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成本范文

时间：2023-02-27 00:37:24

法律成本

法律成本范文第1篇

「关键词法治，法律成本，法律信仰

一、问题的提出

在当下的法治语境中，许多学者认识到仅有制定得良好的法律规范、辅以一套健全的法律运行机制，再由国家自上而下的强制贯彻推行，并不可能达致真正的法治状态。对于法律信仰是达至法治之境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学界已基本达成共识。[1]在理念上，这些学者提出了“法律信仰是基于社会主体对社会生活的公平正义的理想和秩序需要的理性认识和情感体验的产物，是长期的人类法律实践经验的积累和理性思维活动的结晶，是人类把握社会法律现象的特殊方式，是社会法文化系统中各种主观因素的有机整合和高度提炼。它是根源于人类对人性和社会生活的科学分析和理性选择，进而所形成的对社会法的现象的信任感和依归感，以及对法的现象的神圣感情和愿意为法而献身的崇高境界。”[2]然而对此问题仅有理念上的认识对于法治而言显然是不够的，于是进一步的思考随之而来。一些学者把法律信仰放在一个更大的场景-民族国家中进行描述，认为“人们对法律的信仰，实即对民族国家的忠诚，也就是对该民族国家的文明/文化的归依”。[3]另外还有学者则从实践的角度对“法律如何信仰”、“法律怎样被信仰”提出了追问。[4]

这些理念的提出，无疑起到了进一步丰富、充实和完善法治理论的作用。然而，这些学者在论述自己的理论的时候，要么过于“迷信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神奇魔力”，认为“市场经济的抉择必然导致民族精神的价值取向由道德本位向法治本位转变，即法律信仰将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主导性选择。民主政治是法治政治，必然会促成人们对法律的运用、尊重和信仰”；要么“过分夸大法制宣传教育的重大作用”，认为“通过自上而下的法制宣传教育，进行法律知识的普及，法治意识的启蒙”，就能培养起法律信仰；要么在“逻辑推理和论证上存在不少问题”，犯了“循环论证”、“自相矛盾”、“同义论证”等错误。[5]再者，笔者认为，这些学者在论述法律信仰的时候，常常采取的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思考方法，把法律信仰仅仅放在精神的层面来展开叙述。这种论证方法的一个缺点在于其脱离了社会实际，从而可能会造成理论遭遇实践时无语的结果。笔者并不是一概反对作为一种思维方式的“形而上学”，康德就曾认为形而上学是人类理性的自然趋向，“世界上无论什么时候都需要形而上学，不仅如此，每个人尤其是每个善于思考的人都要有形而上学”[6].然而笔者还是坚持认为，一种理论思考如果在现实和经验中完全无法实现，对具体问题的解决毫无帮助和毫无益处，那么，“理论反对实践”（龙宗智：《理论反对实践》，法律出版社2003年出版，这里仅借用其字面含义）的结果必然是理论在实践中败北。

这里的争论让笔者想起自己在大学毕业时对论文《从守法到用法-公民与法治进程》进行答辩时遇到的问题。一个老师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在法律制度日益健全的今天，社会上还屡屡发生有法不依的事。为什么许多人在权利被侵犯时的第一个念头常常并不是想到要到法院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有的往往甚至通过“私了”等手段去“摆平”。笔者当时思考的是法律成本高昂和司法腐败的问题，而那位老师则认为根本问题在于公民法律信仰的缺乏。当时笔者就存下了一个疑问。现在想来，其时笔者跟那位老师的看法之间并非是完全对立的，而是可以“通约”的。笔者在此文中将要论述的是，法律成本与法律信仰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法律成本的高低是影响法律信仰的重要因素之一。需要说明的是，笔者在这里所要进行的所谓法律信仰的经济分析，采取的是一种最宽泛和最粗浅意义上的概念。其原因固然有笔者对经济学没有太深的涉入的缘故。然而根本的原因却不在于此。笔者一直认为，法治是一项全社会的事业，而不只是某些人或某一类人的事业，因此，为建成法治社会而讨论法律信仰，其主体自然应该是包括普通民众在内的所有公民。也正是在此意义上，如果把很专业的经济学或经济分析法学原理拿来放在这些普通民众面前，自然是很少有人会感兴趣和能看懂的。再者，就如同笔者在另外一篇文章里面所认为的，“尽管在理论上而言经济分析法学煞为复杂，可是在实践中却变得极为简单和现实。假若打一件诉讼标的为五万元的官司，却要花费十万元的诉讼成本，相信绝大部分公民对此不难做出抉择”。[7]本文中，笔者将从分析法律信仰的应然与实然的概念入手，论述法律成本与法律信仰的关系，进而对其在法治进程中的作用进行分析界定。

二、法律信仰的应然与实然

信仰，其原本的含义是指对某人或某种主张、主义、宗教极度相信和尊敬，拿来作为自己行动的榜样或指南。[8]它强调的是人所持抱的一种极度虔诚的态度或信念，并用之指导自己的实际行动的一种精神境界。跟信仰一词联系最为紧密的事物，当属宗教无疑。人们常常把“宗教般的虔诚”看作是某项事业成功的条件之一。[9]由此可以看出，原初意义上的信仰，是仅在人的精神层面上来指称的。它不涉及信仰的物质基础，不对信仰所将付出的代价进行考察。这种精神境界的极致就是信仰者对其信奉的事业产生一种神圣感、庄严感、使命感和归属感，并愿意甚至乐于为了该事业而牺牲自己的个人利益直至生命。这即是理想中的信仰，或者说是信仰的应然状态。

作为信仰的一种，法律信仰是人的信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仅甚至主要不是指对现行法律规范的信仰，而在更深层次上意味着对法律在整个社会的有效运行的信赖，对法治这种社会治理模式的有效性的信任，以及对法治状态下的符合社会正义、公平、理性和秩序的行为的心理认同和自愿遵从。在心理结构上，法律信仰具有下列构成要素：法律知识、法律情感和法律意志。其中一定的科学的法律知识是法律信仰形成的知识基础，主体对法律的依恋感、信任感和崇敬感是法律信仰的情感基础，而维护法律尊严，勇于同违法犯罪行为作坚决斗争则是法律信仰的心理基础。[10]这些叙述同样是侧重从纯精神层面上对法律信仰的应然状态进行界定的，也即“就法律信仰而谈法律信仰”。

然而，任何理想中的事物一旦放置到现实当中，都难免会发生或大或小的变化。法律信仰同样如此。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法学家的法律信仰与普通民众的法律信仰是否能够完全一致？或者说法学家心镜中的法律信仰图景与普通民众心镜中的法律信仰图景能否吻合？[11]这是一个不言自明的话题。再者，更重要的问题在于法律信仰总是在具体的时间和空间里面，对具体的人而言的，换言之，法律信仰应该植根于具体的现实生活当中，是具体时空中的具体的人的法律信仰。所以，理论描述中的一概而论的应然的法律信仰状态，在现实中可能很难找到与之一一对应和完全匹配的恰当图景。一种相当精彩甚至是相当缜密的理论建构，在现实中完全可能产生一败涂地的不良效果。因此，我们还需要追问的是谁的法律信仰，在什么条件下产生的法律信仰？其中前一个问题即法律信仰的主体问题，后一个问题则是法律信仰的生成条件的问题。一言以蔽之，实然状态的法律信仰，应该在这么一个框架内进行讨论，即什么人在什么条件下的法律信仰。我们坚持从普通民众的角度，在具体的语境即当下中国的法治话语中来讨论法律信仰。

三、法律成本的高低与法律信仰的生成

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中世纪的人文主义运动，使上帝（神）的威信受到了极大的动摇。启蒙思想家们不遗余力地对神权和专制进行了攻击，提出了与神权、专制相对立的民主、人权和法治的主张。[12]于是，“法律至上”就成了“上帝死后”的一剂救世良方。然而，经历了思想启蒙和人文主义运动的震荡，法律信仰虽然还是信仰体系中的重要的一种，却已经与对神的信仰有了很大的区别，即法律信仰当中表现出来的理性主义倾向。特别是当人们意识到原先认为的“法律万能”只是一个不切实际的空想时，那种对法律的狂热追求和盲目依赖也渐渐冷却，进而慢慢转变为一种理性的权衡，一种比较之后的选择。因此，无论是“有法必依”还是“有法不依”，无论对法律是信，还是不信，其所“反映的都是对法律的奉违的成本算计后的选择”。[13]

也即是说，法律信仰是一个与法律成本息息相关的问题。法律信仰固然在心理结构上要求具有法律知识、法律情感和法律意志等构成要素，然而仅有这些是不够的。正如掌握了法律知识的人并不一定必然遵守法律，反而可能成为高智商犯罪的主体一样。对法律知识了如指掌，对法治抱有很大希望的人，也可能会遭遇希望越大，失望越大的结果。有的甚至在掌握了法律这种知识资源（其同时也是一种权力资源）之后恶意的加以利用或规避，从而非但没有成为法律的信徒，反而成为了法律的叛徒。另外，法律情感和法律意志也不是无条件的东西，如果对法律的信仰只能换来自己的身陷囹圄甚或是性命不保，试问还有几多人会对法律产生好的情感，谁又能始终如一地坚守法律意志那一小块领地。虽然历史上不乏有苏格拉底那样的舍生取义-把法律信仰进行到底的人，可是那样的圣哲在历史上又有几人。更何况在笔者看来，这个事例本身就说明了一个问题，即在法治语境缺失的情况下，法律信仰者必将会为其信仰行为付出超常的代价，这是法律信仰者的悲哀，是一种非常态的结果。如果常此以往，已有的法律信仰必然会慢慢丧失，而未形成的法律信仰也更加难以形成。当然，在法治已经逐渐成为国家和社会（官方和民间）所普遍认同和遵从的一种治理模式的时候，上述的动辄为法律信仰殉葬的事例已属罕见。当然这并不是说明法律信仰就已经普遍形成了，需知有时“真正的反抗也许不是某种对抗，而是某种规避或沉默”。[14]人们对法律的态度可以一种温和的甚至是温情脉脉的方式表现出来。其最明显的表现形式就是一种趋利避害的法律规避行为。用经济学上的话来说，现代社会的人都是理性的“经济人”，每个人在做出行为之前都要对自己的行为进行一番利益权衡和成本计算。首先法律必须能够给予自己利益，不能给自己利益的法律当然不可能得到主体的认同和选择。在此前提之下，就得看法律运作的成本了。如果运用法律来谋取某项利益的成本超过甚至等同于该利益，都必将影响人们对法律的忠诚与信仰。因为在此情况下，运用法律的结果将会造成主体的亏损，于是法律便会成为镜中之花和水中之月，成为人们高不可攀，可望而不可即的东西。这时主体将会舍法律而代之以其他手段去“摆平”。于是，有法不依的局面出现了，社会上的私下报复的行为出现了。总之，法律所能带来的利益大小将直接决定了人们对法律是否信仰以及信仰程度的大小。法律所能给人们带来的利益与法律成本之差越大，法律就越能被信仰和使用，反之，如果法律给人们的利益趋于零或负值，那么有法不依的现象将会越来越多，法律信仰危机也由此产生，法律被人们规避或抛弃也必将成为常有之事。因此，法律的运作成本越低，其所能够给人们带来的利益越大，法律信仰就越具有了现实的物质基础。

四、余论

通过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得出法律成本是影响法律信仰的一个重要（在笔者看来是最重要的）因素的结论。这就提示我们，在进行理论建构的时候，不应该脱离实际而空谈所谓的法律信仰问题。在这里可能偶尔会出现一两个为了一角或几角钱而诉诸法律解决的，于是或许会给反对的人提供了反驳的素材。然而，只要我们对已经出现的类似案件加以具体考察而不是笼统地以“曾经发生过”作为反驳的理由的话，那么我们会发现，将几角钱的纠纷诉诸法律途径解决的，其主体几乎都不是普通民众，其中最多的是法律人，准确地说更多的是律师。而他们将此类事件诉诸法律的目的，也几乎不可能是为了那几角钱本身，而更多的是期冀通过此类小额诉讼，来达到扩大自己的影响，宣传自己的目的。其实，这何尝不是在对法律的成本与收益之间进行了综合权衡之后所作出的一种理性选择-只是投入的成本与产出的收益不在同一诉讼当中表现出来而已，其付出法律成本所期待的是一种可预期的利益。

