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调控政策论文范文

宏观调控政策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中国扩大内需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不理想主要不是政策本身的原因，而是政策背后的市场基础与制度条件方面的问题。文章从宏观调控政策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观点出发，通过比较内生安排与外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的不同绩效，给出了一个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理论框架，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通过对政策边界的明晰界定，从理论上揭示了短期的总量稳定与长期的经济增长的关系，以及如何正确地把握宏观调控政策的问题。

关键词宏观调控政府安排制度基础政策效应政策边界

与20年来的市场化改革进程相伴随，中国的宏观调控也先后经历了总需求大于总供给背景下的抑制需求型和总需求小于总供给背景下的扩大需求型两个阶段。如果说1997年以前，面对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情形还能通过强制的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压制总需求来实现宏观经济总量均衡的话，那么，1997年以后，面对在市场机制作用不断扩大基础上形成的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的宏观总量非均衡情形，尽管政府实施了更为市场经济意义上的一系列积极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但三年来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与预期结果仍相距甚远。对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实证分析和政策的规范研究业已引发出大量的研究成果。然而，目前学术界大多数关于宏观调控的研究往往因暗含宏观调控政策能完全解决经济衰退的假定前提以及由此演绎的逻辑推论而陷入了宏观调控认识的误区。本文基于宏观调控政策也是一种制度安排的观点，依据现代宏观经济学理论，在对市场经济宏观调控政策有效性的制度基础与边界问题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试图构建一个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理论框架。

一、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内生与外生的绩效

当新制度经济学家们摒弃制度是外生或中性的新古典假设从而将经济运行分析由“无摩擦”的新古典框架转向“新制度”的框架下进行时，市场被描绘成一种为降低交易成本而选择的制度安排(Coase，1937，1960；North，1981，1990)。在将制度分析引入新古典的生产和交换理论并更深入地分析现实世界的制度问题中，新制度经济学家同样给出了各种非市场形式的制度安排理由，这就是，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的客观存在使对市场的使用存在成本，因而，为把有限理性的约束作用降到最小，同时保护交易免于机会主义风险的影响，经济主体必然会寻求诸如政府安排的制度(Williamson，1975)。任何特定制度的安排与创新无非是特定条件下人们选择的结果，而有效的制度安排无疑是经济增长(绩效)的必要条件。正是通过对产权、交易成本、路径依赖等问题的强调，使新制度经济学得以将经济增长问题纳入制度变迁的框架中作出深刻的解释。由于制度安排的范围相当宽泛，这里，笔者并不打算涉及所有正规和非正规的制度问题，而只是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某些术语(这些术语可能并不一定具有相同的内涵)，在阐述宏观调控政策也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基础上，就它相对市场基础而言是内生还是外生的角度来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问题。

市场经济中，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是市场机制，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理论已由标准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给定。尽管市场实现帕累托效率的前提条件过于苛刻而被认为在现实市场中不可能具备，但市场经济的发展史表明，对市场制度作用的认识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了。出于完善市场配置功能的需要，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在市场基础上日益衍生出了其他一些非市场形式的政府制度安排。其中最主要的有：(1)针对市场失灵而由政府进行的微观规制(管制)；(2)针对市场经济总量非均衡而由政府运用一定的宏观经济政策进行的宏观调控。作为典型的政府安排，宏观调控是政府在宏观经济领域的经济职能，是现代市场经济中国家干预经济的特定方式，它的内在必然性实际上可由市场经济运行的本质是均衡约束下的非均衡过程推论出来(吴超林，2001)；而它的作用机理已在标准的凯恩斯主义模型中得到了经典的揭示，并被战后西方国家长期的实践所验证。

众所周知，宏观总量是由微观个量组成，宏观经济不可能离开微观基础而存在，宏观调控也必然要依赖于现实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我们可以简单地从宏观调控是否具有坚实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出发，将宏观调控区分为内生的制度安排和外生的制度安排两类。市场经济内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意指宏观经济政策具有与市场制度逻辑一致的传导条件和能对政策信号作出理性反应的市场化主体。相对而言，如果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宏观经济政策是在没有或不完善的市场基础和传导条件下进行的，那么宏观调控显然就是一种外生于市场制度的安排。一般地，在有效的边界范围内生安排的效应显著，而外生安排的效应则会受到极大的限制。有基于此，我们可以给出一个分析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为何不理想的理论框架。

中国1993—1996年的主导政策被普遍认为是经济转型时期的一次比较接近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宏观调控，并成功地使1992年以来总需求严重大于总供给的宏观非均衡经济实现了“软着陆”。但宏观经济只经历了短暂的均衡之后，旋又在外部冲击和内部制约的条件下，陷入了持续至今且严峻的另一种类型的宏观总量非均衡即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的状态。面对严峻的宏观经济形势，出于“速度经济”的要求及基于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常识，中国首先选择的是以货币政策为主的宏观调控政策安排，目的在于阻止经济增长率持续下降的势头。然而，到1998年7月为止，尽管包括下调利率、取消贷款限额、调整法定准备金率、恢复中央银行债券回购业务等市场经济通用的主要货币政策工具几乎悉数释出，经济减速和物价下跌的势头却并未得到有效的遏制。鉴于直观的宏观经济现实，当时人们普遍的共识是货币政策失效。关于失效的原因，大多数的分析是借助IS-LM模型进行的，其中主要的观点是“投资陷阱”论、“流动性陷阱”论、“消费陷阱”论等。应该说，这些观点基本上是在给定货币政策的制度基础和传导条件的前提下，主要从货币政策本身的作用机理方面实证分析了制约货币政策效应发挥的各种因素，这些政策层面的分析无疑是必要而且也是有针对性的。可是，如果给定的前提在现实中并不存在或不完全具备，那么，这种仅在政策层面的分析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提出有效的对策。

事实上，中国仍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进程中，市场制度基础的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还不完善。中国以增量促存量的渐进式改革方式形成了微观基础的二元格局：一方面，改革后形成的增量部分——非国有企业——基本上是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建立起来的，它们具有产权明晰的特征，能对市场价格信号作出灵敏的反应，其行为由市场机制调节，是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微观主体；另一方面，改革后仍然保存的存量部分——国有企业——虽然历经不断深入的改革也日益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变，但其积重已久的深层问题并非短期内能得到彻底解决，无论在产权结构还是在治理结构中，国有企业都存在着明显的政企难分的特征，因而其行为具有对市场与政府的双重依赖性，是不完全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微观主体。目前国内经济学界对这种二元格局的另一种流行划分法是所谓的体制内的国有企业与体制外的非国有企业。其实，这是相对计划经济体制而言的，如果相对市场经济体制而言，则体制内的就应该主要是非国有企业，而体制外的是传统的国有企业。

有效的货币政策除了要有能对政策信号作出理性反应的微观基础外，还必须有政策赖于传导的条件。在市场经济中，利率是解释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最重要变量，它通过多种途径传导并影响到实体经济。Munddl(1968)与Fleming(1962)分析了开放经济条件下利率变化经由总需求和汇率波动效应传导的过程；robin(1969)通过对q值(资本资产的市值对重置成本的比值)的定义并将它作为把中央银行与金融市场连接到实体经济的重要因素，分析了资产结构调整效应的传导过程；Modidjani(1977)从居民消费需求角度分析了财富变动效应的传导过程。所有这些传导过程都是以利率市场化为前提、并以相对完善的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为基础的。严格地说，中国的利率基本上是由政府确定。利率机制传导的市场化前提不存在，所谓的“流动性陷阱”、“投资陷阱”、“消费陷阱”失去了分析的前提。假定政府确定的利率反映了市场供求，被认为是一种准市场化的利率，那么，在资本市场受到严格的管制以及金融市场被制度的性质强制分割的情况下，金融市场制度基础的局限也极大地制约着利率机制的有效传导。谢平和廖强(2000)明确地指出了利率传导机制的资产结构调整效应与财富变动效应之所以不佳，原因正在于中国的非货币金融资产与货币金融资产、金融资产与实际资产之间的联系不紧密、反馈不灵敏，金融体系与实际经济体系各行为主体和运行环节之间远未衔接成一个联动体。张晓晶(2000)则在MundellV-Fleming模型结论的基础上论证了开放条件下由固定汇率和资本有限流动引致的套利行为以及外汇占款必然制约中国试图通过降息刺激经济政策效果。结合对微观基础的更进一步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两点结论：第一：非市场化的利率使中国的货币政策在总体上成为一种外生于市场经济的政府安排，实体经济难以对其作出灵敏反应；第二，假定这种利率等同于市场化利率，那么，货币政策虽然相对于市场经济体制内的微观基础是一种内生安排，但金融市场的制度分割与局限使体制内的主体无法对利率作出反应，而体制外的主体使货币政策相应地又变为外生安排，加上体制外的改革滞后于金融制度本身的改革，金，融微观主体基于金融风险的考虑必然又会限制体制外主体的反应(这就是所谓的“惜贷”)。

金融市场制度的局限使得中国货币政策的传导实际上更主要是通过信用机制来进行的。理论上，货币政策的信用传导机制主要有银行借贷和资产负债表两种典型的渠道。Bernankehe和Blinder(1988)的CC-LM模型从银行贷款供给方面揭示了前一种渠道的作用机理，Bernankehe和Gerfier(1995)从货币政策态势对特定借款人资产负债状况的影响方面阐明了后一种渠道的作用机理。信用机制能否有效地发挥传导作用，其关键的问题是如何降低在信息不对称环境下存在于借贷行为过程中的逆向选择或道德风险等问题，从而使信用具有可获得性。就中国的现实而言，体制内外不同的微观主体的信用可获得性是完全不同的。市场体制内的微观主体(非国有企业)因金融市场的制度歧视被隔绝在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之外，货币政策相对于它们是一种外生的安排，效应当然无从谈起。市场体制外的微观主体(国有企业)的反应则可从两方面来分析，一方面是，对于那些效益和资信状况均良好的主体，它们并非惟一地依赖银行借贷渠道融资，这就意味着信用传导机制所必需的银行贷款与债券不可完全替代的前提难以成立，即使这类主体不受市场的制度歧视，而且金融机构也愿意与它们发生借贷行为，但货币政策对它们的效力相当微弱；另一方面，对于那些效益和资信状况均不良的主体，由于它们存在严重的道德风险和过大的监督成本，金融机构出于自身稳健经营的要求，又往往不愿与其发生借贷行为，所以形成银行普遍的“惜贷”或“慎贷”现象，货币政策对这类主体的投资引诱也不明显(只是较大地减轻了它们的利息负担)。由此可见，中国货币政策效果不显著并不是(或主要不是)货币政策本身的原因，而是政策背后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问题。

中国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同样可以在制度内生与外生安排的框架下得到说明。1998年中期，当日益严峻的“通货紧缩”和“有效需求不足”问题使得货币政策一筹莫展，以及东南亚金融危机致使通过出口扩大外需受阻的情况下，为了解决总体物价水平持续下跌、经济增长率递减、失业(下岗)面不断扩大等宏观经济问题，政府秉持通过宏观调控扩大内需以启动经济的思路，确立了以财政政策为主并与货币政策相互配合的积极的宏观调控政策取向。针对有效需求不足，积极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移动IS曲线的方式实现扩大总需求的目的，实际上是凯恩斯主义政策主张在中国的一种实践。对积极财政政策选择实施的时机和它的重要意义(稳定人们的预期)几乎没有人表示怀疑。尽管以增发国债为主要内容的积极财政政策被认为在扩大基础设施投资进而拉动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权威部门统计测算的结果是增发国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1998年和1999年分别达1．5％和2．1％)，但作为市场经济意义上的一种宏观调控政策，财政政策的主要功能并不仅仅体现在扩大支出的直接效应方面，而是在于通过政府支出的扩大去拉动民间投资的间接效应方面，否则，财政政策就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投资没有两样。就后一方面而言实际效果并不理想。不少人担心积极财政政策长期继续下去有可能导致计划体制复归和债务危机。

关于积极财政政策为何难以有效地拉动民间投资需求增长的原因，学术界已展开深入的探讨并提出了多种解释。其中大多数的分析都将问题的症结归咎于基础设施的产业链太短以及整个产业结构不合理方面，强调正是基础设施的产业关联性差，当把财政资金集中投向本来就已存在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的基础原材料部门，并且主要又是以政府大包大揽而不是贴息、参股和项目融资等方式投入的情况下，民间投资自然不可能参与进来，最终的结果是积极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不大，经济启而不动。无疑，中国积极财政政策效应在现象层面表现出来的因果关系确实如此。但根本的原因却正如光教授(1999)所指出的，是政策扩张与体制收缩的矛盾。如果从财政政策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观点出发。我们可以就它与微观基础的关系对政策效应作出进一步的解释。这就是，由于财政政策与政府关系紧密的行为主体(特别是国有主体部门)具有较强的内在一致逻辑(这种较强的内在一致逻辑恰恰又是人们所担心的计划体制复归的重要表现)，积极的财政政策对这类主体的投资引诱效果相对明显；由于财政政策相对市场体制内的微观主体是一种典型的外生制度安排，积极财政政策的各种乘数效应受到体制的摩擦，因而对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需求的拉动效应不明显，亦即IS曲线移而不动。

上述给出的仅仅是制度基础的分析框架，它并不是宏观调控分析的全部内容。如果到此为止，则很容易使人误解为：只要宏观调控政策是内生的制度安排，就可以实现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其实，即使是内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也并不必然意味着它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凯恩斯主义政策70年代在“滞胀”面前的失灵就是明证)。因为，如果宏观调控作用的仅仅是宏观经济总量，就不能要求它去解决结构问题；如果宏观调控政策的本义只是一项短期的稳定政策，又岂能冀望它来实现长期的经济增长?这实际上也就涉及宏观调控政策是否存在一个有效的边界问题，内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也只有在有效的边界范围内才能得以释放出来。

二、宏观调控政策的期限边界：短期还是长期?

关于宏观调控政策的长期与短期之争，实质上也就是关于政府经济职能边界的理念之争。在西方，现代宏观经济学各流派之间对此也展开过激烈的论争，从凯恩斯主义到货币主义再到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和新凯恩斯主义，其政策理论的核心实际上也可归结为宏观调控政策的期限边界问题。比较分析各流派不同的政策理论主张，应该会有助于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理解。

(一)短期边界论：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及新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主张

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背景下，凯恩斯从不变的价格水平可以存在不同的总产出水平及相应的就业水平的现实出发，以现实存在的货币工资刚性、价格刚性、流动性陷阱和利率在长期缺乏弹性等作为分析前提，把经济分析的重点放在宏观总体的真实变量上，指出宏观经济总量的非均衡主要是总需求波动(有效需求不足)的结果，市场力量并不能迅速有效地恢复充分就业均衡。根据总需求决定原理，凯恩斯进一步推论出，只有通过政府制定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引导消费倾向和统揽投资引诱，并使两者互相配合适应，才能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从而使经济在充分就业的水平上保持稳定。

在凯恩斯看来，针对有效需求不足的总需求管理政策是相机抉择的短期政策，因为“在长期我们都死了”。关于宏观调控政策的短期边界论，我们可用标准凯恩斯主义的AS一AD模型加以说明。在图1中，假设总需求曲线AD0与总供给曲线AS相交的A点表示经济最初处于的充分就业均衡水平(Yn)，当经济受到现实总需求的冲击，即AD0左移至AD1之后，由于现实中存在着货币工资刚性和价格刚性，必然导致厂商削减产量和就业量(从Yn减到Y1)，这时，经济将在小于充分就业水平的B点实现均衡，而不可能任由价格的自由下降调整到C点的充分就业均衡水平。正是投资者不确定预期及由此形成的有效需求不足，使得AS在A点以下演变为一条具有正斜率的总供给曲线，它意味着完全依靠市场力量很难迅速有效地将Y1恢复到Yn。因此，要使经济在较短的时间内从B点回复到A点，最有效的办法是通过政府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使AD1，移动到AD0。在有效需求不足问题解决后，AS曲线恢复到古典的垂直状态，市场价格机制继续发挥作用，此时如果继续实施积极的政策会加剧价格水平的上涨(通货膨胀)。从凯恩斯主义的AS一AD模型中不难看出，总需求管理政策的边界只限于AS曲线具有正斜率的部分，亦即存在于有效需求不足的状态。

在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正当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政策在“滞胀”面前日益失灵的情况下，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学派提出持久收入假说和自然率假说来解释“滞胀”现象，并对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发难。货币主义者认为，长期菲力普斯曲线是一条起自自然失业率的垂直线，不存在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交替关系。虽然短期内通过政府积极的财政政策可以影响产量和就业量，但就长期而言，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使得财政扩张的量不过是对私人部门支出的量的替代，税收的变化也因不能影响持久收入而仅有非常微弱的乘数效应。货币政策也同样只会在短期内当人们按错误的价格预期决策时对产量和就业量产生影响，而在长期一旦错误的价格预期得到纠正，即“货币幻觉”消失之后，实际工资、产量和就业量都将复归到各自的自然率水平。因而任何通过政府相机抉择的需求管理政策试图保持较高的和稳定的产量和就业量水平的努力，最终只会导致通货膨胀的加速上升和经济的更不稳定。与重视财政政策作用的凯恩斯主义者不同，货币主义者从稳定的货币需求函数出发，坚持经济在遭遇需求冲击后仍会相当迅速地恢复到自然率的产量和就业水平附近，强调即使是短期的需求管理政策也不会使事情变得更好，因为政策制定者为了某种政治利益而操纵经济导致的政府失灵可能比市场失灵更糟。因此，为了稳定经济，应该用旨在稳定价格预期的货币规则取代相机抉择的需求管理政策。

