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国际关系论文范文
时间：2023-02-25 18:29:53
发表国际关系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国际经济关系 CSSCI来源期刊 文献计量学 论文被引著作被引 机构分布 地区分布
中图分类号：F1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08)6-0081-06
引言
国际经济关系研究涉及国际政治和国际经济两个学科交叉领域的研究。中国对国际经济关系的研究在改革开放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取得了诸多研究成果，出版了许多关于国际经济关系理论和问题方面的论著，相应地，中国国际政治和国际经济类期刊刊发的国际经济关系论文愈益增多。进入新世纪后，中国国际经济关系研究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本文借助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数据库2000―2007年中国国际经济关系期刊论文的相关数据，主要包括论文收录和引用、关键词及其分布、发文期刊、发文学者和引用文献、学者所在机构和地区分布等数据，对新世纪以来中国国际经济关系研究的一般特征做出初步分析和评价，并指出该领域研究存在的几个问题和发展趋势。
国际经济关系论文概况
本文所分析的国际经济关系论文，依照2000―2007年CSSCI来源期刊目录，选取303种重要和核心的政治学、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期刊，排除通俗读物、二次文献以及非中文文献期刊，并按照中国图书馆学科分类，在“世界经济”总目录下，通过关键词搜索，挑选出国际经济关系研究方面的来源文献6127篇、引文文献33281篇。这是本文分析的出发点。
从表1中可以看到，在我们检索的时期内，国际经济关系论文的发表和引用文献有以下三个特点。其一，呈现出一种缓慢下降的趋势。这表明，从事国际经济关系研究的队伍和成果逐渐减少，反映了该分支领域在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中的地位不断下降，从而表明其他分支领域的研究不断发展的趋势。其二，引用文献的数量呈曲线波动，2001年后逐步下降，2005年和2006年却连续两年大幅上升，2007年又大幅下降，表明该领域研究状态并不稳定。在6137篇文章中，有引文的3986篇，无引文的只有2151篇，篇均引用文献5.42篇，大致接近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平均量。令人振奋的是，无引文的文章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从2000年到2007年，其绝对数字从492篇大幅减少到148篇，从而反映出我国国际经济关系研究的规范性和学术性不断加强。其原因大致有两个：一是随着我国借鉴国外特别是美国方面的研究成果的增多，该领域的研究人员和成果不断与国际规范接轨，学术差距日益缩小；二是随着学科领域的建设和发展，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两个领域的人才培养(特别是硕士和博士研究生教育)的规范不断扩大，该领域的研究水平不断提高，研究成果质量和学术规范有所增强。
2000―2007年论文分类、引用文献语种和引用文献分类的统计，也说明了国际经济关系研究水平的不断提高。如表2所示，在本文检索的6137篇文献中，研究论文为5369篇，占87.48％，综述、评论、传记、报告、译文等文章，仅占12.52％。众所周知，研究论文的原创性最强，学术价值最高，这表明我国国际经济关系的研究水平和研究成果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处于前列。
在表3给出的引用文献语种中，尽管引用的中文文献数量始终占据绝对领先地位，但所有引用的外文文献数量之和，却远远大于中文文献，特别重要的是，引用的英文文献数量始终接近中文文献，2005年和2006年甚至还超过了中文文献。这表明，第一，由于该研究领域的国际性质，外文文献的引用率始终很高，表明我国学者高度重视借鉴外国研究成果；第二，我国学者始终关注和立足国际经济关系研究前沿，外文文献是他们获取信息的重要来源；第三，大多数学者使用的外文是英语，德文、法文、俄文和日文文献的引用率较低，而且处于波动之中，说明该领域的研究受到英语世界特别是美国的影响较大；最后，译文始终是一个重要的引用对象。
在表4的引用文献分类上，图书引用13788篇次，居于首位，占41.42％，如果加上汇编文献、报告文献和法律文献，则占48.73％。此外，在大多数年份里，引用的图书文献均超过了引用的期刊论文；但在2005―2007年三年里，图书的引用却少于期刊论文。可能的趋势是，图书仍是重要的信息来源，但期刊论文的重要性不断增加。还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报纸文章在所有引用文献中的比例为5.83％，表明我国国际经济关系研究的新颖性和前沿性。二是网络资源的引用率超过报纸文献，占总引用文献的6.38％，而且大体呈逐年大幅增加的趋势，说明网络成为研究人员获取信息的一个愈益重要的来源。三是学位论文以及汇编文献、报告文献和法律文献的引用率较低，学位论文仅引用62篇次，为0.18％，至少说明我国在该领域的新人才的研究成果未得到应有的关注，或缺乏应有的创新；汇编、报告和法律文献的引用为2431篇次，占引用文献总数的7.3％，表明我国国际经济关系研究不太重视实证研究和问题研究。
期刊学术影响力
学术期刊是学科发展和专业研究的重要平台，期刊对某个学科或研究领域的发文，说明了它们对该学科领域的重视程度，而期刊论文的引用，又表明该期刊这个学科领域的学术影响力。本文选取303种发表国际经济关系论文的期刊，从发文和引文分布两个方面来说明它们的学术影响力。
我国国际经济关系论文主要发表在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期刊上，也有一些发表在历史学、社会学、民族学、地理学、法学、马克思主义研究等期刊以及大学学报上。这表明，一方面，我国国际经济关系研究人员所瞩目的，仍是本学科专业的重要和核心期刊，其研究成果也主要出现在这些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期刊上；另一方面，国际经济关系研究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密切相关，研究人员和研究成果是跨学科专业的。表5给出了2000―2007年期间国际经济关系发文超过60篇的22种期刊，其中，经济学和政治学期刊各10种，其他两种分别属于马克思主义研究和社会科学总论。在经济学期刊中，8种为世界经济类，2种为经济总类；而10政治学期刊均为国际政治的重要和核心期刊。这22种期刊在该研究领域发挥着重要的学术推动作用。
期刊的学术影响力，主要表现在发文的被引次数。概括而言，期刊发文被引次数越多，说明它们对某学科领域的学术影响力越大。在本文检索
的303种期刊中，2000―2007年被国际经济关系研究学者和研究论文引用10篇次以上的期刊有185种，超过总数的61％；被引用16篇次以上，即年平均被引率为2篇次的期刊，有130种，约占总数的43％；被引用40篇次以上的，即年平均被引率为5篇次的期刊，有45种，占总数14.85％。
在表6被引40篇次以上的45种期刊中，中文期刊30种，外文期刊15种，比例约为67:33；在被引率最高的前20种期刊中，中文有13种，外文为7种，比例为65:35。值得注意的是，在所有外文期刊中，英文期刊有14种，俄文期刊1种；在14种英文期刊中，美国期刊10种，英国和荷兰各两种，表明我国国际经济关系研究受美国的影响很大。在这种15种外文期刊中，13种为经济学期刊，2种为国际政治期刊。第二，在表6的30种中文期刊中，经济学期刊13种，其中，世界经济专业期刊9种、一般经济学专业期刊4种，分别为《经济研究》、《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经济学动态》和《中国工业经济》；国际政治类期刊11种；社会科学总论和其他类型期刊6种，如《中国社会科学》、《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和《改革》等。第三，表6中的大多数中文期刊，无论世界经济类还是国际政治类，大多数的主办单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及其下属研究所以及国家各部委，其中，最著名的世界经济类专业期刊有《世界经济》、《国际经济评论》和《国际贸易》等，较有影响的国际政治类专业期刊包括《世界经济与政治》、《拉丁美洲研究》、《当代亚太》和《现代国际关系》，社会科学总论类期刊的代表则是《中国社会科学》、《管理世界》等。这表明，我国国际经济关系研究期刊及其学术影响，是以北京为中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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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对象——事实的确定
进行学术研究，都有一定的研究对象。国际关系研究的对象，根本特点是与现实的国际互动密切相关。对于研究者来说，不但演绎的每一步都须与现实相联系，而且其最终结果也必须与可以观察的现实有对应关系。即使是进行抽象的概念或理论探讨，也不可能脱离现实，因为这些概论与理论一定是对于现实的概括与解释。现在的一些国关论文人们读不懂，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理解不了其论证过程或结论与现实的国际互动有怎样的联系。这种“玄之又玄”的研究，不是值得倡导的模式。从规范的角度讲，进行国际关系论文的设计，首先需要明确自己的研究是与哪些具体事实相关。不能指明这样的联系，设计论文就如同是缘木求鱼。
作为对象的国际关系事实，概括地讲，包括国际行为体本身，行为体的观念、政策与行为，行为体的互动和互动所导致的结果。研究者选择研究对象，可以是单一事实，也可以是多个（一组）事实；可以是历史事实，也可以是正在发生的事实；可以是作为实在的事实，也可以是作为文本的事实；可以是具有物质属性的事实，也可以是具有观念属性的事实。研究者进行事实选择，无论出于怎样的偏好，根本宗旨都是要实现研究的创新。
选择事实实现研究的创新，可以体现在论文写作的四个环节中，即描述、解释、价值判断与提出对策。
（1）描述
描述就是把对事实的观察表述出来。描述要创新，就要通过观察有新的发现并把这种发现表述出来。在这里有两种情况。
第一，通过现象观察，发现并描述了新的事实。例如，新闻记者进行突发事件的报道，国际机构就重大事态（如核问题、人权问题等）进行核查并提出研究报告，专业研究者通过阅读文献、档案发现新事实并做出描述等，都属于这一类情况。
第二，在已知事实的基础上，发现并描述了事实的新的关系、属性、特点、变化趋势，特别是相关关系与因果关系等。例如，描述国际格局的新结构、大国关系的新特点、国家对外政策的新动向、全球治理的新的作用机制等。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对双边关系、区域形势、国别政策走向等问题的研究，通常都应包括对机制、结构、趋势的新描述。
在描述环节创新，关键是要有新的发现。如果仅仅是梳理已有描述，即使文字做得更好，也不能算创新。对于研究者来说，仅仅把新发现描述出来是不够的，还必须做出解释。实际上，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描述不可能是单纯的“是什么”的研究，研究者还必须作出有关“为什么”的解释。因此，描述的创新往往会带来解释的创新。
（2）解释
解释就是对于事实的机理进行系统说明。它不是针对事实“是什么”，而是针对事实的“为什么”。由于国际关系事实作为人的行为都具有社会属性，有可以观察的外在现象和由人的意图所决定的内在意义，因此在这里解释有两种不同的情况。
第一，对观察事实的解释，例如对相关关系与因果关系的解释。现实主义者观察国际冲突现象所提出的有关权力政治的解释，[1]自由制度主义者观察相互依赖现象所提出的有关国际合作的解释，[2]都属于这样的情况。在国际关系研究中，人们研究某一类机制（诸如冲突解决、一体化进程、经济制裁等），常常需要分析各种影响因素，在这样的研究中就包括对观察事实的解释。
第二，对社会意义的解释，例如对外交政策意图的解释。这种解释，主要针对的是国际关系事实与文本中所蕴含的主观因素，包括事实发生的社会意识背景，国际互动所形成的集体意向，以及国际关系文本中所内含的作者原意等。由于国际关系事实都具有社会意义，因此进行国际关系研究始终需要这种解释。在国际关系的主流学派中，建构主义的研究就属于这个范畴。温特有关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的论述就是有关无政府状态的社会意义的系统解释。
研究者要在解释的环节进行创新，就要提出与此前解释不同的东西。通常，人们提出全新的解释是困难的，能够在已有解释基础上再向前走一小步，例如弥补已有解释的不足，或是纠正已有解释中的缺陷或错误，那就是难得的创新了。
在解释环节创新，如果能提出具有新意的系统说明，提出一组相互联系的命题，那就实现了理论的创新。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理论的创新通常具有比较重要的地位。例如，如果研究者能够对事实发生的原因、属性、运作机制和国际影响做出系统的新说明，那就具有了理论创新的意义。
（3）价值判断
价值判断就是对事实进行好坏的判断。在国际问题研究中，大到国际格局的结构，小到一个国家的身份认同乃至一项具体的对外政策，研究者都会在某种程度上涉及价值的评估与取舍。尤其是涉及国际伦理问题时，人们往往需要就正当性与合法性进行阐释。例如，冷战结束以来围绕人道主义干涉而不时发生的国际争论，就涉及了这个领域的问题。
在国际关系研究中进行价值判断，就是从学理的角度进行正当性的阐释，例如，说明什么样的事态符合国际正义，怎样的格局有利于世界和平，怎样解决人权问题，怎样看待民主的价值，怎样做一个负责任大国，国家应怎样遵守国际规范等。进行这样的阐释，关键是要有新意，即要讲出此前学界未讲过之理由，而这样的理由能够成为政策选择的依据。
（4）提出对策
提出对策就是建议政府应当怎样做。通常，价值判断与对策建议是相联系的。研究者认为有价值的政策，也就是希望政府能够采纳的政策。在这个研究环节进行创新，就要基于事实的判断与价值选择，提出具有新意的建议，或是针对已有对策提出新的分析与阐释。
在以上的四个环节中，研究者基于事实都可以创新。不过，从学理研究的角度讲，解释的创新应该居于最重要的地位，因为没有解释的创新，就没有理论的创新，也就没有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因此，在设计论文选取研究对象时，应首先思考能否提出新的解释。以此作为标准，在观察事实时，可以侧重思考对国际互动的原因、运作机制、影响因素等有没有疑惑，对所发现的相关关系、因果关系有没有进一步解释的前景。
以创新为目标选取事实，适当性标准只有一个，即发现了尚未解决的疑惑。如果有关事实的方方面面都清清楚楚，那就不存在创新的可能和进行研究的必要。只有存在疑惑，人们才能够提出具有研究价值的问题。
二、提出问题
把事实的研究价值体现在论文设计中，其表现就是提出研究问题。所谓研究问题，是指学术界有待解决的疑惑或争论。对于研究者来说，研究问题不单是需要解答的疑问，它还具有规定研究出发点和所要达到目的的属性。没有研究问题，研究者都会茫茫然而不知向何处去。在这里，我们需要明确撰写学术论文与编著教科书在宗旨上的不同。编教科书是综述、梳理已有的知识，而撰写论文则是要通过解决问题创造新的知识。
从知识的构成来看，研究问题是处于已知领域与未知领域相交的部分。研究问题相对已知的知识而言，应该是未知的东西，但这种未知并不是完全的未知。对于完全不知道的东西，研究者是不可能提出有意义的研究问题的。在这里，研究者提出问题所要探求的未知，必须是与已知有联系的东西。这种东西应该存在于已知与未知这两个范畴的交界之处。研究者能找到这种具体的交界之处，就有可能提出有意义的研究问题。
设计论文提出的问题，在形式上可大体概括为“是什么”、“为什么”和“做什么”三大类。
“是什么”的问题是与前述的“描述”相对应的。在国际关系研究中，一个事实是否存在，有怎样的形态、属性、影响和变化趋势，都需要通过描述来解决。例如，《美国利益面临五大威胁》一文，所要解决的就是一个“是什么”的问题。[5]除了对现实问题的描述，“是什么”还涉及对理论概念的描述。例如《国际政治中的权力是什么？》所描述的就是一种概念化的事实，即一个行为体使他者做原本不会做之事的能力或关系机制。[6]通常，在有关概念的研究中，描述与解释总是结合在一起的。研究者在运用概念阐释有关现实的“为什么”的同时，也需要回答有关它自身“是什么”。
“为什么”的问题是与前述的“解释”相对应的。比如，发问“北约为什么要东扩”，“美国为什么会把战略重心转向东亚”，所提出的就是这样的问题。针对冷战后现实主义不再具有解释力的批评，肯尼思·沃尔兹（KennethN.Waltz）2000年在《国际安全》杂志发表了题为《冷战之后的结构现实主义》的论文。该论文讨论的核心问题，就是为什么冷战后现实主义仍然具有解释力。
“做什么”的问题是与前述的“价值判断”和“对策建议”相对应的。由于在国际关系研究中进行价值判断就意味着赞同或反对某种行为体、互动行为、政策或现状，而对策建议则总是与价值判断相联系，因此这两者就研究问题而言往往是分不开的。例如，《美国不同的大战略观》一文所进行的战略观的比较，[8]就包含价值的取舍和美国政府应当“怎样做”的建议。
研究者设计论文提出问题，途径没有一定之规，但其中最基本的来源有两个，一是现实，二是文本。在这里，现实是指实际发生的各种国际关系事态，而文本是指描述、解释现实的各种成果。对于国际关系研究者来说，观察现实和阅读文本都是必须做的事情。观察现实可以得到有关真实的信息，而阅读文本则可以得知有关真实的描述、解释、价值判断和应对策略。如果人们发现这两者不一致甚至相矛盾，就会产生疑惑，并进而提出有待研究的问题。
从操作的角度讲，提出研究问题可以经由这样几个途径：
第一，观察事实，进行横向与纵向比较。人们的观察通常会从个案开始，关注与他者不同的事实，或是理论不能解释的事实，由此提出问题。进行这样的观察，人们可以横向地比较同类的事实，以探求事物的新属性；也可以纵向地进行历史的比较，以探求事物的发展变化。前者是由此及彼，后者是由表及里。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尽管坚持实证方法的人青睐大样本的统计分析，但直接做这样的研究是困难的，因为不知道什么样的事实可以做定量研究。通过对个别事实进行深入观察，即个案研究，就有可能发现进行统计分析的路径。这也是一个从点到面的过程。通过这样的观察提出问题，人们重点应关注现有理论不能解释的东西，这样就能从发展理论的角度进行创新。
第二，阅读文本，进行理论、概念的比较。人们阅读文本，了解一个理论概念的时候，总会对比已知的其他文本和已知的事实。对理论、概念进行判断，固然要看逻辑是否自洽，但最关键的还是要看与事实是否相符。通常，得到一定认可的理论总是能解释一定的对象。在阅读文本时产生疑惑，通常是因为有些事实用现有的理论不能解释。当研究者发现一种理论不适用时，就会思考是不是有其他理论可以解释。当发现没有适当理论可以解释时，就需要针对已有理论提出问题。这种问题可以是颠覆性问题，也可以是修正和补充的问题。对于一般的研究者来说，针对已有理论的弱点、缺点和遗漏进行增强、修正、补充，以便把原有理论再向前推进一小步，是很值得做的事。当然，为了能够提出真正有意义的理论问题，研究者必须对相关事实和文献有全面和深入的了解。
第三，诠释意义。研究者提出“为什么”的问题，通常都涉及对意义的解释。例如，提问小布什为什么坚持进行伊拉克战争，伊斯兰极端势力为什么与西方为敌，日本的右翼政客为什么坚持参拜靖国神社，中国为什么能够和平崛起，都是涉及行为体意图的问题。
第四，变换角度，探讨新的研究思路。当研究者发现传统的研究路径不能有效解决问题，或是发现可以借鉴其他学科有效方法时，就可以跨学科进行研究途径的借鉴。在国际关系研究中，人们借鉴经济学、社会学、语言学的研究视角与手段，就是这样的探索。基于新角度进行研究，就可以提出新的问题。当然，借鉴新的学科方法，最终是要为国际关系研究服务，因此只有在确有必要的情况下才应该进行这样的转向。一般来说，变换思考角度要向研究较少、较薄弱的方面转化，向研究的空白点转化。
第五，提出政策建议。当国家外交面对新挑战需要有新的对策与战略时，就可以提出这样的研究问题。这样的研究问题，与现实的国际互动有直接关系，所要解决的是行为体应当怎么办。例如，应如何进行特定问题的外交谈判，应如何对国家利益进行判断，应怎样排列不同的目标与需求，应怎样处理国际危机等，都是对外政策的决策部门需要研究者加以回答的问题。除了短期和急迫的对策需求之外，国家还面对着中长期的对外政策问题或战略问题，如国家应实施怎样的发展战略、安全战略、地区战略以及针对某一特定国家的战略等，都可能需要对策建议。提出这样的核心问题，配套问题通常涉及对形势走势、国家得失、资源运用、相关国家的可能反应等方面的研究。
以上所讲的问题提出途径，都有一个深思熟虑的过程。不过，研究问题并非都是经过深思熟虑才产生的，有时问题可能是来自灵感和突发的联想。牛顿看到苹果下落，突发奇想而提出了产生重大影响的问题。在国际关系研究中，我们也不能排除这种情况。研究者在思索研究问题时，应该不受任何拘束。当然，有了初步的想法之后，还要经过仔细推敲，以便判断它是不是一个好的研究问题。
关于好的研究问题，有四个方面是可以考虑的：
第一，一个好的研究问题，一定对应于一个未解决的疑惑，所期待的答案与论证具有创新性。这种创新性具有现实意义与理论价值。现实意义是指能产生对于事态的新的描述、解释或对策，理论价值是指有助于推动理论研究的发展，要么能一个错误的理论并建立新理论，要么能修正一个有缺陷的理论使之更完善。
第二，好的研究问题应表述得非常清楚，有严谨的逻辑基础，其指涉对象没有含糊之处。如果问题表述含糊，那么针对它的研究，无论是证实还是证伪，都不可能给出清晰的论证。要想使所做研究不产生歧义，提出清晰的问题是一个必要前提。
第三，好的问题应当有适中的领域范围，有较为广阔的研究和解释空间，但又不过于宽泛。通常，其构成应当是以核心问题为主的一组问题，这一组问题能够很好地构成研究者的研究框架。如果大问题不能分解或演绎成若干具体的小问题，研究者就可能无处着手。
第四，好的问题应当有适用的研究方法和资料。对于研究者来说，问题就是要达到的目标，没有适宜的方法，就不知道应如何研究，自然不可能达到目标。由于研究者掌握和熟悉的方法都是有限的，因此所提问题一定要与自己的研究能力相适合。再者，研究者有了好的方法，还要考虑能否找到适用的资料。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在国际关系研究中，例如进行外交史研究，有时就是因为档案不开放而无法进行研究。
关于问题的提出，我们可以看一个例子：约瑟夫·奈在《理解国际冲突》一书中的问题设计。“20世纪上半叶，大国两次介入毁灭性的世界大战，导致将近5000万人丧生。20世纪下半叶，世界又经受了冷战、地区战争以及核威胁的折磨。为什么会发生这些冲突呢？在新世纪里它们还会再度爆发吗？抑或日益增强的经济和生态相互依存、跨国和国际制度的发展、民主价值观念的传播会带来一个新世界秩序吗？在21世纪，全球化和信息革命又将如何影响国际政治？信息技术又在怎样影响着全球的权力分布？”约瑟夫·奈虽然提出了一系列问题，但他的核心问题是清楚的，即“为什么会发生国际冲突”。
三、提出核心观点——问题的答案
研究者提出问题，同时需要给出问题的答案。在论文设计中，与问题相对应的答案就是论文的核心观点。[11]在设计论文时，核心观点必须先行提出，这一点与写小说不同。写小说可以把悬念留到最后，写论文则必须在一开始就把观点亮出来。有人主张写着看，在写作过程中逐渐明确自己的观点，“摸着石头过河”。从操作的角度讲，未尝不可，但一旦观点明确，就必须在论文的结构中体现出来。人们阅读论文，需要在一开始就知道作者要论证的观点是什么。事实上，论文选题有没有意义，自己的研究是不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所创新，自己的方法是否适当，都是相对论文的核心观点而言的。
