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业论文范文
时间：2023-02-27 01:28:21
保险业论文范文第1篇
[论文摘要]随着《保险诚信读本》的出台,我国保险业必须从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和确保保险业长远健康发展的高度,重视和加强保险诚信建设。本文对我国保险市场诚信现状及建设提出了建议。
日前,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和中国保险学会正在为《保险诚信读本》做最后的审编工作。据了解,此举是为落实保监会主席吴定富提出的“必须从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和确保保险业长远健康发展的高度,重视和加强保险诚信建设”指示精神的具体措施。
一、诚信对保险业的重要意义
诚信是保险业存在的基础,是保险业健康发展的前提。在保险活动中,诚实守信是对保险交易对方合法权益的维护和尊重,也是对自身合法权益的维护和尊重,诚信的缺失最终也会使失信者的利益遭到损失。可以说,不诚信就没有信誉,就没有保险业的长期持续发展。
1.诚信是保险公司生存与发展的内在要求,是保险机构的核心竞争力。保险产品是一种典型的无形产品,是以保险公司的信用向客户所做出的对未来可能发生的保险事故承担赔付保险金责任的承诺。因而,保险公司是否诚实、守信用,在保险消费者的购买决策中起着很大的作用,消费者只会向其认为有信用的保险公司投保。保险公司只有诚信,才能为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才能增强竞争实力,为更广泛地进入市场、扩大交易创造条件。
2.诚信是保险市场活力的信心指数。保险市场上失信行为的扩大化以及诚信制度的缺位,会增加保险交易的风险,使保险行为主体对保险市场缺乏信心,阻碍保险交易向纵深发展,甚至使保险市场在较长时期处于低迷状态。可以说,保险市场疲软的原因在于诚信不足。一方面,保险公司、保险中介人的不诚信,影响到保险消费者对保险市场的信心;另一方面,被保险人及其关系人、保险人的违信行为,也损害了保险公司从事保险交易行为的信心。
3.保险经营活动的特殊性要求保险双方最大诚信。保险市场是典型的信息不对称市场。相对于被保险方,保险人对保险标的的信息是不充分的;相对于保险人,被保险方对保险条款的信息也是不充分的。保险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导致交易成本增大,可能出现道德风险并直接损害保险合同主体的合法权益。保险合同的当事人只有最大限度地诚实守信,才能降低保险市场的交易成本,保证保险业的发展。
二、我国保险市场诚信缺失情况的主要表现
近十几年,是我国保险业快速发展的十几年,也是问题不断暴露的十几年,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我国保险市场诚信缺失现象严重。诚信问题,也由一元性转变为二元性。
1.保险供给者的诚信缺失。保险供给者即保险市场上提供保险产品的保险公司。过去十几年,我国保险业一直处于粗放型发展阶段,由于保险公司的信息披露缺乏及保险业务的专业性强,使保险消费者处在信息不对称的博弈中,在投保前甚至投保后难以了解保险公司及保险条款的真实情况,只能凭借主观印象及保险人的介绍做出判断,客观上为保险公司的失信行为创造了条件;另外一些保险公司及其工作人员在保险业务中隐瞒、欺骗,不及时履行甚至拒不履行赔付义务,违规经营,恶性竞争等都损害了保险公司的声誉。此外,从宏观层面来讲,保险公司偿付能力不足,积累风险过大,寿险公司的“利差损”问题,也是不诚信的重要表现。
2.保险消费者的诚信缺失。保险消费者包括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其诚信缺失主要表现在投保时和索赔时,逆选择和道德风险是其主要表现。一些投保人在投保时,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使保险公司难以根据投保标的的风险状况确定是否承保、应该以什么样的条件承保;有些被保险人和受益人,故意虚构保险标的或保险事故骗取保险金,伪造、变造与保险事故有关的证明、资料和其他证据,编造虚假的事故原因或者夸大损失程度,骗取保险金,增大了保险标的及社会财富的损害,增加了保险人理赔的成本。有关资料显示,我国保险骗赔案件平均比英美等保险发达国家要高出一倍。
3.保险中介者的诚信缺失。保险中介者包括保险人、保险经纪人和保险公估人等。其诚信缺失主要表现在其业务中欺骗、隐瞒与保险合同有关的重要情况;阻碍或诱导投保人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等。我国则较多地表现为保险人的诚信缺失。不少保险人在获得更多手续费的利益驱动下,片面夸大保险产品的增值功能,回避说明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甚至误导投保人,给投保人、被保险人造成经济损失,引起保险消费者的普遍不满,更导致了整个保险业失信于社会,严重损害保险业的声誉。
4.保险人之间的诚信缺失。保险业的整体形象和竞争优势有赖于所有保险公司和全体从业人员的共同维护。但在现实经营中,以邻为壑的情形却时有发生。有的保险人为了争揽业务,不惜违背监管机构的规定和行业自律协议,变相降低费率、提高手续费。有的保险人在分保过程中,有意隐瞒和原保险标的有关的某些风险。有的保险业务员在展业时,常常视同行为冤家,标榜自己,贬损他人。这样的相互排挤损害更不利于整个保险行业的发展。
三、构建中国保险业诚信制度的思路
当保险业的诚信缺失升级为诚信危机时,就会使保险交易成本大大增加,缩小保险交易的范围,使保险市场的行为主体难以正常地沟通和交往,使保险市场缺乏正常运行的基础。因此,应该从多方面来构建中国保险业的诚信环境。
1.加快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完善,健全保险监管机制,建立明晰的产权制度和健全的诚信法律制度。保险市场主体在从事保险活动时,往往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丧失理性而违背诚信原则,因而必须借助于制度的外在强制力——明晰的产权制度及健全的法律制度,从而引导人们将外部性较大地内在化。保险交易主体进行决策的一个关键就是行为结果的置信性。如果有法律提供的硬约束,交易主体就会确信一旦做出不诚信行为,将遭到法律的制裁,其后果是确定的,这种法律产生的威慑力迫使交易主体理性地放弃欺骗行为。中国保监会作为保险市场的监管主体,应通过监管加大执行力度,鼓励、引导诚信行为,并与司法机关配合,依法惩治失信行为,促进保险诚信制度的建立。
2.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推进保险行业内部规范化建设,建立良性有序的竞争市场。在一个粗放经营、恶性竞争的保险市场,产险公司靠高手续费、低费率抢夺市场,寿险公司夸大产品的投资而忽视保障功能,这两种行为都没有有效满足客户的风险需求。因此要建立起保险行业的自律制度,通过同业公会、行业协会等组织协调和平衡市场主体利益、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并要加强行业间的沟通与交流,实现资源共享,同时建立反保险欺诈和调查机构,有效地打击了保险犯罪,建立良性有序的竞争市场,有效地避免诚信缺失行为。
3.重视核保核赔环节,推动保险公司技术进步,形成立体调查网络。核保是对保险标的风险的前期筛选,做好核保工作对控制好道德风险问题和逆选择有重要的意义。理赔处理环节是保险公司防范保险欺诈的最后关口,理赔专业技术能力的强弱,直接关系到风险防范的质量,理赔员要严把每一个关口,提高防欺诈、反欺诈的能力。我们应该重视核保核赔环节,促进核保核赔技术进步,改善理赔调查的内外部环境,形成立体调查的网络,有效地防范和减少保险欺诈所造成的风险,推动保险市场的诚信。
4.建立社会个人信用账户,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加快信用评级制度的建设。通过信用评级制度的建设及信息披露,促使保险市场主体始终诚实守信用,认真履行保险合同规定的义务。并要注意与国际信用评级机构实行的评级标准、技术等方面的对接,吸收国外先进的评级办法并结合我国实际,形成科学、合理的信用评级制度。要把分散的反映保险机构和个人的诚信状况的资料和数据进行联网管理或整合,实现诚信信息的资源共享。这样可以有效地降低交易成本和监督成本,极大地提高交易的效率,促进资源合理分配。
5.将保险市场诚信建设的规范对象扩展到第三方,培育诚信理念,构建保险业的诚信文化。这里所说的第三方,是广义上的第三方,包括保险中介机构、新闻媒体和法院、仲裁机构等等。在一个完善的保险市场,第三方扮演的角色就是降低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程度。全社会(特别是保险公司)应高度重视诚信问题的教育与宣传,培育诚信理念,使诚实守信的伦理精神渗透到保险各方的意识中,为诚信行为创立思想基础。在保险公司的形象宣传中应当从立足长远,做好与新闻媒体的解释沟通工作,打造保险行业百年诚信老店。
保险业论文范文第2篇
[英文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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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正文]：
