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演艺术理论范文

表演艺术理论范文第1篇

表演艺术是戏剧艺术的本质属性。戏剧是演给观众看的,一出戏剧的好坏优劣甚至成败都取决于观众对戏剧表演的首肯程度。就此而言,表演艺术在整个戏剧活动链中占有决定性的地位。况且,从戏剧艺术的形成和发展的源头来看,它本身就是脱胎于宗教祭祀中的歌舞活动。就西方而言,公元前六世纪中叶这种宗教祭奠表演活动从农村引入城市,之后逐渐发展完善,在公元前五世纪成为了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古希腊戏剧诗人埃斯库罗斯是首创者。作为剧作家他的意义是里程碑式的,作为戏剧艺术家他的贡献在于创造并确立了戏剧最初的结构形式,和以人物对白为主要表演成分的戏剧模式。为后世的学习模仿者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蓝本,始有可能传承发展至今。从戏剧艺术的发展史来看,表演在戏剧艺术中占有主导地位,表演艺术的本质属性是无法改变的。

在戏剧发展史上曾经出现过一个特殊的剧种—即兴喜剧,它的存在恰恰证明了表演艺术的重要性问题。即兴喜剧与其它戏剧的不同就在于,它是没有剧本作为表演的蓝本的,演员不需要背什么台词,只要在上台前看看幕表就可以了。他们无需按图索骥,只根据实际需要到舞台上之后边表演边编台词,作即兴的演出。所以表演者的临场表现力直接决定了戏剧的表演效果和演出的成败。机智灵活的即兴表达能力,坦然自如的随机应变能力,精彩优美的言行表演,全面良好的演艺素质,使这些演员们即使在舞台上忘记了台词或者是出了什么差错,也会在观众不知不觉中加以纠正,戏剧本身依然流畅无损,多么完美的舞台表演形态。遗憾的是即兴喜剧在兴旺发达了三百年之后却销声匿迹了,原因当然并不难解。一个优秀的即兴喜剧演员需要迈过的门槛太高了,只有无私的家族式的传承才能够培养他们的艺术根底和艺术天分。他们健康灵活,才学满腹,出口成章,随机应变,既符合章法,又协调一致,但这千姿百态的才艺却完全是因演员的素质所决定的。而一旦某种艺术只是以个人的智慧为中心,那么这种艺术的生命力也就有了时限。就戏剧艺术来说,它综合了舞蹈动作、声乐音响、技巧杂技、言语行为等多种因素,汇合着戏剧作者、导演、演员、剧务等各方面的辛劳,它是要用集体的智慧和力量去与观众们达成心灵上的沟通。因此象即兴喜剧这种艺术只可以适合一时之需,必不会长久。然而不管怎样,不管戏剧综合了多少种因素,有多少人员参与,表演艺术才是核心已无庸质疑。于是在戏剧艺术体系中,对表演艺术的理论表述也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按照亚里斯多德的说法,动作是支配戏剧的法律,那么表演艺术就是舞台行动的艺术。演员用动作演绎故事、塑造人物、表现角色性格,这种从模仿而来的原生态表演,同样要求演员既是表演者,又是创造者。既要神情并茂,又要神形兼备。尽管亚里斯多德在他的戏剧理论中也提出了要求演员们化身为所要表现的角色,最大程度地使观众和剧中人物发生共鸣,产生移情作用。但这种理念显然是相当薄弱的,还不可能称之为一种完整的表演理论。古罗马时代因其整体文化的特征就是模仿古希腊,所以表演艺术自然也不可能突破古希腊戏剧演员们的套路,而且相对于古希腊来说,其戏剧表演更加缺乏艺术表现力和创造力。似乎哑剧演员的表演弥补了某些不足,但那些杂耍技能式的表演,已经失去了古希腊戏剧的意义和艺术传统。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卡斯特尔维屈罗对亚里斯多德的戏剧理论进行诠释时,因为限定了表演理念中的创造,遂将表演的主导性和创造性有意无意地取消了。后来,狄德罗、黑格尔等人曾力图突破传统的理论框架,建立一种戏剧表演艺术理论,但一直到十九世纪后期布莱希特、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等人的出现,真正成熟的、体系化的戏剧表演理论才最终建立起来。

表演艺术是戏剧舞台艺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演员同编剧、导演、音乐、美工密切合作,按照剧本所提供的规定情景和人物思想、情感、性格,运用语言和动作创造戏剧形象、体现戏剧作品内容和主题的艺术表现过程。一句话,表演艺术也就是演员通过舞台表演而完成的艺术创造。吕明先生在《表演基础》中指出:“表演艺术是综合艺术,它表现在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客观上是戏剧、影视艺术所有表现手段,编、导、演、摄、美、灯、服、道、效、化等部分的综合。主观方面是演员本人的全身心的综合,其中有肢体、面部、声音、语言等外部的综合,还有外部要素和心理要素的综合。

由于表演艺术为观众而存在,主体创造者和客体接受者用一种有意味的形式相互传递。而动作是架起演员和观众的桥梁,通过动作给观众以感染、震撼和启迪”。也就是说,表演艺术是为观众而创造的,维系观演者之间关系的纽带就是表演艺术本身,如果没有这些戏剧接受者的理解和认可,主体创造者的一切努力都是白费的,甚至就连它们的存在都是没有意义的。就一部戏剧的整个创作过程而言,导演是面对演员“说”戏,演员是面对观众“做”戏,观众是面对表演艺术“评”戏。导演应该是演员的良师益友,演员应该是观众的形象代言,观众应该是戏剧艺术的虔诚信徒。也就是说,导演、演员、观众构成了戏剧表演艺术的三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成分。对于戏剧演员来说,作为戏剧表演艺术的主要创造者,要想充分发挥自己的代言作用,就要在理解角色、对角色进行艺术加工的过程中,遵循创作角色的艺术规律,遵循舞台时空的假定性与可能性的客观要求,以饱满的热情去行动,以鲜明的行动(形体动作、语言行动、思维活动)准确体现剧作精湛的思想内容,表现人物丰富的情感动态、外在和内心视象。而要想做到舞台表演的形神兼备、声情并茂、开合自如、能放能收、得心应手、随心所欲,关键则取决于演员本人良好的整体素质和深厚的表演功力。尤其是,演员对观众的情感好恶、欣赏习惯、审美趣味、心理诉求、文化取向等都要有良好的理解和较全面的把握。因此我们不能孤立地来看待演员、评判表演艺术本身,因为他们的努力不仅仅显示着自己的智慧,而且更有导演的心血和所有剧团工作人员的艰辛。台前幕后的关系中成就的是演员。

演员的表演体现着他的创作追求,演员的创作目的是为了在戏剧舞台上尽可能完美地塑造一个艺术形象,并为观众所接受和喜爱。任何一部戏剧作品都离不开演员对形象的塑造,没有形象的戏剧不是戏剧,而有形象的戏剧也并非必然就是理想的戏剧。因为戏剧形象的成立是有前提的,必须是来自于生活又区别于生活的。戏剧形象的艺术效果反映的应该是“创造者”的文化素质、艺术修养、情感体验和表演水准,而演员的功力在一定程度上则决定着这部戏剧的成败。演员的创造性主要体现在舞台行动中对人物形象的塑造上,要想形(形体)、声(台词)、情(情感)、神(神态表情)、貌(形态)各方面都达到最佳效果,首先要立足于自身的艺术修养、文化素质、形象思维的能力等,要以人物形象的生活方式、思想情感和其所处的时代、国家、民族、地区等环境条件为依据,还要深入体验人物形象的阶级、职业、年龄、身份、阅历、教养等各种因素条件下的特定性格,融合自己的生活经历、立场观点和创作经验,融合自己对剧情、形象的理解和把握,最后通过舞台表现形式,将体验到的各种感觉和认知综合起来并展示在观众面前,用自己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让观众体会到戏剧作品的创作意图和人物的本质特征。戏剧演出是以服务于观众为目的的,演员的当众表演当然最重要的是要使尽浑身解数得到观众的理解和认可。这种观演者之间的交流与共鸣的关系,同样决定着戏剧表演艺术的成败。因此,演员的表演既要有良好的声音、语言、形体等可塑的外部条件作为基础,更要有充分的自信,良好的创作状态和正常的自我感觉等内在素质作为保障。既能与角色情同意合,收放自如,还能非常严肃认真地、全身心地投入到戏剧形象的规定情景中,用全部热情、全神贯注地去创造,选择恰当的形体动作和舞台表演情态,运用抑扬有致、节奏分明、能够准确传情达意的、富有情感的生活语言,为观众的视觉和听觉服务。总之,调动自己的一切潜能,完成对戏剧形象的塑造和对戏剧情景的演绎是演员必备的表演基本功。演员的表演要真实,有美感,又必须一切都做到恰如其分,恰到好处,起承转合自然,情理张弛适度,做到了这些,观众就会自觉自愿为演员的表演叫喊、欢笑和哭泣,就会对人物形象的命运表示牵挂和关心,就会让角色形象永驻心间,就会在移情睹物的过程中达到身心的一种愉悦。也就是说,演员对戏剧角色各种状态的真实理解和把握会激发观众的心绪与情感,而观众的情感共鸣反过来也会激发演员的情绪,并融入到愉快的创作中去。事实表明,观、演者之间的互动是戏剧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同时,这一切也表明能够打动观众之心的戏剧作品,不仅需要有好的原创立意、舞美设计、音响效果和导演恰到好处的指导,更需要有责任心、事业心和艺术功力的演员在舞台上的成功表演。#p#分页标题#e#

从一定的意义上讲,舞台上的一切都是虚构的、假设的,是由导、表演共同创造出来的。但是演员完全可以通过表演技巧,通过语言、声音、形体动作让观众不仅相信这种艺术表现的真实性,并为戏剧艺术本身而感动,这就是戏剧的假定性特征。这种戏剧的假定性要求舞台表演一定要达到艺术的真实,而舞台的真实是从生活真实中提炼出来的,它不等同于生活的真实,因此舞台的真实一定要适度。如果“真”失去了可信程度,人物的言行与戏剧的规定情景不能吻合,人物的情感与性格互为矛盾,那么戏剧的艺术表现与创造的可能性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戏剧艺术的魅力也会自然消失。因此,只有处理好了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的辩证统一关系,演员才会在准确、鲜明、生动的舞台表演中获得特殊的表现力。这是西方传统戏剧表演艺术的根本追求和考察演员的基本标准。十九世纪末期俄国的戏剧表演大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提出了直接体验理论,指出“艺术的秘密就在于使虚构变成美丽的真实”,于是,他要求演员彻底融入角色,直接变成剧中人。他说,“艺术就其本质来说,是需要艺术的虚构,而剧作者的作品首先就是这种东西,演员及其创作技术任务,就是在于把剧本的虚构变成艺术的舞台真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想象起着重大的作用,所以值得更多地来讨论它,探讨一下它在创作中的作用”?。这显然是对戏剧的假定性和可能性特征的进一步强调。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是西方戏剧领域中第一个探讨表演艺术理论、创作方法和演员技术等问题的戏剧艺术大师。他创立的表演理论体系就是要帮助演员体验角色的精神生活,在舞台上创造出艺术的真实形象。他要求演员必须学会掌握创造人物形象的表演技巧,真实揭示人物的心理生活和精神世界,提出演员应该成为既能做到善于观察、感受和理解现实生活与现实生活中的人,又能做到在真实可信的行动中揭示出角色的思想情感和性格特征的人。而且演员的一切创造活动都应努力遵循人的天性和生活的自然属性,建立起正确的和自然的自我感觉,如此才能创造出“艺术真实和自然”来。表演艺术是感觉(视觉、听觉)艺术,是为观众创造人物形象的艺术,而要创造真实的生活、真实的人与人的情感,一定不能违背人的天性,不能违背观众的欣赏习惯和审美心理。人物形象塑造的优劣成败,直接影响着观众的接受度,直接影响着戏剧艺术创作的完整性与完美性。而观众的情趣好恶,也直接决定着戏剧演员表演的成败。

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为“打破舞台是个真实世界”的幻觉,创立了“叙事剧”,期望用叙事的方法表演戏剧内容。他强调演员必须使自己的表演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完全自然的表演,必须能够做到对所创造的角色形象给予主观认识和合理解释。他要求演员既是表演者又是角色,既能与角色产生共鸣,又能与角色间离开来,“演员对待他的角色和表演场面要有思想和感情的立场”,要从所谓的自然表演转向真正的艺术表演。而且,演员要用自己的表演时刻提醒观众这是在演戏,让观众意识到他们只是在看戏剧表演,引导观众对戏剧中的内容做出理性的思考与判断。也就是说,布莱希特的理论是反对演员表演时融入角色,反对观众看戏时融入剧情,尤其是反对观演者之间因为舞台的表演而发生任何情感上的共鸣和感性认同。可见布莱希特对演员的表演提出的是一个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截然相反的新标准。也正是这种不同才有了表演艺术上“体验派”与“表现派”的并驾齐驱。

