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行政论文范文

高校行政论文范文第1篇

在人类法律史的进程中，个案总是最能触动人们的神经，而个案也正是在世人的瞩目中成为推动法律制度变迁乃至社会变革的第一推手。①个案的这一巨大的历史力量并非来自于其自身，而是因为它的发生源自必然中的偶然。质言之，任何个案的发生都不是孤立的、特殊的，都有其深刻的历史动因和特定社会背景，那些成为推动人类法律制度变迁的个案只是“幸运”地成为了第一个。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因得益于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以及其所伴随的中国市场经济社会的巨大变革，才使得1998年的“田永案”成为可能。“田永案”的意义在于，它在一定程度上扩张了中国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并由此开创了中国高校教育行政诉讼的勃兴局面，因此它也被誉为“具有高校教育行政诉讼里程碑意义”的案件。

(一)1999－2011年高校教育行政诉讼的实践情况自1998年“田永案”至今，已有十数年时间。这期间，“学生诉高校”的教育行政纠纷案件数量已蔚为可观。据“北大法宝”司法案例数据库显示，在1999－2011年间，年均有3.7个生效判决案例，但其在各年之间并不呈正态分布的态势，各年间的案件判决数量有起有伏。我们从图1可以看到，1999年虽开创了中国高校教育行政诉讼的先河，但紧接着的2000年、2001年、2002年，其受案数量却呈明显下降趋势②。这一变动趋势与当时全国法院一审行政案件受案数的变化趋势是一致的。“自1987－1998年全国法院一审行政案件受案数总体上一直呈上升之势，1999年比1998年略为下降，2000年比1999年出现大幅度下降，降幅达21%。”［4］这一变化与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出台有着密切的关系。“解释”第一条对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规定用一个概括性条款取代了《行政诉讼法》第11条的逐项列举。这一司法解释的本意，是为拓宽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但现实却与此相反。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在于，作为一个概括性的条款，它既可以视为受案范围的扩张，也可以被现实中的法官作为“法律挡箭牌”。而法律实践的展开所最终取决于的是现实权力的对比和博弈。一个案件从是否予以立案，到最终的判决结果，在这一过程中，当事人的能力、积极主张的态度，法官的学识、胆识，以及社会的环境、公众的认同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影响。④“田永案”虽已开创先例，并最终刊登在《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但各地法院在面对高校教育行政诉讼案件时仍然显得谨小慎微。①一方面，在是否予以立案受理各地的做法并不统一，仍然将其排除在受案范围之外的例子并不鲜见;②另一方面，从已立案案件的最终判决结果看，学生败诉占较大的比例，体现出法院在面对类似案件时仍然显得过于小心翼翼。

(二)高校教育行政诉讼实践的意义滥觞于20世纪90年代末的中国高校教育行政诉讼，促进了高校学生合法权益的保护和高等院校教育管理的法治化。与此同时，这些诉讼实践的展开对发展和完善中国的行政诉讼理论，从而推进中国现行行政诉讼制度的改革均具有重要意义。一是扩大了公民权利的保护范围。现行《行政诉讼法》第2条将诉讼的客体规定为“合法权益”，其内涵和外延均未作规定。但在第11条又对受案范围作具体列举，仅列举了人身权、财产权。这一制度设置极大地限制了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在当今民主、法治社会，人们受行政法保护的权益早已突破人身权、财产权的范畴，涵盖到受教育权、劳动权、环境权、获得信息权、奖励权、选举权、出版权等社会性权利和政治权利。在高校教育行政诉讼首例司法审判案例中(田永案)，法官们以其勇气、智慧和学识大胆突破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禁锢，通过创造性地运用法律理论和行政法原则，作出了公正且具开创性意义的判决。这一判决标志着法院正式将受教育权纳入到行政诉讼的调整范围，从而扩大了公民权利的保护范畴。相信随着中国民主、法治建设进程的加快，在高校教育行政诉讼领域的这一成果也将惠及到其他公民权利保护领域。这一点已在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的《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得到了初步体现。该司法解释采用概括的方式规定了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被认为是对《行政诉讼法》中以肯定方式列举行政案件受案范围规定的一种突破和扩张。二是促进了高等院校教育管理的法治化。自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中国高等教育获得了迅速发展，其高等教育法律体系建设也取得了丰硕成果，构建起了一个相对独立的高等教育法律体系。但“徒法不足以自行”，近年来高等教育领域侵犯学生人身权、财产权、受教育权的现象时有发生，既损害了高校学生的合法权益，也妨碍了高校日常管理的正常运行。高校教育行政诉讼的启动，为法院监督高校的教育行政行为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在审判实践中，法院针对高校不同性质的行为，分别采取了合法性、程序性审查和合理性、实质性审查的方式予以审查。前者主要针对高校学术性较强的教育行政行为，后者则针对高校的一般教育管理行政行为。从已有的经验看，这些审判实践的开展一方面促成了高校与学生纠纷的规范解决，另一方面也有力促进了高校的依法治校进程。应当说，来自法院监督的压力，不但对高校的行政权力运行给予了行政法上的规制，也促使高等教育体制的设计者开始思考如何在高校内部建立起符合法治化所需的大学治理结构和方式方法，从而加快了高校行政权力运行的法治化进程。三是推动了行政诉讼理论的发展，为中国行政诉讼制度的完善奠定了基础。在中国行政诉讼法学领域，特别权力关系理论一直占据着重要的位置。这也影响到中国相关法律制度的设置，可以说在中国行政法领域的各种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中均可见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身影。除受传统大陆法系国家德国、日本的影响之外，与中国计划体制的长期控制与影响是有着密切关系的。“田永案”突破了高校与学生间事实上存在的“特别权力关系”，并且随着高校教育行政诉讼的进一步推进，两者的这一特别权力关系有进一步弱化的趋势。此外，“田永案”、“刘燕文案”等典型案例的判决，也促使行政法学界、教育法学家开始认真研究“公共行政”、“公务法人”等现代行政法理论的重要问题，这也为今后重构中国的行政诉讼法律制度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撑。

二、理论的回音:高校教育行政诉讼

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及其理论反思自高校教育行政诉讼实践展开以来，中国的行政法者、教育学者对这一新领域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他们对已有的典型个案进行了集中的讨论，并运用比较法学的方法，积极引进西方法学发达国家的先进理论工具，试图对司法审判实践中提出的问题予以理论的阐述和开拓。

(一)公共行政理论:对高校教育行政诉讼受案范围问题的回应公共行政理论认为，行政不仅指国家行政，还包括其他非国家的公共组织的行政，如社会团体、行业组织的行政。对此，现代行政法学理论也认为应突破传统行政法只研究国家行政(国家行政机关的行政)的桎梏，将国家以外的公共行政也纳入研究范围。然而在中国，由于行政法学起步较晚，受传统行政法学理论影响较深，研究范围多局限于国家行政领域，加之中国参与制民主发展仍较为缓慢，国家公权力向社会转移的趋势阻碍较多，这些都导致了中国行政法学的研究对公共行政理论的借鉴、吸收不足。而在相关行政法律制度的制定时公共行政理论的影响更是式微。虽然在“田永案”、“刘燕文案”等高校教育行政诉讼案件中，法院通过将被诉的高校作为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而归入行政诉讼被告的范畴对案件予以受理，但作为一个缺乏判例法传统的大陆法系国家，这些案件的影响仍有很大的局限性。在司法实践中，一些同以高校为行政诉讼被告的相似案件在是否受理时仅因受理法院的不同而面临着不同的处理方式。高校教育行政诉讼领域的这一现象引起了行政法学界的反思，并对公共行政理论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应当说，公共行政理论是对社会环境变迁的一种必然回应。进入现代社会以来，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生产关系的调整，人类进入了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时期，随之而来的则是大量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的产生。面对激增的社会公共事务，国家不能也无力独占行政权力。除国家行政以外，社会行政的兴起已成了一种必然的趋势。而随着社会公权力组织的兴起，其实施的公共行政行为也越来越多地影响着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其权力范围亦不仅及于组织内部相对人，也可能涉及外部相对人，而在其滥用社会公权力的情况下，更会侵犯公民的人身、财产等基本权利。对此，现代行政法将国家行政机关以外的社会公权力组织实施的公行政也纳入其调整范围。虽然中国社会权力发展较为缓慢，但随着市场经济建设的深入和法治进程加快，其发展亦是必然的趋势。现今，中国行政法学界对公共行政理论的研究已有诸多丰硕成果，对将高校、行业组织、社会团体等公共组织的行为纳入到行政法的调整范围已成为共识，只是立法层面的回应仍显不足。

(二)公务法人:对高校法律地位问题的回应目前，关于中国高校的法律地位，理论界和实务界比较统一的认识是将其定位于事业单位，在处理高校教育行政诉讼案件的司法实践中一些法院则将其作为法律法规授权组织予以解决。①但简单地将高校的性质和法律地位界定为事业单位法人，未对其能否作为行政主体予以明确，已造成司法实践的混乱及理论认识的差异。一些相类似的高校教育行政诉讼案件仅因受理法院不同而面临不同的命运，这一现象对保护学生的合法权益和监督高校权力均造成了消极影响。从长远看，其也必将不利于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乃至高等教育事业的持续发展。行政法学界注意到现行行政法规定的局限性及其带来的不利影响。现实的发展亦已表明，随着中国社会的迅速发展，以及政府机构和职能转变，已生长出大量的非政府、非营利组织，它们事实上享有和行使着行政管理职权，并承担着一定领域、一定事项的公共管理职能，而任其游离于法律控制之外必将不利于相关当事人权益的维护。越来越多的行政法学者开始建议在中国的行政法律制度中引入“公务法人”制度②，以扩大行政法的调整范围，从而适应公权力向社会转移的时代趋势。如著名行政法学家马怀德教授在其《公务法人及行政诉讼———兼论特别权力关系的救济途径》［5］一文中，即建议在中国建立“公务法人”制度，将学校等事业单位纳入“公务法人”范畴。在随后的研究中，马怀德教授进一步明确提出，“公务法人与其使用者之间的关系不止单纯的民事关系一种，还包括行政法律关系。公务法人制定内部规则应当遵守法律保留和法律优先原则，不得与法律法规相抵触。公务法人与利用者、使用者发生行政纠纷后，应通过行政诉讼途径解决”。应当说，“公务法人”概念的引入为我们扩大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开辟了一个新的思维空间，而其建立应将有助于解决高等院校的法律地位及其在行政诉讼中的被告资格等问题。

(三)重要关系理论:对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问题的回应1972年德国联邦通过司法判例11提出了“重要性理论”。“重要性理论”是对乌勒提出的“基础关系与管理关系理论”的进一步修正。1956年，乌勒在其著名的“基础关系与管理关系理论”中，将特别权力关系进一步区分为基础关系与管理关系，基础关系包括身份上的关系，如:相对人身份之设定、变更或终止(公务员任命、免职、命令退休，学生入学许可、退学、开除)，以及财产上的关系如薪俸、退休、抚恤等。在基础关系下相对人和人民与国家关系无差别，有关基础关系的法规皆属于法律保留的范围，基础关系下的处分都可以向行政法院提请司法审查。而管理关系则是指行政机关为达到行政上的目的，指示其公务员作为组织的一部分而完成机关内部的勤务。乌勒认为，管理关系下的处置行为可以通过内部申诉途径解决，不受法院的审查。但现实的经验表明，基础关系与管理关系的界限在实务中并不易厘清。对此，在1972年的判决中认为“重要性”是由所规范事物的内容、范围、比例等等是否对整体(人民或各该权力关系)具有重要性的意义来决定的。而基本人权的保障是决定是否具有“重要性”的最关键因素。只要特别权力关系中的行为涉及到基本权利的重要事项，即应受法治国原则的支配。因此，不仅是“基础关系”事项应以法律规定，即便是“管理关系”中涉及人权的“重要事项”，也应以法律规定，而且应接受法院的司法审核。据此，认为该案中监狱依据其内部规定，以监管目的检查服刑人员信件的行为侵害了服刑人员秘密通信的自由，主张监狱只有在法律明确规定时才能限制服刑人员的通信自由。这一判决被视为“对特别权力关系理论最具里程碑的突破”，彻底否定了特别权力关系规则。这一判决的影响很快扩大到其它领域，如在教育管理领域，德国法院认为对攻读博士学位的许可、开除与退学、拒绝颁发毕业证书与留级等行为，因涉及特别关系的发生、变更或终止，属重要事项，其应视为行政行为，行政法院都有审理的权限。中国行政法学虽然在理论上没有明确确立“特别权力关系”这一概念，但其对中国的立法与司法实践都有着持续而深刻的影响。在其他国家逐渐开始反省并改进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时候，我们的法律制度却仍固守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在各领域的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中均可见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身影。“田永案”突破了高校与学生间事实上存在的“特别权力关系”，并且随着高校教育行政诉讼的进一步推进，两者的这一特别权力关系有进一步弱化的趋势。同时，这一司法实践也为中国行政法学界反思和批判“特别权力关系理论”提供了重要的实证研究标本，而其对“重要关系理论”的关注和研究亦将为中国司法实践的深入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撑。相信随着学术界和实务界对“重要关系理论”的共识日益加深，将有力地影响到中国行政法律制度的重构，从而为完善中国的行政诉讼法律制度作出贡献。

