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服务窗口范文
时间：2023-03-01 20:53:19
法律服务窗口范文第1篇
特色业务。农民出外打工是B市的一个经济增长点，为打工者提供法律服务则成为B市基层法律服务所的一个主要业务。本世纪以来，B市政府专门文件，要求大力加强外出务工人员的赔偿的法律服务，加强维权工作，这一块主要就是靠司法所和法律服务所。他们对每个有出外打工的家庭进行登记，并留下当地法律工作者的联系方式。仅以2003年上半年为例，法律工作者为外出务工人员的诉讼案件是54件，非诉讼案件是113件，法律援助是28件。在该市n城区，7个镇和3个乡，200多个街道办事处，人口47万，2002年外出务工人员是17462人。该区建立了14个司法所和11个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在省外的诉讼案件35件，非诉讼是64件，远及山西、广东、吉林、厦门、新疆等。这些案件，一方面请律师要花很多钱，老百姓不愿意请律师；另一方面这种案件很辛苦，当事人支付能力又差，律师一般不愿意办理这种案子。所以主要依赖于基层法律工作者，他们能吃苦，又是本地人，和老百姓走得很近，人家也相信他，请起来也方便。
在调查中，法律工作者每个人都可以随便举出一个个活生生的例子，如五位B市民工在北京门头沟区瓦斯爆炸死亡的案件，一位该市民工在山西煤矿受伤之后仅获得几千元赔偿的案件，一位在东莞工伤死亡者孤苦残疾的母亲临近春节等待赔偿金过年的案件……许多案件由于当事人根本无力预付费和活动费，法律工作者只能先垫付所有费用，如果胜诉才能根据情况拿回几百或几千元报酬。他们常常跟那些贫穷的民工当事人一起坐硬座火车、住工棚、在交通不便的山区徒步跋涉，为那些在外受人欺凌的老乡讨回公道，为他们在家乡等待接济的父老子女拿回多一点生存的凭据。这些都是住在城里的律师们不可能做到的。一位法律工作者认为这样的服务是法律援助的一部分，他认为法律援助不应该仅限于诉讼，老百姓有了纠纷，法律工作者自己贴钱、贴差旅费来帮助解决，实际上也叫法律援助。 因此，他们一方面承认法律援助中心应该占主导地位，但同时也呼吁应该给农村的法律服务一定经济上的支持。
与律师之间的市场划分与竞争。案件类型除了为外出打工的服务之外，另外简单的案件主要是债权债务案件也比较多，比如几百块的民间借贷、承包、婚姻家庭方面的赡养抚养。大一些的案件就是人身伤害，穷困的地方，常常为一点田边地角的事情打架，造成一些伤害的，这种案件也比较多，还有一些就是为基金会催收贷款和解决拆迁纠纷。
法律工作者与律师之间在市场竞争中的最大差别是收费标准不同。法律服务所根据省物价局统一的收费标准，一般由双方协商，象一般的民事案件不涉及财产纠纷的，规定要求是300元，但实际上在B市这样的贫困地区，相当多的当事人实在交不起服务费，交一百两百也收，有时候甚至是提供无偿服务。但律师收费，如果不涉及财产纠纷，起点是1000元，一个重要的刑事案子收费不下几万元。法律服务所接受法律咨询、代书是不收费的，但是一般律师事务所都是要收费的，而且一般都还有一个固定的价格。所以，法律服务所的业务量很大，但收入较低。以B市某区为例，该所担任乡镇一级和村一级的法律顾问共331家，诉讼446件，协办公证462件，办理见证453件，法律服务所的业务一年收入接近42万，大概抵得上一个律师事务所的年收入，但他们所承办的案件是律师所案件的10倍以上甚至是几十倍。
这一数字对比，一方面说明法律工作者的确占有了很大的市场，律师有理由不高兴。法律工作者对此表示理解，他们说，同样的案件，一个律师可能收一万元费，但一个法律工作者可能一千元，很容易产生矛盾。但在另一方面，农村中的很多案件，像打架纠纷，是律师不愿意做的，律师不要的市场法律工作者才去占领，这块市场是法律服务所主要的市场，法律服务所设在农村，律师事务所大量的设置在城市，冲突并不很大。在比较繁华的城区法律服务所，诉讼大概比例占总业务量的六成以上，一些乡镇可能只有三四成了，特别是一些偏远的乡镇，到B市坐汽车要坐一个半小时，那个地方没有法庭，派出所里只有一两个人，然后就只剩下司法所，那里的诉讼案件一年也就一两件，主要业务就是调解。
受调查者特别提到了民事诉讼中关于民事证据的司法解释对于法律服务市场需求的影响。很多企业不了解这样的新规定，农民更没有途径了解，他们一有问题就是找乡镇政府和党委、政府要求指导。许多案件就到了司法所或法律服务所。这就是上面所说的共生现象为法律服务所生存创造的优势。对于那些熟人社会里的简单的民事纠纷，法律服务所的处理具有更高效率，比如说一个很简单的债务纠纷，由于基层法律工作者和群众的关系都很密切，对当地的情况很了解，一看当事人双方，就知道是谁在幕后出主意，于是很快就能找到出主意的人。而这种纠纷如果拿到律师事务所，五百上千也可能都解决不了，最后还得去法院。
与律师服务质量的对比。受调查的法律工作者一般都承认，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和律师的水平还是有一定的差距，自身执业当中也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所以法律工作者有时也假冒律师（称自己是律师，或者老百姓农民称他为律师时不置可否）。但许多法律工作者是自觉的，他们对自己的职业很有荣誉感，认为他们和律师做的是同一份工作，学的都是法律，对于法律的理解未必差于律师。更客观的看法是，法律服务工作者诉讼的胜诉率基本和律师相等，不过原因并不在于律师的水平不高-律师的水平肯定是要高些-而是因为他们没有责任心-提供法律服务最重要的是要有责任心。而法律工作者却非常尽心的、非常敬业，因为他们接触老百姓比较多，都比较体会老百姓的疾苦，律师一般接触的都是城里人。
在问到基层法院对待法律工作者的态度时，受调查者大都表示，他们没有受到法院的歧视，包括在外地法院出庭，他们一般都能为当事人获得较高的赔偿。只是有时候作为对手的律师会以一种蔑视的口气说话，故意让他们感觉低人一等。
接受调查的一位法官证实了法
律服务工作者的自我评价。他说，在基层法院从事工作的那些法院院长、庭长和法官们都很清楚，很多法律工作者案件都非常负责任，至少发表辩护词都要写个书面的东西，比如写个意见，而律师往往认为这个很简单，只带一张嘴，有时什么证据材料都没有，法官收集证据材料要到处跑，很多法官认为律师真的太懒了。法律工作者却大多数不是这样，他们很认真。
三、山西省C县基层法律服务现状考察
按照课题组的安排，在对四川B市和湖北A市的调查之后，项目调查组于2004年1月6日—1月12日对山西省C县进行了为期7天的实地调查。此次对山西C县的调查是以该县人民检察院为切入点进入调查现场的，调查仍主要采取座谈会和个别访谈的方式。
1、C县的基本情况
C县位于中原西北部，全县总面积为437.9平方公里，辖7个乡镇，15个行政村，全县人口为17.1万，约75%的人口为农村人口。 从政府工作报告来看，C县的发展状况令人看到一个“生机和活力超常迸发”的新城镇。“截止2002年底，全县国内生产总值完成14.4亿元，比1997年增长一倍；财政总收入完成1.02亿元，比1997年翻了一番，比预定目标提前两年跨入亿元县城行列。尤其是近三年来，县域经济发展速度明显加快，国内生产总值、工业总产值、乡镇企业营业收入分别以13.7%、25.2%、44.3%的递增高速增长；财政总收入绝对额增长了3843万元，年均递增达到12.4%.2002年该县以不可置疑的发展速度跨入了全国百家基本竞争力提升最快县之列。
然而，这份报告上的数据与调查组在7天的调查中的亲身感触形成反差。 调查组一成员在描述C县印象时写道：“C县是个小县城，街上行人稀稀落落，即使到了周末也是冷冷清清。感觉与南方的县城相比，这里少了些的活力和灵气。这里的百姓比较淳朴，也安于现状，观念和南方的人们相比要差了很多，这地方到外面去打工的人很少，而倒是外地到这里来打工的却很多。从我这个南方后生的视角来看，感觉北方的孩子似乎总过于懒散。衣食无忧自可聊生，所以虽说这里的百姓并不富裕，但社会治安形势并没有南方城市那么严峻。走的那一天，再看看C县那灰蒙蒙的天，想象着要回到那喧嚣的北京，感觉这里其实还是个没有睡醒的山村。”
这番描述也许过于感性的描述多少反映了描述到了调查组成员普遍感触到的事实。从我们所调查的所有对象（法院、检察院、律师、法律工作者及其他）所反映的情况来看，这里的百姓并不富裕，甚至还比较或很穷苦。这里所发生之纠纷种类，主要是传统型的婚姻家庭纠纷，比如赡养纠纷很突出，很少有经济方面的纠纷。综合种种的迹象，我们对于C县的基本情况界定为：第一，如果以市场观念和市场经济是否发达作为衡量现代社会的标志，那我们可以说C县基本上还是个传统社会；该地市民社会尚未形成，政府却显现出强势的特征，老百姓对于政府的依赖程度很高。
2、C县基层服务所基本情况
2.1 C县的基层法律服务体系
官方报告。C县的法律服务体系与上面的形式跟得很紧，这种倾向从C县司法局各年度的统计文件对比可以看得很清楚，比如，2001年C县根据“上面的”文件，已全面实现了基层法律服务所与司法所正式脱钩，走向市场化；2002年，C县司法局的统计文件上已经把法律服务所放在了次要地位，同时摆开了建立庞大的法律援助体系的架势。在实际上，2001年的改革对于法律服务所和法律工作者乃至整个基层法律服务体系的影响也是十分明显和重要的，因而我们对于C县法律服务体系的介绍需要分改革前和改革后两个阶段进行。不过，与A、B两市的统计文件相比，C县的报告不仅显得粗糙和简陋，而且其中数据也不能作为客观描述的根据。 所以我们对于这些资料的使用只是用于通过每年数据的对比，来对比改革前后法律服务所与其他服务主体之间市场占有率（即使只是反映了C县官方设想、揣摩或杜撰的占有率也是有意义的）。
i）改革前
在1998年度，全县基层法律服务共开展法律咨询915人次；个类法律文书412份；为乡镇、村委、各类企业、个体工商户担任常年法律顾问121家，为聘方挽回经济损失80余万元，避免经济损失510万元；调解疑难纠纷821件；宣讲法律43场次，使4700余人受到法制教育；协办公证31件；民事131件；参与非诉讼13件。全县唯一的律师事务所全年共担任法律顾问9家，办理各类案件151件，分别比去年提高50%和37.6%，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均为历史之最。全县调解率和调解成功率分别保持在98%和96%以上。全县155个调委会，其中西南街式调委会38个（受司法部表彰的西式调委会在全县广为推广）。 报告在提到司法局工作不力的地方时指出，乡镇“两所”建设从面上看不平衡的状况依然存在，个别“两所”未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这表明，两所建设仍然是C县司法行政工作的重点内容。但此时C县尚未成立法律援助中心，文件中只是提到，“县局力争在六月底以前建立法律援助中心。”这份报告区别于A、B两市的特色，就是十分强调调委会的职能。然而，联系到C县投“上面”所好的明显色彩和我们所观察到的C县法律服务市场整个不景气的状况，我们很难得出结论说，C县官方对调委会工作的强调与司法部对该县西南街调委会的表彰孰因孰果。带着这份好奇，课题组对西调委会进行了专门调查，文后将详细描述。