论文的核心观点，在不同类别的研究中有不同的形式。
进行实证研究，例如论证所发现的因果关系、相关关系，核心观点就是论文的核心假设。作为对变量间关系的一种学术猜想，假设既是对研究结果的一种预测，也是对所研究问题的预先给出的有待验证的答案。这样的答案是要说明国际行为体间有怎样的关系，国际事态为什么会发生和怎样发生的。从形式来讲，假设乃是陈述事实的一个命题。
对于假设的提出，钟伦纳指出，在一定的时间和资源条件下，每一个可以接受检验的概念或概念间的关系，都可以成为一项待验假设。有些题目可以转化为一项而且只有一项待验假设，有些则可以分解为多项或多种可以互相代替的待验假设。如果研究者遇上题目广泛而时间或资源不足的情况，那么就应选择最重要或最具代表性的假设来检验。
对研究者来说，要提出假设，基本的前提就是研究对象要可以观察。如果研究者提出的命题包含不能观察的要素，那么这样的命题就无法进行经验实证。例如，建构主义者所提出的命题“共有观念建构了国际体系的结构”，就包含了“共有观念”、“建构”、“国际体系的结构”等不可以直接观察的因素，因而不能作为研究假设。相反，民主和平论者所提出的“民主国家不打仗”，则符合假设的条件，因为该命题所涉及的两个要素，即“民主国家”与“战争”，都是可以观察的，因而是可以进行验证的。
根据指涉变量的属性，假设可以反映因果关系，也可以反映相关关系。如果观察事实发现A是C发生的原因，那么就可以提出有关A与C的因果关系的假设；如果发现A与B是影响C发生的因素，那么就可以分别提出有关A与C和B与C的相关关系的假设。例如，米尔斯海默所提出的大国关系导致争霸战争的观点，指涉的就是因果关系，[13]而基欧汉和约瑟夫·奈所提出的在复合相互依赖条件下非国家行为体地位上升、国际政治中低政治议题地位上升和军事力量地位下降等命题，[14]所指涉的则是相关关系。
根据指涉的对象，假设可以分为特定假设或一般假设。特定假设是有关特定对象的假设，主要用于解释国际关系中的特定事件，带有特殊性。例如，冷战是一个特定事实，对于冷战的结束，人们就可以提出待验证的假设（答案）。一般假设是针对具有普遍意义的一般事实，具有较广泛的解释力。用于解释规律的假设，就是一般性假设。上述米尔斯海默和基欧汉的假设就属于一般假设。这种假设即使只能表明变量关系的或然性，仍具有较广泛的解释意义。
在国际关系研究中，不论研究者提出何种假设，从规范上来讲，都应该有清楚明确的表述：假设所涉及的基本概念不应存有争议；所有变量都应有明确的界定；表述应为陈述句而不是疑问句；每一个假设说明的都是两个变量的关系，如果有更多的变量，则应分解为不同的假设。如果假设在表述上存在模糊性，人们在理解上就会有不确定性，进行验证也会有歧义。
同实证研究不同，如果研究者是进行非实证研究，那么就不能采取提出假设的方式陈述核心观点。通常，探讨事实之意义的研究，进行战略意图的研究，解读文本的研究等，所提出的核心观点，都是基于对事实理解的主观判断。例如，美国实施“再平衡”战略，把力量的重心转向亚太，这个事实的意义何在，是不是有遏制中国的意义，研究者只能根据自己所得到的信息进行解读和判断。
研究者采取非假设形式提出核心观点，特别需要表述简明清楚。如果是用一段话来陈述拟论证的观点，那么其中一定要有核心命题。一般来说，核心命题越简明，设计论文框架就会越明确，是否有创新就会越清楚。如果读一篇文章找不到清晰的核心命题，那么这篇文章就可能存在根本性缺陷。
设计论文提出核心观点，必须要有新意，这是设计与写作论文的最重要的规范。所谓有新意，就是要与此前学界已提出的观点有所不同，能够贡献新的知识。要清楚地表明这一点，研究者就必须进行文献综述。
四、进行文献综述
专业研究者进行文献综述，有两种不同的情形。一种是学科综述，即说明学科的发展，表明自己对相关研究有充分了解，拟在前沿问题上做进一步探索。另一种是问题综述，即集中于所要研究的问题，通过陈述已有研究的观点，说明自己正进行的研究具有创新性。这两种综述有密切关系，但范围与功能是不同的。前者是要说明研究者所选定的研究领域，而后者则是要说明论文拟研究问题的特定知识背景。从撰写论文的角度讲，阐明自己的观点具有创新性，拟做研究才具有合法性。
以创新为目的进行文献综述，既要表明论文拟论证的观点与已有研究的不同，又要表明这两者间有密切联系。研究者集中陈述学界对该问题研究的方方面面，要旨是搞清楚自己拟解决的疑惑学界已有怎样的研究，是否已经解决。如果发现学界已有研究，自己的观点没有新意，那就需要调整自己的研究角度和观点，或是放弃对该问题的研究。如果发现自己的观点有明显新意，且与已有研究存在逻辑联系，那就能证明自己的研究具有合法性。在综述中，如果研究者发现学界没有或很少相关文献，要慎言“填补空白”，因为与现实相关且具有学理意义的问题，通常不可能没人关注。除非研究者有前所未有的重大发现，否则这样的问题很可能是没有研究价值的。
一般来讲，学术研究都具有沿袭传承的特点，有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任何一项研究的创新都是在一定的知识背景下产生的。从这个角度讲，适当的研究问题应当处于既存在研究又存在疑惑的领域。研究者为解决疑惑，其问题与观点应当是从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演绎出来的。在这个从已知走向未知的过程中，研究者的演绎做得越精妙，拟做研究的创新价值可能就越大。在这里，成功的演绎乃是创新的保证。
从操作来讲，进行文献综述要特别避免泛泛而谈，例如从三大主义讲起。基于研究问题进行文献综述，就象是为盖房子而打地基。房子的地基不应打在任意的地方，而要打在拟建房子的地方。如果做综述缺乏针对性和深入性，所综述的文献与所要研究的问题没有逻辑关系，那就像是在一片土地上东挖一锹，西刨一镐，然后就随意地把房子建起来。这样的房子是肯定会出问题的。
以拟提出的问题和观点为导向，综述文献要选取与问题相关的资料，特别是对于该问题的直接论述。如果没有直接论述，则要选取有逻辑联系的相关论述。这里所说的逻辑联系，是指有直接的推导关系，而不是泛泛相关。为了说明逻辑联系，进行综述就不能是纯粹的梳理，而是要联系拟提出的核心观点对资料进行评述。例如，可能需要说明已有研究是否涉及过这个问题，已提出了哪些观点，是否解决了问题，哪些问题没有解决，为什么没有解决，在已有研究途径无法进一步深入的情况下为什么选取新途径具有学理意义，等等。对文献进行学理分析，对于研究进程来说是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
总之，做好文献综述，归根结底是为了在学界已有研究与论文拟做研究之间建立起逻辑联系。这种联系阐释的越明确、越深入，综述的任务完成得就越好。
五、方法的选择
有了适当的问题和拟论证的核心观点，还要选择适宜的方法才能实现论证的目的。在撰写论文时，研究方法的选择决定于研究对象的属性。由于国际关系事实既是客观实在，又是行为体的意图的结果，因此针对可以观察对象的实证方法和针对不可以观察对象的非实证方法都是必不可少的，它们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
以对军事力量的研究为例。一个国家的军费开支、武器装备、军队规模与部署等都是可以观察（包括统计）的“外在现象”，需要进行实证研究。国家发展军事力量的意图，对安全问题的判断，特别是会如何运用其军事力量，则具有不能直接观察的“内在意义”，只能进行非实证研究。再比如，研究美日同盟关系的演进，对于其意图需要做非实证的研究，即依据各种文本进行诠释；而对其实际行动则需要做实证研究，即进行经验观察与解释。总之，对于任何一个国际事态，都需要同时研究其两面，只解释一个方面是不行的。当然，在实际研究中人们都会有所侧重。
研究者进行实证研究，必须坚持客观性原则，这一点与自然科学研究是一致的，即在搞清楚事实客观真象的基础上探求变量间的关系。这样的研究不能靠主观想像与猜测，所得结论必须是可以检验的。从操作的角度讲，实证研究可以选用多种方法，包括关注一个或几个事例的案例方法，对大样本进行统计描述与分析的定量方法，以及把事实模型化、数学化的形式模型方法等。这三种方法是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主要实证方法。
案例法是针对单个或少数事例进行深入分析与解释的一种途径。研究者基于特定目的挑选的事例与大样本研究中随机选出的样本是不同的，通常不能代表事实的总体。用案例法进行研究，可分为非理论性研究和理论性研究。前者是对该事实本身进行解释，类似于历史性研究，而后者则是为了检验或发展理论。用案例法对理论进行检验，可以进行证实，也可以进行证伪。不过，由于案例法在本质上不是一种普遍性研究，因此用于证实一般性命题通常被认为缺少说服力。相反，用案例法进行证伪则是受肯定的，因为只需要找到一个反例，就可以证伪一个命题。用案例法发展理论，其目的不是检验假设，而是要探求新的变量关系，以便提出新假设。这类研究作为理论创新过程的初始阶段，是最值得提倡的一种案例研究方式。
定量研究法是与事实的量的规定性相对应的。对于可以观察之事实，没有恰当的定量研究，就不能进行准确描述，也不能发现规律并得出具有普遍意义的验证。在国际关系研究中进行定量分析，简而言之，就是研究者根据大样本数据描述事实的现状、过程、趋势（包括测量变量间关系），或者根据部分数据以及问题的条件和假定对未知事物作出推论。由于这种研究途径具有科学的形式，因而在国际关系学界有日益流行的趋势。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许多有重大意义的国际关系事实不具有进行大样本统计的条件，因此定量研究的选题是有很大局限性的。再者，进行统计推论尽管可以得出非常“科学”的结论，但这种计算结果未必与事实的发展相符，因为国际关系的演进并不是纯客观的进程，人的意图发生改变，国际互动的“客观规律”就会被打破。
形式模型（formalmodel）方法是指运用数学、图形和符号的研究途径。其中，以研究对抗冲突中的最优对策为目标的博弈模型是一种比较典型的方法。由于外交谈判、经济制裁、军备竞赛、军事结盟等国际关系的过程和模式经常会表现出某些类似博弈的特征，研究者基于理性选择模型可以明确各方的战略选择与收益，并推论出结局，因此把某些国际问题形式化是可以得到许多有益启示的。例如，研究者可以简化真实世界的某一部分以描述其逻辑关系，可以用模型的方式演绎在经验世界无法观察到的景象，也可以用经验事实对所做推论进行证实或证伪。这些都是运用形式方法的长处。不过，形式方法的局限性也是明显的。由于把问题形式化会忽略掉许多关键因素和条件，因此所做推论很可能与现实情况有较大距离。再者，以形式方法演绎的结果是以博弈者对环境与规则有共识为前提，但现实却未必是这样的，即决策者未必是理性的，因此，用形式模型说明现实问题时，必须综合考虑更多的因素。事实上，实际决策者是不可能把形式模型的结论简单地应用于实际的。
与实证研究同等重要的非实证研究，所需运用的主要是诠释方法。这种理解与解释文本的途径，在国际关系研究中针对的是事实的不可以观察的方面，宗旨是说明事实的社会（历史）意义。运用这种方法，研究者首先要理解文本的语言学意义，即文本的原意。再进一步，则需要理解文本作者的主观世界，即解释作者思想是如何从生活的整体环境中产生的。由于文本的内涵不能做经验实证，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人的认识水平的提高可以从中解读出新意义，因此在国际关系研究中进行诠释，要旨始终是要能提出更好的理解与解释，即说出前人没有理解或解释的东西。
在诠释的操作中，研究者可以不拘一格地运用许多具体的方法。例如，可以用历史分析法解释国际事件的由来，用演绎法把已有理论用于解释现实问题，也可以用比较法对照反映国际事实的不同文本。在这个过程中，研究者始终要有明确的问题意识，即所有的理解与解释都是为了回答预先提出的问题。需要注意的是，用诠释法解释出来的东西，尽管针对的是不可以观察的对象，例如心理因素，但这种对象与可以观察的事实是始终存在对应关系的，因为它或迟或早、或直接或间接、或局部或全部会以可以观察的外在现象表现出来。
例如，国家的对外战略理念最终会表现为实际的对外政策行为。当然，要确定这种联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主观的东西与客观的东西终究是不能划等号的。
以上所介绍的四种方法，是适用于国际关系研究的主要途径。[16]除了这几种学科方法之外，研究者们为了实现论证目的，还需要灵活运用其他工具性方法，例如访谈、问卷、层次分析等。研究者选择方法，关键是要切合拟解决的问题。用过的俗语：“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看菜吃饭，量体裁衣”，就是对方法选择的形象表述。
六、结语
了解论文的设计与写作规范，对国际关系研究才能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在研究中自觉地做好这些方面，论文的论证目的才能够达到。对研究者来说，要写好论文，最关键的是要有好的观点和好的论证。所提观点好不好，要靠文献综述说明；所做论证好不好，则要看解释是否自洽与深入。什么是好的解释？也许可以从效果着眼，即人们读过之后对于国际关系现实有更深层次的理解，对事态的未来演进能够产生一定的前瞻性认识，并且能够从中得到对策性启示。
发表国际关系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 公共外交 理论研究 案例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市民社会的出现[注：Castells M. The New Public Sphere:Global Civil Society,Communication Networks,and Global Governance // Cowan G, Cull N J. Public Diplomacy in a Changing World.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March 2008,616:298；唐小松,王义桅.美国公共外交研究的兴起及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反思.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4）:22-27]，注重政府间外交的“第一轨道外交（track-one diplomacy）”呈现出了很大的局限性，注重公众作用的 “第二轨道外交（track-two diplomacy）”[注：关于“第一轨道外交”和“第二轨道外交”，见Davidson W D, Montville J V. Foreign Policy According to Freud. Foreign Policy, Winter 1981―1982(45):145-157;关于“多轨外交”的分类参见［美］路易斯・戴蒙德,约翰・麦克唐纳.多轨外交：通向和平的多体系途径.李永辉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24]或“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注：关于“public diplomacy”，国内学者将之翻译成“公共外交”或“公众外交”，但学界的主流倾向是使用“公共外交”这一翻译。]逐渐兴起，成为世界各国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自1965年美国塔夫兹大学弗莱彻法律与外交学院（Fletcher School of Law and Diplomacy at Tufts University）教授埃蒙德・古里恩（Edmund Gullion）创造公共外交概念以来，国内外学者对公共外交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出版和发表了大量论著。“9・11”事件的发生使公共外交成为当前国内外学界研究的“显学”。本文意在从理论和实践层面对国内外丰硕的公共外交著作与论文进行简单地梳理与归纳，并指出公共外交研究中存在的不足。
对公共外交理论的研究
学者们探讨了公共外交的定义、作用、模型、层次、与软实力的关系、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冲击及评估公共外交效果的标准等内容。
1.关于公共外交的定义
埃蒙德・古里恩把公共外交界定为“涉及公众态度对外交政策的形成与执行的影响，它包括超越传统外交范围以外的国际关系的方方面面：一国政府在其他国家境内培植舆论；一国国内的私人群体和利益集团与他国利益群体的互动；有关外交事务及其对政策影响的报道；以通讯报道为职业的人如外交官和驻外记者之间的交流；文化之间的交流。”[注：Cull N J. Public Diplomacy’ Before Gullion: The Evolution of a Phrase.USC Center on Public Diplomacy. ;赵启正.公共外交与跨文化交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4-9]。②关于公共外交的对象。在这方面学者们的意见较为一致，即公共外交的对象是外国公众（或目标国公众），而非国内民众[注：Executive Summary.Finding America’s Voice: A Stratery for Reinvigorating U.S. Public Diplomacy: Report of an Independent Task Force.New York: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June 2003:1; ［日］金子将史,北野充.公共外交:“舆论时代”的外交战略.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5]；但也有学者认为公共外交的最终对象不是目标国公民，而是通过影响目标国公民进而影响该国的政府，即公共外交的对象是目标国政府[注：Frederick H H. Global Communication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Belmont,CA:Wadsworth,1993:229; Malone G. Managing public diplomacy.Washington Quarterly,1985,8 (3):199]。③关于公共外交的目的。多数学者认为公共外交是为了实现公共外交发起国的国家利益[注：Fitzpatrick K R. The Future of U.S. Public Diplomacy: An Uncertain Fate.Boston: Koninklijke Brill NV,2010:96]，或是为了提升本国的国家形象[注：韩方明.公共外交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6-9]，如杰威尔・诺亚（Javier Noya）认为，公共外交旨在对一个国家的海外形象和认知有积极的影响[注：Noya J.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Convergence or Divergence in Public Diplomacy?.paper Presented at the Madrid Conference on Public Diplomacy,Madrid,Spain,October10,2006]，但“新公共外交”的倡议者们认为，公共外交也表达了国外目标公众的利益[注：Johnson S, Dale H. How to Reinvigorate U.S. Public Diplomacy.Backgrounder,Washington,D.C.: The Heritage Foundation.April,23,2003]。
2.关于公共外交的作用
关于公共外交的文献显示学者们对其作用也有不同的理解，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①公共外交的主要作用在于促进国家利益和价值的实现。如詹姆斯・格拉斯曼（James Glassman）就认为，公共外交的使命是实现国家利益[注：Glassman J. speech at 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Washington,D.C.,July2.2008,]。②公共外交的作用在于影响外国公众的知识、态度和行为。美国前大使克里斯托弗・罗斯（Christopher Ross）把公共外交描述为形塑海外民众倾向的政府行为[注：Ross C. Pillars of Public Diplomacy.Harvard International Review,Summer,2003:22]。③公共外交的作用在于增强国家间的相互理解，改善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汉斯・塔奇（Hans N. Tuch）认为，公共外交的作用是使国外民众产生对该国的观念与理想、制度与文化、国家目标与当前政治的理解[注：Tuch H N. Communicting with the World:US Public Diplomacy Overseas.New York:St.Martin’s Press, 1990:3]。④也有学者认为公共外交的作用在于影响外国政府的政策和行动，或促进外交政策[注：Malone G. Organizing the Nation’s Public Diplomacy.Lanham,MD:University of Press of America,1988:3]。⑤公共的作用在与影响国际环境舆论。威尔森・迪扎德（Wilson Dizard） 认为，公共外交意在影响世界公众舆论[注：Dizard W Jr. Inventing Public Diplomacy:The Story of the U.S. Information Agency.Boulder:Lynne Rienner Publishers,2004:4]。⑥公共外交的作用在于促进国家安全[注：Djerejian E P. A New Strategic Direction for U.S. Public Diplomacy in the Arab＆Muslim World. Washington D.C.:Advisory Group on Public Diplomacy for the Arab＆Muslim World,2003:8]。⑦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公共外交的作用在于增强“软权力”。除约瑟夫・奈（Joseph S. Nye Jr.）持这种观点外，简・梅利森（Jan Melissen）指出，公共外交能够产生“软权力”，这已为外交实践所证明。[注：Melissen J. Wielding Soft Power:The New Public Diplomacy.Clingendael,The Hague.2005]此外，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公共外交的作用在于促进民主[注：United States Advsisory Commission on Public Diplomacy,Public Diplomacy in a New Europe,Washington,D.C., 1990:6]。
3.关于公共外交的模型
埃坦・吉尔博阿（Eytan Gilboa）指出，发展知识需要模型，因为模型关注最有意义的变量以及变量之间的关系。为此，他使用了五个变量（主要行为体、发起者、目标、媒体的类型、手段和技术）发展出了三个公共外交模式：冷战模式（the Cold War model）、跨国非政府行为体模式（the Nonstate Transnational model）和国内公共关系模式（the Domestic PR model）。[注：Gilboa E. Searching for a Theory of Public Diplomacy // Cowan G, Cull N J. Public Diplomacy in a Changing World.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March, 2008,616:59]凯斯・费兹帕特里克（Kathy R. Fitzpatick）指出，传统的公共外交模式――基于权力的公共外交模式（a power-based model）未能意识到在改变参与者态度和行为、实现相互获利的过程中相互关系和对话的重要性。因此，她提出应建立一种基于公共关系原则和相互性概念基础上的关系模式[注：Fitzpatrick K R. The Future of U.S. Public Diplomacy: An Uncertain Fate.Boston: Koninklijke Brill NV,2010:101-110]。此外，詹姆斯・格鲁尼格（James E. Grunig）通过借鉴公共关系学的相关知识，提出了公共外交的“公共关系模式（PR models）”[注：Grunig J E. Public Rel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Effects, Ethics and Responsibility.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93,47 (1): 137-161]