高校行政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字:高校教学管理的思维变革行政论文

高校具有机械性特点的传统行政型教学管理，已经不适应时代进步和教育发展的要求，适应性思维范式将成为新时期高校教学管理的指导思维。教学管理适应性思维范式是一种强调适当分权、对外部环境和内部要素的变动采取灵活应变态度的一种思维方式。它对我国高校当前和今后的教学管理改革有暑许多重要的启示。

关键词：行政型教学管理；机械思维范式；适应思维范式；教学管理改革

一、传统行政型教学管理弊端主要体现为机械性特征

培养人才是高校的基本职能，教学是培养人才的主要途径，服务于教学活动的教学管理是高校管理的核心。教学管理是为实现教育目标，根据—定的原则、程序和方法，对教学活动进行计划、组织、领导和控制的过程。教学管理的实质，就是设计和保持一种良好的教学环境，使教师和学生在教学过程中高效率地达到既定的教学目标。

我国高校传统的教学管理模式，是在国家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行政型教学管理模式。行政型教学管理模式是利用行政方法进行教学管理的一种模式，它强调按照权威性的行政法规和既定的规范程序实行教学管理。这种管理模式具有集中统一、有章可循的特点，可以避免各行其是、任意行事，在我国教育发展史上起过非常积极的作用。但后来，它在具体的管理过程中也逐渐产生了一些缺点和弊端。有的学者把当前教学管理存在的问题概括为“三多三少”：行政权力的管理多、学术权力的管理少；共性管理多、个性管理少；低层次的管理多，高层次的管理少。其中，低层次的管理即主要只是满足于教师在“教”，学生在“学”，满足于教学不出问题。而高层次的管理则是要真正把提高教学质量作为中心任务来完成，不仅注重教师在“教”，学生在“学”，而且更注重“教”和“学”的实际效果。

行政型教学管理弊端，归根结底就是“机械性”三个字。我们可以借用教育组织决策机械思维范式来分析这一特点。孟繁华教授认为，教育组织决策的机械性思维范式就是将重点放在对人类知识的起预示作用的因果关系上，对周围的事物全神贯注，实施“有效”决策，这种认识世界的方法是从牛顿的经典科学中获得的。机械决策思维范式特征可以概括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决策主体方面。决策者高度集权；在组织机构上遵循金字塔的等级制度；学校追求表面化、数字上的效益，较少考虑社会责任。第二部分涉及方法系统。采取完全程序性的、线形的、一元性的方法进行思考；信息的采集来自内部；指导控制的手段应用权威等。第三部分涉及决策对象。决策对象永远是被动的，或者说是控制型的，其工作表现为服从、僵化、埋头苦干和各行其是。

利用机械性思维范式来分析行政型教学管理的弊端，我们把它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

1．决策和计划的封闭性。行政型教学管理强调行政管理者的权威性，往往根据上级指示，依据权力意志作出教学决策，制订教学计划、教学改革措施和教学评估标准，编排、指挥教学人员，忽视专家、学生和其他有关人士的参与。决策的民主参与程度不高，透明度低，有时甚至具有一定的“暗箱操作”特点。不仅如此，在决策和计划后，缺乏完善配套的宣传、咨询、反馈、监督和评价机制，从而呈现为一个封闭状态。

2．计划内容的高度统一性。在高校，多年来我们按照行政命令和国家计划，实行统一的教学计划、统一的课程设置、统一的教学大纲、统一的教材和教学方法，和统一的考试形式。这种模式有其合理性，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它曾经起过非常大的作用。但计划内容的高度统一容易导致课程结构呆板、选择空间狭窄、教学内容陈旧，与培养具有创见、讲求个性的现代高素质创造性人才的要求并不相符合。

3．计划执行的强制性。行政型教学管理实行从上到下的直线式管理，强调权威与服从，上、下级之间，管理者和师生之间，教师与学生之间缺乏平等交流和协商，缺少对管理对象特点、要求的分析和把握，按任务实施管理控制的成份多，按针对性原则开展引导服务的少。学校教学管理职能部门和各级教学行政管理人员往往成为支配教学运行的核心和主体，处于教学第一线的师生处于被动和服从的地位。

4．评价分析的形式化。行政型教学管理中，计划的制定及其实施效果的评价都是以决策者为中心，被管理者的评价往往只是作为一般信息的收集工作，而不是作为改进工作和参与决策的重要手段。目前被管理者(学生)的教学评价主要是期中教学评估。但是，由于评价指标体系欠科学、信息收集不全面，定性方法用得多、定量分析用得少，以及评价结果落实不到位等原因，评价很大程度上流于形式。此外，有的学校将教师和课程的综合评价简单化为单纯对教师的评价，缺乏对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的评价。而对教学计划的学年评价和整体评价就更少。

二、教学管理的思维范式转变成为时代必然

强制性的教学管理只能维持规范化条件下的常规运行，面对外界环境和管理系统要素的变化而出现的问题和新情况的适应性比较差，难以进行及时有效的协调和控制。时代进步和教育发展呼唤教学管理的思维范式转变，即从机械性思维范式转变为适应性思维范式。

1．适应性思维范式提出的现代科学基础

孟繁华教授在《教育管理决策新论》一书中认为，教育组织决策的适应性思维范式提出是以现代科学为方法论基础的。20世纪初以来，以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为标志，现代科学诞生和发展起来。随后二、三十年间，以控制论、信息论和系统论，以及后来的耗散结构、协同学和混沌理论为标志的大量交叉学科发展了起来。这样，历史上曾经起过主导作用的，以主观规定性和线形方式传播知识的管理方法，已经不再具有完整意义的适应性，管理方法趋向多元化成为时代的潮流。我们根本没有可能发现绝对严格的因果依赖性，只能以可能性加以预测和判断。科学家为我们描述了一个原则上不能精确认知的世界，概率和统计方法的广泛采用就是基于这种现实。这就是所谓的统计决定论。在管理决策领域，与过去的机械决定论一统天下的情况不一样，统计决定论成为研究者应该遵守的方法论。以统计决定论所体现的科学认识和人们的价值认识这两条轨迹的融合，为我们提供了教育组织决策的适应性思维范式。高校教学管理也是一种重要的组织决策，同样需要遵守科学认识和价值认识融合的原则，也就是需要以适应性思维范式为指导。

2．适应性思维范式提出的时代条件

21世纪是人类走向知识经济，走向开放和全球化的世纪。对中国来说，最大的时代特征莫过于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变。这一转变所引发的社会震动是巨大的。经济领域资源配置机制的根本转变也对教育、政治、文化乃至人们日常的思想和行为方式产生了相对深刻的影响。在高等教育领域，原来大一统的教育教学管理也面临着重大的挑战。国家和社会对用人标准的变化、学生和家长求学需要的提升、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教育收费办法的调整等，都使高校教师、学生和教学管理者处在一个不断变动的环境中。同时，教学管理系统内部人员、知识、财力、信息等要素的关系也在不断变化之中。原来注重维持规范化条件下常规运行的强制性教学管理，难以顺利适应外界环境和管理系统要素的变化。某种程度上，一成不变的机械性教学管理已经成为教学改革深化的重大阻碍。

3．适应性思维范式提出的教育背景

近几年来，在我国高教界进行了两项非常重大的改革：一是管理体制改革；二是高校扩招。目前，管理体制改革已经取得重大成果，高校的合并组建等工作已经基本结束。内部管理尤其是教学管理问题将成为今后一段时间里高校工作的核心内容。教务处谓之“高校第一处”，教学管理也似乎可谓“高校第一管”。然而，无论教学管理问题如何千头万绪，核心都是管理者的管理思维方式。是依然固守行政型教学管理以及相应的机械性思维范式，还是审时度势，大胆转变观念，更新思维方式，以适应变动的教学管理环境和内部要素关系，关系到新一轮教学管理改革的成功与否。特别是自1999年以来，高校扩大招生，成为众多院校的热门话题和发展机遇。它所产生的积极影响自不待言，但遇到的困难也不少。从表层看来，问题主要是师资力量缺乏，教学生活设施不够，图书资料紧张等。中观来看，主要的问题是课程设置、教育教学方式方法等面临着重大的调整。而微观上讲，这些表层和中观的问题背后，核心的问题是管理思维和管理观念问题。能够适应环境、突破常规、扬弃传统的思维方式将使得人们有动力、有胆略、有方向去解决上述的许多问题。

三、适应性思维范式的特征及对教学管理改革的几点启示

教育组织决策的适应性思维范式强调尽量把握事件发展的统计因果关系，对一因多果或一果多因的“多”尽可能用概率来描述。联系到教学管理的特性，针对行政型教学管理的弊端，我们把教学管理的适应性思维定义为：一种强调适当分权、对外部环境和内部要素的变动采取灵活应变态度的思维方式。它的基本特征如下：第一，决策计划的开放性。决策者适当分权，如扩大二级学院的决策和管理权，教师和学生有权参与决策、计划和管理等。第二，计划内容的多样性。在宏观层面的统一标准指导下，各校的教学计划和课程设置、教学大纲、教材和教学方法应该根据具体情况有所创造和个性化。学分制便是这种多样性的典型。第三，计划执行的弹性化。允许在计划执行中根据信息反馈、中期评价等，进行及时妥善的局部调整，如课程组织、课程难度、教学要求等，以缩短教学计划的修改周期。第四，评价分析的科学性。评价分析教学效果应采取科学的标准、规范的程序、负责的处理，在师生得以实质性参与的基础上进行。

适应性思维范式对高校教学管理改革至少有如下启示：

1．下放管理权限，提高二级学院的管理权力

目前，我国高校教学决策机构上，仍然是按照等级制设计决策的来源和分配。一般管理层次由上而下：校长主管教学副校长教务处(教务科、教研科、教改科等)二级学院(系)。工作基本上是自上而下地下达指令和自下而上请示汇报的。校长享有一般教学事务的最后决定权，教务处是作为协助和落实校长决策的职能部门存在的，这两级机构有相当大的决策和管理权力。相反，二级学院(系)的权力相对较小。应对这种集权式的体制作出改革，转变校长和教务处的职能，增强其宏观的规划和指导职能，将一部分管理权力下放到二级学院，允许二级学院在具体的工作实际中创造性地开展教学管理工作。

2．引进现代管理方法，增强决策和管理的科学性

与传统行政型教学管理相应的机械性思维同时又是一种经验性思维，管理者注重的往往是传统的延续、历史的类比、经验的积累、单向的回忆，以及主观的判断和想象等，缺乏对现代新兴管理方式的运用。适应性思维则是要求本着一种开放的态度，适应形势的发展和要求，在教学和管理中引进系统科学、控制论、信息论、决策科学等现代科学理论和管理方法。同时，运用网络化手段，借鉴国际上成功的经验，建立决策信息系统、智囊系统、决断系统、监控系统等完善的决策体制，使决策和管理增强科学性和规范性，减少盲目性和经验性。

