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市场论文范文

产品市场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高校旅游产品消费市场

一、前言

高校旅游是一种新兴的特种旅游产品，广义的高校旅游是指以高校为载体，在校园内进行的具有高校特色的各种旅游活动的总称，狭义的高校旅游仅指以观光游览大学校园为主要目的的旅游活动。本文所指的高校旅游为前者。

随着高校旅游的发展，近年来，很多学者开始关注这项新兴的特色旅游产品，但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在旅游客体的理论研究，而对于高校旅游客源市场的案例研究在国内外都极少。

为了调查目前高校旅游产品的实际消费情况，本文采取街头随机拦截的方式，对沈阳城市常住居民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对象共计1155人，其中：听说过高校旅游的有812人，对其进行了有关高校旅游认知与态度的调查；有过高校旅游行为的有201人，本文对这部分高校旅游者的结构特征与旅游行为特征进行了更深入的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197份，问卷回收率为98％。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了高校旅游产品开发应该如何满足市场需求的建议。

本文对于高校旅游市场开发具有一定的启迪和借鉴。

二、调查结果分析

1.对高校旅游的认知

(1)感知度。在1155名调查对象中，听说过“高校旅游”的调查对象占样本总数的70.3%，这表明“高校旅游”在沈阳城市常住居民中的知名度较高。

(2)对“高校旅游”概念的认知。在感知到高校旅游的812名调查对象中，95%认为高校旅游就是传统意义上的校园观光；仅有5%的调查对象认为高校旅游可以包括修学旅游、体育旅游及事件旅游。这说明，目前沈阳城市常住居民虽然对于高校旅游的感知程度较高，但在认知上还有很大局限，仅把高校旅游理解为狭义的高校观光游。

2.消费市场规模

在所调查的1155名沈阳城市常住居民中，有过高校旅游行为的调查对象为201人（指广义的高校旅游），占调查对象总数的17.4%，用沈阳城市常住居民总数*17.4%可以近似估算目前沈阳城市常住居民对高校旅游产品的消费规模。

3.消费者结构

本文按照人口统计学及旅游行为的主要特征指标，对有效回收的197份有过高校旅游行为的调查问卷进行了分析，结果如下：

(1)性别。男、女比为1.3∶1，男性略高于女性，主要是因为很多高校旅游者是利用到高校出差开会的闲暇时间游览高校的，而男性在这方面的机会略多于女性。

(2)年龄。20岁～25岁年龄段的游客最多（41.9%），其中多为大学在校生，他们到访高校的主要原因是:①探访同学、朋友;②与其它高校同学联谊;③以访学和考研为主要目的，到其它高校进修，在上述过程中顺便游览高校。16～19岁年龄段的旅游者次之（30.2%），其中高中学生居多，他们高校游的主要动机是了解高校、为高考填报志愿做准备。上述两个年龄段构成了高校游客的主体，其它年龄段的游客所占比例较小、且较分散。

(3)职业。在各职业类型的高校旅游者中，学生所占比例最大，占总体的48.8%，这与年龄结构的统计较一致。列第二位的是企业管理者，占18.6%，其高校旅游的主要原因是:①与高校有业务往来顺便游览高校;②到高校招聘人才，参观高校;③知名企业家到高校讲学，游览高校;④到高校进修学习，游览高校。其它职业类型占总体的比例较为分散，没有体现出较多的规律性。

(4)学历。高中以下学历占旅游者总体的11.6%，高中及同等学历30.2%，大专及本科学历55.8%，本科以上学历2.3%。上述数据显示，大专及本科学历、高中及同等学历的游客占绝大部分，这与上面年龄结构、职业结构所表现出的结果较一致。

(5)月收入。除去学生无固定收入的因素，月收入1500~2500元中等收入水平的高校旅游者所占比例接近半数，达44.4%；2500元以上的旅游者占6.2%。

(6)旅游经验。通常，近三年来旅游次数在4次以上的旅游者被认为是旅游经验较丰富的旅游者。根据调查，近三年来旅游次数在4次以上的高校旅游者占总体的79.1%，说明高校旅游者的旅游经验较丰富。

4.消费行为特征

(1)动机。绝大多数高校旅游者到访高校都有其他目的，高校旅游只是附属行为。在197名有过高校旅游行为的调查对象中：直接以观光游览为目的造访高校的，仅占7%；另外93%的旅游者造访高校都有不同的原因，游览高校只是闲暇时的附属行为，造访高校的主要目的包括：①工作或学习需要（23.3%）、②探亲访友（34.9%）、③日常休闲（11.6%）、④其他目的（23.3%），包括：参加同学或孩子的毕业典礼、送新生入校，等等。

观光和体验大学生活是高校游的最主要旅游动机。高校旅游各种动机所占比例如下:①观光、感受大学氛围（36%）;②了解和体验大学生活（25%）；③欣赏科研资源，学习科学知识（11%）；④日常休闲，锻炼身体（8%）；⑤圆自己的大学梦、名校情结（10%）;⑥其他（10%）。

(2)旅游方式。在197名高校旅游者中，没有人参加旅游团，全部以散客的形式进行高校旅游（散客组成：个人、家庭成员、朋友、其他）。

出现上述情况的主要原因：①客观原因：目前沈阳市旅行社中开展高校旅游业务的较少；少数有此项业务的旅行社未把高校旅游作为重点推广产品，缺乏宣传推销，很多市民不知道旅行社的这个旅游项目；少数旅行社对高校旅游的线路设计不科学，游览内容少而空洞，造成人们不愿参团。②旅游者主观原因：大部分旅游者认为自己去高校旅游有以下优点：自己旅游在时间安排上比较灵活；有孩子或亲友在高校读书或工作，可以安排参观游览高校；自己旅游比较省钱。

(3)消费结构。197名高校旅游者都是以散客形式进入高校的，而目前我国大多数的高校对于个人出入高校管理比较松散，高校大多可以自由出入，所以这些旅游者在购买门票上的消费为零；53.5%的游客在游览过程中有饮食消费，但金额都不大；在住宿、乘坐校内交通工具两项上没有游客参与，消费为零；没有游客参与旅游购物，消费为零；23.3%的旅游者参加过校园的各种文体活动，例如校园歌曲大赛、校园文化节等，但没有金钱消费；没有人在游览过程中聘请过校园导游，在导游消费方面为零。

综上所述，游客在高校旅游过程中的金钱消费几乎为零，这种现象出现的主要原因是：①我国目前大多数高校并未开展高校旅游，因此不能为游客主动提供交通、导游、旅游购物等服务；②少数开展高校旅游的高校，其旅游开发程度不高，例如几乎没有学校进行旅游购物及校园交通的开发，使游客不愿消费或消费无门。

(4)到访时间。在一年中，78.9%的高校旅游发生在5、7、8、10月。在一周中，高校旅游没有特别明显的高峰，但周末游客稍多（约占一周游客总数的35%）。上述现象的出现与学生旅游者所占比例较大有一定关联，因为学生的闲暇主要集中在寒暑假、五.一、十.一和周末。

(5)游览时间。有72.3%的高校旅游者在高校的停留时间在4小时以下；13.3%在4～8小时；8.7%在8～12小时；停留时间在12小时以上的只占5.7%。可以看出，大部分游客在高校的停留时间都较短，而且以观光游览为主要目的，对学校没有更深层次地了解。(6)重游率及重游目的。有65%的旅游者游览过多所高校，他们认为不同类型与档次的学校之间在校园景观及氛围等方面差异明显，会使其产生游览不同高校的欲望。

但是，同一所高校的重游率较低，只有5%的旅游者重复游览过同一所高校，重游原因主要有：探访同学或朋友顺便参加学校的各种活动；高校附近居民在闲暇时间到高校健身、休闲。

(7)各种高校旅游产品的消费比例。观光型、体验型与求知型旅游产品较受欢迎,详见本文2.4.1部分对旅游动机的统计分析。特色突出的高校入游率较高。根据调查分析，特色突出的高校吸引了多数旅游者。特色高校主要包括：①国内的一流重点大学（例如北大、清华）。56%的高校旅游者游览过一流重点大学，34.5%游览过重点大学，9.5%游览过一般大学（指省、市级各类普通高校）。可见，一般情况下，高校的等级越高、知名度越大，旅游者对其的旅游需求也越强烈。②79%的高校旅游者游览过各种专业类院校，例如音乐、美术、农业、电影、体育及建筑类大学等。自然景观、园林小品、教学及科研设施类的高校旅游资源吸引力较大

在高校旅游过程中，消费各种高校旅游资源的旅游者比例如下：自然景观，26%；园林小品，26%；教学及科研设施，25%；校园生活，8%；科普讲座，6%人；体育设施，3%；旅游商品和纪念品，1.3%；校园文化，0.6%；其它，3%。

(8)满意度评价。11%的游客对高校旅游感到很满意，35%比较满意，54%不满意。可以看出，超过半数的高校旅游者对自己的旅游经历感到不满意，主要原因如下:①感兴趣的许多地点不允许进入，例如教学楼、图书馆、体育馆等设施一般不向校外人士开放;②高校未建设有效的旅游解说系统，使游客在游览中缺乏引导，旅游期望得不到满足;③高校内缺乏合适的住宿地点;④缺少旅游购物场所及具有特色的旅游商品，例如校徽、特种纪念品等。

造成上述现象出现的最根本原因是：目前我国绝大部分高校都没有进行旅游开发，高校旅游者的旅游行为都是自发进行的，因此学校内没有供游客消费的各种旅游产品，也没有为外来游客设置相应的旅游服务，例如导游讲解、旅游纪念品销售、组织游客参与学生的某些文体活动等。因此游客只能自己在校园内凭着感觉游览，游览效率和效果都不会好。

三、关于高校旅游产品开发的若干建议

根据本文对高校旅游产品消费情况的抽样调查结果，高校旅游产品的开发应该注重以下环节：

1.条件适合的高校要主动开发高校旅游产品。目前，普通市民对高校旅游的兴趣较大，而且已有17.4%的调查对象有过高校旅游行为。但由于管理难度大等多种原因，绝大多数高校都没有正式向社会推出旅游产品。这种需求与供给间的矛盾既使旅游者在自发游览高校的过程中得不到旅游期望的满足，又使高校的日常教学与科研工作在被动接待旅游者的过程中受到了不良影响。因此，条件适合的高校应该成立专门的旅游开发与接待部门，化被动为主动，对到访学校的各类游客进行疏导与管理，以实现高校旅游产品的良性开发。

2.高校在销售旅游产品时应该重视与旅行社的合作。目前高校旅游者主要是以散客的形式游览高校，由于其在到访时间上存在着较大不确定性，不利于高校对旅游者的规范管理。因此，高校在销售旅游产品时，要充分利用旅行社的分销渠道，把高校旅游推向市场，实现高校旅游的规模化与规范化。

3.根据不同类型客源市场的需求偏好，开发出不同类型的旅游产品。例如，邀请学生的亲友参加与学生相关的节庆活动；召开高水平学术会议，以吸引更多的公务、会议型旅游者；举办校庆活动，邀请校友、政府人员、社会知名人士参加，吸引高校节庆旅游者；将体育馆、运动场等体育设施向外界出租，吸引健身、休闲型旅游者。

