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射实习生个人总结范文

放射实习生个人总结范文第1篇

【关键词】医学影像专业 超声诊断 教学方法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发展，现代医学技术发展速度也正加快，医学影像学内容也由单一的X线放射诊断发展到包括电子计算机断层扫描（CT）、数字减影血管造影（DSA）、数字X线摄影（CR）、核磁共振成像（MRI）、介入放射学、超声、核素等技术的综合性学科，在现代医疗工作中占有极其重要地位。其中超声以其无放射性、操作简便、经济、可用于术中及床边等优点，常常成为临床上一线检查方法。与其他影像学相比，超声医学实践性更强，集仪器操作技术及诊断思维于一体，需要手、眼、脑并用，因此诊断医生个人操作技术及知识结构决定了其诊断水平。医学影像专业学生如何在实习期间提高操作能力及诊断水平，除了自身努力外，带教教师的教学策略是很重要的影响因素。学生在实习中不仅验证所学的理论知识，更重要的是学会如何理论指导实践，培养较强临床诊断思维及工作能力，以在严峻的就业竞争中增强竞争力。就我多年来影像专业学生实习中的教学工作，总结了以下体会：

1.培养良好的医德，强化法律意识

职业道德教育是实习生培训的重要内容之一，对实习生进行医德医风教育，让其从思想上正确认识人生价值，无论毕业后能否顺利参加工作，只要掌握了过硬的技术，就具有竞争力，就有上岗机会。同时，通过向实习生讲解典型的医疗纠纷，教育其认识到医疗行业面对的是人的健康和生命，风险性较高，故必须端正医德医风，一切以患者为中心。

2.提高学生对超声仪器的操作能力

超声诊断是建立在运用各种扫查切面、扫查方法充分显示病变，并对其声像学特征全面掌握的基础上，病变的“检出”是疾病诊断的前提，因此对检查者的操作技能要求较高，带教过程中应使学生了解仪器的性能和熟悉超声仪器的操作。具体如下：①应向实习学生详细介绍各脏器超声检查前患者的准备及检查过程中患者的。②超声诊断仪的使用。使学生了解探头型号的选择，演示正确的手持探头的方法及不同脏器的扫查顺序及切面。熟悉超声诊断仪上常用按键的作用，如何通过调节声像图的增益、聚焦、深度等在保证正确扫查切面的基础上获得清晰地图像。③为使学生有更多的动手机会，鼓励学生互为“模特”进行扫查，熟悉不同脏器的扫查方法及要点，加深对正常脏器声像图表现的认识。

3.声像图分析应结合解剖学、病理学与临床医学

超声诊断学是一门以电子学与医学工程学的最新成就为基础，依靠解剖学、病理学等形态学科，密切结合临床医学，利用体外或腔内超声波照射，非侵入性的获得活性组织和器官的精细大体断层解剖学图像，从而使一些疾病得到早期诊断的新兴学科。这就必须要求在学习的过程中对解剖学的相关知识有所掌握，在熟悉正常的解剖结构的基础上，才能发现异常的情况。从病理及生理的过程来理解超声图像的形成，让学生在了解病变的病理改变的基础上认识超声图像，不就图论图。临床实践是在错综复杂的临床表现中去认识疾病的本质。如肝脓肿的形成过程，脓肿形成早期并不能显示明显脓腔，病人的临床症状不典型，需与肝内占位病变相鉴别，而病情发展到一定程度，内部出现液化坏死，声像图上出现不规则的液性暗区，随着病情的进展可增大，或者治疗好转可逐渐消失。这种疾病的声像图特点在病变的不同时期有差异，这就是“同病异影”。“同病异影”是存在于影像学科的普遍现象，如何做出正确的诊断，为临床提供更多有价值的信息，需要实习教学中培养学生密切结合临床资料综合全面考虑的习惯，增强对疾病的整体认识，提高学生的思维和归纳能力。

4.培养学生规范报告的书写能力

规范的报告书写有助于对疾病的全面分析与理解，有助于诊断思路的条理化。让学生了解超声报告的格式，如：姓名、性别、年龄以及超声检查号、门诊号、住院号、超声表现及超声提示等。超声表现的描述先整体后局部，即先对所检查脏器的整体情况如大小、形态、包膜、内部回声做一整体描述，再对局部病灶重点描述，包括病变的大小、部位、形态、边界、内部回声、内部血流信号以及与周围脏器的关系等等。规范实习生的超声报告书写，正确使用医学术语，使超声报告规范化、条理化。超声诊断分确定性诊断及非确定性诊断。对于结石及典型囊肿可做出确定性诊断，非确定性诊断根据声像图的表现做出提示性的建议：考虑某某疾病的可能性大，不除外某某疾病，性质待定或建议进一步检查等。规范的报告可以为临床医师提供有价值的信息，指导临床医师做出进一步诊疗计划，还可以为实习生走入工作岗位后奠定基础。

5.超声发展的新技术和新进展

近10年来，随着计算机、信息技术、电子技术、压电陶瓷等高科技的迅速发展和临床诊断和治疗的需求，使图像质量和分辨率越来越高，超声诊断范围和信息量不断扩充。当前超声诊断已从单一器官扩大到全身，从静态到动态，从定性到定量，从模拟到全数字化，从单参数到多参数，从二维到三维显示，多普勒彩色血液显示代替了创伤性导管检查，形成了一门新兴的科学――介人性超声学，大大扩充了超声诊断治疗范围，提高了诊断的特异性和信息量。由于其损伤性小，电离辐射轻，价格低廉，易被患者所接受，目前已成为发展最快的成像技术，进入了超声影像学发展的黄金时代。 通过了解超声领域的新技术，能提高对超声医学的兴趣，同时对未来职业的选择有一定的参考。

【参考文献】

放射实习生个人总结范文第2篇

东华盛顿州立大学（以下简称东华大）是美国一所典型的以师范起家的大学，创建于1882年。几经更名，师范两字不再出现在大学校名中，但了解美国大学史的人都知道中小学校师资培训是这类大学的根基和骄傲。

一、师范培训管理

教育系是东华大师资培训的主要机构，它隶属于教育学院。教育系受命于州教育部，全面操持和管理领取中小学教师证书所需的一切要求和手续文件。每年少则三四百，多时五六百学生从这里取得教师合格证书，同时获得学士或硕士学位，走上教学岗位。最近几年，教育系对毕业生的跟踪调查显示，在学生毕业后的两年中，全职对口就业率大约在60%左右，还有一部分毕业生，不愿离开这座城市，情愿担任随叫随到的代课教师，等待全职教师位置的出现。这些数字大致反映了美国师范毕业生的就业趋势。根据全美统计，大约有1/3的师范毕业生根本就没有步入教育事业。在教学三到五年的新教师中，又有大约1/3退出教师行业。

经过华盛顿州批准，东华大教育系提供的中小学教师证书包括幼学教师证书（婴儿到小学3年级），小学教师证书（学前班到8年级），不同学科的中学教师证书（5年级到12年级，英语（语文），化学，物理，生物，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持有自然科学教师证书的人可以教授理科中的所有学科，同理，持有社会科学教师证书则可以教授所有的文史科课程。另外，还有美术、音乐和体育教师证书，分为中学段和小学段。美术和音乐教师的需求量甚微，一所三四百名学生的中小学校雇不起一个全职音乐或美术教师，所以许多全职音乐和美术教师需要往返于两三所学校，不愿如此做的人，往往为自己准备其他学科的教师证书，供自己求职时灵活应变。当然，为了拿到两个证书，他们在教育系就学的时间比其他学生长，教学实习时还要分别在两个学科中试教。

二、师范课程的要求

作为州立大学，我们主要为公立中小学校培训师资。我们的课程中不设任何宗教课程，也不以任何宗教的信仰和道义指导道德教育。华盛顿州教育部制定的“合格教师的基础知识和技能”以及NCATE的标准是我们教师证书专业课程编排的指导文本。我们定期对课程目的、内容和安排进行增减、删改和调整。当新标准和新要求出现时，教育系召集全东华大与师资培训有关的各系教授们，商讨教学改革，按照标准逐条审查对照自己的课程，保证两个机构所要求的知识和技能被包括其中。

我们把知识和技能的教学程度划分为精讲和泛讲，又把反映师范生学习成果的评估验收分为两个等级：在泛讲阶段，学生要能拿出一些实据证明他们的学习收获，如写文章阐述自己的观点，积极参与课堂讨论，写课堂笔记，等等；而在精讲阶段，师范生要出示多种实据，如写教案，制定教学评估表，提出课外活动建议，对教学情景的分析，等等。

