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地产行政管理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21 01:53:55
房地产行政管理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收入分配；社会公平；公有制基础；分配不平衡；发展路径。
长期以来，社会主义实行的是按劳分配原则，劳动者个人所分配消费品或领取的报酬是以劳动的质和量为依据的，于是，人们就形成了这样一种观念，按劳分配似乎源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既然商品价值是由活劳动创造的，那么劳动就理所当然地应当成为个人消费品分配的唯一依据。这样，价值的创造就成为衡量收入分配合理性的唯一依据，也就是说，只有价值的创造者才有权获得收入。受这种观念的影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对于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合理性问题，就产生了两种对立的观点。
一、社会主义收入分配的理论溯源到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
社会主义的收入分配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私有制是造成一切社会不公的根源，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相对，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必然实行公有制。如果我们把共产主义本身──因为它是否定的否定──称为对人的本质的占有，而这种占有是以否定私有财产作为自己的中介的。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收入分配不平衡的现状分析。
我国目前分配关系存在不平衡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初次分配中非市场因素侵扰市场因素，和再分配中政府对初次分配结果的补偿性干预制度不足。我们将从过去分析收入分配问题产生原因的一些思维方式上进行调整，并从社会主义收入分配的理论基础上寻求解决措施。
一是要从收入分配问题的一元原因论，调整到综合原因思路方面。
如收入分配问题单纯是由工资过低造成，或者由腐败和灰色收入造成，或者由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不到位造成等等，都可能是片面的。
二是要用多学科综合的经济学方法，从浅层原因讨论，到深层次的内在原因的分析。比如，浅层次认为收入分配就是一个政府再分配的问题，不鼓励创业，不使劳动力充分利用，使劳动在创造财富的同时分配财富，全部依靠政府来解决收入分配不公问题，将会形成一个无效率并且福利成本很高的国家；只是往农村投入，但是不将农村剩余人口和劳动力转移出来，相对过多的人口分配日益下降的农村和农业增加值，城乡差距永远也不会缩小。结构调整对改善收入分配非常重要，仅仅依靠发展容纳就业越来越少的工业，而忽视能大量容纳劳动力就业和获得收入的服务业的发展。要从社会性质及人的生活方式等方面来思考。
三、从生产方式、社会的性质和人的生活方式来思考收入分配改革的发展路径。
（一）由分配制度改革切入，走产权改革的发展路径。
分配问题涉及深刻的产权制度，主要涉及如下三个：
1.土地制度。目前，中国社会的财富流向，第一位的集中点是房地产行业。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的土地制度存在严重的缺陷，具体表现为“双重垄断”：一方面，面对土地的拥有者（特别是农民的土地），权力部门是“垄断买方”，土地要转换性质，必须首先“卖”给政府，而且价格较低，农民作为土地拥有者的地位未完全实现。另一方面，面对“购房群体”这一最终消费者，权力部门又是上游要素——土地的“垄断卖方”，消费者要购房实际上必须先从政府处购买土地。这就导致利益分配的扭曲，在权力与资本的合谋中，房地产企业获取较高的收入。
2.资源产权制度。另一个财富流向的集中地是矿产资源开发行业。为什么煤老板这些年迅速暴富？这与矿产资源产权制度缺失有很大的关系。突出表现在资源价格成本构成不完全，导致利益不合理分配。
3.垄断性经营制度。目前，中国垄断性行业改革相对滞后，有效竞争机制尚未形成。一是市场准入环境不宽松，进入壁垒障碍依然严重。二是支配市场的原垄断企业与新进入企业不对等，使得有效竞争难以实现。
（二）由财富创造和分配机制转型切入，向政府和社会方面转型的发展路径。
政府自身的转型已是刻不容缓，就拿综合治理灰色收入而言，需要决策层力挽狂澜的决心。当务之急是弥补我国财政金融、管理论文" target="_blank">行政管理、国有资源管理制度中容易造成公共资金流失、寻租腐败等产生灰色收入的制度漏洞，从建立规范和透明的制度入手，清理不必要的行政审批许可、监管项目，减少行政性垄断，规范政府部门职权范围，健全审批许可和监管制度并接受社会的严格监督。同时，我们讲了多年的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至今未见全面启动，这也涉及深层的政治和社会体制改革问题。
（三）由促进经济发展切入，向促进人的自身发展的发展路径。
收入分配问题，有一个“工具论”和“实质论”的区隔问题。
所谓“实质论”，就是真正站在“人”自身的立场，来谋求促进人的自身解放和每个人自由的全面发展。目前中国的收入分配格局如此失衡，从人的角度来研究，反映了人权的某种缺失，特别是劳权的缺失。现在讨论收入分配制度发展，必须提升到人权特别是劳权的高度，要有保障人权特别是劳权的制度安排，使劳动者有尊严地劳动和生活。
参考文献：
[1]茅于轼。一个经济学家的良知与思考[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房地产行政管理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政府；行政管理；对策。
随着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各级政府的行政管理职能与运作方式都有了很大改观，并在实际工作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相比，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相比，与以人为本的现实要求相比，还存在差距，还需要在科学发展观的引领下进一步探索应对措施。
一、当前我国政府行政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当前我国政府行政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在思想观念上重经济建设轻社会管理，在管理主体上重政府作用轻多元参与，在管理方式上重管理控制轻协商服务，在管理环节上重事后处置轻源头治理，在管理手段上重行政手段轻法制规范和道德自律。
（一）政府行政管理绩效与经济发展的现实要求存在差距。
第一，宏观经济调控效益有待进一步提升。从以人为本的角度看，经济发展只有给人带来幸福才具有意义，政府的管理工作不能脱离这个目标。但是，这个要求并未完全达到。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是，近几年最令人们关心的房地产问题一直热度不减，房价不断攀升，直接影响着群众的利益。虽然政府对房地产调控采取了许多措施，但效果并不明显，还引发了广泛质疑。第二，微观经济管理效益有待进一步提升。一些部门的管理中存在着“越位”“错位”“缺位”现象，造成一些地方政府在管理中措施不当，直接或间接影响了人民群众利益。特别是在我们当前提倡低碳生活的背景下，行政投入和行政绩效之间的较大反差还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真谛。第三，对发展主体的定位有待进一步明确。发展权的主体是人，尊重人的发展权本质上就是尊重人的自主发展。但是，一些部门把发展权片面理解为“政府的发展权”，进而滥用“政府发展权”，危害人民群众其他权益的现象时有发生。
（二）政府管理绩效与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要求存在差距。
第一，步调不够协调。计划经济时期的管理方式造成的惯性依然存在，一些地方政府习惯于发号施令和通过审批等行政手段进行管理，这种习惯性做法体现的是一种自上而下的长官意志而不是民主作风。其次，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相对滞后，一些干部只唯上不唯下，只唯“功”不唯实，群众的利益往往在“政绩”追求中打了折扣。的影响也大量存在，在一些地方民利成了摆设。第二，内容不够配套。加强民主管理，实行依法行政，是体现政府管理中人本关怀的主要措施，也是现代管理的基本方向。然而，这方面制度管理建设的内容还不配套，权大于法、言大于法以及利益代法的现象时常表现出来。第三，运行机制不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政府职能定位有待进一步明确，服务型政府组织机构需要进一步完善，适应改善民生、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能力需要进一步提升。
（三）政府管理绩效与文化事业发展的要求存在差距。
在文化事业方面，政府的文化管理职能没有充分发挥，教育体制和教育机制方面的协调都不够有效。在很长的时间里，教育的主题词是“普及”“跨越式发展”“重点建设”“争创世界一流”，以及高校“扩招”“合并”“大学城”等。这些“发展”的光环不仅冲淡了教育改革的本质，也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教育不公的状况。日益拉大的学校差距、不断升级的“择校热”、高昂的教育收费加剧了业已存在的阶层差距，享受“优质教育”越来越成为金钱和权力的较量，成为富裕人和有钱人的专利。权学交易、钱学交易、招生腐败、学术腐败等现象严重损害了教育的公益性和公正性，对人的发展造成许多思想障碍和心理挫折。
（四）政府行政管理绩效与改善民生的要求存在差距。
政府行政管理理论不够完善，缺乏一整套完整的体系，理论框架、基本参数和操作规程等都需要进一步创建和完善。实际操作中，重强势群体权利轻弱势群体保障、重经济指标轻社会管理、重管控工作轻服务工作的现象依然存在。行政管理方式不够灵活，公民参与管理的质量不高，社会组织的作用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管理手段比较单一，没有达到综合运用各种渠道、各种途径、各种设施妥善解决社会问题的境界。政府的公信力、引导力和影响力都有待提升，近期日本地震影响下的中国盐恐慌，再次表明改善政府管理任重道远。
二、造成当前政府行政管理问题的主要原因。
（一）政府管理人员的素质影响管理的质量。
我国政府管理人员的整体素质是好的，他们为贯彻落实以人为本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在现有的公务员队伍中，一些领导干部的“一言堂”和“家长制”作风使个人权利欲望极度膨胀，而且，我们现在的“一把手”负责制也使个别干部找到了独断专权的“理由”或借口。其根本原因是脱离以人为本，行政决策机制不完善，行政管理制度存在漏洞，执法部门和权力部门对政府工作人员特别是级别较高的领导干部的行政行为缺乏相应的有效制衡机制。有的政府工作人员法制意识、责任意识还不强，习惯于工作怎么好做就怎么做。一些政府公共管理政策封闭运作严重，违背了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切实珍惜民力的行政主旨。
（二）政府管理中的监督缺位影响管理效能。
目前，我们的政府工作远没有形成全面有效的监督机制。一是人大、政协、媒体等社会各方面对于政府工作的监督并没有真正体现监督的实质，一些不符合法律法规的行为在所谓的“中国国情”“中国特色”借口下被一再演绎。如目前我们虽然也实行了工程建设项目招投标制度等措施或做法，但由于缺乏有效的制约机制，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往往不尽如人意。二是群众对政府工作难以实行有效监督。一些地方行政程序的参与度较弱、公开度较低、公正性差较，对违反行政程序的责任追究制度也不健全。相当一部分行政程序缺乏民主性和透明度，甚至没有给当事人应有的申诉权和申诉机会。三是群众的民主意识和运用民主的能力还不适应监督工作的要求。在一些人眼里，有关的法律制度也还是挂在墙上的风景。四是在一些热点、难点和焦点问题上，如拆迁问题、农民权益保障、群体性突发事件、物价问题等，监督不力的现象很严重。
（三）现行政策之间的“打架”现象影响行政管理绩效由于制定政府公共管理政策的主体较多，这些主体本身又都是独立的利益部门，在政策制定中必然存在着利益纠葛，造成政府公共管理政策制定中协调不够，出现不同条例相互“打架”的现象，政府公共管理政策之间相互抵触、彼此冲突的情况时有发生。一是部门之间存在政策冲突。一些地方、部门为了自己的小团体利益相互拆台，甚至以损害别的部门利益为代价获取局部利益。二是一级政府或上级部门制定的政策与本级政府的部门或下级业务部门的政策相冲突，使全局利益受到损害，助长了地方保护主义。三是政府公共管理政策之间不配套，造成一些管理机构以所谓“因地制宜”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为借口，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之类的活动。四是问责制的问责尺度不一，缺乏专门、完善的问责法，各级政府和政府部门之间的职责划定不够清楚、权限许可不够明确、问责程序不健全、问责主体和问责范围过于狭窄。在实际操作中，还存在重权力轻责任、重态度轻处罚、重处罚轻预防等现象。
（四）发展中的认识误区降解了政府行政管理的实际功效。
在增长方式上，一些政府部门片面关注gdp，把它异化为某些形象工程，脱离了现代社会应有的人文关怀。一些地方领导热衷于建豪华广场，脱离实际追求“形象工程”“亮丽工程”“夜景工程”，希望用城市的变化来展现自己的政绩。有的地方不顾群众反对，大肆圈地卖地，通过各种手段“挤占”群众利益，在当地引发了诸多社会矛盾。一些干部对服务型政府的认识也存在问题，简单地认为服务型政府就是强化服务职能、取消管理职能，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政府发挥市场监管这只“看得见的手”的作用，出现了生产安全问题、食品安全问题、药品安全问题等。还有，人们内部矛盾的化解效果不理想，社会思想道德的引导效果不理想，农村土地征用中的问题解决效果不理想，等等。
三、解决当前政府行政管理问题的思考。
哈耶克认为，良好的制度、利益共享的规则和原则，可以有效引导人们最佳地运用智慧，从而可以有效引导有益于社会目标的实现［1］。这对我们探讨解决当前的政府行政管理问题是一个有益的启示。从理论层面上解决当前政府管理中的问题，要建立和完善政府管理理论。从实践层面上解决当前政府管理中的问题，要创新政府管理体制、机制。在操作层面上要强化公共服务理念，践行为民服务、为党尽责、为国尽心的服务意识，创新和完善服务方式，形成多元联动、多方激励、多重监督的良性机制。在制度层面上要健全和完善相关立法，形成运行有理、操作有据、执行有度的管理规范。
（一）在理念定位上牢固坚持以人为本。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也是国家权力的源泉。这就决定了为人民服务是政府最根本的职能。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对政府的“服务”职能有过充分论述，如马克思的“公仆论”、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邓小平的“管理就是服务”等，都阐发了这方面的思想。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深化了这一主题。
基于上述认识，政府行政管理要围绕“以人为本”这个理念来进行。而且，“关注民生，创建良好的公共秩序，优化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确保人民群众安居乐业，是政府管理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2］。要树立以人为本的行政管理思想，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观，努力做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并重，城市发展与农村发展并重，坚持执政为民，让人民群众得到更多实惠。城市发展要给市民提供一个清洁、美丽、富裕、和谐的环境，农村发展要致力于提高农民生活质量和社会地位，科教文化发展要以为国家培养思想道德和专业文化知识双优的高素质人才为宗旨，财税金融分配要兼顾人民群众的实际承受能力，社会建设要以提高全民的幸福指数为目的。
（二）在职能定位上实现全方位的角色转换。
“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方向是发挥民众参与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中的基础性作用，多元治理更需要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主体意识”［3］。这需要转变角色，致力于完善群众的利益维护机制，包括利益表达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解机制和权益保障机制，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首先，从地方政府的行为和权力角色上看，要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维护社会治安，形成安定有序的良性发展状态；二是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积极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三是妥善规划和引导经济发展，形成全面协调可持续的良性发展局面。其次，变换服务角色，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公共需求，在收入分配和再分配过程中兼顾效率和公平，对低收入家庭和个人提供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让每一个公民共享发展成果。再次，执行市场规则，打击违法行为，保护正常竞争和合法经营，完善市场制度，保证市场的完整与统一，维护市场经济秩序，通过法律以及规章，完善市场运行和调节体系，建立社会信用，保护包括私人财产在内的各类资源产权，为各类经济主体创造自由选择、公平竞争和安定有序的经营与发展环境。
（三）在目标定位上完善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
公共服务型政府是以社会本位、公民本位的行政理念为指导，以社会和公众为中心，以促进社会进步和满足公众需求为目标的政府。公共利益是服务型政府行政活动的逻辑起点和最终归宿，任何偏离公共利益的行为和做法，必将使服务型政府失去原本的意义。在现实政府行政管理过程中，个别地方和部门受自身利益驱动，以本地区和本部门的利益为行动原则，形成各色的地方保护主义；部分政府部门因追逐自身利益导致机构规模不断扩大，行政经费日益上涨；个别公务员，其行为严重影响着政府的威信，毁坏了政府形象。这些现状必须彻底扭转。公共服务型政府应以公共利益为价值取向，围绕公共利益开展活动。从本质上讲，公共利益规定了服务型政府的行政方向和职能范围，公共利益是服务型政府最根本的价值诉求。建立服务型政府，要树立牢固的公共利益观念，把公共利益观念置于核心地位，使政府行为在公共利益观念的支配下服务于公共利益并使之最大化。要从管理控制观念转变为服务观念，从高人一等的“管理者”“父母官”转变为人民的“公仆”和“服务员”，使服务意识贯穿于行政管理的始终。
（四）在路径依赖上切实尊重和保障人权。
