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调任考察报告范文
时间：2023-03-06 10:25:37
干部调任考察报告范文第1篇
我们在选拔任用干部工作中,积极探索选人用人的新机制、新方法、新途径。
一、积极推行处级干部竞争上岗。为了深化人事制度改革,我们按照市委组织部的要求,在机关推行了处级干部竞争上岗。通过公布职位、公开报名、资格审查、述职和考试、民主测评、组织考察、决定任用等程序,选拔任用了机关处级干部。一年多来,各方面反映是好的。实践证明,推行处级干部竞争上岗,对于优化机关干部队伍结构,提高机关干部的整体素质、促进机关工作的开展和各项任务的完成,产生了积极的效果。一是拓宽了选人用人渠道,提高群众的参与程度,激活了机关用人机制,打破了“论资排辈”任用干部的办法,为干部成长、优秀人才的脱颖而出创造了条件,也调动了广大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二是增强了机关干部竞争意识,通过在机关推行竞争上岗,广大干部的精神面貌为之一新,事业心和责任感进一步加强,团结协作氛围进一步改善。三是促进了机关工作任务的完成,激发了机关干部奋发向上的工作热情,调动了机关干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机关形成了一种比学习、比工作、比才干的新气象,为更好地做好政协工作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二、召开处级干部工作学习交流会。为了全面检验机关推行处级干部竞争上岗的成果,去年底,市政协机关专门组织召开了机关处级干部工作学习交流会,19名机关处级干部撰写了任职一年来的工作学习收获体会,其中有14名同志作了书面交流,有5名同志在交流会上作了重点发言。他们当中有在竞争上岗中重新任命的处长、有副处长提任处长的、有处级领导干部调任非领导职务的,有从正科级干部提任副处长的年轻干部。这些同志从不同的角度,畅谈了任职以来的工作学习收获和体会。会后,我们专门将这次交流会的材料汇编成册,印发给机关各处室和机关处级以下干部,达到了相互学习,共同提高的目的。实践证明,适时召开机关干部工作学习交流会,有利于提高机关干部的整体素质,有利于增强机关干部奋发向上的意识,有利于推进机关工作全面上水平。
三、坚持干部选拔任用考核制度。市政协机关一贯认真贯彻落实干部考核有关规定,从完善干部考核入手,积极探索干部考核的途径和方法。在考核中,始终坚持“三个结合”,即:领导与群众相结合,平时考核和任用考核相结合,业务能力和综合能力相结合。在选拔任用干部时,不仅看干部的日常表现,还全面听取群众的反映,广泛征求分管领导和有关方面的意见,进一步扩大群众在干部考核中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保证了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健康发展。今年六、七月份,市政协机关在开展遴选市管后备干部工作中,除了进行民主测评外,市政协办公厅人事处历时一个多月,和66名机关工作人员谈话,对机关28名处级干部进行了全面的考察,并对每个考察对象写出了考察材料和考察报告。
干部调任考察报告范文第2篇
今年国庆节，88岁的杨波去看望了他的老领导，94岁的国务院原副总理谷牧――去年他进食时米粒呛到了肺里，严重损害了健康，“但是头脑还很清醒”。
杨波拿出两本小册子，竟然是1978年出访法国、比利时两地的行程表。
那一年，杨波的身份是山东省革委会副主任兼省计委主任。当年5月，他和另外5位高级干部参加了谷牧率领的中国政府考察团，访问了法国、西德、瑞士、比利时、丹麦五国。新中国的高层领导人，第一次走向西欧，而他们也受到了元首级的接待。
对于这次出访，在杨波的简历中这样表述：“考察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发展情况和经验，受到很大启发。考察团回来后向中央写了报告，为我国确立改革开放大略提供了比较系统全面的参考材料”。
杨波向本刊记者掐指算起30年前那次出访西欧的省部级干部：原国家建委副主任彭敏、原农业部副部长张根生都已去世，北京市原副市长叶林，因身体原因已无法接受采访。还有两位一同出访的，是原水电部部长钱正英、广东省原副省长王全国。
“出发前在北京饭店，邓小平跟我们说，你们出去有三件任务：广泛接触，详细调查，深入研究一些。我想我们很好地完成了这些任务。”杨波后来历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国家能源委副主任、轻工业部部长等职。
西欧考察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杨波开始在山东发展交通。“以前只知道高速公路快，但到底有多快不知道。去了一看，德国的高速公路可以跑百八十公里!当时我们山东最好的路也就跑60公里。”
“如果没有开放，中国也会发展，但是会慢很多。”杨波想了想说，要想追上世界恐怕很不容易。
有人说，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十一届三中全会酝酿了改革开放大局，“36天改变中国”。那么，又是什么促使决策者作出这样的改变?
出去看看人家是怎么千的
中央主要领导人听取了港澳经济考察团的汇报，原则同意他们提出的建特区的建议，并要求“说干就干，把它办起来”。
1978年对国外经验的系统考察和借鉴，其实由1977年年底开始，到1978年5月中央派出三个代表团出访时完全启动，至下半年出访东欧、邓小平出访日本及东南亚达到高潮。
最早的考察团是由国家经委主任袁宝华、外贸部部长李强率领的赴英法代表团。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李先念给代表团下达的任务是：出去看看人家是怎么干的。
后来袁宝华曾回忆说，这个代表团的主要目的是了解国外的企业管理情况，结论之一：当时欧洲的企业管理是与现代化的生产技术紧密结合的。
1978年2月，国家计委提出了庞大的中国现代化发展计划。他们同时向决策者建议，“有计划地组织干部到国外去考察”。
3月，全国科技大会，邓小平明确提出：“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这是对外开放的先声。但此时，国外到底是先进在什么地方?如何学习?在中国的决策者和精英中，仍不清晰。
在这种情况下，三个中央级的考察团被派往西欧、东欧和港澳，“那次对西欧的访问，加上同年其他几个代表团的出访，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总方针是起了作用的。”杨波说。
最早启程的是由国家计委副主任段云率领的港澳考察团。4月10日至5月6日，他们在香港、澳门进行了实地调查研究，目的很明确：了解香港、澳门经济飞速发展的原因。
当时香港一年进出口总额达到196亿美元，而中国内地1977年只有148亿美元。
考察团返回途经广州时，向、刘田夫等广东省党政领导介绍情况，这给正为逃港潮烦恼的广东领导很大启发。考察团建议宝安、珠海两县改为两个省辖市，改革农业、发展加工工业和旅游业。
考察团回京后，向中央提交了名为《港澳经济考察报告(汇报提纲)》的汇报文件，在强调先进科技的重要作用之外，第一次提出了在宝安、珠海建设特区。经济特区肇始于此。
6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的主要领导人听取了港澳经济考察团的汇报，原则同意他们提出的建议，并要求“说干就干，把它办起来”。
后来广东省委也以港澳考察团的建议和报告为基础，提出了开放发展的具体计划。
如果说，这第一路“侦察兵”促成了广东的大改革、大开放。那么另外两路考察团的成果，则直接影响了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
不是长江不勤奋，而是我们的工作没做好
“可以说我们很受刺激!闭关自守，总以为自己是世界强国，动不动就支援第三世界，总认为资本主义腐朽没落，可走出国门一看，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你中国属于世界落后的那三分之二!”
早在上世纪50年代，杨波就曾随出访苏联、东南亚。不过，对于1978年的西欧之行，杨波还是觉得“大开眼界”。
联邦德国莱茵威斯特伐利亚电力公司的一个露天煤矿，年产煤5000万吨，只有2000职工。而在国内，产5000万吨煤需要8万人。
瑞士伯尔尼公司的一个水电站装机容量2.5万千瓦，职工12人。江西江口水电站装机2.6万千瓦，却用了298人。
法国马赛的索尔梅尔钢铁厂年产350万吨，有7000职工。武汉钢铁公司年产230万吨，有6.7万名职工。
联邦德国总统谢尔在总统府接见考察团时，指着旁边流过的莱茵河说，我们的莱茵河很勤奋。谷牧没有犹豫：我们的长江比莱茵河还长，但运量比莱茵河小得多，“不是长江不勤奋，而是我们的工作没做好。”
让杨波在30年后念念不忘的是，考察团一行30多人，只有两名礼宾人员陪同。“要在国内接待这样一个外宾代表团，怎么也得十几个人。”杨波说，这是基于德国人严格的时间观念和高效率：有时候企业多介绍一些情况，礼宾人员立刻指出已经超过时间，并带着考察团到下一个地点。“我们一起去的国家建委李颢后来到深圳当书记，说时间就是金钱，我想和这次西欧考察多少有点关系。”
中国官员们还发现，外国人的宴会不劝酒，而且不喝烈性酒。
据驻外官员介绍，西欧国家都是在战后的15年至20年中发展起来的。“他们那时候连房子也没有，都住帐篷。所以我们看了以后，也很有信心，中国也能实现这样的发展。”
杨波说，除了看到科技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西欧之行也让他们意识到体制的问题。后来在1979年4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杨波发言表示，经济管理体制集中过多，统得太死，“一个大省一年能调动的钱就一个多亿，怎么安排?”
广东省原副省长王全国曾这样回忆这次西欧考察：“可以说我们很受刺激!闭关自守，总以为自己是世界强国，动不动就支援第三世界，总认为资本主义腐朽没落，可走出国门一看，完全不是
那么回事，你中国属于世界落后的那三分之二!”
