。草业科学的发展对于畜牧业的规模和发展效益起着制约性作用，学生对于这方面的学习主要是研究牧草的栽培以及草种的培育，如何进行改良种植等，该方向学习的范围比草坪管理的范围更加宽广。

基于环境治理的草业科学专业发展方向可以将草坪的护理和畜牧业的养殖相结合。我国处于城市化发展阶段，对自然资源开放强度较大，而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是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在技术的管理方面比较落后，外加一些管理部门对环境保护的认识不深，生产企业的高排放和高生产加重了环境污染。以城市为中心的环境污染逐渐开始蔓延并且范围不断扩大。为了对环境全面进行治理，应该加强对草坪的护理，同时确定畜牧业养殖的正确方向。草业科学专业的学生应该学习专业的草坪管理技术，方便在以后的城市绿化过程中加大草坪绿化面积，更好的规划城市绿地占地面积，避免土地资源的浪费。同时学习畜牧业养殖的规划策略，对我国畜牧业养殖情况进行合理规划，减少牧区生态环境的破坏，还给自然环境青山绿水。

3结语

环境保护关系到人们的长远发展和切身利益，面对我国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的现象，需要培养专业的生态环境管理人才，利用科学技术作为保护环境的法宝，合理的解决我国生态环境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为人们的生活提供舒适的场所。

参考文献

[1] 魏学红，孙磊.新形势下草业科学的发展思路[J].河北农业科学，2009，13（9）：165-166.

环境治理专业范文第3篇

作为重要环境治理主体的政府主要是通过直接环境管制来实施环境治理。政府直接环境管制采用的主要政策手段有禁令、罚款、制订标准、许可证与限额或数量控制等。在我国，就污染防治而言，利用政府机制实施环境治理所采用的政策工具主要有事前的环境污染控制手段如环境影响评价、环境规划、“三同时”制度。事中的环境污染控制手段主要是企业排污许可证制度与达标排放制度。事后的环境污染控制手段主要有强制性的关、停、并、转制度及污染限期治理制度等。环境治理的政府机制，是以“仁慈政府”为假设，以政府追求社会利益极大化为前提，通过政府制订环境政策，依靠行政强制实施环境治理。虽然环境治理的政府机制中也有对环境污染者施以罚款，有时甚至是严厉的经济处罚，但它与环境市场机制中的罚款明显不同。环境治理的政府机制中实施经济处罚是将污染者的减排决策权收归政府部门统一行使，而污染者无权选择减排手段。也就是说，为实行既定的减排目标，当有多个减排手段可使用，而每种减排手段的成本费用又不同时，企业究竟应采用哪种减排手段，是取决于政府而非企业。政府只规定了企业单位产量的最大污染排放量，而不是具体规定企业所采用减排手段，因而限制了在一定范围内企业选择减排手段的自由。即使企业能够以更经济的减排方式达到同样的减排量，也必须使用政府规定的减排手段，否则会招致政府罚款。由于政策手段的强制性，环境治理中的政府机制，可以直接规定企业污染物的排放量，直接控制污染者的行为，更易于确定污染排放总量。所以，利用政府机制实施环境治理，它对于环境污染控制的结果具有确定性。另外，环境治理中的政府机制，还简化了污染监控。因此，一定范围内环境治理的政府机制能够比较灵活地应对一些复杂的环境问题。

二、政府机制在环境治理中有效性的制度分析

通过剖析政府机制在环境治理中的作用机理可以发现，政府自身的利益倾向及政府制定、实施的环境政策工具，都会影响政府机制在环境治理中的有效性。而决定或影响政府自身的利益倾向与实施的环境政策工具，既与民主、法制等制度构架及财政分权体制有关，也与环境政策制定与执行过程中人的有效理性及信息是否完备等有关。当然，政府内部的科层环保体制也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影响因素。

1.环境治理中政府治理机制绩效的影响因素

在环境治理的政府机制中，政府是最重要的环境治理主体。而政府是由多层级的不同职能部门组成的。政府的环境政策是由不同的部门或不同的政府人员制定、执行的。公共选择理论的相关研究表明，政府部门或政府雇员他们同样也是理性的经济人，是机会主义者，他们也有其自身的部门利益或个人利益。政府职能部门或政府雇员并不必然总是以社会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在具体的政策制定与执行过程中，是以部门利益最大化或个人利益最大化为目标。所以与市场机制一样，在环境治理中，政府机制同样也会表现出“政府失灵”。就我国而言，在现行的民主法制体制与财政分权体制下，政府机制在环境治理中“政府失灵”，可能表现为政府在环境治理中的低效或严重失效。在现行的民主法制体制下，由于环境政策的制定与执行都需要较强的专业知识，信息的不对称，导致社会公众难以对环境政策的执行部门或执行人员进行执法监督。环境政策的执行部门或执行人员可以利用其专业优势，为获取个人利益，实施机会主义行为，钻环境政策空子，与排污企业合谋，放松污染企业的环境规制。尽管存在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内部监督，社会大众与新闻媒体对环境政策执法的外部监督，但是，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或信息不充分，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监督会存在信息失真，从而导致上下政府之间的内部监督失效。就环境政策执法的外部监督而言，由于信息的不对称，环境检测需要较强的专业知识，环境政策是否被如实执行，社会大众无从得知。环境政策执法部门有可能可以利用信息不对称及专业知识优势，与污染企业合谋，从而放松对企业的环境规制。另外，法制的不完备，也会为企业环境污染留下空间。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受害人对污染企业的控告需要原告举证，证明其受害与污染企业存在直接的联系。对于企业环境污染造成的环境损害，受害人存在举证困难，这导致法律对企业污染环境的行为约束低效，从而削弱了政府机制在环境治理中的作用。在现行的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通过发展经济增加财政收入的目标往往会让位于环境保护目标。与中央政府相比，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比重较小，而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占全国总财政支出比重较大，尽管有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但地方政府每年还是存在较大的财政收支缺口。在我国现行的财政分权体制下，增值税在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中占有较大的比重，各地方政府为获取更多的财政收入，会大力发展石化、能源、钢铁等重工业。而石化、能源、钢铁等属于环境污染较严重的高能耗、高污染的企业。由于地方政府与这些企业存在利益的一致性，所以在环境政策的执行过程中，相关政府部门往往会放松对该类企业的环境规制，如降低环境规制标准、减少罚款、任意扩大排放指标等。例如，2011年6月渤海湾康菲漏油事件，最后只对康菲公司罚款20万元。另外，石化、能源、钢铁等重工业企业规模大、实力强，有较强的影响能力，由于利益的一致性，这些重工业企业往往会形成利益集团，通过政治游说影响政府环境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或通过邀请地方政府官员担任公司董事或管理顾问等形式“俘获地方政府”，从而使地方政府放松对其环境规制。即使环境政策制定与执行过程中不出现政企合谋，由于人的有限理性与信息的不对称，同样会导致环境治理中政府机制失效或低效。环境政策的制定具有超前性，环境政策具有稳定性，环境政策一旦制定，不会轻易改变。在制定环境政策时，由于人的有限理性，不可能对事后可能出现的各种环境污染与环境破坏作出详细而又明确的规定，也不可能对事后可能出现的违规污染作出充分预计，在环境政策的监管之外总有些污染行为存在，而且不受环境政策监管。

2.科层环保管理体制在环境治理中的内在冲突

利用政府机制实施环境治理，并不是单一依靠某一个政府部门，而是涉及到众多的政府职能部门，通过众多政府部门之间的分工协作来完成的。所以，环保体制是影响政府机制在环境治理中有效性的重要体制因素。如同马克思.韦伯所言，与市场组织不同，现行的政府组织是建立在分工及专业化基础之上的，依靠行政权威而非市场机制来维持运转的行政等级体系。这种行政等级体系一方面适应了社会化大生产与高度专业化分工的需要；但另一方面，也有其自身不可克服的弊端。就环保体制而言，这种弊端就是因专业化分工造成了环保相关部门职能的内在冲突。就中央政府而言，在环境治理方面，除了环保部外，还涉及到财政部、建设部、林业局、水利部、气象局、国土资源部、交通部、卫生部、科技部及国家海洋局等。部门之间的高度专业性分工，造成了环保部门之间职能的内在冲突。我国各地方政府的职能部门设置，基本上都是与中央政府对口。在地方政府内部，同样存在环保相关职能部门的内在冲突。以中央政府为例，环保相关职能部门的内在冲突。具有环境管理职能的部门拥有环境监督职能与经济管理职能。其中的经济管理职能主要表现为审批权，对环境管理部门有较强的激励功能。由于各级环境保护机构具有“理性经济人”的特质，在行使职能过程中表现出逐利性。内部职能的相互冲突导致各级环保职能部门愿意经常使用一些获利的审批性职能，而放弃环境监控职能。就地方的环保部门而言，尽管实行垂直管理，但其经费来源是依赖于地方政府的财政拨款，其人事安排是由地方政府控制。而地方政府要增加财政收入与经济增长，往往会向地方环保部门施压，基于自身部门利益的考虑，地方环保部门也往往会放松对企业的环境规制，甚至利用本部门的环境监管职权获利。环境治理与生态保护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统筹规划与统一管理。当环境治理与生态保护涉及到众多的政府职能部门时，其主要弊端就是职责不明确，部门间信息传递失真、沟通不畅，容易造成政府部门之间相互推诿。当有利益时，各部门相互争抢，当涉及到担责时，相互推脱。现实中“八龙治不好一水”就是这种科层环保体制低效的体现。环境治理与生态保护涉及众多政府部门，在政府行政信息不透明，政府外部监督与内部监督缺失，法制不健全的条件下，这种多次级的科层环保体制并不能有效实施环境治理与生态保护。国外环保体制改革的趋势是在高度专业分工的基础上，成立统一的管理部门，协调各职能部门之间的分工，同时加大对环保部门的外部监督。

三、政府机制在环境治理中有效的作用条件

环境治理具有较强的正外部效应，需要政府的参与。政府机制在环境治理中也会出现“政府失灵”。政府机制在环境治理中的有效性，依赖于一系列的约束条件。当这些条件不具备时，政府机制在环境治理中的有效性就会受到影响。第一，利用政府机制实施环境治理，首先要求政府是责任型的政府。所谓环境治理过程中的责任型政府，就是要求政府对社会公众负责，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政府能够识别、预警、防范环境责任事故，有效执行环境政策。在环境治理政策实施方面，要求政府有充足的环境政策工具，灵活、有效防控环境污染与环境破坏。第二，利用政府机制实施环境治理，要求政府对经济主体的污染行为有充分完备的信息。政府部门只有掌握充分的信息，才能对污染者的产品与生产工艺制定污染指标，规定所有行业中的每个企业、每个消费者的污染物排放的种类、数量方式。同时也要求环境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成本较低，否则会影响政府机制在环境治理中的作用效果。但是，实际上，环境政策的制订与执行成本可能并不低，政府也不可能拥有完备的信息。就政策成本而言，由于不同的企业或不同的行业都有其自身的特殊性，要为其量身定做污染控制手段与减排量，需要进行全面的调查。显然，这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与财力，加大政策制定成本。就信息而言，政府与企业双方存在信息不对称。污染企业不向政府部门透露真实的污染信息对其更有利，政府部门难以准确获取有关污染排放量与污染控制成本方面的充分信息。因此，高昂的成本与不充分的信息降低了政府机制在环境治理中的有效性。第三，健全的民主制度与完善的法制体系，是利用政府机制实施环境有效治理的制度保障。正如制度经济学家所言，如其说是政府的失灵，不如说是制度的失灵。针对环境治理中政府机制的失灵，同样需要完善民主法制体系。人的利已本性并不非随环境的改变而改变，政府工作人员在政治市场上与经济市场上并无二至。因此，需要通过建立健全的民主制度与完善的法制体系，强化对政府自利行为的制度约束。防范政府在环境治理过程中利用其拥有的行政资源优势谋利。第四，财权与事权相对称的财政分权体制，是增强政府机制在环境治理中有效性的重要条件。现行的财政分权体制决定了地方财政必然存在收支缺口。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压力，是导致地方政府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发展高能耗、高污染型重工业的诱因。所以，财政分权体制影响着政府机制在环境治理中的有效性。因此，建立健全财政分权体制，保障财权与事权对称是提高利用政府机制实施环境治理有效性的改革方向。第五，公开、透明的政府运行机制与有效的信息获取机制，是克服政府环境政策制定、执行过程信息不对称，同时也是减少政府环境执法过程中机会主义行为的有效途径。另外，是否存在统一的协调机构与足够的权威，化解环保部门之间内部职能冲突，并实施政府部门间的有效沟通，是影响政府机制在环境治理中有效性的关键因素。