新凯恩斯主义从最大化行为和理性预期的基础上去探寻关于工资和价格粘性的原因，进而建立了包含确定价格和接受需求的厂商、新古典生产函数、市场不完全性、信息不对称等方面具有坚实微观基础的宏观经济模型(Mankiw&Romer，1991)。由此导出的政策含义强调，由于经济自动均衡将以长期的萧条为代价，因此，通过政府的总需求管理政策可以使经济在短期内稳定在产量和就业的自然率水平附近。新凯恩斯主义关于短期政策的观点分别以工资粘性模型(图2)和价格粘性模型(图3)来说明。在图2中，LAS是一条与古典一致的垂直总供给曲线，SAS则是由一定的预期价格水平(pe=p0=W0或pe=p1=W1)给出的短期总供给曲线。假定经济初始在产量和就业自然率水平(Yn)的A点上运行，当发生意外的总需求冲击后(总需求曲线从AD0移到AD1)，即使价格可自由伸缩，但由于工资已由谈判合同固定，经济必然从A点移动向小于充分就业均衡(Y1)的B点。正是因为工资合同需要交错调整不可能使劳动市场在C点出清，新凯恩斯主义者强调政府对意外冲击的反应远比私人部门协商调整工资迅速。因此，在短期内，通过政府的总需求管理政策能够将经济稳定在自然率水平附近。图3表明的是，总需求的冲击之所以使经济从A点移向B点，主要是因为存在价格粘性(比如菜单成本)。如果商品市场不可能在C点迅速出清，那么总需求管理政策在短期就应该有所作为。

(二)零边界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政策主张

建立在理性预期、自然率假设和市场连续出清基础上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包括以卢卡斯为代表的货币经济周期学派和以巴罗、基德兰德、普雷斯科特等为代表的实际经济周期学派。前者从需求冲击、信息不完全及闲暇(劳动)的跨期替代效应方面建立起解释经济周期波动的原因和传导机制的货币经济周期模型，认为在短期内，虽然不完全信息下发生的意料之外的货币冲击会导致经济总量的波动，但在长期中，由于人们能够根据不断获得的信息去修复错误的预期，经济将自行恢复到自然率的增长路径。基于预期到的货币冲击对经济没有实际的影响，因而旨在稳定经济的货币政策在任何时候都无效。这种货币政策零边界的推论可由图4说明。

在图4中，垂直的LAS曲线表明具有理性预期的经济主体行为完全由市场价格机制调节，每一条倾斜的SAS曲线则由相应的预期价格水平给出。假设现期发生了出乎意料的总需求增加(货币冲击使AD0移到AD1)，则货币工资和价格水平必然会因商品和劳动市场存在超额需求而上升。此时，如果具有不完全信息的厂商(工人)误将一般物价水平(货币工资)的上升当做相对价格(实际工资)的上升并相应地增加产品(劳动)供给，那么经济将暂时“意外”地沿SAS0曲线从A点移动至B点。然而，一旦经济主体理性地认识到实际工资和相对价格并未发生变化并完全调整预期，则SAS0会迅速移到SAS1，产量和就业复归到自然率水平(C点)。因此，除非货币政策不被意料到，否则，无论长期还是短期的货币政策都归无效，而意料之外(欺骗公众)的货币政策本身只能进一步加剧经济波动。如果用“适应性预期”替代“理性预期”概念，则图4也是一个货币主义的AS—AD模型。

实际经济周期学派坚持货币中性论，认为货币对实际经济变量没有影响，因为是产出水平决定货币变化而不是相反，所以货币政策的作用为零。他们主要从生产函数与总供给的关系方面建立起分析模型，强调实际因素(尤其是技术)冲击是经济周期波动的根源。在他们看来，当一个部门出现技术进步后，它必然会通过部门性的波动源传导到经济的其他部门，技术冲击的随机性使产出的长期增长路径出现随机性的跳跃，产量和就业的波动实际上并不是对自然率水平的偏离，而是对生产可能性变化的最优反应，因此，任何反周期的政策都是反生产的没有意义的。关于实际经济周期模型的政策含义，巴罗通过复活李嘉图等价命题，认为公债是中性的，经济主体的预期理性会抵消政府无论是以公债还是税收等方式筹资的效应，因而试图刺激经济扩张的积极财政政策无效。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则通过比较有无约定条件下的均衡解，从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和政府信誉方面论证了凯恩斯主义的相机抉择政策是无效的。

由上可见，凯恩斯主义为政府提供了市场经济中反萧条的最初的政策理论，并将其边界严格地界定在短期，它的效应也被战后西方国家20多年的实践所证实。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将宏观经济政策的期限边界定格为零，虽然这种政策主张远离现实，但作为政策理论却为反思传统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提供了一种路径。现代宏观经济学中，几乎没有任何一派是把宏观调控政策当做长期的政策。

三、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与目标边界：总量稳定还是结构增长?

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宏观调控政策必然会存在一定的作用对象与目标。关于宏观调控政策作用的对象究竟是总量还是包括结构?它的目标究竟是稳定还是增长?对此的不同认识显然直接影响到对宏观调控政策有效性的评价，而在更宽泛的意义上则影响到能否正确地认识市场经济中市场与政府的作用。

(一)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是宏观经济总量

现代市场经济中的政府制度安排或经济职能从总体的内容层次上可以区分为一般的市场条件的创立与维护、微观经济规制、宏观经济调控三大类。与基于市场失灵外在地要求政府干预经济的微观规制安排不同，宏观调控是市场经济内在机制充分发挥作用并导致经济总量严重非均衡基础上形成的政府安排。由于动态经济中经济出现周期的波动是不可避免的，虽然市场机制如果假以时日能够自动调节经济至自然率的均衡水平，但在经济达到均衡之前可能需要经历一个较长时期的萧条意味着必须付出总体社会福利损失的严重代价，因此，现代市场经济一般内在地要求通过政府运用一定的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去调控经济总量，以减少市场机制调节时滞产生的高昂成本。从宏观调控的内涵来看，它作用的对象显然是总量方面，但其作用的结果又必然会间接地影响到具体微观主体的行为。而正是这种直接对象与间接结果的传导表明了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这也是为什么说有效的宏观调控必须有坚实微观基础和传导条件的原因。有必要说明的是，如果依据作用结果来界定政策边界，那么也许可以把结构列为宏观调控的对象。不过，随之而来的问题可能就会陷入体制认知的误区(这点将在后面说明)。将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边界严格界定为总量的观点也明确地反映在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

(二)产业结构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

前已述及，宏观调控政策作用的结果不仅会而且应该影响到微观主体的行为决策和产业结构的相应调整。但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却并不针对具体的行业和部门，否则宏观调控就等同于微观规制。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表明，对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普遍认同，推动了市场经济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发展。在市场经济中，通过市场竞争和价格机制对供求关系进行调节，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使资源在各产业和部门间得到有效配置，产业结构的形成和优化正是市场在产业间配置资源的必然结果。历史地看，产业结构的形成和调整也曾在不同的体制下完全或主要由政府来安排(通过产业政策)，由此形成了典型的计划经济体制及所谓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如日本和韩国等)。不过由政府取代市场、通过产业政策干预市场机制在产业间的资源配置而形成的产业结构从长期看是非常脆弱的，日本和韩国经济(金融)危机不断，中国重复建设问题严重，政府安排的产业政策不能不说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

由于产业政策在实质上是政府依据自己确定的经济变化趋势和目标设想来干预资源在产业间的配置，产业政策在资源配置的方式上与计划经济是相同的，计划经济所固有的缺陷必然会重现于产业政策的制定上(汤在新、吴超林，2001)。政府对具体产业的干预应以市场失灵为依据确定。如果将产业政策当做一种宏观调控政策，显然它相对市场基础是一种外生的安排，其绩效将存在体制的制约。不仅如此，如果将产业结构作为宏观调控的对象，也与产业结构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存在逻辑上的矛盾。应该承认，中国当前的经济问题主要是结构问题，但结构问题不是宏观调控直接的对象，结构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市场基础的发展和完善，这也是理解为什么要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的关键之所在。

(三)宏观调控政策的目标是为市场对资源的基础性配置创设稳定的外部条件

对于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减少经济周期波动、促进经济总量均衡从而为市场机制有效进行资源配置创设稳定的外部条件的目标业已获得广泛的认同，并为当今世界各国政府所采纳(除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反对外)，不过，关于经济增长是否应该作为宏观调控政策的目标则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存在重大的分歧。严格地说，经济增长属于总供给的范畴，它取决于生产要素的投入与组合，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一般坚信构成总量内容的总供给方面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即使出现总供给冲击的经济周期波动，认为也应该由市场机制来调节。在现代西方宏观经济理论中，宏观调控政策归属于总需求的范畴，政策的目标被界定在因总需求冲击引起经济周期波动后的稳定方面，而且强调的是短期。如果说凯恩斯主义所强调的积极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中包含了一定的经济增长目标，那么这种增长主要也是随积极财政政策稳定投资者预期而来的私人部门的增长，公共财政支出的增长本身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仍然属于稳定的手段，目标是为民间投资的启动创设良好的外部环境。在主要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实践中，货币政策事实上也一直是以稳定通货而不是经济增长为目标。

最近10年来，随着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发展，特别是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对政府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能够产生合意的长期经济增长表示怀疑，认为过分关注短期稳定的需求管理政策忽视了长期经济增长的问题。他们指出短期的产量波动虽然具有重要的福利后果，但长期经济增长的福利含义远远超出任何短期波动的影响(Romer，1996)，强调现代经济分析的重点应该从总需求转向总供给方面(因为总量非均衡都是微观扭曲的结果)。这种从对短期稳定的关注转向长期经济增长路径探讨的理论发展方向所给出的政策含义是，政府既能够积极地也能够消极地影响长期经济增长，而积极政策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为经济的最优增长路径提供良好的外部条件。

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像中国这样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由于市场基础不完善，政府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一直附存着经济增长的目标。在中国扩大内需的宏观调控实践中，先是1998年上半年明确地将货币政策作为保证8％的经济增长率目标的手段，当认识到依靠货币政策难以实现预期目标的情况下，又进一步明确提出启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来保证经济增长。应该承认，一系列积极的宏观调控政策对于阻止经济增长率的严重下滑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现实结果与预期目标的巨大差距表明，将宏观调控政策目标严格界定为短期稳定更为确切。实际上，多重目标之间的相互矛盾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释放，积极财政政策的短期经济增长目标在中国经济的存量部分还一定程度上存在，但在经济的增量部分则明显难容。目前，国内已有不少学者开始在关注短期稳定的基础上探讨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路径问题，如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1999)就曾明确提出：“宏观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要始终坚持以市场化为取向，通过制度创新、加快结构调整来求得长远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扩大内需如果不是作为一项短期政策而是作为一项基本政策，一定要和供给管理的政策结合起来”。特别是从2000年5月中国经济出现重大转机后，关于长期经济增长要依赖市场基础和制度条件的完善已逐步成为共识。

四、简短的结语

在中国的经济发展进程中，我们一向重视政府制度安排的作用，这无疑是中国客观现实的要求。与此同时，我们又必须对政府制度安排在经济的不同领域和层次内容上的差异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事实上，就宏观调控政策作为一种政府制度安排而言，它在西方国家的理论和实践中具有比较清楚的界定，而国内对其内涵和目标等问题上的认识则是相当含混或者说是相互矛盾的。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对宏观调控问题的基本认识是：

——市场经济有效配置资源是以产权明晰的市场主体行为和形成理性预期从而能对市场价格信号作出灵敏反应为基础的。针对经济总量非均衡的宏观调控如果没有坚实的微观基础，那么，作为一种外生的制度安排的政策效应释放必然受到极大的制约。宏观调控政策的传导还需要相应有效的市场传导条件或机制。在中国，由于市场结构并不完全，特别是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仍属管制市场，缺乏有效的市场传导机制使宏观调控成为一种外生于市场条件的政府安排。因此，宏观调控政策能否发挥作用已不仅仅是政策本身的问题。

——市场经济宏观调控政策的目标主要是短期经济稳定进而为市场配置的长期经济增长创设前提条件，政策目标并不必然包含长期经济增长。宏观调控政策作用的对象是总需求为主的总量方面，它虽然会影响到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但却不是针对具体的产业部门和结构。结构增长与总量稳定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支撑现代经济学演进的两条重大支柱。而如何处理好针对短期总量稳定的宏观调控政策与长期经济增长的关系则是当今经济理论和实践所面临的重大课题。这也是人们能否正确地认识市场经济中市场与政府作用边界的核心问题。

宏观调控政策论文范文第2篇

一、政府通过宏观调控实现8%的增长目标具有合法性基础

从市场经济确立之日起，关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的争论就从未停止过。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到发展中国家，都一直致力于寻找政府与市场的最佳结合点，努力建立政府与市场互动的法律制度。

我国在20世纪50年代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后，正式走上了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道路，逐步形成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形成了“强政府、弱市场”的格局。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20多年里，这种经济体制对我国的建设和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靠政府命令已经不能有效地配置资源。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开始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成为改革的核心问题之一。1992年党的十四大正式把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定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此后十余年的改革与发展，都没有绕开这一核心问题。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我国基本上形成了政府宏观调控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在这样的市场体制形成过程中，我国迅速发展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虽然还有一些缺陷，但整体上看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的宏观调控制度上是必需的和有效的。

实践证明，政府的宏观调控是必要的，并且许多情况下政府的调控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但政府的调控要发挥良好的作用，必须具备许多约束性的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是两个合法性条件：一是必须尊重市场自身的要求，二是必须符合社会发展的基本要求。第一个条件要求政府的调控经济应当尊重市场的自身规律，只有在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发挥作用时，政府才能采取调控措施干预市场。第二个条件要求政府调控经济应当符合以民主与法治为核心的现代社会治理机制的要求。

在现代市场经济和民主法治的框架下，各国的宏观调控制度已经形成了一个较为完备的法律体系，逐步由过去单纯弥补市场失灵转向塑造国家未来。宏观调控的主动性和针对性已经大大增强，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不断提高，因此，宏观调控的法治化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调控的合法性成为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宏观调控的基本保障。不论各国政府为应对危机和促迸经济增长而采取什么样的方案和措施，一个共同的条件是：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授权下进行，并按法律规定的程序展开。缺乏合法性的支持就谈不上调控目标的实现，经济宏观调控的合法性成为能否实现调控目标和产生良好效果的前提性条件。

合法性之所以是实现宏观调控目标的基本保障，根本原因在于国家和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具有双重性的功能，即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斯所说的国家悖论。求解这种悖论，应该借助和法治，和法治的安排作为解开“政府悖论”的一把钥匙，其所崇尚的人民、宪法至上、有限政府等法治精神，已经逐渐成为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条件，在政府与市场之间找到了一种恰当的平衡，使政府对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的承诺变得可信。其所包含的经济意义是通过对政府权力的约束和个人权利的保护确立了市场经济有效运作的制度环境。[1]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基本走向是不断提高政府干预经济的法治化程度，将政府的经济职能纳人法制运行的轨道。在2000年，吴敬琏就率先提出建立“好的市场经济”的观点。[2]2001年，钱颖一详细地论证了“好的市场经济”的内涵，认为决定市场经济好坏的因素有资本、劳动、技术、地理、开放和制度，其中制度应该是非常重要的因素。总的来说，好的市场经济是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现代市场经济，政府应该是一个法治之下的有限的和有效的政府，这是好的市场经济得以建立和维系的关键。只有好的市场经济才能够实现经济发展和收人提高。[3]

我国政府的宏观调控权来自宪法和法律的授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第十五条明确规定“国家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经济调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八十九条规定了国务院管理全国经济工作的权利。2006年，全国人大十届四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以下简称《“十一五”规划》），明确提出完善宏观调控制度和建立服务政府、责任政府和法治政府的目标。

为了保持2009年GDPS%的增长速度，国务院已经出台了一系列调控措施，包括产业振兴计划、货币政策、税收调节、外贸政策、社会保障措施等，基本上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十一五”规划》以及金融财税、外贸法等宏观调控法律制度的规定。

调控措施中最重要的4万亿投资方案基本上是按照“十一五”规划以及其他中长期规划确定的，没有超出政府调控权的范围。许多调控措施已经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反映出来，并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从而确立了政府为保持经济增长而采取的各项调控措施的合法性。尽管影响国民经济增长的因素很多，但根据宪法和法律所采取的调控措施获得了明确的合法性，具有较好的稳定性、可持续性和可预测性，并纳人到法律制度体系的保障范围内，为实现GDPS%的增长目标提供了坚实的制度性基础。重庆社会科学

二、政府通过宏观调控实现8%的增长目标具有灵活的法律机制保障

从我国甚至世界范围内经济发展的实践可以看出，政府与市场一直在矛盾中努力达到均衡。二者的适度平衡是经济健康发展的必要前提，这已经成为多数人的共识，也为实践所证明。但经济发展的实践同时也证明，在由经济和政治体制所决定的不同宏观调控制度下，政府调控经济的效果同样存在明显差别。如何寻找一种能够将二者的关系安排得比较恰当的法律制度，既是政府干预经济的法治化及宏观调控制度完善的重点，也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改革与发展的重点。