ii）改革后
2002年，司法所与法律服务所分道扬镳。报告称，“我们以机构改革为契机，向全县7个乡镇配齐了司法
助理员，年龄平均33岁，大专以上文化程度达95%.” 脱钩后的法律服务所不再承担大量司法行政工作，同时伴随着法律服务工作人员上的大量减少，全县法律服务所人员由改革前的30多人锐减到12人，各基层法律服务机构办理各类诉讼和非诉讼业务320件，担任法律顾问12家。2003年办理各类诉讼和非诉讼业务16件，担任法律顾问3家。4家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中心都建置在乡镇，且办公场所仍与以前一样，和司法所是共一套办公场所而挂两块牌子；县城没有法律服务所。
与此同时，全县唯一的律师事务所业务量略有增加，2002年担任法律顾问15家，办理各类案件180件；公证处办理各类公证业务700件。但2003年，律师事务所担任常年法律顾问4家，办理各类案件112件，公证处办理各类公证业务157件。
与改革前的报告不同的是，法律援助中心的建设、公证处的主动服务和律师事务所的刑事辩护和法律援助成为2002年和2003年工作报告强调的重点。调解工作依旧也是司法行政工作的重点。报告称，“全县各调委会公调处各类纠纷600余件，调解成功了582件，调解率和调解成功率分别达到了100%和97%以上。防止群众上访5起。”
访谈。在对检察官和法官的访谈中，我们感觉C县在当地司法部门的影响远远无法与A、B两地相提并论，人们甚至奇怪我们为什么会专门来研究这个群体，他们几乎感觉不到这个群体的存在。他们说，法律服务工作者的业务能力很差，有的甚至还举出曾经是刑事犯罪的人员也在从事基层法律服务工作的例子来表明其对法律工作者的否定。他们多半是业余的，因为接不到什么案子，他们根本无法构成对律师的竞争。调查还表明，当地基层法院民事案件中有百分之七、八十需要聘请律师，但当地唯一的律师所生意并不景气，但他们面临的竞争不是C县的法律服务所，而是邻县经济发达地区的律师。一位老法律工作者在评价市场竞争力时说，“现在老百姓打官司有五个因素需要衡量：法与法的较量，理与理的较量，钱与钱的较量，人际关系和人际关系的较量，权与权的较量。这几个因素都渗透到官司的全过程。”
在问到派出所和法院在当地法律服务市场中的角色和影响时，接受调查的律师、法官和法律工作者都说，在C县，各部门之间的职能划分是十分明确的，C县法院也基本保持了自己被动、中立的角色，当地的派出所没有以收费的方式来处理或调解民事纠纷，再说当地当地民风淳朴，民众随遇而安，外来打工或出门打工的人都不多，百姓打架斗殴的现象非常少。所以派出所和法院都没有多少事情可做，律师和法律工作者当然也就没有市场了。律师和法律工作者对此另有说法，他们认为农村比较穷，老百姓打官司力不从心是一个因素，另一个因素就是大气候，现在是司法腐败，司法不公正，司法在农村信用度越来越差。还有一个因素是政策倾向问题，现在农村很多政策是“赖皮政策”，是培养赖皮的政策，很多问题法院没法解决，所以老百姓也就不打官司、不请律师了。有一些案件通过民调解委员会解决了。在C县，我们访谈了由法律服务工作者做过诉讼的两个案件的当事人，他们对他们称之为“律师”的法律工作者感恩戴德。两个案件一是赡养费纠纷，一是相邻纠纷，在跟两案四位当事人的接触中，沟通之困难让我深深感到，在这样的地区，解决这样的纠纷，现代司法是不是最佳选择？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进一步讨论律师和法律工作者之间的竞争都没有什么意义。也许有一个案件是肯定的，在这种地区推行“消极法官”理念，如果没有律师或法律工作者的帮助，纠纷将无法进入司法过程。这强化了我对于以职权主义和亲自诉讼为特色的小额诉讼的推崇，也增加了对于调解委员会的关注。
实地观察。我们参观了C县唯一的律师事务所是国办所，建置在城区与县法院、检察院相隔不远的巷子里，其破落和简陋的状况跟我们在A、B两市参观的市内法律服务所差不多。在一套价格比较低廉的租赁房子里，摆放着8位职业律师的办公桌。从全所8名律师平均每人几千元收入的状况来看（经济效益好的年份一年的毛收入总共10多万），他们的经济地位与法律工作者相比并没有显现出特别大的优势来。整个律师事务所只有一名律师通过了司法考试，而且这位小姑娘也是整个县法律系统-包括法院和检察院-唯一通过司法考试因而众所周知的人物。
2.2 C县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的基本情况
基本情况。法律工作者在2001年两所分开以前大概有近30多人，现在取得资格的有12人，分在4个法律服务所中，他们都没有拿国家财政，完全独立和市场化了。平时老百姓找到法律工作者的途径有几种情况，一是通过司法局，比如148热线是一个渠道；二个是通过法律宣传，有事可以找法律工作者和律师；三个通过熟人朋友的介绍；再就是基层法律工作者活动在群众当中作自我宣传，现在的老百姓对法律工作者和律师是分不清楚，反正就是觉得他们是打官司的。法律工作者都有固定的工作地点，一般每个所都有值班的，也有锁门的时候，这个时候司法所的也可以帮你联系了。
法律工作者的资质和管理。法律工作者注册的方式由基层科管，在注册之前会有一个政审的，在一年之内如果有违反的情形就注销，市里面会统一注册费用的，但C县是不收的。所里面有个所的注册，个人注册要收钱，这个注册费用比律师要低很多，每年150，但律师去年就是800，平时法律工作者就是自负盈亏，不需要交纳其他费用。法律工作者获取资质评定的程序，以前是每年都要考一次的，由省里统一考，改革后由由司法部统一考，不过只是在2000年考了一次，后来就没动静了。考试之前在基层做政治审查，审查后以决定考试的资格，审查内容包括有没有前科、文化程度、有没有违纪。试题难度不大。考完后我们每年要注册，包括单位的注册和个人的注册。而且还有培训，是市司法局组织的培训。
收支情况。法律工作者一年最好的收入也就几千块钱，一个月下来也就可能几百块钱，甚至只有一百多块钱。办公条件也很差，几个人挤一个办公室，温饱的问题都比较难解决。法律工作者和律师的受案范围以传统型的纠纷为主，尤其是婚姻家庭案件，诸如离婚、赡养纠纷等等。在解决这些类型的纠纷方面，律师并不能很好的发挥其专业上的优势，因为此类纠纷的解决或许更多的依靠于熟人社会的理念和知识。
法律工作者和律师的主观感觉。C县的法律工作者和律师之间的关系对于考察前听到的关于法律工作者与律师之间由于竞争和生存困境而相互敌视的流行说法提出了质疑，相反，他们对于共同面临着并不理想的司法环境-无论关于民众的法制观念不强的反映，还是对于司法腐败的痛恨-态度是一致的，分别的访谈中并没有听到他们之间的相互指责，让我们感觉明显的是，律师的困难境况主要来自于整个的司法环境和其自身的问题，法律工作者的增加或减少并未导致律师业务的减少或增加。在此，我们看到另一现象，就是C县的律师也会通过提供无偿法律服务的方式来间接的扩大案源，在这样一个商业观念不甚发达的熟人社会里，律师对于老百姓支付能力的感受和反应跟，更象我们在A、B两地所见到的法律工作者，而不象我们在A、B两地及其他城市里见到的律师。
2.4 对C县西调委会的考察
1993年，C县西人民调解委员会被司法部授予“模范人民调解委员会”的称号，至今连续十三年被省、地、县评为先进单位。在司法局同志的安排下，我们参观了这个调委会。西是位于C县县城大街西南侧的城乡居民杂居、人口密集的大村，20个村民组分管着1650户，600余万人口。该村委员明确由一名党总支副
书记专定民调工作，调委会主任是一位兼任治保主任的老退伍军人。辖区按居住现状将全村划为三片，设立正、副片长。每月召开一次民调例会，定期研究、分析、预测纠纷成因和趋向；该委员会下设33个调解小组，并建立一支拥有218人广泛分布于农户、企业和市场各个角落的纠纷信息员；把民兵、共青团、妇女、治保等群众组织负责人一并吸收到调委会；推行目标管理责任制，形成调委会包片、正副片长包组、小组包户的责任格局；调委会中有非正式的成员，即由各生产组中声望较高、口才好的人协助调解。该调委会拥有两间办公室，办公用具基本俱全，并配备了五辆摩托车，三部电话，订有《法制日报》、《民主与法制》等五份报刊。调委会成员每月工资180元，岗位津贴和奖金10元—80元，调解小组成员每月小补贴10元到30元。最让我们吃惊的是，调委会档案齐全，自76年以来达成协议的案件均保存卷宗，未达成协议的案件登记在案。一年受理的案件有90%都能在此调解结案。如果调委会处理的案件中到法院的超过5件，要扣掉该主任的奖金。基于赡养费纠纷突出的特点，该调委会自行制作了了一个赡养手册，要求有赡养义务的人每月记录在册并由被赡养人签字，以监督赡养义务的履行，并预防由于记忆错误等发生纠纷。
调解委员会主任对于我们一个问题的回答正是我们预测到的答案：C县调委会工作的成效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调解员个人，他担任调解员已近二十年了，这些制度和档案都是他任职以来逐步建立的，老百姓对他很服气才把案件交给他处理，而且处理完了之后不必再上法院、找律师，其他村的调解委员会就没有这么好。我们感觉他象当地的族长，尽管他个人对于老百姓不服他的调解向法院并不排斥，尽管我们也相信这位产党员也不会压制当事人行使权利，但是从制度意义上，我们对于治保主任兼任调解委员会主任的安排仍心存余悸，这种安排所蕴藏的风险完全要依赖于象老主任这样人品和威望的个人去排除了。
四、上海市D区基层法律服务现状考察
（一）D区法律服务所
1、基本情况
D区地处上海南部边缘地区，全区总面积687平方公里，常住人口64.1万，下辖16个镇，1个工业综合开发区，1个化学工业开发区，1个海湾旅游开发区，1个现代农业园区，1个海港综合经济开发区。2003年1—9月份，全区完成三次产业增加值100.8亿元，同比增长25.5%；全部财政收入23.1亿元，同比增长40.1%；外贸出口总额5.1亿美元，同比增长48.8%.D区经济状况在全上海排名倒数第四位，而且人口流动比较大。现在农村种地的已经很少了，D区农村人口不到10%.