退一步说，即使是普通民众为了“争一口气”而将几角钱诉诸法律途径解决的，其实也是一种对法律成本进行衡量后的理性选择。如果我们进一步放宽视界，那么法律成本中何尝不可以有法律心理成本的成份。当然，这已经超出了本文的论述框架和本文中对法律成本的界定，是一个可以另行撰文论述的题目。

主要参考文献：

1、许章润主编：《法律信仰-中国语境及其意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

2、强世功：《法制与治理-国家转型中的法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

3、谢晖：《法律的意义与追问-诠释学视野中的法哲学》，商务印书馆2003年出版。

4、苏力：《制度是如何形成的》，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

法律成本范文第2篇

如果说前20年的中国改革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话，那么接下来，以加入WTO为标志，中国的改革将以完善市场经济为主要目标。这次改革不仅包括对经济结构的调整，也包括对社会结构的变革。在中国改革走到新的历史阶段的时候，我们将面临一个不得不回答的问题：下一步中国改革应付出什么样的法律成本？

中国改革的法律成本的主要付出，应当是在解决法律结构与市场结构和政治结构的冲突上。

中国20多年市场取向的改革使市场经济快速发展，商业化程度很高的市场结构基本形成；另外，由于改革主要在经济领域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相对缓慢，因而现在的政治结构基本上还是沿袭计划经济或双轨制时期的结构。就法律结构来说，它与市场结构和政治结构存在着一个非常复杂的关系，可以说它处于这两个结构的夹缝当中。

一方面，法律结构与市场结构存在着冲突。现在市场结构许多方面的发展快于法律结构的变化，比如证券市场，它对法律结构提出了很多很高的要求，对立法执法都提出了很多新要求。现在我们许多具体的法律制度实际上是很市场化、很前沿的。但是就整体的法律结构来说，法律体制和机制还是滞后于市场经济的发展。所以，我们的法律结构既有非常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一面，也有滞后于市场经济发展的一面。

另一方面，法律结构与政治结构也存在不同步的矛盾。某种程度上，我们的政治结构滞后于市场结构和法律结构的发展。法律结构有超越政治结构的一面，也有受制于政治结构的一面，比如说法律结构方面出现了宪法性案件、很开放性很市场化的公司证券法、媒体和公正司法的新型监督关系以及对法官责任制的要求，这些都超越了我们现存的政治结构的框架。但法律结构也有受制于政治结构的一面：比如说宪法司法化的问题、宪法对私有财产的保护问题、检察机关与法院的关系问题、司法管辖问题、新破产法等法律的起草问题等等。法律结构和政治结构、市场结构的这种冲突是与中国改革转型期的特点密切相关的。

在改革转型期，这种冲突集中表现为立法过程和司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在立法过程中，存在着立法滞后于改革、立法机关本身在立法时态度消极以及立法机关立法受非正常因素制约太多等现象。

在司法过程中，也存在司法体制、司法管辖和审判方式、司法运行机制滞后于市场经济发展的情况。

解决冲突的惟一办法就是变革。而这些变革正是我们要付出的法律成本。

在立法领域，必须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改革我们现行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使其更加年轻化、专业化、高效和有权威性；利用中国加入WTO的新形势，加快我们对现行所有法律的清理和废、删、改等变法工作，并根据改革形势的需要制定新法律。

在司法领域，建立双层次的司法审判系统。包括国家和地方两个层次，其中国家层次的法院处理的案件包括宪法性案件、证券案件、破产案件、税法案件、涉外案件等。地方层次的法院处理的案件包括一般刑事、民事案件、治安案件、青少年犯罪案件等。同时，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来理顺司法体系的关系，增强司法的独立性和透明度、建立统一的法治体系，遏制地方保护主义。

还有更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形成。一个科学、完善、良好的法律职业共同体是法治社会的基础。

要形成法律职业共同体，首先要改革现行法律教育体制，要改变仅仅通过一次高考就进入法学院学习的现状。也就是说，学习法律的人应当首先接受非法律专业的大学本科教育，毕业后通过统一考试进入法学院。

其次，对目前的司法统一考试制度进行改革。将目前的全国司法统一考试定位为全国统一的律师资格考试，与经过改革的法学教育接轨。只有法学院的学生才能参加这一考试，通过律师考试后可以进入律师事务所，但不能立即担任法官、检察官。法官和检察官，特别是法官，要从资深、道德良好的律师中选任。

法律成本范文第3篇

（一）企业法律成本含义法律成本是指法律系统运作的全部费用支出。具体包括立法、司法、执法、守法等环节中，法律主体为实现权利、履行义务和承担责任所耗费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资源的总和。企业法律成本是企业执行法律、盲目决策、管理失误、签订合同的法律失误和法律纠纷等产生的支出和损失的总和。

（二）企业法律成本实质具体如下：

（1）生产成本与法律成本分属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两类范畴，二者有着本质上的不同。生产成本是由构成生产力的诸要素及其发展程度与结合方式决定的，它体现人与自然之间的技术关系；而法律成本体现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法律活动内容和方式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2）从优化法律环境、节约法律成本，进而降低生产成本关系看，两者有联系但不同。法律以减少社会交易成本为其直接目的，并同时间接地降低了生产成本，法律成本在实践中构成了社会交易成本的主要部分，往往比直接的生产技术成本更为重要。法律成本降低的是非生产易成本，能够起到降低生产成本的作用，但这种降低是有限的、间接的和不确定的。

（3）在经济学界，人们很早就发现古典经济学提出的生产成本概念存在缺陷，认为它缺乏对活劳动和物化劳动的概括，难以涵盖经济制度和经济组织的运行成本。早在19世纪60年代，马克思就提出“纯粹流通成本”概念，以概括那些不会创造价值的、纯粹是因交换的需要而耗费的资源，即“非生产性成本”或者“不会增加转化了的价值的流通成本”，法律成本就属于这种类型的成本。

（4）生产成本与法律成本有相互影响和包容替代的关系。两者都要耗费一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法律成本既决定交易成本的多少，又影响企业生产成本的高低。

因此，法律成本实质是社会交易成本，属于非生产成本范畴，但是又间接影响企业的生产成本和运营成本。

（三）企业法律成本特征主要有：

（1）非生产性。法律成本是人们在复杂的法律活动中产生的成本，它是由社会关系，特别是经济社会的诸多因素及其发展程度与结合方式决定，与生产成本有较大差别，属于非生产性成本。

（2）不确定性。法律成本在逻辑内涵上，难以给予准确的定义和模型化，同时法律成本外延上也具有不确定性，因为任何一项法律的运作成本，都没有确定的成本构成且易发生变化。

（3）难以计量性。法律成本有些成本直接表现于外，有些隐含其中；有些法律成本可以及时计算，有些要未来才能计算；有些体现为个体财产损失，有些体现为社会整体财产损失等等，而且法律的实施过程相对较长，涉及影响因素众多。因此，客观上法律成本也难以进行可靠的计量。另外，法律成本的发生往往滞后，在事前很难预计，只能在发生后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测算。

二、企业法律成本构成

（一）法律机会成本机会成本又称为替代性成本或择一成本。企业选择是否运用法律，选择何种法律，不同抉择之间的效益差别、得失就构成了企业的法律机会成本。机会成本不会实际发生，但是企业进行相关法律决策时，又必须要考虑和研究法律机会成本对企业经营决策的影响。

（二）法律边际成本在经济学中，边际成本是指企业每增加一个单位产品（或者购买的产品）带来的总成本的增量。法律边际成本是指一个国家每生成或实施一项法律，法律成本与法律收益的变化情况。企业的法律边际成本是企业在是否运用法律以及如何运用某一法律事项的决策所增加的成本，例如当企业权利发生冲突并诉之于司法请求时，意味着法律成本的增加；当企业涉诉且不服而再次上诉，也要增加法律成本。

（三）法律违法成本企业法律违法成本是企业违法经营，产生违法纠纷或遭受法律处罚而承担经济赔偿责任所发生的成本。例如某企业面临一起法律诉讼，根据以往的经验企业胜诉的可能性很小，企业应当根据导致此次诉讼发生的原因以及承担法律责任的大小，确认法律成本。

（四）法律执行成本企业法律执行成本是指企业因执行国家或地方政府相关法律，特别是新的法律或者修订后的法律而产生的成本。例如，企业因为执行新的劳动合同法，而增加大量的用工成本；每提高一次最低工资标准，就会增加一定的工资成本等等。

三、企业法律成本较高的原因

（一）法律人才资源未能得到充分重视及利用首先，无论是公众还是学术界普遍对法律人才的认识存在误区，认为律师就是帮人们打官司，一些企业甚至认为企业的法律事务工作可有可无，企业法律顾问工作有时甚至会增加企业的工作流程、降低公司的运作效率等。其次，企业对法律人才委以他用。有的企业在进行人才招聘的时候，总会招聘一些具备法律知识的人才，但是问题的所在是企业并没有使法律人才的能力得到充分发挥，而是对其委以他用，把他们归入办公室，从事文秘性质的工作等。这样既浪费人力资源，同时又使企业法律成本较高而得不到改善。

（二）企业法律机构设置不健全 2004年6月1日起实施的《国有企业法律顾问管理办法》中只规定国有企业必须要设立法律顾问，没有对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提出设立法律顾问的要求。因此，很多企业在法律事务上，并没有设置专门的机构，也没有聘请专门的法律人才作为企业的法律顾问，或者没有让企业的法律顾问充分参与企业的经营决策或经营管理等。鉴于我国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法治社会的逐步建立，企业经营活动中涉及法律问题的交易事项越来越多，大量的中小企业亟需设立法律顾问，以防范企业经营面临的各种法律风险。

（三）法律顾问综合素质有待提高从事法律顾问工作的途径有：一是参加全国统一的法律顾问资格考试，获得《企业法律顾问执业资格证书》并经注册登记；二是没有取得《企业法律顾问执业资格证书》，但是有律师资格证或者专门从事企业法律顾问事务工作的企业内部专业人员也可以从事法律顾问工作。法律顾问是高级复合型人才，从业人员既要通晓法律专业方面的知识，又要掌握企业管理方面的知识。但是目前我国法律顾问人员能够达到以上要求的并不多。有的法律顾问由于自身的素质，导致企业与法律有关的决策失误而产生巨大的损失。因此，法律顾问自身的知识结构和能力，也成为制约企业控制法律风险，降低法律成本的障碍。

（四）企业对法律风险认识不够在企业发展、追求效益的过程中，会面临各种风险。但很多企业会把精力放在市场风险和经营风险上，却忽视了对法律风险的关注与控制，其结果往往损失惨重。企业之所以会违反法律规定走上违法违纪的道路，是因为企业对法律风险重视不够，导致预期风险收益大于预期成本的误判，而为了实现其某些经营目标，有时会不惜增加法律风险，甚至铤而走险违法犯罪，最终使得企业的法律成本大幅增加。例如，有些企业存在侥幸心理逃避债务、偷逃税款、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就是忽视法律风险，结果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四、企业法律成本控制完善对策

（一）提高法律风险意识，降低法律成本发生机率所谓企业法律风险是指在法律实施过程中，由于行为人做出的具体法律行为不规范，导致与企业所期望达到的目标相违背的法律不利后果发生的可能性。企业应提高法律风险意识，重视对经济法律知识和相应专业法律知识的学习，重视对法律事务的专业支持，将法律风险意识融入企业文化建设当中，从而提高每位员工的法律风险意识。特别是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应具有的法律风险意识不仅指本人对法律认知的程度，更重要的是能够提高寻求法律专业部门支持的主动性和自觉性，从而有效控制法律风险，避免法律成本。

（二）设立专门的机构或聘请法律顾问，降低法律风险设立专门的法律工作机构或聘请法律顾问，可以充分发挥其法律风险“预警职能”的作用，全面评估企业各种经营决策中可能面临的各种与法律有关的问题，对企业作出科学、合理、合法的决策有着重要的作用，会规避或减少企业因遇到的各种法律问题而给企业增加的损失即法律成本。例如：企业在公司注册资本的增加或减少、资本公积转增资本等事项上，让法律顾问或企业内部专门机构人员参与决策过程，就可以避免违反《公司法》；让法律顾问或企业内部专门机构人员参与企业在劳动用工与职工薪酬制度的制定等方面，就可以避免违反《劳动合同法》等，从而从源头预防法律成本的发生。