四、简单结论与对策

通过分析发现，尽管政府机制是一种有效的环境治理机制，但必须满足一系列条件。如果有些条件不能满足，则环境治理实践中，政府机制会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失灵。事实上，政府在环境治理中，上述一系列条件不可能同时满足，因此，政府在环境治理中总是表现为不同程度的失灵。由于政府的自利性、有限理性、约束的不完备性、信息的不对称性等，决定了对于环境的治理，人们并不能对政府寄予更大的期望。政府的作用，应限于制订比较完备的政策制度，严格执行有关环境政策，为环境治理中市场机制、社会机制有效运行创造有利的制度环境，为环境治理的市场机制、社会机制提供有效的制度激励，以弥补环境治理中市场机制、社会机制的不足。环境治理中单纯的政府机制并不能有效发挥作用，需要与市场机制、社会机制合理分工、搭配使用，共同实施环境治理。

环境治理专业范文第4篇

通过剖析政府机制在环境治理中的作用机理可以发现，政府自身的利益倾向及政府制定、实施的环境政策工具，都会影响政府机制在环境治理中的有效性。而决定或影响政府自身的利益倾向与实施的环境政策工具，既与民主、法制等制度构架及财政分权体制有关，也与环境政策制定与执行过程中人的有效理性及信息是否完备等有关。当然，政府内部的科层环保体制也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影响因素。

1.环境治理中政府治理机制绩效的影响因素

在环境治理的政府机制中，政府是最重要的环境治理主体。而政府是由多层级的不同职能部门组成的。政府的环境政策是由不同的部门或不同的政府人员制定、执行的。公共选择理论的相关研究表明，政府部门或政府雇员他们同样也是理性的经济人，是机会主义者，他们也有其自身的部门利益或个人利益。政府职能部门或政府雇员并不必然总是以社会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在具体的政策制定与执行过程中，是以部门利益最大化或个人利益最大化为目标。所以与市场机制一样，在环境治理中，政府机制同样也会表现出“政府失灵”。就我国而言，在现行的民主法制体制与财政分权体制下，政府机制在环境治理中“政府失灵”，可能表现为政府在环境治理中的低效或严重失效。在现行的民主法制体制下，由于环境政策的制定与执行都需要较强的专业知识，信息的不对称，导致社会公众难以对环境政策的执行部门或执行人员进行执法监督。

环境政策的执行部门或执行人员可以利用其专业优势，为获取个人利益，实施机会主义行为，钻环境政策空子，与排污企业合谋，放松污染企业的环境规制。尽管存在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内部监督，社会大众与新闻媒体对环境政策执法的外部监督，但是，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或信息不充分，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监督会存在信息失真，从而导致上下政府之间的内部监督失效。就环境政策执法的外部监督而言，由于信息的不对称，环境检测需要较强的专业知识，环境政策是否被如实执行，社会大众无从得知。环境政策执法部门有可能可以利用信息不对称及专业知识优势，与污染企业合谋，从而放松对企业的环境规制。

另外，法制的不完备，也会为企业环境污染留下空间。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受害人对污染企业的控告需要原告举证，证明其受害与污染企业存在直接的联系。对于企业环境污染造成的环境损害，受害人存在举证困难，这导致法律对企业污染环境的行为约束低效，从而削弱了政府机制在环境治理中的作用。在现行的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通过发展经济增加财政收入的目标往往会让位于环境保护目标。与中央政府相比，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比重较小，而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占全国总财政支出比重较大，尽管有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但地方政府每年还是存在较大的财政收支缺口。在我国现行的财政分权体制下，增值税在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中占有较大的比重，各地方政府为获取更多的财政收入，会大力发展石化、能源、钢铁等重工业。而石化、能源、钢铁等属于环境污染较严重的高能耗、高污染的企业。

由于地方政府与这些企业存在利益的一致性，所以在环境政策的执行过程中，相关政府部门往往会放松对该类企业的环境规制，如降低环境规制标准、减少罚款、任意扩大排放指标等。例如，2011年6月渤海湾康菲漏油事件，最后只对康菲公司罚款20万元。另外，石化、能源、钢铁等重工业企业规模大、实力强，有较强的影响能力，由于利益的一致性，这些重工业企业往往会形成利益集团，通过政治游说影响政府环境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或通过邀请地方政府官员担任公司董事或管理顾问等形式“俘获地方政府”，从而使地方政府放松对其环境规制。即使环境政策制定与执行过程中不出现政企合谋，由于人的有限理性与信息的不对称，同样会导致环境治理中政府机制失效或低效。环境政策的制定具有超前性，环境政策具有稳定性，环境政策一旦制定，不会轻易改变。在制定环境政策时，由于人的有限理性，不可能对事后可能出现的各种环境污染与环境破坏作出详细而又明确的规定，也不可能对事后可能出现的违规污染作出充分预计，在环境政策的监管之外总有些污染行为存在，而且不受环境政策监管。

2.科层环保管理体制在环境治理中的内在冲突

利用政府机制实施环境治理，并不是单一依靠某一个政府部门，而是涉及到众多的政府职能部门，通过众多政府部门之间的分工协作来完成的。所以，环保体制是影响政府机制在环境治理中有效性的重要体制因素。如同马克思•韦伯所言，与市场组织不同，现行的政府组织是建立在分工及专业化基础之上的，依靠行政权威而非市场机制来维持运转的行政等级体系。这种行政等级体系一方面适应了社会化大生产与高度专业化分工的需要；但另一方面，也有其自身不可克服的弊端。就环保体制而言，这种弊端就是因专业化分工造成了环保相关部门职能的内在冲突。就中央政府而言，在环境治理方面，除了环保部外，还涉及到财政部、建设部、林业局、水利部、气象局、国土资源部、交通部、卫生部、科技部及国家海洋局等。部门之间的高度专业性分工，造成了环保部门之间职能的内在冲突。我国各地方政府的职能部门设置，基本上都是与中央政府对口。在地方政府内部，同样存在环保相关职能部门的内在冲突。

以中央政府为例，环保相关职能部门的内在冲突如表1所示。具有环境管理职能的部门拥有环境监督职能与经济管理职能。其中的经济管理职能主要表现为审批权，对环境管理部门有较强的激励功能。由于各级环境保护机构具有“理性经济人”的特质，在行使职能过程中表现出逐利性。内部职能的相互冲突导致各级环保职能部门愿意经常使用一些获利的审批性职能，而放弃环境监控职能。就地方的环保部门而言，尽管实行垂直管理，但其经费来源是依赖于地方政府的财政拨款，其人事安排是由地方政府控制。而地方政府要增加财政收入与经济增长，往往会向地方环保部门施压，基于自身部门利益的考虑，地方环保部门也往往会放松对企业的环境规制，甚至利用本部门的环境监管职权获利。环境治理与生态保护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统筹规划与统一管理。当环境治理与生态保护涉及到众多的政府职能部门时，其主要弊端就是职责不明确，部门间信息传递失真、沟通不畅，容易造成政府部门之间相互推诿。当有利益时，各部门相互争抢，当涉及到担责时，相互推脱。现实中“八龙治不好一水”就是这种科层环保体制低效的体现。环境治理与生态保护涉及众多政府部门，在政府行政信息不透明，政府外部监督与内部监督缺失，法制不健全的条件下，这种多次级的科层环保体制并不能有效实施环境治理与生态保护。国外环保体制改革的趋势是在高度专业分工的基础上，成立统一的管理部门，协调各职能部门之间的分工，同时加大对环保部门的外部监督。

二、政府机制在环境治理中有效的作用条件

环境治理具有较强的正外部效应，需要政府的参与。政府机制在环境治理中也会出现“政府失灵”。政府机制在环境治理中的有效性，依赖于一系列的约束条件。当这些条件不具备时，政府机制在环境治理中的有效性就会受到影响。

第一，利用政府机制实施环境治理，首先要求政府是责任型的政府。所谓环境治理过程中的责任型政府，就是要求政府对社会公众负责，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政府能够识别、预警、防范环境责任事故，有效执行环境政策。在环境治理政策实施方面，要求政府有充足的环境政策工具，灵活、有效防控环境污染与环境破坏。

第二，利用政府机制实施环境治理，要求政府对经济主体的污染行为有充分完备的信息。政府部门只有掌握充分的信息，才能对污染者的产品与生产工艺制定污染指标，规定所有行业中的每个企业、每个消费者的污染物排放的种类、数量方式。同时也要求环境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成本较低，否则会影响政府机制在环境治理中的作用效果。但是，实际上，环境政策的制订与执行成本可能并不低，政府也不可能拥有完备的信息。就政策成本而言，由于不同的企业或不同的行业都有其自身的特殊性，要为其量身定做污染控制手段与减排量，需要进行全面的调查。显然，这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与财力，加大政策制定成本。就信息而言，政府与企业双方存在信息不对称。污染企业不向政府部门透露真实的污染信息对其更有利，政府部门难以准确获取有关污染排放量与污染控制成本方面的充分信息。因此，高昂的成本与不充分的信息降低了政府机制在环境治理中的有效性。

第三，健全的民主制度与完善的法制体系，是利用政府机制实施环境有效治理的制度保障。正如制度经济学家所言，如其说是政府的失灵，不如说是制度的失灵。针对环境治理中政府机制的失灵，同样需要完善民主法制体系。人的利已本性并不非随环境的改变而改变，政府工作人员在政治市场上与经济市场上并无二至。因此，需要通过建立健全的民主制度与完善的法制体系，强化对政府自利行为的制度约束。防范政府在环境治理过程中利用其拥有的行政资源优势谋利。

第四，财权与事权相对称的财政分权体制，是增强政府机制在环境治理中有效性的重要条件。现行的财政分权体制决定了地方财政必然存在收支缺口。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压力，是导致地方政府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发展高能耗、高污染型重工业的诱因。所以，财政分权体制影响着政府机制在环境治理中的有效性。因此，建立健全财政分权体制，保障财权与事权对称是提高利用政府机制实施环境治理有效性的改革方向。

第五，公开、透明的政府运行机制与有效的信息获取机制，是克服政府环境政策制定、执行过程信息不对称，同时也是减少政府环境执法过程中机会主义行为的有效途径。另外，是否存在统一的协调机构与足够的权威，化解环保部门之间内部职能冲突，并实施政府部门间的有效沟通，是影响政府机制在环境治理中有效性的关键因素。

三、简单结论与对策

通过分析发现，尽管政府机制是一种有效的环境治理机制，但必须满足一系列条件。如果有些条件不能满足，则环境治理实践中，政府机制会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失灵。事实上，政府在环境治理中，上述一系列条件不可能同时满足，因此，政府在环境治理中总是表现为不同程度的失灵。由于政府的自利性、有限理性、约束的不完备性、信息的不对称性等，决定了对于环境的治理，人们并不能对政府寄予更大的期望。

政府的作用，应限于制订比较完备的政策制度，严格执行有关环境政策，为环境治理中市场机制、社会机制有效运行创造有利的制度环境，为环境治理的市场机制、社会机制提供有效的制度激励，以弥补环境治理中市场机制、社会机制的不足。环境治理中单纯的政府机制并不能有效发挥作用，需要与市场机制、社会机制合理分工、搭配使用，共同实施环境治理。

环境治理专业范文第5篇

关键词：企业环境责任；第三方治理；民事合同

随着我国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市场化程度和专业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推行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环境治理方面的这一重大制度创新实际上是鼓励排污企业通过与其他市场主体订立环境治理合同、借用其他市场主体的专业化环境治理能力来履行环境责任。新的制度设计会催生大量以环境治理服务企业为固定一方主体的合同，该类合同可称之为“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合同”。在此背景下，无论在实践层面还是理论层面，探究相关问题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民事合同的产生

在追求最大化利润的过程中，企业往往要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产生和排放各类污染物、影响和降低周边环境质量等。根据“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企业负有不可推卸的环境责任。然而实践中受制于技术水平、盈利考量等因素，排污企业对建设污染防治设施不是很积极，即使污染防治设施建成往往也会出现建而不运、运而不足的不正常现象，这严重影响了环境污染治理的整体效果[1]。我国传统的环境行政管理模式也呈现出单线联系的特点，即行政机关单方面命令、限制或禁止排污企业从事某些行为[2]。但随着区域环境污染问题的日益突出，传统的环境管理模式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挑战。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作为环境治理中的一种创新型工具应运而生。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模式下，环境治理服务企业作为第三方（下文中的“第三方”均指环境治理服务企业）协助排污企业、地方政府治理环境污染。其中，排污企业与环境治理服务企业订立的以环境治理为主要内容的合同可称之为“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民事合同”，该合同以有偿提供融资建造、运营管理、污染防治、生态修复、节能减排等环境治理服务为主要内容。