2003年，D区的法律服务所由2000年的22个逐年减少到15个，其中1个合伙制法律服务所（N所），14个镇级事业单位法律服务所，有8个法律服务所实行自收自支，5个法律服务所实行政府差额拨款，1个法律服务所实行政府全额拨款。法律服务工作者由2000年的71名逐年减少到59名（其中男女性别比例为86%：14%，大专以上学历占61%，30—49岁的占59%）。2003年1—10月，共受理各类民事案件953件，与2000年2267件、2001年1808件、2002年1403件相比，显然呈下降趋势。其中诉讼706件（2000年为1001件，2001年为961件，2002年为811件）；调解纠纷138件，相比2000年359件、2001年292件、2002年158件也呈相同幅度下降。
D区有律师事务所共5家，只有1家合伙所，4家合作所，还有1家是个人所，正在筹办中。D区的律师共42名，其中专职律师有39人，3个聘用律师，9个公职律师。 律师所的分布非常不均匀，在D区所辖的近二十个镇和开发区中，仅有的5家律师所中有4家都在同一个镇，即经济相对发达的N镇。
除法律服务所和律师事务所之外，司法局还设立了独立的法律援助事务科，与基层科平级。同时，调解委员会已实现了网络化，在镇一级由司法所和法律服务所的人来主要担任，在村一级也有调解委员会，各小组设人民调解信息员，在人比较多的劳动密集型企业里也设立了调委会。居委会也设立了调委会。
就民事案件的总体状况来看，D区法院的案件呈增长态势。有两类案件特别突出，一是城市化过程中产生的土地征用补偿纠纷和房屋纠纷，一是由于外地来打工的比较多，劳务和人身伤害纠纷突出。此外，由于现在农民都有钱了，加之法律意识的增强，继承纠纷较快增长。而传统案件如赡养纠纷、邻里纠纷、家庭纠纷也比较多。
2、D区法律服务所的体制变迁
（1）试点雏型
D区乡、镇法律服务所于1985年建立，当时的业务范围只是开展法律文书、法律咨询和调解等工作。自1988年2月，司法部颁布1987年《关于乡镇法律服务所的暂行规定》以后，“法律事务所”更名为“法律服务所”，并按照暂行规定的要求建立和完善了法律服务的管理体制、业务工作、人员组成等规范。
（2）自收自支
从1992年开始，基层法律服务所机构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1994年，D县（现行的D区）司法局为了提倡有偿服务、加强行业竞争、促进事业发展，向县政府要求法律服务所实行聘任制，优化结构；实行自收自支，独立核算；实行目标管理，岗位考核。到1995年，全县21个法律服务所，有4个仍实行政府全额拨款，4个仍实行政府差额拨款外，其他13个法律服务所全都实行了自收自支。
（3）脱钩改制
2001年3月，D区司法局根据国务院《关于经济签证类社会中介机构与政府部门实行脱钩改制的意见》和司法部《基层法律服务所脱钩改制实施意见》的要求，开始基层法律服务所的脱钩改制工作。2001年12月，D区N所脱钩改制为全市首家合伙制基层法律服务所。一年后，2002年7月，司法局全文印发了张福森部长在上海考察时的讲话，随
后转发了司法部9月12号颁发的《司法部关于加强大中城市社区法律服务工作的意见》。该意见明确要求基层法律服务所必须依托社区，坚持面向基层、面向社区，面向群众，提供公益性、非营利，不能成为“二律师”，不能中介化、市场化。至此，该区停止了法律服务所的脱钩改制工作。
（4）政府“收编”/“收购”
2003年8月，D区编委下发了《关于上海市D区各镇法律服务所列入集体事业单位的通知》，确定将各镇法律服务所列入集体事业单位，经费实行收支两条线，由镇政府全额拨款，人员编制为3名。但司法局掌握着资质评价权和人事调动权，法律工作者需要参加司法局组织的考试，其人事权调动采取由司法局纵向调动（过去是镇政府横向调动），这样保障了人员的稳定（比如镇政府不能将法律服务所的人调动到其他部门），有利于人员业务的熟练，方便工作的指导和考核。法律服务工作者每年都要接受一次正规的业务培训（我们去调查的那几天，正好赶上全市法律工作者分片培训），由大学教师和律师授课。收编之后，法律服务所与基层政府之间的关系实际上体现在横向和纵向两个方面。
政府全额拨款，实际上是收编或收购了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所的财政采取收支两条线，其收入及其上缴镇政府的利润与政府向其拨款数量之间没有任何关系。比如Q村一年获得拨款20万，以支付6个人（3人为编制内的，3人为聘请的）工资、年终奖金、福利等等。作为回报，法律服务所的工作重心，由过去以诉讼和企业法律顾问为主，转变为政府服务，向社会群众提供公益。
法律服务所与司法所、调解委员会的关系也很清晰了。调解委员会的主任由司法所所长担任，法律服务所也参与调解委员会的工作，但司法所是司法局的派出机构，法律服务所是镇里面的一个事业单位。法律服务所现在的主要工作是协助司法所和司法局，做法律宣传，法律咨询等。不过，法制宣传有一个常设机构，就是普法小组，小组由区委书记、区长和政法委书记等组成，设立一个普法办公室，一直到镇都由相应的一把手来组成。宣传经费是有财政负担的，因为都是一把手来做主，所以对这一块宣传的工作推动的比较大，而不需要依靠司法所或法律服务所的人员了。另外，D区和上海其他地区一样，设立了一个110联动热线，一般如果有民事案件的话，就会转到我们司法局，大部分都是司法所的人去办理了，也不再需要法律服务所去做。
3、D区法律服务所在基层社会的角色
在法律服务所脱钩改制的时候，基层政府当时持反对态度，因为改制后法律服务所就不再听从政府的命令了，政府安排的工作也就没人做了。变为收支两条线的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之后，法律服务所不再依靠诉讼和企业顾问来维持生计，其现在工作的中心是为政府服务，为公益服务。这一体制和职能的转变，使得D区法律服务所在基层社会法律服务体系乃至整个社会控制体系中的角色，在以下三个维度上都发生了变化：
（1）法律服务所与基层政府的关系
法律服务所现在的主要工作是配合司法所、政治科、综合科等部门，参与工作，以维护社会的稳定。用法律工作者的话说，“这个窗口是政府的一个服务窗口，是政府和老百姓对话、交流的一个平台，如果没有这个平台，那老百姓就会直接去找镇政府领导。”这个窗口涉及的问题主要是一般民事纠纷，大多数是因为老百姓有了纠纷不知道该怎么办，比如离婚问题、房屋问题、劳务纠纷等，通过窗口就知道了解决的途径，比如离婚诉讼有两种方式，一种协议离婚，协议不行就可以到法院。也有是对政府的工作表示不满的，比如说哪个村的领导办事不公等，损害了老百姓的权利，这些案件有些当场可以调解解决，不能解决的就转交有关部门。如果反映的是领导的问题，如果不能当场答复，则要看这个问题看是归哪个领导管。中接待的问题需要调查核实的，根据调查的情况作出经验性判断，比如有些人完全是基于心理障碍，还有些人反映问题也就是出出气。
法律服务所从周一到周五都有人换班值班的，他们和专职的人员、司法所人员轮流值班。一般百姓有什么事就直接到口或法律服务所，有些情况比较紧急的，也可能电话邀请他们直接到社区去解决。一般纠纷都是当场解决了，对于难度大点的问题，过一段时间再给答复。如果认为这个案件需要通过诉讼途径来解决，就会把这个案件交给所的某个人来负责办理；如果接待的是邻里纠纷家庭纠纷等案件，认为这个案件通过调解的途径比较好解决，那我们就会移交司法所或调解委员会来解决这个问题，以避免重复的上访和申诉。N镇的法律服务所还担任居民委员会的法律顾问，居委会解决不了的问题会请他们来解决，如果矛盾解决不了而卷入诉讼，法律服务所就接受案件，收取诉讼费。
就法律服务者自己的感觉而言，他们认为，从经济效益上讲，以前自收自支，政府不给一分钱，但能力强的个人每年也能挣一、二十万。现在以公益为主，虽然在经济收入上是少了点，但生活还是要比以前充实了很多，特别是党委和政府的信赖和支持，生存有保障，收入是稳定的，也能感觉到自己的价值，服务了群众了，化解了矛盾，就是维护基层，维护社区。现在政府给我们投资了，也是一种价值的体现。而在百姓的眼里，尽管他们常常被称为“某某律师”，但现在一般都倾向于认为他们就是政府的人，是搞法律服务的。过去一些事情都去找派出所，现在他们更愿意去法律服务所或司法所，认为这里比较公道。
课题组在与D镇情形不同的一家市区合伙制法律服务所了解到，他们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比较松散，他们与基层政府之间的关系主要是两种途径：一是承担法律援助，基于他们脱钩改制以前与街道领导、司法局之间比较熟悉和融洽的关系基础，司法局将一些法律援助案件安排由他们来做，国家给予每一案件补助700—800元，这类案件律师是不愿意干的，但对于法律工作者而言，这可以算是一笔合理的收入，所以他们对此类案件十分投入和认真负责。二是担任居民委员会的法律顾问。虽然改制后司法所已有3个编制，他们领导下的调解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也会聘用一些人进行一些工作，但调委会和居委会也会就一些专业问题来向法律工作者咨询。这样，司法所和法律服务所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不再是机制上的，而是一种基于互利基础的礼让关系-你帮我做一点工作，我给你一点照顾和帮助。这家合伙制法律服务所认为，将合伙改制为事业单位，将
已经市场化的实体再回到政府事业单位，是一种体制的倒退，毕竟老百姓对于由政府的部门来解决老百姓与政府之间的矛盾是存有顾虑的。
（2）法律服务所与律师事务所的关系
政府“收编”后的法律服务所，除了接待和法律咨询工作以外，从事诉讼和担任企业法律顾问仍然是其主要业务。在D区中拥有5/6个律师事务所的N镇，民事案件比较多。该镇有2个法律服务所，都是全额拨款，据对其中一个业务能力较强的法律服务所的调查，诉讼占据了该所业务的70%—80%.诉讼创收的50%用于承担奖金和福利保险，以及聘用无证人员的工资待遇等（该所共11人，有证的8个，可以从事诉讼业务；无证者主要从事、综合治理职能等）。
在法律服务工作者与律师共同占领有偿法律服务市场方面，考察中获得的信息表明：
A.市场的需求成为法律服务所得以生存的前提，对法律工作者工作范围的地域限制（的案件必须有一方是上海人），使他们具有贴近群众、贴近基层的优势。在D区除N镇以外的绝大部分镇，律师仍然不够，与农村地区又比较远，交通不方便，因而当地群众有了纠纷，在当地找法律工作者解决比较近便。现在法律服务所服务的对象大部分是外来的农民工。在律师较多的N镇，收入较好的律师（年收入上百万）一般诉讼案件都比较少，主要是做项目（外商投资），70%的律师和律师业务的70%都是非讼业务，律师们对于婚姻诉讼等非财产案件或小额财产案件不感兴趣。
B.政策对于法律服务所的限制，在客观上恰恰保护了他们作为一个群体的生存空间。上海市法律服务所脱钩改制后，纳税标准与律师一样；但国家和各省/市对于法律工作者的收费标准作出了明确而严格的限定。在没有政策倾斜性保护的背景下，完全依赖于市场的自动调节而形成的市场分割。虽然在业务范围上，法律工作者除了刑事案件以外，其他案件基本上与律师的业务范围相同，但收费标准的限定实际上大致将他们的受案范围限定于非财产民事、行政诉讼和小额财产诉讼，从而自然形成了法律工作者与律师在法律服务市场竞争中的相对层次。一方面，争议额较小的案件寻求收费较低的法律服务符合成本收益相适应的经济理性；另一方面，当事人支付能力成为将大部分低收入当事人推向法律服务者的主要因素。D区农村的普通老百姓一年收入是五、六千，律师收费最低行业标准在两千元以上，一个案子下来，一年一半的收入就没有了，因而低收入的当事人寻求法律服务所帮助成为被迫却具有现实合理性的选择。法律服务工作者自己也明白，“假若和律师一样的收费，那我们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其中道理让我们想到了出租车调价政策，将高档出租车的价格强行调整到与低档出租车相同的价格，在特定情况下，反而是对高档出租车的保护和对低档出租车的排斥。
C.熟人社会对于规则的需求和低层次社区对于专业化需求相对较少，为法律服务所的生存提供了空间。即使在上海这样的现代化大都市的边缘，D区仍然保留了熟人社会的风格，律师和法律工作者的“生意”来源主要限定于这一区域内的熟人；律师、法律工作者与法官也都熟人，因此在法律服务者的评价标准上，身份的标签意义让位于个体差异。在熟人社会中，法律工作者作为个体，其自身的业务能力、个人品质和信用直接影响到其自己的竞争力，对于整个群体的影响力相对于依赖于标签的陌生人社会要小。从整体来看，几乎所有的受访者都承认，法律服务工作者的业务能力比律师要差一些，所以竞争能力要弱一些，但个体差异也比较明显。
D区受到上海大城市的影响，当事人鉴别能力日益提高，法律工作者和律师之间以价格为主要手段的竞争，实际上形成了有利于法律服务消费者的自然分层的市场模块-大的企业一般都会去找律师，而法律服务所面对的都是收入较低和争议金额较小的客户，一般他们接的案子都是律师不愿意接的。也有一些律师年平均收入在10万左右，与法律工作者相差不远。在这个层次上的律师，与法律工作者之间的确存在某些业务交叉和竞争关系，不过从他们的业务量与年收入的比率来看，法律服务工作者获得10万元的收入需要办理50件案件，而年收入在这个层次的律师一年只需要办5件案件。换言之，律师是靠高收费而营利，法律服务工作者则依靠“薄利多销”而营利。对于经济收入或案件标的在同一层次的当事人而言，如果案件的专业性没有复杂到必须去寻找律师，法律服务工作者就比律师有更多优势；而站在当事人的立场来看，如果没有法律工作者，那么小额诉讼案件的当事人要么只能付出更高的成本去找律师，要么就只能放弃寻求法律帮助的希望，除非他们的境况达到了法律援助的标准。而在那些对于深谙人情世故才能解决的邻里纠纷和家庭纠纷中，相比这些在企业担任过一定职务、有社会经验、也懂得一点法律知识的法律工作者，那些缺乏生活经验却又“眼高手低”的年轻律师在市场竞争中更容易被当事人淘汰。D区的法律工作者基本上都是自法律服务所成立以来就从事这一行业的中年人，与刚刚从业的年轻律师相比，他们的业务能力和业务量都更有优势。