（三）企业要建立健全法律风险防范机制，有效降低法律违法成本企业要有效防范和控制法律风险，必须要建立健全法律风险防范机制。建立健全法律风险防范机制，就应当树立法律风险防范体系的理念，形成事先防范、过程控制、事后救济为一体的运行机制，并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有机结合起来，使法律风险防范成为企业内部控制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企业法律风险防范机制的构建，应当建立健全规范化的法律控制环节。具体应包括：企业经营决策涉及的法律风险评估、企业规章制度制定的合法性与法律风险预防评估、企业合同的合法性与法律风险审核与控制、法律纠纷的非诉讼与诉讼评估及管理、企业法律损失的回避、减少或追回等。通过健全的法律控制环节和有效的风险防范机制，有利于企业把一切生产经营活动都纳入法制化轨道，例如企业在技术开发与转让、业务重组、合同签订、对外担保、投资决策、合作经营等各种重大经营活动中，充分考虑可能出现或面临的各种法律风险问题，使企业合法经营，有效避免因违法经营而遭受的法律处罚或赔偿责任产生的损失，有效降低企业的法律违法成本，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

（四）通过向保险公司投保，实现法律成本一定的风险转嫁

在没有能力聘请法律顾问的中小型企业，或有能力聘请法律顾问，但企业因为某项交易或业务活动的法律风险过大时，企业可以就某一事项或某些事项向保险公司投保，以防范和转嫁法律风险，降低法律成本。例如：某企业主要从事出口业务，由于其出口的商品物美价廉，极有可能遭到外国政府的抵制销售或反倾销投诉，此时企业在处理反倾销的事务中，不是应该在商品上做文章，而是应该拿起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降低法律成本。但有时在反倾销的判决案件中，其结果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企业可以向保险公司投保，一旦发生损失，让保险公司承担一部分，以降低企业的法律成本。

（五）加强培训与管理，提高法律人才的综合素质对企业聘请的法律顾问，需要加强管理与考核，聘请真正能够为企业服务的专门人才，为企业合法经营保驾护航，一旦发现所聘法律顾问达不到企业的要求，就该立即辞退，重新聘用。对企业自身拥有的专门从事法律事务的人才，要加强培训与学习，不断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既要懂得生产经营管理，又能熟悉相关法律专业知识，让他们广泛参与企业的规章制度的制定和经营决策，提高企业经营决策的合法性，保证合同签发的有效性，降低法律风险，避免法律纠纷，有效控制法律成本。

（六）国家在制定或修改法律时，要充分考虑企业的法律执行成本国家制定或修改一项法律，会发生大量的成本，但是一项法律的实施和执行，同样会发生大量的成本，特别是企业执行一项新的或修改后的法律，所产生的法律执行成本，有时会使企业的生产成本大幅上升，从而加重企业的经营负担，甚至导致企业铤而走险，违法经营。因此，国家制定和修改法律时，应当充分考虑企业实施新的法律所产生的成本水平，考虑对企业经营目标的影响，保护企业的合法权益，让企业健康有序的发展。

（七）加强对法律成本的事后分析与控制法律成本的事后分析与控制主要是指与法律有关的事项在计划和事件执行完以后，对有关涉及法律的问题、发生的法律成本等进行经验总结。分析发生法律成本的原因、处理效果的好坏、对企业经营的影响等，进行客观地评价和总结，可以亡羊补牢，避免以后发生类似的法律事件，从而降低企业未来经营期间的法律成本。

参考文献：

法律成本范文第4篇

关键词：法律成本；；信法；维权成本

法律成本是法律运作的全部费用，包括“立法、司法、执法、守法各法治环节中当事人实现权利，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和承担责任所消耗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资源。” 法律成本在性质上是属于交易费用，为不同主体在交互活动中产生。

法律的机会成本。对社会关系的调整有法律、政策、宗教、道德调整、协调等多种形式，这就需要在诸多方式中进行选择。选择是否运用法律，选择何种法律，不同抉择之间的效益差别、得失就构成了法律的机会成本。

在我国现阶段基层群众中普遍存在着“不信法”的现象。老百姓作为“理性人”，他们之所以选择而不选择信法，从根本上而言，这是他们从自身出发，权衡利弊得失的结果。老百姓不信任法院，受到传统“告御状”影响。我国数千年封建社会君权至上的人治观念根深蒂固，并自古以来就有“惧讼”和“仇讼”的思想，群众缺乏法治信仰的传统基础，缺少对法律的崇拜。再则，由于我国封建社会长期处于司法权和行政权合一体制，老百姓习惯于通过行政手段解决纠纷，并且古代为了避免老百姓冤苦无处可诉以及冤、假、错案的发生，产生了“直诉”制度，允许百姓直接向皇帝或钦差大人“告御状”，虽然直诉制度早已不存在，但是这种“告御状”的思想却在老百姓头脑中永远留存。所以当老百姓一旦遇到问题，认为自己受到了不公正待遇，不会选择诉讼程序，而向上级政府上访就成了他们心中唯一的“救命稻草”。

诉讼时间长，直接而且成本较低。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对普法教育力度的加强，部分老百姓的法律意识也得到了一定的提高。虽然也有老百姓在遇到矛盾纠纷时选择向法院走诉讼程序，但诉诸法律，其高昂的成本又让老百姓望而却步，这里的高成本，并非体现在诉讼费用高，而是高额的律师费和耗时较长造成的损失。与诉讼相比，成本的投入相对较低，一定程度上效率更快、效果更好、影响更大，加之现在国家对不法又欠缺有效制裁措施，因此，方便的渠道就成为到法院诉讼的最好的替代品。

案件执行难，诉求目的难以真正实现。执行难问题是中国当代基层法院面临的共同问题，这也是造成案件增多的主要原因之一。老百姓到法院打官司的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追溯到根本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切身利益。当越来越多的判决无法得到执行的报道出现时，老百姓逐渐对法院失去了信任和信心，从而导致了司法权威在老百姓心目中大大降低，也就有了“赢了官司输了钱”的说法。在案件长期得不到执行，老百姓认为自己的利益根本无法通过司法手段得到保障，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老百姓自然走上之路，寄希望于上级政府来主持公道。

因此，老百姓“不信法”的主要问题并不完全是出在老百姓身上，政府和法院也存在一定责任。为了改变这种现象，一方面，必须规范秩序，政府绝不可以对采取“管、卡、压”，甚至搞花钱买平安等治标不治本的手段；另一方面，必须改进司法作风，提升司法公信力，改变法院形象，让老百姓从每个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那么在当前情况下我们应该如何解决老板姓保护自己权益所要付出的代价呢？下面我们消费维权为例来详细解读。

维权成本，是指消费者在维权过程中所耗费的时间、经济、人力等成分的总称。主要分为经济成本、时间成本、政府成本三个方面。经济成本：按照现行法律规定，公民合法权益被侵害后，可以通过与用人单位协商、向劳动监察大队举报、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对仲裁裁决不服向人民法院等途径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以农民工依法维权为例，向劳动监察大队举报、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向人民法院和申请强制执行，如果完成全部程序，农民工至少就需要支付920元的经济成本。时间成本：发生权益纠纷，都要花出几天、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找对方进行协商，在此期间，受害者出于对依法维权时间漫长、花费较多、钱少不值得、举报了也没人会管、没有任何证据等方面的顾虑，以及对用人单位及其老板承诺的信任，也不想立即诉诸法律，而是一等再等。政府成本：除了受害者本人需要支付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外，政府部门同样要支付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

其实导致消费者维权成本过高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消费者维权支出的金钱、时间、人力等成本过高；二是消费者能得到的赔偿却相对低得多，导致消费者维权往往“得不偿失”。我们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出发解决。

首先，在全社会树立降低维权成本意识。要通过舆论宣传使全体社会成员充分认识降低维权成本，对于保障公民权益、加大侵权成本、遏制违法犯罪、建立诚信社会、完善法律实现机制、构建和谐社会的极端重要性；要将降低他人维权成本作为维权机关和组织以及中介服务机构的职业道德的组成部分，并建立相应的行业自律机制；要在全社会树立为当事人和他人节省维权成本为荣、增加当事人和他人维权成本为耻的社会风尚，并建立适当的

激励机制鼓励维权机关和组织以及中介服务机构积极主动地降低当事人的维权成本。

其次，将降低维权成本纳入绩效评价体系。要以科学发展观和科学政绩观为指导，将降低维权成本作为评价维权机关或组织、中介服务机构工作实绩和服务水平的一个重要评价内容，形成科学的业绩评价机制；要设置科学的维权成本指标体系，并确定相应的考核内容、标准和程序；要建立维权成本约束规则并建立相应的奖惩机制。

第三，建立公平、合理、透明的维权收费标准。在确定维权机构和组织的收费标准时，必须寻求国家成本与当事人成本之间的平衡，在国家尚无力承担所有维权成本的情况下，完全取消维权收费实际上不利于百姓维权；应当看到，仲裁费、诉讼费等规费的设置，不仅是一种成本分担机制，而且是一种遏制当事人滥诉，利用经济手段制裁侵权行为的机制，完全取消收费是不理智的；要在总结各地经验和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现存收费进行适当调整，使收费标准尽可能公平、合理。

第四，限制维权隐性成本和不正当成本。要增加维权过程的透明度和公开化，防止争讼掮客混迹其间，中饱私囊；建立严格的对维权机关和组织的工作人员的监督制约机制，杜绝维权中的关系案、人情案和金钱案；不断提高争讼程序的正当化水平，减少不必要的诉讼行为和诉讼过程，尽可能缩短争讼周期，减少维权的必要时间和必要成本；全面落实司法便民等措施，千方百计地为百姓维权提供便利；加大调解和和解力度，使纠纷尽可能以和平或和谐方式解决。

第五，建立科学的维权成本转移和分担机制。充分发挥中介组织、行业协会、人民调解组织等社会组织的作用，鼓励当事人选择非诉讼途径维护权益、解决争端；普遍赋予行政执法机关在处理侵权者的违法行为过程中附带调处相关侵权民事争议的职权和职责，以减少不必要的民事侵权诉讼，使当事人被侵害的权益尽快得到恢复；建立百姓维权基金和法律援助制度，对于经济确有困难、不能或难于支付维权成本的维权主体或维权本身带有公益性的维权行为，应当依法免交国家规费或由国家或基金组织提供经济援助和支持。

[参考文献]

[1]鲁篱；论法律成本[J]；现代法学；1994年01期.

[2]冯玉军；法律的交易成本分析[J]；法制与社会发展；2001年06期.

法律成本范文第5篇

前不久网上流传的“国家税务总局2011年第47号关于修订征收个人所得税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公告”，经公安机关查明系上海励某杜撰。“歼－10B在阎良坠毁，飞行员牺牲”的信息是某新闻网站编辑裴某根据某论坛帖文编造。网上“云南绝症男子连杀八名村官”的帖文，是云南某大学学生编造……

10月25日，针对近期网络谣言泛滥的现象，国家互联网信息办网络新闻宣传局、公安机关已责成属地管理部门依法依规对制造和传播这些谣言的责任人和网站予以惩处。

谣言是秩序的对头

谣言源于人类的社会生活，自群居时代就已开始。谣言一直伴随着信息的传播，是原始信息经媒介流传后的一种人为损耗。在鲁滨逊的小岛上没有谣言，因为不需要传播信息。在古代社会，谣言的传播是通常是通过口耳相传，所以速度较慢，影响的范围也有限，但一些煽动性的谣言仍然会对统治秩序产生巨大的破坏能量，并促使社会变革的爆发。中国古代的农民起义，为了瓦解统治阶级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很多都利用了谣言。

德国学者汉斯・约阿希姆・诺伊鲍尔在《谣言女神》里声称“谣言是国家权力的敌人，秩序的对头。”今年三月发生在中国的“抢盐风波”，起因于谣言，在短时间内造成较大的社会恐慌。香蕉“催熟剂”谣言，则使海南的蕉农几乎血本无归。“汽车内暴晒的瓶装水会导致乳腺癌”、“北京地铁案”等谣言影响的则是女性群体。对于具体的受害者而言，谣言的杀伤力也是巨大的。一些涉及名人的谣言，一旦在网络上流传，当事人往往百口莫辩，甚至越辟谣越有人深信不疑。曾经的韩剧女王崔真实，因为不堪忍受“向好友安在焕放高利贷并导致其自杀”的网络谣言，于2008年10月2日在家中自杀死亡。这一事件震惊朝野，也导致韩国对网上谣言实施更严格的监控措施。