3．师生参与管理，建立教学管三方制衡机制

当前，高校教学管理存在明显的权力失衡，特别体现在管理者和管理对象之间。适应性思维指导下的新型教学管理尊重管理对象的主体性。教师和学生，拥有充分的决策、监督等参与权力。管理者从过去的“大包大揽”转变为加强引导和服务，大力倡导师生参与管理。这并非削弱管理者的权力，而是建立教师、学生和管理人员三者之间权力制衡关系，以促进教学管理更加良性和高效运行。应当注意的是，教、学、管三方的权力制衡具有目的共同、手段互助、交往平等等特征。学生要多一些谦虚、理智和建设性，管理者和教师要多一些理解、宽容和支持合作。

4．推行弹性学制，营造创新性人才成长的有利环境

弹性学制有利于克服目前高校教学管理中存在的教学计划统得过多，培养模式单一，学时偏多，专业面窄等弊端，可以适应学生的不同情况和学习要求来安排教学，在保持必要的统一性的前提下，突出教学的个性化要求，有利于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弹性学制是高校教学管理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它既增加了学生学习的动力，同时也为教师提供了较好的激励、竞争机制。当然，弹性学制的实施要考虑国情、校情，一些高校先行的试点经验可以为我们提供有益的借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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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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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金含芬．学校教育管理系统分析[M]．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

[4]冒荣，刘义恒．高等学校管理学[M]．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

[5]孙灿成．学校管理学概论[M]．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

[6]肖菊蓉．论高校素质教育的教学管理创新策略，转引自<大学素质教育与教学——理念·模式·运作>[C]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

[7]孙宗禹．跨世纪的探索——’2000湖南省高校教学管理专业委员会年会论文集[C]．湖南大学出版社，2000．

高校行政论文范文第3篇

大连教育学院在2005年～2006年的“分层次培训需求调研”中就已发现，有些校长只注重个人的主观感受，未关注学校发展中的长期困惑点；培训理念、形式变化快，而校长的认识水平滞后，诸多问题引发了我们的思考。为使新的培训更富有针对性与实效性，2007年4月，我院中小学校长培训中心组织了针对全市中小学校级干部的综合素质状况调研。

一、调研对象与方法

本次调研为封闭式全员普查，调研对象为全市中心校(含独立建制学校)以上校级干部，样本1647人，其中正职校长(含校长兼书记)611人，副校长650人，专职书记(副书记)362人，其他24人，涉及学校561所。

信息采集为无记名方式，共收回有效问卷1548份，占应参加调研人数的94％，达到了调研的总体设计要求。我们使用Excel等软件进行信息重构，使用Spss数理统计软件分析相关数据。

二、调查结果：大连市中小学校级干部素质状况

调研问卷的I卷是自然状况(27题)；Ⅱ卷是能力情况，包括8项主要能力(40题)；Ⅲ卷包括简述(1题)、综述(1题)。调研结果如下。

1、校长自然素质状况

(1)年龄性别方面：年龄结构适当，年轻化趋势明显，但农村地区性别比例失衡。

35岁以下和55岁以上校级干部的比例分别在4.0％左右，36岁～45岁人员占55.6％，46岁～55岁的占36.4％。性别结构总体呈偏态分布，男性占62.1％，女性占37.9‰高中段校级干部男女比例约为4：1，初中段约为3：1；农村校级干部男女比例约为7：1。

(2)学历方面：总体学历达标，但多为后续学历，第一学历水平不高。

校级干部最后学历为全日制本科以上的占71.3％，其中全日制研究生占1.5％，大专学历占24.9％，中专及其他学历仅占3.8％，总体学历达标，但多为职后进修学历。

(3)任职经历方面：职称结构良好，参与教学年限较长，任校级职务年限偏短。

校级干部的整体职称水平较高，副高级以上职称占61.3％，中级职称占38.4％，初级职称仅为0.3％，有较丰富的教学经验。但担任副校级以上职务的年限较短，任职6年以下的占57.4％，10年以上的仅占24.6％。

2、各项能力现状

(1)规划能力：校级干部的规划能力要高于其他能力，城镇校长好于农村校长，正职校长好于其他校级干部，中青年校级干部的规划能力最强。

我们主要用制定学校发展规划来衡量校级干部的规划能力。城乡各有22.0％和34.3％的校级干部混淆了学校发展规划与其他计划的本质区别。正职校长在规划制定方面优势显著，书记、副校长稍显逊色。

36岁～40岁的中青年校级干部在制定学校发展规划方面的能力突出，从41岁开始出现下降趋势，50岁以后规划能力明显呈递减趋势。

(2)行政领导能力：随年龄和任职年限的增加有所提高，但地域差异明显。

26岁～30岁的校级干部的行政领导能力处于最低水平，各年段总体呈现上升趋势，56岁～60岁的水平最高；任职年限越长，行政领导能力越强，二者呈良好的正相关。同时，校级干部的行政领导能力总体上呈现由城市到农村逐渐下降的趋势。

(3)业务领导能力：

①从教学领导能力上看，城镇稍高于农村，副校长要好于其他校级干部。

在校本课程开发和对国家课程标准的把握上，城镇校长好于农村校长；副校长比其他校级干部更胜一筹，校长和校长兼书记均有不同程度的弱化现象，书记则显出了一定的差距。

83.0％的校级干部对校本研修工作有基本的了解，城镇略好于农村，作为校本研修的第一责任人的正职校长并没有显出优势，而副校长对校本研修内涵的理解更准确，书记对这方面的关注还不够。

随着年龄的增长，校级干部的教学领导能力呈逐渐降低的趋势。一般情况下，任职年限越长，脱离一线课堂教学的时间就越长，越会出现学科专业能力弱化的态势，对这方面工作的重视程度可能会有所减弱。

②教育领导能力发展比较均衡，显现地域与年龄差异。

校级干部在对6岁～18岁学生身心特征的把握方面，表现出了较明显的地域差异和年龄差异。农村学校校级干部在此方面显得比较薄弱。46岁～55岁的校级干部在学生成长规律探索方面较其他年龄段的校级干部能力偏弱，而56岁～60岁的校级干部在教育领导能力的各个方面都表现出了优势。

(4)人力资源管理能力：城乡差异不明显，正职校长略显优势。

在中层干部选拔与聘用的全程监控问题上，书记的表现十分突出，副校长差距较大。面对发展性教师评价、教师反思、教师专业发展等问题，完中和九年一贯制学校的校级干部在各项能力指标上均表现出明显的强势；除职业高中之外，城乡之间、职务之间的差距不太明显。

(5)公共关系能力：总体偏低，城镇高于农村，正职校长略高。

在处理与上级行政机关的关系、执行上级决定的问题上，城乡中小学校级干部的态度基本一致。校长们在对突发事件，尤其是对校园伤害事故的处理方面还不够成熟，但无论城乡，正职校长在处理突发事件方面的能力要明显强于专职书记，副校长在这方面的能力最弱。

(6)自我发展能力：

①与其他几项能力相比，校级干部的此项能力最弱。

在这方面，我们主要调查了校级干部的自然科学知识、人文科学知识和获得知识的方法。从调查结果看，干部们基于网络环境下的多视角、多渠道获取全方位信息的能力一般。男性校级干部的自然科学素养优于女性，女性校级干部则在人文素养方面显出了一定的优势。本科学历的干部在此方面并未显示出明显的优势。

②校级干部的法律基础知识水平较低。

约有97.0％的校级干部对社会关注度较高的热点问题和无异议的法律常识掌握较好，而对学校中的常规法律问题等重视不够，认识模糊。

(7)信息技术能力：有较明显的地域及年龄差异。

通过对常见搜索引擎、网络通讯、数理统计分析软件应用三方面内容的调研，我们发现，城镇校级干部的整体水平高于农村，随着年龄的增长，此项能力从整体上呈下降趋势。总体看来，校级干部对网络的熟悉程度还不够，充分利用丰富的网络资源提高自身能力的意识还有待加强。

(8)语言表达能力：总体呈中等偏下水平，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呈逐渐下降趋势。

调研中，只有10.0％左右的校级干部语言和书写能力得了高分。26岁～40岁年龄段的综合分析能力较强，46岁以后出现明显下降趋势。一部分校级干部对政论文的结构把握不准，不能开门见山提出论点，在展开论述部分不会深入剖析，层次不清晰。文章中表现出来的理念比较陈旧，说理无深度，思维不够连贯，逻辑性不强。

93.1％的校级干部对教育行政部门严格要求的、必须亲自动笔写作的常用文体，如述职报告等的内容和写法，把握比较准确。

三、总体结论

1、年龄结构合理，但基础性素质结构尚待优化

大连市36岁～45岁段校级干部的比例最大，在27％以上；男性校级干部的比例占近2／3；学历达标，但第一学历较低，职后学历的含金量明显不足；岗位实践经验不足5年的占半数以上。优化这支队伍的整体素质，是今后工作的重要课题。

2、在发展规划、人力资源开发和教学领导三大能力方面总体均衡发展

不同的角色地位，使校级干部显示出各自的能力优势：

正职校长在学校发展规划、人力资源开发方面的能力较强，并且不存在地域和学段间的明显差异。但出于对上级教育行政部门的依赖，使大多数校级干部认为自己不需要具备发展规划能力和人力资源开发能力。

书记在学校人力资源开发，尤其是中层干部的选拔和聘用方面表现出较强的能力。

副校长在教学领导和德育管理能力等方面显示出一定的优势，对校本研修内涵的理解更为准确、到位。

3、行政领导、公共关系、自我发展、信息技术和语言表达能力待提高

近1／3的校级领导缺少独立的财务核算意识。

副校长和农村地区的校级干部公共关系能力较弱。

专业倾向和性别对校级干部的自我发展能力产生较大影响。理科专业的男性校级干部对基本的数学问题的直觉判断能力较强，显示出自我发展能力的优势。

校级干部个人的信息意识不强，信息技术能力一般，对信息技术人员的依赖性过大，农村校级干部在此方面的能力偏低，且能力水平与年龄成反比。

校级干部的书面语言表达能力总体呈中等偏下水平，缺少亲自动笔写作的意识。读书量不足是最主要的原因。

4、在法律知识的理解和运用方面整体水平较低

校级干部对法理和从法律角度需重新认识的“习惯看法”等掌握得不好，对与学校中不经常发生的事情有关的法律知识掌握一般。这与缺乏实践经验有一定的关系，更与许多校级干部不重视法律知识的学习，缺少法理知识，不能很好地理解、掌握和运用相应的法律知识有直接的关系。

5、学校年段和类型对校级干部各项能力的发展影响较大

在人力资源管理能力方面，尤其是在中层干部的选拔和聘用方面，中等职业学校的校级干部与其他学段的学校差距不大，但在规划能力、业务领导能力方面存在一定的差距，这与中等职业学校的特点有密切的关系。

四、政策建议

1、进行分类、分岗培训

针对不同区域、不同性质的学校的实际和不同职务的校级干部，在进行能力和需求差异分析的基础上，进行分类、分岗培训。

继续加强对校级干部，尤其是对正职校长的培训，使“第一责任人”的观念真正落实在行动上。借助校长发展工作室、校长成长档案等形式，提炼学校管理经验丰富的校级干部的成功经验，加强对新任校长的工作指导。适当加强对副校长和书记的专项培训，提高其业务素质和管理水平。

加大对农村中小学校级干部的培训力度，提高农村校级干部的综合素质。提升中等专业学校校长的整体素质。针对中等专业学校的工作性质和特点，设计专门的培训内容，选择合适的培训方式。

2、提高干部的自我发展能力

通过各种途径，强化中小学校级干部自主学习、自主读书的意识。在培训班中加大自主读书学习的力度，开展各种形式的读书论坛和沙龙，并充分利用网络平台，开展网上读书、论坛活动。要定期组织全市范围内的校长论坛，营造大连市中小学校长互动交流、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文化氛围。

3、加强信息化素养培训

(1)加强现代信息技术培训。使所有的校级干部都能借助网络自主学习、自主发展，改变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形成终身学习的能力。

(2)加强网络培训课程建设。通过开设必修、选修模块，提高校长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通过实施网络培训的学分管理，满足不同层次、不同地区校级干部的培训需求。