现代戏剧实验探索在表演艺术上,抛弃了传统戏剧表演中的那些分析、解剖、思考、体验的方法,转为强调演员的创作感受、形体感观上的技巧、鲜明的韵律和节奏感、表演的基本功力和表演技能的全方位素质。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演员的全部才能才会发挥得更好。其实,西方戏剧创始至今,在漫长的发展中,它一直是适应着时代的需要和观众的欣赏习惯,通过正确的表演观念和趣味横生的表演艺术将人间的万般变化,人世的众生相,以及每一瞬间的真实存在和发展进步反射到了戏剧的舞台上,就像一面“镜子”观照着生活,关注着人生。传统戏剧也好,现代派戏剧也罢,都不可能彻底戏剧艺术的规律,否定以在规定情境中的行动表现生活、揭示人物内心世界和思想情感的基本创作理念。就表演艺术而言,现代派戏剧只不过是比传统戏剧更强调演员们要掌握娴熟的基本功和技巧,更要求演员们注意角色外部的动作和依赖动作去表达。尽管现代人的思想演变进化很快,戏剧观念较传统发生了很大变化,表现手段也更新了许多,但是靠导演来组织一系列舞台动作的规则没有变,靠演员在舞台上的动作去体现剧本思想、体现导演意图的基本特征没有变,靠观众来欣赏品评戏剧艺术本身的特质没有变。一句话,今天的戏剧艺术无论怎样创新改变,总不可能离开动作和语言,总不可能离开导演、演员之间的默契配合,更不可能离开表演者的表现能力和观赏者的鉴赏水准,未来的戏剧也定当如此。

表演艺术理论范文第2篇

一、“情境逻辑”之学理界定

所谓“情境逻辑”,乃是英国美术史大师E.H.贡布里希于其煌煌巨著《理想与偶像》中,分析艺术发展动因时所提出的一个学理概念。他认为,“社会科学中有一种客观的方法,也许可以称为客观理解的方法或情境逻辑。一门客观理解的社会科学可以不依赖任何主观的或心理学的思想而独立发展。这就在于,详尽地分析行动的人们的情境,以便从情境中解释行动,而不必借助心理学。客观的‘理解’就是,我们认为行为客观上符合情境。换句话说,尽可能广泛地分析情境,使那些最初像是心理学因素的东西,如愿望、动机、回忆、联想等,都变成为情境因素。把一个有这样或那样愿望的人变为一个处于追求这样或那样目标的情境的人。把一个有这样或那样回忆或者联想的人,变为一个处于用这种或那种理论或者这样或那样的信息装备起来的情境的人”①。

可见,“情境”二字绝非等同于“情节”、“主题”、“歌剧脚本”或者“舞台背景”、“作品风格”诸般概念。在歌剧的实践美学中,它意味着一个更为综合的理念,要求表演者对角色做更综合层面上的揣摩和把握。所以,“情境逻辑”作为一种分析视角,强调的是从客观的角度出发,从而避免空洞的抒情和盲目的炫技。对于现实表演而言,“情境逻辑”已经化为一种“语境”,我们可以从歌剧中角色的形体语言以及歌唱两方面,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首先,“形体语言”与“情境逻辑”之间的关联。歌剧中的动作行为,其比重虽不如话剧,但仍然担负着不可取代的戏剧使命。优秀的歌剧表演家除了能够发出自如优美的声音之外,还须妥帖地依从剧作情境,设计动作样式。这里的“情境”被理解为制约角色行为选择的“客观环境”,据此引发人物的行为选择。丝丝入扣于“情境逻辑”的形体语言,能够更好地推动戏剧情节的“起承转合”,使人物的形象刻画更为传神深刻。格鲁克在著名的《阿尔切斯特》前言(Preface to Alceste)这篇经典文献中对“动作必须贴和情境”的问题洞之若烛,他说道:“用音乐表达感情,遵循剧情的发展,不用无价值的浮夸装饰去打断动作或抑制动作。”②正确、真实的动作才能够和歌唱的内在激情相互配合、相互促进。《茶花女》第二幕中薇奥莱塔和阿芒的交锋便能深刻地说明这一点。剧中薇奥莱塔面对阿芒突如其来的造访,首先表现出一种优雅的敬意,因为他是爱人的父亲,但当阿芒粗暴无礼地要求薇奥莱塔离开他儿子,并谴责薇奥莱塔贪慕虚华引诱其儿子时,薇奥莱塔在形体语言上经历了从“凛然对抗”、“断然拒绝”到“痛苦挣扎”的动作形态。当阿芒终于知晓事实的全部真象,对薇奥莱塔报以同情之时,薇奥莱塔却又表现出一种“原谅”的神情。这种种形体语言,无不深深刻画出她虽为风尘女子但却无比高贵的内心,从而使观众对茶花女的悲剧报以更深刻的同情和怜悯。

世界著名的歌剧表演家们,除了拥有令人叹服的嗓音技术之外,也多能够从剧作本身的情境逻辑出发,去进行形体语言的塑造。比如《唐•卡洛》中因饰演伊丽莎贝塔而闻名的女高音格蕾•布鲁文斯蒂恩(Gre Brouwenstijin);男中音布林恩•特菲尔等等。传奇女高音琼•萨瑟兰女爵曾对年轻演员语重心长地告诫道,“有些年轻歌唱演员一上来就唱《安娜•波列娜》的终场,对我来说,这段不是入门者唱的,因为你得经由整部歌剧才能导向这个最终的场景”③。在这里,“整部歌剧”作为一种“情境逻辑”,制约着角色人物行动的发出,以及情绪的变化。萨瑟兰爵士隐约道出了歌剧艺术表演的一个真谛。 需要强调的是,注重台本的揣摩,虽然几乎可算是所有表演家耳熟能详之语,但对于真正把握“情境逻辑”而言却绝非仅此而已。正如美国著名音乐学家保罗•罗宾逊(Paul Robinson)所言,“文辞和故事仅仅是个开始。如果只是谈论文辞和故事,或许我们会总结出许多启发性的联系,但这些结论最终缺乏解释的力度,因为这种结论没能与音乐――区分歌剧与戏剧的主要因素――发生关联。歌剧首先是一个音乐现象,它的歌剧性妥协不会使我们脱离音乐的上下文”④。在歌剧中,音乐其实负载着更多的它真正想要表达的思想――无论是作曲家还是剧本情节本身的。这要求表演艺术家们,除了认真揣摩脚本角色和对生活经验的点滴积累之外,核心之处在于要能够把握住歌剧的观念所在。这其实也就是我们所一直在谈论的“情境逻辑”。譬如,要想真正把握住瓦格纳的《飞行的荷兰人》中角色的漂泊、彷徨之感,表演家们最好能够知晓这出歌剧和海涅作品之间的思想关联。

其次,情感的流露与“情境逻辑”之间的关联。“以情带声”已经是声乐艺术的权威信条,无人能够反驳。事实的确如此。问题在于,“情感的流露”是在“情境逻辑”的制约之下,即,只有依据“情境逻辑”,才能获得“真实的情感流露”,否则便是矫情,观众也很难理解这些情感的内涵。世界一流男低音马尔蒂•塔尔韦曾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当声音一进入良好的状态,音色立即呈现出来,而你在想的是唱的内容。声音是歌唱者的仆人,很多时候我有目的地唱一个重声音,因为声音只是仆人,而我们必须告诉我们意图表达的内容。一个歌手不能只是一口空摆着的钟。必须有钟声传达讯息”。可见,情感的释放必须具有一种“意图性”,它有自己的“情境逻辑”,而不是漫无来由的“滥情主义”。一位优秀的歌剧表演艺术家,将能始终保持着一种主体克制意识,小心谨慎地处理自己的主观情感和音乐本体之间的关联,绝不会过度沉溺于一种危险的狭小个人情绪之内。否则,对于作品的诠释,经不起审美的细致推敲和听觉考验,令人听而生厌,兴味全无。

二、“情境逻辑”的组成要素:以《费加罗的婚礼》为例

笔者认为,在歌剧表演艺术中,“情境逻辑”主要应该涵括下列两个部分:“戏剧本体”的“情境逻辑”、“音乐本体”的“情境逻辑”。前者具体而言,包括情节展开、人物关系和矛盾冲突、戏剧观念;后者则主要旨涉音乐主题、情感内涵、表现手段(音乐语言和技法)。“从美学层面上看,戏剧的本性主要在于它的空间性、造型性或曰再现性,而音乐的本性则在于它的时间性、抒情性或曰表现性。当这两者作为构成元素同时进入歌剧综合体之中时,一种神奇的对比互渗效应也就随之发生,于是便产生出一种新质,一种任何单一艺术所不可能具有的综合美感,于是便造就了歌剧艺术在美学品格上空间性与时间性的统一、造型性与抒情性的统一、再现性与表现性的统一、造型性与抒情性的统一、再现性与表现性的统一。”⑤这意味着,当使用“情境逻辑”去分析歌剧角色和内涵时,演唱者应当在保持清醒的主体意识之下,根据戏剧所提供的人物、情节、动作、冲突等等,去进行一种空间性和视觉性的描绘和构思,这体现为演员的形体语言、面部表情、台步的走法等等;而音乐作为一种主情的要素,将担负着以直入心灵的方式去揭示歌剧人物内心世界最微妙、最精细、最隐秘的情感活动和心路历程,总之,戏剧所未能言及之处,音乐皆能补充,二者唇齿相依、不可偏废。只有充分理解上述情境,表演者才能恰如其分地诠释出歌剧的观念和意图所在,在舞台上展现出无与伦比的风采和吸引力。笔者在此试图以莫扎特的四幕歌剧《费加罗的婚礼》中的“费加罗”形象为例,简要概述“情境逻辑”分析法对于歌剧表演的重要性。

首先,从“戏剧本体”的情境逻辑而言,关于该剧的性质、情节、观念,业界已经达成共识:这是一部社会喜剧,足智多谋的费加罗巧妙地惩罚了放荡不羁的伯爵,使其不能行使贵族陋习中领主特有的权,体现了18世纪启蒙运动关于“理性”的思想潮流。这是一部人物众多、人际关系异常复杂的歌剧,所以,人物间的“冲突关联”是诠释角色时所要考虑的“情境逻辑”之一。比如费加罗和伯爵的冲突在于,荒诞放荡的伯爵意欲对未婚妻苏珊娜行使权;伯爵和罗西娜的冲突则在于爱与背叛;费加罗和苏珊娜的冲突则在于忠诚与误解;伯爵与凯鲁比诺的冲突则在于爱与嫉妒。如此多的冲突,却在终场都达成和解,伯爵夫人的宽恕,使事件导向于“大团圆”式的结局。所以,我们可以将整部戏剧的思想观念具体分析为,莫扎特创造了一种真相与爱情的音乐论证,对人性的恶与社会的不公抱之以深切的人文关怀。于是,这里所谓的启蒙运动的理性精神,在剧中情境,变具体化为“一个关于公正社会的幻想:每个社会成员既能实现自己的渴望,又不至于摧毁他人的梦想”⑥。

根据上述情境,费加罗这一人物的形象特征便将清晰起来。他是一个足智多谋、风趣诙谐的角色,否则也不可能帮助伯爵得到罗西娜,又如愿以偿地解脱苏珊娜的困境;他是一个傲慢自负的男人,否则他也不会误解苏珊娜真的和伯爵有染;他还是一个狂放不羁、情感强烈、自信无比的人物,否则他也不会常常用一种甜蜜而冷淡的语气,轻蔑地称呼“Signor Contino”(我亲爱的伯爵),给人一种颠覆既定阶级关系、仆人控制了主人的情感效应。如此种种,成为歌剧演员塑造“费加罗”这一形象时,所必要了解的“情境逻辑”,据此来揣摩、选择人物的动作、表情等等行为语言。

而“戏剧本体”中所未能揭示的种种人类间的微妙情感,则交由“音乐情境”来完成。笔者在此,主要拟选取重唱段落为例,剖析“音乐情境”和“戏剧情境”相互促进的效应。莫扎特天才般的音乐笔触,用重唱这一方式,绝妙地描绘出人物间错综复杂的关联、揭示了冲突下各个人物复杂的心绪和情感、推动着角色动作的进展和发出。比如,第三幕中的第十八分曲中的“Sull mandre”(他的母亲)“六重唱”,它是由发现费加罗是玛尔切利娜与巴尔托洛之子这一事件引起。“正如科尔曼所言,六重唱虽然是个玩笑,同时也是个和解的时刻:儿子和父母团聚,一个曾经受到奚落的未来儿媳也得到未婚夫的认可。”在六重唱戏剧冲突巅峰的时刻,即费加罗和其母亲拥抱,苏珊娜进来,在不明就里之下打了费加罗一耳光的时间,音乐的主题突然滑到下属小调,弦乐出现了不安的抖弓,帮助点明了此处的紧张情绪,“六人此时同时唱出不同心态――费加罗、玛尔切利娜和巴尔托洛表示理解苏珊娜的愤慨是出于爱情,伯爵和库尔乔仍是满腹气恼,但多少有点幸灾乐祸;苏珊娜当然是怒不可遏。他们六人重唱的丰满织体将音乐推至高点,并将音乐稳定收束在属调性C大调上――至此呈示部结束。”⑦敏锐的歌剧演员,在此处必定能够感受到音乐情境和戏剧逻辑的内在一致性,以此来调节自己的动作发出和转换,在情感的揭示上,也将采用一种真实自然的抒发和流露。因为,从来没有无缘无故的情感,演员必须首先学会为情感的来由找到正确的通途。

结语:将“情境逻辑”作为声乐艺术

表演的语境

综上所述,“情境逻辑”对于歌剧艺术表演来说,具有重大的意义。它在“戏剧本体”上,是诠释人物行为动作、思想观念的“情境依据”,又是“音乐本体”上进行情感塑造和表露的“客观尺度”。它具有一种“语境”力量,成为表演家们平衡情感抒发和理性控制二者关系的“调节器”。事实上,将“情境逻辑”作为声乐艺术表演理论概念提出,正是为了提醒人们注意到这样一个问题:演唱虽然是一门主情的艺术,但是“情感”不可脱离于“音乐和戏剧”的“情境逻辑”。事实上,歌剧的“情境逻辑”研究还有很多有待深入探讨的问题,比如:在面对声乐单曲时,“情境逻辑”的解析方式如何执行?有没有可能提出更为全面和具体的“情境逻辑”分析方式?总之,歌剧是一门如此深奥的艺术,一位成熟的歌剧演唱者,只有不断地开掘戏剧之情境逻辑的各项要义和内涵,才能够在舞台上大放异彩、塑造出各种令人难以忘怀的经典角色。

①[英]E•H•贡布里希《理想与偶像――价值在历史和艺术中的地位》,范景中、曹意强译,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7年版,第94-95页。

②The New Grove Dictionary of Music and Musicians, London:Macmillan Publisher limited, Vol.7,1989, p467.