谣言和流言不同，它不仅仅是信息源不明确的传言，而且是完全与事实相悖的信息。制造者往往已经知道真相，所以不是求真相而且混淆真相。例如，药家鑫被执行死刑后，有人用药家鑫庭审时的头像，经过PS伪造了一张药家鑫在美国街头的照片，制造被告人被顶包的现象。始作俑者显然知道事实，却有意制造谣言，引导民众不信任司法，并且也间接地伤害了药家鑫案中受害人家属和被告人家属的感情。

从理论上讲，微博上的一条原创信息，可以通过互联网在瞬间就传遍世界任何一个角落。面对网络上海量的信息，网民也没有时间、精力去核实信息源的真实性，这就为谣言的散布留下了巨大空间。谣言的制造者只要动动键盘鼠标，就可以让一个谣言在网上飞，令涉谣的当事人或有关部门疲于奔命。

力所不逮的法律追责

中国目前的法律体系中，针对谣言的规定却并不多见。如果依法律责任的严重程度，造谣的追责大致有三个层次。

首先是民事责任，依据的是《民法通则》第一百零一条：“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针对具体对象的谣言，被诽谤的人有权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对方赔礼道歉并给予赔偿，但诉讼的过程会比较繁琐。尤其在网络世界，面对匿名的造谣者，如果不能提供对方的具体联系方式，在法院立案阶段就会遭遇困难。而网络运营商会顾及自身利益，怠于配合受害者维权。造谣的证据如果是存在于网络中，法院还会要求原告对电子证据的取得进行公证，徒增诉讼成本。

另外则是行政责任，分为针对特定对象和不特定对象。《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二）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的”。但实践中，只有较为严重的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或造成严重后果的，公安机关才会立案。针对社会层面散布谣言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五条规定，“散布谣言，谎报险情、疫情、警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500元以下罚款。”

如果散布的信息故意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的，可以根据《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规定追究诽谤罪。如果散布的信息损害他人的商业信誉，可以根据《刑法》第二百二十一条认定为损害商业信誉罪。北京赞伯营销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的策略总监郭成林在网上发贴称，金龙鱼食用油利用“有害的”转基因大豆，“毒害”国人的身体健康，呼吁网民抵制金龙鱼。后郭成林被以损害商品声誉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

如果侵害的是社会秩序，比如编造爆炸威胁、生化威胁、放射威胁等恐怖信息，或者明知是编造的恐怖信息而故意传播，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这个看似全面的法网，在信息裂变式传播的Web2.0时代，似乎已力所不逮。网络加快了信息传播的速度，拓展了传播的广度，却给了造谣者一幅可以藏身的大幕，让他们能躲在阴暗角落攻击他人。所谓“造谣动动嘴，辟谣跑断腿”，要核查信息真实性并追查造谣者的法律责任，是非困难的。网络的匿名，使普通公民不易通过诉讼的方式追究造谣者的民事责任，而技术上和人力上的限制，又使大部分制造扰乱社会秩序谣言的人受不到行政处罚法和刑法等法律的追究。现行法律责任，让造谣者承担的成本实在太低了。

造谣的成本与收益

谣言制造者在炮制谣言时需要什么样的成本呢？

首先，需要选择一个能激发网友同情、愤怒情绪的话题，或者某个案件中的角度。药家鑫案中编造其为“官二代”、“富二代”者显然深谙此道。然后只需要运用很少的笔墨写一段文字或者上一张图片，最好是图文并茂。越是不交代信息来源、证据细节的叙事文字，越无法求证而能在网络上以讹传讹。而造谣者往往会选择一个匿名帐号信息，甚至用技术手段隐藏自己的真实IP，使辟谣后也很难追查责任人。

相对的是，在互联网上造谣者所能受到的处罚至多是虚拟帐号被冻结，改天换个ID可以继续散布谣言。被法律追责者非常少见。而谣言所获的收益呢？可以使具体的被害者身败名裂甚至走上不归路，毁灭竞争对手的商业信誉，甚至造成社会的巨大动荡。两相比较，你会发现造谣确实可以用很小的成本获取很大的收益，可谓一本万利。

要治理网络谣言，关键在于切断谣言的“利益链”。所谓“无利不起早”，凡谣言必有迹可循，尤其是当网络水军公司把造谣当作一个产业时，必须要严格规范制造谣的法律责任，增加传播谣言的成本。自1978年以来，为有效地管理互联网，美国国会及政府各部门先后通过了130项相关的法律和法规。1984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联邦禁止利用电脑犯罪法》，1987年国会通过制定了《电脑犯罪法》，1996年以来又通过《通信内容端正法》、《儿童互联网保护法》等法律，对传播内容加以限制。美国政府信息与规制事务办公室主任、原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桑斯坦，在其著作《谣言》这本书中提出，要控制谣言，应从法律责任入手，使谣言的制造者与传播者为自己的行为承担一些法律责任，增加造谣、传谣的代价。例如，纽约已通过立法来惩治散布有关银行金融状况谣言的行为。

中国现行的民事法律、刑事法律又大多数十几年前制定的，无法应对互联网上日益泛滥的谣言。大部分的造谣，都游走于法律和道德的边缘，很难被追责，却可以获益颇多。有人建议采用韩国的网络实名制模式，但我认为实名根本解决不了造谣，因为微博上不乏名人造谣、传谣，不要说问责，连道歉者都寥寥。而另一方面，名人被造谣，怒斥造谣者并声称要诉诸法律的也大有人在，但似乎最后都不了了之，因为现行法律在保护名誉权应对谣言侵害方面实在寒碜。法网恢恢，却为网络谣言留下口子，而这口子正在撕裂社会的信任、道义和责任。依靠舆论监督和网民自律，是无法遏制谣言的，因为这都不会给造谣者增加任何成本，而唯有用法律的手段，才能让造谣者付出代价。

大豆，“毒害”国人的身体健康，呼吁网民抵制金龙鱼。后郭成林被以损害商品声誉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

造谣的成本与收益

谣言制造者在炮制谣言时需要什么样的成本呢？

首先，需要选择一个能激发网友同情、愤怒情绪的话题，或者某个案件中的角度。药家鑫案中编造其为“官二代”、“富二代”者显然深谙此道。然后只需要运用很少的笔墨写一段文字或者上一张图片，最好是图文并茂。越是不交代信息来源、证据细节的叙事文字，越无法求证而能在网络上以讹传讹。而造谣者往往会选择一个匿名账号信息，甚至用技术手段隐藏自己的真实IP，使辟谣后也很难追查责任人。

相对的是，在互联网上造谣者所能受到的处罚至多是虚拟账号被冻结，改天换个ID可以继续散布谣言。被法律追责者非常少见。而谣言所获的收益呢？可以使具体的被害者身败名裂甚至走上不归路，毁灭竞争对手的商业信誉，甚至造成社会的巨大动荡。两相比较，你会发现造谣确实可以用很小的成本获取很大的收益，可谓一本万利。

要治理网络谣言，关键在于切断谣言的“利益链”。所谓“无利不起早”，凡谣言必有迹可循，尤其是当网络水军公司把造谣当做一个产业时，必须要严格规范制造谣的法律责任，增加传播谣言的成本。自1978年以来，为有效地管理互联网，美国国会及政府各部门先后通过了130项相关的法律和法规。1984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联邦禁止利用电脑犯罪法》，1987年国会通过制定了《电脑犯罪法》，1996年以来又通过《通信内容端正法》、《儿童互联网保护法》等法律，对传播内容加以限制。美国政府信息与规制事务办公室主任、原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桑斯坦，在其著作《谣言》这本书中提出，要控制谣言，应从法律责任入手，使谣言的制造者与传播者为自己的行为承担一些法律责任，增加造谣、传谣的代价。例如，纽约已通过立法来惩治散布有关银行金融状况谣言的行为。

中国现行的民事法律、刑事法律又大多数十几年前制定的，无法应对互联网上日益泛滥的谣言。大部分的造谣，都游走于法律和道德的边缘，很难被追责，却可以获益颇多。有人建议采用韩国的网络实名制模式，但我认为实名根本解决不了造谣，因为微博上不乏名人造谣、传谣，不要说问责，连道歉者都寥寥。

另一方面，名人被造谣，怒斥造谣者并声称要诉诸法律的也大有人在，但似乎最后都不了了之，因为现行法律在保护名誉权应对谣言侵害方面实在寒碜。法网恢恢，却为网络谣言留下口子，而这口子正在撕裂社会的信任、道义和责任。依靠舆论监督和网民自律，是无法遏制谣言的，因为这都不会给造谣者增加任何成本，而唯有用法律的手段，才能让造谣者付出代价。

法律成本范文第6篇

一个周末，郭小姐去图书馆看报，她对报上的几篇文章非常感兴趣，决定复印带回去收藏。郭小姐从钱夹里取出了几枚硬币去复印处，复印完毕她抽身离去，钱夹子却遗忘在桌上，待她回来寻找时，钱夹子已被偷走，保安为她报了案。

不到10分钟，一位目击证人随郭小姐去警察局做了笔录，警察给银行打电话为郭小姐的信用卡挂失，并对发案情况进行了询问，约定郭小姐第二天再来做详细笔录：

第二天，郭小姐吃惊地发现警察从伦敦内务部调来了她的档案材料，把她的背景情况弄了一清二楚。郭小姐不得不佩服英国警察的认真和敬业。做完笔录，警察让郭小姐仔细阅读材料，又请她签了字，这才告诉她，图书馆的自动安全系统已经录下小偷的相貌，警察局今天就会把小偷的照片翻拍出来张贴到各处，让全市警察捉拿。如果仍然找不到线索，就把相关录像带送到当地电视台反复播放，直到破案。

警察局这么兴师动众地捉拿小偷，而郭小姐丢失的仅仅是20英镑．她有些过意不去：“我看就到此为止吧，你们这样做岂不是得不偿失?”警察说：“我们是警察，不是商人。只有商人才讲值不值得去做，而法律的尊严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小偷触犯了法律，必须受到法律的惩罚!”

执法确实是需要成本的。但不应以商人的逻辑去计算，因为值与不值，根本不是法律范畴的问题。不计法律成本的国家或地区，付出的成本反而小。过于计较法律成本的国家或地区，为此付出的代价却多得多!

荷兰的“部分结婚”

天　柳

圣诞的钟声敲响时，克劳斯深情地注视着我：“亲爱的，我有个特别的礼物要送给你。”一只精美的戒指套在了我的手指上，克劳斯的求婚让我有点措手不及，虽然我很爱他，但我还没有做好结婚的准备。

我的沉默让克劳斯很不安，我带着歉意跟他说了自己的顾虑，克劳斯当即表示，我们可以先注册部分结婚，如果3年以后双方还相爱就正式结婚。

“部分结婚”是流行于欧洲的一种新型结婚形式：在享有法律所规定的已婚夫妇全部权利的前提下，不用受到婚姻的羁绊，也就是合法同居。如果双方登记为伴侣，也就意味着在短期内必须居住在一起，拥有共同的财产权；如果这种关系能够保持3年以上，那么官方将给予这对情侣已婚夫妇的税率减免。当然，任何一方都可以随时提出中止这种关系，只要提前3个月告知有关机构就行了。

于是，我们去当地的州立法院注册了部分结婚。婚后，我知道了什么是真正的幸福。知道了被爱、被欣赏、被呵护是什么感觉，我多么希望今后的婚姻生活也是如此啊!