课堂管理课强调如何将课堂建立为一个学习社区，纪律防范要先行于处罚等相关理论和实践；教学评估课涵盖多种教学评估方法的使用及其利弊，以及教学评估的政策，如学生成绩总分中家庭作业、考试和在校行为表现的适当比例；而教育学课和教学实习指导课要把教育法和教育政策作为教学重点：全面讲述教育法的历史和典型案例，师范学生要有能力在关键时刻以一位教师的身份作出符合职业道德标准的判断。例如，当两个学生动手打架时，教师要采取措施，既要保护其他在场学生的安全，也要保护自己。又如，当一个学生出言不逊，伤害了另一位同学时，教师应如何干预，进行公正处理。

课程的设置从理论到实践，从概念到具体，从整体到个人，又反向螺旋式循环，从了解中小学生个人到掌握全学校的文化特点，直到了解教师职业的苦与乐。以自然科学中学教师证书的教育为例： 教育基础课、课堂管理课和教学评估课作为学生初入师范教育的开门课。随后是教学法课、科学阅读法课和每周至少九个小时的中学实习，最后是整个学季的全职教学实习。

三、“招”“引”兼用，请君入“教”

选择机会多是美国教育的特点。学生能得到的专业选择机会反复出现在各种层面。首先，当挑选大学时，他们不必决定学科，有40%以上的大一学生进校时，尚未决定学科专业。进入大学后，他们可以选择多种基础课，来探测自己的真正兴趣和潜力。即使进入大学时已经选择了专业方向的学生，如果他们对初选专业不满意时，随时有可能和机会改变专业。美国高教管理也为学生的选择敞开大门：第一，学生入学录取不是一年一次的事件。只要学生符合录取标准，文件齐全，录取委员会一年会发出数次录取通知。也就是说，学生可以在秋、冬、春任何一个学季入学，年龄决不是决定一个学生入学和晋级的标准。第二，绝大多数学位的基础课要求相似，而这些基础课大约需要两年时间来完成。当本科生进入大学时，虽然他们的专业选向各异，但是许多文理科的学生同上一门基础课。对还没有确定专业方向，或者对自己的潜力和可能了解不够、没有确定想法的学生，这种课程安排给予他们时间来挑选他们能够终生喜爱的职业。教育系对教师证书候选人的要求同样如此，为了进入教育系，学生要完成一定数量的预备必修课。例如，进入小学教师证书专业之前，候选人要完成两门英语课、一门演讲课，以及世界地理、美国地理、计算机基础课、加试验的化学课、加试验的物理课和两门数学课。中学证书候选人的预备必修课的要求与小学证书的要求相差无几，只是不包括数学课。

为了成为中小学教师，学生既需要达到教育系的本科学历，也需要申请取得教师证书。一是因为大学本科学历是各州对中小学教师知识水平的基本要求，二是因为大学学历和教师证书是由不同的机构颁发。大学学历是大学教育之成果，毕业证书上印的是大学校徽，而教师证书由州教育部颁发，大学教育系是州教育部委托的师范教育的提供单位，州教育部审查由各大学教育系上交的每位师范生的全部资料，保证州标准在所有大学的公正平等执行。

大多数大学生是在二年级的最后一个学季或三年级第一学季进入教育系。在这些学生中，有相当一部分早就心仪教育事业。但是为了鼓励更多的大学生进入教育系，尤其是吸引和选拔学业成绩优秀的学生和数理化高材生进入中学教育界，我们始终在想方设法“招贤纳士”。在全校每学季初，为全校新生召开的的信息会和每一学期全校学生专业选向会上，教育系本科生主任都会邀请一名教育系教授同行，共同宣传成为一名中小学教师的光荣和福利。我们的口号是：要作贡献，就当老师吧！（Make a difference and become a teacher.）。“教书匠”给本人带来的回报更多表现在心理上： 助人为乐的心理满足，终身学习的动力，为社会服务的荣耀，和由于终日与中小学生伴随，永葆的年轻活力。中小学教师的福利也是不错的。虽然他们的工资不高，但职业稳定，医疗保险和养老金有保障。尤其是有小孩的家庭，孩子上下学和放假的时间，和教师基本相同，这样全家人一起活动的机会多。教师作为州公务员的医疗保险之优越是其他许多行业望尘莫及的。例如，当一名教师发现了子宫癌后，她只需支付两千美元以下的医疗费用，其余全部归医疗保险负担：手术费1万多美元，放射理疗1万美元，化疗3万美元，等等。公立学校教师的退休待遇也很优惠，年退休金以教龄乘以基本工资的2%计算，但最高不得超过退休时基本工资的60%，基本工资以退休前三年的平均工资为准。随着近年来工业界就业结构的剧烈变化，尤其是为数不少的公司为了减少生产成本，向外国搬迁以获得第三世界国家的廉价劳力，国际化的工业就业机会，导致不愿长期漂泊在外的年轻人郑重考虑中小学教职。

为了吸引生源，我们的“教育学基础课”向全校所有的学生开放（教育系的其他课只对教育系学生开放）。这门基础课大多由终身制的教授亲自主持，他们以自己对中小学教育的热情、对青少年的关心、个人在中小学教育界的经历（我们教育系所有教授和讲师皆具有至少三年在中小学校全职工作的背景）以及对教育领域的深刻认识激发学生们对这个职业的兴趣，加深对教师职业的热爱，尤其是增强为中小学生服务的爱心，同时这门课又帮助师范生认识到中小学教师面临的史无前例的挑战：多样化教学法，和为每一个学生服务的需要。这些教授们以身作则，采用多种教学法：大课、小组、个别交谈和学生近距离接近，等等，让学生亲身感受教师可以产生的社会作用，同时也促动大学生认真考虑中小学教师是否是他们的最佳职业选择。

以奥哈维教授的一节课为例。在组织学生们学习了中小学校的特征之后，奥哈维教授安排了一节50分钟的课引导学生们全面考虑未来教职的选择。他为学生安排了三项活动。第一，每个学生用五分钟的时间独立思考下列问题：当你挑选教师职业时，下面的哪些因素是你要考虑的：学校所处的地理环境、学校所处的人文社区、当地的生活费、学校的人事关系、教学年级、学校规模、学科、个人生活问题，或者其他条件？第二，组成三人或四人小组，在组内个人交谈自己对上述问题的看法，然后小组内交流，每人不超过五分钟。第三，每组选一个代表，向全班汇报自己小组对选择教职的建议。这样安排给予学生思考和发表自己意见的机会，又是学生们相互学习的机会。学生来自不同的地区，在全班交流时既为其他同学提供信息，也锻炼他们讲演的能力。奥哈维教授担任的角色主要是引导和协调学生的讨论。在学生大班交流时，他们互相提出忠告：在寻找第一个教职时要给自己留有余地，不要死死守住一个地方；决心长期教书的地方应是让你感到既有挑战性又值得骄傲的学校；学校所在地区应是教师的工资可以负担，购买得起住房的地方。奥哈维教授赞同学生的讨论，并补充道：“如果教师证书只限于一个领域，尤其是中学社会科学教师证书持有者，因为供大于求的就业市场，不宜及时找到全职教职。这类专业的同学应考虑及早添加第二个教师证书的准备。”

为了鼓励优秀的社会人才进入中小学教育界，近十几年来，为数不少的大学合并了中小学教师证书和硕士学位专业项目。我们教育系已经主持这类项目十年有余。继承我的同事们，我现在是这个项目的主持主任，负责从招生、安排课程、教学实习、领取教师证书和硕士论文答辩的全过程。这些学生持有学士学位证书，工作几年后愿意转行到中小学工作。他们中有商业界的小老板，社工人员，银行业务员，表演艺术家，机械工程师，甚至在加州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助学金的研究生，律师，等等。他们获得学士学位后，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工作几年，甚至十几年，积累了工作经验、成熟的生活阅历和对专业知识的深入理解，但是并不感到愉快和满足，所以转行到教育界，满足自己为社会的进步作贡献的理想。这些人获得教师证书后，比刚从大学毕业出来的年轻本科毕业生更受学校的欢迎，所以就业率也相对较高。

美国的中小学教师是怎样“练”出来的？

美国的中小学师资的学院式系统培训只是近一百多年的历史。此前两百多年中，宗教组织成为美国基础教育的动力。为了使更多的人能够阅读圣经，教会组织圣经读书班，利用周末和夜校时间为青少年提供基本读写教育。当时能读书、写字的人就可以当教师。小学老师多是认得字的家庭主妇，她们在自家开块地盘，组织几个孩子学习。中学教师以男性为主，因为有史以来只有男人才能接受正规学科教育，而将女性排斥在外。在师范学院创建前，教师的培训承袭学徒式传授。教学训练就是尾随老教师，模仿和受训，老教师点头，新教师就出师了，没有系统的心理学知识和教学技能的要求。有幸跟随自修成才的优秀教师的年轻人，成为好教师的速度快些。反之，要自己琢磨，或者终生成为庸师。