4.可以根据市场需求特点，联合多所高校，设计出特色突出的高校旅游线路。

参考文献：

[1]石云霞:发展高校旅游优势分析[J].商场现代化,2006，2

[2]阎红霞:高校校园旅游经济的客源市场开发研究[J].河南科技大学，2006.2

[3]陆莹:成都高校旅游市场前景分析[J].天府新论,2004，6

产品市场论文范文第2篇

1.1畜产品交易市场规模大小不一

大型市场一般每天交易额达5～10万元，中型市场1～5万元，小型市场1万元以下，其中小型市场占绝对比例。

1.2市场专业化程度有高有低

专业化程度高的市场有如下特征：有专门的场地和配套设施；有专门的经纪人、中介人；有管理部门和管理人员；交易收费比较固定；交易量大，辐射面积广；非专业化市场一般在村头、路边、集镇一隅，划地为市，交易量和交易额小，硬件不具备，软件基本没有，靠经纪人运作，管理不规范。

1.3交易方式以传统为主

交易全过程由经纪人操作，口头讨价还价，采用“现款、现货”的结算交易方式。

2存在的问题的成因分析

2.1市场普遍存在着“小、乱、散、简”等突出问题，缺少

大型畜产品交易龙头带动企业经调查，在全县34家畜产品交易市场中，年交易额达200～500万元的市场只有5个，仅占市场总数的14%，这些市场分布在全县8个乡镇中的26个地方，且交易设施简陋，卫生环境条件较差，严重制约了全县畜产品交易流通市场向专业化、规模化方向发展。

2.2市场规划布局不合理

由于历史、规划等方面原因，沾益县大部分交易市场建设缺乏全面发展与统筹考虑，导致了布局规划的缺陷，如：市场网点较为分散，建设地点与地方发展规划相冲突，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不明显等问题，部分市场将面临重新洗牌的尴尬局面。

2.3市场主营方向雷同，经营结构单一

沾益县所建市场在主营方向基本上都是以生猪交易为主，其它畜产品专业市场几乎是个空白，与之相关联的产业无人开发，市场仅仅起到了中转站的作用，赚取点管理费而已，从而导致了市场竞争异常激烈，部分市场出现了有场无市的空壳，有的市场日渐萎缩，常年亏损，不得不转向经营。

3加快畜产品交易市场建设的对策和措施

3.1应采取多种形式的投资方式促进市场建设

第1，国家要加大投资力度，出台土地、金融、税收、资金等优惠政策，扶持交易市场建设；第2，地方政府和部门要加大投入，积极融资建设市场；第3，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或协会，牵头筹措资金；第4，鼓励能人，在政府监管下投资建设市场。

3.2科学规划，整合资源，做大、做强、做优市场

“科学规划，合理布局”是建设畜产品交易市场的保证和前提，任何畜产品交易市场的建设都必须要经过监管部门的严格审核，做出科学的评估以后方可筹建。在此基础上，对现有成规模的、有效益的市场，在加强管理的同时，拓展发展空间，增强辐射能力；对部分市场已建好，还未成“市”，或已成“市”，而前景暗淡的市场，要发挥现有资源优势，及时调整经营结构，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实现资源的有效整合；对着眼规划中的市场，起点要高、质量要好、品牌要优，全方位，多层次的做大、做强、做优畜产品交易市场。

3.3加强市场建设管理，提升交易市场规范化服务水平

市场交易讲求公正、平等竞争。要以法治市，依法收费，多服务，少设障。对经纪人要考核发证，凭资格上岗。严厉打击欺行霸市，强买强卖行为。对交易收费要制定合理标准，取缔不合理收费。同时各有关部门要联合制定相应的文件法规，加强市场管理，促进市场规范化建设。

4目标、任务及保障措施

4.1发展目标

用3～5年时间，对现有市场进行资源整合，升级改造，规范发展，使其初步具有现代畜产品交易市场的功能，产生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并通过政策扶持、资源整合、招商引资等方式，新建2～3个功能齐全，设施完备，专业化程度较高，辐射范围广的大型畜产品交易市场，整个畜产品交易市场年交易额达到1～2亿元，带动相关产业发展产值达一亿元以上，全县畜产品交易市场建设呈现出布局合理，规模大，效益好，档次高，品牌响的良好发展格局，成为滇东北地区有影响力的畜产品交易集散地。

4.2主要任务

一是做好畜产品交易市场建设的调查摸底工作，彻底摸清市场家底，并根据国家有关政策、法律法规，组织相关人员编制畜产品交易市场建设规划工作；二是积极向上级有关部门争取项目和资金的支持，加快交易市场建设步伐；三是加强对在建项目的指导和服务工作，特别是要对天生桥1000万畜禽综合交易市场建设投资项目进行科学规划和指导，全力以赴做好协调和沟通工作，努力为投资方创造一个高效、务实的服务环境。

4.3保障措施

4.3.1加强领导

成立由相关部门组成的沾益县畜产品交易市场建设领导小组，设置畜产品市场体系办公室，负责畜产品交易市场建设的规划，整合，监管，指导，服务等工作，定期召开部门联系会议，加强对市场建设的组织领导，为市场发展积极争取优惠政策，帮助协调解决市场发展中遇到的实际问题。

4.3.2增加投入

想方设法争取中央省市资金支持沾益县畜产品交易市场项目建设，协调金融机构加大对市场建设的信贷支持，鼓励个人、民营资本、省内外企业等非公有制经济进入交易市场建设，形成多元化的投入机制，促进市场建设与发展。

4.3.3组织培训

采取灵活多样的培训方式，保障市场升级改造的顺利进行和先进交易方式的推广应用。

产品市场论文范文第3篇

1.锁定了生产经营的成本

在农产品生产经营的各个环节都有期货市场的参与，期货市场的价格发现和规避风险的功能对粮食生产者、经营者来说，都有着积极地意义。通过这几年的发展，期货市场更为大家所熟知。农产品生产者经常会利用期货市场回避价格波动的风险，进行套期保值，降低交易成本。农产品相关产业的经营者更是会从期货市场上获取大量的价格信息，有利于预期利润的实现。加入期货市场，进行套期保值或者投机，成为广大农产品经营者的有利选择。现代经营理念和管理方式深入人心。

2.调整农业种植结构，引导农业生产

通过期货市场的价格走势，可以预测现货市场的价格，两个市场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由期货市场的价格信息来调整相关产品的生产计划，优化了资源配置，克服了生产的盲目性。解决我国农产品产销不对路的问题，增加了收入。现在越来越多的农产品经营者参与到期货市场的交易中，利用其规避风险和价格发现的功能，对农产品的经营起到积极地促进作用。我们要发展高效农业，这样有利于解决农业资源制约加大和农产品需求增长的矛盾。由于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居民对粮食的消费需求也在不断增加，而随着城镇化步伐的加快，用于农业生产的耕地资源和淡水资源在逐步减少，要解决这一矛盾就应该调整农业种植结构，发展高效农业，坚持走高产、优质、高效之路。

3.拓展农产品的销售与采购渠道

由于期货市场上有大量的买家和卖家，采取公开集中竞价的方式和保证金制度，使农产品期货市场类似于完全竞争市场。农产品期货市场便可以快速、准确的反映现货市场的供求状况，便于现货市场买家和卖家的决策。我国农产品期货市场组织化和市场化程度比较高，买卖的安全性有保障，交易成本比较低，使现货市场上的买家和卖家的联系更加紧密。因此，我们要积极鼓励现货经营者参加期货市场的买卖，促进现货市场商品的流通，降低生产、销售、经营各个环节的成本，及时转移生产经营者的风险，促进市场相关信息的传播，使信息的传递更加顺畅。

4.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

我国农产品存在质量良莠不齐、标准不够统一的问题，而且在流通过程中信息不透明，履约率偏低，这些都不利于我国农产品市场的风险转移在，制约了我国农业产业的快速发展。为了促进我国农业的产业化发展，就要大力发展主导产业，研发新产品，以市场为导向，积极鼓励农业经营者参与期货市场的交易，利用好期货市场价格发现和规避风险的功能，降低交易的成本，形成自我调节的良性发展模式，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要使农业产业化发展，就要依靠龙头企业带动，扩大规模，实现规模经济和区域布局。以科学规划为先导，以市场为导向，发展壮大农产品精深加工，为农业领域引进工商资本和民间资本，以农民收入增长为核心，以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为主线，推进现代农业建设，促进农业产业化跨越式发展。

二、加强和改进中国农产品期货市场功能发挥的对策建议

1.完善市场机制，减少政府对市场的直接干预

市场机制主要运用看不见的手的作用调节经济运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该发挥市场调节经济的基础性作用，使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虽然市场有时会出现失灵的状况，需要国家运用宏观调控的手段进行调节，但是国家的宏观调控也应该建立在不损害市场机制发挥的前提之下。保证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行。在推进农产品市场化的过程中，应大力鼓励农产品经营者参与期货市场交易，促进期货市场的发展，使各类信息及时的反映在期货市场的价格之中。政府可以运用间接的调控手段，对产品的供给进行调控，而不直接的对市场进行干预。目前，我国的农产品市场运行还不够完善，价格波动幅度还比较大，应该运用期货市场有效的规避价格波动的风险。进一步完善农产品市场。

2.打破区域分割、地方封锁，促进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

目前，我国现货市场存在着区域分割、地方封锁的问题，国内市场的统一性程度不高，使得价格波动幅度比较大，价格往往被扭曲。由于农产品期货市场和现货市场彼此关联性程度不大，不利于各种相关信息的传播，不利于统一价格的形成。要扭转区域分割、地方封锁的局面，就应该引入公平竞争机制，加快我国农产品市场一体化进程。使农产品在全国范围内顺畅流通，统一规划、合理布局，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资源的优化配置。弱化地方保护机制，打破区域壁垒，加快期货市场和现货市场的整合，推进农产品市场国际化发展步伐。

3.加大市场基础设施的投资和建设

农产品市场的基础设施建设，会影响农产品市场的市场化进程。因为基础设施的落后会不利于仓储、运输和交割。会增大物流成本，不利于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往往会影响期货市场功能的发挥。因此，政府应加大基础建设方面的投资，改善区域间的现货市场，改进期货市场，完善农产品领域的基础设施的建设。加快信息化建设，提高农户使用现代化期货工具的能力，提高管理水平，为现代化农业的发展提高坚实的物质保障。

产品市场论文范文第4篇

1996年，第一届APEC中小企业技术交流会议在东京举行。多家成员经济体的企业参加了这次活动，取得良好效果。

1998年10月7日至14日，第二届技展会在山东省烟台市召开。中国国务院吴邦国副总理出席开幕式并致辞。来自APECl8个成员体、3个观察员及国内22个省、市、自治区的代表参加了大会。中外客商3万余人，其中海外客商4000人。展览会标准摊位1056个，其中其它成员体426个。共达成各种合资、合作意向504个，签订内外贸易、劳务及销售合同达54.5亿元。其中合作项目257个，协议金额14.7亿元，贸易额14.7014亿元，国内贸易额20.425亿元，展会销售额1.2亿元。会议征集到来自中国、日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14个APEC成员体中小企业的198篇论文，经专家委员会评审，其中100篇论文入选《第二届APEC中小企业技展会论文集》。