当然，我们也有不合拍的时候，比如饮食方面。克劳斯喜欢吃中餐，但也有不喜欢吃的东西，像火锅、豆腐乳。克劳斯喜欢吃鲱青鱼，这是荷兰最具代表性的食物。荷兰人吃鲱青鱼是生吃，每条鱼有半只手臂那么长，剥皮去骨后，抓着尾部，仰着头，大口大口地把整条鲱青鱼吃进肚里，有些人可连吞20多条呢。每当克劳斯吃鲱青鱼时，我就感到胃里无比难受，无论如何也吃不下这种美味。

东西旧了坏了，我一般会当废品处理掉，克劳斯则喜欢修理修理收放好。曾经有几次，克劳斯因为找不到东西而恼火，冲我发脾气，虽然事后他道了歉，但我还是意识到，他的东西我最好不要动，随他便好。于是，一切就OK了。

在经济方面，我们的钱各自掌管，他负担家庭生活开支中的大部分，比如房子、车、账单等等，我负责买菜和日用品等等。

最让我感到满意的是，我们既有各自的生活空间和自由，也有共同的家庭活动。克劳斯非常尊重我的个人隐私，他支持我和朋友交往，这让我觉得轻松和自由。

我在华人机构工作时，认识了男同事米歇尔，他是个在荷兰长大的华裔，对我很有好感，有时还送花给我。一天，我们在一起喝咖啡，米歇尔向我表示了爱意，我告诉他：“我已经结婚了，虽然是部分结婚，但我很爱我的丈夫。”米歇尔不以为然：“部分结婚不影响我们交往啊，你一样可以享受爱情，有自己的男朋友。”我当即拒绝了米歇尔，并告诫他，如果还想做朋友最好打消这个念头，否则连朋友也没得做!回家以后，我如实告诉了克劳斯这件事，他什么也没说，给了我一个紧紧的拥抱和长长的吻。

克劳斯向我表示，如果他遇到这样的问题，也会跟我一样，因为他非常爱我，他希望能与我真正走入婚姻的殿堂。现在之所以先部分结婚是给彼此一个适应期，为以后的婚姻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

法律成本范文第7篇

本是好意提醒，结果遭遇“狗咬吕洞宾”，我本能的反应是回敬一句，可是刚张开口，就意识到怀中还抱着女儿，只得硬生生吞了回去。妻子目睹我的反应，安慰我道：“你要是骂他，不就变成和他一样的人了？”

是的，我要是恶言回敬，无非是把自己拉到和对方一样的水平，而且对方还可以“用经验打败我”。可是话虽如此，相信每一个人遇到这种窝心事，愤怒和反击都应该是本能反应。也许要经历多年的磨砺或修养，才会逐渐“进化”到宠辱不惊、一笑了之的境界。像我这种修养不够的人，回骂也许是发泄心中怒火的通常渠道。不过问题在于，不管是一笑了之还是恶言回应，我就真的不再生气了吗？答案多半是否定的，在我心里还是窝火。

于是一个问题引发了我的思考：人为什么要生气？按照医学上的说法，生气往往是对身体有害的。既然如此，人类在进化过程中为何没有像丢掉尾巴一样，消除这一“既伤感情又伤身体”的生气本能呢？

一种颇有意思的经济学观点认为，生气其实是个体的自我保护机制，是人们在反复的利益衡量实践中逐渐形成的一种下意识反应。当个体面临他人的侵害或者威胁时，生气有两大功能：一是警告对手，释放攻击信号。圆瞪的双眼、高拔的声调、鼓胀的肌肉、有力的动作乃至摔打身边物品的举动，无疑都让对手在感受到你的回击决心的同时，观察到你的争斗力量。这就像猫狗遇到危险时，也会弓起身子并发出警告声。二是惩罚自己，让自己吸取教训。生气的来由要么是被动卷入与他人的纷争，要么是自作自受，但不管如何都不利于己。为了避免以后再犯类似错误，我们以生气来强化当下错误的印象，以实现“吃一堑长一智”之功效。这两种功能，警告对手着眼于处理当下的麻烦，惩罚自己关注于未来的改进，似乎正是人类智慧的体现。

仔细想来，这种观点倒也颇具说服力。尤其是在人类进化的早期，一方面因为没有远程通信手段，所有的人际交往都是面对面进行，生气的样子显而易见;另一方面因为衣饰尚未出现，肌肉普遍在外。通过示威性的生气，确实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吓阻对手的继续侵犯，也可避免双方动辄卷入两败俱伤的暴力斗争。何况，因为人类还在学习如何相处，所以通过惩罚自己来吸取教训也属必要。

但是这一理论到了现代社会，似乎却有些讲不通。首先，因为技术的发展，人类的很多纠纷都已摆脱“面对面”这一前提。逆行的司机骂了好心的提醒者以后，一脚油门就可绝尘而去。网络上、电话里乃至书信中，也都可以进行侵犯或威胁，但却很难感受到对方通过生气展示的肌肉。其次，因为法律的出现，诉诸暴力的私力救济已经基本被禁止，或者至少会有严重的法律后果。既然如此，生气也就成了“光打雷不下雨”的“肌肉秀”，一般不会有真正的反击。这也意味着，生气更多只是惩罚自己，而难以给对手形成足够的压力，也通常无助于解决当下的麻烦。换句话说，通过生气警告对手的短期功能基本丧失，仅余给自己留下教训这一长期功能。

法律成本范文第8篇

法律至上是法治社会的根本特征，现代人们获取正义主要是通过法律来解决的。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侵害或者出现纠纷时，都不约而同地要寻求实现公正的捷径，诉讼由此成为现代社会的首选解纷方式。从1993年至1997年10月，全国法院共审结各类一审案件2019万件，年均递增14.73%.其中审结一审民事、经济、海事、行政案件18665529件，诉讼标的总金额达8528亿元。虽然近几年来，我国法院的审案量均以年增长百分之十几的速度迅猛上升，仅1996年全国3500所法院的15万名法官审理的各类案件就达80万件，但相比更为庞大的纠纷数量，仍显得杯水车薪，不足敷用。

即便如此，法律救济也并非无偿劳动，提讼总是要支付成本的。从时间角度看，打官司一般要经过、立案、调查或侦查、庭审、判决、上诉、履行以及执行等阶段，总和法定时间短则数月，长则经年，即便使用简易程序，最短也得持续数十天。从钱财角度看，除了要考虑案件受理费（刑事案除外）、勘验公告费等直接支出外，证人、鉴定人、翻译人出庭的各种费用，也要由当事人担负（其自身食宿费用还常常被忽略）。尽管这些直接诉讼费用的法定数额并不高，但是如果考虑到我国目前还很低的国民收入指数，则不可谓不高。此外，其它各项间接诉讼成本也是当事人需要预先考虑的：当今时代诉讼业已成为一门复杂的专业性很强的社会技术，因此，按照部颁标准或名气和案值大小支出高昂的律师费成为大多数人的唯一选择；因案件审理错误使当事人付出许多不必要代价（错误成本）也是人们望法却步的重要因素；加之以往人民法院审判的目的主要在于维护国家利益，而不在于将当事人应得之权赋予权利人，当事人往往“赢了官司输了钱”或者用钱换来一张一文不值的判决书；至于碰上有些“吃了原告吃被告”的法官，则更是倾囊诉讼自认倒霉了。再从人际关系的得失角度看，打完一场官司，当事人可能就会失去旧有的很多社会关系，失去原来可期待的利益（如升职、加薪、保持职位及取得较好的住房分配和子女教育机会等），在法律传统尚未完全形成的中国，“健讼”实际上成为了劳民伤财和无事生非的代名词。

客观地分析我国的司法诉讼，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决心不可谓不大，司法机构和人员的资源配置不可谓不多，在诉讼过程中支付的总和成本更是日见高涨，但通过长期而复杂的诉讼诸环节的依次展开，人们得到的司法公正却并不多。换言之，我们支付的诉讼成本高，并不意味着我们得到的社会正义就多。其直接后果就是人们合乎理性地回避司法解纷，而选择私了和权威调解的自力救济方式。

二、法律成本效益分析的动机结构

截止1997年底，改革开放19年间，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制定法律和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310多件，国务院制定了750多件行政法规，有立法权的地方人大制定地方性法规5300多件，国家部委制定了8000多件规章，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了17000多件政府规章。通过这些调整经济关系的各类经济法律（本文泛指民商法和经济法）的贯彻落实，基本结束了中国社会经济生活无法可依的局面，推动了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然而，在市场经济立法呈现快速发展态势的同时，也出现了下述一些阻碍法制建设的问题。

一是法律供求失衡，法律总体上的供不应求和行政法规供过于求同时存在。一则市场经济急需的法律（如物权法、国有资产管理法等）迟迟难以出台，表现为法律供给不足，民商法规范在质量、数量和体系化等方面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市民社会中的私人平等和意思自治原则尚未真正确立；二则各级政府部门的“立法万能主义”倾向严重，一遇到问题就采取制定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办法，认为法律一立，万事大吉。从而导致行政法规超量供给，超出了立法、司法、执法机关和社会公众的承载力和支付力，造成经济行政法规相对过剩，基本法律与行政法规、行政规范与监督行政规范在数量上严重失衡。据统计，自1979年至1994年上半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了270个法律和有关法律问题的决议，而同期由国务院制定的具有经济内容的行政法规却多达1500个。 .经济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占全部已制定的经济法律法规的80%以上，而监督政府经济管理权力的法律法规仅占其中的0.87%，其结果是加重了法律适用对政府行政权力的依赖。

二是法律的实施效果与立法预期严重偏离。以强制性规范为主的经济行政法规范并没有带来令行禁止的预期效果，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法不责众的问题在经济法制领域普遍存在。例如，虽然年年进行财税执法大检查，但是违反税法的的各类案件一年比一年增多，仅1995年度中国财税大检查共查出的违法纪金额226.93亿元中，偷、漏、骗税额达165.77亿元，比1994年增加了5个百分点；其中在重点检查的41万个国有企业中，竟有50%的企业有违法行为。据不完全统计，许多经济执法部门的各类经济案件的结案率不足40%，违法行为的究责率仅为35%. 另外，针对近年来犯罪数量大幅度上升，危及政权稳固的严峻形势，依法“从严从重从快”打击各种严重犯罪分子（即通常所谓“严打”），已经成为我国改革开放时期与经济建设紧密联系的重要刑事政策。但纵观我国“严打”斗争历经的组织战役（1983年8月至1986年12月）、专项斗争（1987年1月至1989年12月）和综合整治（1990年至今）三个阶段和数十次“百日严打”，耗费成本（警力、财力、物力）很高，刑罚集中过量供给，社会影响很大，但实施效果却并不十分理想。我国犯罪总量经过1984年短期下降之后，持续上升，1991年已达236.57起，近于1984年的5倍，其中立案侦查的68437个经济犯罪案件中，大案、要案为17024件，出现了犯罪量、刑罚量等成本与实际犯罪数量同时增加的局面。

三是市场经济的法律推动和法制改革需要支付巨大成本，法律运行与社会财力支持相对不足的矛盾十分突出。90年代以来，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进入体制转轨阶段，《公司法》、《破产法》等法律也进入了实质性操作过程。但是，据推算，剥离企业富余人员、退休人员和解决企业办社会问题需要支付经济成本6000亿元，加上调控物价、调整产业结构和转移支付资金等，共计需要18000亿元的改革费用。而在90年代初期国家为全国100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工作每年才能拿出200-300亿元的银行坏帐冲销准备金。另据不完全统计，自1987年至1996年，国家和地方财政预算内、预算外司法、行政办案经费支出年递增率在25%以上。而实践中因执法力量不足、办案经费短缺而导致的执法不到位现象仍十分普遍，审判案件“执行难”已成为制约司法公正的重要“瓶颈”。显然，能否支付一笔巨大的法律改革费用已经成为市场经济法制能否真正发挥作用的关键性因素。

四是现行法律系统结构不尽合理，未建立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和分配机制，国家和社会的大量经济收益无法在现有法律和执法体制下归入正当渠道。据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初步统计，自1982年至1992年间，全国国有资产每年流失1亿元，大体有5000亿元国有资产流失。其中有3300亿元是因为管理不善造成的，其余相当一部分是由于执行合同制度不严格造成的。到1993年5月，仅由于企业改制中国有股不上市所造成的资产流失（法律实施成本）就达250亿元以上，对7000家中外合资企业缺乏资产评估而造成的帐面净损失流失更达646亿元之巨。每年全国私营企业非法截留税款达260亿元，70%-80%的私营企业存在偷漏税问题。

五是在现阶段改革中，法学研究和法制建设主要是经济建设和改革的配套角色，不具有独立和主导地位。现实中的法律被冠之以正义、秩序、理性和规则的保护神，但它更多地体现彰显法律的政治色彩和规范功能，法律对经济的作用仅仅表现为对既存的各种经济利益关系及其行为的调整、规范和保护，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的角色始终是第二位的，仅是对现实经济生活消极、被动的反映。由于长期处于思想封闭和禁锢、僵化状态，无论是法学界还是法律实践部门都无力在短期内拿出成熟的法制建设思路和改革方案。二十年多年改革开放的制度创新和经济发展，往往都是“在法律的真空地带”，进行大胆地政策突破后（打“球”）取得的。与经济学界紧紧围绕国有企业股份制改组改造、发展民营经济、关联公司、土地使用权转让、住房制度改革甚至民主法制建设与社会道德建设的热烈讨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注释法学和纸面法学占据了法学研究的主流。因此，如果说“法学幼稚”的提法比较生动地描述了法学界的基本状态，那么，“法制落后”也可以说是对同一时期内法律实践部门总体水平的一个更准确的评价。而后者可能是更根本其且更加致命的问题所在。