4、提升处理公共关系的能力

加强对校长行政能力和人力资源管理能力的培训，处理好各级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与学校之间的关系，促进大连市基础教育的和谐发展。

高校行政论文范文第4篇

“易班（E-CLASS0）”是由上海市教卫党委、上海市教委发起的学生网络文化建设社区。易班具有话题、博文、网盘以及手机应用等功能。易班作为班级信息互动、院校信息交流的主要平台，承担着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担，成为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重阵地。易班目前主要服务于高校师生群体，自2012年下半年起，易班基本上覆盖了上海市全部高校，其功能逐渐完善，一步步推向全国。

二、易班作为学生网络社区的现实基础

1、网络思政社区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随着互联网飞速发展，互联网给人们提供相当多的便利，大学生网民越来越多，网络上的内容是丰富多彩的，可以说是无奇不有，吸引着大学生们。大学生的成长需要有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的引导，出于既能满足大学生上网的需求又能净化大学生的思想的考虑，在贯彻中央关于“主动占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阵地”、“牢牢把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动权”的思想，易班采用严格的实名认证可以保障师生的健康网络环境，易班的出现正适合了目前网络思政教育的现实要求。

2、打破传统观念下获取信息的单向性

传统观念下，学生获取班级、院系以及学校的通知的途径是单向的，学生只能接受信息而没能主动去获取信息，比如老师的通知会让学生干部口头或信息传达，院系的各项活动主要通过学生干部宣传、纸质海报宣传、电子屏幕宣传等等，花费相当多的宣传资源。利用易班开展学生活动，不仅打破了传统学生活动所面临的时空限制，即单向性。易班网是师生现实活动的虚拟构建，提供了传统学生活动所缺乏的虚拟互动平台，其独有的院系班级的网络关系优势还有助于组织者创新学生会活动形式，包括活动通知、活动计划贴宣传、后期活动成果展示以及同学们话题互动等等。易班平台有利于班级、院系乃至全校学生主动获得学生会活动宣传资料，超越了传统单向性的传达活动通知，也超越了传统局限在班级范围内的活动，学生们可以选择性的参与非本班级、非本院系的活动，同时学生获取信息的时间非常及时有效，获取活动内容宣传直观明了，从而更加全面、及时、有针对性地开展学生会活动。

三、学生易班网络社区的现状分析

1、参与度不高、吸引力不够

易班起初在推广的过程中依靠行政力量从上往下地推广，从校级到院系再到班级。很多学生习惯QQ、人人网以及微信等互动平台，在这些平台上进行交流，分享一些娱乐性信息。易班的开展以“网络思政教育”为主，加上起初的信息量较单一，学生往往会将易班和QQ、人人网以及微信平台进行对比，易班上缺乏娱乐项目的现实、缺乏非主流的信息使得学生一下子难以适应，而且学生对易班各版块的熟悉度也不够，使得学生的参与量不够以至难以进行互动，学生们会产生一些抵触的心理。在平日的班级管理、院系管理的过程中，师生之间的联系主要是通过QQ、飞信，师生之间的互动主要通过QQ空间和邮箱的回复、微信状态时时沟通，这些沟通方式也是比较便捷的。目前，老师们尤其是辅导员对易班的认可度不断地上升，但是现实实施过程中，比如院系从辅导员中选一位担任易班指导老师，该指导老师易班活跃度较高，其他辅导员参与度不够，没能真正使得易班成为思政活动、资源共享的平台。

2、易班社区平台信息缺乏整合性

如今易班作为思政网络社区具备通知、主题班会活动、院系活动报道、学生作品展示、学生博客撰写等等一系列功能，当然也存在一些特色板块比如公益板块、创意板块以及热门话题等等，从目前易班的发展情况看，信息分类较多，在班级、院系都有帖子发放处、公告发放处，但是各种板块分类较多、较杂，信息没有进行系统的分类，比如按信息内容进行分类、按信息时间先后进行分类等，使得学生们寻找信息难度大，花费的时间多，也使得学生感受到信息可信赖度低。学生学习是第一任务，易班在教学方面的板块相对较少，即使得专任教师较便捷地进行带教互动、作业布置等板块较少，教学资源信息较分散。目前，在易班网络所有师生均在一起，没有区分辅导员还是专任教师，两者在工作性质和工作内容上是有区别的，没有进行板块划分，毕竟学生第一课堂和第二课堂还是存在本质上的区别。目前，易班上第二课堂活动较分散，第一课堂内容稀缺。当前，沪上很多高校校园网信息平台已经较完备，易班所拥有的一些功能和信息项目校内网上也会设置，学生经常会浏览校内网上的动态和个人信息门户内的个人上课安排和成绩情况，校园网一般是比较系统的，这一点易班暂时还没有那么系统，但是易班拥有优于校园网平台的双向互动功能，校园网仅仅是一个单向信息的一个平台，两者若能整合资源相互兼容，这样，节省人力物力财力，整合后易班网络社区平台应该在校园网基础上进行信息和内容的增加，增强师生之间双向互动。

四、如何更好开展学生易班网络社区的对策探究

1、“校-院系-班级”管理模型构建。

目前本校易班管理实践模式从上往下依次为学校易班发展中心、院系易班分站、易班班级三个层次。在接下来的易班建设过程中，首先，需要加强学校易班发展中心的统筹作用，统筹作用包括整个学校层面信息的和活动建设，院系层面需要将易班分站和本院系的学生会紧密联合，做到院系学生会职务和易班职务共兼完成院系易班分站建设，包括院系通知、活动开展以及作品分享等等，班级层面需要班团干部带头分工明确、积极凝聚班级成员充分利用易班做好易班班级建设；其次，学校易班发展中心定期给院系易班分站站长进行培训，培训内容包括市易班相关政策、易班板块变更介绍、易班用法的挖掘、易班的奖励政策、易班网络社区平台的技术支持以及鼓励学生们对易班的支持和信赖等等，院系易班分站站长负责定期给院系层面的团队进行培训，院系层面的团队负责定期给各班班团干部培训，班团干部定期给班级成员培训，这样一定程度上提高学生们在易班上的凝聚力，从而调动学生在易班上的参与度。

2、资源充分整合设想

从上海高校来看，各高校对各种校园网络信息平台比较重视，但是校园网只是单向性的校园信息公布平台，如果各高校能够将本校易班网络互动社区与本校校园网进行互接并进行信息的兼合，那么至少在学校下达事务性通知、教学教务安排、奖学金评定、推优工作进展以及招生就业等等方面内容均可以在校园网和易班上同时出现，两平台对接后，也可以避免在易班上重复发送某一信息，造成信息泛滥没有指向性。易班作为网络互动社区更多一层意义便是信息的互动与交流。学生在班级和院系能够发表各自的想法，能够与师生进行沟通，以公平公正达成凝聚力。学生能够在校内网上看到的信息门户在易班上也能同样清晰明了，关于奖学金评定、推优的开展、学生会成员的选拔以及各项活动的安排学生均可以通过易班进行时时互动，有益于各项评定和各项活动均能公开公平接受大家的意见，做到多方面的沟通、集思广益，以此来增加易班的活跃度。以院系为单位，作为教育工作者，要熟悉易班，党支部书记、指导团学的老师、辅导员以及专业课老师找准易班上各自对应的版块，专任老师主要负责学业指导、带教安排以、作业收取以及作业展示等等，学生管理老师们利用易班网络社区平台，管理好班级、指导学生开展学生活动以及撰写思政论文等等，进行网络道德教育和主流文化的引导，使得学生增强理性判断的能力，正确解读社会热点、国际焦点，用理智的头脑建立“学生态度和老师回应”的反馈机制，变传统的单向灌输为双向沟通，从而建立信任和理解，促进易班网络社区平台更好地发展。■

高校行政论文范文第5篇

后来我又从其他资料中看到了民国时期一些教授们的铮铮铁骨。

？笠 傅斯年呛老蒋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曾向中国政府提供5亿美元的贷款，按当时的官方汇率折算，合100亿元法币。如以黑市汇率折算就更高了。孔祥熙利用自己财政部长的权力，倒买倒卖，从中贪污了3390万。事情披露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教授在参政会上提出质询。此事闹大了，舆论汹汹。不得不亲自出面宴请傅斯年，做他的工作，为孔说情。席间蒋问道：“傅先生信任我吗？”傅斯年的回答很干脆：“我绝对信任。”蒋立即回应：“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任用的人。”傅斯年的回答铿锵有力：“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委员长也就应该信任委员长所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把堵了个严严实实，呛得话也说不出来。在傅斯年的穷追猛打下，不得不下令免去孔祥熙的职务，改由宋子文出任行政院长，后来，宋也被他“骂”下台。

平时召见傅斯年，他在蒋的面前也是翘着二郎腿说话，而不是毕恭毕敬诚惶诚恐。到1948年，傅斯年眼见越来越腐败，更在公开场合大骂政府是一堆大粪，也未“修理”过傅斯年，反而于不久后的11月决定任命傅斯年为台湾大学校长，并且信任有加。

？笠 熊十力的打油诗

1936年10月，过50岁生日，特地邀请北大教授熊十力参加生日宴会，这是很大的面子。那天，在的生日宴会上，政府中的达官贵人，纷纷争先恐后向献媚，丑态百出。熊十力十分鄙视，挥毫写下一首打油诗。全诗如下：

脖子长着瘪葫芦

不花钱买篦梳

虮虱难下口

一生无忧

秃秃秃

净肉

头

熊十力将这首楼梯式的诗写好后，大笑而去。见了面红耳赤，哭笑不得。只好听任熊十力离去。

抗战胜利后，熊十力来到了武汉，看到九省通衢的长江重镇满目疮痍，而不顾人民死活，积极准备内战，引起他对倒行逆施的不满。他要揭露和讽刺政府的黑暗统治，一连多日，于大白天手持灯笼在武汉的商业大街上旁若无人地行走，引得路人纷纷驻足观看，好奇之人实在弄不明白，就拦住问他：“先生青天白日打着灯笼走路，这是何故？”他有意地大声回答说：“如今是天昏地暗，豺狼当道，不掌灯何以行路！”惹得不少围观者频频颌首。

？笠 马寅初：“前方吃紧，后方紧吃！”

抗战爆发后，马寅初以专家身份考察中国的战时经济，对的军政要员大发国难财极为不满，他将这种情况精辟而形象地概括为“前方吃紧，后方紧吃！”有针对性地提出征收“战时财产税”。他说：“政府对发国难财者应从速开办临时财产税，先从大官之中发国难财者入手，令其将用政治势力所获得的不义之财全部提出，贡献于国家，以为其余发国难财者戒。”这个矛头是直接指向孔、宋家族的。于是就有人奉命前来劝说马寅初，说可以把北碚立法院的好房子让他居住，想购买黄金，只要他提个数字，可以立即照办，如要去美国考察，不论长住或短期都行，经费不成问题。马寅初自然明白他们的伎俩，遂发表“严正声明”：

一、在此国难当头，我绝不离开重庆去美国考察;

二、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我要保持说话的自由，政府的立法院没有多大意思，我绝不去北碚居住，并要逐渐同立法院脱离关系;

三、不搞投机生意，不买一两黄金，一元美钞。有人想要封住我的嘴，不让我说话，这办不到！

此后不久，马寅初到重庆大学担任经济学院教授和商学院院长。在高校任职使马寅初有了更大的抨击的平台。对马寅初坚持自由主义和民主立场，在无可奈何之下，提出三个职务让其挑选：中央银行总裁、财政部长、全国禁烟总监。可马寅初丝毫不为所动。要重大校长叶元龙陪同马寅初来见他，蒋对叶元龙说：“我要当面同他谈谈，他是长辈，又是同乡，总要以大局为重！”叶怕碰钉子，就让侄子去向马寅初转达这个消息，可马寅初回答说：“叫校长陪着我去见他，不去！让宪兵来陪我吧！”又说：“文职不去拜见军事长官。没有这个必要！见了面就要吵嘴，犯不着！再说，从前我给他讲过课，他是我的学生。学生应当来看老师，哪有老师去看学生的道理！他如果有话说，叫他来看我！”虽生气，也只好给自己找台阶下，对叶元龙说：“我是想同他谈谈经济问题。你回去告诉他，以后有时间，随时可以来找我。”马寅初始终不去见。