保险投资是现代保险业存在与发展的关键。与此同时,保险业的稳健发展,一方面要求保险投资的安全性和流动性,另一方面要求保险投资的盈利性。显然,这三者的协调是十分重要的。而它们的协调需要法律从制度上加以完善,即法律应当为保险投资监管提供制度上的保障。
我国自1980年恢复国内保险业务以来,保险资金运用,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80-1987年,为无投资或忽视投资阶段,保险公司的资金基本上进入了银行,形成银行存款;第二阶段从1987-1995年,为无序投资阶段,由于经济增长过热,同时又无法可循,导致盲目投资,房地产、证券、信托、甚至借贷,无所不及,从而形成大量不良资产;第三阶段始于1995年10月,为逐步规范阶段,1995年以来先后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简称《保险法》,下同)、《保险业管理暂行规定》等有关保险法律法规,但由于限制过紧,加之1996年5月1日以来的7次利率调整,使保险业发展带来新的问题,尤其使寿险业的利差损进一步扩大,因而,政府曾多次调整保险投资方式,1998年先后允许同业拆借、购买中央企业AA+公司债券,但仍解决利率下调对保险公司带来的压力,尤其难于解决寿险公司日益扩大的利差损。基于此,1999年10月28日,国务院批准保险基金通过证券投资基金间接进入证券市场,这是完善我国保险投资监管的一项重大举措,也是进一步发展我国保险业的重要步骤。
我国目前面临着加入WTO,这要求我国保险业参照国际准则;同时,已进入21世纪,由于各国的金融改革,金融自由化的浪潮,也给我国保险业带来了新的机会与挑战,这也迫使我国的保险监管应与国际大趋势相接轨。本文拟在比较海外保险投资监管法律规定之特点的基础上,对完善我国保险投资监管法律制度提出了若干拙见。
一、海外保险投资监管法律规定的一般特点
纵观海外许多国家或地区保险法及细则对保险投资的规定,尽管早期工业国或后起工业国和地区的投资方式及演进的阶段不同,但仍然存在以下几点带有共性的特点值得我们思索:
首先是确认和保证保险资金运用方式的多元性。在美国、日本、法国、德国、意大利、瑞士以及我国的台湾和香港的法律规定中,均规定了多种保险投资方式。这些方式具体包括:债券、股票、抵押贷款、不动产投资等。英国则通过司法实务确认保险投资方式的多元性。由于投资方式多样且较灵活,使得不同的保险公司根据自身的特点选择投资方式,将盈利性大、流动性强和安全性高的不同投资方式进行有效的投资组合,从而稳定了保险公司的经营,并进一步为保险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
其次是保险投资比例的限定性。不少国家和地区的法律在注重投资方式多样化的同时,也规定了投资比例。如美国纽约州、日本、德国、我国台湾等均有这方面的规定。这些法律规定不仅涉及了风险比较大的投资方式所占总投资的比例,而且规定了某一投资方式投资与有关每一筹资主体的比例,这样,前者有效控制了有关投资方式所带来的投资风险;后者有效控制了有关筹资主体带来的投资风险,从而为控制投资风险提供了条件。值得注意的是,保险投资比例随着保险业的发展阶段而调整。如日本,在保险投资方式比例方面:存款从1947年的1/3,调整为1956年的35%,1969年则废除了该规定,1998年则改为无限制;拆借贷款从1947年1/20降为1956年的5%、1958年的29%,1969年则废除了该规定,1998年则改为无限制;地方债券,从1947年的20%至1969年则废除了该规定,1998年则改为无限制;公司债券,从1947年的2/3,1987年则废除了该规定,1998年则改为无限制;股票则自1947年至1998年始终规定为30%;不动产则自1947年至1998年始终规定为20%。
第三是关注寿险投资结构的不同性。保险投资的结构因产寿险不同而不同,产险业投资要求的流动性优于寿险,而寿险的盈利性和安全性优于产险业。法律的规定显然要有所体现。比如,美国纽约州的保险法律在规定保险公司投资的形式和数额的同时,对人寿保险公司与财产和责任保险公司的投资结构确定了不同的原则。在纽约州保险法中,适用于寿险公司的投资法以谨慎标准为原则,而适用于财产和责任保险公司的投资法则主要以“鸽笼式”方法为原则。
第四是加强证券投资的管理。在保险投资的发展过程中,证券投资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上升,总的趋势是投资的证券化,但不同类型的国家或地区有所不同。早期工业国的保险投资已基本证券化,并且,在债券投资中股票和公司债券所占的比重呈上升趋势,股票的比重则快于公司债券上升的比例;而后起工业国则还有一个过程。如在美国寿险资产中,贷款所占的比重,1917年为47.6%、1930年为55.1%、1940年为29.4%、1950年为28.9%、1985年为27.4%、1990年为23.6%、1995年为14.4%、1997年为12.2%;不动产从1917年的3%降为1997年的1.8%;有价证券则从1917年的44.2%上升为1997年的73.1,其中,股票投资的比重从1917年的1.4%上升到1980年的9.9%,在稳定10年后,1991年上升为10.6%,1997年为23.2%;公司债券的比重从1917年的33.2%上升到1980年的37.5%,其后1990年上升为41.4%,其后直到1997年为41%左右波动1。这种保险投资的证券化是同美国资产的金融化相联系的,而这种资产的金融化,同保险业(尤其寿险业)发展到一定阶段所要求的流动性和盈利性是密切联系的。
后起工业国和地区经济发展的共同特点在于:在二战后才开始发展,起点低、发展速度快。国家为了加速经济发展,在强调盈利性、安全性和流动性的同时,也强调社会性,保险投资对推动经济的高速增长,起了重大作用。其中,日本保险投资在促进经济高速增长,使日本的经济跨入经济强国后,其保险投资由贷款为主逐步转向证券投资;而韩国的保险投资结构的现状与日本八十年代初期相似,正处于转化中,我国台湾寿险业贷款比重也较高,但不动产的比例较高,这与台湾不动产稳定增值有关,同时,从动态看,有价证券所占比例呈上升趋势。这说明,后起工业国或地区的保险投资结构演进为由直接投资向证券投资的演进是与其经济发展密切联系的。
日本作为后起工业国,80年代以前其投资比例依次为:贷款、有价证券、不动产、存款;而80年代以后,有价证券和存款的比例呈上升趋势,贷款和不动产投资的比例呈下降趋势。1986年证券投资占第一位,贷款退居第二位,1984-1986年存款上升至第三位,不动产退居第四位。其中,从1975年至1996年间,寿险业的投资中,贷款从67.9%下降到34.6%,有价证券从21.7%上升到50.7%,不动产从7.9%降为5.2%,其他资产从1.4%上升为6%。在此期间,1986年是个重要的转折点,有价证券的比例首次超过贷款的比例。日本保险投资是同该国经济发展的过程相联系的。就其过程的特点看,主要有:首先,注重保险投资的经济效益。20世纪50-60年代,日本侧重发展重工业,重工业经济效益较好,于是保险公司投资于机械制造和化工工业;70年代末80年代初,转向以轻工中小企业为主,同期寿险公司短期贷款占61.7%,后来证券投资效益好,又转向证券投资,1975年为21.7%,1984、1986、1996年分别为35.1%、41%、50.7%;贷款投资占总资产的比率由1975年的67.9%,下降为1986、1988、1996年的39.2%、30%、34.6%。其次,关心投资的社会效益和社会影响,包括向新型产业投资、投向社会公用事业、社会开发性投资、为扩大生活消费投资;同时还注意扩大海外投资。
韩国的保险法所规定的保险投资方式有:有价债券投资、不动产投资、贷款或汇票贴现、对金融机构的存款、对信托公司的金钱或有价证券的信托、财政经济部令制定的类似前述第1-5项的方法。并于第15条规定各类投资比例为:对股票的投资不得超过总资产的40%;不动产投资不得超过总资产的15%;保险公司购买同一公司债权及股票或以此为担保的贷款不得超过总资产的5%;对同一人的贷款不得超过总资产的3%,对同一物件为但保的贷款不得超过总资产的5%,对同一企业集团的贷款不得超过总资产的5%;对同一企业集团发行的证券及股票持有量不得超过总资产的5%,外汇、国外不动产及外汇证券的持有量不得超过总资产的10%,中小企业(风险企业除外)发行的股票持有量不得超过总资产的1%。保险公司持有或作为贷款担保的同一公司的股票不得超过该公司总发行股票的10%,但持有国外法人的股票时,可以例外。对增强保险财产运用的健全性和效率性有必要时,金融监督委员会可按保险业务的种类和保险公司的财产规模,在第一款规定的各种财产利用比例的十分之五范围内下调其比例。
韩国寿险业自1950年以来,随着经济形势的变迁,其保险投资中,不动产投资从50%以上降到了1997年的8.5%,其中,配合政府经济发展计划,以及鼓励出口发展重工业,寿险业资金运用转向投放资本市场及放款。目前韩国保险业法及保险资金运用管理规则规定各项资金运用投资对总资产比率为:股票不得超过30%;不动产投资为15%或以下(10%为营业用,5%为投资用);现金及存款为10%或以下。上述规定韩国政府鼓励保险公司多放款给房屋专项贷款,以及中小企业贷款2。韩国保险投资结构的变化为:韩国寿险业投资中,其结构的顺序依次由1981年的贷款、有价证券、不动产、现金及存款转变为1997年的贷款、有价证券、现金及存款、不动产。尽管有价证券的比重从18.5%上升到27.2%,贷款从62.8%下除为48.5%3,但仍然以贷款为主。
