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集业务考察报告范文

归集业务考察报告范文第1篇

关键词：机场集团 财务 集中管控

一、实施集团财务集中管控的原因及过程

集团财务集中管控模式已经成为集团化企业的一个共同选择，是企业集团化、规模化发展的一个趋势。世界500强的公司，实现财务集中控制的已达80%，民航业界的各大航空公司、机场集团公司也均已经实施了集中财务管理。2010年，集团的资产规模突破了100亿，成员单位有30余家，分布在4个省区14个城市，实施财务集中管控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特别是在二次创业的过程中，规模还将进一步扩大，原有的较为分散的财务管控模式已经很难适应集团化发展的形势，必须和国际上先进的管理模式进行接轨。

基于上述内外环境变化的客观需要，2009年年底，集团公司提出实施财务集中管控的战略构想，2010年3月9日，集团公司组织召开财务负责人会议，就财务集中管控进行讨论，会上集团公司总裁做了重要讲话，初步形成了财务集中管控的基本内容。3月底4月初，由总裁带队，一行五人对海南航空集团公司、中国东方航空集团公司、平安保险集团公司、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中国航空集团公司、首都机场集团公司等业内外大型企业集团进行了调研考察并形成考察报告。5月，集团公司财务部制定实施办法初稿并组织召开企业负责人会议，广泛征求意见。6月，集团公司经讨论修改后，集团总裁办公会、党委会决定实施。

二、集团财务集中管控的实施原则

（一）价值最大化原则

集团统一规划，充分考虑成员企业差异化和个性化需求，兼顾成员企业和集团公司的利益，实现集团整体价值最大化。

（二）市场化原则

强化集团公司对成员企业的服务、指导功能，依据市场原则处理内部交易事项，对集中管控形成的收益按照贡献大小进行分配。

（三）合法合规原则

严格执行《公司法》、《会计法》、《国有资产管理法》等法律法规，落实《西部机场集团集团化管理基本制度》、《西部机场集团集中采购管理暂行规定》等，兼顾成员企业的《公司章程》、《发起人协议书》等条款约定，防范市场风险、政策风险，维护企业的利益和社会形象。

（四）稳步推进原则

统一部署，突出重点，分步实施。

三、集团财务集中管控的工作思路

以统一会计制度为基础，以资金管理为核心，以信息技术为手段，以财务预警机制与监督机制为抓手，以建设科学务实的财务管控体系为目标，实现集团整体价值最大化。详见图1。

四、集团财务集中管控的主要内容

财务集中管控的内容可概况为“553体系”，即“打造五项会计信息系统，实施五项管理统一，实施三重财务监督”。其中，打造五个会计信息系统是基础，实现五项管理统一是关键，实施三重财务监督是保障。详见图2。

“五项会计信息系统”是指在启用网络版会计核算系统和收入核算系统的基础上，搭建统一的资金结算系统、财务预算管理系统和财务决策分析支持系统，形成易操作、功能全的财务集中管控操作平台。“五项管理统一”是指资金、会计制度、财务数据、预算和人员的统一。“三重监督”是指预警监督、总稽核监督和内部审计监督。详见图3。

五、集团财务集中管控的具体做法

（一）搭建平台，提高效率

这是实施财务集中管控的前提和基础，在集团业务日趋增加的情况下，利用信息系统是加强财务管理的重要手段。集团有良好的会计信息化基础。首先，从2003年集团公司成立以来，就把会计信息化基础网络建设作为财务管理的重要内容，2005年实现陕西省内成员企业财务网络覆盖。目前，集团公司所有管辖区域，包括全部的二级和三级成员企业，网络已经实现了全程覆盖，没有盲区。其次，统一集团成员企业会计核算软件和管理软件，从2009年开始实施用友公司NC网络版会计核算软件，实现远程实时监控，并不断开发、完善财务信息系统功能，实现部分业务的协同和记账规则的检查等。第三，为了满足提升管理的要求，不断启用新的管理软件，完善系统功能。在大量前期准备工作的基础上，2010年年初启用了航空性收入结算软件，确保各成员机场收入核算简便，透明可比；2010年6月初启用了资金统一结算系统，实现对资金统筹使用收益按贡献分配。特别是2010年7月实施会计报表系统，实现了民航快报、民航决算、国资委快报、国资委决算、基建报表、管理月报等快速生成功能，实现报表数据实时穿透查询账务及合并报表自动生成功能。预算管理系统的建设方面，2011年5月启动，经过半年的实施，形成了“一个统一、两种模式”的全面预算管理，即在统一的预算管理报表基础上，分别形成了以集团公司、咸阳机场为代表的预算管理模式。这些系统的建设，提高了工作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使财务人员逐步由核算人员向财务管理人员转变。

（二）完善制度，明确职责

《集团化管理基本制度》规范了集团战略、安全人力资源、财务管理、投资、机场建设、资源、质量、业绩考核、企业文化等九个方面的内容，其中财务管理部分从职能定位、投资、担保、融资、资金管理、预算管理、利润分配、人员管理、财务预警、总稽核监督和内部审计监督、会计信息化建设等方面做了原则性规定；配合基本管理制度，财务部完成了27万余字的支撑性制度规范，包括集团统一会计制度、财务管理制度、基本建设会计制度和财务管理制度、会计岗位职责及工作规范等。另外，制定了配套的管理制度，先后下发了《西部机场集团财务集中管控实施办法》、《西部机场集团会计总稽核办法》、财务负责人委派、业绩考评及信息化管理的系列相关制度。

（三）统一数据，规范标准

集团成立以来，不断地进行联合重组和托管新机场，而这些新加入的企业本身都有较为完整的文化理念和财务管理体系，管理基础参差不齐。为此，需要大量的规范性基础工作。在会计报表编制方面，就编制格式、时间、附表、附注说明、预算执行分析等提出了规范性要求；在会计凭证录入与审核方面，使用规范会计语言、实行审核责任制等；在会计科目体系方面，设置专人管理会计科目，坚持“全局性、前瞻性、实用性”的原则，统一会计科目体系。目前，集团在几分钟之内就可以建立一个完整的会计账套，实现“复制”功能。通过以上的统一和规范，形成了数据快速集成效果，达到及时分析和提供决策有用信息的目的。

（四）实施全面预算，加强分析引导

围绕集团“以效益为中心”的工作思路，实施战略导向型的全面预算管理，建立经营计划与财务预算的协调沟通机制，在编制中长期经营计划的基础上编制年度预算并进行月度分解，明确经济事项，实现预算的短期、中期和长期的有效结合，使预算管理落到实处。集团公司深入分析主业、辅业的利润构成及特点，从年初预算编制开始，在与各成员企业主要领导进行经济事项沟通的基础上，以持续盈利为目标，因地制宜，分解任务和压力，调动成员企业积极性。为促进辅业发展，集团公司对辅业公司提出了“政策给足、改革到位、支持到边、断其后路、不生就死”的管理理念，有效促进辅业公司积极参与市场竞争。

（五）强化队伍建设，人员统一调配和管理

通过严把进人关、强化财务负责人考核和财务人员培训等方式，加强财务队伍建设，统一调配财务人员，提高财务人员素质，打造了一支业务精湛的高素质财务队伍，这支队伍是实施财务集中管控的中坚力量，是最大的资产，有效地保证了实施计划的执行和效果的显现。首先，严把进人关，统一招聘，严格控制新员工素质，规定新进员工须是全日制本科以上学历。其次，加强财务负责人考核。在集团统一委派财务负责人的基础上，对财务负责人实行统一考核，做出年度考评结论，实行考核结果与任免职、奖惩相挂钩的考核制度，考评结果记入本人档案。第三，不断加强财务人员培训与考核。培训内容结合实际，培训形式多样，培训范围实现全覆盖，全员考核制度形成。连续多年进行封闭式业务技能考试，并进行成绩公布，大大提高了员工的学习积极性。第四，财务人员统一调配。

（六）妥善处理管控与服务的关系

坚持“宏观控制，微观放活，独立运行，共谋发展，充分发挥集团公司、成员企业和各级政府积极性”的集团化管理理念，牢记“在管理中体现服务，通过服务促进管理”的工作宗旨。一是充分发挥集团规模效应，先后组织了合作金融机构、合作保险机构等招标，将金融机构对集团公司的授信额度由5亿元提高到过百亿元，享受较银行公布利率降低10%的优惠政策；二是对资金集中管理形成的利润按照贡献大小归集分配，切实维护成员企业的利益；三是在内部审计中强化增值服务，对存在的问题提出切实的整改建议或处理意见，让成员企业感受到集团规范管理的良好初衷。

（七）建立三重监督体系，防范风险

一是搭建信息系统预警平台，形成第一道风险防线。建立风险预警平台，合理设定超限指标，对不合常规指标及时提醒和关注；在预算管理系统中对执行偏差情况及时进行反映。二是建立总稽核制度，形成第二道风险防线。设置总稽核岗位，对企业会计核算、财务管理等业务活动进行内部稽核，进行服务、指导和监督，发现重大问题或疑问，要及时查明原因并向财务负责人汇报，如遇重大违章违纪问题和违法犯罪行为，须及时向主要领导汇报。另外，通过持续开展财务专项检查，全面落实总稽核监督。三是强化内部审计，形成第三道风险防线。内部审计以企业负责人的离任审计和经济责任审计为主，适时推进任中审计和过程控制，实现监督关口的前移；创新审计理念，丰富审计手段，运用绩效评价和经济增加值（EVA）考核评价方法，以取得良好的效果。

六、实施财务集中管控的几点体会

（一）要与所在企业管理实际紧密结合

财务管理是企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集团化财务管理的必须与企业实际相结合，既要切合实际，又要有前瞻性。例如，为了确保可扩展性，在设计会计核算系统时，对会计科目编码的设计，为了保证未来可扩展性，每个会计科目明细凡存在“其他”时要求不得设置下级明细，且均作为同级会计科目的第99个，空出因业务需要增加会计科目的编码，避免编码的混乱。

（二）要有公司主要领导的支持

财务集中管理是一个资源再分配的系统工程，必然涉及公司全局性的变革，没有主要领导的支持，单靠财务部门的力量很难整体推进。笔者所在公司在实际设计和执行中得到了集团总裁和总会计师的大力支持，为项目的整体推进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三）要利用好上级单位的政策支持

监管政府要求企业执行新会计准则，履行出资人职责，加强分子公司管理，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并在年报审核、产权变更、信息化建设、制度建设、资产处置等方面提出了系列的规定和要求。这是推动公司管理提升的重要力量，更是推动财务管理提升的有力后盾，利用好这些政策支持能够更好的促进和推动财务管理变革。

（四）要有积极务实的工作精神

财务管理是一项基础性工作，与公司的“亮点工作”相比很难在短时间内出效果，没有务实的工作作风和坚持不懈的精神就不可能达到预期效果。如在实际操作中，最为复杂的部分是会计科目的设置，当时全集团没有统一会计科目体系，各单位会计科目合计上万个，要建立统一的一套会计科目体系，需要对这些科目进行梳理，把内容一致的合并，不合理的重新设置，这些花费的时间远远大于软件上线的时间，也是最为劳神的阶段，但在整体的工作总结中不能算作“亮点”，甚至不能作为工作总结的一部分，算是公司的“小事”，但实际上没有这些梳理，根本不可能有后来的报表软件和预算软件的上线。

（五）要进行整体规划

财务管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面对千变万化的外部环境，复杂多变的内部环境，多种声音并存的局面，必须要有管理的主线，建立整体规划才能达到目标。在设计整个财务集中管控体系中，进行大量的财务集团化管理理论研究，也进行大量调研，同时与软件公司进行了大量的沟通，仅集团化管理体系的形成修改了48次才最终定稿，但这些是非常值得的，因为在实施前就已经想好了怎么做，后期仅仅是技术问题，几乎没有出现反复现象。

（六）要充分利用信息化技术

财务管理需要信息化工作，平台的搭建、软件的选择与深化实施是集中管控实施成败的基础。只有用活信息系统，才能有助于提高财务管理水平。信息系统的建设是提高财务管理效率的重要工具，如报表系统，在之前未联网之前，报表的简单汇总在专人负责的情况下也需要3-5天，系统上线后只需要点击一下就可以，几秒钟就完成，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七）要建立优秀的核心团队

管理最终必须落实到人，财务管理离不开一支“敢打硬仗、能打硬仗”的核心团队，财务集中管理过程是各种观点碰撞的过程，因此必须要有一支过硬的队伍能够“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来保证财务集中管理的顺利实施。例如，预算系统的上线，当时的争论相当大，有些人主张“自下往上”，也就是根据各不同的业务点逐级汇总到集团；有些主张“自上往下”，也就是先满足集团整体需要，再考虑个性化的问题。为此，争论研究达1年之久，最终确定了整体规划设计思路后才上线。

归集业务考察报告范文第2篇

关键词：高铁企业；知识产权管理；对策

企业知识产权管理涉及科技、经济、管理、法律等多学科知识，具有复合性的特点。有效的知识产权管理，不仅可以激发企业员工发明创造的积极性，使企业在国际竞争中赢得先机，而且还可以形成自己独特的专利池，从而达到遏制竞争对手、后发制人的目的。笔者试图对我国高铁企业知识产权管理制度的完善、管理机构的构建、管理人才的培养以及符合高铁企业自身特点的知识产权信息数据库的建立作一探究，希翼对我国高铁企业的发展有所借鉴。

1、加强我国高铁企业知识产权管理的必要性

企业知识产权管理是企业对知识产权开发、保护、运营的综合管理，在知识经济时代的知识管理、战略管理中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它是为规范企业知识产权工作，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制度在企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促进企业自主创新和形成自主知识产权，推动企业强化对知识产权的有效开发、保护、运营而对企业知识产权进行的有计划的组织、协调、谋划和利用活动。[1]加强我国高铁企业的知识产权管理，对我国高铁企业的知识产权的开发、保护、运营以及整个高铁产业的发展具有非常重大的战略意义。

1.1知识产权作为高铁企业的无形资产不同于其他有形资产

一方面，知识产权已被发达国家视为企业经营的第四资源（另外三项资源为：人才资源、物力资源和资金资源）。[2]知识产权尤其是专利权，作为高铁企业重要的无形资产，其价值已经远超企业有形资产的价值，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已经成为高铁企业的重要战略资源。2004年至2005年，中国南车青岛四方、中国北车长客服务和唐车公司先后从加拿大庞巴迪、日本川崎重工、法国阿尔斯通和德国西门子耗巨资引进专利技术。京津城际铁路使用了西门子技术，仅在通信信号专利技术上就耗资19亿元，而面对武广高铁，西门子则开出了64亿元天价。另外，我国高铁企业购买西门子原型车价格为每列3.5亿元人民币，而技术转让费则高达3.9亿欧元，相当于原型车价格的10倍之多。由此可见，知识产权作为我国高铁企业的重要无形资产，具有非凡的价值。另一方面，知识产权的客体即知识产品，是一种没有形体的精神财富，客体的非物质性是知识产权的本质属性所在[3]。客体的非物质性也决定了管理的复杂性和专业性，对高铁企业知识产权的管理不同于其他有形资产的管理。同时，伴随着越来越多的境外专利许可合同的签订，我国高铁企业知识产权在境外遭遇侵权的可能性将大大增加。如何有效的降低其在境外遭遇侵权的可能性，降低诉讼风险，将是我国高铁企业知识产权管理今后要面临的重要问题。

1.2构建我国高铁企业“专利池”（patent pool）的必然选择

专利池本质上是一种系统化的交易机制，是一种高效率低成本的集中管理专利的模式。我国高铁相关产品生产厂商越来越多，企业内部分工越来越细，一项产品所涉及的专利越来越密集，高铁专利技术涉及电力、电子、信息、机械制造、牵引制动等多个领域，出现了所谓的“专利灌丛”（patent thicket）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专利池，众多企业各自寻求专利许可的交易成本将十分惊人，而专利池的一站式打包许可方式无疑是最为高效的选择。[4]同时，专利池的构建有助于我国高铁企业联合起来，推行自己的技术标准，以及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发达国家为了保护本国利益，争夺国际市场，除设置技术壁垒之外，他们往往以专利池为武器对我国高铁企业发起标准和专利战。国家知识产权局副局长张勤在国家知识产权局与铁道部签署知识产权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时指出，建立铁路行业知识产权战略试点工作机制，确立铁路工作的知识产权导向，要坚持以获得知识产权为追求目标，以形成技术标准为努力方向。而专利池的建立则更有助于技术标准的确立和推行，正如有学者所言：一项技术标准一旦确立，标准中所含大量专利的许可问题可能变得错综复杂，成为标准推广的绊脚石，此时，相关专利权人结成专利池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最佳方式。[5]

1.3参与国际竞争的需要

国际四大高铁巨头公司（德国的西门子、法国的阿尔斯通、加拿大的庞巴迪、日本的川崎重工）无不把企业的知识产权管理作为公司发展的战略手段。他们无一例外的制定了符合企业自身特点的知识产权管理制度，设置了相应的管理机构，配备了专业的管理人员，投入巨额的知识产权管理经费。德国西门子公司在全球设有12个知识产权管理部，知识产权管理人员400名，管理该公司的各类知识产权约150000项。[6]同时，为了实现最有效的知识产权管理，西门子公司还制定了一揽子知识产权管理制度。法国阿尔斯通公司每年用于知识产权管理方面的费用大约为研究开发经费的2%-3%或者销售额的1%（阿尔斯通2008年营业收入达到264.61亿美元，利润15.66亿美元），如果费用不足，还可以继续申请。[7]在中国高铁“走出去”的现今，要想同国际高铁巨头企业竞争，分享国际高速铁路建设这块大蛋糕，我们必须高度重视高铁企业的知识产权管理工作，加强企业知识产权的开发，保护好自己的核心技术不受侵犯，同时避免侵犯他国高铁企业的专利技术。

2、我国高铁企业存在的知识产权管理问题

通过对我国高铁企业的知识产权管理情况的分析，笔者发现我国高铁企业知识产权管理工作缺乏制度保障和组织保障，缺乏适应高铁企业快速发展的高水平、复合型知识产权管理人才，同时，对企业自身自主知识产权的开发不够。

2.1知识产权管理制度不完善

目前，我国多数高铁企业知识产权管理制度不健全，有些企业甚至尚未建立知识产权管理制度，专利管理、版权管理、商标管理以及商业秘密管理等制度办法的制定处于或基本处于空白状态，同时，有些企业知识产权管理制度存在照搬现象，这已成为我国铁路企业知识产权管理的“通病”。以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车公司”）为例，该公司的规章制度可谓是一应俱全，从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监事会议事规则、独立董事工作细则再到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管理规定，公司建立了一整套的完整的内控体系，调控着人力资源管理、行政事务管理、科技管理、海外业务管理、战略研究与新事业管理等十一大系统。[8]但是，笔者发现，公司唯独没有对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制定系统化的规章制度进行管理，关于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的管理散见于科技管理、海外业务管理、质量管理等规章制度之中。与之相比，国外高铁巨头企业可谓是高瞻远瞩，它们不仅建立了完善的知识产权管理制度，而且多从战略高度进行谋划。以法国阿尔斯通公司为例，该公司及其下属研究单位都将专利发展战略纳入本单位的战略发展研究及本企业正常工作程序之中，在立项、研究开发、生产、销售、进出口贸易等各个环节中注意采用最适合的方式保护知识产权，或者主动在有关领域内形成专利保护网。[9]除此之外，它还制定了与本公司经营特点相适应的各种规章制度对本公司的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进行精心管理，包括公司知识产权管理机构的设置制度、公司知识产权管理人员的培训与奖励制度、知识产权归属制度、专利文献的利用制度、专利的实施许可制度、专利的保护与诉讼制度、计算机软件与商业秘密的管理与保护制度等。

2.2知识产权管理机构不健全

通过对南车公司、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车公司”）和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铁建”）职能部门设置及其部门职能的分析，笔者发现，目前我国享有实力的高铁企业在知识产权管理工作上多是沿用传统的行政管理模式，知识产权管理基本上还是挂靠科研管理部门，或者由其他相关部门和相关人员“”，这往往造成“代”而不“理”的现象发生，使企业知识产权管理流于形式，有些公司甚至完全忽视了对知识产权的管理。以南车公司为例，该公司共设立十九个职能部门，[10]但唯独没有设立专门的知识产权管理部门，知识产权管理工作分别由相关部门代为管理：总裁办公室负责技术秘密的保密工作，科学技术部负责相关知识产权、专利技术的归口管理，法律事务部负责商标管理以及公司知识产权保护的组织管理工作。其他高铁企业情况基本类似，北车公司的知识产权管理工作由研究院负责，法律事务部不负责与知识产权相关的工作，而中国铁建不仅没有专门的知识产权管理部门，甚至没有设立法律事务部门，公司本级的法律事务由企业管理部代为负责，并没有一个部门在部门职责中明确规定负责对知识产权工作的管理。与之相比，国外高铁巨头企业大多都设立了专门的知识产权管理部门。法国阿尔斯通公司专设知识产权部，直接归集团技术总经理领导，知识产权部部长对集团技术总经理负责。同时，每个下属公司及研究中心都有知识产权高级律师，每个下属业务部门都任命一名知识产权部的人员作为业务指导律师。德国西门子公司也设立了知识产权管理总部，负责技术规则和关于知识产权交易方面的规定，总部下又分为十多个部门，部门经理要为各自集团的知识产权工作负责，当遇到相关集团的知识产权事务时，他们是唯一的联系人。[11]