2001年，中国是APEC各项活动的“主场”。当年8月，APEC第八届中小企业部长会议、APEC中小企业工商论坛、APEC中小企业展览在上海市举办。部长会议通过了《上海宣言》，明确：“APEC技术交流暨展览会将长期在中国举办”。从此，技展会按照“双年展”的模式在中国定期举办。

2004年6月2日至6日，第三届技展会在青岛市举办。国务院曾培炎副总理和APEC秘书处向大会致贺信，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马凯主任、山东省委张高丽书记致辞。展会吸引国内外参观者15万人，其中境外客商6000余人；出口成交1.09亿美元，国内贸易成交2.67亿元；签订合作项目102个，项目总投资3.7亿美元。五场技术交流、五场论坛及跨国采购洽谈会取得丰硕成果。展览会展示面积2.2万平方米，展位1140个，参展企业674家，其中126家企业来自APEC16个成员体，548家企业来自中国19个省、市、自治区。

2006年5月18日至21日，第四届技展会在青岛市举办。国务院曾培炎副总理向大会致贺信，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欧新黔副主任做主题演讲。APEC秘书处陈仲全执行主任、越南计划投资部阮玉福副部长及多位驻华大使、世界500强多位亚太地区总裁出席会议，21个成员体都派团组参加了会议和相关活动，实现了APEC各成员体的大团圆。展览会展示面积5万平方米，展位1600个，参展企业1000余家，全面展示了APEC成员体及国内中小企业的新产品、新技术和新成果、大会取得圆满成功，得到来自APEC秘书处和国内外来宾的普遍赞誉。

2008年5月30日至6月2日，第五届技展会在青岛市举办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刘铁男副主任做主题演讲，为帮助国内中小企业更直接地了解相关国际热点问题，大会举办了6场专业论坛和技术交流活动，包括APEC中小企业对话500强暨APEC中小企业服务联盟论坛、APEC中小企业节能减排论坛、APEC青年经济领袖峰会、中国香港企业投融资论坛、亚太生物燃料论坛和美国经贸投资说明会，专业听众2000人次以上。

展览会展示面积3.5万平方米，展位1202个，APEC成员体700家中小企业参展，100多家境内外采购商和采购团到会采购，国内29个省市组团参会，境内外专业观众超过4万人次，其中境外超过1／10，累计出口成交4.16亿美元，进口贸易额1258万美元，国内贸易额7.56亿元。达成协议外资项目55个，总投资15.65亿美元，协议外资5.50亿美元。各项成交数据均创新高。期间还举办了新产品、新技术项目交流会、环保项目推介及对接洽谈会、国际采购配对洽谈会等配套活动，为中小企业产品进入国际市场及投资合作提供机会。

通过多年的努力，APEC中小企业技术交流暨展览会已成为APEC各成员经济体发展中小企业经贸合作的首选平台，技展会成为APEC各项经贸活动中规模最大、参与人数最多的活动。“APEC技展会”已经成为品牌，受到APEC各成员经济体的认同和高度评价。

产品市场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期货市场；稳定；话语权

一、国外期货市场的建立

众所周知，真正的期货交易的萌芽地是在日本大阪，我们先来看看当时的情况。

大阪市的淀渥在17世纪是掌控大阪市大米运输和分配的大亨，曾经是丰臣秀吉军需物资的商。淀渥在大米的价格和供求方面的判断力上有惊人的天赋。随后不久，淀渥家的院子就成为了当时大米交易的中心，1705年幕府决定，由于淀渥的财富和他的地位不相符，于是没收了其所有财产。此后幕府意识到大商人的威胁性巨大，并且操纵大米价格的事情屡见不鲜，于是下令打压大商人。

为了平衡利益，维持稳定，原本在淀渥家院子的大米交易中心逐渐演变成了世界最早的期货交易场所。商人们制定了大米的质量标准，通过讨价还价得出合理的价格。既避免了米价控带来的不稳定，又保护了商人自己的人身安全。

同样，世界最大的商品期货交易所――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的建立也是建立在为了稳定谷物价格的基础上。19世纪初期，芝加哥成为美国最大的谷物集散地，随着交易的集中和市场的不断发展，只能知道一个未来价格的远期交易不能满足需要，于是芝加哥82位谷物商联合建立了期货交易所。

国外几百年前的期货市场的先例无不是为了满足稳定的价格和供求需要而建立的，然而就中国市场而言呢？

二、中国为什么要建立期货市场

中国建立期货市场的背景，可以说是粮食流通体制的改革。随着国家统购统销政策的退出，农产品价格逐渐放开，由于刚刚开放的市场十分不成熟，导致价格波动异常，农产品供求十分不稳定，对农民和消费者都带来巨大损失，粮食企业风险很大，发展受阻。在这一背景下，1988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正式提出要“加快商业体制改革，积极发展各类批发贸易市场，探索期货交易”。

1.稳定――发现价格

可以说，价格改革是中国期货市场萌芽的内在动力。1985年随着中央一批文件的下发，价格逐渐放开，市场对价格的影响增强，这样一来在给企业和市场带来活力的同时，给企业和居民带来价格风险。政府为了尽量规避价格风险而筹备建立期货市场。

我们可以简单地用“蛛网模型”来解释一下价格发现对市场的稳定作用。“蛛网模型”表达的是偏离均衡时价格如何朝均衡点运动的轨迹。对于农产品这一类周期性很强的产品，上一期的价格会对下一期的产量产生很大影响，人们的决策体现为跨期性。当农产品市场供给弹性更小时，从“收敛型的蛛网模型”可以看出价格趋于均衡状态，缓解了价格波动带来的不稳定。当农产品市场需求弹性更小时，“扩散型的蛛网模型”虽然很难趋于均衡点，但是期货市场上越来越多的交易者能够使现货市场价格波动变得平缓一些。

2.稳定――话语权的掌握

“中国需要建立与自己的经济规模相适应、品种和功能齐全、同国际市场接轨的期货市场，以避免在能源和商品的定价方面受制于人。” 芝加哥期权交易所董事总经理郑学勤在第八届上海衍生品市场论坛上表示。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中国市场的国际化程度也越来越高，然而这也导致国内产品价格的决定变得更加不确定。由于市场是联动的，一国产品的价格不再由自己决定，而会受到世界价格的巨大影响。对于脆弱的、后进的中国而言，如何增强自身对国内产品价格的决定能力就是个不可忽视的问题。

现在很多学者认为，大宗商品的定价权已经很少会被个别人或机构操纵，期货市场的竞争性是非常强的。但是我们要知道，即使抛开价格操纵不谈，影响力巨大的期货市场仍然是国际价格的风向标，并且反应了当地的供求关系。例如：纽约和伦敦的石油期货市场，其基准产品分别为西得克萨斯中质原油（WTI）和北海布伦特原油（BrentCrudeOil），分别反映的是美国和欧洲的供求状况。然而中国自己的供求状况和他们是不同的，而我们的价格却是以他们为标准，那势必带来扭曲。

建立我国自己的期货市场，引入大量资金进入，甚至吸引更多国外资金流入。这样才能给出符合中国自身市场供求状况的价格信号，才能不受制于人，增强对价格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参考文献：

[1]李磊.中国应建立与国际接轨的期货市场[N].期货日报，2011.5

[2]赵继光.中国期货市场的功能研究[D].博士学位论文，2007

产品市场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 三维显示;商业化;SID会展

中图分类号:TN949.199 文献标识码:B

3-D Goes Deep at Display Week 2010

Jenny Donelan

(Information Display magazine)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Display Week has featured special sessions to demonstrate 3-D. For 2010, with the technology clearly on the commercial horizon, the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Display has designated dedicated sessions for 3-D papers. The 2010 technical program will feature nine sessions on 3-D technology: Polarization-Based Stereoscopic Projection Displays, Crosstalk in Stereoscopic Displays, Autostereoscopic Displays,Autostereoscopic-Display Measurements, 2-D/3-D Switching for Autostereoscopic Displays, Human Factors of 3-D Displays, Volumetric and Integral Imaging, 3-D TV and 3-D Video, and Novel 3-D Displays.

Keywords: 3-D displays; commercial; Display Week

引 言

尽管三维显示技术并不能称之为全新的技术――一提到三维显示,人们的脑海中就会浮现出早在新维多利亚时代就有的立体视镜,以及上世纪50年代早期的恐怖和科幻电影,然而该技术最近的发展势头的确令人耳目一新。在世界的许多地方,选择观看一部新电影的三维显示版本还是“常规”版本已经是很常见的事情。根据美联社的统计,2009年共有20部三维显示电影发行,而2008年这个数字仅为8部。北美地区的三维影院也从2008年的1,514个发展到2009年的3,548个,增加了一倍以上。尽管三维电影仅占去年电影总发行量558部的4%,但票房收入却占到了总票房收入的11%。因此,较小屏幕显示器的制造者也急于抓住这一机会,今年初拉斯维加斯消费电子展会上大量三维电视的展示就是很好的证明。许多制造商了新款的三维电视,而零售商巨头如Best Buy和沃尔玛,或者已经开始销售三维电视,或者计划在今年下半年销售三维电视(图1所示为LG展示的三维电视样品)。

上述市场动向表明,至少在电影领域,如同许多技术在普及之前一样,三维显示同样面临“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难题:三维显示器只有在播放三维显示影片时才可以显示出真正的优势,同样三维显示影片只有通过三维显示器播放才能达到最佳的观看效果。显示器制造商希望市场上先有足够数量的高质量三维显示影片来确保对三维显示器的资源需求,而影像内容制作者则希望在开发可立体显示的影片之前,消费者已经有了方便观看三维显示影片的显示器。现在,华盛顿大学机械工程系资深研究员、SID三维技术副主席Brian Schowengerdt称,目前产业已经达到了这样一个时点:即三维显示器开发商开始确信将会有足够数量的三维显示影片来拉动三维显示器的市场,反之亦然。三维显示影院系统开发商RealD致力于坚定影院拥有者和制片人的信心――三维显示影院与影片将有一个强劲互动增长,并指出导演詹姆斯卡梅隆(James Cameron)这样的名人就为电影制片人提供了一个引人注目的范例。近期三维电影的大量涌现也为三维显示器在家庭娱乐市场的普及提供了发展初期的重要片源数量积累。在家庭三维领域,许多重要的制造商(三星、索尼、LG等)已经开始生产或者准备生产三维电视。索尼已经以最公开的方式宣布三维显示将成为整个公司的一个主要发展重点,涵盖许多产品平台(电视机、游戏机和摄像机等)。

1 三维显示分会

基于上述原因,同时也由于有大量三维显示相关论文提交,今年的SID增加了专门的三维显示分会来迎合这股潮流。Schowengerdt称,“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们已经注意到了与三维相关的论文数量的增加。”然而,任何关注三维显示,希望追踪所有相关文章的人都面临一个挑战,它们不是一个分会或一个会场所能涵盖的。Schowengerdt说:“三维显示器的主题贯穿所有领域。” 事实上,在今年9场三维分会上,7场是联合分会,包括投影、显示测量、应用视觉以及其它领域等。