师范院校的成立为系统培训师资提供了场所，然而，在师范院校数量稳定、形成机制时，师范毕业生齐声反映师范教育中最有收获的部分是在中小学校的教学实习。其实不难理解，中小学教师是一个人际交流丰富的职业，从一个少有机会在众人面前表现的大学生，成长为一名有领导能力、善于引导学生学习的教师，需要在实践中“练”，在摔打中“练”，投入时间“练”。为了帮助师范生健康地感受职业成长的锤炼旅程，我们教育系探索的是如何分阶段、循序渐进地给予师范生机会、时间和必要的知识和技能，随着时间的延长和认识能力的增强，他们逐步加深了对教育的复杂性的认识，增强了解决问题的能力，在深知中小学教育的苦乐之后，仍然保持其职业热情，并且以更职业化的心态迎接挑战。

我们教育系下大工夫，赢得当地中小学校的大力支持，在培训的早期阶段就把师范生投入到中小学校中，实施“以实践为基础”的培训模式。各公立中小学校均有一名校长或副校长，是师范实习生的总负责人。他们把本校内愿意担当师范生实习指导教师的人员通知给教育系，我系教学实习的负责人按照师范生的意愿，将两者结合起来。师范生先要通过校长和实习指导教师的面试，才被学校正式接受。这些实习指导教师的开阔胸怀和奉献精神很令人感动，教育系能提供给他们的经济报酬极少，在带师范生的前几个学期内，这些指导教师完全是师范事业的无私奉献者。在师范生的最后毕业学期，我们付给他们每人60美元，这只相当于在餐馆里吃上两顿便饭的金额。为了保证教育系教学和中小学校实习间的有机连接，教育系还从系里派实习生视导员定期到中小学校了解师范生的表现，并听课做评估。他们在不同的阶段听师范生的课，及时给予指导和反馈。师范生毕业实习结束时，实习指导教师和实习生视导员，都有责任为实习生写工作鉴定信，这是毕业生求职档案中重要而必备的文件。

我们的培训模式将师范生的教学实习分为四个阶段，以便他们全面了解中小学生，体会所在学校的办学理念，观察学校的操作和运转，了解不同的教师及其教学法。

第一阶段，即师范生进入中小学课堂的第一个学期，他们以听课和当助手为主。每周至少在中小学课堂三个小时。由于中小学各班均有“落后生”，师范生常常被用来为这些学生提供个别教学。这样的活动有助于他们深入了解学生学习能力的差异和问题的所在。

在进入中小学课堂的第二学期，即第二阶段，师范生每周在中小学校八到九个小时（外加其他所需二至三门课程）。在这个学期，他们开始独立教学至少8节课。同时他们在教育系上一门教学法课，课上的要求是按照华州教育部的标准，组织编写教案，写教学反思笔记，然后在课上交流教学心得。这是学生感触最多的阶段，他们从课桌后走到讲台前；从幻想、理想，走进现实；从书本、教案走进真实教学；从初涉教学的紧张、兴奋走进平静与思考。在这一阶段，实习生视导员需要听课、评估实习生两次：一般在实习生开始教课时和学期即将结束时评估，以观实习生的进步。

第三阶段，也是师范生毕业实习前的学期，师范生在大学的课程较多，要准备毕业实习和领取教师证书的各种文件，他们到中小学校的时间缩短为每周三小时。为了继续巩固上一阶段的课堂经历，在这一阶段，他们仍需独自教学至少三节课。对职业的初衷热情使师范生对教课欲罢不能，自愿教课的时数往往超过要求。

第四阶段是实习生的11周全天教学实习，其中要有四到六周接手指导教师的全部教学任务。教育系的实习生视导员要做五次听课评估，再加期中和期末两次评估会议。

师范生根据自己的大学课程表，和中小学指导教师商量每周进入中小学教室的时间。他们可以每周来学校两三次，每次一两个小时，这是最佳安排，便于他们观察到中小学生的行为规律和变化。如果师范生的大学课程表和打工安排不允许的话，他们也可以每周只到学校一两次，一次连续几个小时。教育系在宏观上制定培训的要求，但是在执行中考虑多种安排，以满足师范生的个人需要。许多师范生得不到父母的经济资助，他们靠政府贷款和打零工支付学费并获得生活上的自立，所以除了当学生，绝大多数学生都打工，甚至打两份工。当我上街采购或办事时，往往碰到在打工的学生，打招呼，聊聊天，挺惬意。

现在美国教育界的说法是现在的大学学历就是以前的高中学历，因为现在85%以上的工作都需要大学学历，而有大学学历雇员的平均年薪比高中毕业生高出2万美元。接受大学教育已经成为大多数高中毕业生的必由之路。支付年年升高的昂贵的大学学费不是每个家庭都可以承担的，也不是每个家庭的传统。（但是不少的美国家庭并不是在孩子18岁后在经济上就弃之不顾。）从20世纪60年代起，联邦政府的贷款项目已经使许多穷困家庭的孩子实现了从前想都不敢想的大学梦。为了帮助师范生们完成大学学业，就一定要让他们在经济上起码有保障。大学教育项目和服务必须考虑学生的现实和可能。中小学校的实习日程安排是无法改变的，因为我们无法控制中小学的时间表，但是大学师范课程时间表可以实现多样化。一门课既有上午开的，也有下午，甚至晚上开的。总之，对于学生来讲，安排好大学课程、学校实习和个人的经济状况并非易事。

时代在进步，人类思想在解放，但是保持教师为人师表的职业形象看来是不会改变的。我们的师范生进入中小学校之前，服饰必知是宣讲内容之一。熟悉美国电影的朋友们，一定会记得电影中18到19世纪时的美国小学教师的形象：无论春夏秋冬，她们穿着长衣、黑长裙，领口紧扣，长袖直至手腕，保持着她们的尊严。下面是一份1915年一所小学对其女教师的要求：（1）教学期间不得结婚；（2）不得和男士同行；（3）学校没有活动时，保证在晚8点之后和早6点之前待在家里；（4）不得在城里的冰激凌店逗留；（5）不经学区同意，不得到城外出游；（6）除非是父亲或兄弟，否则，不能与任何男士同乘一车；（7）禁止吸烟；（8）严禁鲜艳服饰；（9）不许染发；（10）必须穿两层上衣；（11）裙摆距离脚踝骨不得少于两英寸；（12）教师必须每天清扫教室一次，每周用热肥皂水洗刷地板一次，每天保证至少擦黑板一次，冬天时，早7点把火炉点燃，保证在8点学生到校时，教室暖和。

在当代的大学课堂上，大学生们穿戴随意，以舒服为准，套头运动衫、T恤衫、牛仔裤、运动裤，有的女大学生们穿着低领衬衫，但是当他/她们出现在中小学课堂上时，人人必须“扮”成职业像。个别情况下，在进入中小学校的大门时，师范生会被副校长（他们往往是师生服饰的责任人）堵在校门口，责令他们回家换装再来。这种训练，有时也是很痛苦的。

我曾有一名实习生C，在他实习学期的前两周内，三次被副校长严令只有衣装整洁才能进校。副校长对C的形容是：他好像刚刚从汽车里爬出来，浑身衣服褶皱，没有职业像。C解释说衣服洗后，没有熨烫平整。副校长、实习生的指导教师、我系专管实习生的主任和我，作为他的教育系视导员，专为此事召开会议。这是一名创意甚丰、文采洋溢的年轻人，他的知识和故事吸引学生的学习兴趣，我们都看到他在教学上大有潜力，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成为一名优秀英语教师。但是，对教师的职业形象要求不能降低。这次会议后，C一直十分注意自己的服饰。当我在学期结束的评估会上见到他时，他对我讲：“刘教授，我买了四个熨斗，保证衣服熨平再进校门。”看似微小的事件，给师范生留下的深刻教育是中小学教师是一种崇高的职业。

这样的磨炼使师范生们了解到当一名教师的得与失，也加深了他们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一名中小学教师不仅仅是一份工作，也是社会和社区赋予的使命。这种重任同时也“赶走”了一些不愿放弃个人利益而为孩子献身的师范生。因为作为一名中小学教师，他/她要放弃一些其他公民可以享受的权利，尤其是在公立中小学校中。首先，中小学教师并没有大学教授那样的言论自由。例如，只要不是本科规定的教学内容，他们不能随意宣讲自己的。他们不能散布种族歧视的言论。其次，如前所述，中小学教师没有完全的表达自由。他们的穿戴要保守、传统，尽管他们的思想要开放，要能够接受学生中的多种表现，同时他们又要慎重。面对穿戴随意的女中学生时，有经验的男教师的忠告是：当女学生坐着，需要辅导时，教师走近回答问题，但注意不要站在她们的身后，以免被猜疑是在“窥探”她的什么隐私部位，最好是蹲下，一则可以表示平等对待学生，二则在需要时保持平视女生的位置，减免被怀疑有什么“不良”意图。中小学教师们的服务对象是未成年人，这些孩子需要教师的模范行为，所以社会和社区对教师的期望就是真正达到教师的行为标准。