2.3缺乏复合型知识产权管理人才

我国高铁企业无不把“走出去”作为今后企业奋斗的目标，南车公司在本公司发展战略中明确提出“实施‘走出去’战略，打造本公司的国际化品牌”，北车公司也明确指出“‘国际化’是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探索从国际贸易向国际化经营迈进的途径”。我国高铁企业实现“走出去”战略目标的关键在于人才，没有高素质的知识产权管理人才，高铁企业的知识产权将得不到有效地开发和运用，高铁“走出去”战略的目标将会仅仅停留在口号的层面。目前，我国几大享有实力的高铁企业已经拥有大量的工程师和专业技术人员。比如，截止2007年，中国铁建拥有初、中、高级技术人员共约86000人，其中工程院院士1人，国家勘察大师2人、国家设计大师3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188人、省部级突出贡献专家21人、教授级高级工程师217人、高级工程师6375人、高级专业技术人员8050人、工程师16207人。[12]但是，纵观我国主要高铁产品生产企业的技术人员工作情况，笔者发现，公司技术人员仅负责本领域的技术研发工作，而对知识产权的评估、申请则主要由公司法律部门配合外部专利事务所代为进行。公司缺乏既懂技术，又懂法律、经济、管理和外语的复合型知识产权管理人才。正如我们所知，企业知识产权管理是企业对知识产权开发、保护、运营的综合管理，涉及科技、经济、管理、法律等多学科知识，具有复合性的特点。因此，我国高铁企业现在的人才结构很难对本企业知识产权进行有效的开发、保护、运营。

2.4对企业知识产权的开发力度不够

我国高铁企业所拥有的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占公司总资产比例极小，充分表现出我国高铁企业知识产权管理不重视对知识产权尤其是专利权的开发。笔者对南车公司的资产构成情况分析后发现，公司知识产权资产尤其是专利权所占比重甚少。南车公司资产分为流动资产和非流动资产，流动资产主要包括货币资金、应收账款、预付款项、存货等，非流动资产则主要由固定资产、在建工程、无形资产等构成。2007年，该公司无形资产净值309000万元，公司总资产为3272586万元，无形资产占公司总资产的9.44%；2008年，公司无形资产343240万元，公司总资产为4548867万元，无形资产占公司总资产的7.55%；2009年，公司无形资产344395万元，公司总资产为5470409万元，无形资产占公司总资产的6.30%。同时，从07年到09年公司无形资产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土地使用权价值上涨，而非公司拥有的自主知识产权的增加。并且，公司无形资产的构成主要包括土地使用权、软件使用权和工业产权及专有技术，按照均比计算，专利技术仅占无形资产的一小部分，约为3%左右。而国内其他高铁企业知识产权开发状况也不容乐观，截止2007年9月30日，中国铁建及下属二级公司共持有67件境内注册商标，87件境内专利。[13]随着中国加入WTO，知识产权贸易已经成为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企业拥有知识产权的数量多少和质量高低将直接影响企业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影响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3、完善我国高铁企业知识产权管理的对策建议

我国高铁企业知识产权管理的以上诸多不善之处，已经严重阻碍了企业自身的发展，必将成为高铁企业走出国门的一道门槛。笔者认为，切实完善这些不足之处，将加强企业知识产权管理作为企业知识产权整体战略的重要一环势在必行。因此，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进行完善。

3.1高铁企业知识产权管理制度的构建

笔者认为，企业知识产权管理制度的构建应该结合企业自身的特点，做到既全面又有所侧重，我国高铁企业应当建立和完善以专利为核心的企业知识产权管理制度，同时兼顾到商标管理、商业秘密管理、著作权及计算机软件的管理等内容。

我国高铁企业知识产权管理制度的设计应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着手进行规划。在宏观层面，应该从全局的、战略的、系统的高度制定适合高铁企业特点的知识产权管理制度，主要指高铁企业知识产权战略管理，包括高铁企业知识产权战略的制定、推进、评估等多个方面。在微观层面,我国高铁企业知识产权管理制度应体现在知识产权的创造、运用、保护、管理等各个方面，使高铁企业自身的知识产权资源在每个阶段都得到相应制度的规制和保护。具体来讲：1、调整高铁企业知识产权创造阶段的管理制度。在此阶段，制度设计的重点应该在于激发企业员工进行发明创造的积极性、规范知识产权产生后的产权归属（职务发明与非职务发明）以及知识产权的审查申报等方面。同时，由于我国高铁技术多是在引进、消化、吸收的基础上进行的二次开发创新，因此专利技术的引进管理制度也必不可少。2、调整高铁企业知识产权运用阶段的管理制度。在此阶段，制度制定的重点在于充分利用高铁企业自身所拥有的知识产权资源，实现知识产权价值的最大化。3、调整高铁企业知识产权保护阶段的管理制度。此阶段知识产权管理制度的重点在于随时监控竞争对手，及时发现侵权行为，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来保障本企业的知识产权不被侵害。同时，对于需要保密的技术采取切实有效的保护措施。4、调整高铁企业知识产权管理阶段的管理制度。此阶段的制度重点应该是加强企业知识产权的管理，实现企业知识产权资源的有效运行和合理配置，主要是知识产权专门管理机构的设置及其职权分工等制度。

最后，我国高铁企业在制定本企业的知识产权管理制度时，应当符合我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基本要求，同时，在我国高铁企业迅速“走出去”的今天，知识产权管理制度的制定又要遵循国际社会中有关知识产权的共同准则，以尽量减少纠纷，实现高铁企业知识产权资源的价值最大化，同时充分有效地保护自身的知识产权权益。

3.2高铁企业知识产权管理机构的设置

我国高铁企业知识产权管理机构的设置，应当考虑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高铁企业知识产权管理部门的外部组织结构（即知识产权管理部门与其他部门的关系），二是高铁企业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内部管理机构。

我国高铁企业知识产权管理部门的外部组织结构。纵观各国企业知识产权管理部门的外部组织结构设置，基本模式主要有三种：隶属于产品研发部门、直属于决策层、隶属于法务部门。这三种模式各有千秋，各有利弊。第二种模式即隶属于决策层的模式适合于企业规模大、知识产权管理复杂、业务具有国际性的大型企业集团。在此模式中，知识产权管理部门位阶较高，可以参与高层知识产权决策，易于公司知识产权战略的贯彻实施，但是可能出现与研发部门联系不够紧密、部门间沟通成本较大的弊端。我国高铁企业知识产权管理部门设置究竟选择哪种模式，应充分考虑我国高铁企业的自身特点，同时要对这种模式显示出来的弊端加以调整。笔者认为，隶属于决策层的模式更适合我国高铁企业。目前我国高铁企业规模大，注册资金雄厚，研发投入多，且都将走出国门参与国际竞争作为自己未来的发展目标。将知识产权管理部门隶属于决策层管理，将有助于公司知识产权战略在公司各个部门的贯彻实施，便于直接参与公司重大知识产权策略的制定，同时也可以直接与公司法务部门联系，掌握公司与知识产权有关的法务信息，及时处理。

我国高铁企业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内部管理机构。从世界各国知识产权管理机构的内部组织结构来看，目前主要有三种典型的基本模式，即集中管理式、分散管理式和行列管理式。分散管理式主要适合于企业产品种类多，涉及技术种类以及其他知识产权运用方式复杂的大型企业。随着高铁企业的快速发展，其在未来国际竞争中无疑将形成以专利为核心、其他知识产权相配合的完善的知识产权体系。同时，高铁技术是一个庞大而极其复杂的技术体系，涉及到机车车辆、通信信号、牵引供电、运营调度、车体结构、综合检测、路基路轨等多个方面，这些技术的专利申请和应用也极为复杂。结合我国高铁企业自身特点，笔者认为分散管理式的模式更适合我国高铁企业知识产权管理部门的内部管理机构设置。因此,我们可以借鉴国外企业成熟的分散管理模式的经验，在高铁企业内部设置一个知识产权本部、若干研究所和事业本部。在知识产权本部内可以另设7个部门，分别是策划部（负责推动全公司的中长期知识产权策略，管理知识产权行政事宜）、技术法务部（负责处理知识产权诉讼事宜）、软件保护部（负责软件著作权的登记、运用、补偿事宜）、专利第一、二部（负责统筹管理技术契约工作），专利申请部（集中管理国内外专利申请事宜）、设计商标部（负责设计和商标的申请、登记）、专利信息中心（负责管理专利信息，建立电子申请系统）。根据技术特征的不同，高铁企业事业部可以设立机车与动力事业部，轨道客车事业部，货车车辆事业部，机电产品事业部、工程机械事业部等等。每个高铁企业可以根据自身的不同特点进行设置。同时，各研究所和各事业部均配置知识产权部，直接隶属于负责技术工作的副所长或总工程师，主要担负该研究所、事业本部的知识产权行政事务，并负责从产品研究开发初期的专利发掘、专利调查、制作专利关系图到国内外专利的申请等所有业务。[14]

3.3高铁企业知识产权管理人才的培养

我国高铁企业知识产权管理人才的培养应从两方面着手，一是积极引进懂技术、懂法律、懂管理、懂外语的复合型知识产权人才，二是加强对本企业现有人员的培养，构建企业自身所需的复合型知识产权人才。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引进复合型人才可以满足高铁企业对知识产权人才的紧急需求，快速提高高铁企业对铁路知识产权的开发、应用和保护的能力。而加强高铁企业现有人员培养的优点在于可以根据企业自身特点，精确定位，培养适合高铁企业未来发展需要的独具特色的知识产权复合型人才。

高铁企业知识产权管理人才的培养，重点在于专利法律知识及专利技术开发和应用的培养，同时兼顾商标、著作权、商业秘密等知识的培养。笔者认为，知识产权管理人才的培养，应当是分层次、有重点的培养。对于知识产权本部及各研究所和各事业部从事行政事务和知识产权法律工作的人员，应该加强相关知识产权法律知识以及知识产权战略和知识产权管理知识的培养。对于从事专利信息检索分析的专业人员，除了进行法律知识的培养，还应该加强专利信息检索及分析利用以及专题专利数据库的应用的培养。而对于高铁企业研发人员以及工作在一线的事业部门的技术人员，除了上述知识的培养之外，还应该加强专利申请程序、三性判断、专利申请文件的撰写、专利及技术秘密的保护等方面知识的培养。同时做好与专利信息检索人员的沟通工作，做到专利信息数据的共享。高铁企业各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和事业部门的技术人员，作为研发创新的一线工作者，其对专利文献更具有敏感性和洞察力，更容易从专利文献中找到灵感，发现现有专利技术的漏洞，从而开发出高铁企业具有竞争力和战略意义的专利技术，因此加强其对专利文献的利用和专利文献的撰写以及技术保密知识和能力的培养也是至关重要的。

以上关于高铁企业知识产权人才的培养主要针对的是知识产权部门人才的培养，但是笔者认为，作为一个国际性的大企业，我国高铁企业还应加强全体员工的知识产权意识，注重对其他员工知识产权基本知识的培养，在企业内部形成尊重知识产权，崇尚技术创新的良好氛围。

3.4建立系统全面的知识产权信息资源数据库

针对高铁企业知识产权管理不重视自身知识产权开发的问题，通过完善知识产权制度，构建知识产权管理机构和培养复合型知识产权管理人才虽然可以得到很大提高与改善。但是，如果在高铁企业内部建立系统的、符合企业发展自身特点的知识产权信息数据库，则此问题将得到几于根本性的解决。高铁企业建立符合自身特点的知识产权数据库，应重视知识产权信息的全面收集与管理（包括专利技术信息、商标信息、著作权信息、商业秘密信息等），但笔者认为，作为一个对技术要求极高的高科技企业，应更加重视专利信息的收集与分析。因此，对世界各国尤其是我国高铁企业的主要竞争国，以及高铁企业技术拟输出国的专利文献信息的收集与分析必不可少。正如有学者所言，“专利文献是技术知识的百科全书，它包含了全世界最全面、最新的技术信息。据世界知识产权局统计，发明成果的90%-95%首先在专利文献中公开。充分利用专利信息，可以节约开发经费40%、开发时间60%。科学技术发展到今天，在一项科研成功的因素中，90%来自已有技术，而真正创造性的劳动仅占10%”[15]。因此，重视对已有专利文献信息的收集利用，能够提高研发创新起点，避免资金、人力资源的重复投入，同时也可以从专利信息的分析中预测竞争对手的技术开发方向和市场特点。

我国高铁企业知识产权信息资源数据库的建立首先要面对的是信息的分类问题。笔者认为，信息的分类可根据国际专利分类表（IPC）对相关铁路产品技术的分类方法设定。[16]这样划分的好处在于同国际公约和大多数公约成员国的划分方法相符合，便于信息的及时收集归类。

知识产权信息资源数据库的建立同时还面临专利技术信息的来源问题。笔者认为，专利技术信息的来源应包括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在国际层面，我国高铁企业首先应获得欧洲专利局公布的专利信息，因为我国高铁企业的主要竞争对手中的德国西门子公司和法国阿尔斯通公司都分布在欧洲，对这两家公司专利数据的了解和分析至关重要，而该网站免费提供包括这两家公司的世界70多个国家及WIPO的共近3100万件专利数据。对于世界其他国家的专利信息，笔者认为并不需要全面购买或检索分析，而应该有针对性。比如，可针对我国高铁企业技术拟输出国本国以及在本国将要面临的竞争对手的高铁专利技术信息进行收集和分析。这样既节约了人力、物力成本，又更富有实用性。同时，笔者认为，当高铁企业投资重大项目，对专利检索的查全率、查准率要求严格时，应考虑购买使用质量更高的商业专利数据库，比如Derwent公司开发的专利数据库，Dialog联机检索系统专利数据库、STN联机检索系统专利数据库。其中，STN系统数据库可以查询到美国专利、日本专利、欧洲专利、PCT专利申请公开文献、Derwent专利，其信息全面系统具有权威性，不失为高铁企业发展所需数据库首选资源。在国内层面，高铁企业应注重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提供的专利信息数据，该网站提供中国专利信息全文数据库，并可以免费提供下载和打印，除此之外，国内互联网上的专利信息资源还包括中国知识产权网专利库、中国专利信息网专利库、易信网专利库、CNKI网专利库等。这些数据库各有特点，如国家知识产权局网提供一般的简单性检索，但有全文数据；中国专利信息网专利库更适合一些复杂性的检索；易信网专利库提供失效专利信息的检索。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我们必须对这些国际国内专利信息进行二次开发，将其汇编整理到高铁企业自己创建的专利文献数据库中，以便及时对这些信息进行技术分析，并在第一时间将所得到的信息与分析结果直接传递给知识产权总部和科技人员手中。通过对已掌握的专利信息的定性、定量分析，找出其分布规律及发展趋势，将这些零散的专利信息系统化，技术人员就很容易从中找到专利技术的漏洞，进行专利“漏洞开发”，或“围攻”现有专利，从而达到遏制竞争对手，后发制人的目的。

4、结语

知识产权作为我国高铁企业重要的经营资源、战略资源，对企业的发展具有其他人财物力资源难以比拟的重要价值。在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国外高铁企业无不把知识产权作为增强企业国际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武器。因此，我国高铁企业要想走出国门，在国际竞争中赢得竞争优势，必须认真面对自身在知识产权管理方面的不足之处，逐一进行改善，以便加强对知识产权的培育和管理，从而获得高质量的专利技术，赢得在国际竞争中的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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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分别是：董事会办公室、总裁办公室、战略和发展部、运营管理部、财务部、资本运营部、人力资源部、审计和风险部、科学技术部、法律事务部、监察部、企业文化部、信息技术部、机车事业部、客车事业部、货车事业部、城轨事业部、新产业事业部、海外事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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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集业务考察报告范文第3篇

对克孜尔石窟的考察和研究，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掀起的西域探险热潮。先后有俄国、日本、德国、英国和法国等探险队考察过克孜尔石窟。就考察与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而言，以德国学者的工作最为突出，成果最多。

50年代，中国对包括克孜尔石窟在内的龟兹佛教艺术的研究开始起步。一批初步的研究成果开始显露。70年代末，中国综合研究龟兹石窟的局面形成，涌现出一批龟兹佛教文化的研究人员。80、90年代龟兹石窟研究出现高潮，特别是新疆成立了龟兹石窟保护研究机构，研究的队伍不断发展，出现了一批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总观一个世纪以来，中外学者对克孜尔石窟这份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的考察与研究及取得的成就和教训，为世界近现代文化史研究写下了重要的一章。笔者不敏，试图对一个世纪以来克孜尔石窟的考察与研究的历程作简要的回顾。

一、国外的考察与研究

最早到达克孜尔石窟的是俄国人。在克孜尔后山区的第213窟西壁上有几行用铅笔题写的俄文，时间是1879年1月15日。在谷西区的第38窟东甬道西侧壁上也有俄文铅笔题记，时间是1893年。值得注意的是，这两则俄文题记中的人名相同，仔细辨认后发现字体也出于一人之手。这个名为缪恩汉克的俄国人曾两次到达克孜尔石窟，但却没有留下有关探险考察甚至游记之类的文字材料，其中的原因不得而知。20世纪初以来，先后又有几批俄国人到过克孜尔石窟。1906~1907年别列佐夫斯基（M.M.Berezovsky）率领考察队到库车地区，考察了库木吐拉和克孜尔等石窟，揭取了克孜尔第198窟旁侧条形窟内的壁画，并收集了一些梵文写本。1909~1910年，奥登堡(S.F.Oldenburg)率领的俄国第一次中亚考察队赴新疆考察，曾调查过克孜尔石窟等遗址，此次考察收获很大，但详情披露的不多。在今爱尔米塔什博物馆藏的2210件中国文物中，库车出土的壁画和雕塑品约有100件。[1]

1903年4月15日至23日，日本大谷光瑞第一次考察队的渡边哲信和堀贤雄在克孜尔石窟活动，他们调查了各区域的洞窟，拍摄了一部分壁画和洞窟外景，记录了近100个洞窟，记录内容繁简不一，有洞窟性质、形状、壁画内容、保存状况和当时农民使用洞窟的情形。他们在洞窟中清理出不少木简和文书残纸。渡边哲信试图揭取壁画，但未能成功，只割走了少量小块壁画，其中有第224窟东甬道西壁八王分舍利图中的独楼那像和第198窟内的说法图。日本人首开了在克孜尔石窟割取壁画的恶劣先例。1909年3月18日至20日，日本大谷光瑞第二次考察队的野村荣三郎到克孜尔石窟，发掘了13个洞窟，一无所获，匆匆离去。1912年5~6月，日本大谷光瑞第三次考察队的吉川小一郎曾在克孜尔停留数日，挖掘了部分洞窟，没有得到出土文物，便采集了若干壁画。期间还拍摄、临摹了部分壁画。大谷考察队自新疆带回日本的文物，1910年曾由专家从中选出精品，于1915年出版了《西域考古图谱》，其中有出自克孜尔的壁画6幅，佛典写本6件。大谷藏品在保存的初期就已开始流散。日本国内的大谷采集品主要收藏在东京国立博物馆和龙谷大学，还有一部分在私人手中。其中流散至韩国汉城的大谷藏品收藏在中央博物馆，藏品中就有出自克孜尔石窟的壁画和塑像。流散在中国的大谷采集品收藏在旅顺博物馆。大谷考察队的队员都没有受过专门的考古训练，工作比较粗疏，对发掘品未作编号，致使后来在整理探险收获时发生混乱，所以他们的发掘都没有正式的考古报告。因此，队员的工作日记便成了了解他们调查发掘和文物出土状况的文字材料。这些日记直到1937年才发表在《新西域记》两卷本中，书中有克孜尔壁画和外景照片、洞窟形制和壁画示意图。日本有较多的学者研究新疆石窟和佛教文化史。他们不但研究其国内的新疆出土品，而且还非常注重欧洲国家的研究成果。在年代和分期方面，日本学者比较推崇德国瓦尔德施密特（E.Waldschmidt）的观点，并以他的分期推断日本所藏克孜尔石窟壁画的年代。20世纪上半叶，日本研究新疆石窟和佛教传播方面最重要的人物是羽溪了谛和羽田亨两人。羽溪了谛关于新疆佛教史的代表著作是《西域之佛教》。他认为，佛教传入龟兹的时间约在公元纪年之初。克孜尔出土佛典有龟兹语写本和梵语写本，大都属于小乘说一切有部，这和文献记载以及克孜尔石窟壁画题材是一致的。羽田亨在其所著《西域文化史》一书中认为，龟兹石窟的洞窟建筑和壁画所主要是受犍陀罗的外来影响。[2]

近十几年来，日本对中亚石窟及新疆石窟给予较多注意并取得一些成果，主要有名古屋大学的宫治昭教授和中川原育子博士。宫治昭先生的研究论文有：《论克孜尔石窟——石窟构造、壁画样式、图象构成之间的关系》、《克孜尔石窟涅??图像的构成》等。中川原育子对克孜尔石窟壁画中的供养人以及76窟的研究发表有专题论文。在日本出版的《丝绸之路》1997年第3期《????a class=content_a href=/class_free/162_1.shtml>美术の?徊イ缺淙荨飞嫌泄?握押椭写ㄔ??拥裙赜诳俗味??叻鸫?难芯柯畚摹

1906年，法国伯希和(Paul Pelliot)率领的考察队在库车停留了几个月，考察了克孜尔和库木吐拉石窟，重点发掘了库木吐拉石窟南面的都勒都尔阿护尔遗趾。伯希和收集品中的文献材料大部分收藏在法国国立图书馆，美术品则入藏巴黎卢浮宫，后归集美博物馆。二战后，由韩百诗(L.Hambis)组织一批学者从事伯希和在新疆与敦煌所获文物的系统分类整理工作，编有《伯希和考察队考古资料丛刊》，共16卷，这项工作现在还未结束。在已出版的第一卷《吐木休克》和第八卷《库车地区诸遗趾·龟兹语铭文》中有出自克孜尔的壁画、塑像和龟兹文题记。伯希和在库车地区发现的梵文和龟兹文写本，早年由菲诺（Louis Finot）和列维(Sylvain Levi)整理研究。80年代以来，这些龟兹文写本由皮诺（Georges Pinault）负责重新整理。近年来，他发表了一系列法藏龟兹文佛典和世俗文书的论文。此外，他还转写和翻译了伯希和在都勒都尔阿护尔发现的全部木简文书和考察队在库车地区石窟中所拍摄的龟兹文题记，著有《龟兹语铭文》。皮诺特教授于90年代几次考察克孜尔石窟，参观了新疆龟兹石窟研究所收藏的龟兹文文书，并对部分壁画中的龟兹文题记作了释读。 [3]