2 趋势:三维电视和裸眼三维

毫无意外地,在今年的专题讨论会中,三维显示电视的发展是论文研究的主要动向之一。比如有一场论坛报告内容完全是三维显示电视和三维视频的研究。Schowengerdt称有两篇论文非常引人关注:SMD公司Baek-Woon Lee发表的“Novel Simultaneous Emission Driving Scheme for Crosstalk-Free 3D AMOLED TV”(新型同步发光驱动设计无串扰的三维AMOLED电视)和三星电子Dae Sik Kim发表的“New 240-Hz Driving Method for Full-HD and High-Quality 3D LCD TV”(新型240Hz刷新频率的全高清和高品质三维液晶电视)。在视频领域,由台湾大学Chao-Chung Cheng发表的“An Ultra-Low-Cost 2-D/3-D Video Conversion System”(超低成本2-D/3-D视频转换系统)和“3D Video Framework Design for FVV Realization”(为FVV设计的三维视频结构)也是值得关注的论文。

另一个在SID上从不同方向进行讨论的主要议题是裸眼三维技术。尽管已经令人惊喜地证明了消费者愿意戴上特殊的眼镜来观看如“阿凡达”这样的三维电影,然而要求让眼镜消失的意愿也很强烈。Schowengerdt说:“不需要眼镜就获得高保真的三维显示是最高目标。”

三篇论文体现了裸眼三维技术的发展趋势,微软公司Adrian Travis发表的“Backlight for View- Sequential Autostereoscopic 3D”(视频连续的全息三维显示的背光)、3M公司John Schultz发表的“Directional Backlight Lightguide Considerations for Full Resolution Autosterescopic 3D Displays”(高解析度全息三维显示屏的定向背光方向设计)和“Directional Backlight Timing Requirements for Full-Resolution Autostereoscopic 3D Displays”(全解析度全息三维显示屏的定向背光时序要求)。Schowengerdt说这些论文受到关注是有原因的,首先,后两篇论文表明3M已经投入大量的资金用于三维显示技术;其次,三篇论文都通过背光的设计而不是利用透镜阵列使得左眼和右眼获得不同的图像,这将使显示屏的全解析度得到应用。

日本信息和通讯技术研究所Shunsuke Yoshida发表的“Prototyping of Glasses-Free Table-Style 3D Display for Tabletop Tasks”(用于桌面任务的裸眼三维显示屏模型)也受到关注。本文探讨了当三维显示器置于水平方向而不是垂直方向时必要的特殊考虑。这种新型显示器是一种倒锥形,使观众能够坐在周围观看。这种整体的形式和显示器能够使每个观众都能看到正确的立体视图。

另外,其它值得关注的问题还包括建立检测和开发三维视频和显示器的标准,以及为消除能够降低立体效果的左、右眼串扰问题的解决方法等。

3 特殊的三维电影活动

本届SID研讨会涵盖了上述提到的三维显示技术的各个方面,但需要记住的重要一点是,从最开始,三维显示技术的发展就与娱乐产业密不可分。为体现这一结合,今年显示周在5月25日星期二晚上,举办了一个特别的三维显示电影活动。在一台专门的30in大荧幕上播放三维短片,内容是三维电影制片人以及这个快速发展产业内其他相关人员的谈话。

参考文献

[1] 3-D boosts box office worldwide to record $30 bln. /s/ap/20100311/ap_en_mo/us_b- ox _office_year_end.

[2] Wal-Mart to Carry 3-D TVs in Select Stores. /wal-mart/wal-mart-carry -3d -tvs-slect-stores-18846.

[3] /united/3D.

作者简介:Jenny Donelan,《Information Display》杂志社主编,E-mail:。

(北京维信诺科技有限公司 邱勇

产品市场论文范文第7篇

论文摘要：国际金融交易和涉外金融交易是极其复杂的金融交易，其交易结果、状况直接涉及一国的国际收支状况，影响一国内外均衡。在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型中，各国均经历过或正在经历着金融市场由管制到开放的过程。许多国家实践表明资本市场过早开放使得国内经济潜在和积家的矛质在宏观经济出现问题时彻底地爆发出来，酿成经济危机。在实施渐进式改革和开放的指导思想下，我国在金融市场开放中，实际上形成了符合中国实际的开放路径:设立涉外金融交易—逐步加大涉外金融交易的领城、规模—逐步增强涉外金融交易的市场性—逐步实现涉外金融交易向国际金融市场交易转变。

一、涉外金融交易的界定

构成金融交易的基础要素有三个:筹资人、投资人、交易货币。一般意义上，一国金融市场(完全)对外开放与一国建立(与国际接轨)国际金融市场在概念上具有等价意义。当一国金融市场未完全开放时，客观地存在“涉外金融交易”概念，涉外金融交易既与国内金融交易不同，也与国际金融交易不同。

关于什么是国际金融交易，理论界有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可被称为“市场论”，其划分标准是资金是否跨境流动;另一种观点可被称为“要素论”，划分标准是金融交易活动中是否存在“涉外因素”。而“市场论”认为国际金融交易是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进行。可以下图表示。

在上图中，①属于国内金融交易，②③④属于国际金融交易。“涉外因素论”认为，将构成金融交易的基础要素:筹资人、投资人、货币进行组合，可产生以下几个不同的结果:

1.投资人以其本国货币贷款给其本国居民;

2.投资人以外国货币贷款给其本国居民;

3.投资人以其本国货币贷款给非本国居民;

4.投资人以外国货币(第三国货币)贷款给非本国居民;

5.投资人以外国货币(筹资人国货币)贷款给非本国居民;

第1种情况是100%的国内金融交易，但若担保人为境外机构，或资金被用于国际贸易，这种交易可能被认为是国际金融交易。

第3、4、5种情况，无论按“市场论”或“要素论”的标准，都是国际金融交易。

第2种情况，按“市场论”应为国内金融交易，按“要素论”应为国际金融交易。在我国现行规章制度管理下，这类交易被称为“涉外金融交易”中的“外汇贷款，’(外汇贷款属于“涉外贷款”，涉外贷款包括:外汇贷款、对外商投资企业贷款、外贸贷款)。

此外，还有人从国际收支统计口径出发，以交易结果是否引起国际收支变动乃至是否影响一国外债而判断是属国内金融交易或属国际金融交易。笔者认为，应该将涉外金融交易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类。

在上述五种组合中，除第1种以外，其余四类都应界定为广义的涉外金融交易(广义的金融交易包含国际金融交易);界定狭义的涉外金融交易标准应是金融交易是否存在国家金融管制。在2、3、4、5种组合列中凡以市场机制为主要调节机制的金融交易应定义为国际金融交易;凡以国家金融管制为主要调节机制的金融交易应定义为涉外金融交易。

金融交易中的国际金融交易和涉外金融交易是极其复杂的金融交易，其交易结果、状况直接涉及一国的国际收支状况，深层次地影响一国内外均衡。因此，在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型中，各国均经历过或正在经历着金融市场由管制到开放的过程。

二、中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的路径

如果将金融市场“对外完全开放”和“对外完全不开放”作为一数轴的两端，在“完全不开放”端点附近，居民与非居民之间的金融交易大部分属于涉外金融交易，相应的金融交易处于国家较严格的金融管制之中;当向另一端移动时，意味着出现了国际金融交易与涉外金融交易的替代，国家金融管制趋于放松。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资本市场开放都是必需面对的重大间题。对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来说，过快开放资本市场导致的金融经济体系的波动成为一个共同面临的问题。墨西哥于1993年实行资本项目自由兑换，1994年彻底开放资本市场，允许51家外国银行、证券、保险和其他金融机构进人。

资本市场的过早开放使得国内经济中潜在和积累的矛盾在宏观经济出现问题时彻底地爆发出来，酿成1994年12月的经济危机。韩国的情形与此类似，1996年为了加人oECD，被迫接受金融自由化要求，接受允许企业自由借款的条款。一年之后的1997年，韩国也在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卷人严重的经济危机。日本作为延迟推进资本市场开放的另一类范例，同样值得关注。日本1964年承担IMF第8条款开放经常账户义务，1984年对《外汇及其外贸管理法》进行修改，放松了对资本项目的管制，这一过程用了20年时间。并且至今依然保留着许多限制外资进人，以及对国内金融机构进行保护的措施。对于金融市场的过度保护，使得金融体系始终缺乏足够的竞争力，这可能是导致日本经济近年来停滞不前的根本原因之一。

综观各国金融市场开放的过程，都存在着如何防范金融风险的问题。因为防范金融风险是金融监管的基本目标。这样在一国金融开放的过程中存在着双重目标统筹协调问题:实现金融开放和防范金融风险。为此，存在两种不同的做法:一是强化管制，通过限制金融机构的经营业务范围、控制金融产品的价格来保证金融市场的稳定，这是许多发展中国家通常采取的做法。这种做法会导致金融业竞争力低下，实质上是以牺牲金融市场的发展为代价。并且由于强化金融管制产生了金融风险的积累，当金融市场开放后，往往长期聚集起来的金融风险在出现导火索时骤然爆发了。另一种做法是:放松管制，通过强化金融市场竞争，促进金融市场的发育与金融业的发展。这种方式大体可分为两种:休克式和渐进式。前一种方式往往导致一国出现若干年国民经济的衰退，社会和政治领域经历较长的动荡和混乱，社会发展在历史的轨道上转向。后一方式现在得到较广泛的认可，认为在这种方式下，在金融管制逐步放松的过程中，由于金融风险会不断暴露和释放出来，在应对风险的过程中，金融机构的风险防范能力和监管机构的风险监管能力均得以逐步提高，从而有利于金融安全。当然，这种方式由于金融市场开放历时较长，可能使金融领域的不确定性增加。如果在这一过程中对国内机构保护过多，会使金融体系缺乏竞争力，日本就是例证。因此，在金融市场开放过程中，必须把握住放松金融管制的顺序、路径和节奏。

以往，我国金融监管较多地倾向于不断强化管制，金融市场没有得到应有的发育，金融机构的竞争力相对较弱。但是在实施渐进式改革和开放的指导思想下，我国在金融市场开放中，实际上形成了符合中国实际的开放路径:设立涉外金融交易—逐步加大涉外金融交易的领域、规模—逐步增强涉外金融交易的市场性。这实际上是使涉外金融交易成为金融市场逐步开放的一个操作平台(尽管在改革的历史进程中，这一路径是在为了解决当时宏观经济所面临的问题而形成的)。根据中国的承诺，加人WTO后，我国金融市场将大幅度对外开放。在开放的过程中，外资金融机构将利用其雄厚的资金实力、灵活的经营手段和先进的管理水平，与国内金融机构展开竞争。外部的金融市场动荡将如何影响我国金融运行的安全和稳定，取决于国内金融机构能否抵御激烈的外部竞争和外来冲击。又由于任何金融开放都是一种制度变迁，而制度变迁存在着路径依赖，因此，总结分析以往的金融开放路径，探讨如何为今后的金融开放构建更加合理、有效的操作平台，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外汇体制改革:从涉外金融交易向国际金融交易转变的制度演进案例分析