③朱墨青《年届八十的神奇女高音》,《人民音乐•留声机》2006年第12期。

④[美]保罗•罗宾逊《歌剧与观念:从莫扎特到施特劳斯》,周彬彬译,上海音乐学院2006级硕士论文。

⑤居其宏《歌剧美学论纲》,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9页。

⑥[德]沃尔夫冈•维拉切克《50部经典歌剧》,黄冰源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48页。

⑦杨燕迪《莫扎特歌剧重唱中音乐与动作的关系(续)》,《音乐艺术》1992年第3期,第65页。

表演艺术理论范文第3篇

摘要：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数字技术越来越多的应用在电影制作的方方面面，电影中数字虚拟角色表演的艺术内涵正在不断的扩充和发展。本文试图从数字虚拟角色表演观念的拓展、数字虚拟角色表演核心理论的提炼、数字虚拟角色表演理论发展的意义等三个不同角度研究和探讨数字虚拟角色表演艺术理论。

关键词：演员；数字虚拟角色；表演理论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数字技术越来越多的应用在电影制作的方方面面，电影中数字虚拟角色的内涵正在不断的扩充和发展。苏联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德国的布莱希特“间离效果”演剧观念和中国的梅兰芳民族戏曲表演流派堪称世界三大表演体系，数字虚拟角色表演是表演三大体系融合之下的脱胎，如今在最新科学技术的催化作用下，它以三大表演体系所融合的理论精华为基础进行了表演艺术上的发展和创新，最大限度的将电影表演艺术的魅力展现在观众面前。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数字虚拟角色表演艺术理论的发展和创新进行深入研究与探讨。

1数字虚拟角色表演观念的拓展

1.1三位“多”体

“三位一体”是源自舞台戏剧表演艺术的概念，著名艺术家泰依罗夫曾经生动形象地作了这样的论述：“唯有表演艺术，无论是创作人、材料、工具，还是艺术作品本身，全都有机地结合在同一个客体之中，彼此无法分开……一切都是您，一切皆备于您，也一切借助于您。”[1]在过去的电影表演观念里，常常会把电影表演的艺术特点也归纳为“三位一体”。如今电影表演艺术已经步入了数字技术时代，电影中角色塑造过程中开始运用CG等数字技术，数字虚拟角色的创作材料、创作者、创作成品并非集于演员一身，已经不再是“三位一体”的表演艺术。创作材料除了演员外还包括各种材料制作的道具、模型和技术设备等；创作者除了演员外还包括数字技术人员等；创作成品是银幕上由数字技术包裹而被观众忽略背后演员存在的数字虚拟角色。所以，数字虚拟角色表演艺术，是打破传统表演特点进行创新实践的三位“多”体的表演艺术。

1.2我们演“它”

在过去的表演定义里―“电影的表演艺术就是演员在虚拟的环境下以动作（形体动作及语言）进行人物塑造表现的过程。” [2]通常把这一过程简单的概括为“我演他”。“我演他”这样的表演艺术理念一直沿用多年，但对于数字技术开始广泛运用到电影角色塑造的今天，种种迹象已经充分证明这种电影表演理念早已显得落后、过时，无法有效指导正在蓬勃发展的数字虚拟角色表演艺术。例如由鲁伯・华尔特导演的科幻电影《猩球崛起》，片中无比生动的大猩猩其实没有一只是真正的大猩猩所扮演的，是由真实的演员与动作捕捉数字技术相结合而拍摄完成的。所以将过去电影中“我演他”取而代之的则是当代电影中“我们演它”的数字虚拟角色表演艺术形式，“我们”是指包括演员、数字技术人员等在内的创作主体，“它”是指包括人、机器人、外星人、动物等在内的所有形象。这既打破了演员自身外形条件的限制，又突破了过去传统角色的局限，使数字虚拟角色的发展空间越来越广阔。

1.3真情“虚”感

如果说过去的“我演他”表演艺术形式情感体验是真情“实”感的话，那么现在“我们演它”数字虚拟角色表演艺术情感体验则需要真情“虚”感。所谓“虚”主要是指两个方面，虚拟角色和虚拟环境，而真情“虚”感则是指演员在塑造数字虚拟角色过程中，既要发挥好对角色形象塑造的想象力，又要发挥好在虚拟环境下的与数字技术相结合的配合度，灌注于数字虚拟角色真实情感。演员与数字技术人员通过真情“虚”感来塑造数字虚拟角色的重要性是绝不可忽视的。在塑造数字虚拟角色过程中，对于演员来说需要通过大量丰富的想象力来感受那些现实生活中根本没有的角色，这样数字虚拟角色才能开始在演员心中活起来，把精准的表演动作和传神的面部表情与动作捕捉技术等数字技术有效的配合，将真实的情感融入数字虚拟角色之中。对于数字技术人员来说，应该把从演员身上捕捉的影像与数字技术生成的虚拟环境、虚拟影像细致、精准、有效的结合起来，让最终在银幕上出现的数字虚拟角色达到“拟真”、“传神”、“传情”的审美效果。

2数字虚拟角色表演核心理论的提炼

2.1真实的情感

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中，其核心就是体验，即通过演员外在的肢体和表情深入地挖掘出人性、人心的复杂性。电影《阿凡达》中数字虚拟角色给观众真实情感的传达就是最好的说明：“《阿凡达》涉及多重技术领域：立体视觉、IMAX大屏幕、3D、CG等，尽管《阿凡达》属于技术应用的大手笔，但它不会在任何技术方面都领先。”[3]它的数字虚拟角色是蓝皮肤、不会出汗的外星人，因此虚拟角色外表的“拟真”不足促使观众集中注意力全身心投入到电影所营造的虚拟环境中，而真正打动观众内心的是角色表演的真实情感。正是由于角色在表演上有效运用了斯氏体系理论的“情感的真实体验”，才让电影《阿凡达》中的数字虚拟角色成为了一个个活生生的“人”，而极大的呼唤起观众的情感共鸣。

2.2陌生的角色

布莱希特为推行“非亚里士多德传统”的新型戏剧的核心就是间离理论。纵观大多以数字虚拟角色为代表的影片，一般而言，童话、神话、科幻、恐怖以及未来战争等题材类的电影比较适合数字虚拟效果体验，因此数字虚拟角的故事内容主要集中在这些题材类型上。这些的故事内容和角色，在生活中都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在电影《阿凡达》中，却真实的出现了这样的场景。很多媒体用陌生而又熟悉，让人吃惊、诧异、震撼等词语来评论其中的数字虚拟角色的表演。岂不知，在这样的表演背后，真正发光发亮的是布莱希特理论的内容。它对剧情的展开和观众移情于剧情之中有一定的影响，并在这种间离效果中突出了虚拟角色的人物性格，也符合剧本基调的逐步展开。

2.3虚拟的表演

以梅派为代表的戏曲表演是高度综合性的舞台表演艺术，它提倡程式化的套路与表现相结合、载歌载舞、主观的绝对统一的创作原则。在中国京剧中，“兰花指”、“水袖”、“步辇”等戏曲常见的经典动作均是意念、动作、功能表达集于一身的精粹套式。虚拟表演，是戏曲表演风格的主调。虚拟动作，不但是戏曲表演区别于一切话剧表演的主要标志，而且也是戏曲表演体系区别于其他一切戏剧表演体系的主要标志。[4]由于当今3D电影作品中有大量通过虚拟技术而构建的虚拟环境，演员所饰演的虚拟角色需要在通过其想象中的环境里进行表演。这一点，与我们当代数字电影表演方法有异曲同工之妙，在表演观念上和数字时代表演艺术有着惊人的相似，有利于当今数字时代的电影表演艺术理论建立与完善。电影中数字虚拟角色很好的继承和发展戏曲里的虚拟表演理论，其发展主要表现在数字技术与表演艺术的密切联系。过去电影表演主要是以演员为创作材料塑造的不同人物形象，而如今数字虚拟角色表演结合数字技术和演员虚拟表演艺术为创作材料而塑造的角色形象，数字虚拟角色的表演是否活灵活现、栩栩如生，不仅需要数字虚拟技术的辅助，演员的虚拟表演水平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3数字虚拟角色表演理论发展的意义

3.1表演三大体系走向融合的必然要求

三大表演理论体系为电影表演艺术的理论贡献是世界公认的，其影响也是极其深远的。如今，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对于利用最新数字技术、通过大量数字虚拟角色拍摄而成的电影而言，如《少年派的奇幻漂流》、《阿凡达》等，三大表演理论体系本身呈现的不足越来越明显，并开始影响到数字虚拟角色表演的进一步发展和创新，因此我们需要对三大表演理论体系的理论进行筛选、重组、取其各自精华，以适应当今电影表演为目标，规避单个表演体系的局限和劣势，将三大表演理论体系融合在一起取长补短，从而更好的指导当今电影中数字虚拟角色的表演。

3.2表演艺术与数字技术结合的必然要求

当数字虚拟角色作为新兴的表演艺术形式呈现在观众面前时，我们开始慢慢意识到，随着电影数字技术不断的发展，过去传统意义上电影表演理论已经无法全面的归纳现在电影中的数字虚拟角色表演方式了。在当今的电影发展中，面对不断涌现出的各种千奇百怪的数字虚拟角色形象，我们不得不好好思考和研究电影表演艺术理论的发展。数字虚拟角色表演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不仅能打破过去表演上的局限，也让表演的精神更加的与时俱进，更加符合时代的要求和召唤。基于这种情况，数字技术与电影表演艺术相结合发展数字虚拟角色表演理论，为数字虚拟角色创作带来的创新性的视觉体验，就有了一定的必要性。

3.3观众审美需求不断提升的必然要求

人类与生俱来就拥有分辨美与丑的意识和能力，所有能引起人们心情愉悦的、和谐的、善良的事物，都可以被归纳为美的范畴。现在很多电影的成功并不仅仅在于讲故事，而且还在于在数字技术的催化作用下，三大表演理论体系的融合为虚拟角色创作带来的细腻、拟真、新鲜的视觉体验。银幕中震撼的场面和看似真实数字虚拟角色抓住了观众的注意力，让人们在不知不觉中被吸引和感染，全身心的陶醉于一场视觉奇观的享受之中，极大的满足了观众的审美需求。数字虚拟角色的产生，恰恰是观众审美不断提升的所要求的结果，观众有了这种审美的需求又会引起更多的学者对数字虚拟角色关注和研究，从而最终推动数字虚拟角色表演理论的发展。

4总结

总而言之，在电影表演艺术世界里，任何事物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只有良好的继承传统表演理论，才能为发展新的电影表演理论打下扎实基础，只有有效的发展电影的表演理论，才能更有效的创新表演理论。新时代赋予数字虚拟角色表演艺术的新要求，使得三大表演理论体系走向融合，也让数字虚拟表演艺术产生了新的表演观念，这不仅仅是其自身不足导致的，也是在全球商业化，文化大融合的趋势下，满足观众审美的客观现实需要。在3D电影有望成为电影艺术主流的趋势下，表演艺术理论的发展，使数字虚拟角色成为一种新的表演艺术形式，今后必将大力推动电影产业的进一步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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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演员自我修养[M].林陵，史敏徒，译.中国电影出版社，2001.