？笠 张奚若不喊“万岁”

1924年，张奚若回国后，曾任清华大学、西南联大政治系主任，他是位很有个性的学者，敢于坚持自己的主张，保持独立的人格，当他听到有人喊“蒋委员长万岁”时，就曾说过：“现在民国了，为什么还老喊‘万岁’，那是皇上才提的”。

1946年，西南联大、云南大学等四校联合举办时事讲演会，张奚若担任主讲。在西南联大图书馆前的大草坪上，面对六七千名听众，他对展开了猛烈抨击。张奚若说;“在报纸上马路上常常可以看到一个名词‘赤匪’，假如共产党可以叫做‘赤匪’的话，我想就可以叫‘白匪’。其实‘白’字还太好了，太干净了，他们简直就是‘黑匪’！”他还一语中的地给政府下了“好话说尽，坏事做绝”的定论。因此，“中国要有光明的前途，只能是废除的和的个人独裁。”他说：“为了国家着想，也为本人着想，蒋应该下野。假如我有机会看到蒋先生，我一定对他说，请他下野。”在听众的一阵哄笑声中，他才正式开讲。讲演中，他说：“现在中国害的政治病是――政权为一些毫无知识的、非常愚蠢的、极端贪污的、极端反动的和非常专制的政治集团所垄断。这个集团就是中国。”

1937年在庐山举行国事谈话会时，请张奚若参会，对张奚若可谓是“国仕”之礼遇了。但不久之后，张奚若就与发生了冲突。一次在例行的国民参政会上，张奚若以一个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身份发言，言词激烈地抨击了的独裁和的腐败。顿感难堪，于是打断他的发言，插话说：“欢迎提意见，但别太刻薄！”一怒之下的张奚若拂袖而去。等到下一次参政会再开会时，政府给他寄来开会的通知和路费，张奚若当即回电一封：“无政可议，路费退回。”

？笠 钱端升不畏

25岁就做了清华大学教授的钱端升，在国民政府时期，做过国民参政会的参议员：他与张奚若、罗隆基、周炳琳一起，成为“最害怕起立质询的参政员”。

钱端升经常发表政论文章，批评时政，针砭时弊。虽然很害怕他开口质询，却很重视他的才华，表现形式之一就是想让他做官。但钱先生还是想回学校教书。《胡来往书信选》中有一封钱先生致胡的信，说他和陈布雷见的情况。钱先生告诉他将回北大继周炳琳之后做法学院院长。

在整个20世纪40年代，钱端升都服务于西南联大。抗战后期，美国副总统华莱士来华访问，专程到昆明西南联大来。由当时地下党和民青发起，写了一封致华莱士的英文公开信，揭露的独裁统治，要求民主和自由。这封信贴在联大校门内的民主墙上，负责接待华莱士的钱端升等先生，陪着他立在那里看这张大字报。

国共内战爆发后，昆明四高校的学生自治会在西南联大图书馆前大草坪上举行时事晚会。那天钱先生演讲的题目是“对目前中国政治的认识”。钱先生满腔悲愤，激昂慷慨，大声疾呼：“内战必然毁灭中国！”“我们需要联合政府！”会场上掌声雷动。不意这时突然一声枪响。随后枪声大作。原来云南警备司令部第五军的官兵，早已包围了学校。他们躲在校园周围的土坟头后面，对空放枪。……群众本来站立听讲，会议主持害怕流弹伤人，就要求大家席地而坐。这时正站在台上演讲的钱端升教授，表现出大义凛然，不畏的崇高气节，他不顾劝阻，仍然神色自若地站在土台上高声演讲……

高校行政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北京市；公务员考试；申论备考

1.前言

北京市各级机关2013年公务员考试录用公务员公告已于近期公布，公告的，犹如战争的号角吹响。2013年上半年北京市公务员共招录1880个职位，相比去年同期增加288个职位；共招录3673人，比去年减少了496人。从单位性质来看，行政机关招录人数最多，1126个行政机关共招2285人，占到总人数的62.21%，其次为参照公务员法管理单位有493个，招录人数为672人，占总人数的18.30%。而决定能否考上公务员的关键性科目之一就是申论。申论备考是一个厚积薄发的过程，“场上一分钟，场下十年功。”申论有别于其它科目，申论功底的磨砺多半有赖于日积月累，唯有通过不断的强化训练、总结反思，在周而复始的学习中固强补弱，才能由量变转为质变，方可在日后的决战中取胜。北京市公务员考试申论在发展演变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独特京味为基础，同时又适当参照国考的特点。本文就2013北京市公务员考试申论备考进行分析。

2.北京市公务员考试历年申论主题特点

北京市公务员考试申论的主题，呈现出三个特点：多领域交叉进行考查、注重中观命题角度、关注社会热点问题。

2.1 多领域交叉进行考查

从表1可以看出，北京公务员考试申论选取的题材包含各个领域，尤其社会领域，往往是北京申论选材的重点领域，2009年以后，社会领域的问题几乎每年都有所涉及，这说明北京市十分关注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出现的关乎民情社情的问题的，比如全民阅读关乎国民素质的提高，城市规划关乎国民幸福感的提升，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快现象中人的精神迷失关乎精神的构建，等等。在选材的过程中，不会单纯从一个领域出题考查，而是多个领域相结合，加大难度，考查考生对于一个问题的全面把握的能力，考生要能够透过现象看清本质，并且在复习热点的过程中，不仅要一维角度看热点，还要多维发散思考，由点到面地深入分析。

2.2 注重中观命题角度

北京公务员考试申论的命题，不同于国家公务员考试热衷于从战略高度来认识问题，而是习惯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态五大领域的微观层面入手，比如同样是考查文化领域的问题，国家公务员考试会选择文化失根、道德建设、文化遗产保护这些宏观角度去考查，而北京则会从全民阅读、市民文明素质这些微观角度去考查。

2.3 关注社会领域热点

从历年的真题来看，北京公务员考试申论题材关注社会领域热点。例如2012年北京申论考试的主题围绕“快”字展开，这和2011年“7、23”动车事故以来，整个社会都在提倡降速这个话题息息相关。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非常多的负面作用日益显现：片面追求速度，压缩工期，工程质量难以保障；速度上去了、管理跟不上；经济发展与自然环境的保护严重失衡，经济发展与公共事业与社会发展严重失衡，出现了诸多的社会问题。2012年北京申论主题的选择，与当时的社会热点联系非常紧密。此外，2005年的“节俭办奥运”、2007年下半年的“城市摊贩管理”以及2009年下半年的“酒后驾车与全民健康”等题材都和一段时间内的社会热点问题相关联。这是北京市申论考试题材选择的又一特点。

3.如何有效做好2013北京市公务员考试申论备考工作

3.1 重视历年申论真题，熟悉出题模式

历年真题中凝结着命题人的思路和模式，建议考生把最近几年的真题研究透彻。第一遍接触真题的时候要严格按照考试时间和流程把题目做一遍，然后核对答案找出差距，直至把每一套题完全弄懂。这样一方面可以检测自己的水平，另一方面可以锤炼自己的作答技巧。此外，多做真题，还可以熟悉真题的样式，熟悉真题的提问方式，熟悉考试流程，所以说真题是真正高质量的“模拟题”，只有在真题已经全部做完，研究透彻的情况下，才建议考生选择模拟卷。模拟卷的选择的也是有一定标准的，一是要与真题的样式相同或相似，至少应该与大纲的要求保持一致，二是要与近期的热点贴合。同时，提请大家注意：一般考生容易犯的错误是看的多写的少，重视在搜集信息的基础上冥思苦想但不重视实际练习，重视形成观点而不重视文字表达。建议考生订好计划，积极利用往年真题进行阶段性练习，先做题，后看答案，模仿考试场景进行“闭卷”作答。作答完成后按照参考答案自行修改，也可以找老师批阅。

3.2 学习国考好榜样

2012年北京申论考试，无论是考试大纲还是主题的选择以及材料的安排上，都体现出了紧随国考申论步伐的特点，从北京2012年的考试大纲中，我们发现，其申论能力要求与国考省级（含副省级）以上综合管理类相似。主题也体现了这一点，基本上就是2012年国考省部级综合管理类的精神与2012年国考行政执法类的经济安全的汇总。再如，2011年北京申论考查的城市规划主题与2011年国家地市级申论考查的在城市化过程中，过快的城镇化导致的乡村文化失根的问题，都是以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为命题范围，只是落脚点有所不同，北京申论落脚点在于在城市化中城市发展问题。

因此，在复习北京申论的同时，考生也要花一些心思研究一下国考真题，不要将目光只锁定在本市的申论试题上。

3.3 研读社会热点，积累考试素材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研读社会热点，积累考试素材，是应对申论的取本之道。历年来申论考试的命题围绕着社会热点问题进行，而且与中央基础性政策文件有密切的关系。或是对政策进行前瞻，或是考查对已文件的深入领会。选对资料，培养语感。《新华网》是一个不错的准备公务员考试的网站，其中的“新华评论”的文体风格非常值得借鉴；《人民日报》的“人民论坛”也是不错的选择；当然，要想在语言上真正有所突破，简单的浏览是不够的，需要花费时间和气力。如果能够每天朗读、甚至背诵两到三篇人民日报社论或新华评论，效果是非常好的。关注社会热点，掌握基本的理论知识。关注这些问题的同时，不但要关注其理论背景，而且最重要的是关注这些问题的发展现状以及针对其问题的具体的解决思路和对策，对社会热点进行分类，总结，这些积累很可能在考试中发挥巨大的作用。

3.4 备考申论一定要搞清楚申论不会考什么主题

要想搞清申论会考什么主题，不如先搞清楚申论不会考哪些主题。

第一，涉及外交、台海、国防等相关问题的主题，即使再热门也不会考。申论考查的是考生处理公务的能力，对于更广泛的公职人员来讲，这些问题是不需要他们思考的。因此，这类问题不会考。

第二，在实践工作中并没有形成较成熟解决方案的社会问题不会考。这类问题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正处在摸索阶段，经验尚不成熟，如果拿来做申论主题，对出题、判卷标准设置都会造成一定的困难。因此这样的问题也不可能考。

第三，被考滥了的主题，肯定不会再考了。在近年，国考、省考中出现过，甚至反复出现过的申论主题，一般也不能作为申论考试的主题了。

3.5 培养四种意识

第一，审题意识。审准题目是申论作答的第一要务。千万别自作高明，答一些能显示自己才能但和题目不沾边的话，那样你答的相关内容基本上是一分不得。考生要做到：第一，每一个答题标准都能详细知道应当在作答中如何体现；第二，一定要明确题目要求你答的问题是什么；第三，一定要把这个问题放到资料中去，对资料中与这个问题有关的部分要详细阅读并做标记，与本问题无关的内容可略读。如果不重视审题，那么，题审偏了，写的再好不过是南辕北辙徒劳无功。因为所有的评分标准都是紧紧围绕题目的设置来设计的，资料和题目是评分时最大的标准。

第二，规范意识。规范意识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字数要符合要求，二是卷面要整洁规范，三是使用较为标准的官方用语。在同样的作答质量下，一份规范、工整、字体美观大方、无错别字和语法错误的试卷会比一份潦草、模糊、字迹难辨识、作答不认真、又脏又乱的试卷高出至少十分以上。鉴于申论作答多是以政府的角度出发来论述问题的，建议考生在作答语言风格上也应遵从官方的标准，尽量使用官方用语。其基本要求是既典雅纯正，又明确通俗，符合机关工作文书和政论文体严谨平实的语言要求，申论的语言运用必须准确，词语来源必须规范，使用规范的现代汉语，使用准确规范的现行政治术语，避免语法错误和用词错误，不得生拼硬造词语和句子，一切以符合语法规则、符合官方用语惯例为标准。要切忌空、浮、虚华的文风，因为申论作答和文章写作的目的是致力于解决实际问题，而绝不是艺术创作甚至是无病。

第三，结构意识。结构条理这一点常常被很多考生忽略，很多考生认为只要把内容答全了、观点正确就足够了。实则不然，合理的作答结构不仅便于阅卷人快速提取要点，很多时候更是占有一定分值的，即结构分。很多申论题目都有“条理清楚”的要求。条理清楚，就是在思路、结构、顺序三个方面清楚。一是答题思路清楚，二是结构层次清楚，三是答题顺序清楚。一般试题所问，就是答案所答，问什么就要答什么，这是基本的答题思路；先总体概括，再具体分析，最后总结论述，每一个大的要点，用一个总领句概括题旨、领起下文，在本层内部再分几个小层具体表述，“从总述到分述”的层次关系，是答案的基本结构；按照题意要求，先答试题第一问，后答试题第二问，先概括问题的要点，再分析和论述从要点中引申得出的观点，按正确的顺序把答案各部分组织起来，这是基本的答题顺序。

4.结语

综上所述，2013北京市公务员考试申论备考只需要把握住四点即可沉着应考。首先，注重阅读，培养能力。许多考生由于阅读能力不高，严重影响了对资料的正确理解，进而严重影响答题的质量，甚至答非所问。其次，针对题型，掌握技法。“申论”题型就那几种，每种题型都有解题的技法和答题的模式，考生必须灵活掌握和运用。其次，关注热点，重视模考。针对各地及国内的社会发展的热点主题，有意识地进行模考自测，提高认识问题的思维能力。最后，注意细节，苦练基本功。正确运用语言文字，注意答题的要求和格式，保持卷面的整洁，卷面上力争不出现字、词、句、段落等方面的明显错误。

参考文献：

[1]肖飞，李秀斌.申论写作知识（三）――概括“给定资料”反映的主要问题[J].新长征（党建版），2011（11）.