中国自1978年一2002年，进出口贸易增长了1748.73%。外汇体制改革是过去这20年推动中国出口成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改革开放以来，对外贸易严格按照中央计划部门制定的进出口计划经营。国家计划委员会制订计划时，首先开列一份必须进口的物品清单，然后根据所需款额，找出国内能够出口以换取这笔外汇的物资。由于当时汇率对外贸水平和进出口货种的影响甚微，当局遂参照旅游业、华侨汇款等少数非贸易性活动可能受到的影响以制订汇率。主要根据中国一篮子消费品与世界各大城市的相对价格而做出。由于中国不少消费品定价偏低，因而大大高估了人民币。

998年，中国决定开放经济、拓展外贸。随着外贸权下放到地方政府和企业，汇率由原来制订外贸计划时的会计手段，变成推动进出口决策的重要信号。最初出台的措施，主要是为了抵消汇率偏高而对出口的抑制。其后，为进一步推动对外贸易发展，国家对汇率制度进行了多项改革:

第一，逐步下调官方汇率，以抵消出口成本上涨的影响。

第二，实施外汇留成制度，允许出口企业和地方政府保留部分外汇收人，以满足自身进口需要。

第三，开放外汇调剂中心，让出口企业可把外汇留成以较为有利的汇率折换成人民币。在随后的十多年中，国家以贬值为基本措施，来刺激对外贸易的发展。第一次贬值是1981年1月，以2.8元人民币对1美元为内部结算价(创汇成本)。制订内部结算价时，管理当局以赚取1美元外汇的平均成本为基数，在此水平上追加10%的“利润”率。这次贬值是中国外汇政策的一个转折点:主要根据创汇成本，而非国内消费品相对于海外的价格而制订汇率水平。1983年到1993年期间，由于创汇成本在这期间内不断上涨，当局不断下调汇率，使出口较为有利可图。这期间，人民币先后六次贬值，幅度由9.6%到44.9%不等，官定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由2.8:1调到5.32:1。19叫年1月1日汇率并轨，官方汇率更一举下调到8.7:l水平。当年，出口、旅游和外来直接投资增幅分别高达31.9%、56.4%和22.7%。外汇储备在1994年和1995年分别增长114.5%和42.6%，1998年5月达到1409亿美元。由于外汇供应增加，官方汇率逐步轻微上调。1998年4月后，官方汇率大约处于8.28元人民币对1美元的水平。贬值基本上是在市场“倒逼”下实施的，因此，贬值在一定角度上可看成是对管制的放松。

出口企业自1978年起获准留成外汇。其后，留成的比例显著提高。1979年规定，地方政府的出口如果超越前一年的水平，获准留成超出部分的40%。1985年，获准的外汇留成已不少于出口总额的25%。1991年，留成更可高达出口总额的30%，但中央政府保留权利，必要时得以调剂价收购企业30%的外汇收人(1994年统一汇价后，留成制度便被撤销)。留成制度实施后不久，出口企业和地方政府获准将外汇配额转售给需要外汇作进口用的单位。这一来，企业与企业也就能够在市场上兑换外汇。持有配额的单位由于能更好地利用其外汇留成，拓展出口的积极性更高。除了用来进口产品设备，出口单位还可以以高于官方的汇率换取留成的利润。留成制度扩大了涉外金融交易规模，引人了市场机制。如同留成制度，外汇调剂市场事实上也逐步加大了涉外金融交易规模;逐步加人和加大市场的机制。

1950年，中国银行广东分行率先开办外汇调剂服务。有关业务迅即扩至内地12个大城市。早期的交易价是3.08元人民币对l美元。1985年，深圳设立第一家官方的外汇调剂中心。翌年，上海和北京跟进。再一年后，同类中心扩大至天津。在1985年到1987年，外汇调剂中心只对中外合资企业提供服务，国内企业不得参与。1987年，国内的轻工业公司、工艺品公司和服装业也获准在调节市场上出售留成。1988年4月，所有国内企业都获准在调剂中心上出售留成。外汇管制放宽后，外汇中心的数目和交易量都有所增加。1992年12月底，全国有100多家调剂中心，交易额达到250亿美元。在1994年的改革中，全国性的银行同业外汇市场取代了调剂中心，并实施外汇结售制度。出口企业所有外汇收人按规定一律须出售给指定的银行。对进口企业而言，企业只要向当局授权的银行出示进口合同和境外金融机构签发的付款通知，即可换取外汇。

以上措施，从一个角度看，实际上起到了逐步放松对涉外金融交易的严厉管制。1994年以来，最根本的变革也许是撤销调剂市场，在国内设立统一的全国性银行同业外汇市场。

在新制度下，国家通过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和外经贸部实施的行政控制来维持汇率的稳定性和经常账差额，而非借着对经常账的来往实施外汇管制。在新的制度下，汇率不仅影响进出口，还通过各种市场和机制间的联系，对经济造成广泛的影响。因此，制订汇率不再只是贸易和经常账的问题，必须同时考虑到宏观经济的稳定性、各种不同利益团体的平衡、货币及财政政策等广泛的问题。由于中国对内和对外经济部门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系，制订汇率时，也就不能只是为了促进出口。事实上，经过1994年的改革，中国基本上不再以创汇成本来制订人民币汇率。从1994年到1997年，中国的一般物价水平涨幅约50%，创汇成本也显著上升，但由于外汇供应增长，人民币汇率反而轻微上扬。人民币升值，加上出口成本上升，降低了出口的盈利性。随着市场机制作用的加大，中国经济对内和对外部门之间的联系加强，汇率的影响扩散到外贸以外的部门。中国利用汇率政策以促进出口的自由度因而有所下降。1996年以后，出口增长幅度一波三折，19%年出口只增长了1.5%，1997年出口上升20.9%，1998年，出口升幅较1997年大幅回落，1999年抬升，2000年大幅上升，2001年又大幅回落。虽然出口部门力促人民币贬值，中国人民银行为了实现国民经济内外均衡，仍然保持汇率稳定。2002年初，国家进一步改革、完善有管理的人民币汇率制度和人民币外汇市场交易制度，提高外汇指定银行周转金额度，降低进口企业设立外汇账户门槛;在一定程度上加大出口企业售汇自主意愿。前不久，金融管理当局又批准四大国有银行开展外汇衍生金融工具交易。至此，在经常账户项下，人民币与外汇间的兑换(交易)，在市场机制对管制的替代过程中，不断向市场化方向演变，现在离进出口企业完全意愿结售汇越来越近。

笔者认为经常项下外汇市场的开放，客观地看，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是比较成功的。资本市场的开放应遵循着这一基本思路:在逐步加大涉外金融交易规模和逐步放松对涉外金融交易的管制中，逐步开放资本市场。

参考资料

[l]巴曙松.论中国资本市场的开放路径选择.世界经济，2003，(3).

产品市场论文范文第8篇

论文摘要：国际金融交易和涉外金融交易是极其复杂的金融交易，其交易结果、状况直接涉及一国的国际收支状况，影响一国内外均衡。在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型中，各国均经历过或正在经历着金融市场由管制到开放的过程。许多国家实践表明资本市场过早开放使得国内经济潜在和积家的矛质在宏观经济出现问题时彻底地爆发出来，酿成经济危机。在实施渐进式改革和开放的指导思想下，我国在金融市场开放中，实际上形成了符合中国实际的开放路径:设立涉外金融交易—逐步加大涉外金融交易的领城、规模—逐步增强涉外金融交易的市场性—逐步实现涉外金融交易向国际金融市场交易转变。

一、涉外金融交易的界定

构成金融交易的基础要素有三个:筹资人、投资人、交易货币。

一般意义上，一国金融市场(完全)对外开放与一国建立(与国际接轨)国际金融市场在概念上具有等价意义。当一国金融市场未完全开放时，客观地存在“涉外金融交易”概念，涉外金融交易既与国内金融交易不同，也与国际金融交易不同。

关于什么是国际金融交易，理论界有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可被称为“市场论”，其划分标准是资金是否跨境流动;另一种观点可被称为“要素论”，划分标准是金融交易活动中是否存在“涉外因素”。而“市场论”认为国际金融交易是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进行。可以下图表示。

在上图中，①属于国内金融交易，②③④属于国际金融交易。“涉外因素论”认为，将构成金融交易的基础要素:筹资人、投资人、货币进行组合，可产生以下几个不同的结果:

1.投资人以其本国货币贷款给其本国居民;

2.投资人以外国货币贷款给其本国居民;

3.投资人以其本国货币贷款给非本国居民;

4.投资人以外国货币(第三国货币)贷款给非本国居民;

5.投资人以外国货币(筹资人国货币)贷款给非本国居民;

第1种情况是100%的国内金融交易，但若担保人为境外机构，或资金被用于国际贸易，这种交易可能被认为是国际金融交易。

第3、4、5种情况，无论按“市场论”或“要素论”的标准，都是国际金融交易。

第2种情况，按“市场论”应为国内金融交易，按“要素论”应为国际金融交易。在我国现行规章制度管理下，这类交易被称为“涉外金融交易”中的“外汇贷款，’(外汇贷款属于“涉外贷款”，涉外贷款包括:外汇贷款、对外商投资企业贷款、外贸贷款)。

此外，还有人从国际收支统计口径出发，以交易结果是否引起国际收支变动乃至是否影响一国外债而判断是属国内金融交易或属国际金融交易。笔者认为，应该将涉外金融交易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类。

在上述五种组合中，除第1种以外，其余四类都应界定为广义的涉外金融交易(广义的金融交易包含国际金融交易);界定狭义的涉外金融交易标准应是金融交易是否存在国家金融管制。在2、3、4、5种组合列中凡以市场机制为主要调节机制的金融交易应定义为国际金融交易;凡以国家金融管制为主要调节机制的金融交易应定义为涉外金融交易。

金融交易中的国际金融交易和涉外金融交易是极其复杂的金融交易，其交易结果、状况直接涉及一国的国际收支状况，深层次地影响一国内外均衡。因此，在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型中，各国均经历过或正在经历着金融市场由管制到开放的过程。

二、中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的路径

如果将金融市场“对外完全开放”和“对外完全不开放”作为一数轴的两端，在“完全不开放”端点附近，居民与非居民之间的金融交易大部分属于涉外金融交易，相应的金融交易处于国家较严格的金融管制之中;当向另一端移动时，意味着出现了国际金融交易与涉外金融交易的替代，国家金融管制趋于放松。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资本市场开放都是必需面对的重大间题。对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来说，过快开放资本市场导致的金融经济体系的波动成为一个共同面临的问题。墨西哥于1993年实行资本项目自由兑换，1994年彻底开放资本市场，允许51家外国银行、证券、保险和其他金融机构进人。