4.关于公共外交的层次、与软实力的关系、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冲击及评估公共外交效果的标准
杰弗里・科温（Geoffrey Cowan ）和阿米利亚・阿瑟诺尔特（Amelia Arsenault）认为公共外交包括三个层次，即独角戏（Monologue）、对话（Dialogue）与合作（Collaboration）[注：Cowan G, Arsenault A. Moving from Monologue to Dialogue to Collaboration:The Three Layers of Public Diplomacy // Cowan G, Cull N J. Public Diplomacy in a Changing World,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March,2008,616:292-294]。约瑟夫・奈探讨了公共外交与软式力之间的关系，认为公共外交是一种提升一国软实力的手段，而且公共外交为赢得冷战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现在应该把公共外交作为“巧实力”（smart power）军火库中的一种重要工具[注：Nye J S Jr.Public Diplomacy and Soft Power // Cowan G, Cull N J. Public Diplomacy in a Changing World,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March,2008,616: 300-301]。唐小松和王义桅研究了公共外交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冲击，指出公共外交质疑了传统的国家中心论和无政府状态假设、强调了心灵政治、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互动[注：唐小松,王义桅.公共外交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冲击：一种分析框架.欧洲研究,2003（4）:62-72]。关于评估公共外交效果的标准，前美国大使帕默勒・海德（Pamela Hyde）强调从“软权力”的角度，认为当公共外交准确地反映和解释了一个国家的政策并增强了该国的“软权力”时，公共外交就成功了[注：Smith P H. Politics and Diplomacy: The Hard Road Back to Soft Power.Georgetow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Winter/ Spring 2007,8(1):3]。前美国助理国务卿凯伦・休斯（Karen Hughes）则认为应采取四个“Es”（education,exchanges, empowerment, and engagement）标准，把对公共外交成效的评估与公共外交设想实现的目标联系起来。[注：Fitzpatrick K R. The Future of U.S. Public Diplomacy: An Uncertain Fate.Boston: Koninklijke Brill NV,2010:101-187]
对公共外交实践的研究
在对公共外交实践的研究中，学者们主要以美、中等国的公共外交实践为例进行案例研究，一些学者还进行了对比研究。
1.以美国公共外交为案例的研究
作为冷战时期的超级大国之一以及冷战后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公共外交一直是国内外学界研究的焦点。根据学者们研究成果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对“9・11”事件前美国公共外交的研究与对“9・11”事件后美国公共外交的研究。
在对“9・11”事件前美国公共外交的研究中，学者们首先是探讨了美国开展公共外交的原因。有学者指出，由于我们生活在一个公共外交的时代，这迫使各国政府特别是民主国家的政府要注重国际舆论，开展公共外交活动。[注：Lee J D ed.The Diplomatic Persuaders:New Role of the Mass Media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New York: John Wiley Sons,1968;Hoffman A S ed.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nd the New Diplomacy.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68]同时，更多的学者直接或间接地指出，美苏之间的冷战，特别是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是美国开展公共外交的最为重要的原因。[注：Barrett E W. Truth Is Our Weapon.New York: Funk＆Wagnalls,1953; Adelman K L. Speaking of America: Public Diplomacy in Our Time.Foreign Affairs, 1981,59（4）:913-936; Starr R F. Public Diplomacy: USA Versus USSR.Stanford,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其次是系统地研究了美国在海外开展的公共外交活动[注：Hitchcock D I. U.S. Public Diplomacy.Washington,D.C.: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1998; Tuch H N. Communicting with the World:US Public Diplomacy Overseas. 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90]，特别是通过教育与文化交流项目（如富布莱特项目）开展的公共外交活动[注：Coombs P. The Fourth Dimension of Foreign Policy: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Affairs.New York:Harper＆Row,1964; Frankel C. The Neglected Aspect of Foreign Affairs: American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Policy Abroad.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1966]。再次是对美国公共外交机构，特别是美国新闻署（USIA）公共外交活动的研究[注：Elder R E. The Information Machine:The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Syracuse: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1968;Hansen A C. USIA: Public Diplomacy in the Computer Age.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1984; Cull N J. The Cold War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 Amercian Propaganda and Public Diplomacy,1945-1989.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韩召颖.输出美国：美国新闻署与美国公众外交.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此外，学者们还从传播学[注：Cohen Y. Media Diplomacy: the Foreign Office in the Mass Communication Age.London: Frank Cass,1986; Heffernan P O. Mass Media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Norwood,NJ:Ablex,1991;Malek A.News Media and Foreign Relations:A multifaceted perspective, Norwood,NJ: Ablex,1997]、历史学[注：刘鸣筝.美国公共外交研究：1917―2009.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等学科研究了美国的公共外交活动，特别是大众媒体对制定外交政策的影响。
“9・11”事件发生后，学界掀起了研究美国公共外交的又一次高潮，内容主要涉及美国在阿拉伯地区的公共外交实践，相关研究文献大致归为以下方面：①讨论了开展公共外交活动对于美国赢得反恐战争的重要性[注：Campbell K M, Flournoy M A. To Prevail: An American Strategy For the Campaign against Terrorism. Washington D.C.:The CSIS Press,2001; Dizard W P, Jr. Inventing Public Diplomacy: The Story of the U.S. Information Agency.Boulder:Lynne Reinner Publishers,2004; Hachten W A, Scotton F. ed. The World News Prism: Global Media in an Era of Terrorism 6th.Ames:Iowa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02]；②从实践的角度研究美国政府在阿拉伯地区进行公共外交的战略、活动及成效[注：Staloff R. The Battle of Ideas in the War on Terror: Essays on U.S. Public Diplomacy in the Middle East.The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Near East Policy,2004;Rugh W,ed.Engaging the Arab＆Islamic Worlds through Public Diplomacy.Washington D.C.:The Public Diplomacy Council,2004;仵胜奇.布什政府中东公共外交.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③从公共外交机构的角度分析白宫、国务院、美国新闻署、国防部等机构在美国对阿拉伯地区公共外交中扮演的角色，不少学者还以美国新闻署和美国主管公共外交的助理国务卿夏洛特・比尔斯（Charlotte Beers）为例进行个案研究，探讨其进行的公共外交活动、取得的效果等[注：Lord C. Losing Hearts and Minds?:Public Diplomacy and Strategic Influence in the Age of Terror.Westport, CT: 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Inc.,2006;Dizard W P. Inventing Publie Diplomacy:The Story of the U.S. Information Agency.Boulder:Lynne Reinner Publishers,2004;Tiedema A. Branding America: An Examination of U.S. Public Diplomacy Efforts After September 11,2001,2005]；④从历史视角介绍和分析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各届政府在阿拉伯地区所从事的公共外交活动，认为这些活动对实现美国国家利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注：Rugh W A. American Encounters with Arabs: The “Soft Power” of U.S. Public Diplomacy in the Middle East. Westport, CT: Praeger Security International, 2006.仵胜奇.布什政府中东公共外交.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刘鸣筝.美国公共外交研究：1917―2009.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⑤从政策建议的角度探讨在阿拉伯地区进行有效公共外交应采取的措施，认为美国应将公共外交置于外交决策的首位[注：Blinken A J. Winning The War of Ideas // Lennon A. Ed. The Battle for Hearts and Minds: Using Soft Power to Undermine Terrorist Networks. Cambridge, MA: MIT Press,2003:282-298]，提高快速反应能力[注：Campbell K M, Flournoy M A. To Preveil:An American Stratery for the Campaign Against Terrorism,Washington D.C.:The CSIS Press,2001:141-151]，加强机构之间的协调与合作，加强与外国民众之间长期关系的建立[注：Fitzpatrick K R. The Future of U.S. Public Diplomacy: An Uncertain Fate. Boston: Koninklijke Brill NV, 2010:164-165; Johnson S, Dale H C, Cronin P. Strengthening U.S. Public Diplomacy Requires organization,Coordination,and Strategy.Backgrounder,August 5(1785),2005]；⑥分析了美国政府在阿拉伯地区开展的公共外交效果不佳的原因[注：Andoni L. Deeds Speak Louder Than Words.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Spring,2002,25(2):85-100; Fugiel M M. U.S. Public Diplomacy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A Theoretical Evolution From Consent to Engagement.The Paper for the degree of MA International Studies and Diplomacy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2005.有关美国中东公共外交相关研究的文献梳理详见仵胜奇.布什政府中东公共外交.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
此外，学者们还关注了美国在世界其它地区所进行的公共外交活动，分析了美国所采取的措施和手段、呈现的特点、存在的问题等[注：Abbas H. A Failure to Communicate: American Public Diplomacy in the Islamic World // Wesport J F, ed. The Making of a Terrorist, Vol.3: Root Causes. CT: Praeger Security International, 2005; Antoneta Vanc.The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Process of Public Diplomacy: U.S. Public diplomacy in Romania.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2010.檀有志.美国对华公共外交战略.时事出版社,2011.鹿鹏.“9・11”后美国的公众外交:以印尼、马来西亚为例.厦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
2.以中国公共外交为案例的研究
学者们对中国的公共外交实践也十分感兴趣。学者们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研究：第一，中国领导人的公共外交思想与实践。王红续认为，总理创造和积累了民间外交和公共外交的丰富经验[注：王红续.的公共外交实践与思想.公共外交季刊（秋季号）,2011:87-93]；王建（Wang Jian）和张湛国（Chang Tsan Kuo）探讨了1997年总书记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认为访问实现了某些外交目标，但从公共外交的角度来讲，这次访问只取得了有限的成果。因为反映在当地媒体中的中国形象仍然是负面的，没有得到改善。而1979年邓小平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则取得了巨大的公共外交成绩。[注：Wang J, Chang T K.Strategic Public Diplomacy and Local press: how a high-profile ‘head of state’ visit was covered in America’s heartland.Public Relations Review,2004,30:11-24]赵新利认为，在2007年和2010年两次访日期间，总理巧妙运用棒球、俳句等要素，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公共外交活动，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注：赵新利.访日期间的公共外交活动及效果.公共外交季刊（秋季号）2011:105-110]第二，中国以举办大型会议为契机开展的公共外交活动。维多利亚・图克（Victoria Tuke）以中国奥运会期间的公共外交活动为案例，认为中国未能在海外建立一个积极的形象的主要原因在于未能理解公共外交不断变化的性质以及西方媒体的负面作用。[注：Tuke V. China’s Public Diplomacy in the run up to the 2008 Beijing Olympics,International Relationas MA. Dissertation.The University of Warwick,2008]吴建民认为，中国申办、筹办、举办上海世博会，本身就是了不起的最大规模的公共外交。[注：吴建民.上海世博会是公共外交的大舞台.公共外交季刊（秋季号）2011:6-10]近年来，中国基督教开展的“中美基督教领袖论坛”, 佛教举办的以“和谐世界, 从心开始”为主题的世界佛教论坛，道教举办的以“和谐世界, 以道相通”为主题的国际道德经论坛，可以说是公共外交在宗教领域的成功尝试。第三，中国创造的特有公共外交活动，特别是探讨“乒乓外交”[注：翁明.小小银球旋转乾坤:记中美“乒乓外交”.外交学院学报.1997（4）:9-14]、熊猫外交[注：Scobell A. China’s Soft Sell: Is the World Buying?. China Brief, May 9,2007,7（2）; 梁宇.“熊猫外交”为中泰友谊添佳话.公共外交季刊（秋季号）,2011:94-97]以及孔子学院的公共外交功能。[注：Paradise J F. China and International Harmony: The Role of Confucius Institutes in Bolstering Beijing’s Soft Power.Asian Survey, July/August,2009,49（4）:647-669;韩召颖.孔子学院与中国公共外交.公共外交季刊（秋季号）,2011:14-20]第四，中国的区域公共外交。学者们探讨了中国对美国、欧洲、日本、东南亚、非洲等国家和地区开展的公共外交活动、采取的措施、取得的成效等[注：程妍.中国对美公共外交评析.辽宁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宋黎磊,王义桅.中国对欧公共外交：目标、进展与挑战.当代国际关系.2011（8）:44-51;Dinnie K, Lie A. Enhancing China’s Image in Japan: Developing the Nation Brand Through Public Diplomacy. Place Branding and Public Diplomacy,2010,(6):198-206;沈海涛,李永强.中国对日公共外交探析.日本研究,2011(3):67-71;夏玉清,罗致含.试论中国对东南亚的公共外交.东南亚纵横,2011(4):40-43;贺文萍.我对非公共外交的核心与策略.公共外交季刊(夏季号),2011:63-69;夏纪慧.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在非洲的公共外交.公共外交季刊(秋季号),2011:6-14]。此外，一些学者还讨论了中国公共外交的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注：廖宏斌.我国公共外交的发展现状及对策分析.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5):111-114]、进行公共外交时应秉持的理念、运用的资源、采取的形式[注：赵可金.软战时代的中美公共外交.时事出版社,2011]等提出了建议。
3.以其他国家公共外交为案例的研究