杨波也承认，西欧之行颠覆了他过去的一些认识，“过去说资本主义发展到最高阶段，就会阻碍技术进步，就不积极采用先进技术。但是西欧根本不是这样，而是千方百计发展科技，利用科技进行竞争。”
长达7小时的汇报
谷牧汇报后，、、李先念当场就在讲话中表示，是下决心采取措施实行对外开放的时候了。
考察团于1978年6月6日回国，10天后完成了考察报告。30日下午3点半到晚上11点多，谷牧用了7个多小时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汇报考察情况。
考察团的汇报是具体而详细的。在农业部分，他们讲到了丹麦养猪站复合饲料的成分比例：竟然有大豆粉、肉以及骨粉。后来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参考资料》刊发这部分内容，用了20多页A4纸。
几乎所有的元老和决策层都沉默不语
谷牧集中讲了三个问题：二战后西欧科技进步迅速，中国落后了很多，它们在社会化大生产的组织管理方面也值得借鉴；西欧的资金、商品、技术要找出路，看好与中国的关系；可以采用国际经济运作中许多通行的办法。
谷牧汇报后，、、李先念当场就在讲话中表示，是下决心采取措施实行对外开放的时候了。
随后，邓小平又单独听了谷牧的汇报。谷牧在1998年撰写的《中国对外开放的风风雨雨》中提到，邓小平听后说了三件事：引进这件事要做，下决心向国外借点钱搞建设，要尽快争取时间。
报告对经济、科技乃至对外工作都提出了建议，包括扩大企业自等方面，这些都在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得到了体现。
“以后的实践证明，这些具体建议大都被中央采纳了。”杨波说，“据我所知，它在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上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杨波回到山东后，用了几个小时时间在全省主要干部大会上详细介绍西欧的见闻和思考。“开完会大家就围住我问啊，大家以前知道先进，没想到这么先进。”
7月6日到9月9日，国务院召开务虚会，就对外开放、引进技术达成共识。
随后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上，中央进一步明确提出经济战线必须实行三个转变。第三个转变就是“从那种不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经济技术交流的闭关自守或半闭关自守状态转到积极地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利用国外资金，大胆地进入国际市场”。
“对于对外开放没有太大争论，中央领导都认为要向世界学习。”杨波说，在对外开放中争议最大的，还是后来广东的特区。不仅地方负责人，包括主管这项工作的谷牧都受到很大压力。
至此，事实上开放大局已定，虽然还要经过中央工作会议、十一届三中全会确认，但邓小平等人以及一批高级官员，已经在思考如何更好地引进国外的技术、资金和管理经验，以及从外国发展经验中，选择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
向东看
南斯拉夫和匈牙利提供了两条苏联模式之外的道路。
另一路由李一氓、于光远率领的东欧考察团就担负了这样的任务。1978年春天，他们造访了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回国后提交了《关于南斯拉夫计划工作的考察报告》。
与西欧考察报告不同，这个报告的结论更具政治意味：因实行市场经济而被认为是修正主义的南斯拉夫仍然是社会主义国家，南斯拉夫共产党仍然是社会主义政党。
承认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代表着世界上的社会主义道路不只是苏联计划经济一种。
8月，出访东欧，贝尔格莱德农工商联合企业等形式被引进国内。几乎在一个月内，全国有36个单位开始试点这种叫做“贝科倍”的经营体制。
多个考察团陆续被派往南斯拉夫，全面了解这个国家的经济体制。当时担任中国社科院院长的胡乔木访问南斯拉夫归来总结说：“资本主义制度不是一切都坏，社会主义制度不是一切都好。南斯拉夫的方针是吸收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些好东西，排除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些坏东西。”
这可以算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理论萌芽。
随后，匈牙利的“新经济体制”又吸引了中国人的关注。与南斯拉夫市场化经济不同，匈牙利并不完全否认国家计划，而是改变了国家计划的形式。
“新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就是改革计划管理体制：国家计划只确定国民经济各部门发展的主要比例，取消下达到企业的指令性指标，但国防工业等重点工业部门除外。其次是将国家投资预算拨款改为银行贷款，但规定信贷总额。
虽然都脱胎于波兰人兰格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但南斯拉夫和匈牙利提供了两条苏联模式之外的道路。
选择的结果，看起来更接近匈牙利。南斯拉夫当时已经出现了一些经济困难，而且其完全市场经济理论让中国人感觉距离太大，以至于其后10年，“姓社姓资”的争论依然炙热。
1979年9月调任国家计委副主任的杨波说，改革开放其实是先从香港拿到了资本，主要从西方拿到了科技，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则有对于东欧的借鉴。
杨波觉得，改革开放伊始最大的任务是补充基础。而对于中国发展道路的进一步讨论则要等到80年代末东欧巨变之后。那时，匈牙利的“新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彻底失败，苏联解体，中国真正开始在没有任何参考的情况下“摸着石头过河”了。
先不要谈政治，先谈经济问题
因为企业家都想和中国考察团见上一面，联邦德国方面安排了紧密的行程，甚至用军用直升机争取时间，有时一上午走3家企业。
对于副总理谷牧率团到访，西欧五国给予了非常高的礼遇。除比利时外，其他4个国家的驻华大使都提前回国，到机场迎接。在比利时、丹麦，都是首相迎接并主持会谈，王室首脑在皇宫内设宴招待。
“西欧那时经济停滞，资本、设备、技术和产品都过剩，想找出路。”杨波说，1978年2月五届人大一次会议公布的10年规划和23年设想这时已传到国外，被西欧各国看作新的投资机会，“和法国总理巴尔会谈时，他说先不要谈政治，先谈经济问题。”
就是这个时候，各国纷纷向中国考察团许诺：法国大使说120个大项目中他们要10个；联邦德国黑森州州长说可以提供200亿，北威根州州长说当场就可以签50亿。
因为企业家都想和中国考察团见上一面，联邦德国方面安排了紧密的行程，甚至用军用直升机争取时间，有时一上午走3家企业。一个月时间，考察团在西欧五国参观了80多个各类机构。
1980年杨波带领中国代表团第一次参加达沃斯论坛，介绍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和经济发展状况。许多企业家都很怀疑，怕到中国投资被没收。“有一个西德商人，就是那次考察时认识后到中国投资的，他当场站起来说，到中国投资很安全。”
为了打消外商的疑虑。邓小平在1979年访美时特意邀请美国商人阿曼德・哈默到中国投资。这位时年81岁的老人曾在20年代打破西方封锁与苏联做生意。
干部调任考察报告范文第3篇
为进一步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并结合机构改革做好机关工作人员的选配定岗工作，根据湖委办20__23号《关于湖州市市级党政机关"三定"工作的实施意见》和湖组20__8号《关于全面推行机关部门中层职位竞争上岗的实施意见》，现对建设局机关中层职位及归属管理的事业局科级领导岗位推行竞争上岗，提出如下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和原则
以邓小平理论和同志"七一"重要讲话为指导，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认真贯彻执行干部队伍"四化"方针和德才兼备原则，按照《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和《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的有关规定，坚持公开、平等、竞争、择优，进一步拓宽选人用人的渠道，改善干部队伍结构，提高干部队伍素质，为全面完成城市建设目标任务提供有力的组织保证。
推行竞争上岗必须坚持党管干部与走群众路线相结合的原则；德才兼备、注重实绩原则；公开、平等、竞争、择优原则；任人唯贤的原则。
二、目标职位和职数
市建设局机关的中层职位和职数，具体为：办公室副主任1名；政策法规处处长1名；计划财务处处长1名，副处长2名；规划处处长1名，副处长2名；建筑业处处长1名，副处长2名；村镇处处长1名；科技与勘察设计处处长1名。办公室主任、政治处主任以及市级机关跨部门交流不足一年的科级干部不参加竞争上岗。
市城市管理局、房地产管理局竞争上岗的职位和职数，具体为：市城管局副局长（正科）2名，办公室主任1名，公用事业管理科科长1名，城市管理监察科科长1名，计划财务科科长1名；市房管局副局长（正科）2名，办公室主任1名，开发科科长1名，房管科科长1名，计划财务科科长1名。
三、对象和条件
参加竞岗的对象是：市建设局机关公务员、原各直属管理处工作人员和建设局系统企事业单位中符合调任行政机关和事业局依照机关公务员管理条件的人员。
参加竞岗人员应具备以下条件：
1、思想政治素质好，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有履行岗位职责所需的理论素养和政策水平；
2、事业心、责任感强，工作勤奋，作风正派，廉洁奉公，遵纪守法；
3、具有一定的组织领导能力和与目标职位相适应的业务知识；
4、三年以上工龄，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个别确因业务需要，并且在局机关或原直属管理处工作的干部竞聘同一职级职位的，经党委同意可适当放宽学历。身体健康。竞争中层副职的年龄在40周岁以下；竞争中层正职的年龄在45周岁以下，且任中层副职两年以上。原机关公务员和直属管理处工作人员竞争同职级职位的，中层正职年龄可相应放宽至52周岁，中层副职年龄可相应放宽至50周岁。鼓励35岁以下的干部积极 参加竞争。
5、近三年年度考核均在称职以上，未受过党纪、政纪处分。
6、局系统企事业单位（除5个直属管理处外）参加竞聘副科级以上领导岗位的除符合上述条件外还必须具备以下条件之一：
⑴企事业单位中副科级以上的领导班子成员;
⑵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
⑶局管优秀年轻干部。
7、具备竞争职位规定的其他任职资格条件。
四、方法步骤
实施中层竞争上岗，正职、副职按统一报名，统一资格审查，先正职、后副职演讲测评的顺序进行，城管局、房管局副局长参加建设局中层正职竞岗，城管局、房管局中层正职竞岗自行组织实施。具体工作步骤是：
1、制定方案。局党委将竞争职位、任职条件、选拔(来源：文秘站 ）范围、工作程序、时间安排等提出具体意见，并报市委组织部、市人事局备案。
2、公布职位。通过一定方式向干部群众公布竞争的具体职位、任职条件、选拔范围、工作程序、时间安排等事项。
3、公开报名。符合竞岗条件的人员本人报名（发放报名表）和群众推荐、组织推荐相结合的办法报名。原则上每人报一个职位。
4、资格审查。按照干部管理权限，依据竞争上岗的条件，由政治处对报名者进行资格审查。每个职位应有两名以上资格审查合格人员参加竞争。对职位与竞岗人数明显不平衡的，引导竞岗者调整竞争岗位，如竞争者不足2人的职位，由组织直接任用。对符合条件的竞岗者，予以公布，接受群众监督，并通知通过资格审查的竞岗者做好演讲准备。
5、本人演讲。组织竞争者在一定范围内进行演讲。演讲内容包括竞争者对竞争职位的认识、本人竞争这个职位的有利条件和不足之处以及上岗后做好竞争职位工作的设想及目标承诺等。每位竞争者的演讲时间一般为10分钟。对演讲的评判包括工作思路、职位意识、履行好岗位职责的信心、决心和措施、语言表达能力以及仪表气质等，由市有关部门领导及局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组成的评委会即时打分，并按规定时间将打分表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6、民主测评。在一定范围内对竞争者进行民主测评，充分听取群众意见。民主测评以无记名填表投票方式进行。评议竞争者的德、能、勤、绩情况以及能否胜任所竞争职位的工作。设"好"、"较好"、"一般"、"差"四个等次，由领导小组办公室统计后报领导小组。
7、组织考察。领导小组根据竞岗者综合情况，择优确定考察对象，对每位考察对象的德、能、勤、绩进行考察并写出考察报告。
8、决定任命。根据竞争者的综合情况和考察结果，按干部管理权限，分别提交建设局党委和城管局、房管局领导班子，集体讨论提出任用人选，经任前公示后正式任用（任前公示时间三天）。并按有关规定办理手续。新提拔的中层干部实行试用期制，试用期为一年。
五、组织领导
干部调任考察报告范文第4篇
一、坚持选人用人标准，严格掌握选拔任用干部的任职资格和条件
（一）要把坚持和实践“*”重要思想作为选拔任用领导干部最根本的要求，按照《干部任用条例》规定的基本条件全面衡量干部，坚持任人唯贤，切实把那些政治上可靠、工作上有能力的德才兼备的干部选拔上来。