不过，对于法律工作者这个群体在未来法律市场上的竞争能力，笔者并不象被调查者那样乐观。上海在80年代准入这一批法律工作者之后，一直没有再进行考试和发证，因而目前与年轻律师们构成竞争的法律工作者们，在业务能力上主要是凭借了年龄和经验的优势。然而，这个群体的延续如果以补充一部分由年龄血液为前提，如果对年轻法律工作者的资质要求仍然采取低于律师的标准，那么，正如这些法律工作者们当年没能竞争过他们自己的同龄人一样（同龄人中的优胜者已经成为不再与法律服务所竞争低层次市场的大律师了），未来的年龄法律工作者也同样难以在与自己同龄的律师的竞争中获得优胜。城市地区由于律师资源的丰富和市场供给的充足，法律服务工作者在诉讼业务中的命运也许不会象农村地区那么“幸运”，随着这些老的法律服务工作者的逐渐退役，法律服务所在市场竞争中逐渐萎缩并最终退出诉讼，只是大约十年的事情。至于小额纠纷的解决，也许建立职权主义的、以当事人亲自诉讼和口头诉讼为特色的小额诉讼司法程序制度，是一种更加合理而现实的路径。
上海的发展还有有一个可圈可点的思路，就是当资金不再成为发展的障碍时，如何优化社会控制和社会保障机制。在中国传统上，人们不惜倾家荡产去挽救一位濒于死亡的病人，却不肯投资健身强体；政府宁可花大量的资金修建医院，防疫站却被遗忘在边远的角落；司法制度的主要精力用于解决已经发生的纠纷，投资公安和建筑监狱，义务教育、心理咨询、社区矫正的投入却相对不足；诉讼制度投主要精力投入于申诉、再审和审判监督，却不注意强化一审程序的功能，审前准备程序形同虚……我们在上海调查时，一位局长的谈话发人深省：“法律服务是预防”，如果我们把法律服务和咨询比着法律防疫站，各种纠纷解决机制好比医院，那么公安和监狱就是法
律冲突的火葬场。如果政府用在预防上增加投资，其收效和价值虽然不能用数字和指标那样立竿见影，却能避
法律服务窗口范文第2篇
第四部分 理论分析
一、对预设问题的回应
在完成本项目预定的文献调查和实证解剖之后，我们试图一一回答第一部分中提出的问题。初步的答案是：
1.1法律服务所是在中国法制建设初期律师供给严重稀缺的背景下生成和推广的。
1.2律师稀缺的背景在大中城市已发生根本性改变，但在广大农村和城市的边缘地区，消费者对法律服务需求的巨大市场和律师供给的严重不足，仍然成为法律服务所生存的丰厚土壤。但无论如何，从这个因素来看，律师的增加终将逐步改变法律服务所的生存的客观基础，减损了法律服务所的存在价值。
法律服务所生长的另一客观基础，即低收入群体的法律需求，以及小额财产案件的低收益与消费律师服务的高成本，这一基础不会因为律师的增加而动摇。这成为法律含量较低但价格相对低廉的法律服务所的生存基础，除非有替代性产品出现，法律服务所就一定有其生存价值和生存空间。
农业人口向城市的大量流动，改变了人口输出和输入两端的社会结构，增加了纠纷和法律需求。而这些农村人口的社会地位和收入层次，将他们对法律服务的需求归入了上述低收入群体的法律需求。这一社会结构的变化丰厚和法律服务所的生存基础。
1.3对基层法律服务所进行一而再再而三进行改革的原因，变革者的愿望、动机、他们考虑了哪些因素，目前仍然不完全清楚。笔者能够观察到的变革者的大致理由是：（1）法律服务所的清理整顿，是因为法律服务所由于一哄而起，数量太多，质量太滥，水平太低（但不知道消费者和市场的反应如何）；（2）脱钩改制是依托于政府改变职能、政企分开的大背景，法律服务所与律师事务所一样，作为营利性中介服务机构，要求与政府分离；（3）政府收编是在以法律服务所改变职能为前提的，亦即法律服务所由营利性中介服务职能转变为公益职能，由于这种服务的社会公益性质因而应由政府“买单”。
从被变革者方面来看，法律业务层次较低屡次变革的根本原因。对此，第（1）次改革（即清理整顿）发生了正面效应；第（2）次改革即脱钩改制则遭到基层政府的消极抵制，但能力较强的法律服务工作者欢迎这种方式，从C、D两地的实际效果来看，在没有从准入资格来对法律服务工作者实行预防性控制的前提下（法律服务工作者的考试非常随意和宽松），在没有更高层次的法律服务群体形成强势市场竞争势态的背景下，脱钩改制可能成为一种简单的放任自流，不利于法律服务市场的培育、引导和控制。而加强对法律服务工作者的定期考核和培训，在无法吸引和支付那些国家投资的律师资源的农村地区，将成为一种成本较低而收益较好的现实途径。
1.4 在基层法律服务所的变革和演进过程中，的确已经出现了一些替代性法律服务机制，比如法律援助和义务工作者（简称义工）。
法律援助制度不可能替代基层法律服务体系的理由在于，法律援助只是针对社会的特殊群体而设置的司法救济制度，其受益主体范围太小、所适用的事项范围太窄。因此，一方面，法律援助在解决低收入群体的法律服务方面范围极其有限；另一方面，在解决那些并非完全支付能力而是基于案件本身的成本收益相适应之考虑和案件性质而不愿意选择律师服务的案件方面，法律援助就完全不适用了，对于后一类案件，可能由于小额诉讼程序的建立而得到部分缓解，但对于大量的文盲或不善于与人沟通因而需要借助一定（但不必充分）法律帮助的当事人，法律服务工作者作为他们身边可以借力的有见识的熟人，将是最适当、最值得信赖的人。
特别重要的是，在提倡法律援助作为法律服务所的替代物时，我们必须考虑到法律援助作为政府支付的无偿服务，在公务员和法官只能拿到六成工资的的农村地区，无异于水中月、镜中花。我们在调查中看到，由于中央政策要求的压力和地方政府资金投入的匮乏，基层法律援助中心建立伊始，就出现了一种现应当引起理想主义者充分警觉的现象-法律援助机构成为与律师事务所和法律服务工作者抢生意的新的市场竞争者。比如某地残疾人协会每年从国家拨给残协的部分资金中专门拨出几万元，聘请律师事务所或法律服务所担任法律顾问，在涉及残疾人的纠纷中，由法律顾问应残协的要求免费残疾人诉讼。法律援助中心成立以后，要求残协将这笔款项拨给法律援助中心，在涉及残疾人诉讼时，法律援助中心再将这些案件作为各律师所或法律服务所的援助任务分派给律师或法律工作者。同时由于地方政府无力按照中央要求的定额配备全职援助律师，司法局的法律援助中心只能将仍在自己统辖之下的国营律师所的律师作为法律援助中心的兼职律师，兼职律师自己的生存压力意味着他们必须参与法律服务市场的竞争，然而，基于他们的政府官员身份和“法律援助”者的光环，他们在熟人社会和官本位社会的竞争能力可想而知，而他们究竟有多少时间和精力真正用于法律援助也不得而知了。
义工作为法律服务工作者的替代品，但社工服务的范围也是有限的，主要限定在吸毒的、青少年犯罪的、社区矫治的，与目前法律服务所承担的任务是有区别的，只有其中的法律社工可能与法律服务工作者的职能相同或相似，但重新招募的法律社工一般都十分年龄，他们的专业能力和社会经验是否一定超过现有的法律服务工作者，在没有充分调查之前，笔者不敢大胆质疑；但义工的基本设计是提供咨询，包括法律咨询，能否诉讼尚未明确。尽管如此，在法律院校密集和法律志愿者资源丰富的城市和发达地区，义工作为法律援助的一种途径，的确是一种有益于社会也有益于义工自身的理想选择。然而，在公有制社会、个人财富的积累尚未达到可以使一部分人不以生计为迫而去追逐理想人数量极其有限的背景下，义工的数量能否满足或补充目前由法律服务工作者承担的这部分需求？但无论如何，充分调动离退人员的公益心，填补这一空间并非完全没有可能；然而，在广大农村地区，义工的资源从哪里去挖掘？
基于上述种种考虑，本文认为，中国农村基层社会对于法律服务的需求尚处于较低层次，在那些地方，以规范的民商事活动和司法专业化为生存前提的正规的律师队伍无论在必要性或可能性方面，目前还没有适当的生长土壤，而象基层法律服务所这样层次较低、收费也较低的基层法律服务机构则有相当大的生存空间，他们一方面直接解决当事人的部分案件从而构成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主持调解），另一方面，在基层社会文化层次较低以至于无法利用基层司法救济机制的状况下，他们在司法专业化程度较低（或者象学者所建议的那样纳入正规司法体制之外）的基层
法院中当事人进行诉讼，从而成为解决小额、简易案件的重要沟通媒介。目前允许存在的“公民”制度原本是为了使那些文化程度较低、表达能力较差的公民可以借助亲戚和朋友的帮助而实现获得司法救济的权利，改革开放之后却为那些与法院的关系户成为“幕后”或影子律师、滋生腐败和干扰律师行业管理的温床。因此，允许基层法律工作者这种较低层次的服务群体在一定层次和一定范围内存在，在中国是必要而可行的，他们的存在是以司法专业化为目标的改革的一种相辅相成的附件。
必须承认，与门槛较高、难度较大而考试组织比较规范和严格的国家司法考试相比，法律工作者资格证的考试则显得比较随意，特别是在近几年，国家司法考试的组织管理日趋完善、要求和难度也日益提高，所以在基层的法律职业者的整个氛围里，能否有资格参加司法考试、是否准备司法考试以及是否通过了司法考试都是带有点荣耀性质的主题，而所谓的法律工作者资格证考试则显得相形见绌起来。所以对于许多有资格参加国家司法考试的法律工作者来说，如果还有点乐意进取的决心和信心，无不以通过司法考试作为其进期人生的主要目标，可见，以司法考试这一门槛而割裂开的法律工作者与律师之间似乎存在着某种地位和职业信心上的档次的区别。从经济学的视角来分析职业成本的问题，律师的前期投入无疑远远大于法律工作者，与高成本的投入相照应，在实践中律师的收费也高于法律工作者，但这一收费上的区别并不仅仅是投入成本上的计算。在律师看来，既然法律工作者的办案范围和方式与律师基本无甚差别，那法律工作者的低收费无疑是对律师的一种低价竞争；而在法律工作者看来，因为他们的服务范围基本局限于乡镇地区，这些地区的经济本不甚发达，一则律师不愿到这些地区来（主要考虑办案的成本），二则律师如此高的收费是乡镇地区的当事人尤其是广大的农民所无法承受的，所以法律工作者的工作是对于律师法律服务工作的一种区域性的弥补。尽管在基层事务纠纷中的当事人尤其是农民看来，二者的区别就变得很模糊而甚至是没有区别的了，甚至在具有当地从事法律专业的法官看来区别也不是十分明显。这表明以低成本投入的法律工作者来满足低收入人群的法律服务需求、以较低水平的法律专业人员来适应对专业性要求不特别高的案件类型，是一种适销对路、成本与收益对等的制度安排。然而，法律服务工作者的资格准入和行业管理（特别是从业范围）是保障公平的市场竞争、同时也是保全法律服务工作者自身性命的基础问题。中国各地之间法律层次差异如此之大，一个简单、标准、低成本的资格准入办法是法律服务工作者参加司法考试，但准入资格不必与律师标准一致（本人关于基层法官应当采用明显区别于城市和中级以上法官的录用标准的思路与此一致）。因此就业范围，就事项管辖权而言，主要是非诉讼业务，业务不包括刑事案件；就属人管辖权而言，仅包括对本地域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就级别管辖权而言，仅仅包括本地或本地当事人在外地基层法院诉讼的案件，与当地律师或法律工作者合作的法律工作者可从事跨地域受案或诉讼，以此切实保障当事人能够获得自己信得过的人，同时又能够在将法律工作者业务范围控制在较低层次的前提下规范市场竞争行为。
二、理论分析
作为回答和讨论上述问题的前提，亦即当我们考虑基层法律服务所的生存价值、生存状态、发展前景问题时，当我们思考中国广大的基层百姓应当和能够获得什么样的法律帮助及纠纷解决途径时，我们必须至少观照中国的三大背景：
1、多元社会对单一结构模式的冲击
中国地域辽阔，人口和民族众多，经济、文化发展极不平衡，城市与乡村之间、东部与西部之间、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之间的差异之大，超过了作为我们改革样板的任何国家。这样一个差异重重的多元社会，对于纠纷机制、司法层次、法律服务多样性的要求更为迫切。
然而，我国从意识形态到控制机制、从政府组织形式到司法审级制度、从宏观政策立法到微观改革方案，都采取了单一制的模式。这种“一元化”的供给与多元化的需求之间的剧烈冲突同样反映在法律服务所的发展历程之中。如果说法律服务所的自发产生体现了社会的自然需求，那么在仅仅十几年期间，法律服务所由于中央文件而强制推广、调整、再到限制、直至取缔，这些波动性如此之大、影响面如此之广的统一的中央决策，究竟多大程度上依赖于对现实需求的真切了解，又在多大程度上考虑到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异，在我们看到的资料中，并没有见到充分的实证根据和理论论证。
相比之下，在那些被我们在各种改革中引为权威性依据的现代西方国家，不仅没有面临我国这样大的地区性差异，而且象美国、德国、前苏联等这些国家，都基于联邦制而缓解了由于地区性差异而产生的强烈冲突。在诉讼和法律服务制度方面，英美国家出庭律师与小律师之划分、德国实行的不同审级对于律师等级要求的差异，以及许多国家的小额诉讼或限权法院，都是基于基层社会的需求而设置的低层次或非专业化的机制。我国由于在基层法院采取了与中级、高级、乃至最高法院完全相同的诉讼程序制度， 基层法院在法官、当事人及其人等方面对专业化的要求都大大有别于一般管辖权法院（美国）。
