贷款诈骗罪范文

贷款诈骗罪范文第1篇

[关键词] 贷款诈骗罪 犯罪构成 犯罪主体 单位犯罪

一、贷款诈骗罪的基本概念

贷款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诈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数额较大的行为。

1979年7月1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刑法》并没有规定贷款诈骗罪，因为在当时的计划经济条件下，诈骗贷款的行为在实践中极为少见，并未引起立法者的关注，真正进入刑事审判程序审理的贷款诈骗行为一般按诈骗罪定罪处罚。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和多种经济成份的存在，贷款等金融业务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日益突出。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国经历了一段“信用膨胀、股市暴胀、房地产热”的泡沫经济时期，银行的低息贷款成为某些投机商追求的热点，贷款诈骗案件急剧上升。

1995年6月30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会议通过的《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第10条第一次从立法上规定了贷款诈骗罪，即“有下列情形之一，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诈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以下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没收财产：（一）编造引进资金、项目等虚假理由的；（二）使用虚假的经济合同的；（三）使用虚假的证明文件的；（四）使用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的；（五）以其他方法诈骗贷款的。”1997年3月14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修订的《刑法》第193条贷款诈骗罪全面吸收了上述《决定》的内容，仅仅作了两处修改：一是对“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增加了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的量刑档次；二是对第（四）项中又增加列举了“超出抵押物价值重复担保”的客观情形，其他内容均是原文照搬。

二、单位犯罪主体研究

根据我国《刑法》第193条，并没有明确规定单位可以构成贷款诈骗罪的主体，所以贷款诈骗罪的主体只能是自然人而不包括单位。而我国《刑法》第30条规定，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法律规定为单位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按照我国刑法理论的通常理解，这里的“法律规定为单位犯罪的”是指刑法分则明确规定单位主体可以为单位的情况。对此刑法学界可以说不存在任何分歧。至于为什么我国刑法规定单位可以构成信用证诈骗罪、集资诈骗罪等金融诈骗犯罪的主体但却不能构成贷款诈骗罪的主体，这确实令人费解。而我国法学界对单位贷款诈骗如何处理，众说纷芸，主要形成了三种观点:

1.无罪观点

该观点认为，罪刑法定是我国现行《刑法》新确立的基本原则之一，法无明文规定者不能为罪，该原则应当在刑事司法中严格遵守，否则，在法律适用中必然又倒退到1979年《刑法》的类推制度。

2.追究责任人观点

该观点认为，单位集体实施的犯罪行为与自然人犯罪没有本质区别，从《刑法》第30条“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实施的危害社会行为，法律规定为单位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规定看，并未禁止追究单位犯罪中相关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因此，对单位实施的贷款诈骗犯罪，可以对其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按个人贷款诈骗罪定罪处罚。并且，实践中有按贷款诈骗罪对单位骗贷定罪处刑的判例，这种思维也符合我国一贯的刑事司法实践。

3.按合同诈骗定罪观点

该观点认为，对于单位实施的贷款诈骗行为，不能以贷款诈骗罪定罪处罚，也不能以贷款诈骗罪追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单位十分明显地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签订、履行借款合同诈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贷款，符合《刑法》第224条规定的合同诈骗罪构成要件的，应当以合同诈骗罪定罪处罚。

在我国现行法律制度的规定下笔者赞同第一种观点。所谓单位犯罪，是指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的决策机构或负责人决定实施的，为单位谋取利益，违法所得归单位所有，法律有规定处罚的犯罪行为。根据罪刑法定的刑法原则，对于何为单位犯罪，我国《刑法》都做了明确具体的规定，除法定机关外，任何人都不能作扩大或限制性解释。至于刑法中没有规定单位贷款诈骗罪，不论是立法的疏漏还是有意所为，都不能以贷款诈骗罪追究单位或者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

然而在笔者看来，《刑法》没有将单位规定为贷款诈骗罪的主体，这体现了立法者对于具体实现单位意志，执行单位职务的单位主管人员、直接责任人员的一种轻刑化意图，因为其人身危险性并不重于单位合同诈骗罪中的责任人员，并且该类人员的主观犯意不强，大多有身不由己的情况。另外，大概立法机关是考虑除了个人以各种虚假手段骗取贷款外，能从金融机构获取的单位基本上都是全民所有制性质的国有单位。这些单位即使采取欺骗手段获取贷款并予以非法占有，也并没有改变所有权的性质，如果最后不能归还贷款，无非相当于国家自己损失了自己的财产，对该单位以犯罪论处追究刑事责任没有什么意义。但是，如果说在计划经济时期存在这种观念还可以理解的话，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以此指导刑事立法显然是存在问题的。因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单位已成为独立的利益主体，对于这种利益主体实施其他经济犯罪可以追究刑事责任，而实施贷款犯罪行为却不能以犯罪论处的刑事立法很难说是科学合理的。更何况当前我国存在大量的三资企业、私营企业等。这些企业同样可能从金融机构骗取贷款。据报道,我国南方某省发生的45起贷款诈骗案件中有13起属于单位贷款诈骗 。单位实施的贷款诈骗行为由于有单位作掩护,欺骗手段不容易被识破,诈骗成功率很高；单位实施的贷款诈骗行为,犯罪数额比自然人实施的要大得多,给金融机构造成的损失更严重,社会危害性更大。由于刑法没有单位贷款诈骗罪的规定,使得单位犯罪逃脱了法律的惩罚,助长了单位犯罪的有恃无恐。在金融单位过去和现在的贷款规定及实际掌握中，是不可能给予个人大额贷款的，只能以单位名义才能取得。但是《刑法》第193条规定只有自然人才能构成该罪主体，若片面认为以单位名义贷款均不构成本罪主体，则必将造成众多的贷款诈骗行为得不到有效追究。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我国应将单位规定为贷款诈骗罪的主体。

三、此罪与彼罪的界限

1.贷款诈骗罪与采取欺诈手段贷款行为的区分

在现实生活中,有人为取得金融机构贷款，可能或多或少会使用欺诈手段，因此,在处理因出现资金风险或造成经济损失而形成的金融借贷纠纷案件时，尤其要注意区别贷款诈骗犯罪与贷款民事欺诈行为，准确把握贷款诈骗罪与非罪的界限。二者通常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贷款人没有偿还到期贷款，主观上都意图欺骗金融机构，客观上都实施了一定程度的欺诈行为。区别二者的关键是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金融机构的贷款的目的。

《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中指出：“对于确有证据证明行为人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因不具备贷款的条件而采取了欺骗手段获取贷款，案发时有能力履行还贷义务，或者案发时不能归还贷款是因为意志以外的原因，如因经营不善、被骗、市场风险等，不应以贷款诈骗罪定罪处罚。” 要认定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必须首先明确非法占有的内涵。刑法意义上的非法占有，不仅是指行为人意图使财物脱离相对人而非法实际控制和管理，而且意图非法所有或者不法所有相对人的财物，为使用、收益、处分之表示。因此不能单纯以行为人使用了欺诈手段实际获取了贷款或者贷款到期不能归还，就认定行为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贷款的目的，而应坚持主客观一致的原则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在对行为人贷款时的履约能力、取得贷款的手段、贷款的使用去向、贷款无法归还的原因等方面及相关客观事实进行综合分析的基础上，判断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以界定贷款诈骗罪与贷款民事欺诈行为，对于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即使在贷款过程中采用了欺诈手段，并且到期未偿还贷款的，也不能认定是贷款诈骗罪。

2.贷款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的区分

合同诈骗罪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的过程中，以虚构事实或隐瞒的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务,数额较大的行为。合同诈骗罪和贷款诈骗罪，虽然都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骗取对方财物的欺诈性犯罪，但两者之间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1)两者侵犯的客体不同。尽管两者侵犯的都是复杂客体，且都包括侵犯了财产所有权，但侧重点不同。合同诈骗罪侵犯的客体主要是合同监管制度；而贷款诈骗罪侵犯的客体则主要是金融机构对贷款的所有权和金融信用。

(2)两者发生的场合不同。合同诈骗罪发生在签订、履行合同的过程中；而贷款诈骗罪发生在行为人向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贷款的过程中。

(3)两者侵害的直接对象有所不同。合同诈骗罪直接侵害的对象是对方当事人的财物或者贷款；而贷款诈骗罪侵害的对象是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

合同诈骗罪与贷款诈骗罪在法条的规定内容中有包容交叉之处，即法条竞合的现象。遵循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原则,由于贷款合同相对于一般合同是特殊合同，所以使用虚假的经济合同诈骗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诈骗罪，相对于合同诈骗罪是“特别法”，二者法条竞合时，优先适用贷款诈骗罪。

四、结语

贷款诈骗罪是一种在实践中发案较多，破坏性极强，危害后果特别严重，而真正受到刑事处罚较少的一种金融诈骗犯罪。归根求源，在于我国《刑法》没有将单位实施的贷款诈骗行为归为犯罪，贷款诈骗的主观故意难以认定和罚金的执行难等问题，从而放纵了绝大多数贷款诈骗犯罪分子，严重破坏了我国的金融秩序。随着我国加入WTO，外资银行不断涌入中国，贷款诈骗正在走向跨国性犯罪，成为国际上洗钱罪的上游犯罪。本文仅对贷款诈骗罪的概念、法律特征、单位犯罪主体和该罪与其他罪的界限等有关问题做了点滴探讨，权当抛砖引玉。但是笔者认为认真研究当今贷款诈骗罪的走向、成因、构成，制定出符合中国国情和国际惯例的对策，适时修改贷款诈骗罪的刑事法律条文，使其与时俱进，应成为法学界和立法者的当务之急。

参考文献:

[1]樊凤林:中国新刑法理论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1997年版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第4条第3款规定.《人民法院报》，1996年12月25日版

[3]陈兴良:我国当前经济犯罪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4]高铭暄：《刑法学》（下编）.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

[5]张明楷:新刑法与法益侵害说.《法学研究》，2000年第一期

贷款诈骗罪范文第2篇

摘要：我国刑法第一百九十三条“贷款诈骗罪”规定犯罪主体为自然人，单位犯此罪的，在司法实践中一般按照“合同诈骗罪”定罪处罚。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大量民营企业，私人企业，外资企业的出现，使单位犯罪的情况不断增加，这样一来，贷款诈骗罪将单位犯罪排除在外，显然是越来越滞后于社会生活的发展。遗憾的是，2011年5月1日起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八），并没有将贷款诈骗罪加入单位犯罪。本文仅就“贷款诈骗罪”的主体作浅显探析。

关键词：贷款诈骗；主体；合同诈骗

一：贷款诈骗罪概述：

贷款诈骗罪指自然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数额较大的行为。贷款诈骗罪属于我国《刑法》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金融诈骗罪”一节，是从诈骗罪中分离出来的罪名。1997年修订刑法时，正式对其做了规定。2001年召开的《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关于对贷款诈骗罪的认定中明确规定：单位不能构成贷款诈骗罪。

二.贷款诈骗罪主体规定的缺陷：

其一，贷款诈骗罪是诈骗罪的一种，1997《刑法修订案》规定该罪时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处在建立的起始阶段，当时的所有制改革正在进行，社会中的单位主要是国有企业，事业单位，而民营企业，私营企业，合资企业等相对较少。该罪在规定之初立法者的立法本意应该是防止扩大打击面。当时向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贷款的主要是国有企业，如果将单位列入贷款诈骗罪的主体范围，即使最后单位犯罪，因为企业和银行都属于国家所有，贷款不会发生所有权的真正转移问题，故如果规定单位构成贷款诈骗罪，则有扩大打击面的嫌疑。可以说，在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下，该款规定是基本符合实际情况的，但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该条的规定则越来越显的捉襟见肘，难以规制现在经济类犯罪，并且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开放，外资商业银行进入我国后，为了规避贷款风险，对我国境内各类企业贷款业务将会过度限制其贷款程序，这样也不利于我国企业的壮大和市场经济的发展。

其二，《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中再次重申单位不能构成贷款诈骗罪，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单位十分明显地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签订、履行借款合同诈骗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贷款，符合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规定的合同诈骗罪构成要件的，应当以合同诈骗罪定罪处罚。而根据贷款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的量刑情节，我们不难得出，合同诈骗罪的起刑点低于贷款诈骗罪（同样的情节，数额较大的，贷款诈骗罪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而合同诈骗罪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由此可见，立法者有保护国企的嫌疑。刑法中没有规定单位构成贷款诈骗罪，确有难言之隐，也深深的受计划经济的影响。

三.单位作为贷款诈骗罪主体的必要性：

（一）是现实经济生活的必然要求。在现代司法实践中，单位贷款诈骗的案件数量是不断增加的，单位作为主体，往往贷款数额较大，手段也日益向多样化，智能化发展，行为更具有隐蔽性和欺诈性，单位贷款诈骗行为的危害性比自然人贷款诈骗的社会危害性更大，对符合条件的更应该从重处罚，而不是按照合同诈骗罪的来处罚。这样有利于规范经济环境，促进经济的良性发展。

（二）有利于正确定罪量刑。如果贷款诈骗罪主体不包括单位，则在司法实践中，大量民企，私企，外企十分明显地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签订，履行借款合同诈骗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贷款的，按合同诈骗罪处理，而合同诈骗罪的量刑轻于贷款诈骗罪，这样就会使大量企业觉得有机可趁，从而不惜以身试法去实施贷款诈骗的行为，这个立法的漏洞会导致罪刑不相适应，从而降低我国刑法的科学性，也不符合我国刑法所倡导的“罪责刑想适应原则”。

（三）可以更好的实现刑法一般预防的目的。刑法的一般预防是指通过制定、适用和执行刑罚，防止社会上的一般人犯罪。将单位增加为贷款诈骗罪的主体，对触犯本条的单位判处罚金，对直接责任人判处刑罚，从而对预谋试图通过法律漏洞而犯罪的单位，起到警示，威慑的作用，达到刑罚一般预防的目的，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综合来看，随着我国市场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成功加入WTO之后外资银行的进入，现在的单位已经不仅仅包括国有企事业单位，大量民企，私企，外企的出现已经使单位成为一个多元化的概念，而外资银行的进入也迫使我们必须遵守WTO的国际规则。为了与国际规则接轨，也为了我国经济更好的发展，应尽快将单位列入贷款诈骗罪的主体范围。这样，不管是对我国立法的完善，还是对我国经济环境的培养，都是极为有利的。

参考文献：

[1]张明楷.刑法学第四版[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584..