“保障公民合法权益，促进民生问题解决，是推进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的现实选择”［4］。这要求我们的各级政府坚持群众路线，坚持实事求是，坚持以人为本，坚持透明原则。在此基础上，体现管理的科学性、统一性、群众性、创新性和灵活性。具体地讲，要做到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保障发展权。发展权完整意蕴应当是自主发展。为了促进发展，政府可以通过典型示范来引导，通过国家帮助和辅助来规范，不能搞强迫命令。二是保障财产权。财产权问题在农村土地征用和城市拆迁中表现得很突出。尽管国家为保证农民权益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但仍然有很多问题亟待解决。在一些地方，农民的发展权和财产权被肆意践踏，导致农民丧失发展能力，也造成一些地方农民越级上访，甚至出现极端行为。三是保障社会公正。“要充分保障公民权利，必须确立权利平等原则和建立健全权利制约机制”［5］，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完善符合国情、比较完整、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分配关系。促进就业，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和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
（五）在方法选择上完善政府运行范式。
第一，经济职能要由单纯的经济增长型向社会和谐型转变。毫无疑问，政府适度的经济干预和市场机制的良性运转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又能够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但是，政府经济职能的转变与定位是经济可持续增长的直接性前提，又是社会和谐发展的根本性前提。这是提高政府行政管理绩效的重要环节。第二，由封闭式的集中决策向开放式的民主决策转变。在革命时期，出于阶级斗争的需要，各种决策需要高度保密，而且保持下级绝对服从上级，这是完全必要的。计划经济时期，我们采取了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模式，也要求通过政府的权威来推进各项计划的执行。但是在当前，这种决策模式必须向开放式和民主参与的决策模式转变，即从封闭型的行政体制向公开透明的行政体制转变。首先是市场化改革造成了利益的分化，使得同一项公共政策对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影响，如果公共政策不让利益相关者参与的话，是难以有效表达他们的利益诉求的。二是只有开放式和民主决策才能够保证公共政策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毫无疑问，方案的选择过程就是不同利益的表达、竞争以及权衡过程。开放式和民主决策，有助于实现作为管理者的政府（行政机关）、作为利益相关者的大众和作为政府与大众之中介的专家之间的良性互动，使“公众参与、专家论证、政府决策”的体制结构发挥更大的作用。有助于体现公共管理的合法性和公共决策的科学性。三是只有实现了开放式和民主决策才能够有效杜绝腐败现象。事实上，我国各个领域的腐败现象几乎都与暗箱操作直接相关，这样最有利于逃避监督。要有效地遏止腐败，必须实行阳光政策，实行民众参与式和互动式决策。第三，由“集权行政”向“分权行政”转变。随着社会信息化的发展和城市人口、资源流动性的不断增加，城市管理和服务的重心下移，对政府管理提出了新要求。政府要根据利益划分、信息多元、回应管理的需求，依据事项的分类和政策管理与执行管理分离的原则，建立分类、分级管理的政府体系，改变“条块交叉”的行政管理格局。第四，由利益政治化向利益社会化转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应站在市场各种经济利益之上进行效率和公平之间的平衡，而不是将自己也作为利益的一方放在其中，甚至去与民争利。这也要求我们的政府部门“立足当代政府公共实践与和谐社会建设，从社会系统、控制、公众参与社会管理的角度，结合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探索，从案例入手，寻求化解社会管理问题，完善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体系，建立一个规范有序的社会管理格局”［6］。
（六）在管理取向上积极创新政府管理模式。
探索“互信———安全”型模式，形成一个融洽的环境；探索“合作———包容”型模式，调动资源，解决矛盾，提升服务效率；探索“民本———服务”型模式，把出发点和立足点放在满足群众利益诉求上，以服务质量来检验政府行政管理的效果；探索“民主———法制”型模式，发扬民主，依法执政，在法律范围内完善服务职能；探索“制度———规范”型模式，建章立制，规范服务，形成高效服务的灵活机制。积极推动管理方式和管理理念由“行政管理”向“公共管理”的转变，由“指令型”向“服务型”政府转变，由“效率型”向“效能型”政府转变，由“全能型”政府向“有限型”政府转变，由“无限责任”向“有限责任”的转变，“着力打造有限型、高效型、责任型、服务型、廉洁型、阳光型政府，为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政务环境”［7］。就当前而言，政府行政管理创新的重点应放在加强和完善行政管理格局，加强和完善维护群众权益的体制机制，加强和完善流动人口和特殊人群的管理和服务工作，加强和完善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加强和完善公共安全体系，加强和完善非公有制和社会组织的管理，加强和完善信息网络管理，加强和完善思想道德的引领。
参考文献：
［1］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上卷）［m］。北京：北京三联书店，1997。71。
［2］王星闽。政府管理创新着力点在哪［n］。光明日报，2010－12－13。
［3］金书仪。社会管理创新需让“公众参与”成为习惯［n］。解放日报，2011－04－12。
［4］省部班课题组。发挥制度优势保障公民权益促进民生改善［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1，（2）：17。
［5］虞崇胜。民生、民富的关键是权利和尊严［n］。学习时报，2011－02－28。
［6］杨军剑。社会管理中的公众参与问题探析［j］。学习论坛，2011，（4）：65。
房地产行政管理论文范文第3篇
[论文摘要]现有的行政关系有陷于失序的隐患，应该引起关注。研究者针对行政关系调整所提出的不同思路，平衡论更切合中国的实际。但是，平衡论忽视了绩效管理的功能。参与式绩效管理对行政主体和相对方都是兼具控制和激励作用，而且有助于形成行政共识。
行政过程属于公共管理的微观范畴，主要表现为行政主体与相对方之间的互动。这种互动关系在形式上体现为管制、指导、协商、控制及监督等，在过程中表现为相对平衡与绝对失衡的不断转化，在本质上存在着许多种矛盾和悖论。如何通过科学的机制设计实现行政过程的动态平衡，既有效地维持公共秩序，又能切实维护公众权利，是调整行政关系所要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警惕行政关系的失序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社会经历了巨大变迁，但目前仍然面临多重转型的任务。在这段历史性的发展时期，新情况和新现象不断涌现，新问题层出不穷。为了抓住关键时期的发展机遇，在欣喜于取得的巨大成绩的同时，也不能忽视一些值得引起关注的问题，比如行政关系有陷于失序的隐忧。
(一)失序与失衡
“失序”不同于行政关系的“失衡”。失衡是指行政主体与相对方在行政过程中的不对等关系。“一般情况下，在实体行政法律关系中，行政主体和相对方形成行政机关为优势主体、相对方为弱势主体的不对等关系；在程序法律关系和司法审查关系中，则形成另一种反向的不对等关系”…。失衡有可能是有序的，也有可能是失序的。如果行政过程中的主体都认可行政关系的失衡，或者如果不认可这种失衡，但局限于采取合法合理的方式寻求调整失衡状态，那么行政过程会呈现出有序性。但如果行政过程的主体不认可行政关系的失衡，并且诉诸于不符合法治要求的方式寻求调整失衡状态，那么行政过程会表现出“失序”。
在目前的行政过程中，行政主体在大部分情境中仍处于强势地位，但这种相对优势面临越来越大的公众压力，甚至是(暴力)对抗，而且社会对行政行为的信任度在不断下降，以致在某些领域出现了政府的公信力危机。另一方面．相对方的权利意识在不断增强，维权技能在不断提高，但现有制度框架内的参与机制和维权渠道尚不健全，使得一些本属正常的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容易诉诸于极端之举。面对越来越频繁发生的对抗行为，公信力不断下降的行政主体为了维护公共秩序．往往选择以危机管理的名义去强力控制。
在强制与对抗的互动中，如果上级部门或领导认为下属部门的行为有悖于公共管理的政治要求，会以指示、批示、批评、惩罚等方式介入行政过程，从而使行政关系的优势转向相对方。在整个过程中，行政关系的调整既不是自我纠正式的，也不是有序的，往往取决于特定问题、特定领导以及特定情形。
(二)行政关系失序的表现
以上海某些区出现的“钓鱼式执法”为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对执法机关的不正当执法方式，处于弱势地位的相对方大多选择忍气吞声，因为表达诉求的渠道非常有限，而且成本高昂。行政关系的失衡格局纵容了一些行政主体更加毫无顾忌地选择执法手段，这也为互动关系的逆转埋下了伏笔。当个别相对方选择极端的方式表达抗议时，其他感同身受的相对方即刻予以响应，社会公众由于惊诧于行政主体的肆无忌惮而为指责行政主体的公共舆论奠定了社会基础。于是，行政主体至少处于舆论上的弱势地位。在该事例中，行政关系调整的直接起因是个别相对方的极端行为，而非有序的参与和表达；实现行政关系调整的直接动力来自于上级部门的关注，而非相关主体的协商与讨论。
又比如，近年来各地的城市管理执法工作(“城管”)普遍面临一个三元困境：城管如何执法，才能既维护城市的市容市貌，又能让城市小商小贩合理生存。城市环境属于公共产品，其供给要依靠行政主体的强制手段；小商贩的存在既是民生需求，也满足了一些社会需求；而对于小商贩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社会公众本身也是矛盾着的，在享用这些服务时会赞成小商贩存在的合理性，而在其它时间，则希望小商贩尽量不影响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在行政实践中，这些矛盾都集中到行政主体和相对方的行政关系上，造成城管工作“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局面，甚至出现“一管就有冲突、一放就有投诉”的现象。如此周而复始，不仅未能解决城市管理的根本问题，反而影响行政执法的公信力。
如果不正视行政过程中的关键问题，仍然以危机管理的思维沿用个案处理的方式，行政关系将会陷入失序的境地，其表现就是行政主体或者不作为，一旦作为就是强力控制，而相对方要么不参与，一旦参与就会酿成。
二、调整行政关系的不同思路
如何防范行政关系陷于失序，既使行政主体依法行政维护公共秩序，又能切实保障相对方的权利?在相关研究中，先后出现过管理论、控权论和平衡论等理论。
(一)管理论
管理论主张维护行政主体的优势地位，认为行政过程的有序来自于行政主体的指导和相对方的服从。应该指出的是，管理论并非完全排斥对相对方权利的保障，而是将保障从属于对行政秩序的追求。另外，也不能简单地将管理论视为行政特权的等价物。因为如果法治相对健全，并且在行政过程之外设计了有效的利益表达机制，相对方的权益可以通过其他的渠道得到保护，那么行政主体的优势地位依然是面临实质约束的。
在实践中，欧洲大陆一些法团主义文化的国家的行政管理过程更接近于管理论。在这些国家，行政主体在法定职责权限内享有绝对优势，管理过程中的自由裁量权受到较为广泛的认可。在政治运行中，致力于维护公众利益的组织和集团是由国家和政府所创造并规范的。一方面，这些利益表达组织具有垄断性，另一方面，这些组织在与行政主体的互动过程中享有较大的话语权。因而，行政主体在行政过程的优势地位受到政治过程的约束，这也意味着行政关系的失衡由政治关系来调整。
(二)控权论
控权论主张限制或取消行政主体的主导地位，从而彰显相对方的权利优势。这种理论认为在大多数行政实践中，行政主体不仅不能有效地解决公共问题，反而会滋生一系列问题，比如权力滥用、腐败、限制相对方的自由等。所以，控权论主张政府最小化，认为大多数公共事务都可通过市场和私人组织得到解决。另外，控权论的基本假设是，行政过程是由各种利益集团相互博弈的活动所组成的，国家不具有主体性，只是一个各种势力互争雌雄的竞技场。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一场被命名为“新公共管理”的运动席卷全球，一度垄断了公共管理研究和实践的所有话语资源。这场运动的基本思路就是控权论，主张公共管理的市场化、私有化和自由化。经过30多年的实践，如今人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这股潮流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它有其情境性，有其局限性。尤其对于众多发展中国家而言，国家的空心化、公共管理的市场化和公共服务的私有化，并没有实质性地促进公共福利的改善，反而引发了一系列严重问题，比如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不足、公共服务分配结构失衡等。
控权论在多元主义文化的英美国家(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等英语国家)较为盛行。在这些国家，政治活动的主体是各种利益集团，行政主体的管理行为受到多种主体的限制和监督。主流的社会文化和法律体系都主张对公共权力保持质疑和挑战的态度，因而行政主体的自由裁量权是一种被普通公众所广泛担忧的存在物。如何限制行政主体的权力，确保相对方的权益免受行政主体的肆意侵害，是这些国家在行政管理方面的主要议题。
(三)平衡论
平衡论是中国行政法学界的创新，认为无论对行政主体还是对相对方，都应在法治原则的统治下加以制约和激励，以实现两者在利益关系上、法律地位上，以及在制度、机制的构建和运作等方面的平衡。从理论上说，平衡论主张既要保障行政管理的有效实施，又要防止公民权利的滥用或违法行使。具体而言，平衡论“既不同意控权论过分强调行政程序、司法审查的作用，也不同意管理论过分强调命令、强制手段的作用，……主张综合运用行政法的各种手段：既在必要的场合运用命令、强制手段，同时在大多数场合尽量避免采用行政命令、行政制裁、行政强制手段，淡化权力色彩”。
作为一项本土化的创新，平衡论在中国行政关系的研究中得到了广泛关注。从文化角度看，平衡论的思路符合中国的中庸文化，主张通过调和来解决矛盾，而不是诉诸于零和的博弈与对立。从社会发展的实践来看，平衡论试图在政府与市场、行政主体与相对方之间取得平衡，符合中国在转型时期的政治社会生态。
尽管平衡论的响应者众，但质疑声也不少。其中与管理实践关联度最高的质疑来自于具体的平衡机制：如何既制约行政主体滥用权力(相对方滥用权利)，又激励行政主体积极作为(相对方积极参与)。主张平衡论的研究者详细探讨过公务员制度、行政指导等具体的平衡机制。在此，笔者着重分析参与式绩效管理作为一种平衡机制。
三、参与式绩效管理
要实现行政关系的有序调整，既不能只突出行政主体的权力优势，也不能只强调相对方的权利本位。就此意义上，我们赞成平衡论兼顾制约机制和激励机制的观点。不过，行政法领域的研究者忽视了绩效管理的平衡功能。
(一)绩效管理的发展与不足
绩效管理是管理实践的重要工具，也是现代管理学的重要议题。比如，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纽约市就尝试用现代方法测量和评估行政部门的绩效。但是，由于行政行为具有目标多样性，行政过程的委托关系具有多层次性，不同行政主体的产出难以横向比较，以及公共产品缺乏类似市场这样的价格发现机制，因而相比企业绩效管理，政府绩效管理实践进展更为缓慢。在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影响下，政府绩效管理广泛地采用企业绩效管理的理念、方式和工具，比如顾客导向、平衡计分卡、绩效合同、绩效规划等。不过，从已有的案例材料看，这些工具的引人并未显著改善政府绩效管理的实践。
近些年来，研究者逐渐认识到，绩效测评工具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工具是否与问题以及环境相匹配。如果政府绩效问题主要表现为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大规模地采用绩效合同，并推行公共服务的市场化，那么不仅不能改善公共服务的供给，反而可能导致公共服务“嫌贫爱富”，使公共服务丧失应有的公益性。如果整个国家所处的阶段是快速发展时期，一味地模仿其他国家的限制政府活动范围的绩效管理方式，不仅不能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反而会使整个社会陷于断裂，因为这些国家的社会组织尚无法承接起政府转移出的功能。
(二)参与式绩效管理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政府绩效管理先后采取过岗位责任制、目标管理、效能监察、政风行风评议、服务承诺等形式。这些做法在提高行政效率、健全行政监督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也存在诸多尚待改进之处。比如，大多数绩效管理形式都是封闭性的，没有设计公众参与的渠道。近年来，一些地方政府在公众参与政府绩效管理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探索，比如群众评议政府、社会满意度调查等。在目前中国的政府绩效管理中，公众参与最多的环节是对具体行政部门的评估。以南京市为例，该市自1999年以来，一直坚持“万人评议机关”的做法。每年年底，南京市政府向市民发放评议问卷，要求对所有的政府机关进行打分排名。北京、珠海、杭州、海口、银川、昆明等城市都先后开展过“万人评议机关”的活动。
作为政府绩效管理的一种理念，参与式绩效管理主张社会公众应有效地参与到对政府绩效的测评和管理过程。公众参与绩效管理的方式有很多种，比如对施政目标的讨论，对评估体系的建议，对具体行政主体的评估，对绩效结果运用的监督。所以，参与式绩效管理并不仅仅局限于“万人评议机关”的形式。从行政关系的有效调整角度看，公众对具体行政主体的评测仅仅是一个起点，并没有穷尽参与式绩效管理的内涵。
如果缺乏政府信息公开作为配套工作，公众的评测失去了基本的信息基础，只能依据感性认识．不仅不利于行政主体改进工作，反而可能消耗公众的参与热情。比如在不少地方的“万人评议机关”活动中，将所有行政部门不分类别地排列在一起，导致直接提供公共服务的部门普遍得分较低，而主要服务于政府内部的部门得分较高。南京市2001年群众评议政府的活动中，得分第一的部门是市委办公厅，得分最低的部门分别是市政公用局、市房地产局、市容局、市规划局等；北京市2003年群众评议政府的活动中，得分最高的部门是市乡镇企业局，得分最低的部门分别是市交通委、市建设委、市城管执法局、市政管理委、市规划局等；昆明市2008年群众评议政府的活动中，得分第一的部门是市政协办公厅，得分最低的部门分别是市规划局、市城管局、市建设局等。
由于各个行政主体的工作难以进行简单的横向比较，因而群众的评议大多数只能作为评估各个部门实际工作的参考材料，这就引发了一个如何对群众评议做出反馈的问题。如果给出积极反馈，比如南京市2002年根据群众评议结果调整了几个部门的领导班子，就会面临“群众感知是否为充分统计量”的问题，毕竟各个部门的法定职责对群众感知有直接影响。但如果不对群众评议结果做出积极反馈，那么群众对评议活动的参议热情就会快速消退，从而使评议活动陷入名存实亡的尴尬处境。
所以，参与式绩效管理不是简单地将公众动员起来定期为行政主体给出评测分数，而是包括目标设定、体系设计、信息生产、结果使用等环节的全过程参与。那么，为什么说参与式绩效管理有助于行政关系的有序调整?