四、培养反思的职业习惯

随着行动研究（Action Research）在教育界的普及，加之美国文化愈发尊重个人心理的坦诚公开交流，在提高教师职业水平的活动中。近年来，教学笔记和反思已被视为专业成长的中心活动。教学中出现失误、困境、不能调动每一个学生的积极性等令人失望的现象时常发生，教师在不同的阶段都会经历，但是挑战出现后，不断地反思、探索问题的缘由、寻找解决方法是一个教师不断成长、走向成熟和成功的道路。持之以恒的职业反思是一位教师作为终身学者、不断进取的职业行为。

这种反思的记录充分代表美国文化所提倡的交流风格：精于对事件的详尽描述，对情感的细腻表达，而不着意于挥洒华丽无实的语言。这种反思不是闭门思过，不是什么心理修养，也不是冠冕堂皇的违心话；它是对事件的朴素回顾描白，以及对教学现实的分析思考。约翰・杜威的进步主义教育思想是这一做法的理论基础。在他的教育哲学中，反思被视为教育工作者对教学的不断发现、认识和进步。在反思的过程中，教师对教学的理解从书本理论升华为职业智慧和能力，使他们在处理学生的不同个案中变得更为灵活，又不失标准。

要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教师应具备职业智慧。

近年弘扬这一职业习惯的推动者是全国教学职业标准委员会（National Board for Professional Teaching Standards）。它自1994年开始评估和颁发各学科的全国教师证书，现全美国已有5000多名中小学教师荣获此证。全国教师证书的获得者只是教师中的少数优秀者，所以各州均视其为殊荣（这里我绝不是说没有获得此证书的教师就不是优秀教师。许多教师没有时间从事这一过程。不认同这一做法的教师也不在少数；他们不参加这一过程，但仍在成功地教学）。相当多的州为获此证的教师们提供工资补贴，以鼓励更多的中小学教师参加这一证书的评估过程。在华盛顿州，获得全国教师证书的教师每年可拿到5000美元的奖金。这一证书的专业意义、政治意义，以及经济收益充分肯定了其评估过程和结果的可靠性和有效性。这是一个可以持续9个月到1年的评估程序。申请人必须是持有本州证书的现任教师。这一过程包括教学评估和业务知识考察两项，在总分比例中，课堂教学评估占3/4，而业务知识考察只占1/4。教学评估中独树一帜的做法是，用录像记录课堂教学活动。每一位申请人挑选三节课进行教学和录像，录像的核心是学生的学习，而不是教师的表现，即以学生的活动反映教师的教学效果。之后，参照所录画面，阐述教学思想，分析其优劣，以便今后扬长补短。评估材料上交后，评估活动在夏季进行，评估人员全部是在职的中小学教师。参加评估的教师没有任何“外快”收入，只是不付食宿费。但是观看其他教师的录像“表演”，阅读他们的教学笔记反思，实在是业务进修中少有的宝贵机遇，教师们争相参与。

全国教学职业标准委员会明确定义教学反思的三个部分：第一，描述，即教了什么和怎么教的；第二，分析，即为什么这样教，学生的哪些表现反映出教学效果，以录像中学生的具体表现为例；第三，反思，即这节课是否成功，对今后教学的影响是什么，这一述议结合的写作反映教师将理论和实践生动灵活结合的能力。每一部分都设有一系列具体的问题需要回答。例如，分析的问题包括：为了这节课的学习，学生预先要掌握什么知识和能力？你希望学生通过这节课获得什么知识和能力？你怎么知道学生达到了教学目标？举例说明。什么是教学的关键点？学生的哪些表现反映出他们的省悟？反思中的系列问题是：这节课的结果如何？为什么可以产生这样的结果？它意味着什么？通过这节课你对学生有什么更深的了解？如果再教这节课，你会继续使用哪些教学法，会做哪些改动？等等。

全国教学职业标准委员会推出全国教师证书的意图不是标准化教师的教学和评估标准。作为人文职业，教育学不同于自然科学，因为学生不是物质产品，也不是无思维能力的动物，他们是社会形形群体生活的代表。没有一个统一的模式可以用来“塑造”学生，也无法找到一两种教学模式来衡量一位教师的质量。以每一个学生的成功和全面发展为目标的民主教学是一个复杂的实践，它的成功取决于多种因素。由此，全国教师证书的评估过程采纳构造主义的实践，它设有标准，但不是公式化的；它允许多维分析，但不是投机的；它设有高期望值，但并不是不允许犯错误。教学中出现失误被视为教学成长中的正常现象，而重要的是对失误的分析和反思。即使是一节相当成功的教学课，经过反思，教师同样可以发现有待提高之处。

为了帮助师范生系统地、有意识地领悟教师的成长过程，借鉴取得全国教师证书教师的经验，我们要求师范生养成写实习笔记的习惯。写实习笔记成为贯穿于我系大多数教育课程中一项必不可少的作业，它记载了师范生对学科业务的不断熟悉，对教育现象的逐步理解。久而久之，师范生对教育专业的认识愈趋成熟，他们对青少年成长过程的了解也更加多维，职业视野更加开阔。

在记述实习笔记时，我们的师范生同样要阐述三个方面：描述、分析和反思。每一次的实习笔记集中在一件印象深刻的事件上，首先描述整个事件发生的全过程，然后联系所观察到的有关情况，解释事件发生的缘由，分析处理方法的合理性，尤其是采用教育科研理论进行分析，由点带面地提高认识，最后反思整个事件对自己今后实践的提示，即诸如类似事件再发生的话，该如何处置。为培养师范生写实习笔记的习惯，根据师范生在中小学校实习期间不同阶段的目标，我们把整个反思模式过程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描述和分析他们心目中的最佳教师或教学；第二阶段，描述和分析他们所见到的教学实情实景；第三阶段，分析和反思他们自己的第一次教学；第四阶段，深刻反思学校中有意义的事件。

第一阶段的反思出现在上面提到的“教育学基础课”上。这时学生们还没有进入中小学课堂，他们对教师职业的认识只是一种愿望。许多学生选择中小学教师为职业正是由于记忆中的优秀教师的崇高形象对他们的影响。对优秀教师的记忆加上对教育学理论的初步理解有助于师范生具体化一位优秀教师应该具有的品质和条件。这时，师范生们善于写些对所崇拜教师的赞扬，并表示要像他们那样在学生心中播下热爱学习的种子。

第二阶段是师范生进入课堂之初，他们开始以一位教师的身份观察和聆听。这时他们每两到三周写一次实习笔记，记录他们实习指导教师的职业行为和中小学生的在校表现。这时他们惯用的词语常常是“意想不到”、“不甚了解”；常常发出泛泛的感叹：“课堂实习是学习教学的最好方法。”（“好”在哪里没有讲透。）“我的实习经历非常有价值。我学到的远比想象的多”(“多”的是什么，没有理性的总结)。许多师范生对教师职业的“美好”图景在此时开始被现实替代，他们感到兴奋，有困惑，有压力感。对问题的分析欠周到和深刻，这是发展过程中的必然。

第三阶段是学生尝试教学时期。他们记述自己的第一次教学。从当学生到当教师，从“战战兢兢”到“大大方方”，从对教学过程“无意识”到“有意而为”。当实习生开始走上讲台，学习掌控教学时，当教师的感觉就出现了，这时的反思笔触描述了真正的教学：“显然用我当学生时的经历来设计教案是过时了。”“计划，计划，计划。”“课堂管理和教学的结合是对我的最大挑战。”“我几乎找不到帮助某某类学生的科研文章和最好的办法。”显而易见，不断追求进取的师范生，希望尽快找到走出困境的答案。但是他们要找到“灵丹妙药”的努力往往令他们失望。教学不是解数学题！与学生打交道是一门复杂的学问，无公式可循。