学者们除了对美国和中国的公共外交活动进行研究之外，还研究了世界其他国家的公共外交实践。金子将史和北野充主编的《公共外交：“舆论时代”的外交战略》在分析了美、英、中、德四国的公共外交之后，着重阐述了日本的对华、对美公共外交活动[注：［日］金子将史,北野充.公共外交：“舆论时代”的外交战略.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此外，还有学者探讨了日本公共外交的现状及其在东亚地区一体化过程中的潜力[注：Mori S. Japan’s Public Diplomacy and Regional Integration in East Asia.US-Japan Paper at Harvard University,2006]、日本公共外交的特点[注：廉德瑰.日本公共外交的特点.日本学刊,2011(1):40-51]。
菲利・普泰勒（Philip M. Taylor）研究了20世纪英国文化外交（cultural diplomacy）的起源，指出英国在海外进行文化宣传的目的――消除误解、真实反映英国的民主制度和生活方式。[注：Taylor P M. British Propaganda in the 20th Century: Selling Democracy.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1999:77]英国外交政策中心的马克・列昂纳德（Mark Leonard）等在讨论了伊拉克战争后的世界、新的外交环境、分裂的时代、公众舆论的重要性等这些英国进行公共外交的背景后，为英国制定了一套新的公共外交战略，如应注重新闻管理、信息沟通、关系建立、多管齐下等。[注：Leonard M, Small A, Rose M. British Public Diplomacy in the Age of Schisms.The Foreign Policy Center,February,2005]
保罗・杜・奎诺伊（Paul Du Quenoy）指出，在斯大林逝世后，其继任者发起了巨大的努力以使殖民地和后殖民地的人们相信苏联是一个有用的战略伙伴，重要的捐助者以及发展模式的有效性。而这些政策（包含了我们现在所称的“公共外交”成分）增强了苏联的超级大国地位。作者还以埃及为案例探讨了于1900―1915年间在埃及的公共外交活动。[注：Quenoy P D. The Russian Empire and Egypt, 1900-1915,The Case Of Public Diplomacy.Journal of World History,2008,19(2):213-233]安娜斯塔希娅・艾妮娃（Anastasiya Y. Eleava）研究了冷战后俄罗斯为吸引美国的直接投资而采取的一系列外交活动，如举办2010年俄罗斯论坛、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和全球创新伙伴关系论坛、发表斯科沃（Skolkovo）宣言、俄罗斯总统访美等公共外交活动等。[注：Eleava A Y. Case Study of Russia’s Public Diplomacy to Attract U.S. Direct Investment.MA. Dissertation of Art,Ball State University,2011]
此外，学者们还探讨了加拿大的“新公共外交”[注：Potter E,ed. Branding Canada, Projecting Canada’s Soft Power Through Public Diplomacy. MacGrew Hill,2009]、挪威（Norway）在“和平家园”（Peaceful Nature）公共外交理念指导在为解决地区冲突所从事的公共外交活动[注：Leonard M, Small A. Norwegian Public Diplomacy.The Foreign Policy Center,June,2003]，以色列（Israel）围绕着试图把加沙问题与巴勒斯坦官方选举相分离而进行的公共外交活动[注：Shenhav S R,Sheafer T, Gabay I. Incoherent Narrators: Israeli Public Diplomacy During the Disengagement and the Elections in the Palestinian Authority,Israel Studies,Fall,2010,15(3)]，“9・11”事件后沙特为了挽回在美恶化的形象，而对美国开展的公共外交活动[注：张巨岩.权力的声音：美国的媒体和战争.三联书店.2004:365-377]，古巴（Cuba）和委内瑞拉（Venezuela）如何在公共外交中利用国际援助项目、文化产品获得影响力和合法性[注：Bustamante M J, Sweig J E. Buena Vista Solidarity and the Axis of Aid: Cuban and Venezuelan Public Diplomacy // Cowan G, Cull N J. Public Diplomacy in a Changing World.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March,2008,616:311-313]，瑞士（Switzerland）公共外交面临的挑战[注：Matyassy J, Flury S. Challenges for Switzerland’s Public Diplomacy:Referendum on Banning Minarets. Figueroa Press,2011]，等等。
4.对公共外交实践的比较研究
一些学者在进行公共外交个案研究的基础上，还运用比较研究方法将一些国家的公共外交实践进行比较，以得出它们的异同。里亚兰・威克斯（Rhiannon Vickers）将英国和加拿大的公共外交进行了对比。结果显示英国公共外交的特点是把海外观众视为外交的被动接受者，英国主要做法是向海外观众突出一个特别的英国形象；而加拿大进行公共外交时则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使其公民团体和非政府组织在国际事务中起着更大的作用。[注：Vickers R. The New Public Diplomacy: Britain and Canada Compared.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2004,6:182-194]亨里克森（Henriksen）和巴托罗（Bátora）对比了加拿大和挪威的公共外交实践，认为加拿大关注人类安全与对外援助，而挪威强调调解与国际斡旋。[注：Henrikson A K. Niche Diplomacy in the World Public Arena: The Global “Corners” of Canada and Norway.In The New Public Diplomacy, ed. Jan Melissen,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2005:67-87; Bátora J. Public Diplomacy Between Home and Abroad: Norway and Canada. The Hague Journal of Diplomacy, 2006,1 (1): 53-80]赵可金以美国、以色列、日本、加拿大、挪威、印度和沙特为研究对象，在对上述国家的公共外交进行了系统考察的基础上，对它们的公共外交实践进行了比较，发现各国公共外交战略中起“支柱”性作用的三个方面是理念确定、资源开发和组织体制。[注：赵可金.公共外交的理论与实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260-494]
公共外交研究中存在的不足
虽然国内外学界对公共外交已经做出了较为全面、深入的探讨，但仍存在下列不足。
1.对公共外交理论的研究仍显不足
首先，到目前为止，学者们仍未对何为“公共外交”未达成共识。埃坦・吉尔博阿指出，“对任一重大论题的系统性研究首先需要一个可行的、被广泛接受的定义。”[注：Gilboa E. Searching for a Theory of Public Diplomacy // Cowan G, Cull N J. Public Diplomacy in a Changing World.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March,2008,616:57]在国内外学者对公共外交的研究中使用了各种令人混淆的、不完全的、有问题的定义，这些定义对公共外交的主体、对象、手段、目的的存在不同的界定。其次，虽然学者们从一些相关学科中发展了一些公共外交模式，但仍未提出一个综合的整体理论构架。埃坦・吉尔博阿的公共外交模式、贝诺伊特（Benoit）的形象重建理论（image restoration theory）仍需要进一步的发展、提炼，以应用于公共外交议题。此外，学者们也没有认真地尝试去建立一个公共外交的范式（paradigm）。一些学者建议运用如世界政治、世界秩序、外交政策等相关领域的范式，但这些范式的本身也存在不少理论和方法论方面的缺陷。[注：Ibid: 68-74]
2.对中小国家公共外交实践的研究不足
在对各国公共外交实践的研究中个，我们可以发现学者们特别注重对世界各主要大国公共外交实践的研究，而忽视对中小国家公共外交实践的探索。[注：Bátora J. Public Diplomacy in Small and Medium-Sized States: Norway and Canada.Discussion Paper in Diplomacy 97, Hague, Netherlands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Clingendael,2005]事实上，不少中小国家虽然国家综合实力弱小，但是它们却通过开展卓有成效的公共外交活动，增强了自身的国际影响力，取得了与自身国力不相称的国际地位。瑞典、挪威、加拿大等国可以说是中小国家公共外交的典范。对这些中小国家及其它中小国家公共外交的理念、战略、策略、活动及其取得的成效进行研究能为深化公共外交理论与实践研究提供帮助。
3.缺乏从宗教的视角研究公共外交
乔纳森・福克斯（Jonathan Fox）指出，“9・11”事件“促进了打破把宗教与国际关系公开联系起来的禁忌的范式转移，并且打开了研究宗教与国际关系影响的各个不同方面的闸门。”[注：Fox J. Religious Discrimination: A World Survey.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2007,61(1):48.转引自徐以骅.全球化时代的宗教与国际关系.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9):13]宗教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新边疆”[注：徐以骅.宗教与当代国际关系论丛（序）.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1]，国际关系出现了“宗教的转向（religious turn）”[注：Rees J A. Relig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Development: the World Bank and Faith Institutions.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2011,p.x]，但在公共外交研究中，学者们可见从国际关系学、外交学、历史学、传播学等学科研究公共外交的文献，却罕见从宗教视角研究公共外交的论著[注：国内关于宗教与公共外交的论文只有陈冠桥.世界佛教论坛：公共外交在宗教领域的成功尝试.公共外交季刊(秋季号)，2010:95-100;赵可金所著的《公共外交的理论与实践》有一节论及“宗教外交：沙特阿拉伯公共外交实践”。此外，韩（2009）研究了隋唐时期东亚世界的“佛教外交”。]。徐以骅教授不无感慨地指出，“公共及民间外交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是宗教和宗教团体介入中国对外关系的主要途径，但却是被各界忽视的议题，成为中国公共外交实践和理论研究中的短板或缺项。”徐以骅.全球化时代的宗教与国际关系.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9):19]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不乏利用宗教证明其行动合法性的国家与领导人。[注：Esposito J L, Mogahed D. Battle for Muslims’ Hearts and Minds: The Road Not Taken.Middle East Policy,Spring 2007,14(1)]例如在冷战期间，美苏两国都曾把宗教作为一种外交资源，从事后来所称的公共外交活动，并有效地增进了自己的国家利益。[注：Fletcher W C. Religion and Soviet Foreign Policy,1945-1970.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3;Inboden W. Religion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1945-1960: The Soul of Containmen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因此，学者们应拓展研究的视角，从宗教视角研究公共外交。
发表国际关系论文范文第4篇
1980年代以来，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1方面，国际体系由两极变成了单极，由此颠覆了整个国际体系的结构，带来了崭新的国际格局；1方面，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与时俱进，全面嬗变。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外交面临全面审视、重新构筑其指导思想即外交哲学的巨大挑战：我们究竟应当如何看待当前这个变化中的世界？我们又应当如何与这个世界打交道？
新时期中国外交哲学于1990年代初中共104大前后初具雏形，经过10多年的辩论、反思、丰富、完善，到本世纪初106大前后臻于成熟。及至2005年，主席在4月亚非峰会上首次提出，又于10月在联合国大会上全面阐述的「和谐世界外交理念，对现阶段中国外交哲学和国际战略做了纲领式的总结。根据中共104大以来各次代表大会政治报告和1年多以来公开发表的相关政府文件、领导人讲话、官方媒体文章以及学界言论[1]，以「和谐世界为旗帜的新时期中国外交哲学可以概括为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首先，在对当前国际社会实然状况的判断方面，「和谐世界外交哲学认为「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给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带来了机遇和有利条件，「要和平、促发展、谋合作已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其次，在国际社会应然状况的理念方面，「和谐世界外交哲学提出了以政治上平等、民主、法制，安全上互信、对话、合作，经济上互利、共赢，文化和社会制度上多样、包容为主要特征的理想模式或者说追求目标。最后，在中国外交的行动纲领方面，「和谐世界外交哲学提出了「顺应历史潮流，维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积极促进世界多极化，积极推动经济全球化，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持构建和谐世界的努力方向。
熟悉近代国际关系史和国际关系理论文献的人1眼就可以看出，新时期中国外交哲学带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人类利益、「持久和平、「普遍繁荣、「共同安全等等都是1战后盛极1时的理想主义思潮的标志性关键词。然而，这些美好的愿望、崇高的理想不久便在国联失败、2战爆发等严酷现实面前破灭，理想主义思潮也很快偃旗息鼓。冷战的结束曾经带给世界1线希望，国际社会期冀在没有大国对抗的形势下可以重建和平、公正的世界秩序。尤其是1991年的海湾战争，令相当1部分理想主义／自由主义者们庆幸人类追求了近1个世纪而不可得的「集体安全原则终获实现。可是，随之而来的单边主义强权政治却让这1前景又1次成了转瞬即逝的海市蜃楼。理想主义这次短暂的复燃，除了给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自由主义思潮注入了新的活力并引发了建构主义的兴起外，在中国以外的各国外交思想与实践中并未留下多少痕迹。
在西方动静不大的理想主义复燃在中国却引起了巨大而深远的反响。中国学界的大部分学者以极大的热情拥抱具有为理想主义还魂成分的自由主义／建构主义之西方国际关系理念。1时间，赞美、推崇全球化、1体化、地球村、相互依赖、全球治理、非国家行为体、非政府组织、超国家超跨国界行动网络、国际机制、互利共赢、观念共享、认同重构、安全共同体、乃至世界政府的言论文章铺天盖地而来，充斥国内的学术论坛和大众传媒，为中国外交哲学向理想主义偏转在观念和舆论上打下了深厚的思想基础。
在世界各国都遭遇冷淡的理想主义复燃为甚么唯独在中国成了气？这当然离不开中国的特殊国情，其中两个因素是主要的：其1，到1980年代重新恢复为止，本来就未曾充分发展的中国国际关系学已经中断了310年，刚起步的国际关系／外交政策学界尚欠成熟，才会重新祭起在国际学界早有定论的理想主义亡灵，将其奉为至宝；其2，也是更重要的，中国当时正处在与「世界革命外交路线决裂的意识形态转型期，对过去几10年盛行的「斗争哲学、「革命路线深恶痛绝的知识／政策精英很容易矫枉过正，才会敞开胸怀毫无保留地拥抱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大同、「中庸、「和为贵等理念1拍即合的理想主义立场。
中国外交在新时期外交哲学的指引下取得了1定的成绩。中国从1980年代末的极度孤立中艰难走出，直到今天与世界各国普遍改善了关系，在全世界特别是周边国家享有较好的口碑，尤其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化解了「中国所引起的不必要忧虑。这些与中国外交高举和平发展旗帜、奉行忍让合作、亲善睦邻政策是分不开的。然而，在肯定新时期外交哲学的积极作用的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其问题所在。其1是中国外交哲学中的理想主义成分脱离了当前的国际现实，也违背了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主要是现实主义）早已确立的1些基本规律，引起国人对国际政治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乃至滋生和平麻痹思想，造成国家安全隐患；其2是对和平、合作的过份强调导致中国外交实践在1些问题上不能理直气壮地为维护国家利益和主持国际正义而斗争，导致中国国家利益和国际声望受损；最后，中国外交宣传说辞（diplomaticrhetoric）对1些完全脱离现实的理想主义信念的强调，使自己处于言行不1、自相矛盾的窘境，反而引起别国的猜疑。在国内有关文献中，支持、论证新时期中国外交哲学和赞扬中国外交成就的著述车载斗量，而对其进行实事求是的批评检讨之作却寥若晨星。有鉴于此，本文将不再为前者锦上添花，而将重点放在探讨新时期外交哲学的偏向和缺失方面。
2
「和谐世界是继「和谐社会之后提出的。有人认为，这只是把国内社会发展的目标运用到国际社会的扩展。然而，问题恰恰就出在国内国际的差别上面。如所周知，国际社会与国内社会有本质的差别，那就是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不像国内社会，国际社会不存在垄断合法暴力使用权的中央权威——政府，也不存在以合法强制力为后盾的可执行法律。尽管有国际组织和国际法的种种粉饰，我们所处的国际社会从本质上说仍是1个丛林世界，其中各国的利益、安全乃至生存得不到法律秩序的保护，弱肉强食仍然是通行的生存法则，权力／实力（power）成为决定1切国家之命运的「国际政治通货，也因此成为各国追求的国家利益的定义要素（摩根索[HansMorgenthau]语）。
政治学理论告诉我们，政治就是「对价值的权威性分配[2]，或者说是以权力对利益进行分配。权力则是影响乃至控制他人行为的能力，或者更直白地说是「让别人去做本来不愿做的事[3]的能力。可见，政治关系中1方权力的增长必然意味着对方权力的削弱。权力的这种相对性质决定了1切政治博弈都是0和游戏，其中1方所得必为另1方所失；同时也决定了追求权力的世界各国（特别是大国）之间的利益（特别是政治利益）在本质上必然冲突，不可能共赢，也不可能真正和谐。
在国际政治现实中，国家间的利益和国际事务的决定权都是按照国家权力／实力分配的。只要权力／实力是决定1切的诉求手段，拥有不同权力／实力的国家就不会有真正的平等，而国际事务也不可能按1国1票的民主原则去裁决。现行国际法和国际准则所说的「国家无论大小1律平等是指平等，并非政治权利平等。在政治权利特别是对世界事务的发言权上，大国、强国和小国、弱国不可能也不应该平等。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所享受的大国特权，尤其是1票否决的特权，就体现出国际社会对这种等级制度和非民主决策程序的认可。事实上，这种制度安排本身就是权力政治的明确体现。面对这样的国际现实去提倡「国际关系民主化未免过于空想。
在无政府状态下，当1个国家的安全以至生存受到威胁时，说到底，除了自身以外没有任何国家或国际组织可被指望提供可靠的救助，国际社会因此被称为「自助体系（self-helpsystem）。在自助体系中，1国实力尤其是军事实力的增强意味着其它国家安全的自动削弱。这里的「自动削弱与实力增强国家的意图或动机无关。这样，1国如果坐视其它国家实力增长，就会危及本国安全；如果提升本国实力，同样会被别国视为安全隐患而做出相同反应，各国由此陷入竞相升级的军备竞赛中去，这就是国际关中著名的「安全两难。「安全两难不可能通过「建立互信而消弭，因为在无政府的结构制约下，缺乏强制保证的「诚信没有任何意义，背信弃义的例子在国际关系史上比比皆是。把国家安全寄托在别国的「善意上不啻自取灭亡，也正因为如此，在事关国家生死存亡而且1旦失误不再有第2次机会的国家安全问题上，没有国家敢依赖「互信而放弃加强军备，因为风险实在太高、赌注实在太大。只要国际无政府状态不变，想靠「互信解决国际安全问题是不现实的。
如果说国家之间在政治上利益必然冲突、在安全上必然相互戒备，那么至少在经济上可以互利共赢吧？的确，以财富定义的经济利益与以权力定义的政治利益不同，有其绝对价值而非只存在于相对关系之中。从单纯经济学角度出发，拥有不同比较优势的各国进行国际合作，实现全球经济资源的最佳配置，有可能实现对各方都有益处的互利共赢游戏。然而现实世界中从来就没有单纯经济性质的经济问题。从政治角度看，问题就不那么简单，还存在相对收益的问题：在国际经济合作中获益相对较少的1方担心获益较多的1方的国力增长较快，造成本国在权力博弈中的地位遭到削弱。这种对相对收益不平衡的担忧便成为国际经济合作的1大障碍。所以，不能简单地认为只要能够互利共赢，国际经济合作就1定能实现。近年来中国企业在西方特别是美国进行企业并购，遭遇这些国家设置的种种政治屏障，就是很有说服力的证据。
经济合作有可能互利共赢并不等于1定互利共赢。事实上，在国际经济交往中，北方的富国强国往往利用自己的实力优势将损人利己的不公平交易强加于南方的穷国弱国，以此继续扩大国际贫富差别，又用扩大了的实力优势谋取更加不公平的贸易条件，如此恶性循环，造成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愈陷愈深的发展困境。即使有些发展中国家通过国际经济合作赢得了发展的机会，那也往往是以国家、经济安全、环境安全、劳工福利等方面付出高昂代价换取的。在大多数情况下，经济合作只是有关各国利益交换的权宜之计，并不必然导致国际关系的和谐。同样的道理，被自由主义／建构主义者当作世界和平希望的相互依赖其实也是1柄双刃剑，紧密的经济联系可以让有关各方利益交织，休戚相关、得失与共，却也可以带来利害冲突甚至激烈争端。在相互依赖和经济全球化的认识上普遍存在两个误区：1是以为这是近2、310年来出现的1种新现象，2是认为它会导致世界和平。历史告诉我们，两者都是错觉。正如国关理论大师沃尔兹（KennethN.Waltz）指出，当今世界以贸易和海外投资占世界生产总额比例衡量的相互依赖／全球化程度并未超出1次大战前的水平，而尽管那时的理想主义者也以同样的热情欢呼世界经济1体化将为世界带来持久和平，结果却恰恰相反[4]。把世界和平乃至和谐的希望寄托在国际经济合作、相互依赖、1体化、全球化上是不可靠的，把这些国际经济进程不加区分地作为政策目标去推动也未免失之盲目。
