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信仰范文

法律信仰范文第1篇

法律信仰是法治建设的思想基础,是一个社会实现法治的标志。我们要实现法治现代化的目标,培育农民的法律信仰不可或缺,然而农民受受各种因素的影响,抑制着法律信仰在农村的培育。文章通过对农民法律信仰缺失深层原因的分析,提出培育农民法律信仰的基本路径,旨在诠释培育农民法律信仰是推进农村法治建设的必由之路。

改革开放加快了中国的法治化进程,法治观念日益深入人心,法制建设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这种现象更多地表现在以市场经济为主的城市社会中。反观农村,虽然经历了几次大型的普法教育活动,但收效甚微,法律并没有真正走进农民的生活中,没有在农村获得现实的生命力。虽然立法以相当快的速度覆盖了农民生活的许多方面,然而法律的实施情况却相当不如人意。因为 “承诺与现实的距离愈加拉大,人们对法律和法制的期望逐渐化为失望。”[1]P158 这种现状背后所诠释的全部要义就是农民对法律信仰的缺失。故此,我们需要认真思索和研究农民法律信仰缺失的深层原因,以在此基础上培育切实可行的路径,因为它关乎到我国法治现代化的整个进程。

礼俗社会讲求的是一种仁义、宽让、相安和睦的秩序,地缘关系和血缘关系的重要性与特殊性使得农村文明承载着一定的连续性。而这种连续性很少受到现代文明的影响,毕竟,几千年形成的乡土文化是很难在短时间内就被现代文明所同化。因此,农民基于此原因所形成的独特的社会关系也就决定了法律很难在农村立足,因为乡土规范在农民心中早已根深蒂固,烙下了深深的印迹。在农民传统的思想观念中,乡土规范是最具权威的,尽管有时候是违法的。乡土规范讲求“和为贵”,用法律手段解决农村纠纷,是不合时宜的。一旦有人用法律手段或其他方式破坏传统伦理和乡土规范秩序。那么,乡土社会的攻击武器—— “舆论”就会站出来制裁冒犯者。首先是意见制裁——“对大多数人来说,社会的谴责和赞许就是生活的主宰”,然后是交往制裁——“人们可能拒绝协作使冒犯者失去外界的朋友和他们习惯了的社会关怀”,[2]P6 使冒犯者在当地的行为支持系统被破坏掉。在此过程中,农民因破坏传统伦理和乡土规范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其收益在大多数情况下却远远低于这种成本。基于利益选择,他们只能做出倾向于传统伦理或乡土规范的行为,除非其破坏这种规范的收益大于或远远大于这种成本。这种行为模式具有巨大的暗示作用,它使得农民在不存在这种利益比较的场合,去服从传统伦理和乡土规范。其“并非根据什么理由,而是由于他感到必须如此,他被社会暗示住了。”[3]P114。福柯指出:权力并不是哪一个人绝对拥有的“东西”,而是一种可能发生流变的关系。所以,当代表国家权力的法律进驻农村时,遭到乡土权威的弱化就不难想象。因此,苏力教授称:“在这样的一个地理空间和人文空间中,从中央政府散发出来的国家力量来到这似乎带有隐喻意味的‘沙漠边缘’,势必已是‘强弩之末不能穿鲁缟’。”

法律信仰范文第2篇

【关键词】；信任法律；信仰法律；法理分析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7-089-02

近年来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都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事发后各地出现的“奇招怪招”更是为这些事件增添了一份戏剧性的色彩。然而，在这种看似“幽默”的民众反应之中，我们看到的是社会道德面临的颠覆性挑战，政府的公信力、法治的尊严在有关机关的“执法”行为面前显得如此苍白无力，我们似乎听到了什么轰然倒塌的声音。在痛心疾首之余，我们更需要做的是冷静分析这些事件背后折射出来的深层次社会矛盾，探究这些执法人员如此“无法无天”的根本原因，从源头上杜绝此类事件的再度发生。

一、“”一一折射出法律信仰的失落

事出必有因，任何事物都不会孤立凭空地出现，以钓鱼执法事件为例说明，此事件也是如此。可能大家对钓鱼执法事件的关注多集中在其负面效应上，但客观而言，这种不正常的执法手段也是在应运交通执法部门在查处黑车上的困难而生的。由于打击黑车证据难固定、处罚难度大，执法部门采取一些非常规的执法手段本无可厚非，但是，像“钓鱼执法”这样的执法方式已经被严重扭曲、异化了，“钓鱼”已经不是为了执法，而成为执法机关完成指标、“创收”的手段。本应带头执法的行政人员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我们的法律何在？不可否认，执法经济、不当的行政指标、行政监督缺位等体制性因素是一方面原因，但这些都是表象，问题的症结在于当下行政执法主体缺少对法律最基本的敬畏与虔诚，把法律当成了获取本部门利益的工具。在有些地方和部门，法律被束之高阁，取而代之的是部门的政策和领导的批示。行政执法人员守法意识淡薄、规则观念不强，这反过来对公民法律信仰的培育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出现了一个法律信仰整体性失落的局面。

二、政府官员的法律信仰与普通民众的法律信任

由于种种因素的制约，中国民众法律信仰的缺失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在这里并不想过于强调普通民众法律信仰的问题。诚然，法律信仰十分重要，因为只有物质的、制度化的“硬件”系统而缺乏相应的精神意识、观念、情感等“软件”系统支持的所谓“法治”，不是真正的法治，它只有法治的外表和骨架而没有内在的灵魂。但是，在我国现阶段的情况下，谈全民的法律信仰还是一个十分虚妄的问题。且不论我国现在法律制度的“硬件”建设还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就民众的内心感受而言，对于法律，他们连最基本的信任都尚未建立，更遑论更深层次的信仰问题。因此，当务之急是要建立起民众对于法律的信任，而这，就要建基于政府官员尤其是执法人员对法律的信仰之上。信仰法律在现阶段只是对政府官员的要求，现实地说，也只能是对官员的要求。公民的法律信仰的养成只能是我们的一种美好的希望与期待，但是，在官员尤其是执法人员基于对法律的虔诚信仰而将其内化为自己遵守法律的行为动机的同时，就能增进公民对法律的信任，进而有助于公民法律信仰的形成。

（一）政府公务人员――树立对法律的信仰增进法律信用

法律信用是一国信用的组成部分，法律信用是一国法律及其有效实施的逻辑延伸和必然结果，是法律被严格实施和遵守的“言行一致”的信用度，是通过法的客观运作所不断彰显的实际有效性服从而赢得人们对法律的主观信任感。它强调法律规则通过自身的“言行一致”、“令行禁止”等客观性和确定性来赢得人们内心的确认，也就是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如果法律没有信用，人们就不会相信更不会尊重和遵守法律，法律的应有功能就不会得到发挥而最终只能成为白纸一张而已。法律信用贯穿于法治的各个环节。法律制度的合理与完善是其可能获得民众信任的基本前提，但是对于法律信用的培育而言最重要的还是执法信用。因为法律制度跟人不一样，它们自身不能直接成为信任的目标，从严格意义上讲，只有执法者的行为才能被信任，人们是通过对执法者多次执法活动表露的认可进而对法律产生信任的。因此，执法者尤其是行政执法人员能否率先垂范、严于律己以提高自身的执法素养是民众能否对法律产生信任的关键，直接影响到整个社会的法律信仰能否生成。实践中，我们国家无法可依的局面已经大为改善，但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问题日益凸显，甚至执法人员带头违法。像上海钓鱼执法这样的恶性事件只是目前我国严峻的行政执法形势的冰山一角，现实中执法人员知法犯法、“监守自盗”的现象比比皆是，这是对正义之源头活水的玷污，使法律本身所追求的公平、正义、自由等价值荡然无存，长此以往，结出的必然是法律不被信任进而无法被信仰的恶果。要根本改变政府官员的法律工具主义、法律虚无主义以及官本位等严重违背现代法治精神的错误思想，解决之道就是让官员尤其是行政执法人员建立起对法律一种虔诚的信仰。政府官员对法律要有一种发自内心的真诚的信仰，基于此而对法律产生归属感与依恋感。只有在这种类似于般的法律情感氛围中，法律才能最终找到自身正当性与合理性的真正基础和根源；也只有在这个基础和根源当中，法律才能获得真正的、有社会普遍感召力的神圣性。依法行政就不会仅仅是一句流于表面的口号，而是每个行政人员自觉的行为，合法行政、合理行政、程序正当、高效便民、诚实守信、权责统一等要求就能得到最彻底的贯彻执行，因为它们不再是一种外在的约束，而是内化为执法人员执法行为的出发点。

（二）法学研究――应当直面中国的法治实践现实

正如顾培东教授所言：“近些年，中国法学正依循着知识一一文化法学的进路前行，法学研究越发成为疏离社会现实而自闭、自洽和价值自证的文化活动。受此影响，中国法学对法治实践的贡献度和影响力正不断减弱。”形成这种状况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中国法治实践并不完全符合法学人对法治的愿望和期待，从而导致一部分法学人放弃对法治实践的关注和参与。中国实行法治的主要难点在于，传统法治理论以及西方法治模式中被认为具有普适性的某些原理、原则以及制度遭遇到中国具体国情的挑战。因此，中国法学应当立基于法治的中国因素，直面中国的法治实践，对在中国这片土壤中如何实行法治做出自己的回答，为中国法治的创造性实践提供应有的智慧。

（三）公民――从法律信任到法律信仰

法治秩序的建立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在建立法治秩序的过程中，执法者的行为备受公众关注，也最有可能影响公众的法治观念。执法者严格公正的执法行为，所树立起的不仅仅是执法者的权威和形象，更是法律的权威和形象。当一个执法部门为了私利而“执法”，特别是引诱守法者违法时，社会就会对法律产生强烈的质疑。执法者所影响的不仅仅是这一部门的形象，更影响了法律的形象，动摇了人们心中的法治观念和信心。因此，只有行政执法人员内心对法律保有一种虔诚的信仰、自觉尊重和认同法律，将法律内化为自己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才能真正做到依法行政；而在每一次的执法活动中，就能通过守信效应的彰显而逐步赢得人们内心对法律的肯认，对法律的信任就会在这一过程中不断积累而逐渐地养成。在这一基础上我们才能讲公民法律信仰的问题。因为没有基本的法律信任是不可能奢望法律信仰的。信仰是信用得以强化的必然结果，在人们对一事物毫不怀疑相信的情况下信仰才能得以形成。试想连最起码的信任都没有，怎么可能会产生强烈的信仰认同？所以，在对待公民的法律情感的问题上，我们不能因为法律信仰的重要性而忽视最基本的法律信用的建立；不能混淆强调客观有效性的法律信用与注重主观认同性的法律信仰，而在空洞的理论层面上寻求达到法律信仰的路径。法律信用是生成法律信仰的现实基础，法律信用的建立过程也就是公民对法律信任感不断强化的过程。其实，20世纪90年代以来法学界对法律信仰的考问，很大程度上源于对于现实法律无效的苦恼，与其说是法律“信仰”危机，不如说是法律“信任”危机，这种危机尤其在执法人员枉顾法律、违法行政时体现出来。

法律信仰范文第3篇

「关键词法治，法律成本，法律信仰

一、问题的提出

在当下的法治语境中，许多学者认识到仅有制定得良好的法律规范、辅以一套健全的法律运行机制，再由国家自上而下的强制贯彻推行，并不可能达致真正的法治状态。对于法律信仰是达至法治之境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学界已基本达成共识。[1]在理念上，这些学者提出了“法律信仰是基于社会主体对社会生活的公平正义的理想和秩序需要的理性认识和情感体验的产物，是长期的人类法律实践经验的积累和理性思维活动的结晶，是人类把握社会法律现象的特殊方式，是社会法文化系统中各种主观因素的有机整合和高度提炼。它是根源于人类对人性和社会生活的科学分析和理性选择，进而所形成的对社会法的现象的信任感和依归感，以及对法的现象的神圣感情和愿意为法而献身的崇高境界。”[2]然而对此问题仅有理念上的认识对于法治而言显然是不够的，于是进一步的思考随之而来。一些学者把法律信仰放在一个更大的场景-民族国家中进行描述，认为“人们对法律的信仰，实即对民族国家的忠诚，也就是对该民族国家的文明/文化的归依”。[3]另外还有学者则从实践的角度对“法律如何信仰”、“法律怎样被信仰”提出了追问。[4]