[2]赵秉志.金融诈骗罪新论[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155.

[3]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R].2001-01-21

贷款诈骗罪范文第3篇

关键词：贷款诈骗罪；犯罪构成；立法完善

一、 贷款诈骗罪的概念

何为贷款诈骗罪，学界存在着以下几种不同的表述。我们认为，对贷款诈骗罪概念的界定必须符合我国刑法第193条对本罪的立法规定。同时，考虑到概念本身必须具有一定的概括功能，不能简单照抄和罗列，也就是说，这个概念必须符合立法本意，具有完整性、概括性等特征。我们认为，贷款诈骗罪的概念，应当概括说明下述内容，首先，主观上是故意，且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其次，行为方式的特点是“虚构事实，隐瞒真相”；最后，结果上要求以“数额较大”加以限制。综上，贷款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等欺诈性手段骗取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数额较大的行为。

二、贷款诈骗罪的犯罪构成

1.贷款诈骗罪的客体

关于贷款诈骗罪的客体，理论界认识不一，笔者认为，应该立足于我国刑法典和目前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对该罪的客体进行全面的分析。

第一，贷款诈骗罪归属于我国刑法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其同类客体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而在刑法第三章又将金融犯罪规定了两节，即第四节的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和第五节的金融诈骗罪。当然，金融诈骗罪肯定也破坏了金融管理秩序，但是金融管理秩序又是由多种制度构成的，立法者将其独立列节，也说明了金融诈骗罪与破坏金融管理秩序存在着一定差别，因此将贷款诈骗罪侵犯的客体界定为金融管理制度比较笼统，不够严谨科学。

第二，贷款诈骗罪的犯罪对象是贷款。这里的贷款既包括国有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也包括股份制银行或者其它金融机构的贷款，还包括集体性质的金融机构农村信用社的贷款以及私人性质的财务公司的贷款。另外，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金融市场对外开放，外国银行也可以在我国从事贷款业务。因此，将贷款诈骗罪侵犯的客体界定为国家和集体财产所有权或社会主义公有财产权，明显不符合我国现行的经济制度。

第三，将贷款诈骗罪的客体仅仅界定为金融机构对贷款的所有权也有悖于刑法理论。贷款诈骗罪是经济犯罪，它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财产犯罪，将贷款诈骗罪的客体仅仅界定为金融机构对贷款的所有权，等于抹杀了经济犯罪和财产犯罪的界限，这种观点不可取。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贷款诈骗罪是从传统的普通诈骗罪分离出来的，它具有一般诈骗罪所具有的共性，同时贷款诈骗罪又是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中的金融管理秩序的犯罪，在破坏金融管理秩序中，贷款诈骗罪主要破坏的是国家对金融机构的贷款管理制度。因此贷款诈骗罪侵犯的是复杂客体，即国家对金融机构的贷款管理制度以及金融机构对贷款的所有权。

2.贷款诈骗罪的主体

根据刑法第193条和第200条的规定，我国刑法理论界几乎一致认为，贷款诈骗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即年满16周岁，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从司法实践的角度出发，实施贷款诈骗罪的主要有四种人：一是真实的贷款申请人，主要通过虚构有关事实骗取贷款，如提供虚假的资信证明，申请远远超过偿还能力的超额贷款；二是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外部假冒某企业法人名义申请贷款的人；三是虚构根本不存在的企业法人申请贷款的人；四是银行内部收受贿赂，与行为人相互勾结申请贷款的人。

3.贷款诈骗罪的主观方面

贷款诈骗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并且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的目的。在贷款诈骗犯罪的认识因素中，表现为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违反了贷款管理制度的规定，而仍实施该行为。贷款诈骗犯罪故意的意志因素是希望危害结果的发生。所谓希望危害社会结果的发生，就是行为人积极追求这种结果的发生，并以此作为自己行为的直接目的[1]。贷款诈骗的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为法律所禁止，仍采取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贷款，以达到其非法占有的目的。因此，其犯罪故意的意志因素是希望。也就是贷款诈骗罪的犯罪故意是直接故意。

在民法理论中，所有权有四项权能，即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在这四项权能中，占有是前提，也是根本，最能体现所有权的性质，它是指行为人对财产管理、控制和支配的权利。以占有是否有法律依据为标准，可将占有分为合法占有与非法占有两种。合法占有是指占有人对物的管理、控制和支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并受法律保护；而非法占有是指没有法律依据的占有。很显然，贷款诈骗罪主观特征中的占有，是非法占有，有侵犯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贷款所有权的性质。

4.贷款诈骗罪的客观方面

（1）编造引进资金、项目等虚假理由。申请贷款必须有贷款理由，如进行技术改造、进口生产设备、引进外资等。编造引进资金、项目等虚假理由，是指无中生有，捏造根本不存在的引资或者项目等事实，或夸大其词，编造需要较大规模贷款的引资或项目等事实。

（2）使用虚假的经济合同。这里的虚假经济合同，是指主要内容不真实的经济合同。如伪造合同当事人、虚构标的、价款的合同等。如果仅仅是履行方式、地点等记载不真实的合同，不应包括在内。

（3）使用虚假的证明文件。这里的虚假证明文件，一般是指有关借款人身份、资信情况和还贷能力等内容不真实的证明文件。这种虚假证明文件可以是伪造、变造的，还可以是已作废的，其具体包括虚假的批准立项文件、营业执照、财务报告、担保书或债权凭证等类型。

（4）使用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或者抵押物价值重复担保。使用虚假的产权证明一般表现为使用伪造、变造、作废、无效或者冒用的产权证明。这里的产权证明，是指对汽车等动产、房屋等不动产以及其他财产权利拥有所有权的一切文件，如房产证、银行存单、股权证、票据等。这里的虚假，既包括内容完全虚假，也包括内容部分虚假。超出抵押物价值重复担保，是指将同一项财产同时抵押给几个债权人用于担保。这种重复担保实际上相当于虚构抵押物进行担保。

（5）其他方法。所谓“其他方法”是指除前四种方法以外的诈骗贷款的方法。从司法实践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种方法：伪造单位公章、印鉴或者伪造他人印章骗取贷款；以假货币作抵押骗取贷款；借贷后故意转移资金拒不归还；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先借贷而后采取欺骗的手段拒不还贷；拉拢、收买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获取贷款后拒不还贷。

在实践中，犯罪分子骗取银行贷款的手段很多，不断翻新，随着客观情况的变化还有可能出现新的诈骗方法。

三、贷款诈骗罪的立法完善

1.增设单位为本罪的犯罪主体

单位或者法人能否成为犯罪主体，尽管在理论上有不同意见，但自1987年《海关法》公布实施以来，立法上一直肯定单位能够成为某些犯罪的主体。刑法分则中不仅规定了大量单位犯罪的条文，而且在总则中设立专节规定单位犯罪的刑事责任和处罚原则。遗憾的是，关于单位能否构成贷款诈骗罪的主体，我国刑法分则明确予以否定，理论界也只有少数人认为单位可以构成此罪[2]，不能不算是我国刑事立法的一大缺陷。

首先，从贷款业务上讲，申请贷款的大多数是公司、企业等单位，一旦发生贷款诈骗之不测，法律便显得苍白无力，无法对这些单位处以严厉的制裁，使一些不法分子钻法律的空子逃避处罚。其次，从实践上来看，近年来，以单位名义实施的诈骗银行贷款的行为不仅客观存在，而且发案数量不断上升，涉案金额也相当惊人，给国家和金融机构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有必要用刑法手段予以打击。再次，从国外先进的立法例来看，德国、美国等把法人作为贷款诈骗罪的主体予以打击。着眼于我国的客观情况，吸收国外先进立法经验，在立法上将单位规定为贷款诈骗罪的主体，是我国刑事立法的发展趋势，也是客观现实的需要。

2.将虚假陈述规定为贷款诈骗的行为方式之一

我国刑法第193条规定，贷款诈骗的行为具有以下几种表现形式：编造引进资金、项目等虚假理由；使用虚假的经济合同；使用虚假的证明文件；使用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或者抵押物价值重复担保；其他方法。其中前四种是采用“明例式”，以针对目前比较猖獗的诈骗贷款方式，第五种采用“概然式”的立法方式，以适应将来打击贷款诈骗犯罪的客观需要。从刑法规定的贷款诈骗行为方式的本质上看，都是行为人故意捏造了事实或隐瞒了真相，从而使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误认为其符合贷款条件而将款项予以投放。而在现实生活中，也存在着以虚假陈述的方式取得贷款的情形，因此，我们认为，应将虚假陈述规定为贷款诈骗的行为方式之一，理由如下：

第一，虚假陈述的贷款诈骗虽然和非法占有的贷款诈骗相比，危害性相对较小，但从破坏贷款管理制度这一点来讲，二者是相同的，都具有社会危害性；第二，虚假陈述的贷款诈骗在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有时涉案金额巨大，由于行为人经营不善或者对取得的贷款不珍惜，有时会给国家造成巨大损失，如果对这种行为不以犯罪论处，显然不利于维护金融秩序。第三，吸收国外先进的立法经验，对虚假陈述的贷款诈骗作为犯罪对待，不仅能有效地遏制这种诈骗贷款的行为，而且能够起到防微杜渐、防患于未然，充分显示刑法的预防功能。

3.规定罚金刑可以单独适用

虽然贷款诈骗罪的刑罚体系比较科学，但立法中还存在着美中不足。对于数额较大的贷款诈骗罪，采取的是自由刑与罚金刑并科适用，而没有规定可以单处罚金刑，不利于教育改造那些主观恶性相对较小，社会危害不是很大的犯罪人。

作者单位：吉林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马克昌.犯罪通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78-85.

贷款诈骗罪范文第4篇

一、贷款诈骗罪的概念和立法演变

贷款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编造引进资金、项目等虚假理由、使用虚假的经济合同、使用虚假的证明文件、使用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超出抵押物价值重复担保或者以其他方法，诈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数额较大的行为。

贷款诈骗罪隶属于诈骗罪，是随着现代经济进一步发展而从诈骗罪中分化出的一种新型经济欺诈罪。[1]新中国成立后，对通过骗取银行等金融机构贷款的途径并予非法占有的行为，司法适用时均以普通诈骗罪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我国第一部刑法典即1979年刑法仅对诈骗罪作了原则性规定，在我国计划经济时代，这部刑法典在打击诈骗犯罪活动中起到了应有的作用。然而，自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尤其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转型期，金融领域的犯罪犹如其他经济领域的犯罪一样，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就信贷业而言，有的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骗取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贷款；有的不具非法占有目的但在取得贷款的过程中使用了欺骗手段；有的持续取得贷款，用“后贷”还“前贷”，“拆东墙补西墙”，不断循环；有的取得贷款后拒不还贷；还有的明知资不抵债而买通贷款经办人员获取贷款；等等。对这些行为，司法实际部门有的以诈骗罪定罪处罚，有的以违反合同纠纷处理，有的则以违反金融法规行为处理等，造成执法上的不确定性，给一些不法分子规避法律、钻法律漏洞或空子以可乘之机，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助长了这类犯罪的严重化。据资料表明，我国某沿海开放城市，近几年就有20多亿金融贷款被各种行业的老板骗取后携款潜逃。这类犯罪不仅严重扰乱了国家的金融秩序，还给不少单位和公民个人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影响社会安定。为维护我国正常的金融秩序，促使刑事执法的统一规范，加大刑事打击力度，及时、有效地遏制这类犯罪的滋生蔓延，全国人大常委会以单行刑法的形式于1995年6月30 日颁布实施《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对普通诈骗罪的罪状、罪种及其量刑原则等作了较大的修改、补充，并在第10条中专门规定了贷款诈骗罪。1997年刑法吸收了《决定》的立法精神，在刑法第 193条明确规定了贷款诈骗罪的罪状和法定刑。