[2]汪莉.论《申论》的写作特征[J].阅读与写作，2012（01）.

[3]张志华.申论考试中的“人本”理念透视[J].写作，2012（13）.

高校行政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介入 综合性学术期刊 改制

2012年8月3日，新闻出版总署颁布了《关于报刊编辑部体制改革的实施办法》（下称《办法》）。《办法》的颁布，意味着酝酿多时的报刊编辑部体制改革进入实质性阶段，绝大多数综合性学术期刊也将从原先的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接受市场的考验。可以预见，失去了传统体制庇护的大量低水平综合性期刊将在市场的残酷竞争中被淘汰，而那些真正具有开放意识和先进办刊理念的学术期刊将赢得先机并生存下来。

一、传统体制下综合性学术期刊的三大迷途

《办法》的实施，意在表明改革者将采用一种激进的方式，直接向那些制约中国学术期刊质量提升的沉疴开刀。但是由于中国学术期刊分为专业性期刊和综合性期刊两种，其改制的效果也是不一样的。专业期刊因为专业性强，经过多年的经营，获得了不错的口碑，行业认同度高，改制后可以更加专心地做强做大专业。而综合性学术期刊则不同，看似文史哲经管法什么专业都有，但是专业大拼盘的运作方式，让综合性学术期刊更像不同专业的杂乱集合，而不是有效综合。综而不强，无疑限制了专业化方向的发展，无法像专业期刊那样获得学科内部的认同。因此，改制后的综合性学术期刊无法依靠专业和学科的优势在体制内谋生，只能面向读者市场。但是糟糕的是，传统体制庇护下的综合性期刊如同扶不起的阿斗，早已经忘记了读者市场。长期以来，综合性学术期刊的工作几乎都是围绕着作者办刊。之所以出现这样的问题，与传统的学术期刊的评价机制有关，不是市场说了算，不是读者说了算，而是行政化的体制说了算，出现了即使发行几百份的学术期刊也能生存下去的怪现象。这种考评机制，窒息了综合性学术期刊的活力，导致综合性学术期刊关门办刊，远离当代生活，小而散、同质化、圈子化的问题非常严重。可以想象，改制后的综合性学术期刊如果不思变革，不仅“富有思想、富有探索精神的学者和学人高度集中的”学术共同体难以形成，而且被市场淘汰也将成为必然。[1]具体而言，传统体制下的综合性学术期刊存在三大迷途：

1. 迷途之一：封闭有余，开放不足。传统的综合性学术期刊遵循的是专家投稿编辑出版同行或者他者评价（转载或转引）成果奖励的出版路径，这套体系在学术期刊与高校和科研院所之间形成了一个封闭的自循环系统，并构成了一种学术利益的短暂平衡，导致的结果便是，办刊的好坏不是读者说了算，而是第三方评价机构或者领导说了算。这套评价体系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把衡量一个期刊成功与否的读者指标排除在外，结果是综合性期刊的影响力微乎其微，遑论市场影响力。近年来，几乎每一次重大的社会文化思潮争论，都不是首先在学术期刊的引领下进行的，学术期刊在这些话题上的参与度远在大众媒体之下。各玩各的，满足于小圈子内的自说自话，井水不犯河水似乎成了学术期刊办刊的潜心态。传统的、封闭的、不及物的、不接地气的办刊方针，以及所遵循的这一套知识生产流程，既滋长和纵容了这种心态，也反过来巩固和强化了这种心态。

学术期刊处于今天的尴尬地位，外界的客观因素是次要的，说到底是自身的内因使然，是由于它失去了20世纪80年代以《读书》为代表的学术期刊的那种对重大话题的介入能力和意愿，缺少了思想的力量，也就谈不上对民众日常生活的影响力了。

2. 迷途之二：学术性凸显，思想性淡出。学术期刊以学术为本位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好，但是如果学术期刊以学术为唯一旨归，忽视思想的力量，忽视对现实生活的介入，那么就存在问题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知识界有一个很著名的口号，那就是“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由于特殊的原因，这个口号有其历史的正当性和指导意义，一批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的旗手从广场回到书斋，强调专业操守和学术规范，对建构规范的学科体系功莫大焉。但是物极必反，正是这种所谓的专业化训练，让博士生在学术规范的桎梏中舍本求末，谈不上思想的建设和对现实的关怀。然而，综合性学术期刊在其中并没有起到把关人和引领人的作用，反而通过强化所谓的专业办刊迎合这种所谓的学术研究范式的变迁。20世纪80年代那种热火朝天的场面不见了，别说是在从事专业研究的同时，别说保持一种人间情怀，就连一点人间烟火气也不见了。今天大多数综合性学术期刊发表的文章，要么在故纸堆和历史文献中构建自己的小天地，要么在考证诸葛亮的老家在南阳还是在襄樊的学术中摇头摆尾，要么在不知所云的专业术语或者时髦新词中作话语狂欢，要么在一些伪学术的纠缠中制造虚假的繁荣。出现这些问题，根子在于放弃了思想的追求和人文的坚守。

3. 迷途之三：工具性凸显，人文性不足。在整个学术生产体系中，一份有抱负的学术期刊，不仅具有学术成果评定和的功能，还通过学术成果的甄别和，起着学术引领的作用。但是，在目前的评价体系下，学术期刊并没有起到很好的引导作用。在行政化的考评下，很多学术期刊在乎的是所发文章作者是不是名家、文章发表后被转载和引用的频度等外在特征，至于其内容是否具有深刻的思想和学术价值，是否反映“大地上的云霓”，是否真正介入了现实生活，就不得而知了。在工具理性的主宰下，“为了丰富数字，科研机构、学者个人纷纷攒文章、奔项目，重评价形式而轻成果内涵，学术研究成为数字的奴隶”，[2]而学术期刊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主动迎合这种需求，并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二、介入：综合性学术期刊的拯救之道

在传统的学术期刊资助体系下，综合性学术期刊的根本弊端就是作者本位、拒绝读者、闭门办刊。但是在市场中求生存的综合性学术期刊必须开放办刊，以读者而不是作者为本位，以市场为导向调整自己的办刊策略，将介入现实、关注现实作为自己生存下去的拯救之道。当然，市场是一把双刃剑，正如拒绝市场的学术必定死路一条，对市场不加辨别地投怀送抱也是死路一条。那么，学术期刊的出路何在？

首先要对学术期刊的读者市场有所定位，我们需将之放到整个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来考量。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人对知识和学问的认识，经历了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从改革开放之初的“知识就是力量”的呐喊，再到新世纪的新的“知识无用论”的杂音泛起，因此，不难发现，当中国的社会政治开放、思想解放的时候，人们的心态积极向上，普遍相信通过个人的努力、通过对知识和文化的获取，最终能够达致个人的幸福，20世纪80年代人们重视知识和学问，学术期刊的繁荣就是明证。而当社会矛盾突出、分配不公的时候，人们宁愿相信权力、关系而不是知识是改变个人前途的力量，对读书和学问也就看得不那么重了，这也是转型期的当下，“知识无用论”重新返潮的原因。但是随着中国转型期改革的推进，经历了中等收入陷阱，特别是一个善治和良治的政治体系的建立，“头上的灿烂星空”和“心中的道德法则”再次成为全社会赞叹和敬畏的法则时，人们又会重新激起对知识和学问的渴求。而这时候也将是学术期刊走向繁荣的开始。这样讲，并不是说今天的综合性期刊只需静静等候，无须作为，而是说其应为即将到来的社会稳定期做准备，要从书斋和象牙塔的封闭空间里挣脱和解放出来，放眼当下的社会现实。与其他期刊比较，综合性社会科学应该肩负起向民众深度阐释时代的使命，当下的中国社会呈现出非常复杂的形态，已经无法用简单的知识和逻辑加以解释，社会和民众已经不再满足于简单的解读。对中国问题的深度而不是肤浅的解读，已经成为一批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层人士的知识需求。当一个社会重新走上良治之后，必定会对知识更加尊重，对学术也更加渴求，而这些，都建立在综合性学术期刊对现实的深度介入之上。

那么，综合性学术期刊如何介入现实生活？学者王小章在评价丹尼尔・贝尔的介入性思想时指出，贝尔思想中有三个值得推崇的地方：“第一，他的研究方法论，即中轴原理的视角加上缜密敬畏的历史考察的独特方式；第二，他的营造旨在理解和把握长时段社会变迁的方向和性质的‘大观念’的非凡能力；第三，他的明确宣示的价值立场以及从他的著作中处处表现出来的人文关怀和现实担当。”[3]王小章评价贝尔的文字提示我们，提倡介入的学术期刊，它所发表的文章首先是学术的，这是学术期刊的根基，因此它遵循的是严格的学术规范和缜密的学术逻辑，它所表达的思想是以学术的语言传达出来的。与政论文章和宣传文章以喊口号或者站队的方式干预社会现实不同，它更多改变的是观念的世界。其次，学术期刊提倡介入，意味着它所关注的现实不是某一具体的事物，它也不热衷于对某一具体社会问题发议论、下结论，它要从琐碎而芜杂的社会现实中寻找到超越的力量和未来发展之道，它要做的是对社会历史发展的总体性的把握，要剥开碎片化的现实的迷雾，照亮人类未来发展的方向。再次，提倡介入的学术期刊所发表的文章不再是冰冷或空洞无物的文字，即使是对历史材料的考证，提倡的也是经世致用，所表现的是学者的人文关怀和现实担当。介入理念的学术，一定是“作为精神上的志业”，[4]而不是橱窗里的展品或者屏风上的风景。具体而言，以介入为信念的学术期刊应该做到三点：

第一，以介入为信念的学术期刊，一定是具有人文性和反思性的学术。与专业性期刊相比，综合性社会科学期刊的优势不在其专业性上，而在于其综合性上。而这种综合性不是过去的不同学科的简单罗列，或者不同学科的大拼盘，而是经过精心策划和仔细编排之后的提倡跨学科、跨专业甚至超学科、反学科力量的融合，它以中国的问题为瞄准靶心，以学术的方式深度关注社会问题，深度研究时代之变。它应该关注中国当下的重大前沿问题，追踪时代和改革大潮。