表演艺术理论范文第4篇

【关键词】接受美学视域;声乐表演艺术;美学特性

声乐表演艺术是以歌唱为主、器乐伴奏为辅的一种音乐表演艺术，也是一种常见的艺术表现形式。目前，我国比较流行的声乐表演艺术主要有民族声乐、美声和流行音乐等。这种音乐表演形式不但能使器乐和人声完美融合，还能将声乐作品与众不同的艺术魅力呈现在观众面前。在声乐表演艺术中运用接受美学的理论，不但能将声乐表演艺术的美学特性充分展示出来，还能进一步推动声乐表演艺术的发展，提高我国声乐表演艺术者的表演水平。

一、接受美学理论的基本概述

接受美学的概念最早是由德国康茨坦斯大学的文艺学教授姚斯所提出，他打破了人们传统的审美观念，将美学实践细分为生产、流通和接受三个方面。接受美学在文学审美方面与传统的文学理论不同，而且欣赏的重心也发生了改变。接受美学更重视接受者的主观感受，从受众的角度出发，淡化了生产和流通方面的重视程度。在接受美学的理论下，人们将作品的创作和欣赏结合起来，形成了一个有机体，从而增进了读者、作者和作品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受众的审美需求为主，加强了作品的文学创作。随着时间的推移，接受美学理论变得更加完善，并被逐渐应用到社会各个领域。声乐表演艺术作为一种重要的艺术表现形式，不仅要提高声乐表演艺术的美学特性，还要加强对受众艺术的欣赏能力的提升。传统的声乐艺术表演在创作过程中，只重视作品本身，忽略了受众对作品的主观感受，导致声乐艺术表演的发展受到了限制。所以，在创作声乐表演艺术作品时，要运用接受美学的理论，不仅可以提高受众的欣赏水平，还能更好地促进我国声乐表演艺术的发展。

二、接受美学理论在声乐表演艺术中的意义

（一）声乐表演艺术引入接受美学理论的必要性

随着声乐表演艺术的完善和发展，其在艺术领域中艺术魅力，并在艺术体系中呈现出不同于其他艺术表现形式的完整性和独立性。声乐表演艺术的理论具有很强的推动作用，它不但促进了声乐表演艺术的健康有序发展，还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声乐表演艺术中的不足之处。但在传统的声乐表演艺术研究中，专家和学者研究的重点通常只是声乐艺术作品和作曲者，对于声乐表演艺术的受众几乎没有任何研究。因为忽视对受众主观感受的研究，因而给我国声乐表演艺术的发展带来了不良影响。而采用接受美学理论对声乐表演艺术的受众进行研究，能够使创作者根据自身的欣赏感受，对作品进行二次创作，从而增强声乐作品的艺术魅力，让更多受众喜欢和接受声乐作品。

（二）接受美学理论引入声乐表演艺术的可行性

接受美学理论引入到声乐表演艺术中，不但能够将音乐和文学融合到一起，还能为接受美学理论在声乐表演艺术中的运用打下坚实的基础。首先，声乐表演艺术和文学艺术具有相同的受众。声乐表演艺术和文学艺术有很多相似之处，两者的受众都是人，而且两者创作的目的都是为了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不同的地方在于，接受美学侧重于对受众进行研究。因为两者的受众相同，因而为接受美学理论引入声音表演艺术中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其次，声乐表演艺术和文学艺术存在相同的构成要素。接受美学产生于文学艺术，而文学艺术的构成要素主要是作者、作品和读者。声乐表演艺术的构成要素是作品、作曲家、受众和歌唱者。两者的构成要素相同，也为接受美学理论引入声乐表演艺术提供了有利条件。

三、接受美学视域下的声乐表演艺术

在引入接受美学理论后，声乐表演艺术为了更好地展示自身的艺术魅力，演唱者还要加强与受众之间的互动，在表演过程中给受众留下想象的空间。同时，演唱者还要对作品进行全面分析，掌握一定的表演技巧，以便更好地提升自己的表演水平。

（一）留白

留白就是在表演的过程中，给受众留出一定的想象空间，让受众对此进行艺术想象，并进行艺术填充的表演技巧。如果声乐艺术的表演者在演唱的过程中，能够有效运用留白的技术，不但能够有效激发受众的想象力，还有利于双方的互动，调动受众对声乐艺术作品欣赏的积极性。在文学创作中，留白主要侧重于对人物的性格和心理描述，以激起读者阅读的好奇心。声乐艺术因为留白的空间比文学作品要大，演唱者可以改变表演策略，对留白艺术进行处理。常见的处理方式是通过变换高低声，营造情感变化，例如表演者在演唱过程中的高昂声音逐渐回落、声音渐渐减弱等。

（二）对话艺术

只有声乐作品、受众和演唱者三者紧密相连，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艺术审美体系。所以，上述三要素如果要达到密切关联的目的，首先要对演唱者提出更高的要求。演唱者不仅要掌握声乐作品的表现内容，还要对声乐作品的思想情感有更深入的理解。另外，声乐表演中的演唱者要具备良好的艺术修养、演唱水平和丰富的舞台经验，以便在舞台表演中能够更好地与受众进行互动和对话交流。因为对话艺术在声乐表演艺术中能够起到促进受众积极参与声乐作品表演的作用。例如在声乐表演中，演唱者在表演作品的高潮部分时可以邀请受众参与演唱，或是带动受众跟着音乐节奏打节拍等。

（三）全面观照艺术

不同受众之间的价值观念差异较大，因而在欣赏声乐表演艺术时，受众对声乐艺术作品难以形成一个统一、客观的评价标准。而且，受众都是以自身固有的认知去欣赏声乐作品，所以演唱者在进行声乐表演时，还要从主观和客观的角度对声乐艺术进行全面的观照。在声乐表演中，演唱者一方面要在受众对自身的表演进行审视时保持客观的态度，并对自己的表演进行全面考查，以便确定自己的表演是否存在不足之处。另一方面，还要进行不断的内省，对自身在舞台上的表演进行反思，从而能够及时进行改善。

四、接受美学视域下的声乐表演艺术美学特性

（一）接受美学理论中的审美准备对声乐表演艺术的影响

审美准备作为接受美学理论中受众期待审美活动时的主要动力，既是指受众对声乐表演艺术的欣赏期待，也包含了受众对声乐表演艺术作品的欣赏能力和理解能力等内容。因为受众在对声乐表演艺术进行审美前，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因而不同受众的审美准备也是不同的。比如，受众的审美准备影响因素有受众的受教育水平、生活经历、社会关系和审美实践等，在种种因素的作用下，受众的审美能力差异会比较大。而且，即便是同一受众，在进行审美活动前的心境不同，也会表现出不同的审美准备。所以，声乐表演艺术中的审美准备对于接受活动的影响是很大的。因此，演唱者在进行声乐表演艺术时，还要将审美准备作为一个重要的参考依据，并运用到具体的声乐表演艺术创作实践活动中。

（二）接受美学理论中的审美接受对声乐表演艺术的影响

审美接受在接受美学理论中，是指受众完成对艺术作品欣赏过程的心理活动。声乐艺术作品通过演唱者的演绎，不仅能使受众为声乐作品的文艺特性所吸引，还能调动受众对作品产生欣赏的积极性，进而促使受众接受作品，并继续欣赏声乐作品。在声乐艺术表演中，文字和乐谱作为受众接受的审美对象，是演唱者激发受众对声乐作品产生欣赏热情的关键。同时，演唱者也是受众和声乐作品互动交流的桥梁。演唱者本身是声乐作品的受众和创作者，所以，演唱者在舞台上的演唱技巧和现场表演，不但能为受众带去视觉和听觉上的冲击，还能唤醒受众内心的情感流动，从而使受众在欣赏声乐作品时产生情感共鸣。因此，审美接受可以被当作演唱者、创作者和受众者之间的心理互动交流。同时，审美接受也可以将声乐作品的艺术魅力充分展现出来。

（三）接受美学理论中的审美留余在声乐表演艺术中的美学特性

声乐表演艺术是一项不同于其他艺术的艺术表现形式。受众在欣赏完声乐表演艺术后，受众与作品产生的情感共鸣以及声乐作品对受众精神意识造成的影响不会因为欣赏活动结束而停止，这种现象在文学欣赏中被称为审美留余。在声乐表演艺术中，受众的审美活动会不断增多，审美留余也会随之不断增加，对受众造成潜移默化的影响。随着时间的积累，受众在审美准备过程中，对声乐艺术作品的欣赏能力就会得到提高，同时，受众欣赏声乐表演艺术的审美品位也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接受美学作为文学艺术发展创新的一种美学理论，不仅被应用到文学艺术创作中，还被运用到声乐表演艺术中。声乐表演艺术是一种综合性的艺术表演，因而演唱者在舞台表演的过程中，不仅要将声乐艺术丰富多彩的一面呈现给受众，同时还要在表演时兼顾感情的细腻性和表演形象的丰富性。在接受美学的视域下，声乐表演艺术不但具有很强的协调性和统一性，而且能通过多种方式提高受众的审美情趣和欣赏能力。这不仅能够使声乐表演艺术得到传承和发展，还能促进声乐表演艺术和我国传统民族文化的融合，进而提高我国声乐表演艺术的整体水平。

作者:王肃 单位:吉林艺术学院音乐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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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郑璐.接受美学观照下的声乐表演艺术及其美学特征[J].江西社会科学，2011（6）.

表演艺术理论范文第5篇

关键词：音乐表演艺术 教学模式 创新 实践

在整个音乐表演艺术教学中，不仅要采取相应的措施，让学生掌握基本的动作和表演技巧，还应该培养学生的综合素养，以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在教学中必须注重采取相应的策略，创新教学模式。然而在教学过程中，由于受到思想观念、任课老师素质等因素的制约，教学中仍然存在着不足之处，不仅影响教学效果的提升，还对学生表演能力的提高带来不利影响。因此，今后在教学过程中，需要转变这种思想观念，推动音乐表演艺术教学模式的创新，以提高教学效果和教学质量，下面将对该问题进行探讨与分析。

一、音乐表演艺术教学模式创新的意义

创新音乐表演艺术教学模式，提高教学效果是教学工作者的不断追求，对学生的学习也有着重要的意义，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有利于改变当前教学工作中存在的不足。当前在音乐表演艺术教学中存在不足，主要表现为坚持以老师为中心，忽视实践锻炼，难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教学效果不大理想，为了应对这些问题，教学中必须转变思想观念，采取相应的策略创新教学模式，促进教学效果的提升。

（二）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和综合素养。音乐表演艺术教学不仅要让学生掌握基本的表演技能，还要注重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在整个教学过程中，通过采取相应的创新教学模式，不仅有利于学生掌握理论知识，还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和人文素养。

（三）有利于陶冶学生的情操。教学中通过创新教学模式，有效开展音乐表演艺术的各项活动，能够丰富学生的情感体验，陶冶学生的情操，对他们的成长也有重要作用。音乐表演艺术中蕴含着丰富的人文精神，通过引导学生对这些内容进行学习，不仅能够提升学生的表演技能，还能够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综合素质，有利于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二、音乐表演艺术教学模式的创新与实践

正因为音乐表演艺术教学模式的创新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因而在教学过程中必须对此足够的重视，并注重采取相应的策略。结合音乐表演艺术教学的具体工作，笔者认为可以采取以下相应的创新策略：

（一）创新教学方式方法，引起学生学习的兴趣和热情。音乐表演艺术教学中要考虑教学的实际情况，运用灵活多样的方式方法。例如，重视多媒体技术的运用，让学生对音乐表演的动作要领有更为深刻的认识，更好的掌握表演技巧。教学中在对基本动作讲解的时候，还要做好示范工作，引导学生掌握动作要领，同时在多媒体的辅助下，让学生更好地掌握动作要领，进行实际表演。如果条件允许的话，还可以组织学生到艺术院校观看音乐表演艺术教学的彩排、课堂训练等活动，从而加深学生对音乐表演艺术知识和基本动作的认识，促进教学效果的提升。为了丰富教学方式方法，教学中还要采用多种教学方法，例如，运用情境熏陶法、合作学习法等，通过利用不同的教学方式方法，从而让学生感悟到音乐表演艺术教学和学习的魅力，在表演和排练中不仅熟练的掌握基本动作要领，还能够更好的表达情感，促进教学效果的提高。

（二）加强教学中的实践锻炼，重视音乐表演艺术活动的交流。为提高音乐表演艺术教学效果，加强实践锻炼，进行音乐表演艺术的学习和交流活动是必不可少的。在音乐表演艺术教学过程中，任课老师应该重视组织学生进行表演，从而让学生对其有更为深入的理解和认识，让学生把握其中的动作要领，掌握表演技巧。在进行表演的时候，其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可以单独进行，也可以分组进行，还可以采用集体合作的形式。通过课堂实践锻炼和不断的演练，有利于丰富学生的基本理论知识，让学生熟练的掌握基本动作要领，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同时，还要注重开展音乐表演艺术教学的交流与学习活动。具体方式是：鼓励学生参加音乐表演艺术学习兴趣小组，定期开展培训和演出活动，在学校组织音乐表演大赛等等。通过组织这些学习和交流活动，能够增强学生对音乐表演艺术知识的理解，扩大音乐表演艺术的影响，进而提高教学效果。

（三）重视教材编写和建设工作，更好地指导音乐表演艺术教学工作。音乐表演艺术教学任课老师在开展教学的过程中，也要加强科研工作，编写完善的教材体系，指导教学活动。要协调好音乐表演艺术教学与文化课程教学之间的关系，提高思想认识，推动教学工作的顺利开展。在教学中可以开设选修课，将理论教学和音乐表演艺术的排练、欣赏结合起来，引导学生感悟音乐表演艺术教学的艺术魅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课堂教学效果。

（四）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工作，提高音乐表演艺术任课老师综合素质。任课老师对教学效果的提升有着直接影响。为了提高音乐表演艺术教学效果，必须注重采取相应的策略，提高任课老师综合素质，推动音乐表演艺术教学工作的顺利开展，提高教学效果。音乐表演艺术任课老师除了掌握基本理论知识、演练技巧等内容之外，还要加强科研，关注教学的现实问题，以新的理念和方法来指导自己的教学工作，并对教学中存在的不足进行分析和反思，并提出相应的改进意见，以更好的指导教学活动。任课老师还要加强交流与学习活动，学习先进的教学理念和方法，不断改进自己的教学工作，以推动音乐表演艺术教学的顺利开展。另外，学校还要注重引进高素质的教师队伍，充实师资力量，为教学活动的顺利开展做好准备。

三、结语

总而言之，在音乐表演艺术教学中，采取相应的策略对教学模式进行创新，提高教学效果是教学工作者的不断追求。今后在教学中，任课老师应该改变传统的教学方法，树立全新的教学理念，创新教学模式，以推动教学工作的顺利开展，提高音乐表演艺术教学效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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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艺术理论范文第6篇