(三)参与式绩效管理促进行政关系的调整
1．参与式绩效管理对行政主体而言，既是控制机制，又是激励机制。绩效目标为行政主体的管理行为设定了目标，指标体系则引导行政主体按照预定方向实施管理。如果公众的合理诉求能够被纳入到政府绩效管理体系中，行政主体的管理行为对公众需求的回应度就大大提高。不过，应该指出的是，行政主体的管理目标应该融合公众需求和部门法定职责，即行政主体在开放性条件下保持相对的管理自主。其中原因在于，公共需求的表达有其内在矛盾性，而且正如“阿罗不可能定理”所揭示的，多种多样的公众需求应该有一种提炼和合成过程，才能形成真正的社会公共利益。
在具体操作上，可以根据脆弱性和敏感度的强弱程度，将行政主体的行为分为四种类别，每一种类别所对应的公众参与形式分别是：广泛协商、自主决策、自由裁量和听证会。如果某一公共问题的敏感度强但脆弱性较低，则可以考虑召集相关公众的代表参与讨论，比如举行听证会。这样既可以节约管理成本，也能满足公众参与的需求，而且将行政关系的矛盾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这一类管理行为包括价格管制、区域性的环境问题、城市市容管理等。如果某一公共问题的敏感度和脆弱性都很强，就必须预先准备好公众广泛和深度参与的方案，因为这一类问题往往是引发行政关系失序的主要领域。这一类管理问题主要涉及社会治安、动拆迁、民生问题等。所以，对于公众参与，行政主体应该在开放性条件下保持相对的管理自主，既充分了解各种公共需求，吸纳其中合理之处，又要主动建立有效的利益合成机制，避免行政过程的不连贯性。从这种意义上说，参与式绩效管理既有助于控制行政主体的方向，又能使行政主体保持一定的自主性。
2．对相对方而言，参与式绩效管理既是控制机制，又是激励机制。通过设定相应的渠道，将公众诉求的表达引导到讨论绩效目标和监督绩效结果等方面，使公众参与呈现出有序性。
在城市管理中有一个著名的“垃圾桶问题”。在扔生活垃圾时，居民通常都希望垃圾桶离住所越近越好，因为方便快捷；而在扔完垃圾之后，居民又通常都希望垃圾桶离住所越远越好，这是出于卫生和环境等方面的考虑。如果只注重部门的法定职责，即便科学合理的垃圾桶设置有时也无法获得相关居民的理解；而如果只注重居民的诉求表达，垃圾桶可能无立足之地。实际上，不仅仅垃圾桶的设置，包括公交车站、通信基站、电力设施等许多公共产品的规划选址都面临类似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如果没有合理的参与途径，行政相对方的诉求表达很容易演变为，使行政关系面临严重考验。换一个角度看，如果设计了有效的参与途径，公众有序地表达利益诉求，不仅能激励公众参与公共管理过程，而且也能避免行政过程的冲突。
3．参与式绩效管理有助于形成社会共识，促进行政关系的平衡发展。以绩效目标的设定为例。绩效目标来自于对公共问题的有效解决，而公共问题的本质是公共需求与经济社会现状之间的差距，因而既可以从经济社会现状方面来解释公共问题，也可以从(日益增长的)公共需求角度来说明公共问题。但这两种不同的视角却往往会产生不同的效果。从现状解读问题容易引发不满，因为任何现状都不可能是完美的，而且通过割断历史的横向比较，更加容易得出片面的结论。从需求角度阐释问题，则更加容易使人清醒地看待现实，因为这会使人明白，问题的产生可能是因为人们的需求在不断增长，甚至可能是需求过于超前。比如近年来引人注目的城市管理执法问题。从现状看，城管工作的缺陷的确很多，包括队伍构成、执法方式、部门协调等，执法矛盾非常突出；但从需求角度看，会发现城管工作有很大的改进，很多问题恰恰是因为人们对环境的需求猛然提升，导致城管工作面临很大压力。
房地产行政管理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经济危机社会需求社会供给
由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肆虐美、欧盟、日本并波及中国。针对这场危机，美、欧、日及中国都相继采取了应对措施。这些措施总体上都属于当代凯恩斯理论及其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中国略有区别）。该理论和政策的核心是扩大社会需求。这种扩大有助于克服经济危机，但不能从根本上有效解决经济危机。①总结中国的实践和经验，正确的选择是，按照历史资本主义克服经济危机的“惯例”，既要扩大社会需求，又要调节社会供给。
一、以人为本，扩大居民最终消费
按照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社会再生产存在两大部类，即第Ⅰ部类生产资料的生产，第Ⅱ部类消费资料的生产。
第Ⅰ部类生产资料的生产，最终是为第Ⅱ部类消费资料的生产而生产。生产消费，最终是为消费资料的消费而消费。没有对消费资料的消费任何生产就无法进行。“生产消费（生产资料的消费）归根结底总是同个人消费联系着，总是以个人消费为转移的”[1]。经济危机实质是社会生产两大部类比例失调，社会总产品不能实现。其中主要又是因居民最终消费不足造成第Ⅱ部类消费资料生产过剩，由第Ⅱ部类消费资料生产过剩造成第Ⅰ部类生产资料生产过剩，要保持第Ⅱ部类和第Ⅰ部类生产正常进行，必须要解决好居民最终就要消费问题。因此，扩大内需，不仅要扩大对生产资料的内需，更重要的是要扩大居民对消费资料的内需。要扩大居民对消费资料的内需，就要以人为本，扩大居民最终消费。其核心是，一方面通过政府财政扶持、减税、降息“救企”和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扩大投资，保障和扩大就业，增加居民收入，扩大居民消费，另一方面采取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消费信贷等措施，直接扩大居民最终消费。2008年11月在中南海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总书记在谈及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扩大内需时，明确指出，要“把扩大居民消费需求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增强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2008年12月中央召开以扩大内需为主题经济工作会议，其中，又强调“以提高居民收入和扩大最终消费需求为重点，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并提出了“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继续做好调整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工作，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大力促进农民消费，稳定发展住房消费和汽车消费，着力发展服务消费和旅游消费，不断增强最终消费能力”等一系列刺激居民消费的重要措施。从目前看，中国投资拉动内需的效果是显著的，但消费拉动相对不足。为此，当前，一方面要加深对“提高居民收入和扩大最终消费需求”的认识，加大对上述措施的落实，另一方面要以关注民生、实现社会公平、保持社会和谐稳定和让为中国改革和工业化作出牺牲和贡献的广大农民、工人等社会弱势群体分享改革成果为出发点，对上述措施进行进一步补充和完善：
（1）在对农民购买家电、汽车等产品实行财政补贴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补贴范围，包括化肥、农药、农用建材等，提高补贴标准，直接增加农民收入，直接和间接刺激和扩大农民消费；
（2）进一步加大对城乡低收入群体的财政转移支付，提高补贴标准，严格补贴（对象）条件、尤其是农村低保，监督实施，切实提升该群体的消费力；
（3）进一步加大财政对社会保障改革的支持，在处理好社会群体间公平保障、公平福利、合理差别的基础上，较大幅度提高中国各类退休人员养老、医疗待遇；
（4）大幅度增加公共福利支出，提高公共福利水平，扩大公共福利消费；
（5）适度放宽消费信贷，鼓励和提倡有预期收入的个人、家庭扩大信用消费，同时降低非奢侈消费税率，刺激和鼓励一般民众消费，扩张社会购买力；
（6）在完善社会保障基础上，引导城乡居民改变消费观念，改变消费观念，树立消费信心，加大消费支出，适当减少储蓄，并鼓励富人节制奢侈消费，扩大个人和家庭合理消费，促进生产与消费的良性循环；
（7）改革企业收入分配制度，要求国企、引导民企限制和降低高管年薪，增加一般职工工资，以提高中国各类企业劳动者的工资水平，解决中国劳动力价格长期偏低和积累率偏高问题；
（8）尽快足额兑现部分基层公务员岗位津贴，同时，以精简机构、精减富余人员、解决遗留问题、严格控编、严格准入为内容，加快事业单位改革，尽快落实事业单位职工岗位效绩工资和离退休人员生活补贴；
（9）以减税为契机，加快企业税制和政府管理论文"target="_blank">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减轻企业负担，降低企业成本，促进企业减少失业，扩大就业，增加社会居民收入，扩大社会消费；
（10）对中国目前高达20多万亿人民币居民储蓄进行认真研究、分析，并根据其存款结构、存款心理、存款消费预期，采取相应措施，把潜在购买力转化为现实购买力。这些措施看起来增加了财政支出，但与财政投资比，则占很少比例，而且，这种“消费投资”
所形成的第Ⅱ部类，即消费资料生产的需求繁荣和增长，以及由其形成的第Ⅰ部类，即生产资料生产的需求繁荣和增长，相对“生产投资”所形成的第Ⅰ部类之间相互购买的需求繁荣和增长，其基础是可靠的、增长是健康的、效果是显著的。没有消费支撑的增长是泡沫增长，没有消费支撑的繁荣是虚假繁荣。“生产消费最终取决于生活消费”。提出这些措施，目的只有一个，即扩大居民最终消费，维护社会再生产两大部类的比例平衡，保持经济健康增长，从源头上克服和避免经济危机。
二、适度、合理扩大基础设施投资，扩大就业
用财政支出投资基础设施，拉动内需，刺激经济增长，是凯恩斯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政府宣布用4万亿人民币拉动内需，其中有2万多亿人民币用于铁路、高速公路、水利水电等国家重点基础设施以及灾区、农村一般基础设施建设。美国新任总统奥巴马为解决美国经济危机也极力主张投资基础设施建设。2008年12月6日，奥巴马在每周广播讲话中提出自己的经济复苏计划，宣称，将进行美国半个世纪以来规模最大的基础设施投资，总额近万亿美元。2009年2月11日参众两院最终通过了总额为7870亿万美元的经济复苏计划，其中有5060亿万美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投资额占总额的65%。欧盟、日本等也都有类似计划。这种投资不仅可以消化相关过剩产品和过剩生产能力，克服经济危机，更重要的是，可以稳定和扩大就业，增加居民收入，扩大居民最终消费，刺激经济增长，克服经济危机。当然，基础设施投资但也不是越大越好，从保持社会再生产两大部类比例关系的角度看，也有一个适度和合理问题：
（1）基础设施是公共产品，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也是商品，也有个产品实现，即被消费问题。马克思说，“一条铁路，如果没有通车，不被磨损，不被消费，它只是可能性的铁路，不是现实的铁路”[2]。即使是通车，但如果该铁路长期运力不足，其投资在预期内不能收回，也是该产品的生产过剩。由于这一过剩，又导致了被拉动的钢铁、水泥等生产的过剩；
（2）基础设施投资是采取中央投资和地方配套方式运行，但后者由于财力等原因，许多地方实际上不但不能落实，甚至还截留、挪用、虚报、冒领上级政府项目资金，造成虚假投资；
（3）基础设施是国家财政投入，扩张性财政政策总是伴随着较庞大的财政赤字，这不仅有一个量入为出、量力而行问题，而且搞得不好，还有可能形成财政危机，甚至在扩展性货币政策的“配合”下造成通货膨胀；
（4）基础设施投资直接引起的是第Ⅰ部类各部门之间相互对生产资料的购买和生产，这种生产，如马克思所指出，由于各部门“所期望的需求的刺激”，“在一段时间内能够安稳地进行下去，因此，在这些部门，商人和产业家的营业非常活跃”[3]，故在短期内可迅速拉动相关产业发展，带来经济繁荣。但也正是这种“在一段时间内”独立于第Ⅱ部类需求之外的经济行为，在加上地方政府为追求“政绩”对“形象工程”的热衷，会很容易造成超过第Ⅱ部类实际需要的非理性社会投资；
（5）基础设施投资的是不变资本生产，马克思说，“不变资本的生产，从来不是为了不变资本本身而进行的，而只是因为那些生产个人消费品的生产部门需要更多的不变资本”[4]，一旦消费品生产因消费不足而减少，不变资本生产就过剩；
（6）基础设施及其投资可以促进和带动相关产业，提供更多就业机会，而一旦建成营运，可安排一定就业，但就其本身因资本有机构成较高，同等投资，相对就业人数少，这又不利于扩大就业。
因此，从长期看，必须提高和扩大居民最终个人消费，扩大第Ⅱ部类对生产资料（不变资本）的需求，从而扩大第Ⅰ部类生产资料（不变资本）的生产。只有这样，才能形成社会再生产的良性循环。否则，这种“繁荣”就不可能持久，甚至是又一次新危机的前奏。2009年4月24日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向全国各省市区工业主管部门和各大型钢铁企业下发的《关于遏制钢铁行业产量过快增长的紧急通报》中所传递的一些钢铁企业“不顾市场需求，盲目扩大生产，致使供需关系严重失蘅，钢材价格大幅度下滑”、钢铁产能“严重过剩”，“与国内消费和出口的实际需求相比过剩约25%～30％”、“进口铁矿石增加过猛”、“钢材钢坯折合粗钢出现三年来的首次净进口”等信息，虽然不是由国家扩大基础设施投资所直接引起，但与扩大基础设施投资所带给企业的预期“利好”冲动有一定关系。
三、引导企业压缩过剩产能，减少无效供给
面对市场萎缩，降价销售，甚至销毁产品和生产设备，减少无效供给，是资本主义克服危机的通行“惯例”，克服当前危机也不例外。据有关媒体报道，面对美国金融危机的冲击，国外订单的减少，中国台湾及大陆沿海一些外向性企业，都纷纷限产、停产、栽员或停薪放假，以待商机。反之，某些企业明明产品积压，资金短缺，但政府为了“保就业”，便“协调”财税、金融部门支持，继续扩大产能。前者明智，后者值得研究。
经济危机是生产过剩，生产过剩是社会总供给大于社会总需求，也就是说生产过剩既与需求有关，又与供给有关。因此，解决经济危机，既要扩大需求，又要压缩供给。否则，过剩会更加过剩，危机会更加危机。当前危机是由房地产过热而引起，因此房地产自身及其相关的钢铁、水泥，建材等生产企业，都应考虑一方面降价销售，这也是扩大需求，另一方面主动压缩生产，减少供给。鉴于房地产过热是这次危机的根源，因此，降低房地产价格，促进房地产销售，压缩房地产生产是克服当前危机的首要选择。香港首富李嘉诚在上海降价抛售黄金城道商铺、御翠豪庭等房产，应该说是开了一个很好先例。
房地产是一个特殊行业。对开发商而言，是高投入、高收入、低风险、并具有投机性；对银行而言，是高放贷、高回报、高风险，不具有投机性。在房地产开发中，银行贷款几乎占60%～70%。这些贷款又是通过项目抵押而获得。如果市场看好，楼盘顺利售出，开发商就可顺利收回投资，还清贷款，并获取可观利润；反之，开发商可“金蝉脱壳”，将楼盘抵给银行，或者银行出于对开发商破产而使前期贷款不能偿还的担忧，又继续向开发商贷款。其间，承担风险和可能受较大损失的是银行而不是开发商。对政府而言，房地产开发可带动钢铁、煤炭、建材、机械等产业的发展以及安排更多就业，并可通过土地出让、房产交易，获得大笔财政收入。
也许有人认为，这种压缩会使危机更加危机，失业更加严重，并使经济陷入萧条，但理论和实践证明，社会再生产具有周期性，危机、萧条、复苏和繁荣（高涨）是社会再生产周期的不可逾越的四个阶段，国家干预可以使其推迟和缩短，但不可能将其完全消除。积极的措施，仍如前述，在扩大需求中扩大居民最终消费。可以设想，如果在危机和萧条的初始阶段，国家向银行大量注资，银行大量低息向房地产及其相关产业大量融资，这样是可增加生产、增加就业，带来经济的复苏和繁荣。但，如果社会生产两大部类中，第Ⅰ部类和第Ⅱ部类的工人（相当就业者）的最终消费价值和资本家（相当生产者）的最终消费价值，低于第Ⅱ部类生产的全部消费资料价值，即[Ⅰ（v+m／x）+（v+m／x）]∠Ⅱ（C+V+M）]，这种复苏和繁荣又能持续多久，值得怀疑。
四、调整产业产品结构，增加有效供给
如前所指出，经济危机是生产过剩，但并不是说每个产业、每个产品都过剩，有的甚至可能还短缺。因此，克服经济危机，还必要在扩大需求和压缩过剩产能的同时，要进行产业和产品结构调整，增加有效供给。在中国，就产业而论，加强第一产业、特别是农业和能源，优化发展第二产业，特别是发展节能、环保、高新技术等新型工业化产业，突出发展第三产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仍然是我们的战略方针。就产品而论，要针对不同产品，根据现实和未来的、潜在的市场需求出发进行调整。但无论是产业还是产品结构调整，都不是简单的产能的扩大，数量的增减，而是要突出产业、产品的优化升级、创新，只有这样，才能提高产业和产品竞争力。从这个意义上说，目前中国政府出台的钢铁、汽车、船舶、石化、纺织、轻工、有色金属、装备制造、电子信息及物流等十大产业的调整和振兴规划，把淘汰和压缩落后产能（产品），保护和发展先进产能（产品），着眼产业（产品）结构调整及其优化升级作为重点，而不是简单的融资，复产，拯救企业，是一个既现实、又长远的重大战略选择。不过，需指出的是，在产业和产品结构调整中不能把落后产业、产品与服装、家电等消费产品“高、中、低”分档以及产品的生产性积压与商业性积压相混淆。前者是针对居民不同收入及消费水平而对产品所分的档次，这种“档次”适合“梯级消费”的需要。后者是市场开发问题。湖北大别山区的锈花鞋垫，被国家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六年前就有人办厂，可因销路不好而关闭。2008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当地一位老人田桂花托村支书、全国人大代表王金初送给温总理一双锈花鞋垫。此事经媒体报道后，王金初回衬又组建绣品厂，不久就接到100万元的大订单[5]。
说到产业、产品结构调整不能不提到农业。工业与农业相互关联，一次大的经济危机不仅影响工业，而且也影响农业，如1929—1833年的世界经济大危机。而农业危机，在发达国家表现为农业生产过剩，在不发达国家表现为农业生产不足。中国是不发达国家，多年来，中央十分重视农业、特别是粮食问题。但相对地方而言，近年来，由于各地急于发展地方经济和农民增收，对工业（化）、对收入高的经济作物较为重视，而对农业、对粮食生产有所忽视。因此，在产业产品结构调整中，有必要强调农业和粮食。建国、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工业化的迅速发展，中国已经由农业大国转变为工业大国，农民在减少，粮食在增加，农业在GDP中的比重在不断下降，但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地位、粮食在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中的重要作用以及粮食危机的风险并没有改变。
除通过种养殖提供人类所需基本食物保障外，还具有发展工业、生态保护、文化教育、休闲观光、旅游、医疗保健、生物质能源、就业、社会稳定以及国家安全等功能。但同时农业、尤其是粮食，又是一个弱质产业，其主体农民是一个弱势群体，没有外部力量的介入，单靠农业和农民无法实现其全部功能。所谓外部力量，一是市场的力量，二是国家的力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部分功能可通过市场机制引入实现，如旅游开发、粮油食品加工，但部分功能、特别是粮食种植和由其决定的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以及所必要的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由于市场失灵，必须要靠国家力量，即政府的扶持和投入。对此，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从2004年起，每年都通过“中央1号”文件宣布国家重大支农政策。应对当前世界经济危机，2009年2月1日宣布的“中央1号”文件更加强调了对三农、特别是农业和粮食生产的扶持，总投资（中央财政）近7000亿元。目前，在“工业强省”、“工业强市”、“工业强县”的背景和浪潮下，需要地方政府自觉认识、自觉贯彻、自觉落实，以保障农产品的市场稳定，避免粮食危机。
五、灵活运用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调节生产供给
凯恩斯的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目标主要是通过减税、降息、增加财政支出，包括财政扶持，扩大社会需求，消化生产过剩，克服经济危机。但如前所指出，经济危机是生产过剩，但并不是说每个产业、每个产品都过剩。压缩生产只是压缩那些产能过大或落后、市场过时或即将过时的产业（产品）。对那些适销对路、市场前景看好的产业（产品），节能、环保、高科技产业（产品）等，不仅不压缩，而且还要扩产，增加供给。该压的压，该增的增，增压结合，以达到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平衡，消除经济危机。因此，在具体运用时，既要总体坚持扩张性，又要有一定的灵活性，即针对不同产业、不同产品的供求状况、国内经济运行状态以及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对政策本身作一些适当微调。如，对适销对路、有市场前景的产业和产品，减税和降息和财政扶持幅度要大一些，以增加供给；对生产过热和高能耗、高污染、低技术的产业和产品，不仅不减税、降息和扶持，而且还要增税、增息，减少供给。其中，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近年来，中国房地产开发过热，房屋空置率居高不下，其中商业地产重复建设越来越多，住房地产档次越来越高，别墅开发累禁不止；由温州、山西等地富人“炒房团”所购置的投资房产、自住房产的数量、面积越来越大（据新华社电，河南天荣置业有限公司在郑州擅自改变经济适用房用地性质，违法建设“豪华别墅”124套，其中，为富人“建”的230.91m2～502.36m2的就有90套，占73.5％）。更有一些开发商，利用各种形式到处圈地，占而不开，等待时机进行倒卖，谋取暴利（据报道，上海地产富豪周小弟在上海浦东以低价圈地3000亩，非法倒卖2536亩，获利15亿元———笔者）。这种房产供给显然与中国的国情极不相称。对此，可考虑在财政政策上，提高土地增值税率、设计并开征非自住房屋房产税、房屋租赁收入税、闲置土地占用税；在货币政策上严格贷款条件，不降或增加利息，以从根本上遏止房地产的不合理供给，促进资源的有效利用和节约。
六、支持和鼓励企业技术创新、更新固定资本
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商品生产存在着价值规律，即“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量”。恩格斯指出“：价值规律正是商品生产的基本规律”[6]。这一规律制约着社会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经济危机的实践证明，在经济危机到来时，企业竞争更加激烈，这种竞争导致一些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甚至面临破产。从一定意义上说，这就是价值规律作用的一种表现。面对这一形势，对企业而言，要在竞争中获胜，就是要按照价值规律的要求，提高本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把自己生产商品的个别劳动时间降到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包括国际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以下。为此，除加强和改善管理外，重要的是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实行技术创新和固定资本更新。此外，实行技术创新和固定资本更新，还能升级并创新产品，催生新的产业，创造新的社会需求。正因为如此，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实行技术创新和固定资本更新成为资本主义克服危机的又一通行法则。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危机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带来已有生产力的巨大破坏，包括销毁产品和拆毁生产设备等，另一方面也推动了技术进步和固定资本更新，带来了新一轮的经济繁荣。
目前，中国沿海一些生产企业，仅仅为降低劳动力、土地、环保成本，正在利用内地急于工业化的“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实行既非技术创新和固定资本更新，又非产品升级换代的所谓“搬迁”或“复制”式的梯度“产业转移”，是否是最好选择，值得研究。笔者认为，如果说某一产品技术含量高、或市场需求量大，并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但在沿海生产确实成本高，或需要扩大生产规模而搬迁内地、或在内地建厂未尝不可。但如果技术过时、产品过时、不合环保要求，仅为利用内地优惠，降低土地、劳力和治污成本而搬迁内地，实为不妥：
（1）此类产品市场前景有限，兴师动众搬迁未必划算；
（2）所谓环境污染方面的“优惠”，是内地个别地方政府急于引资的违规行为，迟早会被要求治理；
（3）即使土地和劳动力，成本也是变动的，随着沿海的倒逼和内地经济发展，总趋势是上升的。正确的选择应是，在采用新技术、新设备、新工艺，进行技术创新和固定资本更新以及产品升级和创新的前提下，实行企业的内迁或扩建，否则难以做到“长治久安”。
七、鼓励和支持企业破产、兼并、联合、重组，把企业做大做强
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在竞争中由于企业的管理、技术、规模、实力、生产成本等不同，总有一些企业破产。竞争中的优胜企业，在经历了危机的“惊魂”之后，产生了把自己企业做大做强，以抵御市场和未来危机风险的愿望，由此，便出现了企业的破产、兼并、联合和重组。市场经济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企业不断破产、兼并、联合、重组的历史。这种现象在经济危机时期表现最为集中。纵观这一过程，对优胜者是一次机遇，对劣败者，破产、兼并、联合、重组是一种保护，甚至，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是一次机遇。因此，面对当前世界经济危机影响，中国不仅对“楼市”、对房地产企业破产不能救，而且对其他企业一般也不能救。相反，我们要支持破产，鼓励兼并、联合和重组。特别是对多年来政府要解决而难解决的技术水平低、耗能高、污染重和存在安全隐患的地方“九小工业”问题，这次危机提供了机遇。各地政府应支持、鼓励有实力的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抓住机遇，收购、兼并在危机中生存困难、或已经破产和面临破产的企业，实行企业的联合和重组，把企业做大做强。如果说“救企”，这就是一种很好的救助方式。对此，山西省去年8—9月相继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煤矿企业兼并重组的实施意见》和《山西省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规划方案》，鼓励大型煤矿企业兼并重组中小煤矿企业。在这一政策和规划方案的鼓舞下，一些晋内外国有大型煤矿企业，跃跃欲试，运筹帷幄，开始着手收购、兼并和重组山西省的一些受危机影响而生存困难，濒临破产的中小煤矿企业。这一决策和做法，为当前受经济危机影响而具有同样处境的国内其他地方、行业和企业走出困境，树立了典范。
八、采取积极、有效措施，开源节流，增加国家财政收入
一个国家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总是伴随着政府较大的财政支出、乃至较大的财政赤字，如中国基础设施的投资和前述刺激居民最终个人消费的十大措施，都需要国家拿钱。因此，在增加财政支出的同时，还必须开源节流，增加财政收入。目前，可考虑的措施是：
（1）对日渐膨胀的中国个人奢侈消费，即超过一定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大多数人消费水平的个人消费行为（如目前中国社会中的豪宅、豪车、豪宴、极品、桑拿、洗浴等所谓“高端消费”以及畸型消费），开征个人奢侈消费税；
（2）严格国家行政费用管理，规范公务消费行为，厉行节约，严禁国家公务人员以“公务”为名，过度和奢侈消费，解决多年来中国政府行政支出膨胀问题；
（3）改变对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机制，遏制日益攀比的既浪费土地、能源，又浪费资金的各种不合理“开发区”、“工业园”、“广场”、“亮化工程”
等建设以及随意以“财政困难”为借口，不兑现、或不足额兑现国家规定的公务员和其他财政供养人员工资、津贴和补贴行为；
（4）加强国有资产管理，包括在国企利润上缴、国企税收管理、国企高管薪酬决定以及在深化国企改革，实行国企产权转让与重组的各个环节，都要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5）加大反腐、反洗钱力度，尽快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强化对非法所得的查处和追缴，增加国库收入；
（6）加强税收管理，挖掘潜在税源，其中，对富裕起来的中国新型社会阶层，即“富人”（根据2009胡润财富报告，目前，中国千万富豪人数已达82.5万人，其中，亿万富豪5.1万人，每万中国人中有六人是千万富豪，而百万、数百万元者更是无计其数———笔者），按照“公平赋税”、“权利和义务对等”原则，可以考虑实施超额累进个人所得税，遗产税和财产赠与税。①通过这些措施，一方面开源节流，增加财政收入，另一方面减少供给，减少生产过剩的压力。
以上分析与研究，主要是针对当前经济危机中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具体运用而提出的。从长期看，一个国家要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和可持续发展，还是要实行中性、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时而扩张，时而紧缩，无助于经济的健康发展。既使在不得已采用扩张性或紧缩性财政和货币政策时，也要遵循经济规律，把握好“量”和“度”，实行“软着陆”和“软启动”，以防经济过热或过冷的反复。
参考文献：
[1]列宁。市场理论问题述评[G]//列宁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44.