六是法学界对法律成本效益的认识严重滞后，为数不多的对效益法律观及法律成本收益的讨论也较为空泛肤浅。这种分析往往局限于法理学范畴和必要性层面，拘泥于“正义”与“效益”、“秩序”与“自由”等抽象概念的争论，定性研究多于定量研究、评介性文章多于调研性文章，忽视了对基本法律体系、法律制度、法律规范的实证考察，法学研究缺乏针对性和操作性。其直接后果，便是市场主体在运用法律创造效益上的盲目性和学法守法的被动性。“改革推动立法”、“政策引导执法”“经济学家代替法学家”等法律滞后于经济的现象便是这一矛盾的具体表现。一些法学家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他们大声疾呼：“法律制度必须从消极被动的角色意识中解脱出来，在宏观上调整、组织、引导经济的运行，在微观上约束、激励和规范市场主体的行为，以期实现整个社会的高效、协调运行和发展”。

上述法律运行不畅、法律研究滞后的六个问题归结到一点，是法律的低效益现象-高成本与低收益。低收益主要表现为法律实施效果差，法律没带来效率，高成本则表现为法律制定和实施的支出太多，代价太大，理论与实践相脱节。很显然，并不是有了法律，甚至有了理论上促进市场经济的法律就必然能满足社会的法律需求，就必然能带来社会主义法治事业的繁荣和发展。而只有那些同社会经济活动规律相一致，符合法律主体的理性选择，成本最小而收益最大的法律，才会被人们自觉遵守。

三、法律的经济逻辑

使用现代经济学（主要是微观经济理论）的工具分析法律制度的基本理由是：法律规则与经济学在用以描述或规范人的理性选择行为方面，具有深刻的一致性。几乎所有的法律活动，包括一切立法和司法活动以及整个法律制度，对人们的各种行为都产生了程度不同的隐含的成本，它们事实上是在发挥着资源配置的作用，这些规则的后果可当作对这些隐含成本的反应加以分析。所以，从规范意义上讲，一切法律活动都要以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利用-即以社会财富的最大化为目的，一切法律制度和原则最好被理解和解释为促进资源有效率配置的努力，市场规律内在地演变为法律逻辑，进而影响立法、司法、执法和守法各个法治环节。

正是基于对存在大量交易成本的现实法律环境及其性质、特点的考察，我们才能切实地站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唯物史观立场上，表明自己的态度：法的关系既不能从他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历史上出现的一切法律制度，“只有理解了每一个与之相应的时代的物质生活条件，并且从这些物质生活条件中被引申出来的时候，才能理解。” 物质生产方式对生产关系（法权关系）及其附属的法律上层建筑具有决定作用，所以每一时代法律基本使命与同时代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应该是一致的我国当前市场取向的经济改革就要求有适应市场、调控市场、保护市场的法律体系与之相适应。

法律规则对不同种类的行为产生隐含的成本，而合理的法律，通过对权利、权力、义务、责任、法律信息、法律程序的有效安排，可以降低这些成本，提高经济效率，给人们带来实际的利益，正所谓“利之所存，法之所在”。适宜的法律本身就是一种资源，一种稀缺的社会资源。只不过其稀缺性质并非像自然资源一样源于“匮乏”，而是源于法律规范供给的有关约束条件，也就是说，尽管表面上看来人们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和意愿来选择法律，现实生活中效率较高的法律制度资源又极其丰富，理论学习和制度借鉴甚至模仿也很容易，但“变法”的成本和条件限制了人们的法律适用空间，甚至会使人们的“理”发生扭曲，以致于现存的法律制度的实施难以达到最优水平，在一定条件下还会发生相反的运作（例如“恶法”对个人权利和资源配置的扭曲）。正是基于“善法”的稀缺性质，通过经济方法分析改善资源配置类型和主体权利交易所需的代价和可能得到的利益，实现法律制度的“约束优化”便是当务之急。显然，经济学的概念和理模型对解释法律和立法制度是有用的，且立法者和守法者的理有多大范围，则法律的成本效益分析就有多大范围。

“法律是资源”这一命题的关键在于权利是资源，有权就有一切，法律活动的实质是社会经济权利和利益的交易。法律权利和法律义务是影响人们经济活动的“内生变量”，并分别充当法律行为的成本因素和收益因素，其形式上的区别仅在于：有些权利义务由法律文件直接规定，有些则通过契约或法律行为自然生成。法律市场条件下人们对权利和义务的拥有和交易，从根本上说，取决于他们各自对法律的不同评价。不同类型法律的供求状况不同，以及权利义务规范在不同地区、行业、组织、时段中的安排也不同，进而导致法律关系主体的利益得失发生变化。

如此看来，法律的供给与需求受特定历史时期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条件的约束，具有稀缺性，社会生活中人们彼此“争权夺利”便是法律权利资源稀缺的典型写照。但同时引出的问题是：究竟谁更应该得到权利？法律应优先保护谁？在享受权利的同时又必须承担哪些义务？这样，由权利稀缺性引发的资源配置问题，便转化为对适宜法律的科学选择和效益化设计问题。通过正确估价法律供求，合理地设定法律权义，防止利益冲突，建立权利义务均衡配置的制度化机制，对促进市场经济是有益的。

事实上，人们在立法、司法、执法和守法的各个环节中都自觉不自觉地进行着成本收益的核算。且法律成本与收益间的差异越大，人们就越有动力对各自享有的权利界定得更清晰。这个经济学原理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在我国只有北方城市颁布了水管理法规，南方城市却没有。关注现实，这原来是因为我国的北方干旱少雨，用水量和降水及地下水储量间的缺口极大，不用说工业用水，就是生活用水也十分紧张。鉴于水的价值如此之高，已具有战略意义，所以地方政府需颁布水管理法，强制性地对单位和个人的用水量作出详尽的规定，而居民也甘愿负担因实施该法而增加的费用（法律实施成本）；反之，南方的降水量充足，不虞短缺，当地居民也就缺乏精确界定用水权的动力，地方政府亦不会吃力不讨好地制定水管理法。

同样的原理在国家立法机构在制定和解释宪法和法律时也有充分展现。1999年6月26日，中国人大常委会一致通过了解释《香港基本法》有关公民居留权条款的议案，确认居港未满七年，及现香港居民来港前在内地生育的子女不具有合法居留权。从而使有资格前往香港定居的内地人士由170万人减至17万人，而合资格人士又必须有秩序地前往。这一最高立法机关对《香港基本法》条款做出的立法解释（有权解释）实际上否决了香港特区终审法院关于该问题的既有裁定，据说符合大多数港人的意愿，并获致各界舆论传媒的一致赞扬。但细观此案例，“人大释法虽符合立法原意以及大多数港人的意愿，却并非对居留权问题的‘圆满解决’”，而只是“逼不得已”而采取的行动（董建华语）。对此，用传统法学所强调的法律的“正义”原则或“法律的自有逻辑推演”能解释人大常委会行为的深层含义吗？不能。因为特区终审法院早就声称其判决是在最精细和审慎地考量香港既有法律和普通法传统后才做出的，更因为我们分明看到了上述立法解释背后的成本效益考虑：香港战后，从一穷二白发展成为国际大都会，主要靠经济及人口政策控制得宜，如果容许“百万大军”压境，不仅基础设施应付不来，港人的薪酬及生活素质亦会被大幅拖低。诚如港报所言，为了特区终审法院的“尊严”，赔上多数港人的利益，值得吗？人大常委会释法，考虑最多的恐怕还是香港人的实际利益，而非纯粹基本法原则的逻辑推导，否则，也就不会发生特区终审法院和政府的法律冲突。由此看出，立法解释的真正根据是以法律修辞掩盖着而不是阐明了的经济理由。与之恰相映衬的法谚是：社会的利益才是最高的法律。

公民和法人在本质上也是按照是否合乎自己利益的经济推理来决定是遵守法律，还是违反法律，或者“规避”法律，打法律的“球”，最终变相地修改法律。例如，长期以来，我国对不同所有制类型的经济主体实行的是不同的（税收、信贷和管理）政策，产权保护也不平等，对公有制经济之外的其他经济主体，尤其是私营经济更采取歧视性法律待遇。这就意味着私营经济要获得财产权的充分保护，享受平等的市场竞争地位，必须支付更多的保护成本。为节约此项成本，许多私营企业“两害（成本）相权取其轻”，通过挂靠手段在工商局登记为集体经济，以定期上交挂靠单位少额管理费的方式避免了花费更多的保护成本，此即改革开放进程中著名的私营经济“挂红帽子”现象。从违法行为角度看，违法者也是在对其违法行为的预期支付价格（法律制裁）进行了清醒的估计之后才行为的。例如，目前在全国范围内甚嚣尘上的假冒名牌烟酒案件，从本质上是犯罪分子在比较了贩毒与制售假烟酒之间的成本（法律处罚）收益（暴利）之后做出的理性选择，用犯罪分子自己的话说，就是：“（制售假冒名牌烟酒）代价没有贩毒大，收入还比贩毒高”。而在某些地方出现的整村整户搞“地下烟（酒）厂”，肆意猖獗、屡禁不止也还是这个道理。

法律成本范文第9篇

[关键词]金融可得性；融资成本；法律实施；信任

由于跨时期交易潜在的机会主义和不对称信息下的道德风险，融资方事后可能利用各种方法直接或间接侵占出资方的利益，这将大大减少出资方的“可保证收入”，因此，出资方可能事前就不愿意让渡资金的使用权，这将降低融资方的金融可得性。当融资方试图提高回报率吸引投资时，一方面会增加融资成本，另一方面会面临逆向选择约束。好的投资者保护有助于约束融资方事后损害投资者的行为，反过来有助于融资方事前更好的融资，并降低融资成本。Ld Porta、Lopez-de-silolcs、Shlcifer和Vishny发现普通法系国家较好的有关投资者保护、债权人保护的立法和法律实施有助于缓解融资方事后的掠夺行为，从而能够很好地解释其发达的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

当人们接受了法律显著影响融资的命题以后，就不难理解法律会影响到公司治理、股权分散程度和公司价值的大小；法律会影响到企业融资成本的高低；影响到银行存贷利差，影响到一国的信贷规模；影响到企业的融资能力，从而影响到企业的增长率和企业的规模。

在LLSVV等的影响下，沈艺峰等利用国内的时间序列和横截面数据先后讨论了中国的投资者保护对证券市场发展、企业资本结构、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姜付秀等讨论了投资者保护对股权融资成本的影响；陈冬华等讨论了在法律保护不力时，证监会的准入管制对法律的隐替代；张健华等讨论了法律保护促进融资，却可能影响银行的贷款规模和风险。

但是Allen等的研究却认为LLSV的结论不完全适用于中国，因为在中国转型期间较弱的投资者保护下非正规金融起了很大作用，79.63%的融资来源于银行以外，非正规金融依赖的运行机制是长期关系和声誉，而法律在长期关系中作用较小；卢峰和姚洋进一步认为，在当前金融压抑的背景下银行贷款存在倾向国有企业的歧视性偏好，而效率较高的民营企业的许多融资却是非法的，特别地，国有企业的金融资源漏损成了民营企业重要的融资渠道。如果他们的观点是对的，那么，在中国加强法律实施要么对改善企业融资环境影响是不显著的（法律对非正规金融影响有限），要么不利于企业融资环境的改善，特别是那些参与金融腐败的企业（法律会不完全替代已有的长期关系网络，法律会打击违法融资），我们就应该放缓而不是加快市场经济的法治化进程。

一、研究样本与变量说明

本文主要使用2005年世界银行对中国120个城市共12400家企业的调查数据，该调查所覆盖的城市包括中国大陆除外的所有省份，占到中国GDP总量的百分之七八十。除了4个超大型直辖市（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各抽样了200家企业以外，其他每个城市各抽样100家企业。所调查行业不包括受政策限制较多的金融服务业，共有31个行业。每个行业中的企业被分为大型、中型和小型企业，每一类型企业占到该行业全部收入的1/3。然后再从每一类中选取同等数量的企业，且每个企业至少有10名雇员。

同时，为了研究非正式实施机制在企业融资中的作用，我们以信任度作为长期关系和声誉的变量，使用了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2000年有关各省信任度的调查结果，该调查覆盖了全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