与昆剧演出活动复苏相对应的是昆剧表演的理论研究开始受到人们的关注。和丰富的昆剧“文”“曲”资源相比，前人留下的关于表演艺术方面的素材实在是少得可怜。这一方面是由于古代社会戏曲艺人们地位低下，所谓“王八戏子吹鼓手”，根本不会有人去对他们的演出技艺等情况加以关注、记载，更不要说是研究了；另一方面，戏曲艺人师徒之间“口传心授”的传承方式，给实际演出资料的留存带来了很大的困难，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戏曲表演理论研究的发展。纵观明清两代，也仅有潘之恒、李渔等少数戏曲评论家在他们的戏曲理论著作中涉及到搬演理论。［1］新中国成立后，昆剧艺人的地位得到显著提升。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有在苏州昆剧传习所学习的经历，除了学戏，还有文化教师开课教授国文。因此，很多昆剧艺人不仅是表演大家，而且文化素养较高，有很好的表达能力，这就使得曾经必须“口传心授”的表演技艺被记录下来成为一种可能。五六十年代首开先河的两本著作是《昆剧表演一得》（徐凌云口述，管际安、陆兼之记录整理，共三集，先后于1959年6月、1959年10月和1960年3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和《我演昆丑》（华传浩口述，陆兼之记录整理，上海文艺出版社1961年版）。70年代后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各地昆剧院团和曲会曲社逐渐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演出实践的繁荣推动了理论研究的迅猛发展，这一时期的昆剧研究队伍空前壮大，并形成了普通高校、文化系统、业余曲友三足鼎立的局面。文化系统特别是昆剧艺人是研究表演艺术的主力军，一大批昆剧艺人记录，总结演出、曲唱经验的谈艺录迅速涌现，涉及演员艺术生涯以及舞台表演的各种技艺，如《俞振飞艺术论集》（王家熙、许寅等整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出版）、《丑中美——王传淞谈艺录》（王传淞口述，沈祖安、王德良整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昆剧生涯六十年》（周传瑛口述，洛地整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出版）、《优孟衣冠八十年》（侯玉山口述，刘东升整理，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年版）等。［2］这些谈艺录在数量上较五六十年代要更多，总结也更深刻全面。进入90年代以后，很多昆剧老艺人都已退休离职，或因年岁渐大而精力有限，因此这一时期的谈艺录多是后辈对他们表演艺术的研究探讨，如《郑传鉴及其表演艺术》（胡忌编，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张继青表演艺术》（中国昆剧研究会编，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艺海一粟——汪世瑜谈艺录》（章骥、程曙鹏主编，香港金陵书社出版公司1993年版），也有一些后辈的自述，如《我——一个孤独的女小生》（上海昆剧团岳美缇著，文汇出版社1994年版）。这些昆剧艺术家的谈艺录可谓珠玑满目，弥足珍贵，很多都可作为昆剧演员从业的教科书，但从20世纪整体的昆剧表演艺术研究发展的进程来看，仍是碎金散玉的感性体悟，只能称之为“一得”。

二、断章残篇的理性总结

自近代以来，随着西方戏剧观念的传入，传统与现代产生了激烈的震荡，旧学深厚的传统文人继承前人的研究方法，“补前修之未逮，阐曲学之奥妙”，更开阔思路，致力于用科学的、系统的方法去重新审视昆剧这个古老的传统文化。总体来看，新中国成立以来涉及昆剧表演艺术的理论著作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在中国戏曲这个大范畴里探讨戏曲表演艺术普遍性的基本规律。如张庚《戏曲表演问题》（通俗文艺出版社，1956年版）、陈幼韩《戏曲表演美学探索》(中国戏曲出版社，1986年版)、李春熹《作为演出艺术的戏剧》（中国戏剧出版社，1989年）、黄克保《谈戏曲表现手法》（上海文化社，1957年版）、陈幼韩《试论中国戏曲舞台艺术的表演程式》（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58年版）、张卉《戏曲表演知识三讲》（中国戏剧出版社，1987年版）、程砚秋《戏曲表演的四工五法》、白云生《生旦净末丑的表演艺术》（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白云生《戏曲的唱念和形体锻炼》（音乐出版社，1962年版）、万凤妹《戏曲身段表演基础训练》（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孙兴作《戏曲武功教程》（中国戏剧出版社，1980年版）、李熙《中国戏曲表演技术概要》（文华图书公司，1981年版）、傅雪漪《戏曲传统声乐艺术》（人民音乐出版社，1985年版）、黄克保《戏曲表演研究》（中国戏剧出版社，1992年版）、郑黛琼《中国戏剧之净脚研究》（学海出版社，1993年版）等等。二是夹杂在昆剧史论剧说中的关于表演艺术的论述。如胡忌、刘致中著《昆剧发展史》（中华书局，1989年初版）兼顾文学（剧本创作）和演出这两条线，考述了家庭戏班、职业戏班和宫廷演剧的兴衰更迭，以及大江南北的演出状况，并对徽昆、湘昆、北昆、浙江永昆、金昆等不同地域支派的表演特征进行总结；詹慕陶《昆曲理论史稿》（杭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以理论思潮为主轴，辅以剧本创作、声腔唱谱、舞台表演三个方面，梳理了从昆腔崛起前夕到康雍乾时代的昆曲曲家、评论家的理论著作；李晓的《中国昆曲》(上海百家出版社，2004年版)分为《昆曲概论》和《昆曲史略》两大部分，前者有关于昆剧舞台表演特征和价值的论述，后者涉及昆剧演出形态、昆班兴衰及各种表演风格的交替。此外，还有许多专家学者纷纷撰文从微观角度对昆剧表演艺术进行探讨。如丁修询《试谈昆曲表演的舞台动作方法》（《戏剧报》，1956年5月30日）、陈适《谈永嘉昆剧生旦的表演艺术》（《戏剧报》，1958年第1期）、丁修询《昆剧表演程式的本质、构成和运用》（《戏剧艺术》，1983年第2期）、李晓《昆剧表演艺术的“乾嘉传统”及其传承》（《艺术百家》，1997年第6期）、李晓《南昆表演艺术的体系及其创造法则》（《艺术百家》，1998年第3期）、冷桂军《昆曲表演艺术的形式特征》（2002年苏州大学硕士论文）、周秦《论昆曲舞台表演艺术的写意性原则》（《艺术百家》，2003年第2期）、欧阳启明《天然去雕饰——浅析王传蕖昆曲表演艺术特色》（《中国戏剧》，2005年第6期）、陈芳《从〈搜山、打车〉身段谱探抉昆剧表演的“乾、嘉传统”》（《戏曲研究》，2006年第3期）、顾笃璜《人物分类、演员分行及表演艺术之传承述略——昆剧传统表演艺术初探之一》（《艺术百家》，2008年第5期）、王焱《论昆曲表演的传承与法律保护》（《2008年中国艺术人类学论坛暨国际学术会议——“传统技艺与当代社会发展”论文集》）、刘志宏《昆曲表演的虚实处理艺术小议》（《浙江传媒学院学报》，2009年第5期）、赵天为《昆曲表演艺术的传承——以折子戏〈惊梦〉为例》（《文艺争鸣》，2010年24期）、丁修询《昆曲演剧方法与中国演剧体系——关于〈昆曲表演学〉(技术技巧卷)中的一些问题》（《艺术百家》，2011年第3期）、赵晓红《从〈搜山、打车〉看昆曲表演传承的“原汁原味”》（《艺术百家》，2012年第1期）、袁伟珅《昆剧折子戏〈水浒记•借茶〉的舞台表演特色》（《大众文艺》，2012年15期）、缪磊《昆剧折子戏〈风筝误•惊丑〉的表演特色》（《苏州教育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刘亚玲《深化语文教学改革,提高昆曲表演专业人才培养质量》（《齐齐哈尔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3年第2期）、徐凌恒《昆曲表演艺术三题——“歌”“舞”“情”》（《科学大众》，2013年第9期）等等。

三、系统性的体系建构尝试

2001年5月18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中国昆曲艺术为首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昆剧的地位空前高涨，不再仅仅是中国戏曲的代名词，或是和沪剧、越剧、川剧等并列的带有地域色彩的传统剧种，而是具有了真正意义上的独立价值。将昆剧表演艺术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建构系统性、科学性、逻辑性的昆剧表演体系成为必然趋势。到目前为止，学界共有两本著作冠以“昆剧（曲）表演艺术”之名：2005年“国家昆曲艺术抢救、保护和扶持工程办公室”主持出版了《昆曲与传统文化研究丛书》，其中有熊姝、贾志刚著《昆曲表演艺术论》（春风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一书。全书共分八章，第一章论述昆曲表演的本质属性，探讨了昆曲载歌载舞的表演特征形成的历史、发展规律，以及华夏民族传统文化与昆曲表演的关系，指出传统文化中的思维模式与诗化原则对昆曲表演的形成起到决定作用；第二章分析了昆曲表演横向的两个剖面——程序、行当的特点，并对昆曲演员如何创造角色和昆曲表演程序、行当的历史成就等问题，提出了新见解；第三、四章阐释了明代潘之恒和清代李渔的表演理论；第五、六、七、八章是对俞振飞、周传瑛、王传淞、华传浩等几位躬行实践的表演艺术家的个案研究，解读他们表演的风格特点，剖析各自独特的人生经历、学识修养、审美趣味等对其表演风格形成的影响，并对他们所取得的艺术成就做出了全面的实事求是的评价。但是，《昆曲与传统文化研究丛书》的定位是研究与普及的结合，要求做到雅俗共赏，具有普及性、知识性、通俗性的特点，因此，从章节的分布上我们就可以看出，全书只有四分之一的篇幅是真正关于昆曲表演艺术的理论性阐述，其余部分与《昆曲理论史稿》和谈艺录的内容有所重复。同时，由于该书是由两位作者共同撰写，因此在理论建构的系统性和连贯性上有所欠缺。值得一提的是顾笃璜先生的《昆剧表演艺术论》（上海文化出版社，2014年版）一书。顾笃璜自1953年开始创办剧团，并附设学馆，着手培养昆剧人才，前后长达三十多年时间。该书就是顾先生根据几十年来的笔记和授课讲义旧稿整理、扩充而成。他用“非经院式”文字阐释了昆剧艺术坚守集“唱、念、做、打”于一身的大一统、大综合原则和非幻觉主义的、与观众直接交流互动的原则，并指出这两大艺术原则并非昆剧所创始，却因昆剧而得到了稳定巩固与深化，奠定了我国戏曲特有的艺术形态。这两大原则引发了脚色的分类与演员的分行、写意虚拟化的表演手法以及化妆、服装穿戴的定型化。这些手法也非始自昆剧，但都因昆剧而进一步细化、规范化（也即符号化）并趋向于完备。顾先生是昆剧“保守派领军人物”，自1951年起从事昆剧的遗产抢救保护工作，至今仍然活跃在抢救保护的第一线。针对目前学界京昆不分、很多人“没有真正确立昆剧观，有的却是京剧观。”［3］的问题，顾先生专列一章阐述昆剧表演艺术的传统风格，强调大家必须树立起原真态的昆剧观。总体而言，《昆剧表演艺术论》一书既从实际出发，又力求引入理论思考，可以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关于昆剧表演艺术的系统性、科学性、逻辑性的理论总结与体系建构尝试。但本书作为国家艺术科学“十五”规划重点科研项目“昆曲学”子课题的研究成果，受限于课题的分工，考虑到表演艺术中唱、念所涉及的许多内容，必将与文学与音乐子课题的部分内容有所重复，因此主要是关于“做”“打”部分的研究探讨，未能实现对表演艺术四功的全面覆盖，未免令人稍感遗憾。从昆剧艺人们对自己演出、曲唱经验记录和总结的谈艺录，夹杂在中国戏曲表演艺术大范畴内或是史论剧说中的关于昆剧表演艺术的残章断篇，以及从微观角度对昆剧表演艺术某一方面进行的论述解析，再到以昆剧表演艺术作为独立研究对象，对系统性、科学性、逻辑性的昆剧表演体系的建构性尝试，我们看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化艺术界、传统学界对昆剧表演艺术研究探索的一个过程。