资本市场的过早开放使得国内经济中潜在和积累的矛盾在宏观经济出现问题时彻底地爆发出来，酿成1994年12月的经济危机。韩国的情形与此类似，1996年为了加人oECD，被迫接受金融自由化要求，接受允许企业自由借款的条款。一年之后的1997年，韩国也在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卷人严重的经济危机。日本作为延迟推进资本市场开放的另一类范例，同样值得关注。日本1964年承担IMF第8条款开放经常账户义务，1984年对《外汇及其外贸管理法》进行修改，放松了对资本项目的管制，这一过程用了20年时间。并且至今依然保留着许多限制外资进人，以及对国内金融机构进行保护的措施。对于金融市场的过度保护，使得金融体系始终缺乏足够的竞争力，这可能是导致日本经济近年来停滞不前的根本原因之一。

综观各国金融市场开放的过程，都存在着如何防范金融风险的问题。因为防范金融风险是金融监管的基本目标。这样在一国金融开放的过程中存在着双重目标统筹协调问题:实现金融开放和防范金融风险。为此，存在两种不同的做法:一是强化管制，通过限制金融机构的经营业务范围、控制金融产品的价格来保证金融市场的稳定，这是许多发展中国家通常采取的做法。这种做法会导致金融业竞争力低下，实质上是以牺牲金融市场的发展为代价。并且由于强化金融管制产生了金融风险的积累，当金融市场开放后，往往长期聚集起来的金融风险在出现导火索时骤然爆发了。另一种做法是:放松管制，通过强化金融市场竞争，促进金融市场的发育与金融业的发展。这种方式大体可分为两种:休克式和渐进式。前一种方式往往导致一国出现若干年国民经济的衰退，社会和政治领域经历较长的动荡和混乱，社会发展在历史的轨道上转向。后一方式现在得到较广泛的认可，认为在这种方式下，在金融管制逐步放松的过程中，由于金融风险会不断暴露和释放出来，在应对风险的过程中，金融机构的风险防范能力和监管机构的风险监管能力均得以逐步提高，从而有利于金融安全。当然，这种方式由于金融市场开放历时较长，可能使金融领域的不确定性增加。如果在这一过程中对国内机构保护过多，会使金融体系缺乏竞争力，日本就是例证。因此，在金融市场开放过程中，必须把握住放松金融管制的顺序、路径和节奏。

以往，我国金融监管较多地倾向于不断强化管制，金融市场没有得到应有的发育，金融机构的竞争力相对较弱。但是在实施渐进式改革和开放的指导思想下，我国在金融市场开放中，实际上形成了符合中国实际的开放路径:设立涉外金融交易—逐步加大涉外金融交易的领域、规模—逐步增强涉外金融交易的市场性。这实际上是使涉外金融交易成为金融市场逐步开放的一个操作平台(尽管在改革的历史进程中，这一路径是在为了解决当时宏观经济所面临的问题而形成的)。根据中国的承诺，加人WTO后，我国金融市场将大幅度对外开放。在开放的过程中，外资金融机构将利用其雄厚的资金实力、灵活的经营手段和先进的管理水平，与国内金融机构展开竞争。外部的金融市场动荡将如何影响我国金融运行的安全和稳定，取决于国内金融机构能否抵御激烈的外部竞争和外来冲击。又由于任何金融开放都是一种制度变迁，而制度变迁存在着路径依赖，因此，总结分析以往的金融开放路径，探讨如何为今后的金融开放构建更加合理、有效的操作平台，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外汇体制改革:从涉外金融交易向国际金融交易转变的制度演进案例分析

中国自1978年一2002年，进出口贸易增长了1748.73%。外汇体制改革是过去这20年推动中国出口成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改革开放以来，对外贸易严格按照中央计划部门制定的进出口计划经营。国家计划委员会制订计划时，首先开列一份必须进口的物品清单，然后根据所需款额，找出国内能够出口以换取这笔外汇的物资。由于当时汇率对外贸水平和进出口货种的影响甚微，当局遂参照旅游业、华侨汇款等少数非贸易性活动可能受到的影响以制订汇率。主要根据中国一篮子消费品与世界各大城市的相对价格而做出。由于中国不少消费品定价偏低，因而大大高估了人民币。

1998年，中国决定开放经济、拓展外贸。随着外贸权下放到地方政府和企业，汇率由原来制订外贸计划时的会计手段，变成推动进出口决策的重要信号。最初出台的措施，主要是为了抵消汇率偏高而对出口的抑制。其后，为进一步推动对外贸易发展，国家对汇率制度进行了多项改革:

第一，逐步下调官方汇率，以抵消出口成本上涨的影响。

第二，实施外汇留成制度，允许出口企业和地方政府保留部分外汇收人，以满足自身进口需要。

第三，开放外汇调剂中心，让出口企业可把外汇留成以较为有利的汇率折换成人民币。在随后的十多年中，国家以贬值为基本措施，来刺激对外贸易的发展。第一次贬值是1981年1月，以2.8元人民币对1美元为内部结算价(创汇成本)。制订内部结算价时，管理当局以赚取1美元外汇的平均成本为基数，在此水平上追加10%的“利润”率。这次贬值是中国外汇政策的一个转折点:主要根据创汇成本，而非国内消费品相对于海外的价格而制订汇率水平。1983年到1993年期间，由于创汇成本在这期间内不断上涨，当局不断下调汇率，使出口较为有利可图。这期间，人民币先后六次贬值，幅度由9.6%到44.9%不等，官定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由2.8:1调到5.32:1。19叫年1月1日汇率并轨，官方汇率更一举下调到8.7:l水平。当年，出口、旅游和外来直接投资增幅分别高达31.9%、56.4%和22.7%。外汇储备在1994年和1995年分别增长114.5%和42.6%，1998年5月达到1409亿美元。由于外汇供应增加，官方汇率逐步轻微上调。1998年4月后，官方汇率大约处于8.28元人民币对1美元的水平。贬值基本上是在市场“倒逼”下实施的，因此，贬值在一定角度上可看成是对管制的放松。

出口企业自1978年起获准留成外汇。其后，留成的比例显著提高。1979年规定，地方政府的出口如果超越前一年的水平，获准留成超出部分的40%。1985年，获准的外汇留成已不少于出口总额的25%。1991年，留成更可高达出口总额的30%，但中央政府保留权利，必要时得以调剂价收购企业30%的外汇收人(1994年统一汇价后，留成制度便被撤销)。留成制度实施后不久，出口企业和地方政府获准将外汇配额转售给需要外汇作进口用的单位。这一来，企业与企业也就能够在市场上兑换外汇。持有配额的单位由于能更好地利用其外汇留成，拓展出口的积极性更高。除了用来进口产品设备，出口单位还可以以高于官方的汇率换取留成的利润。留成制度扩大了涉外金融交易规模，引人了市场机制。如同留成制度，外汇调剂市场事实上也逐步加大了涉外金融交易规模;逐步加人和加大市场的机制。

1950年，中国银行广东分行率先开办外汇调剂服务。有关业务迅即扩至内地12个大城市。早期的交易价是3.08元人民币对l美元。1985年，深圳设立第一家官方的外汇调剂中心。翌年，上海和北京跟进。再一年后，同类中心扩大至天津。在1985年到1987年，外汇调剂中心只对中外合资企业提供服务，国内企业不得参与。1987年，国内的轻工业公司、工艺品公司和服装业也获准在调节市场上出售留成。1988年4月，所有国内企业都获准在调剂中心上出售留成。外汇管制放宽后，外汇中心的数目和交易量都有所增加。1992年12月底，全国有100多家调剂中心，交易额达到250亿美元。在1994年的改革中，全国性的银行同业外汇市场取代了调剂中心，并实施外汇结售制度。出口企业所有外汇收人按规定一律须出售给指定的银行。对进口企业而言，企业只要向当局授权的银行出示进口合同和境外金融机构签发的付款通知，即可换取外汇。

以上措施，从一个角度看，实际上起到了逐步放松对涉外金融交易的严厉管制。1994年以来，最根本的变革也许是撤销调剂市场，在国内设立统一的全国性银行同业外汇市场。

在新制度下，国家通过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和外经贸部实施的行政控制来维持汇率的稳定性和经常账差额，而非借着对经常账的来往实施外汇管制。在新的制度下，汇率不仅影响进出口，还通过各种市场和机制间的联系，对经济造成广泛的影响。因此，制订汇率不再只是贸易和经常账的问题，必须同时考虑到宏观经济的稳定性、各种不同利益团体的平衡、货币及财政政策等广泛的问题。由于中国对内和对外经济部门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系，制订汇率时，也就不能只是为了促进出口。事实上，经过1994年的改革，中国基本上不再以创汇成本来制订人民币汇率。从1994年到1997年，中国的一般物价水平涨幅约50%，创汇成本也显著上升，但由于外汇供应增长，人民币汇率反而轻微上扬。人民币升值，加上出口成本上升，降低了出口的盈利性。随着市场机制作用的加大，中国经济对内和对外部门之间的联系加强，汇率的影响扩散到外贸以外的部门。中国利用汇率政策以促进出口的自由度因而有所下降。1996年以后，出口增长幅度一波三折，19%年出口只增长了1.5%，1997年出口上升20.9%，1998年，出口升幅较1997年大幅回落，1999年抬升，2000年大幅上升，2001年又大幅回落。虽然出口部门力促人民币贬值，中国人民银行为了实现国民经济内外均衡，仍然保持汇率稳定。2002年初，国家进一步改革、完善有管理的人民币汇率制度和人民币外汇市场交易制度，提高外汇指定银行周转金额度，降低进口企业设立外汇账户门槛;在一定程度上加大出口企业售汇自主意愿。前不久，金融管理当局又批准四大国有银行开展外汇衍生金融工具交易。至此，在经常账户项下，人民币与外汇间的兑换(交易)，在市场机制对管制的替代过程中，不断向市场化方向演变，现在离进出口企业完全意愿结售汇越来越近。

笔者认为经常项下外汇市场的开放，客观地看，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是比较成功的。资本市场的开放应遵循着这一基本思路:在逐步加大涉外金融交易规模和逐步放松对涉外金融交易的管制中，逐步开放资本市场。

参考资料

[l]巴曙松.论中国资本市场的开放路径选择.世界经济，2003，(3).