二、贷款诈骗罪的法律特征

贷款诈骗罪的法律特征取决于立法者的意旨，并体现在个罪构成要件上。具体地说，此罪具有以下特征：

1. 贷款诈骗罪侵害的直接客体是金融机构对贷款所有权。

对此罪的客体，学界认识不一。如：有的认为它侵害国家和集体的财产所有权和正常的金融秩序[2]； 有的认为它侵害国家的金融管理制度[3]；有的认为它侵害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和金融信贷秩序[4].由于认识不同，司法适用上必然产生分歧。我们认为，按照刑法理论，贷款诈骗罪属修订刑法第3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其同类客体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抑或国家金融管理秩序，而从立法上看，修订刑法将金融犯罪划分为两类：一类是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如伪造货币罪、擅自设立金融机构罪等；另一类是金融诈骗罪，如贷款诈骗罪、集资诈骗罪等。因此，两类犯罪侵害的同类客体显然不一样，将贷款诈骗罪等金融犯罪的同类客体归为金融管理秩序明显不妥。同时，认为贷款诈骗罪侵害的客体是国家和集体的财产所有权也不妥。贷款诈骗罪的犯罪对象是贷款。这里的贷款包括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以及集体性质的金融机构农村信用社等的贷款，其款项性质有国有的、股份所有的、混合经济所有的以及集体所有的等等。同时，从犯罪目的上分析，行为人实施诈骗行为，其犯罪对象不一定都是贷款，尽管大部分是贷款本身，如某些骗局中，行为人骗取贷款合同只是整个骗局中的一个环节，其至以不提取贷款为诱饵，造成银行等金融机构放松警惕，进而用骗取的贷款合同到处招摇撞骗。因此，贷款诈骗罪尽管最终还是非法占有金融机构的财产，但是此罪的犯罪对象除贷款本身外，还可能包括银行信用。可见，贷款诈骗罪侵害的直接客体是金融机构对贷款的所有权，间接客体则是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信用而非金融管理秩序。

2.贷款诈骗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5种情形， 其实质上可归结为行为人采用虚假的理由、证明文件或手段取得贷款。

一是编造引进资金、项目等虚假理由骗取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所谓编造，即捏造[5]，无中生有。行为人以假引资或者编造效益良好的投资项目等虚假理由骗取贷款。诚然，这里的虚假理由，除了假引资、假项目外，还有其他类似于引资、立项之类的如假冒某集团扩大经营所需资金等虚假理由。

二是使用虚假的经济合同骗取贷款。这里的经济合同即涵盖了我国经济合同法所规定的全部合同种类。按照该法规定，所谓虚假的经济合同主要是指伪造（仿照真合同而制造出的假合同）、变造（篡改原合同的标的或数量或价款等主要条款而成的经济合同）、无效（以欺诈或胁迫等手段签订的合同）等合同。

三是使用虚假的证明文件骗取贷款。这里的虚假证明文件，一般包括伪造、变造或无效的存款证明、公司或者企业乃至金融机构的担保函、划款证明等各种申请贷款时所需的证明材料。

四是使用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或者超出抵押物价值重复担保而骗取贷款。这里的虚假产权证明是指伪造、变造或无效的由有关产权部门作出的能够证明行为人对房屋、地产等不动产或汽车、货币、可即时兑付的票据等动产而享有所有权的书面文件。

五是以其他方法骗取贷款。这里的其他方法主要指上述4 种情形以外的诸如伪造单位公章、印鉴或者借款后故意转移财产或拒不归还或者以假货币做抵押或者取得贷款后随即以破产诈骗、保险诈骗、兼并等方式转移债务，逃避还款义务等方法。司法实践中，行为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其行为属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诈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

（1）贷款后携带贷款潜逃的；

（2）未将贷款按用途使用而是挥霍致使贷款无法偿还的；

（3）使用贷款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致使贷款无法偿还的；

（4）改变贷款用途将贷款用于高风险的经济活动，造成重大经济损失，致使贷款无法偿还的；

（5）为谋取不正当利益，改变贷款用途，造成重大经济损失致使贷款无法偿还的；

（6）提供虚假的担保申请贷款，造成重大经济损失致使贷款无法偿还的，等等情形。

贷款诈骗罪的客观方面，除了上述表现形式外，还要求骗取贷款的数款达到较大的程度才能构成犯罪。一般地说，根据当前的司法实践，以1 万元以上为数额较大的起点[6].

3.贷款诈骗罪的主体限于一般主体即自然人。

凡年满16周岁、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人实施贷款诈骗罪行为，均可构成此罪。从司法实践角度讲，实施贷款诈骗罪犯罪主要有4种人：一是真实的贷款申请人，主要通过虚构有关事实骗取贷款，如提供虚假的资信证明，申请远远超出实际偿还能力的超额贷款；二是银行等金融机构外部假冒某企业法人名义申请贷款的人；三是虚构根本不存在的企业法人申请贷款的人；四是银行内部收受贿赂，与行为人相勾结申请贷款的人；等等。

4.贷款诈骗罪的主观上是直接故意，且必须具有非法占有为目的。

从法理上讲，贷款诈骗罪作为一种故意犯罪，其主观上的诈骗故意不能离开非法占有之目的而存在，并且这种诈骗故意只能是直接故意，也即只有明知自己的贷款诈骗行为会发生侵害金融机构对贷款的所有权这样一种社会危害性，而希望骗取并占有贷款这种结果发生的行为，才能构成犯罪。间接故意和过失均不能构成此罪。需要指出的是，贷款诈骗罪的主观故意可以产生在事前即预谋故意，也可以产生在事后，如骗取贷款后拒不归还等。但是，不管贷款诈骗的故意产生在事前或事后，其均由行为人的直接故意所支配。因为，刑法中的希望和放纵，均针对危害结果而言，贷款诈骗犯罪的结果是占有贷款，据此而论，贷款诈骗不可能是放任而只能是希望。银行等金融机构自愿向行为人发放贷款行为，并非贷款诈骗罪的结果，而只是客观犯罪结果的前提，不能将对这一放贷行为的心理态度误认为贷款诈骗罪的主观罪过。在金融机构放贷的情况下，行为人非法占有该贷款，对这种非法占有的心理态度才是贷款诈骗罪的主观罪过，而这种主观罪过只能是直接故意[7]，不可能在行为人放任自己非法占有贷款的结果的情况下产生。

三、司法认定处理中应注意的问题

1、罪与非罪的界限

无论动机如何，构成本罪主观上必须具有非法占有贷款的目的，如果行为人主观上没有非法占有贷款的目的，即使在申请贷款时使用了欺骗的手段，只要贷款到期后能够偿还，就不构成本罪。第二，行为人是否采用了诈骗的手段来取得贷款的。第三，构成本罪必须是诈骗贷款数额较大的行为。如果行为人虽然是以非法占有贷款为目的，但是诈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数额不大的，不作为犯罪处理，可由有关部门给予行政处罚。

2、非法占有目的之认定。根据立法精神，我国1997 年刑法第193条规定不处理不具有非法占有为目的之骗贷行为。对贷款诈骗罪，既要求客观上具备骗取贷款的行为，又要求主观上具备非法占有诈骗贷款之目的，两者不可或缺。如何认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是当前司法实际部门办理这类罪案的一个难点，也是贷款诈骗罪区别于借贷纠纷等罪与非罪界限的关键所在。在办理普通诈骗罪案过程中，如何认定非法占有为目的，同样是一个“老大难”。一般地说，从民法理论上讲，所有权具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四项权能。非法占有是一种没有法律依据的对贷款的管领、控制和支配，这种占有是对金融机构贷款所有权的实质犯。认定时，有人认为从以下3 个方面去把握：一是在发生到期不还的结果时，要看行为人在申请贷款时履行能力不足的事实是否已经存在，行为人对此是否清楚。如果无法履约的原因形成于获得贷款之后，或者行为人对根本无法履约这一点并不十分了解，即使到期不还，也不应认定贷款诈骗，而应以借贷纠纷处理。二是要看行为人获得贷款后，是否积极将贷款用于借贷合同所规定的用途。如果事实如此，尽管行为人在到期后无法偿还，也不能认定为贷款诈骗行为。因为行为人主观上没有诈骗贷款的故意。三是要看行为人在贷款到期后是否积极偿还。如果行为人仅仅口头上承认欠款，而实际上没有积极筹备归还的行为，也不能证明行为人没有诈骗的故意。不赖帐，不一定就没有诈骗的故意。总之，要将上述因素综合起来考察，通过多方位客观行为全面考虑行为人主观心态，从而得出是否有非法占有贷款之目的[8].

就司法实践而言，对上述观点很难把握。如果能说得通的话，那么，以下问题的提出又将如何处理：一是无法确认是否积极还贷的情况下，资能抵债或者资不抵债，可否定罪？二是客观上采取骗贷行为，主观故意不明确，资不抵债或资能抵债的情况下，可否定罪？如刘某伪造公司印鉴申请贷款200万元，后来发现刘属骗贷，银行将刘某价值180余万元的房产等予以申请法院执行，而司法机关对刘某是否具有非法占有为目的难以认定，最终作撤案处理。三是未按借款用途使用贷款，是否还要考虑资能抵债或资不抵债的情形？如王某将原申请用于装修公司房屋的贷款130余万元用作其他投资，其后银行向法院，申请对王某房产等用作偿还贷款，司法机关因难以查清王某是否具有非法占有为目的也作撤案处理。四是是否具有履行能力，能否直接影响定罪？五是如何界定“拒不偿还”和“无法偿还”？事实上，对上述问题，司法适用时有难度。1996年12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讨论通过的《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条第3款吸收了以往的司法经验，列举了6 个方面的行为表现用来认定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非法占有为目的，只要具备其中一种行为即可构成[9].

3、有真实担保的贷款行为能否构成贷款诈骗罪？

司法实践中，常遇到一些有真实担保的借贷活动，因借款人无法偿还或者资不抵债，从而发生纠纷。如张某向某银行贷款200万元，而提供了某公司的250万元的贷款担保合同。事实上，张某当时已资不抵债，亏损达600余万元。司法机关认为，此案因有真实担保而在处理上有难度。我国1997年刑法第193条第1款第（四）项规定了使用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或者超出抵押物价值重复担保而骗取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贷款的情形作为贷款诈骗罪的客观表现之一，而对有真实有效的担保的贷款行为，法律没有规定可以构成犯罪。对此，可以理解为不属于刑法调整的范畴，即使发生纠纷，也属借贷纠纷，由民法来调整。但是，这里的问题在于：一是担保人基于自身真实意思表示所作的担保行为，是否不受借款人即债务人要求担保人提供担保时有否隐瞒事实真相或者虚构事实的影响？二是担保法第30条规定的担保人免责条款没有包括借款人单方采取欺诈等方式骗取担保的情形，如果此种情形发生，担保人的担保责任如何确定？三是担保人受骗而提供担保，致使贷款行为得逞，借款人之行为侵害了哪种客体？能否定罪？定何罪？司法实践中所反映出的当前贷款担保，其法定担保方式包括保证、抵押和质押3 种[10].其中，虚假保证的主要形式有互相保证或连环保证、空头保证、名义担保及重复担保等。虚设抵押权或质权的形式主要有：一物多抵或一物多押；用债务人或第三人无处分权的财产抵押或设质，使抵押权或质权形同虚设；以范围不明的财产设定抵押或质押等[11].这是就虚假担保或重复担保而言的。我们认为，在善意取得担保且担保真实有效的情况下，行为人取行贷款不存在贷款诈骗问题。如果借款人与担保人恶意串通，在担保人资不抵债或一物多抵或一物多押的情况下仍提供担保，使借款人骗取贷款的目的得逞的，则构成贷款诈骗共犯。如果担保人被骗而为借款人提供担保，最终导致金融机构的贷款被骗，假如金融机构放贷时没有瑕疵，担保人则要按照民事法承担连带责任，借款人即行为人不能因侵害结果的转嫁而逃脱贷款诈骗罪的罪责。因为行为人上述行为侵害的客体仍是金融机构对贷款的所有权以及金融机构的信贷信用。

4、结果加重犯的处罚问题。

根据1997年刑法第193条第1款的规定，对贷款诈骗罪规定了3个量刑档次：一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骗取金融机构贷款数额较大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并处2 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金。这里的“数额较大”，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上述司法解释，可以1万元以上为标准。二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骗取金融机构贷款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金。这里的数额巨大或者情节严重，只具备其一即可。同时，所谓数额巨大，一般以5万元以上为标准。所谓其他严重情节，则主要指：为骗取贷款，向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行贿，数额较大的；挥霍贷款，或者用贷款进行违法活动，致使贷款到期无法偿还的；隐匿贷款去向，贷款期限届满后，拒不偿还的；提供虚假的担保申请贷款，贷款期限届满后，拒不偿还的；假冒他人名义申请贷款，贷款期限届满后，拒不偿还的等。三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骗取金融机构贷款数额特别巨大的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5万元以上50 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这里的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情节特别严重，只具备其一即可。同时，所谓数额特别巨大，一般以20万元以上为标准。所谓其他特别严重情节，则主要指：为骗取贷款，向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行贿，数额巨大的；携带贷款逃跑的；使用贷款进行犯罪活动等。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后者属结果加重犯，司法实际部门在适用法律时应准确把握。

5、 单位的“贷款诈骗”行为，该如何处理？

在现实生活中、在司法实践中，单位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欺骗的手段（包括新刑法第193条规定的法定的几种欺诈类型）诈骗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数额较大的行为时有发生。据报道，我国南方某省发生的45起贷款诈骗案件中有13起属于单位贷款诈骗[12].单位实施的贷款诈骗行为由于有单位作掩护，欺骗手段不容易被识破，诈骗成功率很高；单位实施的贷款诈骗行为，犯罪数额比自然人实施的要大得多，给金融机构造成的损失更严重，社会危害性更大。由于新刑法没有单位贷款诈骗罪的规定，使得单位贷款犯罪逃脱了法律的惩罚，助长了单位犯罪的有恃无恐。

那么，对单位实施的“贷款诈骗”行为如何处理呢？理论上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单位不是法定的贷款诈骗罪的犯罪主体，单位实施的诈骗贷款的行为，应定以他罪，而不能课以“贷款诈骗罪”。其理由是，刑法第30条明确规定，单位承担刑事责任以法律规定某种犯罪是单位犯罪为前提。而新刑法第 193条所规定的贷款诈骗罪的犯罪主体是自然人而不是单位，因此，如果单位实施了诈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的行为，则对该行为应以合同诈骗罪论处 [13].第二种观点则认为，尽管刑法没有规定单位要对其实施的某种危害社会的行为负刑事责任，尽管经单位集体研究决定，为单位利益实施的该种犯罪行为从理论上讲主体是单位，但只要该行为客观上符合构成要件，依法对单位不能对单位追究刑事责任，并不意味着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也不能追究刑事责任。理由是法益侵害说，即指出不能以刑法规定的某种犯罪的主体是自然人而实际上的行为主体是单位为由，来否认行为人的责任。即是说，从法益侵害上看，对于金融秩序和公私财产所有权的侵害无论行为主体是单位还是个人，作为单位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的个人都不能逃避他应当承担的责任[14].第三种观点则认为，追求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是以单位构成犯罪作为前提的，如果单位不构成犯罪，则单位行为中的直接责任人员就不构成犯罪。他们的根据是罪刑法定主义，主张尊重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15].