[2]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G]//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94.
[3]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341.
[4]蒋绥胡秋子[N].楚天都市报，2009-04-06.
[5]恩格斯。反杜林论[G]//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51.
房地产行政管理论文范文第5篇
清末改革不幸失败原因诸多，从
>> 汲取国内外经验教训走健康有序的城镇化道路 国际汇率制度改革的经验教训 李世民的养生经验教训 经济外交的经验教训 起飞之后的经验教训 国内外投融资体制改革经验研究 国内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经验与启示 国外利率市场化改革中的经验教训分析 中共十三大政治体制改革的经验教训 城市人口管理的国内外经验 国内外的蔬菜物流特点及其经验借鉴 自贸区建设的国内外经验 汲取国内外工业化发展的教训理性对待城镇化 中国金融监管体系改革的思考及国内外成功经验借鉴 简论日本相互持股制度的经验教训 “二七”陂头会议的经验教训及其启示 浅析欧盟――墨西哥双边FTA的经验教训 公允价值运用：来自美国的经验教训 会计国际化的经验教训及对策 日元升值的经验教训及启示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中国论文网 > 管理 > 国内外改革的经验教训 国内外改革的经验教训 杂志之家、写作服务和杂志订阅支持对公帐户付款！安全又可靠！ document.write("作者： 魏加宁")
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一、国内外改革失败之教训 清末改革为什么失败
清末改革不幸失败原因诸多，从方法论的角度看，至少有以下几点：
一是清王朝长期高度集权，改革后很容易出现过度反弹，矫枉过正；
二是民主化不到位，导致地方咨议局（议会）与地方官员联起手来向中央政府要权，加速了离心倾向；
三是国库空虚，导致中央政府失去了对地方政府的财政控制能力；
四是错误地废除了科举制，堵塞了社会各阶层正常的上升通道，导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五是为镇压农民起义等原因，清政府被迫将军事、外交等本属于中央政府的事权不恰当地下放给了地方，导致诸侯割据、军阀混战。
但是，清末改革失败的最大原因还在于清政府自己觉悟的太晚。起初，一些站在大清国这艘“泰坦尼克号”船头、具有超前意识和危机感的知识分子们，鉴于内外情势与经验教训，力劝晚清政府搞改革，结果却被身处大船“掌舵人”位置上的慈禧太后和那些身处大船深舱之内的贵族老爷们镇压下去了。等到后来，当清政府上上下下都意识到非改革不可、并着手推进真正的改革时，人家已经不让他改了——革命起来了！随之，清朝这艘大船顷刻间沉没在了历史的潮流之下。在改革与革命的赛跑中，改革输给了革命。 当务之急是要尽快设立改革的总体协调机构，要有一批“专吃改革这碗饭”的人，专心从事改革研究，随时发现体制缺陷，随时进行顶层设计，随时提出改革方案，供高层领导决策。 苏联改革失败的原因
关于苏联解体、苏共下台、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的真正原因，《苏联真相》（陆南泉等著）一书已经描写的十分清楚。从方法论看，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的主要原因可以从长期、中期、短期三大视角来进行总结：
首先，从长期来看，戈尔巴乔夫之前，勃列日涅夫时期的长期不改革，导致苏联经济和社会矛盾大量积压，社会关系极度紧张，国家基础高度腐烂。因此，等到戈尔巴乔夫搞改革时，只要稍有不慎，苏联这座大厦就会立刻土崩瓦解。
其次，从中期来看，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改革策略有误：一是在戈尔巴乔夫推进改革的同时，苏共中央全会又做出一个决定，片面追求增长速度，结果导致工作重心左右摇摆；二是苏联经济是架“独轮车”——只有国有经济这一只“轮子”，缺乏民营经济的有效支撑。因此，当经济改革采取“休克疗法”、把国有企业这只唯一的“轮子”卸下来“修理”的时候，整个经济就停滞下来，经济大幅下滑，招致民众不满。
最后，从短期来看，改革后期，保守派对改革不满，搞军事，戈尔巴乔夫危机管理措施不当，结果让地方实力派叶利钦钻了空子，导致苏联解体，苏共下台。 美国金融危机的原因
通过对大萧条和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比较研究，我们不难发现，导致两次大危机的共同原因在于：新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这两大因素导致美国等相关国家的金融经济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经济基础发生了重大变化，上层建筑的改革就应当赶紧跟上。但是，直到危机前，这种改革迟迟都没有出现。因此，改革严重滞后是两次大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
以金融为例。此次金融危机前，次级抵押贷款已经不再仅仅是银行业产品，而已经证券化了，再加上各种保险，显然是一个混业经营的结果。但是，由于美国的分业监管体制并没有发生任何改变，以至于各个监管主体都没能及时发现风险、控制风险，最终酿成次贷危机，乃至国际金融危机。
危机爆发以后，按理说，美联储应当承担首要责任并成为改革的主要对象。但是，出于刺激经济的眼前需要，美联储非但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反而变本加厉，利用国际储备货币的特殊地位不断向市场注入过量货币。这样做，虽可以暂时缓解危机，但却为将来爆发更大危机埋下伏笔。
由此可见，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主要作用就是及时推进改革，以便适应市场的变化。改革要有前瞻性，要未雨绸缪。由危机导向的被动式改革，并不总能找对方向，相反，有时还可能会事与愿违，与正确方向背道而驰。 二、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
改革开放35年来，中国经济经历了三次大的高涨，无一不与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密切相关，这恐怕是迄今为止中国改革成功的最宝贵经验之一。
20世纪70年代末，国际上，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陷入滞胀泥潭。中国国内，“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在这种背景下，围绕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中国开展了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这场讨论直接促成了改革开放的第一轮高潮，联产承包、经济特区、吸引外资，带动了80年代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甚至两度出现经济过热。
20世纪90年代初，国际上，老布什虽然打赢了伊拉克战争，但却因美国经济不景气而下台。在中国国内，以后，中国经济持续低迷，增长速度下降到历史最低点。在这种背景下，围绕着“姓资姓社”问题，中国开展了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1992年春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中共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改革开放进入第二轮高潮。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快速升温，甚至出现过热倾向，中国政府不得不进行强力的宏观调控，以抑制过热。
20世纪90年代末，国际上，亚洲金融危机越来越烈。在国内，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甚至出现了通货紧缩。在此背景之下，围绕着加入WTO的利弊之争，中国开展了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随之，朱镕基政府果断加快入世谈判进程，中国加入WTO，实现了“全面的对外开放”，同时，推进住房制度改革以及国有企业改革，致使出口、房地产和国有企业“三驾马车”带动了此次危机前连续多年的快速增长。当然，由于配套改革未能继续推进，所以也出现了经济结构扭曲、房地产泡沫以及“国进民退”等负面现象。
如今，国际金融危机尚未结束；国内经济增长速度逐步放缓。在此背景下，中国亟待展开第四次思想解放运动，以达到实事求是的目的。如果我们能够在新一轮改革中真正实现“全面的对内开放”，中国经济就会出现新的高涨局面，并且将以民间投资快速增长为主要特征。
经验证明，在危机中，各国比拼的，不是一时的增长速度，而是结构调整的速度，是经济转型的速度，是体制改革的速度。过去35年，中国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其经验就是：在危机中抓住机遇，在危机中加快改革；依靠改革战胜危机，依靠改革更上层楼。 三、当前改革之急务
当前中国的改革，亟需处理好以下四个关系： 体制内与体制外
众所周知，在体制内自己改自己，很可能改不动、动不了。即使是“壮士断腕”，也不可能“左手断左手”。但如果让体制外来改，那就不叫“改革”，而是“革命”了。因此，推进改革必须处理好体制外与体制内的关系，必须在大的体制框架之内，形成小的“体制外”机制，以此来推动体制内改革。
中国改革的成功经验之一就是在改革开放之初，成立了没有审批权的国家体改委，由于没有自己的部门利益，因此有助于高层科学决策。
过去十年，改革之所以慢了下来，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体改委被撤销并入国家计委。而现行的发改委体制存在着三个利益冲突：一是改革与发展之间的冲突，事关发展的任务往往都会要的比较急，而对于改革的事务则往往能拖就拖；二是发改委本身拥有审批权，无论是改革还是规划，都容易被审批利益牵着走。并且，由于拥有审批权，即使发改委想推进改革，也会面临其他部门的非议，认为发改委无非是在争权夺利；第三，改革是市场化取向，而发改委的前身国家计委则是“计划经济的核心堡垒”，把一个推动市场化改革的部门并入到被改革的对象里面，改革势必寸步难行。
当前，改革形势好转，机遇实在难得，但如果不尽快成立新的改革协调部门，改革就只能依靠部门推动，依靠官员推动。倘若如此，改革就有可能被部门利益所左右，被地方利益所左右，被官员利益所左右，最终使改革在不知不觉中误入歧途。
因此，当务之急是要尽快设立改革的总体协调机构，要有一批“专吃改革这碗饭”的人，专心从事改革研究，随时发现体制缺陷，随时进行顶层设计，随时提出改革方案，供高层领导决策。只有这样，才能够形成不断改革、主动改革的良性循环机制。 宏观改革和微观改革
20世纪80年代时，围绕着价格优先还是企业优先，在吴敬琏和厉以宁之间曾经发生一场讨论。时至今日，我们认识到，这两项改革同等重要，必须同步推进，宏观改革与微观改革必须配套进行。如果没有价格改革，没有正确的价格信号引导，那么企业改革就无法推进，企业之间就无法展开公平竞争；反之，如果没有企业改革，没有引入竞争机制，那么价格改革就意味着涨价，就意味着有权者可以利用手中权力来配置资源，然后通过市场化价格合法变现，从中获取超额利润，由此导致人民群众的不满，增大改革的阻力。
譬如铁路改革，如果不加快企业制度改革，不引入竞争机制，所谓铁路改革的结果，要么是票价上涨，要么是债台高筑，其最终成本都是要由广大老百姓、纳税人或人民币持有者共同分担。
微观改革的基本原则应当是，凡是民营企业能够做的就尽量让民营企业去做，只有民营企业做不了、做不好的，才由国有企业来做。国有企业应当是政府职能的延伸，而不是与民争利，因此国有企业应当彻底退出竞争性领域，让民营企业成为竞争性市场的真正主体。鼓励发展民营企业，不应当是权宜之计，而应当是立国之本。应当写进文件、写入国家宪法，只有这样，民间投资才有可能真正上来。当然，民营企业也有一个如何改革的问题，不能总是停留在家族企业落后的治理结构上。
宏观改革当务之急，一是要加强统计制度的独立性。国内现行统计体制在某些地方甚至还不如中国古代——据钱穆先生考证，早在汉代，中国的统计部门就按照13个调查区进行跨行政单位的调查统计，以排除干扰；二是要加强央行的独立性。在这方面，国内外都有过很多深刻的教训。因此，必须把货币政策委员会从目前的咨询机构提升为决策机构，规范货币政策的决策机制，增加货币政策决策的透明度；三是要加强审计部门的独立性，并将政府换届时的债务审计制度化，以改变目前这种只审计、不问责的怪现象；四是应当把发改委分拆为体改委和规划委，搞规划、搞改革都不应当有项目审批权；五是财政部也应进行分拆，拆成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当前地方财政困难重重，原因之一就是在中央政府进行决策时，参与决策的都是中央部门，都是站在部门的立场说话，只顾给地方下指标，不管地方是否有财力支撑。如果能够建立一个单独负责地方财政的“地方事务部”，就可以一方面在进行决策时替地方政府说话，反映地方财力状况；另一方面，可以反过来监督地方财政，避免地方政府债务失控。这样，就能在决策阶段对中央与地方关系进行有效协调。 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
在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的关系上，积改革开放35年之经验，要想推进改革，既要加强顶层设计，也要鼓励基层探索。顶层设计通常需要达成改革共识，但是如果只强调顶层设计，不允许地方先行先试，那么在共识达成之前，许多改革根本就寸步难行。
中国国土辽阔、人口众多、地区之间千差万别，试图以一种统一的改革模式套用不同的地区，势必事倍功半。因此，中央政府不应当垄断改革，而应当放手让地方创新，鼓励地方在体制改革上展开竞争。
所谓顶层设计，主要应当设计改革的大方向，设计改革的大框架，设计改革的大原则，而不是事无巨细、面面俱到，更不能用计划经济的方式来设计市场化改革。
以房地产税为例，应当由中央政府决定统一税种，地方政府决定各自税率，从而给地方政府更多的政策灵活性和自主决策权。 渐进式改革与重点突破
早在20世纪90年代，国内外学术界就曾经围绕着苏联的“休克疗法”与中国的“渐进式改革”谁优谁劣的问题，展开过一场激烈的争论。
时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孙尚清就曾提出，中国的改革既不是“休克疗法”，也不是所谓的“渐进式”，而是“积极的渐进式”。
回顾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休克疗法”固然有较大风险，但是“渐进式”也同样会存在问题。一味求稳，一味追求渐进，则往往会把眼前的矛盾拖延到未来，把今天的风险拖延到明天去解决，并为今后的改革设置障碍、制造更大的阻力。
房地产行政管理论文范文第6篇
良好，但不容忽视严峻的一面，做好经济工作要把握和处理好几个带有全局和战略意义
的关系，同时要抓住重点，加大实施宏观调控政策的力度。
「关键词经济形势经济环境实施宏观调控改革和发展
2000年是全面完成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的最后一年，是改革、发展、
稳定的关键一年，是世纪交替之年。这一年经济工作做得如何，对全局影响重大。最近
中央召开了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明确了形势，提出了奋斗目标，部署了2000年经济工
作的主要任务，需要我们认真把握，狠抓落实，继续奋发努力，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
健康发展，为新世纪的经济腾飞创造良好的开端。
一、当前经济形势的总体判断
（一）当前经济形势总体上是好的
1999年以来，在中央采取扩大内需的一系列政策措施的作用下，国民经济继续保持
较快增长的态势，头9个月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4%.1～10月，工业增加值增长9.1%，增
长速度比较平稳；农业收成稳定，粮食总产量大体接近上年的水平；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平缓，全国国有及其他经济类型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城乡集体和个体投资）增长7%，其
中基本建设投资增长6.6%，更新改造投资增长下降0.9%，房地产投资增长17.4%；随着
居民收入增加和消费领域的扩大，10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8.2%，增幅比上月提
高1.6个百分点；外贸出口出现回升态势，9月份出口增长20.2%，10月份出口增长23.8%.
财政收入增长较快，1～10月比去年同期增长19.4%，增收1300多亿元，财政收入占国
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进一步提高。金融形势比较平稳，到10月末，M1、M2分别增长15.1%、
14.5%，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国家外汇储备已超过1500亿美元。城乡居民收入稳步增
加，生活水平继续提高，10月末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达59270亿元，同比增长13.4%.