中国新时期外交哲学的理想主义倾向不仅表现在对国际体系属性的理解和对国际关系规范的应然设定上，而且表现在对当前国际形势的实然判断上。通过理想主义的乐观视角产生的这些判断与现实世界存在很大差距。关于多极世界或世界多极化的判断就是1例。10余年来，中国学界对世界的极数问题进行了冗长而不得要领的争论，却始终未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事实上，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仅存的超级大国，国际体系由两极变为单极。这1判断的论据很简单：当今世界上没有1个国家或国家集团可以制衡最大的霸权国美国，而且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也不会有这样1个国家或国家集团出现。所谓「制衡就是能够在重大实质问题上以实力为后盾影响甚至改变霸权国的决定。以此作为衡量国际政治极数的唯1标准是因为它反映出国际力量对比的本质，是研究极数这个问题的本来意义所在。国际实力分布决定国际体系结构，国际体系结构决定国际政治的结果，有单极结构就注定有霸权秩序，对此不能抱有任何幻想。国内政学两界热衷谈论的多极世界和多极化纯属幻觉，而「1超多强的提法虽然可以说比较符合实际，却错失了事物的本质，有误导之弊。事实上，单极就是单极，除非有联盟制衡出现（而这在当前世界极少可能），否则「多强在「1超面前只能是无效数字，改变不了单极世界的本质特征。
对多极和多极化也存有两个认识误区，其1是多极世界比单极世界太平，其2是多极化可以是政策推动的结果。事实上，多极均势远不如单极或两极结构来得稳定，两次世界大战就是在多极结构下爆发的；而失去均势的多极世界中的动荡和混乱足可匹敌霸权秩序下的诸多弊病。另1方面，多极化作为国际实力分布的变化只能是次等大国实力增长的自然结果，而不可能是政策推动的结果，除非与其它强国结成政治—军事同盟，而这与中国外交的既定方针相悖。当前的霸权秩序是我们无法改变的现实，不管喜欢与否都必须面对，因此我们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应对霸权，而不是把希望寄托在或把精力浪费在谈论毫无现实意义的多极世界上。
「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主题是又1误判形势的命题。这个命题如何违背了邓小平「两大问题论断的本意以及提出「时代主题这个范畴的列宁主义理论范式的「硬核，是如何不符合从冷战后国际体系的结构变化推导出的国际秩序特征，又是如何不符合冷战结束以来的国际现实，作者已有另文专论[5]，在此不再重复。限于篇幅，本文只想就拙作发表后出现的1些观点补充两点意见：第1，为该命题辩护的人士称，之所以称之为「时代主题是因为和平与发展是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愿望与诉求。如果按照这个标准，那么人类历史特别是近代以来就没有不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因为和平与发展从来都是人类不懈的追求。第2，如果从「主题的本意出发把「和平时解为和平是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和外交活动的中心议程的话，那么熟悉现代国际关系史的人都应该同意，两次大战之间的210年才称得上真正的「和平年代，因为1战的惨痛经验让世界各国，除了少数法西斯军国主义国家外，都把世界和平放在追求目标的首位，甚至1些主要大国为了维持和平不惜对侵略恶势力采取绥靖政策。与那个时代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当今世界上除了中国，没有任何主要国家把和平当成国家追求的至高无上的目标，而是把国家安全甚至1些次要的国家利益放在和平之前。正如美国出于其真实的或虚构的国家安全利益，并且在后1种情况下不顾全世界的反对，肆无忌惮地发动了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面对这样的霸权和霸权护持战争，奢谈「和平时代还有甚么意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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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外交哲学的理想主义倾向不可避免地对中国国家战略以及外交和国防政策产生影响。在「和平发展主题论的方针指引下，在210世纪的最后210年中，中国国家战略突出强调邓小平提出的「国防建设要服从、服务于经济建设，而对同样也是邓提出的「国家的和安全要始终放在第1位[6]的思想未给予足够重视，其直接结果之1便是在那210年里国防建设的严重滞后。1986年开始的「75期间，中国国防开支占GDP的1.73%，到「85期间降为1.29%，「95期间更降至1.19%[7]，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例也从1979年的17.37%降至1999年的8.16%[8]。1980-2000年间，中国国防资本增长速度仅为日本的3分之1，印度的6分之1，国防开支占GDP比重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值3%，而且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2.6%[9]。在1个充满战乱、动荡的世界中，如此单方面地减缓国防投入，对国家安全而言是10分危险的。值得庆幸的是，有象表明中央决策层对此已有警觉，从2001年起中国国防开支开始加大投入增幅，多年来的国防建设欠账有望得到弥补。更重要的是，2002年召开的106大已经把国防建设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调整为「坚持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方针，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10]。
新时期外交哲学对和平与合作（以及对中国「和合文化）的强调，使得中国外交在1些本来应当也可以理直气壮地维护国家、尊严和利益的问题上，刻意回避冲突和斗争，忍辱负重、委曲求全，以致未能有效地维护国家利益和威望。这方面最明显的例子是对中美关系的处理。冷战结束后特别是小布什（GeorgeW.Bush）执政后，美国对中国采取了事实上敌视的立场。美国通过军售升级和战略承诺对台湾岛内分裂叛国势力的支持，对从达赖喇嘛到东突恐怖组织到等所有反中国势力的庇护纵容，对中国实施高科技和精密武器的封锁禁运，在中国周边精心构筑战略包围圈等等，已经构成对中国核心或重大国家利益的严重侵犯。任何国家如果对美国做了这些事中任何1件，都会被美国视为战争行动而进行反击，但是中国非但没有采取任何实质性的抗议行动，甚至还跟美国1起津津乐道两国间的「建设性合作关系处于近310年来的「历史最好时期[11]，从而默许了美国的这些损害中国利益和尊严的霸道行径。另1个例子是。当日本出动军舰对中国民间保钓人士的小破渔船进行攻击时，中国的海军在哪里？中国领土不可侵犯的誓言和
职责又在哪？有人会用中国国力不够为这种软弱辩护，却难以令人信服。时代的国力远不如现在，却奉行了1条敢于硬碰的外交政策，不但维护了国家利益，也给中国赢得了世界包括对手的尊重。今天我们不再需要外交路线中鼓吹世界革命的激进成分，但也不能把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优良传统1并抛弃。国际政治中1条颇具讽刺意味的规律是，怯懦忍让、委曲求全往往招致欺侮和冲突，而敢于牺牲的无畏气概和充分的战争准备反而能遏制挑衅与战争。
新时期外交哲学的理想主义倾向也反映在中国外交语言和对外宣传中。大量远离现实的理想主义表述非但不能起到占领道义高地的作用，反而会造成自己言行不1的被动，招致别国对「高调背后动机的怀疑，甚至难脱「伪善干系。例如，据外电报导，两年前中国高官劝说欧盟取消对华武器禁运时说，对华武器禁运是冷战的产物，现在都已经是和平发展时代了，为甚么还要继续？欧方反问，既然已是和平发展时代，中国为甚么还如此急切想要购买武器？中方无言以对。又如，中国1面享受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大国特权，1面大谈「国无论大小1律平等、「世界上的事务应由各国协商解决，试想有朝1日若有中小国家要求中国践行其「国际关系民主化的主张支持取消常任理事国的特权，中国又将何以对之？再如，中国1再对外声称中国永远不称霸。其实这样的誓言毫无实际意义（约束力），因为凡是相信物质基础决定意识形态的历史唯物主义者（或者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者）都知道，霸权（政策、行为）只是超强国力的1种表现。不称霸是因为实力没到那1步，实力之水1到，霸权之渠就成。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只不过霸权有良性恶性之分[12]，而称霸也有自觉不自觉之分（有的称之为推行全球民主化的「神授天命，如美国；有的称之为「无产阶级国际义务，如前苏联）而已。成天信誓旦旦地保证自己永不称霸，就像到处给人开空头支票，除了令人生疑外不会有别的效果。
前面已经说过，中国外交哲学中的理想主义倾向其实是战略思想不够成熟和误读形势的结果，并没有深厚的理论基础或可靠的科学依据，却带有很强的机会主义成分，其结果就是根基不牢，常会左右摇摆，甚至从1个极端即理想主义摆到另1极端即实用主义。正如有关方面对邓小平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提出「韬光养晦和「决不当头策略的片面强调，导致中国外交在国际交往中只求合作、不敢斗争，很大程度上放弃了作为发展中大国主持国际正义的道义责任和原则立场，这在中国经济和国际经济交往迅猛发展的背景下，给外人留下中国只顾赚钱致富、不知理想道德的消极形象。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中国作为常任理事国在联合国安理会大量弃权的投票纪录。其实撇开道义原则不说，单从计算国家利益的角度来看，1味退缩、躲避也绝非上策。「不扛旗、不当头、不树敌、不对抗固然能节省成本，但也会引起很可能更高的机会成本。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的「不表态政策，不但平白浪费了否决权这1至关重要的大国权力，而且也放弃了作为广大发展中国家代言人这1巨大政治资源。
理想主义的初衷是高尚的、美好的，惟其脱离现实、无法实现，便可能误事、误国，反倒成了危险的东西。中国的外交哲学，从改革开放前的革命激进主义到改革开放后的自由理想主义，都是在意识和意志的自由王国中翱翔，境界自是清高邃远。然而，要在这世界民族之林的尘世间站稳脚跟，发展壮大，中国的外交哲学恐怕还得向丛林世界的现实主义回归才行。
注释：
[1]：〈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2005年9月15日在联合国成立610周年首脑会议上的讲话；国务院新闻办：《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2005年12月22日；〈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强调坚持推动建设和谐世界〉，中国新闻网，2006年8月22日电；〈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建设和谐世界〉，《人民日报》社论，2006年8月24日；〈外交部副部长张业遂在北京举行的「中国梦与和谐世界研讨会上的讲话〉，中国新闻社，2006年4月2日；杨中旭：〈「和而不同锚定中国外交思想〉，《中国新闻周刊》，2006年5月2日；李晓明、刘新宇：〈中国梦的国际表达〉，《环球》，2006年4月16日；〈上海「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学术讨论会综述〉，《解放日报》，2006年3月28日。
[2]伊斯顿（DavidEaston）语，见RobertE.GoodinandHans-DieterKlingemann,eds.,“PoliticalScience:TheDiscipline”,inANewHandbookofPoliticalScience(Oxfordand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1996),8,n.11.
[3]达尔（RobertA.Dahl）以韦伯为基础给出的定义，同上，页7。
[4]KennethN.Waltz,“GlobalizationandAmericanPower”,TheNationalInterest,no.59(Spring2000):48.
[5]张睿壮：〈重估中国外交所处之国际环境——和平与发展并非当代世界主题〉，《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1期，页20-30。
[6]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页347-49。
[7]曾华国：〈中美日印军力比较〉，《瞭望东方周刊》，2004年1月15日，页66。
[8]〈中国的军控、裁军与防扩散努力（4）：致力与国家和区域裁军〉，中国外交部网站，2005年9月。
[9]张睿壮：〈重估中国外交所处之国际环境——和平与发展并非当代世界主题〉，《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1期，页20-30。
[10]转引自程瑛、贾葭：〈政治局探求富国强兵战略〉，《瞭望东方周刊》，2004年8月5日，页18。
[11]唐家璇：〈努力推进新世纪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人民网（华盛顿）2005年7月27日电；〈我驻美大使周文重称合作为中美关系的主流〉，中国新闻网（纽约），2005年9月24日电；〈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王光亚大使在美国经济委员会年会美－中关系论坛上的演讲〉，中国外交部网站（/gate/big5//chn/wjb/zwjg/zwbd/t118454.htm），2004年5月20日。
发表国际关系论文范文第5篇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由于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和任务认识还不足，因而没有制定出正确的方针和政策。在处理与其他党派的关系中，一律采取“攻击、排斥”的态度，认为当时中国的“南北政府”都是“一丘之貉”，无论是孙中山还是北洋军阀政府都是反动的，主张中国共产党“永远站在完全独立的立场上，只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相互关系。”[39]随着革命的发展，由于敌人的力量过于强大，中国共产党开始认识到:“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为了战胜强大的敌人,仅仅依靠无产阶级孤军奋斗是不够的,必须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反之,“如果不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党就不可能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40]它表明中国共产党已经意识到寻找同盟者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从民族利益的大义出发，在共产国际的影响下，中共认识到只有联合才能实现共产党反帝反封建的民主纲领。1922年6月,中共发表了《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对做出了公正评价,又对他们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及脱离群众做出了诚恳的批评,表示愿意与孙中山联合,紧接着党的“二大”上通过了“关于民主联合战线”的决议案,公开声明:“我们共产党应该出来联合革命的新党派,组织民主联合战线,以扫清封建军阀,帝国主义压迫,建立真正民主政治的独立国家为职志”。[41]这个决议案表明,中国共产党放弃了排斥一切其它政党的立场,确立了与派联合共同进行民族民主革命的政策。
中共选择做为自己的政治伙伴和联合力量除了共产国际的因素外，主要从以下两方面考虑：首先,事实证明中共单靠无产阶级的力量不可能战胜武装到牙齿的敌人。中共自成立后,就开始领导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使中国出现了第一次工运高潮,但由于力量的对比悬殊,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镇压下,工运迅速转入低潮。于此,中共开始认识到:“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为了战胜强大的敌人,仅仅依靠无产阶级孤军奋斗是不够的,必须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反之,“如果不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党就不可能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42]它表明中共意识到寻找同盟者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所以早在二大时,中共不得不对先前的政策进行修改,一方面提出最低和最高革命纲领,另一方面提出了建立联合战线的主张。其次,是因为本身的特点。虽然孙中山领导的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但自清末以来,为了救国救民就进行了前仆后继的斗争,而且也是中国当时有纲领、有组织、人数众多、势力遍布全国的大党。因此,中共觉得在“在中国现存的各政党,只有是比较革命的民主派。”[43]而且“依社会各阶级现状,很难另造一个比更大更革命的党,既使造成,也有使国民革命势力不统一不集中的结果。”[44]于是,中共同意了与的合作。2、服从共产国际的利益，中共从党外合作转向党内合作随着共产国际和苏俄政府为服务于苏俄远东战略利益对中国民主革命策略的调整,国共合作就成为共产国际与孙中山加强联系,苏俄同国民政府结成联盟的关键性环节。而在当时,中国共产党大多数领导人尚未转变思想。为了统一认识,1922年1月,国际代表马林参加了第一次杭州中央全会(即第一次西湖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扭转中国共产党人对的认识。马林提出“共产党人放弃排斥的立场,并在该党内部开展政治活动”。但中国共产党明显抱有非自愿性与非自觉性的抵触情绪。因为在中国共产党看来,如此合作,必然会束缚其革命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阻碍其力量壮大和发展,使其扮演合作中一个弱势群体的角色。所以陈独秀及与会者都强烈反对加入,仅同意国共合作。西湖会议结束以后,陈独秀于4月写信给远东局负责人魏金斯基,明确表示反对马林“关于全体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加入的提议”。1922年夏,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革命团体代表大会的中央委员回国,带回了共产国际的重要文件和指示: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参加国民革命,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斗争。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及《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这个决议符合国共合作的基本原则,确立了党在国民革命运动中的基调。但关于联合的方式问题代表们仍然没有取得一致的看法。为了进一步统一党内对国共合作的认识,马林于7月17日向国际执行委员会作了一篇关于中国情况的报告。他在报告中肆意夸大在民族民主革命中的作用,对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横加指责。他对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运动表示悲观失望,甚至错误地提出“一切工作到内去做”的口号。1922年8月,马林随苏俄特使越飞再次来华。马林这次带来了共产国际的重要指示。由于孙中山拒绝采纳建立联合政府,实行“党外合作”的建议,所以,就必须说服中国共产党接受加入的建议,以解决意见分歧。中国共产党于1922年8月17日召开了第二次“西湖会议”。、蔡和森等仍反对马林的主张。陈独秀也表示不同意马林的见解。但在会议上，马林传达了共产国际七月决定和八月指示，坚决要求中共党员加入，建立国共统一战线。由于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在组织关系和经济上对共产国际和苏俄的完全依赖，为了避免与马林和共产国际发生严重的争执，会议经过激烈的讨论，多数人都不得不接受加入的主张，陈独秀也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接受了这一建议。最终,马林以“中国共产党是否服从国际决议为辞,压制党内不同意见。中共中央出于尊重国际纪律,遂不得不接受国际提议,承认加入。”[45]第二次西湖会议统一了中国共产党对国共合作的认识,从而已牺牲中国共产党的利益确定了共产党加入,与实行党内合作的方针,从而奠定了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
（三）采用党内合作方式，壮大中国共产党的力量
中国共产党对同合作这一战略利益的认识也是经过一个长期的过程。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由于对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认识不足，在处理与其它党派的关系中一律采取的是“攻击、排斥”的态度。但由于敌人力量的强大，自身力量的弱小，特别是在“二七惨案”的创痛后使得共产党不得不认识到只有联合可以依靠的力量，才能打倒共同的敌人。在列宁作出了“无产阶级可以同资产阶级联盟，哪怕这种联盟是暂时的，不稳固的”这一指示后，中国共产党根据列宁和共产国际关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社会特殊性的有关论述，认识到了“工人阶级独立斗争是不能得到胜利的，而还要有各阶级的援助。”[46]“依中国社会的现状，宜有一个势力集中的党为国民运动之大本营，中国现有的党，只有比较是一个国民革命的党。同时依社会各阶级的现状，很难另造一个比更大更革命的党，即能造成，也有使国民革命势力不统一不集中的结果。”[47]于是采取了以共产党员个人身份加入的合作形式。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一种策略手段，目的在于通过向与它有联系的工人群众和组织渗透，并最终从那里能夺取这些工人群众和组织，壮大党的力量；同时在内部建立比较稳固的共产党集团，最终能由共产党人夺取对中国革命的最终领导权。中国共产党对同合作的战略利益认识和政策都是建立在这一认识基础上，主要体现为以下几点：