从世界范围内看，政府与市场是驱动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两大车轮，二者的关系自然也就成为改革、发展过程中的根本性问题，如何正确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应成为思考和解决一切问题和矛盾的出发点。这也是各国的改革历程所带给人们的启迪。[4]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不断探索宏观调控制度完善的道路，并逐步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法律制度，即建立了回应型的宏观调控法律制度。与西方发达国家传统的法律制度类型相比较，回应型法律制度不过分关注法律的规则结构，而是强调法律所服务的目的支配性地位，注重追求实质正义，讲求实际结果的正当性。回应型法律制度强调机构的开放性，各种机构都采取一种务实的、以解决实际问题为目的以及随机应变的策略，回应型法律制度倾向于积极性、主动性和开放性，倾向于使自己融人社会现实生活中，更好地满足现实的需要。[5]这种回应型的宏观调控法律制度深刻体现了我国社会经济转型时期的制度性特点，能够更好地满足我国社会经济转型的需要。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宏观调控制度相比较.伐国回应型宏观调控法律制度有两个比较突出的特点，即政府享有广泛和灵活的调控权，并能够广泛和灵活地采取调控措施。

第一，充分考虑了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社会经济状况，以市场资源配置功能为主，授予政府比较广泛的宏观调控权，论文为政府灵活配置资源提供了保障。我国宏观调控法律制度授予政府广泛的调控权包括两个层次：一是，按照现行我国宏观调控法律制度，政府可以综合利用产业政策、货币政策、财政税收政策、外贸政策、区域经济政策、公共投资政策等措施，实施全方位的调控，最大限度地发挥政府调控经济的功能，实现调控目标。二是，在某一具体的经济领域，政府享有广泛的调控权。如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在财政支出方面，政府扩大公共投资，着力加强重点建设，加大对民生领域的投资，提高人民群众的消费力，以此拉动内需。同时推进税费改革，实行结构性减税。财政部提出2009年将在全国全面实施消费型增值税，以此较大幅度地减轻企业的税收负担，促进企业增加投资、推进技术改造和技术创新，同时将继续执行已经实施的一系列税费减免政策。广泛的调控授权丰富了政府调控的内容和措施，提高了政府全面把握调控效果和综合运用调控手段的能力，成为实现调控目标的有力保证。

第二，在宏观调控权的行使、调控程序的控制、调控决策的规范、调控权的监管机制等方面，选择了比较务实的弹性制度建构，坚持了灵活高效的原则，但这无疑有利于提高调控的效率。在中国现有宏观调控制度下，政府在调控方面拥有较大的调控自和灵活性，可根据经济发展的具体情况，及时出台有针对性的调控措施，这从制度上增加了实现GDP增长目标的可能性。

中国宏观调控制度的这种灵活性和回应性，不仅是中国宏观调控制度的特色，也是实现8%增长目标的制度保障。同时，政府也预留了政策空间，随时都可以提出新的刺激经济的政策。由此可以看出，我国政府实现经济增长目标的一个最大优势在于随时提出新的政策和措施。在我国宏观调控法律制度下，政府可以采取灵活的调控措施，迅速集中并配置资源，改变消费等经济增长的结构，将政府宏观调控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实现GDP的增长目标。

三、政府通过调控实现8%的增长目标其有民主机制保障

就目前政府已经出台的调控措施而言，核心是增长投资，通过投资拉动内需，从而促进GDP的增长。宏观调控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公共政策的范畴，能否发挥预期的效果，民主参与机制和公众的支持是重要因素。在调控措施决策的形成及实施过程中，公众参与是确保调控符合民意及调控合法化的根本途径。古人云：“政之所行，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政府调控更应符合民心和民意。

为保经济增长，政府在宏观调控方案和措施的制定过程中，只有注意采取一定的方式扩大公民参与，倾听公众的意见，了解民心所向，才能为宏观调控措施的顺利实施并保障其目标的实现奠定基础。宏观调控方案和措施的民主性除了体现其群众性基础之外，还支撑着宏观调控的合法性基础。我国的宏观调控制度为政府有效实施调控措施并实现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目标提供了民主参与机制。政府出台的各项调控措施大都纳人了民主决策与互动机制中，具体表现为：

第一，政府出台宏观调控的重要政策、规定、方案和措施前，广泛向社会征求意见，民众通过各种渠道积极建言献策。通过建立重大事项社会公示制度、社会听证制度、决策论证制度等，进一步保障宏观调控决策的民主性。特别是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日益成为广大民众参与政治的一个重要平台。互联网所具有的实时互动性、超越时空性、对外开放性的特点，可以使信息迅速交流，同时为公民参与政治生活提供了极大的便捷性，提高了公民参政的效率和水平。

这种参与主体的平等性、参与机会的均等性，较大地激发了民众的参政热情。为促进2009年经济的增长，政府所采取的各种调控措施及方案，基本上都通过网络、专家论证、调研等方式，及时听取公众的意见和看法，使各项调控措施更好地反映公众的要求和意志。尤其许多措施都是根据《十一五规划》制订的，《十一五规划》的编写和通过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许多调控措施被写人政府工作报告，交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充分讨论通过，同样具有较高的民主性。经过民主参与程序和机制而形成的调控措施，具有发挥良好效果和基础的基本条件，这也是西方发达国家政府宏观调控制度的基本经验。

第二，宏观调控与多种民主制度结合，形成多种宏观调控措施实施监督与信息反馈制度，形成调控措施实施的民主互动机制，如建立了信息公开制度、公民批评制度、建议制度、社情民意反映制度，以及与公民利益密切相关的听证制度。从政府的整个调控过程看，主要调控措施包括产业振兴计划、税费改革、价格调整、公共投资、利率调整、汇率改革等主要措施的具体实施都纳人民主互动的程序，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群众性基础。例如，4万亿投资方案出台后，经过广泛的调研、论证和公众讨论，国务院又出台了十大产业振兴计划和相关投资计划，进一步细化了投资方案。许多其他调控措施的实施也都经过了民主参与评议和监督程序，保证了宏观调控措施落实的民主性和广泛的群众基础。

四、我国宏观调控中值得思考的几个法律问题

从上述三个方面分析，政府在现行宏观调控制度安排下，可以通过有效的宏观调控措施实现8%的增长目标。当然，毕业论文能否最终实现这一增长目标，还受很多其他因素的影响。仅仅从法律制度和政策的角度看，我国现行宏观调控调控制度为实现增长目标提供了基本的保障。同时，也必须认识到，虽然中国的现行宏观调控制度有利于政府灵活高效地调控经济，促进经济的增长，但同样存在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

第一，应进一步完善宏观调控的民主商谈机制。目前我国宏观调控制度的民主参与机制还不充分，以国家4万亿投资计划为例。方案一出台，各地方都开始游说中央政府，争取分得尽可能大的蛋糕。这反映出公共投资或财政支出中存在的问题，我国宏观调控的民主商谈机制的缺失、民主互动的不充分，公共投资分配可能事实上脱离了经济民主机制的约束，受某些利益主体的不当干扰，公共投资应有的公共性受到影响。从经济发展和宏观调控法律制度完善的角度分析，我国的宏观调控制度为了保障政府调控的效率，某种程度上牺牲了民主化程度。因此，以4万亿投资方案为代表的宏观调控措施也给人们一个重要启示，即高度灵活与广泛授权的宏观调控制度必须具有更高的民主参与和监督机制，政府的重要调控行为必须在民主机制开展，否则，宏观调控可能会背离公共利益目标，走向其反面。

第二，建立公共预算和公共投资的法律制度约束。为保证调控的效果，政府许多宏观调控手段多以政策的形式出现，随着调控政策的成熟和稳定，需要将宏观调控纳人法治化轨道。这主要取决于两个的因素：其一，现代民主政治与法治的基本要求在于公共权力的制衡与政府行为的法治化。宏观调控作为国家干预市场经济的最重要的手段，理应纳人法治的轨道。其二，宏观调控自身隐含的风险要求宏观调控应当法治化。[7]

此次宏观调控的主要措施以税政策为例，涉及到如何科学合理地利用国家税收的问题，从而凸显出我国预算法律制度和公共投资法律制度的重要性。在政府的公共投资中，财政资金筹措、投资决策、拨付和使用都应纳人法定的预算及公共投资程序。

关于预算法律制度的完善，学界探讨也较多，可以适当借鉴发达国家的做法，完善预算和公共投资的法律约束机制。以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需要政府拥有更广泛和灵活的宏观调控权，对政府调控权的监督不能照搬国外的经验，但进一步加大对政府公共投资的民主决策与监督机制，应当是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与民主制度改革与完善的一个重要问题。当然，为了保证政府调控的效率，法律程序和控制不必过于复杂，但基本的法律程序控制不应缺失。

第三，建立和完善更为广泛的民主参与制度。我国的民主参与制度建设虽然已经有很显著的成就，但总体而言，民众参与的热情还有待进一步加强，民众参与的渠道还比较单一，现有的民主参与制度还需完善，特别是听证制度，在法治化程度较高的国家，早已广泛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等多部法律规定了这一制度。听证是发扬民主、确保政策立法符合民意的重要途径，是政策制定的民主化、科学化、合法化的要求。这表明政府宏观调控制度需建立广泛的民主参与机制，宏观调控的民主化程度需要进一步提高。

第四，建立相应的监督机制。宏观调控法律制度应当建立完善有效的权力监督和制约机制，保障法律规范得到有效的遵守和执行，制止并制裁违法的宏观调控行为。当宏观调控措施在实施中偏离了预期目标时，应当通过有效的监督机制进行及时调整和校正。我国在构建监督体系时，应建立以国家立法机关和审计机关为核心，以社会公众监督为基础，以外部及公开的法律监督体系为主，以宏观调控机构内部监督和自我约束为辅的监督体系。

宏观调控政策论文范文第3篇

【题目】

物价过快上涨害处不小，既侵蚀了居民财富，也给中低收入者生活带来冲击。请结合实际，融入个人思考，就物价上涨问题，自选角度，写一篇文章。

要求：观点明确，内容充实，层次分明，条理清楚，有说服力。字数1000字左右。

【范文】

稳定物价 打赢通胀保卫战

造成这次物价上涨过快的原因很多，但主要原因可归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来自于国际社会的影响。美国实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之后，国际市场大部分商品价格在急剧上涨，尤其是石油、棉花、糖涨得很厉害。在流动性泛滥的情况下，热钱炒作的因素不可忽视;另一方面就是自然灾害多发。受国内外干旱等灾害影响，粮食减产导致农产品价格不断上涨。另外，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特别是原油价格上涨，直接影响到了包括农产品在内的生产成本增加。

物价上涨压力在加大，宏观调控压力也在加大。为了不让百姓一天天成为“菜奴”，控制物价涨幅实为必要之举。实现全年价格调控的预期目标，必须要付出更大努力。

首先，发展生产，保证供给。充足的货品供给是抑制通胀的根本举措。我国的恩格尔系数还比较高，食品安全保证了，衣食住行的基本问题保证了，那么通货膨胀的问题便能迎刃而解。因此，应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保障粮食、生猪等农产品的供应，夯实应对通货膨胀的基础。

其次，通过物资调配、进出口等调节手段来保障供应。必要时发改委应通过大宗物资调配、进出口配额管制等手段，保证国内物资正常供应，价格相对稳定。通过宏观调控，调整供需关系，平抑物价，保持物价水平稳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一点更为重要，也是考验政府能力的重要指标。

再次，加强市场价格监管，防止游资进行炒作。一方面严打恶意囤积变相涨价，严查恶性炒作，大力保障供应，重提“菜篮子”和“米袋子”工程。另一方面，保持天然气价格稳定，取消一批不合理收费，降低收费标准，增加成品油特别是柴油产量，确保敞开供应，完善农产品绿色通道，实行化肥生产用电、用气和铁路运输价格优惠。

最后，完善中低收入者补贴制度。将对低收入群体的补贴，与物价水平挂起钩来。物价补贴与物价指数形成联动机制后，一旦物价上涨达到一定幅度，对百姓生活产生明显影响时，物价补贴就开始发放，帮助困难群体充实好米袋子、菜篮子、油瓶子。

一片“涨”声中，百姓只能“斤斤计较”地过日子。也许是多节俭、少铺张，也许是更关注各种打折信息、省钱妙法，但无论怎样，这些都是本着“节流”原则的无奈之举。我们应该坚信，在中央领导的重视下，通过各级政府的不懈努力，物价一定会控制下去，通货膨胀问题也一定会得到有效解决。

【点评】

整体来看，本文属于侧重于对策论述的策论文，通过近半的篇幅着重提出了如何稳定物价的对策措施。从结构上看，本文可分为四大部分，第一段为第一部分，借用“算你狠”等新名词引入物价上涨话题，以此开篇;第二段为第二部分，对造成物价上涨过快的诱因进行了分析;第三段至第七段为第三部分，为文章之核心部分，即稳定物价的具体对策;末段为第四部分，对稳定物价做出积极展望。

从内容上看，文章对物价上涨过快的原因定位准确、深刻，分别从国际、自然两个方面揭示出了物价上涨过快的成因。对策方面，分别从发展生产、物资调配、价格监管以及补贴制度四个方面进行了论述，切合实际，针对性和可行性都较强。值得肯定的是，文章的首尾都借用了一定的具有特色的时新用语，且言肯意切，为文章增色三分。

宏观调控政策论文范文第4篇

地方政府债务再聚焦 2010年底，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高达10.72万亿元，其中46.3

>> 乙酉年：国是之春 国是 60年知名学者国是策论 美国是如何把握战略机遇期的 2009年中国是否投资过度? 10年追踪:美国是如何找到拉登的 1974年壮行长沙定国是 国是2 国是1 未来5年中国是德国大众投资的重点 2014年中国创新调查中国是全球创新推进器 中国是透明的 当前国是之重 走近国是“高参” 群英群策话国是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中国论文网 > 政治 > 国是 2013年14期 国是 2013年14期 杂志之家、写作服务和杂志订阅支持对公帐户付款！安全又可靠！ document.write("作者： 本刊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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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债务再聚焦 2010年底，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高达10.72万亿元，其中46.38%来自融资平台公司。2013年初，仅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贷款余额便已高达9.2万亿。 人事 Personnel 多名“70后”、企业人才进入

6月20日，新一届团中央领导机构被选出，秦宜智成为团十七届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第一书记。历数改革开放以来的团中央第一书记，在王兆国、、宋德福、、、、陆昊这7位团中央领导人中，目前已涌现出国家主席、政府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以及3位分别主政福建、广东和黑龙江的省级以上领导人。

贺军科、罗梅、汪鸿雁、周长奎、徐晓、傅振邦本次当选为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加上第一书记秦宜智，7人的平均年龄才42.6岁，其中有3位“70后”。傅振邦生于1975年，是经济学博士、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也是本届年龄最小的书记。《新京报》称，秦宜智今年3月刚刚转任书记处第一书记，此前并没有任何共青团系统工作履历，傅振邦亦是如此。

团中央领导的年轻化趋势一直很明显，其中走出的佼佼者经常刷新官员的任职年龄纪录。此外，高学历、曾担任过基层地方行政长官，也均是其特征。本届的7名书记中，“从企业选拔”的比例亦是不低，例如秦宜智便在攀钢工作了12年，徐晓在中国长江动力公司任职14年。傅振邦从清华大学毕业后，便进入了中国三峡总公司，14年后已经是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高层 High Level

6月20日，同新一届领导班子谈话时强调，要把巩固和扩大党执政的青年群众基础作为政治责任。他认为，团的干部应该最富有理想、富有理想主义，团干部要在广大青年中树立威信、形成号召力，首先要高扬理想旗帜；做青年友，不做青年“官”，在同他们打成一片中找到做好青年工作的有效办法。

考察审计署时表示，审计监督的法律地位是宪法确立的，要进一步强化审计工作；越是减少行政审批，越要加强事中和事后监管；通过强化审计监督，推动宏观调控政策和各项部署的落实。要发挥审计对经济的“体检诊断”功能，及时发现和揭示发展中的风险隐患；审计干部要敢于碰硬，任何人都不得利用职权干预依法开展审计工作。 范长龙

中央军委副主席范长龙6月21日出席了全军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他提出，要以具体管用的制度作保证，对于公务接待、军车管理、建房占房、选人用人、资源管理等，要一项一项研究。以整风精神解决作风上的突出问题，突出“四反”整治，以解决问题的实际成效取信官兵。 政情 Political 发改委

首次明确各类城市的城镇化路径

国家发改委6月26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称，我国将全面放开小城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逐步放宽大城市落户条件，合理设定特大城市落户条件，逐步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2010～2012年，平均每年有835万农业人口落户城镇。 审计署

多部委转嫁会议及出国费

中央部门2012年预算执行情况的审计公告显示，除监察部外，几乎每个部委都在转嫁会议及出国费用。如国家海洋局在26个项目中无预算、超预算列支出国（境）费512.21万元；交通部将46个会议的费用支出358.46万元转由所属单位及其他单位承担；民政部14个会议由地方承担会议费158.98万元。 财政部

中央增加对地方的税收返还

财政部近日报告2012年中央决算情况。2012年，中央公共财政收入56175.23亿元，比2011年增长9.4%；支出64126.31亿元，增长13.6%。其中，中央本级支出增长13.6%，中央对地方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支出也增长了13.6%；中央公共财政收入占全国公共财政收入的比重为47.9%，比2011年下降1.5%。 舆情 Public Sentiment 斯诺登困境：“新科技权力者”挑战“合法监控”

“棱镜”计划揭露人斯诺登最近大热，他希望由公众决定政府的网络监控项目和政策是否正确，而不是交给政府雇佣的人。而美国民众的答案，体现于对斯诺登颇为两极化的复杂态度，以及对网络监控本身的包容。但此外的其它国家，对斯诺登个人以及事件进展的兴趣高过他所提的问题。

我们知道，人类生活将不可避免地全盘数字化。也许现在网络监控不会让你丧失全部隐私，但在未来，当你把女儿一点一滴的成长照片存于网上相册，当你每一次联系朋友都得通过聊天软件，当你的经济活动很难再见到纸币，那时候你再来讨论保护数字化的隐私，或许就已经晚了。大数据并不一定就会带来极权统治，但极权统治的控制程度也难以超过大数据时代的监控能力。