综合性人文学术期刊的选题不是从故纸堆中来，也不是从实验室中来，而是从中国当下特定的历史性事件――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化中来。也就是吴晓明先生所讲的，中国学术的自我主张意味着自觉地意识到它所采取的思想形式植根于当今中国的历史性实践之中，意味着这种思想的开展力图深入捕捉当下中国的社会现实，并将自己的对象领域具体化为真正的“中国问题”和“中国经验”。[5]因此，介入性的综合性学术期刊既要努力研究发展方式等具有前瞻性、战略性和全局性的重大战略问题，也要特别关注稳定物价、房产税、社会管理创新、食品安全等一系列当下社会民众最关注的问题，在力图解决上述问题的过程中，提供专家的视角和智慧。它注重把重大而复杂的现实问题转化为学术论题，通过学术名家条分缕析的理论剖析，寻找看似不相关的表象背后的深刻关联和解决之道；它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摇旗呐喊、寻路问计、建言献策；它采集人文社会科学专家具有前瞻性的观点，为社会的健康发展把脉，同时也作为思想交流、观念创新的舞台。此外，强调介入的综合性学术期刊，“不仅要对中国的问题发言，同时也应对全世界、全人类普遍存在并且备受关注的问题发出自己的声音”。[6]它所要探讨的应是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话题，诸如“全球文化、全球现代性、超民族主义、世界主义、全球生态文明”等，它应该在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上提供中国智慧和思路。

第二，以介入为信念的学术期刊，并不是一种庸俗的功利性介入，它并不要求学术期刊像一般的期刊那样，在追逐时尚和热点的话语狂欢中迷失自己的方向，也不是要意识形态化或者泛政治化。综合性社会科学期刊所提倡的介入，是要超越“左”和右的意识形态的争论，注重的是真的问题、思想的引领和深度介入。综合性学术期刊并不是要振臂高呼，而是要通过知识和观念的创新，引领社会思潮的变革。它所提倡的介入，代表和引导的是一种冷静、理性、建设的力量，是对经济繁荣背后的社会政治可能的危机发出警告；或者在复杂琐碎的社会生活乱象中，在焦虑迷茫的社会情绪中，找到失衡的节点，并提供心灵的慰藉。它关注的是重大的人文社会基本问题，它要在这些重大问题上集中力量产生重要影响的成果，它更要穿越纷繁杂乱的现实世界和网络世界，用权威的、科学的观点吸引和引领读者，通过真正有价值的学术研究，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式作出某种诊断和预言式的警示，对中国乃至人类的未来提供具有方向性的指引。

第三，学术期刊强调介入，意味着它的关注目标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不再以学院里的作者和编辑为唯一的关注对象，而是把对象转为更加广阔的读者队伍，广大读者需要什么样的学术，学术期刊就应该生产什么样的学术，它将人文性和反思性作为自己的价值基点。以人文性为价值基点的学术期刊，将重新审视数字管理的评价方式，引导学者对人的存在状态进行勘测，对人的生存意义的建构，以及围绕着这些问题的讨论。它应以“平等、理性、科学、真理、人格、个性和公平作为自己的基本观念”的 “真正的或理想型的中国人文精神”作为反思和引领的力量。[7]与报纸和一般的大众期刊的区别在于，综合性学术期刊的目标就是通过思想的力量和观念的革新，促进整个社会向着文明、多元、包容、开放的方向发展，这个过程更多是深层次的、潜移默化的。

总之，以介入为宗旨的学术期刊是对传统体制下的作者、编辑为读者的不良倾向的反驳，它要在专业性与大众性之间、在学术性与思想性之间、在规范性与超越性之间架设桥梁，在对学术前沿话题和社会热点问题作深层次的理论评析时，体现人文温情和时代精神。

参考文献：

[1] 眭依凡.从南科大之困审视大学管理去行政化[J].探索与争鸣，2011（09）：75-81.

[2] 王春燕，张春海，孙文娟.中国学术评价需要中国标准[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03-19.

[3] 王小章.丹尼尔・贝尔.介入的观念[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0.

[4] 马克思・韦伯，钱永祥.学术与政治[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5] 吴晓明.学术评价与历史性实践[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03-19.

[6] 王宁.“全球人文”与人文学科在当代的作用[J].探索与争鸣，2011（08）：8-12.

[7] 俞吾金.我们究竟需要怎样的人文精神[J].探索与争鸣，2011（08）：3-5.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中文系

高校行政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沃尔・索因卡；非洲文学；尼日利亚；译介；研究

沃尔・索因卡（Wole Soyinka， 1934 C），尼日利亚著名剧作家、诗人、小说家，1934年7月13日生于尼日利亚西部约鲁巴族一个开明的西化家庭，后留学英国。1960年回国，创作《沼泽地居民》（The Swamp Dwellers， 1958）、《狮子与宝石》（The Lion and the Jewel， 1959）等戏剧。1986年，因“以广博的文化视野创作了富有诗意的人生的戏剧”，索因卡成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非洲作家。沃尔・索因卡以多部剧作和一本《狱中诗抄》（Poems from Prison， 1969）而闻名。他不仅仅是一位非洲乡土作家，还以深厚的西方戏剧知识和素养赢得了“非洲的莎士比亚”之美称。索因卡至今已发表二十多部剧本、两部长篇小说、多本诗集、三卷本自传，还有不少文学评论和政论文章。

从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外国名作家传》开始，索因卡的名字就逐渐为中国读者所知晓。在他获诺贝尔文学奖后，更激发了人们了解、研究他的兴趣。仅从1986到1987一年间，就有二十余篇推介性文章分别发表在《人民日报》、《文艺报》、《世界文学》等各大报纸、杂志和高校学报上。本文试图从戏剧、诗歌、小说与传记三个方面，来总结和阐述国内对索因卡的译介情况，并在此基础上展望未来国内的译介发展趋势。

一、索因卡戏剧的译介

索因卡很早就以剧作家的身份闻名于世。他探索戏剧这种艺术形式，是因为它与非洲的素材、非洲语言形式以及笑剧创作联系紧密。他的戏剧频繁而又驾轻就熟地使用许多手法，如舞蹈、典礼、假面戏、哑剧、节奏、音乐、慷慨激昂的演说、戏中戏等等。这些都是属于舞台艺术而又真正植根于非洲文化的艺术表现形式。

索因卡的戏剧创作始于20世纪50年代，并持续至今。他的戏剧创作体现了他对殖民文化以及非洲传统的态度的转变。20世纪50年代，索因卡积极接受西方文化教育，把非洲的希望寄托于西方外来文化。他相继发表了《凯菲的生日宴》（Keffi's Birthday Treat， 1954）、《新发明》（The Invention， 1957）、《沼泽地居民》、《暴力品质》（AQuality of Violence， 1959）、《狮子与宝石》这些作品，对非洲传统持怀疑甚至否定态度，表现出明显的亲欧倾向。60年代，非洲各国相继独立。索因卡敏锐地察觉到对于非洲而言，西方人的文化殖民更为危险，于是开始肯定并大力宣扬非洲传统文化。他在这一时期发表了《裘罗教士的磨难》（The Trials of Brother Jero， 1960）、《森林舞蹈》（A Dance of the Forests，1960）、《我父亲的负担》（My Father's Burden，1960）、《强种》（The Strong Breed， 1963）、《停电之前》（Before the Blackout， 1964）、《孔其的收获》（Kongi's Harvest，1965）和《路》（The Road， 1965）。70年代，面对非洲的混乱现实，索因卡看到非洲传统文化的局限和不足，因而发表了《疯子与专家》（Madmen and Specialists， 1970）、《死亡与国王的侍从》（Death and the King's Horseman， 1970）、《欧里庇德斯的酒神女伴》（TheBacchae of Euripides， 1973）、《紫木叶》（Camwood on the Leaves， 1973）、《杰如的蜕变》（Jero's Metamorphosis， 1973）、《文尧西歌剧》（Opera Wonyosi， 1977）等，决意反思非洲传统，并企图融合西方文化，以寻求对非洲传统的超越 。80年代以后，经历了种种精神上的徘徊游离之后，索因卡最终又回归约鲁巴传统。他把希望寄托于非洲神话世界，认为传统和过去更有意义，提倡一种“神话整体主义”，相继发表了《未来学家的安魂曲》（Requiem for a Futurologist， 1983）、《巨人的游戏》（A Play of Giants， 1984）、《空地男孩的受福》（The Beatification of Area Boy， 1996）等。

通过归纳索因卡戏剧的写作特色，学界一般认为其戏剧创作可以分为两个不同的时期。早期多半为喜剧，格调轻松诙谐，富于幽默和讽刺。而1960年后，他的写作呈现了一种更为悲剧的性质。精神的、道德的和社会的冲突显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险恶；对善与恶的记录，对破坏力和建设力的记录，也越来越含糊不清，他的戏剧含义变得模棱两可。其剧作以讽喻或讽刺的形式，采用了道德、社会、政治等方面的问题来进行神话式的戏剧创作。这一时期的作品，题旨上以揭示尼日利亚乃至整个非洲的社会现实为主，风格上逐渐变得隐晦、荒诞。尤其在《路》与《疯子与专家》里，其“荒诞的倾向就显得非常突出，以致不少西方评论家拿他和西方荒诞派戏剧的代表贝克特比”（邵殿生 1987：55）。

国内对于索因卡戏剧作品的翻译比较集中，数量较少，版本单一。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大陆出现最早的索因卡戏剧作品是由李耒、王勋翻译的《路》，收录在1983年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非洲戏剧选》中。随后，1986年第2期的《世界文学》杂志刊载了由邵殿生翻译的《沼泽地居民》。1987年第7期《外国文学》杂志刊载了由钟国岭、张中民翻译的《森林舞蹈》，进一步推动了索因卡作品在中国的传播。1990年邵殿生等翻译出版了收录有《路》、《沼泽地居民》、《狮子与宝石》、《森林舞蹈》、《裘罗教士的磨难》、《疯子与专家》等作品的戏剧选集《狮子与宝石》（漓江出版社），该书较为系统地向中国读者展示了索因卡的戏剧作品。最近一部翻译的戏剧是由2004年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蔡宜刚翻译的《死亡与国王的侍从》。

自索因卡1986年获得诺贝尔奖，引起世界性的关注后，国内对索因卡及其作品的研究也逐步升温。据有记载的资料显示，《读者》第1期率先译介了索因卡的评论性原文作品。王三槐发表《奥因・奥贡巴》，翻译并总结了尼日利亚评论家O・奥贡巴评论索因卡戏剧的著作《转变的运动――索因卡戏剧研究》（Oyin Ogunba： The Movement of Transition， A Study of the Plays of Wole Soyinka， Ibadan University Press，lbadan， 1975）。这是国内最早对索因卡及其戏剧进行的评论。同时发表在《读者》第1期上的还有朱世达的《我是非洲文学的一部分――记沃莱・索因卡》，向国内读者简介了索因卡的生平及其戏剧作品特色。吴保和在1987年同时发表了两篇有关索因卡的文章，分别是《上海戏剧》第2期上的《非洲的“黑马”――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渥尔・索因卡和他的戏剧创作》，以及《艺术百家》第2期上的《非洲文坛的一颗明珠――诺尔文学奖获得者渥尔・索因卡》，较为系统地介绍了索因卡的戏剧创作及其戏剧艺术。

20世纪80年代，国内对于索因卡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索因卡生平及其戏剧作品概论的简介，尚未出现对其戏剧作品进行文本研究的文章。直到1992年，王燕在一次会议上从《路》这一作品出发，探讨了索因卡戏剧的形式。该讲话以《探谈艺――索因卡戏剧形式刍论》为题，被收录在了会议录《东方丛刊》第4辑中。这是国内最早对索因卡具体的戏剧作品进行研究的文章，开启了我国研究索因卡戏剧文本的先河。

此后，从文化角度对索因卡的戏剧进行研究的成果较多，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领域：戏剧作品的悲剧精神研究、后殖民理论研究、宗教文化研究和戏剧中的民族文化研究。研究对象主要是《死亡与国王的侍从》，而《森林舞蹈》、《路》、《狮子与宝石》和《疯子与专家》的研究较少，目前尚未出现针对《沼泽地居民》、《裘罗教士的磨难》的专门性研究。