这些理念的提出，无疑起到了进一步丰富、充实和完善法治理论的作用。然而，这些学者在论述自己的理论的时候，要么过于“迷信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神奇魔力”，认为“市场经济的抉择必然导致民族精神的价值取向由道德本位向法治本位转变，即法律信仰将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主导性选择。民主政治是法治政治，必然会促成人们对法律的运用、尊重和信仰”；要么“过分夸大法制宣传教育的重大作用”，认为“通过自上而下的法制宣传教育，进行法律知识的普及，法治意识的启蒙”，就能培养起法律信仰；要么在“逻辑推理和论证上存在不少问题”，犯了“循环论证”、“自相矛盾”、“同义论证”等错误。[5]再者，笔者认为，这些学者在论述法律信仰的时候，常常采取的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思考方法，把法律信仰仅仅放在精神的层面来展开叙述。这种论证方法的一个缺点在于其脱离了社会实际，从而可能会造成理论遭遇实践时无语的结果。笔者并不是一概反对作为一种思维方式的“形而上学”，康德就曾认为形而上学是人类理性的自然趋向，“世界上无论什么时候都需要形而上学，不仅如此，每个人尤其是每个善于思考的人都要有形而上学”[6].然而笔者还是坚持认为，一种理论思考如果在现实和经验中完全无法实现，对具体问题的解决毫无帮助和毫无益处，那么，“理论反对实践”（龙宗智：《理论反对实践》，法律出版社2003年出版，这里仅借用其字面含义）的结果必然是理论在实践中败北。

这里的争论让笔者想起自己在大学毕业时对论文《从守法到用法-公民与法治进程》进行答辩时遇到的问题。一个老师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在法律制度日益健全的今天，社会上还屡屡发生有法不依的事。为什么许多人在权利被侵犯时的第一个念头常常并不是想到要到法院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有的往往甚至通过“私了”等手段去“摆平”。笔者当时思考的是法律成本高昂和司法腐败的问题，而那位老师则认为根本问题在于公民法律信仰的缺乏。当时笔者就存下了一个疑问。现在想来，其时笔者跟那位老师的看法之间并非是完全对立的，而是可以“通约”的。笔者在此文中将要论述的是，法律成本与法律信仰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法律成本的高低是影响法律信仰的重要因素之一。需要说明的是，笔者在这里所要进行的所谓法律信仰的经济分析，采取的是一种最宽泛和最粗浅意义上的概念。其原因固然有笔者对经济学没有太深的涉入的缘故。然而根本的原因却不在于此。笔者一直认为，法治是一项全社会的事业，而不只是某些人或某一类人的事业，因此，为建成法治社会而讨论法律信仰，其主体自然应该是包括普通民众在内的所有公民。也正是在此意义上，如果把很专业的经济学或经济分析法学原理拿来放在这些普通民众面前，自然是很少有人会感兴趣和能看懂的。再者，就如同笔者在另外一篇文章里面所认为的，“尽管在理论上而言经济分析法学煞为复杂，可是在实践中却变得极为简单和现实。假若打一件诉讼标的为五万元的官司，却要花费十万元的诉讼成本，相信绝大部分公民对此不难做出抉择”。[7]本文中，笔者将从分析法律信仰的应然与实然的概念入手，论述法律成本与法律信仰的关系，进而对其在法治进程中的作用进行分析界定。

二、法律信仰的应然与实然

信仰，其原本的含义是指对某人或某种主张、主义、宗教极度相信和尊敬，拿来作为自己行动的榜样或指南。[8]它强调的是人所持抱的一种极度虔诚的态度或信念，并用之指导自己的实际行动的一种精神境界。跟信仰一词联系最为紧密的事物，当属宗教无疑。人们常常把“宗教般的虔诚”看作是某项事业成功的条件之一。[9]由此可以看出，原初意义上的信仰，是仅在人的精神层面上来指称的。它不涉及信仰的物质基础，不对信仰所将付出的代价进行考察。这种精神境界的极致就是信仰者对其信奉的事业产生一种神圣感、庄严感、使命感和归属感，并愿意甚至乐于为了该事业而牺牲自己的个人利益直至生命。这即是理想中的信仰，或者说是信仰的应然状态。

作为信仰的一种，法律信仰是人的信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仅甚至主要不是指对现行法律规范的信仰，而在更深层次上意味着对法律在整个社会的有效运行的信赖，对法治这种社会治理模式的有效性的信任，以及对法治状态下的符合社会正义、公平、理性和秩序的行为的心理认同和自愿遵从。在心理结构上，法律信仰具有下列构成要素：法律知识、法律情感和法律意志。其中一定的科学的法律知识是法律信仰形成的知识基础，主体对法律的依恋感、信任感和崇敬感是法律信仰的情感基础，而维护法律尊严，勇于同违法犯罪行为作坚决斗争则是法律信仰的心理基础。[10]这些叙述同样是侧重从纯精神层面上对法律信仰的应然状态进行界定的，也即“就法律信仰而谈法律信仰”。

然而，任何理想中的事物一旦放置到现实当中，都难免会发生或大或小的变化。法律信仰同样如此。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法学家的法律信仰与普通民众的法律信仰是否能够完全一致？或者说法学家心镜中的法律信仰图景与普通民众心镜中的法律信仰图景能否吻合？[11]这是一个不言自明的话题。再者，更重要的问题在于法律信仰总是在具体的时间和空间里面，对具体的人而言的，换言之，法律信仰应该植根于具体的现实生活当中，是具体时空中的具体的人的法律信仰。所以，理论描述中的一概而论的应然的法律信仰状态，在现实中可能很难找到与之一一对应和完全匹配的恰当图景。一种相当精彩甚至是相当缜密的理论建构，在现实中完全可能产生一败涂地的不良效果。因此，我们还需要追问的是谁的法律信仰，在什么条件下产生的法律信仰？其中前一个问题即法律信仰的主体问题，后一个问题则是法律信仰的生成条件的问题。一言以蔽之，实然状态的法律信仰，应该在这么一个框架内进行讨论，即什么人在什么条件下的法律信仰。我们坚持从普通民众的角度，在具体的语境即当下中国的法治话语中来讨论法律信仰。

三、法律成本的高低与法律信仰的生成

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中世纪的人文主义运动，使上帝（神）的威信受到了极大的动摇。启蒙思想家们不遗余力地对神权和专制进行了攻击，提出了与神权、专制相对立的民主、人权和法治的主张。[12]于是，“法律至上”就成了“上帝死后”的一剂救世良方。然而，经历了思想启蒙和人文主义运动的震荡，法律信仰虽然还是信仰体系中的重要的一种，却已经与对神的信仰有了很大的区别，即法律信仰当中表现出来的理性主义倾向。特别是当人们意识到原先认为的“法律万能”只是一个不切实际的空想时，那种对法律的狂热追求和盲目依赖也渐渐冷却，进而慢慢转变为一种理性的权衡，一种比较之后的选择。因此，无论是“有法必依”还是“有法不依”，无论对法律是信，还是不信，其所“反映的都是对法律的奉违的成本算计后的选择”。[13]

也即是说，法律信仰是一个与法律成本息息相关的问题。法律信仰固然在心理结构上要求具有法律知识、法律情感和法律意志等构成要素，然而仅有这些是不够的。正如掌握了法律知识的人并不一定必然遵守法律，反而可能成为高智商犯罪的主体一样。对法律知识了如指掌，对法治抱有很大希望的人，也可能会遭遇希望越大，失望越大的结果。有的甚至在掌握了法律这种知识资源（其同时也是一种权力资源）之后恶意的加以利用或规避，从而非但没有成为法律的信徒，反而成为了法律的叛徒。另外，法律情感和法律意志也不是无条件的东西，如果对法律的信仰只能换来自己的身陷囹圄甚或是性命不保，试问还有几多人会对法律产生好的情感，谁又能始终如一地坚守法律意志那一小块领地。虽然历史上不乏有苏格拉底那样的舍生取义-把法律信仰进行到底的人，可是那样的圣哲在历史上又有几人。更何况在笔者看来，这个事例本身就说明了一个问题，即在法治语境缺失的情况下，法律信仰者必将会为其信仰行为付出超常的代价，这是法律信仰者的悲哀，是一种非常态的结果。如果常此以往，已有的法律信仰必然会慢慢丧失，而未形成的法律信仰也更加难以形成。当然，在法治已经逐渐成为国家和社会（官方和民间）所普遍认同和遵从的一种治理模式的时候，上述的动辄为法律信仰殉葬的事例已属罕见。当然这并不是说明法律信仰就已经普遍形成了，需知有时“真正的反抗也许不是某种对抗，而是某种规避或沉默”。[14]人们对法律的态度可以一种温和的甚至是温情脉脉的方式表现出来。其最明显的表现形式就是一种趋利避害的法律规避行为。用经济学上的话来说，现代社会的人都是理性的“经济人”，每个人在做出行为之前都要对自己的行为进行一番利益权衡和成本计算。首先法律必须能够给予自己利益，不能给自己利益的法律当然不可能得到主体的认同和选择。在此前提之下，就得看法律运作的成本了。如果运用法律来谋取某项利益的成本超过甚至等同于该利益，都必将影响人们对法律的忠诚与信仰。因为在此情况下，运用法律的结果将会造成主体的亏损，于是法律便会成为镜中之花和水中之月，成为人们高不可攀，可望而不可即的东西。这时主体将会舍法律而代之以其他手段去“摆平”。于是，有法不依的局面出现了，社会上的私下报复的行为出现了。总之，法律所能带来的利益大小将直接决定了人们对法律是否信仰以及信仰程度的大小。法律所能给人们带来的利益与法律成本之差越大，法律就越能被信仰和使用，反之，如果法律给人们的利益趋于零或负值，那么有法不依的现象将会越来越多，法律信仰危机也由此产生，法律被人们规避或抛弃也必将成为常有之事。因此，法律的运作成本越低，其所能够给人们带来的利益越大，法律信仰就越具有了现实的物质基础。

四、余论

通过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得出法律成本是影响法律信仰的一个重要（在笔者看来是最重要的）因素的结论。这就提示我们，在进行理论建构的时候，不应该脱离实际而空谈所谓的法律信仰问题。在这里可能偶尔会出现一两个为了一角或几角钱而诉诸法律解决的，于是或许会给反对的人提供了反驳的素材。然而，只要我们对已经出现的类似案件加以具体考察而不是笼统地以“曾经发生过”作为反驳的理由的话，那么我们会发现，将几角钱的纠纷诉诸法律途径解决的，其主体几乎都不是普通民众，其中最多的是法律人，准确地说更多的是律师。而他们将此类事件诉诸法律的目的，也几乎不可能是为了那几角钱本身，而更多的是期冀通过此类小额诉讼，来达到扩大自己的影响，宣传自己的目的。其实，这何尝不是在对法律的成本与收益之间进行了综合权衡之后所作出的一种理性选择-只是投入的成本与产出的收益不在同一诉讼当中表现出来而已，其付出法律成本所期待的是一种可预期的利益。

退一步说，即使是普通民众为了“争一口气”而将几角钱诉诸法律途径解决的，其实也是一种对法律成本进行衡量后的理性选择。如果我们进一步放宽视界，那么法律成本中何尝不可以有法律心理成本的成份。当然，这已经超出了本文的论述框架和本文中对法律成本的界定，是一个可以另行撰文论述的题目。

主要参考文献：

1、许章润主编：《法律信仰-中国语境及其意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

2、强世功：《法制与治理-国家转型中的法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

3、谢晖：《法律的意义与追问-诠释学视野中的法哲学》，商务印书馆2003年出版。

4、苏力：《制度是如何形成的》，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

法律信仰范文第4篇

【关键词】法律 信仰 人性 公平正义

法律被当作人类社会的行为规范，是历史的选择。它以其普遍的稳定效力，带给人们安定的生活秩序；以其内在的公平正义等良好属性，受到人们的尊崇。伯尔曼“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形同虚设”①的名言更是将法律提升到了信仰的高度。法律究竟能否被信仰的问题于是产生。