产品市场论文范文第9篇

【摘要】我国的民营企业对我国经济的发展、就业做出了巨大贡献,随着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加深,民营经济必然会在国民经济中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研究我国民营企业的融资现状及问题是为了能更好地提出对策以解决我国民营企业的融资问题。

【关键词】民营企业融资现状原因分析融资对策

一、民营企业融资的现状

我国企业融资难,难在融资渠道不畅,难在可供企业选择的融资方式不多。我国企业的主要融资渠道是银行贷款,只有少数企业可到资本市场融到资金。融资渠道的单一不仅制约企业的发展,而且给商业银行的经营带来很大的压力和风险。自2005年起,中央政府已从财政资金中拿出6.5万亿元资金化解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但是截止2008年底,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比率仍然高达25%。中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旧的未消化,新的又不断增加,其深层次原因是我国企业融资市场格局的不合理,企业融资渠道过于单一狭窄,众多的企业将融资的负担都压在商业银行的肩上,从而导致商业银行决策极易受到外部因素的干扰和干预。因此,金融机构在提供贷款是更多的去考虑借贷风险和风险规避,从而导致了民营企业的融资困境。同时我国经济中涌现出一批区域性的中小金融机构,本来应以支持民营企业的发展为己任。但在实际中,这些金融机构在业务发展上与国有金融机构有趋同的趋势,不能真正面向民营企业,存在一定的信贷歧视现象。很多中小金融机构将大量资金上存或购买国债,对急需贷款的民营企业却不予支持。另外,我国地方金融机构特别是农信社已成为支持中小企业融资的主要力量。地方金融机构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集中统一的管理体制没有建立,实际资本充足率偏低,在支持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有心无力的局面。

民营企业经济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补充成分,在国民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但是,中国经济三分天下有其一的民营企业,在金融支持方面却遇到了不公平的待遇。

客观地说,为了解决民营经济融资难的问题,中央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都下了很大的力气,也出台了一些具体政策措施,但是,从实施效果来看,这些措施往往是治标不治本,治短不治长,并未能从根本上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现实表明,民营企业融资难表面上的反映是渠道狭窄,而深层原因则是各方面的体制和制度问题。因此,仅靠出台一些政策是不足以解决问题的,必须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加快制度调整,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的角度出发来综合考虑民营企业融资发展的问题。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的途径。

二、解决民营企业融资困难问题的途径

1.不断完善和发展民营企业的外部经济环境

(1)调整和完善银行体系,加强安全管理。现有中国商业银行体系中仍然持续了国家银行高度垄断的局面,民营中小商业银行数量严重不足。这种畸形结构,不仅严重降低了融资效率,影响民营中小企业的发展,而且加大了金融风险,并使风险高度集中于中央政府。应该创立金融社区服务模式(如农村信用社),使地方性中小金融机构的服务深入到当地众多的个体私营企业,形成企业与金融机构“双赢”的局面。

(2)扩大市场准入领域。一方面,要全面检查有关民营投资优惠政策的落实情况,认真清理限制民营投资增长的不合理规章和收费。凡国家、省、市已废止的和不利于民营投资的规定和办法要坚决废止,彻底清理各种行政性收费。对企事业单位的行政性收费应坚决取消,对确需保留的收费在经过测算后实行一次性、“一门式”收费,并实行“收支两条线”,纳入财政预算;对取消和保留的收费项目和标准要进行公示。另一方面,要改变行政审批事项多、手续繁、透明度低的状况,对非政府投资项目原则上实行登记备案制。

(3)系统地调整有关制度,努力改变对民营企业的错误歧视。

①实行同等待遇。在国家金融、财税、土地、技改等经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上,要取消不同经济政策的制定,做到一视同仁,平等对待。对各类市场主体都必须履行法定职责,制止凭借审查、审批或核发许可证的行政管理职能,向民营企业收取部门管理费和不公平、不合理行为。

②加强和改善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政府应进一步改善对民营企业融资的服务,出台相应的政策,建立完善的机制,为民营企业融资投资创造良好的环境。并在各商业银行设立中小企业信贷部。积极开展面向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业务,如创新金融产品,提供理财服务等。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探索建立专门为中小企业服务的银行。③研究探索中小企业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多种有效方式和途径,力争使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得到解决。可通过建立多层次的金融体系,大力发展城市商业银行、城乡信用社等金融机构。目前,我国的证券市场相对中小企业来说“门槛”过高,为适应中小企业直接融资需要,有必要为其开辟一个合法的股权流通场所,即开辟一个专门为中小企业服务的第二板市场。

④重点扶持中小企业中的高新科技企业。充分创造投资便利,吸引国际国内风险资本投资中小高新技术企业,制定完善的市场监控机制,设立风险投资基金,解决科技型中小企业的风险投资问题。

2.提高民营企业自身素质的内部因素

随着1999年把非公有制经济明确写入宪法后,我国的私营经济更加如火如荼。私营经济已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生力军,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民营企业的观念和体制也应该适应这种发展趋势,强化企业凝聚力。

民营企业主必须改变落后的用人观念。(1)民营企业只有让员工的待遇,员工对企业的贡献,两者之间有公平合理的关系,才能有效减少员工因横向比较感到待遇不公而流动。(2)明确企业使命和战略目标。企业使命说明企业存在的目的,也是企业行为追求的价值所在。民营企业通过企业使命和勾画中长期战略目标,可以把员工的目标统一到企业的发展目标上来,并赋予员工美好的远景,增强民营企业的凝聚力。

参考文献:

[1]吴丽健.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研究[期刊论文].市场论坛,2009,(2).

[2]阳红曼.中小企业融资困境及对策分析[期刊论文].长三角,2008,(6).

产品市场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公司治理理论流派；公司治理体系；公司目标；公司治理研究主线与方法

中图分类号：F27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06)03――0013――08

本文所说的公司治理，主要指的是上市公司治理。中国自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上交所和深交所成立以来，上市公司治理问题层出不穷，股市屡遭重创，致使许多投资者对上市公司和股票市场丧失了信心。这就是中国上市公司和股票市场十五年来发展的后果与现实。

面对上市公司和股票市场出现的问题、后果与现实，中国的经济学家、法学家、管理学家以及政府与实业界人士难道会熟视无睹吗?不会的!他们耗费了大量心血，撰写和发表了大量的研究报告和论文，提出了无数的政策建议，开出了许多“药方”，但实践却无情地证明，他们提出的大部分建议和开出的大多数“药方”并不对症。

为什么众多的专家提出的建议和开出的“药方”会屡屡失效?这是笔者最近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原因肯定是多方面的，但从公司治理理论研究的视角看，中国上市公司治理基本理论研究中存在的许多认识误区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多年来，中国的专家们主要关注的是上市公司治理中一些具体问题的实证分析，而对上市公司治理的基本理论研究却远远重视不够。然而，正是由于在上市公司治理基本理论研究方面存在许多认识误区，才致使许多专家缺乏正确的公司治理理论作指导，提出的建议和开出的“药方”屡屡失效。所以，加强中国上市公司治理基本理沦研究，不仅对于搞好中国上市公司治理问题研究，而且对于提高上市公司治理质量均有着重要的意义。限于篇幅，本文仅就中国上市公司治理(以下简称“公司治理”)基本理论研究的几个主要问题作一简要的回顾与反思。

一、公司治理理论主要流派划分问题

科学的经济理论是我们正确认识和解决经济问题的理论基础。正确地认识和区分公司治理理论的主要流派，是我们科学地选择公司治理理论并把其应用于实践的前提。如果对公司治理理论的主要流派都没有正确的认识和区分，那么怎么可能选择科学的公司治理理论来指导中国的公司治理实践呢?然而，长期以来我们却疏忽了这个问题，并在公司治理理论流派的划分上形成了严重的认识误区。由于教材在普及公司治理理论知识和培养公司治理管理与研究人才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所以这里仅以国内出版的教材为例说明这个问题。

例如，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李维安和武立东编著的《公司治理教程》(以下简称《教程》)在介绍公司治理理论的主要流派时，把公司治理理论的主要流派区分为三个主要理论流派：一是金融模式沦(亦称金融市场理论)；二是“市场短视”论；三是“利害相关者”论。[sup][1]李维安和武立东主要是根据布莱尔1995年出版的《所有权与控制――面向21世纪的公司治理探索》(以下简称《探索》)一书的有关论述进行整理和划分的。[2]10-11

笔者认为，李维安和武立东把金融模式论、“市场短视”论和“利害相关者”论三者相提并沦是不科学的，我们知道，划分公司治理理论主要流派，首先应以公司目标约束是否相同来区分。如果公司目标约束不同，则属于不同的流派；如果公司目标约束相同，具体运作方式不同，只能属于同一流派中的不同分支或不同观点，而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主要理论流派。可是，金融模式论和“市场短视”论的公司目标，都是股东利益最大化。对此布莱尔有很明确的阐述：“金融模式和市场短视模式都拥有一个核心的内容，即当公司为股东利益而运行时，它们同时也就是最佳地服务于社会了”。[2]11“金融模式派和市场短视派关于公司治理核心问题的观点，都是以公司的最佳社会目标为股东最大化回报这一假设为起点的，而它们之间的不同之处只是在于如何圆满地实现这一目标”。[2][8]很显然，从布莱尔的论述可以看出，金融模式论和“市场短视”论的公司目标约束完全相同，因而应属于同一个主要流派。正是因为如此，我们说李维安和武立东编著的《教程》对公司治理理论的主要流派的划分是不科学的。

中国人民大学2005年出版的于东智编著的《公司治理》也对公司治理理论的主要流派进行了划分，如图1所示[3]。

于东智把“市场短视”论、金融市场论、委托理论、受托责任理论归为股东主导的治理理论，把利益相关者理论归为利益相关者主导的治理理论是一个进步，但是，他把“市场短视”论、金融市场论和委托理论相提并论，把“市场短视”论和金融市场沦作为公司治理问题的宏观理论依据，把委托理论等作为公司治理的微观理论依据则是一种错误的认识。之所以这样讲，主要理山如下：第一，布莱尔认为，金融市场论和“市场短视”论“不同之处只是如何圆满地实现这一目标(股东利益最大化――引者注)”，是一种实现公司治理的具体方式。具体地讲，金融市场论是委托理论中单委托理论的一个具体化和延伸，而“市场短视”论则是现代管家理论(或经营者理论)的一个具体化和延伸。换言之，金融市场论和市场短视论只是同一理论流派下的两个分支的具体运作方式。由此可见，把金融市场论、“市场短视”论和委托理论相提并论显然是一种错误的认识。第二，既然如此，那么把金融市场论、“市场短视”论作为公司治理的宏观理论依据，把委托理论等作为公司治理问题的微观理论依据自然也难以成立。

怎样划分公司治理理论的主要流派才更为科学合理呢?笔者认为，主要应根据公司目标的约束是否相同来划分。如果按照公司目标约束来划分，公司治理理论可以划分为三个主要流派：第一个是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公司治理理论；第二个是利益相关者利益最大化的公司治理理论；第三个是以股东利益为主导的利益相关者利益最大化的公司治理理论。

在每个主要流派中，有可能又包括不同的分支。如在第一个公司治理理论流派中，又可分为委托理论和现代管家理论(经营者理论)等分支，在第三个公司治理理论流派中，又可分为德式利益相关者理论和日式利益相关者理论；在每个分支下，有可能又包括不同的分支，如在委托理论分支中，就可分为“单委托理论和双重委托理论等。[4]对于同一种理论分支，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出发，叫法可能变化。如“市场短视”论和金融市场论分别就是现代管家理论(经营者理论)和单委托理论的一种具体实现方式，尽管叫法不同，但它们实际上指的都是同一个理论、模式或观点。根据上述认识，笔者对公司治理理论的主要流振重新进行了划分和界定(见图2)。

二、公司治理体系界定问题

公司治理是一个体系或系统，如何认识和界定这个体系或系统对于人们正确地认识、分析和解决公司治理问题至关重要。然而，笔者认为，我国现有的教科书在公司治理体系上的认识误区也是很明显的。李维安和武立东编著的《教程》以及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席酉民与赵增耀主编的《公司治理》就是很好的例证。