二、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民事合同的法律关系构成

排污企业与第三方之间通过订立合同确立了民事合同关系，双方之间基于合同的对待给付形成了合同之债。因此，排污企业与第三方基于环境治理合同所形成的法律关系属于债权法律关系中的合同法律关系。

（一）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民事合同的主体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民事合同的主体，是指在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模式下享受权利并承担相应义务的合同双方当事人，包括排污企业和环境治理服务企业。排污企业是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服务的采购主体。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属于环境产业的范畴，而环境产业因其具有的社会公益性特点，往往需要政府出台一定的倡导、支持型政策以拉动该产业的发展。作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排污企业主动治理环境污染无疑会增加其经济负担，所以排污企业通常被动地履行环境保护这一法定义务。近年来，我国许多地方政府为充分发挥行政能动性，通过收费的方式将愿意缴费的排污企业的环境保护责任集中起来，以便向第三方集中采购环境治理服务[3]。目前，向排污企业收费集中采购环境治理服务还不是一项强制性法律规定，排污企业可自行与第三方签订环境治理服务合同。剩下的既不主动处理环境污染物又不向政府支付环境治理服务集中采购费的，则可以由政府限定其在一定期限内处理完污染物，期满不能达到环保标准的，则由第三方介入，第三方环境治理的费用由排污企业负担。第三方作为环境污染治理主体，一般可分为两类：综合环境治理服务企业和环境治理方案服务企业。综合环境治理服务企业能够提供投资融资、设备建造、运营管理、升级改造等全方面的环境治理服务；环境治理方案服务企业则提供环境规划、设备建造、运营管理等环境治理服务。二者的最大区别在于后者不参与投资融资，对污染防治设施不拥有产权。第三方往往以合同的方式与排污企业约定环境治理费用。实践中，排污企业往往是待约定的环境治理效果达成时，根据第三方治理产生的环境收益按约定的比例向第三方支付环境治理费用，环境收益不足第三方治理成本时补充付费。这样可以最大程度地降低排污企业的风险，刺激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市场需求，最终实现双方共赢的局面。

（二）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民事合同的内容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民事合同的内容，是指在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模式下排污企业和第三方所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权利和义务是对应存在的，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民事合同中法律关系的主体所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亦是如此。排污企业通过自由协商的方式与第三方订立合同以约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对于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服务的采购主体即排污企业而言，其通过与第三方签订环境治理合同的方式享受第三方所提供的资金、设备、技术、人才等一系列环境污染治理资源，以减少生产环节中产生的污染物，并通过第三方的环境治理使产生的污染物达到国家和地方规定的环保标准。第三方治理产生环境收益时，采购主体有权与第三方分享该环境收益。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效果未达到约定要求时，采购主体有权拒绝支付相应的环境治理费用。与之对应的是，排污企业在享受既定环境治理效果时有义务向第三方支付相应的费用。对于第三方而言，有权在合同里约定的环境治理效果达到时获得相应的服务报酬，并按照与排污企业的合同约定履行相应的环境治理义务。第三方在治理环境污染时还应履行适当的注意义务，妥善排放、倾倒和处置各类污染物，避免造成二次环境污染。

（三）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民事合同的客体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民事合同的客体，是指排污企业和第三方的权利义务所指向的对象——环境治理服务行为，即第三方向排污企业提供融资、咨询、建造、采购、技术、运营、管理、监控等一系列环境治理服务行为。第三方的环境治理服务行为应努力践行循环经济的三项基本要求：减量化、再利用和再循环，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同时最大化地利用污染物。

三、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民事合同的类型划分

根据《环境服务业发展报告》关于环境服务业的分类并参照《合同法》的合同分类，笔者认为，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民事合同包括但不限于以下类别：

（一）技术合同根据《合同法》第三百二十二条之规定，技术合同是指当事人就技术开发、转让、咨询或者服务订立的合同。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技术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三条之规定，特定技术问题是指有关产品结构改进、工艺流程改良、产品质量提高、产品成本降低、资源能耗节约、环境资源保护等专业技术问题。因此，第三方与排污企业订立的以环境污染治理技术服务为主要内容的合同具有技术服务合同的性质，包括环境污染治理技术开发合同、环境污染治理技术转让合同、环境污染治理技术服务合同和环境污染治理技术咨询合同。

（二）融资租赁合同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三十七条之规定，融资租赁合同是指出租人根据承租人对出卖人、租赁物的选择，向出卖人购买租赁物，提供给承租人使用，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由于污染处理设施的建造、升级、改造等需要投入大量资金，部分排污企业自身并没有足够的流动资金，于是一些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民事合同会约定由第三方根据排污企业对污染处理设施的选择提供融资租赁服务。此类合同虽具有融资租赁合同的特征，但合同的主要内容仍是环境治理服务，第三方提供融资租赁也是为了环境治理合同的订立。

（三）承揽合同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模式下的承揽合同，是指第三方作为承揽人，按照排污企业的要求完成环境治理工作并交付工作成果，排污企业给付相应服务报酬的合同。实践中，企业在申请开发利用某种资源或申请建设某项工程时，这些行政许可往往要求申请企业必须采取生态环境保护措施。此时，企业可通过承揽合同向专业的环境治理第三方购买环境工程与技术服务。

（四）委托合同排污企业为履行公法中所规定的各类义务，可能会委托第三方代为处理某些环境治理事务。例如，污水排放企业与拥有专业污水处理能力的第三方订立有偿污水处理合同；排放、倾倒或处置各类有害物质的企业与有资质的第三方签订有害物质处理合同；电器电子产品生产者、销售者与专业的第三方签订长期的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合同。此外，笔者认为政府与第三方订立的以环境治理服务为主要内容的合同不属于民事合同的范畴。此类合同虽然也要遵循民事法律关系中的自愿、平等、互利等原则，第三方也有权决定环境治理服务的价格、类型等，但该类合同的订立和履行不仅涉及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的分配，更影响社会公众的环境权益。这是一种为社会公众环境权益构造的合同，相比一般的民事合同，其直接受《政府采购法》《招标投标法》等行政法规的规制。因此，政府与第三方订立的环境治理合同不属于民事合同的范畴，该类合同具有环境行政合同的性质[4]。

四、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民事合同的适用障碍及基本对策

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民事合同作为保护社会公众环境利益的一种工具，改变了“政府—企业”型的传统环境治理格局。第三方履行排污企业委托的环境治理事项实际上是协助排污企业履行公法义务。但第三方环境治理服务毕竟会增加排污企业的负担，其推行必然会遇到一些法制和实践层面的障碍，主要存在以下不利因素。

（一）是否允许企业法定环境义务的转移环境法制规定了企业应履行保护环境、防止、减少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等环境义务，这些法定环境义务是否可以通过委托第三方代为履行的方式完成转移？我国现有的法律文件没有对此做出明确的规定。排污企业委托第三方治理环境污染隐含着企业承担的环境义务由过去采取措施保护生态环境的行为义务转变为金钱支付义务的意味。因为企业的法定环境义务是公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表达意志、制定法律从而确定下来的，体现了社会公众的环境利益；而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民事合同的订立在一定程度上将合同主体的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做了交换。对于企业而言，法定环境义务是不是意味着给钱就可以转移？此外，如果允许企业法定环境义务的转移，如何保证第三方治理环境污染的效果？笔者认为，环境义务作为企业的一项基本义务不可全盘转移，并且环境义务是企业的一项永恒义务，与企业的存续具有同生共灭性。但企业承担某项环境处理事务的具体环境义务可以转移到第三方，具体环境义务转移后，责任主体也随之转移。例如，企业生产过程中产生了废水，废水处理是企业的具体环境义务，这项义务可以通过与第三方订立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民事合同的方式转移。但为了使第三方治理环境污染的实际效果符合环境标准、法律规定等强制性要求，需要政府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设计一系列的市场准入制度，通过资质审查、行政许可、公共利益条款等保证第三方的专业水平、经济水平和诚信水平能够符合具体环境污染治理的要求。

（二）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市场本身存在弊端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市场本身存在三方面的弊端：其一，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服务价格过高。相比竞争激烈的一般服务市场，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市场相对冷清、需求不足。从事环境治理服务的第三方也不全是纯粹的竞争经营企业，它们部分来自事业单位改制、重组的结果，因此具有一定的行业垄断特征。此外，排污企业普遍存在环境治理投入长期不足、治理技术一直落后的问题，企业累积欠下的环境治理成本奇高。因此，即使与第三方签订环境污染治理服务合同，企业也会因环境治理服务价格过高而在短期内承担过重的负担。其二，缺失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行业标准。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作为战略性新兴环境产业，第三方所提供的环境治理服务用什么标准来评价，这有赖有关部门尽早做出明确规定。实践中，已出现一些以“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或“承揽合同纠纷”为案由的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民事合同纠纷，委托方会以环保设施没有达到环保标准或没有通过验收为由，请求法院撤销合同、要求环境治理服务商退回已支付的费用等。其三，排污企业与第三方的关系可能发生扭曲，表现为排污企业与第三方相互勾结，利用第三方提供的虚假治理证明材料合谋欺骗环境监管部门，以逃避环境污染治理。对于排污企业而言，购买第三方的成本远低于环境治理服务的成本；对于第三方而言，提供虚假治理证明材料的成本远低于履行环境治理服务合同的成本。双方合谋欺骗环境监管部门的利益基础便产生，一旦成功躲避法律制裁的风险，合谋双方将共同受益，生态环境是最大输家。针对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市场本身存在的弊端，可采取以下措施：第一，政府在财政、税收、价格、政府采购等方面给予鼓励和支持，并针对不同行业制定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门槛价格，以吸引更多的市场主体从事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服务；第二，制定统一的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行业标准，建立行业自我约束机制[5]；第三，以法律条文的形式明确排污企业与第三方的责任边界[6]。

（三）第三方基于环境治理服务合同的债权没有法律保障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是协助企业履行环境义务的一种有利模式，但实践中会存在企业支付不起环境治理服务费用或是企业故意转移、隐藏企业资金的现象，进而导致第三方环境治理服务资金没有保障。从法制的角度来看，我国尚无法律法规对此做出明确规定。从《公司法》的现有条文来看，并没有规定公司必须从税前利润中提取一部分资金作为环境公积金。此外，环境责任保险制度在我国整体上仍处于一种真空状态，只是在局部领域开展了一些试点[7]。因此，排污企业可能不会或无法针对第三方提供的环境治理服务给付合理的对价，第三方的环境治理服务有债权实现的风险。环境公益基金和环境损害责任基金本是很好的救济制度，但二者均没有将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合同债权纳入救济的范围，这使得社会基金制度的填补功能无法发挥。此外，排污企业破产时，具有一定社会公益性的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民事合同债权能否具有优先一般债权实现的权利？我国的《破产法》尚无相关规定。因此，笔者建议，相关法律应尽早规定第三方因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民事合同而拥有的债权优先一般债权予以实现。

（四）环境侵权责任赔偿范围是否纳入第三方环境治理服务费用环境侵权事件发生后，为减少损害后果，环境侵权企业可委托第三方进行污染处理、损害评估、生态修复等。环境侵权企业与第三方之间将会形成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民事合同关系，基于合同发生的第三方环境治理服务费用能否纳入企业环境侵权责任的赔偿范围？我国现有的环境法制没有明确将第三方因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民事合同而发生的调查、评估、清污、修复、治理等费用列为环境侵权责任赔偿的项目，亟须在法制层面将针对环境公益的第三方治理费用也纳入环境侵权责任的赔偿范围。

五、促进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民事合同适用的法律修改建议

在环境保护中引入合同方法，实质是推动环境保护的市场化、环境服务的法制化。如何将以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民事合同为内容的民事规范融入环境法制中，进而通过公私法的对接实现防治环境污染与维护企业经营自由的双重目标，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虽然在很多方面做了进一步规定，但从合同方法论的角度，结合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民事合同，建议做以下修改：