人性是功利的

信仰和法律不是人设计制作的玩具，它们之所以被创造，是缘于它们深深植根于人的本性。人的利我本性使得信仰与法律成为人满足这一本性的必然选择。

“信仰只能存在于彼岸，所以信仰者不能在世俗的世界中获得信仰的达到，我们只能通过内心达到那里。”②这种说法显然过分强调了信仰的神圣性，却忘记了信仰生长的土壤是俗世人们的意识，而其神圣性也挥不去凡尘的影子。人之所以为人的本性，决定了功利心与自我意识无论于个体生命，还是更大范围的群体或是人类全部，都永恒存在。信仰作为人类精神世界的精华，看似远离利益追逐，但那只不过是改换了一个时空和形式。

在人类社会日渐成熟时，社会环境的复杂，使得斗争的残忍和生存的艰难丝毫不逊于危机四伏的自然界。斗争以求生存的本能并不因人有了战胜其他物种的智慧和人成为万物之灵的现实便不再必要而从人身上消失，相反，它却是自然地得到了延续。因为在成熟社会里，人不止要对抗自然界，还要面对同类竞争。

我们不愿意承认人性的功利也许很大程度上受了性善论与性恶论之争的影响，将功利看作是对他人利益的损害，因而从善良的意愿出发，否认人追求功利的本性。但二者并不能互相推导。功利主义法学这样理解功利：“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基于这样一种伦理原则：人的本性是避苦求乐的，人的行为是受功利支配的，追求功利就是追求幸福，个人目标是追求其自身的最大幸福；而对于社会或政府来说，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是其基本职能，也就是所谓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则”。③也许将功利改称为幸福更能被人们所接受，它们并没有本质的不同。如此看来，功利的本质是对幸福的追求，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功利并没有把人类引向毁灭，我们今天所生活的时代已远非祖先所能比了。

尽管“功利主义”将人的本质简单化了也绝对化了，但是无可否认，功利确应是人性的要素。包含功利的人性决定了人的行为必然是功利目的在人身上的导向的显性化。我们谈论任何关于人类的事实，必然要立足于人性的功利特质。

信仰是人追求功利的结果

作为一种精神成果，信仰扮演的角色担负着帮助人们寻求幸福的使命，但是信仰本身并不因为人的“信”或“不信”而向人施与任何奖惩，人是功利的动物，人的信仰行为本身，首先是一种精神上的解脱或得到，至少是一种寄托，这对人而言是有价值的。假如信仰只是一种可有可无的虚幻概念，甚至于人类幸福有害，人类的功利决不会指向它，更不会接受它的引导。

远古人类对抗自然的能力十分弱小，他们寄希望于超自然力量的存在，对于这种力量的信仰又给予他们以希望。在我们看来这种信仰可能是愚昧盲目、不可思议的，因为我们虽然不能证明这种超自然力量是否存在，至少谁也不会妄想它一定应允我们的祈愿。但信仰的神圣性就在于人们对于它存在可能性的怀疑并不阻碍人们去相信它，因为“相信它”这个意念本身就给人带来希望和安全感。这正是人们对尚不能达到的幸福的一种内心的创设。所以信仰的神圣性，其实是人有意的赋予，虽然人并不是为了赋予而赋予。

信仰并不因人们期望而带给他们期望的结果，但这并不影响人们去信仰，惟一解释是：信仰本身是人的功利动机的创设，它的存在已经是对人追求幸福的一份贡献。信仰诞生于俗世，因为俗世人的生活而存有意义，它是功利的产物，是人类追求幸福的道路上自备的最轻便的协助者。

法律是能够被信仰的

正因为功利性是人的天然本性，信仰以其内在的满足人类功利心的价值而被人类崇尚和追逐，信仰无疑也是功利的，是人的功利本性的产物。因此，信仰可以选择公理、真理、主义、宗教等等，一切可以期待给人们带来物质上的利益或是精神上的安慰的事物作为对象。

所以，我们不能将目光停留在恶法或者说法律不够完善的因素上来讨论法律可否被信仰。我们所讨论的理所应当是真正的法律，即是能够带给人们公平、正义、秩序和幸福的“善良”的法律。而当我们衡量法律的“善”“恶”以探求它是否能够被信仰时，应当注意：首先，法律的目的不是为了惩罚，惩恶扬善只是法律维护秩序的方法和手段，创造良好秩序才是法律存在的目的与意义，这也是法之“善”的所在；从这个目的出发，法律理所应当地应该包含正义的价值，因为缺乏正义的秩序不是真正的秩序，也是不可能长久的；尽管法律以其正义的素质为追求良好的秩序而努力，但是，法律毕竟是人为创造，任何时期的立法者都受到法律固有性质和立法的主客观方面条件的限制，所以法律不论多优质都难以尽善尽美。但这并不抹煞法律的“善”，不仅因为其正义的价值因素不因其瑕疵而丧失，更因为我们可以通过不断的实践和探索使立法技术得以进步，进而使法律得到不断的进化，它必朝着人们期望的方向发展，越来越彰显其“善”的本质从而越来越易于被人们所信仰。

法律不是为了惩罚。法律的惩罚性使其似乎总是以一副“恶”的面孔出现在人前，法律存在是为了惩罚违反法律的人――这是人们对于法律最大的误解。法律的惩罚功能无疑不可或缺，但这只是法律的一个侧面，甚至是一个很次要的侧面。因为这并不是法律存在的目的。

就算是在法律惩罚那些藐视并破坏被大家所认可的价值的时候，它更多地也并不是着力于那些破坏者，因为破坏者是极少数，他们背后是大量因他们被惩罚而获得幸福的人们。这样的人们不能不去信仰给他们带来幸福生活的法律。

法律包含了公正的价值。一般地理解，法律是用来定纷止争的，法律解决俗人的事务。人类的世代延续不止是自然生命的简单继续，更是文化与社会精神的传递。如果说先民通过最初的实践发现了法律（那时可能只是习惯）的价值并信仰它，那么这一事实后来通过人的世代繁衍被保留了下来，人类的文化极易使它并不是作为条律化的文本或者固定的一套行为模式被遵守和保存，而是作为一种精神意识，在个体的成长过程中潜移默化地被接纳了，对法律的信仰于是得到了继承。

法律在不断“进化”。法律不是上帝的恩赐，出自人手的法律是人的理性生出的成果，它不可能从诞生之时就完美无缺。人类实践的深度和广度，影响了他们对于制度设计与公平正义等价值的追求；制定者本身的利我心理也影响法律的质地。但是，法律在社会能够包容其缺陷的范围内发挥着它的作用，这本身说明人们有并且应该有对法律缺陷的消化能力，这并不抹煞构成法律本质的那些良好价值的功能，也便抹煞不了人们对于法律的总体信仰。更为重要的是，决定法律存亡的并不是当权者，它被制定出来，并不被当权者所收藏，而是要作用于俗世大众的。大众对法律的回应是其对法律的淘洗，其中不善良的成份最终必然退出法律的领地，法律是制定者与遵守者互动的成果，在这个意义上，没有人是单纯的制定者或者遵守者，所以人们共同创造了法律，只是大家的角色不那么相同。正如一味加重刑罚并不能更好地抑制犯罪，所以死刑的存废引起人们的思考一样，法律的任何瑕疵都将暴露在大众的视线下最终被剔出，而不会作为当权者的利己工具。尽管不那么好的法律存在是事实，但是那并不代表法律的本质。“法律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而是一种实践理性”④，一方面，它以其相对广泛的合理性保护社会共同价值，另一方面，在保护的同时又随着人类自身实践的深入而不断做着完善自己的工作。它带给人们现时幸福的同时，以其不断完善的努力带给人们更大幸福的期望。所以法律终归是人的理性的杰作，可能并且应当被人们信仰。

结 语

一定时期的法律基于社会各方面条件的欠缺以及立法者立法技术及经验的不足等等原因，或多或少存在不令人满意之处，但是，作为社会总体价值的保护者，法律又自有其优良的本性，它是人们理性的选择，并将会因人们的理性越来越完善，它能够并且应当被信仰，也必定会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尊崇与信仰。（作者为南京审计学院法学院讲师、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注释

①［美］哈罗德・J伯尔曼著：《法律与宗教》，梁治平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页。

②张永和：“法律不能被信仰的理由”，《人大复印资料（法理学法史学）》，2006年第8期，第12页。

③杨思斌：《功利主义法学》，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年，第1页。

法律信仰范文第5篇

【关键词】法律；信仰；工具；传统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3-112-01

“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这句话出自美国人哈罗德·伯尔曼的《法律与宗教》一书，后来梁治平教授译成中文后，在中国法学界引起了很多争论。若要法律得到遵守和信任，“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将形同虚设”。“没有信仰的法律将退化成为僵死的教条……而没有法律的信仰将蜕变成狂信”。很多学者认同伯尔曼的法律信仰观点，并对此提出法律信仰的必要性及如何才能被信仰。但也有少数学者发出反对的声音，认为这个命题在西方可能是假命题，而在中国却根本不能提倡。

一、学界关于法律信仰的争论

（一）法律不能被信仰的观点

目前持反对法律信仰观点的学者不多，主要以张永和教授为代表。张教授认为，“法律信仰”是一个错误的命题。第一，他认为伯尔曼法律与宗教勾连的判断不适宜中国。在中国，从渊源上讲没有伯尔曼所说的法律与宗教影响和作用。中国现阶段更多表现出来的是对新规范的不适应和对待法律传统态度的不能扭转，而不存在宗教和法律勾连问题。第二，张教授认为，法律不具备被信仰的品质，法律不能被信仰在于法律不能成为被信仰的对象。第三，法律至上不等于“法律信仰”。法律是权威，信仰与权威这两个概念互相不能推设，信仰是彼岸，而权威是现世的。

（二）法律须被信仰的观点

伯尔曼认为，认为“法律不仅是世俗政策的工具，而且还是生活终极目的和意义的一部分”。多数学者对伯尔曼的这种观点表示赞同，并提出我国的法律工具主义和当前的社会风气等原因造成现今中国民众法律信仰的缺失。对法律来说，需要有一个人民对法律尊敬、服从的神圣原因，这个原因必须是人民自己所承认接受的终极信仰，否则，法律将是苍白无力的。而我国目前面临的严重问题正是社会民众普遍的法律信仰的缺失，这种法律信仰的危机将严重影响我国法治化的进程。

对于在中国如何培养法律信仰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例如：树立“法律至上”的观念，完善立法，加强立法的亲和力，增强公民权利意识，构建公正的司法体制，降低诉讼成本，加强法律宣传教育等。

二、对法律是否须被信仰的思考

（一）法律可以被信仰

第一，从法律信仰本身来说。伯尔曼反对法律工具主义，认为“法律不仅是世俗政策的工具，而且还是生活终极目的和意义的一部分”。相对于反对法律信仰者将法律仅看做是规则而言，更同意伯尔曼的观点。法律本身就不只是一种工具、一套规则、一种权威，法律有着更深层次的意义，它内在于人的全部生命和人类的精神生活，具有神圣性。现今，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中国的法治化也越来越完善，我们并不缺乏能够被信仰的有力的法律，而是缺乏人们对法律的内心信仰力。

第二，从中国的传统来看。据载，东汉末年，烈女赵娥为父报仇，用手扼死仇人，法官敬佩她的勇气和孝行，示意她逃走。然而赵娥拒绝了，她不愿意这样做，她说：“匹妇虽微，犹知宪制，杀人之罪，法所不纵，今既犯之，义不可逃，乞即刑戮，陨身朝事，肃明王法。”表明中国古代法是深入人心的，其法律信仰已经取得公众的普遍接受。因此，我们不应该以中国传统上法律信仰的缺失作为我们不信仰法律的理由。

（二）法律必须被信仰

第一，从当前的社会风气致使法律信仰缺失的后果来看。在中国当前的社会生活中，存在着权大于法、情大于法的现象。由此导致许多法律处于虚置或半虚置的状态，形成了“有法无法一个样”的法律虚无主义观念。“美国人尊重法律，美国人爱法律如爱父母”。如果我们也能有这样尊重法律、信仰法律的精神，相信法治理想不久便会得以实现。

第二，从当前守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来看。目前法律被制定出来后，很多人不是发自内心的去尊重法律、遵守法律，而是想方设法的去规避法律，尤其在律师之中，这种现象更是普遍，因此，我们也要重视铸造法律职业者的法治精神。另外，我国民众接受法律的基础非常薄弱，法律在很大程度上被看作室与犯罪、刑罚有关的东西，只要自己不杀人、不放火，似乎法律就与自己无关。因此，我们的法治建设过程中必须培养法律信仰的观念，这样人们才能在现实生活中自觉地增强法律意识，自觉地守法。