我国单一制国家结构对于司法统一的要求，加之简单社会形态下形成的单一化程序设计，都需要有某种机制来缓冲多元需求与机制单一的冲突。无论过去的非专业化还是现在追求的专业化，实际上都没有脱离单一的思路和模式，“简单”是一种原始和粗糙意义上的简单，“复杂”则是一种混沌和零乱意义上的复杂。由于程序制度的设计没有按照程序多样性和价值多元的意识有意/自觉地为不同案件留下可选择的空间，因此程序在具体运作中只能根据“实事求是”、具体案件具体分析的思路，自发地形成一些没有确定规则和适用标准的、看似多样化实为各行其是的程序。如此以来，“简单”的程序并没有简单到当事人可以不用请人而亲自诉讼，比如在目前的基层法院，简易程序与普通程序混合适用，二者之间并没有截断的界线和标准，当事人也没有选择权和对不同程序结果的预测能力，特别是在以司法专业化为目标的民事司法改革以来，法官即使在适用简易程序时，也是按照专业化的目标和意识来运作的，比如开庭规则、审前证据交换及证据时效制度，都使当事人亲自诉讼和对法院的信赖成为不再可能。当基层社会的经济、文化、法律服务层次都没有达到司法专业化目标的相应要求时，法律工作者的意义在于，相对于基层百姓而言，他们多了一些专业知识和在法的空间内实现沟通的能力；而相对于生活在城市里的以司法专业化为依托的律师而言，他们的服务则少了许多成本。
社会纠纷的层出不穷与司法资源的力不从心，不断打碎由国家垄断社会控制手段的欲望和努力。在诉讼爆炸的当代世界，民事纠纷解决对于社会救济和自力救济的依赖程度正在急速加深，审判外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ADR）已成为审判制度研究者无法回避的课题。本世纪以来，这一课题也成为我国民事司法改革的重要内容-在诉讼制度内部实行繁简分流，不同类型的案件按照不同的价值目标配置不同的诉讼程序和司法资源；在诉讼制度外部，允许、认可、设置、鼓励、发展和引导多元纠纷解决途径，已成为别无选择的改革路径，目前常设制度的审判外纠纷解决过程主要包括仲裁、人民调解、行政调解等。也许，法律服务所终将随着多元解纷机制的健全而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然而，当政府正在用一元化的控制思路垄断着纠纷解决机制时，当国家正在用单一的诉讼程序模式回应着社会多层次法律需求时，当目标中用以替代法律服务所的法律援助中心只能在最小范围为刑事被告提供法律帮助时，当律师们仍然愿意呆在舒服的空调大楼里等待客户上门时……政府不是设想如何扶持和管理这些满足社会底层百姓法律需求的群体，反而为了满足一些律师争夺案源的需求，用一个政策、一个文件来剥夺当事人寻求法律帮助的最后一点希望，以此“规范”的法律服务市场虽然可能使律师们在需求远大于供给的市场中高枕无忧，政府和整个社会却可能因为那些不再提交司法解决的无序社会冲突而终日忧心忡忡。
2、社会自治和地方分权对中央集权模式的冲击
中国社会面临的一个转型，是由公有制
计划经济下高度集权的管理模式向市场经济下权力分化与自治模式的转型。这一过程在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上体现为权力的回归，亦即政府权力在社会基层由全面扩张到悄然撤退，社会/个人的自治权力/利、责任及能力都在逐渐增加；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体现为权力的分化，亦即中央政权对于地方政权的控制力衰退，取而代之的是条块分割模式下的相互磨擦或合作模式。
建国以来，公有制政府收缴一切私权、包揽一切私人事务，在经历长达40年之后，政府权力对于中国基层社会的实现控制的深度和广度都已超过了任何国家和中国历史上的任何朝代。与此相应的是，基层社会对于政府权力的依赖程度日益加深，社会自治能力渐渐萎缩。当国家的资源和力量无力再支撑社会发生的每一个琐屑的纠纷时，当国家权力从社会控制中逐步撤退时，社会冲突就失去了自我疗治和自我复元的能力，当事人在一种感觉被剥夺之后又被遗弃的情绪中无处发泄不满。
目前农村基层特别是贫困地区的法律服务所在保持官方角色与社会角色之间徘徊不定，正是在上述背景下进退维谷的反映。一方面，司法所作为行政机关，不应再担任解决纠纷的角色，因为解决纠纷的国家机关应当是法院。然而，政府部门名目之多、职能界线之失缺，使得老百姓对于政府及相关部门之间的复杂而紧密的关系只有混沌的认识，比如在基层很多老百姓即以为基层法律服务所所扮演的色彩和法院一样，更有很多老百姓分不清法律工作者和律师，而统统把能为他们提供法律服务、能代替他们进法院打官司的人都可以被称为律师。另一方面，派出所作为掌握着国家权力尤其是掌握着某种国家强制力的国家机关，在这一带有强烈传统意识痕迹的乡村社会，派出所的权威远远高于法院，而派出所作为社会治安的维护机关必定会接触到一些民事纠纷，虽然法律文本在此种制度设计上的意图在于防止民事纠纷的恶化升级，但鉴于基层监督制度设计上的漏洞而使得派出所的“以权寻租”成为可能。随着政府部门的职能界线日益清晰，派出所介入民事纠纷案件也会随之减少。然而，政府机构之间职能界线分明，在高级或复杂事物中产生高效，在低级和简单事物中却可能意味着管理成本的增加和纳税人负担的加重，比如，如果司法所的各项行政管理职能划分得很清很细，而且不依赖于尚未社会化和取得独立地位的法律服务所的支撑，则每个司法所只有一个司法助理员是无法承担其多项职能的。于是，基层政府与社会之间不自觉地达成某种协议/默契：公务员在纳税人缴纳的税款中抽取一部分（一个助理员、且仅发“四块工资”，以低成本模式运行日常行政事务，同时依赖于向获得这一服务的当事人那里收取一部分服务费来养活自己。司法所与当地社会的这种交易是通过一个中介实现的，这个媒介就是法律服务所，他们从政府那里获得政策优惠、再从当事人那里获得收入来支付政府官员的部分支出。相比完全依赖于政府拨款的法律援助者，他们向社会提供的是营利；相对于完全依赖于社会供给的律师，他们向社会提供的是公益。只要基层政府与基层社会之间、基层政府的各机构之间还没有或无力或没有必要划分“专业/流水生产线”，这种交易和共生现象就不会自动消失，强行将法律服务所社会化就可能导致相关各方生存机制的紊乱。比如C县法律服务所自从与司法所脱钩以后，从业人员在两年内减少了一半。 律师的数量却没有增加。
农村司法所依赖于法律服务所才能生存，这种困境是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困境在基层政权中的体现。在基层社会，管理的中央集权向地方移转或回归现象较为明显，所谓“县官不如现管”。中央系统是条条管理，地方系统是块块管理。条条管职能-通过发放文件或制定政策，块块管财政-通过发放金钱或控制财务。对于基层法律服务工作，司法部只给政策和任务，却无权调配地方财政的支持，司法所作为司法局的分支，而不是乡镇地方政权机关，能否获得地方政权（乡镇和村政府）的支持，完全取决于司法助理员/所长个人的交流能力和当地领导的开明程度。司法所常常只有职能而没有财政支持，这是基层法律服务所无法理顺体制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基层各方抱怨最多的问题。如果司法部无力解决这个问题，那么用一纸空文命令是难以通行的。在上海这样的发达地区，由于地方政府的资金支持，中央的政策虽然一变再变，也可以很快得到落实；而在那些地方财政难以支持中央政策的地区，强制推行中央某一方面的政策就捉襟见肘，首尾不能相顾。
基层法律服务所从自发出现到政府强制推广再到政策抑制、萎缩、直到衰亡的教训明，政府以行政行为直接干预社会生活，可能导致政策不稳、规范不确定，特别是在缺乏权威性法律依据而不能获得相关各方支持时（比如法律服务所在实践中难免与国家陆续出台的有关机构、人事、收费、税管、整顿法律服务秩序等改革措施相冲突），往往导致一些自然生长的事物由于被迫不断调整生存方式而折腾至死。 目前随着行政法规范的完备，政府以行政命令的方式授予法律服务工作者就业资格的权力也受到挑战。那么，对于那些律师不愿落脚的农村地区，如何通过中央一级的交涉和协调，而使法律服务工作者这个虽然层次较低却成为农民别无选择的法律服务群体，得以获得合法地位，这成为他们与地方政府交涉并获得支持的根据。
3、法律向熟人社会的缓慢渗透与权威资源的衰落和分化
法律是陌生人世界的产物。社会对法律的需求和律师职业发展的层次，都依赖于由传统的熟人社会向流动的现代社会转型的程度。司法专业化既是这个过程的结果，又反过来成为推动这个过程的原因。
在实证调查中，我们注意到，定位为“群众性自治组织”的人民调解委员会正在日益受到重视，并且在C县我们看到调解委员会作用的增强与当地法律服务所作用的衰退形成对比（不过如果由此得出结论认为二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却为时太早）。人民调解委员会作为社会自治的纠纷解决机制能够在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发展方面，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如果人民调解委员会能够真正成为缓解社会冲突、分解司法乃至整个政府压力的中立性解纷机构，那么，人民调解的作用日益增加、诉诸法院的纠纷相应减少，可能使法律服务所的存在价值由于市场内需的萎缩而自然衰败。这应当是一个理想的衰退模式。然而，我所看到的事实却打碎了这样的美梦。我们看到，人民调解委员会在基层的骤然繁荣与法律服务所的陡然衰败一样，都是政府操纵的直接结果。我们看到人民调解委员会与法律服务所同样是在基层政府的司法所的管理或者控制之下、共生共荣、一牌多挂，同
样是随着一个文件而兴、再随着另一个文件而亡。特别是联系到强化人民调解（以及法院调解）之政策出台的特定政治背景和目的，我们对于当事人权利保护进程的回落和传统调解机理的复辟心存余虑。
调解作为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中的一种，其内在的优势和相应劣势也十分明显，这取决于它的预设功能及其利用自身的正当性资源实现预设功能的能力。调解与仲裁、诉讼一样，其正当性依赖于当事人合意，其正当性的唯一资源是当事人自愿。无论是管辖权的取得、调解的过程、调解协议的形成、或调解协议的履行，都完全取决于当事人双方的自愿，因为法律对此没有施加任何强制干预。而调解的权威性则取决于调解人员个人品质、能力、社区地位和评价（如公道、智慧）等个性化因素；最近的司法解释赋予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达成的调解协议以合同效力，从法律上强化了人民调解的权威性，但这种权威强加是十分有限的，否则即可能违背调解的自愿性和民间性特质。
公正是一切纠纷解决机制的共同价值目标，但公正来自于信任。权威是所有纠纷解决机制的共同资源，但权威同样来自于信任。一般说来，解纷机制的自愿程度越高，纠纷解决过程对于裁判者个人权威的信赖和依赖程度越高，而对于程序和规则的要求就越低，与此相应，程序和规则较少的解纷机制的成本也就越低，对于结果的承认和执行也就越少能依赖于强力保障。因此，民间性和合意性是调解的优势，也是劣势；官方性和强制性是诉讼的优势，也是劣势。自愿和信任是调解所拥有的、司法不可比拟的强大资源和优势。有些关于发展调解的建议试图把司法制度中的一些强制手段引入调解制度，无异于舍本求末，因为它从根本上违背人民调解作为民间、自治性机制的性质。强制权力的增加意味着滥用权力的危险增加，因此要么意味着权力对当事人和社会的侵害，要么意味着以权力控制为目的的审查机制的增加，最终意味着调解成本的增加和调解市场竞争力降低。调解的力量在于其弱，而不在于其强。在熟人社会，裁判者的个人威信就代表着权威和公正（这种威信凭借于长期积累而非临时评定），对人的信赖替代了对制度的依赖，对人的了解替代了对过程了解的需求。这种信赖成为民间调解的资源和优势。调解所具有的自愿性、自治性、灵活性、保密性、结果的治疗性等等优势，调解不能像诉讼那样程序苛刻而繁琐，调解员可以根据双方的意见随时变通，将调解过程作为过滤、吸附、缓解、疏导当事人之间对抗情绪的过程。由于提交调解的完全自愿性，因而当事人之间以及当事人与仲裁员之间的对立情绪要小得多，加之双方都没有撕破脸皮，因而有助于达成和解，便于纠纷的彻底解决。发展人民调解的意义，在于缓解由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信任危机，这对于我国的司法职业化不应当构成一种反向冲击，相反，人民调解与其他审判外纠纷解决途径一样，成为分流司法压力的一种机制，如果能够发挥调解、仲裁和司法各自的优势，并通过制度的强化（比如赋予人民调解委员会达成的协议以合同效力），发展每一种纠纷解决机制的个性和优势，才能真正建立起以司法为“阴影”的价值多元的社会纠纷解决体系。因此，特别需要强调的是，调解不应当成为官方控制的职权行为，而是当事人双方的授权行为，否则权力滥用和程序正义的丧失可能使这一机制的优势转化为劣势。