在司法实践中对单位进行“贷款诈骗”又是如何处理的呢？在最高人民法院1996年12月16日的《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对单位诈骗如何处理作了具体的规定，即“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单位名义实施的诈骗行为，诈骗所得归单位所有，数额在五万以上十万以下的，应依照《刑法》（指1979年刑法典-笔者注）第151条的规定追究上述人员的刑事责任；数额在二十万元至三十万员以上的，依照《刑法》（同上注）第152条的规定追究上述人员的刑事责任。”这种处理方法其实是和上面的第二种观点是一致的。

前述的几种理论观点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究竟哪一种合理，是否合理呢？我们再来作一下分析。第一种观点认为单位有贷款诈骗行为的，构成“贷款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的法条竞合，事实上这种论点是否可以成立呢？笔者认为，持此种观点者并没有搞清两罪的根本区别，它们最大的不同在于贷款诈骗罪的对象只限于金融机构的贷款，不包括其他的资金，而合同诈骗罪的对象范围要大得多，为合同的标的。按照第一种观点，那么对自然人进行“贷款诈骗”也可以以“合同诈骗罪”论处了，又何需再设一个“贷款诈骗罪”呢？这种观点明显是不合理的，也没有考虑到新刑法将金融诈骗罪单列一节的立法意图。第二种观点中，单位实施了贷款诈骗行为，不追究单位的刑事责任，仅追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势必罚不当罪，放纵了主要的犯罪行为人，由自然人承担了一部分应当由单位承担的责任，不具有实质合理性，是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第三种观点从罪刑法定原则出发，认为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但是这样就放纵了犯罪，势必成为单位骗贷行为泛滥、金融秩序被严重扰乱的驱动力。因此，笔者认为，刑法第193条没有规定单位可以作为贷款诈骗罪的主体属于立法上的疏漏，应尽快从立法上加以完善，以解决无法可依或者罚不当罪的尴尬。

四、立法完善贷款诈骗罪的建议

从法条规定看，贷款诈骗罪的主体排斥单位，也即任何单位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骗取巨额贷款，均不能构成此罪。从贷款业务上讲，申请贷款的大多是公司、企业等单位，一旦发生贷款诈骗之不测，法律便显得无能，无法对比作出应有的处罚，一些不法分子也就有可能钻这个空子，而规避法律，逃避打击。同时，贷款诈骗罪的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与其他金融诈骗罪如集资诈骗罪等相比较，显然有刑罚不协调的问题。贷款诈骗罪的犯罪数额有的可能比集资诈骗罪还要大，从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上讲，贷款诈骗罪并不亚于集资诈骗，而集资诈骗罪的法定最高刑为死刑。1997年刑法没有充分考虑这个问题，实乃一大遗憾。再者，从立法上讲，该条规定构成犯罪必须具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却没有考虑司法适用时的实际操作困难等情况，以致于造成认定处理上的偏差。此外，对合法取得贷款而投资经营一段时间后，因发生亏损感到无力偿还而抽回剩余资金潜逃，对此，如作犯罪处理，尚难以有法律依据。就当前的司法实践而言，如果将非法占有贷款和非法使用贷款这两种行为分别规定为贷款诈骗罪和骗用贷款罪，并规定相应的法定刑。骗用贷款罪因没有非法占有为目的，主观恶性相对较小，可作轻罪处理，这样才能严密法网，有效地遏制和防范贷款诈骗犯罪的滋生蔓延。总之，司法机关要不断加强调查研究，总结司法实践中的经验和问题，为立法机关提供实践素材，促使其对贷款诈骗罪作出适当的调整，以弥补刑法之不足。

参考文献：

1、参见王作富主编：《经济活动中罪与非罪的界限》（增订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337页。

2、参见王作富主编：《中国刑法的修改与补充》，中国检察出版社1997年版，第137页。

3、参见赵秉志主编：《中国刑法典的修改与适用》，中国民航出版社1997年版，第195页。

4、参见樊凤林等主编：《中国新刑法理论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574页。

5、参见《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75页。

6、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1996年12月16日）第4条第3款规定，载1996年12月25日《人民法院报》。

7、参见陈兴良：《金融犯罪研究》， 载《我国当前经济犯罪研究》，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41—342页。

8、参见张玉勇等主编：《定罪量刑实用手册》（上卷），中国方正出版社1998年版，第650页。

9、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1996年12月16日）第2条第1款。

10、参见金永熙等著：《贷款担保诉讼》，人民法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59页。

11、参见王新著：《金融刑法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84—285页。

12、 参见刘建驰、曹雪平、蒋兰香：《贷款诈骗罪应规定单位犯罪》，载《法学学刊》1998年第四期第60页。

13、 参见薛瑞麟、丁天球：《论单位骗贷》，载高铭暄、赵秉志主编：《21世纪刑法学新问题研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36—537页。

14 、参见张明楷：《新刑法与法益侵害说》，载《法学研究》2000年第1期。

贷款诈骗罪范文第5篇

关键词：骗取贷款罪；贷款诈骗罪；高利转贷罪；适用争议

中图分类号：D920.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0-0128-02

自2006年颁布的《刑法修正案（六）》设立了骗取贷款罪，滥用贷款的罪名便增至三个，即骗取贷款罪、贷款诈骗罪与高利转贷罪，为我国进一步打击滥用贷款的行为提供了立法依据。至此，我国针对滥用贷款的规制形成了目的和手段双重规制的立法模式。这一模式的转变在加大打击贷款犯罪力度的同时，也给司法实践的适用带来了许多争议。

一、单位是否可以成为贷款诈骗的主体

三罪之中的骗取贷款罪与高利转贷罪明确将单位列入规制的主体范围，而贷款诈骗罪却未将单位纳入规制范围。按照我国刑法规定，单位负刑事责任，应该以刑法的明确规定为前提，那为什么刑法单单不将单位纳入贷款诈骗罪呢？有学者认为刑法之所以没有规定单位犯罪问题，主要是因为刑法制定之初向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贷款的单位主要是国有企业，如果将单位列为贷款诈骗罪的主体，很可能危及国有企业的利益[1]。这种观点笔者认为还是比较符合客观实际的，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单位实施贷款诈骗行为的案例越来越多，其中不乏私有企业，如果司法实践中不对单位实施贷款诈骗行为进行打击，将会导致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况且，此后设立的骗取贷款罪已经将单位纳入规制范围了，这就意味着贷款诈骗罪中将单位排除在外的做法已经过时了，因此，笔者呼吁刑法尽快将单位纳入贷款诈骗罪的规制主体范围内。

在刑法明确将单位纳入贷款诈骗罪的规制主体范围内前，对于单位实施贷款诈骗的行为是否应当处罚呢？如果当罚，又该如何定性呢？这个问题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1月21日下发的《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下文称《纪要》）中已经得到了明确：对于单位实施的贷款诈骗行为，不能以贷款诈骗罪定罪处罚，应当以合同诈骗罪定罪处罚。但理论界仍有学者提出反对意见，该学者认为刑法在制定之初当然预见到了单位可能贷款诈骗，之所以不处罚单位有合理依据，如果将这种行为以合同诈骗罪论处，有违立法者的本意[2]。这又回到了老问题，历史原因导致的问题不能以当时立法者的原意来予以回避，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明显是属于对法条的实质解释过了头。事实上，笔者认为在法条没有明确将单位纳入贷款诈骗罪主体范围之前，《纪要》的做法还是比较合理的，这种做法既保证了罪刑法定原则的贯彻，又能在司法实践中规制单位实施贷款诈骗行为。

二、“事后故意”行为如何定性

从三罪的主观方面的构成要件来看，三罪中贷款诈骗罪和高利转贷罪都是必须具有特定的目的才能构成犯罪。如果行为人在获取贷款时并不具有特定的目的，而在事后因各种各样的原因产生了占有或转贷的目的，那么，这种行为应该如何定性呢？有学者认为这是属于典型的事后故意，在我国法学理论和实践中都不承认事后故意的效力，因此不应当以该罪论处[3]。也有学者认为行为人占有或转贷牟利目的的产生时间不应该成为影响的因素[4]。还有观点分析高利转贷罪时认为，该罪在主观方面要求具有转贷牟利的目的，在客观方面表现为两个行为，即“套取”和“转贷”，二者紧密结合才构成高利转贷的犯罪行为方式，缺一不可，因此，高利转贷犯罪并非在“套取”后就结束，还要结合后面的“转贷”行为，在这个过程中任何时间产生转贷牟利的故意都对行为的性质产生影响[5]。

笔者比较赞同后两种观点，笔者认为所谓事后故意是指犯罪既遂后的产生故意。在贷款诈骗罪中，即使行为人是合法取得贷款，但采用抽逃、转移资金、隐匿财产等手段，以逃避返还资金的，或者采用隐匿、销毁账目，以及搞假破产、假倒闭等手段，以逃避返还资金的，仍应构成贷款诈骗罪。相反，如果行为人因不具备贷款条件采取了欺骗手段获得贷款后到期未能归还，但并不具有占有的目的，也不构成贷款诈骗罪。因此，在司法实践中，认定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应当坚持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既要避免单纯根据损失结果客观归罪，也不能仅凭被告人自己的供述，而应当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以事实主义为基本立场，对客观情况做实质性、综合性的考量，通过推理回溯至行为人的主观心理。现实生活中，非法占有的意图可能纷繁复杂，但其本质都是意图排除财物的所有人（包括非法所有人），将他人的财物作为自己的所有物而取得事实上的支配权的意思。因此法官必须善于在法律规范所意含的类型中掌握生活事实圈。同样地，在高利转贷罪中，“转贷牟利”的目的产生于“套取”之后，“转贷”之前，仍属于事中故意，并非事后故意，也应当构成高利转贷罪。因此，对于这两种犯罪，关键不在于什么时候产生的目的，而在于是否具有占有或者转贷的目的。

三、如何认定金融机构工作人员的行为性质

司法实践中，经常发生金融机构工作人员与贷款人勾结，利用金融机构工作人员的职务之便，为贷款人非法获取贷款或者获得低息贷款的案件。在这些案件中，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常常因为自己所起的作用而以各种名义分获一些利益，对于这种内外勾结的行为应该如何定性？笔者认为需要依具体情况分析。

如果金融机构工作人员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主要利用自己职务上的便利，但为了作案的需要，请求非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参与配合作案，事后，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占有了其中大部分贷款，非金融机构工作人员没有获得或仅获得少量酬劳。笔者认为，这类案件行为只是以贷款形式掩饰其贪污或职务侵占的目的，因此，此类案件中的涉案人员应以贪污罪或职务侵占罪的共犯论处。如果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以转贷牟利为目的或以其他使用为目的，与非金融机构人员内外勾结，以欺骗的手段套取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贷款的，对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应以挪用公款罪或者挪用资金罪论处。

如果非金融机构工作人员以非法占有或转贷牟利为目的，或者明知其不符合贷款条件，为获得贷款，请求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帮助，但没有明确告知占有或转贷目的，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只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客观上实施了相关的配合和帮助行为，并未实际参与占有或转贷的行为，那么，对于金融工作人员的行为可以按违法发放贷款罪定性处罚。如果金融机构工作人员收受利益，可以以或非国家人员数罪并罚。

四、以骗取担保形式骗取贷款行为的定性

以骗取担保形式骗取贷款是指行为人骗取担保人的信任向金融机构提供担保，以申请贷款的方式获取金融机构贷款后加以占有，并由担保人代为偿还部分或者全部贷款。这类案件中行为人在客观上欺骗了两个对象，既欺骗了提供担保人，也欺骗了金融机构。有学者认为这类案件中行为人的目的只有一个，即占有金融机构的贷款，而且行为人欺骗担保人的行为是手段行为，是骗取贷款行为的组织部分，是为行为人实现占有贷款的目的服务的。因此，应该以贷款诈骗罪论处[6]。但也有学者认为对行为人的行为应根据受损失方来确定具体罪名。如果最终受损失方是金融机构，就应以贷款诈骗罪定罪；如果最终受损失方是担保人，应以合同诈骗罪定罪。对于“最终受损方”的主张，笔者并不赞同，因为这样在司法实践中很可能出现同行为不同罪名的情况出现，这是明显有悖于刑法基本原理的。

而对于第一种主张，笔者有不同的看法。第一种观点的主张是站在犯罪动机的立场来看待这种行为的，这与刑法要求的客观主义原则不相符合。在客观主义的立场上来看，从行为上分析，在这种骗取担保形式获得贷款的行为中，受骗方应当是提供担保的担保人，因为虽然行为人有骗取贷款的行为，但是其提供的担保是真实有效的，担保人与金融机构签订的担保协议是有效的，金融机构完全可以以此要求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因此，笔者认为在对这种骗取担保形式获得贷款的行为定性时，应该以合同诈骗罪来认定。同理，如果行为人不具有占有的目的，以骗取担保形式骗取贷款，则不应以骗取贷款罪来定罪处罚，而应该将其作为一般的民事案件予以处理。

但是，如果行为人以骗取担保形式获得贷款进行高利转贷的情况，就不应该以一般民事案件处理了，因为立法者之所以要将高利转贷罪规定为犯罪，目的主要是维护我国的金融管理秩序。高利转贷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的信贷制度，造成有限的资金不能优化利用，且处于高风险的状态，给经济发展和金融安全造成危害。因此，对于行为人以骗取担保形式获得贷款进行高利转贷的情况，还是应该对行为人的行为做出高利转贷罪的定罪处罚。

参考文献：

[1]刘宪权.贷款诈骗罪若干疑难问题的刑法分析[J].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8，（7）：7.