三、结束语

法律信仰范文第6篇

关键词：法律信仰；意识；法的精神；理性自主

中图分类号：D920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7）03-0105-04

自梁治平先生于上世纪90年代译进伯尔曼教授《法律与宗教》一书以来，“法律信仰”的激烈讨论，延至本世纪初，已逾25年之久。支持论者与反对论者各据其理辩驳不休。“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1]7这一命题，如箴言、如救命稻草一般让人寄予甚多的希望，而事实或许不尽其然。本文拟就相关问题再作探讨。

一、文本与语境：“法律信仰”一词的前提审视

一个词语总是要表达一定意思的，而这个意思只有在具体的语境中才能获得真实而确切的意义（或含义），这便是文本与语境效应。因而我们也就有理由且有必要对《法律与宗教》一书进行重新审视，以探寻该词（法律信仰）或该命题（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将形同虚设）与中国当代语境契合与否这一前提性问题。

伯尔曼认为，西方人正经历着一场整体性危机（integrity crisis）， 而这种整体性危机已经出现了一些主要的征兆， 比如对法律的不信任， 这种情况不仅仅存在于广大的民众之中， 也存在于立法者和司法者中。[2]他对此的回应便是“法律必须被信仰”。这一命题不仅重新唤起了人们对信仰之维的重新认识，而且还将法律重新置于与指向之物等同的神圣高度。①且先不论“法律信仰”一词本身是否合乎理性，单就作者所言的“整体性危机”就值得商榷。这一危机在有几百年法治传统的西方或许存在，在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建设才短短几十年的中国谈论“整体性危机”不免对自身的发展程度显得过于自信了。如张永和教授所言：中国并不存在西方社会所谓的“整体性危机”，中国社会今天的现状实际上是任一社会在转型时期所必须面对的。[2]我们的问题在于法律如何有效地适应不断变化、发展的现实社会生活，迎合人们对于稳定生活的期待继而构建起对人们生活有保障的外部秩序，从而有力地解决有法不依的现象。自始至终，它就没有、而且也不应该被赋予西式语境下解决“整体性危机”这一使命。

除此现实语境之外，更为重要的一方面在于法律信仰的“精神基础”。在中国如此谈论法律也只是近几十上百年的事情。在中国近两千年封建社会占据正统地位的儒学那里，法律（或者说刑律）所要追求的是一种和谐的大同社会，表现在法律方面便是“无讼”，因此法律上千年来始终未能发达起来而处于略显尴尬的境地。号召人们“为权利而斗争”的景象在中国古代简直就是伤风败俗。西方则不同，它一直秉承着“上帝之物归上帝，凯撒之物归凯撒”的二分哲学理念，但这二者之间又是彼此相关的两个不同方面。如伯尔曼所言“没有的法律，会退化成为机械僵死的教条。没有法律的宗教，则会丧失其社会有效性”。[1]5这种理念，使现实的法律获得了某种超验的性质，即获得了被信仰的可能性；同时也使宗教所昭示的美好理念――如正义、平等、幸福、善等――得以在法律中给予实在的表达。不仅使法律得以真正的遵守、执行和维护，而且也为法律信仰留下了应有的地盘。相较于西方的二元论，一元论算作是中国古代思想的主流哲学基础。中国法律不仅被打上了伦理、刑罚的烙印，更刻上了公法之学、义务之学的深深印记。重义务而轻权利，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要人们“寓以义而不是寓以利”。现实表明，不附带利益的信仰对于人们来说是束之高阁的说教，庙堂之外的人甚是厌倦。因此，西式法律性的宗教和宗教性的法律来到中国，不免水土不服。

显而易见，中西方语境下的法律信仰（如果说中国有所谓的法律信仰问题的话）是有不同的“背景”的，@便是我们对“法律信仰”的前提审视。探讨法律信仰这一问题如若脱离了这一前提，必将造成中国论者始终囿于西方法律命题来解决中国现实问题而终不得其法的尴尬局面，甚至还会是西方话语对中国现实的再一次侵袭。本文力图将法律信仰一词置于这样的背景之下予以重新的认识和界定。

二、信仰发展的三个分期及比较

有学者通过研究得出，信仰的发展经历了三个分期。最原始：图腾――习惯法信仰时代；中世纪：神灵――宗教法信仰时代；近当代：理性――国家法信仰时代。[3]

不成文的习惯法（或者说风俗习惯、村规民约）点点滴滴皆来源于与人切实相关的现实经验生活，因此之故，它一开始便牢固地将人“绑架”。尤其在祖祖辈辈不离开那一亩三分地而注重实践劳作的中华民族这里，这种规范的力量更加不言而喻。主体发自内心自觉自愿的认可必定是极其稳固的，甚至具有不证自明的合法性。习惯法，这种现实力量来自于祖辈世代相传的连续性，它也因历史的连续而获得了普遍的权威和人人彻底服从的回应。诚然，像电影《被告山杠爷》中的村规民约至今仍然在少部分地方发挥着基本的规范作用，特定范围内的人民像恪守祖训一样对它始终遵守、信奉。宗教法或宗教教义表现为信仰的第二个时期，它承诺予人公义、爱，以及美好的“上帝之城”，从而获得信徒的皈依。较之于习惯法，它并不是“呈块状式”的不同的分布着，它的目光一开始就投向了世俗中的所有人。如基督教经典《上帝之城》是针对这个世俗国度而言的，上帝要拯救的也是世俗中的所有人，因而与每一个人都具相关性，所以也就更加抽象了。最初的信仰似乎总是和宗教显得更加紧密相关。②人有现实的渴求，“救世主”对人必定有积极的许诺，而后才会有人的皈依和信仰的问题，因为信仰也必须是一个“互动的过程”，而绝不可能存在一个单向度的信仰。昭示理性伟大胜利的国家法魅力大不如从前，它更多强调的是一种规范。凯尔森的法律规范理论以及哈特的法律规则理论便是这种表征。此外，法律现代化是现代化的组成部分，按照韦伯的观点，现代化是一个“祛魅的过程”。因此，现代国家法不再像之前的规范那般具有浓厚的神圣色彩。法律信仰一词似乎充满了人们对现实的情绪而诉诸于美好的“信仰时代”。

不管是原始习惯法信仰时期还是宗教法信仰时期，都不能简单地说是对“原始习惯”“宗教教义”本身的信仰，而是对其背后所承载的某种意义、价值或利益的普遍接受、遵从及自愿为之践行的意志。因此，对于法律信仰之对象――法律――的理解，必须是广义的甚至是泛化的，而且非此不可。按照一般教科书对法律的概念界定，可以得到以下几点基本认识：国家意志性（掌握国家政权的统治阶级的意志）；权利和义务；专门国家机关制定；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法律是琐碎的，它指向人的外在行为而非内在心理活动。③除此之外，法律，尤其是狭义的法律只是一个逻辑体系，是实证的。而信仰之维既指向人的内心又指向外在的行为，当然，最重要的还是人的内心。最后，提及法律信仰时，正常思维下对“法律”一词的理解便是那成百上千冷冰冰的法律条文，无法想象如何去对一条条由逻辑规范架构而起的法律条文进行神圣的信仰，如无法将“享有外交特权和豁免权的外国人的刑事责任，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1条）当做信仰一样。刘旺洪教授同样讲到：“法律信仰不同于对现行法律规范的信仰。”[4]9因而由“法律+信仰”简单组合而成的“法律信仰”一词似乎显得很不适。如果真的要谈论这一话题，或许将其表述为“法律精神信仰”更为贴切，因为“法律信仰”要与“习惯法信仰”和“宗教法信仰”平起平坐，首先要满足的便是信仰所指向之对象的某种意义相似性。

三、对既有法律信仰概念的分析

前文从历史的角度对法律信仰之对象进行了简要的说明，但若要真正认识法律信仰一词，运用比较法的方法，从横的方面对既有法律信仰概念进行比较分析与相关性分析也是大有助益的。

一般学者对法律信仰的定义至少有以下两种进路：第一种，从信仰到法律信仰。法律信仰是信仰诸多形态的一种，也借信仰本身所具有的崇高来提升法律信仰的身价。代表者有刘旺洪的《法律信仰与法制现代化》、陈金钊的《法律信仰――法治社会的精神要素》等。④第二种，将法律信仰与民族国家联系起来予以说明。许章润教授在《法律信仰与民族国家》一文中，将其定义为“一种世俗的公民理想和大众忠诚”。[4] 84在该文中，许章润着重论述了“法律信仰实即对于民族国家及其文明价值的忠诚和倚重”，它的本质乃是倚重“法律爱国主义”，在当下便是“宪法爱国主义”。[4] 83-111这种从政治、国家、集体主义层面的审视是我们考虑法律信仰之定义时应予衡量的因素，但同时也是学人该警惕的一个因素。

针对以上代表性的观点，笔者表达以下几方面的意思：首先，不能忽略光鲜的法律信仰背后的利益因素，这是理性人之行为的无意识前提。其次，尽管地缘政治下公民都要生活在具体的某个国家之中，但并不能因此而着重强调一种“大众忠诚”。解决有法不依等问题的关键在于“依法办事”即守法，而不能将信仰――一种理性自主的选择意志――上升为一种政治式、服从式的“忠诚”，这将会导致狭隘的爱国主义情结，甚至是法律虚无主义。最后，信仰并非意味着永恒，彼时信仰并非此时也信仰，现在信仰并非今后也信仰。人有自主选择的自由，而保证这种自由是比信仰本身更具价值的。人们之所以信仰，永远排除不了这背后的自由诸因素，要求人们戴着脚链愉悦地舞蹈不免显得滑稽。

除了对既有的一些概念的认识外，我们还有必要对一些与“法律信仰”具有相关性的表述进行简要的比较，以深层次地认识究竟何为“法律信仰”这一令人头疼的问题。

首先是法律信仰与法律权威。现在的人更愿意相信法律的权威来源于法律是国家制定和认可的，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人们在不服从法律的规定时便要面临法律的惩罚这一感性认识。权威总是和权力以及服从等因素相勾连，这是一般人的正常思维，但信仰可能在一开始便抛弃了这些强制性的因素。因强制而建立的信仰便是掩盖了怀疑因素的虚假信仰，也不能称其为信仰。如叶芝所言：“我们不能靠掩盖思想中的怀疑因素来建立一种虚伪的信仰。”[5]也会有人由衷地认为，法律的权威来源于法律所承载的公平、正义及和平等意义因素，继而愿意接受法律的统治。但就现在我们所讨论的问题而言，或许我们更愿意接受这一认识：法律信仰本身就意味着一种权威，而对法的信仰状态更是法律权威的突出显现。

其次是法律信仰与法律意识、法律信任以及法律遵从。法律意识是信仰最为基本的前提。法律意识又分为几种不同的层次：法律心理、法律观念、法律思想体系。一般而言，法律信仰可以比拟于法律意识的最高层次――法律思想体系。但法律意识并非意味着对法的信任及遵从，遵从法律的人并不一定信任法律，有可能出于一种情非得已的无奈或功利的考虑。但信仰法律的人对法律的信任和遵从却是其题中之义。

四、“法律信仰”的重新阐释

通过上面的前提阐释及纵横分析，笔者意欲对“法律信仰”一词做出如下阐释：法律信仰是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社会主体基于其自身的感性经验和理性自主选择而对良法之精神的一种自觉自愿的意志，继而实现的主体与客体（良法之精神）之间有机互动的相对稳定的状态。下述几点为该阐释中的几个核心指向。

其一，法律信仰的ο笫橇挤ㄖ精神，而不是法律。笔者所谓的法律信仰之对象绝不是一般的法律条文也并非一般人所谓的法律。这里所讲的法律信仰对象，谓之为“良法之精神”，是在引用和借鉴自然法意义上的对于法律的认识。按此观点，法律必须体现自然的理性，也即要体现善、正义、平等、秩序等价值旨趣；这些价值是存在的，也是人们能够追寻得到的。它通过现实的法律得以较为实在地表达，也只有表达了这些价值的法律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律，若非如此便不成其为法律。但这样的法律――良法――依旧不是这里所谓的法律信仰对象。既然将法律已经提到了自然法这一高度，那我们有必要将其对象也提升至法的精神这一层面，或许这样才能互相匹配。如笔者上面分析一样，对具体的法律条文而言，涉及的是人的认识态度和行为遵从问题。而只有对良法的精神，我们才够得上去谈信仰与否的问题。当然或许有人会有这样的疑问：比法律条文更宽泛的法律原则――如刑法中的罪刑法定、适用刑法平等、罪刑相适应三原则――也是可以信仰的，但似乎与该表述不尽相同。诚然，笔者并非否认以上述三原则为代表的诸多法律原则能被信仰，而是要对蕴含在这些原则背后的价值――比如说民主、人权的保障――加以强调，这也是诸如此类的原则所要承载的意义所在。