一个危险的建议是，以政府命令或政策所强化的人民调解委员会来取代法律服务所。我的质疑主要不是因为这个建议在理论上存在明显障碍-调解委员会是中立的解纷机构，而法律服务所（除了两所合一体制下代表政府进行调解之外）主要角色是一方当事人的人亦即权利代言人。我的质疑来自于一种担心：如果说法律服务工作者至少在进行诉讼时代表着自己的委托人-基层百姓-至少他们在具体案件中会为了当事人的权利据理力争，即使对方是当地政府或财主恶少也不例外（B市的大量案例证明了这一点），因为那是他们的角色需要，是他们的生存前提；人民调解委员会却不同，一旦丧失了自治性，一旦受到政府控制，则失去了自行解决纠纷的机理。按照目前的体制，调解委员会一般由村委会主任甚至治保主任兼任（受司法部表彰并成为C县样版的西即由治保主任兼任，所幸其本人品质、经验和威信保障了该村多年的平安有序），当前社会冲突和上访事件大部分都起因于对基层政策或基层干部的强烈不满，在这类案件中，调解委员会作为一方当事人（或当事人的组成部分）或人，其中立性和正当性都直接受到冲击，假如象建议的那样取消了法律服务工作者，使当事人丧失向司法机构寻求公道的能力，可以想见，“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的理想世界就此可以建立了，然而这种“稳定”却是以基层百姓哭天天不应哭地地不灵的境况为代价的“稳定”。然而这种“稳定”却是以基层百姓哭天天不应哭地地不灵的境况为代价的“稳定”。
法律服务窗口范文第3篇
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精神，紧紧围绕服务保障民生，维护公平正义，打造服务型政府的工作要求，立足发挥司法行政的职能优势，集成要素资源，整合服务力量，规范权力运行，推进政务公开，树新政风行风，着力形成以公开促公正，以透明促廉洁的工作机制，全面提升软环境，不断增强服务民生的能力和水平。
二、工作目标
围绕推进司法行政科学发展的工作重点，通过拓展服务平台，完善服务机制，打造“阳光法律服务”品牌，进一步拓展司法行政的服务领域，畅通法律服务的渠道，强化为民服务的意识，提升服务工作的效率，让法律的光芒普照千家万户，覆盖全县城乡。
三、工作重点
（一）拓平台。按照“党委政府所想、人民群众所盼、经济社会发展所需，司法行政职责所能”的要求，整合本系统法制宣传、法律服务、人民调解、社区矫正、法律援助、司法鉴定、公证办理等服务资源，立足县司法行政法律服务中心、镇（街道）综合法律服务中心和村（社区）法律服务窗口的工作平台，全面解答法律咨询、传播法律知识、提供法律援助和律师服务、引导人民调解、司法鉴定、接收社区矫正人员报到、开展公证业务。同时，收集社情民意，接受投诉举报，切实为群众提供窗口化、一站式、公益性的综合法律服务。
（二）促公开。本着依法依规、科学规范、上下联动、整体推进、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不断丰富和创新公开的内容和形式，力求做到固定内容长期公开，常规工作定期公开，热点问题及时公开，重点事项透明公开。公开的载体和形式是：一是依托法治网进行公开。通过开设政务公开专栏，及时地把司法行政年度工作计划目标，重大决策部署，相关法律法规，领导班子职责分工，年度目标承诺履诺，职能科室办事流程，干部选拔任用，所属法律服务执业机构，办理流程，费用收取等情况进行全面公开。二是依托对外宣传平台进行公开。通过设立电子触摸屏、电子显示屏，开通远程视频网络以及宣传栏、宣传架、户外宣传广告牌等载体进行公开。
（三）重管理。围绕创建群众满意窗口单位，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所有窗口服务工作人员要亮出标准，亮明身份，亮出承诺，主动接受群众的监督。同时，按照“三比一争”活动要求，组织开展好比技能、比作风、比业绩和星级达标评创活动，切实为群众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
（四）送服务。围绕打造“阳光法律服务”品牌，组织开展好三项活动。一是组织开展好以“促进经济转型升级，服务科学发展”为主题的法律服务专项行动。引导广大律师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把握全县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力求在政府重大决策出台前的法律顾问把关，全县重大建设项目推进中的法律咨询，企业兼并重组中的诉讼，积案化解中的第三方介入，企业运行过程中的法律体检，民生实事工程办理中的公开公证等方面，找准切入点，积极发挥好作用。二是组织开展好以“弘扬法治精神、服务科学发展”为主题的法律知识乡村（社区）行活动。以法律进乡村、进社区、进家庭为重点，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娱载体，不断丰富百姓业余生活，把法律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三是全面开展好“一村一社区一法律顾问”服务新农村建设活动。进一步明确法律顾问的职责，加强联系互动，强化考核评估，更好地为基层民主法治建设创造良好的环境。
（五）强队伍。以组织开展“为民、务实、清廉”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为契机，以争创群众满意站所、满意窗动为动力，进一步健全落实调查研究制度，基层工作联系点制度和司法所指导员制度，强化定期检查、专项督查，树立司法行政队伍充满活力、务实高效、公道正派、清正廉洁的良好形象。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为了切实做好阳光法律服务品牌的塑造工作，县局建立工作协调小组：协调小组下设办公室，主任由兼任，具体负责做好整体工作的策划、组织和协调工作。
（二）明确职责任务。按照本《意见》提出的目标和重点，确定十一项具体任务，进行重点推进（详见阳光法律服务目标任务分解表），各条线、各科室要按照项目实施的内容、时间和要求，认真抓好落实。
法律服务窗口范文第4篇
1月12日上午，被称为“法律服务超市”的余庆县公共法律服务中心来了一位农民，他径直走到“法律援助”窗口，从工作人员手中接过县法院于1月11日下发的关于撤诉的民事裁定书，连声道谢：“要是没有‘法律服务超市’帮助，我根本不知道怎样才能拿到赔偿，也不可能撤诉。”
这位农民名叫凯其礼，是余庆县白泥镇上里社区许家坝组村民。在去年一次交通事故中，凯其礼身体严重受伤。“一直得不到对方的赔偿，因家庭经济困难，我又没钱打官司，也不知道怎么走法律程序。”经人介绍，凯其礼来到“法律服务超市”寻求帮助。
当时，在服务窗口开展法律服务的法律援助中心律师王定科热情接待了凯其礼。针对凯其礼特殊家庭情况，王定科免费为其提供法律咨询、文书、收集证据、诉讼等法律援助“一站式”服务。
最终，在法律面前，被告和保险公司采取诉前调解的方式，与凯其礼达成诉前调解协议：由保险公司在20个工作日内支付凯其礼18万余元。
事情得到圆满解决，凯其礼向县法院提出了撤诉申请。“‘法律服务超市’是真的为我们百姓提供援助。”凯其礼激动地说。
这是余c县创新推出“法律服务超市”以来，积极鼓励第三方参与化解矛盾纠纷，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解决问题、化解矛盾的一个缩影。
曾经，余庆的百姓遇到矛盾纠纷时，第一时间想到的往往不是应用法律手段维护自身权益，而是千方百计找熟人托关系，甚至采取上访或极端手段来维护自身权益。
为给群众提供方便、快捷、高效的“一站式”法律服务，余庆县司法局于2015年创新推出了“法律服务超市”。“司法行政机关就像是‘超市法人代表’，干部职工和法律服务工作者则是‘超市营业员’。”余庆县司法局负责人说。
“法律服务超市”采取“窗口化”和“一站式”相结合的方式，将余庆县法律援助中心、公证处、律师事务所、法律服务所等相关法律服务部门整合到公共法律服务中心，以规范化的流程、标准化的服务、精细化的管理、人文化的教育，集中为群众提供法制宣传、纠纷调解、法律援助、律师服务、公证服务、司法鉴定咨询服务等多项法律服务。
在提供“公共性”法律服务产品的同时，“法律服务超市”还根据地方实际情况，推出了一批“特色性”法律服务产品。如余庆普法办推出的“今日说法”“今日微普法”等普法小故事在QQ、微信上传播，成为余庆法制宣传不可或缺的一股新生力量。
法律服务窗口范文第5篇
为了更好地落实党的*和*三中、四中全会的精神，根据市委八届六次全会关于健全社会稳定工作责任制，推进和谐社区建设的精神，以及市司法局工作会议确定的加强“法律进社区”工作要求，现对20*年本市“法律进社区”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提高认识，进一步明确工作职责
进一步抓紧做好“法律进社区”工作，是贯彻落实党的*和*三中、四中全会精神的客观要求，是坚持以人为本，服务社区群众，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内容，是司法行政部门进一步贴近群众、便民利民的需要，各级司法行政部门要高度重视这项工作，进一步增强工作责任感和使命感，将“法律进社区”工作落到实处，抓出成效。今年的“法律进社区”工作要在前3年工作的基础上，紧紧围绕“抓经常、打基础、挖潜力、创特色”的工作思路，与时俱进，大胆探索，锐意进取，把“法律进社区”工作推上一个新台阶。
各成员单位（部门）要各负其责、齐抓共管、整合资源、形成合力，把法律服务和法制宣传工作紧密地结合起来，把律师、公证、法律援助、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和社会志愿者队伍有机地组织起来，使各种资源在社区实现优化配置、功能互补，构成科学合理的社区服务体系。要进一步完善“法律进社区”的工作机制，健全规章制度，开拓新思路，探索新办法，以窗口为载体，不断提高“法律进社区”工作的实效。各区县司法局要严格按照市司法局20*年3月11日专题会议决定的要求，抓紧做好“法律进社区”的各项工作。
二、以全面总结“四五”普法工作为抓手，认真推进依法治理工作
认真总结本市开展法制宣传教育20年来，尤其是“四五”普法以来，在社区和农村开展普法依法治理工作的典型经验，结合本市社区和农村民主法制建设的新形势，谋划“五五”普法关于开展“法律进社区”工作的总体思路；充分利用社区的组织资源、信息网络资源加大法制宣传力度，探索法制宣传与法律服务有机结合的工作机制，深入推进“民主法治示范村”的建设工作，会同市民政局对本市涉农区县“民主法治示范村”建设情况进行抽查，启动农村基层干部民主法制培训工作；总结部分区开展“民主法治示范居委会”创建活动经验，在条件成熟的区逐步推广；积极开展第三次市民法律素质问卷调查工作，对市民法律意识、法律知识、运用法律能力的现状进行科学的、切合实际的评估。以“东方讲坛”为载体，利用市法制讲师团的专家资源，继续举办面向社区、面向市民的法制讲座；配合市委宣传部“三下乡”活动，将法律知识送到农村；与团市委联合，继续开展对外来务工经商人员的法制教育工作；抓住节点，认真组织开展“8．16”依法治市宣传日，“12．4”全国法制宣传日和*宪法宣传周。
三、齐抓共管、整合资源、形成合力，深入开展“法律进社区”工作
继续推行律师事务所与街道乡镇结对签约工作，加强对签约律师事务所履约情况的督促检查。签约的律师应认真履行各项约定，律师为社区提供法律服务可采用在“窗口”投放联系卡、宣传页、设置服务联系指示牌，或指派律师定期到“窗口”值班提供咨询服务，受理居民的非诉讼法律事务，对于行动不便或有紧急情况的社区居民应提供上门服务。
各公证处应根据区域大小，公证服务需求的情况，采取不同的形式开展公证进社区工作，有条件的地区应采用公证员定期到社区“窗口”坐堂接待的形式，并在“窗口”放置居民联系卡、宣传页等材料，公布公证咨询电话；对于特殊人群实行上门办证服务，进一步完善公证服务进社区的考核工作。
基层法律服务所要充分发挥其贴近社区，服务便利的传统优势，深入社区为居民提供各项便民利民的法律服务，各基层法律服务所应按照市“法律进社区”办公室的要求，对基层法律服务人员的值班和开展法律服务情况，进行督促检查，对在开展“法律进社区”活动中表现突出的人员进行宣传、表彰，积极配合做好矛盾化解工作，为构建和谐社区、平安*发挥其特有的作用。
各区县法律援助中心要加强对街道、乡镇法律援助工作站的业务指导，指定并完善工作站人员的接待咨询、岗位职责和受理申请的规定，以及办案（事）工作流程，进一步做好法律咨询服务、法律援助申请的受理、初审工作，切实履行好咨询服务、受理申请、受理调查、非讼和法律宣传五项职能。探索建立联络员制度，工作例会制度，开展“12348”专线与法律援助站联动调处矛盾纠纷的调研。年内着重考核法律援助工作站咨询接待量、初审受理两项指标。
进一步发挥社区志愿者参与法律服务的作用。司法所（科）要运用“窗口”功能，组织协调各方力量对居住在社区内具有一定法律专业素养、热心公益事业的人员进行调查摸底工作，组织劳动争议、社会保障、物业管理等单位工作人员充实到志愿者队伍，加强对志愿者工作的宣传和发动工作，组织志愿者之间的交流研讨活动，定时向志愿者所在单位反馈其在社区法律服务工作中的表现，各“窗口”应建立志愿者工作情况台帐，建立法律志愿者名册。
四、以“窗口”为载体，大力开展“法律进社区”活动
要进一步加强对参加“窗口”服务的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法律援助人员、法律服务志愿者的规范化管理，建立健全“窗口”长效运行管理机制，严格按照“窗口”运行机制的“一口受理、内部流转、分工落实、配合协调、监督反馈”的基本原则运行，市“法律进社区”活动办公室将在调研基础上，对“法律进社区”在“窗口”服务的情况进行检查，重点检查“窗口”五支队伍的人员到位率、群众知晓率、纠纷调结率。
各区县司法局要协调各方力量，整合工作资源，充分发挥“窗口”作用，创造性地开展“法律进社区”活动，实现社区法制宣传与法律服务的有机结合，使“法律进社区”工作向广度和深度拓展、延伸，针对社区居民不同的法律需求，采取多种形式，帮助居民解决热点、难点问题。
五、加强指导，将“法律进社区”各项制度落到实处