[2]张明楷.刑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

[3]丁天球.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重点疑点难点问题判解研究[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

[4]刘宪权.高利转贷罪疑难问题的司法认定[J].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08，（3）：4.

贷款诈骗罪范文第6篇

关键词：贷款诈骗罪；主体；单位

根据我国1997年《刑法》①第193条中对于贷款诈骗罪的相关规定，其并未明确单位能否成为构成贷款诈骗罪的主体。因此，根据罪刑法定这一最基本原则，单位不构成本罪的主体。这一原则也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纪要》）的通知中明确规定，“单位不能构成贷款诈骗罪”。若单位实施了贷款诈骗的犯罪行为，不能对其以贷款诈骗罪定罪量刑，也不能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贷款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在司法实践过程中，如果单位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签订或者履行借款合同的手段，诈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符合《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关于合同诈骗罪的规定的，则对单位的这种行为以合同诈骗罪定罪处罚。

《刑法》之所以没有将单位规定为贷款诈骗罪的主体，根据当时的立法背景，笔者认为主要是受当时的习惯观念的影响。在计划经济时代，向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贷款的单位主要是国有企业，其他私营企业很少产生贷款。正是基于此，国有企业向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②贷款，无非是将国有资产从一个口袋转移到了另一个口袋（这仅仅是国有资产占有权的转移），而单位不还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贷款的行为，并未侵犯国有资产的所有权③。因此，《刑法》未将单位规定为本罪的主体，带有一定的计划经济时代的色彩。

然而，笔者认为，单位应当构成贷款诈骗罪的犯罪主体。

首先，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在贷款时都要与银行签订一定的合同，单位在进行贷款诈骗时也不例外。贷款合同属于合同的一种，因此，从二者的概念和范畴来看，合同诈骗罪与贷款诈骗罪有一定的竞合关系。因此，上述《纪要》规定，单位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签订或者履行借款合同的手段，诈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符合《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关于合同诈骗罪的规定的，以合同诈骗罪进行定罪处罚。但是，对于单位实施的以利用签订或者履行借款合同的之外的其他手段，诈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的行为该如何定性呢？从现行的《刑法》中找不出明确的方法。这也是以合同诈骗罪来对单位实施贷款诈骗犯罪行为的局限性。

其次，根据我国《刑法》第三章的规定，我国共设立了8种金融诈骗犯罪，其中只有两个罪名未规定单位构成犯罪主体。一个是信用卡诈骗罪，另外一个就是本文论述的贷款诈骗罪。对于单位不构成信用卡诈骗罪，这一点很好理解。毕竟信用卡通常是由自然人持有的，该罪是一个纯正的自然人犯罪。然而对于贷款诈骗罪，单位是完全有资格构成的。在实践中，通常有单位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向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提供虚假报表的手段诈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有的单位在向银行骗取贷款后，便以破产为理由逃避贷款债务。同时，对于同类性质的集资诈骗罪，我国《刑法》规定单位可以构成成为该罪的主体，此单位犯罪罚之，彼单位犯罪则不罚，这不免令人难以理解。

同时，我国已经由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经过一系列的金融系统改革，许多国有银行都已经改制为商业银行。而贷款的主体也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国有企业，广大的私营企业构成了银行贷款的主要对象。因此，单位向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贷款的行为不再是国有资产从一个口袋转移到另一个口袋（即占有权的转移），更多的是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贷款所有权的转移。而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资金安全关系到其经营状况的好坏，贷款诈骗行为使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产生大量的呆账、坏账，使其运转不流畅，严重破坏了国家金融秩序，危害了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以及广大储户的财产安全。

最后，笔者认为，刑法之所以设定刑罚，其针对的是现实社会中所有的犯罪行为。换句话说，刑罚惩罚的是犯罪主体实施的危害社会的犯罪行为，而不是为了惩罚犯罪主体。对于犯罪主体而言，只要其具备刑法所规定的相应的刑事责任能力，并且实施了刑法所规定的危害社会的犯罪行为（侵犯了刑法所保护的法益），就应该构成犯罪，接受刑法处罚。具体到本罪中，单位可以形成并且在现实社会中经常具有“主观上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主观恶意，客观上可以且较为便利地实施“诈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数额较大的贷款”的客观行为，而且，根据刑法的规定，单位是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犯罪主体，所以单位具有贷款诈骗罪的犯罪主体资格。

综上所述，如果单位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向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申请贷款时使用了诈骗手段④，这种行为完全符合单位犯罪的特征。同时，笔者认为，在司法实践中，贷款数额较大甚至巨大的贷款诈骗犯罪行为往往都是以单位名义实施的。在以单位名义实施的贷款诈骗犯罪中，由于有单位这个实体作掩护，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在进行资格审查时往往不是很严格，单位的诈骗手段也不容易被识破，其诈骗贷款的成功率极高，这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因此，在现行刑法中增设单位构成贷款诈骗罪的犯罪主体已经刻不容缓。

参考文献：

[1]谢志红，试论贷款诈骗罪，载《求实》2000年第1期；

[2]段启俊，贷款诈骗罪主体及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载《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报》，2004年第6期；

[3]薛瑞麟、丁天球，论单位骗贷，载高铭暄、赵秉志主编：《21世纪刑法学新问题研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贷款诈骗罪范文第7篇

（一）司法推定的概念

有关司法推定的概念，可追溯到1803年-1804年颁布的《拿破仑法典》之中。该法的第1349条规定：“推定为法律或审判员依已知的事实推论未知的事实所得的结果。”对某一事物下定义，必须反映该事物的本质特征。笔者认为，司法推定的本质特征表现为：（1）类别上看，司法推定可分类法律推定和事实推定；（2）推定根据上，司法推定是根据一定基础事实推定出另一事实，司法推定的定义须反映有两事实之间的推定根据。（即法律规定与经验法则）；（3）基础事实与推定事实仅具有高度的盖然性。（4）推定事实是可以反驳的。基于以上4点，司法推定概念可表述为：司法推定是在基础事实得到证实的前提下，根据法律规定和经验法则，在没有反证的前提下，得出推定事实的一种认定案件事实的方法。

（二）司法推定的构成

司法推定都是从基础事实出发，按照法律规定或经验法则，推出另一事实。根据司法推定的定义，可以看出司法推定是由三个内容构成：

1、基础事实。基础事实的稳定性直接影响推定事实的可靠性，其是整个推定活动的起点。哪些事实可作为司法推定基础事实？在刑事司法中，司法推定的基础事实可以分为事件与行为两类，即事件、行为，以及事件与行为的组合。

2、推定的根据。在基础事实与推定事实之间必须具有一定的根据才能进行推定，但不能依靠盖然性太弱的联结根据进行推定。司法推定的主要根据有：法律规定、经验法则、人情事理。除法律规定强制性的推定根据外，其他二项推定根据都属于司法人员自由裁量的范畴。

3、推定事实。是指当存在一定的基础事实，根据法律规定或经验法则得出的事实。推定事实是否正确，取决定基础事实是否已经被证实，基础事实与推定事实之间是否有法律上根据或符合经验法则，推定过程是否符合逻辑法则和人类的思维理性。但推定事实不可有达到100%的准确。即推定事实存在可反驳的空间。

二、“非法占有目的”司法推定的理论基础

在大陆法系刑法理论中，先后出现过几种有影响力的行为理论。由德国著名刑法学家李斯特、贝林格创立的因果行为论认为：“行为是由主观意志导致外部世界发生某种变动的人的举止。”有意性和有体性是行为的两个特征，强调行为以一定的意志活动为前提。由德国著名刑法学家威尔泽尔创立的目的行为论认为：行为是目的的实现，强调人的主观目的对于行为的支配性。谢密特创立的社会行为论虽然强调从社会意义上来评价行为的重要性，但始终没有把行为的有意性排除在行为之外。不管是何派别的理论，行为是人的意识活动的外化，这一点都没有否认。

我国刑法通说也认为，危害行为是指在人的意志或意识支配下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身体动静。还有学者定义为由行为人的心理活动所支配的危害社会的身体动静。关于危害行为的定义多种多样，但是意识支配下身体的动静这一点以没有异议。现代心理学和生理学的研究成果也证明了这一点。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行为理论之所以可以作为“非法占有目的”推定的理论基础，不仅在于行为是犯罪概念的基石，根本原因在于犯罪论中的行为是主客观相统一的人的理，而不是动物的纯粹身体动静。就犯罪目的与犯罪行为的关系而言，犯罪行为受犯罪目的的制约和支配，从属于犯罪目的，服务于犯罪目的。在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犯罪中，犯罪行为无论是采用隐蔽的还是公开的。和平的还是激烈的，都会受制于并服务于一个目的：非法占有。因而通过外在的犯罪行为方式、手段是可以认识主观目的的，而且也只有这种途径——客观行为——可以客观地描述主观目的。通过外在的犯罪行为来判断内在的主观目的，也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原理：由表及里，由外到内。

我国刑法理论对司法推定研究的不多，而在英美法系刑法中，通常都是承认司法推定的：英国学者认为“根据对某个事实的证明，陪审团可以或者必须认定另外某个事实（通常成为推定事实）的存在。这就叫做推定，其中，推定又可以分为法律的推定和事实的推定，‘可以’和‘必须’是区分法律推定和事实推定的依据。事实的推定有时也称作暂时的推定，由于它往往是能够证明被告人心理状态的唯一手段，因而在刑事司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推定的方法是“从被告已经实施了的违禁行为的事实中，推定出被告是自觉犯罪或具有犯罪意图，如果被告未作任何辩解，推断通常成立”。

推定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和司法实践问题，它既是实体法问题，又是程序法问题。所谓推定，是指根据事实之间的常规联系，当某一事实确定存在时，可以推导出某个不明事实的存在。用以推导的事实谓之“基础事实”，由“基础事实”推导出来的事实就是“推定事实”。推定的原理表现在“基础事实”和“推定事实”之间存在的普遍的，常规的共存关系，即当基础事实存在时，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推定事实也存在。故而在推定事实无法证明或直接证明成本过高时，就可以证明基础事实的存在而间接证明推定事实的存在。

三、“非法占有目的”推定所依据的基础事实

为了解决司法实践中对贷款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无法认定的问题，审判机关也开始尝试适用司法推定，最典型的是1996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列举了下述犯罪构成的其他严重情节：（1）为骗取贷款，向银行或金融机构工作人员行贿，数额较大的；（2）挥霍贷款，或用贷款进行非法犯罪活动，致使贷款到期无法偿还的；（3）隐匿贷款去向，贷款期限届满后，拒不偿还的；（4）提供虚假的担保申请贷款，贷款期限届满后，拒不偿还的；（5）假冒他人名义申请贷款，贷款期限届满后，拒不偿还的。此外，《解释》还列举了“其他特别严重情节”。

根据上述司法解释规定。我国有学者指出，对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1）假冒他人名义贷款的；（2）贷款后携带贷款潜逃的；（3）未将贷款按贷款用途使用，而是用于挥霍致使贷款无法偿还的；（4）改变贷款用途，将贷款用于高风险的经济活动，造成重大经济损失，致使贷款无法偿还的；（5）用贷款进行非法犯罪活动的；（6）隐蔽贷款去向，贷款期限届满后，拒不偿还的；（7）提供虚假的担保申请贷款，造成重大损失。致使贷款无力偿还的等。笔者认为上述归纳虽然不是司法解释，但是还是可取的，为判断推定的合理性提供了一个学术上的理论上的参考，根据这些情形可以推定行为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三、运用司法推定认定贷款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的步骤

司法人员运用司法推定认定贷款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应采用如下的步骤：

一是，对除了行为人的供述外的其他证据进行分析整理，还要着重对能够说明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间接证据进行分析归纳。例如有行为人是否从事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正常的经营活动是否能间接证明行为人有贷能力等等，要确保这些间接证据的证据效力。

