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文化干部与技术干部之争

陕甘宁边区建立后，大批知识分子、“专门家”不远千里投奔延安，边区政府也慷慨纳士，竭尽所能给予他们丰厚待遇。但精神的崇高和世俗的平凡并无冲突，当这些满腔热血的才俊落入日常生活时，他们作为普通人的一面也开始体现出来。边区物质匮乏、百废待兴，因而在人才的具体待遇上主要是依据其实际贡献大小实行等级制度，而文化型人才和技术型人才对边区的直接贡献又有区别，待遇也相应有所差异。在文化型人才眼中，技术型人才因技术的稀缺度似乎更受政府重视，且在日常生活里亦有挟“技”自重之嫌。一时间，“文化干部不如技术干部”观念尤为流行，而著名作家萧军的一次亲身经历似乎更加验证了这一说法。

1941年7月9日，这天早上萧军照例在家里炕上写作。刚写下一行苦思良久的诗，延安文协干部科长师田手匆匆进来，递给他一张其夫人王德芬托捎的便条，告知已快生产，让马上过去。萧军赶紧收拾了些给产妇置备的东西，满头大汗地奔至中央医院，在传达室和秘书处软磨硬泡后，获准进去看产妇。待他进去之后，和夫人同病房的一位妇女告诉他，王德芬现在产房，孩子已顺利产下，是个男孩。已为人父的萧军收获了短暂的喜悦后，更多地是关心夫人身体状况。他匆匆走进护士办公室，看见里面坐着夫人先前曾给他提起过的金医生，于是焦急地向金医生和几个看护询问情况。由于按医院规定此时不属于探视病人时间，萧军作为文化名人是特许“通融”进来的，而金医生似乎并不认识萧军，医生的天职使他直接质问萧军：“谁让你这时候来的？”

萧军是位自尊心极强的人，又是鲁迅扶植起来的著名青年作家，且初到延安即被委以重任，先后担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简称“文抗”）的7个主席之一、“文艺月会”干事、《文艺月报》编辑、“鲁迅研究会”主任干事、《鲁迅研究丛刊》主编等多项职务，并与交好，在延安文人中间颇有名气。今天突然受到这种“蛮横顶撞”，他心中颇为不快，耐着性子争辩几句后，终于和金医生大吵了起来。

萧军自然不知道，这次和他争辩的对象来头一点儿不比他小。金医生名叫金茂岳，是山东齐鲁大学医科系的高才生，毕业后留校任附属医院妇产科医师。七七事变爆发后，金茂岳果断放弃稳定优越的工作，积极参加南京中国大学和山东齐鲁大学联合组织的救护队，奔走在抗日医护前线。1938年金茂岳到延安，在中央医院、边区医院先后担任多项职务，并一直是等中央领导的保健医生。1940年金茂岳被中国医科大学聘为妇产科教授，承担着该校、延安卫生学校和延安女子大学等单位的科研、教学工作。工作之余他还发挥自己特长，针对边区奇缺医护人员的现状，在中央医院开办医师班和护理班，培养卫生人才。鉴于金茂岳的贡献，、、等中央领导人多次对其题词表彰，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云亲自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或许是边区对其一向重视优待，加之医生天职使然，作为边区的稀缺人才，金茂岳根本不买萧军的账，有些傲慢地径直走向萧军，坚持让他出去等，不能进病房，语气十分强硬。这在萧军眼里无疑是种挑衅，行伍出身的他真火了，朝着金医生往前跨了一步，狠狠盯着对方沉声吼道：“你想怎么样？”金茂岳毫不畏惧：“你想怎么样？！”眼看就要打起来，旁边医护人员赶紧将两人拉开。尽管金茂岳说话方式欠妥，但事实上萧军是理屈的，又“人在屋檐下”，且此行主要是来看夫人，如果事情真闹大了，不仅影响夫人休养，对自己也没有好处。在医护人员的劝阻下，萧军忍下怒气，走出办公室平缓了一下情绪，又在外面叫了一声夫人，以免她担心。过了约莫一刻，金茂岳也出来了，但径直走向秘书处，大骂一顿后直接上院长办公室辞职去了。不一会儿石昌杰副院长匆匆走了过来，面带愠色地对萧军说道：“我们知道你是萧军同志，通融让你进来，你不应该和他吵架呀！他不是我们八路军的医生，是红十字学会的，他在这里不吃我们、不拿我们的薪水……现在他不干了，这里的工作马上成问题……这些产妇和病人谁负责任？”

萧军这时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但以他的性子是绝不服软的，于是坦然说道：“事情既然已经发生，要怎么办随便。”石副院长自然知道两头都是“硬碴儿”，都开罪不起，说了几句气话后又和萧军商量：看在医生们为夫人接生和仍等待救治的病人份上，可否给金医生道个歉？萧军是率性之人，考虑了一下也爽快答应了。石副院长来回跑了几趟后，金茂岳语气缓和下来，称自己也有不对的地方，但仍以不认识为由拒绝和萧军见面。为了尽快妥善解决此事，萧军只好给金医生写了一份书面道歉：