从前三个季度的经济运行情况来看，经济形势总体上是好的，预计全年经济增长可望达
到7%甚至略高一些。这样的增长速度在世界上也是相当高的。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经济形势出现了一些好转迹象：（1）工业经济效益水平提高。
1～9月工业企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比去年同期提高7个百分点，其中成本费用利润率
提高1个百分点，总资产社会经济发展贡献率提高0.2个百分点，产品销售率提高0.8
个百分点，资产负债率下降1.7个百分点。1～9月工业企业盈亏相抵后实现利润总额
1200多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71%，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盈亏相抵后实现利润
480多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5倍。（2）外贸出口进一步回升。随着亚洲周边国家
的经济复苏、需求增加，我国对日本、韩国、印度尼西亚、新加坡等国的出口增长加快
；同时国家加大了出口退税力度，有力地促进了出口的增长。从7月份开始，出口增长
开始回升。7月、8月、9月、10月出口增长分别为7.5%、17.8%、20.2%、23.8%.预
计全年出口增长可达5%左右。（3）物价下降出现减缓的迹象。8月份，受季节性因素
和肉禽价格进一步回升的影响，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上月上涨1%，比去年同月下
降1.7%；商品零售价格总水平比上月上涨0.6%，比去年同月下降2.6%.9月份，因部分地
区调整学杂费、房租、水电费价格以及部分食品价格上涨，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
上月上涨2%，比去年同月下降0.8%；商品零售价格总水平比上月上涨0.7%，比去年同月
下降2.8%.10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比去年同月下降0.6%，商品零售价格下降2.6%，降幅均
比上月缩小0.2个百分点。此外，随着工业生产稳步增长，工业品市场回暖，工业品价
格降势也在趋缓。7月、8月、9月，工业品出厂价格分别下降2.5%、2.3%、2.1%，工
业品原材料购进价格分别下降3.4%、3.3%、1.8%.
（二）经济环境日趋严峻的一面不容忽视
以上三种迹象表明，经济增长出现一些好转的迹象，但还没有形成好转的趋势，目
前还不能作出经济增长出现止跌回升、走出谷底的判断。对今后面临的国内外经济环境
是逐步好转还是比较严峻？还有待观察。
从国际经济环境来看，美国经济可望保持一定的增长，但由于美国股市出现一定的
泡沫成分，美元对欧元、日元出现一定的贬值趋势，不排除出现股市动荡、外资抽逃、
消费萎缩、使经济增长发生逆转的可能性。日本经济开始缓慢复苏，但由于日本内需市
场容量有限，日元升值不利于增加出口，所以日本经济复苏的基础还不稳固。美、日GDP
占世界GDP的40%，美、日经济走向如何，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比较大。欧盟经济正在稳
步增长，但由于欧元的实施，欧元区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不断加强。亚洲周边国家和地
区的经济开始复苏，即使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出现好转，对我外贸出口和利用外资也
将形成一种竞争关系。综合以上一些情况，2000年世界经济增长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
即使经济增长快于1999年，对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也不是很多，相反，对我国
经济形成竞争的不利因素在增加。从总体上看，2000年我国外需压力还是很大，外贸顺
差有可能进一步减少，利用外资也有可能会下降，外贸外资的减少，需要通过进一步扩
大内需来弥补。
从国内经济环境来看，2000年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仍很突出。目前市场需求依然疲
软，大多数工农业产品生产过剩，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居民消费意愿不强，民间投资不
振，银行贷款行为趋于谨慎，资金供应趋紧，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增加，社会就业压力加
大，等等。当前经济问题，集中到一点，就是通货紧缩趋势仍在发展和蔓延。到1999年
9月份为止，全国社会商品零售价格指数连续24个月负增长，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连续18
个月负增长，生产资料价格指数连续42个月负增长。按照巴塞尔国际清算银行的定义，
一国消费品价格连续两年负增长，就可视为通货紧缩。我国实际上已经达到这一标准。
造成通货紧缩的原因，从短期因素看，是有效需求不足；从中长期因素看，多年来的重
报告总结工作计划
工作总结个人总结述职报告实习报告
实践报告工作汇报辞职报告调研报告党政报告
演讲致辞公众演讲竞聘演讲
就职演说安全生产爱国演讲英语演讲开幕闭幕庆典致辞
贺电慰问领导讲话
党政相关入党申请入团申请
转正申请思想汇报党性分析事迹材料申报材料行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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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宏观调控政策的力度
实施宏观调控政策的力度
更新时间:2007-8-1621:03:58
复建设导致经济结构严重失衡。这次通货紧缩，实际上是短期的有效需求不足与中长期
的结构不合理因素交织并发，从而使我国面临前所未有的通货紧缩压力。我国这一轮经
济增长下滑的周期最长，从1992年算起，至今已长达7年，目前下滑的趋势仍在发展。
特别是这两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对拉动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仍未从根本上
遏制住经济增长下滑的趋势。2000年国内经济环境依然比较严峻。
二、2000年经济工作需要把握好的几个关系
2000年经济面临的国内外经济环境不容乐观，综合各方面的情况分析，预计这年经
济增长的社会经济发展贡献率提高0.2个百分点，产品销售率提高0.8个百分点，资产
负债率下降1.7个百分点。1～9月工业企业盈亏相抵后实现利润总额1200多亿元，比
去年同期增长71%，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盈亏相抵后实现利润480多亿元，比
去年同期增长1.5倍。（2）外贸出口进一步回升。随着亚洲周边国家的经济复苏、需
求增加，我国对日本、韩国、印度尼西亚、新加坡等国的出口增长加快；同时国家加大
了出口退税力度，有力地促进了出口的增长。从7月份开始，出口增长开始回升。7月、
8月、9月、10月出口增长分别为7.5%、17.8%、20.2%、23.8%.预计全年出口增长可
达5%左右。（3）物价下降出现减缓的迹象。8月份，受季节性因素和肉禽价格进一步
回升的影响，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上月上涨1%，比去年同月下降1.7%；商品零售
价格总水平比上月上涨0.6%，比去年同月下降2.6%.9月份，因部分地区调整学杂费、房
租、水电费价格以及部分食品价格上涨，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上月上涨2%，比去
年同月下降0.8%；商品零售价格总水平比上月上涨0.7%，比去年同月下降2.8%.10月份
居民消费价格比去年同月下降0.6%，商品零售价格下降2.6%，降幅均比上月缩小0.2个
百分点。此外，随着工业生产稳步增长，工业品市场回暖，工业品价格降势也在趋缓。
7月、8月、9月，工业品出厂价格分别下降2.5%、2.3%、2.1%，工业品原材料购进价
格分别下降3.4%、3.3%、1.8%.（二）经济环境日趋严峻的一面不容忽视
以上三种迹象表明，经济增长出现一些好转的迹象，但还没有形成好转的趋势，目
前还不能作出经济增长出现止跌回升、走出谷底的判断。对今后面临的国内外经济环境
是逐步好转还是比较严峻？还有待观察。
从国际经济环境来看，美国经济可望保持一定的增长，但由于美国股市出现一定的
泡沫成分，美元对欧元、日元出现一定的贬值趋势，不排除出现股市动荡、外资抽逃、
消费萎缩、使经济增长发生逆转的可能性。日本经济开始缓慢复苏，但由于日本内需市
场容量有限，日元升值不利于增加出口，所以日本经济复苏的基础还不稳固。美、日GDP
占世界GDP的40%，美、日经济走向如何，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比较大。欧盟经济正在稳
步增长，但由于欧元的实施，欧元区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不断加强。亚洲周边国家和地
区的经济开始复苏，即使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出现好转，对我外贸出口和利用外资也
将形成一种竞争关系。综合以上一些情况，2000年世界经济增长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
即使经济增长快于1999年，对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也不是很多，相反，对我国
经济形成竞争的不利因素在增加。从总体上看，2000年我国外需压力还是很大，外贸顺
差有可能进一步减少，利用外资也有可能会下降，外贸外资的减少，需要通过进一步扩
大内需来弥补。
从国内经济环境来看，2000年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仍很突出。目前市场需求依然疲
软，大多数工农业产品生产过剩，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居民消费意愿不强，民间投资不
振，银行贷款行为趋于谨慎，资金供应趋紧，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增加，社会就业压力加
大，等等。当前经济问题，集中到一点，就是通货紧缩趋势仍在发展和蔓延。到1999年
9月份为止，全国社会商品零售价格指数连续24个月负增长，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连续18
个月负增长，生产资料价格指数连续42个月负增长。按照巴塞尔国际清算银行的定义，
一国消费品价格连续两年负增长，就可视为通货紧缩。我国实际上已经达到这一标准。
造成通货紧缩的原因，从短期因素看，是有效需求不足；从中长期因素看，多年来的重
复建设导致经济结构严重失衡。这次通货紧缩，实际上是短期的有效需求不足与中长期
的结构不合理因素交织并发，从而使我国面临前所未有的通货紧缩压力。我国这一轮经
济增长下滑的周期最长，从1992年算起，至今已长达7年，目前下滑的趋势仍在发展。
特别是这两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对拉动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仍未从根本上
遏制住经济增长下滑的趋势。2000年国内经济环境依然比较严峻。
二、2000年经济工作需要把握好的几个关系2000年经济面临的国内外经济环境不容乐观，综合各方面的情况分析，预计这年经
济增长的社会经济发展预期目标为7%左右，继续保持较快的增长，但仍然要付出艰巨的
努力。对此，2000年经济工作需要着重把握和处理好几个带有全局和战略意义的关系。
（一）既要坚持扩大内需，又要加大结构调整和科技进步的力度
扩大内需的核心是促进经济增长，扩大经济总量。但是，由于目前我国的经济增长
越来越受到结构不合理因素的制约，如果不调整结构，经济增长就不可能上去。调整结
构，不能是短期的、局部性的调整，而必须是中长期的、战略性的调整；不仅要调整产
业结构、产品结构和企业组织结构，而且要调整地区结构，加快西部大开发，这是关系
经济长远发展的重大举措。结构调整要取得成效，必须以技术创新为动力，不能再走低
水平建设的老路。应在技术进步的基础上，坚决淘汰落后的、重复的生产能力，发展高
新技术产业和有发展前景的行业和企业，对传统产业进行较大规模的技术改造和固定资
产更新，不断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处理好扩大内需和结构调整的关系，实际上
是处理好经济总量与结构的关系，二者是不矛盾的。扩大内需的一个重要拉动力，就是
扩大投资需求。这两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以国债投资为主导，重
点投向基础设施等国民经济的薄弱环节和领域，不断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扩大内需是
为了促进发展，增加经济总量，但同时也是调整结构的过程，是科技进步的过程。我们
要以技术创新为动力，在扩大内需、促进发展的同时不断调整结构，在结构调整的基础
上求得更好的发展。
（二）既要坚持政府投入，又要努力扩大社会投资和居民消费
坚持政府投入，是在当前经济不太景气、社会投资和居民消费未完全启动以前的必
然选择。但是，政府投入数量是有限的，要受制于国家财力的制约，而近几年国家财政
状况总体上比较困难，这两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国家增加发行2100亿元国债，专项
用于基础设施等项建设。政府的这笔投入，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相比，数量要少
得多。启动经济增长的真正动力，要靠社会投资和居民消费的正常回升，不能只靠政府
投入来支撑经济增长，否则国家财政难以承受，经济增长也不能持久。所以，政府投入
的着力点，是要努力引导和扩大社会投资和居民消费，使政府投入起到“四两拨千斤”
的作用。具体来说，就是要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贴息、参股、合资、补贴、担保等方式，
带动更多的社会投资。例如：1999年下半年国家增发600亿元国债，其中150亿元用于
企业技改项目的贴息和补充相应的资本金，以此带动银行贷款1500多亿元，使社会投资
规模迅速扩大。与此同时，2000年要继续落实已经出台的增加城镇中低收入居民收入的
政策，要通过实施农村税费制度改革、完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等措施，努力增加农民收
入，并结合出台一系列鼓励消费的政策，努力扩大城乡居民消费。
（3）既要积极推进改革和发展，又要高度重视保持社会稳定
2000年要扩大内需、调整结构和实现科技进步，立足点是要保持经济又快又好的发
展。解决当前中国经济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坚持发展。发展是硬道理，这一点是不能
动摇的。但是，要取得又快又好的发展，必须以改革为动力。2000年各项改革已处于攻
坚阶段。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是改革的重中之重，将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企业实现三
年改革脱困和基本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目标。只有国有企业搞好了，效益上来了，才能
为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加快改革和发展，使社会稳定问题显得更加重要。改革和发展，
最终是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取利益的，因而是有利于社会稳定的。但在改革和发展的进程
中，因结构调整、企业改革、机构改革的深化，使下岗、失业现象增加；因社会环境的
不断变化，竞争加剧，一些人的习俗、观念适应不了环境变化的需要；等等，如果处理
不慎，极易引发社会不安定因素。社会不稳定，改革和发展将一事无成。一个稳定的社
会环境，是顺利推进改革和发展的基本保障。因此，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
系，使三者相互协调和统一。
三、抓住重点，加大实施宏观调控政策的力度
2000年经济工作任务涉及方方面面，非常艰巨而又重要。但基本着眼点是扩大内需、
促进经济增长，并在贯彻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精神的基础社会经济发展上，以国有企业
改革为中心全面推进各项改革，同时注意保持社会稳定。从这个基点出发，2000年经济
工作要重点抓好以下几个方面：
（一）继续加大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力度
连续两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其拉动经济增长的效果是显著的。由于2000年有效
需求不足和通货紧缩趋势尚未有效遏制的矛盾仍很突出，在社会投资和居民消费未完全
启动以前，为了保持经济的较快增长，必须坚持实施行之有效的积极财政政策，并加大
其力度。现在银行资金充裕、存贷差达1.2万亿元，生产能力充足、近1/3的生产潜力
未能发挥出来，劳动力丰富，面对钱多、物多、人多的因素，应是加快发展的好时机。
如果不采取有效的政策措施，这些资源就会白白浪费掉。实践证明，财政政策对资源利
用具有见效快、导向作用大、宏观配置合理的特点，通过财政向商业银行发行长期国债，
动用部分社会储蓄资金，将相对过剩的人、财、物资源利用起来，有利于促进社会生产
力的发展。
2000年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仍以扩大财政支出为主要形式，双管齐下，
通过发行长期国债进一步扩大投资和继续落实增加居民收入的政策来扩大消费支出；同
时要运用好税收政策，包括实行必要的减免税政策，通过适当减少财政收入的形式，进
一步刺激投资、消费和出口。这样，中央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将进一步扩大。有人担心，
会不会引发财政风险？据初步测算，1998年，我国中央财政赤字（按国际通行口径，包
括为弥补债务利息支出而形成的赤字，下同）和债务余额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分
别为2.15%和9.9%；1999年约为2.80%和12.0%；预计2000年中央财政赤字占GDP的比
重与上年大体持平，仍控制在3%的警戒线以内，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约为14.0%，仍
明显低于60%的警戒线。我国发行国债尚有一定的空间。积极财政政策是否有风险，关
键在于能否管好用好国债资金。只要国债资金能够发挥好的效益，促进经济较快的发展，
就能够为偿还债务创造有利条件，不会引发财政风险，也不会给后人留下债务包袱。近
一两年，财政税收每年增收超过1000亿元，其中就包含了积极财政政策带来的增收效应，
国债投入已经出现良性循环的效果。
（二）进一步发挥货币政策的作用
在当前经济偏冷的情况下，要采取相应扩张的宏观调控政策，使社会资金得以充分
利用。如果仅仅财政政策是扩张的，而没有货币政策的相应配合，就难以充分调动社会
资金来支持经济发展，进而会减弱整个宏观调控的效果。例如：将国债资金投入具有一
定经济效益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采取贴息方式投入企业的技术改造等，都需要大量的
银行贷款与之相配套，如果银行配套贷款跟不上，就会影响整个国债投入的效果。因此，
必须进一步发挥货币政策的作用。一是要保证国债资金配套贷款的及时投入；二是要满
足企业流动资金贷款的需要；三是要支持广大中小企业的发展；四是要适当降低存款准
备金率，促进商业银行扩大贷款，同时对有困难但需要扶持的中小金融机构，给予再贷
款支持；五是要大力开展住房、教育、汽车以及大件耐用消费品等方面的消费信贷业务
；六是要发展资本市场，积极开拓直接融资渠道。总之，要保持货币供应量的必要增长。
只要积极财政政策不出现风险，实行相应的货币政策也不会有风险。金融业要正确处理
支持经济增长与防范金融风险的关系，在改善金融服务的同时，要继续深化金融改革，
健全银行内控机制和银行监管机制，完善金融法制。
（三）大力推进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
党的十五大和十五届一中全会提出，用三年左右的时间，通过改革、改组、改造和
加强管理，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初步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2000年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后一年，是搞好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
关键。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首先要尽最大努力
实现这一目标。要从不同行业和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根据不平衡发展的客观进程，着