1、利用的组织和威信，迅速壮大中国共产党的力量
中国共产党自从成立后，虽然经过多方努力，其力量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但由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时间还是相对较短，民众的觉悟也还没有达到更深层次的认识，党在工人运动中的影响范围有限，因此。马克思主义在广大群众中的影响还不是很广泛，党员的发展速度也不是很迅速。到1922年6月底，中共二大召开前夕，党员人数只有195人，就是到1923年6月中共三大召开时，全国的党员也只有四百余人，这与党员有数万人的根本无法相比。
从1894年起，孙中山就一直坚持革命斗争，他在中国民众中的影响非常广泛。本身虽然是一个纪律比较松散的政党，但作为一个富于革命传统的政党，它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和社会联系，不仅在南方有着较为普遍的各级组织，在北方也有其党的活动，甚至当时的各省督军中也大多数都是员，再加上在广东有一块根据地，还支配着一定数量的军队。特别是在省港大罢工后，由于的积极参与，使得在民众中的影响与日俱增，而共产国际也更看重，认为其是一个进步的党派。1923年2月，发生了吴佩孚镇压工人运动的“二·七惨案”，“二·七惨案”的发生使得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意识到了自身力量的弱小和反革命势力的凶残，于是在党内统一了思想，接受“党内合作”，决定全党加入，借助原有的组织和势力，到内部宣传共产主义思想，来壮大自己可以支配的革命力量。
2、利用的“合法”地位，使共产党的活动公开化
中国共产党从一成立起，由于其宣扬的无产阶级理论和宗旨，就被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反动势力视为洪水猛兽和心腹大患。共产党被北洋军阀和地方军阀视为非法的极端组织，不仅共产党人的活动被禁止，共产党员被大肆捕杀，就连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的报刊也被全部查封，在这种情况下，党的活动就只能在秘密的状态下进行，这就严重限制了革命工作和工农运动的开展，这也是党的力量一直无法壮大起来的直接原因。而它不但在中国的南方的政治版图中占有优势地位，还拥有自己完全掌握的根据地，更重要的是在国会中也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这样中国共产党加入后，由于孙中山同意共产党人在内宣传无产阶级思想，这样就可以凭借的合法地位，使得党的工作走向合法化、正常化，从而扩大自己的影响，壮大党的力量。
3、利用在民众的广泛影响，积极宣传共产主义思想
年轻的中国共产党由于人少势微、力量弱小，早期的革命工作只能局限在部分的工人和知识分子中。劳苦大众虽有迫切摆脱被剥削、被奴役处境的要求，可十月革命在俄国的胜利对于他们来言是过于遥远的，由于没有亲身体验到共产党倡导的社会革命给他们带来的好处，对于“阶级斗争”、“无产阶级”这些口号，一时也难以理解和接受，甚至认为这是过于激进，是不可能实现的。而由于它在中国革命中的长期斗争，已经是一面尽人皆知旗帜，孙中山等人与工人和农民有着大量的联系，的基层党组织也十分普遍，他们的三民主义主义学说和民主共和的观念也在几十年的革命斗争中深入人心。而且在共产党加入、联俄联共后的改组实行的“民族平等”、“节制资本”、“耕者有其田”等较为现实的主张更易被群众所接受，既然孙中山许诺共产党员加入后能在内宣传自己的主张，那么共产党便可以在国民革命的进程中，在宣传三民主义的同时，不失时机的加以共产主义的教育。通过积极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借次扩展马列主义的群众基础，提高劳苦大众的阶级觉悟和认识水平，扩大党组织的影响，为由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自觉过渡做好理论的、群众的准备。
（四）建立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坚持党的独立领导权采取何种方式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是当时苏俄及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和孙中山三方争执的焦点,也是关系到国共合作统一战线能否最终建立的关键所在。起初,中共提出了建立“民主联合阵线”的两党平行合作的方式,遭到孙中山的拒绝;随后,苏俄及共产国际代表提出“两党合并”方式,并促使中共接受,遭到中共的坚决抵制。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列主义理论指导下,排除来自“左”与右的压力与干扰,提出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到中去的新的“党内合作”方式。如此,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得以建立,中国民主革命开始进入一个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探寻到这种既可使孙中山欣然接受,又不违背共产国际指示精神,同时又能从根本上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合作方式，充分显示了党在那一历史时期已经注意到了要掌握党独立领导权的重要性。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的策略制定以后，碰到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督促国共两党尽快贯彻执行。孙中山已经明确表示只接受中国共产党加入。在孙中山拒绝了国共两党平行合作的建议之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达林又提出实行“两党合并”的新方案。“两党合并”的意见虽被中共“二大”所否定,却仍然得到共产国际的承认与支持。共产国际执委会明确指示:中共中央所有的工作必须在马林的指导下进行，“共产党为完成他们的任务,必须在内部和工会中组成从属于他们自己的团体。”[48]为此,中共中央又于1922年8月在杭州西湖举行特别会议专门讨论国共两党的合作方式问题。会上,马林为促使“国共合并”,进一步向与会者施压;而绝大多数与会者依然强调:这样做势必“混合了阶级组织”和“牵制了我们的独立”。[49]就在双方争执不下、陷入僵局的时刻,提出了一个新建议:即共产党员有条件地加入,并以少数领导人的率先加入作为两党实现合作的桥梁。这个意见化解了争论双方的尖锐矛盾,使大家心平气和起来,会议由此出现了转机。经过进一步协商,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代表终于达成了一致的意见:共产党员“以个人的身份参加”,实现国共两党“党内合作”。这一方式与马林提出的“两党合并”同是“党内合作”,但二者间有本质区别。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后,自己的组织机构和一部分党员独立于组织之外,可保持自身的独立性,有利于自身的发展壮大。1923年12月,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关系问题的决议》,排斥了国共两党合并的主张,采纳了中共提出的“党内合作”方式。决议特别强调:中国共产党绝对不能在斗争中卷起自己原来的旗帜。”[50]1923年6月,中共“三大”正式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以此揭开了国共“党内合作”的序幕。实践证明,这一合作方式对国共双方都是有利的,对中国民主革命的实际进程也是有利的。第一次国共合作具体方式问题的解决,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尽管年幼,但已经尝试把马列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开始独立自主地解决问题,充分显示了原则坚定性和策略灵活性的统一。四、正确看待战略利益互动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作用及其启示
（一）没有利益就没有合作，第一次国共合作因此而形成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的过程中,之所以合作是出于为了摆脱内外交困的逆境，想利用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来争取共产国际和苏俄更多的军事经济支援，强大自己力量的战略利益需要；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合作是因为远大的阶级目标和本身相对弱小的阶级力量，必须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从自身战略利益的角度出发也可以利用来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取得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战略利益需要；苏俄之所以合作是根源于其国际环境的恶化与维护新政权，想利用中国的革命力量来保障自己在远东的战略安全利益，遏止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利用中国向它发起进攻。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式上看,它是国共两党之间的合作;从实质上看,无疑又是、中国共产党和苏俄三方面的合作。为什么这三个在民族利益、阶级利益上两两迥异的主体会走向合作呢?一句话,是“战略利益”这根链条把、中共和苏俄三方捆到了一起。也正是由于三者战略利益的彼此互动,最终促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
从理论上讲,与中国共产党和苏俄是很难走在一起的,因为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其党纲、无不具有浓厚的资产阶级人文色彩,其奋斗目标也是以资本主义制度为其最终归宿的,尽管其“三民主义”有一定的民主内涵,尽管孙中山推行“以俄为师”的政策,然究其本质,其依然是资产阶级的民主模式,依然不能填补横亘于国共两党之间的阶级鸿沟,且孙中山的“联俄”、“联共”仅是一种政策,只是一时为了战略利益的适时调整，而非一种政纲,从而也意味着国共合作的短暂性与适时性。同样的道理,俄共、中共是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的、以工人阶级为基础的政党,它的目标是消灭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最终实现共产主义。所以,合作主体在阶级本质上是形同水火,在归宿上是南辕北辙的,但是各自战略利益的现实需要超越了理论的时空,使彼此结成了联盟。
就而言,如果不联俄,那么不仅俄援未得,而且苏俄很有可能与北京政府或其他军阀相接近,这样在英美离去的情况下就有被中外反动势力消灭的危险,为了发展的前途,就必须联俄。退一步讲,苏俄还很有可能援助中国共产党,于是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就会飞速增长,为了战略利益观的产院发展,也必须联俄。此外,既已联俄,就不可能不联共,因为中共苏俄是马列主义藤上的两个瓜,在政见上有着先天的趋同性。正如廖仲恺在讨论联俄联共政策的可行性时说:“世界各国和中国都不能联络,我们在国际上正缺少朋友,现在俄国既诚心与我们联络,我们便不应该拒绝它的党徒(中共)。”[51]可见,对来讲,联共是其联俄的桥梁。而且当时中国共产党也是国内最革命的政党,尽管人数少,但代表着一种新兴阶级的力量,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和发展潜力,所以,如此利害相较,既便感情上不愿联共,可理智上却不得不联共。
就中共而言,尽管一成立就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但恶劣的国际国内环境,自身力量过于弱小的客观现实,举步维艰的革命形势,都使它不得不外联苏俄,内联。尽管也知道这样做会给自己的正常发展带来一定的危害,但为了实现宏伟的蓝图,只得在前进的车轮上套上联俄、联孙的缰绳。
最后就苏俄而言,如果只亲共而远孙,就会冒着把推入英美怀抱的危险,如此,其对华政策就失去了短期战略利益;反过来,如果只抬孙而抑共,其对华政策又失去了长远战略价值。所以,如何把长远战略价值与短期战略利益结合起来呢?那就只好就采用国共两党的党内合作形式,而自己则充当合作的枢纽。一方面压制中国共产党接受提出的不合理条件,使合作得以实现,以维护其暂得利益;另一方面则帮助中国共产党,希望中共能变成“孙悟空”把掏成一个“空葫芦”或挤成一个“干柠檬”,以逐步实现其长远战略利益目标。
因此,可以说正是这一系列战略利益的互动促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当然,这些战略利益是双向的、互动的,战略利益的互动就是保持彼此间相互排斥相互吸引的磁场,使彼此的内在利益需求在相互依存中得以实现和保障。如就民族利益论,中共与更为接近;就阶级利益论,中共与苏俄又更同声;就力量大小利益论,与苏俄更居主导;反过来,中共弥补了与苏俄意识形态的缺陷,苏俄缓和了国共两党阶级利害的冲突,提高了中共在苏俄方面的地位与份量。所以,合作之于中共、苏俄和,可谓“合则三成,离则三伤。”
（二）有利益必然就有冲突，第一次国共合作因此而破裂
19世纪英国保守党领袖本杰明·迪斯雷利曾经说过：“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国共合作之所以破裂，根本还在于三者的战略利益有着本质的差异和激烈的冲突。国共合作对于三者来说不过是战略利益互动的结果。因此，任何一个事物的产生、发展和消亡都有其历史的必然性。第一次国共合作作为一个统一体，其本身的形成和存在就是建立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三者拥有共同的战略利益需要，但当这种三者的战略利益需要发生异变时，这个统一体就会丧失存在的理由，解体就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了。正是由于共产国际、、中共三者的战略利益本质上的不同，导致了互相战略利益关系的剧烈冲突，使得第一次国共合作最终走向破裂。
1、共产国际与孙中山的利益冲突——“新”与“旧”的利益冲突
共产国际和苏俄对孙中山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当然不只限于对现实远东战略利益的考虑，它还有一个更长远的目标，就是希望通过援助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在中国迅速推进苏式的革命，实现其“东方战线”的战略利益构想。共产国际执委会和联共（布）的领导人都一致的认为中国是“国际冲突的焦点和国际帝国主义最薄弱的地方”，“是具有很大的意义和巨大的成功机会。[52]因此，共产国际和苏俄总是有意识地去改变孙中山的革命思想，极力想把变为中国最“激进革命的”、“工农的”、“雅各宾式”的政党。他们利用孙中山需要俄国革命的组织和方法改组的机会，按照布尔什维克的原则改组了，影响孙中山对三民主义重新加以解释，让的革命方略也发生了较大的转变。
尽管孙中山在共产国际和苏俄的影响下改组了，对三民主义赋予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新定义，但这不表明孙中山的革命理念发生了根本变化。孙中山赞成联俄联共，并不是他有倾向于布尔什维克的思想。孙中山之所以想同共产国际和苏俄接触，是因为他要借助苏俄的军事和经济援助来实现北洋军阀的北京政府，在中国实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革命理想。因此，孙中山也是在有意识、有选择的去接受共产国际和苏俄的影响。改组后的孙中山言论就表明，孙中山与共产国际和苏俄对中国革命的理解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孙中山的目标是要继续完成辛亥革命未完成的事业，“彻底地”、“同时地”解决中国的民族、民权和民生问题。而共产国际和苏俄希望孙中山依靠工农群众的力量，发起一次彻底的国民革命运动，将旧的统治阶级及制度从根本上，重新建设有布尔什维克式特点的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也就是说，孙中山由于他的阶级局限性和资产阶级思想本质只能让他依然继续他的旧式的革命理想和道路，而共产国际和苏俄为了革命化中国的战略利益，希望孙中山发动的是带有布尔什维克性质的新式资产阶级革命。这种“旧”与“新”的利益冲突也预示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的结局。
2、中国共产党与的利益冲突——“左”与“右”的利益冲突
历史的事实告诉我们两个完全不同类型的政治机体是根本不可能完全相容的。是一个阶级成分非常复杂的政党。除极少数工人外，它有比较开明的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还有极右的封建官僚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分子，后者在的领导层，影响日益增大；而具有反帝反封建意识的左派，则力量比较薄弱。由于联俄联共这一动因对于来说只是权宜之计，并没有在内部形成全党认识的统一性和普遍性，1924年孙中山对的改组没有改变这一状况。
国共合作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加入，使得内部的各种阶级成分更加复杂化，由于各自所据的经济利益和政治目的不同，它内部无时无刻不进行着各种利益的斗争和较量。随着革命运动的发展，中国革命出现了崭新的面貌。而大多数尤其是领袖对工农运动的日益高涨、共产党组织和影响力的急速扩大十分惧怕，于是强迫共产党员绝对服从，一切的活动都要经过，这无疑与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方针、策略的利益相冲突，也使得内部的阶级矛盾变的尖锐起来。内部代表地主买办官僚和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想要按照他们的阶级利益改变革命的政策，夺取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而无产阶级和左派也想逐渐掌握革命的领导权，使革命朝着有利于人民革命的方向发展，于是，两种利益的冲突必然使得共产党人和的左派面临着同作斗争的问题。
1925年孙中山的逝世成为内部形式变化，国共矛盾明朗化的转折点。从西山会议，中山舰事件到整理党务案，由于共产国际和苏俄的纵容和指导方针的失败，的或右倾势力掌握了和国民政府的领导权，及其政权的革命性迅速的蜕化变质。由于英美等帝国主义的干涉，联俄想获得军事和经济援助这个最直接的动因也随之消失。同时，左派力量的分化、削弱，使得共产党人孤掌难鸣。不久在利益关系的驱动下，内部的各主要集团都投入了帝国主义的反苏国际阵营。联俄动因的消失就是的公开化，于是开始“分共”、“清共”。1927年的“四一二”和“七一五”悲剧以剧变的形式宣告了这场“左”与“右”的利益冲突，以“左”的失败导致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最后破裂。
3、国共两党对于“党内合作”认识的利益冲突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是在国共双方还均无联合意向的情况下,由共产国际带包办性的帮助和国共两党领导人会商同意迅速实现的。国共合作是共产国际首先提出的,两党合作的迅速实现,主要由于共产国际为了尽快满足苏俄的远东战略利益，在指导思想上太过于急于求成,结果导致了工作中一系列重大的失误。为了尽快实现国共合作,共产国际不惜放弃无产阶级革命原则,认为“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是。”[53]中国共产党的地位和作用是微不足道的。在《孙文越飞宣言》中,竟然同意孙中山“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引用中国”的错误观点。总之,在国共合作形成时期,中国共产党一直处于被动地位,共产国际基本上以孙中山的态度为主。这样,在国共合作实现后,以让步求合作似乎成了共产国际代表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结果,既助长了中共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又使更加放肆地进行分裂国共合作的活动。
共产党与合作的问题,自共产国际提出之后,主要在两党领袖层间进行磋商,由双方主要领袖参与和作出国共合作的决策。在合作形成过程中,双方都忽视了对各自党的基层组织和广大党员进行“党内合作”的宣传解释工作。结果,当国共“党内合作”的决定公布后,由于原来意识形态的不同，战略利益目标的迥异，双方党内都产生了不同的思想混乱和反对合作的言行。在很大程度上,中国共产党是靠组织纪律改变了党员的态度,则是靠孙中山的领袖权威推行与共产党合作的政策。
中国共产党方面：中国共产党在成立时,是对持根本排斥态度的。在国共合作的过程中，也是一直坚决反对采用“党内合作”方式的，只是最后屈服于共产国际的严明纪律，因此中国共产党的许多党员加入,并不是在思想上认识了到了“党内合作”的意义,而基本是比较勉强的组织服从。这种状况导致了合作缺乏深厚强固的组织基础和社会基础。这又影响到党的领导层,使中央领导人对国共合作的前途抱一种消极悲观的态度。在国共合作形成期间这种牺牲自身利益在党内造成的不良情绪,正是中国共产党基本不能正确处理国共合作形成后发生的种种复杂事变的重要原因。
方面则是当孙中山作出与共产党合作的决定,的一些老党员“顿起怀疑”,“群起排斥”,产生了一股怀疑和反对合作的“暗潮”。[54]虽经孙中山多次解释说明,“暗潮”终未消退。直到一大前夕,《中国改组宣言》刚发表,邓泽如等11人还上书孙中山,“弹劾”共产党,反对联共政策。戴季陶也认为“改组之动机,殊非适当”,反对与共产党合作,拒绝担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出席一大。[55]此外,的领导人和老党员如胡汉民、张继、、廖仲恺、徐谦、叶楚伧、谢持等,虽曾协助孙中山,为改组奔走效力,但是,除廖仲恺等极少数坚定的革命者外,其他的人与其说是服从孙中山的决策,倒不如说是服从孙中山的领袖权威。他们是极不情愿、极其勉强地表示与共产党合作的,至于散处各地的组织和党员,对于联共政策,更是大多数或满腹疑虑,或听之任之,或一无所知。有的把即将进行的改组与历史上的几次改组等同视之,有的还误认为是“改为共产党。”
由上可见,第一次国共合作成立之前,国共两党从中央到地方,从骨干力量到普通党员,由于各自利益的不同，对于国共合作大都缺乏正确的认识和积极的思想准备,利益的冲突使国共两党的“党内合作”超过了他们的心理承受能力,因而比较普遍地呈现一种消极心理态势。特别是相当多的人对国共合作所持的敌视和怀疑态度,已经隐藏下第一次国共合作分裂的必然因素了。
（三）正确利用战略利益的需要，寻求国共两党“第三次握手”