（二）要遵循干部成长规律，准确把握《干部任用条例》规定的任职资格，逐级提拔任用领导干部，确保选拔任用的领导干部具有履行岗位职责所必需的综合素质和能力。国家公务员提拔担任处级以上非领导职务，任职年限应符合国务院印发的《国家公务员非领导职务设置办法》的有关规定。对部直属单位中未设科级建制的处（室），提拔担任副处级领导职务的，应在相当于正科级岗位上工作三年以上。要按照《干部任用条例》的要求，有计划地安排干部参加培训，对于近期可提拔使用的后备干部要优先安排。
（三）对那些德才素质好、发展潜力大、群众公认、实绩突出的特别优秀的年轻干部，以及因调整领导班子结构或者某些专项工作所急需的领导人才或专业管理人才，或者选派到自然条件差、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工作的，可以适当放宽工龄、基层工作经历、文化程度、任职年限等任职资格的限制破格提拔。破格提拔领导干部，必须按规定报经上级干部（人事）部门同意。
二、扩大选人视野，完善民主推荐制度
（一）提拔任用部直属单位和部机关司局的领导干部，要经过民主推荐提出考察对象。个别特殊需要的领导干部人选，也可由组织推荐提名，作为考察对象。
（二）部直属单位党政正职和部机关司局级干部考察对象的民主推荐，由人事劳动教育司组织进行。部直属单位副职或者部机关处级干部考察对象的民主推荐，一般由本单位党委（党组）或者本司局组织进行，必要时也可由人事劳动教育司组织进行。部直属单位领导班子实行任期制的，领导班子换届人选的民主推荐由人事劳动教育司组织进行。
（三）提拔担任领导职务的，一般按照拟任职位进行个别定向推荐。实行任期制的领导班子换届人选，按照职位设置进行全额定向推荐。提拔担任非领导职务或者调动、交流、轮岗提拔任职的，可以进行非定向推荐。
定向推荐应公布拟任职位和任职要求，参加推荐的人员针对具体的职位推荐拟任人选。非定向推荐一般应提出任职级别要求，可不指定具体的拟任职位，参加推荐的人员针对任职级别推荐拟任人选。
（四）民主推荐一般采用会议投票和个别谈话等方式，在拟任职位所在单位（司局）进行。调动、交流、轮岗提拔任职的，应在拟任人选现工作单位（司局）进行民主推荐。参加推荐的人员范围如下：
1、民主推荐部直属单位领导成员人选，参加人员包括单位领导成员、内设机构领导成员、所属单位主要领导成员和其他需要参加的人员。人数较少的单位，可以由全体人员参加。
2、民主推荐部机关司、处级干部人选，由该司局全体人员参加。
（五）投票结果按照不同人员层次分别统计：
1、在部直属单位进行的会议投票推荐，按照本单位领导成员、内设机构领导成员和所属单位主要领导成员、其他需要参加的人员三个层次，分别统计推荐结果。
2、在部机关司局进行的推荐投票，按照司局级干部、处级干部和其他人员二个层次，分别统计推荐结果。
（六）部直属单位党政正职和部机关司局级干部的考察对象人选，由人事劳动教育司根据民主推荐情况，研究提出意见，报分管部领导确定。部直属单位副职或者部机关处级干部的考察对象人选，由本单位党委（党组）或者本司局根据民主推荐情况，对有关人选进行酝酿，集体研究提出建议人选，经与人事劳动教育司沟通后确定；部直属单位、部机关司局还须以书面形式分别向水利部党组、人事劳动教育司提出对有关人选进行考察的建议。
考察对象人数可多于拟任职位数。民主推荐中得票比较集中的，可按拟任职位1:1的比例确定考察对象人数。得票比较分散或者通过公开选拔、竞争上岗方式选拔领导干部的，可按实际情况确定考察对象人数，一般不低于1:2的比例。
三、认真履行程序，规范考察工作
（一）领导干部平级交流（调任）的，可由党委（党组）及其干部（人事）部门根据年度考核、定期考核以及平时考核掌握的情况，直接提出任职意见，可不再单独组织任职考察。领导干部提拔任职，必须由干部（人事）部门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对考察对象进行严格考察。
（二）部直属单位领导成员和部机关司、处级干部的考察对象，由人事劳动教育司组织进行考察。对于以我部为主、实行双重管理的干部职务，考察其拟任人选时，应事先向协管方通报考察意图，邀请协管方参加考察工作。
（三）实行考察预告制度。预告内容包括考察目的、时间、考察对象的简要情况以及考察组的联系方式等。预告范围一般为考察对象所在单位（司局），公开选拔领导干部时可在适当范围内考察预告。
（四）考察可采取个别谈话、民主测评、同考察对象面谈等方式进行。个别谈话和民主测评的范围如下：
1、考察部直属单位领导成员人选和部机关司局级干部人选，个别谈话和民主测评的范围一般为：
（1）分管或联系考察对象所在单位（司局）的部领导；
（2）考察对象所在单位（司局）的领导成员；
（3）考察对象所在单位（司局）内设机构（处室）领导成员和所属单位的主要领导成员；
（4）其他有关人员。
2、考察部机关处级干部人选，个别谈话和民主测评的范围一般为：
（1）考察对象所在司局的领导成员；
（2）考察对象所在司局内设处室的主要领导成员；
（3）考察对象所在处室的全体人员；
（4）其他有关人员。
（五）干部（人事）部门要负责建立和管理干部考察文书档案，如实记录干部考察工作的实施情况，及时将个别谈话、民主推荐和民主测评的原始记录以及考察报告、考察中有关重要问题的调查情况和结论等材料立卷存档。
四、充分酝酿，集体决策
（一）决定干部任免之前，应在一定范围内对拟任免人选进行酝酿，充分听取意见。酝酿一般采取个别征求意见的形式，由干部（人事）部门负责同志向本单位领导班子成员介绍拟任免人选的民主推荐、考察情况以及职务安排建议，听取其意见，并将有关情况向党委（党组）分管干部（人事）工作的领导同志及党委（党组）主要负责同志汇报。对于拟提拔任职的干部人选，还应听取纪检（监察）部门的廉政鉴定意见。
（二）干部（人事）部门应事先拟订干部任免议题，提交党委（党组）会议研究。一次讨论决定的干部人数要适当，要保证与会人员有足够的时间听取情况介绍，充分发表意见。
（三）党委（党组）讨论决定干部任免事项，必须有三分之二以上的成员出席。非党委（党组）成员的行政领导干部，可以列席党委（党组）会议。凡涉及与会人员本人及其亲属的，本人必须回避。对确实不能参加会议的，必须事先或事后听取其意见。对拟任免的干部人选，应逐一进行无记名投票表决，以党委（党组）应到会成员超过半数同意形成决定。
（四）未设党委（党组）的单位，可采取行政领导班子与党总支（支部）联席会议的方式讨论决定干部任免事项。
五、创新选人用人机制，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一）要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引入竞争机制，积极稳妥地推进领导干部公开选拔和竞争上岗工作。要打破干部职务终身制，在企事业单位推行领导干部聘任制和任期制。
（二）提拔担任司局级以下（含司局级）领导职务的拟任人选，包括选任制干部的推荐提名人选和非领导职务改任同级领导职务的人选，在党委（党组）讨论通过后、下发任职通知或者按照干部管理权限报上级党委（党组）审批（备案）前，应当进行公示。领导干部任职前公示的内容、方式、范围、程序、期限，按有关规定执行。
（三）提拔担任非选举产生的司局级以下（含司局级）领导职务的，实行一年的试用期。试用期从任免机关下发试用任职通知之日起计算。领导干部任职试用期满考核的内容、方式、程序，按有关规定执行。
六、加强对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监督，防止和克服用人上的不正之风
（一）要全面贯彻执行《干部任用条例》的规定，严格遵守“十不准”纪律，切实减少和防止用人上的失察失误，提高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质量和水平。
（二）要加强对单位主要负责人用人上的监督。党委（党组）要重点加强对所属单位主要负责人的教育、管理和监督，使他们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和用人观，提高贯彻执行《干部任用条例》的自觉性，及时纠正不良行为。党委（党组）分管领导同志及干部（人事）部门主要负责同志，每年要与下一级单位主要负责人进行一次谈心、谈话。领导班子内部要进一步健全民主集中制的各项具体制度，加强集体领导，防止个人专断、软弱涣散。要把党委（党组）和领导干部，尤其是主要负责人执行《干部任用条例》的情况作为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的重要内容，认真进行对照检查，发现问题及时整改。
（三）探索建立和完善干部推荐责任制、干部考察工作责任制、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责任追究制和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监督责任制，增强主动监督的意识，把监督的关口前移，强化事前监督和事中监督。
（四）建立干部（人事）部门与纪检（监察）等部门联席会议制度，就加强对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的监督，沟通信息，交流情况，提出意见和建议。联席会议由干部（人事）部门召集，干部（人事）部门和纪检（监察）部门负责同志及有关工作人员参加。联席会议可不定期召开。
（五）建立“便利、安全、高效”的举报机制。干部（人事）部门应公布干部监督举报电话或设置举报信箱，认真对待举报线索，该立案的立案，该转办的转办。对打击报复举报人的，依纪依法严肃查处。为加强水利部直属系统的干部监督工作，在人事劳动教育司和互联网上分别设立干部监督举报电话和电子邮箱。
举报电话：
举报邮箱：
干部调任考察报告范文第5篇
从试用到“差额试岗”
横峰县位于江西东北部，这个县虽然至今还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但在组织工作上却受到过上级不少肯定，被中组部确定为“乡镇党委领导班子公推直选试点县”，被江西省委组织部列为“全省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试点县”。
2010年5月，该县出现3个副科级岗位空缺，分别是环保局副局长、安监局副局长、兴安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在讨论如何选拔这3个岗位人选时，已于2011年7月调离的原县委书记吴宣策提出了“差额试岗”的想法，并获得县委常委会通过。
现在选拔领导干部采取公开考录的机制，能一定程度上解决任人唯亲的问题，但“会考的不一定会干”。现行干部任用制度中也有试用程序，但在吴宣策看来，试用是形同虚设，“谁见过试用的干部最终不被使用的。”
吴宣策在其他地方当过副县长、县委副书记，2007年底由上饶经济园区书记兼主任调任横峰县委书记，对组织工作很熟悉。他决定采取“差额试岗”的办法，选拔面试和笔试综合成绩前两名的人选在同一岗位上同时锻炼，半年后再决定取舍，干不好的就要回到原单位，希望借此选出“会考又会干”的干部。
吴宣策还有另外一层考虑。副科级干部都从一般工作人员中选拔，之前没有从事过领导工作，领导能力难以展现，有的人表现好，但未必具备领导协调能力，所以在任用前还是有必要试一下。
六个月的忐忑
“差额试岗”选拔干部的消息通过当地媒体和文件在横峰干部中流传。
滕维当时是县社保局的普通工作人员，局长鼓励他参与竞争，并建议报考街道办事处副主任一职，因为今后要想发展必须有基层经验。
全县共有9人报考了兴安街道办副主任职位，笔试时，滕维的综合成绩是第二。按照规定，他要和综合成绩第一的戴佳佳同时去兴安街道办事处试岗。1984年出生的戴佳佳是葛源乡一普通干部，当时被借调到县委组织部组织科工作。
在办事处，两人都以副主任（试岗）的身份工作。现横峰县清洁办主任、原兴安街道办党委书记胡长华看了两人的简历，并根据组织部门的介绍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对二人进行分工。社保局出身的滕维协助一街道办领导分管劳动就业保障，来自组织部门的戴佳佳擅长文字工作，也会接待，则被确定协助另一名领导分管党政办。
“心情很忐忑。”戴佳佳回忆道。以前他在办公室，都是领导安排好了自己执行，现在自己成了领导，就要考虑上面来了领导怎么接待，群众来了怎么应对，还要考虑调动办公室人员的积极性。滕维试岗的主要压力不是因为“试”，而是来自工作本身。他以前没在农村生活过，街道办事处的工作涉及到一些征地、拆迁，刚开始他很有压力。
按照街道原党委书记胡长华的说法，戴佳佳后来被安排到了包干村工作，这是为了对其进行动态考察，后来让滕维参与拆迁工作也是这个考虑。
额外收获：“一把手”多了发言权
6个月后，二人试岗结束。戴佳佳感觉信心不足，滕维说自己“不想那么多”。
最终录用决定权在县委常委会，常委们投票前，要听取县委组织部的考察报告和试岗单位党组织负责人的意见，他们需态度鲜明地表示倾向用谁。
“这是很残酷的。”对胡长华来说，抉择很难，如果允许，两个人他都想留。最终，他选择了滕维。他的评价是：滕维进入工作角色较快，与百姓打交道更有亲和力，更适合在街道工作。
这次“差额试岗”，胡长华还有一个收获，就是作为单位负责人，他对副职的选拔有了很大的发言权。他过去在其他地方当过乡长、书记，任用一个副职基本都是县委直接任命。
横峰县委组织部一领导说，由于干部任命有时还有“保密”的需要，过去任命单位副职确实很少与单位主要领导沟通，直接就派去了。
但经过这次公开选拔，戴佳佳和另外3名落选者也进入了横峰县副科级干部后备人才库。横峰县委组织部相关领导说，“差额试岗”不是落选的就不行，而是为了好中选优，毕竟能进入前两名的都是综合素质不错的干部。
2011年5月，戴佳佳已经被任命为港边乡副乡长，落选的另外两人目前还在原单位工作。
人走政息？
横峰县委组织部一部领导说，“差额试岗”适用于选拔副职，不适合选拔正职，“一个乡，你总不能两个乡长同时行使职权。”实际上横峰目前也在正职中推行等额试岗制度，并动了“真格”，有两名不适应岗位要求的试岗干部没被任命。
对于“差额试岗”，有不同的说法。一个在试岗时以副职身份协助管理办公室，另一个协助分管业务部门。管业务的认为管办公室与领导接触多，机会更多，管办公室的认为办公室不像业务部门容易出成绩。最后是管业务部门的那名干部被提拔了。