力抓好重点行业、重点企业和老工业基地，把解决当前的突出问题与长远发展结合起来，
为国有企业跨世纪发展创造条件。”
2000年要重点做好以下一些工作：（1）推进社会经济发展工业结构调整。继续压
缩纺织、煤炭、冶金、石化、建材、机电、轻工等行业的过剩生产能力，坚决淘汰那些
技术落后、资源浪费、产品质量低劣和污染严重的企业。不断优化工业结构，缓解重复
建设压力，增强企业活力。（2）加大技术改造力度。继续拨出一部分国债资金用于企
业技术改造的贴息贷款。对于技术改造所需先进设备的进口，国家可适当提供外汇、免
税等优惠政策。对国家鼓励的高新技术产业、新兴行业等项目的国产设备投资，实行按
40%的比例抵免企业所得税。（3）实行债权转股权。对一些有特别困难、但有一定发
展前景的国有企业，实行债权转股权。逐步解决企业资本金不足、资产负债率高的问题，
同时盘活银行的不良资产。（4）拓宽直接融资渠道。完善股票发行、上市制度，使更
多的经济效益较好、符合条件的国有企业上市，增加企业的资本金。选择一批信誉好、
发展潜力大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配售部分国有股来筹集资金。一些资信好、实力雄厚
的特大型企业或企业集团，可在境内外发行企业债券，进行滚动发展。（5）实施规范
化的公司制改革。除少数关系国计民生的企业实行国有独资有限公司外，积极发展具有
多元投资主体的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健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处理好“老三会”（党委
会、工会、职代会）和“新三会”（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的关系，加强企业领导
班子建设，强化内部管理，实行企业会计外派制度，完善企业在经营、用人、分配等方
面的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四）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这是加快国有企业改革、保持社会稳定的重要条件。要继续做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
再就业和基本生活保障工作。但是，成立再就业服务中心，按“三家抬”（财政、企业、
社会负担）的办法来保障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只是一种过渡性措施。要从根本上解决
国有企业人员多等方面的问题，最终要靠建立健全全国统一的、覆盖所有企事业及行政
机关单位职工的、由政府承担并强制执行的社会保障制度。我国原有的社会保障制度，
是实行由政府通过企事业单位从当期收入中偿付各项社会保障费用的现收现付制，近期
社会保障改革的方向是由现收现付制转向通过个人帐户实现的基金积累制，即职工在领
取工资后向社会保障基金缴付社会保障缴款，这笔缴款连同企业缴付的部分社会保障缴
款都进入职工的个人帐户，以后就从职工的个人帐户中支付他们的社会保障开支。实行
基金积累制，对新参加工作的职工来说是没有问题的，他们有足够的工作时间在个人帐
户中积累足够的养老金。成问题的是，已退休的职工和在实施个人帐户制度以前较早参
加工作的在职职工（统称老职工），由于在过去的工作年限里没有直接为自己积累养老
金、医疗保障基金、住房基金等，而是通过预先扣除把保障费用转化为政府收入并凝固
在国有资产中。转入基金积累制以后，老职工新建的个人帐户中的资金很少，已退休职
工的个人帐户则完全是空的。因此，在实施从现收现付制向基金积累制转轨时，政府应
对老职工过去对养老金基金的贡献作出补偿，这就需要由政府出面来筹集和建立社会保
障基金，这是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条件。要扩大社会保障覆盖范围，对所有不
同经济成分的企业和职工依法收缴社会保险费，提高收缴率，筹集社会保障基金；同时
也要考虑，在推进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和国有企业战略性改组过程中，对国有股权变现
所得，中小企业的拍卖、租赁所得，国有房地产的出售、租赁所得，以及财政预算支出
的安排，要按照一定比例划入社会保障基金。条件成熟时要着手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制
度。
（五）加强科技与经济的结合
科技进步是加快结构调整和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要加强科技与经济的结合，
使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充分发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作用。但是，目前我国
最薄弱的环节，不是科技水平低，而是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环节滞后，这与现行科
技体制和生产体制密切相关。现行科技力量主要集中在科研院所，与生产相脱节。企业
的科技力量非常薄弱，许多优秀科技人才都集中在科研院所。这种体制，大大阻碍了将
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进程，使先进的科学技术无法得到及时的应用和推广。为此，
要深入进行科技体制和生产体制的改革，将应用科技的基本力量从原来的科研院所下放
到企业中去，使企业成为应用科技研究的载体和主要力量。这也是当今发达国家的通行
做法。科技力量与企业合二为一，既可以使科研经费得到保障，使科技人员有了用武之
地，又可以使企业生产有技术创新力量的支撑，增强企业的竞争力。2000年要基本完成
科研机构管理体制的改革工作，使应用科研机构转制为企业，或纳入企业的科研体系中
去。对于高校中的应用科技力量，也要逐步分离出来，按照科研机构改革的方向进行运
作。
此外，要加强知识产权的立法和执法力度，保护技术创新者的利益。尽快制定反垄
断法和严格执行反不正当竞争法，规范技术市场及其他市场，维护多种所有制经济平等
竞争的市场秩序。建立鼓励技术投入的税收制度。政府除了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和对市场
前景好的共用性产业技术的研究开发提供资助外，应制定鼓励企业进行技术投入的政策。
如：对技术转让收入、设备投资等扣减所得税；改进现行的增值税制度，明确企业研究
开发、科技人才工资等支出划入无形资产的办法，等等。倡导推广以保护知识产权为核
心的技术入股、持股经营制度，以及技术开发奖励制度等，维护研究开发和创新者的权
房地产行政管理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住房保障；社会政策；社会基础。
我国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起就开始在城镇中实施公共住房政策，并逐步形成了一套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城市公共住房保障模式。这种模式基本上是以低租金、福利制和实物分配为特征的。这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城镇居民的住房问题，但也存在一些弊端，人为地割断了住房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之间的内在经济联系，不利于住房再生产各个环节的良性循环。经过20多年的改革，我国虽然通过市场配置资源的方式有效地促进了住房建设的发展，但同时也在不同程度上导致了各个群体之间住房差距的扩大。因此，政府相应制定了住房保障政策。本文着重研究探讨住房保障政策是如何地受到经济因素、政治因素、社会因素等的影响。
一、经济因素是住房保障政策的物质基础。
所谓社会政策的经济基础，首先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中的经济发展水平，即生产能力或财富总量；其次是指一个国家的经济模式。从理论上看，社会政策行动需要投入大量经济资源，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所创造出来的财富越多，才能越好地支持提高在社会政策领域的投入。经济发展的基本条件差异会影响住房保障政策。例如，丹麦、挪威、瑞典用于全社会福利支出要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30%以上，而其中用于解决低收入家庭的住房保障支出，占社会福利总支出的百分之二、三十。我国一直以来都是发展中国家，尽管近年来经济发展不断加快，但由于人口基数过大，地域辽阔，我国的保障性住房支出在财政中比例较小。
经济发展模式对住房保障政策也会产生影响。一般说来，与技术密集型或资源密集型经济相比，劳动密集型经济对劳动力成本的变动更加敏感，因而对提高社会福利水平的制约更大。因此在经济全球化的环境中其社会福利水平会更多的受到劳动力成本的制约，这就对我国提高住房福利产生一定影响。
经济体制也对住房保障政策体制和运行模式产生影响。我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福利制度与经济制度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国家———企业福利模式”。例如，1998年房改之前的单位福利分房制度。而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社会福利体制也必须随之改革，走社会福利社会化的道路。
二、政治因素影响住房保障政策的价值取向。
从本质上讲，住房保障政策作为一种社会政策是政府或政党为了达到其社会目标而对经济与社会生活施加的干预活动，其决策和实施过程受一系列政治因素的影响。通过广泛的实施住房保障政策，首先可以有效地解决基本的民生问题，也就是居民有房住问题从而减少社会不稳定因素。
其次，通过实施住房保障政策可以缩小社会分化和社会不平等，缓解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冲突，从而为社会政治稳定创造必要的条件。其次，通过实施住房保障政策可以为促进经济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奠定重要的社会基础，从而增强政府在社会中的凝聚力，并提高民众对政府和政治制度的认可和拥护的程度。当代社会政策另一个重要的政治含义是，国家向民众提供社会福利服务的行动是基于民众基本的社会福利，是国家保护公民基本人权的重要内容。
在住房保障方面，我国有很多关于住房的法规，规定了公民在住房方面享有的基本权利和义务，而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需要政府通过现实的住房保障政策行动来具体落实这些权利。
三、社会因素是住房保障政策制定的现实依据。
与其他公共政策相比，社会政策最大的特点之一是其直接面向广大人民群众，直接影响千家万户的生活以及社会各个群体和个人的实际利益，与家庭、社区、组织和阶级阶层关系等方面关系密切，并对社会发展和社会生活质量都有直接的影响。
首先，住房保障政策与社会阶层结构有着密切关系。社会政策是在特定的社会结构中进行的，社会阶层结构对其社会政策产生着明显的影响。在很长一段时间中，住房保障的功能一直是家庭、社区以及单位等承担的。例如，在过去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住房政策体系中，存在单位福利分房。
在现在市场经济体制中“，单位”作为住房提供的主体已经不复存在。社会阶层结构日益复杂，低收入、缺乏稳定和保障的就业使城市产生了新贫穷阶层。虽然近年来通过改革住房保障制度，增加了保障房建设，有了廉租住房、经济适用房和政策性租赁住房等，但依旧不能很好满足中低收入居民的住房需求。低收入家庭的廉租住房不宜居、经济适用房价钱偏高，这些都体现出住房保障政策制定中对社会阶层结构的把握还不到位。
其次，家庭结构和功能变迁对社会住房保障政策也产生一定影响。由于家庭结构小型化、核心化、“空巢”家庭不断增加、家庭养老等功能弱化这些趋势的出现，需要国家采取更多的住房保障社会政策行动相配合。所以，当家庭无法保障住房需求或不适于由家庭来满足这种需求的时候，就应该由政府和其他组织整体性地来制定住房保障政策以改善低收入居民无所居或住房环境不好的问题。比如，对独居、“空巢”老人等特殊群体，应该创新住房保障模式，把住房保障设置与生活服务的便利性、精神辅助等软性因素结合起来。
同时，社区是人们社会生活的共同体，它在社会政策行动中的作用体现在两个层次，一是社区自身以自治的方式向居民提供必要的服务。二是社区参与到政府的社会政策行动之中，并在其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例如，对于社区内住房困难的低收入“、低保”家庭能早日享受到政府的廉租住房优惠政策，社区会加大工作力度，利用多渠道向社区居民做好廉租住房补贴条件、廉租住房保障对象保障标准、所要提交材料等相关政策内容的宣传，做好社区内低收入家庭和“低保”家庭的廉租住房补贴的申请和办理工作等等。社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与社会的组织化程度和社会组织方式有密切的关系。人们从组织中满足各种需要，并且人们的经济状况、社会地位以及所获得的福利保障水平等方面的情况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其所属组织的影响。因此，社区及居民的组织化程度、基层政府部门的行政能力与服务意识、公平原则，影响住房保障政策的执行效果及保障对象的主观评价。
最后，住房保障社会政策的目标之一是要促进社会发展，政府通过住房保障政策来“医治”当前存在的住房问题，通过保障房的建设和主动的干预房地产市场来协调住房问题，通过运行住房保障政策而建构和维持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层面。另外，住房保障情况对个人和社会的生活质量有很大的影响。通过合理的公共性的住房保障行动能够促进建构一个平等、稳定、和谐的社会。
四、小结。
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应重视发展型社会政策模式，即在维护社会公平和平等的基础上，促进经济发展，使住房保障社会政策与经济发展相协调。通过广泛的实施住房保障政策，可以有效地解决基本的民生问题，尤其是中低收入居民有房住的问题，从而消除社会不稳定因素。通过实施住房保障政策可以缩小社会分化和社会不平等，缓解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冲突，从而为社会稳定创造必要的条件。在住房保障方面，切实保障廉租住房、经济适用房的建设，使其能与居民需要及工薪阶层的薪资制度联系起来。同时，在住房保障政策制定上应该以社会需求为依据，考虑到阶层结构的变迁、家庭功能的变化及社区生活方式的具体情况。社会成员是否有某种需要得不到满足，或者政策执行中是否存在着某种问题，需要政策制定者加以识别和研究。所以，在政府制定和执行住房保障政策时，应全面了解政策的影响因素。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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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行政管理论文范文第8篇
一、加强队伍建设基础工作，提高队伍素质综合实力。
我们把强化基础练内功、提高素质谋发展作为目标，通过加强思想教育、加强形象建设、搞好党风廉政建设等有效措施来激发全系统干部职工的工作热情和创造力，为药监事业的快速发展奠定了牢固的思想基础。具体内容是：
一是培育人文精神。确定了正确的工作方向：明确了“以整顿为手段，以规范为目的”的基本工作策略；切实树立了“在监管中服务，在服务中促进发展”的新理念；提出了以“三个创一流”即：创一流工作业绩，创一流执法队伍，创一流服务水平为目标；以“五化”即：政务工作公开化，日常工作标准化，监管工作规范化，队伍建设勤廉化，行政执法程序化为工作原则；以“八项工作准则”即：依法行政，维护法律，有效监管，高效便民，遵守纪律，政令畅通，求实创新，促进发展为主要保证；号召以“创新的精神、昂扬的斗志、扎实的工作，饱满的热情、奉献的精神”为工作态度；提出了“讲正气、讲团结、讲奉献、讲学习、讲廉政、讲效能”的局风。这些都有效地起到了凝聚人心、统一意志的作用，形成了系统上下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局面。
二是加强学习培训。我局始终高度重视干部队伍的学习、教育和培训工作。加强政治理论学习。重点学习党的科学理论、基础知识以及各项方针政策。教育大家讲政治、讲团结。年人均记笔记____余字，已撰写各类理论文章___余篇。加强业务知识学习。编写了《食品药品监督法律法规基本知识___题》，要求职工坚持做到每日完成两题，由人教科及时进行检查督促。目前已完成三册。通过学习，切实提高了执法人员的办案水平。为保证法律文书书写规范、美观，我们在全系统进行了硬笔书法培训和比赛。通过案卷检查测评，文书书写更加规范。强化专业知识学习。针对岗位性质和工作需求，由科室自行组织学习。在工作中，我局业务科室坚持把每次的案审会都作为学习分析会，针对每个案例的性质进行综合评价，指出办案中的不足，提出完善改进的措施，极大提高了办案人员的实际办案水平。强化法律法规知识培训。除了每年按省局要求和我局制定的三年学习规划进行学习培训外，我们还经常就执法工作中遇到的疑难问题和典型案例，有针对性地进行有步骤、分阶段的讲解、授课。并多次在机关内进行了食品药品相关法律法规知识闭卷考试，将成绩张榜公布，巩固了职工对食品药品监管知识的理解和掌握。
通过严格持久、循序渐进的学习培训，我局案卷合格率达__以上，在省、市法规检查中均受好评，在案卷抽查中名列前茅。因为依法行政、严格程序，连续两年没有出现行政复议、诉讼案件。
三是狠抓制度建设。为加强全局行政管理、廉政建设管理、案件管理，我局大力完善了现有制度，进一步地体现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完善各种制度共___项。同时，为了狠抓各项制度的贯彻落实，建立了较为严密的监督和约束机制。建立了对审批权的约束机制。围绕监管中的审批、准入、抽验、认证、发证、稽查、处罚等环节，进一步完善了廉政建设制度__项。做到案件处罚依据公开、处理结果公开。执行“办、审、定”三分离模式。有效地监督了权力的运行。建立了对班子权利的约束机制。如把财务公开，收支情况定期发表，严格审批手续，高额支出必须经过班子研究决定，重大事件做到阳光操作、透明决策……约束了权力的滥用。建立了工作目标责任制。每年年初将省局各处室的岗位目标责任制量化分解，由各个科室结合实际制定本科室的目标责任制和考核标准。哪项工作由谁负责、具体工作内容、完成期限、预期目标等都做了细致规划，落实到每一个工作人员。并定期进行调度、督促和自查。确保了各项工作及时、高效地完成并达到预期目标。这些规章制度和具体措施对把握干部思想、规范干 部行为、提高办事效率都起到了极好的保证和推动作用。队伍形成了严、细、实、快的工作作风，达到了思想上、行动上、步调上的统一。
四是搞好形象建设。为彻底转变工作作风，树立药监队伍新形象，我局在工作中认真贯彻省局和市政府有关软环境建设及政务公开工作相关规定，不断强化各项服务措施，坚持阳光政务，提高了工作效率，深受相对人和群众好评。在工作中，我局制定了“审批时限制”，要求初审、审批等工作必须按规定时限完成。为了帮企业对接新品种，我局花费____余元，没向企业摊派一分钱，受到企业的高度赞扬。在GMP改造过程中，我局热忱帮助企业解决遇到的难题。并亲临现场，帮助、指导、服务到位，使企业加快了改造步伐，为企业节省改造资金____余万元。目前，四平市药品生产企业产值已由过去的_亿元达到了__亿元，成为四平市经济的支柱产业。
同时，为使我局的监管、服务工作成果和安全饮食用药知识家喻户晓、深入人心，我局不断加大信息宣传力度。已编发《四平食品药品工作信息》__期，《食品监管工作专刊》__期，面向社会各界发送各类信息___余篇；在《四平日报》、《今日财富报》、四平电台、电视台都开辟了专栏，并在电视台和电台答观众热线__次，架起了走进百姓的桥梁；多次在《中国医药报》、《人民日报》的《学习与实践》丛书以及《中国党政报导》等部级刊物上，报导我局的工作；广泛向社会各界人士征求意见，在“两会”期间，发出征求意见函____多份；并向药品生产、经营企业及医疗单位等发放宣传单、“药监工作特刊”近两万余份；开展了服务进社区、清理家庭小药箱、集中销毁假劣药品等活动。有效地宣传了药监工作，树立了药监人的新形象。
五是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为使党员干部在思想上筑起拒腐防变的坚固防线，我局以“惩防体系建设”为载体，结合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和反商业贿赂等工作，积极开展党风廉政建设。自____年我局被省局和市纪委确定为惩防体系建设试点单位以来，我局实行“全员抓，抓全员，创新抓，抓创新”，立足长远，致力于长效机制的建立。探索出“三个参与”：全系统干部职工全部参与，干部职工家属全部参与，行政管理相对人全部参与；“三个覆盖”：覆盖全局内部政务工作面，覆盖外部执法工作面，覆盖八小时工作以外生活面。如我局制作“廉政日记本”就是一个佐证；“三个贯穿”：贯穿思想教育，贯穿重点部位，贯穿工作每个环节；“三个防线”：思想防线、规范防线和制度防线；“突出三个重点”：突出重点人员，突出重点岗位，突出重点环节。积累了独具特色的经验，干部廉洁自律、拒腐防变的思想已根深蒂固。系统内和吃、拿、卡、要的不廉洁现象没了，拒吃请拒收礼金的多了；影响药监形象的人和事少了，评价我们好的人多了；社会各层面不了解我们的少了，认可我们工作的人多了。截止目前，全系统拒收礼金一万余元，拒收礼品折合人民币数千元。四平市纪检委和省局都对我局的“惩防体系建设”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省局领导在国家局也作了典型发言，推广我局的试点经验。