第四阶段，随着学生们在师范培训项目时间的延长以及教育课的引导，他们的反思越来越接近现实，也更有深意。我们引导学生理解“隐性课程”，即一个学校中的人文文化在学生教育中的作用：校领导和教师的关系、学校的主导教育哲学观、家长和学校的关系、学生们的家庭状况、学生们的学习动力，等等。当一个特殊事件发生时，如何追本溯源，将以上的有关因素连接起来，理解事件发生的根源、历史和背景，以便寻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同时，在教育系的课堂上，我们不断地提示师范生，认识到教育的复杂性，决不要一概而论，也不要对某类学生产生偏见。大量的教育科研统计揭示，学生的家庭收入和他们的学业表现成正比，即总体来讲，家庭收入低的学生，其学业表现差于家庭经济状况比他们好的学生。虽然这一研究结果反映的是家庭收入和学业成绩间的相关性，但是易于被误解为因果关系，对来自贫困家庭的学生，一旦在校表现差，教师很容易放弃帮助他们的努力。如果这样，学校和教育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一个师范生的故事反映了这样的事实：一个三年级的男生，平时成绩很好，近两周来却常常心不在焉，成绩下降。了解到他的贫困家境后，教师很容易就不以为然了。因为如果误解上面提到的家境和学业成绩的相关性，就会误认为这样的学生早晚要下滑。然而，“危机”加速恶化：接连几天午餐后，他都说肚子痛，要提前回家。学校办公室给家里打电话，得到他母亲的同意后，允许他早走了。几天后，小小年纪的他终于忍受不住了，要求放学后和老师谈谈。话未开口，男孩哭出了声，原来是父母在闹离婚。因为父母不但吵嘴，父亲还惯于动手打母亲，男孩担心自己不在时，母亲会遭父亲殴打，所以希望在母亲中午下班后，自己能在家保护母亲。家中的悲剧深深地伤害了男孩的心，他无法集中学习，由此严重地影响了他的表现和成绩。男孩的家庭遭遇使师范生感到“刻骨铭心”。他在反思中剖析自己的心理，首先感到愕然，然后坦陈对学生的最初偏见。真相大白后，他不仅对学生充满同情，并且佩服学生保护母亲的勇气。他又重新投入了对男孩的关注。这件事使他认识到影响学生在校表现的多种可能性，包括学校无法控制的社会因素以及教师的“社会无知”对学生所产生的偏见。

学生第四阶段的反思反映出他们对职业的深入探讨：“通过观察和教学我感到最大的挑战是调动每一个学生的积极性。我可以看到学生表现出的厌学和无精打采。我意识到当我用直接教学法传授知识和让学生做书本练习时，这些现象出现得最频繁。直接教学法让我觉得‘安全’，因为我讲了该讲的，但是为了学生学有所获，我必须改变教学法，让学生‘动’起来。我要利用学生的想象力，以他们熟悉的生活为教学起点……”这一阶段的笔记充分反映师范生渐进的职业成熟，也是他们的能力、努力和成为一名优秀教师潜力的潜标志。

为了提高实习笔记的有效性，“说实话”是关键。在记事时，师范生不许暴露任何教师和学生的身份，一是保护当事人的名誉，二是此活动的目的在事不在人。在记述自己的第一次教学，或是描述错误决定时，有些学生欲言又止。尤其是让学生在班上交流自己的实习经历时，更有人三缄其口，担心这会影响自己的“形象”。殊不知，每一个教师的成长多多少少都要经历这样一个过程。交流这样的经验尤其是教训，可帮助初入教职的人意识到不必自己孤军奋战，借助于同事们的相互理解和出谋划策，他们可以较轻松地走过这段历程，并且，交流出来也可以帮助其他同学获益。

为此，我们在欢迎师范生讲述优秀事例和教案的同时，鼓励他们坦陈失败之处。建立一个“安全”“无风险”的课堂环境是成功进行这一活动的基础，它成为我们师范教师要始终牢记的任务。我们在课堂上以身作则，不怕谈出自己经历过的窘境。并且在课堂中建立起专业的学习社区：先从小组开始，扩展到全班。在学期初，让学生挑选学习伙伴，组成学习小组，最多四人。最初的课堂活动和交流都在本小组内。例如，对彼此的作业和笔记提出建设性反馈。教授在小组间巡视，充分利用典型事例，作为“教学点”，例如：如何以友善的方式提出建议。当对同学的处理办法有异议时，不是持否定语气，而是提议：“如若是我，我会先征得指导教师和校长的意见，再和学生交谈。”当同学的写作中文法错误太多时，学生提出：“若请写作好的同学帮你看一遍再交上来，可以减少语法错误。”“多读几遍，可以发现连接不畅之处，并加以修改。”请学生们交流这类带有建设性的评语，让他们体会学习的收获和快乐，同时学会如何为他们将来的学生提供有建设性的反馈，而不伤害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这种活动可以带动课堂正气上升，学生们不怕犯错误，学生间批评减少，而集思广益增多。久而久之，学生们感受到安全的氛围，就可以敞开交流正、反两种经历了。在“放松警觉”情况下的学习，学习效果最佳。

五、师范教育工作者以身试教

在美国中小学教育工作者中普遍流行的说法是，“教师的教学法来自他们自己的教师（Teachers teach the way they were taught）。”细想起来这句话确实精辟。尤其是不少师范生当教师的愿望来自于他们所崇拜的教师，自然会采用他们的崇拜者的教学法。这里要特别注意的是，任何一种教学法都有其服务的对象，但是，教学（instruction）历来被视为是教师传授知识、学生被动接受知识的过程。这种教学法视教师为“圣人”，学生为无知的从属者。在家长制的社会中，在知识是特权的制度下，这种教学形式是社会的必然产品。如今不同了，教育是每个人的权利，教育的目的是帮助所有的学生学习和学有所成，学有所用。因此，传统的教学观念和教学法一定要兼容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法，以适应所有学生的需要，而不是要学生来适应教学法。教育系的任务有别于其他许多专业科系，因为我们要培养的不仅仅是懂书本理论知识的人才，而且是能深入浅出、传递知识的人才。当教学法的尝试和运用尚未形成大势，决心为教学改革引路的师范教育工作者，就要以身试教，成为教学改革的领路人。师范课堂是教授们表演哲学思想的舞台。师范生们常常反映，只有到了教育系的课堂上才会感到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法的运用。

教师如果以自我为中心夸夸其谈，选修该课的学生就会门可罗雀我们教育系的教授们，一方面在理论上让学生了解各种教育哲学思想所产生的教学法和评估法，认识到教育的政治性和社会性；同时在自己的教学实践中，变换教学法，帮助师范生体会中小学生的学习感受和经历，尤其是了解学习过程中具有挑战性的问题。例如，为什么大多数女生在小学时成绩超过男生，而到了中学，尤其是高中时，开始落后？为什么男生受到的纪律处分大大多于女生？为什么女生的语文成绩普遍优于男生？而男生的数理化成绩又优于女生？为什么来自贫困家庭的学生成绩普遍低于中等收入家庭的学生？

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问世近一个世纪以来，美国教育界中的保守派和开放派、要素主义和进步主义，包括当前的责任制运动和建构主义之间，一直在不间断地争论。争论的焦点并不是学生是否需要掌握牢固的知识和拥有必需的技能，而是掌握什么知识和技能，采用哪些教学法和评估手段，帮助学生达到教育的目的。布什政府的《不让一个孩子落伍法》是用法律手段，强制公立中小学校用考试指导教学，这与以学生为中心的建构主义背道而驰。但是培养中小学教师的师范教育，无法无视这一运动的强大政治力量和舆论压力。这一政治口号的精髓在于教育的社会民主责任。改革天才教育、精英教育、淘汰式教育，使教育成为每个人的权利。学习兴趣高的学生要学，对学习缺乏兴趣的学生也要学。人类教育史记载了如何进行精英教育，而没有草根教育的记录。所以，美国的公立中小学教育正在进行历史创举：做到让每一个学生都要在公立教育中成长，都要具有必要的知识和能力，准备成为有用的社会公民。

在师范教育中，我们着重强调一位公立教师的社会责任，强调每一个儿童接受教育的平等社会权利，强调教师双肩的重担已远远超过往昔。百年前的知识传递者，只是今天中小学教师责任的一部分，而非全部。一位教师要准备承担多重责任：父母、医护、生活护理、心理咨询，以及教学。尤其是在家庭中得不到父母关爱的学生，在学校里他们渴望得到教师的呵护，而自身的心理成长又晚于同龄的学生。虽然美国的教育制度沿袭传统，按照年龄将学生组织成年级，但学生的心理和智力发展才是衡量一个学生进步的标准。

我们在教学中帮助师范生清醒地认识到，学生重于知识，学生先于学习，当学生知道教师关心他们时，他们才会关心学习（Students do not care how much you know until they know how much you care）。同样，我们教授们在自己的教学过程中，改变传统的单向传授模式，将学生最大限度地融于教学之中，让他们从听课的书桌后走向讲台，在看似仅仅几步之遥的距离间建立起信心。我们的教室中，正在逐一撤掉过去的“各自为政”的书桌，换成可以拼接的桌子，形成面对面的小组。大家可以面面相视，“当面”讲话，而不是只对着教授回答问题。这样有助于提高师范生在众人面前交流的自信心。