1914年5月28日，英人斯坦因（A.Stein）对克孜尔石窟作了为期一天的考察。

20世纪初，德国柏林民俗博物馆曾派遣“普鲁士皇家吐鲁番考察队”先后四次在新疆地区进行调查。后两次考察队分别于1906年和1913年在克孜尔石窟进行了长达数月的工作。1906年2月26日，德国第三次考察队到达克孜尔石窟。这次考察队由四人组成，队长是格伦威德尔（Albert Grunwedel），队员有勒库克（Albert von Le Coq）、巴图斯（TheodorBartus）和波尔特（H.Pohrt）。格伦威德尔对洞窟形制、壁画内容和布局、纹饰图案等都作了较详细的记录。勒库克和巴图斯发现了许多珍贵的古本、木板画、塑像、壁画残块等文物。波尔特拍摄了洞窟外景、洞窟形制和壁画的照片。有关克孜尔石窟的洞窟形制、题材内容及位置分布的记录，主要是在这次考察期间完成的。考察队还给洞窟编号并命名。另外，虽然在格伦威德尔的强烈反对下，考察队还是割取了一部分壁画，连同其它文物一起运往柏林。这次考察的收获，除获取壁画外，还发现了大量的古写。第四次考察队由勒库克率领，队员有巴图斯。他们于1913年7月到达克孜尔石窟，肆无忌惮地割取壁画，数量远远超过了前次。

考察队前后两次在克孜尔石窟究竟割取了多少壁画，在割挖、包装和运输时又损坏了多少？在已发表的材料中看不到准确的数字。运回柏林的克孜尔石窟壁画，到20年代末已大部分已修复。1933年，德国公布馆藏克孜尔石窟壁画的数量是252块，328.07平米，出自37个洞窟。考察队从新疆所获的古写本和古印本，据早年统计，编号有3万多个。其中出自克孜尔石窟的没有确切的数目，估计应占其中的大宗，尤其年代早的写本大都出自克孜尔石窟。从克孜尔石窟掠走的塑像大多是残破的，仅发表了一部分，估计现存的塑像可能超过100件。其他出土品有幡画、木板画、木雕像和饰品等。其中以木质品数量居多，大约有200件。[4]

考察队运到德国的新疆文物总称为新疆藏品，由柏林民俗博物馆印度部保管。20年代中期，博物馆为出版壁画图录，曾将少量壁画与塑像进行义卖，以募资金。第二次大战期间，柏林遭到盟军的轰炸，在匡尼类特街民俗博物馆保存的的壁画损失最多，约占40%。被毁的都是展出的精品，其中有不少是克孜尔石窟的壁画。原藏在民俗博物馆的大量文物和文献，在第二次大战期间曾分藏在各地，二战后分别归东西德国所有。现在，除了一部分仍在原东德科学院所在地以外，其它文献全部归入德国国家图书馆东方部。而藏在各处的文物则归印度艺术博物馆（前身即柏林民俗博物馆）收藏。现任馆长Marianne Yaldiz教授所著Archaologie und KunstgeschichteChinesisch-Zentralasiens(《新疆考古与艺术史研究手册》)一书，即以馆藏品为主要依据编撰而成。

德国学者对克孜尔石窟以至整个新疆石窟的研究，集中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这个时期大致可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04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研究重点在两个方面，一是编写考察报告，二是就少数写本进行专题研究。1907年勒库克回国后，当年就将他在新疆考察经过写了报告，题为《中国突厥故地考察纪行》。1912年，出版了由格伦威德尔编写的第三次考察队的报告：《中国突厥故地的古代佛寺》。这本书将各地石窟作了较详细的描述，克孜尔石窟在书中占有较大比重。另外，还出版有一批有关考察经过和收获的著作。第二阶段，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壁画的出版与研究的展开是主要工作。1920年，格伦威德尔编著的《龟兹》一书出版，书中收有克孜尔七个洞窟的壁画，并探讨了主要洞窟的建造年代和壁画内容。1922-—1933年，陆续出版了由勒库克和瓦尔德施密特合编的《中亚与新疆古代晚期的佛教文物》七卷本大型论文图集。除第二卷外，其它各卷都是有关克孜尔石窟的壁画图版与研究文章。勒库克在《新疆艺术与文化史图说》一书中用大量的图片资料来论述克孜尔的壁画和塑像受到中亚的强烈影响。瓦尔德施密特发表了《犍陀罗、库车、吐鲁番》，作者认为新疆佛教石窟从总体上可以分为两期，前期是以库车为中心的龟兹时期，后者是在中原影响下以吐鲁番为中心的回鹘时期。在这个阶段，有关龟兹社会历史和语言文字的研究著作也比较多。[5]

综上所述，就克孜尔石窟本身进行研究的学者主要有格伦威德尔、勒库克和瓦尔德施密特三人， 他们的研究成果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A、年代与分期。格伦威德尔将新疆石窟壁画分为五种画风，认为五种画风前后年代相连接，在地域上西早东晚。克孜尔石窟壁画归入第一、二种画风。格氏认为克孜尔石窟壁画的年代早至4世纪中叶，晚至七、八世纪。勒库克基本同意格氏的年代划分，但他认为在第一期之前还有一批受希腊影响很强烈的洞窟，而且克孜尔石窟的废弃应在8世纪中期。瓦尔德施密特认为克孜尔壁画受到了犍陀罗雕塑艺术的影响，应该称为印度伊朗画风，并分为两期。第一期的年代在500年前后，第二期的年代在600年前后，最晚的洞窟在650年以后。瓦氏关于克孜尔石窟年代分期的观点后来成了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的正统观点，并在西方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以上三人都局限于以壁画风格为主判定石窟的年代，而忽略了龟兹佛教历史背景、壁画题材等其他方面的因素，因此是不够全面的。尤其是瓦尔德施密特，他未曾到过新疆，只是根据馆藏新疆壁画、文书题记字体和他人的考察记录而进行研究的。B、洞窟形制。格伦威德尔从洞窟平面形状和附属设施方面探求洞窟的功能。他根据用途不同将克孜尔的洞窟分为四种类型，即塔柱窟、方形窟、禅窟和用于储藏物品、收藏经书、调色作画等等的一些形制特殊的洞窟。并且提到了洞窟的组合关系，但并未进一步说明。由于他忽略了剖面，有些洞窟的细部、洞窟位置示意图的方向被搞错了，对洞窟的打破关系未予注意。勒库克将新疆各地洞窟按平面形状分为四类，即纵长方条形窟、方形穹窿顶窟、塔柱窟和横长方形窟。他的分类法把性质和用途相同的洞窟划分在不同的类别中，而在同类的洞窟中又将性质和用途不同的洞窟归在一起了，这种分法比较混乱。德国人关于克孜尔石窟形制分类最大的失误是，忽视了克孜尔石窟洞窟形制中最重要的一类——大像窟。C、壁画题材。德国人在诸多著作中刊布了大量的克孜尔石窟壁画与塑像资料，其中包括照片、摹本和线描图。格伦威德尔、勒库克和瓦尔德施密特三人都曾对壁画作过仔细的考证和研究。他们认为克孜尔石窟的壁画反映的是唯礼释迦并注重禅修的小乘佛教思想，晚期壁画中出现了贤劫千佛，这与大乘佛教的影响有关。瓦尔德施密特还集中研究克孜尔石窟本生故事画，他根据佛籍与壁画对照识别的本生故事达69种之多，占克孜尔本生故事画的大部分。[6]德国人对克孜尔石窟壁画中出现的大量菱格因缘、说法图和佛传三方面题材壁画的研究显得比较薄弱。他们考证的佛教史传画中，有一部分内容也是不准确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关克孜尔石窟的研究有以下四个方面内容：第一，写本的整理和出版。在已出版的八套写本中与克孜尔石窟有直接关系的梵文写本约有五套。还出版了许多有关写本的专题研究著作。写本的研究与解读使我们对龟兹的社会、历史、佛教、人种、语言和文字有了更多的了解。第二，古代语言文字研究。出版了不同语种的语法、词典、文字形态等著作和研究书目。第三，石窟艺术研究。主要有原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馆长赫·海尔特（Herbert Hartel）的几种有关克孜尔壁画与印度、犍陀罗艺术关系的著作。第四，综合研究。这个时期，不仅有德国学者，而且欧洲其他国家学者也跻身于克孜尔石窟壁画及出土写本来研究龟兹社会、历史、宗教和艺术等。[7]对德国考察队从新疆拿走的一批木雕像等木器，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查雅·巴塔恰雅（ChhayaBhattachaya）博士曾编著有Studies in the wooden objects of the Berlin Central Asian Art Collection (《柏林所藏中亚艺术品中的木质文物研究》，1975年柏林出版)一书专门论述。

目前，德国在克孜尔石窟艺术研究领域中较著名的学者要数Marianne Yaldiz教授。近几年来，她发表了若干有关克孜尔石窟艺术的论著和论文。1998年，Marianne Yaldiz教授考察克孜尔。当她看到斑斑斧痕、满目疮痍的克孜尔石窟时，对当年德国探险队在克孜尔石窟割取壁画的恶劣行径表示歉意，并将德国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整理的《德国馆藏395块克孜尔石窟壁画目录索引》（以下简称《索引》）和272张壁画黑白照片提供给新疆龟兹石窟研究所。《索引》是一份非常珍贵的资料，不但使我们了解了当年探险队在克孜尔石窟揭取壁画的一些情况，而且对于研究流失德国的克孜尔石窟壁画以及从整体上研究克孜尔石窟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1999年，德国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将馆藏的部分新疆石窟壁画作了碳14测定，仅从克孜尔石窟壁画中取得数据28个。以Marianne Yaldiz教授为代表的德国学者对西方传统的关于克孜尔石窟壁画年代的分期意见已经提出了挑战。

西方探险队对克孜尔石窟的考察，伴随着掠夺与破坏，造成了大量文物的肢解和流失。但同时也带来了西方近代的考古方法，对石窟的拍照和临摹，保存了许多珍贵的原始资料和图片，成为很长一段时间内国外学者研究克孜尔石窟的主要依据。

二、国内的考察与研究

我国学者对龟兹石窟的考察，可上溯至清代。19世纪初，地理学家徐松在新疆滞留期间，曾考察过克孜尔和库木吐拉石窟，在他所著的《西域水道记》中记载有这两个石窟的情况。清人的记载多为游记性质的文字，还不属于科学性的考察，但是他们已经注意到石窟遗迹的存在了。20世纪上半叶，新疆石窟也屡见于国人游记或考察报告，其中较为重要的是考古学家黄文弼先生和画家韩乐然先生的科学调查工作。

参加中国和瑞典联合组织的西北科学考察团考古组工作的黄文弼先生，1928~1929年在塔里木盆地进行考古调查期间，曾在克孜尔石窟工作了16天，对140多个洞窟进行了编号，绘制了洞窟分布和平面示意图。在清理部分洞窟时，发现了多种文字的文书写本和钱币等遗物，其中的汉文纪年文书，对克孜尔石窟的变迁情况提供了可供断代的参考资料。此外，他还收集了一些剥落的壁画残块并将壁面上刻划图象进行拓片。[8]黄先生在后来发表的《由考古上所见到的新疆在文化上之地位》和《新疆考古之发现与古代西域文化之关系》[9]两篇文章中初步探讨了龟兹石窟佛教艺术的有关问题。可以说，黄文弼先生是我国系统地考察与研究龟兹石窟的先驱者。

我国朝鲜族画家韩乐然先生于1946年和1947年两次到克孜尔石窟进行考察。他对洞窟进行了编号、记录、拍照和临摹。工作之余，韩先生也进行了克孜尔石窟分期的探讨。他根据画面的色调、构图、画风以及绘于中心柱窟主室券顶中脊的天相图的变化将壁画分为上、中、下三期，时代界定在公元前至5世纪之间。[10]韩氏侧重于有壁画的洞窟，编号为76个，并将编号刻在洞窟壁面上，现在还可看到大部分。关于到克孜尔考察的起因和经过，他曾写了一段铭文，刻在第10窟主室北壁上。遗憾的是，先生在考察完毕返回内地途中，飞机失事，不幸遇难，所有资料也都毁于一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疆石窟的保护和研究工作得到政府的重视。最初克孜尔石窟由拜城县人民政府下辖的克孜尔乡政府管理。1953年拜城县克孜尔千佛洞文物管理所成立，隶属于拜城县人民政府文教科，对克孜尔石窟进行保护和管理。

同年，西北行政委员会文化局派出以武伯纶和常书鸿为首的新疆文物调查组，对新疆文物进行调查，同时对石窟进行了重点考察。现行克孜尔石窟的洞窟编号就是该调查组编定的。工作结束后，武伯纶先生撰写了《新疆天山南路的文物调查》，[11]对龟兹石窟的地理位置、石窟数量、窟中残存壁画及题记等作了粗略的说明。常书鸿先生根据当时的调查资料撰写了《新疆石窟艺术》（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该书介绍了克孜尔石窟的分期、洞窟形制和壁画内容。1979年常先生又一次来克孜尔考察并核实资料。常先生从壁画风格和技法上将克孜尔石窟分为三个时期：首创期（魏、西晋时期）；演变期（南北朝至盛唐）和发展期（8~11世纪末）。

1955年，王子云先生发表了《新疆拜城赫色尔石窟》[12]一文，作者从美学角度分析了克孜尔石窟壁画的艺术特色，论证了它与希腊、波斯和印度文化的关系以及本身特有的民族色彩，这是建国后我国学者发表的第一篇专论克孜尔石窟艺术的文章。

1961年，克孜尔石窟被列为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年，北京大学阎文儒教授参加了中国佛教协会与敦煌文物研究所联合组织的新疆石窟调查组。调查组在克孜尔石窟做了较详细的文字记录，绘制洞窟平面图，拍摄壁画。在随后发表的《新疆天山以南的石窟》和《新疆最大的石窟寺遗址——拜城克孜尔石窟》[13]等文章中， 将克孜尔70多个保存较好的洞窟分为四个时期：东汉后期；西晋时期；南北朝至隋代；唐宋时期。阎先生的分期在内涵上比德国人的分期有较大的扩充。这是我国学者第一次对克孜尔石窟进行分期，这一分法到现在还为一些学者所认同。

70年代末，北京的一些高等院校为培养考古和美术史研究生，先后多次组织学生到新疆调查石窟，分别作了洞窟测绘、文字记录和壁画临摹工作。其中最重要的一次考察是1979年秋季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实习组到克孜尔石窟进行的考察。考察队由宿白教授领导，成员有历史系的研究生晁华山、马世长和许宛音以及社科院宗教研究所研究生丁明夷四人。实习组在克孜尔进行了二个半月的考察，对克孜尔可以登临的全部洞窟进行反复调查和记录，对洞窟壁画作了专题资料的收集工作。同时，与克孜尔文物管理所合作，对1~6窟、14~16窟、18~23窟进行了全面的测绘和文字记录，为编写这几组洞窟的考古报告，作了资料准备工作。他们还在部分洞窟采集了碳14年代测定的标本。此后，北京大学还多次派人赴克孜尔石窟核对和补充材料。

80年代初，中国文物出版社与日本平凡社合作出版中国石窟大型系列研究图录。《中国石窟·克孜尔石窟》三卷，日文版已由日本平凡社出版发行，中文版也由中国文物出版社陆续出齐。宿白教授等人对于克孜尔石窟的部分研究成果，分别刊于三卷中。宿白教授的《克孜尔部分洞窟阶段划分与年代等问题的初步探索》一文，从洞窟的形制、洞窟的组合与打破关系、洞窟的改建、壁画重绘、壁画内容及艺术风格等几个方面进行综合分析、排比，并参照碳14测定年代的数据对克孜尔石窟的部分洞窟作了阶段划分。宿白教授将克孜尔洞窟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公元4世纪；第二阶段是4世纪末~6世纪；第三阶段是6~7世纪及其以后。8世纪初、中期克孜尔石窟已有部分洞窟荒废。宿白教授还指出，在第一阶段之前还有一个初级阶段。宿白先生首次将考古学方法运用于佛教石窟的年代学研究领域，在方法论上与仅从绘画艺术风格上论定年代的方法完全不同。他结合历史文献和佛教传播史来论述克孜尔石窟年代分期，这是前所未有的。另外，被分期的洞窟中包括了若干无壁画的洞窟，这也是中外各种分期研究所未涉及的。最重要的一点是，宿先生探索了克孜尔大像窟的地位和历史作用。他认为：“克孜尔大像窟给予葱岭以西和新疆以东的影响，当比其他类型的石窟形制和壁画的影响更为重要。”[14]宿白先生的这种综合分期法在克孜尔石窟年代分期研究上是一大贡献。

关于克孜尔石窟的衰落，宿白先生认为是伴随大乘佛教的盛行而逐渐出现的；吴焯先生在《克孜尔石窟刻划图画的内容、作者和时代》[15]一文中认为，克孜尔石窟的衰落与7世纪末叶吐蕃攻占安西的军事活动紧密相关。在后来发表的文章《克孜尔石窟兴废与渭干河谷道交通》[16]中，他还转向从地理因素探索克孜尔石窟形成与衰落的原因，但仍然坚持战争的原因是主要的、决定性的；晁华山先生也强调克孜尔石窟的荒废与战乱有关。[17]

马世长先生在《克孜尔石窟中心柱窟主室券顶和后室壁画》一文中，发表了已识别的近60幅本生故事和40多幅因缘故事。马世长和丁明夷先生撰写的《克孜尔石窟的佛传壁画》，将克孜尔石窟壁画中的佛传题材归纳为62种画面，并将每一题材与有关佛经作了对照。上述文章对克孜尔石窟壁画内容题材作了系统的整理。许宛音先生汇编的《龟兹关系资料》和《龟兹王朝世系表》，为研究克孜尔石窟的历史背景提供了详实而方便的工具资料。晁华山先生撰写的《二十世纪初德人对克孜尔石窟的考察及尔后的研究》一文详细介绍了本世纪初德国考察队在克孜尔石窟的考察经过，并对德国人从20世纪初至80年代有关克孜尔石窟的研究情况作了评述。《中国石窟·克孜尔石窟》三卷本，由于反映了中国近年来对克孜尔石窟所作考古工作的新成果，于1986年荣获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夏鼐考古学研究成果一等奖。1997年，北京大学考古系编撰的《新疆克孜尔石窟考古报告（一）》出版，这是北京大学考古实习组的又一重大成果，为继续编撰克孜尔石窟考古报告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另外，北京大学实习组成员的其他一些研究成果还体现在《中国美术全集·绘画编16·新疆壁画》画册中。晁华山先生后来发表的《克孜尔石窟的洞窟分类与石窟寺院的组成》[18]一文从洞窟的主尊塑像、建筑形制和壁画题材三方面分析了洞窟的功能和用途，将洞窟分为四类。文中对克孜尔石窟洞窟组合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提出并论证了克孜尔七组五佛堂寺院的组合体制，考察了五佛堂寺院的组建时间和发展演变。晁华山先生不仅对流失德国的克孜尔石窟壁画等文物作过深入调查，而且对流失日本的包括克孜尔石窟在内的新疆文物也有专门研究，《清末民初日本考察克孜尔石窟及新疆文物在日本的流失》[19]一文给我们研究流失日本的新疆文物提供了一个清晰的线索。克孜尔第110窟主室侧壁绘制佛传故事壁画57幅，是克孜尔石窟现存佛传故事壁画最多的一个洞窟。丁明夷先生撰写的《克孜尔千佛洞壁画的研究——五-八世纪龟兹佛教、佛教艺术初探》[20]一文全面系统第论述了以克孜尔石窟为主的龟兹石窟佛教艺术。《克孜尔第一一0窟的佛传壁画——克孜尔千佛洞壁画札记之一》[21]详细地考证了此窟主室侧壁保存较清晰的33幅佛传故事壁画。在《克孜尔175、178窟题材考释》[22]一文中结合有关佛经对克孜尔175和178两窟的题材内容作了深入剖析。

除了北京大学考古实习组在克孜尔石窟所作的大规模调查与研究外，还有一批研究克孜尔石窟的学者及其研究成果。北京大学考古系李崇峰博士的《中印支提窟比较研究》一文探索了具有龟兹地域特色的以克孜尔石窟为代表的中心柱窟的形制与印度支提窟的源渊关系。他认为：“克孜尔中心柱窟在洞窟形制、题材内容、人物造型及绘画技法等方面与印度支提窟及其它早期印度雕刻艺术，有着密切的关系，受其影响颇大，是不容质疑的”[23]对克孜尔石窟部分中心柱窟主室正壁的绘塑题材内容的考释有两种观点：姚士宏先生在《克孜尔石窟部分洞窟主室正壁塑绘题材》[24]一文中考释为“帝释窟说法”；而霍旭初先生则认为该题材是“梵天劝请”。霍先生在《龟兹乾达婆故事壁画研究》一文中结合龟兹所宗的佛教思想和龟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及审美观念等考证出：“龟兹地区的乾达婆故事，主要有两则，一则是佛成道后梵天劝请时般遮（即五髻乾达婆）鼓琴颂佛，一则是佛涅??前度善爱乾达婆王。梵天劝请般遮鼓琴在中心柱窟里均绘在主室正龛的两侧，在方形窟里均绘在正壁上，都是最重要的部位。中心柱窟主龛内多为佛塑像，少数是佛绘像。佛塑像全部不存。根据此题材，主龛象征佛坐的石室。龛外两侧绘相关人物，一边绘般遮，另一边绘帝释天及其部众眷属。有的窟还出现了梵天，其地位要高于帝释天和般遮。”[25]在多次考察克孜尔石窟之后，李崇峰先生对此有争议的绘塑题材也进行了研究，在作者的《克孜尔中心柱窟主室正壁画塑题材及有关问题》一文中论证了该题材反映的是“帝释窟说法”，而且题材所据原典，应是小乘教派信奉的《长阿含经》。至于主室正壁“帝释窟说法”所表现的菱形山峦的源起，也是若干年来学者们争论的焦点，李先生认为：“应该是当地画工和雕塑匠人在吸收印度艺匠对这一题材传统的菱形、四边形或三角形山峦刻画的基础上，采纳印度本土人们当时对毗陀山的惯常记述塑绘而成的。也就是说，克孜尔帝释窟及所在的菱形山峦，是印度摩揭陀奄婆罗村北毗陀山因陀娑罗窟的真实再现。”[26]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金维诺先生撰写的《龟兹艺术的风格与成就》[27]一文，从美术史的角度论证了以克孜尔石窟为代表的具有鲜明的民族和地域特色的龟兹艺术风格的特点及其成就。金先生认为克孜尔石窟中体现大乘思想的大像窟的时代应是在鸠摩罗什在龟兹广弘大乘的时期。李铁先生发表了《克孜尔六十九窟的壁画与时代》[28]一文。吴焯先生的《克孜尔石窟壁画画法综考——兼谈西域文化的性质》和《克孜尔石窟壁画问题初探》[29]等文章把壁画从宗教内容引向艺术领域，并和东西方艺术的发展联系贯通起来。吴焯的《关于克孜尔118窟“娱乐太子图”》[30]、许宛音先生的《克孜尔新1窟试论》[31]、王伯敏先生的《克孜尔石窟的壁画山水》[32]、秦志新的《也谈克孜尔一一八窟壁画内容》[33]等文章都从各个方面研究探讨了克孜尔石窟艺术。