横峰县委组织部一位部领导也坦承，由于两个人在同一单位分工不一样，可比性也确实有待商榷。而且目前“差额试岗”只有半年时间，被试者也难有太好的成绩。他感觉试岗时间太长太短都不好，怎么做合适还待研究。
原横峰县委书记吴宣策也认为，任何方案都不可能百分之百好，“差额试岗”与通过考试“一考定终身”相比，显然利大于弊，一些问题可以在实践中完善。不过他没有等到完善的机会。今年7月，县级党委换届时，吴宣策被调离横峰，目前还没有明确去向。与他同时被调离横峰的还有“差额试岗”的另一位推行者――原横峰县委常委、组织部长方建军，方建军现任婺源县委常委、副县长。
《人民日报》记者曾到横峰采访报道“差额试岗”。报道提到“未来，横峰县还将选拔8名副科级后备干部到乡镇副职岗位进行‘差额试岗’，选拔14名干部到事业单位领导岗位进行‘差额试岗’。”7月文章见报时，此事暂时搁置。9月29日，县委组织部一领导说“暂时应该不会推行了”，“不清楚新领导的思路”。
干部调任考察报告范文第6篇
这里是平塘县克度镇金科村大窝凼，也是500米口径大射电望远镜（简称“FAST”）台址所在地。
数万年来，大窝凼躺在群山的怀抱之中，寂寂无名，无人问津。然而，由于FAST的落户，这个偏僻的洼地一夜之间成为国际天文学界关注的焦点。
“天眼”找到了“眼窝”，其中的价值和意义不言而喻，背后的曲折与艰辛却一言难尽。
翻山越岭入桃源
对于平塘来说，山窝和洼地并不稀奇。在强烈的喀斯特作用下，碳酸盐岩在此孕育了世界最大的漏斗群和天坑群。然而，大窝凼这个闭合型峰丛洼地却大得出奇：高程约1000米、面积约5万平方米，剖面形态为“U”型。
大窝凼的村民，将自己世居的地方形象地称为“锅底”。“锅底”只有12户人家，不通公路，少有来客，村民们偶尔步行近10公里到克度镇上赶集。除此之外，大窝凼如同世外桃源一般，与外界没有过多的联系。
10多年前，大窝凼的平静被一群山外来客打破。他们背着大包的行李，拿着奇怪的仪器，说着陌生的术语，在村庄周围走走看看。村民们不明其究，看着他们，就像看外星人一样稀奇。
“没想到，他们是来找外星人的！”随后的几年中，来到大窝凼考察的人越来越多，其中还有不少外国人。经过乡镇干部的解释，村民们这才明白，这里要修建一个巨大的天文望远镜，“大到可以发现地外文明”。
“世界最大的望远镜咋会修到这个山窝窝里来？”村民杨天学说，当时大家还有些不敢相信。直到2006年前后，他们接受政府安置，搬离故土，住进克度镇的移民新居，这才相信大窝凼真的成为“眼窝”。
事实上，大窝凼自然村的整体搬迁，仅仅是FAST项目选址进程中的一项工作。在此之前，平塘县开始修建科考用房及改造山路，专家学者翻山越岭到实地测量考察，贵州省相关部门则踏上了争取项目的征途――为了让这个具有多重价值的“天眼”落户大窝凼，平塘县、黔南州、贵州省乃至全中国，都付出了难以想象的努力。
曲折选址十余载
FAST落户大窝凼的源起，要追溯到1993年。
那一年，在第24届国际无线电科联京都大会上，包括中国在内的10国天文学家联合建议，筹建接收面积为1平方公里的大射电望远镜阵（简称“SKA”）。随后，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开始主持SKA单元工程概念的预研究，组成了国际大射电望远镜中国推进委员会，提出了利用喀斯特洼地，建造球反射面即阿雷西博型天线阵的喀斯特工程概念。
为进一步推进喀斯特概念，中国科学家提出独立研制一台新型的喀斯特单元，即FAST。在最初的设想中，FAST项目是中国参加SKA计划的一个先导项目。由于实际需要，FAST调整为独立项目，一方面全面提高中国在天文领域的水平，另一方面向国际社会展示中国已取得的成就。
1994年，FAST台址预选工作全面开展，中国科学院遥感应用研究所的专家团队利用遥感技术、地理信息系统、现场测试与室内分析测试相结合的方法，建立了391个侯选洼地的地形地貌数据库，随后精选出90多个。
在这一轮的选址中，贵州省内普定县和平塘县均有多处洼地入选，甘肃、新疆、云南、广西等省也发现了符合基本条件的洼地。为了准确评估备选洼地的实际条件，专家团队开始辗转各地进行考察。FAST项目副经理、黔南州副州长彭勃还记得，自己第一次去平塘是1994年，“鬼斧神工的大窝凼天坑，第一眼就打动了我”。
由于条件限制，第一轮选址没有确定FAST台址。2002年9月，贵州科技厅等相关部门负责人与国家天文台协商，希望由贵州方主持第二轮大射电望远镜选址项目，以增强贵州的科技实力、培养高水平的科研队伍。
随后，相关部门达成共识，由原贵州工业大学宋建波教授为负责人，刘宏、王文俊、向喜琼等博士、博士后为主要成员的“射电望远镜贵州选址科研团队”（以下简称“贵州选址团队”）负责FAST贵州选址项目的技术工作。
据贵州选址团队介绍，从2002年开始第二轮选址，到2006年提交选址总报告，在四年的时间里，他们收集了贵州区域地质、水文地质、地震地质、气候气象等大量资料，从全省众多的喀斯特洼地中筛选743个喀斯特峰丛洼地作为备选台址，再结合FAST台址的基本条件，从中初选出82个集中分布于黔南州、黔西南州、安顺市的洼地。通过软件模拟测评和实地考察评估，贵州选址团队发现，平塘大窝凼洼地的综合测评条件最适应FAST台址要求，遂排名第一推荐了这个洼地。国家天文台进行综合考察后，初步确定大窝凼洼地为拟建设的核心台址。
至此，FAST项目落户贵州方见眉目。
平塘星寄一生情
在选址过程中，专家学者们付出了太多的心血，几十项科研成果、数百篇研究论文、无数调研考察报告见证了寻找FAST台址的艰辛。
同样，为了找到最美“眼窝”，贵州省的科研团队和相关部门同样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
在科研方面，除了贵州选址团队之外，贵州省气象局山地气候研究所吴战平研究员科研团队和贵州省信息产业厅无线电管理局夏跃兵研究员科研团队也功不可没。2003年至2005年，前者对平塘大窝凼进行了长期的气候观测，并提供了“大射电建设对环境（大窝凼）影响初探”报告;后者则多次到大窝凼进行无线电波测量，并进行无线电波干扰测试工作。三个科研团队的密切配合，奠定了选址工作的基础。
与此同时，贵州地质工程勘察院、贵州省建筑勘察院、贵州省国土资源厅第一测绘院等单位大力配合选址工作，高效地完成了场地勘察、钻探取样、物探测试、测绘制图等工作。而贵州省委、省政府及相关部门则给予FAST项目最大支持，划拨资金、调配能手、统筹部门，全力配合项目的选址和建设。
“FAST选址贵州，这不仅是贵州人的骄傲，也令全国人民自豪！所以，我们一定要全力以赴！”现任贵州省政协秘书长李月成，曾在黔南州工作六年，主抓FAST工程地方协调与组织工作。至今，他还清楚地记得，FAST落户平塘的曲折与不易。
“事实上，2006年，我调任黔南州州长时，FAST贵州选址报告已经提交。但是国家天文台还没有作出最后决定，仍然在平塘和普定之间反复论证比较。”李月成说，为了争取项目落户，黔南州可谓是全体总动员，提供资料、陪同考察、完善后勤、赴京协调，真正做到了“有求必应”、“无微不至”。作为州长，虽然工作繁重，他仍然每个月去一次大窝凼，帮助协调工作，并陪同国家天文台和省内的专家翻山越岭考察。
对于科研人员来说，为了确定台址，在大窝凼一住数周、在山林中一走几天更是家常便饭。
“我经常回想起从事选址项目的情景。那1000个日日夜夜里，我们团队走遍了所有候选台址，记不清跑了多少路、摸了多少黑、遇到多少险。到2006年项目接近尾声，我们使用的长城赛弗越野车几近报废。”宋建波说，博士们忍着寂寞、付出艰辛，通宵达旦地测算数据，目的就是要为FAST找到最完美的“眼窝”。
而国家天文台FAST工程团队的专家，在长达十数年的选址过程中，已数不清来贵州的次数。特别是彭勃，为此他从国家天文台调任黔南，担任副州长。从选址工作开始至今，他的生活轨迹就是在“北京-国外-贵州”之间来回。贵州平塘大窝凼，已然成为他的第二个家。
2007年7月，国家发改委原则同意将FAST项目列入国家高技术产业发展项目计划，FAST项目正式立项。得知消息，李月成、彭勃、宋建波全都激动得睡不着觉。三人虽然岗位各异、职责不同，却对FAST项目有着同样的情感。
2008年12月，FAST项目举行奠基仪式，平塘大窝凼成为世界第一“天眼”的完美“眼窝”。2011年3月25日，FAST工程正式开工建设。
从1993年提出设想，到2011年开工建设，FAST落户贵州平塘整整花费了18年的时间，是成百上千名科学家和社会各界共同努力的结果。
干部调任考察报告范文第7篇
“他最懂得残疾人的心”
“张书记最懂得残疾人的心”,没有人统一口径,但从全县残疾人口中说出的却是一致的声音。在轮台县任职仅3年多一点的县委书记,在残疾人心中怎么能有这么好的口碑?
张正荣2006年调任轮台县委书记,到任后第二天就带着民政、发改、残联等部门同志下乡村调研。三四个月跑完全县13个乡(镇、场)65个行政村,走访了全县20%农户和80%贫困残疾人家庭。野云沟乡一户三残特困户家庭,三口残疾,肢残母亲,抚养着两个肢残孩子,儿子18岁,女儿15岁,常年卧床,一间破房年久失修。这家的残状深深刺痛了张书记的心。经过几个月调查,充分反映出残疾人生活状况和社会平均水平的巨大差距。调研结束后,张书记思考了半个多月:“我是县委书记,我有责任为他们减轻疾苦,让他们生活得愉快幸福。”张书记在上任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委扩大会议上,作了轮台县经济社会发展考察报告,报告用很大篇幅阐述了残疾人疾苦,阐述了自己的所思、所感,提出了发展残疾人事业的新理念:“我们都是领导干部,应该学会换位思考,尽管我们的经济还不是很发达,但再苦也不能苦了残疾人,应该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多的为残疾人减轻疾苦,创造幸福。”不到一个月,在张书记的主持下,《轮台县残疾人“十优”、“十免”政策》出台了,对残疾人的就医、就学、就业,农资购买,技术服务,义务工减免等实行全面优惠,残疾人欢欣鼓舞。
“他最挂牵的是残疾人”
张书记始终把残疾人疾苦装在心里,把尽快改善残疾人生活状况放在心上。无论县委还是县政府开会,只要张书记到会讲话,他都要讲残疾人工作。他的观念很朴素,也很新颖:“只要和人打交道的部门和单位,都涉及到残疾人,都有残疾人工作。各部门、各单位都要把涉及到残疾人的那一部分工作与本部门、本单位的整体工作统一计划部署,统一组织实施,一并检查考核。”张书记每次下乡检查指导,从不落检查指导残疾人工作,再忙也要抽时间看望慰问几户残疾人家庭,和他们聊聊心里话,由于张书记没一点架子,残疾人有话都想跟张书记讲,就连杏子熟了也要把最大最甜的留给张书记吃。在张书记的影响要求下,各级干部都树立起残疾人工作新理念,各部门都成了残疾人工作部门,大家都成了残疾人工作者。
县上开展包联贫困户活动中,张书记提议,应把包联贫困户的重点放在残疾人身上。在张书记倡导下,全县400名县、科级干部与360户贫困残疾人家庭结成帮扶对子,为他们提前、产中、产后服务。经过几年帮扶,2009年底已有290户残疾人家庭人均年收入超过自治区规定的1196元脱贫线,走上富裕道路。
每年召开农业、农村工作会议,张书记总是要求县委、县政府优先将支农惠农优惠政策落实到残疾人家庭。残疾人发展生产缺乏资金,张书记在要求政府出面协调的同时,自己多次带领残联、民政、扶贫办同志到州、县银行联系,为残疾人寻找贷款渠道。通过与农村信用社达成协议,采取信用承保、10人联保、乡村干部担保等方式为贫困残疾人家庭解决生产资金。2006年以来,为残疾人贷款266万元,贷款所产生利息全部由政府承担。
残疾人就业也是张书记常常挂牵的一件大事。在他的关心支持下,县上每年都举行两次残疾人就业招聘会,每次举办招聘会,张书记都到会作动员讲话。张书记满怀深情的讲话,深深感动了每一个前来求职的残疾人,也深深打动了参加招聘会的用人单位。通过部门、单位和企业安置,劳动力转移等渠道,315名残疾人实现就业和再就业,全县残疾人就业率达98%。
今年,轮台县被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确定为全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单位,制定试点方案过程中,张书记最挂牵的还是残疾人。为让残疾人全部参保,在方案制定上最大限度照顾了残疾人利益。作为国家试点县,各级财政为每个参保人每年补贴60元,按县上规定的最低参保缴费标准,个人每人每年应承担100元参保费。全县农村残疾人全部按最低参保标准纳入保险范围,残疾人个人承担的100元参保费全部由县财政统一代缴。其他群众对残疾人享受的优惠待遇羡慕不已。
“他最舍得为残疾人事业投入”
为改善残疾人生活条件,全县将符合条件的1037名城乡残疾人全部纳入低保;将全县农牧区残疾人全部纳入新农合,残疾人个人每年承担30元参合费由政府补贴;将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纳入“希望工程”,将有就读能力的残疾儿童少年全部安排上学读书,学杂费、课本费全免,全县学龄残疾儿童少年入学率达98.7%。
2006年,张书记安排政府筹资购买112只母羊,捐赠给34户贫困残疾人家庭发展养殖业,几年后,112只羊发展到800多只,34户家庭已有32户脱贫,有的还成了养羊大户。今年张书记又安排县残联,为100户残疾人家庭每户免费发放100只鸡苗,并安排县畜牧局为残疾人家庭鸡苗防疫,确保鸡苗成活率。仅此一项每户就可增收3500元到4000元。
为了改善贫困残疾人住房条件,张书记多次带领县残联同志到自治区、自治州残联争取项目资金,并要求县财政将残疾人危房改造配套资金每年都列入财政预算,中央、自治区、自治州财政为每户残疾人住房补贴7500元,县财政为每户再补贴5000元。国家规定每户残疾人危房改造面积为65平方米,县上将改造面积提高到80平方米。3年来,300户残疾人危房得到改造。
为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县财政投入600万元,建成占地20.45亩,建筑面积4677平方米的残疾人康复中心。为了尽快实现残疾人“人人享有康复服务”目标,县财政投资100万元,建立了乡(镇、场)残疾人康复服务站,村(社区)康复服务室,并在全县建成了9所敬老院,农村五保户和残疾孤寡老人全部由政府集中供养。