表演艺术理论范文第7篇

民间表演艺术表达形式概念

民间表演艺术通过表达形式来体现，有效保护民间表演艺术，准确理解民间表演艺术表达形式概念是当然之义。关于民间表演艺术表达形式的概念，理论与实务界均无统一结论。理论界基于不同的视角，对民间表演艺术表达形式的涵义给出多种表述。部分学者立足民间表演艺术表达形式的空间性，认为民间表演艺术表达形式是指特定群体在长期生产、生活中创作并演绎的民间文化表现形式的总称［5］。部分学者基于民间表演艺术表达形式的延续性，认为民间表演艺术表达形式是一种通过世代流传、连续、缓慢创造的艺术作品［6］(172)。还有的学者突出民间表演艺术表达形式的集体性，认为民间表演艺术表达形式是“指某社会群体(而非个人)创作”的艺术形式［7］(203)，或是指“由特定区域的社会群体或特定民族集体创造、体现该特定区域的社会群体或特定民族的特定品质或文化”的艺术成果［8］。此外，有学者从民间表演艺术表达形式的词源出发，主张按照其英文的涵义，称为“民间文学艺术”或“民间艺术”［9］(307)。法律实践上也无统一的民间表演艺术表达形式定义，国际间立法采用列举法且差异较大，但都要求表演者的群体性、内容的民族性。《班吉协定》的附件所保护的民间表演艺术表达包括:一切由非洲的居民团体所创作的，构成非洲文化遗产基础的，代代相传的表演艺术的传统表现形式。而依据《示范条款》，民间表演艺术表达形式是指来自某一文化社区的全部创作，这些创作以传统为依据，由某一群体或一些个体所表达并被认为是符合社区期望的作为其文化和社会特性的表达形式。可见，《班吉协定》将其界定为由“群体”而非“作者”完成的东西，从而排除了可通过常规版权法保护的民间“作品”;示范条款则包括可认定由一国国民或者该国之部族群体完成的创作。在具体国家立法中，摩洛哥版权法仅指符合创作条件的未出版的作品;阿尔及利亚与突尼斯两国的版权法对是否出版无要求;塞内加尔版权法则限定在艺术领域的创作……笔者认为，民间表演艺术表达形式是指在一国领域内，由该国的民族或种族集体表演，或能够推定为来源于某国或某一社区内成员表演，经世代相传，构成独特的文化特征、民俗风格、表现形式及方法的有形的或无形的展现艺术方式的种类，这些种类是被认为符合该民族、种族或社区集体期望的表演形式的总称。民间表演艺术发展史、国际间立法实践都表明，民间表演艺术表达形式具有明显区别于著作权法上“作品”的法律特征。民间表演艺术特殊性决定了其表达形式的特征。在武汉召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知识产权国际研讨会”上，学者们归纳民间艺术表达特征为多样性、不确定性、传承性、无形性、实践性、开放性等。基于前述概念，民间表演艺术的表达形式具有三个主要特征。第一，表现形式的多样性。民间表演艺术的表达形式是由某社会群体表演的流传于民间的歌谣、音乐、戏剧、舞蹈等表演艺术形式，它产生后会在区域间、民族间不断创新、丰富。因此，它并不是完全等同于传统版权法上的无形的“智力创造成果”。由于民间表演艺术源于民间丰富多彩的生活方式，不受“宫廷艺术”规矩束缚，与之伴生民间表演艺术表达形式自然竞相发展，形式与时俱变，从最初的杂耍到传统舞蹈，从活表演“百戏”到“人机合作”表演。因此，民间表演艺术的表达形式至少包括原始民间艺术表演结果如原创音乐、戏剧、舞蹈;在原始民间艺术表演结果基础上形成的载体如同一舞蹈的不同表演方式;以及以流动形式存在的民间表演艺术，如口技、评书、宗教传统仪式、传统竞技、传统游戏、民间习俗;等等。第二，创作主体的群体性。民间表演艺术表达形式的存续主要通过家族或群体传承，即使个别形式是某一特定个体原创，但由于社会发展原因，原创个体呈现“不知名”状态，但总体属于特定群体一员。正如学者所言:“它不是一个或若干个自然人或者团体的产物，相反，它是在不断地被民族内的众多成员传播、演绎过程中”受到无数的表演者不断加工，“同时，也融入了许多听众、观众的意见和情趣，从而使文化内涵不断丰富”［10］。第三，流传方式的实践传承性。民间表演艺术表达形式出现取决于生活生产实践的需要，一种表达形式的发展也基本决定于社会实践的需要，可以说，没有民间的生产生活需要，就不可能有民间表演艺术，民间表演艺术的表达形式缺少“宫廷”及“科班”标准，“口传身授”成为其流传的主要方式。

法律保护的民间表演艺术表达形式

民间表演艺术表达形式因其依存的文化环境而丰富多样并不断演变，但由于法律的局限性、民间表演艺术的特殊性、演出法调整对象的发展性，司法实践对民间表演艺术表达形式保护不到位。“如果整体所获得的力量等于或者优于全体个人的力量的总和，那么我们就可以说，立法已经达到了它可能达到的最高的完美的程度了。”［11］(154)因此，民间表演艺术要受到法律保护，必先使之成为演出法律关系的客体，而民间表演艺术表达形式得到合理界定，是民间表演艺术法律保护的起点。(一)界定民间表演艺术表达形式的基本理论在艺术上，民间表演艺术表达形式是民间表演艺术的载体，也是民族文化的表达形式，必然体现审美观念。而人类的生存发展决定着民间表演艺术的丰富发展，民间表演艺术的表演形式的审美观念与审美形式，逐渐成为审美意识，并显性为审美观念的符号语言。这些符号语言通过民间艺术，再现人类改造客观与主观世界，从而形成民族表演艺术文化模式。因此，界定民间表演艺术表达形式，首先必须坚持“原生态”标准。在民间表演艺术领域的“原生态”，是指在特定民族、地域生活环境内自然形成、表演、流传，域外文化影响少，没有经过人工依据外来标准改造的表演艺术形式。由于民族、地域的文化内涵与艺术价值取向不同，民间表演艺术的“原生态”内涵不是简单、统一、固定的。因此，民间表演艺术形式的差异不是技艺水平，而是形式创造者的思想观念。正如贡布里希所言:“因为整个艺术发展史不是技术熟练程度的发展史，而是观念和要求的变化史。”［12］(18)“原生态”要体现民间表演艺术语言系统、表演情感呈现方式、表演者审美观念、表演者心理结构、表演者思维方式、表演动作要求等舞台元素，也要体现民间表演艺术生存、流传的实践环境，以及确切传达民族(群体)文化心理。为此，确定“原生态”民间表演艺术形式，应该使它的文化形态完全回到原生态的生成环境，至少“原生态”应该体现“传统”和“习惯”内涵。依据WIPO解释，“传统原生境”被认为是特定群体基于一直延续的用法在适当的艺术框架内使用民间表演艺术传统的方式;“习惯原生境”则指依照该群体每天的生活实践对民间表演艺术的利用［13］(17)。在法理上，民间表演艺术表达形式应符合法定要件。首先，民间表演艺术表达形式是民族文化财产，是在民间经过长期流传而形成的表演艺术载体。形成时间短，或非特定民族或群体自觉形成的，不是民间表演艺术表达形式。有些国家立法要求表演艺术已存在100年以上并能反映本民族文化，如特利尼达和多巴哥的《民间文学艺术保护法》(草案)。其次，民间表演艺术表达形式创立者是民间特定人群，而非官方指定或许可人群及组织，其引起原始权益不能够完全归属于特定个人或者该人群以外的社会组织。“群体性”不仅指民间表演艺术表达形式中所表达的感情、反映的愿景、展示的内容，对特定群体具有普遍性，还指民间表演艺术表达形式从原始创作到流传、到再创新的每一历史单元都是与群体艺术创作分不开。至于认定“群体”，一般考量民间表演艺术的生长环境，而民间跨区域流传的同一民间表演艺术表达则可适用“最密切联系原则”①。再次，民间表演艺术表达形式的灵魂是民族文化内涵，即特定群体对本民族文化的自然认同与自然情感。“正是这种情感，在自然状态中代替着法律、风俗和道德”［14］(103)，而“法的观念，尤其是自然法的观念，显然就是关于人的本性的观念”［14］(64)。民间表演艺术表达形式是表演艺术本身的载体，以民族民间文化为依托，是后者的表现形式，而不限于具体形式的有形或无形性。因此，与民间表演艺术无关的表演形式，如从国外引进的音乐、舞蹈、戏剧，非民间的官方艺术表演形式都不是民间表演艺术表达形式。最后，民间表演艺术表达形式具备主观要件，即已经被公开的、被特定群体在心理上认可的“正式形式”。“公开”是向所在区域或人群公开，是表演的法律要件之一，非公开的表达形式自然不符合法律保护要件;而且，这种形式应该得到特定群体的承认，公认其区域的、人群的效力，如果该形式没有得到社区多数人的认可，则不是法律保护的民间表演艺术表达形式。此外，这种主观认可，还体现为民间艺术表演者都为表演结果的完成做出了直接的、实质性的贡献，而非为表演创作提供素材、理论指导或记录等辅的行为②。(二)民间表演艺术表达形式的国际间立法实践关于民间表演艺术表达形式的保护范围，国际间立法实践不一致，但都规定了大致分类。从国际公约规定来看，存在广义与狭义之别，这反映出国际社会对民间表演艺术表达形式的曲折认识。狭义上，将民间表演艺术的表达形式排斥在口头表达、社会风俗、礼仪、节庆等之外。如联合国《伊斯坦布尔宣言》列举了三大民间表演艺术领域:口头传统和表述，表演艺术，社会风俗、礼仪、节庆;而依据《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民间表演艺术包括肢体语言、音乐、戏剧、木偶、歌舞等表现形式。在广义上，民间表演艺术形式外延更广泛，且符合民间表演艺术本质特征。如《班吉协定》附件7规定，民间表演艺术表达形式至少包括口头形式表达、艺术产品、宗教传统仪式［15］(375);突尼斯版权示范法则包括音乐表达如民歌、器乐，动作表达如民族舞蹈、民间游戏及民俗活动①。国内法示范法条的规定更宽泛:口头表达形式，诸如民间诗歌及民间谜语;音乐表达形式，诸如民歌及器乐;活动表达形式，诸如民间舞蹈、民间游戏或民间宗教仪式;有形的表达形式;等等②。武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知识产权国际研讨会”上，国内外专家将传统表演文化表现形式概括为:音乐表现形式，如歌曲和器乐;行动表现形式，如舞蹈、游戏、典礼、仪式和其他表演，而无论其是否已浓缩为某种物质形式③。从国际看，21世纪的联合国公布三批亚太地区的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31项，表演类占总数的93．55%，所有项目均涉及民俗。纵观各国具体立法，由于对民间表演艺术范围的理解，发达国家与传统资源较丰富的发展中国家常相去甚远，保护民间表演艺术的国家多是经济不发达国家，如突尼斯、智利、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塞内加尔、肯尼亚、马里、布隆迪、象牙海岸、几内亚等国。各国具体规定存在差别，但基本可以归结为四大类:口头艺术形式，包括神话、传说、民间故事、谚语、谜语等;声音艺术形式，如民乐、民歌等;动作艺术形式，如民间舞蹈、民间戏剧、民间曲艺、民间体育活动、民间游戏、杂技等;综合艺术形式，如民间祭祀活动、宗教仪式、节日庆典活动、民间游艺活动等。从国内来看，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也予以保护民间表演艺术，依据我国公布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表演类分别占总数的51．4%、56．7%、57．1%，它们包括口头传统、传统表演艺术、民俗活动、礼仪与节庆等形式④。(三)法律关系客体的民间表演艺术表达形式类型根据国际间保护民间表演艺术的理论与实践，能够成为法律关系客体的民间表演艺术表达形式主要有三大类。1．民间表情艺术。它是指借助于艺术载体要素媒介，通过表演塑造的艺术形象，反映表演者感情的民间艺术。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前者包括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民间曲艺、杂技、民间戏剧等;后者专指民间音乐和民间舞蹈。本文专指狭义民间表情艺术，它最直接、最充分展示表演者情感;通过表演所塑造的艺术形象与受众情感共振;凭借时间流动性形成意境。民间音乐是相对于专业创作音乐的概念，是传统音乐的一个类别，是指特定群体在生活和劳动中运用本民族固有方法、采取本民族固有形式创造的、具有本民族固有形态特征，自己创作、自己演唱的音乐，包括民间歌曲、民间器乐、民间歌舞、戏曲音乐和说唱音乐。它是以口头创作、口头流传的方式生存于民间，并在流传过程中持续不断地经受着群众集体改造、加工和提炼的表演艺术。民间舞蹈，也称“土风舞”，是历史流传下来的，由群众自创自演，具有固定舞蹈程式、动作术语，体现民族或地区的文化传统的自娱性、群众性的舞蹈。民间舞蹈历史久、题材广、形式多、数量大，内容包括农业生活、娱乐活动、祭祀礼仪活动。民间舞蹈特点是:载歌载舞，多用道具，表演形式自由。从舞蹈功能角度看，民间舞蹈可以分五大类:节令习俗舞蹈、生活习俗舞蹈、礼仪习俗舞蹈、信仰习俗舞蹈、劳动习俗舞蹈等。2．民间综合表演艺术。民间综合表演艺术是戏剧、戏曲等艺术的总称，汲取了民间文学、民间美术、民间音乐、民间舞蹈等艺术优点，将时间艺术与空间艺术、视觉艺术与听觉艺术、再现艺术与表现艺术、造型艺术与表演艺术的特点融合在一起［16］(195)。民间综合表演艺术主要包括民间戏曲、曲艺、皮影戏、民俗表演。民间戏曲是指包含文学、音乐、舞蹈、美术、武术、杂技以及表演艺术各种因素综合而成的艺术。它是综合舞台艺术样式，以歌舞演故事，离形取意，运用虚拟手段塑造形象。它源于民间歌舞、说唱、滑稽戏三种艺术形式。中国戏曲源于原始歌舞，经过汉、唐到宋、金才形成比较完整的戏曲艺术，鼎盛于清代，主要包括宋元南戏、元杂名句、明清传奇、近现代京剧和各种地方戏。曲艺亦称说唱艺术，是由民间口头文学和歌唱艺术经过长期发展演变形成的、以带有表演动作的说唱来表达思想感情的艺术形式。曲艺是我国独有的艺术形式，古代宫廷中俳优歌舞表演就含有曲艺因素，主要有相声、数来宝、快板、快书、评书、弹调、大鼓坠子、琴书等。曲艺是最具民族特点的表演艺术形式集成，以“说”和“唱”为主要，以“一人多角”的方式表演，曲种各自独立。皮影戏，又称影子戏或灯影戏，是中国民间一种古老的表演艺术，以兽皮或纸板做成的人物剪影，在灯光照射下用隔亮布进行演戏。皮影戏的演出是演员通过操纵皮影来展现形象。皮影戏始于先秦，兴于汉朝，盛于宋代，元代时期传至西亚和欧洲。