对新疆壁画的艺术特色进行深入研究的谭树桐先生，在70~80年代先后七次考察龟兹石窟，1987年11月在赴克孜尔石窟的途中不幸因车祸而殉职。谭先生主编了我国最早的龟兹石窟的画册——《新疆の壁画》（日本美乃美出版社）。他撰写的有关克孜尔石窟的研究文章有《丹青班驳 尚存金壁——龟兹石窟壁画欣赏》和《装饰性与生动性——克孜尔壁画散记之二》[34]等，谭树桐先生是从艺术风格方面对克孜尔石窟艺术进行全面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

敦煌研究院的许多专家和学者也很关注克孜尔石窟。著名的敦煌学家段文杰先生和樊锦诗院长于70~90年代曾先后考察过克孜尔石窟，他们对克孜尔石窟的保护和研究给予了多方面的关心和支持。敦煌研究院的文物修复专家参与了克孜尔石窟一些洞窟的修复。1997年10月，文物修复专家李云鹤等修复了克孜尔第69窟后室一躯泥塑佛涅??像，这是克孜尔石窟现存的唯一的一躯涅??塑像，这对于克孜尔石窟乃至整个龟兹地区的塑像艺术风格的研究以及与印度、犍陀罗佛教雕塑的对比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敦煌研究院的美术专家曾参加过克孜尔石窟壁画的临摹工作。有关克孜尔石窟壁画对敦煌莫高窟壁画艺术的影响的论著很多。但多数都是从整体和宏观上论述，从具体作品上进行对比、分析的论著较少。而敦煌研究院的李其琼、施萍亭先生的《奇思驰骋为“皈依”——敦煌、新疆所见〈须摩提女因缘〉故事画介绍》[35]和谢生保先生的《克孜尔石窟故事画对莫高窟故事画的影响》[36]等文章就是从具体壁画题材和内容入手论述了克孜尔石窟壁画对莫高窟的影响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敦煌研究员技术保护所的专家们对克孜尔石窟壁画颜料进行了科学分析，在苏伯民、李最雄和马赞峰撰写的《克孜尔石窟壁画颜料分析》[37]一文反映了他们的科研成果。

新疆学者从70年代起就开始对克孜尔石窟进行研究，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原克孜尔千佛洞文物管理所所长姚士宏先生是新疆较早研究克孜尔石窟的学者之一。70年代末，姚士宏先生参与了北京大学考古实习组的考察工作，以他多年的实地考察为基础，结合佛籍，对克孜尔石窟壁画中的若干题材进行了深刻的探讨与研究。张荫才先生和姚士宏先生合作编撰的《克孜尔石窟佛本生故事壁画》（新疆人民出版社，1991年）一书将66个佛本生故事画与佛经相对照，并译为现代汉语。姚士宏先生先后撰写了《克孜尔石窟部分洞窟主室正壁塑绘题材》、《克孜尔的佛传四相图》、《克孜尔阿?世王题材壁画》、《克孜尔佛本生故事题材种类》、《克孜尔第175窟生死轮图》、《略述克孜尔戒律故事画》等系列文章，上述文章汇集在姚士宏先生的论文集《克孜尔石窟探秘》（新疆美术射影出版社，1996年）。

80年代以来，新疆学者对克孜尔石窟的调查与研究有所深入，从石窟考古和佛教艺术扩展到艺术史的多领域研究。李遇春先生的《试论敦煌石窟艺术和新疆石窟艺术的历史关系》，[38]用比较研究的方法论述了龟兹石窟与敦煌艺术的交流。霍旭初先生在研究音乐史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了龟兹石窟乐舞形象。先后发表有：《克孜尔38窟的天宫伎乐图》、《龟兹石窟壁画中的西亚乐器》、《试论克孜尔石窟伎乐壁画》、《克孜尔石窟鼗鼓图像考》、《龟兹与敦煌壁画伎乐之比较》、《龟兹飞天艺术》、《龟兹乐舞艺术探幽》、《龟兹筚篥的流传及其艺术特色》、《龟兹舍利盒乐舞图》、《龟兹乐与道教》、《丝路音乐与佛教文化》等多篇文章，对以克孜尔为代表的龟兹壁画中伎乐的性质、特点、及其所反映的历史和宗教问题作了全面的研究。这些研究成果汇集在霍旭初先生的学术论集《龟兹艺术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中。贾应逸先生的《克孜尔17窟壁画的艺术特色》[39]一文从艺术的角度对克孜尔第17窟进行了翔实的论证。近30年来坚持在洞窟进行临摹的袁廷鹤先生，以他深刻的亲身体验，撰写了《龟兹风壁画初探》和《龟兹风壁画的形成与发展》[40]等文。他将龟兹壁画的发展分为三个时期：形成期，即在本民族固有文化的基础上，吸收印度、犍陀罗艺术成分而形成的、具有本民族特色的壁画风格——龟兹风；6——8世纪是龟兹风的繁盛期；8世纪以后是衰落期，后来回鹘人吸收龟兹和汉风壁画的有益成分，创造了具有回鹘民族特色的壁画。韩翔和朱英荣先生合著的《龟兹石窟》（新疆大学出版社，1990年）是一本比较全面研究龟兹石窟的专著，该书重点探讨了以克孜尔石窟为代表的龟兹石窟形成的历史条件、分期、壁画内容、所反映的宗教以及东西方文化交流等问题。

1986年，我国开始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中国美术分类全集》的编辑出版工作。该巨型画册中又分有《中国壁画全集》，新疆石窟壁画共占6卷（后改为《中国新疆壁画全集》），其中克孜尔石窟3卷。编辑组一改过去出画册都按洞窟序号编排的方法，而采用了按年代顺序编排。编辑组用较长时间全面考察了各石窟，在前人分期研究的基础上，从龟兹佛教的历史背景、壁画题材内容、绘画风格、洞窟形制并参照碳14测定数据，对龟兹石窟的分期和时代提出了初步意见。分期意见发表在霍旭初、王建林先生撰写的《丹青班驳 千秋壮观——克孜尔石窟壁画艺术及分期概述》[41]中，他们将克孜尔石窟分为四个时期，即初创期（公元3末~4世纪中）、发展期（4世纪中~5世纪末）、繁盛期（6世纪~7世纪）和衰落期（8世纪~9世纪中）。另外，霍旭初先生的《克孜尔石窟前期壁画艺术》、袁廷鹤先生的《龟兹风壁画的形成与发展》以及贾应逸先生的《霞光夕照余辉浓》[42]三篇论文分别就克孜尔石窟各个时期的内容变化、艺术特征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与论述。1996年，《中国新疆壁画全集》荣获中央“五个一工程奖”。

在编辑《中国新疆壁画全集》的同时，新疆壁画编辑组在有关部门配合下对龟兹石窟中60余个洞窟作了植物采样，进行碳14测定。取得了一批测定数据，其中克孜尔石窟的数据达40余个。除这一批数据外，在80年代北京大学考古系和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已经对克孜尔石窟部分洞窟作过一批碳14测定。日本名古屋大学也对克孜尔石窟取过少量的植物标本进行了碳14测定。近来，德国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从馆藏的克孜尔石窟壁画中提取标本进行碳14测定，取得一批数据。据统计，目前中外取得的克孜尔石窟碳14测定数据已近100个。如此大规模用现代科技手段对一处石窟进行测定，在国内外是不多见的。虽然碳14测定数据的年代误差和上下年代幅度较大，不能取得准确的年代，但碳14测定数据的参考和辅助作用是不容忽视的。碳14测定是当前考古学年代划分的一个重要的科学手段，它是综合研究与比较研究中的重要因素之一。碳14 测定的应用，是文物考古事业进步的表现。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利用高科技手段解决石窟年代问题，是大有前途的。

为配合克孜尔石窟谷西区维修工程，1989年和1990年两次对谷西区窟前进行清理发掘，共清理出洞窟33个。清理发掘报告分别为《1989年克孜尔千佛洞窟前清理简报》[43]和《1990年克孜尔石窟窟前清理报告》。[44]

近十几年来，对克孜尔石窟的研究，出现了向深度和广度发展的趋势。陈世良先生的《龟兹佛寺之研究》[45]提出并论证了克孜尔石窟寺即为雀梨大寺这一比较新颖的观点。贾应逸先生撰写的《克孜尔与莫高窟涅??经变比较研究》、[46]霍旭初先生的《克孜尔〈优陀羡王缘〉壁画与敦煌〈欢喜国王缘〉变文》、[47]《鸠摩罗什大乘思想的发展及其对龟兹石窟的影响》、[48]等文章从佛学角度深入对克孜尔石窟进行研究，使新疆地区的研究水平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另外，冯斐先生的《龟兹佛窟人体艺术》（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香港文化教育出版社，1992年）对克孜尔石窟壁画人体艺术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1989年第6期《新疆艺术》上发表了苏北海先生的《龟兹石窟壁画艺术溯源》，作者为探索古代艺术源于西域，认为龟兹画师在“龟兹石窟壁画中创造了独具一式的人体艺术，用各种巧妙的方法描绘了自古相传的男女生殖崇拜。”苏先生这一论说的提出，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反响。姚士宏先生的《龟兹石窟壁画上果真绘有生殖崇拜吗》[49]和霍旭初先生的《对〈龟兹石窟壁画艺术溯源〉的一点质疑》[50]两篇文章对苏北海先生的论说提出了质疑和辩误。1996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苏北海先生著的《丝绸之路与龟兹历史文化》一书。该书中有关龟兹壁画生殖崇拜的观点不但没有改变，而且比《龟兹石窟壁画艺术溯源》一文所用材料还有所增加，并在几个重要问题上作了改动和弥补，文中所附的三幅线描图依然是前文中的克孜尔石窟壁画，但是问题和矛盾更多。霍旭初先生根据对龟兹壁画题材内容的反复考证，查阅大量佛经和流失国外的资料，并依据佛教义理及佛教艺术内涵、外延的界定以及学术研究的基本准则等，在《龟兹壁画缘何生殖崇拜》中以苏先生著作中的有关章节为主，结合《龟兹石窟壁画艺术溯源》的原有论说进行了讨论。霍先生说：“龟兹佛教艺术是完全依附于佛教历史文化的特殊环境、观念和目的，除此之外对佛教艺术的任何其它解释都是违背佛教精神的”[51]

1993年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出版了朱英荣先生的专著《龟兹石窟研究》，该书收集了朱先生若干年来有关克孜尔石窟研究的几篇论文，其中《密教与克孜尔千佛洞密教画》一文提出克孜尔石窟存有密教壁画。但是，在霍旭初先生的《对龟兹流行密教几个论说的辨析》中对这种观点所举壁画例证进行分析后得出：“从克孜尔石窟壁画里考定的几个所谓的密教壁画，都不可信。”[52]

龟兹石窟壁画的菱形格构图是龟兹佛教艺术模式里最有特色的一个部分，是美术界探索的热门课题。关于龟兹菱格画艺术形式的来源，说法不一，迄无定论。黄文弼先生认为，龟兹石窟壁画中的菱格画起源于编织菱形方格纹和纺织品上的纹样；[53]袁廷鹤先生则持源于龟兹民间和原始陶器纹饰说；[54]谭树桐先生认为，汉代博山炉盖的叠山景象曾给龟兹菱格画以启示和影响。[55]史晓明先生和张爱红女士在多年临摹龟兹石窟壁画的基础上，对克孜尔石窟菱格画的研究形成了初步见解，他们在《克孜尔石窟菱格画形式探源》和《克孜尔菱格画及其形式》[56]两篇文章中讨论了形成龟兹菱格画的根本原因和菱格画的主要模式，在后文中指出：“佛教造像的依据源于佛教经典无庸置疑。龟兹菱格画的背景及其菱格形式是依照佛教宇宙观中世界的形状而创造的一种新颖的艺术形式·····我们推论：龟兹菱格画所依据的佛经，至少是公元三世纪或之前流行于龟兹的佛教经典，在时间上也应与龟兹石窟开凿的年代相当，确切的典籍可能属于小乘经典阿含部中关于介绍世界之形状的有关经书。”[57]徐永明先生对克孜尔石窟菱形图案研究的结论是：“以克孜尔石窟壁画中常见的几种菱形装饰结构，与战国时期以至汗代的丝绸织品工艺图案中的菱形图案结构作一比较，更加能够说明，克孜尔石窟壁画中菱形格装饰艺术，是源自内地的丝绸图案。”[58]王征先生也就此问题作过《龟兹石窟菱格画形式与中原文化的关系》一文，他认为：“龟兹石窟中最具有代表的菱格形式，来源于中原的菱格形式，它表明中原文化艺术在石窟中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59]吕明明女士在临摹克孜尔第77窟甬道券顶的菱格山水壁画过程中，通过对克孜尔石窟对面的雀尔达格山的观察并与菱格形式的变化相比较后发现：“菱格画源于层峦叠嶂的自然山脉。”[60]

关于克孜尔壁画中圆形图案的研究，目前只有 名先生作了初步探索，见《浅论克孜尔早期壁画中的圆形》。[61]

1985年新疆龟兹石窟研究所成立，标志着龟兹石窟的保护和研究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经过几年的努力，以克孜尔石窟为中心的龟兹石窟研究在考古、美术、文化、技术保护、文物保管等专业方面都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先后编辑出版了《龟兹石窟》、《龟兹佛教文化论集》、《龟兹艺术研究》、《龟兹石窟研究》、《龟兹壁画丛书》（一、二册）、《回鹘之佛教》、《王玄策事迹勾沉》等专著。研究所参与编辑了《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中国新疆壁画全集》、《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新疆卷》等大型画册。并与阿克苏地区史志编纂委员会联合编辑了《克孜尔石窟志》，这是当时比较全面的一部关于克孜尔石窟的志书。新疆龟兹石窟研究所的中青年研究人员正在迅速地成长起来，在短短几年内先后发表了《克孜尔118窟壁画内容辨析》[62]、《从第43窟看克孜尔石窟的衰落年代》、[63]《试论克孜尔石窟图案的本地特色》、[64]《〈贤愚经〉与克孜尔石窟本缘故事壁画》、[65]《克孜尔石窟降伏六师外道壁画考析》、[66]《浅析克孜尔石窟病害及保护》、[67]《龟兹壁画中的服饰》、[68]《克孜尔石窟“须摩提女请佛缘”壁画考略》、[69]《试论克孜尔石窟发现的骰子》、[70]《克孜尔224号窟涅??图中突厥风俗索引》、[71]《传入龟兹的佛教流派及其在克孜尔千佛洞壁画中反映出的特点》、[72]《净域里的世间风貌——龟兹壁画供养人初识》、[73]《克孜尔石窟后山区220~229窟勘察报告》[74]等数十篇学术论文。2000年出版的《克孜尔石窟内容总录》（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是对克孜尔石窟全面考察的第一手资料的总汇，为研究克孜尔石窟提供了详实的基础资料。新疆龟兹石窟研究所的美术工作人员常年坚持在洞窟临摹壁画，经过数年的艰苦奋斗，临摹壁画约300平米，这项艰巨的任务是克孜尔石窟研究的基础性的工作，对克孜尔石窟的保护与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研究所的美术师在临摹的同时也将研究贯穿于其中，张爱红女士还将自己多年临摹壁画的体会总结出来并撰写文章《浅谈龟兹壁画的临摹》。[75]

为了推动西域文化、龟兹文化、龟兹石窟艺术研究的发展，让世界了解和研究龟兹石窟和开展龟兹石窟研究的国际合作，新疆龟兹石窟研究所与有关部门和单位共同在克孜尔石窟举办了几次国际性的学术讨论会。1994年召开了“鸠摩罗什和中国民族文化——纪念鸠摩罗什诞辰1650年国际学术讨论会”；[76]1997年召开了“唐代西域文明——安西大都护府国际学术讨论会（佛教美术考察会）”；1998年召开了“唐代西域文明——安西大都护府国际学术讨论会”。这些活动对进一步提高克孜尔石窟的知名度与深入开展国际合作研究都大有裨益。

1995年，在克孜尔石窟举办了为期二个半月的第二届全国石窟考古培训班，由北京大学的宿白教授、马世长教授、李崇峰博士、中国文物研究所黄克忠高级工程师以及龟兹石窟研究所所长陈世良研究员任教，新疆龟兹石窟研究所的部分业务人员参加了专门的石窟考古培训，提高了业务素质，为克孜尔石窟的研究培养了人才。

三、今后亟待开展研究的几个问题

回顾百年来对克孜尔石窟的考察与研究，经过国内外几代学者的努力，克孜尔石窟的研究工作取得了十分可观的成绩，在全国甚至在国际上已经引起了广泛的重视，并日益产生影响。然而，对克孜尔石窟所具有的深邃文化内涵来说，这些成绩仅仅是研究的初级阶段，大量的研究课题有待开拓，不少的研究成果需要深化。就目前而言，比较突出且亟待解决的问题有以下几个：

一是克孜尔石窟的分期断代问题。这是克孜尔石窟研究首先要解决的问题。虽然前人在克孜尔石窟的年代分期问题上有突破性的贡献，但是真正解决克孜尔石窟的年代问题仍是个非常艰难的事业。以往中外学者大部分都是针对有壁画的洞窟进行年代研究，实际上，有壁画的洞窟，不到克孜尔石窟洞窟总数的30%。而大量的僧房窟和其它一些无壁画洞窟的年代研究尚处于空白阶段。总之，解决克孜尔石窟的年代问题任重而道远。需要中外学者共同协作，把它当作一项工程，利用多学科手段进行综合研究，攻克此项难关。

二是克孜尔石窟洞窟内龟兹文和其他古文字题记以及出自洞窟中的一批龟兹文木简的释读问题。克孜尔石窟有壁画洞窟的榜题栏内以及僧房窟壁面上保存有许多珍贵的龟兹文和其他古文字题记，出自洞窟的龟兹文木简也多达几十个。毫无疑问，这些题记和木简的内容蕴涵着颇有价值的历史信息。经过时光和人为的损害，有些题记已不甚清晰了，需要尽快的抢救，同时需要开展解读工作。1993年，德国吐火罗语专家施米特（Klaus.T.Schmidt）先生考察克孜尔石窟时，解读了一部分木简。1995年5月，法国学者皮诺先生考察克孜尔石窟时，释读了一部分洞窟中的龟兹文题记，尤其是对第69窟壁画中的一则龟兹文供养人题记的释读，使第69窟有了断代的可靠依据，同时也使与69 窟文化特征相同的洞窟有了一个断代的坐标。1998年，参加安西大都护府国际学术讨论会的施米特先生又释读了克孜尔110窟佛传壁画榜题栏内的部分龟兹文题记。

这些古文字的解读，不但有利于克孜尔部分洞窟的断代分期的研究，而且有助于我们了解龟兹佛教和当地的历史、民族、语言和文字等多方面的情况。解读克孜尔石窟的龟兹文和其他古文字，将把克孜尔石窟的研究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这个工作同样是一项多学科，需要中外有关学者长期合作开展的工程。

三是对流失海外的克孜尔石窟壁画的研究。20世纪初，欧洲和亚洲的一些考察队到克孜尔进行考察，他们都或多或少地从这里劫掠过壁画、塑像以及其它一些文物，其中的大宗藏在德国，还有一部分散见于新德里、东京、汉城、圣彼得堡、伦敦、牛津、巴黎、纽约、波士顿、华盛顿和旧金山等地。我们根据Marianne Yaldiz教授给我们提供的《索引》和部分当年德国考察队拍摄的壁画照片，通过实地核对和测量后发现，实际剥取的壁画面积与德国公布的数字出入很大，并且有一部分壁画的出处混乱，有漏记和错记洞窟的现象。近年来，通过我们反复实地考察与逐个核对，搞清了一批壁画所属洞窟和部位，纠正了多年来的错误。但是，还有大量的工作有待深入进行，有的必须搞清楚。例如二战期间究竟炸毁了多少壁画，现存的还有多少，除了可以展出的壁画外，还有多少壁画和文物尚处在库存之中。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和收藏有克孜尔石窟壁画等文物的各国共同努力，合作研究才能解决。

克孜尔石窟在中国，但它是属于全世界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在世纪之交的今天，我们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希望在新的世纪，通过国际间的合作将克孜尔石窟的研究推向更高的阶段，让这分珍贵的文化遗产，为世界的发展与进步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

[1]荣新江：《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37页。

[2]晁华山：《清末民初日本考察克孜尔石窟及新疆文物在日本的流散》，载《新疆文物》1992年4期。

[3]荣新江：《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1~52页。

[4]晁华山：《二十世纪初德人对克孜尔石窟的考察及尔后的研究》，文物出版社，1997年，第199页。

[5]晁华山：《二十世纪初德人对克孜尔石窟的考察及尔后的研究》，载《中国石窟·克孜尔石窟》（三），文物出版社，1997年。

[6]晁华山：《二十世纪初德人对克孜尔石窟的考察及尔后的研究》，载《中国石窟·克孜尔石窟》（三），文物出版社，1997年。

[7]晁华山：《二十世纪初德人对克孜尔石窟的考察及尔后的研究》，载《中国石窟·克孜尔石窟》（三），文物出版社，1997年，第201页。

[8]黄文弼：《塔里木盆地考古记》，科学出版社，1958年；《黄文弼蒙新考察日记（1927—1930）》，文物出版社，1990年。

[9]前文见《禹贡半月刊》1935年4卷6期；后文见《蒙藏旬刊》120期，1936年。

[10]韩乐然：《新疆文化宝库之新发现——古高昌龟兹艺术探古记（上）》，载《缅怀韩乐然》，民族出版社，1998年。

[11]《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10期。

[12]《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2期。

[13]前文见《新疆考古三十年》，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后文见《现代佛学》1961年。