六是配齐配全干部队伍。在干部任用上，我局严格执行《党政干部任用条例》，该走哪项程序就走哪项程序。本着群众公认、领导把关、有利工作的原则，受到了广泛认同。为优化干部队伍知识结构和年龄结构，使班子更有战斗力，我局对县（市）区局领导干部进行了交流任用，并及时把年富力强的干部提拔到了重要岗位上来。在市食品药品检验所选拔副所长和市稽查分局选拔副职时，我们都进行了公开竞争上岗。截止目前，各县（市）区班子基本配齐。两年来，全系统共调整提拔__几名干部，都在各自新的工作岗位上打开了局面。一支团结奋斗、务实创新的干部队伍业已形成！
二、加强依法行政基础工作，提高行政监管综合实力。
为全面提高行政执法人员的监管水平，更科学高效地开展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工作，我局从加强依法行政基础工作入手，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具体做法：
一是加强法规工作，形成行政监管新模式。我们把局机关内部管理分成“两个轮子”：以办公室为一个轮子，重点管理行政方面的工作，有效实现日常工作规范化的目标。以法规科为一个轮子，重点对监督执法各环节进行规范管理，有效实现监督执法程序化的目标。建立了有针对性的行政执法制度。为提高执法人员依法行政能力，建立了《行政执法案卷评查制度》、《行政复议制度》、《审理行政复议案件程序规定》等__项制度，形成了严谨的行政执法制度体系。每年定期在全地区进行优秀案卷评比和巡展活动。并不定期地组织模拟听证会，锻炼执法人员的办案水平和依法行政能力。确定了“九环节”执法运行机制。我局在几年的执法实践中逐步摸索和建立了备案、立案、调度、咨询、指导、检查、复查、监督、归档等“九环节”执法运行机制。以法规科为核心，从上到下，从外到内，从个案到重案，从始到终，都由局法规科具体管理。使法规工作从一个“漏斗”进，从一个“漏斗”出，把执法的每个环节，从收集案件、立案、办案、结案、审案、调度、促办到卷宗，都细致规范起来，使每个案件办结严格遵守办案程序，有始有终，有效防止了人情案的发生。建立了“程序化”执法办案管理。我局与高新技术开发公司联合研制开发出了“政策法规案件管理办公软件系统”，其特点是：抓住案件处理各个环节：立案、审核、审批、督办、处理、审议、归案，都由法规统筹用微机管理，统一进行登记，由领导签批后，及时发送各相关业务科室，并将处理结果及时反馈、归档备查。从而建立了自动化监督管理网络，实现了以机器管人，从根本上解决了有案不立、立案不查、查无结果的现象。此做法得到了省局领导的高度认可。在全国首届基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论坛上，我局代表某省省在会上做了经验介绍，受到与会者的好评，并在《中国医药报》上发表了相关经验材料。
二是抓食品安全监管，形成全社会齐抓共管新模式。我局面对食品安全监管工作起步之初举步维艰的现实，立足本地工作实际，探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食品安全综合监管措施。健全了县（市）区两级政府食品安全监管机构。并由市政府办公室印发文件并督办，建立了乡镇级政府食品安全监管机构。在此基础上，突出了“综合、牵头、协调”的职能，建立起了监管责任网络：对企业实行定人、定责、定区域的监管方式，将监管责任落实到每一个具体监管人员。并制定了食品安全工作责任追究办法，明确了监管职责。在组织食品安全专项整治活动方面，我们创造性地采取了“轮流牵头、例行整治”的新举措：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按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委员会制定的 计划，结合本部门的工作职能和本年度工作重点，轮流牵头，分别组织开展整治工作。使每次整治都做到了有方案、有重点、有特色、有总结。这种将各部门本职工作和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工作任务相结合的办法，不仅避免了人力、物力的浪费，还提高了工作效率，落实了工作责任制，从而形成了食品安全监管合力，确保了整治工作持续、全面、有效进行。
三是抓药品生产和流通环节，创新了监督管理模式。我局本着科学发展观的理念，针对地方实际，创造性地开展了药品监督管理工作。针对药品生产环节：在GMP改造后，针对多数药品生产企业内部管理出现滑坡和执法人力不足的现象，与全市药品生产企业、医疗机构签订了《双向承诺书》。并建立了监管长效机制：一方面我局制发了《日常监督检查办法》、《质量月报制度》《不合格药品通报制度》等规范性文件，用以约束企业规范生产自律行为。另一方面，我局内部建立了《包保责任追究办法》、《包保责任划分制度》等规章制度，用以约束执法人员的自身行为。推出了“四重”的监督管理模式，即：事前监管与事后监管相结合，重在事前监管；日常监管与专项检查相结合，重在日常监管；跟踪检查与飞行检查相结合，重在飞行检查；行政监管与技术监督相结合，重在行政监管。确保从源头上保证药品质量。并注重部门配合，通过市政府协调和工商、物价、安全监管局、医药化工行办等部门的配合，在打击假劣药品、稳定药品价格方面做出了一定贡献，形成了监管合力。针对药品流通环节：在GSP认证基础上，我局进一步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零售药店规范化建设工程”。确定了“两个统一、三个规范”的工作路线。“两个统一”即：统一标识、统一分类。“统一标识”，即：统一牌匾、统一柜台和货架、统一分类标识、统一店员服饰、统一胸卡、统一物价签。使全市零售药店内外经营环境统一，以区别于其它商业场所，改变了店堂管理混乱的局面。目前全市有__以上的药店已经达到了标准化药店要求。对药品分类摆放标准进行“统一分类”，下发了《药品分类摆放规则》，要求企业按照要求进行分类摆放。“三个规范”即：规范从业人员、规范管理制度、规范进货渠道。指导企业建立规范的采购、验收、养护、销售纪录，督导驻店药师上岗。使药品经营企业从业人员素质得到明显提高，企业的自我规范意识明显增强。同时，我局还建立了行政责任制和长效监管机制。实行人员分组、任务划片、定期巡查、责任追究等各项制度，强化监管措施。使四平市的医药市场经济秩序得到了进一步的好转。
四是建立社团组织，形成诚信体系建设新模式。经过长期筹备，我局筹建了“三个协会”，即：食品安全信用协会、药品质量信用协会、药品经营安全信用协会。协会成立后，本着为企业服务的宗旨,筹划组织了形式多样的活动。召开了座谈研讨会，与市质监局联合举办了市场准入制度培训班，并深入食品企业进行走访和调研。着力进行信用体系建设的尝试。并建立了监管工作的基础数据档案。为我市__户药品生产企业、___户药品经营企业、___户医疗器械专、兼营企业、__家医疗机构建立了信息档案，并由专人负责管理，加强了对行政相对人的监管，促进企业守法经营、诚信服务。对零售药店建立违规违法检查记录，装入信用档案，作为四平市“星级药店”评定的否决项目。对一年内违规经营三次以上的企业进行行业内部通报，对违规经营五次以上的企业公开警示曝光。为诚信体系的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加强资本运筹基础工作，提高药监队伍经济实力。
为加强资本运筹基础工作，开源节流，科学合理使用资金，抓好增收节支工作，我们有针对性地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有效的措施：
一是做好增收节支工作。食品药品监管系统由于组建时间短，基础薄弱，工作条件较为艰苦，资金严重不足。____年我局新班子组建前曾一度出现资金严重短缺，帐面资金仅有两万余元。但我们为了给执法工作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把有限的资金花在了为执法工作创造物质条件上。科学合理地使用资金，量入为出。为改变监管手段长期落后的局面，我们对当时租借的办公楼进行了维修，添置了部分办公设备，保证了执法和监管工作的进行。同时，我局还制定了详细的财务支出计划，压缩资金使用，大力进行节约型机关建设。号召广大干部职工从节约“一度电、一张纸、一滴水、一支笔、一升油”做起，杜绝铺张浪费。并进行了三项改革措施：加强了车辆管理。实行统一加油、定点维修、双休日及节假日司机将钥匙交由办公室统一管理等制度，有效地控制了车辆耗油及磨损，保证了正常工作用车；加强了微机管理。全局尽量采用无纸化办公方式，所有打印材料都由局微机室工作人员进行专门管理，统一打印，确保不出现办公用品浪费现象；加强了办公经费管理。由财会人员对各科室一年的办公经费进行统一包干、测算，奖俭罚奢，将经费管理和每个人的切身利益挂钩，严格控制经费使用。经过严格管理，仅____年公用经费支出就比去年同期下降了__.__万元。同时，通过大力进行市场整顿，打击假劣药品，净化药品市场，从____年开始，罚没收入逐年递增。____年收缴罚没款万元，____年收缴罚没款万元，____年收缴罚没款___万元。由三年前账面仅余_万元资金，到目前的___万元，并增加固定资产__万元，这些都是我们全系统干部职工共同努力的结果。
二是抓好基础设施建设。四平市食品药品监管系统基础差、底子薄，几年来，从市局机关到各县（市）区局多数是租用办公楼办公。所以，办公场所筹建问题成为了局党组的核心大事。____年，我们就开始筹建四平市药监、药检大楼。经党组研究决定，采取置换的形式，用药检所现有办公场所与公主岭振兴旺房地产开发公司合作进行置换，在四平市南湖花园小区建设药监、药检综合办公大楼____平方米。开发商无偿将新建的办公大楼三层____平方米赠予市局。我们几经周折，克服了种种困难，维持了置换协议的执行，同时低价为部分职工解决了家属宿舍。经过协商、运作、建造、装修，新办公大楼已于__月__日正式入驻使用，市局机关、市食品药品检验所和铁东分局共同进驻此新楼办 公。这种置换的形式，充分利用现有资源换取了最大利益。没有动用基建经费，没有等靠上级的有关政策，更没有因为借资搞基建而给局机关造成债务，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这在全省也是一个创举，多次受到省局领导以及全体职工的好评和赞扬。双辽市局、伊通县局也先后购置了办公楼。梨树县局通过协调，也解决了办公用房。这些具有长远意识，富于创造性的举措，为我市的药监事业发展夯实了物质基础。
房地产行政管理论文范文第9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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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2013年已然过半，“稳增长”仍为当前经济领域的核心议题。种种迹象表明，虽已不再如五年前的“4万亿”般高调，但新一轮投资潮却悄然涌动。 投资，作为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之一，历来扮演着令人又爱又恨的角色。它是见效快、易于使用的“兴奋剂”，但若服用过滥，却又极易侵蚀健康肌体。 决策者努力从五年前的那场资本盛宴中吸取经验教训，本轮投资“以长带短”的政策思路清晰可见，即选择那些既能长期优化经济结构，又能短期起到拉动投资和经济增长作用的领域，比如棚户区改造、中西部地区铁路建设、市政基础设施和地铁公共交通建设等。值得一提的是，决策层已提出，将引导民间投资通过多种途径进入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和公用事业等领域。 然而，要真正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进而推动经济结构转型目标，需要实在的体制性变革。回顾历史可以看到，上一轮经济体制改革同样启动于经济低迷期，同样是面临重重阻力。但通过改革释放的生产要素，启动了中国经济的引擎并将红利延续至今。 如今，新一轮投资箭在弦上，新一届政府亦再次祭出改革大旗。但能否将投资与改革形成的“组合拳”转化为经济发展的持久动力，一切有待观察。 ——编者
投资又来了！
8月下旬，在各界为下半年经济走势焦灼之际，相关部委应对经济下行的宏观调控政策已经提交决策者讨论。《财经》记者获知，今年下半年开始，新一轮投资将陆续启动，总体投资规模达“万亿级”。
“新的投资拉动异常谨慎。”一位接近国家发改委的人士告诉《财经》记者，决策者不再启用“N万亿投资”的概念，亦不会再现五年前一拥而上的“盛况”。
2008年11月推出的“4万亿”投资计划，在短期内有效地稳定了就业和增长，但地方债高企、投资低效、产能过剩加剧等负面效应在随后几年越来越突出。也正是如此，对于新一轮的投资启动，决策者将更为关注有效投资和结构调整。
8月上旬，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在谈及经济形势和下半年宏观调控时指出，要“继续发挥好投资对稳增长的关键作用，保持合理的投资增长。要保证有限的政府投资投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徐绍史特别指出今后将扩大市场准入，破除民营企业的“弹簧门”“玻璃门”“旋转门”，引导民间投资通过多种途径进入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和公用事业等领域。 “稳增长”保卫战
中国的经济形势在2013年上半年经历了微妙而复杂的变化，下行压力增加是上半年经济运行的显著特征。今年一季度，中国的出口数据光鲜，但后来被爆出数据不真实，深圳地区出现的出口“一日游”现象，到了四五月份被“打回原形”。5月份，出口仅增长1%，2013年上半年，出口对GDP的拉动只有0.1个百分点。
世界银行在今年中的报告中称，中国的高投资率可能无法维系，而如果投资在缺乏管理的状态下无序撤出，则会导致中国经济迅速减速，且如果投资回报率无法达到预期，很多发展项目的还贷将受到威胁，届时中国可能将被迫介入解决坏账问题。
7月30日，最高决策层召开专门会议，讨论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按照惯例，这种最高规格的经济形势分析会在每年的7月中旬和12月中旬召开，其中，7月中旬的会议将确定下半年的宏观政策基调和政策。
为了筹备此次经济形势分析会议，中央派出五个调查组，分赴各地调研。一位曾参与西北调查组的人士透露，地方最担心的是经济增速下滑，以及背后的质量、效益、就业和财政收入等相关问题。他表示，就目前的现实来看，无论是哪种类型的投资，都呈下降态势。“制造业投资、房地产投资、基础设施投资是最重要三大投资领域，其中制造业投资增长速度在下降，房地产投资相对稳定，基础设施投资明显下降，不管是公路还是铁路。”
虽然对于中国经济的整体走向仍众说纷纭，但地方对经济增速下滑的担忧，已经通过调查组等渠道传递到中央决策层。
在7月中央经济形势分析会议之后的政策表述中，“稳增长”被置于第一位，紧随其后的是“调结构”“促改革”。
然而，“4万亿”殷鉴不远，新一轮投资将如何出手？
经济形势分析会议一天以后，国务院常务会议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进行部署，从“看不见”的市政地下管网建设和改造，到“看得见”的污水和生活垃圾处理及再生利用设施，以及地铁、轻轨等大容量公共交通系统建设都涵盖其中。同时，会议还将铁路固定资产投资额从年初的6500亿元，调高至6900亿元，新开工项目由37个增加至47个，并以中西部铁路项目为主。
此前不久，环保部亦透露，中国将投资1.7万亿元，开展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将投入2万亿元进行水污染治理。
种种迹象表明，新一轮投资计划悄然启动。
“2008年的‘4万亿’投资是公开的，这轮投资没有公开说，但是，在悄悄地使劲。”一位接近国家发改委的人士透露。
在中信证券等机构看来，中国政府“以长带短”的政策思路已然清晰，即选择那些既能长期优化经济结构，又能短期起到拉动投资和经济增长作用的领域，比如棚户区改造、中西部地区铁路建设、市政基础设施和地铁公共交通建设等。由于这些是关乎长远发展的项目，因此也被称为“定向投资”。 回暖迹象初显
刚进入下半年时，中国经济已有回暖迹象。
海关总署公布的外贸数据显示，7月份，中国进出口额比去年同期增长7.8%，回升态势明显；此前的6月份，中国外贸进出口额出现双降，其中出口额出现了三年来最大跌幅。
8月18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7月份的经济运行数据。其中PPI（生产者物价指数）同比下降2.3%，虽然这一经济先行指标并未摆脱17个月连续下跌的趋势，但跌幅已比上月收窄0.4个百分点。
分行业看，石油和天然气开采、黑色金属出厂价格环比降幅分别收窄1.4个和2.2个百分点。从流通领域重要生产资料交易价格变动情况看，7月底大部分黑色金属、有色金属、化工产品的交易价格比月初均有不同程度的上涨。这些皆与7月份制造业PMI略有回升的趋势契合。
8月22日，汇丰的8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预览指数升至50.1，相比之下，7月份终值为47.7。这是PMI指数连续三个月徘徊收缩之后的首次反弹，并创下2010年8月以来最大升幅。
汇丰控股首席经济学家屈宏斌认为，新订单及产出回升拉动制造业活动重回扩张区间。受新业务和产值温和回升的推动，中国制造业增长已经开始企稳。
“预计随着棚户区改造、铁路投资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和IT基建的加快及小微企业减税等政策措施全面显效，未来几个月，经济将在目前企稳的基础上进一步回升。” 屈宏斌表示。
然而，新一轮的投资显然会采取“慢热型”驱动，五年前的狂欢场景不会再现。
国家发改委投资研究所研究员刘立峰曾公开发表《对4万亿投资计划的回顾与评价》的研究报告。报告称，从2008年四季度到2010年底，新增中央政府投资1.18万亿元，带动地方投资8300亿元，银行贷款1.41万亿元、企业自有资金等其他投资5800亿元。其直接效果是“经济增长实现V型反转”。在2009年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长跌入谷底6.2%以后，2009年二季度、三季度、四季度，经济增长率分别提升至7.9%、9.1%和10.7%。
“‘4万亿’之时强调‘出手要快’，要求旬报、月报、周报，恨不得各种项目一哄而上，实际上确实带来了无效投资。”一位当时参与“4万亿”研究决策的专家表示，新一届政府会借鉴这些问题。新一轮的投资是在下放审批权的改革推进背景之下，明确“凡社会能办好的尽可能交给社会力量承担”，因此，本轮投资“慢热”的同时，将具有市场化特征。
“新一轮投资跟之前是有区别的，其中最大的区别就是这次讲有效投资。从消费和投资两方面来看，2008年那次是重点在于供给，但是这次重点是提振需求。”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告诉《财经》记者。 货币政策“不松口”
资金将是新一轮投资行动的最大障碍。
“从投资空间来看，基础设施投资还有很大余地。”中国投资协会会长张汉亚认为，现在的问题是地方投资冲动强烈，但是投资能力有限。
按照事权划分，基础设施投资资金主要由地方政府筹措。但在经济增速下滑、地方债务高企、税收收入下降的背景下，基础设施所需资金仍主要依靠土地出让收入，即卖地收入来支撑，这显然非长久之计。
瑞银首席中国经济学家汪涛注意到，今年前两个季度基础建设投资的变化——二季度基建投资比一季度略有放缓。
在汪涛看来，基础设施投资得到了各方面的支持，包括地方融资平台通过信托等从银行表外方式筹措了不少资金，加上上半年各地方卖地收入增长迅速，使得地方有更多资本投入基础建设。然而，此种状态并非常态，二季度开始放缓，基础建设投资并未明显变好，明显增强的是房地产开发投资。
今年前五个月，信贷增长迅速，处于不可持续的水平，在这样的情况下央行和中央政府有意调整信贷增长，使之变缓，于是出现6月20日后央行突然断供，导致银行“钱荒”。“这一点我们认为是一个正确的方向，下半年也会继续实现。当然不会像6月份那样突然压得很紧。”汪涛对《财经》记者表示。
此前，市场普遍存在预期，经济形势一旦向下，高层就会动摇盘活存量、调整结构的决心，回到大肆投资的老路上来，随着新一轮投资计划浮出水面，货币政策亦会跟随性放松。
但现实给市场泼了一瓢凉水。8月19日，央行行长周小川公开发言，中国经济增长内在动力还很强，不会出现所谓连续性下滑的形势，需要找到一个平衡点，既保持经济较快增长，同时又能优化结构。周小川称，今年下半年仍将执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如果有需要会做一些调整，但不会有大调整，只是“适当的、结构性”微调。
周小川表态的第二天，市场即做出反应，银行间拆借利率再次上升，这是自今年6月流动性危机平复后，又一次明显反弹。当天，上海银行间拆放利率（Shibor）全线上涨，隔夜Shibor上升45.1个基点至3.85%，七天Shibor上升33.6个基点至4.42%。
曹远征认为，与“4万亿”时“遍地开花”的做法不同，此轮投资稳增长的同时，“调结构”意味明显。货币政策的稳定，显示出高层的政策决心。
7月30日，信用评级机构标普报告，再次下调对中国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至7.3%，此前的数值为7.9%。“这反映了我们对中国决策层调整经济结构决心的判断。”标普金融机构评级资深董事廖强说，高层对经济放缓的容忍度上升，意味着货币政策大幅放宽的可能性变小。
在稳健的货币政策之下，新一轮投资计划的资金困局正在变成现实。
作为社会投资的主力，银行信贷投放在最后几个月放量的可能性不大。根据年初各家银行确定的年度信贷投放计划，今年全国银行系统新增信贷资金累计投放量约为8万亿元，与2012年8.2万亿元相比并无增量。而在各家银行年中会议上，也普遍未有扩大信贷投放的相关部署。
今年前七个月的统计数据显示，银行系统信贷新增5.8万亿元，同比增加3800亿元。更能反映社会资金供给情况的社会融资总额指标，今年上半年新增10.15万亿元，同比增加2.38万亿元，非银行融资更趋活跃。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预测，下半年货币政策会增加灵活性、针对性和协调性。但市场普遍认为信贷总量不会有大的变动，全年会控制在8万亿元-9万亿元之间。
在具体操作层面，商业银行对风控的谨慎态度也压制了部分信贷需求。
“现在有没有现金流是硬性条件。”一位国有大银行公司业务部负责人说，“一些公益项目，即使银行参与，也仅限于其他服务而非贷款。”另外，在抵押方面要求也趋向严格，“纯信用贷款基本不发放”。