自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出现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中华民族的历史就在很大程度上与国共两党的利益关系演变紧密联系在了一起。特别是在1949年前，两党的分分合合对中国的历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1937年就说过：“十五年来的中国政局，国共两党的关系是决定的因素。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的两党合作，早成了第一次革命的胜利。一九二七年两党的分裂，造成了十年来的不幸局面。”[56]1949年逃往台湾，远离大陆的政治中心后，国共关系虽不再主导中国社会的发展，但由于两党各自掌握着大陆和台湾的控制权，由此产生的影响深远的，使得新中国近几十年的发展历程，特别是中国与世界格局的关系，时时刻刻都在两党矛盾的影响下演变。
进入21世纪以后，由于失去了在台湾的执政党地位，因此，国共两党的关系对于中国局势发展的影响力已经大大削弱了。多年来，中国共产党都一直期望通过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来实现国家和民族的统一。但现在以在野党的地位，为了维护其党派利益，争取选票，有意与中国共产党保持距离，因此，在重新夺回政权之前，几乎是不可能实现正式的第三次国共合作的。当然，这不是说国共两党的关系对解决没有任何作用。大陆与台湾的统一需要各方面的力量和条件。加强国共之间不同方式的联系和合作，就像2005年原主席连战的“和平之旅”那种心领神会的配合和默契，对于遏制分裂势力的发展，促成祖国统一的实现，依旧是非常重要和必要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和复杂的国际环境下，我们应该寻求国共两党更为多样和灵活的合作，打造新形式的国共合作统一战线来为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服务。因此我们仍然要充分利用利益互动这一关系来推动两岸的和解关系。这个利益应该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就是中国国家的统一，民族的统一，中华民族在世界政治、经济、军事上的强大。
1、民族利益高于一切
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和社会进步是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中华民族的历史证明民族利益是高于一切党派和阶级利益的，一切政党和阶级只有为了民族利益不懈奋斗，才能在历史占有自己的地位，发挥自己的作用。谁对中华民族的发展和进步作出了贡献，谁就会得到肯定和赞扬；谁对中华民族的发展和进步形成了阻碍作用，谁就会很难在中华民族的历史舞台上立脚。历史总是客观和公正的，只有抛开自己政党和阶级的局部利益，为中华民族的民族大益服务，才能顺应历史潮流。
解决，完成祖国的统一大业，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也是全中国包括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的共同愿望。反对分裂，坚持统一，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的传统。统一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符合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历史为我们留下了，这就需要今天的国共两党抛开两党的历史宿怨和党际利益，为了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解决。
国共两党的两次合作，第一次是在80年前为了实现民主革命的胜利，首度携手合作对抗共同的敌人北洋军阀；70年前又是在中华民族的最危机时刻，再度携手合作对付共同的敌人日本。这两次合作都是在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已经超越了两党的意识形态和阶级利益冲突而发生的。随着大半个世纪弹指而过，今天的世界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两党各自并不完全相同的利益关系，在维护民族利益的大框架下，似乎有第三次合作的必要与可能。“和平之旅”的利益考虑虽然是出于扁和宋出现了联合，破坏了泛蓝的合作利益，使得在失去了政权又失去了立法院多数的情况下产生了强烈的党派生存危机意识，不得不置死地而后生，打出了过去想打却一直怕被扣卖台帽子而不敢打的“大陆牌”。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连战的大陆行在台湾得到了超乎想象的民意支持，这说明在国共两党之间，两岸之间，同时在民族利益的驱动下正朝着一个“合”的方向或趋势发展，而我们应该抓住与共产党之间基本矛盾对立的消失而走向“合”的机缘，在民族利益的驱动下，为解决两岸问题做出最大的努力。
2、民族利益合则兴，分则衰
综观历史上的两次国共合作对民族利益的贡献，曾经评价过：由于第一次国共合作“南方的革命势力，曾经由弱小的力量变得更为强大起来，取得了北伐的胜利；而称雄一时的北洋军阀被打倒了。”[57]而在抗战时期，“如果没有国共两党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建立与坚持，如此伟大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之发动、持久与争取胜利，是不可能的。”[58]邓小平则说过：“台湾当局总是讲凡是搞统一、合作，都是他们倒霉、吃亏，共产党占便宜，这不符合历史事实。历史事实是，两次国共合作对彼此都带来了很大的好处，主要是给民族、给人民带来好处。第一次合作实现了北伐。北伐的胜利符合国家利益、符合民族利益、符合人民利益，也符合两党利益。第二次合作是对付日本军国主义。抗战的胜利符合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人民利益，也符合两党利益。”[59]也说过：“团结是国运昌盛、民族振兴的保证”。联系国共两党的分分合合，我们可以深刻的认识到，一个民族的团结与和睦，对于一个民族的进步和发展来说，具有多么大的影响和帮助。总结中华民族的历史经验教训，我们应该更加突出地强调和确立民族利益团结合作的理念。
而两党的分裂，无论其原因是必然还是偶然，无论利益冲突是外力压迫还是内部阶级利益的，都在客观上加剧了中国不同阶级、不同政治力量之间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全方面对峙，将中华民族的内部矛盾、斗争推到极端尖锐、残酷乃至你死我活的程度，扩大了民族、社会、国家分裂的鸿沟。前后20多年的战乱，随后接着50多年的两岸对峙，对中华民族造成了无法估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损失，造成了对无数家庭的破损和毁灭，造成了中华儿女心灵上的巨大创伤和隔离。这种有形和无形的后果对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的影响是及其深远的。今天的两岸问题虽然是中国的内政，不容外国干涉。但在当今复杂的国际形式下，客观上给了外部敌对势力以很多可乘之机会。世界上不少国家，笑看中华民族的内部纷争，以大做文章，严重制约了中华民族的复兴和发展。造就了全球华人的大分裂，严重削弱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影响了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进程。直到今天，依然是中华民族心中的巨疼，让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付出了难以估量的损失和代价。
3、求存同异才能实现民族利益
历史是不可改写的。但人们总是能够从历史中获得更多的经验和教训。随着时代的进步，我们要从更加宏观的角度，更加高广的境界，来思考和总结国共两党分合史对于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的影响所提供的经验教训。今天我们研究国共关系，最重要的就是通过研究国共关系的分与合与两党各自的利益关系，了解利益互动在国共合作与破裂的历史进程中到底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最终要用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求存同异致力于推动的解决，实现海峡两岸的最终统一。
我们要看到国共两党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无论是合作还是破裂，都存在着意识形态和阶级属性上的利益冲突，而有些利益冲突是本质的、不可调和的。面对中华民族内部复杂的利益关系和矛盾时，我们需要求存同异。因为国共两党之间既有特殊性，又有共同性；既有个别利益，又有共同利益；既有利益产生的矛盾冲突，又需要双方的调和与协作。中华民族的团结和统一、进步与发展，是民族利益的大利益；各个阶级、政党的特殊利益，相对于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来说是小利益。小利益是要服从大利益的，而实现了大利益，各个阶级、政党的小利益也能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满足和实现。
我们还要看到，一个与大陆政治分隔半个多世纪的台湾，是一个已经充分经历美式政治民主化的熏陶，甚至也经受过民粹政治洗礼的台湾，它的利益需求是多元的、多级的、多样的，很难与大陆当前的利益需求等量齐观。虽然我们是以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为共同目标，但两岸各自的利益需求在民族利益的驱动下求存同异的整合是需要一个漫长的、艰苦的、复杂的历史进程。作为中华民族的儿女，我们要正确利用利益驱动这一解决的关键因素，有信心，有耐心地为实现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作出我们最大的努力和贡献。
结束语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虽然是共产国际和苏俄、、中国共产党三者战略利益互动的结果。
但它既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国共两党从国家民族利益出发所作出的正确选择。这次合作,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虽然第一次国共合作最终以失败告终，但是10年之后,随着抗日烽火四起,中国共产党正是在汲取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为了团结御侮、为了中华民族利益的共同目标,国共两党成功的实现了第二次合作,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国共两党两次合作的史实雄辩地证明:合则两利,分则两损。而今,人类已迈入21世纪,世界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的社会状况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共两党关系也出现了新的情况。但中华民族在长期历史进程中所形成的民族凝聚力永远是我们团结一致的内在力量。在香港、澳门已顺利回归祖国的情况下,尽早结束海峡两岸的分裂状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更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我们坚信,只要海峡两岸以中华民族利益为重,求存同异，正确把握利益互动的需要，汲取两次国共合作的宝贵经验和香港、澳门实行“一国两制”的成功经验,并使之结合新的历史条件得到新的发展,就一定能够完成祖国统一、民族振兴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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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国际关系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近现代 广东梅州 报人报刊 客家文化 新闻出版
中图分类号：G21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6）08-0020-04
梅州地区素有“文化之乡”、“华侨之乡”之美誉，这里地灵人杰、名流辈出，这些历史人物，在中国历史或梅州地区历史上享有他们的位置。本文以梅州地区近现代新闻出版历史人物为线索，简要介绍他们办报的概况和发展轨迹。通过这篇专题资料，可直接了解到该地区创办了多少报刊，什么名称，何时何地、何人创办，并对创办者的生卒年、里籍、字号、笔名，主要著述以及海外潮人办报的基本情况等都一并列举。为研究近现代梅州地区新闻报刊出版史和文化史，提供了一份常备、有参考价值的资料。
本文收录自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在报刊史上产生过一定影响的已故梅州地区报人共100人。资料编目先以人物姓氏音序排列，其次再按人物出生前后顺序编排。
陈茹玄（1895-1955）字逸凡，兴宁人。1912年秋考取省官费派赴美国留学，入美国依利诺大学攻读政法学，后入纽约哥伦比亚研究院专攻宪法及国际法，得法学硕士学位。曾任职美国联邦法院，主持出版美洲《少年中国》、《民气周刊》。1921年春回国，出任上海全国总商会月报编辑，兼《政学丛刊》总编辑。1924年任东南大学校长，主编《东南丛衡》周刊。
陈子明（1901-1947）名亮，别号胜标，兴宁人。1925年在国立东南大学毕业后，长期从事教育工作，是我国知名的教育家。曾任华南师范学院教授、系主任和教务长，负责主编《华南师范学院学报》、《中华教育月刊》。
陈恩成（1902-1964）梅县人。1934年秋从美国回国，旋任广州《民国日报》编辑、广州《中山日报》撰述主任。1938年广州沦陷后，在重庆任《扫荡报》副总编辑。1943年又兼广州《中山日报》总主笔，1944年夏，奉命筹设梅县《中山日报》并任社长。1949年赴台湾，并主编英文《中美月刊》、《今日中国泰》。
陈培（1926-1986）原名陈棣尧，笔名陈漫天，五华人。1948年赴广东九连山游击区先后任《燎原报》记者，《粤赣报》总编辑。建国后，任《东江日报》总编辑。1951年秋调《南方日报》工作，任记者、部主任、编委、副总编辑、总编辑等，其间并参与创办《广东农民报》的工作。八十年代任中国新闻学会联合会副会长、广东新闻学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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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亚萍（1908-1989）梅县人。1935年毕业于广东法科学院（中山大学前身），1943年创办《嘉应日报》。
刁作谦（1880-1975）字成章、德仁，兴宁人。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复入英国剑桥大学，1910年回国应留学生试、举进士、授翰林。翌年，充英文《北京日报》主笔。1920年任清华大学校长。后历任我国驻外参赞、总领事等。
邓文钊（1908-1971）五华人。1941年在香港协助廖承志创办《华商报》社，出任报社副总经理，《华商报》于1941年4月8日正式创刊出版。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华商报》被迫停刊。抗战胜利后，协助饶彰风进行复刊筹备工作，出任报社董事长兼督印人，《华商报》于1946年1月4日正式复刊。
杜埃（1914-1993）原名曹传美，笔名T. A、欧阳瑞薇、陈拜士等，大埔人。“八・一三”凇沪抗战时期，和中山大学同学出版刊物《火花》两期。1932年秋，同蒲特（饶彰风）等创办进步文艺刊物《天王星》。1933年12月又出版“左联”和“社联”的秘密刊物《新路线》。1939年被调往香港八路军驻港办事处，任《大众日报》文艺副刊主编。1940年受委派到菲律宾创办《建国周报》，任主编。1947年由海外回香港，先后在《华商报》和《群众周刊》工作。1949年离开香港，参加广州的接管工作。随后创办了《南方日报》，参加该报社的领导工作。
冯（1908-1931）别名冯斌、张蔓蔓，兴宁人。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3月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曾东渡日本留学。1926年主编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梅县委员会出版的《少年旗帜》半月刊。
冯剑南（1911-1961）笔名d南，丰顺人。出身于泰国。抗战胜利后，在泰国创办《民主新闻》周刊和《曼谷商报》。喜爱诗歌，出版有《红痣》诗集。翻译了苏联诗人普希金的长诗《欧根.奥尼金》并出版发行。
郭渊谷（1876-1929）字锦泉，1906年在星洲参加同盟会，后旋归故里丰顺，进行反清活动。1911年参加孙中山发起的“同德书报所”，又与革命志士成立“星洲书报社演说团”，“开明演说书报社”等。
郭瘦真（1900-1980）又名秋煜，汉鸣等，大埔人。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7月省港罢工委员会成立后兼任总工会宣传部主任、《工人之路》编辑、团广东区委书记、中共潮梅特委书记。
高丽生（1917-1974）丰顺人。1938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被派往晋绥边区《抗战日报》任编辑、记者、特派记者。1949年冬随军南下，任新华社西南总分社总编辑、中共西南局重庆《新华日报》总编辑和副社长。后任《光明日报》副总编辑。1957年7月调到《工人日报》先后任副社长、社长兼总编辑。
古直（1885-1959）字公愚、号层冰，梅县人。1906年加入同盟会。后奉派任汕头《中华新报》编辑，1913年创办汕头《大风日报》并任社长。著有《层冰堂文集》、《曹子建诗笺》《钟记室诗品笺》等。
候志明（1896-1980）梅县人。1925年投身革命，进入黄埔军校。参加过东征、北伐，曾担任杭州《民国日报》总编辑。
侯桐（1909-1983）原名雨民，曾用名栽萄，幼名宏昌，梅县人。1932年8月到英国伦敦留学。1933年春参加中文宣传刊物《解放》的写印编辑工作。1937年在郑州开始筹办《大刚报》，任主笔，宣传抗战主张。
何耀秋（1900-1960）字菊天，家名庚喜，梅县人。早年侨居英属殖民地。1924年归国后在广东从事教育工作。1938年底，与当时梅县新时代书店经理林伟民等人集资创办了《华侨公报》。
黄遵宪（1848-1905）字公度，别号人境庐主人。今梅县人。举人出身。1877年任驻日公使馆参赞，任内介绍中国文化，研究日本文学、历史。1894年回国后，出资参与创办《时务报》，以救亡图存为己志，力谋中国的独立富强。著有《日本国志》、《人境庐诗草》、《日本杂事诗》等。
黄药眠（1903-1987）原名黄访，又名黄吉，梅县人。1944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从事爱国民主运动。曾主办《人民报》《民主星期刊》《光明报》。著有《黄药眠诗集》、《黄药眠美学论文集》《黄药眠自选集》、《动荡-我所经历的半个世纪》等。
黄春英（1908-1952）又名履巽，梅县人。三十年代初毕业于上海暨南大学。1939年抗战期间，曾利用《民国日报》副刊出版《梅县妇女》周刊。
洪启翔（1903-1988）别名平健、平田，梅县人。1928年东渡日本求学，“九・一八”事变后回国。1932年任南京《国际日报》社总编辑。1938年与他人筹办《自强报》后未及出版。著有《古代中日关系之研究》、《日本明治维新的性质与内容》等十余部。
胡一声（1905-1990）原名水廷，化名蔡若愚、何冷、高松等。梅县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留学日本，毕业回国后，参与创办上海引擎出版社，发行《现世界》刊物。1943年奉派任第七战区编纂委员会主编，出版《新建设月刊》等。1948年在香港，主持《南方论坛社》。
荒烟（1920-1989）原名张伟耀，曾用名张亘、张燕平，笔名雪松、白荻，兴宁人。1940年任福建省军管区政治部《大众画刊》编辑，1941年5月主编江西分宜县的《华光日报》副刊《战地真容》半月画刊。1941年后转至赣南，先后任赣州《正气日报》及副刊《版画周刊》、《时代中国》、《青年报》的美术编辑，1946年任台北《民报》副刊兼任编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光明日报》美术编辑、美术部主任等职。一生创作甚丰，是我国著名的版画家。
李全秀（1890-1944）字百呈，又名李章权，梅县人。1929年任毛里求斯华商总会会长。1934年任毛里求斯新华小学校长，集资创立了华侨书报社和国乐社。为了及时传达祖国信息，弘扬中华文化，捐资、集资在毛里求斯创办了第一家中文报纸《华商日报》。
李金发（1900-1976）原名李权兴，表字遇安，又名淑良，梅县人。1928年与林风眠创办杭州西湖国立艺术学院，任雕塑系主任。在杭其间，创办了中国第一个美术杂志《美育》。1941年回到韶关，任广东省革命博物馆馆长，同时与人合作，创办文艺刊物《文坛》。是中国现代象徵诗派的先驱。
李伯球（1904-1986）又名李琳，梅县人。1935年初赴日本留学，旋返国。1941年曾在《光明日报》工作。1946年后在港创办《人民报》反对内战。建国后，任广东省政协副主席等职。
林百举（1881-1950）原名钟蝾，号一厂，梅县人。1902年曾任《岭东日报》编辑、记者。1907年冬受谢逸桥之聘，任汕头《中华新报》记者，加入同盟会。1911年在潮州创办《新中华报》，后在上海创办《太平洋报》任编辑。1913年协助谢逸桥创办汕头分部机关报《大风日报》。
林风眠（1900-1991）原名凤鸣，梅县人。1928创办杭州西湖国立艺术学院，任院长，翌年组织“亚波罗社”，创办《亚波罗》杂志。著有《成功绘画新论》、《林风眠画集》等。
罗志甫（1898-1988）家名元俊，字东杰，别号浮生，兴宁人。1945年与中共地下党员组织进步团体“中流出版社”，被选为社长。翌年“中流”迁往广州，出版进步杂志《世界新潮》半月刊。
罗明（1901-1987）原名善培，又名亦平，大埔人。1924年冬在厦门出版《星火周报》，宣传马列主义。1925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罗秋天（1902-1987）原名筹添，又名若雪，大埔人。1929年赴新加坡。1939年后历任曾任《星中报》、《总汇报》、《星州报》等报社编辑。1950年回广州任职于广州《联合报》和《广州日报》。
罗清桢（1905-1942）兴宁人。1930年毕业于上海新华艺专。在鲁迅的指引、教导下，以木刻画为主要形式，走上木刻艺术创作道路，成为我国新兴木刻运动的先驱。1940年春曾主编《华光日报》副刊《战地真容》半月画刊，报道抗战情况，教育军民。
罗香林（1906-1978）字元一，号乙堂，兴宁人。1926年入读清华大学史学系。1932年后历任广东通志馆纂修，中山大学、南京中央大学、上海暨南大学教授，广州市立中山图书馆馆长，曾创办《广州学报》、《书林》。著有《客家研究导论》、《国父家事源流考》、《中国族谱研究》、《1842年以前之香港及对外交通》、《香港与中西文化交流》、《乙堂文存》等。
罗理实（1912-1967）原名天真、雁子，又名李实、蓬鸟，大埔人。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后在香港参加《战鼓》、《华侨通讯》等编辑工作。1940年赴菲律宾，任《建国报》《华侨报》编辑、总编等。