[14]宿白：《克孜尔部分洞窟阶段划分与年代等问题的初步探索》，载《中国石窟·克孜尔石窟》（一），文物出版社，1997年，第22 页。

[15]《文物》1986年第10期。

[16]载《汉唐之间的宗教艺术与考古》，文物出版社，2000年6月第一版。

[17]晁华山：《克孜尔石窟的洞窟分类与石窟寺院的组成》，载《纪念北京大学考古专业三十周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又载《龟兹佛教文化论集》，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3年。

[18]《纪念北京大学成立四十周年论文集》，1991年，北京大学。

[19]《新疆文物》，1992年4期。

[20] 1981年提交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学位论文。

[21]载《敦煌研究》创刊号，1983年。

[22]载《向达先生纪念文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

[23]《佛学研究》1997年，第26页。

[24]《中国石窟·克孜尔石窟》（三），文物出版社，1997年。

[25]《龟兹艺术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62~63页。

[26]《汉唐之间的宗教艺术与考古》，文物出版社，2000年，第221页。

[27]《中国石窟·克孜尔石窟》（三），文物出版社，1997年。

[28]《新疆艺术》1982年第3期。

[29]前文见《文物》1984年12月刊；后文见《中亚学刊》第一辑，1983年。

[30]《新疆艺术》1985年第1期。

[31]《文物》1984年4月刊。

[32]《丝绸之路造型艺术》，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年。

[33]《新疆艺术》1985年第4期。

[34]前文见《龟兹佛教文化论集》，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3年。后文见《美术史论》1986年。

[35]《敦煌学季刊》第一集，1983年。

[36]《敦煌研究》1999年第2期。

[37]《敦煌研究》2000年第1期。

[38]《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文集》（石窟艺术编下），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

[39]《新疆艺术》1983年第5期。

[40]前文见《丝绸之路造型艺术》，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年。后文见《中国美术分类全集·新疆壁画全集（2）克孜尔石窟（二）》，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天津美术出版社、辽宁美术出版社，1995年。

[41]《中国美术分类全集·新疆壁画全集（1）克孜尔石窟（一）》，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天津美术出版社、辽宁美术出版社，1995年。

[42]《中国美术分类全集·新疆壁画全集（1）克孜尔石窟（三）》，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天津美术出版社、辽宁美术出版社，1995年。

[43]《新疆文物》，1991年3期。

[44]《新疆文物》，1992年3期。

[45]《新疆文物》，1989年2期。

[46]《龟兹佛教文化论集》，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3年。

[47]《艺术学》第15期，台湾艺术家出版社，1996年。

[48]《敦煌研究》1997年3期。

[49]《新疆艺术》1990年4期。

[50]《新疆艺术》1990年4期。

[51]《龟兹壁画缘何生殖崇拜》，载《佛学研究》1998年，第430页。

[52]《中国佛学》第三卷一期，2000年（台湾）。

[53]《塔里木盆地考古记》，

[54]《丝绸之路造型艺术》，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年。

[55]谭树桐：《龟兹菱格画和汉博山炉》，载《谭树桐美术史论文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92年。

[56]前文见《敦煌研究》1991年第3期；后文见《新疆文物》1991年第3期。

[57]《新疆文物》1991年3期，第68页。

[58]徐永明：《克孜尔石窟壁画中的菱形格源流初探》，载《新疆文物》1987年3期，第83页。

[59]王征：《龟兹石窟菱格画形式与中原文化的关系》，载《新疆文物》，1997年2期，第52页。

[60]吕明明：《克孜尔石窟的菱格山水画》，载《新疆艺术》2001年1期，第36页。

[61]《新疆艺术》1995年第2期。

[62]刘松柏：《克孜尔118窟壁画内容辨析》，载《新疆艺术》1984年第5期。

[63]史晓明、张爱红：《从第43窟看克孜尔石窟衰落的年代》，载《西域研究》1993年2 期。

[64]史晓明、张爱红：《试论克孜尔石窟图案的本地特色》，载《新疆文物》1993年1期。

[65]赵莉：《〈贤愚经〉与克孜尔石窟本缘故事壁画》，载《西域研究 》1993年2期。

[66]赵莉：《克孜尔石窟降伏六师外道壁画考析》，载《敦煌研究》1995年1期。

[67]陈庆明：《浅析克孜尔石窟病害及保护》，载《新疆文物》，1996年1期。

[68]吴涛、群：《龟兹壁画中的服饰》，载《新疆文物》，1996年1期。

[69]赵莉：《克孜尔石窟“须摩提女请佛缘”壁画考略》，载《新疆文物》1997年2期。

[70]彭杰：《试论克孜尔石窟发现的骰子》，载《新疆文物》，1997年2期。

[71]彭杰：《克孜尔224号窟涅盘图中突厥风俗索引》，载《新疆文物》，1997年4期。

[72]吐尔逊古力·阿布扎里：《传入龟兹的佛教流派及其在克孜尔千佛洞壁画中反映出的特点》，载《新疆文物》，1997年2期。

[73]徐辉：《净域里的世间风貌——龟兹壁画供养人初识》，载《新疆艺术》1997年2期。

[74]《新疆文物》1997年3期。

[75]《新疆文物》1997年2期。

归集业务考察报告范文第4篇

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第五届理事会第七次全体会议上，王侠被选举为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理事会主任。此前，王侠担任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

近年来，供销合作社较少进入公众舆论视野。仅有的几次，均与人事任免新闻相关。

2012年9月4日，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第五届理事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上，骆琳被提名为总社理事会副主任（正部长级）候选人。此前的5月29日，新华社消息：“从中央组织部获悉，根据工作需要和干部交流的精神，日前，中央决定杨栋梁同志任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局长、党组书记，骆琳同志不再担任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局长、党组书记职务”。

2011年12月，中共江苏省委决定免去毛小平同志的无锡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2012年2月，毛小平改任江苏省供销合作总社副主任、党组成员（正厅级）。当年4月14日，因涉嫌严重违纪，江苏省委决定开除毛小平党籍。

诞生于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辉煌于上世纪计划经济时代，经历改革开放的大潮，今天的合作社经济已逐渐褪去昔日色彩。这个曾经是中国人，尤其是广大农民群体最为熟悉的组织再次进入社会视野，年轻一代却甚感陌生。

历史可追溯至中共二大

供销社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至中共二大。

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退休干部贾敏生所著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供销合作社的90年》一文中写道：1922年7月，中共二大《关于工会运动与共产党的决议案》的《附加决议案》中明确指出，“工人消费合作社是工人利益的自卫组织，共产党需注意和活动此组织”。根据此文件精神，中共湘区委员会在安源路矿工人运动中，积极倡导组建了“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

在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亦把合作社运动列为 “14 件大事”之一。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央苏区，合作社已成为重要的根据地经济组织。中央苏区境内建有 417 个消费合作社，并在江西瑞金成立了中央苏区消费合作总社。

1943年10月，的《论合作社》一文，解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何对合作社经济如此重视。在文中，他将合作社喻为在肃清封建制度的第一个革命后的第二个革命：如果不从个体劳动转移到集体劳动的生产方式的改革，则生产力还不能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因此，建设在以个体经济为基础（不破坏个体的私有财产基础）的劳动互助组织，即农民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就是非常需要了，只有这样，生产力才可以大大提高……这办法，可行之于各抗日根据地，将来可以行之于全国，这在中国经济史上是要大书特书的。这样的改革，生产工具根本没有变化，生产的成果也不是归公而是归私的，但人与人的生产关系变化了，这就是生产制度上的革命。这是第二个革命。

至新中国成立前夕，合作社已在解放区大量发展。例如，到1949年底，东北全区除成立大区总社外，还建立了省市社14个、县市社175个、基层社8319个，社员528. 7万。

1949年9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明确了合作社经济在国家经济政策中的地位：合作社经济为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为整个人民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人民政府应扶助其发展，并给以优待。

1949年11月，中央合作事业管理局成立，主管全国合作事业。1950年7月，中华全国合作社工作者第一届代表会议上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作社法（草案）》、《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章程（草案）》等若干重要文件，通过了成立全国合作社的中央领导机构- - -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这一机构的职能之全面从官方对其的定位可见一斑：负责统一领导和管理全国的供销、消费、信用、运输、渔业和手工业合作社。

“剪刀差”

1952年之前，是新中国的国民经济恢复期。在“保障物资供给，促进生产发展”为使命的解放初期，合作社一直是我国物资生产资料分配制度的一个主体。到1952年底，供销合作社组织遍布广大农村，已达3. 2万多个，拥有1. 3亿多社员，入社社员占农户总数的90%以上，成为中国农村中举足轻重的商品流通主渠道。

1953年，我国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启动旨在实现把生产资料私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在这一时期，贾敏生写道：“由于工业化经济建设需要与农副产品供应紧张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使中国逐步纳入计划经济的轨道。”

此时，中央将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改组为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其所领导的手工业合作社单独建立组织系统和全国性领导机构，城市和工矿区消费合作社改为国有商业，信用合作社划归中国人民银行，渔业合作社划归水产部管理。

计划经济下的合作社很快步入辉煌期。1955年，全国农业生产合作社达 67 万个。此后经过 1958 年的化运动和之后的工作调整，供销合作社实质上成为的组成部分。它是全国农产品（除粮食和油料外）、农业生产资料（除大中型农机具外）和农村日用工业品的垄断经营者。1978年供销合作社商品零售额占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35. 5%；占农村商品零售总额的68. 2%。

北京工商大学教授廖运凤所著的《供销合作社制度变迁的经济学分析》一文，对合作社在这个时期的作用有过剖析：20世纪50年代建立的中国供销合作社经过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融合，已经没有合作社制度的内容与实质，成为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计划控制农村经济的重要渠道。农村的重要物资由它收购，农村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由它统一供应。在这种高度集中的垄断地位下，它所形成的利润实际上是计划利润，也是中国通过“剪刀差”实现工业积累的基本方式。

对于合作社在这一阶段的发展，贾敏生说：“这时的供销合作社己经名不副实，它实际上是挂着合作社牌子的政府的农村商业部门。供销合作社不仅同农民社员的关系疏远了，而且由于长期执行低价收购农副产品的政策，使之同农民的矛盾日显突出。随着改革开放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广泛推行和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供销合作社在发展方向上陷入困惑。”

全民还是集体

1982年是供销合作社发展史上的重要一年。这一年，供销合作社开始进行体制改革。改革的重点是改变所有制，即由全民所有制改回原来的集体所有制，由“官办”改为民办。

同一年，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与商业部合并。这是供销社历史上第三次和商业部合并，其背后是对供销合作社性质认识的反复和争执。

1958年，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先同城市服务部合并，改为第二商业部。6 月30 日，两个商业部正式合署办公。供销合作社于1958年起执行国营商业财务制度，由集体所有制转变为全民所有制，由民办改为官办。

1958年的中国因为走上“左”的道路而进入一段曲折的历史。1958 年12 月20 日，中央决定将已与国营商业合并的基层供销合作社变成供销部，这一机构提出了一系列口号：如大购大销的政策，供销业务一年计划三个月完成；生产什么，收购什么，生产多少，收购多少；指山买市，指树买果，指水买鱼，甚至出现买空卖空现象。各种制度遭到破坏，给国家和供销合作社造成严重损失，在1960 年“三清”时，供销合作社损失高达27. 6 亿元。

同国家的车轮一道，这次错误在1961年由中央纠正，随后在1962年，供销合作社得以恢复，与国营商业分开。

情况在1970年出现反复。当年，商业部、粮食部、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国家工商管理局正式合并组成商业部。这次合并持续到1975年，当年，病重住院期间指示：中国农村大，农民多，农民问题是我党始终要注意的问题，我们过去犯错误，在农民问题上比较多，要加强农村商业工作，恢复供销合作社。2月，中央决定恢复全国供销合作总社。

不同的是，恢复后的供销合作总社的名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供销合作总社”，正式成为政府机构序列，而过去的“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是群众团体的名称。

与前两次合并不同，1982年在与商业部的第三次合并中，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的牌子保留，设立了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理事会，保留了省以下供销合作社的独立组织系统。此次合并持续到1995年。

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离休干部、中国供销合作经济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傅德宝，曾撰文对供销社的“三分三合”及其背后的性质问题作了深入探讨。他认为，所有权问题是一切问题的根结。“此问题不明确，不解决，合合分分的问题仍然会存在。”

所有权问题源自1958年。这年5 月26日，李先念、程子华联名向中央建议将第一、第二商业部合并起来的报告中指出：关于供销合作社性质问题，应将基层供销合作社及其以上各级供销合作社由集体所有制转化为全民所有制。

1962年，供销合作社与国营商业分开，但傅德宝认为“左”的思想并未肃清。1965 年，关于供销合作社所有制的问题便又广泛被讨论。8月4日，总社党组向中央汇报提纲中，一个重要内容是关于供销合作社性质问题，明确说：“从基层社到全国总社都是全民所有制”，理由是“供销合作社在所有制上应比农业所有制早走一步，用全民所有制商业的优越性去引导和教育社员，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树立更远大的理想”。

随后在1965年10月，总社党组提交了《关于改变供销社性质体制向中央的请示报告》，12月，总社向国务院提交《关于改革供销合作社财务管理制度的报告》。

“从以上可以看出，总社对改变所有制性质的劲头有多大，有多么地积极。所以对1982 年再次合并也就无所谓了，反正供销合作社已经是国家机构序列，干部也都是官员了，供销合作社怎么改，怎么变，与己不仅无损失，而且有益。这就是当时供销合作社领导干部的心态。”傅德宝写道。

政府机构、事业单位还是企业

199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供销合作社改革的决定》，为供销合作社改革定调。这一决定提出，成立“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

此次改革，并未如1975年一样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供销合作总社”之名将其列入政府机构序列。

北京商业干部管理学院合作经济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王军告诉《望东方周刊》，1995年6月9日颁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组建方案的通知》，明确供销合作总社机关为事业编制。1997年9月2日，国家人事部批复总社机关列入依照国家公务员制度管理范围。2006年9月7日，中组部、人事部将总社列为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

整个供销合作系统情况亦有不同。王军说：“现在有很多改制的，应该没有行政级别。但又像国企一样，有参照（行政级别）。例如总社有人想到企业去，在总社是个局级干部，到企业可能当个一把手。企业一把手还有靠前的几位领导，都是由各级理事会任命的。”王军说。

原商业部供销合作管理司副司长贾敏生告诉《望东方周刊》：“我个人的看法是，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现在的定位不是很明确，它应该是一个全国性的涉农的经济社团。按照中国特色，它的行政级别为正部级，领导干部的任命管理归中共中央组织部。”

“供销社是合作经济组织，在国外类似于NGO这样的第三方机构。在国内有点特殊，在党的领导下，又有一定的独立性。独立性表现在很多方面，例如下面有搞经营的企业。”王军说。

在管理方式上，供销合作社也有其独特性。

“供销合作社的运作方式应该叫‘有条有块’。总社下属有一个供销集团，这是由总社全额出资的，供销集团下属多个企业，有农资的、棉花的、农产品批发市场的、再生资源的，等等。总社下属有一些大的部门，发展改革部、合作指导部、科技教育部，等等，都叫部其实就是司局级的单位。总社这一层级上设有理事会、监事会。理事会的主任要由理事会投票选举产生。”

“省一级的供销社不归总社垂直管理，归地方政府领导，市一级供销社归市政府领导，县一级的归县政府领导。总社这一层级负责指导下级联社（业务上的指导），而在人事、财政、收入分配、盈利等方面没有垂直关系，除非总社在地方社里参股，集团就像子公司、分公司那样管理。”王军说。

“农民头上一把刀”

相比起性质定位，供销合作社的改革路之复杂一开始便已显现。

随着改革开放的开启，市场经济的壁垒在农村逐渐被打破，供销合作社的“剪刀”作用逐渐削弱，其政治地位亦在下降。供销合作社和农民的关系逐渐变为单纯的“买卖”关系。

在此背景下，供销合作社面临改革重任。

从1982年到1987年，中央连续出台多个关于农村工作的文件，均对供销合作社的改革提出要求，其核心都是要求其从官办转为民办。

1982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为供销合作社的改革探索作出了指示。其中写道：供销合作社要逐步进行体制改革。并建议“各省、市、自治区可以选择一两个县就以下办法进行试验”。

具体的试验方向，包括基层供销社恢复合作商业性质，在自愿原则下扩大吸收生产队和农民入股，经营利润按股金和按交售农副产品数量分红，实行民主管理，把供销社的经营活动同农民的经济利益联系起来；县联社和基层社都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向国家交纳所得税的制度等。

这一方向代表了这段时间改革的主要方向：回归集体所有制的供销合作社致力于恢复“三性”，即群众性、民主性、灵活性。

随后，198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更明确提出：供销社体制改革要深入进行下去，真正办成农民群众集体所有的合作商业。

除了1982年提出的改革方向，此后，供销合作社在农民入股、经营服务范围，过死的价格管理制度等方面的限制均有所突破。中央亦更进一步要求其“逐步办成农村的综合服务中心”。

但是，这一阶段的改革并非一帆风顺。同样是在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农村，安徽凤阳小岗村孤注一掷进行的包产到户开启了农村改革的大门，由此而生的改革激发了数以亿计的中国农民的生产热情，成为改革的最大动力。而供销合作社的改革，内部却缺乏同样的改革动力。

曾担任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合作指导部部长的刘惠曾撰文说，这一阶段的改革进程非常缓慢，并认为改革的阻力不是来自外部，而是来自内部。“因为供销合作社还有一定的手段，比如自行车票、电视机票，等等。虽然‘票’越来越少，但是多少还是发挥一定的作用。”

对此阶段的改革，研究者还提出了其他不足。东北农业大学经贸学院教授郭翔宇撰文写道：改革从业务经营角度考虑得过多，特别是有些地方的供销合作社搞经营承包责任制， 单纯盈利的思想十分严重， 为农民服务的思想相当薄弱， 忽略了合作社原则的指导。

曾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担任农业部副部长的杜子端曾讲过：“我们的任务就是消灭供销社。”因为“供销社是农民头上的一把刀”。

“供销合作社不消灭亏损，亏损就消灭供销合作社”

上世纪90年代，农业生产资料的买难与农产品的卖难同时出现。廖运凤认为，原有的供销社解体后， 以公司企业和私营经济为主体的农村流通组织，为追求利润最大化从事农村流通活动， 难以有效兼顾农民和公司利益， 致使农村的买难卖难问题日益严重。农村小生产和大市场的矛盾日益加剧，供销环节成为制约农村商品经济发展和农民走向富裕的瓶颈。

与此同时，从1990年到2002年，基层社连续12年亏损。全系统从1992年到2000年连续8年亏损。基层社与农民，在有的地方连买卖的关系都不复存在。

“那时在乡村一级，比起政府的网络，供销合作社在农村还有着庞大的体系可以利用。1994年，成立了供销合作社改革调研小组，党中央决定供销总社恢复成立。”刘惠说。

事实上，在此之前，中央对于新的供销合作总社已有设想。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各级供销社要继续深化改革，真正办成农民的合作经济组织，积极探索向综合组织发展的新路子。”

199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供销合作社改革的决定》，这成为供销合作社改革的纲领性文件。针对当时的背景，文件写道，当前，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正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广大农民迫切要求提供各种经济、技术、信息服务和联合起来进入市场，国家也需要对农村经济加强指导和调控”。供销合作社应该在这些方面发挥作用，担当起责任。“使供销合作社真正体现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性质，真正实现为农业、农村和农民提供综合服务的宗旨，真正成为加强党和政府与农民密切联系的桥梁和纽带”。

贾敏生说：“1995年新总社恢复成立后，仍为正部级单位。第一、二任的主任都是国家领导人兼任的（陈俊生在任期间曾任国务委员，白立忱在任期间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显示了国家的重视。”

然而，在这一阶段，中央期望的桥梁和纽带建设遭遇了极大困难。刘惠认为，上面的良好愿望与下面残酷的现实有着差距。特别是在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时，供销合作社出现此起彼伏的股金风波。

由于在这一时期，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很快，农产品和农业生产资料供应充裕，国家的棉花、化肥流通体制发生重大变化，农村市场多元化的格局已经显现，这使得原来占有垄断地位的供销合作社面临前所未有的竞争。结果是，供销合作社基本处于休克状态。“供销合作社不消灭亏损，亏损就消灭供销合作社”成为供销系统的名言。据统计， 1994 年全系统亏损额为40 亿元， 1998 年亏损额达到156 亿元， 1999 年亏损134 亿元。此时的供销合作社，摇摇欲坠。

明确职能和四项改造

廖运凤认为，199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供销合作社改革的决定》出台之所以未能扭转形势，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供销合作社县级以上联合社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是国家管理供销合作社的行政机关，而在1995年后有相当长时期内机关职能未能正确定位。

“从本质上来讲，各级联合社不是在基层合作社充分发展基础上出现的，而是过去的政府机构改了个名字。这些机构人员本身不是合作社社员，也没有明确而固定的政府职能。他们的地位、性质不明确，职能不清晰，合作社各级机关无所作为，合作社改革因此难以按照真正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规则发展。”

1999年，国务院5号文件（《国务院关于解决供销合作社当前几个突出问题的通知》）出台。此后，地市以上的联合社纳入国家财政预算，其人员和办公费用视同政府机关。

廖运凤分析道，中国合作经济事业的发展的确需要政府从各个方面进行指导和协调，由于我国与农业相关的国家行政管理机构较多，但谁都不是专门管理与协调合作经济的，因此以供销合作社的各级联合社作为基础把农业、科技等与合作经济有关的业务部门集中起来，组建中国合作经济的指导与协调机构是必要的。“就是说要从体制上把原来就是机关的县级以上的联合社还原为执行某些政府管理和协调合作经济发展的职能部门，明确其‘准政府机构’的定位。”