民俗表演是通过特定群体的表演而展示特定区域民俗的文化活动。民俗起源于人类社会群体生活的需要，在特定的民族、时代和地域中不断形成、扩大和演变;它是最具有生命力的、最能体现地域民族的精神和审美的文化现象。表演类民俗主要包括:社会生活民俗，如岁时节日民俗、人生礼俗;精神生活民俗，如游艺民俗(游戏、竞技、社火);等等。3．民间动作艺术。民间动作艺术是指通过民间表演者具体肢体动作，借助一定媒介与表演者的技艺，塑造艺术形象，体现表演者情感的艺术。一般地，民间动作艺术是以动作表达为主，突出技艺性，但也常常结合少量的口头表达;民间动作艺术的形成是民间群体内通过口传心授、世代延续，其表达确立过程具有口头性特点。民间动作艺术主要包括杂技、魔术、中国武术。杂技亦作“杂伎”，指柔术、蹬技、手技、顶技、踩技、车技、口技、顶碗、武术、爬竿、走钢丝、变戏法、舞狮子等民间杂耍技艺，也包括戏法、魔术、马戏、驯兽在内。在中国，杂技萌芽于新石器时代，原始人狩猎活动中形成了最早的杂技，汉代称“百戏”，唐宋以后称杂技。杂技基本可以分为力技、形体技巧、耍弄技巧、高空表演、马戏与动物戏、幻术等。魔术中国古称“幻术”，亦称“障眼法”，是一种以迅速敏捷的技巧或特殊装置掩盖真实动作，使观众产生错觉的视觉艺术。中国魔术表演有两千多年历史。法律界对魔术表演定性存在争议，如商业秘密说、著作权法作品说，其实本质上是表演者权。中国武术，又称国术或武艺，打拳和使用兵器的技术是以技击为主要内容，以套路和捕斗的运动形式注重内外兼修的中国传统体育项目。武术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其内涵和外延是随着社会发展而发展的。武术寓技击于体育之中，具有形神兼备的民族风格及广泛的适应性。根据《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条例》的分类，武术属于杂技类。综上，民间艺术是民族文化的灵魂依托，内涵博大精深。作为民间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民间表演艺术历史源远流长，形式丰富多样，因为其无形性，难以得到法律应然保护，表演者权也常常被侵害，但民间表演艺术又是民间艺术重要渊源、现代表演艺术之源、民族文化之根。也正因为如此，对民间表演艺术的保护成为国际间议题，但是由于对民间表演艺术的表达形式的非确立性、国际间文化霸权的存在，加之西方经济强国主导下的国际版权秩序，文化资源大国与文化实力强国背离现象十分严重。要守住民族的灵魂，重塑民族文化自信，就必须依靠法律保护民间表演艺术。因此，在我国建设文化强国的进程中，运用法律制度保护民族文化是必然选择，界定民间表演艺术表达形式是强化制度文化的必然事件。文化发展史证明:只有建立文化有效规则，才能实现强大话语权，才能树立民族文化自尊，实现民族文化自强。法律制度是最有效、透明的规则，而民间表演艺术进入法律调整对象的前提，是确立民间表演艺术及其表达形式的内涵与外延。研究法律语境中的民间表演艺术及其表达形式，对保护民族文化、增强国际文化市场竞争力，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表演艺术理论范文第8篇

王国维在《戏曲考原》中说：“戏曲者，谓以歌舞演故事也。”说到底，戏曲是一种舞台表演艺术，只要表演存在，戏曲就不会灭亡，表演既是戏曲存活的生命体征又是其充满活力之所在。昆剧作为“百戏之祖”，历经六百多年的兴衰浮沉，依靠上一代演员向下一代演员口传心授的习艺方式，使传统表演艺术的基本格局能够流传至今，并存活在舞台上，成为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20世纪以来，随着西方戏剧观念的传入和传统戏剧学科的初步建立，关于昆剧表剧艺术的研究也开始受到重视，这一时期有关昆曲表演艺术研究的论著主要集中在三方面：一是昆剧老艺术家们演出的经验总结，即以谈艺录的形式呈现；二是在戏曲这个大范畴里探寻各剧种表演艺术的共性规律；三是夹杂在昆剧史论剧说中的关于昆剧表演艺术的论述。但是，真正以昆剧表演艺术为独立研究对象的著述基本没有，更不要说上升到像斯氏、布氏那样的表演艺术理论体系。直到顾笃璜先生的《昆剧表演艺术论》一书，用“非经院式”式的文字阐释传统昆剧表演艺术厚重的历史积淀，既从实际出发，又力求引入理论思考，才可以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关于昆剧表演艺术的系统性、科学性、逻辑性的理论总结与体系建构尝试。纵观此书，其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对昆剧表演艺术的本质特征及其表现手法的辩证性认知顾笃璜先生将中国戏曲的表演原则归纳为：一、集“唱、念、做、打”于一身的大一统、大综合原则；二、非幻觉主义的、与观众直接交流互动的原则。正是这两大艺术原则，奠定了我国戏曲特有的“写意”的艺术特征。这并非昆剧所创始，却因昆剧而得到了稳定巩固与深化。昆剧靠什么来写意？靠程式。程式贯穿昆剧表演的全过程，并体现在表演的一切环节中；不仅包括表演主体演员，也包括“非演员”子系统。顾先生在对昆剧表演艺术的本质特征及由其所决定的表现手法进行阐释梳理时，辩证性的思维贯穿始终。首先从表演的主体演员来看，昆剧表演艺术的程式化使得脚色分类、演员分行，各行当家门有其特有的程式化的身段表现方式。身段艺术作为一种独立的符号系统，即源自生活，又独立于生活原形之上。生活中的动作经过提炼加工，舞式化的艺术夸张，形成演员与观众共同的约定俗成，并且达到系列化的高度，便成为了程式身段。每一个身段的含义是确定的，但同样的身段程式，在不同人物内心状态的推动下，经过微调或略有变异，其表达出来的含义，以及塑造出来的人物形象便有很大的不同。身段程式作为一种符号，其组合是千变万化的，它要求大家共同遵守，却又允许甚至提倡合规律的变化创造。阿甲说：“戏曲程式是创造戏曲形象表现力很强的一种特殊形式。它管束表演的随意性并放纵它有规律的自由。”[1]各行当家门特有的程式化的身段为演员扮演剧中人物提供了一个基调，但又并不妨碍演员在此基调上更深化人物性格的艺术创造。“梅兰芳先生从艺术程式中获得了动作自由。”（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其次从“非演员”的表演子系统来看，昆剧虽然成熟于我国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物质相对丰富、技术相对进步的历史时期，但他仍坚守程式化的艺术自觉和美学追求不动摇。“承认舞台布置的使用功能而免除其再现和描绘功能。排斥设置实景，以中性道具象征性的示意故事发生的地点和环境”[2]（p.32），着力发展写意虚拟的表演手法。所以，也可以说，昆剧舞台的“布景在演员身上”。虚化了布景，中性化与简化了道具之后，舞台美术自然就集中在人物造型艺术，主要是化妆与服饰两个方面。“它追求的同样是与生活现实原状拉开距离，不求写实地‘再现’生活，而走写意的‘描绘’之路。从而又发展出利用舞弄服饰穿戴的技艺，用以渲染人物思想感情的许多手法来。”[2]（p.45）化妆、服装穿戴的程式化定型化使舞弄化妆、服饰等各种穿戴物的技艺以加强表演的手法得以形成。反过来，利用穿戴物以加强表演的成功创造，又使穿戴物通用的原则得以进一步巩固而不变。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昆剧是一种即贫困又不贫困的表演艺术。从表面上看，舞台上除了演员的程式化表演几乎没有其他“附加物”，但所有的“非演员”子系统，包括文学、舞台美术、音乐等，都完全围绕、附丽于演员的表演而呈现在舞台上，各种辅助手段尽量压缩（极小化），才能使演员的艺术功能充分发挥（极大化），从而达到最佳的艺术效果，给观众综合、统一的审美感受。

二、对昆剧表演主体养成的实践性思考顾笃璜先生自幼浸润于昆剧文化的氛围之中，十分熟知昆剧；又攻读过戏剧专业，接受过系统的中西方戏剧教育，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他自1953年开始创办剧团，并附设学馆，着手培养昆剧人才，曾先后聘请过五位“传”字辈艺人授戏，并从旁观摩全过程。1982年倡议重建昆剧传习所并主持其事，参与培养了“继”、“承”、“弘”三辈昆剧演员，前后长达三十多年时间。顾先生经常亲自指导演员排练，为演员讲授表演艺术理论，帮助他们理解、消化、掌握昆剧的体验艺术，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本书就是根据顾先生几十年来的笔记和授课讲义旧稿整理、扩充而成，既有一定的理论高度，又有实际的指导意义。从演员的选材到培养，顾先生总结了许多优良传统与宝贵经验，他强调学戏从临摹入手，剧目注重师承。古人对表演艺术精益求精的反复加工，使每一个折子戏或剧中人的表演艺术均有比较独立的审美价值。“我们今天所说的表演艺术遗产，便集中在这些优秀的折子戏，更是骨子戏之中。”[2]（p.100）对于这份遗产继承和改革的问题，顾先生主张：昆剧表演艺术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传承是活态的、流变的，又应该是继承的恒定性与创造的变异性辩证结合。也就是梅兰芳先生所说的“移步而不换形”。顾先生敏锐地看出并十分郑重地强调：昆剧表演艺术具有重“体验”的优良传统。演员学戏先从外部动作（身段）的临摹入手，进而寻找内心依据，渐渐达到“心到”的境界，这样表演才传神，才有感人的力量。但又指出昆剧授戏的传统方法尚有欠缺之处，在处理内心体验时对激活演员相应的记忆表象这一点往往强调不够。提出“演员如何才能从模仿外部动作――身段入手的学艺方法中，进入内心体验”这一造就昆剧演员的重要命题。对此顾先生给出的答案是是：采用“拿来主义”，学西方。“西方的表演艺术理论包括其训练方法是建立在生理学、心理学乃至解剖学、物理学的基础上的。特别是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对推动表演艺术理论研究所起的作用尤为关键。”[2]（p.86）他自觉而谨慎地将斯氏体系相关理论引人昆剧表演人才的培养中，并指出“我们借鉴斯氏体系主要在于演员进入体验的方法，而不在其追求的幻觉主义目标。”[2]（p.86）

三、对昆剧表演艺术独特风格的原真性审视

昆剧表演艺术以人为载体，离不开社会、文化环境，所以，它的原真性又随着人的存殁和环境的变化而发生变迁。这种变迁可能是良性的，也可能是灾难性的。以京剧为例，“京剧有百分之六十来自昆剧”（欧阳予倩）。但是，京剧经过发展所确立的自己的艺术样态反过来又对昆剧起了“反哺”作用，这种“反哺既有积极作用，也有消极作用”，昆剧的京剧化不可避免地使昆剧艺术风格减弱甚至趋向消失。所以，顾笃璜先生提出：现在学界面临的一个很严峻的问题就是对于昆剧表演艺术究竟是怎样的，或究竟应该是怎样的，在观念上很是模糊。很多人“没有真正确立昆剧观，有的却是京剧观。”[2]（p.114）而要想对昆剧表演艺术遗产真正地进行保护，首先必须清楚地树立起原真态的昆剧观。顾先生是昆剧“保守派领军人物”，自1951年起从事昆剧的遗产抢救保护工作，至今任然活跃在抢救保护的第一线。他始终坚守的原则是：“传统、传统、再传统”。甬昆、永嘉昆、吴江昆曲傀儡、苏州老“堂名”等遗产，都因他的努力而部分地得到保护和存录。这些“边缘”艺术由于处于“边缘地位”，所以较少受到其他剧种的侵蚀和干扰，较多地留存着传统昆剧艺术的本真形态，顾笃璜先生将自己在这方面的工作体会上升为理论思辨，阐发自己的“昆剧观”。顾先生指出昆剧是由文人参与并主导推动而发展起来的戏曲形式，因此，和之前的戏曲形态相比，必然有所转型与提升：从民间的戏曲转型提升为文士的戏曲；从通俗型戏曲转型提升为高雅型戏曲；从粗放型戏曲转型提升为精致型戏曲；从野外型戏曲转型提升为室内型戏曲。这在昆剧表演艺术中便集中体现为轻、精、细、慢的艺术特色。为了让读者能更直观、形象的认识原真态昆剧表演艺术的风格特征，并针对学界长期以来京昆不分的问题，本书专列一个小节对昆剧、京剧表演艺术从总体基调、唱腔、身段、做工、乐器、锣鼓经等方面进行了分析比较，非常精彩。顾笃璜先生形象的比喻昆剧像太极，京剧像少林拳。《昆剧表演艺术论》一书，是顾笃璜先生六十多年来在昆剧遗产抢救保护第一线工作的实践经验的总结，也是他理论联系实际，对原真态的昆剧表演艺术进行研究的理论成果的集中呈现，全书充溢辩证性的理性反思，在研究方法上兼具系统性、科学性和逻辑性，对于昆剧表演艺术理论体系的建立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但本书作为“昆曲学”子课题的研究成果，受限于课题的分工，主要是关于“做”、“打”部分的研究探讨，未能实现对表演艺术四功的全面覆盖，未免令人稍感遗憾。（责任编辑：帅慧芳）

参考文献：

[1]阿甲.谈谈京戏艺术的基本特点及其相互关系――为了研究现代京戏的改革[J].文艺研究，1981，（06）：23.