梁瞿希ǎ-1940）字新喜，梅县人。幼年赴马来亚，1910年加入同盟会，资助革命。1912年被选为霹雳部长，1938年创办《马华日报》《霹华日报》。
梁若尘（1903-1990）原名公溥，丰顺人。1923年中学毕业后赴汕头，任《潮商公报》记者。1925年在潮梅通讯社当记者。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创立汕头国民通讯社。1927年初创办《岭东日日新闻》；11月任黄浦军校校报《黄埔潮》主编。后赴新马泰等国，抗日战争爆发，以新加坡《南洋商报》战地记者身份回国。此后组织国统区和香港开展进步新闻工作，创办和协办了多种报刊，还参与香港中国新闻学院复校工作。建国后，历任《联合报》管委会副主任兼经理、《广州日报》经理等职。
梁锡佑（1904-1990）梅县人。曾就读于广州岭南大学。1933年被举为巴达维亚（雅加达）中华商会董事、华侨书报社执行委员会副主席、《天声日报》副社长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曾协助《天声日报》复刊；创办《自由报》，任副董事长。
刘希龄（1910-1979）梅县人。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曾任《太岳日报》副编辑、《人民日报》编辑部大组组长、《北平解放报》编辑主任。建国后，历任《云南日报》副社长和总编辑、《云南日报》党委书记和革委会主任等职。
刘士雍（1920-1984）英文名Philipshee-Yung Liu，又名PhilipLi，梅县人。1949年始在纽约州的报馆当记者，1952年至1956年转往亚利桑那州《每日星报（Daily Star）》任记者。1957年受聘为美国波尔的摩之《美国新闻报（News American）》的电讯版编辑，至1965年转任美国十大权威报之一《波尔的摩太阳晚报》编辑，1972年升任为编辑部主任（Chief of the Copy desk），直至1980年退休。
连贯（1906-1991）大埔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港期间，协助廖承志做了大量的华侨、统战工作，创办《华侨通讯》，协办《大众日报》，主持复办《华商报》等报刊。
篮裕业（1902-1928）原名钦彝，大埔人。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加创建广东新学生社，任《新学生》杂志主编。1925年8月任《工人之路》总编辑。1928年任中共潮梅特委书记，同年被叛徒出卖杀害。
廖经天（1913-1998），原名廖兆祥，字经天，梅县人，1926年在梅县学艺中学读书，加入共青团，投身革命。1931年流亡到南洋，先后创办了《嫩芽》、《摩登》等刊物，宣传马列主义，传播新文化运动。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国，1938年2月抵延安，作为战地记者，采写了许多重要消息和通讯。1946年服从组织安排，克服困难，赴热中创办《热中报》。建国前后，参与筹建《新湖南报》，历任《新湖南报》副总编辑；《桂北日报》总编辑、社长；《广西日报》副总编辑、总编辑和社长；1952年冬出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后创办《传记文学》刊物。
廖周行（1921-1986）原名伟生，祖籍大埔，出生于马来西亚。1939年5月加入。后历任马来西亚人民军中队政训员、直属队马共产党代表、独立队司令部秘书兼《尖兵》报主编。1949年回到祖国中共游击区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主要从事派活动和侨务工作。
梅林（1908-1986）原名张芝田，笔名微灵、穆林、文林等。大埔人。抗日战争时期，参加发起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并任秘书和会刊《抗战文艺》、《中国作家》编委。著有小说《婴》、《青岛童话》等。
蒲风（1911-1942）原名黄日华，又名黄飘霞，梅县人。1937年8月《中国诗坛》主编。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著有诗集《茫茫夜》、《钢铁的歌唱》《可怜虫》《六月流火》。建国后结集有《蒲风诗选》《蒲风选集》等。
钱热储（1881-1938）笔名半聋，大埔人。晚清秀才。辛亥革命时为同盟会会员。曾在潮州创办《嬴洲日报》任社长。民国后，为《汕报》主笔、编辑等。20年代还主编“公益社”刊物《公益月报》。
丘哲（1885-1959）字晓芙，梅县人。1906年加入同盟会。曾参加黄花岗等起义。1912年抵日留学。抗日战争爆发后，组织统一社，创办《前进日报》，主张民主团结抗日。1944年任民盟中央委员。次年底在香港组建名盟南方支部，任副主任委员；创办《人民报》，反对内战；著有《断金零拾》。
饶彰风（1913-1970）原名饶高评，别名蒲特，大埔人。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胜利后被派往香港，主持《正报》《华商报》，并任香港新华南通讯社社长。建国后，历任广东省新闻出版处处长，《南方日报》社长等职，被迫害致死。
沈建图（1915-1955）原名沈庆林，笔名吴敏，梅县人。1938年从香港赴延安，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新华日报》（华北版）英文电讯翻译、延安交际处英文翻译和新华社英文广播部编辑、组长、主任。1951年赴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停战谈判代表团新闻处处长。越年任新华社对外新闻编辑部主任、新华社党组及编委会成员。1955年4月11日在赴万隆参加亚非会议报道工作途中，因飞机失事遇难。
宋中铨（1905-1962）梅县人。20岁入苏州东吴大学，后去南洋吧城任《新报》编辑。1928年夏被《新报》聘约为驻南京特约通讯员，直到1960年3月《新报》被封闭，后转任八华校长。
唐陶华（1907-1979）兴宁人。1934年春大学毕业，1945年1月进入美国威士康辛大学研究所留学。1948年9月回国，1950年到广州进入南方大学学习。次年春，在广东省文理学院、即后来的华南师范学院历史系任教授。在华师除教学外，曾担任历史系编辑的《中学历史教学》主编、广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理论与实践》编委和广东历史学会理事等职。
温廷敬（1869-1954）字丹铭，号止斋，早年笔名讷庵，晚年自称坚白老人，大埔人。从1891年至1904年他多次应乡试，失意科场。1899年在汕头参与创办岭东同文学堂，传播新学。曾先后主持汕头《岭东日报》《公言日报》笔政。1924年任汕头孔教总会主办的《铎报》主编。毕生勤奋治学，著有《补读书楼文集》《经史金文证补》《广东通志列传》《潮州诗萃》等70多种专著。
温泰华（1892-1977）家名荣兰，字嶷立、云憔，梅县人。1914年东渡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部留学，获医学博士学位。1925年学成回国后应聘任广东大学医学部教授、学长兼第一附属医院院长。曾主编出版医学期刊《大众医刊》。
温涛（1907-1950）梅县人。1929年进上海人文艺和上海艺大图音系学习。1936年在武汉曾参加过《大光报》的副刊编辑工作。抗日战争时期，曾在湖南衡阳湘江书店主编《新阶段》杂志、湖南茶陵县《开明日报》任副刊编辑；在广西桂林加入胡愈之等主办的文化供应社，任编辑，和曹伯韩、林山共同编辑《新道理》。
温流（1912-1937）原名梁启佑，后改名梁惜芳，梅县人。幼时随父赴南洋。1925年返籍读书。后曾成立绿天文艺社，主编《绿天》半月刊。1932年加入中国诗歌会，筹划组织广州分会，编辑分会刊《诗歌》，后曾主办《诗歌生活》及《今日诗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后在香港参加《战鼓》、《华侨通讯》著有《我们的堡》《最后的“吼声”》，出版有《温流诗集》。
吴郁青（1869-1949）家名顺才，蕉岭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曾赞助创建名噪一时的华侨报纸――《天声日报》。
吴公辅（1880-1951）蕉岭人。1906年―1925年侨居印尼。1919年与华侨书报社同人筹办《天声日报》，1921年3月《天声日报》正式创刊，1925年返回蕉岭任教育局长三年。1951年初夏因运动蒙冤自杀而逝。著有《与园诗草》一部。
吴伟康（1882-1947）又名觉民，蕉岭人。洪门领袖，通称“汉山大哥”。1908年赴荷属首府巴城（今雅加达），道出星洲。1919年与华侨报社同仁倡办《天声日报》，被举为副社长。1928年出任《天声日报》社长，主持报务。
吴奇伟（1890-1953）字晴云号悟生，大埔人。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曾任《湘南日报》社长等职。
吴康（1895-1976）字敬轩，号任韦，平远人。192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后赴法国留学，获得巴黎大学文学博士学位。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中，与同学罗家伦、傅斯年、俞平伯、康白情等创办《新潮》杂志，提倡改革。是我国老一辈哲学与文学史家、教育家，一生著述甚丰，主要出版有：《比较文学》、《周易大纲》、《抗战史料》、《西洋哲学史》、《新人文教育论》、《苏格拉底哲学思想》、《希腊哲学之唯物思想》、《亚德来个人心理学》等。在台湾出版的《吴康全集（1-8册）》，超过1000万字。
吴继岳（1905-1992）原名珊珊、沉戈，梅县人，1917年到南洋谋生，1928年初任巴达维亚（今雅加达）《新报》记者，1929年进曼谷《中华民报》当记者，1936年转到曼谷《华侨日报》任采访主任、副刊编辑、暹罗版编辑，1939年去新加坡《星洲日报》任记者、编辑。日本投降后回到泰国任职《中原报》，1953年与人合作创办《体育周报》并主持编辑工作。1970年任《东南日报》编辑主任、执行总编辑。1974年泰国《新中原报》创刊时，即进入该报直至去世，历任编辑主任、主笔、社务主任、执行总编辑等职。
吴忠翰（1921-1988）丰顺人。厦门大学毕业后从事美术工作，是著名版画家，早期木刻运动先驱者之一。搞日战争胜利后在台北市任《人民导报》艺术编辑及高雄《国声报》副刊编辑。1948年由台湾回厦门加入中国共产党，任《星光日报》和《江声报》副刊主编。
魏育怀（1898-1986）五华人。广东大学毕业。参加过东征、北伐、凇沪抗战、“闽变”事件等。“闽变”失败后逃亡香港，编辑《大众日报》。
魏岸觉（1905-1952）家名亚标，五华人。北平国立艺术学院国画系毕业。拜吴昌硕为师，与徐悲鸿、黄宾虹、马万里等交往甚，为广西美术奠基人之一。抗战全面爆发后，从南宁回五华担任夏阜中心学校校长，创办《阜声》杂志，宣传抗日主张。
魏中天（1908-2010）五华人。1926年10月中央军校武汉分校第六期，后回乡参加农民运动，任赤卫队小队长。之后读过上海艺术大学，参加“闽变”倒蒋活动，曾赴日本留学，当过大学教授，去新疆从事新文学运动，1933年主办《文友》半月刊。抗日国共合作期间，在国民革命军任少将办公厅主任。后在香港创办中国文化馆任馆长，主编《我的母亲》丛刊。解放后曾任广东省政协委员，广东黄埔同学会理事，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等。
萧惠长（1876-1949）字整文，兴宁人。1894年中秀才。1906年加入同盟会。1907年被授为兴宁、五华、龙川三县同盟会主盟。1909年与张花谷等同盟会员，创办了兴宁县历史上最早的刊物《别溪杂志》。曾任辛亥革命兴宁光复首任县长等职。
萧殷（1915-1983）龙川人。原名郑文生，笔名萧英。曾任《新华日报》编委、延安中央研究院研究员、《石家庄日报》副总编辑。建国后，历任《文艺报》编委，中国作协青年作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兼文学讲习所副所长，暨南大学教授，中央中南局宣传部文艺处处长，广东省文联、中国作协广东分会副主席，《作品》月刊主编。著有小说散文集《月夜》，评论集《论文艺的真实性》、《给文艺爱好者》、《谈写作》、《鳞爪集》、《习艺录》、《论生活、艺术和真实》、《给文学青年》、《萧殷文学评论集》和《萧殷自选集》等。1985年荣获广东省首届文学评论荣誉奖，1986年荣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特别奖。
萧隽英（1901-1982）又名鹏魂，大埔人。1924年间在国立广东大学成立“新岭东社”、出版《新岭东》杂志，宣传进步思想。1926年9月任中共广东区委宣传委员兼出版部主任，出版《人民周刊》。1933年日本留学回国后任中山大学教授等职，曾筹办《新宇宙月刊》、《群声报》、《大众生路》等进步刊物。
萧向荣（1910-1976）原名木元，梅县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政治宣传部部长、军委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八路军军政杂志》编委。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谢逸桥（1874-1926）名元骥、锡元，又字乙桥，梅县人。1904年留学日本，次年参加同盟会，1906年归国。民国成立后，任同盟会汕头分部部长。1907创办《 中华新报》，1909再办《 中华新报》，1913年创办《大风日报》。
谢英伯（1882-1939）原名华国，号抱香居士，梅县人。21岁即任香港《亚洲日报》总编辑，评论时政、倡导女权。此后任职于《中国日报》、《少年中国报》、《民国日报》等报社。1910年赴檀香山，参加《自由新报》对保皇党笔战。著有《人海航程》等。
谢佐舜（1899-1986）又名耐寒、寸铁，梅县人。1929年毕业于南京东南大学教育系，旋即出任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华文《新报》总编辑。二战后重返《新报》，任副刊和画刊主编。60年代《新报》被迫停办后转为教育工作，继续为《火炬报》等报纸写杂文。1966年回国在北京定居直至逝世。
谢幼伟（1904-1976）字佐禹，梅县人。早年美国留学，回国后曾任广州《民国日报》主笔；1949年去印尼，任《天声日报》《自由日报》总编辑。1953年赴台湾任《中央日报》总编。著有《西洋哲学史》《伦理学方纲》《现代哲学名著述详》等。
谢永存（1906-1947）梅县人。1931任芜湖《民国日报》社社长。1935年任胶济铁路特别党部委员兼《胶济日报》社社长。1947年遇空难而卒。
徐俊鸣（1910-1989）梅县人。1935年中山大学地理系毕业，一直在中山大学任教，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兼任《历史地理》杂志编委。是我国当代著名历史地理学家。
杨源（生卒年不详）字季岳，梅县人。清光绪二十四年进士。1902年与何士果（寿朋）、陈云秋、温丹铭等粤东一时名宿和著名学者，在汕头埠创办《岭东日报》，这是粤东有史以来第一家地方报纸。
姚宝猷（1901-1951）名良珍，字健生，平远人。1925年，由广东农工局科长调升汕头农工局长兼《汕头日报》社社长。1929年，任广东《民国日报》社社长兼中山大学副教授。1951年4月因不实罪名被错杀。一生著述甚丰，主要有《中国丝绢西传史》、《中国基督教史》、《日本近百年史》等。
杨逸棠（1902-1982）曾用名伯恺、翼棠、伯概、伯侃，梅县人。1925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到中华全国总工会助编《工人之路》日刊。当时正值省港大罢工，兼任办《罢工通讯》。1926年7月在衡阳创办《革命军日报》，10月在武汉兼任《革命军日报》总编辑。1948年冬在中共组织支持下，在港筹款出版《人民民主》半月刊。
杨奎章 （1921-2009）梅县人。1946年毕业于广州中山大学农学院农学系。历任梅州中学教员、教务主任，香港中国民主同盟主办的《光明报》编辑，《大众报》总编辑，广州《联合报》总编辑，《广州日报》编委、秘书长，广州市教育局副局长，广州市文化局副局长、局长，党委副书记。第七、八届政协委员，广东省政协副主席及民盟中央委员、中央常委委员。
余森文（1903-1992）梅县人。大学毕业在家乡从事教育工作。1930年后在上海同济大学等任职，期间曾资助杨骚、欧阳山、张天翼出版《小品》月刊。1936年从英国学成回国后，再任同济大学教务长等职。期间，积极支持胡一声、郑天保等人创办“引擎”出版社并任顾问，还出版发行《现世界》半月刊。1938年10月，在广东韶关创办《北江日报》。 1939年在浙江丽水创办《民生日报》。离休后建议创办《园林与名胜》，并任该刊顾问。
袁文殊（1910-1993）别名文枢，笔名舒非，兴宁人。“九・一八”事变后，1932年组织成立“广州前卫戏剧作者同盟”，被推选为常务干事，开始从事戏剧活动，创办《诗与剧》刊物，专门发表宣传抗日的诗歌和剧本。1936年秋参加了“上海业余剧人协会”和“上海业余实验剧团”，从事革命戏剧活动，还参与章泯、葛一虹主编的刊物《新话剧》的创办活动。
张怀真（1871-1941）梅县人。清秀才、廪生。1906年加入同盟会，次年在汕头与叶楚伧等创办《中华新报》任总主笔、总编辑，嗣历任《大风报》《新岭东报》《平报》《汕报》社长兼总编辑。
张杜鹃（1874-1943）原名清源，字伟吾，兴宁人。青年时曾在村中设馆教学，后弃教到南洋谋生。在新加坡得遇孙中山先生并参加同盟会，曾任《兴中报》、《华侨日报》、《中华日报》主笔。
张花谷（1878-1966）讳毅公，别字警镛，晚年又号南村老人，兴宁人。1898年考取秀才。1903年冬参与创办兴民学堂。1906年加入同盟会。曾创办《别溪杂志》，宣传民主革命。1907年参加饶平黄冈起义。
张资平（1893-1959）原名张秉声，梅县人。1912年赴日本留学。1921年7月在日本京都与郁达夫、郭沫若、何畏、徐祖正等成立创造社，商定出版《创造季刊》第一卷第一号，于1922年3月15日由上海泰东书局印刷发行。1928年9月开办了乐群书店，10月1日出版了《乐群》半月刊，1929年改为月刊。1940年7月主编《中日文化》月刊。
张自铭（1897-1959）蕉岭人。1929年赴荷属爪哇，任巴达维亚（今雅加达）《天声日报》编辑，1949年再赴雅加达任《天声日报》编辑及副社长。1958年去台湾。著《客族文献碎金》、《蕉岭先达诗话》等。
张公让（1904-1968）原名张其升，梅县人。毕业于广州中山大学医学院。1949年迁居香港后，曾主编杂志《中国新医药》和《医学文摘》。
张综灵（1918-1968）原籍梅县，生长在汕头，17岁起即在其父张怀真主持的《汕报》实习。1946年到泰国，以一篇报道战后潮汕地区人民苦难的长篇特写取得曼谷《中原报》信任进入该报，任记者。1949年重返《中原报》编辑电讯和服务版。1954年起任曼谷《世界日报》副总编辑兼泰事版编辑，后任总编辑。1958年春再回《中原报》。著有《实用新闻学》《报学概论》《泰国华侨大词典》等。
张春汉（1918-1981）曾用名清仁、绍文，化名罗平，梅县人。《安徽日报》社党委第一书记、曾任安徽省委宣传部长兼省委委员等。
张华明（1921-1988）原籍大埔人，出生于印度尼西亚。1938年奔赴延安，同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负责编辑出版《干部学习通讯》、《理论学习》。1959年11月任中共广东省委机关刊物《上游》杂志社副总编辑。1973年2月主持创办了中共广东省委党校校刊《理论通讯》（后改名《理论与教学》、《岭南学刊》。
钟公任（1882-1947）蕉岭人。早年赴日本早稻田大学，加入同盟会。回国后赴印尼雅加达，任同盟会巴达维亚支部评议部部长。复被聘为《华铎报》《天声日报》总编辑。著有《公任文存》、《孙中山著述生涯》、《救国津梁》、《讨袁记》。
钟介民（1893-1964）原名纯颖，字建闳，蕉岭人。1936年赴新加坡，任《星中日报》《兴摈日报》总编辑。1950年在印尼任《天声日报》主笔，1952年赴新加坡任《南洋商报》主笔。著有《国际关系论》《近代人物与近代思想》《欧洲近代文化史》《国际公法要备》《首领论》。
钟天心（1903-1987）字汝中，五华人。先后毕业于南开中学、北京大学。曾主编《改造月刊》。后赴英国牛津大学和日内瓦国际研究院进行学术研究。回国后任中山大学教授等。抗日战争时期，创办《再生》、《生力》、《民主世界》、《新战线》等刊物。
邹琳（1888-1984）字玉林、号达公，原籍大埔，生于四川。曾任《民主报》、《民国报》主笔，《实录报》总编辑。1984在香港病逝。著有《邹琳年谱》。
邹 鲁（1885-1954）原名澄生，字海滨、号澄庐，原籍大埔，生于四川。1905年加入同盟会，1911年在广州参与创办《可报》。1914年任《民国》杂志编辑。1949年去台湾，著有《回顾录》、《邹鲁文存》。
赵一肩（1896-1946）原名良勋，梅县人。1938年与中共人士共同编印《国际新闻》三日刊。是著名的抗日爱国将领。
曾觉之（1901-1982）原名展模，字居敬，笔名解人。兴宁人。19岁入北京大学预科，旋赴法。1929年学成回国，任南京中央大学教授。继任北平中法大学文学系主任，兼《中法大学》月刊主编。
曾先宦（1915-1967）兴宁人。1935年偶然加入兴宁地方《时事日报》社工作，历任记者、电讯编辑、主笔、副总编辑等职。1941年与新闻界同仁创办了《天下报》（三日刊），负责“时事述评”专栏，宣传抗日救亡。1943年应聘到湖南耒阳担任《国民日报》总编辑。1944年耒阳等地沦陷后回到兴宁，继续在《时事日报》当副总编辑，实际主持编务工作。日本投降后，担任广州《华南日报》总编辑。1946年冬应聘担任《岭南日报》总编辑。1948年6月担任《广东日报》总编辑。《广东日报》被《中央日报》接收后，被任命为《中央日报》总编辑。去台后，应聘《联合报》副总编辑；兼任《国语日报》总编辑。
曾敏之（1917-2015）梅县人。海内外著名作家，诗人，报人。抗战期间参加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1947年曾因参加争取民主运动，被逮捕下狱。历任《大公报》记者、采访主任，暨南大学教授，1978年后任香港《文汇报》副总编辑。香港作家联合会会长。1939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杂文集《曾敏之杂文集》，散文集《望云海》、《文苑春秋》，专著《诗的艺术》、《古典文学欣赏举隅》等。杂文集《观海录》获1989年全国优秀散文杂文奖。他还致力于向内地推介台港及海外华文文学，积极推进海峡两岸的文化交流，曾任香港作家联会会长。香港文学促进会高级顾问，华夏民族杂志社总顾问。
总之，全方位寻根究源，收集整合该地区近代报人报刊史料，不仅填补这一研究领域“空白”，而且还能进一步认识梅州，探索客家历史文化走向，从而更有利于建设和发展梅州。本资料虽不能说是梅州地区报人的全部，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一地区近现代报人报刊史的线索和轮廓。由于历史跨度较长和资料有限，所辑资料难免有遗漏和舛错之处，诚望专家和读者予以匡正。本编目是根据多种资料综合编撰而成，参考文献只列举重点阅读书目资料，恕条目中的引文免加资料来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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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黄伟经.客家名人录第二卷： [M].广州：花城出版社1996
[5]廖戈等.梅县志：[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
[6]黄玉钊.梅州人物传：[M].梅州：梅州市地方志办公室，1994
[7]温原，温丹铭先生生平[A]，汕头市文史3卷[C] ―汕头：政协汕头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1988.（102--116）
[8]阙本旭.清末民初时期潮汕报刊出版钩沉[J].图书馆论坛，2005（6）
作者简介：蒋冬英，女，副研究馆员，研究方向：数字图书馆与知识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