建立一个民主的专业学习社区是愉快学习的保证。尤其是对一直在学校处于劣势的学生，只有当他们感到教师真正在关心他们的学习，而不是为了教师完成自己的教学任务，才能建立起友善的师生关系。不是教书先教人，而是教书先“交”人。教师要能与学生平起平坐，师生相互交流、共同学习。让学生交流与授课主题相关的亲身经历，教师用职业判断力，及时抓住“教学点”，在学生不经意之间导入今天的主题。同时给予学生充分的机会，让他们当自己的老师。在需要讲述课本知识时，教师不必照本宣科，可以组织学生自己分章节向全班讲述。

我们教育系同时不断聘请有经验和口碑极佳的中小学校教师担任我们的讲师。常年大约有10%以上的课程都是由他们担任的，例如课堂管理、教学法课，等等。这些有着丰富教学经验的中小学教师，运用归纳法和演绎法游刃有余，以实际的课堂经验和对教学的深刻体会提高师范生对教育理论的理解，深受师范生的欢迎。师范生们从他们那里学到的知识和能力可以现学现用。和他们同讲一门课，交流教学的同时，还能帮助教育系的教授们了解中小学课堂中面临的最新挑战。这些讲师是我们教育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作者系美国东华盛顿大学教育系终身教授，研究生部主任，东华盛顿大学教育顾问委员会委员

放射实习生个人总结范文第3篇

一、组织起来:农村医疗卫生制度

从营利到福利的曲折发展解放前，广大民众处于疾病丛生、缺医少药的困境，而农民尤甚。据1947年统计，全国只有县医院1437所，且条件非常简陋。县以下除一些私人开业医生外，没有任何医疗机构［1］(p．2)。地处冀中平原的深泽县，至1948年底全县171个村只有药铺56个，医生62人，平均3个村才有一家药铺，万名群众占有医生数仅为6人［2］(p．501)，农民看病非常困难，因找不到医生或买不起药而延误病情的事例时有发生。

新中国成立后，医疗卫生工作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1950年8月，在《对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的指示》中明确提出:“卫生工作是一件关系着全国人民生、老、病、死的大事，是一个大的政治问题，党必须把它管好。”此次会议还制定了新中国卫生工作的三大方针: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此后，防治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疾病和建立城乡、工矿的基层卫生组织成为医疗卫生工作的首要任务。农村基层卫生组织的建立是以农业合作化运动为背景和基础的。1951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第一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制定了建国后第一个《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决议》指出:要按照积极引导、稳步前进的方针和自愿互利的原则，发挥农民互助合作的积极性，提倡“组织起来”，逐步引导农民走集体化道路。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兴起，农村掀起农民集资办医热潮，出现联合诊所和农业生产合作社保健站两种集体所有制医疗机构。前者由个体开业医生联合组成，人数不等，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后者由农业合作社出资建立，经济基础较雄厚，医务人员也是农业合作社成员，由农业社支付报酬，改变了医生靠赚病人钱维持生活的局面，把医疗卫生事业变成了农业合作社的福利事业［1］(p．8)。在当时看来，保健站比联合诊所更具生命力，更符合人们对社会主义社会的构想和期望。

1955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七届六中全会，贯彻“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指示，再次掀起办社高潮。相对于农业合作高级化和农业生产高产化运动而言，卫生工作远远落后于形势的需要。12月27日，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中写道:“中国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事业的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已经不能完全按照原来所想的那样子去做了，这些都应当适当地扩大和加快。”［3］此时，深泽县入社农户已达83.7%，基本实现了全县农业合作化，但医疗卫生行业的“合作化”却毫无进展，民间医生除在卫生工作者协会领导下参与本地防疫活动外，仍和解放前一样个体行医。1956年2月2日，石家庄专署下发《关于发展农村医疗机构的意见》，批评部分地区卫生干部存有右倾保守思想，严重影响卫生事业的迅速发展，要求在春耕前把可能组织起来的医生完全组织起来，对当时没有条件者也应积极培养和创造条件，在1956年内全部组织起来［4］。在专署《意见》的严厉批评和具体指导下，深泽县人民委员会不敢再怠慢，马上召开了“发展医疗机构全体卫生人员大会”，动员农村医生自愿组成联合诊所或农业社保健站。会后全县先后“建立了8个乡的农业社办保健站，9个联合诊所，参加联诊所和社保健站的医生83名，另有个体开业者56名，半农半医176名”［5］。在卫生部门统一领导下，卫生工作密切结合生产，受到广大社员欢迎，有社员反映:“社里有了自己的医生，多方便哪!早请早到，晚请晚到，不请也到(指医生巡回和复诊)，开个药铺总比开个茶铺强!”［6］然而，由于联诊所和社保健站建立过快，热情高、经验少，因此存在着成员之间不团结、入不敷出、制度不健全、赊欠严重等诸多问题［7］。不久深泽县社保健站只剩1个，其他均转为联合诊所。

1958年8月运动兴起，开始乡社合并，深泽县9个乡改建为3个大公社。医疗机构也随之进行大规模调整:以取消私人单干和自营自收为目标，号召以原有区卫生所、联合诊所、保健站为基础改建医院(附设产院)，负责全社卫生防疫、妇幼保健和疾病治疗工作。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转入公社后，所有药物资金全部作为社内投资，不得私自撤出，医务人员待遇采取吃饭社里管、酌情给予部分工资的半工资制。11月深泽县和晋县一起并入束鹿县，三县合并后共建立17个公社医院，37个分院，117个门诊部，186个附属产院。“历史遗留下来的个体开业组织，转成了的福利事业———医院。”［8］公社医院成立后，医疗力量得到统一安排使用，对集中防治主要疾病、改造医务人员思想等方面起到促进作用。但是，原有医疗机构一律集中到公社，管理一度出现混乱，加上公社化后“平调”现象严重，新医疗机构仍有不少问题。其中县、社两级医院人员拥挤与基层卫生工作薄弱的矛盾尤其突出。同时，因为仍实行单独核算、各计盈亏，开大方、要大价、生产队要求保健站必须上交利润的现象依然存在，不仅加重了病人负担、浪费了药品，而且影响卫生防疫工作开展。有鉴于此，根据省委指示，1959年下半年束鹿县对农村医疗机构连续进行四次整顿，将全县医疗资源调整为17处公社卫生院、70个管理区卫生所、90个保健站、316个生产队保健室。全县有288名医务人员安排到公社卫生院工作，386名到管理区卫生所，275名在生产大队保健站，632名在生产小队保健室。在经济上，公社卫生院、管理区卫生所、保健站实行统一核算，保健室由生产队统一核算。医务人员的工作待遇，卫生院、所、保健站采取固定工资加奖励，保健室则采取固定工分加技术津贴［9］。#p#分页标题#e#

统一核算和固定收入解除了医务人员的后顾之忧，滥用贵重药品、多用药品的浪费现象随之减少，减轻了患者负担。至此，“几千年来医生收入建立在病人痛苦基础上的生活方式一去不复返了，从而使医生生活在生产不断发展的基础上也得到逐步提高，广大医务人员的积极性大大发挥出来”［10］。1960年，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已是有目共睹。7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决定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会议重申农村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三级所有制。从10月开始，在农村部署。伴随着，农村医疗机构也开始了以下放公社医务人员为中心的整顿工作。为适应“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整顿原则为“精简上层，充实下层，便利生产，便利群众”。为做到生产队①、医生、社员三满意，让医生走得愉快、留得安心，束鹿县卫生科采取“先外后内”、“两抓”、“多方面征求意见”的方法，总体遵循医生尽量回本村的原则，不能回村即照顾其地区威望进行妥善安排，实在做不通工作者进行说服教育由公社决定。

“先外后内”即整顿时先放卫生所和保健站医务人员，在“外面”的医生基本安排好后，再着手安排卫生院内的人员，防止“一齐端”造成顾此失彼，影响卫生工作的开展。“两抓”即抓经济、抓思想。为防止因人员下放造成药品、家具、器械丢失现象，各院、所、站在下放前首先盘点药品、器械，为下放打好基础。就医生个人而言，多数医生愿回生产队，尤其是年岁大和家里有老人、小孩需要照顾的更是积极响应，因为回队后不仅可以照顾家人，而且比在公社卫生院自由。但是有些技术不高的医生和实习生、护士、司药因回村后不能学习技术、不能挣工资而不愿回去。针对这种情况，公社书记向全体医务人员做了动员报告，同时也对生产队的干部进行思想教育，批判了把保健站当成副业经营和挑拣医生的做法，减少了下放工作的阻力。在下放过程中，还注意征求生产队、医生、社员等多方面的意见，尽量做到三满意。