二是，分析行为人的供述和辩解，特别是辩解的内容。进行归纳并总结行为人反驳其具有非法占有贷款目的的理由。

三是，运用行为人供述（不包含辩解）、本案的其他证据所能证明的基础事实，结合相关的法律规定、经验法则推导出推定事实。即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贷款的目的。主要包括行为人申请贷款前、申请贷款时和获得贷款后的经济状况、欺诈的手段、对贷款的使用一系列行为等因素，综合考虑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四是，严格遵守坚持重视反证的原则。用行为人的辩解来反驳推定事实，以判定推定事实是否成立。如果有证据支持行为人的反驳或反驳更具合理性，与推定的事实相比能够到达较高的证明标准，则可认定推定的事实不成立。如果无法进行有效的反驳，则可认定其具有贷款诈骗罪的非法占有目的。

贷款诈骗罪范文第8篇

［关键词］诈骗 单位 定性

［中图分类号］D92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2）11－0026－02

根据我国《刑法》第30条和第193条的规定，贷款诈骗罪的主体只能由自然人构成，单位不能构成贷款诈骗罪的主体。对于单位实施的贷款诈骗行为应如何处理？这个问题最高人民法院于2001年1月21日下发的《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中做了相应的规定①。根据此条规定可以看出，对单位的贷款诈骗行为按合同诈骗罪处理是有一定依据的，但是这种规定是否合理值得怀疑。

在现在的经济活动中，“合同是市场经济中交易的基本法律形式”②，单位作为市场经济的重要主体更是如此，依照相关贷款法律规定，向金融机构贷款时必须签订借款合同，而在司法实践中，实施贷款诈骗行为基本上也都是签订了合同的。对于自然人实施的贷款诈骗罪而言，其实施的行为兼具合同诈骗罪和贷款诈骗罪的性质，这两个罪名之间具有法条竞合关系，按照法理原则，特别法条优于普通法条，那么，对于自然人实施的贷款诈骗行为应当以贷款诈骗罪处理。但是对于单位而言，由于法律规定不能成为贷款诈骗罪主体，不存在这种法条竞合关系，按照《纪要》的规定在一定情况下按合同诈骗罪处理。但是这样的规定其不合理之处是显而易见的，笔者认为，对单位实施的贷款诈骗行为不能按照贷款诈骗罪追究，也不应当按合同诈骗罪追究，而是应当以贷款诈骗罪追究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对单位不追究刑事责任，在必要的条件下给予相应的行政处罚。理由如下：

首先，行为的性质并不能因为主体是单位或自然人而有所改变。一个犯罪行为并不会因为主体是自然人或是法人而使得犯罪的客观方面、主观方面以及对法益的侵害而存在不同。在主体为单位的情况下，其客观方面是自然人行为的一种组合，同样主观方面也一样。按照我国《刑法》的规定，在单位和自然人都能成为主体的犯罪中，两者最终的定性是相同的。例如走私罪，在此罪中单位和自然人都可以成为主体，在符合相关构成要件的情况下，不管主体是单位还是自然人都是依照走私罪定罪处罚的。此时，在客观方面，不管主体是自然人或是单位，其行为的特征并无差异，所以定性一致。而在司法实践中，单位实施的贷款诈骗行为同自然人实施的贷款诈骗行为一样都是普遍存在的，两者实施了一样的行为，侵犯了同样的法益，并且在客观方面和主观方面都是一样的情况下，法律判定为不同的罪名，这明显与法理相违背。即使法律规定，单位不可以成为贷款诈骗罪的主体，这同样不能作为改变行为性质的借口与理由，这样会导致在定罪量刑中忽视法理的作用。

其次，不追究单位的刑事责任而只依照贷款诈骗罪追究单位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负责人的刑事责任。对于单位犯罪的情况，我国《刑法》第三十条对其做了相关规定。③法律并没有将单位规定为贷款诈骗罪主体，那么对于单位实施的这种行为就不能将其认定成单位犯罪，因此也就不能追究单位的刑事责任。或许有人提出反驳意见，认为既然单位都不构成犯罪，那么为何还要追究自然人的责任呢？事实上，仔细分析《刑法》第三十条的规定可以看出，在单位不构成犯罪的情况下，并不一定能够推出其中的自然人就不构成犯罪，从而不需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在判断是否应当对单位中的自然人追究刑事责任时，应当是这样的：即看单位中自然人的行为能否满足某罪的构成要件，具体到贷款诈骗罪就是单位中自然人的行为是否满足贷款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很明显，单位实施贷款诈骗行为时，其中的自然人的行为满足贷款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因此应当以贷款诈骗罪追究主管的责任人和其他直接负责人的刑事责任。

最后，在单位实施的贷款诈骗中，单位中的自然人的主观目的是为单位谋取利益，即对通过贷款诈骗行为所获得的财物并不是非法占为己有，但是这也不能改变行为的性质。一个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注重的是法益是否受到了侵害而并不关注行为人是为占有或是为他占有。无论是为己占有还是为他占有，都不会对犯罪的本质产生影响，犯罪动机并不是犯罪构成的必要要件。自然人同样可能为了单位的利益而产生犯罪的动机。例如《刑法》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的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④在实践中，直接责任人隐瞒事故主要是为了单位的利益，但是处罚的只是该单位的自然人。类似的规定还有消防责任事故罪、强迫劳动罪等。在上述的这些犯罪中，单位中的自然人均是为了单位的利益而实施了犯罪行为，但是刑法却只处罚了其中的自然人而没有处罚单位。那么对于同样是为了单位的利益而实施的贷款诈骗罪为何就不能够单单只追究相关责任人的刑事责任而不追究单位的刑事责任呢？自然人为了单位的利益实施的贷款诈骗行为与以上法条中自然人为了单位的利益而实施的行为并没有什么不同。

所以，笔者认为，对单位实施的贷款诈骗行为不能按照贷款诈骗罪追究，也不应当按合同诈骗罪追究，而是应当以贷款诈骗罪追究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对单位不追究刑事责任，在必要的条件下给予相应的行政处罚。

注释：

①《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对于单位实施的贷款诈骗行为，不能以贷款诈骗罪定罪处罚，也不能以贷款诈骗罪追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单位十分明显地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签订、履行借款合同诈骗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贷款，符合刑法第224条规定的合同诈骗罪构成要件的，应当以合同诈骗罪定罪处罚。

②王利明.《合同法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4页。

③《刑法》第三十条：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法律规定为单位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④《刑法》第一百三十五条：安全生产设施或安全生产条件不符合国家规定，因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情节特别恶劣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参考文献】

[1]（日）大谷实（著），黎宏（译）.刑法个论.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2]（英）J.C.史密斯，B.霍根（著），李贵方等（译）.英国刑法.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3]王晨.诈骗犯罪研究.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年版.

[4]王作福.刑法分则实务研究.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1年版.

[5]沙君俊.合同诈骗罪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6]王利明.合同法研究（第1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7]张明楷.刑法学.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

[8]赵秉寿，向朝阳.刑事法律问题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

[9]王道平.合同诈骗罪认定中的几个问题.中国政法大学硕士论文，2009年3月.

贷款诈骗罪范文第9篇

一、票据诈骗罪与相关罪名的界限

我国刑法第194条的规定，票据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金融票据进行诈骗活动、骗取数额较大财物的行为。票据诈骗罪作为金融诈骗罪的一种，具有非常明显的特征，其突出的表现是利用金融票据进行诈骗。因此，它与相关罪名界限还是很明显的，这些区别主要表现为:

1.票据诈骗罪与诈骗罪的界限

诈骗罪与票据诈骗罪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二者之间区别如下:(1)犯罪客体不完全相同，票据诈骗罪的客体是票据管理秩序和公私财产所有权;诈骗罪的客体只能是公私财产所有权。(2)客观方面表现不同，票据诈骗罪是使用非法、无效的票据使他人产生错误认识而骗取财物的行为;诈骗罪的犯罪手段复杂多样,只要行为人采取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财物,并且实施的行为属于刑法无特别规定的方式即可。

2.票据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的界限

票据诈骗罪和合同诈骗罪都是诈骗罪中的特殊类型。两者虽然都表现为犯罪手段的特殊，但是这两种特殊手段是有区别的，其中前者利用的是票据进行诈骗，后者利用的是合同进行诈骗。两罪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1）犯罪客体不完全相同，票据诈骗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对票据的管理秩序和公私财产所有权；合同诈骗罪侵犯的客体为国家对经济合同的管理秩序及公私财产所有权。（2）犯罪客观方面表现不同，票据诈骗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利用价值基础不真实的违法票据伪为给付，从而骗取他人数额较大的财物或其他财产性利益的行为；合同诈骗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在签订、履行经济合同的过程中，以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来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由此可以看出，两者的界限是很鲜明的，但是如果在合同诈骗罪中,行为人使用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来为合同的履行作担保等情形中，则两罪之间难以区分。

3.票据诈骗罪与贷款诈骗罪的界限

票据诈骗罪与贷款诈骗罪虽同属诈骗罪，然而这两者却是诈骗罪中的两个不同的特殊类型。票据诈骗罪的特殊性在于犯罪的手段，即利用票据或假票据来诈骗;而贷款诈骗罪的特殊性在于它的犯罪对象，它的犯罪对象是集资款或者贷款。两者之间的主要区别如下:(1)两者侵犯的犯罪客体不甚相同，前者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对票据的管理秩序和公私财产所有权，而后者侵犯的客体为国家的贷款秩序和金融机构的财产所有权。(2)两罪在客观方面的主要区别:前者的犯罪对象是公私财产，后者的犯罪对象是特定的集资款或贷款。(3)这两罪的主体不完全相同，前者的犯罪主体是一般的自然人主体和单位，而后者仅为一般的自然人主体。由此可见，这两罪的区别还是很明显的。但是，在行为人利用伪造、变造的票据作担保诈骗银行贷款的情况中，此二者间界限则难辨。

通过上述界定，不难看出，在大多数情形中，票据诈骗罪与相关的罪名之间的界限是泾渭分明的，然而在不少情形中，它们之间也存在交叉重合之处，这即属于法条竞合，对于这些交叉重合的部分，光靠上述分析是区别不开来的，还必须借助于法条竞合的理论，才能正确处理这些竞合关系。

二、法条竞合的相关理论分析

在实践中，法条竞合理论为刑法中的难念和热点问题，其理论比较繁杂，此处，笔者先进行相关的阐述。

1.目前关于法条竞合的理论主要有：

(1)包容说。此观点认为只有包容关系才存在法条竞合。例如现行意大利刑法第15条:“当不同的法律或同一刑事法律中的不同条款调整同一问题时，特别法或法律中的特别条款优于普通法或法律中普通条款，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2)两分说。马克昌认为法条竞合基本形式是如下两种:①全包含关系的法规竞合，这种法条竞合以两个法条犯罪构成性质的同一性为前提，对犯罪构成的一个或数个要件进行外延范围量的比较，范围大的包含范围小的，就形成此种重合关系，即所谓“一法条的全部内容为他一法条的内容的一部分”。②交叉重叠的法规竞合，它是指两个法条各自一部的构成互为交叉重叠的法条竞合。

(3)三分说。大谷实认为法条竞合是“一个犯罪事实，存在数种可能适用法条的情况”。他将法条竞合分为三种:①特别关系，“所谓特别关系，是指相竞合的两个以上的法条之间存在一般法和特别法的关系的场合;②补充关系，“所谓补充关系，是指相竞合的两个以上的法条之间处于基本法和补充法之间的关系的场合;③择一关系，“所谓择一关系，是指竞合的法条之间处于排他性关系的场合。

(4)四分说。大陆法系通常将法条竞合分为四种。例如大仁认为“一个行为在外表上可以认为相当于数个构成要件，但是实际上只适用于其中某一个构成要件，其他构成要件应当排除的场合，称为法条竞合。”他将法条竞合区分为如下四种:①特别关系，“一个行为既符合一般法也符合特别法时”;②补充关系，“一个行为可以认为同时符合基本法的构成要件和补充法的构成要件时”；③吸收关系，“可以认为适用于一个行为的数个构成要件中，某个构成要件比其他构成要件具有完全性时”;④择一关系，“可以同时适用一个行为的数个构成要件，相互处于可以两立的关系时，只适用其中的某一构成要件，排除其他构成要件的适用”。与此相对应，国内有学者将法条竞合分为:①特别竞合，它是由具有从属关系的犯罪构成形成的法条竞合犯，它由三个要素组成：一是行为人的行为触犯的相重合的犯罪构成是特别法与普通法的关系，特别法被普通法所包容；二是行为人的犯罪行为仅仅适合犯罪构成的重合部分；三是行为人的行为符合数个犯罪构成，在形式上都足以评价行为人的犯罪行为;②包容竞合，它也是由具有从属关系犯罪构成形成的法条竞合犯，它也由三个要素组成：一是行为人的行为触犯的相重合的犯罪构成是全部法与局部法的关系，局部法被全部法所吸收；二是行为人的犯罪行为已超出局部法的范围；三是行为人的行为虽然符合数个犯罪构成，只有一个犯罪构成可以全面评价行为人的犯罪行为;③局部竞合，它是由具有交叉关系的犯罪构成形成的法条竞合犯。它的三个构成要素是:一是行为人的行为符合的数个犯罪构成只是部分重合;二是行为人的犯罪行为恰恰符合犯罪构成的重合部分;三是行为人的行为所符合的数个犯罪构成，在形式上都可以全面评价行为人的犯罪行为;④偏一竞合，它也是由具有交叉关系的犯罪构成形成的法条竞合犯。其三个构成要素为:一是行为人的行为所符合的数个犯罪构成只是部分内容相互重合;二是行为人的犯罪行为已超出重合部分;三是行为人的行为所符合的数个犯罪构成，只有一个犯罪构成可以全面评价行为人的犯罪行为。