这正是后来大多数省市的所为：根据供销合作社的官方数据，2012年，全国供销合作社系统明确事业单位性质的2441个，占88. 7%，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2063个，占75. 1%，财政全额拨款的2173个，占79 %，差额拨款的171个，占6. 2%，财政定额补贴的154个，占5. 6%，实行自收自支的253个，占9. 2%。

在联合社定位与职能明确的基础上，供销合作社实现“社企分离”，社有资产的管理和运营应当通过理事会授权的资产管理公司或控股公司来进行，而不是由各级联合社直接进行管理与运营。

从2000年起，供销合作社全系统扭亏为盈，当年系统汇总实现利润13. 77亿元。

另一项重要的改革发生在2002年。这年的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三届三次理事会上提出了“四项改造”，即以参与农业产业化经营改造基层社（大办专业合作社，在参与农业产业化中重构供销合作社的组织基础），以产权多元化改造社有企业（推进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在社有企业普遍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以社企分开、开放办社改造联合社（推进联合社由管企业向管资产转变， 由面向系统向为社会合作经济组织服务转变），以现代流通方式改造传统经营网络。

如果仅从经营业绩来看，供销合作社的改革取得了极大成效。2012年，全国供销合作社统计全年实现销售总额25861. 3亿元。1999年，这一数字为4518亿元。

而固有的问题依然存在。《人民日报》曾经在2009年对供销合作社的现状作了连续报道，其中写道，中华供销合作总社的分析显示，目前，供销合作社的主营收入还是来自于消费品零售和农业生产资料销售。这种优势源于我国农资产品的市场化程度不高，而不是供销社自身的经营能力。从1985年起，国家逐步放开农资经营和价格，但许可专营制度一直没有被彻底废止。农资经营仍限于农资公司、供销社、农业“三站”（即农技推广站、植保站、土肥站）和生产企业，个体和私营企业受到种种限制。

许多是打着合作社旗号的公司

除了经营问题，供销合作社还有更本质的问题摆在面前- - -如何更好地为农民服务。

今天，随着城市人口的迅速增加，不难在网上看到质疑合作社存在的声音。但是，合作经济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华南农业大学农业经济系主任傅晨分析过，合作经济是一个全球性的经济组织现象，遍及许多国家的各行各业。其中，农业是合作经济最活跃的一个领域。在发达国家，80%以上的农民参加了一个或多个不同类型的合作社，农民1/ 3以上的生产资料是通过合作社采购的，1/ 3以上的农产品是通过合作社加工和销售的。

“农民合作社或是集中销售和采购，提高农民的交易能力，降低农民单独交易的成本；或是开展农产品的产后加工和流通，延伸农业产业链条，获取农产品价值的增值；或是代表农民与其他市场或利益主体进行竞争和谈判，从而极大地改善了农民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傅晨分析道。

若以此为标准，今天的供销合作社的改革任重道远。

山西省沁源县白狐窑乡白狐窑村的农民郑建中对《望东方周刊》分析了当地基层供销合作社存在的现状：改革开放以来，乡镇一级的供销合作社都由集体变为私人承包或购买，私人经营范围主要为烟酒、副食、日用品，而农民生产所需的农产品、农具基本上没有。

“原来的集体供销社性质已转变，服务农民的意识淡薄，甚至几乎不考虑农民的耕地、种地所需，只是什么赚钱就经营什么。”郑建中说。

贾敏生说：“现在的合作社跟农民基本上还是买卖关系，所以多数地方的农民社员并不认为合作社是自己的组织，而把合作社看成是一般的商业企业。商业企业的运行规律是贱买贵卖，但合作社并不是这个规律，它和农民社员是推销的关系，它通过手续费维持运营，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合作社是以服务社员为唯一宗旨。但要真正做起来比较困难，有许多是打着合作社旗号的公司。”

遗留与新兴

“供销社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是慢慢改制过来的，一些地方把很多社员清退了，与农民专业合作社不是一个概念。供销社也有合作社的色彩，但与经典合作社不太一样。”王军说。

前文所述2002年的改革，一项重要的内容是大办专业合作社。顾名思义，专业合作社是农民为了专业发展需要而组建的合作组织。王军说，农民专业合作社规定入社自愿、退社自由。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趋势是，近年来，各地出现了在农民专业合作基层社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型联合社。供销合作社的组织体系中，各级联合社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我国传统体制中，各级联合社是按照行政区划设置的，其主要的功能也是执行政府职能，这同西方国家的合作社联社大不相同。目前的联社则是遵循专业化协作与分工的原则，打破旧的联合社的行政区划格局重新组成。

目前，供销合作社的业务除了农资销售、农业技术服务、农产品流通、废旧商品回收利用、日用品消费经营外，还有一项就是领办农民专业合作社。

“‘领办’有多种形式，比如其中一种是供销社参股入股的专业合作社。供销社不具体参与专业合作社的运营，主要是分红、帮助合作社销售农产品。很多农民在办合作社时并不知道怎么去做，供销社就有义务去帮助发展专业合作社。”王军说。目前，全国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有近70万家。

归集业务考察报告范文第5篇

摘 要：赴瑞士考察，深切感悟瑞士举国创新，崇尚创新、全民创新，增强创新发展的新优势；企业创新，高端研发、重塑品牌，引擎经济科学发展；科教创新，突出创造、科教强国，夯实经济社会发展的根基；人才创新，挖掘潜质、高端开发，注重人的全面发展；环境创新，法治完备、生态优良，保障可持续发展。借鉴瑞士经验，江苏要以创新载体建设为保障，着力形成全民创新的热潮；以人才优先发展为支撑，着力发挥高端人才引领作用；以新兴产业发展为重点，着力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以企业自主创新为主体，着力自主研发高端产品；以绿色增长为导向，着力发展低碳经济；以江苏子项目为契机，着力加强创新智库建设。

关键词：瑞士；创新；新兴产业；江苏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11）07-0052-05

中瑞合作管理培训江苏子项目首次在我国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举办。按照项目计划，在中组部全国组织干部学院和瑞士圣加仑大学的精心安排下，经过江苏省委组织部2个月的筹划，25名学员于2010年11月13日至12月1日赴瑞士、德国、英国进行了为期18天的学习考察。笔者有幸参加实地考察，并执笔形成考察报告如下。

一、学习考察的简况和特点

这次学习培训实地考察了瑞士、德国、英国等3个国家10个城市（州），重点考察了当地的科技创新、高等教育、产学研合作、开发园区、企业集团、创新服务中心、社会智力研究机构等。此次境外培训有如下3个鲜明特点：

1．选题准，突出创新。江苏子项目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人才支撑”为总课题，抓住了江苏“推动科学发展、建设美好江苏”这个主题和转变发展方式这个主线，顺应了由投资驱动向创新拉动的转型趋势，突出了干部教育培训为我省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服务的目标定位。培训内容始终围绕创新展开，科学安排了国外的思维创新、科技创新、企业创新、园区创新、区域创新、管理创新、流程创新，以及创新网络建设、创新成果转化等课程，使学员对创新的认识更加系统化、具体化。瑞士、德国、英国都是科技教育和市场经济十分发达的国家，在欧盟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在国外期间重点安排了教育、人力资源开发等课程，以考察瑞士做法为主，兼顾德国和英国，相互补充，体现了很强的国际性、时代性和科学性。

2．方法新，注重实用。“行动学习法”强调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在行动中学习，在学习中行动，其理念、方法处于教育培训领域的前沿，也是中瑞合作管理培训项目的亮点。国外专家授课特别注重课堂互动，善于运用案例讲授相关知识，鼓励学员多提问题、多思考，使学员感到在宽松和平等的氛围中，了解到我们想知道而老师没有讲到或没有讲透的问题。大量针对来自现实生活的原始案例的深入研讨使学员深受启发。瑞士、德国、英国在社会科学领域十分重视实证研究，比如他们对不同条件下人们的创新行为进行分类比较，对各种方案用不同的模型进行分析预测，对政策的实际效果进行抽样调查、数理统计分析等。通过实证研究方法的训练，学员们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得到了提高。

3．层次高，组织有力。中瑞合作管理培训项目是两国政府合作项目，由中组部全国组织干部学院和瑞士外交部发展与合作总司共同实施，项目规格高、层次高、水平高。江苏子项目由瑞士圣加仑大学和江苏省委组织部、省委党校共同组成的执行办公室具体承办。执行办公室从出国前的集训到境外培训方案，从教育教学到班级管理都作了周密安排，与瑞方项目组进行了大量细致的沟通协调工作。培训考察团和班委会十分注重团队精神建设和集体智慧的发挥，并与瑞方在许多方面达成了合作意向。学员学习热情高涨，深入研究思考，积极参与互动，严格遵守纪律，培训收获和成效得到最大化，展示了江苏干部的良好形象。

二、学习考察的收获和体会

1．深切感悟瑞士举国创新，崇尚创新、全民创新，增强创新发展的新优势。一是以知识富有弥补资源贫乏。瑞士国土面积4万多平方公里，人口779万，可耕种土地很少，山多沟深，土地贫瘠，无任何矿产资源。在19世纪瑞士还属于欧洲最贫穷的国家之列。聪明、智慧的瑞士人民，很早就预见到一个资源贫乏国家的经济发展必须依靠科学技术力量，必须依靠知识创新。正是在“知识富民、创新立国”的方针指导下，瑞士人把这片贫瘠的土地建成了世界公园，很快成为欧洲先进的工业化国家之一，也是全球经济发展最具竞争力和最富裕的国家之一。2009年，瑞士人均GDP为67559.57美元，是江苏的10.46倍；人均收入39880美元，是江苏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3.20倍。二是以体制创新催生创新发展。瑞士联邦政府长期以来高度重视对国家整体创新能力的培养与开发。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设立了联邦科研领导小组，主持制定并负责实施联邦科研促进计划，成立了由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组成的科研促进政策协调委员会和技术政策协调委员会。设立瑞士创新促进办公室，专门为创新成果实现从实验室到市场的高效快捷转化提供包括融资在内的各项支持。三是以创新顶尖技术打造世界精品。瑞士人对专业技术精益求精，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对顶级技术组织攻关，使瑞士的工业技术在很多方面一直保持世界领先地位。例如，瑞士的机床制造有5000多项专利技术，使瑞士精密机械制造在世界上独领。瑞士钟表闻名世界，特别是发明了一种精巧时钟，几乎不用任何人工动力就会准确走时。动力从何而来？靠的是玻璃罩内外空气的流动和温差。钟表制造技艺一精至斯，不禁使人为之感叹。四是以全民创新丰富内在品质。瑞士人形成了人人思考问题、产生想法、广泛交际、习惯动手、善于创新的优良传统。瑞士人要致富，不是靠体力劳动和资源开发，而是靠头脑风暴和思维创新，产生想法筛选点子组织研发和创新攻关投放新产品上市。从联邦政府，到各州政府之间的竞争；从科研院所到公司企业，“创意创新创业创富”成为瑞士人的内在品质、崇高追求和自觉行动。实践表明，“坚持传统―不断创新―保证品质―做强品牌―走向世界”，这是瑞士创新发展的路径和富民强国的成功实践。

创新是宝贵而特殊的财富。江苏正处于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正在经历第3次转型，现在最紧要、最核心的任务是突出“推动科学发展、建设美好江苏”这个主题，抓住转变发展方式这个主线，坚定不移地把创新驱动确立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战略，大力发展创新型经济，加快经济发展由主要依靠物质资源消耗向创新驱动转变，学国外之长、补江苏之短、创未来之新，赢得未来发展的主动权和制高点，实现江苏从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的历史性转变。

2．深切感悟瑞士企业创新，高端研发、重塑品牌，引领经济科学发展。瑞士的国家整体创新能力之所以领先于大多数欧美国家，得益于企业将创新成果转化为经济成果的能力。一是自主创新高端产品。企业通过自主创新选择高端产品，生产高附加值的精密产品，即使是制造业也是高级制造业，凭借优良的做工把产品做到极致，累积市场门槛。先进的制造业在世界上享有较高的知名度，机械设备、精密仪器、医疗器械、钟表等一直是出口的重要商品，瑞士制造成了质量保证的代名词。世界上一批著名公司，在瑞士建立各种研究中心。如美国巴特利研究所和IBM等。仅IBM在瑞士的中心就汇集了众多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二是重视中小企业创新。瑞士经济的主体是中小企业，资金实力不甚雄厚，但他们拥有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创新能力强，管理和技术优势明显，不少专项技术达到国际尖端水平。绝大多数企业将年利润的3.5%的资金用于创新。三是扶持政策灵活、优惠。瑞士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对所有投资企业采取了十分灵活的促进措施。新成立的企业首先可享受州一级的税收优惠。绝大多数州可在最长10年的期限内对新成立的企业实行全部或部分免税。瑞士联邦委员会对新成立的公司提供印花税优惠，并对新成立的控股和住所公司提供附加减免措施。对企业资金和利润的转移基本无限制，使外来投资者感到较大的自由度。四是风险投资多元多样。瑞士有多种风险资本、私人股权投资基金及投资公司，为刚成立的公司及其业务发展的各个阶段提供广泛的商业和金融支持。生物技术基金、全球生物技术股票基金、银行生物技术股票基金、健康信念投资基金等，这些风险投资基金为企业研发产品和孵化企业提供了保障。五是英、德政府加大扶持企业创新力度。政府采取科技创新资助、重大项目研发资助、欧洲尤里卡计划对企业研发创新的资助等措施，鼓励企业创新，增强企业的综合竞争力。德国的装备制造业在世界上始终处于领先地位，主要得益于企业较强的创新能力。如宝马汽车以其杰出的性能和卓越的品牌赢得了全世界的尊敬，创造了蓝天白云下的奇迹。

企业是国民经济的细胞，经济兴衰根系于企业，企业兴衰根植于自主创新。江苏工业基础雄厚，企业数量众多。但是与瑞士相比，世界知名品牌少、自主研发能力弱、高端产品缺、加工制造水平低。转变发展方式，加快创新型经济发展，必须把企业自主创新纳入江苏创新驱动战略的突出位置，构建要素完备、协同合作、世界领先的创新体系，集聚创新要素、激活创新资源、转化创新成果，实现企业创新主体地位、科技在发展方式转变中的引领作用、创新体系推进创新发展应用水平、江苏企业国际竞争能力、科技持续发展水平等五大提升，使企业成为创新型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

3．深切感悟瑞士科教创新，突出创造、科教强国，夯实经济社会发展的根基。一方面，攻占科技制高点，培育经济增长点。瑞士是世界上按人均计算科研费用最高的国家。每年瑞士投入的科研费用高达100多亿瑞士法郎。每百万国民拥有460项专利，每1000人中从事科研的人数达到12人，17篇，论文被全球引用指数达到12.4%。瑞士在开发治理、申报专利、研究与发展领域均名列世界前茅。联邦政府、州政府、企业、技术中心、大学、科研院所之间形成了相互配合、互为支撑的创新体系。瑞士的大学、科研机构和社会中介机构与企业紧密合作，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备的孵化企业、孵化企业家、孵化新产品的制造体系。联邦政府主要通过资金补贴，州政府主要通过税收政策，鼓励企业增加创新投入，各类社会中介技术中心提供创新服务平台，大学和科研院所通过技术转让参与企业技术创新。另一方面，以教育促创新，以创新促发展。瑞士教育体制务实，初中阶段学生就开始定向培训，分班或分校上课。瑞士学徒制起源于古代行会，延续到今天的各行各业。严格的学徒制和不断的技术培训为加工业和制造业奠定了良好基础，使手工和机械制造技术名列世界前茅。学徒制奠定了瑞士的工业发展基础，高等院校为科学和技术发展起到了强大推动和促进作用。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各自构架完整，并各自设置门槛和立交接口，相互开放，贯通渗透，各有侧重，错位发展，差别化竞争。联邦政府以立法的方式引导职业教育发展，在职业教育体系、科技应用大学的管理、促进创新、国际合作、资源管理等方面提供宏观指导。学校在联邦政府的法律内和州政府的指导下，独立自主办学，负责专业设置、课程安排，制定并实施学校发展战略，享有高度办学自。

人类没有什么力量比知识更强大。江苏崇尚教育，重视科技，科教资源优势得天独厚。江苏转变发展方式，加快创新型经济发展，必须加快推进科技现代化和教育现代化，形成创新驱动的“两翼”，张开创新聚力的风帆，更加注重对应用科技、职业教育的投入，更加注重对重大研发项目、顶尖大学建设的投入，更加注重内涵发展、特色发展和创新发展，在追赶世界先进中实现科学崛起。

4．深切感悟瑞士人才创新，挖掘潜质、高端开发，注重人的全面发展。一是注重高绩效和高潜质人才培养。瑞士各企业在确定优秀后备人才时既重绩效，更重潜质。一些企业通过对个性潜能、社会潜能、专业潜能、领导潜能的综合测评，根据发展潜能的大小把雇员分为五个等级，并对每一个人制定具体、有针对性的培养计划。在绩效考核和潜能评价的基础上，企业建有人才库。二是注重后备人才的培养。对于优秀后备人才，企业根据评估结果和未来岗位的要求，设计出针对每个人的培训模块，在对个人发展目标、改进措施等进行综合分析的基础上，通过专题培训、岗位轮换等形式开展多层次、多渠道的培训。这样的后备人才选拔培养，具有很强的整体性、方向性和实效性。三是注重高端人才培养。瑞士国家虽小，但有几所世界著名大学，培养了一大批世界顶尖人才。例如苏黎世高等工学院、洛桑高等工学院、苏黎世大学、日内瓦大学和伯尔尼大学、圣加仑大学等。据统计，仅苏黎世高等工学院毕业的学生中就有10多人获得诺贝尔奖，世界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毕业于这所学校。瑞士有20多人获得诺贝尔奖，如果按人口平均计算为世界第一。四是注重世界顶尖技能人才培养。瑞士职业教育注重学生知识与技能的协调，启发学生的思维，发挥教育引导、全面和持久的功效，真正做到了精细化、人性化和全面化，培养了一大批世界顶尖技能人才。五是注重创新型领导人才培养。在实践中培养敢冒风险、敢担责任、敢于创新的人才，打破常规，不拘一格用人才。德国注重培养全面发展的学术人才与高级专门人才，在强调人的个性全面发展的同时，突出创新意识、创新能力的培养。英国大学教育培养绅士型领袖和学者，着力培养“学会思考、推理、比较、辨别和分析，情趣高雅，判断力强，视野开阔的人才”。

人才是科学发展的第一要素、第一资源、第一动力。江苏是人才大省，综合人才竞争力名列全国前茅。但是江苏没有世界著名科学家，具有国际影响的高端人才少，全球专有顶尖技能人才奇缺，人才结构性矛盾突出。构筑江苏“十二五”发展新优势，必须把人才优先发展摆上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布局，把人才引进、培养和使用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结合起来，实行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高科技创新成果转化、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三高联动”，以人才优势构筑发展优势，以高素质人才助推经济转型升级。

5．深切感悟瑞士环境创新，法治完备、生态优良，保障可持续发展。一是完善的法律法规保障。瑞士法律体系十分完备，公民各项基本权利受联邦宪法保护，不受地区限制，在瑞士全境适用。联邦宪法保护公民的财产和商业、职业自由，即保护公民从事经济活动的权利。联邦和各州均有立法权。从联邦政府到州政府有完善的法律法规。如对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大，制定了投资法规和贸易规定，特别是对中小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十分严格，企业创新能力得到最大保护。二是资源节约高效可持续利用。在这方面瑞士建立了科学的检测考核体系：关键指标、全球可持续发展导向指标和未来可持续发展对策指标。关键指标分为：满足人的需求――保证人身体健康、收入稳定、人身安全；保护公平――保证重要资源对每个人的分配都是公平的；保护资源――保证满足当前需求不以牺牲后代需求为代价；资源高效利用――保证资源的高效益、节约。全球可持续发展导向指标主要检测考核生态、经济、社会资源的使用和分配等。未来可持续发展对策指标主要检测和考核采用什么措施创新和保护可持续发展。这些指标体系的建立和实施，有效地引导了全社会对资源的节约和可持续利用。如建设苏黎世机场使用了30%的再生资源，机场的废水及雨水通过净水技术处理后，循环使用。三是生态环境保护彻底。瑞士运用法律的刚性手段加强环境保护。《瑞士联邦宪法》明确规定，联邦和州必须建立持续的生态平衡。各个州立法保护生态环境，制裁损害环境的违法行为，污染环境必须支付污染成本。联邦环境保护法对垃圾的定义、归集、处理、再利用、处理费用支付、政府与私人机构的合作等，做出了具体详细的规定。瑞士的26个州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了完善的环保法规。瑞士每一个山村都建有一座污水处理厂，生活用水必须经过处理达到标准才能排放，各家各户对废弃物分类包装，送到不同的回收点。

环境也是生产力，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也是硬道理。江苏地域狭小，开发程度较高，环境污染负荷重。转变发展方式，加快创新型经济发展，必须实施“环保优先”方针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建立、完善科学的生态系统和可持续发展的检测考核体系，加强重点区域、流域治理，严格环境执法，持续创新环保体制机制，大力发展绿色经济、循环经济、低碳经济，全面加快生态省建设步伐。

三、学习借鉴的几点思考和建议

瑞士等欧洲之行为我们提供了一系列可资学习借鉴的经验，进一步启发和拓展了江苏加快发展方式转变、促进创新型经济发展的思路。提出如下建议。

1．以创新载体建设为保障，着力形成全民创新的热潮。尽快营造全省创新、全民创新和创新驱动发展的强烈氛围，增强全民创新能力，探索设立“全民创新奖”，激发全民创新活力。加快建设创新型省份。建议在新兴产业领域建设苏瑞、苏德、苏英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构建产业技术的创新链和技术创新服务体系，举办苏瑞中小企业创新论坛等活动。加快国家和省级高技术研究重点实验室、重大研发机构、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科技公共服务平台建设。

2．以人才优先发展为支撑，着力发挥高端人才引领作用。以站在科技前沿、具有国际影响、拥有原创成果的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为重点，加强从瑞士、德国、英国等引进领军人才和关键人才，发展人才服务业，引进扶持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服务机构。加强江苏职业技术教育，培养世界顶尖技能人才。加快江苏世界著名大学培育，培养国际化的拔尖科学家和各类高端人才。建议学习美国波士顿、上海等国家和地区做法，筹建“江苏瑞士科学之家”。

3．以新兴产业发展为重点，着力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学习借鉴瑞士发展新兴产业和金融等现代服务业的做法，重点实施新兴产业倍增计划和服务业提速计划，在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医药、新材料、环保、软件和服务外包、传感网等产业攻破一批核心技术，提高产业的核心竞争力。

4．以企业自主创新为主体，着力自主研发高端产品。学习借鉴瑞士中小企业创新的成功经验，建议设立江苏省技术与创新领导小组，加快构建江苏企业自主创新体系，加强苏瑞企业创新合作与交流，鼓励江苏企业到瑞士建立各种研发中心，以此开拓欧洲市场，紧扣国际高端产业发展脉搏，瞄准开发世界高端产品，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5．以绿色增长为导向，着力发展低碳经济。学习借鉴瑞士等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制定和完善江苏环境保护法规条例，把发展绿色经济作为规划和考核的重要内容，加快推进节能工程、资源循环利用工程建设，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广泛宣传低碳消费、低碳服务等理念，在生态文明建设上迈出坚实的步伐。

6．以江苏子项目为契机，着力创新智库建设。学习借鉴英国、德国、瑞士等做法，在加强党委、政府研究智库、创新机构建设的同时，高度重视科研院所的创新机构、社会智库、中介组织等建设，形成江苏全民创新的现代智力体系，更加注重高潜质、高绩效智力研究人才的培养，更好地服务发展方式转变。

国外紧张的学习和考察虽然结束了，但瑞士人想点子创新，英国人多思考想象，德国人善管理制造，留给我们的印象是深刻而难忘的。我们将把学习积累的知识转化为发展的动力和智慧，运用到转变发展方式和创新型经济发展的伟大实践中，为把江苏的明天建设得更加美好贡献智慧和力量。

参考文献：

［1］李源潮.紧紧围绕“十二五”主题主线 深入推进大规模干部教育培训［N］.光明日报，2011-01-22.