我国台湾地区保险投资结构的演变过程因产寿险而不同。从1991年至1997年,在财产保险业的投资中,其投资的结构顺序依次为:银行存款、有价证券、抵押贷款、贷款。其中,银行存款57.58%降为54.04%、有价证券从17.36%上升为31.74%、不动产从21.11%降为11.2%、抵押贷款从3.96%降为3%,其中股票从7%上升到19.45%,这说明产险业保险投资仍然以银行存款为主,这同财产保险主要属于短期业务要求投资流动性较强有关。寿险业投资中,投资的顺序依次为:贷款、有价证券、存款、不动产、国外投资和专案运用及公共投资,从1986年至1997年,其投资比重分别变化为:贷款从31.29%上升为35.05%、银行存款从23.77%上升为28.03%、有价证券从17.36%上升为28.03%、不动产从27.19%降为10.61%、国外投资从1989年的0.02%升为2.22%、专案运用及公共投资从1994年开始的1.95%上升为2.67%。其位次的变化为:有价证券由第三位上升为第二位、银行存款由第二位下降为第三位。这说明寿险业保险投资中有价证券的比重上升,但仍然以银行贷款为主。
由此可知,后起工业国和地区的保险投资与其经济发展密切联系,在经济发展初期,保险投资中,贷款的比重较高,一方面对国民经济发展提供了资金,带动了经济增长;另一方面,这些投资项目的高回报,带来了保险投资的高盈利。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保险投资由贷款或不动产转向有价证券投资为主,日本的情况,说明了这一点。韩国的现状与日本发展的过程相似,韩国经济仍然处于日本当年起飞阶段,贷款比例很高;台湾寿险投资贷款、房地产比例也较高,这是由于这一阶段这些项目投资盈利性高。但随着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金融市场的完善,也将逐步向证券化投资过渡。
第五,细化保险资金运用的规范。不少国家和地区就保险资金运用的问题,注意从法律规范上较为详细地加以规定。如日本不仅在《保险业法》中规定保险资金运用的基本范围,同时在《保险业法施行规则》对其作出具体规定;我国台湾在《保险法》有关保险投资规定的基础上,相继制订了《保险业资金之专案运用与公共投资》、《保险业资金之专案
运用与公共投资审核要点》、《保险业资金办理国外投资限制》、《保险业资金办理外投资内容及范围》。它构成了由保险法规定保险资金运用的基本轮廓,由特别法作出具体规定的立法模式。这样便于根据不同时期的情况及时进行调整,既保持法律的持续性,同时又具有灵活性。
二、完善我国保险投资监管法律制度的几点思考
基于我国目前经济发展所处的起飞阶段,同时处于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投资工具有限、规范交易的制度及组织有待完善,对投资市场的监控和引导乏力。因而一方面基于我国实际,另一方面借鉴海外保险投资监管法律规定的考察,本文认为欲完善我国保险投资监管法律制度,应当考虑以下几点:
第一,应当确立在安全性的前提下保护保险公司实现尽可能多的盈利的指导思想。也就是说,保险公司的投资应在遵循安全性原则的前提下达到尽可能多的益利。因为保险公司也是企业,在确保其资金运用安全的条件下,要以盈利为目标,从而保证资产的保值增值。这样不仅有利于保险公司经营规模的扩大,而且有利于其偿付能力的增强。
第二,完善投资环境。一个完善的投资环境,应包括有效的投资工具、公平交易规则以及保证这种制度有效贯彻的组织,即投资工具的多样化、交易规则的规范化、交易方式的灵活化、投资监管的有效化,以保证保险资金运用的安全、有效和畅通。
(1)完善投资工具。由于保险投资涉及不动产投资及金融市场的投资,因而,投资工具包括不动产投资和金融市场的金融工具,其中,金融市场的投资是保险投资的主体,因而,金融工具的完善,至关重要。其投资工具包括:债券、股票、票据、贷款、存款、外汇。其中:票据属于短期金融工具,分为汇票、支票和本票;债券和股票属于中长期金融工具,债券分为政府债券、金融债券和公司证券,政府债券分为公债券、国库券和地方证券;股票,含普通股和优先股。
金融市场的投资工具应该是长期、短期和不定期的结合体,安全性、盈利性和流动性不同层次的匹配,以便不同投资者选择,可利用灵活多样的投资工具,有利于保险投资者的选择,进行投资组合,也有利于提高其变现能力。就总体而言,保险公司应金融市场的成熟程度以及自身业务的特点选择投资工具。如在金融市场尚不成熟时,应选择流动性强、安全性高的投资工具。但寿险投资则宜选择安全性和盈利性均较高的投资工具,而不十分要求其流动性。同时,应建立与投资工具相配套的避险工具,如期权交易、期货交易,以防范和分散投资风险。
(2)完善涉及保险投资的法规。投资法规的完善,在于建立保证投资市场公平、有效交易的法律法规和制度,如不动产交易法、证券交易法、票据法、但保法等,从而保证市场交易有据可依。
(3)理顺投资监管机构及相关部门的关系。法律的真正价值在于它的实施。为保证有关投资法律法规的有效实施,必须建立相应的组织来保证。这些组织包括保险投资的行政主管部门以及配合行政主管部门实施的司法机构,如投资主管部门、工商行政管理局、法院、仲裁机构,并且保证这些组织的合理分工协作,严格按照法律法规或规章办事,切实保证投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的有效实施,严禁任何组织或个人凌驾于法律规章之上。
第三,确认和保护保险投资主体在保险投资方式上有一定的选择权。基于我国经济发展处于腾飞阶段,金融市场发育不全,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的建设资金缺乏,而这些产业投资回报率较高,应允许保险投资主体有权实施抵押贷款或有区域选择的不动产投资;无限度的政府证券投资、有一定限度的金融债券投资和限制较严的股票与公司证券投资。当然,银行存款在目前及未来依然是必要的。从长期来看,待我国经济发展到较发达国家行列、金融市场发育完善,则可转向证券投资为主,那是比较长远的事。
第四,在立法上,放松投资方式的同时,控制投资比例。从法律监管的角度看,在放松投资方式规定的同时,如允许投资于有价证券、不动产、抵押贷款、银行存款等,同时应规定投资比例4。前者是为了提高保险投资的盈利能力,多种投资方式,为保险公司提供了可供选择的灵活的投资工具,从而,为保险公司提高投资回报率创造了条件,当然,也为理智的保险公司投资者提高投资组合来控制风险提供了选择机会;后者则为控制投资风险提供了条件。这一比例分为方式比例和主体比例,方式比例规定了风险比较大的投资方式所占总投资的比例,这就有效控制了有关高风险的投资方式所带来的投资风险;主体比例有效控制了有关筹资主体所带来的投资风险,从而为控制投资风险提供了条件。主体比例,也应按投资方式的风险情况分别对待,对于高风险的筹资主体、高风险的投资方式,其比例应低一些,如购买同一公司股票不得超过投资的5%;购买同一公司债券不得超过投资的5%;购买同一公司的不动产不得超过投资的3%;对每一公司的抵押贷款不得超过投资的3%;对于较安全的投资方式但存在一定风险的筹资主体,其比例便可高一些,如存款于每一银行不得超过投资的10%。保险投资必须强调盈利,因为能够提高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但由于某项投资报酬是该项投资所具风险的函数,如对保险资金运用不加以限制,势必趋向风险较大的投资,以期获得较大的报酬,而危及保险企业财务的稳健。因为每一种投资方式的风险大小不同,一般而言,高盈利的投资方式伴随着高风险,低风险的投资方式则伴随着低盈利,显然,全部用于盈利性高的投资方式,必将使保险公司面临着全面的高风险,使被保险人有可能得不到应有的保险保障,也不利于保险公司的生存和发展,因而,为了保证保险投资的盈利性,同时控制高风险,应规定有关高风险投资方式所占的比例。同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任何工商或金融企业均有破产的可能性,无论采用风险大的亦或风险小投资方式,保险公司都会面临着筹资主体对保险投资所带来的风险,因而,为了控制每一筹资主体给保险公司所带来的风险,必须规定投资于有关每一筹资主体的比例5。
第五,法律应当对寿险和非寿险的保险投资作出区别性规定。由于寿险是长期保险,许多寿险带着储蓄性,更强调安全性,因而,一般可用于安全性和盈利性高、但流动性较低的投资方式,如不动产、贷款;非寿险是短期保险,要求流动性强,不宜过多投资于不动产投资,而应投资于股票、存款。同时,从风险控制看,寿险公司投资的比例在主体比例方面,应严于非寿险,因为寿险期限长、带有储蓄性,控制主体比例,便于保证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从而保护被保险人的合法权益。
第六,加强对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的监管立法。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愈大,表明保险公司可自由运用的资金愈多,则保险投资方式上可选择盈利性大、风险高的方式。通常衡量偿付能力的指标有:净保费与净资产之比;未决赔款准备金与净资产之比。我国可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标准。由于保险监管的核心在于确保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所以,对保险投资监管的核心在于提高其偿付能力6。
当然,完善投资环境与放松投资限制相互依存。结合我国国情及保险业的特点,二者应同时兼顾,在完善投资环境的同时,适当放松投资管制。而在投资管制方面,实行严松合一,即在充分放松投资方式的同时,严格控制投资比例。这一比例的大小随投资环境的完善而逐步扩大,在投资环境尚未完善的初期,投资比例应该控制在非常小的范围内,其后逐步扩大。同时,在投资比例方面,也应因方式比例和主体比例区别对待,在初期,主体比例应当控制得更严些。这样既保证了保险投资的盈利性,也控制了投资风险,从而保证我国保险业持续稳健地发展。
【作者介绍】中国政法大学邮编；北京工商大学