一分法虽然提出了法条竞合的理论，然而却未能对之进行深入分析，这不能不说是一大缺陷。两分法将法条竞合分为包容竞合和交叉竞合两类，这种分类是科学的,但没有对犯罪构成诸要件之间竞合的程度和方式进行深入具体地分析，从而没有准确地揭示法条竞合的内涵。三分法较之两分法更为准确，然而亦未能真正揭示法条竞合的本质和种类。相对而言，四分法更为全面、合理。

2.法条竞合适用的原则

大陆法系国家的刑法学者，根据法条竞合的种类而确定不同的适用原则，这种做法比较妥当，事实上只有针对不同的竞合情形，才能明确适用的条件，从而准确适用法条竞合的原则。据此，笔者认为我国的法条竞合适用的原则主要如下:(1)特别竞合的情形中，由于两个法条之间存在特别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根据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适用特别法，排斥普通法;(2)包容竞合的情形中，由于两个法条之间存在吸收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根据整体法优于局部法的原则适用整体法，排斥局部法;(3)局部竞合的情形中，相互竞合的两个法条之间存在择一关系，因此只能适用其一，排除其他，在选择法条时，往往是从一重者适用，这就是重法优于轻法的原则;(4)在偏一竞合的情形中，因为行为人的行为所符合的数个犯罪构成中，只有一个犯罪构成可以全面评价行为人的行为，所以应该采用复杂法优于简单法来定罪量刑。

三、票据诈骗罪与相关罪的法条竞合

1.票据诈骗罪与诈骗罪的法条竞合

诈骗罪的外延宽于票据诈骗罪的外延，因此，票据诈骗罪被包含在诈骗罪之中。在这种情况下，这两个法条之间是普通与特殊的从属关系，即普通法规定的是属罪名，特殊法规定的是种罪名。故本法条竞合属于特别竞合。在此情形中，外延小的种罪名由于其客体受到法律的特殊保护而独立成罪，因而从外延大的那个属罪名中分离出来。依据法条竞合的适用原则，在特别竞合的情形中，由于两个法条之间存在特别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根据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适用特别法，排斥普通法。所以，应该适用票据诈骗罪，而不适用诈骗罪。

2.票据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的竞合

票据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之间存在交叉关系。其交叉关系表现为两方面:

第一:刑法第194条第1款中的“……(一)明知是伪造、变造的汇票、本票、支票而使用的;(二)明知是作废的汇票、本票、支票而使用的……”的规定和刑法第224条的“……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的……”的规定相互竞合。具体表现为行为人利用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为担保进行合同诈骗时，两罪之间发生竞合。不难发现，该诈骗行为的核心在于通过合同的履行而达到诈骗财物的目的，其中的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仅仅是该行为发生过程中的一个条件而已，其目的在于使该合同能够顺利的履行，从而得以骗到财物。因此本法条竞合的主要特征是利用合同进行诈骗;而票据诈骗罪不能完全涵盖本行为的特征，所以票据诈骗罪不足以评价本行为，而只有合同诈骗罪才能准确对之界定，所以本竞合属于偏一竞合。依偏一竞合处断原则：复杂法优于简单法。故本法条竞合应以合同诈骗罪论处。

第二：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使用虚假的票据来履行合同。在本情形中，该行为既可以认为是票据诈骗行为，亦可以认定为合同诈骗行为，因而该行为同时符合了票据诈骗罪和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这两罪都可以对该行为做出评价，所以这两个法条之间存在择一的关系，可以选择适用，故在此情形中的法条竞合应该属于局部竞合。依局部竞合处断原则：重法优于轻法，故本法条竞合应该以票据诈骗罪论处。

3.票据诈骗罪与贷款诈骗罪的竞合

贷款诈骗罪范文第10篇

【关 键 词】金融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非法占有/非法占用/司法推定

一、关于金融诈骗罪主观构成要件的争论

目前，对此问题学术界和实务部门主要存在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对于刑法明确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应当以此为要件；没有明确规定的，无需也不应以行为人主观上必须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为构成要件。其主要理由是：(1)罪刑法定原则的体现。我国刑法第192条和第193条写明了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而在其他金融诈骗罪条文中未写明非法占有为目的，这不是立法的疏漏。相反立法者的本意是否定其他金融诈骗罪要以非法占有目的作为各该罪的构成要件。(2)虽然金融诈骗罪是从普通诈骗罪中分离出来，但不能用普遍诈骗犯罪的主观特征来套金融诈骗犯罪的主观特征，我国刑法将金融诈骗罪归入“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秩序罪”一章中，表明了金融诈骗罪所侵犯的主要客体是金融管理秩序，而不是财产所有权。(3)从司法实践角度看，不将主观目的限定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是有利于打击金融诈骗活动维护国家的正常金融秩序的。（注：这几点理由可参见罗欣：《关于金融诈骗罪的两个问题》，《法律研究》2000年第9期；顾晓宁：《简析票据诈骗罪的主观要件》，《中国刑事法杂志》1998年第1期，第35页。）

第二种观点认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并不是所有金融诈骗罪主观方面的必备条件，金融诈骗罪的构成一般应以非法占有目的作为主观要件，但部分金融诈骗罪的构成不应以非法占有目的为主观要件，这主要取决于刑法的具体规定。如从刑法第198条对保险诈骗罪的文字规定可推断出投保人骗取保险金必然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但是“占用型”金融诈骗罪的构成无需具备非法占有的主观要件，如刑法第195条第（三）款规定“骗取信用证的”行为，构成信用证诈骗罪，实践中无论是非法占有目的还是非法占用目的的信用证诈骗行为都构成信用证诈骗罪。主要理由是：(1)金融诈骗罪中的“诈骗”与侵犯财产罪中的“诈骗”并不完全等义。我国金融诈骗罪中的“诈骗”包括骗取财物型诈骗和虚假陈述型欺诈两种情形。骗取财物型诈骗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而虚假陈述型欺诈则不必具有非法占有目的。(2)符合刑法的立法精神。我国刑法对金融诈骗罪的规定侧重于维护金融管理秩序，如果要求所有金融诈骗罪具备非法占有目的则对于占用型的金融诈骗行为就不能以犯罪论处，这不符合立法精神。（注：卢勤忠：《金融诈骗罪中的主观内容分析》，《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第24～26页。）

第三种观点认为：金融诈骗犯罪都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犯罪，因此刑法规定的八种金融诈骗罪无一例外地都必须以非法占有目的作为主观要件。理由是：(1)不论是金融诈骗罪，还是普通诈骗罪，都是目的犯。金融诈骗罪是从普通诈骗罪派生出来的，既然是诈骗，行为人当然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2)集资诈骗、贷款诈骗罪之所以规定了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是为了与刑法规定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高利转贷罪划清界限，而其余金融诈骗罪对非法占有目的不作规定，是因为“不言自明”的，对这些犯罪，条文都使用了“诈骗活动”一词，表明了非法占有目的。(3)对于在法条上未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金融诈骗罪，并非不要求行为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是这种欺诈行为本身就足以表明行为人主观上的非法占有目的。（注：陈兴良：《论金融诈骗罪主观目的的认定》，《刑事司法指南》2000年第1辑，第62页；孙军工主编：《金融诈骗罪》，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页。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2000年9月20日至22日召开）纪要也明确指出金融诈骗犯罪都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犯罪。）

应当看到，上述第一种观点认为非法占有目的不是所有金融诈骗罪的主观要件，这样在我国刑法典规定的多种金融诈骗罪中，就只有集资诈骗罪、贷款诈骗罪以及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以非法占有目的为其犯罪成立的主观要件。这种观点受到大多数学者的否定。第二种观点从法条的具体规定入手想理清各个金融诈骗罪的主观目的，但也是不易合立法原意的。第三种观点虽认为非法占有目的是所有金融诈骗罪的主观要件，看似与第一、第二种观点相对立，并且也成为代表学界和实务界主流的观点，但其认为法条所规定的各种客观欺诈行为本身就已表明了行为人具有该主观目的，在司法实践中不需去证明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或可通过司法推定对具有特定情形的行为人可推定其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这其实还是肯定了非法占有目的不是金融诈骗罪的主观要件。

我们认为，金融诈骗罪都是以非法占有目的为构成要件的犯罪，行为人主观上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即使实施了刑法条文所规定的行为，也不能构成金融诈骗罪，这既是遵循立法原意的要求，也是对刑法进行科学、合理的文义、语法、体系解释所应得出的必然结论。笔者主张，在认定金融诈骗罪时，除了考察行为人客观上具有金融欺诈行为以外，还必须考察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也即认定非法占有目的必须坚持主客观相统一。

二、非法占有目的是金融诈骗罪的必要条件——刑法法理的分析

金融诈骗罪是以非法占有目的为构成要件的犯罪，这是由诈骗罪和金融诈骗罪所体现的内在关系所决定的，符合我国的刑法理论；同时这也是我们对刑法进行科学、合理的文义、语法、体系解释所应得出的必然结论。而且刑法对金融诈骗罪主观方面的规定是立法功利主义的体现。

（一）非法占有目的作为金融诈骗罪的要件是由包容型法条竞合的特征所决定的

为了准确理解诈骗罪和金融诈骗罪的关系，有必要分析一下诈骗罪的立法方式。我国1979年刑法只规定了一种诈骗罪，这与当时的诈骗行为方式的单一性，与立法者对诈骗行为的认识不足以及“宁粗勿细”的立法指导思想具有密切关系。随着诈骗行为方式的多样化、复杂化，人们对诈骗行为方式认识的不断深入，现行刑法除了规定诈骗罪（刑法第266条，又有人将之称为普通诈骗罪）之外，还规定了合同诈骗罪（刑法第224条）以及在刑法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用专节规定了金融诈骗八种犯罪。这种立法方式可称之为“堵漏型立法”，即对于某种多发性且在行为上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犯罪，立法者尽可能明确而详尽地列举其某种具体的犯罪构成，形成一个罪行系列，同时又规定该罪的一般犯罪构成，以涵盖那些已明确列举的具体犯罪构成之外的其他需要予以刑法规制的行为。由此分析，刑法第266条规定的诈骗罪和其他条文所规定的各种特殊形式的诈骗罪之间并非平等并列的关系，诈骗罪与其他特殊形式的诈骗罪之间属于刑法理论上的普通法条和特别法条的法条竞合关系，两者具有包容关系。而决定这种包容关系存在的原因是“诈骗”这一因素，因为，无论是金融诈骗罪还是普通诈骗罪，都无不具有“诈骗”这一内在因素或特征。包容型法条竞合的两个法条之间的特征之一就是表现为一法条所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在整体上包涵了另一法条所规定的构成要件，在任何情况下，能够为其中外延小的法条所评价的犯罪行为，从逻辑上必然能够为另一外延大的法条所评价。（注：陈兴良：《法条竞合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96页。）正是因为这一点，笔者认为，金融诈骗行为首先应符合普通诈骗罪构成要件的行为。诈骗罪是一种侵犯财产所有权的犯罪，因此其主观本质特征就必然表现为以非法占有他人财产为目的。金融诈骗罪作为从诈骗罪中分离出来的一种形式，必然兼具金融犯罪和财产犯罪的双重属性，其侵犯的客体是复杂客体，一方面侵犯国家的金融管理秩序，另一方面侵犯公私财产所有权。既然金融犯罪具有财产犯罪的性质，其主观上就必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不可否认，金融诈骗行为具有易发性和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往往数额巨大，一旦得逞会给社会经济秩序构成较大破坏），刑法对其专节规定是因为刑法在保护正常的财产关系的同时侧重于保护国家的金融管理秩序。但是由于我们不能否认金融诈骗所具有的财产犯罪性质，因而也就不能否认金融诈骗罪主观上的非法占有目的。

（二）刑法对非法占有目的这一金融诈骗罪的必要条件未作规定是立法技术在刑法立法中的运用

刑法之所以对大部分金融诈骗罪在法条上未规定非法占有目的，并不是立法的疏漏，而是立法技术在刑法制定中的运用，是立法功利主义的体现。法律是以其极少数的条文，网罗极复杂的社会生活，为便于适用和遵守起见，条文固应力求其少，文字应力求其短，以免卷帙浩繁，人们有无所适从之叹。（注：林纪东：《法学通论》，中国台湾远东图书出版公司1953年版，转引自张明楷：《保险诈骗罪的基本问题探究》，《法学》2001年第1期。）我们知道，非法占有目的这一主观要素虽然在盗窃罪、诈骗罪的条文中未得到体现，但我国刑法理论界一直认为，盗窃罪、诈骗罪的主观要件包括非法占有目的。（注：苏惠渔主编：《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修订版），第659、664页；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下编），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第900、906页；等等。）如果没有非法占有目的我们就很难将盗窃罪和一般的盗用行为、诈骗罪和一般的欺诈行为相区别。对此，司法实务界均予以认可而并无异议。这说明，刑法虽然实质上要求某犯罪之构成须具备某种要件，但可能因为该要件众所周知，出于立法的简洁性而对之未进行规定，这种要素实际上就是刑法理论上所讲的“不成文构成要件要素”。因而，在一些刑法明确需要非法占有目的，又不至于出现混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场合，刑法分则条文往往并不明文规定非法占有目的。但此时非法占有目的这一“不成文构成要件要素”亦如规定于条文中的构成要件要素一样对认定犯罪起决定作用。