（一）建议增加“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服务”的规定《环境保护法》第三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国家鼓励和引导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使用有利于环境保护的产品和再生产品，减少废弃物的产生。”实 践中，“使用”行为的前置行为往往是购买、转让等合同行为，光鼓励和引导公民、企业使用环保产品是不够的。此外，与“产品”对应的是“服务”，环境治理服务也有利于保护环境和减少废弃物的产生。因此，建议在此条中增加“鼓励和引导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购买环境污染治理服务”的内容。此外，《环境保护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在污染物排放符合法定要求的基础上，进一步减少污染物排放的，人民政府应当依法采取财政、税收、价格、政府采购等方面的政策和措施予以鼓励和支持。”引入第三方治理模式后，企业进一步减少污染物排放的结果可能源于排污企业和第三方的共同治理行为或第三方的单方面环境治理行为。因此，政府在税收、财政、价格、政府采购等方面给予的这种鼓励和支持应赋予履行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民事合同的双方主体，而不单单赋予生产经营者一方。建议在此条下增加一款：“在污染物排放符合法定要求的基础上，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与环境治理服务企业订立以进一步减少污染物排放为目标的环境治理服务合同的，人民政府应根据合同履行的效果在财政、税收、价格、政府采购等方面给予鼓励和支持。”

（二）建议增加“委托第三方限期治理”的规定1989年的《环境保护法》正式确立了限期治理制度。2013年公布的《环境保护法修正案》（草案）之二次审议稿对限期治理制度做了进一步精细化规定。但最终公布的《环境保护法》文本中删去了关于限期治理制度的规定。笔者认为，限期治理制度是一项值得肯定的制度，建议引入环境治理服务企业参与到环境行政限期治理管理关系中，利用合同关系这一灵活的私法工具助力限期治理这一刚性的环境行政公法工具。这种能动的公私法结合方式更符合参与型环境行政的理念，也更有利于公众环境利益和企业经济利益的协调。因此，建议《环境保护法》增加一条规定：“各类生产经营者排放污染物超过地方或国家排放标准的，有关人民政府应对其做出限期治理的决定。被责令限期治理的生产经营者应制定限期治理计划并组织实施，或委托环境治理服务企业进行治理……采用委托方式的，限期治理的义务人应在限期治理决定做出之日起15日内向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报送受托人人选。受托人必须是独立于委托人、从事环境治理服务业务并具有相关资质的法人或其他组织。限期治理义务人应与受托人订立书面的环境治理委托合同。合同订立后，受托人应定期向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报告限期治理的进展情况。逾期未完成治理任务的，依照国家规定对受托人征收排污费，危害后果严重的，另处以罚款。基于公共环境利益的考量，限期治理义务人承担补充责任。”

（三）针对“环境损害责任主体制度”的修改建议《环境保护法》第六条第三款规定：“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防止、减少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对所造成的损害依法承担责任。”依据该款规定，排污企业对其所造成的环境损害承担责任。换言之，在现有的环境法制框架下，按照“谁生产，谁负责”的模式追究各类生产经营者的环境损害责任。但在引入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模式后，如何分配排污企业与第三方的环境损害责任，尚无法律规定，学术界也未形成统一的认识。实践中，排污企业非常希望通过支付环境治理服务费的形式而将其从直接责任主体转变为间接责任主体，这也是其参与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动力源泉。为鼓励排污企业积极适用第三方治理模式，笔者认为，应明确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模式下排污企业与第三方的责任边界。具体而言，当第三方严格履行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合同，由于排污企业的原因造成环境损害的，由排污企业承担相关责任；当排污企业严格履行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合同，由于第三方的原因造成环境损害的，由第三方承担相关责任；当双方共同造成环境损害时，由双方按各自过错的大小承担相关责任；当双方对环境损害的造成均没有过错时，基于公共环境利益的考量，双方承担连带责任。不管是排污企业还是第三方，造成环境损害的原因有多种，例如，违反法律法规或环境标准排放污染物，非法排放、倾倒或处置各类有害物质，违反合同约定的环境治理要求等。因此，建议在《环境保护法》第六条下增加一款：“各类生产经营者与环境污染治理服务企业签订环境治理服务合同，发生环境损害的，双方依照过错原则承担相应的责任。均没有过错的，基于公共环境利益的考量，双方承担连带责任。”

（四）针对“三同时制度”的修改建议根据《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一条之规定，“建设项目中防治污染的设施，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防治污染的设施应当 符合经批准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要求，不得擅自拆除或者闲置。”建设项目中的防治污染措施是否可以委托环境治理服务企业设计、施工？考察《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无法得出一个明确的答案。笔者认为，建设项目的法人主体没有必要亲自设计、施工建设项目中的污染防治措施，可以以“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形式委托给专业的第三方。当然，国家可以在第三方的市场准入方面设定一定的标准，这样第三方在设计、施工建设项目中的污染防治设施时会受到来自委托方和政府的双重监督。这种专业化的市场分工能够带来更高质量、更有效率的污染防治设施，既可以减轻建设项目对环境的不利影响，又可以实现项目建设主体与环境治理服务主体的经济双赢。因此，建议在第四十二条增加一款：“建设项目的法人主体可以委托环境治理服务企业设计、施工防治污染的设施，双方应保证防治污染的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此外，为防止企业擅自拆除或闲置污染防治设施，可另增加一款：“建设项目中防治污染的设施建成后，国家鼓励和引导企业与环境治理服务企业签订关于污染防治设施的运营管理合同。合同订立后，擅自拆除或闲置污染防治设施的，追究环境治理服务企业的法律责任。”

（五）针对“环境保护责任制度”的修改建议《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二条第二款规定：“排放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应当建立环境保护责任制度，明确单位负责人和相关人员的责任。”上述规定确立了环境保护责任制度，这是对企业经营管理的一种环境行政干预。这种干预符合环境保护的公共目标，强调在企业内部建立环境管理体系和责任体系，鞭策企业的所有者采取污染防治措施。随着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模式的推广，排放污染物的企业与第三方签订环境治理服务合同后，单位负责人和相关人员的环境保护责任是否一并转移？笔者认为，订立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民事合同后，企业排放的污染物已交由第三方实际处置，原来的单位负责人和相关人员不再与污染物存在实际联系和管理关系，环境保护责任转移给第三方的单位负责人和相关人员是说得通的。因此，建议在此条中增加一款：“鼓励排放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设立第三方环境治理监督岗位，建立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合同档案管理制度，协助环境管理机关对环境治理服务企业的检查。”

（六）针对“排污费制度”的修改建议根据《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三条之规定，“排放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缴纳排污费……依照法律规定征收环境保护税的，不再征收排污费。”换言之，排放污染物的各类生产经营者除依法应缴纳环境保护税之外均要缴纳排污费。但根据《水污染防治法》第四十四条第三款之规定，排污者向城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排放污水并缴纳污水处理费的，也不再缴纳排污费。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在《关于界定城市污染集中处理设施的复函》中将城市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界定为实施二级处理的城市污水处理厂。综合《水污染防治法》和上述《复函》的规定，不难看出，国家鼓励排放污水的企业与城市污水处理厂订立污水集中处理服务合同，并以污水处理费替代排污费。笔者认为，《环境保护法》应借鉴《水污染防治法》的有益尝试，鼓励和支持生产经营者与第三方订立环境治理服务合同，通过支付第三方环境服务报酬的方式替代排污费的缴纳。因此，建议此条修改为：“排放污染物的各类生产经营者，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缴纳排污费。依照法律规定征收环境保护税的或向环境治理服务企业支付环境治理服务费的，不再征收排污费。”

参考文献：

[1]王鹏，谢丽文.污染治理投资、企业技术创新与污染治理效率[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4，（9）：51-58.

[2]刘超.管制、互动与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5，（2）：96-104.

[3]王琪，韩坤.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中政企关系的协调[J].中州学刊，2015，（6）：72-77.

[4]张宇庆.环境服务合同的概念演进与类型分化[J].河北法学，2013，（10）：79-86.

[5]张全.以第三方治理为方向加快推进环境治理机制改革[J].环境保护，2014，（20）：31-33.

[6]谢海燕.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实践及建议[J].宏观经济管理，2014，（12）：61-63.

[7]李锴.论环境责任保险制度[J].江西社会科学，2008，（6）：176-181.

环境治理专业范文第6篇

由于我国农村环境保护历史欠账过多，当前农村环境形势依然严峻，已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块“短板”。补齐“短板”所需资金缺口较大，农村环境治理又面临着政府财力有限、市场主体和市场发展滞后、社会参与度不高等问题。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培育发展农村环境治理市场主体，有效吸引社会资金特别是民间资本参与农村环境治理，本文在明确未来一个时期培育发展农村环境治理市场主体的基本思路、原则和目标的基础上，分别从建立机制、政府引导、创新融资方式等方面提出了对策建议。

［关键词］

农村环境治理;市场主体;投资运营机制;PPP模式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提出，建立农村环境治理体制机制，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等多种扶持措施，培育发展各种形式的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农村污水垃圾处理市场主体［1］。当前，我国环境治理投资存在投入不足和效率不高、收费和投资回报机制不健全、投融资机制创新不够、社会参与度不高等突出问题，在农村地区环境治理市场主体和市场发育更为滞后。为破解农村环境治理市场发展滞后的难题，培育发展农村环境治理市场主体，充分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全面加强农村环境治理设施建设和运营，解决农村突出环境问题，本文在明确未来一个时期培育发展农村环境治理市场主体的基本思路、原则和目标的基础上，分别从建立机制、政府引导、创新融资方式等方面提出了对策建议。

1农村环境治理和市场培育现状

一是当前我国农村总体环境形势依然严峻，治理这些环境问题所需资金缺口较大［2］。农村环境“以奖促治”政策实施8年来，中央财政已经支持整治了约7万个村庄，但只占全国58.8万个行政村的12%，全国近90%的行政村生活污水和近50%的行政村生活垃圾未得到有效处理，一些地区长期积累的农村环境问题仍未得到有效解决。为解决这些突出环境问题，初步测算环境治理经费高达5000多亿元。同时，随着我国经济新常态的出现，财政收入增速明显下降，财政资金难以满足当前需求，迫切需要借助市场化手段，创新农村环境治理投资运营机制，拓宽融资渠道。二是当前农村环境治理主要由政府推动，农村环境治理市场主体和市场发育滞后。农村环境治理设施建设多数是靠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同推动，企业和村民参与程度不高，吸引社会资本参与有限，投资运营模式单一。已建成设施委托第三方运行维护的比例较低，多数仍由相关部门或乡镇政府直接负责运行维护，总体效率不高。三是农村污水垃圾处置收费机制未建立，投资回报机制不健全。农村环保设施运行维护要坚持“谁污染、谁治理，谁受益、谁付费”的原则。但现阶段，农村生活污水、生活垃圾处理收费机制还很不完善，目前仅处于试点示范阶段。除少数安装自来水的地区能够进行较低标准的污水处理收费以外，受经济和技术手段限制，其他未安装自来水的地区尚无法开展收费工作。生活垃圾处置领域基本没有建立起收费机制。四是农村环境治理投融资方式创新不足，融资渠道较窄。由于农村环境设施布局分散、单个项目成本收益较低、运行维护管理不便等因素，使得利用市场化手段融资难度加大，难以有效吸引社会资本投入。农村环境治理是一项公益性很强的公共服务，其投资产生的是公共物品，不能直接在市场上得到回报，必须通过市场和政府补贴相结合的措施，让农村环境治理投资至少能够达到或者高于社会最基本投资回报率，才能推进社会资金进入农村环境治理市场。

2培育发展市场主体的顶层设计

近期，国家对统筹城乡环境治理做出了战略部署，为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全面推动农村环境治理指明了方向。《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提出，坚持城乡环境治理体系统一，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对农村地区的覆盖，建立健全农村环境治理体制机制，加大对农村污染防治设施建设和资金投入力度［1］。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推动城乡协调发展，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健全农村基础设施投入长效机制，推动城镇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2015年全国农村环境连片整治现场会上，环境保护部陈吉宁部长指出，要以改善农村环境质量为根本目标，下更大的决心、花更大的气力推进农村环境保护，让更多农民群众受益［3］;财政部刘昆副部长指出，要加快建立农村环境整治投资运营长效机制，培育农村环境治理运营主体，建立多元化经费保障机制［4］。我国是农业大国，大多数居民还生活在农村，农村环境治理和保护事关农村群众的切身利益，事关生态文明建设进程，事关美丽中国的国家战略。为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创新农村环境治理投资运营机制，加快提升农村环境公共服务水平，迫切需要加强未来一个时期培育农村环境治理市场主体的顶层设计。

2.1基本思路按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总体要求，深入实施“以奖促治”政策，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以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简称PPP)模式为主要抓手，改革创新农村环境治理投资运营机制和投入方式，优化政府投资使用方向和方式，创新融资方式、拓宽融资渠道，建立健全社会资本投入回报机制，引导和鼓励社会资本特别是民间资本参与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农村污水垃圾处理等重点领域建设运营，推进农村环境治理市场主体多元化，加快补齐环境保护“短板”。