（一）司法（无）效率与司法公正

问卷中包括司法效率的指标有企业与其经销商或零售商之间发生纠纷后采取法律诉讼方式解决所需要花费的时间t1，与原材料供应商之间发生纠纷后法律诉讼所需要花费的时间t2，使用它们可分别得到司法无效率衡量的两个指标，本文主要使用t1这个指标。问卷中关于司法公正的指标可以由被问及发生商业纠纷时企业对当地司法系统公正裁决的信心来衡量。为了剔除主观调查所产生的随意性，我们可以将所有回答中最低5%和最高5%作为极端值剔除；同时，为了免除后面研究司法效率、司法公正与企业融资之间关系的内生性困扰，可以将企业的回答分城市加以平均，得到当地企业对120个城市司法无效率和司法公正的评价。表1给出了描述性统计。

从表1可以看出，一个商业纠纷平均耗时6.74个月，最短可在一个月内解决，最长则可达三年。尽管少数企业对中国的司法公正完全没信心，但平均而言，国内司法系统的公正性还是得到大多数企业认可的，信心超过了70%。而且，司法公正与司法无效率有较弱的负相关，其相关系数为-0.36，对一些案件处理较快的城市，办案速度并没有影响到公正。

（二）金融可得性（access to finance，后文简写为ATF）与融资成本（financing cost，后文简写为FC）

问卷中调查了一些因素是否对企业的运营和增长构成制约，如通信、电力、交通、税收管理、习俗、工人技能、地方保护等，包括金融可得性和融资成本。答案分为五个等级：非常严重、严重、中等、有点影响、没影响。后文在没有歧义的情况下把金融可得性和融资成本对企业发展的障碍直接表达为金融可得性的难易和融资成本的高低。金融可得性和融资成本的情况分别见表2和表3。

从表2和表3可以看出，大部分企业都认为金融的可得性（65.72%）和融资成本（60.32%）对企业的运营和增长构成了制约。特别地，我们注意到金融可得性的严重程度要大于融资成本（回答金融可得性问题非常严重和严重的比例都大于回答融资成本的相应比例），这说明企业难以通过提高投资回报率来吸引资金，因为这会面临逆向选择的约束。

（三）金融腐败

在金融压抑的背景下，官方利率与市场利率之间有很大差距，这制造了寻租空间。中央银行研究局2003年做过一个调查：企业向正规金融机构贷款，除了支付正常的利息（包括浮动利率），每年还得花费贷款的5%来维持和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的良好关系，并且申请到一笔贷款还得额外支出4%。

当企业无法正常获得融资时，很可能参与金融腐败。问卷中企业被问及是否曾经向银行或其他贷款机构职员做额外支付以获得贷款，有807家企业给出了肯定的回答，也有企业拒绝回答此问题。这为我们考察腐败的参与、法律实施对腐败的影响、法律实施对参与非法融资企业的影响创造了条件。

（四）信任度

为了讨论非正规融资的实现机制，我们引入张维迎和柯荣住的信任指标，以此作为长期关系和声誉的变量。该指标是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2000年对全国15000多家企业问卷调查的结果。信任度的测度是根据总样本中认为该地区最值得信任、第二信任、第三信任等的人的比例来确定。他们发现，是否剔除本省的样本对第一信任排序几乎没有影响，故采取它作为各省信任度的测度相对更加稳健。本文也使用该指标对企业（或城市）所在省份的信任度进行赋值。

（五）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包括企业的年龄、用企业的雇员总数表示的企业规模对数、2004年的利润对数、销售额的对数、净固定资产对数。近年来企业的政治关联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企业寻求政治关联的目的包括发送盈利状况的信号，获取相应的资源。问卷中政治关联的变量包括总经理是否由政府任命，税收部门、公共安全部门、环境部门和社会与劳动部门对企业发展做出贡献的官员比例，我们将后四个变量利用主成分分析方法提取为一个政治关联变量。另外，企业获得贷款的可能性也许还受到所有权性质影响，我们把企业分为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和其他。最后，再设立119个城市虚拟变量。其描述性统计见表6。

二、计量分析

首先使用全部样本讨论法律实施与企业金融可得性融资成本的关系；接下来讨论哪些企业更可能参与金融腐败；最后使用容易参与腐败的企业和已经参与腐败的企业作为分样本，讨论法律实施是否有助于这部分企业融资环境的改善。

（一）司法效率、司法公正与金融可得性和融资成本

如前所述，尽管法律实施有助于企业改善融资条件，但对于中国转型时期，该命题是有争议的。我们这里采用微观的企业数据验证法律的有效实施，包括司法效率和司法公正，是否有利于企业的金融可得性以及融资成本的降低。根据表2和表3的制约严重程度，令金融可得性或融资成本等于0表示非常严重，等于1表示严重，等于2表示中等，等于3表示有点影响，等于4表示没影响。我们使用ologit模型，假定潜变量Y*由下式决定：

同样，融资成本与此类似。回归结果详见下表。

从表6可以看出，无论是否控制其他变量，司法效率和司法公正均显著影响到企业的金融可得性和融资成本。司法越有效率，司法越公正，企业的金融可得性越好，融资成本越低。而且，控制住城市虚拟变量以后，司法效率、司法公正的影响大得多。企业高管由政府任命会降低企业的金融可得性，提高其融资成本。企业的政治关联在没有控制城市虚拟变量的时候看起来有助于改善企业的金融可得性、降低融资成本，但是一旦控制住城市虚拟变量，它们的影响却不再显著。因此，我们对政治关联影响企业融资的假说表示怀疑。企业性质会显著影响企业的金融可得性和融资成本。外资企业的金融可得性更好，融资成本更低；而民营企业的金融可得性差，融资成本更高；国有企业的金融可得性也比较差，而融资成本则不显著。这可能说明银行商业化后比较注重贷款风险，民营企业可能通过后文讨论的腐败手段获得融资，而国有企业相对不会，所以民营企业的融资成本更高。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利润对金融可得性和融资成本都有有利的影响，但以雇工人数衡量的企业规模，以及企业的净固定资产却不利于金融可得性和融资成本，这不符合我们回归前的预期，原因可能是规模较大的企业有相对更大的融资需求。

（二）谁参与了金融腐败

如前所述，我国的金融市场并没有完全放开，官方利率低于市场利率导致的后果不仅仅是排队，还会有寻租，租金实际上也成为企业融资成本的一部分。因此，当企业无法正常获得信贷，在现行金融制度安排下，企业可能会给予金融机构某些雇员非正式支付以帮助企业获得贷款。我们预期融资困难的企业更可能参与金融腐败，而且企业性质也会影响金融腐败的参与。国有企业即使面临融资困难，相对而言，参与腐败的动机较小，原因可能是人不愿意为企业发展承担额外的违法风险。首先忽略那些拒绝回答的企业样本，运用Probit模型回归；最后一列则考虑样本选择问题，运用Heckman两步法进行回归，其中选择方程协变量为司法效率和司法公正。我们的设想是法律实施越好，参与金融腐败的企业回答可能越有顾忌。

以上回归结果符合我们的预期，融资越困难，参与腐败的动机越强烈；民营企业更可能参与腐败，外资企业更不可能参与金融腐败，国有企业参与腐败与否不显著。司法公正有利于，而司法效率影响则不显著。

法律实施对于融资困难的民营企业，特别是参与腐败的企业的金融可得性和融资成本是否有帮助？这个问题在没有数据支持以前是难以回答的。因为法律实施一方面保护投资者利益，从而有利于企业融资；另一方面它又在金融压抑的背景下打击了非法融资，不利于这些企业融资。以下回归结果给出了相应的答案。

单独对民营企业做金融可得性和融资成本的回归，在控制城市变量以后司法公正和司法效率的影响都是显著的，而且是有利的。尽管这里法律实施的作用是复杂的，存在相互抵消的情况，因为我们知道民营企业主要依赖Allen等强调的非正规金融，还有卢峰和姚洋强调的非法金融漏损，以及本文强调的违法的金融腐败。考虑所有正负影响以后，本文的证据再次支持法律有利于融资命题的有效性。不仅如此，甚至单独对那些参与金融腐败的企业做回归，结论依然不变。

三、法律与信任

如前所述，现有文献强调中国企业对非正规金融的依赖，前文对不同样本进行回归，检验法律对那些依赖非正规乃至违法机制的企业是否依然有效，这里则检验直接引入非正规金融实施机制以后法律的作用是否依然显著？如果我们以信任作为非正规金融实施机制的变量，引入信任与法律的交叉项还可以考察法律与信任的作用是互补还是替代。一般地，这属于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关系的讨论，有关的文献很多。已有理论认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既有互补也有替代的作用。互补表现在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有不同的运行机制，有各自的优势，分别适用于不同的领域；替代表现在本该正式制度作用的领域，如果正式制度缺位，非正式制度就会建立并发挥作用，即使这种作用是扭曲的，如Hay等对俄罗斯转型期法治缺位时黑社会替代执法的描述，替代还表现在正式制度建立初期，会摧毁原有非正式制度作用的基础。本节以信任作为长期关系和声誉或非正式制度的变量，考察法律在Aucn等所说的中国以非正规金融为主要融资方式的经济中，控制了信任以后法律的作用是否依然显著，以及法律与信任在企业融资过程中究竟是替代还是互补的关系，从而检验前面结论的稳健性。为了节省篇幅，这里不再列出控制变量的系数，只列出关键变量。

以上回归表明，信任对企业融资很重要，既有利于企业的金融可得性，也有利于企业融资成本的降低。在控制了信任以后，法律实施同样重要。在当前的环境下，法律实施与信任对投资者或许起到了双重的保护作用。问卷中关于企业是否与上下游厂商签订正式合同的答案表明，90.34%的企业回答与经销商和零售商签订了正式合同，87.56%的企业回答与原材料供应商签订了正式合同，这表明即使在中国的商业交往当中非正式的机制起了很大作用，企业仍然很重视正式法律的互补作用。有意思的是，第二节的相关系数矩阵表明，信任与法律实施好坏负相关，说明二者存在一定替代关系，即法律保护差的地区信任会发挥更大作用，但这里交叉项的符号表明，法律在信任度更高的地区对企业融资作用更大，二者有相互增强的互补作用。

四、结语

法律成本范文第10篇

关键词：瑕疵设立　救济机制　法经济分析

在公司法实践中常常会出现一些“公司”没能遵守公司法规定的实体条件或程序条件，却获得登记注册，或者虽然遵守了法定的条件但却尚未登记注册而直接参与商事活动，这种情形便是公司的瑕疵设立。公司的瑕疵设立，损害社会或他人利益，为此各国公司法一般都规定了瑕疵设立救济机制，其实质就是要不要承认一个存在瑕疵的公司法人格，以使股东获得有限责任的特权。在各国公司立法实践中，对瑕疵设立公司的救济机制有维持机制、否认机制和扩张机制。

我国新修改的公司法对公司瑕疵设立的处理规定过于粗糙，瑕疵设立否认机制实行的原因过于模糊，也没有规定瑕疵设立救济的诉讼程序，致使我国在公司法实践中总是采取行政方式确认瑕疵设立公司的人格，利害关系人的权益得不到保障。本文将采用法经济的分析方法对三种处理机制进行比较，以期对完善我国公司瑕疵设立救济机制有所助益。

一、公司瑕疵设立的立法成本分析

立法成本是指立法过程中的人力、物力、财力及所花费的时间、信息等资源的支出，包括支付立法者的报酬，为制定法律而进行的调查研究、收集资料、征求意见、表决、法律文本制作等各项活动而支付的费用。立法过程经常会是在本土法律传统的继承和法律移植之间艰难选择的过程。一个社会的传统法律文化、原有的法律思维必然是以一定的形式延续下来，并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在形式上或内容上或功能上不断发生变化，即法律文化元素的推陈出新，因此法律继承具有客观必然性。当然立法者可以通过引进或创立全新的法律制度来彻底摧毁传统的法律制度，但立法者不可能真正彻底消灭传统法律文化，传统法律文化仍然会深深影响人们的法律观念和实际的行为，并且通过这种影响扭曲、抵制乃至架空这种全新的法律制度，使其立法过程摩擦频频，也使其运作变得不顺畅，甚至成为一种“摆设”，而为这种全新的法律制度所投入的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成为“沉没成本”，造成资源的浪费。继承旧制度由于容易被接受，立法协调和运作就比较顺畅，立法成本相对要小。因此，新法与旧法的兼容性越强，立法成本则越低。目前我国处理公司瑕疵设立问题的举措是法人人格维持机制，我国公司法第199条规定办理公司登记虚报注册资本、提交虚假证明文件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取得公司登记的，要责令改正并罚款，情节严重的要撤销公司登记或吊销营业执照。同时该法第31条也规定了瑕疵补正机制，即设立公司出资的非货币财产的实际价额显著低于公司章程所定的价额的，应当由交付该出资的股东补足其差额；公司设立时的其他股东承担连带责任。由此可以看出，我国当前的法律对公司瑕疵设立所采用的做法基本上人格维持机制，其适用范围是瑕疵程度一般或不严重，但由于所谓“情节严重”标准的模糊性，实践中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更倾向于承认瑕疵公司的法人人格。因此，公司瑕疵设立人格维持机制从原则上看，对我国的现有法律属于继承，我国采用这一制度就不必要付出多大的立法成本。