当技术手段的问题得到“解决”，管理层面的困境就会凸显。社会关系被新科技重新洗牌，正如核弹能成为外交谈判的砝码，掌握尖端网络技术的人群也将会或者已经获得更多话语权和更大的权力资源。世界大国将按信息技术水平排序，人的排序也将重视这一标准。这期间，前互联网时代的国家管理体系作为固有权力结构的代表，正在利用已有资源来延伸控制力，甚至试图将现实治理结构照搬进互联网社会。社会的每次脱胎都会源于本体，高科技人才可以服务于如今的经济寡头或者政府机构，获得优渥的待遇。但是，价值观呢？

我们已能看到非常多的新旧时代的冲突：版权保护理念和互联网的免费共享，小团体的任务责任制到人人参与的低责任协作制，国家意识和网络无国界等等。斯诺登质疑的，实际上是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来攫取高科技时代的社会控制能力，而政府的这个过程据称有着现存体制为其提供的合法手续，还有一大套国家机构为其“熄灭质疑者”，以及以合伙人形象出现的公司寡头。斯诺登担忧的是政府监控权力的扩大化，更严重一点说，斯诺登挑战了“合法性”和政府运作程序本身。

宏观调控政策论文范文第5篇

2002年,因为出现了第一批博客而被称为中国“博客元年”

2005年,因为迅速普及被称为“博客大众化元年”

2006年,因为更广泛的博客群体而被称为“全民博客年”

作为英文单词Blog的中文音译,博客顾名思义即“知识渊博的侠客”,这与其英文本义大相径庭。从字源上说,Blog一词源于美国,是web-log的缩写,意为网络信息日志,是一种表达个人思想、内容按时间顺序排列、可大量使用链接并频繁更新、能与读者互动讨论、简单即时的个人出版系统;也指使用此出版系统的人员群体。语义的区别意味着博客在中国的发展也是一场从误读到回归的本土化之变。

中国博客旋风三步曲

在发源地美国,博客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萌芽,但其发展势头远远不及年幼的中国博客。中国的博客旋风历经如下三步曲:2002年,因为出现了第一批博客而被称为中国“博客元年”;2005年,因为迅速普及被称为“博客大众化元年”;2006年,因为更广泛的博客群体而被称为“全民博客年”。

2002年8月,“博客中国”网站成立,中国博客创始人、网站主办者方兴东逐个劝说著名经济学家吴敬链、著名跨学科教授汪丁丁等200名社会名家的加盟,并替代他们上传90%以上的博客文章。因而这些作者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博客,而更类似网络专栏作者。作为话语精英在网络上的自我延伸,2002年的中国博客以展示为主,所彰显的精英姿态与其中文译名内涵“知识渊博的侠客”不谋而合,却与西方博客作为抵抗主流精英话语的草根个人新闻记录所宣扬的平民精神背道而驰。可以说,博客在中国的本土化最初是一场实质的误读。

直到2002年底,浙江杭州“中国博客网”将“博客”从概念转化为网民可操作的形式,其构建方式为:Blog网站提供存储空间、系统以及若干样式模板,者负责对自己空间的管理和内容更新;每篇文章附带讨论区,读者可跟贴发表自己的看法但不能或删改主题,托管网站不具有删除或修改Blog内容的权力等。崭新的构建方式大大降低了技术准入门槛。短短三年间,“博客中国”从最初的200名作者发展到300万注册用户,“中国博客网”的用户数量每年均比前一年翻一番。此阶段的博客以表达为主,内容异彩纷呈,不再拘泥于传播知识、分析问题和批评时事,而是将触角伸向表达自己、传达感受、展示独特的世界观和生活方式、突出自我的亲历性等功能。博客由此从精英时代渐渐过渡到个体时代,并演变成大众潮流。

截至2006年8月,我国博客作者已达1750万之众,博客空间达3370多万个,平均每月更新一次以上的博客作者接近770万,博客读者的规模高达7500多万。自2002年以来,博客规模每年都以2-3倍的速度快速增长。博客不仅成为一种传播现象,而且正以燎原之势发展为普遍的社会现象与社会行为,并凭借其发挥得淋漓尽致的互动功能、草根价值和平民精神,逐渐回归西方博客原创者所倡导的本质理念。

理论研究与世界潮流仍有距离

于2006年9月10日,以“博客”为关键词,对2002年1月1日至2006年9月10日的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总目录的全部期刊进行分时段跨库精确检索,搜索到研究论文1726篇。剔除关于博客的新闻报道或博客在文中只是作为词汇出现而不是作为研究主题的论文1695篇,同一篇论文分为上下篇发表的论文3篇,以及5篇在不同期刊上重复刊登的论文,最后得到实际样本346篇作为有效样本。本研究采取内容分析和历时分析并重的方法,在研究主题、主题发展、研究方法、理论运用、作者及发表刊物等维度进行观照,发现如下:

1.中国博客理论研究与实践发展同步,但与世界潮流仍有距离。有效研究成果历年分布如上图。2002年,刊载全部4篇研究成果的期刊均为电子技术及信息科学类期刊;但截至2006年9月10日,刊载博客研究成果的人文社科类期刊占全部期刊的70.72%,远高于经济与管理类期刊的14.20%、电子技术及信息科学类期刊的8.70%。2003年,博客的社会、文化影响功能吸引了近一半研究者的注意力;在2004年便一跃占全年研究成果近80.00%。2005年,以博客为研究对象的专业硕士学位论文实现了零的突破,这标志着博客作为综合性的学术现象正式登入经院学术领域的殿堂。

自2002年起,每年博客研究成果均比前年翻一番以上,与现实博客的增长速度基本保持同步。目前,博客出版正在兴起,博客商业化方兴未艾,博客的法律政策问题沸沸扬扬,博客对社会文化的冲击波一浪接一浪,这些都成为时下博客理论研究的热点论题。但与世界潮流相比,我国博客仍存在反差:政治型博客因为“两会博客”的盛行一时而在2006年初次进入理论研究界的的视野,而西方博客的新闻、政治功能早已大行其道;在韩国,专业型博客已经渗透到法律界,而我国博客在司法界的使用及研究仍为零。这说明我国博客对社会宏观调控的影响功能尚待时日。

2.大量研究成果仍处于初级阶段,研究总体水平不高。按照博客研究关注点,将全部研究主题由浅入深划分成初步研究(以博客的认知、技术、概念、历史、功能等初级介绍为研究内容)、使用和用户研究(以博客在教育、新闻、图书馆、企业等专业领域中的应用为研究内容)、社会影响研究(以博客的商业化、出版、相关法律政策等内容为研究对象)、改进和理论解释(对博客使用行为的内在结构和机制的理论解释,以建构相应的理论解释架构)四阶段。综览全部有效研究成果,研究总体水平仍处于使用和用户研究、社会影响研究阶段,其中前者总量超过总研究量的一半(占53.91%),后者(占27.25%)紧随其后,改进和理论解释阶段研究位居(14.20%)第三,初步研究最少。事实上,就广义的研究成果而言,余下的1357篇无效研究成果绝大多数处于初步介绍阶段,故真正在数量上遥遥领先的其实是第一阶段模式的研究。

在全部有效研究成果包含博客介绍及特征、教育型博客、图书馆博客、新闻型博客、博客的商业化、企业型博客、知识型博客、博客引发的文化社会问题、博客出版、政治型博客、私人日志博客、医药型博客、女性博客等14个论题中,博客引发的文化、社会论题关注度最高,在每年的研究成果中均独占鳖头;教育型博客、图书馆博客、新闻博客、博客的法律政策论题等专业型博客其次,博客的商业化论题再次。据调查,在博客写作内容中遥遥领先的是私人日志博客的“感性生活”,以“教育学习”内容为主的教育型、知识型、图书馆博客等仅占其1/3左右,但在实际理论研究中,教育型博客研究共48篇,私人日志博客研究只有2篇,这说明专业型博客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发展存在错位。

3.研究方法与理论运用均过于单一。就研究方法而言,所有研究成果均使用定性研究法,定量研究方法仅占全部研究成果的一成;多数论文缺乏明确的研究方法,只是对博客进行一些概念性的介绍和经验性的分析;即使明确使用了某种研究方法的论文,也多数是使用文化分析、历史和哲学分析、问题分析等非定量的研究方法,问卷调查、个案分析和观察法等研究方法用得较少。

有效研究成果的理论运用中,信息传播理论的使用独占鳌头,新闻学理论、公共空间理论、把关人理论、出版学理论、媒介生态学理论等相关理论也有不俗的使用率,说明博客的研究视野主要集中在新闻传播维度。就研究视角而言,大多成果致力于博客作为一种新的网络传播方式在社会学方面的意义,而涉及博客经济学、出版学、心理学、公共关系学、女性主义理论等方面的文献较少;研究视野主要拘泥于新闻传播维度,显得单一而狭窄,而国外的博客研究已经延展到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人种学、符号学等多种研究视角。可以说,视野不够开阔、研究主题不够集中和研究方法的单一制约了中国博客研究。我们希望对中国博客理论研究也能够紧跟博客旋风三步曲。

宏观调控政策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 知识产权;高等学校;成果转化;法律保护

中图分类号：D9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5）02-0053-06

一、引言

高等学校是科技成果转化的孵化器，①促进高校科技成果转化能力的提高是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重要内容，《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提出以加强自主创新能力为核心，以建设创新型国家为战略目标，②确立了大学作为我国基础研究以及高技术创新的主力军的重要地位。统计显示，“高校承担国家科技攻关项目1/4左右，承担国家‘863’项目1/3以上，承担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项目‘973’占1/3以上，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占全国70%以上，国家重点实验室约63%建在大学”。显然，高校在推进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和高新技术产业化进程中处于辐射源的核心地位。

然而，我国高校每年科技成果有效转化率尚不足30%，真正实现产业化的成果不足5%，丰富的高校科研产出与低效的产业转化能力之间的鲜明对比折射出我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尚存在一系列阻碍性因素，有关制度不尽完善也使得科技成果转化中存在一些弊端。建立完善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是高校科技成果得以有效转化的基础性保障。唯有重构知识产权保护的制度性框架，方能保障高校科技成果转化途径的畅通，实现高校科技成果的产业化。

二、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特点、要素与现实困境

（一）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特点

1.价值功能的多重性

高等院校不仅承担着培养人才、传播知识的社会职能，还是发现知识、创造知识、研究知识的重要阵地，高校科技成果的转化将科学技术应用到新兴的产业活动，是教学过程的延伸和科研活动的构成部分，为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贡献力量;革新的生产过程反过来又可以改造专业课程或更新教学内容，形成培养模式、课程体系等的创新，为高校教育教学改革提供思路。因此，高校科技成果的转化兼具教育价值、科技价值、经济价值等多重功能，承担着多元化的社会角色。

2.管理界面的多层次

高校教学、科研、技术转移分属不同的运行体制，人员结构和外部关系的多层次自然决定了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管理界面的复杂性。一方面，科学研究根据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开发研究不同的项目性质需要不同的管理方式和考核评价机制，不宜以单一的评价机制等同视之，需要根据项目开发的进展以及社会和市场的实际需求予以适时的调整;另一方面，科学研究的不同阶段要求不同的管理模式，如前期开发阶段需以事业管理模式审核、协调、引导，后期转化阶段则应以企业管理方式调研、推广及服务。此外，科研项目参与主体的多层面亦决定了人事管理的复杂性，包括专职人员与兼职人员、技术人员和行政人员以及研究生等，各个主体参与研究及转化的程度亦不相同。

3.成果形式的多元性

表现在不同的科研性质和科研项目科技开发的成果形式亦不相同，有些可能直接投入生产过程物化为商品，有些则需要在企业等生产平台上进行再试验、开发以适应市场需求，有些则以论著等精神产品形式形成理论成果用以指导实践;同时，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效益评价亦呈多元化，高校目前多以或著作出版情况为主要衡量标准，而企业则需要以科技成果投入市场后的收益率作为评价标准，政府部门、社会团体等不同的主体因需求目标的差异对科技成果的评价亦不尽相同。

（二）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系统要素

1.科技成果转让和受让方

高等学校是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转让方和供给方，是开展科学技术研究的集中地，是科研成果转化为经济增长力的基础和源泉。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受让方和需求方是企业，是科技成果产业化、商品化的实施基地，是科技成果转化的最终目的实现地。高等学校科技成果的供给数量和供给质量直接影响企业的生产能力和经济发展方向，企业对科技成果转化的需求能力直接决定高校科技创新带动生产力的速度和规模，因此，构建产学研一体的大学技术转移平台是保证高校科技成果顺利转化的基础和必要。[1]

2.技术转移中介方

技术转移中介机构是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中介机构，包括中介机构、高校科技处、技术转移机构、政府参与到科技成果服务与转化过程的相关机构等，这些中介方是连接转让方和受让方的纽带和媒介，以其专业知识和技术经验为高校科技成果产业化提供相关的法律、政策、物资、人力等支持，为高校和企业双方提供科技成果供需信息并协调双方关系，一方面为高校科技成果的产生、转移提供前期调研、产权归属、合同审查及收益分配等制度保障;另一方面，依照市场经济发展规律引导促进科技成果的交流、交易、传递和扩展。

3.政府宏观调控方

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作为科技与经济共同作用的结果，需要政府利用经济、法律、行政等手段制定相关的政策文件、支持计划等对科技成果转化的各方参与主体进行宏观调控与导向引导，如通过税收、财政等政策支持引导高校与企业共建产学研平台、大学科技园等，通过人才激励机制为高校科研人员在职称评定、待遇、奖励等方面制定相关优惠政策，等等。政府通过适度的宏观调控和制度保障措施，为实现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规范化运行奠定基础。[2]

（三）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率低，知识产权流失严重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2）》数据显示（见下表），我国高校发表科技论文和出版科技著作均呈逐年递增趋势，并占全国发表科技论文和出版著作总量的绝对比例，高校成为国家科学技术研究的重要基地。同时，我国高校专利申请数量和专利授权数量持续快速增长，在全国技术创新体系中承担着日益重要的角色。例如，2010年在国家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和科技进步奖三大奖项中，高校获奖比例均超过总数的70%，高校作为第一完成单位的项目达到54.5%。

但是高校快速增长的知识产权数量未能有效推动其科技成果的转化，高校科技成果与社会生产仍存在着严重脱节现象，其突出问题体现为：

一是高校科技成果的转化率较低。从高校发表理论研究成果的庞大数量来看，专利输出比例所占甚少，且高达20%的比例集中在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等几所高校。另据清华、复旦等20所高校联合完成的“大学科技成果转化的探索与实践”课题研究报告显示，我国高校每年虽有6000～8000项科技成果产生，然而能够签约转化的尚不及30%，转化后能产生经济效益的也仅占被转化成果的30.5%，且只有10%的研究成果能够取得经济效益。[3]

二是高校知识产权流失现象严重。由于高校和科研人员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不强，在研究取得进展时急于或交流学术成就，导致技术内容公开，使发明创造丧失新颖性而失去获得法律保护的可能性;[4]同时由于频繁的人员流动和人才流失，如对调离、退休等科研人员没有进行知识产权方面审查或签订有关协定，学生在校期间参加导师的科研项目，了解到大量的技术秘密，离校后科技成果亦随之外流等。

三、高校科技成果转化面临的法律困境

（一）高校知识产权保护现有法律环境分析

目前涉及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成主要有几部分内容：一是国家法律、法规、规章中与科技成果转化或高校知识产权保护有关的内容，如《民法通则》、《合同法》、《专利法》、《著作权法》、《商标法》、《科学技术进步法》、《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高等学校知识产权保护管理规定》等;二是与科技成果转化或者高校知识产权保护有关的法规性文件或部门规范性文件，如《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关于促进自主创新成果产业化的若干政策》、《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等;三是地方与科技成果转化或者高校知识产权保护有关的政策与法规，如《山西省推动产学研合作实施办法》、《上海市促进高新技术成果转化的若干规定》、《北京市鼓励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进行产学研合作的若干意见》等;四是各个高校内部制定的规章制度，如《清华大学保护知识产权的规定》、《浙江大学知识产权基金管理办法》、《华侨大学专利管理办法》、《大连理工大学知识产权战略纲要》等。

总体而言，中央与地方各层级的制度规范对高校科技成果转让过程进行了宏观指导和政策调控，及时调整了在高校科学技术转让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专利权、著作权等问题，部分高校在政策范畴内有针对性地制定了相应的内部规章制度，通过不同位阶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文件，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体系已具雏形。[5]但是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作为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过于概括的制度供给无法满足现实多步骤、多层面运行中最基本的秩序需求，③保障作用甚微。

（二）高校知识产权法律保护制度尚不健全

尚不健全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在现实适用中会引发产权纠纷、转让收益、分配机制等一系列法律风险，进而导致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机制运行不畅，难以发挥高校科技成果的创新效应以及应有的辐射能力。目前我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中相关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体系，尚存在诸多问题。

一是现行法律制度存在空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法律保障的范围有限。目前只有《高等学校知识产权保护管理规定》一部专门性法规，而其他的法律如《专利法》、《著作权法》、《商标法》、《科学技术进步法》、《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对外贸易法》等都仅是涉及高校知识产权法律保护中的一个方面，难以为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提供全面有力的制度保障。

二是现行法律规定可操作性差，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法律体系的功能弱化。其一，《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科学技术进步法》等基本法律的配套制度和实施细则缺失，缺乏《科技成果定价法》等专项立法，缺乏《技术市场管理办法》和《技术合同认定登记办法》等技术市场管理的法规;其二，虽然《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合同法》、《专利法》明确规定了科技成果权属的法律依据，但缺乏对科技成果价值评估的相关规定，致使科技成果转化所涉及的各个主体之间的利益分配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知识产权无法得到充分保护。[6]