其二，法律信仰存在着“感性”与“理性”的区别。在这里，笔者试图通过区分两种不同的法律信仰类型――“感性法律信仰”和“理性法律信仰”――来进一步说明法律信仰的一些问题。这里所讲的感性法律信仰是笔者对普通大众对法律信仰状态的表述。在很大程度上，法律对普通老百姓来说就是一个用来打官司的工具，除此之外了解甚少甚零散。对于这样一群人而言，笔者很难相信会有一种对法律的信仰状态存在。官司打赢了，觉得自己的利益得到了保护，继而也愿意对法律更亲近，觉得“还是法律好”，这是一种对物的倾向性问题，是一种最感性的心理表征。就算要对之强加以法律信仰的表述那也只能是一种“假的法律信仰”。“真的法律信仰”离不开一种感性经验的成分，但更主要的是有一种理性选择的因素在其中。这种真的法律信仰状态很大部分只存在于从事与法相关的具有较丰富的知识储备的人群之中，如法学家、立法工作者、法官等。他们始终秉承着这样的理念：正义是法的本质，维护公民的权益是法律的义务。如立法工作者会想方设法使法律制定得更加公平和符合正义的要求，法官会尽最大努力使每一个案件都显现着法之正义的精神。这种追求就是其内心法律信仰之意志的外在显现。不明所以的“信仰”尽管虔诚，但也很无知。这种无知甚至还会侵染他人的感情，而直至一种群体的愚昧和暴力。因此，我们有义务提倡一种真的信仰状态。

其三，法律信仰的提法应更加凸显作为信仰主体的“人”这一因素。除上述两点之外，我们或许还应强调，理性主体自觉自愿进行选择的意志自由及意义。毫无疑问，法律信仰问题的发展背后必定隐含着人们对现实的某种期待或者说某种特定的利益。如姚建宗的《信仰：法治的精神意蕴》、许章润的《法律信仰与民族国家》、刘旺洪的《法律信仰与法制现代化》等，这些文章之中都透露着一种将法律信仰视为某种现实目的（或法制现代化或爱国主义）的工具倾向。的确，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缺少不了对法律的这种高程度、深层次的意识，但这并不是抹杀主体自由选择意志的藉口。正如苏力所言：“信仰就如同爱情一样，你无法强求获得，他必须基于人们的自觉趋从、身心的依赖。”[4] 135-136近代以来，对人的强调，对人的主体性的强调自然是不言而喻的。但我们会很惊讶地发现：在当下法律信仰论者对法律信仰的讨论和强调之中，我们似乎很难发现有一个作为法律信仰的主体――人或者说公民――在其中。要么论述法律信仰的意义及价值等，要么论证法律信仰如何形成等，“人”被隐蔽了。这一切似乎在显示这样一个集体的无意识：对法律的信仰是你应该具有的！这不免忽略了太多的因素而带有强制性的色彩。而事实却是，主体既有选择的自由，也有不选择的自由；几乎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一个法律的信仰者，也同样可能成为一个法律虚无主义者，[4] 135这样的张力是必须存在的。每个人都有权利对自身的利益进行表达和追求，这是人之行为最初的出发点。

笔者的初衷是欲对法律信仰这一中式西语之词做出自己的阐释和理解，自然也是想得出一个确切的答案，但对概念的界定也就意味着限定。因此，不免觉得对它的理解显得很困难、片面。尽管更倾向于运用“法律精神信仰”“法治信仰”等词语，笔者在文中却依旧采用大众言及的“法律信仰”这一提法，其内涵无疑已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信仰是不证自明的，抑或说越证越不明，它不是一个精确的科学问题，但这并不能妨碍我们的理解。若于大众而言，这种提法变成了过高的要求而无所适从的话，那诸如“法律遵从”“法律意识”等提法都是可取的，如果只面向解决现实问题之维的话。

注释：

①当然这里有一个隐含的前提，即西方语境下的法律与宗教有着紧密的联系，中世纪的宗教教义甚至就是必须遵从的法律，世俗王国的法律也只有通过上帝在人间的代表准许后才能获得本应有的效力。

② 笔者之所以认为不是凸显在图腾时期，是因为那是主体的一种单向活动，仅仅只是一种崇拜，附带信仰的因素还很微弱。

③ 以张文显编《法理学》为例，其定义为“由国家专门

机关创制的、以权利义务为调整机制并通过国家强制力保证的调整行为关系的规范，它是意志与规律的结合，是阶级统治和社会管理的手段，它是通过利益调整从而实现某种社会目标的工具”（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1）尽管信仰可能会有沦为工具的危险，但信仰定不会一开始就对工具信而仰之的。马克思在论及法律之时也说，“对于法律来说，除了我的行为之外，我是根本不存在的，我根本不是法律的对象”，这也是对上述观点的很好佐证。

④ 前者将其界定为“法律信仰是基于社会主体的公平正义的理想和秩序需要的理性认识和情感体验的产物，是长期的人类法律实践经验的积累和理性思维活动的结晶，是人类把握社会法律现象的特殊方式，是社会文化系统中各主观因素的有机整合和高度提”。一百多字的界定中表达了作者对法律信仰内涵的四个方面的认识。后者将其界定为“社会主体对社会法的现象的一种特殊的主观把握方式，是社会主体对社会法的现象的理性认识基础上油然而生的一种神圣体验，是对法的一种心悦诚服的认同感和依归感，是人们对法的理性、感情和意志等各种心理因素的有机综合体，是法的理性和激情的升华，是主体关于法的主观心理状况的上乘境界。”参见许章润.法律信仰：中国语境及其意义[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12.

参考文献：

[1]伯尔曼.法律与宗教[M]. 梁治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2]张永和.法律不能被信仰的理由[J].政法论坛，2006，（5）.

[3]谢晖.法律信仰的理念与基础[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

[4]许章润.法律信仰：中国语境及其意义[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法律信仰范文第7篇

【关键词】社会冲突；法律信仰；社会秩序；法律秩序

【作者简介】梁栋，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博士研究生；戴锐，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法学博士，博士生导师，江苏南京210098

【中图分类号】DF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13）07-0093-05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深入发展和社会全面转型，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不断呈现为新的现象，体现出新的特征。由于社会冲突通常涉及法律问题，并以法律的途径加以解决，必要且正确的法律信仰有利于民众在社会冲突中实现行为的取向校正和自我规约，反过来，民众的法律信仰也会由于社会冲突而遭致毁坏，或得到强化。由此足见，社会冲突与民众对于法律信仰有着紧密的关联。笔者拟以社会冲突作为基本的社会情境，对民众的法律信仰的形成、作用及其发展进行初步思考。

一、社会冲突情境中法律信仰的必要性

在一般意义上，所谓社会冲突，是指社会主体之间由于价值观以及各自的利益差别而产生的对立性的社会互动行为。社会学家刘易斯·科塞把导致人们形成冲突意识的原因分为两大类：（1）物质性原因，即由于物质利益、经济利益而产生冲突；（2）价值性原因，即由于价值观或信仰等非物质性因素而产生冲突。我国社会学学者李培林所持观点与此类似，认为社会冲突按照其主要成因可分为工具性冲突、价值性冲突两类，并继而指出，“近年来的社会冲突。越来越多的是因利益诉求而起。其基本的目标也是有限的利益诉求”，“利益格局变动本身尚不足以导致冲突行为的发生，由利益变动导致的不公正感和生活满意度下降才是导致冲突行为产生的直接根源。”具体地说，权力争夺和滥用、社会不平等、不正当的社会竞争、价值观念的差异与社会误解等，都是社会冲突的重要原因。但从本质上说，利益冲突是人类社会一切冲突的最终根源，其他非利益冲突也会通过利益冲突的形式体现或解决。

尽管有些社会冲突直接源自并表现为意识形态和人们的价值观念的冲突。但更多的社会冲突源自与利益相关的权力运行、资源分配、机会剥夺等社会原因，前者会反映在一个社会的法律价值观和法律生活取向之中。后者则与法律规则的运行直接相关，其解决也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法律的运行。法律信仰的根本在于对法律所追求的内在价值理念的认同感以及法律正常发挥作用的可能性的肯定、信任的情感状态。在这种信仰状态下，主体在对社会现象进行理性认识时，就会主动发现法律的价值取向与主体内在价值追求之间的契合关系，对法律油然而生的一种神圣体验。自觉地认同、信服、依赖、尊敬法律。并将之作为行动的指南或榜样。在发生社会冲突时。不同的社会冲突类型本身就包含着与之相适应的冲突方式，尽管在社会冲突诸类型中，文化冲突的解决一般不需要法律参与作用，但它往往会转化为首先冲突乃至政治冲突。在当前法治社会建设进程中。政治冲突和经济冲突大多需要通过法律的途径加以解决，道德冲突终究会与利益相关，最终也会诉诸法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法律信仰对于社会冲突的解决十分必要。

社会冲突的解决依靠人们的法律信仰，而不能仅仅依靠对党和政府的信任，更不能依靠非法的自力救济。只有法律信仰能够引领人们选择法律途径解决社会冲突。从法社会学视角看。社会冲突必须依靠法律的精神导向和制度规约两方面的力量加以解决，因此，就必然需要民众具备法律信仰，社会冲突的解决方案的提出也蕴含着法律信仰。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诉诸法律就等同于一味地强调诉讼。法社会学往往习惯于从现存社会制度和社会秩序出发理解冲突的性，将社会冲突视为消极的存在，严重的社会冲突都危及着统治秩序或法律秩序的稳定。基于这一认识。以抑制或解决冲突为最高宗旨的诉讼机制也被视为最具有现实价值的，诉讼的任务正在于，它能为解决冲突并抑制后续冲突的发生提供一种常规性手段。在有的学者那里。“通过武力来解决冲突是人类自发的和本能的行为，随着社会的发展，以法律程序取代武力的方法解决冲突成为历史的必然”。可以说，“司法是解决社会冲突的终极途径”。不过，在笔者看来。非诉讼的法律途径同样重要。甚至比诉讼的渠道更为重要。这一认识恰恰建立了社会冲突与法律信仰之间的必然联系。没有法律信仰，就既无法在试图解决冲突的各方之间达成共识，促成冲突的顺利解决，也无法使民众实现对法律过程的认可，冲突解决方案就难以产生公信力。

法律信仰还是法治社会秩序的精神支柱。“在没有形成全民族的真正的法律信仰之前。我们不可能期待真正的法治的落实。……法律从制度落实为民众的自觉行动，从外在的法律强制化为内在的心悦诚服。从个体的信仰演变为大众的普遍信仰。从远离和游离于法律到切近和捍卫法律的生活样式的根本改造，都需要法律信仰的培育和确立。”法律的实施需要有国家的强制力作后盾，在社会冲突情境中，这种强制力尤其重要。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冲突的解决需要冲突各方以及冲突的调解者或解决方案的提出者都具有高度的法律信仰，这种冲突解决才会导向良性的法治秩序。反过来，人类发展的历史表明，要建立一个良好的社会秩序，也不能仅仅依靠政治体制、法律体制的运行，更为重要的是民众在内心对某一种法律的敬重、信仰，这种信仰既可以对人们的利益行为产生自我抑制作用，同时也会为民众在公力或公助救济之外寻找合法的自我救济之路，从而减少社会冲突的发生几率，降低社会冲突的强度和对社会秩序的破坏性。

二、社会冲突对民众法律信仰的消极影响

关于法律制度与社会冲突在社会运行中所具有的功能，陈信勇曾以四项命题加以说明：“社会冲突能促成法律制度的产生”；“激烈的社会冲突可能导致法律制度的解体”：“法律制度能调整社会冲突”；“法律制度能预防或转化社会冲突”。法律信仰与社会冲突之间的关系也遵循法律制度与社会冲突之间关系的一般原理。并通过该原理发生其积极或消极效应。也就是说。社会冲突既能促进法律信仰的形成，也可能导致法律信仰的解体或崩溃；法律信仰既有利于预防、转化或解决社会冲突。也可能直接引发社会冲突。