张书记为县残联解决了工作用车,增配了工作人员,为每个乡(镇)残联下拨了5000元工作经费,为每个村(社区)残协下拨2000元活动经费,使基层残疾人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
金杯银杯,不如残疾人的口碑。在轮台县,残疾人无口不夸“张”,是对张正荣书记的最大褒奖。
干部调任考察报告范文第8篇
本人于**年11月从乡镇党委书记的岗位上调任团市委副书记，20**年9月开始任团市委书记，20**年2月至今任区委副书记、常务副区长，主要协助区长分管区政府办公室（督查室、法制办、外侨事务办、体改办、接待办、无线电管理办）、为民服务中心、机关事务管理局、人劳社保局、国土资源分局、建设规划分局、城管局、交通局、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开发管委会、远东商贸广场管委会，联系规划处、老干部局、档案局、邮政分局、电信分局、移动公司、联通公司、预备役营等单位。三年多来，无论在共青团还是在党政领导岗位上，我始终坚持认认真真学习，踏踏实实干事，清清白白为人，在上级领导、班子成员和同志们的关心、支持、帮助下，做了一些具体的工作，也取得了一些成绩。现将有关情况总结如下：
一、加强理论学习，不断增强政治理论水平和思想道德素质
理论学习是领导干部的立身之本，成事之基。近年来，随着职务的变化和岗位的变动，我一直将理论学习作为自身的重要任务，树立终身学习的观念，自觉做到勤学多想，努力增强党性观念，提高思想政治素质。三年来，先后参加了中央党校函授学院党政管理专业本科班、中央党校成人教育学院经济学专业研究生班、省委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积极参与了**市领导干部论坛、**区中外名家论坛和平时的中心组理论学习，较为系统地学习了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并努力在掌握理论体系和精神实质上下功夫。自觉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注重以科学理论为指导审视工作，谋划思路，解决实践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通过深入调研，完成了若干篇**社会经济发展、党团建设和**城市化推进问题的调研文章。重视以科学理论武装头脑，不断改造自身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使自己真正树立科学的发展观、正确的政绩观和牢固的群众观，努力做到讲党性、讲纪律、讲原则、讲风格。
二、注重思路创新，不断推动工作取得新进展
在团市委期间，从团的性质出发，注重围绕党委中心工作，提出“以学习求提高，以探索求深化，以创新求发展，以作为求地位”的总体思路，创造性地推进青少年思想政治工作和团的自身建设，推进农村青年中心建设、开展中学生素质拓展计划，探索基层团组织民主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其中多项工作受到了团中央第一书记＊＊和团中央常务书记＊＊的直接批示和肯定，有5项工作受团中央表彰，其中新世纪青少年读书活动、青年中心建设和强乡带村等3项工作在全团推广，多项工作受团省委表彰，团市委20**年、20**年连续两年获全省共青团和青年工作创新奖。
到**区工作后，立足区情，面向未来，在主要领导支持下，提出了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面对国家宏观调控，必须全面深入疏理和提升城市规划水平，大力推进“都市**”和“一体化**”建设的新思路，并提出加快远东新区和省级历史文化保护区开发，建设新行政文化中心，规划螺洋火车场站，实施**沿海产业带建设等一些牵涉全局、事关长远的发展战略。尤其在关于远东区块发展问题上，提出全面提升城市规划设计，提高远东城市建设档次的发展思路。这些思路经集体决策后，目前正逐步付诸实施，并初见成效。针对城市建设档次不足、效率不高、速度不快等问题，提出了抓规划、抓建设、抓管理的“三抓”工作思路，成为提升**城市建设水平的有效举措。
三、狠抓工作落实，努力推动工作取得新成效
在团市委工作期间，深化青少年新世纪“天天”读书计划，在全市建立了读书俱乐部50多家，新世纪书屋100多家，会员5万多名，受到了团中央、团省委的高度肯定和青少年的广泛欢迎，并在全团推广。开展农村团组织建设试点，开展乡镇（街道）团委班子直选，取得了圆满成功，荣获了第二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鼓励奖。大力开展农村青年中心创建工作（全国12个试点市县），初步构建了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村青年中心建设体系，取得了明显成效，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同志专门作批示给予充分肯定，团中央常务书记赵勇、书记处书记尔肯江专门在**召开现场会，推广**的成功经验和做法。围绕省委、市委各项中心工作，团结组织全市团员青年积极参与“接轨大上海，主动融入长三角”系列活动，此项活动受到了市委、团省委的高度肯定。为增强**经济创新活力，组织北大、清华、中科院等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博士来**，开展了“百名博士**行”活动，得到了企业的高度认同，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开展了“造绿色长城、固海塘堤坝”活动，组织全市广大青少年共植树55.49万株、227.5公里。同时，带领团市委开创性地开展各项工作，均取得显著成绩，三年来，团市委分别获得全国增收成才先进集体、全国保护母亲河行动先进集团和全国优秀青年企业家协会、全国青年文明号活动优秀组织奖等荣誉称号。
到**区工作后，我把工作的主要精力放在土地、城建、交通等工作中，突出疏理**城市规划，狠抓重点工程项目建设，推进“立改套”，迎接土地市场治理整顿，处理等工作，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如征求人大、政协等各方意见，完成**分区规划、城乡一体化规划等重大规划，交通、绿化等专项规划，以及村庄布局等村镇规划编制。强化了**松塘、中心大道、马铺等三个入城口的城市设计和建设，推进了远东区块以世纪大厦为代表的近30幢高楼建设。狠抓**省级历史文化保护区二期老街修缮和东方大道等重点项目建设，以及“康庄工程”建设，目前老街修缮即将完成，滨海大道按计划已建成通车，“康庄工程”全面建成，在全省率先实现公路通村率和通村公路硬化率100%目标，受到了省政府的奖励和表彰。强化督查，着力推进“立改套”安置小区建设，依法快速处理影响小区建设的各个环节，确保顺利推进。加强调研，全力协调，充分维护村民集体利益，抓好**二期供水樟岙水厂建设，目前各项工作进展顺利。动员和部署各镇（街道）和有关部门，8次迎接国务院土地市场治理整顿检查，并顺利通过了验收。加强国土资源管理，及时出台政策，强化巡查，加强灾后建设管理，加快了村民受灾房屋的建设进度，有效控制了村民建房乱搭建现象。重视村民工作，极力维护社会稳定，有效处置城建、社保等上访20多批次，信件30余封，其中99%做到满意和息访。在人事劳动社保工作方面，强化宣传，出台有效措施，全面推进社保扩面和失土农民的社保工作，在全省经济发达的26个县市区中率先完成全覆盖任务。为提高机关办事效能，出台了重大事项挂牌销项制度；主动适应形势发展，按照行政许可法有关要求，积极改革原有机关弊端，清理规范性文件和有关事项；实施了机关大楼保洁市场化运作，积极开展环卫体制改革调研。
四、注重求真务实，不断提高自身驾驭全局和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
直面工作难点，不回避矛盾，不上交责任，从容应对，深入细致地解决急、难、险、重问题。如带领工作组进驻路北后蔡村，解决全区阻碍“立改套”的关键一结，并主动到后蔡村和群众代表对话，通过深入细致的工作，目前已取得了一定进展。多次到户看望企业干部，约代表谈心，通过诚恳踏实和耐心细致的工作，使上访人员受到感化，表示满意并息访，从而很好地处理了比较棘手的企业退休干部群体性上访事件，受到省市领导的肯定。多次召开协调会议，本着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有效解决了近六年来上访不断的路北马铺农场建房问题。深入基层调研，耐心细致解释，有效解决了多年来群体性频繁上访的“农嫁居”问题。多次亲临垃圾填埋场，积极和群众对话，采取切实措施，规范垃圾填埋场管理，努力维护群众利益，很好处理了因垃圾填埋场污染周边环境而引发的**农垦场300多群众围堵公路、阻截垃圾车事件。多次深入基层现场踏勘，下访上访群众，很好地处理了金清汝泉、塘上、林家等村一批老上访户问题，维护了社会稳定，从而使涉及城建线的事件基本得到处理。注重协调，及时研究，狠抓落实，妥善处理了峰江街道**南收费亭附近几村在村道设卡乱收费事件。亲临抗台第一线，在“04·12”号台风中指挥各线作好防台准备，及时转移、疏散人员，加固绿化、建筑物，把损失降低到最少限度。
五、不断改进作风，注重廉洁自律
时时处处从严要求自己。在常务副区长的岗位上，能坚持民主集中制，摆正角色，维护大局，注重团结，以诚待人。平时工作中任劳任怨，扎实细致，经常加班加点地工作。在团市委，经常到乡镇（街道）、村居和企业调研，了解各项活动开展情况，特别在青年中心建设、乡镇团班子直选等工作中，几乎每周一半时间在试点镇（街道）、村居，了解情况，指导试点工作的开展。在**区，经常走村访户，实地察看，了解村居建设情况，解决群众实事；经常和办公室同志一道，深入街头巷尾，踏看市容市貌和环境整治工作。特别在处理工作中，始终做到耐心、专心、尽心，使上访群众舒心，在干部群众中有较好的口碑。始终按照为民、务实、清廉的要求，坚持干净干事，特别是在“四个多样化”表现较为突出的**，我分管的工作又多是权力较大的部门，容易引发腐败问题。我时刻牢记权力是把双刃剑，只用其服务人民的一面，不为自己谋求私利。一方面，通过制定政策，尽力使权力公共化、民主化，并充分发扬民主，虚心听取各种意见，注重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另一方面，时刻做到自重、自醒、自警、自励，自觉加强党性修养，不断提高思想境界，筑好道德防线、党纪防线和国法防线，做到警钟长鸣。在工程发包、土地供给、规划安排、人事问题等方面从不，自觉遵守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的有关规定。能严格要求亲朋眷属及身边工作人员，不为他们谋取私利。
当然，工作中也有一些不足和问题。诸如学习还欠深入，不够全面；对下属同志交任务、压担子多，要求高，生活上关心不够。等等。这些问题和不足，有待于在今后工作中努力改进。
干部考察报告范文（二）
×××，男，汉族，湖北××人，19××年××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19××年×月参加工作，1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现任××市××协会下属××××地产有限公司经理，工程师。
现实表现坚持学习，严格要求。该同志自觉认真学习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断提高政治理论水平。不断注重自己世界观的改造，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坚持自身党性修养和锻炼，自觉维护党的形象。能积极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思想上、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积极参加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充分发挥党员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
工作勤恳，业绩突出。该同志自参加工作以来，先后在××市××设计研究院、××分院工作，他每到一个工作岗位，都能爱岗敬业、认真学习钻研业务知识，在较短时间内适应和胜任工作，具有一定的组织协调能力和管理水平。**年机构调整后，该同志借调到市××局后又到××协会下属的××公司工作。
在工作中，身先士卒，吃苦在前，常常加班加点，有时还带病坚持工作。在带领公司员工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他始终把经营生产工作摆在首位，积极主动地为客户服务，跑手续、搞协调，赢得了客户的一致好评。遵纪守法，作风廉洁。该同志无论是在××市××设计研究院，还是负责××城源地产有限公司工作，处事低调，从不以干部自居，热情服务于工作对象，设身处地解决被拆迁户提出的具体问题和困难，不厌其烦地给予耐心解释，对公司的同志以诚相待，团结尊重，关心爱护。在工作生活中，认真贯彻党的方针、路线、政策，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规划国土局的各项规章制度。淡薄名利，自觉遵守党风廉政建设的规定。在干部民主推荐中，获得推荐票35张，占收回35张有效票的100%，有较高的群众公信度。希望在今后的工作中再接再厉，更加大胆地管理，不断增强公司的综合实力，促进拆迁服务工作的更好展开。
拟任建议根据《干部任用选拔工作条例》的规定，鉴于×××同志的突出成绩和工作表现，推荐该同志拟任正科级职务。
干部考察报告范文（三）
20xx年3月日，按照市局党组的安排，市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率市局人事教育科科长***对**质监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同志拟任**质监局党组书记、局长职务进行考察，考察情况如下：