注释与参考文献
1资料来源:根据1998《LifeInsuranceFactBook》整理,AmiricanCouncilofLifeInsurance,第109页。
2参考:周淑燕《南韩保险事业发展之梗概》一文(台湾《保险专刊》第47期,1996年,财团法人保险事业发展中心编制)第208-209页。
3王绪瑾:《论中国大陆的保险监管》《保险专刊》(台湾)1998年12月,总第55期,第33页。
保险业论文范文第3篇
一、保险业声誉的重要性
稍稍有些博弈论常识的人都知道，保险市场最重要的资源不是物质资本，也不是人力资本和技术资源，而是声誉。因为单个投保人和保险人的博弈都是有限次的，而次数极其有限的博弈导致投保人不相信保险人能够守信，即可以在发生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事故后从保险人那里得到相应的赔付，因此，投保人的一般选择是不参加保险。在单独的有限次博弈中，保险人和投保人的彼此欺骗是惟一的“纳什均衡”、“非合作博弈”和“囚徒困境”是保险交易的常态。在这种状态下，保险市场将无法长期存在，保险市场的基本功能和衍生功能也就无从谈起。
为克服囚徒困境，达到合作博弈状态，保证保险的持续性，保险人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将自己与单个投保人的有限次交易转变为与众多投保人的无限次交易，坚守信用的同时还必须要把自己与投保人交易过程中的守信状况以“强势信号”的形式散播出去，使与自己有限次交易的投保人也能够通过新闻媒体或民间传播渠道获得保险人会在交易中守信的信号，以坚定投保人群体购买保险的信心。而这种强势信号就是保险人的信用或者说是整个保险业的声誉。所谓“声誉是保险业的命脉”就在于此。
评价一个国家保险业的发展现状、分析其未来前景；衡量一个国家保险业的功能是否正常发挥、保险固有的消极因素是否得到了有效抑制，最重要的依据不是保险公司的数目、保费总量、监管部门分支机构的多少、人员的配备情况，而首先应该是一个国家保险业的声誉。
二、保险业声誉与保险业的功能
谈到保险的功能和作用，人们一般强调的是保险所带来的正效应，无论基本职能中的经济补偿职能和分散风险的职能、派生职能中的积蓄基金、监督风险职能，还是保险对宏观、微观经济发展的促进和保障作用，都是对保险功能的正面论述，而保险可能给社会带来的负面效应却普遍被忽略。而在一个低声誉的保险市场上，保险的负面效应，或曰“保险的代价”是恰恰不容忽视的。
在低声誉的保险市场上，面对保险，低风险的人会采取“用脚投票”的方式，拒绝加入或退出保险市场，保险发展的可持续性因此变得非常脆弱。这似乎可以解释为当前占不小比例的普通百姓对保险的冷漠乃至歧视，以及中国保险市场的各项指标，特别是保险深度和保险密度远远落后于其他国家的部分原因。在这样的市场上，保险应有的正效应得不到充分发挥，保险资源总量对应的总收益偏低，达不到应有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而更严重的问题是，低声誉保险市场的逆向选择效应使得正常的、风险较低的投保人退出市场的同时，吸引着更多非正常的、风险高的投保人的加入，有些投保人甚至投保时就以骗赔为目的，因为在保险人信用状况较差时，同样的保费支出，只有高风险的投保人的期望收益才会大于他支付的保险成本。2002年大连空难中的纵火犯购买多份航意险保单和乘客不足30%的航意险投保率就是低声誉保险市场的显著特征。
保险所固有的负效应在低声誉的保险市场上显得非常突出，比如，保险最主要的负效应之一——诱发道德风险的作用在低声誉的保险市场上就更为严重。投保人因保险的存在而疏于对保险财产的管理，甚至故意破坏保险财产或谋杀被保险人以谋取保险金等保险欺诈行为对国民财富、社会经济和公民的人身安全都构成了威胁——大连空难的根本诱因就是保险欺诈。保险欺诈是世界保险市场普遍存在的现象，在德国、西班牙、意大利、奥地利、芬兰和美国，5%-15%的非寿险索赔具有欺诈性质，各国每年都有因为寿险金而谋杀被保险人的事件发生。而研究显示，保险欺诈的程度与保险市场的声誉有很大的负向相关关系。两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良好的保险市场声誉抑制了保险欺诈等道德风险的发生，而保险欺诈案件则极大地损害着一个国家保险市场的形象和声誉。张某为谋取保险金而不惜将上百人的生命付之一炬，大连飞机纵火案既开创了世界航空业和保险业最丑恶的先例，也对中国保险业的声誉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在低声誉的保险市场上，保险诱致社会资源的浪费也远多于高声誉的保险市场。比如，因为医疗保险的存在，医疗服务的提供方（医院和医生）可能会诱导被保险人购买更多的卫生服务和药品，而被保险人也会因为保险的存在同意甚至要求医生开出更多的药品，这既造成了有限医疗资源的浪费，也可能对被保险人造成医源性损害。在卫生经济学中，医疗保险对医疗需求的刺激作用以“保险因子”来衡量。而研究显示，医疗保险的保险因子也与保险市场的规范程度与市场声誉呈负向相关关系。低声誉的保险市场可能引致更大的资源浪费。
保险业最令人关注的负面效应是保险本身的问题可能引发的金融危机，甚至经济危机。各国政府对保险业的监管比对其他产业严格的一个根本动机就在于防止保险业的危机对金融和经济安全造成毁灭性的破坏。而早在1999年，张维迎教授就在留美经济学会“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国际研讨会”上提出了保险业、养老金、基金是影响中国未来金融稳定的三个主要因素。他认为“中国保险业的道德风险主要发生在保险公司，这是保险业的真正危险所在。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保险公司普遍采取短期行为，他们只管眼下多收钱，很少考虑未来的支付；特别是许多公司为了提高所谓的竞争力，竟然提供给业务员高达40%的佣金。在这种过分的激励下，业务员为了拉客户，向投保者传递一些欺骗性的信息，甚至与投保人合谋，骗取赔偿，损害公司的利益。中国的保险业现在处于扩张期，保费收入总是大于理赔支付（人寿保险尤其如此），眼下不大可能出现支付危机。但一旦市场平稳之后，保险公司就可能发生支付危机。当然，这可能是10年以后的事情，但现在就应该注意这个潜在的金融危机的根源。”至今，张维迎此言仍具警示意义。
三、谁为保险业的声誉支付成本
尽管不能武断地把中国的保险市场界定为低声誉市场，但毋庸讳言，中国的保险市场具有低声誉保险市场的一些特征，现罗列如下：
多次社会调查显示公众对保险的认同率较低，保险投诉案件经常见诸报端；
一些保险公司为降低保险赔付率而无故拖延或寻找借口拒绝赔付，视对方情况，当赔者不赔，不当赔者滥赔；
一些保险公司有假数据、假账本、假报表、假保单、假收据等“五假”造假行为，账外账、小金库、截留保费等违法违规行为严重；
一些业务员或人在展业时虚假承诺、言而无信，误导甚至诱骗投保人购买保险，或诱导退掉高预定利率保单；
一些地方的保险公司之间恶性竞争，不惜通过降费率、提高手续费、任意加大返还比率、肆意提高赔款标准、违规支付无赔款优待或提供其他形式的回扣等方式进行掠夺性竞争；
保险公司和人之间关系不顺，业务员的流动性比较大，“孤儿保单”大量存在、“黑名单制度”缺失，对人的行为约束不利；
一些保险公司理赔人员与保险相互勾结，大量骗取赔款，“撕单”、“埋单”、“鸳鸯单”屡见不鲜；
一些保险公司与国有企业的管理者相勾结，将投保作为洗钱渠道，侵吞国有资产；
因垄断行为的存在，保险市场曾被政府部门定义为垄断性市场而受到大力整顿；
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专门进行保险诈骗的黑势力团伙，内外勾结，对正常的保险业务构成极大威胁……
声誉作为保险业最重要的公共资源，在中国的保险市场上已经遭到破坏。“哈定悲剧”仍在上演。
经济学认为，哈定悲剧是由市场失灵造成的，是个体理性导致的集体行动的非理性。对哈定悲剧的防止有两种办法，其一是制度上的，即建立中心化的权力机构，既包括为维护整体利益的公共权力机构（实际上就是在众多的资源使用者以外建立奖惩机制），也包括能够对公共资源行使所有权或处置权的私营机构；其二是道德约束。
道德约束固然重要，但它的建立和改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中心权力机构实际上早已存在，那就是政府，在保险业就是政府设立的保险监督管理部门。
可以说保险业良好的声誉对保险人、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人、经纪人、公估人、乃至监管部门和整个国家和社会都有好处。保险业声誉的破坏也将为以上各方带来坏处，但坏处的大小对于其中每个具体的机构和个体却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大家为保险业的声誉破坏支付的成本是不同的。谁为保险业声誉破坏支付最多的成本？按哈定悲剧的逻辑，保险业低声誉的最终责任者可以直接推到保险业的中心权力机构，监督管理部门将最终承担保险业声誉破坏的责任，因为监管部门存在的价值就在于矫正市场失灵（市场经济的法则是：市场能解决的事情交由市场，市场失灵的地方由政府管控）。声誉遭到破坏这样的哈定悲剧是市场本身难以解决的问题，政府承担责任理所应当，政府监管部门意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而在现实生活中，公众对保险业声誉的不满最终的指向对象也不是保险公司，而是保险业的监管部门。众口铄金，主要监督官在其他领域积淀了几十年的美誉也有可能被保险业的低声誉而毁坏；相反，如果保险业声誉能够迅速改善，他们的贡献也将被社会所认可并被铭记于一国保险业发展的史册上。