2.2基本原则示范先行，整县推进;市场主导，政府引导;创新机制，完善制度;积极稳妥，公众受益。

2.3主要目标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委托第三方运营、组建专业化物业管理公司、PPP模式等多种方式，培育发展一大批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农村污水垃圾处理市场主体，加快农村环境治理市场领域开放，增加农村生活污水、生活垃圾处理设施供给数量、质量及效率，形成农村环境治理工程建设运营的多元化投融资格局。

3培育发展市场主体的对策建议

3.1建立农村环境治理投资运营机制(1)创新农村环境治理基础设施建设运营模式。推动农村环境治理基础设施建设运营事业单位向独立核算、自主经营的企业化管理转变。鼓励打破以项目为单位的分散运营模式，实行规模化经营，降低建设和运营成本，提高投资效益。整县推进乡镇和村级污水收集和处理、垃圾处理项目按行业“打包”投资和运营，鼓励实行城乡供水一体化、厂网一体投资和运营［5］。(2)培育农村环境治理工程多元化投资主体。支持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大型环保企业等经营主体投资建设有关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农村污水垃圾处理设施等工程。对于已建成的“以奖促治”项目，可采用委托经营或转让—经营—转让(TOT)等方式转交给社会资本运营管理;对于新建的“以奖促治”项目，支持其委托专业的第三方负责建设运营，提高污染治理的产业化、专业化程度。通过特许经营、投资补助、政府购买服务、委托第三方运营、组建专业化物业管理公司等多种方式［5］，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具有一定收益的农村环境治理工程建设运营，落实设施运营管理主体。(3)保障农村环境治理工程投资合理受益。社会资本投资建设或运营管理农村环境治理工程的，与国有、集体投资项目享有同等政策待遇，可以依法获取排污费等经营收益;在农村生活污水、垃圾处理价格、收费等未到位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应给予适当补助。社会资本投资建设或运营管理农村环境治理工程等，可依法继承、转让、转租、抵押其相关权益;征收、征用或占用的，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补偿或者赔偿。(4)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推进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农村污水垃圾处理领域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规范选择项目合作伙伴，优先在有机食品生产基地、与农业面源污染紧密结合的乡村生态旅游、秸秆生物质能源转化、农村污水和垃圾处理设施等领域引入社会资本，增加农村环境公共产品供给。完善财政补贴制度，规范合作关系保障各方利益，健全风险防范监督和退出机制［5］。(5)建立健全农村污水垃圾处理价格、收费机制。坚持“谁污染、谁治理，谁受益、谁付费”的原则，积极稳妥推进农村污水和垃圾处理收费工作，使经营者能够获得合理收益。从已有的实践看，垃圾收集转运处理的费用并不高，各地应当按“乡镇自筹、村民收费、财政补助”的原则加快建立经费分担机制;污水处理运行费用相对高一些，可过水价、收费、财政补助等方式统筹解决。鼓励实行城乡供水一体化的地区，完善和调整自来水水价，体现农村污水处理费用。价格和收费机制未建立的，地方政府可根据实际情况安排财政性资金，对运营单位进行合理补偿。(6)发挥农民主体作用。建立自下而上的民主决策机制，通过村民自选、自建、自管、自用等方式，更好地发挥农民主体作用。完善村级公益事业建设一事一议财政奖补机制，允许财政补助形成的环保设施由村集体持有，鼓励农民投工投劳，充分调动广大农民参与农村环境治理工程建设的积极性。

3.2充分发挥政府投资的引导带动作用(1)优化农村节能减排资金使用方向。充分发挥中央政府投资“四两拨千斤”的引导带动作用，完善“以奖促治”资金分配机制与使用方式，探索建立基于绩效的资金分配方式，逐步从“补建设”向“补运营”、从“前补助”向“后奖励”转变，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地方政府也要配合中央财政投向，支持社会资本参与农村环境治理工程建设运营。(2)改进政府投资使用方式。在同等条件下，政府投资优先支持引入社会资本的项目，根据不同项目情况，通过投资补助、基金注资、担保补贴、贷款贴息等方式，支持社会资本参与农村环境治理工程建设运营建设，以适应PPP模式需求，推动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农村污水垃圾处理等领域PPP项目实施。(3)积极推广环境绩效合同服务。对引入社会资本建设运营的农村环境治理处理设施，推广环境绩效合同服务，将治理效果与服务费用挂钩，建立基于环境绩效的付费机制，实现从买工程向买服务转变。(4)做好政策保障。制定社会资本参与农村环境治理项目的用电、用地等优惠扶持政策，降低企业建设运营成本，保障项目建设用地。完善财税支持政策，农村环境治理市场主体可按规定享受相关税收优惠政策。通过以奖代补等措施，积极探索财政资金撬动社会资金和金融资本参与PPP项目的有效方式。加强政策宣传解读，让农村环境治理市场主体了解参与方式、运营方式、盈利模式、投资回报等相关政策，进一步稳定市场预期，充分调动社会投资积极性。

3.3创新融资方式拓宽融资渠道(1)创新农村环境治理绿色信贷服务。开展融资担保、金融租赁、资产证券化等金融产品与服务创新。支持开展农村污水垃圾处理等领域的排污权、收费权、特许经营权、购买服务协议预期收益质押贷款等担保创新类贷款业务。在国家批准的业务范围内，鼓励政策性金融机构对民间资本参与的农村环境治理工程提供长期稳定、低成本的资金支持。(2)建立农村环境治理产业投资基金。大力发展股权投资基金和创业投资基金，鼓励民间资本采取私募等方式发起设立主要投资于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农村污水垃圾处理等领域的产业投资基金。各级政府预算资金可通过认购基金份额等方式予以支持。(3)开展股权和债权融资。支持农村环境治理建设项目通过债权投资计划、股权投资计划等融资工具，以及企业债券、项目收益债券、公司债券等方式通过债券市场筹措投资资金。建立规范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支持地方政府依法依规发行债券，用于农村环境治理建设项目。

参考文献:

［1］中国政府网．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EB/OL］．2015．

［2］王波，王夏晖．如何推动地方落实13万个建制村的环境综合整治任务［J］．环境与可持续发展，2015，40(4):19－21．

［3］环境保护部网．大力推进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全国农村环境连片整治工作现场会召开［EB/OL］．2015．

［4］财政部网．大力推进农村生态文明建设———两部门联合召开全国农村环境连片整治工作现场会［EB/OL］．2015．

［5］中国政府网．国务院关于创新重点领域投融资机制鼓励社会投资的指导意见［EB/OL］．2015．

环境治理专业范文第7篇

本文旨在通过对我国农村生活环境治理标准化的现状进行梳理，分析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推进农村生活环境治理标准化的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

农村；生活环境治理；标准化

我国正处于经济快速发展阶段，农村的生活水平也在大幅度提升，随之而来的环境污染问题日趋严重，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率的发展模式在农村地区日益明显。在追求生活品质提升的同时，如何促进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成为广大人民的迫切希望。党中央、国务院近年来积极倡导依靠标准化的手段推动农村发展，借助标准化的理论和方法，建立起支撑我国农村生活环境治理的标准化长效机制。

1我国农村生活环境治理标准化的现状

1.1农村生活环境治理标准化工作的政策分析

在政策方面，近年来国家标准委组织相关方面围绕现代农业标准体系建设、现代农业标准化服务和推广体系建设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开展了农业社会化服务标准体系研究和标准制修订、新农村建设和美丽乡村建设标准化等工作，并先期在美丽乡村建设、农村公共服务运行维护和农业社会化服务等方面进行了试点。农业标准化正在从规范农业生产、农产品流通的基础上，向以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治理为主的新农村建设、农业社会化服务和产业化经营拓展方向转变，将逐步形成标准化全面服务、整体支撑三农工作的全新农村标准化工作局面。

1.2我国农村生活环境治理标准化技术组织及标准归口情况

随着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农村环境治理标准工作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无论是标准涉及的领域还是标准的数量都大幅增加。截至目前，农村生活环境治理相关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共制定了200多项。这些标准成功研制的背后，是各相关标准化技术组织的积极努力，如：负责农村绿化、亮化相关标准研制的标准化技术组织是全国城镇风景园林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449）；负责村庄大气环境治理相关标准的标准化技术组织是全国环境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07）；负责农村垃圾集中处理相关标准的标准化技术组织是全国环保产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75）；负责生活污水综合治理相关标准的标准化技术组织是全国城镇给水排水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434）；负责卫生厕所改造相关标准的标准化技术组织是全国城镇环境卫生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451）。

1.3我国各地农村生活环境治理标准化工作实践

随着环境保护压力的不断增大，我国很多地区都在陆续探索开展农村生活环境治理标准化的工作实践，如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黑龙江、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山东、湖北、广东、四川、陕西、宁夏等地区制定了农村环境治理相关的地方标准，为各地农村环境治理提供方法和依据。我国农村环境治理标准化发展步伐加快，成效显著，对于加强农村环境治理能力，减少环境污染的发生，提升农村人居环境质量等方面都起到了安全的作用。我国对农村环境治理的认识不断提高，各地方政府也在逐步加大农村生活环境治理的力度，并不断认识到标准化对环境治理的技术支撑作用。地方政府和环境管理部门建立了一批美丽乡村标准化试点，充分发挥了试点的辐射效应，加快带动其他地区农村环境治理标准化工作。

2我国农村生活环境治理标准化工作存在的问题

尽管国家层面对农村生活环境治理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各地也纷纷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标准化实践，但仍然应该看到，当前农村生活环境治理标准化工作还存在以下主要问题：

2.1标准化理论研究滞后

国内关于农村生活环境治理标准化工作的关注也只是近一二十年才开始，相关理论研究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虽然单独在大气保护、水资源保护、土壤保护等影响环境质量的基本要素的标准化上已取得了值得肯定的研究成果，为保护生态和生活环境提供了基础的质量要求，然而专门针对农村生活环境治理的大气、水、土壤，以及涉及不多的河道整治、固体垃圾处理、绿化亮化等尚缺乏深入细致的研究，并未形成系统的理论框架，总体上理论研究滞后的问题都很突出，标准化基础理论和工作方法、重要领域国际标准跟踪、标准实施推广机制等方面尚缺乏深入的研究，制约了标准化工作实践的开展，无法适应农村生活环境治理的现实需求。

2.2标准体系亟待建立

在国家环保主管部门和城市建设主管部门的努力下，在大气、水、土壤等基础要素标准化领域建立了相对完善的技术标准体系，但受限于农村生活环境治理标准化理论研究的整体滞后，包括对农村生活环境治理各方面内容要素的标准体系缺乏深入研究，虽有零星的研究但并没被普遍认可。标准体系的构建是标准化工作中具有先导性、全局性的基础工作，建立科学合理的标准体系是有效开展标准化工作的前提条件。目前，覆盖农村大气治理、污水治理、垃圾处理，以及相关的河道整治、厕所建设改造、村庄绿化亮化等领域涉及建设、管理、运行、维护、评价等方面要素的标准体系尚未确立，应尽快从国家层面形成统一的标准体系，指导农村生活环境治理标准化工作的科学开展。

2.3标准结构不够合理，标准总量与质量有待提高

从分布领域来看，现有关于空气、水、土壤的标准都主要集中于质量标准以及相关的防控、评价方面，涉及建设、管理、运维等内容的要么主要集中在部门制定的技术规范、指南上，要么未对农村作出有针对性的标准要求，整体上未形成国家、行业和地方标准三级系统配套、相互协调的标准结构体系。就标准类型而言，现有标准以技术标准、建设标准为主，在农村生活环境治理的通用基础标准、服务标准、管理标准等都基本处于缺失状态；从标准研制状态来看，国家标准在研的和已出台的数量都不多。总体上农村生活环境治理相关标准的布局不够均衡、结构不够科学。就总量而言，大气、水、土壤等质量标准相对较多，涉及管理、服务、建设、维护等方面的标准研究起步较晚，标准也普遍缺乏，国家层面的核心标准较少，行业标准也不充分系统，难以支撑农村生活治理标准化工作的科学有序发展。从质量上看，许多标准主要还是停留在定性层面的规定或者仅仅结果要求的定量上，缺乏具体指导性和实际可操作性，在经济发展和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现实国情下难以提供有针对性的指导。