归集业务考察报告范文第6篇

关键词：企业集团；成长模式；企业治理

中图分类号：F27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14）01006411

企业集团是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其形成和发展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结果。企业集团以其规模经济、联合化、多元化、生产要素高度集中等特性来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并通过内部化减少交易费用、节省生产成本、优化资源配置，是现代企业管理的成功典范。在资本主义国家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后，企业集团已经从最初的卡特尔、辛迪加等形态成长为大型康采恩集团和大型跨国集团，成为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发展和建立国家竞争优势的重要力量。改革开放后，中国开始企业集团化进程，经过30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分布于能源、电信、贸易等垄断领域的以国有企业为主导的大型企业集团。2011年，前500强大型企业集团的营业收入为36.3万亿元，资产总额达到了108.1万亿元，年营业收入在千亿元以上的企业有80家，企业集团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不容小觑[1]。然而也应当看到，国内企业集团在迅猛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来自国内外的诸多挑战和考验。一方面，中国正处于经济体制转轨与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和改革开放的攻坚阶段，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和国内经济疲软，企业集团面临严峻的内外部环境的巨大考验。另一方面，与发达国家的企业集团相比，中国的企业集团还属成长中的新型企业组织形式，发展时间短、经验不丰富，也缺乏核心竞争力和国际竞争力，还需大力培养和完善。因此，对比分析发达国家企业集团的成长模式有利于借鉴其经验教训，并从自身和外部环境的实际出发不断完善中国企业集团的发展战略，提高核心竞争力，为整个国民经济提供持续健康发展的动力。

一、国内外企业集团成长模式

对于国外企业集团成长模式的研究，本文主要选取了发达国家中比较典型和成熟的三种模式：英美模式、日本模式和韩国模式，分别从发展路径、组织结构、治理结构、政企关系四方面进行成长模式的比较分析。

（一）企业集团的发展路径

因时代背景和经济发展程度不同，对于市场经济体制相对完善的英美来说，其企业集团的发展路径主要遵循市场导向，并在五次并购热潮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而日韩企业集团由于处于经济发展程度相对较低的国家，其发展路径主要是家族财阀式和政府主导式的企业集团联合，企业集团是在政府的引导中不断发展起来的。

1.英美企业集团发展路径

英美企业集团经历了“以卡特尔、辛迪加为主的横向并购―以托拉斯为主的纵向并购―以康采恩为主的混合并购―企业集团的强强联合―大型跨国企业集团”这样一个发展路径。

图1显示，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矿业与制造业并购呈现出三次高潮，图2显示了20世纪80年代第四次并购浪潮中英国工商业并购情况。综合图1和图2可以发现，总体上每一次并购浪潮中企业间的并购数目和资产规模都在扩大，美国矿业和制造业的并购数量从1895年的43起增加到了1967年的1 496起；英国工商企业的并购数量从1963年的888起增至1973年的1 205起，此后的并购数量虽有所减少，但被并购资产价值从1963年的352百万英镑增至1984年的5 243百万英镑。从四次并购浪潮中的形式变动看，横向并购越来越让位于多元化经营的混合并购。表1显示，美国制造业、矿业大企业的各类并购形式中，横向并购比重从1948-1953年的31%跌至1968年的4%，纵向并购从20世纪40年代的10%上升至60年代的15%，混合并购则从1948-1953年的59%上升至1968年的89%，混合并购的比例大幅攀升，成为美国制造业和矿业并购的主角。表2显示，在英国工商业和金融业的各类并购中，虽然横向并购居于主导地位，但从1965年到1975年，横向并购数量和并购资产价值分别下降了10%和7%，而混合兼并的数量和并购资产价值分别增加了15%和12%。

为进一步利用规模经济和优势互补提升行业竞争力，欧美企业集团在20世纪90年代展开了大型企业集团间的强强联合，行业内的集团并购规模空前，主要涉及互联网、飞机、医药、银行、石油、电信等行业。1996年美国波音以133亿美元并购总资产达500亿美元的麦道飞机公司，1999年美国MCI世界电信以1 290亿美元收购斯普林特电信，2000年美国在线AOL以1 840亿美元并购时代华纳 数据来源于中国企业在线购并网。。2013年，美国三大医药企业沃尔格林、联合博姿、美源勃艮宣布联合，并达成10年长期医药分销协议。此外，随着经济一体化以及国家间、地区间经济竞争的加剧，为抢占全球市场、降低成本和获取最大利润，大量欧美垄断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技术转让、跨国并购等方式从事全球化生产经营和战略布局，进而形成大型跨国企业集团。跨国企业集团以本国企业为母公司，利用投资建立海外子公司和分支机构、跨国战略联盟、跨国并购、技术转让、合作经营、合同安排、技术咨询等经营方式参与全球竞争，有利于因地制宜、降低成本、分散风险和延长产品生命周期，进而攫取利润。2012年美国伊顿以13亿美元并购库珀工业，其所组建的全球动力管理公司改写了全球电器行业的历史。2013财富世界500强排名中，美国的跨国公司有132家，居各国之首。Guillén M F， García-Canal E认为传统美国模式的跨国企业的特点是采用外国直接投资，旨在利用母国公司和通过逐步国际化建立的公司的特有功能，这一模式也使其成为二战后全球经济的主导者[2]。

2.日本企业集团的发展路径

日本的企业集团可以分为三类：由旧财阀企业群组成的财阀系企业集团、战后由财阀再编形成的“银行系企业集团”和不以银行贷款为资本核心的“独立系企业集团”[3]。

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推行置产兴业政策，旧财阀迅速发展成为旧财阀系企业集团并牢牢控制日本的经济命脉。战后应盟军排除财阀家族对企业控制的要求，日本政府相继实施“经济力过度集中排除法”和“禁止垄断法”来切断资本与人的结合关系，但由财阀控制的企业仍占主导地位。1951年旧金山和约后美国结束对日军事占领，放宽了对财阀企业重新结合的限制，为寻求经济和金融上的相互支持，日本旧财阀之间重新联合。二战后，日本经济陷入低谷，企业的自有资金严重不足，证券市场发展也不充分，通过内部发展壮大企业规模非常困难。为恢复经济，政府开始放松金融管制鼓励企业发展，银行信贷成为企业的重要融资渠道，以集团主银行融资为主、适当调动集团外金融机构贷款的“系列贷款”以及各垄断企业集团的主要银行对其他集团企业进行贷款的“交错贷款”陆续出现，银行系企业集团由此形成。随着日本金融自由化的发展，直接融资的方式变得盛行，出现了不主要依靠银行“系列贷款”的“独立系企业集团”，如丰田、松下等企业集团，它们在生产和技术上都比较先进，对市场的反应灵敏，经营效率也较高。1965年到1975年间，由于石油危机的影响，三菱、三井、住友、芙蓉、三和、第一劝业六大金融系垄断集团的经常利润平均从349亿日元下降到87亿日元，降幅达75%，而独立系垄断集团的经常利润则从217亿日元上升至674亿日元[4]。

日本经济泡沫破灭后，在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同时，在国外银行大举进入日本的冲击下，主银行对企业集团的“系列贷款”和“协调融资”功能进一步弱化，主银行制度深受打击，金融机构通过并购、资本参与、子公司化、合作经营等形式展开重组，导致企业集团丧失来自金融机构的融资支持，金融机构与企业间的持股比例不断缩减。2006年日本金融机构持股比例从1989年的46%降至24.6%，与此同时企业集团内和企业集团间的交叉持股比例也逐步缩减。住友集团的持股比例从1979年的28%降至2004年的12%左右，芙蓉集团的持股比例从1999年的20%降至2004年的16%[5]。金融机构的重组也加速了企业集团的分化和重组，六大企业集团重组为三井住友、三菱UFJ、瑞穗三大企业集团。在新的国内外经济形势下，日本传统企业集团的银行与企业高度结合的模式被逐步打破，日本企业集团正经历重要的转型阶段，向着新型的、现代化的企业集团模式迈进。

3.韩国企业集团的发展路径

韩国的企业集团萌芽于20世纪40年代的“财阀”，直到60年代才开始大展身手，并在70年代中期形成实力超群的大型垄断集团。韩国企业集团发展高度依赖政府，政府不仅将资源配置向大企业倾斜，甚至拥有对企业的控制权，形成了政府―银行―财阀集团间的“铁三角”关系。基于政府支持，韩国企业集团不断扩大生产经营规模和经营领域，并购大量相关和非相关多元化企业，经历了纵向到横向的发展历程。高度多元化不仅壮大了集团规模，还有利于获得税收优惠、垄断地位和垄断利润，并展开与国际跨国集团的对抗。1996年，韩国前30大商业集团平均拥有22家企业，在19个产业中开展业务；前5大商业集团平均拥有40家企业，约在30个产业中开展业务[6]。错误的经济政策以及第二次石油危机的爆发致使韩国经济在20世纪80年生严重衰退，政府开始实施限制财阀企业集团进一步发展的干预措施，推行“自由化”与“民营化”政策以打破财阀对韩国市场的垄断局面。然而财阀企业集团顺势进行调整并扩大经营规模，通过股权收购直接控制金融机构并获得融资便利，严重削弱了政府对金融机构的管控，同时高度多元化和跨国兼并使得韩国企业集团的资产负债率激增，、现象频发，导致众多韩国企业集团在亚洲金融危机中难逃倒闭厄运。

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韩国政府出台了改革财阀的“新财阀政策”，包括削减财阀负债比、公平贸易管治、会计标准管治、管治银行贷款的金融市场规范等措施。近几任韩国总统也推行了众多限制财阀的经济政策，包括近期朴槿惠总统推行的“经济民主化”政策，其目的就在于改善财阀集团的公司治理、提高经营管理透明度、限制财阀对韩国经济的管控。韩国企业集团也开始剥离效益较差的企业以缩小产业范围，调整财务结构以降低资产负债率，并引入专业人才管理体制逐步改善家族管理模式。但是，这些改革措施并未真正触及韩国企业集团财阀体制和家族式经营管理模式的核心问题。

4.中国企业集团的发展路径

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政治经济发展状况和文化传统等因素影响，直到20世纪80年代企业集团才在作为一种新兴的企业组织形式出现，发展不过三十几年，但成长迅速，发展方式也颇具中国特色。从总体上看，企业集团发展主要经历了“以政府为主导的横向并购和重组、以构建大型企业集团为目标的企业重组、以市场为导向的并购与重组”三个阶段。

以政府为主导的企业集团的建立阶段主要发生在改革开放初期，是国家改革经济体制、推动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进行企业组织结构改善和战略调整的需要。20世纪80年代，国务院和其他部委先后了《关于推动经济联合的暂行规定》《关于横向经济联合若干问题的规定》《关于大型工业联营企业在国家计划中实行单列的暂行规定》《关于组建和发展企业集团的几点意见》《企业集团组织与管理座谈会纪要》等文件，逐步明确了企业集团含义、组建方式、内部管理、并购模式等内容。1988年到1989年出现了组建企业集团高潮，大量企业以同行业和相关单位为对象进行重组或兼并，同时政府也以企业所有者的身份参与集团重组。1988年底全国共有1 630家经批准注册的企业集团，全国不同类型、跨区域的横向经济联合组织达到100多个[7]。

20世纪90年代面对激烈的国内外竞争，为增强企业集团的竞争力、规范企业管理和带动中小企业的发展，国家开始扶持建立以产权为联结纽带的跨地区、跨行业的大型企业集团，并通过职工持股、企业债转股、公司控股式收购、管理层收购等形式进行国企改制，实现国企重组和企业集团化。此阶段企业集团的发展重点在于大型化，以构建大企业集团为目标，利用规模经济提高效益，并通过“抑强扶弱”带动中小企业的发展。企业集团的运行机制开始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变，并以资本为纽带实行多元化经营和战略化重组。

加入世贸组织后国内外经济联系更加紧密，市场化改革的深入以及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开始使企业认识到：政府的过度干预有悖于市场经济体制和市场竞争机制，企业不仅要主动顺应国家产业政策，还要按照市场规律和比较优势原则开展业务活动，注重提高自身的竞争优势。由此，国内出现了多样化的企业集团组建形式，并购重组也越来越成为企业集团发展尤其是国有企业集团股权分置改革的重要手段，形成了诸如间接收购、要约收购、二级市场收购、股权拍卖和协议收购等多样性的收购方式，并购数量和规模也逐步扩大。表3显示，从2007年到2010年中国企业500强的并购参与度和并购数量在不断增加。2010年，中国500强企业中共有182家进行了并购重组，被并购重组的企业数达1 112家；2011年500强企业中，134家国有企业兼并重组903家企业，占全部并购数量的81.2%。通过表4可以发现，从2002年到2006年中国企业并购交易笔数和规模大体是增加的，5年间增幅分别达87.6%和2.9倍。虽然遭受了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但在2002年至2009年间，并购的交易笔数和交易金额总体上仍是增加的，2009年的企业并购交易金额达到了5 964.5亿元，比2002年增长了6.7倍。2009年在中国企业并购交易分类统计中，股权交易以87%的交易数量比重和9.58%的交易金额比重占据主导，其中，控制权发生转移的比重占到了股权交易数量的42.15%[8]。

（二）企业集团的组织结构

企业的组织结构是指企业内部采用的资源配置方法，企业集团的组织结构虽植根于现代企业组织结构，但受性质、特点、功能等因素的影响，企业集团的组织结构又有别于现代企业组织机构。企业集团的一般结构层次主要包括核心层、紧密层、半紧密层和松散层。核心层由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核心企业即集团企业担当，是企业集团的核心与灵魂，其决策影响整个集团的经营活动。彼此间相互持股的控股企业组成了企业集团的紧密层，主营业务各不相同。半紧密层中的参股企业持股规模和影响力不及核心企业和控股企业。松散层由因业务活动以契约的形式与企业集团联结在一起的协作企业构成。

发达的资本市场和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下，英美现代企业集团普遍采用股份制形式，其组织结构由一般结构层次演变为“母公司―子公司―关联公司―协作企业”和“集团本部―事业部―工厂”两种金字塔式的组织结构。企业间通过持股或控股以产权相联结，由具有独立法人地位且占主导的母公司统一集团运作，所控股的子公司具有法人地位可单独开展业务活动，但在发展战略、经营决策、人事任免等方面仍受制于母公司。关联公司是由母子公司通过持股但不控股而形成，协作企业只在业务上与母子公司有契约关系。在具体管理部门设置中，英美股份制企业集团设立股东大会作为最高决策机构和领导机构，下设董事会作为最高执行机构，辅以工会协调企业与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并保障员工利益。董事会设董事长代表全体董事利益，并设立向董事长负责的经理管理母公司各职能机构，进而在各职能机构之下设立子公司、关联企业和协作企业。

与英美企业集团以资产为主要联结纽带不同，日本企业集团的联结纽带不仅包括资产，还包括人事和生产经营，这种“三管齐下”的独特联结纽带主要得益于日本企业集团内盛行的系列贷款、交差持股、人事互派和承包制。日本企业集团内的各企业为避免被收购或兼并，往往通过相互持股减少竞争和互帮互助，保证经营的稳定性。人事互派，尤其是企业间的董事互派，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母子公司信息不对称问题，有利于加强母公司对子公司的控制。日本企业集团并没有像欧美企业集团那样将关联企业以资产为纽带将其并入集团内部，而是采用承包制。承包制下关联企业接受母公司的委托提供符合其要求的原材料、零部件、机器设备等，双方完全是一种以生产经营为联结纽带的契约关系。因此，集团内部各企业具有金融、贸易和生产等多种经济联系并相互协作。企业集团中的最高组织机构为“社长会”或“经理会”，由同一资本集团的重要企业头目如社长、经理组成，相当于母公司和股东大会，采取集体领导制，就企业集团间的共同问题进行协议。在银行系企业集团中，经理会主要由主银行的社长和经理主导，同时由持股比例最大的主银行作为企业集团的核心。核心企业外的其他企业构成企业集团的附属企业，它们主要通过自己的技术、信息、营销等优势开展经营活动。在企业集团的组织结构中，“综合商社”是日本企业集团一种特有的组织形态，主要采用董事会、社长、职能部门构成的纵向组织结构。日本的综合商社已在全球范围内建立分支机构开展跨国和多角化经营，并作为国内外贸易的连接点发挥其贸易、融资、投资、信息、研发等主要功能，以此开拓海外市场、开展对外贸易，与各国大型企业集团展开国际竞争。

韩国企业集团带有浓厚的家族垄断色彩，企业股权主要掌握在创办人手中，家族通过交叉持股、横向持股、循环持股等方式同时拥有集团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家族控制核心企业后，再由核心企业控制子公司，子公司之下是与集团具有持股或协作关系的企业，构成由家族直接控股的“金字塔”结构。因此，韩国企业集团内部形成了“集团会长―营运委员会―子公司―工厂”四级组织结构。集团会长是集团的最大股东，也是最高领导机构，掌管集团资本、人事、技术等相关事务。营运委员会为决策机构，子公司具有独立法人地位，但实质上是集团的下属部门，工厂是子公司的生产部门。这种自上而下的垂直式组织结构，造成韩国企业集团内部高度集权化，小股东权益得不到保障，但决策速度快。韩国企业集团大都主张将众多生产环节内部化，从而设立众多工厂。因此，相比欧美和日本的企业集团，韩国企业集团的产业规模相当庞大，这也成为亚洲金融危机中韩国企业集团倒闭的原因之一。

中国企业集团内部主要以名优产品为核心，以生产、技术、产品供销等内在联系为联结纽带，完全以产权为纽带的联结方式并不普遍，企业间缺乏稳定的联结纽带和凝聚力，组织结构松散，“集而不团”的现象普遍存在。从1999年到2004年，资本市场IPO的上市公司中80%左右的控股股东是企业集团或者承担集团公司职能的生产经营性单位，这些公司中仍有一半左右与上市公司在原料供应、生产服务和产品销售等重要经营环节上存在重大关联[9]。相对于欧美扁平化的组织结构，中国企业集团尤其是国有集团内部仍延续着“金字塔型”的组织结构，实行统一领导、分层管理，上层集权度高，具有结构严谨、分工明确、行动统一等优点，但是多层级管理体制下机构设置重叠、链条过长、人员膨胀，导致管理成本上升。金字塔结构的集团内部纵向联系紧密而横向联系不足，不利于上下级之间的沟通和信息反馈，直接影响了上级的决策质量和执行效果。此外，下级采取某项行动时需要向上层层审批，拉长了决策时间，使企业在面临问题时难以迅速应对和解决，降低了组织的灵活性。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和竞争的加剧，金字塔型组织结构越来越难以适应企业集团发展的需要，因此一些企业集团开始逐步构建扁平化组织结构，设立众多层级平行的事业部和职能部，以缩短组织链条、扩大管理幅度、保证上下级之间的有效沟通和信息传递、提高组织的灵活性。

（三）企业集团的治理结构

企业集团组建形式和组织结构的不同，决定了企业集团间不同的治理结构。股权相对分散的条件下，英美企业集团主要依赖于外部发达的资本市场和经理人市场进行公司治理；多样化的联结纽带使得日本企业集团着重于从企业内部改善治理结构；韩国企业集团的治理结构受制于家族财阀的管控及政府高度干预的影响；中国企业集团主要采用多级法人治理结构。