社会冲突的积极作用，是西方社会学理论中较多学者主张的观点，也是一个已为不同政治形态的社会的现象所证实。这种观点实际上也有利于培养人们对社会的辩证认识和理性的宽容，但是，对于这一观点的接受。更必须有主体的法律信仰作为基础。无论是在国家权力的执行者还是在普通民众那里，社会冲突总是针对现行秩序的一种破坏性力量。也正由于此。过去人们常将社会冲突与政治联系在一起。把冲突视为威胁现存社会制度的重要因素，视为社会病态或危机的征兆，因此强调必须严格通过社会控制手段加以解决。然而，还须认识到，“正确对待和化解冲突，冲突则可能成为进步的一种动力”。“冲突固然可消耗社会资源、造成社会震荡等，但同时还具有社会整合、预示民情等安全阀功能。特别是小规模的、局部的、强度与烈度不高的冲突往往会成为有效的社会整合手段。”不过，由于这一观点带有明显的工具理性的色彩，且可能影响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性地位，在很多人那里都难以获得认同。通过研究可以发现。越是具有坚定的法律信仰者，越可能对这一观点持肯定态度。

但是，我们更应该密切关注社会冲突的消极作用。无论是马克思，还是韦伯、齐美尔、达仁道夫，都强调了社会冲突的必然性，并特别关注了社会冲突的结构性条件以及客观对抗关系的主观认识对于冲突发生的重要性。然而，并不能因为承认社会冲突的必然性而忽略社会冲突的消极影响，放任社会冲突的发生。

社会冲突对民众的法律信仰的消极影响，首先在于社会冲突对法律秩序和社会和谐的破坏会动摇法律信仰的社会基础。一起社会冲突的发生，往往意味着。或者客观上存在着法律上对另一方的权利、利益产生侵害或剥夺的事实，或者在关系认知上体现为这种“事实”，也即，他人或公众会认为存在该类事实。在这种情况下，民众的关注焦点可能会受到冲突情境的影响。转移到法律的界说和行动上来，把不涉法的问题法律化，把在法律上本来很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或者关注冲突的解决是否公正、合法或存在潜规则、偏私，或者关注政府在整个冲突事件中的作为、政府对媒体的态度等问题，以强调政府行为的公开性、透明度。由此可见，无论冲突能否得到合理的解决，政府和国家司法体系的权威性、公信力都会面临质疑和挑战，民众的法律信仰也会因此出现动摇。而一旦民众得到与其社会期待不相符合的结果。会很快形成相反的信念，法律信仰即已动摇，甚或彻底崩溃。这也正是社会冲突发生后为何会出现谣言并迅即广泛传播的原因。

社会冲突即使得到合法、合理地解决，且处理方式为民众所接受，社会冲突仍然成为民众难以产生法律信仰或者法律信仰出现动摇的重要原因。这也正表明社会冲突对法律信仰具有不可避免的消极影响。社会冲突固然有促成产生主体间的联合和调整冲突的规范的作用，但激烈的社会冲突可能导致一定范围的社会结构的解体。社会秩序的破坏以及法律秩序的瓦解。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安定和谐的社会环境是其社会理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民众对法律体系及其运行的合理的心理期待。生活在冲突不断发生的社会环境中，民众会自然产生安全感的危机，并对法律能否有效地发生作用、司法和行政体系有无足够的应对社会冲突的能力产生怀疑。尽管法治不是万能的，但民众却期待法治能够“包治百病”，因此，当社会冲突的乱象导致的民众对国家法律体系的能力质疑时，法律信仰便无由产生，已经确立的法律信仰也会岌岌可危。

目前我国社会中还有一种特殊形态的社会冲突，它们常由一些社会冲突虽由利益矛盾引发，体现为集群行为或。但这些冲突却具有无直接利益矛盾或利益矛盾不明确（包括主体不明确、利益诉求不明确）且易因大众传播而扩大的特点。类似2008年贵州瓮安事件的一些影响恶劣的大体具有相同的特点：对群体性冲突的发生缺乏应有的预期，冲突的参与者身份各异且无确定的范围，没有特定的冲突对象和确定的利益诉求。近年来发生的这种由普通的偶然事件引发的社会冲突日益增多。它们往往直指社会的法治秩序，如果冲突的解决方式、结果不当或不能令公众满意。会严重地损及民众的法律信仰。

此外，法律信仰本身的冲突也是社会冲突对于民众法律信仰的形成和巩固、强化的一个消极影响源。正如谢晖所言，“法律信仰是一个观念信仰与行为信仰合一的概念”。法律信仰冲突也相应地表现为“观念层面的法律信仰冲突”和“行为层面的法律信仰冲突”，尤其是，法律信仰冲突又往往由“包括法系冲突、立法冲突和司法冲突”的“法律制度内冲突”所导致，因此，当社会冲突引起对法律制度本身的反思和质疑时，社会冲突即会引起法律信仰冲突。从而危及民众法律信仰的形成和发展。

三、社会冲突情境中民众法律信仰的重建

法律信仰的形成，必然也必须以民众的权利意识为基础。在社会冲突情境中。民众的权利意识会得到突显或增强。民众的权利是一个法律体系的核心构成，一部没有权利内容、权利保障不力的法律，不可能激起公众对它的渴望。应该说，公众的权利意识和法律信仰是一种相互促动的关系，权利意识的增强必然会导致社会公众对法律的认同、对法律所含的价值的褒扬，从而萌生出基本的法律信仰；另一方面，对民众的法律信仰给予认同和鼓励，也会引发起社会公众对权利意识的重视。民众不需要精通法律，但必须具有明确、强烈的权利意识，也必须具有对法律的正义性、法律的程序价值的信仰。社会冲突既反映着一个社会中民众的法律信仰状况，也对民众的法律信仰水平有着更高的期待；既可能由于冲突之影响的不当扩展而毁坏民众的法律信仰，也可能在冲突的正确解决中巩固民众的法律信仰。法律信仰是两个方面的有机统一，一方面指主体以对法律的坚定信念为前提并在其支配下以法律作为其行为准则：另一方面是主体在严格的法律规则支配下的活动。在一定意义上，社会冲突正是促进民众在以上两方面形成相信并愿意按其行事的态度，因此，社会冲突完全可能成为法律信仰形成的“入口”，甚至可以说。社会冲突是民众法律信仰重建的良好契机。

具体地说，大量的社会冲突是建立在冲突双方所拥有的权力、财富、地位、资源（包括社会资本）等因素不对称的基础上的，这些恰恰又对某一方的利益、机会乃至生存的基础构成显性或潜在的威胁。在社会关系体系中，每个社会主体当“他者”损害到自身利益时，双方就会产生矛盾或导致冲突升级，其中占优势的一方往往习惯于倚仗自己所拥有的现实权力、财富、地位或资源优势。而居于弱势的一方则往往更倾向于法律途径，这无论是基于弱者心理的普遍倾向。还是弱者的无奈选择，都会为提供一个弱者确立法律信仰的契机。当前中国社会冲突的性质在总体上主要是非对抗性、非政治性的人民内部矛盾。“大多数社会冲突是围绕实际利益的，具有可调和性。可以通过适当的途径加以疏导。”这也意味着，只要通过适当的渠道，尤其是符合法律规定的渠道。并充分考虑冲突方（尤其是冲突中的弱势一方）的要求，作出合乎法律规定或法的基本精神的冲突解决方案，就既能向冲突的当事人显示法律的公正性、有用性的事实。又能向民众宣示法律的价值，从而确立或巩固民众的法律信仰。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法律信仰的意义首先是蕴含在关于冲突解决的路径信仰中，而不是蕴含在实际冲突解决规则中的。法律信仰并不意味着让民众动辄动用法律的力量，或者动辄诉诸司法途径。在罗伯特·埃里克森的《无需法律的秩序：邻人如何解决纠纷》，作者特别关注了民间那种动用非正式的、与正式法律不一致的邻人规范来化解纠纷的现象。在中国当前的社会冲突解决方式中，同样存在这种特殊的路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在社会冲突中法律信仰的丧失。换言之，在社会冲突情境中，法律信仰的重建并不要求民众在任何社会冲突发生或可能发生时，都将法律处理作为冲突避免或解决的唯一路径。合法的自力救济也是正确的法律信仰之下、符合法治理性的选择。尽管包括立法处理、司法处理及其他运用公力的合法形式处理在内的“法律处理社会冲突具有预警、宣泄、控制和救济等保全现有社会结构的安全阀功能”，但由法治本身的功能有限性以及法治的成本计算、权利限制（如时效等）所决定，“法律处理社会冲突既有其长处，也存在局限性”。“为更有效地解决各类社会冲突，有必要采取自行和解、调解等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私力救济、新闻舆论、集合行为等手段”，这些同样是法律信仰的一种体现。

与法律信仰冲突的现象相联系，社会冲突情境中的法律信仰重建还应包括对法律制度及其运行有合理、有效的反思。“法律信仰要求大众对法律的忠诚和对法律的严格服从。这种忠诚和信仰可能会导致对法律性质和功能缺少批判和反思。”法律信仰“容许甚至要求一种批判性的反省精神，并把它作为确立法律信仰的动力因素之一。法律信仰不是要求人们放弃，而恰恰是要人保持对法律的批评态度和姿态，甚至把它作为信仰的一个特殊的要素。毋宁说，现代的法律信仰是以对法律的怀疑和批评为基础的。”实际上。越是在社会冲突情境中，人们越容易出现对具体法律规范乃至法律的价值取向的质疑，越容易导致法律信仰的冲突。此时法律信仰仅仅引导民众迷信现行法律。法律便难以在民众的质疑与建设性意见的促动下实现自我完善。社会冲突促进法律发展的功能便无由谈起。因此，社会冲突情境中法律信仰的重建必须在对法律的基本价值、程序价值信仰的基础上有效地引导民众对法律制度及其运行的合理反思。

法律信仰范文第8篇

面对这种社会现状，伯尔曼提出一个著名的论断：“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这句话仿佛法律本身一样，被无数人信仰。然而，法律为何被信仰？到底是因其正义性，还是因其有用性？换言之，到底是该持有“对神法或为神圣信念所唤起的自然法之信仰”，还是该相信“法律的世俗主义”？

伯尔曼无疑支持前者的观点，认为“法律不只是世俗政策的工具，它也是终极目的和生活意义的一部分。”他指出，“法律与超理性价值联系和沟通的主要方式有四：这四种要素――仪式、传统、权威和普遍性――存在于所有法律体系，一如它们存在于所有宗教里面。它们提供了一种语境，任何一个社会的法律规则都是在这一语境中被宣示，并且从中获得其合法性。”因此，尽管即使从尽可能宽泛的含义上来看，宗教和法律仍然分别被视为人类对神圣的意识和对公正的观念不可能合一，然而，伯尔曼仍然相信，法律与宗教的综合，以及对法律的信仰，将构架理想中的新世界。换言之，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可以说伯尔曼把法律等同于宗教，至少是把二者看成一个整体，甚至可以说他希望创建一种“法律宗教”，同时具备宗教的神圣性和法律的正义性，类似于中古的西方社会，对社会有着强大控制力的教会“试图使道德法律化，同时使法律道德化”，法律因道德而被套上了神圣光环，被赋予了一种神圣正义性。在伯尔曼看来，法律本身因其正义而神圣，因其神圣而被信仰。

然而，谈及所谓法律应该像宗教一样被信仰，在现在，尤其是现在的中国看起来似乎有些滑稽。因为在法律与宗教的关系上，中国是缺少宗教这一基本的规则体系的。虽然有西方学者称儒学为“儒教”，儒学本身仍然不能被称之为宗教。总之，在中国不信仰宗教的占了人口的绝大多数。对于这一点，也许可以用古朴的实用倾向来解释。可以肯定的是，中华文明有区别于西方文明的重大不同，中国的宗教因素在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小到几乎可以忽略，我们的文化、我们的传统决定了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宗教在我们的社会规则体系之下，影响依旧甚微。一个对宗教缺乏信仰的国家，谈何“如信仰宗教一般信仰法律”呢？