总体而言，这次整顿下放工作比较符合医生、生产队和社员要求，因此受到普遍欢迎。下放医生大多回到本村，与干部、社员关系融洽，工作比以前积极主动。如总十庄公社赵兰庄生产队医生回生产队后，每天自制豆汤、糠枣丸到食堂给社员分发，全村24名浮肿病人已有17名治愈，其余7人也已好转;和睦井朱家庄医生与生产队干部分包食堂，在他包的食堂内，不仅食具干净卫生，而且饭熟菜热，做得细、软，受到社员好评。他还主动到外地找来牛骨头给病人熬汤喝，全村6名浮肿病人已有5名治愈。还有的医生归队后，主动整顿粪便管理专业队。社员反映“看病方便了，再也不担心有病请不到医生”;医生说“工作有了死地方(指固定地点)，不来回跑腾，工作好做了”;公社卫生所觉得“卸下了个大经济包袱，就能够集中精力考虑如何加强对医务人员政治思想领导，做好督促检查工作”［11］。这个阶段的调整主要是为了纠正公社医疗机构人员过于集中的问题，目的是“便民”，而不是“减压”。下放工作也比较细致、稳妥，更重要的是，公社卫生院和部分保健站保留了原来的核算方式及人员的收入方式，既调动了农村医务人员的积极性，又保证了医疗制度的福利性，对于困难时期正在遭受疾病折磨的农民来说恰如雪中送炭。

二、精简机构:农村医疗卫生制度由福利转为营利

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正式通过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此后，我国国民经济正式进入调整阶段。精简职工、减少城镇人口被确定为减轻困难时期城镇粮食压力和国家财政压力的重要措施。中央要求从1961年初到1963年6月全国共精简职工约2000万人，减少城镇人口2600万人。1962年1月深泽县恢复县制后，县以下保留地段医院1处，其余3处转为公社卫生院，并新增两处，再加上原有的4处公社卫生院，共计9处。1962年6月，根据中央提出的“精简机构，减少经费开支，减少商品粮，加强农业战线”精神，农村基层医疗机构调整力度进一步加大。首先，加强地段医院，将原工委卫生所中条件较好(技术条件、设备能力)者设为地段医院，其标准为:面积较大的山区县可设3～5个，平原县2～3个，小县可以不设，全区共设57个。深泽县因面积较小仍保留1个。地段医院实行单独核算，自负盈亏，国家不再给予补助。其次，公社卫生院全部撤销，下放到生产大队。如生产大队无力举办而当地又需要者，允许医生成立联合诊所或个人开业。

这样，吃商品粮的医务人员数量急剧减少，大大减轻了国家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财政负担和粮食负担。1962年8月1日，卫生部颁布了《关于调整农村基层卫生组织问题的意见(草案)》，明确提出:“为了减轻国家和公社(大队)的负担，更好地适应当前农村经济情况，就必须依靠群众自办卫生事业，坚决改变由国家和公社(大队)包得过多的做法。根据上述原则和当前农村的实际情况，农村基层卫生组织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应该以医生集体举办为主要形式，少数确有条件的公社、生产大队也可以举办;还要允许医生个人开业;县以下国家办的区卫生所、地区医院等，可以转为集体办(少数情况特殊的地区可保留一部分，作为县医院的派出机构)。”［12］至此，农村基层卫生机构的主体形式基本退回到1957年。

1963年，卫生系统仍面临着更加艰巨的精简任务，前两年一直保留的少数国办地段医院，这一次也未能幸免。石家庄专区原有地段医院57个，在编592人，1963年除保留平山等五县的89个编制外，其他一律转为公社集体经营，实行单独核算，自负盈亏，但人员按原来指标继续吃商品粮。深泽县唯一的地段医院转制后，原14名医务人员退职4人，回农村6人，另有2人去向不明，仅有2人转为集体所有制。全区地段医院医务人员中，转集体制246人，外调23人，其余323人均退职或回村务农［13］。这次调整对于农村基层医疗卫生事业无疑是一次重创，机构减少，人力、物力的散失使初具雏形的医疗保健网濒临瘫痪境地。“屋漏偏逢连夜雨”，1963年8月河北省中南部遭受洪涝灾害，深泽等5县受灾严重。刚刚被精简得七零八落的农村基层医疗机构显然难以应对灾区和灾民对防疫及医疗救治的需求。

首先，县级医疗机构不堪重负。深泽县医院编制35张病床，按规定门诊量是每日70人次，实际该院水灾前每天应付300多人次，灾后每天高达480人次，住院患者经常在90人以上，医务人员每天工作十几小时。尽管加强县医院一直是调整工作重点，其诊疗技术水平和工作质量有了提高，诊疗病种范围有所扩大。但是由于编制名额限制，难以消解患者数量过多的巨大压力，对医疗质量和职工健康均有一定影响。防疫、妇幼保健人员编制偏低，深泽、栾城、高邑等县防疫站编制4人，妇幼站2人，担负全县的防疫、妇幼保健任务，实在力所不及［14］。#p#分页标题#e#

其次，公社一级医疗机构名存实亡。精简后，全区81.9%的原工委区片无医疗机构。地段医院原来一般15～30人，医疗器械比较完备，能做一般腹部手术。精简下放后人员大幅减少，只能应付一般门诊，原有的一些大型医疗设备分散或闲置，失去了技术中心，使原本就比较贫瘠的医疗资源不能充分发挥作用，不仅影响群众看病，还导致县医院压力过大。从管理角度而言，公社卫生院的缺位，使农村医疗网络失去了承上启下的中间环节，形成上边任务落实不下去，下边情况反映不上来的尴尬局面。县卫生科指挥不灵，大队保健站各自为政，医务人员的自身利益和群众健康又出现无组织无保障状态。

最后，大队保健站问题丛生。1961年以来，虽然卫生部明确提出基层医疗机构最好是医生集体经营，但实际上最后大都是落实到大队。然而，面对如此大规模的机构与人员下放，生产大队的接纳与承受能力如何呢?一方面，农村的确急需大批医疗资源。后的“低指标、瓜菜代”难以满足人们维持健康所需要的营养，农民早已饱受营养缺乏性疾病的折磨，而身体虚弱又使其他疾病有机可乘;另一方面，医务人员和医疗机构下放到生产大队，加大了农村粮食供应的窘况。下放人员的社员待遇难以实现，造成医务人员大批流失。农村医疗卫生事业陷入两难境地。

一是群众性防治工作无法开展。由于医务人员的口粮、工分等都由大队负担，保健站拒绝接受群众性防病灭病任务，理由是:“你们不供应粮食，也不管开支，今后防病灭病工作不要再找我们了，找公社吧!”生产大队往往也会从中阻拦，不让医生出村，否则不供应口粮，不记工分。大队干部甚至批评参加防疫工作的医生:“挣着大队的，做全公社的工作，保健站是队办还是社办?”结果负责疫情报告的保健站只能估计推算，数字与实情出入甚大。受灾后有的县计划抽调灾病情较轻地区的保健站医务人员支援重灾区，因生产队不同意也未调成。

二是医生待遇难以保障。有的大队因不愿供应医生粮食，不经卫生行政部门同意即私自缩减人员。被减人员一时找不到工作，没有收入，生活无法维持。与公社联系，公社书记的答复竟然是:吃人家的粮食，别人不好说话。特别是受灾以后，不少医务人员家中房屋倒塌，东西损失，但灾后灭病任务繁重，无暇顾及，影响其工作情绪。西固罗公社王家庄大队医生赵根水收入形式为记工分，灾后房屋倒塌，土地全部淹没，收成无望，工分落空，生活无着落，无心工作;铁杆公社何家庄大队保健站医生实行工资制，灾后欠帐多，工资无法开支。有的基层医务人员反映:社员重建家园，拾柴割草，我们医务人员防病灭病昼夜奔忙，队上不给粮，工资无法支，家中不能管，这种日子真是无法过，甚至已有医生准备外出逃荒。