2.4标准化人才匮乏、资金保障不足

做好农村生活环境治理标准化工作，离不开既懂标准化又懂农村生活环境保护的各级复合型人才。既需要熟悉该领域国内外发展趋势，又要熟悉该领域的政策措施、对该领域的理论和实践有深刻认识的高端人才，参与农村生活环境治理标准化的设计和管理；又要熟悉标准化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懂得标准化工作的基本知识和工作流程，负责农村生活治理标准化操作实施的实操型人才。从目前我国的现状来看，现有的标准化人才队伍的数量和质量都难以有效担负起这样的重任，亟须进一步壮大我国该领域的标准化技术机构，培养一批既懂专业又懂标准化的复合型人才。此外，长期以来，标准化经费投入不够，经费筹措方式亟待创新，标准化长效运行与保障机制尚待健全，这也制约着标准化建设的发展。

3推进农村生活环境治理标准化的对策和建议

3.1加强农村生活环境治理标准化工作顶层设计

加强农村生活环境治理标准化工作，是改善和保障民生，统筹城乡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任务；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深入推进生态建设的重要内容；是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必然选择；是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生态文明的必然要求。做好农村生活环境治理标准化发展规划，建立健全相关的标准化法律体系、政策体系、标准体系、工作机制，做好顶层设计，是充分发挥政府在农村环境治理标准化工作中主体作用的根本保障。

（1）建立健全农村生活环境治理相关标准化法规体系。在现有农村生活环境治理标准化法规体系的基础上，一方面要明确该体系中各层次法规的缺失情况，通过各有关部门的共同努力，优化法规制定流程，缩短农村生活环境治理相关法规制定的周期，加快法规的研究和实施，完善当前农村生活环境治理的重要标准化法规的不足；另一方面要与时俱进，加快对现有农村生活环境治理标准化法规的修订完善，确保各项法规的科学性和适用性，使其更有针对性。

（2）建立健全农村生活环境治理标准化政策体系。应参考中央及国家相关部委的政策文件、指南和发展规范，围绕农村生活环境治理领域，搜集整理已出台的与农村生活环境治理标准化相关的政策文件，并积极推动各级政府将标准化工作纳入地方发展规划，健全农村生活环境治理标准化政策体系。通过一系列标准化政策的激励作用，激发社会和企业创新、应用标准化工作手段、参与标准化工作的积极性。

（3）建立健全农村生活环境治理标准化工作机制。标准化工作机制是围绕标准化活动开展所依赖的一套系统的组织管理程序。①建立标准制修订工作机制。依据现实需求，把握当前农村生活环境治理的重点和关键领域，提炼标准化对象，完成标准的立项、起草、征求意见等各环节工作。②建立标准实施和监督机制。对已标准在其适应范围内及时开展宣传贯彻，采取自上而下、逐层逐级推进的方式严格组织标准实施，同时对标准实施情况建立监督机制，确保标准实施的有效落实。③建立标准反馈改进机制。通过建立完善的标准制修订机制、实施和监督机制、反馈改进机制，保证农村生活环境治理标准化工作的各环节、全过程在有效的机制保障下得到持续有效推动，有力支撑农村生活环境治理的开展。

3.2建立健全农村生活环境治理标准体系

建立健全农村生活环境治理标准体系，是标准化理论方法在农村生活环境治理中的具体应用，是对农村生活环境治理标准化具有基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重要工作，是农村生活环境治理标准化工作开展的重要依据，关系到农村环境治理标准化工作的成效及治理效果的好坏。目前我国农村生活环境治理相关标准数量少，且零散不系统，亟须建立农村生活环境治理标准体系，指导标准的制修订。应以需求和问题为导向，明确农村生活环境治理所涉及的各个领域，搭建标准化体系框架。并依据重要性、优先级、耦合度、关联度的不同将相关标准化要素进行搭建，形成一个有机整体，生成各领域的标准化对象目录，使独立、具体、相互联系的标准聚合形成分体系，进而整合为完整有效的标准体系。通过统一规划实施，实现农村生活环境治理的标准级别、标准分布领域和标准类别的协调统一，形成系统的农村生活环境治理标准支撑。

3.3明确农村生活环境治理标准化发展路径

结合国内外发展经验不难发现，因地制宜，加快形成以法律为基础、以政策为引导、以标准为手段的“法律+政策+标准”协同配合的三维工作路径是我国农村生活环境治理的必由之路。我们要借助标准化手段，将农村生活环境治理相关法律、政策中的原则性的指标，通过标准明确细化，形成具体的项目指标及可量化的工作目标，并通过标准进行统一的评价考核，使得法律和政策的各项要求能够有效落实。标准化本身具有的目标管理、过程控制、质量监督的天然特性，将有效保证农村生活环境治理工作的科学开展。在明确农村生活环境治理标准化发展路径的基础上，就要进一步研究制定农村生活环境治理标准化发展规划，建立符合我国农村发展特点的标准体系，依据现实情况和未来预期，确定未来一段时间内标准制修订的目标和任务，绘制标准化路线图，提出具体的标准研制、标准宣贯培训、标准化试点、标准实施效果的评价、标准化人才的培养、国际国内标准化活动的组织和参与等各项标准化工作具体任务，确定各项任务的具体时间节点和责任部门，明确分工，按时推进，严格监督考核，指导各项实际工作的有序开展。

3.4加快重点标准的制修订

农村环境污染成因复杂，许多历史遗留问题难以在短期内解决，必须进行近远期、区域间的统筹规划，尊重客观规律，充分考虑今后城镇化的发展趋势对村镇布局的长远影响，加快重点标准的制修订。即要按照“急用先行、突出重点”的原则，围绕我国农村人口相对集中，环境问题相对集中的重点区域，将各地区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重点的、共性的、通用的、基础的问题，提炼为标准化的研究对象，着力解决我国农村地区影响面大、矛盾突出、短期内可见效的环境问题，逐步破解农村环境治理方面无标准可依、无技术支撑的瓶颈问题。在标准的制修订过程中，要尽量广泛地争取农村生活环境治理的相关部门和各利益相关方如各级环保、发展改革、经贸、财政、国土资源、建设、水利、农业、海洋与渔业、卫生、林业等部门及科研机构、基层农村和相关社会组织的参与，保证各方充分表达意见和见解，确保最终的标准是大家集体意志的体现，在保证标准科学性的前提下，最大程度地减少标准实施推行的阻力，实现标准的顺畅实施。

3.5完善农村生活环境治理标准化工作保障体系

（1）建立标准化工作组织协调机制。加强各部门联动，促进各部门政策、措施的有效协同，形成治理合力。建议由县市一级人民政府牵头各相关职能部门共同组成“农村生活环境治理标准化实施领导小组”，结合各地工作实际，加强标准化工作的领导实施，负责农村生活环境治理标准化工作的组织协调和监督指导。

（2）加大政府资金投入力度。政府是环境治理工作的关键主体，通过财政、税收等多种方式进行资金投入，同时加强农业、科技、环保、质监等多部门联动，整合各方面资金，提高资金支持力度和资金使用效率。

（3）加大标准化科研项目的研究力度。充分调动相关行业的科研院所、标准化科研机构、高校相关专业的人才，开展农村生活环境治理研究工作的积极性，逐步建立农村生活环境治理的标准化专家库，参与到农村生活环境治理各项工作中。同时，还要加强农村生活环境治理科研项目的成果转化，形成科研成果不断引领农村生活环境治理建设的良好工作局面。标准化科研项目要重点将农村生活环境治理所涉及的建设、管理、技术、服务等方面的内容纳入到科研项目范围内。

（4）加大农村生活环境治理标准化人才培育力度。根据我国农村实际，主要要加强两类人才队伍建设：一类是了解国际标准化发展动态及前沿趋势，熟悉国内标准化现状，致力于农村生活环境治理政策建议，能有效参与顶层设计，指导规划实施的标准化高端管理型人才；另一类是精通标准化原理和方法，熟悉标准化工作程序，能有效参与农村生活环境治理具体标准化工作的专业操作性人才。为此，一方面要加强与高校的合作力度，共同开展人才的联合培养，在高校广泛引入标准化专业课程，广泛吸取在校学生和农村生活环境治理相关的专兼职人员，强化环境保护技术、法规和标准的复合培养。另一方面，要加大对农村环境治理基层技术人员的标准化知识培训，通过举办标准化讲座和农村生活环境治理技术培训，提高基层技术人员的标准化意识，增加综合素养，不断探索完善，形成符合农村实际发展需求的梯次人才队伍。

（5）建立标准化技术支撑体系。一方面加强标准信息化支撑，建设农村生活环境治理标准化公共服务平台，实时展现农村生活环境治理国内外标准化工作动态，推动实现农村生活环境治理相关标准的在线查阅、标准制修订的在线管理、标准化工作的在线研讨、实现标准化服务的在线咨询等；另一方面加强标准化技术服务，大力引导与农村生活环境相关的标准化专业技术人才走进农村，现场提供标准化的技术指导，通过对重点标准的宣贯培训，引导农村基层环保相关人员加深标准的理解，提高标准的实施水平，提高农村生活环境治理的质量。同时，通过标准化的及时介入，加快相关前沿环保科技成果的应用转化，使其更好地服务于农村生活环境治理。

环境治理专业范文第8篇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生态环境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污染和破坏，政府职能在环境治理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现阶段依旧存在众多的问题，主要体现在：第一，基层政府环保政策及法规执行不到位。随着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提出，各地方政府都依据本地情况制订了较为完善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划，但由于国家对地方政府的业绩考核是以GDP的增长为主要内容的，这就造成了地方政府领导人片面的追求经济增长，而忽视了环境治理工作，对国家和地方政府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划不能很好的执行，直接导致环境治理中政府职能的丧失。第二，政府环境治理的职能分散。我国环境问题主要涉及海洋局、林业局、水利部门、农业部门等，一般省级部门能够做好集中管理环境治理工作，而到了市级、县级部门，则形成了分散的环境治理管理工作，而且很多环境管理部门身份不明确，受自身利益的驱使，不能在自己的岗位上尽到环境保护的职责。第三，环境监管不到位。现阶段的环保部门隶属于地方政府，地方政府有权对环保部门进行管理和干预，这就造成了环保部门独立管理职能的丧失。地方政府为寻求经济发展而采取的地方保护主义，使得环境保护部门不得不对经济效益高但存在严重污染的企业采取宽容的态度，这就导致了环境保护部门监管能力的弱化和缺位。第四，环境治理中存在薄弱环节。可持续发展战略在我国实施了多年，城市的环境保护与治理工作已取得了较为理想的效果，但国家和地方政府缺乏对农村环境的管理和资金投入，使得农村的环境污染愈发严重，影响到了农村的生态环境和农民的身心健康。第五，环境治理中缺乏广泛的社会力量参与。环境治理工作仅仅依靠政府部门的力量是不能取得良好效果的，它需要社会公众的广泛参与。但现阶段各地方政府虽意识到环境污染问题，但为提高业绩而片面追求地区经济增长，为逃避社会公众、媒体的监督，采取各种手段不让社会公众参与环境治理工作。

2完善政府环境治理职能的对策建议

环境治理中政府职能发挥着巨大作用，充分发挥政府职能可以有效对环境起到保护作用，同时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政府在环境治理工作中，主要做好几个方面的事情。

2．1完善科学的环境治理考核体系现阶段我国正处于经济发展的快速时期，国家对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只放在了GDP的增长上，虽然这种考核内容在短期内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是各地政府只重视经济增长，而忽视了对自然环境的保护，造成自然资源枯竭、自然环境破坏，这违背了我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为改变这种现象，保障自然环境与经济增长共同发展，国家要适当修正现行的政绩考核体系，加大环境治理的考核内容，并引入环境治理指标，构建一套科学合理的GDP考核体系。同时借鉴外国先进经验，积极引入绿色经济发展模式。实行绿色GDP绩效考核，除了构建科学、全面、有效的绿色GDP考核指标外，还要把公众对环境质量满意度的指标纳入进去，以加大社会公众对政府环境工作的监督。除此之外，还要把政府工作人员的奖惩任免与环境治理工作相挂钩，建立政绩考核环境问责机制，使其重视经济发展中的环境保护工作，进而积极调动各部门开展环境治理工作。

2．2探索政府环境治理的体制和机制创新国家要对政府环境治理职能进行统一整合，对环保部门、水利部门、农业部门、海洋局等与环境相关的各部门的工作进行协调，整合它们的环境管理职能。地方政府要根据国家规定建立一个中心机构统一协调各职能部门的环境治理工作，保障其有序进行。同时还要建立各部门的环境治理目标协作机制，提高各职能部门工作人员的环保意识和行政能力，使各部门在环境治理中互帮互助、共同协作。除此之外，还要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的执法监督体系，以规范现代政府职责，保证政府各项工作的有效开展。