各级司法行政部门要高度重视“法律进社区”工作，充分发挥职能作用，结合当地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认真制定本地区的“法律进社区”工作方案，保证“法律进社区”活动有计划、有步骤地全面推进。
市司法局各有关部门要积极发挥各自在开展“法律进社区”工作中的积极作用，市司法局基层处要切实发挥“法律进社区”办公室职能作用，组织好每半年一次的联席会议，沟通各区县开展“法律进社区”工作的情况，及时、准确的将开展该项工作的经验、做法，以《*司法简报》等形式加以反映，适时召开全市“法律进社区”工作座谈会。
各区县司法局对“法律进社区”工作要做到有计划、有步骤、有检查，建立规范的联席会议制度、信息上报制度；每半年召开一次“法律进社区”联席会议，每半年向市“法律进社区”办公室上报工作小结，年终上报全年“法律进社区”工作总结和新一年的工作打算。
法律服务窗口范文第6篇
（一）不断优化体制机制，增强法律/！/援助办案公信力
一是推行疑案研讨制度。对于本辖区内疑难案件、有较大争议、有重大影响的案件，组织司法行政工作人员、经验丰富的社会律师、法律工作者进行研究讨论，今年已组织了2起疑难案件的研讨会议，均取得良好效果。二是完善配合协作机制。继续加强与公检法、鉴定机构、民政等部门和机构的沟通协调，降低援助成本，减少不必要的人力和财力投入，加快援助案件的办理进程。三是实行听庭回访制度。采取电话跟踪、工作人员跟同办案、审查案件归档材料、征求意见反馈、局机关干部和科室主任不定期听庭等多种方式对援助律师办案进度和质量进行跟踪监督，今年共听庭6次。四是建立简易民事案件快速办理机制。加强指导全市法律援助工作站法律援助简易民事案件快速办理，切实为群众提高更便利的法律援助服务，今年共办理简易民事法律援助事项12件。
（二）加强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充实法律服务力量。
一是加强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建设。对公共法律服务中心的建设不仅是硬件上的整合提升，更是服务上的不断优化。中心自运行以来，我局积极探索完善一系列工作机制，制定了《中心运行方案》、《中心工作管理手册》，明确了岗位职责，制定了服务标准，实现了中心规范化、流程化管理，探索建立特色鲜明的中心服务文化。二是加强公共法律服务站点建设。今年，我们启动了“公共法律服务示范站（点）”建设，分别在我市东、南、西、北区的中心乡镇，建成__、__、__、__江等4个公共法律服务示范站，结合规范化司法所建设，统一形象标识，设立服务大厅，达到3个接待窗口、1个功能平台的办公场地标准，工作站办公室设司法所，站长由司法所长兼任，由司法所负责日常管理，由律师、法律工作者、法律服务志愿者每月提供不少于两天的值班服务。并在以上4个乡镇和__城区4个街道办事处（__街道__社区、__社区，__街道__桥社区，__街道__社区）建设8个村（社区）公共法律服务示范点，依托村（社区）便民服务点或村（社区委员会），在工作点设立“2个接待窗口”、“1个功能平台”，聘请的村（社区）法律顾问每月提供不少于两天的服务。目前__公共法律服务站已于5月中旬建成使用，工作人员4名，接待群众816人次。其他站点将于6月底全面开建，让老百姓办事更方便，感受到贴心的服务。三是探索公共法律服务社会化模式。由30名社会律师、法律服务工作者组建了中心法律服务专业团队，参与法律咨询窗口值班接待、重大疑难法律服务事项分析研讨、法律援助案件初审和办理，有效提高了中心的咨询接待和办案水平。面向社会公开招募公共法律服务志愿者，组建了200人的“法润三湘”志愿者团队，鼓励与引导志愿者进驻中心、基层站点，协助开展法律咨询、纠纷调解等服务，动员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到我市公共法律服务当中。
（三）深入实施便民工程，提升法律援助服务贡献力
一是扩展援助覆盖面，适应群众需求。为使更多的贫困者得到有效的法律服务，采取多种办法和措施，降低法律援助门槛，扩大接受援助群体。对申请支付劳动报酬、工伤、工亡的案件，实行申请一件，受理一件。同时，拓宽受案范围，将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医患纠纷、家庭暴力、环境污染等案件符合经济困难条件的也纳入了法律援助的范围。二是开展专项法援活动，切实为民服务。通过开展“农民工讨薪”、“关爱妇女儿童法律援助送温情”、“法律援助进高墙”、“法律援助守护夕阳红等专项活动”，着力为农民工、妇女和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老年人等社会弱势群体提供法律帮助，维护困难群体的合法权益，将法律服务送到群众身边。三是强力推行便民利民工作举措。为提升窗口工作水平，我们实行接待服务“一个标准”：以人民群众满意为标准；案件受理“二个步骤”：一次告知，二次告知受理；咨询服务“三个清楚”：事实经过问清楚、法律条文用清楚、解决途径
讲清楚；热线电话接听“七个要”：开关电脑系统要准时、接听电话要及时、服务工号要告知、服务用语要规范、服务态度要亲切、解答问题要清楚、预约服务要落实。并实行首问责任制，限时办结制度等。（四）开展专项宣传服务，提高法律援助服务亲和力
一是农民工讨薪专项活动。对农民工法律援助扩大范围、减低门槛，优先受理、快速承办，切实保障讨薪法律援助案件的工作效率。2016年集中开展了“农民工法律服务和法律援助”工作，共接待农民工讨薪法律咨询700余人次，办理农民工讨薪案件300余件。二是关爱妇女儿童法律援助送温情活动。对有关妇女儿童的法律援助案件放宽申请条件，优先办理，创新服务。对行动不便、有特殊困难的老弱妇女和未成年人提供上门服务，指派素质高、能力强的女律师和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律师提供法律服务。活动开展至今，共接待妇女法律咨询376人次，办理妇女、未成年人案件288件。三是法律援助守护夕阳红活动。设立老年人法律援助绿色通道，对老年人拓宽申请渠道，简化审查程序，快速办理，尽力用劝导、调解等非诉讼的方式办理涉及老年人的家庭纠纷案件，促进家庭和睦，共接待老年人咨询217人次，办理老年人案件69件。五是加大媒体大宣传力度。每季度组织值班律师就来电来访、法律求助聚焦进行舆情分析、案例剖析，在__电视台适时进行专题了报道，对发现的焦点、难点、热点法律问题及时编写出舆情分析或典型案例，报送相关领导和有关部门，并在媒体刑登，__司法局网站上更新法律援助信息有23条。
（五）推进刑事法援工作，增强法律援助工作协调性
一是法律援助进高墙活动。通过在看守所设置宣传栏、发放宣传资料、公布法律援助中心电话、办案流程以及律师接待咨询等方式，加大对在押人员法律援助的宣传及告知力度。二是组建专业化法律援助队伍。我市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挑选出具有办理未成年人案件经验丰富的律师，组建未成年人法律援助业务专业律师团队，确保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三是不定期组织社会律师召开讨论会，加强学习培训，不断提高法律援助人员业务水平和服务群众的工作能力。
（一）部门协作机制有待健全。法律援助是一项社会化的系统工程，司法行政部门做好法律援助工作是责无旁贷的，但财政、民政、工商等部门及工、青、妇等社会团体同样也有相应的工作任务，各相关部门要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密切配合、共同携手、通力协作才能完成。各部门应支持法律援助案件办理中的调查取证工作，对法律援助案件办理中查阅、复制档案资料所涉及的相关费用予以减免，共同降低成本，减轻因经费短缺个法律援助工作造成的压力。但目前社会上一些人错误地认为法律援助就是法律援助中心的事，特别是在配合方面不够默契。有时，在开庭的前一天，法院才通知法律援助中心指派律师辩护。律师要对犯罪嫌疑人进行会见，开庭期限又紧，还要到法庭查阅卷宗，复印案卷，法院却要收取高于市场价格的复印费，这种无偿甚至赔本的被动服务，很难保证服务质量，在很大程度上挫伤了一些律师工作积极性，直接影响着法律援助工作的健康开展。
（二）案件质量监控机制有待完善。由于对经济效益等因素的考虑和经费的制约，个别法律服务机构、人员在承办法律援助案件工作中不同程度存在办案敷衍了事、走过场等现象，工作不认真细致的现象，而现有的法律法规中又没有在这方面作出约束性的规定，使得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缺乏相应的制度保障。
1、推动乡镇公共法律服务站建设。通过采取三个“一批”措施（即以政府购买服务形式，建立一批公共法律服务示范点；动员具备法律服务资质的公职人员，建立一批村、社区法律服务联系点；引导法律服务志愿者驻村（社区）服务，建立一批志愿服务点），使村村都有法律服务点，开辟老百姓在家门口直接获取法律服务的窗口。
2、加强法律援助信息化运用。进一步加大信息技术在法律援助管理工作中的运用，加大技术支持力度，提高热线电话接听率。加强法律援助信息化平台运用，完善平台功能，新增法律援助案件同行评估、质量管理等模块，利用“__司法”微信平台和“法治__网”等载体，提高法律服务的及时性、准确性。按照市局信息化建设要求，配合抓好网上公共法律服务平台开发建设，方便群众网上咨询和申请，优化法律援助事项办理流程。
法律服务窗口范文第7篇
一、参于范围
我局参于“为民服务创先争优”活动窗口单位和服务行业主要为：县公证处、县法律援助中心、自智律师事务所、盛华达律师事务所。
二、目标任务
各窗口单位要按照公开承诺、领导点评、群众评议、评选表彰的推进方式，广泛开展“三亮三创三比三评”活动，促进广大窗口单位党组织和党员创先争优的深入开展，带动群众创先争优。
1、大力推行“三亮”活动，激发党员内动力。一是党员“亮身份”。通过佩戴党徽和工作牌、设立公示栏等形式，推行党员亮身份，增强党员意识。二是党员“亮形象”。通过设立党员责任区、党员示范岗、党员先锋岗，评选党员业务能手和服务标兵等活动，激励党员发挥模范带头作用。三是党组织和党员“亮承诺”。党支部重点围绕抓好创先争优活动、提高服务质量和为民办好事实事等方面作出承诺。
2、积极开展“三创”活动，促进活动见实效。一是创岗位奉献先锋。二是创群众满意窗口单位和服务行业。三是创优质服务品牌。各窗口单位要结合实际，拓展服务领域，丰富服务内容，改进服务方式，努力打造群众满意岗位、创建服务先进单位、树立优质服务品牌。
3、全面开展“三比”活动，深化法律服务队伍建设。对照司法行政系统先进标准和先进榜样，开展“对标定位”、岗位练兵、技能比武，不断提高业务技能，争当行业“排头兵”，努力营造比学赶超氛围。开展文明服务、诚信服务、廉洁服务、优质服务竞赛，促进服务态度明显改善、工作作风显著改善转变。强化窗口服务行业人员的政治素质、业务素质和职业道德素质，努力打造一支“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坚决捍卫国家和人民群众利益”法律服务队伍。
4、认真组织“三评”活动，提升群众满意度。一是党员自评。各窗口单位和服务行业党组织和党员要按照“五个好”、“五个表率”的目标要求，查找问题和不足，明确自身努力方向和争创目标。二是领导点评。注重深入基层，广泛征求意见。三是群众测评。测评时要注重参评对象的广泛性和针对性，组织党员、职工群众和服务对象共同参与评测，以实际效果取信于民。
三、工作措施
1、成立组织。成立以局长为组长、分管领导为副组长、各相关股室为成员的活动领导小组，全面指导县司法局窗口单位和服务行业“为民服务创先争优”活动深入开展，正确引导法律服务行业的发展，树立执业为民、热心公益、奉献社会的良好形象。
2、制定方案。各窗口单位要结合实际，制定“为民服务创先争优”活动实施方案，深入践行科学发展观，创新工作方法，简化工作流程，真正做到便民利民，并针对该次活动提出明确目标和具体要求。
3、加大宣传。各窗口服务单位针对制定的目标和方案通过广播、网络、宣传栏等形式加强其宣传，努力营造良好的氛围。
4、开展法律服务主题活动，提高服务能力。进一步规范法律服务市场，规范内部管理，注重诚信建设，打造一流的服务形象；拓展法律服务领域，建立信息交流长效机制，积极开展新兴产业的法律业务研究，进一步拓宽公证服务范围，提升乡村和社区法治化管理水平。扩大法律援助的覆盖率。
四、保障措施
1、加强调研督查。局领导小组将通过召开座谈会、定期调研、平时监控、随机抽查、专项检查等方式，了解“为民服务创先争优”活动的进展情况，及时总结经验，研究解决问题。
2、及时上报信息。各窗口服务单位及时将工作中遇到典型案件上报，以做到相互交流，比学赶帮。
3、三评工作成效。通过群众评议、党员互评、领导点评，来测评各窗口单位工作成效，整改存在问题，指明努力方向。
法律服务窗口范文第8篇
为贯彻落实省委八届十一次全会、全省窗口单位和服务行业为民服务创先争优视频会议、全省律师行业创先争优座谈会精神，进一步整合司法行政职能资源，充分发挥职能优势，增强服务意识，改进工作作风，提高业务水平，更好地为人民群众服务、为我市社会经济发展服务，按照省司法厅、南平市司法局有关要求，现就我局深入开展“为民服务创先争优”活动提出如下实施方案：
一、参与范围