（三）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机制尚不完善

1.高校科技成果产权权属不清晰

大量科技计划项目成果的知识产权形式上归国家所有，事实上却归单位所有，权利与义务界定不清的状况普遍存在。如有些科研项目庞大，参与其中的科研人员和行政人员人数众多，致使研究周期偏长，科研资金来源复杂，主管机构交叉重叠，形成了复杂的产权关系，最终在形成科技成果时产权界定模糊。再如，在科技成果转化中的归属问题上，职务与非职务权属界定问题尤为突出。现行法律缺乏具体细则，且法律条款仍存在难以量化、模棱两可的因素，导致实际操作中发明人与单位对于职务发明与非职务发明、本职与兼职发明的成果归属问题，仍然存在一定的分歧。

2.知识产权评价体系不合理

一些高校的科研成果评价体系存在着重学术价值轻技术价值以及重论文成果轻技术转化的问题，且将其与研究人员的职称评定、绩效考核等直接挂钩，缺乏对自主知识产权和科技成果转化的指标衡量体系，[7]导致科研人员缺乏对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和促进科技成果产业化的内在动力，有的科研人员甚至将核心信息泄露给竞争对手，造成知识产权大量流失。

3.科技成果技术转移机制不健全

当前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对接渠道不畅，如目前高校主要是通过技术转让、科技成果博览会或科技对接会等与企业洽谈合作，而科技成果展览会的针对性较强，适用于一些投资少、见效快的项目，高校科技成果大多成熟性不足，需要以企业为平台进行二次开发，导致实质性合作项目甚少，实际转化成功率不高。高校知识产权管理机制较为落后，缺少专业的知识产权专门管理机构和专业人员，知识产权管理的事业化色彩较重，难以与市场经济接轨，技术转移合同不规范、知识产权条款规定不明确的现象普遍存在，甚至有的高校教师私自签约，致使大量科技成果和技术秘密出现纠纷甚至被对方侵占。

4.知识产权评估机制不完善

知识产权的估价是一项集合技术价值、合作机制、学校信誉等多方面因素的体系，如果没有科学的评估依据，将会直接影响学校和科研人员的经济利益，甚至出现经济纠纷。目前我国的知识产权市场评估体系和知识产权评估机构尚处于发展初期阶段，过分强调前期论证而忽视成果转化等问题突出，加之高校缺乏专业的知识产权与技术转移管理队伍，在实践中，技术转让或技术入股，或者由合同双方自行协商，或者直接套用有形资产的评估方法，往往与实际价值相差甚大，直接影响了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成功率。

四、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中知识产权制度之重构

（一） 健全高校知识产权保护的制度体系

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作为一项关系到国家、社会、高校等多主体多层面的复杂工程，需要从纵横两个方面完善知识产权保护的制度体系，既包括国家层面制定高位阶的知识产权法律规范体系，亦涉及科技成果转化中高校自行制定的知识产权保护的各项具体规章制度;既包括引导规范科技成果转化全过程的宏观性、纲领性法律文件，也包括关系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知识产权类型、主体、权属、利益分配等实施细则。

应当建立以《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为核心，包含科技成果登记、鉴定、推广、管理等在内的完备的科技成果转化法律体系。[8]例如《科技投入法》、《成果推广法》等，明确高校科技成果的产权属性、管理制度、转化方式等，改变高校陈旧的、事业化的知识产权管理观念，注重发挥知识产权对科技人员的激励作用，明确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中的权责关系，为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创造良好的法律环境。

同时，修订并完善《高等学校知识产权保护管理规定》。该规定于1999年出台，需要根据近年颁布的《科技进步法》（2007年）、《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2008年）、《著作权法》（2010年）等规范性法律文件，并结合近年来各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经验，进行修订完善。在此基础上，制定《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中知识产权保护细则》，针对高校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所涉及的各方利益主体、权属、转让及利益分配机制均做出专门规定，使高校知识产权保护工作逐步实现科学化、规范化、法制化。

（二）规范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运行机制

1.建立科学规范的知识产权管理制度

在高校建立专门的知识产权管理机构，专人负责科技成果的鉴定、评审、登记，专利的申请与维护、技术合同的管理等要合理确定高校知识产权的权利归属与利益分配，并建立相应的责任追究机制，保证落实到人。如明确科技成果的产权归属，对于外部资助的智力研究成果归属问题应着重审查;对于某些科研项目如需离校教师或学生参与，要提前与之签订一揽子协议，明确知识产权归学校所有，防止可能出现的利益冲突或权利纠纷影响科学技术的进一步转移应用。同时，培养和引进专业的科技产权管理人才，并定期对工作人员进行知识产权保护法律制度和相关专业知识的培训，培养兼具科技、法律、金融等知识的多层次的复合型人才;国家可为技术转移专业人才建立专门的资质准入制度和执业标准，实现该行业人才管理的专业化、规范化;有条件的高校可建立专门的知识产权学院或成立知识产权研究基地，为高校的知识产权规范管理提供人才保障。

2.建立合理高效的知识产权激励机制

其一，改革现有的高校科技成果评价体系，依据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开发研究的不同性质分别制定评估制度和评价指标体系，并将自主知识产权和科技成果转化作为评价体系的重要指标，科学设计权重指标，促使科研人员在第一时间积极申报知识产权或促进科技成果产业化。其二，高校实行有效的科研成果激励机制，按照《高等学校知识产权保护管理规定》第26、27条规定适当提高奖酬所占比例，并在高校内部知识产权保护规章制度中予以明确规定;在多个创造者之间还应当坚持公平的原则，以贡献业绩决定收益比例，以防止出现“马太效应”。其三，政府设立专项基金加大科研经费投入，鼓励企业出资设立各类基金，支持高校科学研究和科技成果转化，对于校企合作的产学研项目给予政策优惠;高校还应当按照《高等学校知识产权保护管理规定》第28条规定，设置一部分基金专门奖励对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做出突出贡献的工作人员，并在工作业绩和职称评定等方面给予合理的政策倾斜。

3.整合科技成果转移相关部门的力量

改变现行高校内知识产权管理事业化的倾向，在高校内设立专门的知识产权技术转移管理机构，负责高校的科技成果转化与市场运营工作;并可通过设立风险投资基金、专项基金或给予低息贷款、税收优惠等政策支持，更好地实现科技产权的经济效用。同时，可仿照清华大学科技成果转化的有益实践，④将技术转移体系中的相关部门进行整合，形成申报、评估、确权和许可的整套技术转移体系，将核心知识产权交由专门的技术转移机构集中经营管理;以地区或高校联盟建立统一的校企对接平台，建立高校科技成果数据库以及技术人才数据库，建立高校科技成果展示平台和企业需求平台，注重社会或企业的实际技术需求，以“教育、科技、经济一体化”发展模式为导向推进科技成果转化进程。

4.健全知识产权评估机制

政府要建立健全科学的知识产权评估制度，合理地确定技术成果的价格，推动当事人协议的顺利履行和科技成果的有效转化。如可借鉴国外以投入、产出指标为主的技术转移价值测度，建立科技成果转化的经济技术效用评价体系，其主要包含以下内容：一是对知识产权的组成要素进行规范性描述;二是对知识产权的产出效果及其对科技发展和经济增长的作用进行动态评价和分析;三是以投入-活动-产出作为主线设计统计指标体系。[9]另一方面，要加快知识产权评估机构的建立和规范工作，培养专业的知识产权评估人才，制定专门的知识产权评估机构管理办法，保证对科技成果价值评估的公平、公正与客观、中立。

5.拓展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研究基地

国家知识产权局自2010年底至今先后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北京大学、同济大学、天津大学联合建立了“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研究基地”，基地的主要工作内容包括战略研究、政策论证、调查研究、高端人才培养、信息服务、企业与产业联盟合作以及其他战略实施工作的前沿性研究等，这一基地建设对于深入推进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目前急需加强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研究基地的建设，这需要政府、高校、社会各方力量的协作支持与共同努力，一方面政府要发挥其公共服务职能保证基地能够顺利地调配资源，为基地研究工作的开展提供政策支持;另一方面企业要配合基地开展知识产权实证研究，加强高端知识产权研究人才和科技人才的培养，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投产。

五、结语

知识产权制度作为一个社会政策的工具，其功能导向即在于维护知识权利的正义秩序和促进科技进步的效益目标。[10]高校作为我国创新体系的核心基础，其科技成果转化率的高低是体现国家科技创新水平以及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指标之一。如何促进和加快高校科技成果的转化，已经成为目前国家促进科技进步、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课题。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作为最经济、持久、有效的创新激励机制，是高校科技成果转化能力的核心要素。当前，也只有将实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贯穿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始终，为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提供基础性、持续性、稳定性的法律保障，才能形成高校科技成果规范、有序、高效转化的良性循环，实现高校科技创新能力的内生性增长和内涵式发展。

注释：

①《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明确提出：“国家创新体系是以政府为主导、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各类科技创新主体紧密联系和有效互动的社会系统”，而现阶段，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建设重点“一是建设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二是建设科学研究与高等教育有机结合的知识创新体系，三是建设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国防科技创新体系，四是建设各具特色和优势的区域创新体系，五是建设社会化、网络化的科技中介服务体系”，由此可见高校在国家创新体系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

②创新型国家就是把提高科技创新作为基本战略，大幅度提高科技创新能力，以此形成竞争优势的国家。创新型国家应具备以下四个特征：创新投入高，国家的研发投入即R&D（研究与开发）支出占GDP的比例一般在2%以上;科技进步贡献率达70%以上;自主创新能力强的国家对外技术依存度指标通常在30%以下;创新产出高。

③此处“秩序”意指在自然进程和社会进程中都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一致性、连续性和确定性。相反，无序概念则表明存在着断裂（或非连续性）和无规则性的现象，亦即缺乏智识所及的模式――表现为从一个事态到另一个事态的不可预测的突变情形。参见[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228.

④清华大学在上世纪80年代就成立了科技开发部，由校长授权从事学校科技成果进行技术转让、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等方面的管理。1995 年成立了清华大学与企业合作委员会，以优势互补、互利互惠，积极为企业服务为宗旨，为国内外有影响的骨干企业服务。1998年清华大学与其他36所高校联合建立中国高校科技协作网，负责科技成果与企业需求信息，作为中国高校高技术信息的渠道。2001年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华东理工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和四川大学等6所高校成立了国家技术转移中心，成为培育和孵化具有市场潜力的科技成果的重要机构。

参考文献：

[1] 王喜媛，叶明，许权利.高校在产学研合作中的科技成果转化研究[J].科技管理研究，2010，（4）.

[2] 玲瑶.我国高校知识产权法律保护体系的完善[J].理论研究，2011，（9）.

[3] 杨淑霞.高校科技创新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完善[J].湖南社会科学，2010，（5）.

[4] 费艳颖，刘后弟，李永博，高继光.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法律保障机制研究[J].学理论，2010，（12）.

[5] 张惠玲.高校科技成果产业化的瓶颈及对策[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4）.

[6] 曲雁.中美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中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刍议 [J].北京交通大学学报，2010，（4）.

[7] 郭莉.科技创新与科技成果转化中的知识产权问题研究[J]. 科技管理研究，2010，（2）.

[8] 侯筱蓉，赵德春.基于产学研模式的高校技术创新管理研究[J].科技管理研究，2012，（10）.

[9] 陈昌柏.自主知识产权管理[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245.

宏观调控政策论文范文第7篇

【论文关键词】民用机场；建设投资；监管

一、投资监管概述

（一）投资监管的内容

投资监督管理是指有关监督机关和职能部门依据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对政府的投资活动和政府管理投资的工作进行的监督管理，其实质是对政府及其工作人员权力的约束和规范，使政府的投资行为和管理投资的行为在法律、法规和制度的范围内进行。

（二）投资监管的必要性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对原有的投资体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打破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高度集中的投资模式，初步形成了投资主体多元化、资金来源多渠道、投资方式多样化、项目建设市场化的新格局。但同时，投资体制中还存在企业投资决策权没有完全落实、政府投资决策和投资管理不够规范、投资宏观调控能力有待加强等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尽快建立健全投资制衡体系，不断强化监督机制，切实加强和改进对投资的监督和管理。

二、我国民用机场建设投资监管的现状

（一）监管主体方面存在的问题

1.监管主体众多，监管不全面、不完整。

民用机场建设过程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监管主体众多，大到中央部委，小到地方政府。这种监管机构分散，监管效率不高。目前，对民用机场建设投资的监管机构主要包括国家发改委、民航局和财政审计等部门。一个民用机场建设投资项目要接受多个监管部门的重复监督检查，既浪费监管资源，又影响监管效率。

虽然民用机场建设投资监管部门和机构众多，但没有一个部门或机构对民用机场建设投资实行真正的、全面的和完整的监管。这种分头监管的局面使得各监管部门之间的相互协调性差，责任落实不到位，从而降低了投资监管的作用。

2.监督的法律依据比较多

民用机场建设过程中，各监管部门监管所依据的主要法律和规章制度比较多，但是这些法律法规都是针对民用机场建设各个阶段的，都是比较零散的，没有一个法律法规涉及到监管的全过程。

（二）民用机场建设中技术与财务方面存在的问题

1.民用机场建设时间跨度长

由于民用机场建设投资大、审批环节多，因此历时较长。特别是筹建期，要经过国家发改委、国土资源部门、环保部门、地方政府等多部门的审批，如此繁琐的审批环节为民用机场建设单位带来沉重的人力和财力负担，也为以后建设过程中出现设计变更、物价上涨导致工程成本上升等问题埋下了安全隐患。

2.民用机场建设投资前期工作考虑不全面

民用机场建设项目都进行了立项、可行性研究，也履行了报告批复程序，但有些项目仅仅是履行了建设审批程序，没有深入地从财务、经济效益及社会影响角度进行预测，对项目的投资价值及如何进行建设的咨询意见不够客观、科学。

3.民用机场设计分别存在设计保守或超前现象

由于对民用机场业务量预测不够准确，对民用机场规模涉及不够准确，导致设计目标与实际情况存在差异，出现设计保守或超前现象。

4.预算、概算与实际投资差异较大

在民用机场建设的实践中，无论是新建或者是改扩建项目，工程造价控制中普遍存在着“预算超概算，决算超预算”的不良现象，其结果不仅影响了国家对民用机场建设投资的宏观控制，而且给民用机场建设项目投产运营后带来了较大的财务负担。

5.机场建设工程结算不规范

在机场建设工程中，由于各种原因，出现一些不规范之处。比如结算资料保存不完整、费用项目重复计算、变更合同没有补充协议等。结算过程中出现的这些不规范之处至少会产生两方面不良的后果，一方面可能会助长现象的滋生；另一方面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决算的正常和按时进行。

三、完善民用机场建设投资监管的措施

（一）民用机场建设投资监管的保障措施

1.建立投资监管法律法规体系，使政府投资监管沿着法治的轨道发展

全面落实民用机场建设的全过程监督管理体系，除了要健全监管模式，明确监管主体及职责、理顺监管流程外，还需要建立、完善相关法规制度。现行的各种法律法规比较分散，尚未对政府投资监管特别是决策责任的追究做出专门的明确界定。因此，要以法律法规体系的完善来推进政府投资的监管，用法管权、法管人、法管事，尽快构筑起政府投资的法律风险防范体系。

2.建立完善的组织保障体系

（1）理顺管理部门职权。投资的主管部门，要认真梳理，使投资管理的权力配置职责明确，分工合理，进一步强化程序和责任制度，切实加强行政的层级监督制约。

（2）加强各项法规制度的执行力度，严格执行建设资金及财务管理制度。地方财政部门按规定及时审拨民用机场投资建设工程进度款和尾留款，及时审批竣工财务决算报告。地方审计部门可选择一定规模的项目，依法对项目实施、民用机场投资建设工程概算及预算执行情况和竣工决算进行审计监督。

（3）加强项目建设监督检查。民航局会同地方管理局对项目实施进行检查和稽查，发现擅自增加建设内容、扩大建设规模、提高建设标准、突破设计概算、不按规定招标发包、民用机场投资建设工程质量低劣、建设资金损失、发生严重安全事故等、、营私舞弊的行为，对建设单位及相关责任人及时提请有关部门予以处理。

（二）建立完善的民用机场建设投资监管体系

建立一套涵盖宏观调控管理、建设决策管理、计划控制管理、资金拨付管理、建设过程管理、后续审计考核管理等方面的全过程监管体系，需要全面认识“工程”和“资金”之间的关系，正确判断它们之间作用力的大小，以这两条链为准绳，挖掘控制点，采用恰当的监管方式方法，并将全过程动态跟踪审计贯穿始终，这样才能取得最佳的监管效果。

1.工程链监管

工程链监管是指对于民用机场建设项目流程从工程建设角度监管各阶段的合法、合理、合规性。

（1）投资决策阶段。该阶段主要是对民用机场建设选址、项目建议合理性的审查。审查可分如下几个阶段进行：项目申报及筛选；项目立项审查；签订责任书。

（2）前期规划阶段。该阶段主要是对民用机场建设可行性研究、总体规划合理性的审查。建设单位提出民用机场总体规划，民航局根据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旅游事业发展情况、对外贸易发展水平、铁路、水运、高速公路等运输方式的发展水平、邻近区域民用机场情况、本地区人口统计状况等因素研究并确定民用机场建设标准。

（3）项目设计阶段。该阶段主要是对民用机场建设初步设计的合理性、施工图设计的合规性进行审查。特别注意的是，民用机场投资建设工程设计对造价的影响较大，应确保建设单位在综合考虑安全、功能、标准及经济等各方面要素的基础上，把有限的建设资金用到刀刃上。