立法成本的高低除了受到法律继承和法律移植之间选择的影响外，还与作为立法基础的社会条件成熟程度包括社会的需求和实践积累的程度以及立法的普适性和趋势结合程度相关。社会生活需求是立法产生的基础和原动力。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入发展，市场交易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拓展，市场主体投资冲动的高涨，要求鼓励投资的公司立法之呼声也越来越高。从各国或地区公司法发展的历程来看，它们也逐渐呈现出一种放松管制、鼓励投资的态势，这种态势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1．对于最低注册资本的要求逐渐趋于宽松；2．公司资本制度的担保功能衰微、融资功能强化，法定资本制衰落，授权资本制受到推崇；3．对公司经营范围的要求由严格限制到放宽限制，越权规则从最初的严厉形式渐次缓和，甚至有最终消亡的趋向。这种态势表明了放松对公司的管制已经在国际范围内蔚然成风，我国公司法顺应这股潮流也是理所当然，新公司法的立法核心是鼓励投资、注重效率，而瑕疵设立人格否认机制，将瑕疵公司在公司设立条件上的形式与实质的缺陷都归于无效，不利于鼓励交易和促进交易效率，与公司法的发展趋势不相适应。因此，公司瑕疵设立人格否认机制的立法成本对于我国而言势必相对较高。

如上所述，引进或创建新法律制度，其成本投入是相当巨大的。事实公司和禁反言法理是美国普通法上特有的理论，它们将尚未获得注册证书的组织体赋予其法人格，其实质是豁免投资者的无限责任；但法人格扩张机制在制定法上得不到承认。值得一提的是，即使在普通法的实践中，对事实公司和禁反言法理也是莫衷一是，争议颇大，同一州的不同法院或者同一法院在审理不同的案子时也会做出不同的判决。尽管如此，事实公司和禁反言法理仍然在美国的普通法上实践着。笔者认为，美国之所以会赋予将尚未获得注册证书的组织体法人格，是因为美国有着发达的市场经济制度，经济活动崇尚自由、追求效率，鼓励投资。在美国，公司只是被视为投资的工具，甚至在经济学和法学上，公司契约理论认为公司不再是一个实体的存在，而是契约的链接。在公司的合同束中，股东与股东之间、公司与雇员之间、公司与债权人、交易相对人之间都是由合同这个纽带联结起来。公司是私人间的自治组织，当事人在公司业务中拥有充分的自由。因此，即使一个组织体尚未获得注册证书，但当事人以公司的角色参与交易，法人格扩张机制更能符合当事人的预期。反观我国，市场经济发展时间不长，市场经济发展还不深入，虽然经济活动的自由度大大增强，但国家管制的惯性思维依然存在。而且我国属于大陆法系的国家，没有发展出判例法制度，法院没有法律创制功能，不可能在制定法之外另成一套制度。因此不能由法院赋予尚未取得注册证书的组织体法人格，制定法上更不可能做到，因为在我国，注册证书被视为绝对必要的形式要件，因此，公司法人格扩张机制的立法成本将会是高昂的。

二、公司瑕疵设立的实施成本分析

法律实施成本是指人们在法律实施(司法、执法、守法)过程中的投入。法律的生命在于法律的实施，只有顺畅的法律实施才能实现立法者的目的、发挥法律的作用，但存在着体

制和经济环境方面的因素影响着法律实施的顺畅，造成高昂的法律实施成本。体制方面的因素是指有关法律执行、适用、监督机关的组织、结构是否健全、合理、有效；经济环境方面的因素包括基本的社会经济制度、经济体制、某一具体的经济制度的状况以及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利益关系格局。项法律制度的实施要与现有的体制、经济环境协调一致，否则，其实施成本就会很高。根据实行公司瑕疵设立制度国家的经验，瑕疵设立公司的法人格应通过司法途径加以认定，实行瑕疵设立否认机制，工商行政主管部门需要进行广泛的宣传、法院需要加大司法资源的投入，都需要花费大量的成本；同时，如何协调好工商主管部门和法院的权力、改变人们的旧习惯，也不可能一蹴而就。诉讼当中，当事人支付的金钱和时间，支付的赔偿金等将会是不小数目，因此，瑕疵设立否认机制的实施成本是很大的。而瑕疵设立公司人格维持机制需要与公司授权资本制度相配合，因为在授权资本之下，公司法对注册资本的要求不高，股东出资期限一般不受限制，因此在公司成立后，即使出现公司瑕疵设立尤其是出资瑕疵的情形，也无关大局；而且这些国家有发达的信用，公司的信用依赖于运行中的动态资产，不是静态的注册资本，这正是英美法系国家的公司法或商法没有创立公司法人格否认机制的根本原因。我国新公司法废除了法定资本制，实行折衷资本制，并且公司注册资本的门槛也大大降低，逐渐与国际潮流接轨，可以预见，我国实行公司瑕疵设立人格维持机制的成本会降低，而公司瑕疵设立人格否认机制的成本会大大增加。

除了体制和经济环境方面的因素影响着法律实施的顺畅之外，法律制度本身的内容也会对法律的实施成本产生影响。法律如果在本质上反映社会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意志，符合社会生活实际和客观规律，顺应公众的行为定势，它就会容易得到公众的支持、信任和尊重，人们就会积极地、自觉地去遵守它，从而可以节约守法成本。在实行瑕疵设立否认机制的国家或地区，瑕疵公司是通过诉讼程序被否认的。在我国司法权威不高、法官职业信誉权威备受质疑、当事人普遍“厌诉”的法制环境下，到底会有多大比例的瑕疵公司会被利害关系人诉到法院，是令人怀疑的。当事人花了大量的时间、精力、金钱，可能换来的是一个得不到执行的判决(人们戏称为“法院白条”)或不公正的判决，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得不偿失。特别是，对公司设立瑕疵负有责任的股东在发现公司可能与其不利时，很有可能会利用诉讼这一制度化的渠道，要求法院否认公司人格，使已被“套牢”的自己解套，这种情形下，利害关系人的损失更是无辜。因此，瑕疵设立否认机制既不能被守法的当事人利用作为保护自己合法利益的“护身符”，却反被违法当事人利用作为攫取不当利益的“挡箭牌”，这样，该制度不会得到多数人的拥护，其实施成本是高昂的。

另外，法律制度的实施成本受体制和经济环境方面的因素影响。我国实行瑕疵设立公司的法人格扩张机制，需要增加司法人员编制，加大对法官的专业培训，这将是一笔不小的财政预算。法律制度的实施成本还与法律的被接受与认可度有关，法律不被接受和认可，法律的实施成本就高。在法律实践中，人们会以两种方式表达对法律的不接受。一种是消极的方式，避而远之，规避法律。另一种方式是积极的方式，便是机会主义行为，即利用现行的法律漏洞来限制法律明确条款的实施。具体到瑕疵公司法人格扩张制度，人们会发现即使不完全遵守公司设立条件和程序，只要以公司名义从事交易活动，就能够获得有限责任，那么，有什么必要去从事繁琐的、消耗人力和物力的公司设立活动呢!如果真的这样做，那么制定法上对公司设立的实体和程序上的要求便会形同虚设。同时，事实公司和禁反言法赋予法官过大的自由裁量权，容易导致司法腐败，背离公平正义。因此，事实公司和禁反言在我国的实施成本将是高昂的。

三、公司瑕疵设立的社会成本分析

法律的社会成本是指法律运行中全社会的总支出，它由私人成本和外在成本两部分组成。外在成本是由社会或其他非受益者直接负担、不易被个人所考虑却最终分摊给个人的费用，如化工厂排除的废气污染了环境，造成周边居民感染致病。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的分离抑或差距在现实经济的存在是一种常态。社会成本可以用来衡量一种制度的合理与否，因为制度是各方利益主体博弈的结果，一种制度给一方带来了微小的成本和巨大的收益，而给社会带来了高额的成本，肯定是社会所不欲的，因此社会成本的存在要求有合理的制度安排。倘若公司设立人通过欺诈或隐瞒重大事实甚至违公共利益获得注册，与多方交易主体进行交易，使得交易主体陷于其所设的圈套中，等到东窗事发，这样的公司的法人格却被得到维护，而交易相对人的利益损失惨重又得不到法律的保护，公平和正义便无从谈起。更重要的是这样一种情形，会助长欺诈的社会风气，导致社会诚信丧失。因此，美国《模范商事公司法》规定，公司是通过欺诈或隐瞒重大事实而注册成立的，则州检察总长可以以公诉人的身份，要求法庭勒令公司解散并将公司的执照吊销。可见，其社会成本是巨大的。

在公司瑕疵设立否认机制下，由于已经成立的公司被宣告无效，不仅对瑕疵设立负有责任的股东要承担责任和损失，设立人中非责任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人也会因公司无效而遭受的损失。当一个公司尤其是公共持股公司经过一系列复杂的程序和过程最终成立时，这个公司已同社会公共利益发生了很大的关系：股东期待着公司能够给自己带来大量的投资回报；公司的董事经理开始为公司事务的管理尽心尽力，期待着能够通过自己的管理使公司业务蒸蒸日上，从而使自己取得大量的收益；公司的雇佣人希望这份工作能为自己提供生活的保障；公司的债权人或潜在的交易相对人期望通过与公司进行交易、履行契约而增加自己的利益。只有这些人对利益的合理预期得到满足，他们才会有更大的动力参与公司交易活动。倘若由于瑕疵设立责任人的原因而使公司从经济生活中消失，那么这些人的预期将会落空，他们失去的不仅是参与公司的利益，还有错过其他投资机会应得的利益，更有可能出现对现有公司制度的不满而导致投资者投资积极性的丧失，甚至会把资本投向其他国家或地区，因此，瑕疵否认机制的社会成本是巨大的。

在公司法人格扩张机制下，尚未获得登记注册证书的“组织体”被赋予了公司身份，获得有限责任的特权。在我国实行法人格扩张机制所带来的或明或暗的副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它侵蚀了制定法的威信，因为只要遵守了公司法的规定，即使不去登记也能获得有限责任，那么制定法就会受到冷落，丧失了存在的合理性，这种“司法侵蚀立法”的现象会导致公众形成法治随意性的偏见，并使得制定法的实施变得步履维艰，法治建设会变得更加艰难。同时，法人格扩张机制也会导致社会诚信恶化的道德风险，这是因为法人格扩张机制在司法上并没有过多的关注欺诈问题；在“事实公司”案例中，只要公司设立人或股东具备了遵守公司制定法的努力：在“禁反言”案例中，只要交易相对方在交易时把组织体视为一个“公司”，有限责任即被法庭所赋予。事实上，在法人格扩张机制案例中，法庭有时是出于反欺诈才赋予有限责任的；有时虽然存在欺诈，但在“事实公司”案例中只要被告能证明自己具备了遵守公司制定法的努力；在“禁反言”案例中，只要原告证明自己在交易时把组织体现为一个“公司”就能获得有限责任的特权，那么当事人就会有从事欺诈的激励，欺诈的盛行将会重创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所以，公司法人格扩张机制的社会成本也是巨大的。

综合以上分析可知，我国无论采用哪一种公司瑕疵设立制度都要付出相当的成本。这三种制度中，没有哪一种制度在立法成本、实施成本或社会成本方面有绝对的优势。可以看出，事实公司和禁反言的法律成本要高昂得多，在法律收益目标相同的前提下，应首先考虑瑕疵设立公司法人格维持机制和否认机制。维持机制在立法成本和实施成本上优于否认机制，但维持机制的社会成本却也不容忽视，因此，我国应实行瑕疵设立公司法人格维持机制为主、否认机制为辅的“双轨制”，同时应明确公司设立目的违法或违公共利益公司、设立人通过欺诈手段取得公司登记等情形下公司法人格是被否认的，以实现社会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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