英美的企业集团实行董事会身兼业务执行和业务监督两项职能的“单层制”内部治理结构[10]，股东大会并不实质上决定企业的经营决策，董事会下设各职能机构协调行动并对其负责。聘请外部审计和会计机构，独立的审计和会计制度有助于防止信息失真。设立独立董事监督董事会和经理层的职能执行情况，并协调二者间的关系。欧美企业集团资金多来自于发达的资本市场，企业股票多由个人持有，机构投资者较少，股票流动性强、股权相对分散，经理人与股东的委托问题的解决主要借助于发达的经理人市场和资本市场。英美劳动力市场发达，企业集团多从外部市场聘请经理人而不是优先从内部选拔，高层管理者频繁变动，股东难以实现对管理层的有效监管。因此，英美企业集团多采用高薪、职位消费、股票期权激励等方法来缓解股东与管理者之间的长短期利益冲突，通过持股计划、工会制度、集体谈判等使员工能够参与企业治理。此外，并购也是市场对管理者的一项有力监督，兼并贯穿于英美企业集团发展的始终，并购后被并购企业的管理者往往被并购公司或新的管理者所取代，对管理者的职业生涯造成极大的威胁，能有效降低股东对管理者的监督成本。随着机构投资者的参与，英美企业集团的公司治理也要受到来自机构投资者的外部监督，机构投资者迫于投资者对投资效益的要求以及对长期利益的追求会更加积极地参与公司治理和发展规划。

相比英美企业集团相对分散的股权结构，日本企业集团的股权高度集中，交叉持股和环形持股所形成的独特股权结构使得日本企业集团主要从企业内部着手强化公司治理结构。以银行为核心股东的“银行系企业集团”中，金融机构持股集中化一方面会降低中小股东监督的主动性，削弱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另一方面又能利用银行对企业集团的资金运营、生产运转进行专业化的监督，保证企业集团的稳健发展。集团内的交叉持股、企业间生产经营上的联结使得企业相互监督，形成另一种内部约束。同一集团内职员兼任和董事互派，能够共享资源、增进联系和了解彼此，同时也加强母公司对子公司的控制。与欧美发达的经理人市场和经理人高薪制相比，日本企业集团注重从内部培养和选拔经理人，经理人也更注重社会地位和威望，高级管理层相对稳定。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按企业组织工会是日本企业集团进行公司治理、也是日本经济腾飞的三大法宝。终身雇佣制下员工在一个企业长期工作直至退休，被解雇的几率大大降低。年功序列制和按企业组织工会都是在终身雇佣制基础上形成的，年功序列制将员工的工资收入与其实际年龄和在本企业的工作年限挂钩，而按企业组织工会相比英美的工会制度能使成员更好地参与企业管理，也能更好地保护员工的利益。三大法宝将员工的利益与企业的利益相联结，提高了员工的安全感、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降低了企业的监督管理成本。近年来基于发展的需要，日本企业集团建立起替代“固定报酬”的“变动报酬”激励机制，通过增加业绩联动型奖金、废除退职补偿金、授权引入股票期权等人力资源管理方式[11]。但是Ornatowski G K， Team L Y研究发现只有接近19%的日本企业用绩效工资和晋升系统代替年功序列制，一些企业甚至保证工资水平，与单纯的绩效工资制截然不同，因此日本传统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非但不像日本和美国媒体认为的那样走向终结，反而会长期存在[12]。

在韩国企业集团中，金融机构并未成为控股股东，家族财阀反而通过直接或间接持股控制金融机构。1997年韩国最大的5大财阀设有36家附属金融机构，1999年3月家族财阀在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资产比重达40%以上[13]。从集团内部的股权结构来看，股权高度集中，个人持股比例较大，2010年韩国53个财阀集团中个人持股比例高达50.5%，其中核心经营者个人持股比例为2.12%，家族成员为4.4%，关联企业为43.58%韩国公正交易委员会：《公正交易白皮书2011》，P295. 。家族控股能够保证经营和组织结构的稳定，但很难形成债权人对企业的有效控制和监管，小股东基于监督成本的考虑会疏于监督，股东大会的作用被削弱。集团中的董事会缺少外部独立董事的监督作用，董事会决议和董事行为的合法性、有效性大打折扣。政府支持使企业在很大程度上产生依赖心理，从而放松内部控制和管理，内部治理结构脆弱。韩国企业集团治理结构的另一重要特点是政府高度参与。由于韩国国内资本市场不发达，企业难以直接融资，只能过度依赖政府所控制的银行提供的低利率贷款，不仅导致韩国企业集团的高负债率，也导致了家族持股的高度集中。此外，由于财阀等企业集团在韩国经济中的主导地位，韩国政府往往会容忍企业集体团的不公正行为，甚至包庇集团内的违法行为，滋生了韩国企业集团的内部治理问题。家族持股、政府高度支持、高负债率以及高度多元化使得韩国企业集团的治理结构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时面临严峻挑战，许多企业集团因低效率的治理机制而破产或倒闭。因此，近年来韩国政府开始对企业集团大规模改革，强化对财团的行为规范，以提高财团的透明度和强化市场机制为重点，进行了包括强化企业内部治理机构和切断不公平内部交易在内的治理结构改革。目前，韩国企业集团正不断降低负债比率和家族持股集中度，并朝着控股公司方向逐步调整其治理结构。

由于中国的企业集团多是以大型国有企业为依托、由行政力量将若干企业合并、重组而成，集团内的企业和子公司拥有独立法人地位，因此形成了企业集团多级法人治理结构。多级法人治理结构下，集团总部对下属企业和子公司进行计划指导和统一资源配置，而将主营业务归集下属成员，有利于总部集中决策和政策指令的下达，也能更有效地执行国家产业政策。但是多级法人治理结构易导致权利冲突，子公司不仅具有独立法人地位，部分子公司甚至有独立的财务、经营管理、人事等权利，子公司享有经营效益却由母公司承担风险，子公司之间也因争夺资源而产生利益冲突，降低了集团的资源配置效率。此外，子公司会采用各种手段排除集团总部的管控，子公司的股东和董事会在自身利益与集团总部利益发生冲突时极力反对总部的决策，从而弱化了集团的经营管理效率。企业内部实行监事会与董事会平行的治理结构，有利于加强对董事会和经理层的监督，监事会中职工代表的参与不仅体现了民主性，也有利于调动职工的工作积极性，但与此同时，监事会职权的独立性和权威性通常受到董事会的挑战，限制了监督作用的发挥。由于中国尚未形成发达的外部经理人市场，参与企业集团的机构投资者较少，管理层缺乏竞争意识和外部监督，为缓解管理层与股东间的委托问题，企业多采用“基本工资+奖金/分红”的激励机制，但是此种激励机制形式单一、薪酬水平低、结构不合理[14]。国有企业集团是企业集团的重要组成部分，集团内尚未形成以资产为主要联结纽带的形式，国有产权“一股独大”。此种股权结构下，国有股成为实质上的决策者，中小股东的参与决策权失去意义，股东大会并不能发挥有效代表全体股东利益的作用。由于法律制度的不健全以及不合理的人事委派制度，国有企业集团内外部缺乏对高级管理层行为进行有效监督的机制，导致决策失当、经营效益低、国有资产流失等问题。因此，中国企业集团尚未形成高效的内外部治理结构。

（四）政企关系

企业集团与市场的关系以及企业集团在各国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决定了企业集团与政府的关系。由于经济体制、经济发展水平以及观念等差异，各国政府对企业集团管理方式各有不同，欧美各国政府多采用自由放任式，而日本是协调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政企关系[15]，韩国政府实行过度干预，而中国的政企关系介于日本和韩国之间。

由于较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和发达的市场经济水平，英美企业集团大都以市场为主导成长起来，政府干预少。政府作为“守夜人”，主要是通过制定法律制度、规范企业集团运作、管理垄断和保护竞争、促进股权分散等方式弥补市场失灵。例如：颁布联邦和地方州的公司法对董事、股东大会、经理等的权利义务进行规范；强调公司信息披露义务和运作的公开透明；美国相继颁布《谢尔曼反托拉斯法》《联邦贸易委员会法》和《克莱顿法》反对垄断行为和防止不正当竞争，并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等。英美等国的市场主导机制并不排除政府对经济有选择、有限制的干预，如设立国有企业集团，但是诸如此类的宏观调控手段只是基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而实施必要的干预，且并未因此取代企业集团的自主发展模式以及市场的主导地位。英美政府的不干预政策，一方面保护了市场的充分竞争，另一方面也为企业集团的业务和管理创新提供可能，但是这种高度依靠市场调节的方式会使企业在经济萧条时期面临危机。

日本政府与企业集团之间是协调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政企关系，一方面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以市场主导资源配置，另一方面依靠行政指导，通过制定指导性经济计划和产业政策直接干预社会总供需，利用国家投资来充实社会资本与企业结合为“官僚产业复合体组织”。政府的产业政策经历了“重点生产方式―贸易立国战略下的产业保护育成政策―以重工业为中心的产业结构高级化政策―以知识密集产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高级化政策―技术立国战略下的产业政策”的转变过程[16]。战后日本在货币政策上对金融业务严格分工，进行严格外汇管制，实行超额贷款和低利率政策支持企业借款。政府的权利保护使得日本企业集团迅速发展，1992年六大企业集团占日本企业全部股本的15.29%、总资产占12.52%、营业收入占13.79%[17]。

由于银行系企业集团下金融机构是日本企业集团的主要融资渠道，造成企业集团的高负债率，经济危机后政府开始对金融机构进行改组，采取措施解决不良债权，包括颁布“金融法”、实施“稳定金融体系紧急对策”和“金融再生计划”、修订保险法和证券法、推行“金融大爆炸”对金融体制进行根本性改革等。为减少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和促进企业间的竞争，日本政府也在进行多项改革，提出“21世纪行政工作的任务”，其中包括确保健全的财政，稳健通货，维持金融秩序，维持并提高产业竞争的基础，培养创造性人才，振兴尖端科技文化等内容。2004年日本政府开始向设在亚洲国家和地区的日资企业提供贸易和投资保险服务，以降低政治风险和促进日本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这些改革措施都有助于更好地发挥市场对企业集团的主导作用，使日本企业集团更好地参与和适应国际竞争。

韩国的企业集团主要在政府支持下发展，企业集团与政府高度结合。由于私有资本不足、生产技术落后和市场不完整，韩国政府通过政策倾斜将财阀变为国民经济腾飞的引擎。为解决资金问题，政府在推出财政补贴、税制优惠、优先使用外资等政策的同时，还向财阀提供贷款，进行全面控制。韩国政府从一开始就采取重点扶植“重点企业”，以大企业为中心推进工业化路线[18]。20世纪60年代积极推行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保护本国幼稚产业，企业集团开始急剧扩张，并诞生了众多超级财阀。70年代，韩国政府转而发展重工业和化工业，政府干预达到顶峰，90年代创造了“汉江经济奇迹”。韩国政府的这种过度介入一方面壮大了企业集团和国民经济力量，另一方面降低了企业经营的灵活性、自主性和危机意识，使一些企业集团在亚洲金融危机中走向灭亡。因此，金融危机后，韩国政府开始了旨在改变财阀控制韩国经济命脉的经济改革，缓和财阀集团与中小企业的利益冲突。金大中总统主要通过改革企业规章制度、限制财阀出资、鼓励中小企业发展等措施改变政府、银行、财阀间的“铁三角”关系。卢武铉总统大力整顿金融市场和清算财阀集团，要求根除财阀集团中的贪污和舞弊现象、提高经济透明度，通过分散经济力量提高中小企业在韩国经济中的重要地位。2013年朴槿惠组成的新政府提出“经济民主化”政策，逐步改革“官僚圈―政治圈―企业集团”三角经济政策结构，引导韩国财阀的社会化转型，这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韩国财阀集团的发展，加剧财阀集团与中小企业间的利益冲突。但是，鉴于韩国的经济发展与财阀集团高度相关，韩国政府并不会放弃对财阀等企业集团的扶持和干预。

中国政府对企业集团的管理是介于日本政府的行政指导与韩国政府的过度干预之间的行政主导式。在企业集团萌芽阶段，企业集团的生产经营完全由政府控制，缺乏自主经营权。改革开放初期，政府与企业集团的关系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企业集团只有有限的生产销售自。股份制改革开始后，政府开始放松对企业集团的管控，以市场为导向的相对独立的企业集团开始形成。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开始注重政企分开和企业的自，逐步规范政府与企业集团的关系。但是，政府把企业集团视为经济发展关键的同时对企业发展实行“抓大放小”，主张利用企业集团扶持中小企业、拯救危困企业、解决就业和转嫁亏损，将政府职能转移至企业集团来减轻自身的财政负担，这种“拉郎配”增加了企业集团的负担、降低了经营效益。由于中国企业集团相比发达国家的企业集团起步晚、发展时间短、竞争力弱，因此在成长过程中仍然离不开政府的参与和政策支持。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不断完善和企业集团的不断发展，减少行政干预、促进企业公平竞争和自由发展将成为政企关系变革的重点。

二、英美日韩企业集团成长模式的经验及教训

（一）英美企业集团成长模式的经验与教训

1.英美企业集团成长模式的经验

英美企业集团为市场主导型，倡导自由经济、反对政府干预，企业集团在自由竞争下充分发挥并购所带来的规模经济、降低交易成本、内部化、优化资源配置等优势。集团内各企业以产权为联结纽带建立起长期而稳定的联系，产权清晰、权责明确。组织结构扁平化，按产品、市场、服务、区域等因素将企业划分为若干职能部门和事业部，总部负责制定企业战略和进行宏观上的协调与资源安排，各事业部拥有专属的高层管理者，可自我决定部门经营策略，提高了企业积极性和组织灵活性，能更好地满足市场需求。集团采用股份制形式，有法人、机构投资者、个人等多种投资主体，股权结构相对分散。公司治理主要依赖于发达的资本市场、经理人市场和多重激励机制。注重研发投入和创新业集团核心竞争力强。2011年微软以90.4亿美元高居全球IT企业研发投入榜首，博通以25.8%居于全球IT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的首位 数据来源于ZDNET网站的2011全球IT企业研发投入排行榜。。

2.英美企业集团成长模式的教训

从英美企业集团的发展历程来看，高度市场化是最重要的制胜法宝，也是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集团发展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但是，市场主导型模式也并非完美无缺，企业集团也会面临诸多挑战。次贷危机爆发后，美国众多大型银行、房地产商、房贷公司和企业相继破产或倒闭，仅2008年4月就有5 173件申请破产保护的案例。美国企业集团在次贷危机中倒闭的重要原因包括金融机构陷入危机后导致的信用紧缩切断了企业集团的融资渠道，以及企业集团将大量资产投资于房贷资产和次级债券的错误投资决策，而当企业陷入危机时政府并没有及时采取行政干预和救助措施。采用市场主导型发展模式至少应满足以下条件：健全的法制保障企业集团能够自由竞争、自主决策和自主经营；有强大的国民经济作为基础和后盾；健全的组织结构和治理结构；自身实力雄厚、国际竞争力强。因此，在不具备这些条件的前提下，企业集团应更加注重自身实力的提升，同时适当的政府宏观调控手段仍是必要的，企业集团应当遵循政府的产业结构调整和相应政策指导。

（二）日本企业集团成长模式的经验与教训

1.日本企业集团成长模式的经验

日本企业集团的成长模式为产融结合型，银行与企业、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高度结合，银行与企业集团相互持股，银行既是公司的主要股东，又是集团的主要资金来源。在银行系企业集团中，主银行占据核心地位，直接参与公司治理和经营监督。集团内各企业相互协作，内部交易频繁，以资产、人事和生产经营为联结纽带，并通过交叉持股、人事互派和承包制维持经营的稳定性。在海外市场的开拓上，普遍设立集贸易、投融资、信息和研发等功能为一体的“综合商社”这一独特和专门的组织形态，在全球展开多角化经营和竞争。日本企业集团成功运作还得益于公司治理三大法宝：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按企业组织工会，在提供安全感、留住人才的同时也提高了员工的劳动积极性。

2.日本企业集团成长模式的教训

产融结合在满足企业集团融资需求的同时，也会使企业集团过度依赖金融机构贷款，从而导致高负债率，一旦金融机构实施信贷紧缩就会使集团陷入融资危机。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按企业组织工会作为日本企业集团公司治理的传统方式成果显著，但是随着社会和经济环境的变化，这“三大法宝”越来越不适应时代进步的需要，终身雇佣制限制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不利于企业吸收新鲜血液，也不利于企业根据市场机制调节劳动力的需求，在经济收缩的情况下反而成为企业发展的负担，而工会势力的强大使企业裁员面临巨大压力，进一步阻碍了企业管理方式的创新。

（三）韩国企业集团成长模式的经验与教训

1.韩国企业集团成长模式的经验

韩国企业集团的成长模式为政府主导型，政府提供大量融资、财税等优惠政策支持企业集团的国内外发展，促进了企业集团的快速成长和国民经济的迅速壮大。企业集团发展强调大规模和多元化，通过并购组建大规模集团以增强竞争力，利用多元化经营拓宽经营领域、提高市场占有率和分散投资风险。

2.韩国企业集团成长模式的教训

政府主导型下私人资本与政府权力交织，企业集团的发展过度依赖政府的政策倾斜和其控制的银行所提供的低利率贷款，形成政府―银行―财阀集团三者间的“铁三角”关系。这种“铁三角”关系阻碍了市场主导资源配置作用的发挥和自由竞争，严重忽略了中小企业的发展，导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此外，资本市场的不发达使得韩国企业集团过度依赖银行贷款，高负债经营使众多韩国企业集团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倒闭。韩国企业集团源于财阀，家族持股率高并掌控集团的所有权和经营权，集团内采用家族控股的“金字塔”结构，虽然具有决策快速的优点，但也产生了家族集权统治的诟病。韩国政府和企业长期以来都信奉“大马不死”，企业集团通过盲目并购寻求规模经济和排除竞争，同时采用高度多元化与中小企业抢占市场，这种盲目扩大化会使企业在不熟悉的领域遭遇失败，反而降低了集团的整体经营效率。

三、国外企业集团成长模式对中国的启示

从以上国内外企业集团成长模式的比较分析中可以看到，市场主导是企业集团发展的方向，政府主导不利于企业集团的长期发展。中国企业集团发展途中还存在着政府过度干预、组织结构不完善、集权化程度较高、治理机制不规范、内外部治理效率低、缺乏核心竞争力等问题，因此更需要学习和吸取国外企业集团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以提高国际竞争力。

（一）以市场为主导，减少行政干预

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集团化应当以市场为主导，遵循市场规律和竞争机制，并且从企业发展战略出发，建成现代企业集团，政府只是“守夜人”，其职能应当是弥补市场缺陷，并为企业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然而中国企业集团多是政府牵线搭桥组建的，政府利用产业政策引导企业集团发展，并以减轻自身财政负担为目的进行“拉郎配”，这反而增加了企业负担，导致集团化经营效率的下降。韩国政府过度干预导致企业集团陷入倒闭危机的悲剧也警示我们，企业集团的发展应当以市场机制为主导，充分发挥企业自主性。在市场机制还不健全的情况下，政府既不能放任企业集团自由发展，也不能过度干预其发展，应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合理引导企业集团的健康成长。此外，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适当结合，既要允许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相互渗透，又要加强对产融结合行为的监管，避免企业集团高负债率导致的经营风险。

（二）适度扩大规模，审慎选择多元化战略

企业集团在追求大规模与多元化经营的规模经济和协同效应时，应当从国际环境、国家产业政策、行业发展前景和企业自身能力等因素出发，制定正确的并购和多元化策略。在制定并购战略时，要充分考虑目标企业的发展潜力、成本收益，避免支付过高的并购费用和决策的错误。在并购后，要注意内部企业和部门间的协调互动，注意战略、组织、制度、业务、文化等方面的整合，防止因资源争夺、文化差异、不同战略目标等所导致的冲突影响企业管理和效益。在推行多元化战略时，应当综合考虑企业内外部环境的机会与威胁和企业的优势与劣势，慎重选择多元化战略，防止因盲目进入从未涉及的业务领域或过度多元化和分散化导致业务失败。

（三）完善组织结构，规范治理结构

现代企业制度的首要任务是明晰产权，企业集团应当以资产为纽带建立集团内部各企业之间的联系，明确不同出资主体的财产权利，做到产权明确、权责分明，实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有效分离。根据发展战略建立合理的趋于扁平化的组织结构，适度分权，明确各层级和部门的权利和责任义务，既要建立起有效的权利制衡机制，又要有利于企业和部门间的沟通协作。正确处理委托问题，建立规范、高效的管理和监督机制，防止管理层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盲目扩大企业集团的规模或者进行高风险投资活动，采用适当的多元化的激励机制鼓励管理层在实现企业集团利益最大化的同时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在保证投资者利益的同时也保证董事、高级管理层的经营决策权。在治理结构上适当借鉴国外企业集团的治理模式中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融合、交叉持股、人事派遣等制度。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状况以及企业集团的组建特点决定了多级法人治理结构在短时间内难以彻底改变，因此应在清晰产权的基础上完善多级法人治理结构，建立起母子公司相互制衡的控制模式。

（四）增强核心竞争力，缩小国际竞争力差距

从近年来全球500强企业的竞争力来看，美国和日本占据前500强近半数席位，2013年共有89家中国企业进入财富世界500强行列，而且上榜的中国企业大部分为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民营企业只有7家。2011年中国500强企业发展报告表明，中国企业500强的平均研发费用为10.4亿元，仅占销售收入的1.4%，平均授权和发明专利分别为566项和151项。而世界500强企业的研发费用占全球近70%， 并垄断着70%以上世界技术创新成果，其产值的70%～80%由科技文化创造[19]。不仅如此，在全球市场布局和吸纳全球资源的能力方面，中国企业集团竞争力也明显较弱。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市场开放度的提高，国内企业集团发展的外部环境将发生大的改变，只有真正融入国际竞争环境，通过培育创新意识和能力、增加科研投入、引进优秀人才、创新管理理念和方法、建立名优品牌和产品等方式，才能在提升核心竞争力的同时从容应对激烈的国际竞争。

企业集团的发展没有固定的模式，每一种模式都是特定历史条件、国情与环境的产物，国外企业集团的成长模式只能作为借鉴，不能照搬。在中国特有的政治体制和经济形势下，企业集团的发展既离不开政府的支持，也离不开自身能力的培养。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和国际竞争的加剧，中国企业集团的发展应更多地体现市场主导地位、减少政府干预，通过完善组织结构、健全内部治理机制、增强核心竞争力等措施不断提升其国际竞争力，保证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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