一、基本情况
**，女，汉族，生于**年3月，四川省三台县人，中国共产党党员，大学文化程度。**年6月至**年2月，在**县东河电站工作；**年3月至**年12月，在**县计量检定测试所工作；**年1月至20xx年4月，在**县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工作，**年1月至20xx年4月期间，担任**县质检所副所长、所长；20xx年4月至20xx年5月，在**质监局工作，担任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兼纪检组长；20xx年5月至20xx年4月，在**质监局工作，担任党组成员、副局长兼工会主席；20xx年5月至20xx年8月，在**质监局工作，担任法制科副科长；20xx年8月至今，在**质监局工作，担任**质监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主持全面工作。
二、德能情况
（一）思想觉悟高，政治立场坚定。该同志主持**局工作以来，能够认真学习贯彻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入实践科学发展观，自觉执行党和国家的各项方针政策和市局党组的各项决定，政治立场坚定，有很强的事业心和工作责任感，组织纪律性强，在原则问题和重大事件上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有较强的政治鉴别力和政治敏锐性。
（二）组织能力强，工作重点突出。在她主持工作期间，一是能站在全局思考问题，具有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她将**局工作情况制成表格向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报送，争取他们对质监工作的理解和支持。积极协调好与各部门的关系，仅半年时间就争取到省、市、区等各项资金54万元，打开了**局工作新局面；二是能围绕区委、政府中心任务开展工作。在支持**产业发展过程中，积极发挥品牌战略优势，将**生猪、紫云猕猴桃列为“四川省名牌”精心培育，将**猕猴桃列为部级农业标准化示范区进行争创，还将**韭黄列为**首个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申报。并组织紫云猕猴桃参加了国家质检总局、国家标准委与陕西省政府在第十七届杨凌高新科技成果博览会期间共同举办首届全国农业标准化成果展，使**区农业标准化工作跃上新台阶。三是大胆创新机制，服务园区建设。对入住园区企业实行提前介入制度、挂联帮助制度、绿色通道制度，提出了派出人员进驻园区服务的设想，促进**食品工业园区发展。
（三）关心职工，工作作风踏实。她关爱职工，组织开展的“我为质监献计献策”问卷调查活动，得到了省局主要领导的肯定。为职工办实事，挤出资金解决了职工午饭难和午休难两大困难，使**局职工更加团结。工作作风踏实，经常带队开展食品、特种设备、建材安全专项检查。深入食品工业园区、企业进行实地调研。特别是在迎接省局检查的准备工作中，她带头加班熬夜，总是最后一个离开**，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
三、廉政情况
她能严格要求自己，不搞特殊化，以政治坚定立德、以廉洁从政立身，以爱民为民立本，坚持自重、自省、自警、自励，以身作则，言行一致，做廉洁勤政的表率。在个人品质上，为人正直，坚持原则，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勇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不；在工作作风上，讲究民主，善于调查研究，能认真听取各方面意见；在廉洁自律上，坚持用《廉洁准则》规范自身行为，在出差、接待、交往等方面，不搞特殊化，反对铺张浪费。不利用职权谋私利、办私事，不在工作中贪便宜、要好处，没有接受与公务有关的宴请和礼品。能严格管好身边的配偶、子女，堂堂正正做事，清清白白做人。在她工作的半年时间里，**局局工作管理有序、成效显著。20xx年，**质监局被区政府表彰为**区“安全生产先进单位”、“工业经济及招商引资工作先进单位”、“政务服务工作先进单位”，被四川省“巾帼建功”领导小组授予四川省“巾帼文明岗”荣誉称号，被市局党组授予“四好领导班子”荣誉称号，她本人被评为**市质监局先进个人。
四、考评情况
经过民主测评，其结果如下：参加测评12人，发测评表12份，收回12份，有效票份，在推荐意见中，同意票，不同意票，弃权票。经与**局工作人员座谈，并征求区人民政府、区委组织部、区纪委领导的意见，大家一致认为，该同志完全能够胜任**质监局党组书记、局长职务，希望**同志在今后的工作中，进一步加强学习，注重协调，增强工作的主动性、创造性，为**质监事业发展多做贡献。
五、考察组意见
干部调任考察报告范文第9篇
两个层面的对外开放尝试
新中国成立后，实行国家对外贸易垄断制。强调，“外贸要服从外交”，“在香港，不要挤掉华商……在香港我们可以保持优势，但是不要独占”。50年代后期，香港经济日益恢复和发展。1956年1月23日，陈云主持国务院第二十二次全体会议，他的讲话涉及外贸品牌、质量、信用以及建设“专门的工厂”问题。“专门的工厂”后来延伸为出口商品生产基地。60年代初，国内已建成针对香港市场不同种类的出口基地。狭义上说，这属于国家主导的对外开放范畴。1959年，广东省把宝安县（深圳市前身）划为出口重点基地之一。如果以1952年全县出口总值为基数，1960年已增长至近三倍规模。中央和广东省后来创办深圳特区的源头应追溯至此。这项工作给地方带来沉重的压力。宝安县委在1961年8月上报广东省委的报告中说，“群众普遍认为，不给生产方便，不把上调出口任务过重这条大水牛搬走，祖祖辈辈翻不过身来，从此，党在边防地区严重脱离了群众”。县委这一番抵触统购统销的言论，在1963年和1964年两次受到广东省委工作组的严厉批判。
60年代初，中央工作的主基调是“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1961年五六月间，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两次到宝安县检查工作，强调香港和宝安是城乡关系，“利用香港，建设宝安”，主张放宽边防管理政策。随后，宝安县委召开边防工作双边会议，传达贯彻省委意图。县委向省委提出四条措施：恢复边沿区生产队下海过境生产的权利；恢复和发展边沿地区民间小额贸易；适当放宽进出口人员限制；成立县委边防委员会，改变主管边防部门缺乏生产观点、生产部门没有权利过问边防工作的状况。1961年9月，广东省委批复原则同意，并特别规定社员出入境实行“三个五”政策（每月出入境不超过5次，携进物品每次不超过人民币5元或5市斤）。新政对宝安县有特殊照顾性质，效果显著。群众偷渡现象大大减少。1961年冬至1962年春，全县以28万担稻草换回4000吨左右化肥，同时出口山草、烧柴等产品，换回农具和农药，使1961年粮食生产在连续6年自然灾害袭击下比1960年还获得增产。
这次宝安县对外开放尝试，是在陶铸首肯下实施的。随着国内形势的变化，“小开放”很快结束。1963年3月，省委工作组对宝安县委1961年放宽边防管制后的做法提出批评。1964年下半年，省委工作组再一次进行全盘否定，认为县委用“右倾观点”对待边防地区存在的暂时的经济困难，片面依靠与香港做买卖来克服困难，没有着重考虑政治影响。工作组还建议要已担任惠阳地委副书记的原县委第一书记李富林回来做深刻检讨。
发生在宝安县的这两个层面的对外开放，分别强调国家利益和地方利益，彼此冲突。正如1963年省委工作组的意见，县委推行的小额贸易变成大量贸易，“实际形成地方与国家激烈的争夺香港的市场。”受“小开放”和1962年边境大逃港的冲击，加上抓阶级斗争的舆论日益紧张，地方对搞出口基地顾虑重重，广东省也不再检查出口情况，宝安县等地的出口基地日益荒疏。60年代中期起，内地货物在香港市场所占份额开始大幅下滑，1968年起，由第一位退到第二位，日本跃居第一位。
安定边防：从农副产品出口基地
到“三个建成”
内地“”期间，香港经济持续快速发展。1970年10月，在审查外贸部的一份报告时指示，“香港是个自由港，可以多出口”。“这个地方越搞越重要，对港澳供应确实是一项政治任务”。由于还处在“”中，中英关系也没有改善，实际工作举步维艰。
1972年，国内外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几次批示抓出口货源不足问题。为加强宝安县边防建设，制止偷渡外逃，于1972年8月、1973年3月两次作出专门批示。1973年7月，国家计委根据广东省建议，向国务院提出在宝安、珠海县实施建立出口鲜活商品生产基地等措施。在宝安县兴办出口基地的工作，自60年代中废弛以来，又一次提上有关部门的议事日程。1974年4月，李先念、接见广东代表。说：“靠近香港的宝安县，经济工作要花点钱，把建设搞快点，有政治影响问题。”广东省和惠阳地区派出工作组到宝安县传达了中央指示。宝安县初步拟定了今后几年的出口规划。1974年8月，国家计委、外贸部等开会研究创办出口基地事宜，有人提出，“（宝安、珠海）不仅要发展鲜活商品，还可逐步考虑搞些出口商品的改装、整装后出口，某些适合当地加工的产品也可以搞”。1974年10月，国家计委主任余秋里在全国外贸计划会议上说：“我同意外贸部的观点，还是要搞基地。”
宝安县在1975年、1977年两次向广东省提交关于发展外贸基地的报告，请示给予支持。从有关数据看，全县出口基地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地方没有得到多少实惠，与60年代初的情况有些类似。地方除要承担发展出口基地任务外，国家上调任务依然过重，超过生产发展比例。比如稻谷，1976年宝安县总产量比1966年增长15.1%，但上调任务增加25.5%；油，1964年前调入40万斤，1976年则调出20万至30万斤；糖，1964年前调入2.5万担，1976年则调出8.2万担。由于与香港经济梯度差距悬殊，群众大批偷渡的情况始终无法制止。为解决生计问题，宝安县还出现了一些非常事例。例如后来名噪一时的致富典型渔民村大队，于1975年春联手罗湖大队，利用新界的土地开挖鱼塘140亩，把鱼拿到香港出售，当年投产，当年收益，使干部群众分配明显增加。这个做法一直到1979年才敢公开。
随着国内局势趋于稳定和1977年以来出入境政策放宽，深圳出入境人数大增，口岸对外接待工作出现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1977年9月29日，刚刚第三次复出的邓小平在反映深圳口岸问题的材料上批示：“这样事情需要国务院具体抓一下，绝非深圳一处问题，所有口岸都要管好，设置专业职工，严格规章和奖惩制度，如何？”同年11月17日，他在听取广东省委汇报时，支持搞农副产品出口基地，说，“供应香港、澳门，是个大问题。你们要提个方案……生产生活搞好了，还可以解决逃港问题”。与邓小平一同在广东视察的表示赞同。根据邓小平批示，受李先念委托，1977年秋冬，国务院财贸办主任姚依林到深圳口岸和宝安县检查工作。1978年1月，广东省拟定了宝安、珠海两县1978年至1980年建设规划并上报国务院。这份规划延续了“农业学大寨”建设大寨县的思路。1978年2月初，有关方面批示原则同意，交由国家计委与广东省商议办理。形势发展很快，这份规划不久就被更具时代新意的“三个建成”所取代。
早在50年代，中央曾明确“对资本主义国家（地区）的贸易，就是阶级斗争，要随时警惕，不要寄托幻想”。至70年代后期，这一提法渐渐不合时宜，何况内地出口在繁荣的香港市场早已持续衰退，与50年代格局迥异。在港澳进口中，1966年内地货比重为27.4%，1977年下降到16.6%，由原来的第一位退到第二位，远远落在日本之后。1977年内地对港澳出口创汇18亿美元，占国家现汇收入30%。挽回在港澳市场的优势地位，意义不言而喻。1978年4月19日，中央政治局讨论发展外贸、增加外汇收入等事项。说，“宝安县搞农副产品出口基地问题，也要赶快落实”。“我们不搞南朝鲜、台湾出口加工区的办法。广东宝安县就在香港门口，人跑了，地荒了，不如进口饲料在那里搞机械化的养猪场、养鸡场，还可养鱼、养鸭，香港什么时候要就什么时候给，我不相信竞争不过台湾。这样做，人民的收入可以提高。宝安县只是一个例子，其他靠近港澳的县，也可以这样搞。”邓小平说，“广东搞出口基地，要进口饲料，要支持他们，试一试也好嘛”。
1978年3月，国家计委、外贸部工作组到宝安、珠海两县调研建立农副产品基地事项。4月，工作组抵港澳调研。5月，国家计委副主任段云主笔完成港澳考察报告。报告对宝安县给予重点关注并开始谋划新举措，比之以往的规划，在思想上有大的突破。报告提出，把宝安、珠海两县建设成为具有相当水平的工农业结合的生产基地和对外加工基地，成为吸引港澳游客的游览区；宝安撤县建市。同年5月，遵照和李先念指示，国家计委副主任李人俊率工作组到广东，其中一项任务也是研究把边境地区农副业搞上去，增加对香港市场供应等政策问题。1978年6月3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赴港澳经济贸易考察组汇报。当汇报到在宝安、珠海搞出口基地时，说：“这个我感兴趣。就在那里养牛、养猪、养鸡、养鱼，省得从外地运。”李先念接着说：“针织、家具、电子表，还是尽量在广州搞，那里有基础。宝安、珠海主要搞农、林、牧、副、渔，搞砖、瓦、沙石。”又说：“宝安、珠海的工资，搞固定工资加奖励。把宝安、珠海搞好，不单是个经济问题，还有个政治问题，人都跑出去了，还荒了地。广东是祖国的南大门，宝安、珠海是大门口。人跑要拦，但光靠拦不行，总的是要把生产搞上去。”
与港澳考察团相比，1978年上半年，经提议，中央委派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团出访西欧五国考察，更具全局意义。访欧代表团于同年6月回国后所作汇报，推动了国内思想解放和对外开放进程。