“守规矩”的保险公司和人是保险业声誉破坏的直接受损者，投保人、被保险人、乃至整个社会都在为保险业的低声誉付出代价，他们的利益需要得到保险业中心权力机构的保护。当然，保险业声誉的直接破坏者，比如不守规矩的保险公司和人，也要支付一定的成本，但短期内他们可能获得了更多的收益。虽然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他们也是受害者，然而问题在于他们没有放弃短期利益而争取长期收益的积极性，因为，若干年后他们可能已经不是公司的管理者或者已经改头换面，甚至不做人了，他们的短期行为源自产权制度和人事管理制度上的缺陷。
四、如何维护保险业的声誉
保险业声誉破坏的最大受害者自然应成为维护保险声誉的最主要力量，因此，维护保险业声誉最重要的是有效监管。校正哈定悲剧这样的市场失灵，出发点应是从制度层面激发保险公司和人及其他保险机构建立长期信誉的积极性。
当制度设计能够保证“建立长期信誉”可以给保险公司和人带来的期望收益的现值大于短期利益时，保险公司和人就有了建立长期信誉的积极性。为此，必须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在激励机制方面要深化保险公司的产权制度改革和推动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当前主要是在保险业资源重新配置基础上的产权制度改革、股份制改造加上国有公司人事制度和薪酬制度的改革；在约束机制方面，要加大对破坏保险声誉者的惩罚力度，增加其以破坏声誉为代价攫取短期利益的成本。
首先，重新配置保险业资源是中国保险业改革的第一要务。资源重组应从存量和增量两个方面推进：在保险资源存量上，应退出一定量的国有资本组建政策性的保险公司，借加入WTO后财政支农政策和外贸保护政策发生重大转变的时机，把其他领域闲置出来的存量资本整合进政策性保险领域，让政策性保险的功能得到发挥，使农业保险、出口信用保险、房地产抵押贷款保险、存款保险制度的功能发挥出来，展现保险制度全面的社会功能，改变中国保险业只注重经济效益而忽视社会效益的整体形象，从而使保险业的声誉得到决定性的扭转。而保险业增量资本的改革是另一个主要内容，以在海内外上市为契机推动商业保险公司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促进国有商业保险公司所有权结构的优化，明晰产权，建立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促进人事制度和薪酬制度的改革，从而彻底改变政企合一、权责不明的现状，最终使公司的长期利益和管理层与普通员工的长期利益相一致，从而奠定从业者建立长期信誉的制度基础。
其次是建立保险信用等级评价制度。借助社会信用评估力量，利用保险监管信息资料，准确分析投保人、保险人、中介入信用状况并将结果公之于众。根据评估结果和保险机构违规情况，建立保险业三级“黑名单”制度。第一级是保险公司、公司、经纪公司和公估公司的黑名单；第二级是针对保险机构内部的高级管理人员、公司员工、人、经纪人、公估人的黑名单；第三级是针对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的黑名单。通过各家保险机构和保险监管部门的信息交换平台，记录并分享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保单信息和信用评价状况。将信用等级低于警戒标准的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列入黑名单。建立保险业信息披露制度，保险监管部门、保险公司、、经纪、公估公司都要通过监管部门指定的渠道向公众披露指定信息，其中包括保险机构、保险中介机构的经营情况、保险资质情况、产品费率和收益情况等关键信息，以促进保险业信用信号的传播。
再次，完善保险监管体系。政府监管、行业自律和保险企业内部监管是保险业监管的三维构架，但目前全国性的行业自律组织建立的时间不长，为数有限的地方性行业自律组织也大多没有发挥应有的功能，其维护保险业声誉的重要作用没有发挥出来。因为缺少相关的法律，行业自律组织重要的监管职能多被政府监管所占据（即使是资格考试、发证这样的事务也由政府监管部门组织实施）。同时，保险企业的内部监管也未真正发挥作用，2001年保监会组织的财务大检查暴露出的问题也说明了这一点。监管主体缺位造成了一个怪圈：行业自律和企业内部监管功能没有发挥作用，必然要求政府监管部门“”其相应的职能，而这样的又使行业自律和企业内部监管的作用更加无法发挥。结果是，产品设计、分保安排、企业分支机构设立、高层管理者的选定、内部财务检查等等应该是由保险行业协会和保险企业自己做的事成了政府监管部门穷于应付的重担，而该由政府监管部门做好的事情，比如维护保险业声誉这样的大事却没有人力和精力去做了。这种状况必须改变。
最后，应重视保险业整体声誉的培养。以“酒后驾车险”的开办为例，尽管从责任保险原理上，“酒后驾车险”不存在问题，但这样的险种推出和宣传的时机未必恰当。当前的情况是贫富分化仍在进行中、保险声誉欠佳、公众对保险理解不深、意识不强，这样的险种若仅从字面理解无疑会导致一些社会阶层的反感。政府监管部门的匆忙表态，无疑会将矛盾集中到一点，凸显保险的负面效应。而从保险业的声誉角度考虑，实际上有更好的选择，比如可以借鉴英、美、日、韩等保险市场比较完善国家的经验，由保监会或保险行业协会组织建立“未投保第三者责任保险的机动车辆第三方损害赔偿基金”，在肇事车辆违规未购买第三者责任保险且发生事故后，肇事者不具备经济赔偿能力的情况下，由基金给第三者予以一定的经济补偿。基金来源于对未购买第三者责任险车辆的罚款和从各保险公司车险利润的课赋。两种方式对保险业声誉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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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业论文范文第4篇
1.汽车维修行业的准入没有严格把关。虽然国家制定了《汽车维修业开业条件》，并按不同的标准将其分为三类，但实际操作中，很少有完全符合要求的，社会上还存在大量无证经营的维修厂。其中，第三类的维修企业约占所有维修厂的60％以上，其中绝大部分又是路边小店，这些小店投资较少，缺少正规的技术人员和专业检测设备。在这种汽车维修环境中，消费者无法判断维修厂的维修情况，在没有熟人也没有专业人士给予指导的情况下，只能选择价格偏高的特约维修厂或者4S店售后服务站。
2.汽车整车价格不断下降，但其零部件价格并没有随之下调。整车企业对其售后服务市场特别是零配件价格控制与配件的来源有不同的政策，并对外界同行实行封锁，汽车关联企业和机构之间普遍缺乏诚信和合作共赢的意识。即使是同一种车型，其零配件价格也缺乏统一的标准。这就给保险公司准确、及时定损增加了困难，致使保险双方难以协商。而且，保险公司是以汽车新车购置价作为车损险足额保险计收保费的，而理赔时要按照相对高价的零配件计算赔付，其经营效果自然是雪上加霜。零配件价格偏高和价格信息不透明也造成汽车维修质量不高、维修成本上升、道德风险时时发生。
3.保险公司车险理赔成本和风险居高不下。《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未造成人身伤亡，当事人对事实及成因无争议的，可以即行撤离现场，恢复交通，自行协商处理损害赔偿事宜。”这有可能致使保险车辆事故失去第一现场，增加了保险公司查勘、理赔的难度，被保险人伪造事故事实的可能性增加，车险赔付率上升。另外，保险公司为降低过多的小额赔付，缓解服务资源压力，引入“免赔额”的规定，但无论被保险人选择免赔还是不计免赔，其实际交纳的保费都提高了，“免赔额”规定遭到保户的围攻，随之，社会上也出现了这样的现象，一些出险率高而单次车损金额少的保户故意破坏车辆，放大事故，打通维修厂列出假清单，以得到保险赔偿。
二、美国的汽车维修连锁做法及借鉴
在美国，NAPA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品牌，它是全国汽车零配件协会的缩写。NAPA维修店的技术人员都受过专业培训，素质较高，拥有各种级别的汽车服务资格证书。NAPA能根据汽车维修养护技术的更新而不断为技术人员举办各种业务培训班，各维修店设备先进，维修车辆速度快、质量好、价格公道，深得广大驾车者的青睐。NAPA的成功显示了连锁经营模式的强大优势。首先，连锁经营的规模化确保了服务价格和服务质量的优势。其次，管理现代化、集约化有效地兼顾了经营成本和市场需求。再有，品牌统一化树立了整体信誉。中国汽车维修行业协会负责人表示，汽车维修服务的连锁经营是我国汽车售后服务的发展方向，但从现有的汽车销售连锁业来看，多少显得尴尬。连锁的首要条件是统一采购。到目前为止，我国还没有一家连锁企业有强大的自有资金或融资实力买断厂家的产品资源，然后再输送给各连锁终端。因此，在价格上，连锁企业只能同厂家的特约经销店一样享受厂家制定的“统一价格”，根本无法控制连锁店的零售价格，从而也就不具备优势。
三、关于改善汽车维修和保险公司状况的几点建议
1.我国保险业引入国际上普遍采用的“免赔额”制，的确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保险公司的小额赔款数，节省了服务资源。但在我国总体交通秩序混乱，个人安全意识薄弱，地区差异显著的情况下，保险公司的“免赔额”制应按被保险人的不同状况如年龄、性别、职业、诚信、居住环境等设定不同的免赔额度，如500元、400元、300元等，并可根据双方的约定来调整。另外，保险业在做出某些重大措施调整时，应广泛征求社会各部门，各界人士的意见，确保稳步提高。