三是生产大队干部对保健站的性质认识存在误区，将福利事业视为副业。下放机构的资金绝大部分为原来医生集体所有的公共积累和部分国家投资(原公社医生医疗机构)，无偿平调给生产大队，医务人员本来就有意见;而生产大队却让医生交款记工，与医生按比例分红，分配交队利润指标，甚至任意从保健站抽款，用作购买牲畜、农具和分配给社员，有的大队甚至要求保健站上交全部利润。这种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是有些公社和县委领导认为从保健站抽款支援农业是应当的:“不让社、队从基层医疗单位抽款，如何能体现出是福利事业呢?”这样做的直接结果就是促使医疗机构抬高药价，非法经营，加重患者负担。再者，医疗机构下放后，社员认为保健站是生产大队的，赊欠药费现象十分严重。多数县外欠资金占资金总额的半数以上，有的高达76.1%。除去固定资金、药品和受灾损失后，平均每站仅有流动资金22元，最少的仅有10元。保健站有医无药，外欠过多无法经营，严重影响疾病治疗。除上述问题外，由于1961～1963年基层医疗机构不断精简下放，放松了行政管理，卫协会组织涣散，会务活动不经常，对医务人员社会主义教育不普遍、不深入，存在的一些实际问题不能解决，使医生感到前途暗淡，滋长了走回头路、回家单干的情绪，个体自行开业者显著增多。据1963年年底统计，全区个体开业机构332个，336人，较1961年底增加了4.5倍。基层卫生组织的频繁变动，不但影响到卫生工作的开展，也使基层领导苦不堪言，以至于在正式文件中说出如此“犯上”的话来:“上级应及早确定方案，很(应为尽———笔者注)快将基层卫生组织安排下来，以后无特殊情况短期内最好不再变动。”［14］

三、“六•二六指示”出台:农村医疗卫生制度回归福利性

1964年四清工作队进入农村时，看到的就是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千疮百孔、混乱不堪的局面。四清工作队及时将这一问题反映到党中央，引起了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1965年1月，、对卫生部做出了“组织城市高级医务人员下农村和为农村培养医生”的指示，指出“这是卫生工作面向工农兵必须走的道路”，“是当前卫生工作适应社会主义革命需要，促进卫生队伍革命化的一条有效途径”［15］。针对城乡医疗资源分配极度不均的状况，6月26日，又发出了“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重要指示。这些指示犹如雪中送炭，大大加快了医疗资源由城市向农村转移以及农村医疗制度恢复重建的步伐。1965年7月15～26日，河北省卫生厅召开农村卫生工作会议，要求城市卫生医疗机构要派出30～50%的人员支援农村，其中心任务是培训半农半医和卫生员、接生员;防病治病;开展卫生宣传和爱国卫生运动;整顿基层卫生组织，建立以生产大队半农半医为主体的卫生网。

从1965年9月到1966年5月“”爆发，农村卫生工作队为农村培养了大批办农半医。其中，深泽县共培训半农半医213名，卫生员1555名，节育技术人员10名，基本上达到每个大队有一至二名半农半医，每个生产队有一两名卫生员，每个村有两三名接生员，每个公社有一名节育技术人员。石家庄专区共培训农村医生5930人，占全区农村基层卫生人员总数的83.1%。平均每个生产大队有半农半医1.3名。培训不脱产的卫生员、接生员27700多人，平均每个生产队有一名不脱产的卫生人员［16］。1966年3月，半农半医第一期学习结束后回到大队，一面防病治病，一面劳动和学习。为使他们学得的知识及时服务于群众，深泽县委决定组织全县各生产大队出资建立卫生室，并对旧保健站加以整顿，改造为新型卫生室，使其真正成为社员的卫生福利事业。在专区卫生工作队的协助下，深泽县委在总结过去办保健站教训的基础上，制定了建室六原则:第一，卫生室必须有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第二，面向生产，面向贫下中农，送医送药上门;第三，坚持预防为主，实行防治结合;第四，坚持实行亦农亦医，一面防病治病，一面参加劳动;第五，自力更生，勤俭办室;第六，建立一套科学的经济管理和工作制度。在以上原则指导下，县委先组织工作组搞样板，积累经验，然后稳扎稳打，建一个，巩固一个，使建室工作逐步铺开。#p#分页标题#e#

1966年4月底，全县已经村村有医生，队队有卫生室。卫生工作面向农民、面向农村、为农业生产服务成为现实。贫下中农对新建的卫生室倍加赞扬:“建立卫生室可真方便极了，过去孩子种牛痘，耽误了就种不上，今年是什么时候种，什么时候现成。”还称赞它是“咱贫下中农自己的事业，过去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今天在共产党和的领导下办成了”［17］。由于公社级医疗机构在农村医疗卫生事业中的重要作用无可替代，其恢复与重建势在必行。为使该项工作切实抓紧，各县成立卫生所管理委员会，负责领导全县的卫生院、所和保健站。1964年，深泽县恢复了部分公社卫生院。次年，深泽县公社卫生院由医生集体经营转变为公社办，重新建立了公社卫生技术指导中心和管理中心。1966年，集体所有制的大队卫生室、公社卫生院与全民所有制的县医院一起，构成了农村三级医疗保健网。“”期间，由于“六•二六”指示的保驾护航，以及1968年12月至1976年8月《人民日报》连续刊登的107期“关于农村医疗卫生制度的讨论”，使农村医疗卫生事业不但没有受到破坏，反而随着合作医疗制度的普遍实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其中，公社医疗机构承上启下，功不可没，因此受到国家高度重视。

当时，公社医疗机构有国办和集体办两种。国办卫生院因为医务人员的收入有保障，对国家政策执行较好，不但支持和帮助合作医疗，还经常派人到大队蹲点，以加强大队卫生室的工作力度。而集体办的卫生院多为自负盈亏，实行合作医疗后，到卫生院看病的人少了，医务人员收入受到影响，出现卫生院与合作医疗对着干的现象。为此，1971年初，卫生部提出公社卫生院实行社办国助的计划［18］。社办国助计划是指农村地段卫生院和公社卫生所的国家工作人员，包括贯彻“六•二六”指示以来从县以上医疗机构下放的国家工作人员、国家分配的毕业学生，一律由国家包工资，吃商品粮。农村卫生院(所)的非国家工作人员的工资，国家给予补助50～60%，其余由业务收入补足，吃公社集体粮［19］。

人员报酬问题解决后，当年县分院(即原地段医院)和公社卫生院装备问题即正式纳入建设轨道，为体现“社办国助”原则，国家支持部分主要用于增添设备。“从一九七二年开始，卫生部为农村公社卫生院装备一批主要的医疗器材。其中，包括化验室、手术室和放射科所需要的生物显微镜、离心机、保温箱、手术器械刀包、手术床、无影灯、吸引器、麻醉机、X光机及防护用品等。”［20］(p．410)再通过公社努力，做到房屋、人员配套，充分发挥设备的作用。至1974年，河北省已装备1800个县分院和公社卫生院，占全省总数的48%［21］。1975年为纪念“六•二六”指示发出十周年，省财政局、卫生局提出“把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用于农村卫生工作建设，坚定不移地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重点装备公社卫生院和县防疫站、妇幼保健站等卫生机构”的要求。

1976年全省公社卫生院装备数已达总数的81%强［22］。在国家强有力的支持下，1966～1976年十年间，石家庄地区医疗卫生机构增加60%，全区共有4000多张病床，农村占80%。国家用于卫生事业的经费逐年增加，1976年比1965年增长近两倍，其中70%以上用在农村［23］。1977年深泽县被列入全省重点装备的34个县之一。根据羊村公社卫生院库存材料明细账的确切记载，1973年3月至1977年底，该院共获得石家庄地区8个批次分配医疗器械16种，总价值7628.51元。耿庄公社卫生院账目记载，自1975年底至1978年8月，该公社共4次获得地区分配医疗器械，总价值6692.9元①。小到时价二三十元的出诊包、血压计，大到价值5520元的X光机，一般手术器械基本装备齐全。社办国助计划的实施，一方面使公社医疗机构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担负起当地卫生行政工作、爱国卫生运动、防治常见病、多发病、地方病和传染病以及一般外伤和农药中毒急救、培训赤脚医生和卫生员等重任，成为支撑农村三级医疗保健网的强有力骨架。另一方面，国家投资保证了医务人员收入和医院设备更新，使医疗机构没有了营利的动机。国家财政和集体经济犹如车之两轮，支撑着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稳定发展，历经波折的农村医疗卫生制度真正完成了由营利到福利的嬗变。受益于此的农民朴素地表达自己的内心感受:“过去是请医如拜相，买药贵如金，穷人有了病，小病抗，大病躺，重病等着见阎王。现在是，人民的医生为人民，送医送药走上门，社会主义就是好，全靠来领导。”［24］

四、结语

通过对1949～1978年农村医疗制度变迁过程的梳理，可以发现，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轨迹犹如波动的曲线，起起落落，整顿工作始终没有停止过。“这个领域每次发生变化，其走向都与中国整体的政策/制度走向十分吻合。”［25］但是同样的政策对于不同领域所造成的后果却大相径庭:化运动以及相伴而来的对农业发展、农民生活造成极大负面影响，但却催生了符合民众对社会主义社会设想和期望的农村卫生福利事业。1960年代初国民经济调整，促进了农村经济形势好转，却使农村医疗卫生事业严重滑坡。1965年后集体经济恢复，虽然没有使农民摆脱贫困，但是由国家和集体出资进行的半农半医培训以及三级医疗保健网的搭建，却造就了1970年代中国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