金同志：

对于你在边区工作的精神，我是很敬佩的，因为我们彼此不相识，争执了几句，我觉得也没什么，这次过错应全由我负责，我诚恳地向你道歉，希望看在产妇和病人的身上，还是工作下去吧。

事情终于告一段落，但萧军并没有将其看作一起简单的误会冲突，他在当天日记中写道：

对于这样近乎要挟性质的人，我本来不能让步的，但为了产妇和病人以及负责人们，我让步了。我觉得我这行为很勇敢也正确，如果他再固执，应该是他的过错，我已经做到了我应该做的，此后就不再负任何责任。这种忘了医生道德的人是无聊的。从此我却联想到一个问题：就是这里需要他，他一罢工，一些医务事情就停顿，我即使罢工，也无关系的。“文化干部不如技术干部”就是这里的情形，因此更增强了我要离开此地的决心！

那么，是否真如萧军所言，延安“文化干部不如技术干部”呢？

就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欢迎人才的真诚度而言，几无差别。1936年丁玲到达陕北时，中共中央在保安（当时未搬至延安）为其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中央领导尽数出席，事后又亲自为其填词一首，至于工作是任其挑选。1938年10月鲁迅弟子萧军第一次到延安后，一口回绝的面谈邀请；后者不以为意，反而第二天亲自到招待所登门拜访。萧军第二次到延安后更被委以重任，身兼数职。这些举措可以看出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真正礼贤下士，对文化人不仅量才为用，还充分尊重了文化人的个性。

对于技术型人才，中共同样礼遇有加。如1941年4月中央军委《关于军队中吸收和对待专门家的政策指示》，对于“专门家”（军事家、工程师、技师、医生等）从各方面给予优厚的待遇和条件：“（二）……一律以他们的专门学识为标准，给以充分的负责工作，如工厂厂长、医院院长等……对他们应有充分的信任。（三）……物质上给以特别优待。……对于特殊的人才，不惜重价延聘。（四）对非党的专门人才，……对于政治学习和政治生活，他们可以自由参加或者不参加。……对他们的一些生活习惯不应干涉。（五）……如果管理该专门家的政治委员，是不懂技术或其技术学识较低的话，则应规定该政治委员无权干涉该专家的专门工作。（六）非党员的专门人才要求入党时，我们应乐于吸收他们入党，对他们做苛刻的限制是不适宜的。”

但单就具体待遇而言，以津贴为例，一定程度上还是存在较大差异。萧军在其1940年的日记中粗略记载了当时文化人的待遇：“特等：如茅盾，小厨房，双窑洞，男勤务和女勤务，开销不限。甲等：每月十二元津贴，不做正常工作。乙等：八元。丙等：六元。”有据可查的是1942年5月26日中央书记处颁布的《文化技术干部待遇条例》，该文件将文化技术干部合为一起，拟分甲乙丙3个等级，最高甲类津贴每月15元至30元，最低丙类每月3到6元，和萧军记载出入不大。而且该文件附则还特别强调：“做编辑工作的文化人，如领有稿费每月收入在30元以上者不予优待。”可以看出，该文件是侧重规定强调文化干部待遇的。而就在这项政策出台的前13天即1942年5月12日，边区政府针对技术干部专门颁布了《关于建设厅技术干部待遇标准的命令》，将技术人员分为4个等级，一级享受津贴高达95至100元，最低第四级也是35到50元；1943年3月13日边区政府又颁布《一九四三年度技术干部优待办法》，技术人员仍为4个等级，发给津贴3斗至3升小米价不等；1944年6月21日边区政府再次颁布《关于技术干部待遇标准的通知》，延续上年度批准办法，津贴每人每月1斗至2升小米不等。相对技术干部待遇的连年调整和高规格标准，文化干部则自1942年后再无类似政策出台。

除了明文规定的政府津贴，边区政府还对技术方面有突出成就的人员予以重奖，这也是一笔不小的额外收入。1941年7月《解放日报》刊登《边区建设厅奖励改进工业技术》，即建设厅对各工厂改进技术职工的奖励，奖金额依次为300元、150元、50元、30元、20元、10元、5元，其中纺织厂技师朱次复获得最高奖。这类政策落实到地方时，奖励额度更大。高额的奖金显然是文化干部无法享有的，更无类似政策。各种福利加起来，文化、技术干部群体两相比较，后者显然略胜一筹。

那是否真是边区政府厚此薄彼呢？如果跳出双方生活琐事的纠葛来放眼整个边区，不妨对比另一组数据：“当时八路军和中央机关工作人员享受的生活津贴标准是，士兵每月1.5元，排级干部每月2元，连级3元，营团级4元，师级以上，包括中央领导人（洛甫）、，以及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都是每月5元。”显然，当时文化技术人才待遇要大大高于党政军干部工作人员。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自身节衣缩食，对外来人才却极为慷慨，人才群体的内部烦恼折射的恰是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执政理念和原则。所以，我们不难理解那些抵达延安后激动地亲吻黄土地的知识青年，因为这里，确实蕴藏着新中国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