表演艺术理论范文第9篇

关键词：表演艺术；声乐教学；相互关系；作用；分析

【中图分类号】J616-4；G642

一、引言

声乐艺术具有较强的实践性特征，从广义上来讲，声乐艺术也可被称之为表演艺术的一种，但二者有所不同。表演艺术是一种将动力定型的表演技巧，它是展现舞台表演者行为的一门艺术，表演艺术存在且巧妙地渗透于声乐表演的方方面面，毋庸置疑，没有表演艺术支撑的声乐艺术将失去灵魂与生命，成为一潭死水，毫无生机与活力。鉴于此，在学前教育专业声乐教学中，发挥表演艺术的作用，以表演艺术提升声乐教学质量是一种科学有效的教学方法。

二、 表演艺术与声乐教学的相互关系

所谓表演艺术，就是通过人的演唱、演奏或人的形体动作、肢体语言、表情来塑造形象、表达情绪、情感从而表现生活的一门艺术种类。通常来说，表演艺术包括戏剧、音乐、舞蹈等各种内容，具有综合性特征。表演艺术与声乐艺术是两种不同的艺术门类，前者更倾向于“演”，而后者则更注重“声”，虽然两种艺术之间确实存在着不同，但其在艺术教学中却存在相通性，有着相辅相成、互相渗透、融会贯通的密切关系。例如，目前我国各大院校在声乐教学中普遍开设了表演课程，不断迎合表演艺术的发展潮流，将“演”与“声”，“表演艺术”与“声乐教学”做了恰当的契合，并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学前教育专业声乐教学旨在为国家培养更多优秀、专业的幼儿声乐教师。毋庸置疑，幼儿声乐教师面对的是3岁到6岁的孩童，他们活泼好动、知识浅薄，但好奇心重，爱模仿、爱表现，极想得到别人的赞美与认可。在幼儿声乐教学中，如果能运用趣味生动的表演艺术将抽象、枯燥的声乐课堂具体形象化，做到声乐与演唱、声乐与肢体表演的完美融合，定能调动幼儿学习的积极性，让幼儿感受到声乐之美、声乐之情、声乐之趣。从该层面上讲，表演艺术与学前教育专业声乐教学相互关联，密不可分。

三、 表演艺术在声乐教学中的重要性

（一）激发学生兴趣，提高学生课堂参与度

在声乐教学中，高职、中职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往往兴趣低下，课堂参与度不够，枯燥乏味的声乐理论知识以及重复、无新意的声乐训练很难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但是，如果在声乐教学中渗透表演艺术，为学生创设适合其身心发展特点以及学习兴趣的动作表演、情节表演或者富有韵味的舞蹈表演等，定能吸引学生注意力，调动其感官细胞，使其兴致昂扬。在声乐表演中，适当的表演艺术，如舞蹈动作表演等可将学生带入一种新奇、梦幻的绝美声乐艺术境界，这样不仅能提升教师的演唱魅力以及舞台魅力，同时也提升了教师的教学魅力，增进师生情感，拉进师生心理距离，让学生倍感亲切，继而在教师的引领下主动参与声乐教学活动，改善学习效果。

（二）有利于学生更好地处理“声”与“情”

幼儿声乐教师在授课时，不仅要教会幼儿声乐艺术，更要教会幼儿传情，让声乐为感情表达服务，提高幼儿演唱内涵与意蕴的丰富性，为幼儿日后更复杂的声乐艺术学习奠定基础。因此，学前教育声乐教学要渗透表演艺术，让学生更好地处理“声”与“情”的关系，既要唱“声”，又要唱“情”，为日后更好地指导幼儿声乐学习而努力。在目前的声乐教学中，很多学生在“声”与“情”的把握不足，他们只练声，不达情，声音死气沉沉，毫无活力，歌唱很难达到扣人心弦的艺术境界。但如果设置一些趣味肢体表演，调动学生的感官情感，定能达到医以演显声，以声带情的声乐表演境界。

（三）表演对声乐教学具有烘托与促进作用

表演艺术对声乐教学的另一个作用便是烘托、铺垫与促进。表演艺术的渗透，能使声乐教学更具有戏剧性、情节性与情感性，有利于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充分发挥各类审美元素的作用，这些审美元素能对整堂课起到烘托、铺垫作用，为学生声乐学习创设完美的审美情境，促使学生学习心理与声乐审美情感的融合，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声乐教学质量的提升。例如，在声乐教学中，教师可基于教学内容编创一些幼儿歌曲与幼儿舞蹈，让学生试着弹唱这些幼儿歌曲，学会跳幼儿舞蹈，为其创造艺术表演平台。这样不仅能营造和谐温馨的课堂教学氛围，同时也有利于学生克服声乐表演中的忘词、节奏不稳、声音发抖等现象，对学生更好地学习声乐艺术起到推动作用。

（四）表演艺术推动声乐教学方法的多元化

中国声乐艺术的发展要坚持“中西结合”的原则，在声乐教学方面，既要吸收与学习西方声乐教学的先进模式，同时也要结合中国本土声乐艺术不断创新声乐教学模式，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声乐教学方法。将表演艺术渗透于声乐教学，有利于学前教育专业声乐教学克服传统教学模式的弊端，突破“三种唱法”的限制，有利于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结合表演艺术的相关因素，进行教学方法的改革，探索出迎合学生学习兴趣、学习需要以及学习认知的中西结合式的声乐教学模式。融入表演艺术的声乐教学模式，有利于教师基于学生音色以及唱法的不同给予学生不同的表演内容（或角色），让学生在表演中去演唱，在演唱中实现声乐知识与能力的提升。

（五）表演艺术可检验学生声乐学习效果

毋庸置疑，声乐课堂学习效果的好坏直接关系着学生在声乐实践中的表现，声乐的单纯表演需要要有扎实的声乐理论知识和较高的声乐技能做支撑，将表演艺术融入声乐教学一定程度上能检验学生声乐学习综合效果，考察其声乐综合能力的高低。学生在声乐课堂上学到的声乐理论与技巧一定要通过某种实践平台展示出来，而表演艺术则恰好可为学生营造这样的氛围，使学生声费习做到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统一。渗透表演艺术，一方面可以使学生在实践中明得失，不断改进学习策略，提高学生效率。另一方面，教师通过表演艺术检验学生学习成果，有利于优化教学方法，推动声乐教学的健康持续发展。

四、总结

综上所述，表演艺术与高职、中职学前教育专业声乐教学具有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密切关联。作为声乐课堂的组织和引导者，声乐教师应充分意识到表演艺术之于声乐教学的重要性，并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通过不断改革教学理念与方法将表演艺术的作用践行到实处。

参考文献：

[1]朱勇. 戏剧表演基础在声乐教学中的作用[J]. 黄河之声，2014，19：12-13.

[2]危瑛. 论声乐课堂与舞台表演融合的教学研究与实践[J]. 大众文艺，2014，24：222-224.

表演艺术理论范文第10篇

《音乐表演艺术论稿》张前著，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4年11月。张前教授为著名的音乐美学家，在音乐美学与音乐心理学方面有很大的贡献。此书可将其概略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为对音乐表演艺术实践中所面临的问题进行探讨，包括演奏者在演奏过程中的心理层面，以及对于作品分析、风格、乐谱版本的比较等等；后半部分为对音乐美学思想进行阐述，包括中国以及西方的音乐美学观点，以及在中西方的乐器演奏艺术上也进行了详尽的介绍。书中多举例为一特点，引用了很多名人所说过的话，也有取自于古文诗词、书籍杂志等文献的名言佳句，但是在引用外国佳句时，可能由于语言翻译的关系，有时会出现语句不顺以及倒装句，需要重复研读好几次才能真正了解其中意思。在看书的过程中，常常会遇到似曾相识的句子，原来是在前面已经提剑过的内容，在此处又再一次的完整重复，也许是探讨的主题有相关联，所以再次的强调，但是大篇幅的例证重复，会使读者产生厌烦感，无心再一次的字字详读。音乐表演美学的主旨在于研究音乐表演艺术的实践，所以也隶属于音乐美学的一部分，书中介绍了中西方的音乐美学思想是无可厚非的，因为在了解音乐表演艺术的过程中，必须先对大方向的音乐美学有所了解，但是书名必竟为音乐表演艺术，读者选择此书无非是想在音乐表演实践方面得到启发，美学思想理论占了大篇幅，或许对于读着来说有点与目的不符。章节的标题虽旨为演奏艺术、音乐表演艺术等等的发展，但在详读过后，内容或许比较符合音乐史、乐器史等演变，对于表演实践方面似乎没有太多的关联。如第十三章―20世纪中国乐器演奏艺术的发展，介绍了中国乐器的演变、作曲家的生平、代表人物、著名作品等等，此些内容也许与音乐表演艺术是有关联性的，但对于想要了解表演艺术实践方面的我，就没有引起太大的兴趣。

《音乐表演艺术原理与应用》杨易禾著，安徽文艺出版社：2002年10月。此书为杨易禾教授对于早期著作《音乐表演美学》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年10月进行扩充与补足，将原有的内容前后各增加了数章节来对音乐表演艺术做更详细深入的探讨。书中除了在表演方面的实例做分析，在表演思想、美学理论甚至是表演艺术教育上皆有详尽的介绍。举例部分也是占了重要地位。除了引用名人、古文仕句外，从电影里、邻近的生活例子里以及诗书画、历史故事中，都提出相关联的描述，此外，杨教授也善用比喻，将音乐比喻成生活中的事物，让我们能够激发想象力，举一反三，将书本上的论证模拟到现实生活中，使呆板艰深的理论变得平易近人也较好理解。除了阐述美学思想家的观点，杨教授在书中也提出自己的看法，笔者觉得这是好的，让我们知道作者的观点是属于哪一方面抑或是有着另外的思想，毕竟我们看书就是想要知道这个作者的归纳与看法，否则不管文献出自于哪位作者，内容皆是一样无分别的。同样是杨教授的著作，《音乐表演艺术原理与应用》与《音乐表演美学》两本著作相较之下，《音乐表演艺术原理与应用》除了在内容篇幅上的不同外，也增加了很多谱例，使我们能够在文字的叙述下，有谱例进行对照，对于了解有着很大的帮助。例证也不仅限于二胡，对于声乐艺术、钢琴演奏等等中西方音乐也略有比较。

两本同样是关于音乐表演艺术的著作，相比之下，笔者较喜欢杨易禾教授的《音乐表演艺术原理与应用》。杨易禾教授为：二胡演奏家及教育家，将书中的例证重点放在二胡的表演美学上足非常自然的，虽然大部分皆是有关二胡的实例，但是能够让我们了解在二胡这样民族乐器上所遭遇到的情况，能够进而延伸应用至自身的专业上。身为一位民乐演奏家，从自身的经验来传授在表演过程所会面临的状况是再好不过的，包括演奏前的准备、登台的瞬间以及演奏后的阶段，这些亲身体验的经历远比头头是道的理论要实际的多。如何判别音乐表演的质量、型号的思考、演奏的风格流派如何取决、如何练习、演奏中的力度速度变化、对于演奏的各方面思考等等，这些内容对于音乐表演实践来说是具有启发性的，虽然书中也大篇幅的论述美学思想以及深奥的古文哲学，但是最终皆会告诉我们如何应用到表演之中，如何将其思想与音乐表演实践相结合，这对于想要探讨音乐表演美学的读者有着相当大的益处。

在音乐表演的议题中，[观众是否存在?]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表演除了要有演奏者，不可或缺的就是观众，但是只要一想到观众，一些无可避免的紧张就会接踵而至，甚至造成呆板、形式化的为观众的演出。有人会说：“就当那些观众不存在，就像在平常练习的琴房里一样。”也有人说：“在舞台上表演，就是要与观众交流，要注意自己的形象……”但是，真的能够如此吗?表演既是为观众演，又要当作他们不存在，这到底该如何取舍呢?在《音乐表演艺术原理与应用》中提到：“真正为听众的创作心理应该是用自己发自内心深处的、真实感人的音响去打动听众的心灵。”所以演奏者本身也是听众，他在演奏中也在倾听着自身的演奏，舞台上的演奏心理过程始终专注于音乐，沉浸在自身的音乐当中，此时观众是否存在已经不重要了，更别提及因为观众而导致的紧张了，直到演奏完最后一个音符，观众的掌声才唤醒了他们，才察觉到观众的存在。唯有演奏者自身融入音乐、被音乐感动，才能够使台下的观众一起进入音乐的世界一起感动。

在两本著作里，同样都提到了关于作品风格的三种见解：一是要求演奏主体绝对忠实于原作，不能改变其面貌：二是强调演奏家个人的主观能动性；三是将此二重性融合。笔者赞成第三种见解，我们不足作曲者，更不是生长在作曲者的年代背景，要完整的展现作曲者心中的想法是不可能的，只能够力求符合，靠想象来体现曲子的原本面貌，表达曲子所要传达的感情，演奏家自身所理解的想法，只会是客观性的。了解作品的背景，融合自身的二度创作，正所谓千人千面。每个人所演奏出的同一首曲并不会完全相同，即使是同一位演奏家，所演奏的每一次也不会是完全相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