（4）建设实施准备及招投标阶段。该阶段主要是对招投标合同的合法、合规性进行审查。如果建设实施准备及招投标阶段的招投标文件、合同文件等不够严密、明确，在今后结算时，容易引起扯皮而影响工期及造价失控的现象。该阶段审查主要可通过审查民用机场招投标制度及管理程序作为基本考核点。

（5）民用机场投资建设工程施工阶段。该阶段主要审查项目建设过程中的变更是否合理。对此进行审查主要是检查建设部门是否有相应的制度与有效控制措施。比如变更立项制度，凡是与原合同量、价有变化的，都要经过一定的程序进行立项等。

（6）竣工决算阶段。该阶段主要审查民用机场建设的质量是否合格，预算执行情况、决算审计等。

2.资金链监管

资金链监管是指对民用机场建设项目过程中资金拨付的合理性、资金使用的合规性、效率性进行监督管理。

（1）投资决策、前期规划阶段。该阶段应尽可能掌握包含土地成本、前期规划费、资金成本及管理费用（含建设单位管理费、设计费、监理费等）等可能发生的民用机场投资建设工程建设项目全过程费用，为后期做好项目经济评价提供数据。

（2）设计阶段。在设计阶段需要组织专业人员尽可能地收集相关资料，对每个设计方案作出经济估算及评价，审核概算，控制造价，确定民用机场概算总投资和具体建设内容，同时确定民航基金拨付的最佳比例。

（3）民用机场投资建设工程招投标及施工阶段。民用机场投资建设工程施工阶段可能会出现设计变更偏多、工程验收不到位、监理单位监管不力等情况。因此，应根据实际发生的变化，充分深入施工现场，制定合理的资金使用计划，既要保证民用机场投资建设工程有足够的资金，又要做到尽可能不占用过多的资金，减少利息支出，降低资金筹措的难度。

（4）竣工决算阶段。在竣工验收阶段，要检查工程监督资料的真实性与完整性；要核实建设成本的合法性、合理性和竣工财务决算的真实性，审定建设项目的资金结余；检查各类竣工验收时工程与概算内容的一致性、财务支出的合法性；要关注工程技术资料对执行项目概算、财务决算结果的影响程度。新晨

（5）民用机场交付使用阶段。在民用机场交付使用阶段，要做好建设项目后评估工作。在竣工决算审核的基础上，将项目的有关资料及分析结果汇总并建立数据库，为后续民用机场投资建设工程提供参考。

3.实行全过程动态跟踪审计

全过程动态跟踪审计需借助社会专业审计力量，将事后审计环节提前并始终贯穿于项目建设全过程，以充分发挥国家审计、行业部门审计和社会审计的合力。既杜绝违纪违规现象的发生，又规范建设程序，确保建设资金安全完整，节约民用机场投资建设工程投资。

（1）建设项目前期阶段审计。民用机场建设项目前期决策工作十分重要，它从根本上影响民用机场建设项目的成本和投资效益，因此应对其进行审计。建设项目前期阶段审计的主要内容包括：对投资决策、项目可行性研究、民用机场投资建设工程设计、设计概算、预算的审查；招标文件、投标标底、投标报价审查；建设民用机场投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审查。

（2）建设项目施工阶段审计。施工阶段的审计是民用机场建设项目跟踪审计的重点，是堵塞漏洞、降低成本的关键环节，审计内容包括对收入、成本、费用、资金拨付金额进行核实，对各项管理工作进行中途定性评价。

（3）建设项目结束阶段审计。民用机场建设项目完工后，审计部门要对项目部门实际完成的各项经济指标情况进行审定，对执行企业财务制度、财经纪律和规定情况进行审计。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审计机构要紧紧抓住资金流程这一主线，重点关注建设资金使用的合法性和规范性，紧紧抓住民用机场投资建设工程造价控制审核这一关键控制点，及时提出有针对性的合理化建议，纠正并完善建设管理过程中的薄弱环节。实行全过程跟踪审计要坚持“全面审计、突出重点”的原则，对项目建设程序、招投标制度、合同签订、质量管理、造价控制、资金使用管理以及设计、施工、监理履行职责情况等重点环节重点加强审计监督。

【主要参考文献】

[1]谢昭晓。关于加强财政投资建设项目监管的思考。科技信息，2007，（20）。

[2]王志清，宋昕。美国民用机场投资管理体制的借鉴意义。中国民用航空，2005.（Vol.52）。

[3]李艳华。多元化投资背景下的民航业监管重建。政策论坛，2005，（4）。

[4]向强，黄一冈。国外政府投资项目监管的特色与借鉴。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2004，（10）。

[5]王昉.政府投资项目全过程跟踪审计与审计独立性。现代商业，2007，（17）。

宏观调控政策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汉代学风；语文教育；影响

中图分类号：G63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8-0256-03

汉代是我国封建制度形成和大一统国家确立时期，也是我国封建教育制度确定和定性时期。讲汉代学风，不得不提秦代。秦虽二世而亡，但其书同文、行同伦、以法为教等严苛文化专制政策深深影响汉代文教政策制定和推行，汉承秦制，结合自身特点，探索自己的文教政策。

一、汉代文教政策概述

汉初天下草创，经济凋敝，民不聊生。汉初统治者吸取秦亡教训，推行黄老之学，实行休养生息，汉代经济逐渐复苏。“黄老之学”即依托传说中的黄帝及道家创始人老子，以道家思想为核心融会了先秦各家学说，主张“无为而不为”，强调“循名复一，民无乱纪”。司马谈将其概括为“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1]。文教政策方面汉初统治者也推崇黄老之学。“文教政策是国家政府制定、颁布和施行发展文化教育事业的总方针或策略，它体现了一定社会、不同历史时期教育的性质、任务和基本内容，规定了办学总的指导思想，也影响着学校教育的体制、发展规模和侧重点，是教育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纲领性的意义”[2]。汉初统治者推行的文教政策有以下内容。

（一）汉初文教政策

汉初统治者废除挟书令，先秦流传下来的古文经籍重见天日、文化传承。开放私学，文化下移，更多人接受教育；学术思想交流，有百家争鸣之遗风。认识到知识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和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

这些文教政策对维护封建国家统一起到重要作用。群士攻读先秦古籍，尤其是在秦遭受破坏的儒家学说得以保存发展，为汉武帝时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文教政策奠定思想基础。

从汉初休养生息，历经文景之治，至汉武帝时期，汉代经济殷实。经济充裕必然要求有适应封建大一统国家的文教政策。到汉武帝时逐渐形成“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

（二）汉武帝时期独尊儒术的具体文教措施

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等人建议，逐渐将儒家思想作为统一指导思想，成为培养选拔人才的主要内容，强化思想教育；在中央建立太学、置五经博士，儒家经学成为主要内容，儒学成为垄断学说。

“独尊儒术”使教育在社会政治和生活中地位空前提高，儒学在教育观念和教育实施方面处于主导和支配地位；对当时乃至以后语文教育产生深远影响。因此，可以说谈汉代的学风，主要是指儒生活经的学风[3]。

二、汉代学风的特点

（一）以治经为主要内容

汉武帝听从董仲舒等人意见，逐渐“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中央设立汉代最高学府――太学，置五经博士，儒家学说成为主要内容，儒学地位空前提高，人才选拔考试以儒学为主要内容，以巩固儒术独尊的成果。社会上群士攻读传授儒家经书蔚然成风。

（二）守师法家法、重依据。

汉初统治者虽废除挟书令，但先秦古籍遭受浩劫，求书和传授异常困难。但为求真，必须严格强调实事求是，重依据，守师法家法。学术界普遍认为，所谓师法，就是指汉初立为博士或著名经学大师的经学；所谓家法，就是指博士或经学大师的弟子对师学的继承与发展，且能形成一家之言，并被学界推崇朝廷认可的经说[4]。正如清朝学人皮锡瑞所言：师法者，溯其源；家法者，衍其流也[5]。在群儒攻读传授经书过程中，出现师有数家、家有数说的现象。为求真守师法家法尤为重要，是群儒攻读经书、士人入仕为官的考量依据。师法和家法关系密切，同根同源，前后相继推陈出新。守师法家法、重依据，形成严格选师制度、尊师重教、实事求是、严谨踏实的学风，有利于文化经典传承。

（三）讲究辩论

汉代治经讲学蔚然成风，出现师有数家、家有数说现象，出现今经之争、今古经之争，甚至达到激烈程度，这对儒生辩术提出要求。重辩论有助于儒生融会贯通知识、活跃思维和锻炼口才。讲究辩论不仅说明汉代儒生守师法家法、重依据，而且表现出“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治学态度。这对重书面语言而轻口语表达的封建语文教育是一大进步。时至今日，口语交际仍是语文教育重要内容。

三、汉代学风对语文教育的影响

汉代儒术独尊的文教政策属于我国古文教育时期，汉代独特学风对我国语文教育产生重要影响。下面就从语文教育几个重要方面――识字写字、阅读、写作、教学方法和考试制度来谈谈汉代学风对其影响。

（一）实事求是的学风对语文教育的影响

汉代儒生严遵学风，治学严谨，“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使古文经籍一脉相承，影响深远。期间虽有穿凿附会，但不是主流。西汉司马迁主张“好学深心知其意思”，才不至“寡闻”“浅见”；获得事实要 “行万里路”。这一良好学风影响历朝历代，是中华文明历经数千年传承至今的重要因素。

（二）汉代学风对识字写字教学的影响

识字写字教学是文教政策实施基础，也是语文教育基础。历朝统治者重视识字写字教学，即使在秦代也得到极大发展。汉代识字写字教学更加发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重视识字写字教学，编写识字写字教材

汉代有草律明文规定：太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讽书就是背诵默写），还要用各种书体进行考试。汉代吏民上书错了，尚书令有责任检举揭发。（《说文解字・叙》《汉书・艺文志》）。这些规定，促使大家更加重视识字写字教学[6]。汉代识字写字用的教材叫“篇”，有《仓颉篇》《急就篇》等。在这些教材中，有的书收集的字全备，可作学子识字之用，可供辞赋作者选词炼字参考。有的书中是常用字，字数较少，不求全备，专供学童识字写字之用，还教给一定知识。有的书对象是童蒙，除教识字写字外，还侧重学习态度等方面的思想教育。这些教材的编写方法和内容对后世影响深远，有利于祖国语言文字统一、民族共同语形成和普通话推广。

2.兴办官学和私学，促进识字写字教学发展

汉代学校有中央太学和地方郡国学，同时存在私学。私人著书讲学，有先秦百家争鸣之遗风，受众广，束缚少，文化下移，弥补官办学校教育不足。学校教育中的蒙学教育在识字写字教学中发挥基础性作用。蒙学教育教授教材为《篇章》。学子有一定基础后再学习《论语》《孝经》和一些律令文字。学后有进入高一级学校学习的，有在社会上谋取职业为生的。

3.促进书法艺术发展和书写工具改进

汉代主要通行汉隶，识字写字教学促进我国书法艺术发展和书写工具改进。

4.产生国际影响

伴随中外文化交流，汉代识字写字教材产生深远国际影响。如日本明治年间，日本曾借用我国汉代史游《急就篇》的名称编写《官话急就篇》。

总之，汉代学风对识字写字教学影响深远，有利于祖国文字统一，民族共同语形成，普通话推广；有利于研究我国语文史、文学史、书法艺术史。扎实、广阔的识字写字教学为汉代进一步推进文教政策奠定基础。

（三）汉代学风对阅读教学的影响

阅读教学是语文教育的主要内容之一。在识字写字的基础上，学生基本上可以进行阅读学习。

1.阅读教学教材

汉代阅读教材主要有：《孝经》《论语》、五经、诸《子》及其他，都是先秦古典书面语言，和汉代口语差别很大，解决识字和语言差异问题是阅读经典第一步。经师先用汉代书面语言逐字讲解先秦古籍，就是训诂，再整理经义。

2.阅读教学方法

汉儒教授生徒读经，包括几方面工作。（1）断句。先秦古籍没有标点符号，要读懂古籍，就得断句，即句逗。汉代叫句读、句投。（2）正音正读。汉字中有不少形声字、假借字、一字数音或一字一音多义字，都增加读音和理解困难。汉儒为解决这一问题，进行“汉读”工作，即做注解释读音。（3）解释词语。这是指导阅读教学的主要工作。为解决阅读中语言理解障碍，经师运用行训、声训、义训等方法解释词语。（4）解释全句、句群、或全章意义。（5）指出语法修辞特点，介绍文化背景知识。汉代守师法家法，重依据，经师在指导生徒读经时做的大量工作是比较可信的。汉代训诂发展促使语文教育家涌现，积累阅读教学经验，指导古文教育，对后世语文教学影响深远。（6）随着阅读教学发展，秦汉之际出现我国最早一部词书――《尔雅》，它是学者篆辑经师讲经的故训汇编，在汉代是一部重要的语文教学专用书。《尔雅》主要解释词语。书中解释词语方法多样，注意创新押韵，力求句式整齐。生徒读此书有助于理解先秦古语意思和语法，为进一步读经打下基础。

（四）汉代学风对写作教学的影响

在识字写字和阅读积累的基础上，写作训练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1.写作文体训练

先秦时期知识多靠口耳相传，不利于文化知识传承。古籍经典、先哲智慧久远传承得益于写作教学发展。汉代在继承原有文体基础上，新的文章体裁出现。汉作教学分两个阶段。前一阶段配合识字写字教学，进行日常应用文体写作；后一阶段和读《经》配合进行，包括各种文体写作训练。如：（1）诗赋类。汉代最具代表性的是汉赋，尤其是文人献赋卖赋可以得官加爵，激发汉代群儒创作词赋热情。汉赋讲究铺陈、辞藻华丽，以司马相如、扬雄的辞赋为代表。（2）书表笺奏类，包括各种公文和私人书信。（3）颂诔箴铭类，包括各种实用性、议论为主的韵文。（4）论说类，包括各种议论文。还有一种专供考试用的议论文体――策论。这些文体写作训练侧重五经内容和文采。汉代司马迁认为写作要重视内容和文采。扬雄主张辞和事要相称，说话要有验证，坚持正道，不要一昧迎合听者，为文以经为准。这都是汉代学风的重要表现。东汉灵帝时，出现研究文学艺术的专门学院――鸿都门学，学生是“能为尺牍辞赋及工书鸟篆者”。这对儒术独尊的垄断地位是当头棒喝，教学内容、选拔人才不再局限于五经，有利于解放士人思想、活跃思维和学术圈，有利于祖国优秀文化发扬光大。

2.写作方法

汉代学生多模仿前人作品，以扬雄模仿司马相如最为成功。模仿使写作训练不再无从下笔，但缺乏创新，束缚创造能力。汉代学生在写作训练时，先写草稿，通过自己或经师修改，即加点，这些好的写作习惯值得借鉴。

3.重视书面语言表达，忽视口语交际练习

中国封建君主专制持续时间长，文人思想自由得到束缚，说话办事围绕着维护封建统治。汉代重视书面写作教学轻视口语训练是语文教学一大弊端，在语文教育中要注意书面写作和口头表达齐头并进。

（五）汉代学风对语文教学方法的影响

汉代教学方法形式多样，有上大课（大都授）、高年级学生教低年级学生，师生问答，学生之间互相讨论，学生自学等方式。这是由于师门学生太多，经师无暇顾及每一位学生。虽有弊端，但积极作用大于不足之处，有利于发挥经师指导作用，给学生留有自由思考、发现问题的空间，有助于启发学生思维、提高思辨能力和自我管理能力。这都反映汉代实事求是学风的影响。这些教学方法虽距今千年，但对以班级授课为主的当今语文教学改革有很大启发意义。

（六）汉代学风对考试制度的影响

汉代文教政策归根到底在于维护封建君主专制，统治者制定选拔维护其统治的人才选士制度。选士属于政治制度而非教育制度，但它的任务正好与古代教育的基本目标相吻合。选士实际上是“学而优则仕”在制度上的保证，教育的直接动机和结果就是要使学生顺利通过选士而入仕为官。这样一来，选士制度就成为古代教育最主要的宏观调控手段，亦即具有“指挥棒”的功能[7]。汉代选士制度主要是察举制，科目主要有常科。这一选拔人才制度反映出汉代学风――以治经为主要内容，同时也使孔子“举贤才”和“学而优则仕”的观念在汉代开始获得了制度上的落实。儒家伦理道德和经学造诣成为贤才的基本标准，守师法家法也是一个重要标准。学校培育培养贤才，而察举制度选拔贤才，改善了国家权力分配的机制，有助于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体制的巩固和发展。三者之间结成了密不可分的关系，为社会上的儒生广开了进身之路。选士制度给教育带来巨大的利益驱动。西汉时邹鲁一带流行有“遗子黄金满Y，不如教自一经”的俗谚[8]。然而，察举制在选拔方式和衡量标准上尚不完善，弊端滋生，新的选士制度必然要取代之。汉代察举制度于当时有利有弊，培养选拔优秀人才，使汉强盛一时；于后世，留下经验教训：完善人才选拔制度，要合理公开公平公正，切记沽名钓誉。

四、结语

汉代是我国语文教育制度奠基时期，应运而生的文教政策促成汉代独特的学风――以治经为主要内容，守师法家法，重依据，讲究辩论，渗透在语文教育的方方面面，并产生深远影响。我们应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辨地看待其优缺点，立足实践，传承优点，与时俱进，不断改善语文教学，使语文这一中华民族精神文明之花硕果累累，大放异彩。

参考文献：

〔1〕〔7〕〔8〕王炳照，等.简明中国教育史[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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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张隆华，曾仲珊.中国古代语文教育史[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0.