广东省计委曾于同年5月又一次向国家计委上报修订过的宝安、珠海两县出口基地规划，国家计委认为这是低标准的，要求广东解放思想搞个大方案，又明确提出，要把宝安、珠海建设成为具有相当水平的农副产品出口基地和工业加工基地，建设成为吸收港澳游客的游览区，成为新型的边防城市。这是关于“三个建成”在正式文件中的第一次表述。6月20日，广东省委第二书记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议，会议议定尽快制订宝安、珠海县新规划。10月18日，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议，讨论省计委起草的《关于宝安、珠海两县外贸基地和市政建设规划设想的报告》，同意上报国务院。这份报告指出：“为了在三五年内把宝安、珠海两县建设成为具有相当水平的工农业结合的出口商品生产基地，成为吸收港澳游客的游览区，成为新型的边防城市，必须重点发展农业生产，迅速改变农业生产面貌，把整个农业搞好，因地制宜地发展农副产品和水海产品，建立出口生产基地，……在此基础上，积极发展来料加工、装配业务和建材工业，建设旅游区和城市。”1979年2月，国务院批复原则同意。1978年11月6日，国务院还转发了外贸工作会议一份简报，说：“要抓紧落实宝安、珠海出口基地的规划，尽快把它办起来。”
“三个建成”方略既定，宝安撤县建市的工作也提上日程。1978年6月，港澳考察报告正式提出在宝安县设省辖市，搞新型边防城市建设。广东省委一开始没有同意这一建议，主要理由是认为不利于发挥惠阳地委的积极性。以原宝安县委书记李富林为首的惠阳地委积极性很高。同年8月，惠阳地委给广东省委打报告说，“根据省委的指示精神，经地委常委讨论，我们建议把宝安县改为深圳市。这个市的建制相当于地区级，即低于地委半级，高于县半级的建制，仍受地委领导。”这是正式文件中第一次出现“深圳市”名称。10月18日，省委常委会议决定宝安、珠海两县建立相当于地区级的中等城市，分别称为宝安市、珠海市。据于光远回忆，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谈到主张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时，列举了深圳等城市的名字，说的是“深圳”这个地名，而不是宝安。“深圳市”的名称得到认可。根据广东省委指示，宝安县于同年11月25日、12月22日、12月29日三次向惠阳地区和广东省提交专门报告，认同“深圳市”名称，“因为深圳口岸全世界闻名，而宝安则很少人知道”。1979年1月，广东省就宝安撤县改市工作向国务院提交报告。同年3月5日，国务院批复同意。
“三个建成”出台，是宝安县摆脱“”阴影，到创办特区之前的承上启下的过渡方略，为不久之后进一步谋划深圳特区起到了铺垫作用。
创新体制：中央提出创办特区的决策
在中央和地方谋划“三个建成”的同时，蛇口工业区的筹建先行一步，也得到中央和广东省的支持。蛇口工业区的灵魂人物是袁庚。1979年1月31日，李先念和谷牧听取了袁庚等人汇报交通部香港招商局准备在广东省宝安县建工业区的情况。李先念给蛇口工业区划定具体范围，还说了一番与邓小平两个多月后倡议举办特区时极为近似的话，“我想不给你们钱买船、建港。你们自己去解决，生死存亡你们自己管，你们自己去奋斗”。同年2月初，谷牧召集国务院有关部门开会讨论蛇口工业区事宜。段云说：“我们本来早就想把珠海和宝安两个县开放。”“我看说用香港的办法管不妥当，我的意见是要比国内放宽一些就是了。”谷牧说：“你（袁庚）可不要上他的当，到那时候说宽说紧都是他说了算，你那个地方就是要特殊化嘛。按文件办事。”“交通部先走一步，试一下，……你（指袁庚）回去和、刘田夫同志商量，继续搞，不要说按香港的办法办，实际上也不能按国内办法办。要给你们方便，不怕你们多赚钱。”会上，谷牧三次提到邓小平的意见，“广东、福建可以更放开一些”。
深圳建市之初一直抱着“三个建成”、农业为主的思路不放，“三个建成”方略一直沿用到1980年上半年召开的广东、福建两省会议前后，然后被特区战略所取代。
在此过程中，有几件事值得注意。第一，“三来一补”工业迅猛发展的可能性越来越大。1978年11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汇报出口加工装配工作时说，“现在思想很不解放，条条框框太多，机构运转不灵，办事效率太低，这种状况必须迅速改变”。他建议中央“凡是来料加工、补偿贸易等方面的经济业务授权广东决断处理，以便减少不必要的层次和手续”。深圳农村改革不同于内地，“三来一补”和对外贸易发展迅速，实际上是围绕香港市场打转，直接参与了市场经济和工业化进程。第二，蛇口工业区的筹建模式给了广东省委领导以启发。第三，1979年3月至4月初，在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前夕，广东省委领导进一步了解到香港和新加坡、台湾等地办出口加工区、自由港一类的经验，解放思想，提出效仿他们的经验，在宝安、珠海和汕头划地吸引外商投资设厂。在1979年4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广东省委的建议得到中央大力支持。
谈到特区的命名，绕不开邓小平的三句话：可以划出一块地方，叫做特区。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要你们自己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1979年4月7日、8日、10日，广东代表和王全国在中南组小组会议上发言，还不曾出现“特区”二字。4月10日，王全国在小组发言时开始明确提到，“划定工业加工区，吸收外商来广东投资建厂。建议运用国际惯例，将深圳市、珠海市和汕头市划为对外加工贸易区”。小组会结束后，在政治局听取各组召集人汇报时，再次汇报了广东情况，仍然没有出现“特区”二字。据谷牧回忆，之后某日上午，谷牧把广东发言情况向邓小平作了汇报，邓小平连一分钟都不到就说：就叫特区嘛！同日下午，邓小平再次向谷牧强调了确定“特区”的名称。谷牧当天晚上打电话给，告知邓小平关于“特区”的命名等事宜。4月21日下午，在广东省委电话记录中，第一次出现“试办出口特区”，以及谷牧将带工作组赴广东调研的简要说明。
1979年前后，邓小平关于对外开放工作已有很多思考。他多次提到要利用广东毗邻港澳的优势搞对外开放。邓小平谈特区，把陕甘宁作为类比，另有深意，陕甘宁边区是与国统区完全不同的一种体制。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分别访问了日本和美国，这一时期，他开始孕育市场经济的思想。邓小平寄予特区“杀出一条血路来”，就是要从传统计划经济的藩篱闯出新路。邓小平后来至少有三次公开谈到在深圳办特区的原因，时间分别是1980年10月、1991年2月、1992年1月，理由基本一致，主要是从地理条件考虑，深圳与香港和外界沟通比较容易。
仅就“特区”名称而言，不是深圳和珠海的首创。早在1965年，中央就正式设立了安达特区（大庆市前身）和攀枝花特区。1976年前后，宝安县委曾向广东省委建议：“是否考虑把宝安地区划为特区，建立特区委员会，直属省委领导，统一领导边防对敌斗争、口岸管理和宝安县委的工作。”1978年1月，广东省委边防口岸工作领导小组和广东省计委第二次向省委提出在宝安、珠海设立特区的建议。1978年6月中旬，广东省财贸办在了解国家计委最新指示后，第三次向省委建议，为实现“三个建成”，“可将宝安、珠海两县划成特区”。这几次建议都着眼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实施特殊领导体制模式，与1979年讲的“特区”名同实异。
干部调任考察报告范文第10篇
一、开放思路产生及内容
李富林这一思路的诞生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基于国内极“左”路线遭到现实重创和宝安日益严峻的生存环境的大背景之下形成的。1959年他到宝安时,许多老百姓吃木薯渣,不少地方出现水肿病,甚至饿死人。1961年7月,李富林在南头会议上总结教训时指出:“三年来,我们确实做了许多不符合群众利益的事情,不仅生产遭受损失,带来生活困难,而且人民的精神状态也引起极大的混乱。粮食紧张,人的体质弱了,全县患水肿病的有1569人,子宫下垂的到处都有。死亡人口增加了,1957年全县才死亡1472人,1960年却死了2507人,占总人口的1.04%。”①“不少村庄人口减半,劳力逃港7成以上,剩下的都是妇孺老幼,原来人口众盛的村庄,现在青年无几,就是节日也毫无生气,冷冷落落。”结果导致“土地丢荒,蚝田淹没,渔船减少,渔网破烂,菜园荒芜,技术人员越来越少,生产和收入逐年下降。”②而与宝安对岸的香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经济迅速崛起,已经是国际自由港,世界各国都在那里争夺市场,倾销商品,赚取外汇。两地经济发展的巨大反差让“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③ 结果大量的宝安人纷纷逃往香港,屡禁不绝,令地方领导人李富林头痛不已。处于生死边缘线上的宝安在全国经济出现严重困难之时,只好利用香港作为救命稻草实施自救,李富林带领县委一班人深入进行调查研究,提出了“利用香港,建设宝安”的设想,得到了陶铸的赞赏。1961年陶铸到宝安检查工作,李富林向他汇报时进一步阐述了“利用香港,建设宝安”的设想,他很有眼光地说:“现在香港虽然是属英帝国主义管辖,但它和宝安也属于城乡关系。如果能够很好地利用香港这个国际市场,可以解决很多问题!”④他还举了很多事例,陶铸采取默许的态度。
经过几年极“左”路线的严重教训,李富林在1961年8月宝安边防工作会议上反思“县委过去最大的错误是对香港缺乏历史观点看问题,自己束缚自己手脚。”而且“边防管理严重违背了群众利益,造成边防不平静。”⑤他认识到:“香港不是一般的资本主义社会,是特殊的资本主义社会,是东西很便宜的万国市场”。⑥对于宝安与香港关系的定位,李富林正确认识到是城乡关系,认为香港同宝安是“城乡关系”,宝安是“香港的郊区”等等。还认为边防地区群众与香港在历史上存在“经商关系”和“货物交换”关系。进出口物资是一种民间贸易。从这两种观点出发,李富林在许多场合公开提出了一系列的主张。
1.主张在边沿地区流通两种货币。认为解放前在陕甘宁边区曾经流通过两种货币,宝安县是边境地区,也可以同时流通人民币和港币。
2.主张大赚外汇港币。李富林说:“有港币就有一切。”为了赚港币,李主张大大减轻边沿地区的上调任务,从而恢复传统出口产品。他说:“政治不能解决生产困难,国家也不能解决问题,几年来农民生产什么,国家就上调什么,不把上调出口任务过重这条大水牛牵走,边沿群众祖祖辈辈也翻不过身来。”⑦
3.主张由边沿地区群众自行出口产品。他说:主管部门不准农民自行出口物资,强调群众接受国家对外贸易管制政策,是严重缺乏生产观点和群众观点的。
4.为了能够真正利用香港,他极力主张开放边防,大量放人出港,他深刻指出:“我们过去把边防管理搞死了,搞到党群关系紧张,破坏生产。”还指出这种错误做法的危害:“不放人出港,造成夫妻分离,不得人心,不近人情,影响生产下降,生活困难,党群关系,军民恶化后果不堪设想。”⑧
李富林这些主张目的是解救民生,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但是,“”期间,“利用香港,建设宝安”的尝试被批判为“依靠香港,建设宝安”的“修正主义路线”, 认为是与提出的“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建国方针相对抗,为复辟资本主义制造舆论。他被打成“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还戴上“陶、赵死党”、“刘少奇忠实走狗”等种种莫须有的罪名。
二、领导开放实践的特点
李富林“利用香港,建设宝安”的设想,在实践上的主要特点有:
第一、积极争取省委领导支持,着力解救民生和发展外贸。历史上,宝安与香港之间经济联系密切,人民交往频繁。但是,1956年封锁边防后,规定不准边防地区人民群众自己劳动生产的产品拿到香港市场上去出卖,或对换生产和生活必需品。面对百姓饥饿和逃港压力,宝安县委开始反思,决定在尊重群众的历史习惯的基础上解决所面临的实际难题。1961年3月间,李富林在深圳火车站向中共广东省委第二书记请示,边沿区生产队要求用稻草到英界换化肥,两担多稻草换一担化肥,可以不可以。说稻草没有出口任务,可以换化肥。后来李富林向副省长魏今非汇报这些情况,魏批准年出10万担稻草,让生产队自己搞,所得外汇由生产队自己支配。从此,生产队可以用稻草换化肥。直至1962年起稻草换化肥生意,开始由县里统一经营。⑨
仅仅开放稻草换化肥是不够的。有一次,省委副秘书长陆莹来宝安检查工作,向李富林转达了省公安厅珠海前山工作组情况,以及省委领导有关意见,同意为了适当照顾边民生产生活需要,可以搞些小额贸易。李富林按照陆莹的意图,于1961年8月29日请示上报,9月25日,省委正式批复。这样,小额贸易基本全面开放。因为之前陶铸来宝安时,李富林已经向他汇报过渴望开放“三个五”及小额贸易,所以当这些设想报到省委时得到了陶铸的大力支持。陶铸不便公开表示支持,但也没有反对。李富林大胆地说:“那就一边报批,一边贯彻执行,有事我们承担好了!”后来李富林回忆说:“其实,陶铸对我们的做法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默许了!这在当时的政治条件下,是可以理解的”。⑩