一位国有大行西部分行人士也表示，下半年会重点关注有明确政策导向的产业，比如棚户区改造和新农村建设等，“综合收益是首先考虑的因素，其次才是规模”。
由于资本压力、存款短板、授信集中度和不良率等监管指标，以及经营理念的变化，如果货币政策导向不转，商业银行短期信贷激增的空间并不大。 钱从何来
《财经》记者了解到，在信贷这一融资渠道受限情况下，中央有意扩大直接融资规模，重点通过地方债和企业债扩容，以及政策性银行支持来解决资金之渴。值得一提的是，吸引民间资本参与经营性项目建设与运营将成为此次投资的亮点。
近期，央行特批国开行1000亿元“软贷款”新增额度，用于支持棚户区的改造。棚户区改造被认为是新型城镇化建设落地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能拉动投资、消费需求，还能带动相关产业发展。
此次国开行“软贷款”与商业银行普通贷款的不同在于，可以作为项目资本金，“杠杆式”撬动更大规模的融资。其他商业银行也在积极储备相关项目，并给予地方分行更多授权政策倾斜，以支持相关项目。
债市方面，作为新一轮投资的先锋，中国铁路总公司于7月和8月连续发行债券融资400亿元。就在此前的7月3日，国家发改委做出批复，同意铁路总公司2013年分期发行1500亿元铁路建设债券，所筹资金全部用于哈尔滨至齐齐哈尔铁路客运专线等73个铁路建设项目。这意味着在剩下的四个月中，铁路总公司将密集发行剩下的1100亿元债券。
一位供职于国有大银行公司部铁路融资团队人士介绍，由于受授信集中度15%的限制，目前对铁路贷款新增难度较大，近年来债券成为支撑铁路建设最可靠的资金来源。债券融资占铁路投资总额的三分之一左右。
曹远征认为，目前铁路负债率并不严重，主要问题是债务期限偏短，与长期投资错配。“未来可通过债务品种多元化，来改善当前负债结构并大幅缓解压力。”
但是，自今年以来债市动荡，需求萎靡，这为新债入市融资增加了不确定性。
除了重点企业的直接融资，地方政府发债亦为投资的蓄水池。
8月19日，财政部2013年第七期和第八期地方政府债券，利率均创下了历史新高。253亿元的三年期债券中标利率为4.29%，较上一期的同期限品种利率上升0.37个百分点。255亿元五年期债券中标利率为4.43%，上升0.58个百分点。利率创下了历史最高水平，参与投标的资金倍数却跌至年内新低。
一直以来，银行皆是大型企业以及城投债的大买家。但今年的新情况是，银行对投资债市积极性在下降。
一位国有大行金融市场部人士坦言，“我们很担心债券的风险，特别是信用债。”他透露，投资债券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拉生意，“如果不买一些，就拿不到承销的资格。而存款和咨询等金融业务也会受到影响”。
部分银行对于信用债的投资已执行“信贷标准”，需要会签授信部以及风险管理部等，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同时考虑。铁道债在银行投资中普遍划为企业债，但风险权重较普通品种下降，在资本占用方面也有较大比例的优惠。
与此同时，民间资本投资铁路、机场等基础设施有所放开，就在8月19日，国务院还出台了铁路投融资改革文件，以吸引民间资本。不过，业内人士普遍担忧，基础设施投资回收时间长，民间资本进入后亦难拥有收益分配权和话语权，致使其对于投资充满顾虑。
曹远征建议，铁路融资如要实现突破，需要改变铁道部撤消后仍然保留的铁路统一负债的模式。“零敲碎打而不是铁板一块，才能吸引民资改善资本问题。”
“实际上，社会资金并不少，主要看铁路投资是不是具有足够的吸引力。”一位国有银行公司部交通业务部人士说，多元化的融资早已存在，吸引新资金进入的关键是如何分离公益性和盈利性两部分，既保证公益服务，又能真正增加铁路本身的盈利性，比如票价定价机制怎样放开。
“目前，银行对铁路的融资基本维持此前铁道部的政策，利率和额度都未有大的变化。一切还要看进一步的铁路投融资体制改革细则。”上述人士说。
在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方面，地方也开始探索。近日，武汉市出台文件，鼓励民资参与公路、桥梁、隧道、水厂、污水处理厂等的建设。北京市发改委亦表示，将把轨道交通、城市道路、综合交通枢纽、污水处理、固废处置和镇域供热等六大基础建设领域列为试点，拟推出126个项目，引进社会资本1300亿元。 “改革引擎”需启动
《财经》记者获知，在逐步实施投资拉动和结构调整的同时，决策层出于为经济持续增长提供动力的考虑， 也在酝酿启动实质性的经济体制改革。
一位接近国家有关部委的人士告诉《财经》记者，即将在今年秋季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决定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其中准备较为充分的财税、金融、能源等领域改革有望率先启动。
2013年3月，国办下发了《关于实施〈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任务分工的通知》。减少和下放一批投资审批事项，并列明取消审批的投资项目。5月，国家发改委出台了2013年的“经济改革清单”。刚刚履新的政府，率先推动的是机构和审批权改革。“经济领域要更多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社会领域要更好地利用社会的力量，包括社会组织的力量，把应该由市场和社会发挥作用的交给市场和社会。这也是改革的方向。”国务院总理称。
上半年经济工作会议前后，是经济新政策的第一个“密集月”。7月下旬起，国务院先后推出放开贷款利率管制、“营改增”试点扩至全国、加快发展节能环保产业、促进信息消费、金融支持小微企业发展、铁路投融资体制改革等一系列政策和改革举措。8月21日，再次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在取消和下放了一批行政审批事项之后，防止其“反弹”的严控措施。
在7月9日召开的部分地区经济形势座谈会上，也把改革与“稳增长”“推动结构转型”并列讨论，并指出“加快行政管理、财税、金融、价格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步伐”。
上一轮经济体制改革启动于经济低迷期，同样是面临重重阻力。但通过改革释放的生产要素，启动了中国经济的引擎并将红利延续至今。如今，新一轮投资箭在弦上，新一届政府亦再次祭出改革大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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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政府主动放权“断腕”，需要极大魄力。
新一届政府推动的政府职能改革，在2013年“两会”后，首先以取消部分审批权力和放权给地方等形式而提速推进。
这项被视为主动约束和限制政府权力的改革，因其性质之重大、节奏之频繁而引发层层反响。两次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之后，5月13日，国务院召开了一个范围更大的全国电视电话会议，动员部署下一步国务院机构职能转变工作。5月16日，国务院又公布了取消和下放管理层级的行政审批项目目录。这份目录详尽地披露了此次取消和下放管理权限的细目。
历时仅两个月，国务院分两批取消和下放了133个行政审批事项，这其中以关系生产经营和业务活动、资质资格许可认定的项目为主，共95项，投资审批项目共25项，另有评比达标表彰项目10项，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3项。
政府主动约束权力和下放权力，不但对中国整体改革意义重大，对提振经济活力意义重大，也关涉中央和地方、中央各部门之间的层层利益纠葛。此次国务院下放权力的“断腕”背后，也映射出渐进式中国改革的历史微观图景。 发改委被“放权”
5月17日，国家能源局收到了一份通知，要求上报自成立以来的所有能源项目批文，以及其他部分行政批文。 “这不同寻常。我在部委这些年还从来没听过这种要求。”一位接近国家能源局的部委人士告诉《财经》。
一周之前，国家能源局一位前任负责人被中纪委调查。其主政国家能源局期间，在火电建设项目的审批上，各省的审批情况差距很大。
今年初召开的全国能源工作会议上，火电站项目审批的不平衡和不公平问题，成为与会省市负责人讨论的焦点。在各省能源负责人的分组讨论会上，六个小组中有五个小组讨论了项目审批遇到的不公平和困难，并提出质疑。其中，贵州省发改委主任付京公开批评说：“有政治和经济背景的省市批得快。贵州没政治地位，经济差，你们就拖着项目不给批复，什么道理？”
在全国性会议中，基层官员如此激烈地公开质疑中央部委在审批项目中的公正性，颇为罕见。一位参会人士称，“这在国家发改委历史上也是第一次发生。”
国家发改委主管的审批项目遭遇诟病，上述案例仅是其一。在外界看来，政府是该服务于市场主体并维护其公平性，还是直接扮演踢球的运动员，是检验政府职能的一个重要指标。
2013年两会后，新一届中央政府做出了新的转变政府职能改革决定。3月10日，《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提交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此次职能转变方案在宣布铁道部等部委进行大部制改革的同时，将“减少和下放投资审批事项”列为政府职能改革的第一项任务。
国家发改委素有“小国务院”之称。它的职能，不仅包括国家重要经济规划的制定、对经济进行宏观研究和调控等宏观管理职责，更有“审批、核准、审核重大建设项目、重大外资项目、境外资源开发类重大投资项目和大额用汇投资项目”等微观管理职责。如何界定其职责边界，改革其审批权限，也被看作此次政府职能转变的风向标。
因事关政府行为的边界和市场微观主体的经济活力，减少投资审批项目成为此次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项目的一个重点。在这次取消和下放的事项中，取消的有107项，超过80%。
对于“市场竞争充分，企业自我约束能力强，可以通过经济和法律手段，产业政策、技术标准、信息引导等实现有效调控”的项目，由核准改为备案管理；其次，对于“现阶段仍需由政府通过发展规划、总量控制目标、产业政策、准入标准、用地政策、环保政策、税收政策、信贷政策等实现有效调控的项目”，主要交由地方政府核准，并明确相应责任。
这意味着，一批原本由国家发改委负责审核的投资项目，例如城市快速轨道交通、机场扩建等项目，将交由地方审批。另外，部分权力将从发改委主导，改为赋予主管部委更大主导权。
今后，对于地方事权的投资项目主要由地方负责审批、监管；对于国家扶持地方的一些项目，包括发改委在内的国务院部门只确定投资方向、原则和标准，具体项目安排也由地方政府负责。
具体行业的政府投资项目，将由行业主管部门（如教育部、交通运输部）汇总之后，报国家发改委审批，国家发改委根据国民经济发展及预算内资金安排情况进行平衡，实施总量控制。这改变了以往政府投资项目在发改系统汇总、审批、分配的局面，审批流程的变化，也凸显了分权意图。
“目前总的改革方向是确立企业投资主体地位，按照要求，审批权力在梳理、下放，目的是节省企业的行政成本。”国家发改委投资研究所所长张长春说。
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副秘书长沈荣华注意到，这次政府职能改革措辞上的变化。以往说宏观调控，主要针对的是国家发改委、央行、财政部等几个部委，但这次提的是宏观管理，把所有部门都纳入了，算是“一个很大突破”。 加大地方主导权
放权给地方，让地方承担更多事权的同时拥有更多项目和支出决策权，也是此次政府职能改革的重要一环。这其中，既有投资审批权的下放，也有中央转移支付的下移。
按照谁投资谁决策的原则，中央政府投资的项目需要国家发改委审批。但在此次改革前的实际运行中，地方政府出资建设的一些固定资产投资项目，需按照《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到国家发改委和行业主管部门核准。地方一些官员对此颇有微词。
国家发改委、行业主管部门主要从市场准入、经济安全、环保、资源利用等方面进行审查，一般来看，审核部门多，审核时间长。而看似严格的核准，在实际运行中也存在漏洞。
“国务院部门管得过多过细了，既管不了，也管不好。”总理在5月13日的全国电视电话会议上说，各级政府要按照各自事权分级管理，尤其是涉及改善民生的具体事项，要尽可能实行就近管理，不能什么事都到北京来批。
5月13日，国务院机构职能转变动员电视电话会议宣布取消和下放的133项行政审批等事项中，取消和下放的25项投资审批项目涉及能源、交通等行业。今后地方在行政区域内进行的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区域内的铁路线路建设、机场扩建等项目，将由地方投资主管部门审批。
“四川芦山抗震救灾这样的大事急事，经部署后都能交给地方为主去办去管。因此，我们要相信地方也能办好管好其他很多事。”说。
不仅地方政府投资的项目如此，对于中央扶持地方的一些项目，中央也准备放权。对这类项目，国务院部门以后将只确定投资方向、原则和标准，具体项目安排由地方政府负责。
对于中央政府预算内的投资管理，此次改革也有新的构想。
从2012年中央政府预算内投资来看，4000多亿元的中央政府投资主要投向民生领域，以往均是各地发改委上报，国家发改委审批，“跑部钱进”现象也因此而来。为争取这类资金，地方政府不仅需要争得行业主管部门批准，还得“公关”负责项目审批、资金发放的两大部委——国家发改委、财政部。
“各个部门就有意见，抱怨说我们管具体的审批，为什么发改委还要再审批一道，所以这次基本都下放到各个部，由各个部再分到各个省。”一位国家发改委内部人士介绍。
以中央承担主要责任的义务教育为例。学校建设、教学设备购置等项目由教育部门汇总后报到国家发改委，发改委根据资金安排计划和整体教育发展情况进行审批，然后由教育部分到各省。改革后，各省级政府将不必如此麻烦了。
除了投资项目的审批权下放，中央转移支付的部分财权也有相应调整。按照《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的要求，今年6月底前，财政部将会同有关部门，减少、合并一批财政专项转移支付项目，下放一批适合地方管理的专项转移支付项目。
今后，中央将大幅减少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项目，“合并专项，扩大一般”，将适合地方管理的专项转移支付项目审批和资金分配工作下放地方。
目前财政税收地方和中央“三七开”，即七成财政收入归中央，但是支出时各占一半。中央政府通过转移支付返还给地方，这种返还尤其是专项转移支付通过具体项目，支配权力集中在财政部，地方缺乏自，因而也需要“跑部钱进”。
2012年6月，审计署56个县财政性资金审计调查结果，发现县级财政对上级财政资金依赖度高，54个县2011年收到上级转移支付738.18亿元，其中68.4%是专项转移支付。但由于资金下达晚，或者是地方项目的前期准备不充分，到2011年底，43个县结转专项转移支付达106亿元，占收到的专项支付总金额的35.92%，严重影响专项资金的使用效果。
财政专项转移支付上的不公开、不透明也一直为外界所诟病，地方政府不断呼吁进行改革。一位熟悉内情的人士介绍说，“前几届一直提，这次算是攻下来了。”
上述人士介绍说，除了已经列入专项规划的，合并专项转移支付，财政资金“切块”给地方，具体怎么花由地方自己定。 改革“核准、备案”
目前国家对政府投资实行审批，对企业投资则实行核准、备案制。其中，核准针对的是企业投资的重大项目和限制类固定资产投资项目，非重大、非限制类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实行备案制。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金碚看来，中央只要存在审批事项，从省到市县所有力量都会进攻中央。“一个项目要国家发改委审批，地方上从省长到市长就会轮番到国家发改委做工作，国家发改委今年不批，地方明年换个包装再报，再进攻。”他的结论是，“审批制实际上是无效的。”
和审批相比，核准的程序简单些，企业只需要向投资主管部门提交项目申请报告，审查的内容不包括销售盈利等经营层面内容，主要是土地、规划、环保等方面。而审批制需要经过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和开工报告等环节，相对而言更为复杂。
2004年7月25日，《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公布，同时还了《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2004年本）》。根据该目录，中央和地方投资主管部门对农林水利、能源、交通、电信产业、社会事业、外商投资等在内的13个领域的重大项目和限制类项目，从审批改为进行核准。
“由于各个部门之间扯皮，2004年到现在，投资体制改革方案里的很多内容，到现在都还没有落实。”一位知情人士介绍说。
2007年之后，国家发改委投资司相关负责人就曾透露要对“目录”进行修改。政府核准投资项目目录（2009年本）经过多轮谈判、修改后，上报国务院。按照修改建议，向地方和国务院其他部委（工信部、水利部、农业部、铁道部等）下放核准权限。但是，2009年版核准目录最终未获批准。
据悉，2009年版目录搁置，主要由于行业主管部门和国家发改委之间存在分歧。
中国经济在经历了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之后，2010年钢铁、水泥、风电设备、多晶硅等部分行业出现了产能严重过剩。国家发改委提高了一些传统过剩行业投资的核准权限，下放核准权限就此搁置。此轮国务院取消和下放一批企业投资核准权，也算是在完成上一轮未尽的调整。金碚调研发现，如果中央政府不批项目了，就意味着没有了优惠，“企业就会理性经营”。
由审批改为核准制，是希望在项目“入口”上管一管，减轻后面的监管压力，但从实际执行来看，核准制也存在管不住、管不到基层等问题。张长春调研发现，基层政府部门职能转变可能不到位，将备案变成了审批。
八成以上企业投资实行的是备案制。备案作为前置的审核就是必备的手续，在建设之前拿到准予备案的文件，否则不能开工建设。但备案也很容易变成“变相审批”，影响企业投资决策。
早在国务院职能转变方案前，广东省已将省级企业投资核准权下放，凡不涉及公共资源的企业投资核准项目，全部改为备案制。
但由于相关部门执法不到位，一些企业投资项目随便调整规划、乱占耕地、违反国家环保政策，或者采取绕道的办法，上马国家禁止的小钢铁、小水泥项目，当地投资主管部门面临上级核查压力，对于这些项目只好不予备案。
过去数十年，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备案一直没有走出“一收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这和核准权下放以后，后续的执法不严、监管不力密切相关。
此次政府职能转变方案已经明确，将最大限度缩小投资项目审批、核准、备案的范围，目前已经取消和下放投资项目共25项，一些尚未下放的投资核准权仍由国家发改委负责。
根据以往年份经验，一旦投资增长过快，经济过热，下放地方的权力会被再次收回，投资审批核准权的收与放受经济环境影响，缺乏长期性。 职能改革待完善
发改委的投资审批权力改革，得来匪易。
十年前，国务院就曾经计划改革投资审批体制。时任国家发改委投资所所长张汉亚说，业界多支持发改委削权，“发改委能不能变小”，一度成为衡量相关领导工作的一个指标。然而十年之后，发改委的职能反而膨胀了，简政放权不得不回到原点。
张汉亚向《财经》记者介绍，国内的审批制，最早是学习苏联的审批制度建立的。国家发改委几乎每个司局都有行政审批权，如：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审核重大城市基础设施、城市环保设施、房地产开发项目等，财政金融司负责审核财税、金融、证券、保险系统重大项目及印钞造币行业建设项目等；价格司则负责组织对重要商品、服务价格项目的成本调查和监审，审核少数中央政府管理的商品价格、服务价格和收费标准等。
1988年以前，国家对投资实行严格管理，由中央政府统一负责审批。1988年投资体制改革时，确立了政府只管公益性、基础设施类的政府投资项目，经营性投资活动与部委脱钩。当时改革规定，经营性投资由国家计委切块给六大专业投资公司，由投资公司按计划安排生产，自主经营。
这本来是国务院部门职能转变的一次良机。“但是各个部委都反对，每次开国务院会议都反对。”一位熟悉当年改革内情人士介绍说，改革遭到各个行业主管部门（例如能源部、机械电子工业部等）的反对。
1994年，国务院同意撤销六大专业投资公司，原有人员和拨改贷回收的部分资金进入国家开发银行。此后，政府投资再次回归政府部门管理，目前20多个部委拥有投资权限，均源于此。
1992年小平南方谈话之后，政府和企业投资热情高涨，虽然当时已经提出“谁投资谁决策”的思路，但是由于当时经济过热，国务院全力压投资，投资决策权下放未实质推行。
这一状况直到1998年才有改观。受国内洪灾和亚洲金融危机影响，政府急需增加投资，扩大内需。此时，由国务院部门牢牢掌握的企业投资权才有所松动，一些权力开始下放。
2004年，国务院批准国家投资体制改革方案。这次改革的一大进步，是国家对企业投资不再审批，但为了防止下放后造成的混乱，国家对重大的、限制类的固定资产投资实行了另一种更为简化的审批方式——核准，其余非重大、非限制类项目实行备案。
以往按照投资金额划分核准权限时，地方上往往分拆项目逃避监管。为杜绝这一现象，2004年开始按照项目性质划分核准权限。
但此次改革，20%的企业投资项目仍需政府部门核准。和一些国家7%左右的比例相比，中国核准权覆盖的范围仍然很大。
“2004年投资体制改革很多规定没有真正实现，所以国务院今年3月28日办公厅的通知里面，要求2015年基本完成投资体制改革，实现谁投资谁决策的原则。按照这个来讲，核准权还要下放一些。”张汉亚告诉《财经》记者。
一些企业界人士则呼吁应更多地向企业、社会放权，而不仅仅止步于向下级投资主管部门下放。目前国务院政府职能转变方案明确将一批核准权下放到省一级，省一级政府再往市级下放，经过三级下放才到企业。这期间是否会出现截留现象，将直接影响放权的实际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