2．3加强环境治理的监管能力建设国家要加大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监管能力建设，建设过程中要对其加大财政投入，保障其具有充足的经费建设环境治理监管队伍和装备，地方政府要重视各区、县间的差异，以灵活多样的方式加强对环境的监管。同时，地方政府要依靠先进的互联网和数字通信技术，实现环境监察机构的智能化、信息化，建立一个综合污染监控、排污收费、行政处罚等内容的信息系统。加强环境治理的监管能力建设，一是地方政府要充分发挥区县环境监察机构的作用，投入适当的经费，完善其环境监察执法能力建设。二是加大专项设备的投入，满足其执法工作的硬件条件需求，以提高环境治理执法部门的反应能力和取证能力。对于具有特殊情况的区县，地方政府要加强执法专项能力建设。三是提高执法人员的准入标准，做好岗前培训工作，对环境保护专业人员做好重点培养，减少环境治理执法部门中非专业人员的数量。

2．4加强生态保护和农村环境治理工作伴随经济的快速增长，我国城市化进程也日益加快。但现阶段，农村仍在我国各地普遍并大量存在，这就要求地方政府根据实际情况做好农村的生态环境治理工作。为有效保护和治理农村的耕地、森林、草原、水源等自然资源，地方政府要制定附有法律效力的环境治理政策和规划，确保环境治理工作有法可依，同时还有加大对生态环境恶化的区县的重点治理。除此之外，还要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对占用农民耕地、森林、草原等生产资源的环境保护设施，给与农民相应的资金补贴，同时提高农民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做到政府职能部门和农民共同参与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工作。

2．5建立全民参与环境治理的社会行动体系生态环境的保护与治理仅仅依靠政府单方面的工作是不能起到良好效果的，需要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其一，政府部门要引导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环境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综合性很强的工作，它需要全国人民的共同参与，国家要通过法律的形式赋予社会公众对生态环境的知情权和参与权。国家在制定环境治理的法律法规和规划计划时，要引导社会公众积极参与，公开征求社会公众的意见建议，并在日常的环境保护与治理工作中自觉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同时政府还要做好环境保护和治理的宣传教育工作，依靠电视、广播、报纸、网络等媒体不断提高社会公众的环境保护意识。其二，积极发展非政府环境组织。非政府环境组织具有稳定性、组织性和有序性，它可以有效集合广泛的公民个体统一开展环境保护与治理工作，各级政府需要重视非政府环境组织所发挥的重要作用。首先要改善社会团体登记注册的管理机制。为保障公民结社的权力，政府要放宽其成立的条件，不再限制团体的人员数量和注册资金，促进非政府环境组织的发展。其次加大对非政府环境组织的资金投入。一些非政府环境组织存在经费紧张的问题，政府应加大对其的资金投入，在贷款、税收等方面给与其一定的优惠政策，同时还要尊重非政府环境组织的各类权力，保障其工作上的独立性。最后政府还要为其健康发展提供便利条件，加强非政府环境组织内部人员的专业培训，以提高他们的领导能力和环境保护能力，使其在环境保护与治理中充分发挥出积极作用。

综上所述，我国在环境治理工作中政府职能发挥着重要作用，但现阶段政府职能并没有在环境治理工作中的得到充分发挥，面对环境治理中政府履行职能存在的众多问题，只有完善科学的环境治理考核体系，探索政府环境治理的体制和机制创新，加强环境治理的监管能力建设，同时加强生态保护和农村环境治理工作，并建立全民参与环境治理的社会行动体系，才能充分发挥政府职能在环境治理工作的作用，从而实现我国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

环境治理专业范文第9篇

介绍了流域水环境及治理涵义、环境NGO的概念；探讨了流域水环境治理中环境NGO作用的依据、结构、存在的现实问题及原因，进而提出促进流域水环境中环境NGO功能发挥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

流域水环境；环境NGO；水环境治理

流域水环境是以流域为载体的各种环境要素的总和。流域水环境治理包括3层涵义：①工程技术和生态学意义上的治理；②公共管理学和政治学意义上的治理；③行政管理学意义上的治理［1］。笔者所说的是公共管理和政治学意义上的治理，是治理理论在流域水环境管理与保护中的运用。尽管政府在治理流域水环境的过程中不断地取得成绩和进步，但未能从流域水环境管理的体制和机制上作出某种程度的调整和变革。在传统水环境治理上，我国治理水环境主要是政府主导的科层机制和市场导向的市场机制，但科层机制和市场机制因其自身功能性缺陷，使其未能真正实现水环境的“良治”。因此，迫切需要第3种力量来弥补其存在的缺陷。而随着我国社会力量的成长，特别是环境NGO的发展，其在流域水环境治理中的作用逐渐显现。所谓环境NGO，是指以人与环境的和谐发展为宗旨，从事各类环境保护活动，为社会提供环境效益服务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包括环保社团、环境基金会、环保民办非企业单位等多种类型［2］。因此，研究环境NGO在流域水环境治理中的作用，对于完善流域水环境治理体系以及实现流域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1流域水环境治理中环境NGO作用的依据

1.1理论依据

1）流域水环境公共物品属性的要求。从经济学角度看，流域水环境是一种典型公共物品。作为公共物品，流域水环境的产权往往不明晰，在使用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搭便车”和“机会主义”等外部性问题。流域内不同利益主体受追求各自利益最大化的经济理性驱动，尽可能地从流域中牟求最大水利益，从而引发各种水纠纷和水污染事件，出现“公地悲剧”的问题。在完全市场条件下，市场机制因其自身的缺陷并不能有效解决外部性问题；而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者———政府，也因其“经济人”角色以及内部性问题使其不可能完全代表社会的整体利益，政府存在失灵的可能。因此，解决流域水环境公共物品的外部性问题，需要整合市场、政府、社会3方面的力量，相互补充、相互协作，共同解决。相应地，作为社会力量之一的环境NGO在流域水环境治理中有其参与必要性。

2）流域水环境公共治理的要求。“治理”的基本理念是多元、合作和互动，它既能发挥政府功能，又重视社会组织群体势力的相互合作、共同管理［3］。虽然政府是治理流域水环境的主体，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公众对流域水环境质量的追求，越来越多水资源问题的凸显以及对治理水环境专业知识的要求，单一的政府治理模式已无法满足公众需求的多样性，迫切要求各种社会力量的参与。在此过程中，众多的环境保护团体、环境公益组织、环保基金会等环境组织将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整合人力资源和社会资源，参与到流域水环境的保护和治理过程中，有利于节约政府的治理成本，有效地保护流域水环境。

1.2现实依据

1）当前水环境管理体制现状的要求。1988年《水法》明确规定对水资源遵循统一管理和分级、分部门管理相结合的原则，实行流域管理与区域管理相结合的管理模式［4］。但这一管理体制仅仅是在政府行政管理体制内部进行的职能分工，且这种权责关系在水资源管理实践中并未能很好理顺，在水环境监管中出现“弱监”、“虚监”等问题，因此流域水环境问题单靠行政管理体制本身是难以解决的。这就要求诸如环境NGO等社会力量从不同层次弥补政府在水环境管理过程中存在的空档，以保证水资源多元管理和可持续利用。

2）流域状况复杂性的要求。①区域差异性。流域水资源在流域内不同区域在自然条件、自然资源、地理位置、经济技术基础、开发条件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此外，流域水资源的开发利用、水资源管理与保护涉及不同的学科、技术，需要不同领域技术人才参与。而环境NGO凭借其专业优势，能够更有效地治理水环境。②治理对象的多样性。流域水环境的治理对象复杂而广泛，政府很难集中精力，而环境NGO可以发挥网络组织优势，即不同的环境NGO在分工负责、各司其责的基础上对水环境进行有目的、有针对性的治理。

2流域水环境治理中环境NGO作用的结构

2.1作用的目标：提高流域水环境治理效率

1）环境NGO的参与可以确保政府决策的环保性。环境NGO的自主性和独立性使得其对政府的依附关系减弱。环境NGO在流域水环境保护与治理中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力增加，促使政府做出正确的环保决策，以降低环保的成本，提高水环境治理的效率。

2）环境NGO的参与可以确保政府决策的民主性。为了使政府决策能够更好地保障公众的环境权益，环境NGO一方面可以督促政府广泛听取专家学者的意见、建议，从而使环境决策目标体现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要求；另一方面要求政府及时公开环境信息，使公众随时了解政府的决策，加强对政府的监督，确保政府决策的民主性，提高流域水环境的治理效率。

3）环境NGO的参与可以确保资源筹集的社会性。流域水环境公共治理特点要求发挥环境NGO自愿性和公益性的作用，充分利用社会上的分散资源开展环境保护活动。这不仅可以降低水环境治理的高昂成本，而且可以极大提高流域水环境的治理效率。

2.2作用的政府路径：促进政府参与流域水环境治理

1）环境NGO是政府环境权力的监督者。政府环境权力是一种公共权力，其权力的行使是否越位、是否缺位、是否合法都要受到非政府组织以及公众的监督。环境NGO一直发挥着重要的监督作用。

2）环境NGO是政府环境决策的影响者。环境NGO以公共利益为目标，以保护整体环境利益为宗旨，通过有组织的活动唤醒民众的环境参与意识，监督和影响政府的公共决策，维护环境公共利益。

3）环境NGO是环境法律机制的健全者。环境NGO作为沟通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桥梁和纽带，向政府及时反映社会企业有关环境方面的建议和要求，供政府制定政策、法律时参考，这有利于推动政府落实相关水环境治理措施，推动水环境方面的立法和提出相关治理意见，完善水环境治理的法律机制。

2.3作用的社会路径：组织公众参与流域水环境治理

1）环境NGO是环境保护的宣传者。公众环境意识淡薄是影响环境有效治理的根源之一。公众参与意识的增强离不开非政府组织的宣传教育。环境NGO可通过开展一些环保知识的普及、教育、宣传活动，增强公众保护和治理水环境的意识以及资源环境意识。

2）环境NGO是公众参与的促进者。环境NGO的公共活动不仅有利于培养公众正确的参与意识，改变公众对水环境治理的疏离和冷漠，培养积极的参与态度，而且更有利于培养公众的参与技能，引导公众理智地参与到水环境的治理过程中，将行使公众权利与维护自身利益联系起来，自觉有效地参与水环境治理。

3）环境NGO是民主价值观的培育者。在现代社会，公众关于保护水环境的民主理念很大程度上是在环境NGO等公共组织的自由结社、自我管理的社会生活中逐步养成的。环境NGO具有民主性和自治性的特点。成熟的民主意识有利于沟通各方，促进协调与合作，维持社会正义，解决水资源利用过程中的冲突。

3流域水环境治理中环境NGO作用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3.1存在的问题

1）治理过程重中期治理、轻前期和后期治理。①在水污染发生前，环境NGO对水污染的宣传和预警相对薄弱。虽然环境NGO中有水污染治理方面的专家学者，但是这样的专业人才毕竟只占一小部分，掌握的水环境信息也相对有限。因此，环境NGO应该鼓励更多的专业人士参与到水污染的防治过程中。同时督促政府及时公开有关环境信息。②在水污染发生时，环境NGO作为联结政府与公众的纽带，能够及时捕捉水环境污染信息，积极投入到水环境保护和治理的各项活动中。例如：通过整合社会资源和社会力量，调动志愿者，减轻水污染的损失，缓解社会紧张气氛。③在水污染治理后期，环境NGO很少建立治理信息反馈机制或参与环境治理的后期跟踪工作，这项工作往往由政府和企业自身来承担。

2）参与机制缺失。①管理体制制约导致的参与机制缺失。我国对非政府组织实行双重管理体制，即“归口登记、双重负责、分级管理”，即每一个民间组织都要受到登记管理机关和业务主管单位的双重管理［5］。这种双重管理体制，使环境NGO参与水环境治理的门槛过高，程序严格。②环境NGO自我独立性弱导致的参与性缺失。环境NGO参与水环境治理过分依赖政府，借助政府的力量自上而下开展活动，丧失了环境NGO原本的自主沟通功能和独立性。

3）治理方式单一。环境NGO参与水环境治理的方式主要包括：①出版环保的书籍、资料，开展各种讲座，加强对环境保护的宣传和教育，提高社会大众的环保意识；②关注受到环境危害的弱势群体，通过自身的行动维护社会公众的环境权益；③通过组织社会力量直接参与水环境保护和治理；④参与到政府的环境决策中，为国家环境事业的发展建言献策等。但目前我国环境NGO发挥作用主要通过第1种作用方式治理流域水环境，侧重于环境治理的预防的层面，方式比较单一，参与范围相对狭窄，参与程度不高。