由此，基于法律有用性的法律信仰认为，西方人相信法律不只是因为法律有信仰基础，而是法律能给人世间带来秩序，能够恢复社会的平稳运作。西方宗教改革后，教会失去了法律效能，新教的怀疑主义使法律实证主义的出现成为可能。19世纪七十年代后，随着实用主义的盛行，法律与宗教的二元对立被人们普遍接受。也就是说，如果强求一个法律根本不能起任何作用的地方的人民去信仰法律，无非是愚人或愚己。指望人民相信没用的东西如同缘木求鱼一般可笑。只有让人民看到法律的作用，法律能够给人们带来一个稳定的秩序、可预期的未来时，人们才会去相信法律。

然而，我个人认为，这种基于功能派的观点有失偏颇。这种观点把法律视为一个纯粹的工具，而工具的价值就在于有用。换言之，如果出现一个比法律更有用的工具，法律将被抛弃。事实上，如果有好的集权者，的有用性并不逊于法律，例如中国中央集权的“人治”历史源远流长。这是否意味着，只要选择好的集权者进行，就可以抛弃法律了呢？显然是不可能的。除了法律的稳定性因素以外，对法律所代表的正义本身的信仰就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先决条件。对法律完全没有敬畏的社会是不可想象的。

就如同信仰基督教一样，一个人要想形成对于基督教的信仰，必须信仰上帝，必须相信上帝是存在的。为什么那些信仰宗教的人可以对一个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它存在的上帝信之仰之？

这其中的原因也许在于基督教教义中本身存在的正当性源泉。即基督教教义是符合基本的人性要求，是为大多数人所赞同，也是符合基本的人基本的道德观念。基督教教义中存在着诸多“爱你的敌人”“宽容”“十诫”之类的教令。这无论在哪个社会都是为人所尊崇的善品。而我们今天的法律同样如此，法律必须有正当性基础。法律中所弘扬的必须是善的，抑制的内容必然是恶的。而且必须符合社会公众心目中一般的善恶标准。所谓的对法律的信仰也是指对正义的法律的信仰，对法律体系和法制过程的信仰。

“只有当我们承认法律不仅是社会功利问题，而且也是、且主要是生活目的和终极意义的一部分，承认法律关系到人的全部生命，即不仅关系到他的理想和一只。而且还关系到他的情感和他的信念，我们正在经历的在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法律信任危机才可能得到应对和解决。”确实，法律的作用有规范作用，法律的价值有工具性价值，但它位于法律价值位阶的最下面，人们正是通过法律的秩工具性价值：秩序，来实现平等和自由的最终价值，这才是目的性价值。

“没有信仰的法律将退化成为僵死的法条，而没有法律的信仰将蜕变成为狂信。”如果没有对法律的信仰，那么法律的施行将会受到极大的阻碍，法律施行的效果大打折扣。但前提是，制定的法律是正义的法律。即，法律本身所代表的是正义。

波尔曼理想的新世界是对同时具备“神圣性”和“正义性”的法律完全信仰的世界，我们现如今的世界显然相去甚远。然而，该如何创建，或者说改造成理想中的新世界呢？个人认为，对于正义性的追求是人类的天性，对于神圣性的崇拜与信仰亦然。正因如此，法律必将因其正义性而被信仰。

法律信仰范文第9篇

关键词　法律　信仰　法治

中图分类号：D648.1

文献标识码：A

一、伯尔曼《法律与宗教》

(一) 西方传统文明的危机：法律与宗教关联的断裂。

笔者认为，宗教和法律并非像一般所理解的那样是截然对立的,宗教和法律的隐喻正是西方社会共同体的传统表征。在最近的200年里,由于西方传统社会的二元论思维范式的影响，宗教逐渐地失去了它的社会性,慢慢退回到私人生活领域去,同时法律不断失去它的神圣性,日益变成为纯粹功利的东西,正义与神圣之间的纽带逐渐割裂。宗教和法律之间的关系已经出现断层。人们由此对法律与宗教的信任开始出现动摇。这种危机预示着整个西方文明的统一性与共同目的性的衰退。

(二)法律与宗教的隐于一旦断裂，必将两败俱伤。

针对法律和宗教的关系,伯尔曼的观点是,法律和宗教之间密切联系、互相依存。法律和宗教相互渗透,而且相互需要。伯尔曼对宗教与法律的关系的总结是:二者是相辅相依赖、休戚相关的,“法律给予宗教以其社会性,宗教则将其具有的方向、精神和法律赖以获得尊敬的神圣性赋予给法律。在宗教与法律相互分离的地方,法律自然容易退化为凝固的教条,宗教则易于变为狂信。”

(三) 超越法律,超越宗教，树立一元思维观念。

在最近两百年里，方法律正日益变为纯功利的东西而慢慢丧失其神圣性,宗教也逐渐退回到私人生活中去而在不断失去其社会性,正义与神圣之间的纽带开始断裂。为了克服法律与宗教的断裂,首先要做的就是必须克服渗入了一切分析形式的二元论思维模式。伯尔曼认为,新的时代将是一个“综合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 “亦此亦彼”取代“ 非此即彼”。不再是主体反对客体,而是主体与客体交互作用；不再是意识反对存在,而是意识与存在同在;不再是理智反对情感,或者理性反对激情,而是整体的人在思考和感觉。宗教携同法律,信仰伴随劳作。……正义便是神圣的,否则就是不正义的。神圣的便是正义的,否则就不是正义的。”

二、法律为什么必须被信仰

（一）法律的效力来自于宗教赋予它的“神圣性”。

法律对宗教的需要是神圣性。在信仰宗教的国家里面，或者信仰宗教的民族里面，人们首先要服从神，其次才来服从世俗社会的这一套规则。神就是正义的化身，人们所理解的神的旨意和世俗订立的规则是一致的，这就是对终极的正义性的信仰。没有这个神圣性，法律不过是呆滞的、机械的教条，是对人心没有任何约束力的外在的东西，立法和执法的人可以通过暴力手段强行地制定法律、实施法律，但是，这样的法律不在人心中，只是统治者纯功利的考虑。

法律信仰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民族身体力行的法律实践中生长出来的，它不是政府规划出来的，不是精英们写文章呼吁的，是人们有一种终极价值观的信仰产生出来的。对法律来说，需要有一个人民对之尊敬、服从的原因，这个原因必须是人民自己所承认和接受的终极信仰，否则，法律将是苍白无力的。

（二）信仰的缺失造成法律的工具性移植和低效。

如果撇开法律的宗教性，仅凭国家机器的暴力来保证法律的实施，法律之终极价值就被放到了一个边缘的位置，因而人们对其的信仰也自然弱化和式微，忽略了法律宗教性的人或者不信仰法律的人，总是会找到规避法律的漏洞。这也说明法律不可能是尽善尽美完备的，不应该强调对法律完备的要求，而应该从法律本身是不是具有价值来考虑，如果仅靠刑罚来威胁的话，有时候起作用，但有时候并不能使得人们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最重要的是，还要为上帝尽责的人的提供指南、肯定价值，法律在社会中要得到有效的执行，人们对其的信仰程度和内心认可度是一个不可替代的因素。

三、法律如何被信仰

（一）法律和宗教重新融合。

法律规则或者程序制度，包括那些所谓正义的一套理论，这些东西重要，但是它不足以唤起人们对它的信仰，只有当法律与人们所信仰的东西发生了难以割舍的联系的时候，只有当法律能够给人们提供某种符合其根本需求的东西的时候它才能够被信仰。只有体现和蕴含正义的法才能人们接受从而被信仰。然而评价法律是否正义的标准是多元的，不仅包含法律规则和正当程序，更重要的还取决于法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中的评价体系，从最终意义上来讲，其实就是道德和宗教传统以及社会效果等等。树立对法律的信仰需要借助人们对生活的终极目的和神圣事务的意识，即宗教。

（二）重塑对法律的信仰。

要使法律获过的人们的内心信仰就必须摒弃一种思维，那就是仅仅把法律看做是一种进行统治的工具；是通过权利义务的分配解决来纠纷、调整社会关系的一种制度；是具有国家强制性的一种权威；是外在于人而存在的一种规则。而是取而代之树立这样一种思维，即法律不仅是一种工具、一套制度、一种权威，它还蕴含了人们对生活终极意义和目标的追求与关切，是内在于人的全部生命和人类精神生活的一方面。法律不仅从外部通过分配权利和义务，解决纠纷，从而保障公平、正义、自由、平等、秩序等的实现，而且法本身也必须有对公平、正义、自由、平等、秩序等的精神追求，它具有其神圣性。

（三）倡导良法之治。

法律的善恶是决定人们对其是否信仰的最基本的逻辑起点和价值基点。亚里士多德曾有云，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亚氏的这一解释对后世影响深远，成为近现代法治观念的核心内容。我们现在所说的法治，主要就是包括这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法律得到普遍的遵守，不仅是民众而且所有当权者，一切个人和组织都必须遵守法律，不得违反，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另一方面是被遵守的法律本身应是制定的良好的法律。所谓良好的法律，应当是维护人民当家作力、体现广大人民群众意志和利益、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法律。只有良善之法, 才能获得社会主体的普遍认同, 才能使法律具有权威, 法律信仰方能成立。只有良法之治才能使人们接受它，进而形成遵循法律的习惯，以至产生对于总体法律的信仰。

（四）法律需要立足于我国的国情。

众所周知，法律具有历史延续性，是要解决现实问题的，而一国与一国的具体情况是不一样的。相对于中国而言，现在我们的法律基本上是从外国移植过来的，因此，我们在实行移植过来的包含着他国民族情感、渗透着他国历史、解决他国现实问题的法律的时候，就必须考虑我国现实的和历史的特殊性，考虑我国独特的民族感情，使这种法律在实施过程中能与我国的历史传统、社会现实及民族情感相接轨，以减少实施的阻力，从而使人们从内心接受并信仰这种法律。

四、结语

“法律必须被信仰, 否则它将形同虚设。”法律不仅应该得到人们的信仰而且能够得到人们的信仰，而对法律的信仰并不仅仅是一种言词上的表白，一种口头上的决心，而必须是一种全身心的投入；而且由于法律是社会全民的事业，因此对法律的信仰也不应该仅仅是某个或某些个体的专属活动，而是整个社会的实践显示出的对法律的尊重和倚重，是一个具有很强的实践性的问题。尤其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关键时期，要使人们信仰法律，就必须意识到法律的精神实质，赋予法律以高尚性与神圣性，体现其对人的目的关怀，使所立之法能够切合人们的实际生活需要，使法律能够在社会上得以合理、准确的实施，使人们真正地能从遵守法律中得到实际利益和好处。只有这样，人民才能认识到遵守法律是好的，实现人们心中普遍公认的正义，满足人们的精神和物质要求，也只有这样，我国的法治建设才能早日完成，我国的法治也才能真正实现。

（作者：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2010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法学理论）

参考文献：

[1][美]伯尔曼. 梁治平译.法律与宗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47.

[2][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 吴寿彭译.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83.199.