2.被保险人应该增强汽车保险方面的知识或者向专业法律人士咨询后再与保险公司签定和约，不能总到事后觉得上当受骗，又无能为力。例如，私家汽车保险条款规定“以自行修车、协议方式赔偿的汽车，其修复验收合格后，被保险人应通知保险人进行检验。否则，该车在下一次事故发生时的同一部位损失，保险人不予赔偿。”实际生活中有很多车主在某些不正规的汽车维修厂维修，之后并不知道让保险人检验，等车下次出了问题就得不到赔偿。
3.政府要重视我国新兴的汽车维修连锁业，从资金、技术、人才上给予大力支持，规定汽车相关零件统一货源，保证质量，建立优质的品牌，树立好整个维修行业的榜样，才能逐步建立汽车维修行业标准。当一种服务品质的标准深入人心后，那些不规范的小企业会自然被市场淘汰。当然，这必定是一个长久的过程。
4.保险公司的汽车理赔服务应更加透明化，专业化。例如，定损和实际理赔情况都应有详细的清单，对两者的数目差异要向被保险人加以说明。对由于查勘、定损错误给被保险人造成不便或损害的要给予说明、道歉和赔偿。
5.充分发挥保险行业协会的自律和监督作用，如每日公布各保险公司的理赔情况，设立行业监督热线电话，对经常被投诉的保险公司给予曝光。
保险业论文范文第5篇
第一，市场覆盖面广，可延伸到全国各地，销售人群涉及到社会各个阶层，有力弥补了传统渠道接触面较窄的弊端，对于保险公司把握市场有很大的作用。第二，主动性和针对性强，相比一般的渠道而言，保险电销能主动和方便地与客户进行沟通，提高了销售效率，对于很多客户来讲，很多时候抽出时间和精力与业务人员进行沟通是比较麻烦的事情，而电话沟通方便快捷，不会特别影响自己的正常生活，还是比较乐于接受这种销售模式。第三，电话销售产品简单易懂，保费低廉，具有很强的吸引力，相比其他销售渠道销售的保险产品更容易使人接受，和传统渠道形成了良性互补的局面，使保险公司更快地把握市场。第四，保险电话销售渠道成本低，效率高，能给公司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众所周知，销售人员只有接触更多的客户才能推销出更多的产品。同一时间内，电销人员可接触的客户数量是传统渠道的至少10倍以上，但是电销人员所需要的花费较之传统渠道来讲可以说是微乎其微，这样一反一正的比较下，电销渠道给公司带来的经济效益是巨大的。第五，渠道管理规范，每个销售人员和客户的通话都有全程录音，有效防止误导客户，规范市场的发展。有些业务员在没有监控的情况下，难免利欲熏心，做出有违保险产品的承诺，致使以后发生经济纠纷时，客户的利益受到损害，对于保险市场的发展是非常不便的。
二、河南保险电话营销的现存问题
就河南市场而言，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对于保险电话销售的认可度很低。目前，电话的普及率非常高，虽然有部分人认可了电话销售这一模式，但是还有大多数人对于这个模式不认可。就平安电销分中心来说，河南市场每天的保费平均为40万元，仅仅能和上海市场持平，可见对于河南市场目前对于电销渠道的认可度来讲是非常低的。就河南市场而言，很多电销人员面对的客户有30%以上不知道保险公司，对于电销人员的身份甚至保险产品产生极大的排斥心理，双方沟通成为难题，何来销售产品。2.销售产品较为单一。河南市场大多数人均收入水平不高，人们普遍可接受的保险产品一般为养老险和分红险，对于意外险等等险种接受度不高，大多数人认为意外发生的概率非常小，不愿意花钱去购买意外险。也就是说，目前电销渠道的销售产品和河南市场人群可接受的产品不对称，导致了销售业务较低。3.客户信息质量较低。客户信息是进行保险电话营销的基础，而信息质量是影响销售是否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大多数有能力和兴趣购买保险的人群一般分布在30—50岁之间，人均收入在4000元左右的人群。但销售人员所接触的客户资料分布面非常广，18岁到60岁都有，收入水平也不清楚，销售人员来讲很难把握每个客户的真实信息，大大影响销售渠道的拓展。4.客户对于售后服务的感受度较低。一般来讲，每个购买保险的消费者最看重的是保险公司的售后服务，而电话营销建立在电话通话过程中，也就是说客户没有看到人，只是通过电话购买了保险产品，没有良好的感受度。虽然对于保险产品有一定的兴趣和购买力，但是无法接触人使得客户有一定的顾虑，导致了业务成交量的降低。5.缺乏专业的销售人员。具体来讲，中国保险电销渠道发展仅仅几年的时间，从事这一行业的人员专业人员较少；对于电话销售人员来讲需要更强的表达能力、心理素质、学习能力，而对于这方面的人才选拔和招聘工作一直没有良好的方法，导致了专业的电销人员的人数较低。而且现在做销售的人多是将其当做一个赚钱的工具，很少有人把它当做一份事业去做。很多保险从业人员缺乏对客户的爱心，对不同的客户就会有不同的态度。其实作为销售人员不能只让有钱人买保险，没钱人才更应该给自己一份保障，因为他们更经不起风吹雨打，经济能力有限，应该有更多的人把销售当做一份事业的人。
三、解决河南保险电话营销的问题的相关对策
1.培养高素质人才，规范电销话术目前来讲，对于电话营销人员准入门槛较低，人员学历水平不高，也就导致了很多销售人员本身对于保险产品，法律效力，售后服务了解不够，在保险产品销售过程中有时候会难以解决客户提出的问题，甚至会误导客户。所以企业在招聘过程中应该尽可能的提高学历要求，大专及以上水平的人员的学习能力和理解能力相对较高，易于培训。这样才能建立起一支专业胜任、沟通能力强、自信得体的电话营销队伍。再者，由于很多人对于保险电话销售渠道的不认可，营销人员被拒绝率很高，因此还应对营销人员进行心理辅导、心理调整测试等，以维护团体的士气，打造出一支专业的优秀的电话营销队伍。2.把握好客户信息的相关数据首先，保险公司获取的客户信息是一些较为浅显的客户信息，没有对客户进行进一步的调查，信息的真实性也存在一定问题。只有公司通过筛选，纠正信息，销售人员在获取信息后才能进行精准营销，否则盲目的推销更容易使人反感。其次，客户信息要进行动态管理，也就是说，当销售人员获取了更多更细的信息时应尽快录入到客户数据库中，拥有更多的客户信息会提高营销成功率。最后，对于已经过期甚至失效的客户信息应该尽快的移出数据库，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推销资源的浪费。3.加强保险队伍建设根据企业属性和市场要求，为人才的成长创造良好的内外部环境，实行干部聘任制和员工合同制，建立能够吸引和鼓励人才的绩效机制，通过培养和引进相结合的方法早就高素质的人才队伍，为保险从业人员提供各种培训和发展机遇：建立适合自身管理发展的、全面的、系统的、互动的人才资源管理与开发制度；建立专业人才储备机制，形成自给自足的内部人才供给市场；建立局域激励作用的、公平合理的工资、奖金、福利待遇等内部分配制度。造就一批高素质的复合型人才，全面提升保险电销渠道在河南保险业的竞争力，打造专业水平的电销队伍，为保险电销的良好发展提供有力保障。4.完善保险电话营销员的激励制度电话营销员的工作压力相比于一般的销售人员要高出很多，被拒绝率很高，心理压力非常大。一个好的激励制度可以帮助公司更好地开展业务，减少人员流失率。一般电销人员的薪酬是底薪加提成，提成为保费的10%左右，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电销人员的积极性。就笔者所知，平安电销分中心的提成比例最高可达20%，每个月还有抽奖、业务达成奖等等激励措施。良好的激励制度可帮助企业减少人员流失造成的招聘费用，培训费用，这样可以加快专业的销售队伍的建立，对于公司而言产生的利益是不可估量的。5.发展符合河南市场特色的保险业务河南市场农民人数占比比较大，面对这些消费人群要发展符合他们的保险产品：（1）积极发展小额保险，小额保险主要是针对低收入人群特别是广大农民的保险，具有保障适度，保费低廉，保单通俗，理赔便捷等特点。（2）积极发展农村保险市场，河南市场农村部分占比较大，通过与政府的相关政策引导，加大对农村市场的投入，开发适合农村需求的保险产品。目前电销渠道所提供的保险一般只符合相关大多数市场的需求，但是面对河南市场需要开发相应特色的保险产品。6.加大保险产品的创新力度（1）大力发展责任保险。责任保险具有很强的社会管理功能，可使被保险人从烦琐的法律程序中解脱出来，保证受害人及时获得补偿。（2）配合社会领域的各项改革提供保险服务。如配合住房制度改革和教育体制改革等开发相应的保险产品，以解决人们的后顾之忧，促进各项改革的顺利进行。（3）大力发展商业养老保险。充分发挥商业保险的优势，积极参与企业年金市场，丰富企业年金的产品种类。目前电销渠道所销售的保险产品一般以意外险和疾病险为主，这在很大程度上不满足河南市场的需求，需要更多的保险产品投入到河南市场中。
四、结束语
面对保险电话销售渠道的各种缺陷与问题，需要一一解决，整合出一个规范的销售渠道。只有在此基础上进行不断的创新，才能使其拥有稳定的竞争优势。保险电话销售渠道各种不足有其客观的原因，有必要根据现实情况采取可能的措施予以改进。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保险公司应该根据其自身的特点，结合相关的法律法规，改良当前存在的某些不良状况，积极探索和实践，从根本上解决目前存在的问题，而不是表面上进行改良，这样的发展道路是不稳定的。所以，保险公司就保险电话销售渠道必须总结出更多的发展道路，才能在当今的保险销售渠道中占有一席之地，发挥更大的作用。
保险业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保险业金融功能货币政策
保险公司，尤其是寿险公司，开发促销新产品，经历了“储蓄型——保障型——投资型”的演变。最初，将保险单的利率与银行存款相比，渲染保险单的储蓄回报功能。在银行利率一再下调的压力下，保险公司不得不放弃高利率的保单，重新回归保障功能。而后开始大力引进国外投资型险种，如投资连结保险、分红保险，曾一度红火了沿海各大城市。