窗口单位和服务行业指与社会公众关系密切、承担公共服务职能和社会管理职能的单位和行业。司法行政工作特别是法律服务、法制宣传等职能和工作，联系群众最紧密，服务群众最直接，与人民群众利益息息相关。按照上级要求，全系统特别是律师、公证、法律援助、人民调解、法制宣传等部门和行业要积极参与、认真开展“为民服务创先争优”活动，满腔热情地做好服务群众的各项工作。律师行业要认真做好向全国、全省创先争优活动示范点和党员律师标兵学习活动，采取结对子、建联系点、送法下乡等多种形式，推动法律服务进乡村、进社区，将法律服务送进千家万户，广泛开展公益性法律服务，努力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公证工作要深入开展创建“群众满意公证处”活动，引导公证员争当“业务能手”、“服务标兵”，规范诚信履职，努力提升公证工作公信力；法律援助工作要开展“学十佳比业绩，争当优秀服务标兵”活动和“便民服务示范窗口”创建活动，进一步深化法律援助便民服务活动；人民调解工作要认真贯彻《人民调解法》，深入开展向刘玉美同志学习活动、“争当人民调解能手”活动，进一步做好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积极化解行业和专业领域矛盾纠纷，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在处理社会矛盾纠纷工作中的基础作用；法制宣传工作要深入贯彻实施“六五”普法规划，积极推进依法治理，努力提高全民法律素质和全社会法制化管理水平。
二、目标任务
全系统上下要紧扣主题，确立群众满意为根本标准，结合我市司法行政工作特点，通过深入开展“为民服务创先争优”活动，努力实现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服务人民群众的目标任务。
一是要增强服务意识，改进服务作风。强化执法（业）为民理念教育，促使广大干部职工和法律服务工作者牢固树立宗旨意识和群众观点，切实践行执业为民、服务为民的要求。二是要提升服务能力，提高服务效能。深入开展党性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加大政策法规、业务知识和岗位技能培训力度，不断提高我市司法行政队伍政治理论水平、业务素质和工作技能。坚持依法行政，依规办事，公正执法，公平服务，公开办事。优化工作流程，规范服务标准，形成服务群众长效机制，努力为人民群众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三是解决突出问题，要回应群众期待。认真倾听群众意见，积极回应群众期待，努力满足群众合理需求。以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问题为重点，发挥专业优势，整合服务资源，拓展服务领域，积极为解决群众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医疗、教育、住房、食品安全等方面的问题提供方便快捷、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
三、活动载体
按照活动总体要求，以“争创群众满意单位、争创群众满意岗位、争创优秀服务标兵”为活动载体，充分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带动全系统上下把“为民服务创先争优”活动引向深入。重点开展“三亮、三比、三评”活动：
（一）以“三亮”为载体，着力打造“亮点工程”。一是亮标准。要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方便群众的原则，所有窗口单位和法律服务行业在日常工作中要主动公开服务事项和服务标准，并在醒目位置悬挂工作流程图，减少审批环节，尽量缩短审批周期，节约审批成本；二是亮身份。采取佩党徽、制作党员服务牌、设置“党员示范岗”等措施，亮出党员身份，亮明岗位责任，激励和监督广大党员干部模范履职。工作人员一律使用桌牌、胸卡，实行挂牌上岗，主动接受社会各界监督；三是亮承诺。紧紧围绕深入推进创先争优活动、加快发展、改善民生、改进作风、服务群众、争创一流业绩等方面作出承诺，并将承诺内容通过网络、公开栏等形式公布，主动接受群众监督。
（二）以“三比”为载体，着力打造“效能工程”。一是比技能。对照本单位、本行业先进标准，开展“对标定位”、岗位练兵、技能比武，不断提高业务技能，争当行业“排头兵”；二是比作风。积极开展文明服务、诚信服务、廉洁服务、优质服务竞赛和政风行风建设，引导广大党员主动落实“首问负责、限时办结、责任追究”等制度，促进服务态度明显改善、工作作风显著转变。三是比业绩。通过开展“夺旗争星”、岗位明星、服务标兵评比活动，优化服务环境，提高服务水准，培养出一批服务标兵、业务能手，形成比学赶超的生动局面。
（三）以“三评”为载体，着力打造“满意工程”。一是群众评议。要坚持“开门搞活动”，通过聘请政风行风廉政监督员、设立意见箱、发放征求意见表和开展社会满意度调查等方式，接受服务对象即时评价，并及时做好群众意见的反馈和问题的整改，以进一步提升工作水平、提高服务质量，以实际效果取信于民。二是党员互评。结合党员民主生活会，及时组织党员开展自评、互评，查找问题和不足，明确自身努力方向和争创目标。通过相互鼓励、相互学习，形成“比学赶帮”的良好氛围。三是领导点评。建立单位领导点评制度和联系点制度，单位主要负责人要认真进行点评，实事求是地肯定成绩、指出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意见，指明努力方向。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为保障活动取得实效，成立市司法局为民服务创先争优活动领导小组，组长：钟局长，副组长：郑副局长、江主任，成员：局机关各股室负责人。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综合股，具体负责活动的组织协调、督促检查等工作。
（二）深化党群共建。要坚持党内带党外、党员带群众，共同推进“为民服务创先争优”活动。要充分调动全局广大党员干部的积极性，立足本职岗位，争创一流业绩。
（三）营造浓厚氛围。各窗口单位和法律服务行业要从自己的工作实际出发，及时总结创先争优活动的成功做法和有效经验，宣传活动中涌现出来的先进事迹，努力营造比学赶帮超的浓厚氛围。
（四）构建长效机制。各窗口单位和法律服务行业在落实为民服务创先争优活动各项要求同时，要注重探索方法、总结经验、把握规律、形成制度。特别要注重完善“三亮三比三评”工作内容，建立公开透明、便捷高效的服务机制，推动创先争优活动向深度和广度发展。
法律服务窗口范文第9篇
我们将进一步创新宣传方式，丰富宣传载体，积极营造良好的法律援助宣传工作氛围，推动法律援助宣传工作的触角向多层次延伸，向特定人群延伸。
一是媒体有影有声。在《如皋动态》上公布“12348”法律服务专线值班律师个人信息；在如皋电视台《媒体民生》《法制纵横》等栏目讲述法律援助
案例；组织律师定期参与如皋电台《走进政风行风热线》等栏目解答咨询。
二是载体有模有样。考虑基层群众实际需要，结合季节等因素，创新宣传模式，免费发放口杯、雨伞、购物袋，小扇子，新年年历等法援公益宣传产品，确保法律援助宣传真正进村入户。
三是故事有血有肉。“把每个案件办成精品案件”，号召每个受援人在获得援助的同时，义务向周边群众宣传法律援助，通过报纸、电视、电台等众媒体，向皋城老百姓讲述身边由法律援助真实案件改编的感人故事，以案示法，以案促宣，使市民进一步了解法律援助，信任法律援助。
二、加强质量控制实现应援优援
质量是法律援助工作的生命，我们将在现有的基础上坚持不懈抓质量。
1.关口前移，建立案件受理优配制。加强对专职援助律师培训，为每一名律师有所侧重的确定一个研究方向，指派案件时，充分考虑法律工作者的业务专长、执业水平及履行义务量，将法律援助义务与自愿相结合，做到合理分配、有的放矢。一是开通申请法律援助“绿色通道”，授权法律服务机构申请法律援助，方便群众就近获得法律援助；二是实施“点援制”，建立“执业律师、法律服务工作者法律援助信息库”，由受援人挑选自己满意的法律工作者为其提供法律援助服务。
2.全程跟踪，建立案件办理质量监控制。通过“三三五”模式加大对援助案件的流程管理。即落实“三项制度”——“首问负责制、服务承诺制、限时办结制”；加强“三个环节”监控，对援助前、援助中、援助后等三个环节加强办案质量管理，强化办案监督；在“五性”上见成效，即从“服务能力的可靠性，服务行为的规范性、及时性、有效性和受援人的满意性”等五个方面下功夫，着力解决“法律援助的办案质量标准与普通法律服务的质量标准一致性”问题。
3.跟踪回访，建立案件后续服务制。结案后，对需要后续帮助的受援人发送信函或上门走访，掌握法律援助案件的执行情况，确保办案实效。一是发放“法律援助案
件服务质量监督卡”，对法律援助案件实行跟踪回访；二是对法院判决或调解分期给付的已结案件进行登记造册，适时了解履行给付义务情况，及时提醒、帮助受援人在法定期限内申请强制执行。
三、强化便民举措，做亮文化品牌
法律援助文化是如皋法律援助工作的品牌特色。我们将发挥文化导向功能，通过行为文化将法律援助精神“内化于心、外践于行”。我们将通过人性化服务，做亮窗口，做实服务，做大品牌，使“法是尺，律是度，援是阳光，助是雨露”的法律援助精神深植民心。
做亮窗口。在市民服务中心交通要道设置法律援助指示牌，推进市法律援助机构临街“落地”接待窗口标示建设，方便困难群众申请并及时获得帮助。以“创一流服务，让群众满意”为主题，争创群众满意的窗口服务单位，积极打造爱心窗口、文明窗口、温馨窗口、便民窗口、效能窗口，将“12348”法律服务品牌打造成司法行政系统的“110”。
做实服务。密切关注本市媒体民生新闻节目，主动联系可能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案件的当事人。对行动不便的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对象尽力提供“上门式、预约式、一站式”服务。
法律服务窗口范文第10篇
我们将进一步创新宣传方式，丰富宣传载体，积极营造良好的法律援助宣传工作氛围，推动法律援助宣传工作的触角向多层次延伸，向特定人群延伸。
一是媒体有影有声。在《如皋动态》上公布“12348”法律服务专线值班律师个人信息；在如皋电视台《媒体民生》《法制纵横》等栏目讲述
法律援助案例；组织律师定期参与如皋电台《走进政风行风热线》等栏目解答咨询。
二是载体有模有样。考虑基层群众实际需要，结合季节等因素，创新宣传模式，免费发放口杯、雨伞、购物袋，小扇子，新年年历等法援公益宣传产品，确保法律援助宣传真正进村入户。
三是故事有血有肉。“把每个案件办成精品案件”，号召每个受援人在获得援助的同时，义务向周边群众宣传法律援助，通过报纸、电视、电台等众媒体，向皋城老百姓讲述身边由法律援助真实案件改编的感人故事，以案示法，以案促宣，使市民进一步了解法律援助，信任法律援助。
二、加强质量控制,实现应援优援
质量是法律援助工作的生命，我们将在现有的基础上坚持不懈抓质量。
1.关口前移，建立案件受理优配制。加强对专职援助律师培训，为每一名律师有所侧重的确定一个研究方向，指派案件时，充分考虑法律工作者的业务专长、执业水平及履行义务量，将法律援助义务与自愿相结合，做到合理分配、有的放矢。一是开通申请法律援助“绿色通道”，授权法律服务机构申请法律援助，方便群众就近获得法律援助；二是实施“点援制”，建立“执业律师、法律服务工作者法律援助信息库”，由受援人挑选自己满意的法律工作者为其提供法律援助服务。
2.全程跟踪，建立案件办理质量监控制。通过“三三五”模式加大对援助案件的流程管理。即落实“三项制度”——“首问负责制、服务承诺制、限时办结制”；加强“三个环节”监控，对援助前、援助中、援助后等三个环节加强办案质量管理，强化办案监督；在“五性”上见成效，即从“服务能力的可靠性，服务行为的规范性、及时性、有效性和受援人的满意性”等五个方面下功夫，着力解决“法律援助的办案质量标准与普通法律服务的质量标准一致性”问题。
3.跟踪回访，建立案件后续服务制。结案后，对需要后续帮助的受援人发送信函或上门走访，掌握法律援助案件的执行情况，确保办案实效。一是发放“法律援助案件服务质量监督卡”，对法律援助案件实行跟踪回访；二是对法院判决或调解分期给付的已结案件进行登记造册，适时了解履行给付义务情况，及时提醒、帮助受援人在法定期限内申请强制执行。
三、强化便民举措，做亮文化品牌
法律援助文化是如皋法律援助工作的品牌特色。我们将发挥文化导向功能，通过行为文化将法律援助精神“内化于心、外践于行”。我们将通过人性化服务，做亮窗口，做实服务，做大品牌，使“法是尺，律是度，援是阳光，助是雨露”的法律援助精神深植民心。
做亮窗口。在市民服务中心交通要道设置法律援助指示牌，推进市法律援助机构临街“落地”接待窗口标示建设，方便困难群众申请并及时获得帮助。以“创一流服务，让群众满意”为主题，争创群众满意的窗口服务单位，积极打造爱心窗口、文明窗口、温馨窗口、便民窗口、效能窗口，将“12348”法律服务品牌打造成司法行政系统的“110”。
做实服务。密切关注本市媒体民生新闻节目，主动联系可能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案件的当事人。对行动不便的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对象尽力提供“上门式、预约式、一站式”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