〔4〕徐超富，苏慧雯，詹淑兰.汉代师法、家法：历史贡献与当代价值[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3（6）.

宏观调控政策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中国发展模式 三大改革 大学智库

美国房产领域的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动荡席卷全球,撼动了美元的霸主地位,建立于虚拟经济基础之上的美国金融大厦大有倾覆的危险,金融危机也使中国和世界加深了对美国、“华盛顿共识”以及美国所代表的所谓自由精神的怀疑,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经济格局将出现大的调整,美国将可能会逐渐丧失其世界经济中心的地位。对中国而言恰恰是战略机遇,中国依托强势的宏观政策、调控能力和高度的金融管制,经济在全球一枝独秀,中国经济依然强劲增长,2009年全年GDP增长率8.7%,世界产生了对中国发展模式的热议,作为高等教育的大学如何应对和有所作为,大学智库应该拥有立言献策的话语权,建设高水平的大学智库成为当下课题。

一、中国智库型学者的建言献策推动了三大基础性改革,进而促成了“中国发展模式”的成功

美国知名学者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发表的一篇调查论文,指出中国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摸索出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称之为“北京共识” (Beijing Consensus)。“北京共识”具有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验,坚决捍卫国家和核心利益以及循序渐进、积聚能量形成经济上的优势力量等特点。建立在“北京共识”基础上的中国经验具有普世价值,可供其他发展中国家参考,是落后国家如何寻求经济增长和改善人民生活的模式,这就是所谓的“中国发展模式”。以俞可平、程恩富为代表的国内智库学者认为,“中国发展模式”的战略选择具备如下特点:1.经济发展处于优先地位,经济增长带动综合国力增强,推行增量的经济改革,在渐进改革中实现突破,逐步注重经济增长与环境生态、人文素质、教育科技、社会安定等协调和谐发展。2.坚持中国特色,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场为导向实施经济改革,辅之以强势的政府宏观调控和高密度的金融管制。资源的合理配置需要公共部门发挥作用,政府适度介入可以克服市场失灵。3.全面开放中学习先进的制度、文化、科技乃至观念,“社会主义要赢得同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和商品经济一般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国外的资金、资源、技术、人才以及作为有益补充的私营经济,都应当而且能够为社会主所利用。”妥善处理改革、稳定、发展的关系,政府与公民社会的各种组织展开良好的交流合作,吸收民间组织的建议,包括大学智库组织的建言献策。4.注重公平公正、效率与和谐,倡导共同富裕反对两极分化,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追求地区、城乡、企业、社会的综合平衡和利益共享,力求国家对公民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5.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的过程中,改善民主政治,推动法治、人权建设,在示范的力量作用下让具备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得到世界的认同,尤其对发展中国家具有普世价值,在同西文世界的博弈中彰显东方民主的魅力。

中国发展模式的成功源自于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探索和积累,正如中外学者描述的一样,成功的经验很多。但从基础的方面来看,三十多年来一直不变的核心是:通过分配手段调节资源配置,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极大地提高社会生产力,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也成为现阶段调控的方向;通过对教育的投入和政策引导,全面提高全体国民的劳动素质,形成义务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民间教育相结合的国民教育体系,为社会培养各类劳动力资源;通过各种政策、办法、奖励措施、人才工程、人才战略,培养人才、吸引人才,为科技进步和科技转化为生产力提供强大的人才支撑体系。而人才战略的实施又为政府制订政策予以反哺,中国智库的出现和建言献策直接推动了三大改革的进程。解读1978年以来历届党的代表大会的报告,可以探寻三大改革的政策沿革。

分配制度: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显著特点是,强调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计算报酬,克服平均主义,因为平均主义正是建国以来制约劳动者积极性的要素。党的十二大报告开始了经济领域拨乱反正,承认过去的盲目发展,造成了经济结构不合理、经济管理体制和分配制度有缺陷、经营管理混乱和生产技术落后,强调必须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坚持按劳分配制度和其他各项社会主义制度,分配制度改革提上议事日程。党的十三大报告明确提出初级阶段的概念,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经济成份,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前提下实行多种分配方式,在共同富裕的目标下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在企业经营中可以通过联合投资、相互参股等多种方式,促进人才、资金、技术、资源等各种生产要素合理的流动与重新组合。在收入分配方式上出现重大转变,生产要素分配上的进行重大改革。党的十四大报告强调改革也是一场革命,也是解放生产力。在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经济成分和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统筹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理顺国家与企业、中央与地方的分配关系,并且逐步建立起正常的工资增长机制。积极建立待业、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努力推进城镇住房制度改革,政府关注的分配焦点逐渐转向民生领域。党的十五大报告进一步完善分配结构和分配方式,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发展,保持社会稳定。依法保护合法收入、整顿不合理收入、调节过高收入、规范收入分配秩序,使收入差距趋向合理,防止两极分化。强调国家的宏观调控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同时,人民共享经济繁荣成果,人本思想进一步体现出来。十六大报告提出,理顺分配关系,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反对平均主义,防止收入悬殊。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确立了建设小康社会的具体目标,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充分关注社会的弱势群体。十七大报告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基本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中等收入者占多数,基本消除绝对贫困现象,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逐步提高扶贫标准和最低工资标准,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中国发展模式”的成功,离不开分配制度的调控,在改革的初期国家集中全民力量加强重大项目的建设和投入,使经济保持较快的增长,国家实力空前提高后,用分配手段实施惠民工程,国家在贫富趋势扩大的情况下,使用分配手段开始调控差距,强调公平与效益的结合,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领域进行更为全面的调节。

教育制度: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的表述简明扼要,大力加强实现现代化所必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十二大报告认为现代化建设全面铺开,迫切需要发展全面的教育,大力普及初等教育,加强中等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发展城乡各级各类教育事业,培养各种专业人才。十三大报告提出“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令人震撼,把发展教育事业放在突出的战略位置,加强智力开发。坚持按照实际需要,改善教育结构,提高教育质量,克服教育脱离实际倾向,使教育为国民经济服务。并通过各种途径,加强对劳动者的职业教育和在职继续教育。十四大报告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是实现我国现代化的根本大计。要优化教育结构,鼓励自学成才,基本实现九年制义务教育。各级政府要增加教育投入,鼓励多渠道、多形式社会集资办学和民间办学,改变国家包办教育的做法,扩大学校办学自,促进教育同经济、科技的密切结合,教育逐渐走下神坛。十五大报告明确了切实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尊师重教,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加快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步伐,合理配置教育资源,提高教学质量和办学效益,首次提到教育资源与办学效益的关系问题。十六大报告将教育描述为“发展科学技术和培养人才的基础”,在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先导性全局性作用。坚持教育创新,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造就拔尖创新人才。加强科学基础设施建设,坚持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并重,充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要求教育为创新提供发展动力。十七大报告将教育和人力资源一同表述,“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实施素质教育,提高教育现代化水平,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鼓励和规范社会力量兴办教育,坚持教育公益性质,加大财政对教育投入,规范教育收费,扶持贫困地区、民族地区教育,健全学生资助制度,保障经济困难家庭、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发展远程教育和继续教育,建设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中国发展模式”的成功,离不开教育的支持,离不开对教育的投入,也离不开教育自身的不断改革,离不开教育在开放中与世界的接轨,改革开放以来教育最显著的特点是:入学率和百人大学生比例的迅速提高,无疑教育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发动机。

人才制度: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提出,“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 “要把工作中心转到经济方面和技术革命方面来。”思想方式的转变、技术革命的掀起,一切离不开对人才的重视。十二大报告旗帜鲜明地提出要改变歧视知识分子的错误观念,努力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知识分子同样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依靠力量。充分释放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人才在经济建设中的重要性空前凸显。十三大报告要求进一步造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环境,继续改善知识分子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努力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对为社会作出优异成绩的人才要给予奖励。全社会要尊重人才成长的规律,形成特色的管理方式和制度,使各种人才成批涌现并且迅速成长社会的骨干和中坚。鼓励人才合理流动,破除论资排辈观念。十四大报告指出,科技进步、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取决于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和人才培养。把人员精减同提高工作效率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结合起来,使大批人才转移到第三产业和其他需要的岗位上去,进一步加快了人事体制改革的进程,使人才队伍进一步得到优化。十五大报告鼓励创新、竞争和合作,实施保护知识产权制度。人才是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最重要的资源,要建立一整套有利于人才培养和使用的激励机制。积极引进国外智力,鼓励留学人员回国工作或以适当方式为祖国服务。社会主义繁荣的经济和繁荣的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民素质的提高和人才资源的开发,人才科技、经济、社会的作用得到全面的肯定。十六大报告把“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作为党和国家的一项重大方针。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形成广纳群贤、人尽其才、能上能下、充满活力的用人机制,把优秀人才集聚到党和国家的各项事业中来。十七大报告提出,进一步营造鼓励创新的环境,努力造就世界一流科学家和科技领军人才,注重培养一线的创新人才,使全社会创新智慧竞相迸发、各方面创新人才大量涌现。贯彻人事人才方针,坚持党管人才原则,统筹抓好以高层次人才和高技能人才为重点的各类人才队伍建设,创新人才工作体制机制,激发各类人才创造活力和创业热情。”中国发展模式”的成功,离不开对人才的重视和尊重,按照人才的贡献度参与分配,改革开放30年来显著特点是构筑了培养人才的平台,海外回国人员的增多,吸引了国际人才的加盟,人才国际化交流力度加大。

分配制度的完善与改革,空前释放和提高了生产力,教育制度的改革和开放,为经济的发展注入强大的推动力,人才人事制度的改革,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第一要素,也为科技体制改革带来了活力,改革开放以来“最重要的是技术进步,在引起经济波动的外部冲击中,技术进步占2/3以上。”中国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显示,1978-2007年期间,中国大陆共约121.17万人出国留学,同期回国人员约有31.97万人,2007年回国约为4.4万人,逐渐超过出国留学人员,成为经济建设的生力军,人才流动的效益在于:人才携带知识流动,携带技术扩散,携带思维冲击。三大改革推动的不仅是生产力的发展、经济的飞速提升,更为重要的是让“中国发展模式”具备了经世济用的普世价值,具有典范意义,大学智库为代表的学者成为呼吁改革的弄潮儿。

二、大学智库适逢经济危机,建设”中国发展模式”下高水平大学智库成为机遇

智库是为政府的现代公共治理的科学决策、优化治理方案的专业智囊团队,智库以前沿理论做支撑、科学理念为指导、专业学术为基础,用合法的途径、科学的建议、客观的数据、真实的信息和舆论的阵地,对政府决策产生影响,智库有官方和民间之分,大学智库介乎两者之间。

美国智库(Think Tanks)分为两种,体制内的智库大多属于官方智库,体制外的属于民间智库。“民间智库的思想自由度,立场相对客观。”美国具有大学背景的智库主要有: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等,英国查塔姆大厦、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海外发展研究所、亚当•斯密研究所等智库具有国际影响,德国智库“德国系统工程与技术革新研究所(ISI)“是最有影响的咨询公司。“在研究美国贸易政策酝酿、研究、制定、评估等整个形成机制时,发现一些专门为政策制定者出谋划策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或称智库,在其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 智库影响美国政策形成有自身的运作方式,甚至参与总统大选。技术经济证、政府决策咨询、投资科技协作、技术成果转让、产品开发盈利等功能是德国智库的主要特点。

多元需求的决策主体、错综复杂的决策因素、规范公正的决策程式是当下趋势,推动着智库型组织的发展。有影响智库型组织,应在学术研究、政策咨询、数据信息、传播知识、价值取舍、服务公众等领域有所建树,为促进经济、科技与社会协调发展立论、传知、建言、献策,要政府的决策提供科学客观公允的咨询服务,要进行社会科学的方法变革,理论创新,进而影响政府行为、服务于社会。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为代表的10大知名智库,影响很大,但属于官方性质,仅有官方智库是不够的,还应该有民间智库的有效补充。“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完善决策信息和智力支持系统,增强决策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制定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公共政策原则上要公开听取意见。” 民间智库与官方智库的不同,在于其独立性。民间智库的公信力,取决于独立研究提出的政策建议的水准和品性。民间智库专家的研究和基于研究的政策建议,应有畅通的发表渠道,政策建议的公开发表,是公众和决策层都能知晓的最好方式。中国走向现代化走向国际需要民间智库参与公共决策, (中央党校教授戴焰军《民间智库参与决策的机制保障》),民间智库参与公共决策既是便益的方法,也是民主和社会和谐的体现,同时也是政府科学决策的形成机制,是政治生态的深层次表现,可以扩大党的执政基础。

从2006年11月的首届智库论坛到2008年经济50人横岛论坛、到中国10大知名智库神秘面纱的揭开,随着对经济问题的研讨,中国智库在全球经济危机中走向前台。向前追溯茅于轼、光等所在的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于1993年7月创立,李凡的世界与中国研究所自1994年开始了民间咨询活动。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2008年全球智库报告》称,中国仅有74家智库被认可”,源于对中国智库的了解和中国智库的宣传甚少。国内学者做过统计“中国的智库机构数与美国相近,约为2500个,研究人员3.5万人,但属于民办性质的不到5%”;中国智库包括社科院、政策研究室、经济研究所,大学的研究中心等;私人出资资助的小型专业性民间智库,近两年来也出现萌芽;洛克菲勒中国研究发展中心是由外资独立运营的研究机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依靠福特基金会投资建立。根据教育部公布的统计资料,各类高等教育经过教育部注册的科研机构317个,在地方注册或者大学内部设立的研究机构也不在少数,这其中属于智库性质的超过三成,大学智库已经初具规模。目前国内许多大学、研究机构、咨询公司、包括部分社团学术组织都在不同领域、不同层次不同程度地开展着决策咨询工作,其影响力也大有差别。

大学智库在走向公众视野的过程中,与“中国发展模式”的发展一样存在诸多困难和挑战,经济危机的出现使大学智库走向前台,同时为也大学智库的发展带来了无限机遇。

大学智库与民营经济的发展一样:投入少、成本低,政府可以清晰地顶见到大学智库发展带来的预期收益,国家、政府、社会、“中国发展模式”需要大学智库的快速成长。争取政府在法律上对大学智库主体地位的承认,根据其基金来源既可附属于大学,也可取得法人资格。政府通过立法或制订政策,确保建立起有效的沟通平台。政府与大学智库、官方、民间与大学智库、媒体与大学智库、企业与大学智库、大学智库与公民社会之间均有良好的沟通。加强对中国智库的研究,尤其是大学自身可以积极利用学报等学术刊物作为研究平台,对国内的官方智库、民间智库、大学智库做深入研究,对其人员结构、地域分布、行业背景、政策水平、贡献程度、资金来源、学术交流进行定性定量研究。大学智库利用政府财政的部分资金支持,做好大学智库自身的研究,抓住全球经济危机的有利因素加强自身建设和人员培训,“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一定不能放弃对核心、关键人才的培训”,优化人员结构。利用高等学府的有利阵地,吸纳确保其独立性和公正性的社会公共支持基金,与企业互惠就是获取基金的重要来源,“大学的角色应该是主动的、自主的、独立的…适当放宽对企业的限制条件,更多地吸引资金和资源,”当然也要制订大学智库必要的知识产权保护措施。利用学者的身份进行科学研究,优选研究课题,发表真知灼见,为社会提供独立客观公正的视野观点,主动与社会互动;利用大学良好的社会声誉,获取广泛真实的信息;利用大学与主流媒体的互动关系,借助政府的认可,争取合法的信息渠道,同时加强自身宣传;利用大学这一有利平台,积极参与政府的决策中去,使大学智库的策论与政府的决策权接轨,把民间的声音传递给政府,李凡所在的“世界经济研究所”就成功地参与到基层民主选举中。利用大学的智力平台吸引海外人才加盟,“跨国公司为中国劳动力市场提供了共计2000万的就业岗位。仅摩托罗拉一家,就雇佣员工12000名,通用电气也拥有中国员工8000多名,并且摩托罗拉已把人才本地化定为其“四大业务方针”,人才争夺战不可避免。经济危机后出现了留学人员回流现象,大学可以利用国家“青年基金”、“国家杰出科学基金”、“”、“长江学者”、“春晖计划”等诸多人才工程和地方政府、大学自设的配套人才工程吸引优秀人才知名学者的加盟,有资料称近十几年来回国留学人员在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占51.6%,2006年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项目第一完成人中的67%、国家技术发明奖项目第一完成人中40%以上、国家科技进步奖项目第一完成人中30%以上均是留学归国人员;挖角国外高层次“失业”“待业”人才,召唤优秀留学“海归”,力求大学智库建设措施得力、资金充裕、人才济济。拓展大学智库的影响力,主支参与或召开各种形式的智库峰会和论坛,利用专著、期刊、丛书、媒体、网络展开系列宣传攻势,为智库自身和“中国发展模式”的可持续与和谐发展宣传造势。积极开展对外服务,尤其是海外咨询、信息调研、决策服务,走出校门、国门,为大学和国家争取国际话语权,彰显和推销“中国发展模式”下东方民主的深度和普世价值。大学智库有了好的思想和产品,要进行富有成效的宣传,智库的专业形象和信誉才会提高,大学智库的品牌才能树立,智库的客户源才能拓展,生存空间才会更广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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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调控政策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体育产业；税收政策；税收优惠；激励

中图分类号：G80-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007-3612(2011)03-0005-04

Research on the Taxation Incentive Policy of Sports Industry Dev elopment in China

YANG Jing zhong1，LV Qing hua2，YI Jian dong3

(1.Economic and Trade Department of Liming University，Quanzhou 362000，Fujian China；

2. Business Management Institute of Hua qiao University， Quanzhou 362021，Fujian China；

3. JiangxiFinance an d Economics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13，Jiangxi China)

Abstract: To study the incentive role of tax policy on the sports industry in China， thepaper adopts the method of comparative analysis and charts to make a qualitativeresearch on the current tax laws and incentive policies to support the developm ent of sports industry and make a comparison on the active role of current tax p referential policies in support of the sports industry to achieve a positive rol e in its development and its problems and deficiencie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 at， on the one hand，tax incentives policy have close correlation with the spo rts industry. On the other hand，tax policy can play an instrument of economicleverage to encourag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hina's sports industry，and then facilitate the building of the tax incentive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 teristics for sports industry.