3.2存在问题的原因

3.2.1社会层面

所谓社会资本，是指“关于互动模式的共享知识、理解、规范、规则和期望，个人组成的群体利用这种模式来完成经常性活动”［6］。“信任是社会资本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7］，信任是环境NGO社会资本的核心部分，是凝聚组织内部成员的纽带。虽然环境NGO在流域水环境治理中的作用日益凸显，但是其社会资本却严重缺乏。首先，环境NGO的建立源于社会对其价值理念、组织形式、活动方式等的认可和信任。但现实中一方面公众的水环境保护意识不强、参与性不高；另一方面，环境NGO自身的社会影响力有限，公众对其认知甚少。因而，环境NGO的建立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认知和信任缺失问题。其次，环境NGO管理运作也要求在信任的基础上整合各种社会资源。但实践中，一方面，因环境NGO成员来自于不同的行政区域、专业领域，兴趣、信念等参差不齐，相互间缺乏信任；另一方面，现有环境NGO在管理决策、财务管理等方面缺少相应的透明度，环境NGO之间、环境NGO与社会之间缺少有效的沟通方式与渠道，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公众对其的认可和信任。

3.2.2制度层面

虽然环境NGO在水环境保护和治理领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政府依然是水环境治理的核心主体，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政府，借助政府的力量进行管理，按政府规章办事，缺乏独立性和灵活性。公共治理要求水环境治理主体的多元化，要求政府与环境NGO等主体之间建立有效的合作机制。但是各主体间由于责任界定模糊、沟通渠道缺乏，造成代表官方的政府与代表公众的环境NGO之间矛盾频发。此外，现行的双重管理体制制约了环境NGO的发展，使很多环境NGO组织不能通过合法的途径参与到水环境的治理中。

3.2.3自身建设层面

目前，环境NGO自身建设存在以下问题：①筹款能力有限，主要靠政府资助；②组织管理的不透明，影响其社会公信力；③组织治理结构不完善。组织规模较大的环境NGO，如“自然之友”、“绿家园”等具备相对较好的内部治理结构，而大量小规模的环境NGO的内部治理结构不完善，直接影响该组织的决策管理水平和管理效率，以及公众的认可；④环境NGO的组织体系存在结构性不平衡。大量环境NGO的活动领域主要存在于城市、大江大河的保护和治理，而广大偏远落后的农村水环境保护和治理问题则关注较少。

4促进流域水环境中环境NGO功能发挥的对策建议

4.1提高公众环境保护意识，增加环境NGO参与水环境治理的社会资本

1）提高公众对环境NGO的认知和期望。环境NGO要有效发挥水环境治理作用，首先必须获得社会公众对该组织的认知和了解，这是环境NGO获得社会资本的前提。只有公众对其组织性质、结构、功能等有基本认知后，才有可能建立起对其的认可，这可以通过环境NGO的宣传途径获得。其次，基于对该组织的认知，环境NGO必须能够实现公众的某种期待，这往往通过环境NGO的一系列环境治理行为体现出来。

2）完善NGO组织网络。主要从2个方面入手：①强化环境NGO组织内部网络建设。通过进一步完善组织的治理结构，建立统一的管理机构，强化内部章程和制度的执行，不断完善人才的培养录用机制。建立横向协调网络，整合组织内部资源。②拓展环境NGO组织外部网络。建立与政府、企业、国外同行的长期稳定的合作机制，扩大环境NGO的社会资源，增强社会对其的认可和信任。

4.2完善法律法规体系，促进环境NGO制度建设

1）改革环境NGO的双重管理体制。针对现行双重管理体制制约环境NGO发展的情形，首先应加强对环境NGO的行为和财务情况进行监督。只要达到规定的标注、符合规定的条件就可以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8］。其次，取消非竞争原则和跨地域活动限制原则，让环境NGO能良性健康发展［9］。

2）健全环境诉讼公益制度。环境诉讼公益制度的有效性在我国环保实践中得到了较好的证明。环境诉讼制度为公众、环境NGO合法有效地参与水环境治理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依据。同时，在出现水环境问题时，公众也可以通过合法途径维护其环境权益。

3）建立公共信息平台。通过信息公开平台的构建，可以让公众、社会、环境NGO能够分工协作并及时调动社会资源参与水环境治理与保护。

4.3加强环境NGO自身建设，提升组织的公信力和服务效率

1）建立有效的外部监督机制。环境NGO通过公开财务、管理和活动信息，接受社会监督。这种外部监督机制可以使环境NGO内部形成自律，从而提高流域水环境的治理效率。

2）完善NGO组织的内部治理结构。环境NGO必须适应现代管理理念，建立内部治理结构，特别是规模大的环境NGO，而已建立内部治理结构的环境NGO，必须进一步完善各种制度，确保管理的规范性和科学性。

3）培育结构合理的组织体系。政府应积极培育一些专业能力较强的环境NGO组织，尤其是加强农村地区环境NGO组织的建设，使我国环境NGO组织功能更加协调，种类更加齐全。

4）加强人力资源建设。在流域水环境的治理过程中，对环境NGO成员专业素质、组织沟通协调能力的要求越来越高。环境NGO组织需要通过多种途径吸引社会中的高素质高专业素养的人才，从而提高环境NGO在水环境治理中的影响力，扩大其服务范围，培养NGO组织的创新能力。

作者：范仓海 骆诗霞 单位：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范仓海.中国转型期水环境治理中的政府责任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1，21（9）：1－7.

［2］环境保护部.关于培育引导环保社会组织有序发展的指导意见［EB/OL］.[2011-01-28].

［3］俞可平.治理与善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4］阮本清，王浩，梁瑞驹，等.流域水资源管理［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

［5］王名.改革民间组织双重管理体制的分析和建议［J］.中国行政管理，2007（4）：62－64.

［6］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社会资本:流行的狂热抑或基本的概念［J］.龙虎，译.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3（2）：26－34.

［7］[美]罗伯特D•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M］.王列，赖海榕，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8］才国宗.中国大陆环保非政府组织发展之研究［D］.台湾：国立中山大学，2008.

环境治理专业范文第10篇

【关键词】城市；环境；治理；问题；对策

所谓城市环境治理，就是指通过一定的手段方法，运用各项法律法规，来协调社会的生产生活，以促进人与自然的共同发展的行为。在城市的发展中，城市环境治理是非常重要和关键的，也是不容忽视和不可缺少的。以下笔者就从城市环境治理原则出发，来谈谈城市环境治理的现状及其对策。

1.城市环境治理的基本原则

目前我国的城市规模越来越大，很多城市都在不断的向周边扩张以适应城市的发展需要。与此同时，城市环境治理的范围也在随之不断增大，并且城市环境治理也正逐渐成为一项具有复杂性、长远性和艰巨性的工作。为了能够更好的开展城市环境治理工作，必须要遵守一定的基本原则。

首先，要遵守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的基本原则。城市环境治理并非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而是一项具有复杂性、全局性的工作，需要在统筹规划下合理有序的开展城市环境治理工作。其次，要遵守明确责任的基本原则，城市环境治理不单单是政府的责任，也是企业、个人的责任，因此在我们应该明确各自的责任，以便提高环境治理效率。第三，要遵守防治结合的基本原则。城市环境治理工作的内容不应该只包括治理，而忽视预防。实际上预防才是提高城市环境治理工作水平的根本途径。第四，要遵守公众参与的基本原则，城市环境保护和治理是每个公民的责任和义务，也只有公众积极参与进来，才能最大程度的提高城市环境治理水平。第五，要遵守综合治理原则。这里所指的综合治理包括道德治理和法治治理。也就是说不单单要从道德层面上开展环境治理，必要时还要采取强制性措施，以督促政府和社会各界做好环境保护与治理工作。第六，要遵守突出重点原则，对于一些污染较为严重的环境领域，要给与高度的重视，如大气污染治理、水污染治理等。第七，还要遵守科技创新原则，不断提升城市环境治理技术水平。只有遵守上述基本原则，才能促进城市环境治理工作更好的开展。

2.城市环境治理现状

从目前我国的城市环境治理现状来看，虽然我国已经加大了环境治理力度和资金投入，但是效果并不是十分显著，城市环境依然面临着严重的污染问题。这反映出当前我国城市环境治理工作还存在很多的问题。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就进入了高速发展的时代，而之所以会有巨大的转变，是因为我国加大了工业化建设和发展。这种发展战略的转变虽然在很大程度上促进我国经济的增长，但同时也为城市环境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尤其是在城镇一体化发展不断加快的今天，城市的人口数量与环境资源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环境治理的紧迫程度与城市人口素质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深刻，这些都为城市环境治理工作的开展带来较大困难。人口不断增多，污染物自然也随之不断增多，环境治理压力也就会越来越大。并且同时我国的城市环境治理政策也不够完善健全，公众在城市环境治理方面的参与意识并不强，基础的城市环境治理设施建设较为落后，这些现状都使城市环境问题更加突出。

3.城市环境治理的主要对策

3.1城市环境治理立法措施

环境立法措施是规范城市环境治理的重要保障。从制约力角度讲，法律起到了有效的制约作用，能够约束各界人士的行为，强制大家履行义务、行使权利；从环保资金建设角度讲，环保立法可以通过征税、征费等角度设立门槛，既提高了环保的标准和环境治理的效率，又能积蓄一部分环境治理资金，解决资金不充足的问题。环境立法包括中央立法与地方立法以及国际立法等，可以效仿发达国家，可分为环境行政立法、环境经济立法与环境刑事立法等。其中，环境经济立法中采用的较为普遍的是环境保护费的征收、排污许可证及排污权的交易制度、经济刺激制度、税收和抵押金制度，以及环境发展基金、环境损害保险金等经济手段。

3.2城市环境治理政策措施

主要是针对实施城市环境治理政策的重要措施。配合政策实行严格的城市发展规划制度。要以城市环境容量和资源承载力为依据，制定城市发展规划。内容包括：从区域整体出发，统筹考虑城镇与乡村的协调发展；调整城市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发展循环经济；统筹安排和合理布局区域基础设施，实现基础设施的区域共享和有效利用；把合理划分城市功能、合理布局工业和城市交通作为首要的规划目标。

3.3城市环境治理教育措施

环境教育措施是落实城市环境治理内容的思想保障。所谓环境教育就是使学习者认识和理解人同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防止环境污染，将系统的环境科学知识予以大众化，提高全社会的环境意识。环境教育内容涉及到自然、社会、技术、管理、政法等多种学科的知识，各学科领域都与环境科学兼跨、包容，具有较强的综合性。当今城市政府和人民群众都对城市环境治理认识不足，落实城市环境治理的教育措施显得尤为重要。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宣言》指出“教育是环境发展过程的核心”，提出了“发展环境教育”的口号。环境教育由此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学科教育的重要主题。中国应紧跟这一潮流，学习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环境教育立法，积极落实环境治理的教育工作，也更好的为人们的认识提供更新、更权威的知识。

3.4城市环境治理技术措施

要加强环境治理的基础设施建设，就必须先巩固技术，争取找到成本低廉、效果优异的环境治理的基础设施建设扩大的方法。环境技术措施是城市环境治理定量管理的重要尺度。环境技术是指防治环境污染、环境破坏和改善环境的相关技术，一般包括专门的治污技术、环境管理技术、各种综合利用技术以及预防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的技术。如污废水处理技术、固体废物处理技术、防治放射性污染技术、环境影响评价技术、环境监测技术、环境产品生产技术、环保技术的营销技术等。

落实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把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计划指标层层分解，落实到基层和排污单位。加强污染物排放监测和统计。综合运用排污许可、排污收费、强制淘汰、限期治理和环境影响评价等各项环境管理制度和手段，实现总量控制目标。建立强制回收制度、代处置制度等环境治理先进制度。强制回收制度是为了防止污染发生转移，规定强制报废设备和对部分有毒废旧物品由生产者和销售者负责集中回收，再交由专门处理单位处理的制度；代处置制度是指排污企业与按照市场化模式运营的专业污染处理单位签订协议，委托专业单位治理产生的污染，委托方支付污染处置费的制度。

4.结束语

总之，近年来中国城市环境治理取得了明显成效，但目前仍然存在许多问题，因此，需要采取一系列切实有效的创新措施，以改善城市环境质量，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只有做好城市环境治理共走，才能为城市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才能为人们安居乐业打下良好基础。所以目前城市环境治理中存在的问题需要引起政府和社会各界关注，并积极采取有利对策来提高城市环境治理水平，做好宣传工作，增大公众参与意识，提倡全面保护环境，做好城市环境污染的预防工作。 [科]

【参考文献】

[1]姜爱林，陈海秋，张志辉.城市环境治理制度创新的基本取向与思路[J].哈尔滨市委党校学报，2008（04）.

[2]王晓东.城市市容环境治理研究[J].知识经济，201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