但是仅从防范利差损目的出发开发投资型保险产品，进而要求拓宽投资渠道；或者，仅从繁荣股市目的出发，鼓励保险资金入市及保险公司上市，都患了“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近视病，过多资金入市也可能引发股市过热的危险。因此，强化保险业的金融功能需要从更宏观的视角出发。笔者认为，强化保险业的金融功能还可以从货币政策体系入手。
货币政策的新发展
货币政策目标是通过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来实现的。但从中央银行动用货币政策工具到实现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中间要经过许多环节。中央银行为了随时掌握经济状况的发展变化，必须利用一些能反映经济发展变化的金融变量，作为观察从货币政策工具到最终目标的实施过程和效果的指标。长期以来，美联储把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以公开市场业务作为调节货币供给量的主要手段。但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货币政策作用的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第一，金融创新的发展，特别是各种衍生金融工具层出不穷，一方面使美联储的货币供应量统计越来越困难，货币供应量渐趋失控；另一方面使货币需求的稳定性大大下降。第二，金融市场的快速发展、融资方式的创新，使中央银行通过控制货币供应量以影响商业银行信贷规模，进而影响企业投资行为的政策意图难以见效，商业银行对货币政策的传导功能弱化。第三，经济金融全球化及金融市场深化导致的大量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使传统的货币供应量与产出之间的联系被打破。正是以上原因使得美联储以货币供应量为中介指标的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受到严重限制。
在我国也出现类似情况，中央银行为了刺激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增加，连续8次下调利率，希望通过利率机制对银行储蓄分流，鼓励居民、企业贷款、消费，或进入证券市场进行投、融资，获得更大的利益，发挥资本市场将储蓄转化为投资的重要功能，实现中央银行刺激投资消费的货币政策的目标。然而，操作效果不尽如人意。利率政策的杠杆效应以及由此带来的债券、股票市场上的财富效应均难以奏效。
影响货币政策传导的不通畅或发生扭曲的因素较多，其他金融机构不受中央银行的约束、贯彻落实货币政策的意识和动力不强是原因之一。由于在我国目前实行分业经营、分业管理的原则，在金融机构主体呈现多元化发展情况下，中央银行能够直接监督和调控的只有银行、信用社、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和金融租赁公司，对证券、保险、投资基金等机构则难以直接调控。这些机构的行为是否与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意图一致，中央银行无力进行直接约束，从而削弱了货币政策的权威性和统一性。
金融创新实践证明，中央银行只控制商业银行的活期存款而忽视非银行金融机构在信用创造方面的作用，其结果是导致了大量的金融和信用失控现象，导致货币政策的失败。为此，中央银行必须扩大货币政策调节和作用的范围，把控制的触角逐步伸展到商业银行体系以外的各类非银行金融机构，调控范围扩大到全部金融资产，并注意政策的均衡性。
保险业对货币政策的作用
金融创新推动了金融业务综合化和金融机构同质化趋势，模糊了商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之间的业务界限，混淆了这两大类金融机构在创造存款货币功能上的本质区别。随着融资证券化程度的提高和金融市场的日益发达、支票帐户电子资金划拨系统、可转让存单、电话存款、证券化贷款等业务的逐渐完善，使得存款货币的创造不再局限于商业银行，各类非银行金融机构也有创造货币的功能。金融创新以后，在开始混业经营的国家里，货币供给由过去的中央银行提供通货和商业银行提供存款货币二类主体扩展为中央银行、商业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三类主体。货币供应主体增加，包括保险公司在内的非银行金融机构也成为货币供应主体。因此，有些学者认为多层次的货币应包括有些流动性好的金融工具，如短期政府债券、储蓄债券、具有现金价值的人寿保险单、互助基金股份等。由于在金融市场发达的情况下，这些金融工具可以随时转化为现实的货币，即货币化，因此，一些国家也把这些近似货币计算到货币供应量之中。
货币政策制定后广泛地通过信贷市场、货币市场、资本市场传导。保险业对货币政策的影响表现在：
对利率政策的反应
利率政策是中央银行根据货币政策目标和宏观经济调控的需要，所制定的调整利率水平和利率结构的政策、措施，以此引导各微观经济主体向宏观经济需要的方向从事经济活动。作为重要的经济变量，利率一直是中央银行调节干预经济的工具之一。
在利率政策发生作用的过程中，保险，特别是长期寿险业务，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当中央银行采用扩张货币政策，市场利率下调，在其他各因素不变的假设下，保险公司长期险（寿险）资金运用收益预期下降，寿险产品的预定利率下降，寿险产品价格上升，通过价格效应，居民的保险需求下降，实物消费可能增加，最终推动货币政策的预期目标实现。这在金融市场不发达的国家表现得尤其明显，而在发达国家，保险公司可通过多渠道运用资金均衡收益，因此费率可不必依附于利率。
当然在这一过程中可能因为保险运行机制配套问题而发生扭曲。比较典型的例子是，为抑制通货紧缩，我国央行连续8次降息。但在名义储蓄利率大幅变动时，保险监管政策未能及时作出反应，加上寿险公司自身缺乏风险意识，假定的预定投资回报率高估，部分公司甚至渲染这种差价，造成居民对保险商品的抢购，将央行利用货币政策希望从银行“分流”的储蓄，部分重新流入了寿险公司，没能实现扩大实物消费的作用，抵消了央行货币政策效果；而由于投资渠道狭窄、能力受限，寿险公司自身面临严重的“利差损”风险。
保险业通过货币市场对货币政策传导的作用
理论上，市场利率以资金供求为基础，保险公司的同业拆借、债券买卖业务等资产业务表现的逐利性，为中央银行利率杠杆作用的发展提供了微观基础。保险公司通过从事政府债券的买卖和同业拆借活动，可以直接成为央行公开市场操作的交易方，完成央行吞吐货币的重要过程；也可以与其它金融机构交易，间接影响央行的货币政策传导。在这一过程中，保险公司广泛参与了整个市场利率的变动过程，即保险公司的资金供求变化带来的信贷、货币市场的资金流动，成为影响货币市场银根松紧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最终影响长期国债收益率、同业拆借利率的形成。
根据西方金融理论，货币政策通过资本市场的财富效应、托宾Q效应传导至实体经济，因此保险资金的直接入市、间接入市，甚至保险公司上市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资本市场的资金量，并通过影响股票债券价格来影响企业居民的行为。
保险业还通过迂回的途径，间接地影响企业和居民的货币需求。由于保险为企业和居民提供了保障，他们缴纳保险费而得到预期财富效应，节省出更多的资金用于投资和消费。
影响货币乘数和货币流通速度
保险公司作为金融中介，其信用扩张不同于银行体系。
与银行贷款不同，保险公司的贷款在其资产负债表上表现为资产一增一减，并未产生派生存款。但在我国，保险公司的银行存款并不像企业存款一样计入货币供应量，因此，保险公司提供贷款时，保险公司存款的减少带来的商业银行负债方企业存款的增加就事实上增加了货币供应量，等同于派生存款。若此时中央银行仍只调控商业银行信贷，忽略了非银行的信用扩张，就可能造成过多的货币供应。如1995年《保险法》出台以前，我国的保险资金可用于流动资金贷款，1984-1989年，累计运用保险资金37亿元，其中投资贷款占97%，1991年才开始有所调整，应该说这对当时的通货膨胀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保险法》规定保险资金运用限于银行存款、买卖政府债券等，这又矫枉过正，杜绝了派生存款的同时却在另一方面延长了资金的流转，降低了货币流通速度。
虽然保单质押贷款并非一般意义上的贷款，事实上它是在保单现金价值内预支，并未超出保单现金价值。但这意味着保单权益的支付期限缩短，体现了保单资产的流动性和变现能力。因此，它虽并未非派生存款，但起到提高货币流通速度的作用。
随着保险业的发展，保险公司广泛地支付高比例的佣金通过人、经纪人推销产品，保险公司自身的业务费用及层层机构的收入分流就形成了不容忽视的现金漏损，也即减小了保险公司的信用扩张能力。
将保险业的宏观调控纳入货币政策体系
从中央银行来看，中央银行在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过程中必须有更广阔的视野，而不是只盯住基础货币，应当面对多样化的包括保险资金在内的金融资产。虽然目前，我国保险资金相对于上万亿的银行存款来说，作用较小，但随着我国保险业的壮大，保费的增加，保险单作为居民的金融资产的作用也将逐渐增大；且保险公司的风险控制能力增强，保险资金运用规模也将增加，成为不可忽视的金融资产。