图3是李维安和武立东所界定的公司治理体系。[1]47

席酉民和赵增耀主编的《公司治理》一书中所界定的公司治理体系与李维安和武立东界定的几乎完全相同[5]30，只不过是前者把后者所说的“法人治理结构”进一步具体化罢了(见图4)。

从图3、图4可以看出，以上两书的作者把两个重要的公司治理主体――国家(或政府)和中介机构明显地给漏掉了。

在2002年，笔者曾发表了一篇论文，其中专门论述了国家(或政府)为什么也是一个重要的公司治理主体或公司治理的一个子体系。[6]简言之，上市公司和股市是在国家(或政府)制定的法律法规框架下运行的，所以国家行为对公司治理和股市有着直接的影响，这是其一，其二，上市公司和股市具有“准公共产品”的特点，所以国家(或政府)必须承担监管上市公司和股市运行的重要职能。第三，国内外的公司治理实践证明，不论什么国家，如果没有国家(或政府)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公司治理，这个国家要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是不可能的。

同样，中介机构也是公司治理中的一个重要主体，由此而形成的中介机构治理体系也是公司治理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子体系。一般而言，中介机构包括保荐机构(如投资银行)、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等。国内外的实践证明，中介机构在公司治理中能否有效发挥作用，直接影响着一国的公司治理质量。美国在最新一轮的公司治理改革中，特别加强和提高了对外部审计者的标准和要求。前不久，中国国务院批转证监会《关于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意见》中，专门强调了中介机构要完善执业标准体系，勤勉尽责，规范执业行为，提高执业质量。与此同时，还强调要加大对中介机构及其责任人违法违规行为的责任追究力度。由此可见，中介机构的确是一个重要的公司治理主体，中介机构治理体系也是公司治理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有机组成部分。

上述可见，公司治理体系主要包括四太子体系：一是公司内部治理体系；二是国家(或政府)治理体系；三是市场治理体系；四是中介机构治理体系。后二个体系，都是围绕着保障公司内部治理体系的运行来运转的。在每个子体系中，又包括了许多不同的治理主体或治理机制(手段)等。这些治理体系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公司治理体系或系统。应该指出的是，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环境等对该国的公司治理也有着重要的影响。由于它们的影响是通过上述四大子治理体系而发挥作用的，所以本文没有把它们单列成一个公司治理子体系，而是把它们看作成公司治理运行的环境(见图5)。

三、公司目标确定问题

我国公司治理专家之所以在发展和完善中国公司治理的思路与方法上产生较大分歧，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至今还没有在我国公司目标认识上达成共识。公司目标是公司治理基本理论的一个核心内容，对公司治理模式和具体运行方式的选择与构建具有严格的约束作用，公司管理者的行为必须围绕公司目标而展开。公司目标形成的公司治理约束，既是制定公司治理规则的基本政策理念，也是实施公司治理行为的基本指南。[7]如果对公司目标的认识不一致，就难以在公司治理模式的选择与发展思路方面达成共识。

国外专家关于公司目标的认识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种观点：一种是公司应以股东价值最大化为H标；一种是公司应以利益相关者价值最大化为目标；另一种是Jensen于2005年提出的公司应以“开明的股东价值最大化”和“开明的利益相关者价值最大化”相结合为日标。[8]

国内学者关于我国公司目标的认识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种观点：一种是杨瑞龙和李维安等人提出的公司应以利益相关者价值最大化为目标；[9]、[10]一种是张维迎等人提出的公司应以股东价值最大化为目标；第三种是冯根福提出的公司应以股东为主导的利益相关者利益最大化为目标①[11]”。

学者在公司目标上存在认识分歧本来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政策制定者制定的政策绝对不能出现相互矛盾，否则下面就不知所从了。然而，中国政府高层在公司目标的确定上却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声音。例如，2005年10月27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同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尽管没有明确提出公司应以利益相关者价值最大化为目标，但其内容却充分地体现了这一点。就在修订的《公司法》刚刚通过没几天，2005年11月2日公布了国务院批转的证监会《关于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该《意见》明确规定“董事会要对全体股东负责”。中国高层政策制定者制定的公司目标政策出现了两种声音，下面又该听谁的为好呢?

中国高层政策制定者制定的政策在公司目标问题上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声音，再次说明中国亟须深入探讨公司目标问题。关于公司目标的认识，笔者一度也出现过反复。如上所述，笔者在1997年发表的论文中曾提出公司应以股东为主导的利益相关者利益最大化为公司目标，但后来因苦于当时难以将此观点应用于实践，即无法在实践中具体量化界定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贡献大小和利益分配，转而又支持公司应以股东价值最大化为目标的主张。[12]尔后，经过反复思考，我认为我早期提出的观点较为符合国内外上市公司发展的现实。最近读了Jensen的有关公司目标的沦文后，更加坚定了我的这一认识。

国内外的实践初步证明，单一的股东价值最大化公司目标或单一的利益相关者价值最大化公司目标，都难以使公司获取到长期发展的成功。美国长期以来的基本主张是公司应以股东价值最大化为目标。但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公司收购风潮之后，许多州纷纷立法明确允许公司或规定公司必须考虑非股东的利益。自1986年宾夕法尼亚州率先通过公司必须保护利益相关者的利益的法案后，全美已有将近40个州通过允许公司或规定公司必须考虑利益相关者利益的法案。[13]与此同时，长期主张公司应以利益相关者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日本和德国，也开始把股东的利益放在了一个重要位置上来。如1998年日本公布的《日本公司治理原则》，在深刻反思日本公司治理模式弊端的基础上，认为单一目标的“股东利益最大化”比复数目标的“利益相关者利益最大化”更为合理。在实践中，日本经过调整的《公司法》选择了一种授权改革战略，即允许日本公司从2003年4月1日起，既可选择美国式的公司治理方式，也可选择传统的日本公司治理方式。[14]德国1937年制定的《公司法》强调公司的目标是“为公司和

公司员工的利益以及民族、国家的共同利益”，并没有把股东的利益放在应有的位置。德国联邦2002年3月已立法要求上市公司必须遵守2002年司法部长任命成立的德国公司治理准则委员会制定的《德国

①尽管作者当时没有明确这个提法，但提出的“公司法人所有权的内部分配框架”明确地体现了这种观点。

公司治理准则》(以下简称《准则》)。该《准则》较为明确地适当地凸现了包括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从上述发达国家的公司治理发展实践可以看出，传统的单一的股东利益最大化和利益相关者利益最大化公司目标有明显的融合趋势。

既然实践上证明公司应以股东和利益相关者利益最大化为目标，那在股东和利益相关者二者之间，应以谁的利益为主导呢?笔者认为，应以股东利益为主导。理由很简单：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相比较，股东承担的风险最大，因为股东获得的收入是不确定性收入，是公司收入分配的最后索取者，所以应以股东的利益为主导。问题的难点并不在于确定应该以谁的利益为主导，而是在实践中如何界定与量化股东与其他利益相关者对公司贡献的大小和进行利益分配。我认为，一般而言，在进行公司利益分配时，股东主要应依据其持有公司股票的多少进行分配，利益相关者主要应依据其对公司价值创造贡献的大小进行分配。尽管目前在理沦和实践上还没有找出解决上述问题的具体办法，但绝不能据此就否定公司应以股东为主导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观点。

简言之，明确我国公司目标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在我国公司目标问题上能达成共识，才有可能在选择我国公司治理模式、完善我国公司治理等问题上达成共识。假定我们提出的公司应以股东为主导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最大化为目标成立的话，那么我们就应该围绕这个公司目标来选择和构建中国的公司治理模式，寻找发展和完善中国公司治理的思路。

四、公司治理研究主线与方法问题

我国学者较早系统地思考这一问题的是何家成研究员。他在为肯尼思・A・金等人撰写的《公司治理》中文版的《译校者序言》中初步探讨了这个问题。他认为：“‘综合性’的公司治理论著，还远未形成一种规范，不同的作者将他们的书都以《公司治理》为书名，但他们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结构却大不相同，这也反映了由于对公司治理的研究还处在初级的探索阶段，人们目前还很难判断从哪条主线来研究公司治理更切合实际。”[15]

综合性的论著或教材从哪条主线来研究公司治理更切合实际呢?这的确是我国学者在撰写和编著有关《公司治理》综合性沦著或教材时应明确回答的一个问题。李维安和武立东编著的《教程》、席酉民和赵增耀主编的《公司治理》、于东智编著的《公司治理》基本上都是介绍国内外公司治理的理论与实践，缺乏一条明确的主线贯穿于全书。而美国肯尼思・A・金等人撰写的《公司治理》一书是一个突破，该书研究的主线就是监督。

笔者认为，把公司治理研究的主线仅确定为监督显然有一定的片而性。我们知道，所谓公司治理，简单而言，就是国家、小介机构和出资者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群体作出的有关保证以股东为主导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最大化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为了实现这一公司目标，必须主要借助两种机制或手段：一是监督；二是激励。道理非常简单：公司管理者需要监督，公司管理者同样需要激励；控股股东或大股东需要监督，控股股东或大股东同样需要激励；中介机构需要监督，中介机构同样需要激励；政府监管部门需要监督，政府监管部门同样需要激励，如此等等。由此可见，公司治理的研究主线应是监督和激励，二者缺一不可。

我国已出版的综合性的公司治理论著的研究方法也各不相同。例如，肯尼思・A・金等人撰写的《公司治理》侧重于用管理学的方法，主要回答是什么；张维迎撰写的《产权、激励与公司治理》侧重于用经济学的方法，主要回答为什么；[16]王文钦撰写的《公司治理结构之研究》则侧重于用法学的方法，并从法学的视角对“是什么”和“为什么”都作了回答。笔者认为，单从管理学、经济学或法学一个视角研究公司治理固然很有必要，但在撰写一部综合性的公司治理教材时，除了上述的要有切合实际的研究主线外，还必须运用科学的分析方法。笔者认为，公司治理的研究主线和核心内容，决定了它必须综合性地运用多学科的分析方法，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管理学、法学和经济学研究方法。公司治理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管理学科，它必须告诉读者“是什么”这样一个问题，这样就必须借助于管理学的分析方法。由于公司治理的运行是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进行的，所以为了回答清楚“是什么”这样一个问题，还必须借助于法学的分析方法。现有的公司治理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它有效率吗?如果效率低下，如何进行改进?回答诸如此类“为什么”的问题，显然必须借助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在经济学对上述问题作出回答之后，又需运用法律和管理的分析方法把经济学提出的观点和思路加以具体化。所以，一部成功的综合性的公司治理教材或论著，必须同时综合运用管理学、法学和经济学的分析方法。

本文主要就公司治理理论主要流派划分问题、公司治理体系界定问题、公司目标确定问题和公司治理研究的主线与方法问题等进行了探讨。笔者认为，只要我们高度重视和认真研究上市公司治理基本理论问题，并在重要问题上达成共识，那么就可为发展和完善中国公司治理以及使中国上市公司和股市早日走出困境奠定一个良好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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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张维迎．产权、激励与公司治理[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