Key words: sports industry； tax policy； tax revenue preferential；ince ntives

体育产业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体育社会化、产业化是体育发展的必由之路。改革开 发以来，我国以体育健身服务、体育竞赛表演、体育用品市场等为主要内容的体育产业体系 初步形成,体育产业已经构成了一个独具特色的产业门类。［1］随着我国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的消费意 识从生 存向休闲娱乐转变，这给中国体育产业带来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极大的发展潜力。鉴于 此，从现行税收政策的视角来研究中国体育产业的大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和现实意义 。

1 体育产业与税收激励政策的关联度

体育产业是当今全球经济中发展最快的产业之一，是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我国最具活力 的新兴产业之一。体育产业市场潜力大，启动速度快，产业关联度广，提供就业机会多，具 有明显的综合效益。同时，体育产业具有污染小，产值高，具有关联效应和正外部性，能为 社会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等特征。［2］作为国民经济中极具关联效应和巨大发展潜 力的新兴 产业，由于是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潜力巨大。目前，国内从事健身娱乐业、 竞赛表演业、技术培训业的体育企业、体育产业经营性机构2万多家,总投资额已超过2 000 亿 元人民币,年营业额超过600亿人民币。［3］另据北京奥组委统计，2008北京奥运会 直接带动 体育产业的收入约在30亿美元,而间接收入在54亿美元左右，促进国民生产总值增长0.5个 百 分点。［4］由此可见，体育产业由于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附加 值高，发展潜力大，因而是具有广阔发展情景、永不衰落的“朝阳产业”。

然而，我国体育产业的发展尚处于初期阶段，规模小、产业结构不合理、产业社会化、 产业化程度不高，体育市场零星单一、发育缓慢，面对市场经济环境的适应能力不强，运用 市场机制推进体育产业发展的竞争能力也不强。基于此，其建立、运行和发展迫切需要国家 制定相应的激励政策予以扶持和促进。体育业是产业和事业的结合，并不排斥政府公共财政 对体育的大力支持，这是因为体育产业的许多内容是公益性、社会性的事业，很多不完全是 商业盈利，体育产业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的是国家财政和体育业的相互关系。在目前我国 体育业仍然是“举国体制”的国情下，体育事业和体育产业的发展离不开国家政策的强有力 支持。我们知道，税收政策是国家重要的经济调控政策之一，对资源配置发挥着基础性作用 ，在对体育产业资源的配置方式上起着宏观调控的主导作用。国家在税收政策上给予税收优 惠支持，这是税收杠杆的经济调节手段。特别是在体育产业的发展进程中，税收政策的激励 目标主要体现了国家对这一绿色朝阳产业和仅处于起步阶段和初步增长阶段的弱势产业的支 持与激励，以及对体育产业税收负担的减轻和产业利益的保护。国家通过采取税收优惠政策 措施来促进体育产业结构升级和优化,促进区域体育产业的协调发展，降低体育产业发展成 本、降低体育产业的经营风险，促进就业，鼓励出口，增加产业收益等发挥着主导作用。同 时强调对体育产业的税收公平，而在现行企业所得税的税收优惠政策中，对诸如高新技术产 业、软件产业、集 成电路产业和小型微利企业、创投企业、非居民企业等均制定有完善的税收优惠政策，极大 地支持这些产业（企业）的发展，而对体育产业、文化产业等具有国民经济新增长点的新兴 产业却没有制定优惠政策来专门加以扶持和激励。因此，不管从体育产业是绿 色朝阳产业且具有新经济增长点的长远角度讲，还是从产业周期理论中我国体育产业是幼稚 产业的角度而言，体育产业都应得到国家税收政策的大力扶持与长期激励。国家要立足我国 体育产业的发展的现实国情，依据受益原则和能力原则使体育产业承担的税收负担与其发展 能力相适应，并使纳税人之间的负担水平保持平衡。从税收激励传导机制而言，运用税收宏 观调控手段来实现支持体育产业发展的税收政策目标。主要通过诸如减免税、税前扣除、宽 限期、加速折旧、投资抵免等税收优惠措施对体育产业资源实施优化配置，降低企业的税收 负担，促使其投入与产出效率的最大化，进而影响、调节体育产业中的产品和服务的总需求 和总供给，最终调整和优化体育产业结构，实现充分就业，保持体育产业经济的快速增长。 据国家体育总局资料显示，我国财政对体育产业的扶持每年以12％～13％的增幅增长。［5］可 见，凭借税收扶持激励政策给予相关的体育产业税收优惠政策，为体育产业的做强做大创造 有利条件，获得良好的体育投资效益。而且税收激励政策产生一种良性示范效应，引导更多 的资金流向体育产业，从而带动体育产业的发展。同时，体育产业必须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 和社会利益，承担包括增加国家税收、增强就业，促进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调整等社会责任 。体育产业越大，为社会所做的贡献就越多。这种税收与体育产业的关联性必将有助于促进 我国体育产业的大发展大繁荣，成为现代服务业新的经济增长点。基于此，我国体育产业的 发展离不开政府的积极引导，税收政策作为支持体育产业发展的宏观政策调控工具，激励体 育产业可持续发展，有其客观必然性，必将大有作为。

2 现行体育税收激励政策存在的问题与制约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体育产业已经形成了“体育竞赛表演业、体育健身娱乐业、体育用 品业”比较成熟的三大产业板块。［6］现行在促进体育产业发展的税收激励政策措 施在相关 税种的税收优惠措施中加以体现，主要反映在流转课税、所得课税、资源课税和财产课税中 （表1）。

我国对于扶持体育产业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比较零散、没有形成完整、规范、统一的税 收政策激励体系，而且激励体育产业的税收政策不稳定，特别是临时性的体育税收政策扶持 多，持久性的税收激励政策少，但总体上税收支持力度不大，激励不足，存在诸多的问题和 制约因素。

2.1 现行税收政策对体育产业的激励手段单一、内容不完整，税收负担沉重主要表现在：一是扶持体育产业发展的税收政策激励手段单一，以直接优惠政策为主， 其他方式较少。［7］即从产业（行业）税收优惠的角度促进体育产业发展的税收政 策极少。 二是没有建立一套长久、有效执行的税收激励政策体系。缺乏通过投资抵免、减税、免税、 退税（出口退税和再投资退税）、加速扣除、税项扣除、亏损弥补等直接和间接税收手段来 全面、完整激励我国体育产业发展的税收政策体系。三是现行扶持体育产业发展的税收政策 内容不完善。如对我国未来发展前景广阔的体育创意产业、体育休闲旅游业、体育用品业、 体育竞赛表演业、全民健身服务业、体育广告业、体育会展业等新兴体育产业，以及重点培 育大型体育企业集团和对龙头体育企业的资产重组、创业投资等的税收优惠激励政策几乎没 有，致使扶持我国体育产业的税收政策激励内容不全面、不完善。四是目前体育产业的税收 负担沉重。现行对体育产业征税的税种主要分布在流转课税和所得课税中，其中营业税和个 人所得税是对体育产业征税最多的税种（表2）。如体育健身娱乐经营企业缴纳营业税平 均超过10％，体育休闲娱乐业实行20％的高税率。体育赞助、体育广告等创收收入均要征收 25％的企业所得税等，［8］且体育赞助在企业所得税税前不得列支扣除，还应按照 《中华人 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54条的规定进行纳税调整，并入体育企业收入总额中全 额缴纳企业所得税。由此可见其税收负担的沉重。

2.2 体育业捐赠税收政策存在诸多限制性矛盾，极大制约了体育业筹融资的积极性 一方面，2008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9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 业所得税实施条例》第53条均规定，对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社会力量通过非营利性的公 益组织对体育业公益性捐赠可按年度利润总额12％的标准扣除的规定，超过此标准的部分要 调整缴纳企业所得税。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10条明确规定，企业赞助 支出不得在税前扣除，也不允许企业将其计入成本,这意味着企业对各类体育竞赛和体育产 业的赞助支出不能扣除，增大了体育产业的纳税成本和体育企业的税收负担，极大制约了体 育产业的筹融资，［9］极大地影响了社会对体育业（包括体育事业和体育产业）赞 助捐赠的 主动性和积极性。另一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 得税法实施条例》第24条规定，个人将其所得向非营利性的社会团体和其它社会公益事业的 捐赠未超过个人应纳税所得额30％的部分准予扣除。

然而，两部税法中的捐赠税收政策存在矛盾和限制性规定。具体体现在：个人向非营利 性的社会团体和体育组织的捐赠超过个人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30％的部分不准扣除，而且还 需纳税调整缴纳个人所得税。尽管2008年颁布的《企业所得税法》第9条规定，企业发生的 公益性捐赠支出，在年度利润总额12％的部分准予在税前扣除，但对企业捐赠给国内合法的 其它民间体育公益性团体等非营利性组织，仍然没有享受到捐赠扣除比例的税收优惠政策， 对它们没有一视同仁。另外，新企业所得税法对体育产业税前捐赠扣除比例12％依然偏低， 国际上一些发达国家，如西班牙对体育产业捐赠扣除比例高达100％，免征企业所得税；英 国对体育产业的赞助实施“体育配对”计划和“一英镑对一英镑”政策，［10］鼓励 社会进行 捐赠，以发展体育产业服务于社会。因此，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现行对体育产业的捐赠比 例仍然偏低。

2.3 现行体育业税收政策大多是临时性的，缺乏连续性和持久性 从现行税收政策看，我国体育业税收政策更多的是具有临时性和非持续性，一般是针对 国际（国家）某一大型比赛专门特殊制定而颁布实施的，大都具有一定的针对性和临时性， 其政策缺乏连续性和持久性 。如为支持2008年第29届奥运会和第13届残奥会，我国政府从2003年开始，先后制定和颁布 了一系列专门针对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税收优惠政策。如：1）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关于第29届奥运会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03］10号），对第29届奥运会组 委会实行了13项税收优惠政策。2）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奥运会场馆建设占用耕地 免征耕地占用税的批复》（财税［2004］38号），明确对北京和青岛的奥运场馆免征耕地占 用税。3）2008年，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第29届奥运会第13届残奥会和好运北京体 育赛事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补充通知》（财税［2008］128号），明确了对北京第13届残疾 人奥运会实行的税收优惠政策。4）针对国际奥委会和奥运会参与者实行6项税收优惠政策。 至此，国家对涉及奥运会的营业税、增值税、消费税、关税、土地增值税、印花税、企业所 得税、个人所得税、车船使用税和新购车辆应缴纳的车辆购置税等11个税种给予了免税待遇 ，这无疑对奥运会在我国的成功举办发挥了巨大的支持和促进作用。然而，上述税收政策均 具有一次性，临时性的特征，2008年奥运会结束，这些税收优惠政策也就随之弱化或消失。

3 完善具有中国国情和中国特色体育产业的税收政策建议

与发达国家体育产业GDP平均贡献率3％的水平相比，我国体育产业对GDP的贡献率尚不 足0.5％,［11］这说明我国体育产业化水平仍然十分落后，这与我国竞技体育在国 际上的地 位极不相称。纵观西方各国体育产业发展,政府都在税收政策方面给予优先扶持。基于此， 以国务院的《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的指导意见》（〔2010〕22号）为指南和契 机，适时构建一套完善、持久性的具有中国国情和中国特色的体育产业税收政策激励体系， 显得尤为必要。

3.1 丰富现行体育业税收政策，构建规范统一的体育产业税收激励政策一是扩大体育业税收激励政策范围，将扶持体育产业发展的的税收激励范围扩大到现行 的流转课税、所得课税、财产课税、资源课税和行为课税等所有税种中，构建完善、规范的 体育业税收政策激励体系。二是丰富体育税收政策内容，通过联营、合资（作）、特许经营 和参股等方式，鼓励境内外企业参与体育基础设施建设，在出口退税、期限（税率）减免、 投资抵免等方面给予税收政策优惠。三是凭借税收政策的调节机制，政府应设置“体育产业 风险投资基金”来引导民间资本投资体育产业发展，［12］通过再投资退税、税收抵 免、加速 折旧、税利返还等不同的税收政策，激励境内外企业不断增加对体育产业的投资比例，扩大 其产业投资规模和效益。四是实施差异化的税率政策。由于体育产业中的体育产品（服务） 具有不同的特性和特质，可采取差异化的比例税率形式。［13］如对政府提倡的大众 体育休闲 、全民健身娱乐活动、体育场馆开放免征营业税；对属于高档奢侈体育消费的高尔夫球等高 利润体育项目，应在征收20％营业税的基础上加征五成或十成的特别附加征税；对属于体育 核心层的体育文化推广业、体育会展业、体育新闻传播业，体育出版发行和版权服务业，体 育影视业、体育品牌服务业等体育高端服务产业可从低适用税率，采用2％的优惠营业税率 符合激励体育产业发展的税收政策目标。五是鼓励中小体育企业的发展，对新成立的中小体 育企业给予其企业所得税小型微利企业的优惠政策待遇，同时给予其免征3年的营业税优惠 措施等。

3.2 完善激励体育产业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 1) 在体育捐赠方面，借鉴发达国家鼓励体育产业发展的成熟做法，建议在企业所得税中 ，社会捐赠给各类体育产业的税前扣除标准由目前的12％扩大到30％或50％的扣除比例， ［1 4］进而鼓励或培育社会大众捐赠体育产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同时，对社会捐赠给其他 合法 的体育业非营利性、公益性组织的捐赠款项，按照税收全面优惠原则也应平等地享受国家规 定的捐赠扣除标准的优惠政策待遇；2)在体育产业科技研发方面，对体育企业自主研发（如 体育科技器械、体育装备研发、体育医疗技术等）形成的技术开发费用，允许按当年实际发 生额的200％加计扣除。［15］体育科技企业科技开发前期试验费用，按10％的比例 在企业所 得税税前列支。准予企业按收入总额的5％计提技术开发风险准备金和呆帐准备金，以降低 体育企业的研发风险和研发成本；［16］3)在体育产业的赞助方面，调整现行体育赞 助支出不 得扣除的税收政策，允许企业和个人赞助体育赛事和体育活动的，其出资部分可计入生产成 本或在广告费用中列支， 以鼓励体育产业的筹资融资。4)在体育产业投资方面，对于境内 外企业或个人在我国境内开办新的体育产业项目，或新建（改建、扩建）体育训练、竞赛、 科研设施工程投资建设的，或增加体育企业注册资本的，且经营期在5年以上的，给与其60 ％或100％比例的再投资退税。［17］5)在进口体育器材方面，运动队训练使用的进 口器材的 进口税，采用先征后退的税收优惠给予支持。6)在体育征管方面，鉴于体育的筹资 成本低，开拓体育融资渠道，极大减轻国家财政负担，发展体育事业和体育产业的特殊优越 性等特点，笔者建议国家应取消体育中奖缴纳个人所得税的规定，以吸收更多的社会闲 散资金发展体育产（事）业。7)在新兴体育产业方面，借鉴国外做法，对体育赛事经纪、体 育健身等产业，自开办之日起，免征3年企业所得税；经营性体育事业单位转制为大型体育 产业集团的，三年内免征企业所得税。

3.3 开征体育税，构建中国特色的体育事业和体育产业税收政策体系 发展体育产业是体育业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纵观美国、 俄 罗斯、韩国、西班牙等国家在体育产业发展进程中,各国政府都在税收政策上给予优先扶持 和激励。［18］基于此，国家应建立与规范、持久的体育事业与体育产业相互协调发 展的税收 政策体系。笔者认为，体育产业是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建议国家实行“费改税”，将 从1997年1月开始附加征收的“文化事业建设费”改革为具有中国国情和中国特色的“体育 税”。其征收的税收收入专门用于公益性、非营利性的社会体育事业，以及符合国家产业政 策导向的弱势体育产业的发展，专款专用。具体讲：1）体育税可以设计为独立的税种， 有自己完整的一套科学、合理、有效征管的课税要素和税收政策体系，由国家税务局单独征 收管理；2）体育税也可设计为附加税种，像现行的“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那样， 对缴纳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的单位和个人征收，以其缴纳的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税 额为计税依据，按照3％的征收比例分别与现行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同时附加征收，专 款专用，从而构建具有中国国情和中国特色的体育事业和体育产业协调发展的税收政策激励 体系。

4 结 论

我国的体育产业尚处于产业发展的初级阶段，受其产业规模、产业结构、产业化程度、 产业发展阶段、市场经济环境，市场竞争力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极大地阻碍了我国体 育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其良性运行和长足发展迫切需要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大力支持 。而税收政策作为国家重要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对体育产业的资源配置发挥着基础性调节 作用，能够通过税收优惠激励政策，有效引导调节更多的资本流向体育产业。同时，减轻或 消除现行对体育产业税收政策的制约因素，与时俱进，扬长补短，适时构建和完善一套规范 化、常规性的且具有中国国情和中国特色的体育产业税收政策激励体系。为我国体育产业的 做大做强提供强有力的税收政策支持，进而获得良好的体育产业投资效益，最终达到社会效 益和经济效益“双赢”的体育产业良性发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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