既然非法占有目的是盗窃罪、诈骗罪以及金融诈骗罪的不成文构成要件，那么刑法为什么对集资诈骗罪和贷款诈骗罪又明文规定了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笔者认为这是因为对于集资诈骗罪和贷款诈骗罪来说，如果立法上不明文规定和限定非法占有目的，则仅从其行为方式来看往往难以将其与刑法中的其他类似行为的犯罪区分开来。集资诈骗罪，其特点是以非法集资的方式进行，可是我国刑法所规定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刑法第176条）的行为方式也可用非法集资的方式进行。因此如果在集资过程中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构成集资诈骗罪，如果虽然是非法集资，并在集资过程中采用了虚假的方法，但主观上没有非法占有目的的，则只能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而不能构成集资诈骗罪。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就成为区分集资诈骗罪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关键。至于贷款诈骗罪，其行为特点是在贷款过程中，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骗取贷款。但是在贷款过程中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行为也符合我国刑法中所规定的高利转贷罪（刑法第175条）的行为方式。在行为方式相同的情况下，如果行为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构成贷款诈骗罪；如果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而只具有转贷牟利目的，则构成高利转贷罪。因此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就成为区分贷款诈骗罪和高利转贷罪的关键。其他六种金融诈骗罪在刑法中则不存在上述两种犯罪的行为方式相同但由于主观目的的差别而出现易混淆的情况。

三、非法占有目的是区分金融诈骗和金融欺诈的关键

刑法上的非法占有不同于民法的非法占有，刑法意义上的非法占有应该理解为非法所有。有学者提出金融领域内采用欺诈手段的非法占用行为也可构成金融诈骗罪，我们认为这混淆了金融诈骗与金融欺诈的界限，所谓“占用型金融诈骗”在本质上应归属于金融欺诈行为。而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是我们区分金融诈骗和金融欺诈的关键。

（一）非法占有目的的理解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是我国刑法规定的侵犯财产所有权犯罪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特征，在很多情况下直接决定着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划分。我们这里在讨论金融诈骗罪的非法占有目的时必须首先弄清楚这一概念的含义。非法占有目的一般为行为人在实施犯罪行为时，使财物脱离其合法所有人或者占有人的控制而由自己进行非法支配以获取非法利益的心理状态。刑法教科书对非法占有目的的阐释是，“行为人意图非法改变公私财产的所有权。”（注：苏惠渔主编：《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修订版），第644页。）这种观点精确地概括了非法占有目的的含义，指出了非法占有目的的实质在于获取公私财物，其内在的科学性受到学术界和司法实践部门的广泛认同。（注：马克昌教授也指出，“……将不法占有理解为不法所有，才是各种金融诈骗罪中‘以不法占有为目的’的真正含义”。参见马克昌：《金融诈骗罪若干问题研究》，《人民检察》2001年第1期，第6页。）

正因为如此，在理解非法占有目的时，我们应注意把刑法上的非法占有和民法上的非法占有加以区别。刑法意义上的非法占有中的“占有”与民法上作为所有权四项权能之一的占有是不能等同起来的，这里的非法占有和非法所有在实际理解上是相通的。因为财产犯罪的主观目的是为了非法占有他人的财物和财产性利益，但事实上没有一个诈骗犯仅仅满足于占有，现实中每个诈骗犯都企图使某些财物或财产性利益完全地为己所有，任意支配。同时应将刑法上的非法占有与非法占用区别开来。占用并非占有。非法占有侵犯了财产所有权的全部权能，而非法占用只侵犯了财产使用权。在刑法上，占有他人财物与占用他人财物的行为性质是有区别的。例如贪污罪与挪用公款罪的区分，就在于前者的目的是为了非法占有公共财物，而后者仅仅为了非法使用公款。

（二）占用型金融诈骗不能构成金融诈骗罪

第二种观点提出占用型金融诈骗罪的构成无需具备非法占有目的的主观要件。并指出刑法第195条第（三）款的规定“骗取信用证的”的行为构成信用证诈骗罪，且法律上不要求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在本文的上一部分我们已就所有的金融诈骗罪主观上必须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进行了说明。这里想进一步就信用证诈骗和信用证欺诈的问题作一分析。

在实践中，行为人为了顺利获取银行贷款，常采取相互勾结的方式，分别以进口商和出口商的名义，由前者向银行开立根本无交易基础的空信用证，然后，再由后者持之向银行申请贷款，并在贷款到期之前设法予以偿还。这种行为，单从客观方面看，完全符合贷款诈骗罪的特征，但根据刑法第193条的规定，因行为人不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就无法以该罪定罪处罚，如果行为人利用这贷款进行高利转贷的话，还可构成刑法第175条所规定的高利转贷罪，但如果行为人只是占用该贷款临时周转，则不能以犯罪论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按照信用证诈骗罪不需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观点，该种情况可以信用证诈骗罪定罪处罚。笔者认为，这种结论应该说是有违刑法中的罪刑相适应原则的。前文笔者已经论及，从刑法对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与金融诈骗罪进行分别规定，可得出金融诈骗罪都必须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如果认为部分金融诈骗罪不需该目的，那么它所危害的仅仅是金融管理秩序，根本谈不上对公私财产所有权的侵害，立法者完全可以把该类犯罪放在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这一节，根本用不着专节规定金融诈骗罪。

我们认为，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是区分金融诈骗和金融欺诈的关键。上述所谓的占用型金融诈骗行为在本质上应归属于金融欺诈的范畴。金融欺诈是民事欺诈的一种，方法可以是虚假陈述，以假乱真，也可以是消极沉默，不透露真情。虚假陈述型金融欺诈的行为除了少部分由于其所具有的严重已达到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而由刑法对其进行规制，如无非法占有目的的非法集资也就是占用型非法集资，可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其余大多数金融欺诈行为由于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只是利用欺诈的方法骗取资金，在一段时间内供自己使用，属于一种民事欺诈，所侵犯的主要是资金的使用权和收益权，仅可作为民事侵权行为处理。正如司法实践中，有些人利用伪造、变造、作废的金融票据作抵押，骗取银行的贷款，供自己使用或进行其他牟利活动，在获利后再归还银行的贷款，行为人的目的是为了“非法占用”资金，而不是为了“非法占有”资金，因此我们不能对其以票据诈骗罪进行定罪处罚，而应该按一般金融违法行为处理。

四、认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必须坚持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

上文对于非法占有目的必须是金融诈骗罪的主观构成要件进行了较为细致的说明。但非法占有目的作为一种主观上的心理活动，如何在司法实践中得到证明呢？我们认为在认定行为人主观上的非法占有目的时必须坚持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

（一）对司法推定的认识

有学者在肯定金融诈骗罪主观上都必须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前提下，提出在金融诈骗罪中，如果刑法条文未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则其客观行为本身就足以表明这种非法占有目的的存在，因而无需推定（证明）。我们认为这种观点其实是变相否定了非法占有目的是除集资诈骗罪和贷款诈骗罪以外的六个金融诈骗罪的主观构成要件。上文我们已经分析过，行为人通过诈骗方法非法获取资金，可以区分为非法占有和非法占用，如果行为人获利后马上归还资金，则行为人主观上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是很明显的。但是如果行为人通过诈骗的方法实施了刑法未明文要求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金融诈骗罪中所规定的客观行为，而且造成较大数额资金不能归还的，我们仍然不能据此就认定行为人这客观行为已表明了行为人主观上必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因而构成金融诈骗罪。例如，利用骗取的信用证进行融资的行为，行为人骗取资金的目的是为了从事某种经营活动，待获利后还钱，这是以欺骗的方法，暂时获得资金的使用权。其中无非法占有目的，也是可以得到证明的，比如，已定还款计划，正在筹措资金准备还款等。如果按照实施了刑法规定的客观行为就可认定行为人主观上的非法占有目的，这很可能会导致客观归罪。我们认为，在认定诈骗罪非法占有这一主观目的上，无论刑法上对该目的进行规定还是未对之进行规定的标准都应该是一样的。

那么，如何认定金融诈骗罪的非法占有目的呢？应该说，主观上的非法占有目的虽然是一种主观上的心理活动，但它并非是脱离客观外在活动而存在的。对金融诈骗罪中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早在1996年12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通过的《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对集资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上就有提及。《解释》指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就应当认定其行为属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1)携带集资款逃跑的；(2)挥霍集资款，致使集资款无法返还的；(3)使用集资款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致使集资款无法返还的；(4)具有其他欺诈行为，拒不返还集资款，或者致使集资款无法返还的。在“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中，在肯定非法占有目的是所有金融诈骗罪的主观构成要件的基础上列举了认定金融诈骗罪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几种情形。随后最高院刑一庭一负责同志在对该座谈会所作的综述中提出，金融诈骗犯罪与普通诈骗犯罪中的主观目的是有所不同的。金融诈骗犯罪客观表现上有别于普通诈骗罪，主要表现为将资金的非法处置和滥用。主观目的既可以是实际占有，也可以是骗用或者获取其他不法经济利益。因此，对具有特定情形的行为，应当推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并概括了以下11种情形可推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1)以支付中间人高额回扣、介绍费、提成的方式非法获取资金，并由此造成大部分资金不能返还的；(2)将资金大部分用于弥补亏空、归还债务的；(3)没有经营、归还能力而大量骗取资金的；(4)将资金大量用于挥霍、行贿、赠与的；(5)将资金用于高风险营利活动造成亏损的；(6)将资金用于违法犯罪活动的；(7)携资金潜逃的；(8)抽逃、转移、隐匿资金，有条件归还而拒不归还的；(9)隐匿、销毁财务帐目或搞假破产、假倒闭逃避返还资金的；(10)为继续骗取资金，将资金用于亏损或不营利的生产经营项目的；(11)其他非法占有资金的行为。（注：高憬宏：《审理金融犯罪案件的若干问题——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综述》，《法律适用》2000年第11期。）很多学者也提出，认定非法占有目的应该通过客观行为推定其主观目的。在集资诈骗罪和贷款诈骗罪中，刑法条文明确规定了非法占有目的，因而这种非法占有目的就需要专门加以证明，而这种证明的重要方法就是通过客观事实加以推定。（注：陈兴良：《论金融诈骗罪主观目的的认定》，《刑事司法指南》2000年第1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64页。）有论者在其专著列举了八种情形的贷款诈骗行为可认定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注：鲜铁可：《金融犯罪的定罪与量刑》，人民法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170页。）上述的这些其实就是我国研究还并不是很深入的司法推定问题。

上述司法解释、会议纪要或学者提出的从一些“无法返还”、“拒不返还”的事实来推定出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这是一种由果溯因的反推思维模式。在多数情况下，这种推定是符合事实的。但是，在非法占有目的这个“因”与未返还这个“果”之间并不存在完全的一一对应关系。如果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则必然导致未返还的结果；但仅根据没返还的事实并不一定得出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结论。亦即非法占有目的只是未返还的充分条件，而非必要条件。因为未返还完全有可能是非法占有目的以外的其他原因造成的，也就是没有排除其他可能。在没有排除其他可能而根据一些客观事实尤其是未返还的事实认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势必会陷入客观归罪的泥潭。行为人将骗取来的资金从事高风险营利活动没有造成亏损就是一种非法占用资金的行为，如果造成亏损就推定其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这难道不是一种依结果定罪的典型表现形式吗？

我们认为，在根据客观行为推出的主观心理状态是唯一的情况下，运用司法推定是可行的。也即根据司法推定得出的结论必须是唯一的。但是在以上所列举的情形中，由于不能排除民事金融欺诈的存在，强调司法推定的运用实际上是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非法占有目的是所有金融诈骗罪的主观构成要件，这最终导致与他们所坚持的所有金融诈骗罪都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犯罪一种自相矛盾的境地。何况司法推定对法官法律素质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在我国当今的司法人员素质总体上还不高、理论界对司法推定研究也是非常薄弱的情况下，强调司法推定的运用会使法官们在审理金融诈骗案件时只注意那些教条化的客观事实，而忽视了行为人主观上非法占有目的的考察和判断，容易造成冤、假、错案。总之，笔者认为，上述主张以客观行为必然推出非法占有目的的观点是不可取的，因为这在一定意义上还是否认了非法占有目的是部分金融诈骗罪的主观构成要件。

（二）主客观相统一——认定非法占有目的的模式

我们认为，所有的金融诈骗罪都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犯罪，也即非法占有目的是所有金融诈骗罪的必要要件。在司法实践中，认定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我们应当坚持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既要避免单纯根据结果客观归罪，也不能仅凭被告人自己供述，而应当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现行权威教科书在论述犯罪主观心理态度时提出：根据主观见之于客观、客观反映主观的基本原则，判断行为人的心理状态的根据只能是其实施的活动及其他相关情况，因为人的活动由其主观心理支配，活动的性质由其主观心理决定；人的活动是人的主观思想的外向化、客观化，因而它反映人的思想。因此，在判断行为人主观心理态度时，必须以其实施的活动为基础，综合所有事实，经过周密的论证，排除其他可能，得出正确结论。（注：苏惠渔主编：《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修订版），第154～155页。）这是很有道理的，确定人的心理状态只能从人的行为入手，综合所有相关事实，周密论证，并排除其他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