第二、大胆解放思想,从实际出发,发动全县对港大开放。几年的历史教训使李富林认识到,在200多公里长的边防线上,光靠放哨控制不能解决边防的保卫问题。为了彻底改变边防地区党群关系,迅速提高生产水平和生活水平,充分发挥群众生产积极性,李富林决定领导县委从实际出发,积极开放边防。1961年8月13日,李富林主持召开宝安边防工作会议,会上县委作了自我检讨。县委提出适当放宽边防管理政策,切实解决边防地区人民群众恢复和发展中必须解决的问题。会上作出部署,准备全县大开放,与香港发展“小额贸易”,第一步先开放沿海一线大鹏、葵涌、横岗、沙头角、布吉、深圳等14个公社和沙河农场;后一步才开放坪山、坪地、龙岗、平湖等8个公社。还决定开放文锦渡、罗湖等13处口岸,作为“小额贸易”和非贸易进出口特定地点。还规定可作为“小额贸易”出口的商品品种。8月29日,县委向省委、地委请示《关于放宽边防管理政策,切实解决边防地区人民群众恢复和发展生产中必须解决的问题》。放宽边防管理、开放边防后,群众热情高涨,一股对香港开放“小额贸易”的热潮在宝安上下发展起来了。许多港商纷纷来到宝安洽谈业务,初时公社开展贸易活动还不敢公开接待港商,李富林为下面壮胆,公开说:“公社不敢接,县委接!”县委开出边防证给港商自由来往,还让他们在县委进进出出,这在当时是要冒着巨大政治风险的。
第三、大搞基础建设,为经济与文化开放双重奏创造条件。李富林认识到,深圳镇是我国一个重要的国际通道,又是一个对外贸易的出口基地,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迅速发展,前来深圳的港澳同胞和外国朋友越来越多,作为县城的深圳镇的地位显得日益重要。为此,总理曾经说过:“深圳是国家的窗口”,使李富林受到很大鼓舞。在完成深圳水库等重大水利工程建设之后,陶铸向李富林指示,要把县城深圳镇好好建设一番。60年代初,宝安县的经济基础还很薄弱。1960年,全县财政收入只有40多万元,要大搞建设很困难,于是想办法在政策允许的范围把外贸、边检、海关、中旅社等一些中央部属单位的节余“扣”下来,用于基础建设。经过集资,凑了100多万元,兴建了当时全国一流的深圳戏院,以及和平路、人民路等。另外,又集资修建了新园宾馆。深圳水库建成后,按原来协定:省财政厅应该把深圳水库收入的10%给宝安,宝安用这笔钱建了华侨旅社。深圳戏院于1960年建成,是全国第一家有空调、音响等先进设备的戏院,为对外文化演出提供了良好的环境。1961年5月,陶铸作出“利用香港,建设宝安,努力把深圳镇建成游览区”的批示。6月,陶铸再次视察宝安,指出:“香港和宝安是城乡关系,香港是宝安的城市,宝安是香港的郊区。在深圳要建立游览区,让香港人到深圳游览”。为了有计划地进一步作好深圳游览区的建设,李富林要求宝安县委专门部署,提出在今后二、三年内,要把深圳建设成为一个劳动人民、华侨和港澳同胞的参观游览地区。至“”前,共建成了深圳水库公园、深圳戏院;扩建了罗湖海关和罗湖火车站。建起了新安酒家、新园招待所、和平路华侨新村别墅群、人工湖等。这些基础建设,为许多港澳同胞前来观看演出和游览深圳提供了便利。在陶铸的关怀和曹若茗(原广东省外事处处长、当时下放任宝安县委书记,兼宝安县委对外演出领导小组组长,后调任中央工作,组长由马志民兼任) 的穿针引线之下,深圳的对外文化演出得到了中央、省文化部门的大力支持,1960年至1966年间来深圳演出的主要文艺团体有:中央歌剧舞剧院歌剧团、中央歌剧舞剧院舞剧团、中央芭蕾舞团、广东粤剧团、中央乐团、上海越剧院、北京京剧团、东方歌舞团等。马师曾、红线女、吕玉狼、林小群等先后在深圳戏院登台演出。前来深圳观看演出的香港知名人士有:高卓雄、王宽诚、汤秉达、叶若林等以及廖一原、吴楚帆、白燕、谢贤、白茵、夏梦等文艺界人士。对于深圳戏院的演出,香港和内地传媒多有报道。深圳成为我国名副其实的对外文化宣传的重要窗口和港澳同胞的游览圣地,深圳的知名度在海内外越来越大,在这个提升的过程中,李富林功不可没。
第四、执行政策敢于超越雷池,勇于“变通”抗“左”倾。 时期“基层干部的行事风格也是多样的,在农村政策执行中,县社干部‘变通性’的运作还是很普遍的,远非我们想象中的‘规矩’与‘当然’”。李富林就是这样的代表人物之一。这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灵活“变通”执行“三个五”和小额贸易的范围、对象,大胆与内地进行贸易活动。二是大开口岸,方便群众进出境。李富林尊重历史上群众过境耕作和下海作业的便道,对已开放的口子不予调整收缩,扩大60多处方便群众进出。三是不唯书、不唯上、唯实。开放小额贸易执行了一段时间以后,副省长魏今非来检查说批得太宽了,回去后以个人写信形式要求把小额贸易压缩到8种产品。魏来信以后,李富林坚持批过两笔超过了魏的8种产品规定:一是西乡大队遭到严重虫害,买不到农药,为了解决实际困难,他批准他们用鸭子去香港交换农药。二是大座海关没收了一批生产资料,他批准给予放行。后来省外贸局问他,魏副省长已经来信,你为什么还要批准他们呢?他说前面省委批得很宽,魏用个人名义来信,省委还没有正式发通知,当作个别特殊情况处理一下也是可以的。
三、实行对外开放影响
应该看到,李富林“利用香港,建设宝安”的尝试有其时代局限性,但是,它是封闭时代的一丝开放门缝,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先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第一,宝安大开放,为最早提议在深圳地区设立“特区”的记者连云山顺利进入香港考察提供了便利,而他日后写成的4篇呈送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考察内参,为邓小平后来倡议建立特区的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
1962年,宝安县发生大规模“逃港”风潮,被国内舆论界认为是“美蒋特务策反边民大逃亡”。广东省公安厅和宝安县领导在违心作检讨的同时,特别邀请《人民日报》军事记者连云山来宝安亲自走走看看。1962年秋冬之交,连云山在省公安厅和宝安县公安局工作人员的陪同下沿着大鹏湾到蛇口一带的边境一路走访,所见的一百多个村子,几乎全村跑光了,留下来的,全都是走不动的老人和村干部。为了调查逃港者的心理状况,他连续几天手凭宝安开放时颁发的“耕作证”从耕作口进出九龙半岛和新界。香港所见,更让他惊奇,香港物品应有尽有,深圳买不到的自行车,在香港毫不值钱。回来后,他还是冒着被打成反革命的危险,写成了4份内参,其中一份提出了设立“特别政策优惠特区”。回到北京后,他找到人民日报社领导,这位领导也很吃惊,他认为,这么大的事情,只能给高层领导写内参,而且面不能大,并建议他通过新华社内参这个渠道上报。连云山找到了新华社内参组组长夏公然。夏公然同意送中央政治局,于是连云山拿出了4篇内参:第一篇:香港富裕的情况。第二篇:大逃港的深层原因。第三篇:设想从沙头角到蛇口,包括深圳纵深100里的地带设立与内地完全不同的特殊政策区,或叫边境特区。让这里退回初级社和互助组的水平,单干也行,同时允许自由贸易,免税、废除一切票证,不搞统购统销,以从根本上杜绝再次发生边境逃亡。第四篇:如果不这样,这一带局面将如何发展、理由及其根据。为了把风险减到最小,夏公然就将内参呈送邓小平送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直到半年以后,陶铸在省委召开的一次县委书记会上,才提到这件事。他说,《人民日报》有个记者写了份内参反映大逃港的情况,他反映的事实是属实的,但建议是荒谬的。陶的话说明了4篇内参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已经传阅并开始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如果说,60年代初《人民日报》记者连云山呈送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深港考察建议在“左”的思想占上风的时代背景之下没有激起时代浪花的话,那么,70年代末,来到广东工作仅7个月的向中央提交在深圳等建立“特区”报告的建议和邓小平想法竟是不谋而合,相隔15年两次收到建议在深圳地区建立“特区”报告的邓小平,终于尊重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作出了历史性的抉择。1978年,邓小平连续四次出访,同时,他对香港的情况也作了进一步的了解。邓小平回来后,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中国也可以划出一块地方,吸收外资,引进先进技术,用特殊的政策,使这个地方发展,这是一个实验。如何学习许多国家发展经验,这时在邓小平头脑中,则酝酿着一个大胆的方案:办特区。特区在哪里办?邓小平进行了思考,认为最好是在靠近香港等发达地区的地方。正在这时,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在会上作了题为《广东的建设如何大干快上》的工作汇报。的报告引起了中央的关注,他还专门找到邓小平。和邓小平都没有想到,二人想法竟是不谋而合。邓小平非常高兴地说:“对!办一个特区。过去陕甘宁边区就是特区嘛!”对于办特区的地点,他们也是不谋而合,都提出可以办在深圳。邓小平还向详细询问了深圳的情况。当他得知深圳只是一个小渔村,目前还很穷时,坚定地说:就在这里搞,这是一个实验,一个小渔村,是会搞好的,不会搞坏。不久,邓小平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在深圳试办特区的意见。邓小平的意见,得到了多数同志的支持。在这个决策背后,邓小平除了从海外设立特区的成功经验中得到启示和借鉴外,连云山早期内参的建议也功不可没。
第二,70年代末宝安民众呼唤开放改革的基层呼声引起中央、省委的高度重视,为省委还原过去的政策和中央作出对外开放的战略决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粉碎“”后,人心盼富思变,宝安的老百姓十分渴望恢复60年代初行之有效的边境经济政策。中央、省委为顺应民心,派出领导干部或下基层调研,或出国考察,寻求强国富民之路。财政部长张劲夫、国务院财贸办主任姚依林;广东省领导、刘田夫、王首道、李坚真、王全国等先后到宝安调研,宝安县委书记方苞向他们反映了边境经济政策在“”前后的变化及其影响。他们了解情况后,都赞同宝安县干部群众的看法和主张,表示回去后要向中央、省委反映宝安广大干部群众迫切要求开放、搞活的强烈要求和建议。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刚刚主政广东不久的和以国家计委副主任段云为团长的港澳考察团的宝安之行改变了宝安的历史命运。首先,70年代末到宝安调研对恢复和扩大这些边境经济政策发挥了重要作用。l978年4月奉调到广东主政,7月上旬到宝安调研,调研中,他倾听了基层干部和群众直言境内外经济发展和两地老百姓生活差距日益扩大的情况。这些事实都使他深感调整政策和改革体制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他离开宝安前作了指示:“同意你们提的办法,过去搞错的,现在都要改正过来。”这就意味着60年代初行之有效的政策可以恢复。1979年1月23日,省革委会(1979)21号文正式批复同意。批准的实施方案比60年代初的边境小额贸易在政策上更放宽了。以此为标志,宝安的对外开放再次先走一步。
其次,中央港澳经济考察团提出建设出口基地的主张,使“利用香港,建设宝安”的设想终于迎来了新的春天。“”后,宝安继续高举“利用香港,建设宝安”的大旗,要求建设出口基地,引起了上级的重视。1978年由中共中央、国务院选派的三批出境考察团中的一批是以段云为组长率领的国家计委、外贸部等组成的港澳经济考察团,在赴港澳考察前夕于3月15日至24日首先对建立宝安县外贸基地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为了更好地建设出口基地,考察团从港澳回到广州后,向广东省党政领导人建议把宝安、珠海两县改为省辖市,这是意想不到的历史结果,为后来设立经济特区奠定了基础。考察团回京后,写出了《港澳经济考察报告》,提出,可借鉴港澳的经验,把宝安、珠海划为出口基地,把它建设成为具有相当水平的对外生产基地、加工基地和吸引港澳同胞的游览区。6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了该团汇报并同意其建议。这引发了党中央、国务院郑重地确立打开国门、实行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可见,宝安的开放经验和呼声为中央作出对外开放的战略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
深圳地区的前后历史发展表明,对待资本主义必须要敢于吸收、借鉴和利用,而不是僵化地纠缠于姓“资”、姓“社”,陷入极“左”路线的泥潭之中,这是历史必须引以为戒的。
注释:
① 2号全宗A12.11/185,第45页,惠州市档案馆藏(下同)。
② 2号全宗A12.11/185,第3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5页。
④ 引自《披荆斩棘 勇敢探索》,分别载《深圳文博论丛》2004年版,页91、91、90,中华书局出版。
⑤ 2号全宗A12.11/185,第4页。
⑥ 2号全宗A12.11/185,第1页。
⑦ 2号全宗A12.11/185,第28页。
⑧ 2号全宗A12.11/185,第29页。
⑨ 2号全宗A12.11/185,第21页。
⑩ 李富林《我早期在宝安县工作的回忆》,转引自 www.省略/dsyj/NewsDetail.aspx>?NewsId=15754。
2号全宗A12.11/185,第6页。
《中国共产党深圳历史大事记》,第265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3年版。
习风、郑爽:《连云山:最早提议在深圳设“特区”》,《晶报》2005年4月16日。
分别载陈宏:《1979-2000深圳重大决策和事件民间观察》页27、23,长江文艺出版社。
霞飞:《中国创办经济特区始末》,《世纪风采》200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