针对《死亡与国王的侍从》的研究，学者主要从后殖民主义视角和悲剧精神为研究切入点。如韩丹在《后殖民视角下的》中，从后殖民主义视角进行研究，指出戏剧《死亡与国王的侍从》表现了作者对国王陪葬的传统文化、传统习俗以及西方殖民下的外来文化存在着既支持又反对的两种观点。而赫荣菊在《从看索因卡的悲剧精神》一文中，则通过对剧中人物艾勒辛的伪美学悲剧性和欧朗弟的悲剧性超越进行分析，认为索因卡创作该剧的真实目的，其实是为了张扬以约鲁巴文化为主体的悲剧精神和民族意识。高文惠在《索因卡的“第四舞台”和“仪式悲剧”――以为例》一文中同样对其悲剧精神进行研究，认为索因卡对约鲁巴传统悲剧的原型、实质、美学效果、约鲁巴玄学体系的意义及在现代戏剧舞台上如何表现等方面做了系统而深入的阐释。也有学者从宗教文化视角进行研究。马建军与王进发表的《 中雅西宗教文化冲突》一文，“围绕非洲约鲁巴民族及其宗教死亡仪式，成功地再现了1946年约鲁巴人和英国殖民者之间的史实性文化冲突，以当代后殖民主义及文化研究理论，从宗教文化角度重新解读《死亡和国王的马夫》，批判了剧作者所持的“普适”人性观点及其对人物悲剧的狭隘解释，赋予剧中的悲剧以新的文化内涵。”（马建军、王进 2005：161）

对索因卡其它剧作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后殖民领域和民族文化领域。如余嘉发表了《森林之舞：后殖民语境下的索因卡剧作研究》，探讨了索因卡戏剧作品中表现出的具有后殖民性的两大特征：本土性与政治性和抵制西方文化殖民、弘扬本土文化的精神。黄坚、禹伟玲在《与的后殖民主义解读》中指出，《森林之舞》和《路》是独立后的非洲国家所面临的殖民困境的真实写照，探讨历史、现在与未来这个主题。王慧也在《论中的民族文化认同》中指出，该剧既表达了索因卡对欧洲外来文化的嘲讽，也表露了其对非洲本土文化的推崇。通过这些作品，索因卡努力地在后殖民文化背景下，在欧洲现代文化与非洲传统文化的碰撞中探索传统非洲社会的现代化之路。

上述译介为国内学者进行索因卡戏剧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索因卡的其它戏剧作品，如《凯菲的生日宴》、《暴力品质》、《我父亲的负担》、《停电之前》、《紫木叶》、《未来学家的安魂曲》、《巨人的游戏》、《空地男孩的受福》等戏剧原文却仍没有学者进行研究。

二、索因卡诗歌的译介

索因卡的诗歌创作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1967年索因卡出版了《艾丹勒及其他诗作》 （Idanre and Other Poems， 1967），那个时期尼日利亚西部发生了选举暴乱（1964-1965），66年1月进而发生了军事，66年5月北部地区又发生骚乱，接着是66年9月的大屠杀，67―70年的三年内战紧随其后。索因卡在《艾丹勒及其他诗作》中以“66年10月”的标题直接表现了那次大屠杀。而在1972年发表的 《地穴之梭》 （A Shuttle in the Crypt， 1972）则记录了军事和三年内战。到1976年《奥冈，阿比比曼》 （Ogun Abibiman， 1976）发表时，索因卡以非洲“奥冈萨卡”（Ogun-Shaka）的神话传说构成全诗，借以表达他对非洲政治社会的现状和未来的看法。不久之后，这首诗成为南非最终取得反种族歧视斗争胜利的预言和序曲。到1989年的诗集《曼德拉的土地及其他诗作》（Mandela's Earth and other poems， 1988），则表达了诗人庄严的政治承诺，即为了把种族隔离这一殖民主义势力在非洲的最后残余彻底地驱逐出去，必须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南非黑人领袖曼德拉拒绝以妥协换取自由，诗人为此发出欢呼。2002年发表的《撒马尔干市集》（Samarkand and Other Markets I Have Known， 2002）是索因卡最新的一部诗集。

在台湾地区，对索因卡诗歌的译介和研究相对较早。1986年索因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台湾的《幼狮文艺》就曾刊载过两首他的狱中诗。随后有唐山、倾向联合出版的贝岭编、黄灿然和王浩威翻译的《狱中诗抄――索因卡诗选》（2003）、杨泽翻译的《萨马尔干市集――索因卡诗选》（2003，时报文化出版社）。而在中国大陆，直到2000年后，才出现汪剑钊译的《非洲现代诗选》（2003，河北教育出版社），以及发表在《外国文艺》、《世界文学》等期刊上的诗歌，如“致我初生的白发”、“死后”和“资本”、“献给祖国的花束”等等十几首短诗。关玉培认为索因卡的“诗和他的剧作一样，手法多样化和针对社会现实”（关玉培1987：70）。在《非洲现代诗选》的导言中，汪剑钊综述了索因卡诗歌的基本特点，认为“他的诗歌题材广泛，渗透着强烈的使命感。许多基调不同的作品证明，他不愧为大师级的非洲作家，……他既表现忧郁、悲伤、沮丧，也善于用讽刺的笔墨进行调侃、揶揄，更擅长以抒情的反思来亲切地追忆似水年华”（汪剑钊2003：12）。

相较索因卡的戏剧，国内对于其诗歌的研究较少，已有的文章主要从后殖民文化角度进行研究。宋志明《“奴隶叙事”与黑非洲的战神奥冈――《“奴隶叙事”与黑非洲的战神奥冈――论沃勒・索因卡诗歌创作的后殖民性》，提出索因卡的诗歌创作本质上是一部“奴隶叙事”，充满了殖民地作家的反抗精神，具有显著的后殖民性。远洋于2015年5月在文艺报上发表《老虎索因卡的愤怒之诗》，对《给我最早的白发》、《黎明》、《死于黎明》等多首短诗进行了分析概括，认为他的诗在殖民背景下深入挖掘非洲文化，自觉担当启蒙重任。

总结而言，国内对于索因卡诗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狱中诗抄》，而对于他的其它诗歌如诗集《艾丹勒及其他诗作》、《曼德拉的土地及其他诗作》以及《地穴之梭》、叙事诗《奥贡・阿比比曼》等的研究则是凤毛麟角。

三、索因卡小说传记的译介

从20世纪60年代起，索因卡相继发表《痴心与浊水》（The Interpreters，1965）、《此人已死：狱中笔记》（The Man Died： Prison Notes， 1971）、《反常的季节》（Season of Anomy，1972）和《在阿凯的童年时光》（Aké： The Years of Childhood， 1981）等一系列小说传记类作品，显示了非凡的文学叙事创造力。

小说中文译著的成果较少。主要有沈静和石羽山翻译的《痴心与浊水》（1987， 外国文学出版社）。同年，敦理出版社出版了张国祯和颜斯华翻译的版本，并将题名译为《诠释者》。2001年，由冯国超主编的《世界文学名著百部》（2001， 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收录了周辉翻译的《阐释者》，是该小说的最新译本。在沈静和石羽山的译本序和译后记中，他们较为全面地介绍了当时尼日利亚的社会背景和索因卡的创作历程，同时指出，他的小说“不但蕴含有极深刻的哲理，还处处发出宗教的气息”（沈静、石羽山1987：382），更具真实性。此外，译者还对小说中的五个主要人物进行了逐一评述，不仅分析了索因卡的意识流写作手法，还揭示了抨击和讽刺时政的深厚主题内涵。而索因卡的另外一部长篇小说《反常的季节》，国内几乎没有专门的研究及译著。

对于索因卡小说作品的研究，始于刘合生1989年发表的《传统与背叛――沃尔・索因卡主题初探》。这是国内最早对索因卡小说作品进行研究的文章，开启了索因卡小说研究的先河。由于译本出现相对较早，针对《痴心与浊水》这部小说的文本研究已经较成熟。国内学者主要从女性主义、文化构成、殖民主义等理论与视角出发，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文本分析。有学者专门对《痴心与浊水》中的女性人物形象进行了研究。如周声在《民族寓言的讲述困境――以中的性别叙事为中心》中从性别叙事的角度出发，对这部小说进行“再解读”，分析了该小说中的女性叙事。刘江在《中女性“他者”形象的解读》中以存在主义女权理论的角度，分析男权制度的压迫是造成女主人公们“他者”形象的重要原因。他认为女性以“自欺”的方式去解决面临的困境，只会固化“他者”形象，进而提出只有反抗才会使女性获得真正的自由和自我解放。还有学者从文化结构进行了论述。王燕发表《两种异质文化的兼容与整合――从解读索因卡小说的二元文化构成》，从索因卡思想上二元文化结构的成因及在其小说叙事中的表现出发，分析小说叙事的开放性和兼容性。也有学者从殖民主义等视角对《痴心与浊水》进行了细致解读。在《殖民主义残存与历史中的希望――从看尼日利亚历史与未来》中，李阳在殖民主义视角下分析了主人公的婚姻形态、传统和死亡观。秦银国在《诗性、哲性与神性的融合――从谈沃里・索因卡的叙述艺术》中对小说的时空关系处理进行分析，阐释了索因卡叙述艺术的文化哲学。

国内对于索因卡传记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在阿凯的童年时光》。邵殿生选译了传记《阿凯――童年纪事》，发表在《世界文学》1987年第4期上。文章提到这部传记曾被评为1982年英语文学最佳作品之一。此传记于2008年由谭莲香重新完整翻译，并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中文译名改为《在阿凯的童年时光》。高文惠于2011年发表《精神的试验和自我发现的旅程――的自传价值及其自传意识》，从价值和自传意识方面进行研究，分析了这部自传的精神价值和艺术价值，以及隐藏在叙述背后的作者的自传意识，高度评价其为一部成功的艺术自传。

对于索因卡的另外几部传记，如《此人已死：狱中笔记》、《伊巴丹：潘克雷米斯年代》（Ibadan： The Penkelemes Years： a memoir 1946-65， 1989）和《艾沙拉：漫游书简》（Isara： A Voyage around Essay， 1990）等，国内至今没有译介。

四、问题与展望

纵观沃尔・索因卡在国内的研究，可以看到国内对其的研究存在两大问题。

一是研究缺乏整体性和系统性。索因卡的名字在国内译介中有沃列・肖英卡、沃勒・索因卡、沃莱・索因卡等多达十几种译法。索因卡的民族Yoruba也有“约鲁巴”、“雅鲁巴”或“约卢巴”等多种译法。对于索因卡的诸多作品的译名，研究过程中也没有进行统一。如《The Strong Breed》，有学者将之译为《强种》，也有学者将之译为《良种》；再如《A Dance of the Forests》也有《森林舞蹈》、《森林之舞》等多种译法。这反映出我国研究者之间缺乏接触、传承、沟通与交流，没有形成研究组群。

二是研究对象较为集中，并不全面。大多数学者的研究范围大致局限在《路》、《沼泽地居民》、《森林舞蹈》等汉译本中，而《凯菲的生日宴》、《伊丹里和其他诗篇》、《此人已死：狱中笔记》等没有汉译本的原著，国内也少有学者研究。同时研究的形式也局限在文化角度，尚未涉及《艺术、对话和愤慨》（Art， Dialogue and Outrage， 1988）《神话、文学与非洲世界》（Myth， Literature and the Afri-can World， 1976），《记忆的负担：宽恕之鼠》（The Burden of Memory， the Muse of Forgiveness， 1999）等索因卡的文论作品。

同尼日利亚的另一位颇具盛名的作家阿契贝相比，索因卡虽获得诺贝尔奖，但仍非国内外国文学研究的主要兴趣点所在。阿契贝的五部长篇小说均已有了中文译本，且译本数量可观。而其短篇小说、散文、诗歌的译文也都零散收录在各杂志、小说集、散文集、诗集中，学者的研究视角多样。与之对比，索因卡作品的中文译本较少，且版本单一，学者研究视角受限。应该说索因卡的国内研究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首先是作品的解析范围，国内学者的眼界可以从汉译本拓宽到原文文论作品。其次可以建立专门的研究组群，加强交流与合作。使索因卡的研究更具系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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