法律信仰范文第10篇

一、培养法律信仰的原因分析

1.从历史角度看，培养法律信仰具有应然性和重要性。

法律信仰的产生并非是现代才兴起的产物，早在古希腊罗马的时期，就有了这一概念的雏形，随后经历了西方的各种宏扬法的正义的精神文化建设将其定形，如十二世纪中叶的罗马法复兴运动以及后来的人文主义者、自然法学派和启蒙思想家的进一步继承和发展罗马法基本精神的运动。应该说在这段漫长的历史时期，不管是古希腊罗马时期的法学家们，还是西方人文主义者、自然法学家和启蒙思想家，都是致力于培养社会公众对法律的崇高情感，即重视“信仰”的权威。然而，培养对法律的信仰有何重要性呢？对此，笔者将结合历史作如下的阐述：

第一，在古希腊罗马的时期，思维敏捷的法学家把法律提到伦理性的高度加以赞扬，认为“法律是善和衡平的艺术”；同时，他们十分重视从社会文化伦理角度解读法的精神本质，将其看成是深藏在实定法之后的最高价值主体，从而确立法律的至高天上的地位，并有利地保护了当时城邦自由民从事商品经济的活动。不容置疑，法学家们对法律的崇高追求并达到适应当时经济状况的需要，很大程度激发了当时城邦人民对法律的崇高情感，即对法律的信仰之理念。而这种信仰的产生，无疑促成了当时城邦社会法治精神的形成，加快了罗马城邦国家告别原始共同体的人治模式，进入依法而治的法治化的历史进程之中。

第二。在西方的罗马法复兴运动到后来的人文主义者、自然法学派和启蒙思想家所发起的许多运动中，以各种形式来（绝大多数是以法律的形式）提倡个性自由和解放、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反对和废除封建等级和特权观念等等，这一切无疑为后来的资产阶级的法治国理论奠定了基础。即使是马丁。路德和加尔文等发起的以“信仰得救”信条的宗教改革运动，培育和传播了马克斯。韦伯称之为“资本主义精神”的新教伦理精神，这一精神高扬了“信仰”的权威和价值，因而这一信仰理念，又使广大宗教徒从等级森严的教会制度的统治中解脱出来，而自愿在当时已成为社会权威的象征-法律的支配下，即在信仰法律的观念的支配下积极投身于政治经济活动，这促成了西方国家法治精神的形成，从而进一步为近现代的资本主义法治战略的实施和实现提供强有力的精神动力。

总之，纵观古希腊罗马和西方国家的法治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国家公众的法律信仰的培养对于其法治化的形成，其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培养社会公众的法律信仰就能很好地促成一国法治精神的形成，从而达到一国法治化状态的确立。现在，我国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法治国家，一方面需要自己的不断摸索，另一方面也需要从其他法治国家中吸取经验。而上述的古希腊罗马和西方对法律的崇高追求之情以及信仰之理念正是我们所可以借鉴的，这对于我国法治国家的构筑是不无裨益的。

2.培养法律信仰是法治的内在需要。

“法治应当优于人治”，这已成为定论，尤其是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更需要法治。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了一个国家法治应具备两方面的条件，其中社会公众对法律的忠诚的信仰是法治得以实现的关键，因而，仅从这一点我们就可以肯定培养社会公众的法律信仰是法治的一种内在需要。

首先，我们讲一个国家要实现法治化，就必须有足够的社会公众对法律的尊重、认可和接受，没有社会公众的尊重、认可和接受，即没有社会公众对法律的信仰，法律就会丧失稳定性，法律就会没有权威，犹如一纸空文，那么法治就会论为人治了。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讲，“法律能见成效，全靠民众的服从”，“邦国虽有良法，要是人民不能全部遵循，仍然不能法治”。②其次，社会公众对法律的信仰，是法治精神形成的重要保证，或者说是法治的“软件”系统设立的基础，其深刻反映了法治的内在意蕴、精神气质；反过来说，法治的这种内在意蕴、精神气质又是整个社会的精神、情感和意识的反映和表达，而构成整个社会的精神、情感和意识的，无疑是那生活干社会之中的全体社会公众对法律的普遍的、共同的精神、情感和认识，即对法律的信仰之理念。因而，从这一意义上讲，培养社会公众的法律信仰，有利于整个社会法治的精神的形成，从而有利于法治社会的构建。最后，从法治本身的内涵来讲，法治所要表达的意义是：法治是社会公众普遍具有的共同的一种精神和信仰、意识和观念，是一种典型的社会心态；法治的精神在于合法颁布的具有普遍性的法律应当被全社会尊为至上的行为规则。然而，这些“公式”所要成立的条件是社会成员对法律的信仰，没有社会成员对法律的信仰，这一切只能成为“空中楼阁”。诚如伯尔曼所讲，“所有的法律制度都不仅要求我们在理智上承认-社会所倡导的社会美德，而且要求我们以我们的全部生命献身于它们，所以正是由于宗教激情、信仰的飞跃，我们才能使法律的理想和原则具有普遍性。”

二、培养法律信仰，推进法治精神形成所面临的障碍分析

首先，受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旧的法律观念的影响，封建帝制的皇权至上，宗法、特权观念、专制观念、权力至上等与现代法治精神相悖的思想产物，即长久的封建人治传统的中国所构造的法律观念，潜移默化地渗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在人们的思想中根深蒂固。在中国这种传统法律文化以皇权至上为特征的权力本位的价值体系中，法律被放在了次要的地位，只是“一直确认并全力维护专制王权的绝对至上性。”这种权力本位的传统法律文化深深地影响着现代人，人们在权力和法律面前总会出现权力高于法律、法律低一等的认识，从而对法律失去信心和认同感，便不会自觉地寻找法律的保护，也更谈不上对法律的尊重和信赖了，法律就如一纸空文。伯尔曼也曾说过：“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形同虚设。”毋庸讳言，若真的如此的话，那不仅将对法律的培养造成障碍，同时也将给中国法治现代化建设造成极大的障碍，使中国法治面临被抛弃的危机。

其次，立法的膨胀，法律出台时间的缩短，使得法律价值很难转化为主体价值所追求的目标。据统计，自1979年到1993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共制订248部法律和有关法律方面问题的决定，国务院颁布了700多件行政法规；此外，国务院各部和有关地方人民政府也制定了数以千万计的行政法规、规章。近些年来，立法的速度仍在不断地加快，法律、法规的出台一部接着一部，特别近两年，立法速度更是惊人，几乎每天都新的法律或法规的出台。这股汹涌的立法大潮一方面说明了我国在市场经济下建设法治社会的“硬件”系统的逐渐完善，然而，另一方面却也给法律难以被信仰种下了隐患。这种法律、法规数量猛增的社会实践，使得社会公众对它们根本无法全面知晓，据有关调查的推算，公民对法律的认识程度只达到近几年法律制定总数的5%；再加上这些法律为适应经济发展，社会变化发展的需要，还要适时地对它们进行修改，使得社会公众更加无法知晓，更别说了解和掌握，就是一个专门从事立法工作的立法工作者也无法对它们作全面理解和掌握，那其实告诉了我们许多法律等于是虚设。也就是说，这种立法的膨胀状态，使作为客体的法律无法满足作为主体的社会公众的生活需要，从而造成主客体间的隔阂，其最终结果是导致社会公众由于对法律的陌生感而使法律信仰无从产生。

再次，司法体制存在着弊端，法律效益低下，难以满足社会成员和组织的法律期望值。在我国司法体制中，公安制度、检察制度、审判制度等许多方面还不完善，法院的独立审判权难以行使，那些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贪污受贿、徇私枉法、吃卡拿要、以言代法、办关系案、办人情案等腐败现象依然大量地存在。在司法实践中，诉讼缺乏其公正性，打官司褪变演化成了打关系，打官司成了完全是金钱、关系和人情的较量。一个同样的案子在不同地方、不同法院却得出了不同的结果；还有，有的当事人即使打赢了官司，其诉讼也难以得到实现，诉讼价值也难以得到实现，审判结果成了“法律白条”、“一纸空文”。这带给社会公众将是对法律后果的失望和缺乏信心，这样就会使他们萌发出“有法无法一个样”的心理模式。万一这一心理模式成为定势，那法律信仰的培养，法治精神的培育只能是一个“乌托邦”式的构思。

最后，法治理论中法律工具主义思想的存在，冷却了社会公众心中炽热的法律情感。法律工具主义论者认为法律只是统治者手中用于对社会进行有效而强力的控制的工具。然而，大家都知道，工具是一种没任何思维和良知的东西而已，它是一种静的没有活力的物品。如果说法律是一种工具的话，法律将失去其内在的价值和活力，失去其灵魂和良知，成为伦理价值缺失的残疾之物。当人们服从法律仅仅是因为害怕国家强制力制裁的话，那法律就无法成为人们信仰的对象。“一个法律制度之实效的首要保障必须是它能为社会所接受，而强制性的制裁只能作为次要的和辅的保障。”

三、培养法律信仰、推进法治精神形成的对策分析

法律信仰作为现代法治精神的内核，其形成和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的过程，同时又是人们有意识地选择和培育的结果。然而，大量的社会现实告诉我们现行的法律没有能够真正成为社会公众所信仰的对象，从而决定了培养社会公众崇尚法律的情感的艰难程度。可是中国要走向法治化，要建立成法治社会，就不得不对社会公众法律情感的培养，激发起他们对法律高度认同的热情，也不得不将法律作为整个社会所信仰的对象，从而以社会公众内心的原动力支撑起法治大厦的精神层面。为此，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1.增强社会公众的权利意识，重视社会主体的自我意识，这是培养法律信仰和培育法治精神的前提条件。社会公众的权利是一部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一部没有权利内容的法律就激发不了公众对它的渴望。应该说公众的权利意识和法律信仰是一种互相推动的关系，权利意识的增强必然会导致社会公众对法律的认同及法律所含的价值的褒扬，从而萌发了信仰的雏形；同样，采取对法律信仰的认同和鼓励也会引发起社会公众对权利意识的重视。我们说权利意识的培养主要在于主体-社会公众的自我意识的苏醒。然而，在现代社会实践中，立法者一直崇拜和迷信国家政权的强制与威慑，而忽视了作为社会主体的社会公众的主体性与自我意识。社会公众在国家的强制和威慑下，无可奈何地被动服从法律，逐渐麻木了其自主判断的思维，也逐渐泯没了其参与的热情，这样其独立的人格丧失了，而顺从的、充满奴性的依附人格便长成了，权利意识在其心中就荡然无存，那么我们所倡导的法律信仰就无从谈起。

2.把法治精神的建设同社会化、专业化、现代化的市场经济建设紧密结合起来，这是培养社会公众法律信仰观念的重要基础。我们“必须看到，法治和经济并非是绝对的因果关系，而是一种结构上的功能互动的关系。法治为经济的发展创造提供一种理想的次序和制度环境，经济为法治提供某种基础。”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对古希腊罗马法治精神起源的考察之后，认为生产要素的流动特别是劳动力的流动带来得最显著的政治法律后果就是打破了以等级和特权为基础的社会关系格局，建立了自由、平等、契约的新的格局，从而孕育了和催化了人们对法律神圣、法律至上的精神追求。现在，我国正处于市场经济的状态之下，而市场经济本身就是一种法治经济。市场经济所倡导的是公平、自由的竞争，随之产生的《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制度防止社会各种弊端的滋生，从而最大程度地保护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这样，就会使社会公众普遍形成一种崭新的法律态度，普遍对法律产生一种高度的认同，认识到法律不是自己生活的障碍，反而是与自己生活密切贴近的必备条件了。社会公众没有了对法律那明显的敬畏和距离感，有的只是对法律所产生的归属感与依恋感，从而激发了他们对法律的信任、信心和尊重。这种社会公众的法律情感成为了构造法律信仰和培育现代法治精神的沃土。

3.现代法治理论要消融国家优位理念，树立起社会优位理念。这种生活优位理念应包含以下观念：国家是为社会服务的，而不是社会为国家服务的；社会是目的，国家是为公众服务的工具。潘恩曾说：“政府不过是一个全国性的组织，其目的在于为全体国民-个人的集体的-造福。”这正说明了社会优位这一理念。现实中，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各项法律是所有社会公众意志的体现，它们是面向整个社会的，其目的是为了维护社会公众的利益和社会秩序的有序化，而不是国家单方面的命令和国家手中依靠强制力保障的“大棒”。假使法律的出台是国家单方面的命令，这就会使社会公众丧失对它的信任而成了一味地消极服从，从而弱化了他们内心的法律情感。那“没有了神圣的渊源，也就没有了永恒的有效性。”正如伯尔曼所说：“正如心理学研究已经证明的那样，确保遵从规则的因素象信仰、公正、可靠性和归属感，运较强制力更为重要。法律只在受到信任，并且因而并不要求强制力制裁的时候，才是有效的；依法统治者无须处处都是警察。”社会的主体是广大的社会公众，那么树立起社会优位的理念也正是国家为社会、为广大的社会公众服务的理念，这样的一种理念是培养法律信仰、促成现代法治精神形成的重要条件。

4.加强对国家公职人员特别是执法、司法人员的教育和管理，增强他们的法律观念，是培养国民法律信仰的有效保证，也是培育现代法治精神的重要环节。由于国家公职人员作为由人民委托执掌一定权力的代表和法律的卫士，是法律的具体执行者和操作者，“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假使执法者、司法者自己首先知法执法又犯法，就会“违背全国人民的意志，违背党的领导，也会损害全国人民的利益。”这样的话，就会众叛亲离，甚至会使政府和法律的威信丧失殆尽。这并非是危言耸听。这也诚如培根所言：“一次不公的司法判决比多次不平的举动尤烈。因为这些不平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判决则把水源败坏了。”因而，为了法律信仰的培养和法治精神的培育，一方面要切实加强对公职人员的法素质教育，增强其形象意识和责任意识；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健全民主监督、民主考核评估等各种制度，扶正祛邪。

四、简短的小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