由于各种金融资产在影响价格水平和经济过程的程度、途径不同，因而，中央银行在调节和控制货币供应量时应有所侧重，划分货币层次分别控制。重点控制基础货币的同时，密切关注货币资金在不同市场间的流动，对货币政策的效果评估应包括资产价格如股票、债券和房地产及生产、消费和服务在内广义价格指数。要加强与三大金融监管当局的沟通与交流，协调相互间的政策措施。
保险业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服务品牌；风险防范；执行力
《国务院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为保险业实现新发展和新跨越带来了难得的契机，它明确了保险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定位，明确了保险业改革发展的指导思想、总体目标和主要任务，为保险业更好地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实现做大做强的战略目标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基础，必将有力地促进我国保险业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实现更大的突破和更大的发展。在看到《若干意见》给保险业带来巨大契机的同时，也应看到一些公司在更新发展理念、培育竞争优势、防范化解风险、贯彻执行上级的方针政策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亟需以《若干意见》为指导，及时地加以解决，以促进业务又快又好地发展。
一、着力避免发展理念上的失误，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
坚持科学发展观，更新发展理念，转变增长方式，走科学发展的道路是保险业发展的必然选择。当前，一些公司在发展的问题上仍存在一些模糊认识：一是把发展单纯地看成是上速度、上规模，忽略展业承保、核保核赔、经营权限和费用支出等经营风险的管控质量，不计成本、不计效益盲目发展。二是一讲效益，就简单放任，减速缩量压规模，忽略了市场获利空间缩小后，利润形成规律对产品的市场覆盖面、占有率的迫切需求。三是一谈发展，特别是在分析发展能力为什么上不去、盈利水平为什么提不高的问题时，总是强调客观，强调困难，强调竞争的激烈程度，而较少从主观能动性方面分析问题，因而不能正视问题，也不能有效地解决问题。四是在发展的问题上，存在短视行为，不能立足长远谋发展，抢抓机遇快发展。要解决以上问题，必须更新发展理念，转变增长方式，牢固树立科学的发展观。
(一)发展要抢抓机遇。当前，《若干意见》的出台为保险业的发展展示出一幅美好的蓝图：建设一个市场体系完善、服务领域广泛、经营诚信规范、偿付能力充足、综合竞争力较强，发展速度、质量和效益相统一的现代保险业。可以预见，随着《若干意见》精神的逐步落实，中国保险业将迎来一个新的快速发展时期。这就要求保险从业人员思想上要有新的解放、观念上要有新的变革、行动上要有新的突破，以求在自主创新、提升服务水平上，在深化体制改革、提高开放水平、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上，抢抓机遇，争取在业务拓展上有较大突破。
(二)发展要坚持效益第一的原则。发展要靠效益来支撑，又快又好发展的本质是数量和质量、速度和效率、规模和效益的内在结合与统一。从国内产险业看，近年来盈利空间在逐渐缩小，这就要求必须从收入和支出两方面来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发展必须讲成本，讲效益的发展。在服务能力趋同的情况下，盈利能力的提高就主要体现在综合成本的控制上，这就要求公司的经营要从粗放式向精细化转变，通过实施成本控制工程，提高精细化管理水平来赢得更多的盈利空间。
(三)发展要有切合本地实际的科学合理的规划和目标。由于保险业收入与支出存在时间性差异，使得一些公司可以进行不计成本的恶性竞争，而其后果在短期内不易被发现。但从长期来看却是有百害而无一利。因此，在发展时一定要克服短期行为，立足全局，立足长远，立足可持续发展，因地制宜地制定中长期发展规划和目标，并狠抓规划实施，一步一个脚印地快速向预定目标迈进。
(四)发展要有强大的动力。随着竞争主体的不断增多，发展的难度也愈发加大，员工难免会有畏难情绪，这就要求公司在用企业精神激励员工的同时，进一步深化人事制度和分配制度改革，制定有效的激励考核措施，用制度、用措施为发展提供动力。
二、着力培育竞争优势，努力打造公司优质服务品牌
目前，由于我国保险市场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市场不规范，服务水平比较低，存在一些不正当竞争手段，有些地方的竞争甚至达到非理性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下，财产险公司如何不断培育竞争优势，在财产险市场中继续保持和发挥主渠道作用，是一个必须着力解决好的问题。
(一)要树立正确的竞争观。现在保险买方市场已经形成。保险主体的增加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主体增加必然要加剧竞争，因此，要树立正确的竞争观。竞争是分享，竞争是创造，竞争是双赢。只有竞争，才能够促使企业不断改善经营，促使企业不断创新，促使企业不断走向成功。客户与保险公司的关系，是双方都用最少的成本换回最大的收益；同样，保险公司主体之间应是相互促进、共同提高、一同实现快速发展的关系。在竞争中要学会尊重别人，要善于学习其它公司的长处，要根据市场的发展、自身的能力来竞争，特别是要严禁内耗，坚决杜绝内部恶性竞争的发生。
(二)要不断培育创新优势。当今，在越来越多的产业中，竞争白热化，而需求却增长缓慢甚至停滞萎缩。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去拼抢有限的市场份额和利润，无论采取“差异化”还是“成本领先”战略，企业取得获利性增长的空间都越来越小。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如何才能从竞争中脱颖而出?如何才能启动和保持获利性增长?美国的勒妮—莫博涅与韩国的W.钱.金共著的《蓝海战略》为企业指出了一条通向未来增长的新路。在目前过度拥挤的产业市场中，硬碰硬的竞争只能令企业陷入血腥的“红海”，即竞争激烈的已知市场空间中，并与对手争抢日益缩减的利润额。流连于“红海”的竞争之中，将越来越难以创造未来的获利性增长。要赢得明天，企业不能靠与对手竞争，而是要开创“蓝海”，即蕴含庞大需求的新市场空间，以走上增长之路。这种被称为“价值创新”的战略行动能够为企业和买方都创造价值的飞跃，使企业彻底甩脱竞争对手，并将新的需求释放出来。但是科学的竞争战略还需要有创新意识、有创新能力的人员来有效地执行和实现。所以保险业要创新，保险公司要发展就要以科学的竞争策略武装人，提高基层业务人员的认识能力、参与能力与执行力。
《若干意见》明确了保险业自主创新的领域、手段、途径和目标，为保险公司深入推进自主创新指明了方向。当前，除了要继续创新体制机制外，还要不断地创新技术技能，进一步深化信息技术、承保理赔、财务精算、渠道营销、风险控制等核心技术技能的创新。另外，还需要不断创新产品，培育产品方面的竞争优势。以财产险公司为例：
1.加快农业险创新。以往由于缺少足够的政策扶持，对于处在“农民保不起”和“保险公司赔不起”两难境地的农业险，很多公司从效益的角度出发，对其发展是持谨慎态度的。但在黑龙江省，乡村人口占总人口数近1／2，农业险及针对农村人口的保险业务能否开展好，对保险公司实现跨越式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若干意见》指出，要探索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农业保险发展模式，将农业保险作为支农方式的创新，纳入农业支持保护体系。明确提出了补贴农户、补贴保险公司、补贴农业再保险的“三补贴”政策，即：中央和地方财政对农户投保按品种、按比例给予补贴；对保险公司经营的政策性农业保险适当给予经营管理费补贴；建立中央、地方财政支持的农业再保险体系。有政策扶持的农业险，将成为财产险公司业务发展的一大亮点，但这个亮点能否很好的发挥作用，却取决于能否用好、用活政策，开发出农户承受得了的、需要的、在政策的支持下公司可承受的险种。
2.加快责任险创新。责任险需求将随着经济、文化水平的发展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变得日益广泛，在发达国家，责任险占财产险市场比重在30%以上，而在我国这个比例仅为4%左右，可见责任险有着极其广阔的发展空间。《若干意见》指出：采取市场运作、政策引导、政府推动、立法强制等方式，发展安全生产责任、建筑工程责任、产品责任、公众责任、执业责任、董事责任、环境污染责任等保险业务。在煤炭开采等行业推行强制责任保险试点，取得经验后逐步在高危行业、公众聚集场所、境内外旅游等方面推广。进一步完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通过试点，建立统一的医疗责任保险。
3.加快健康险创新。医疗体制改革后，居民自己承担的医疗费用支出增加了，人们对健康险的需求与日俱增。但现实中，健康险的有效供给却严重不足。主要由于目前保险公司没办法掌握、控制医院的过度医疗行为，常常为医院的“暴利”买单，赔付率极高。《若干意见》中也明确了这个限制健康险发展的瓶颈，并提出相应措施。保险公司应抓住契机，努力开创有利于健康险又快又好发展的途径，使健康险这个现在规模非常小的险种成为公司发展的一个新动力。
(三)进一步培育服务品牌优势。随着保险市场的逐步规范，服务将成为最重要的竞争手段之一，服务品牌优势将成为公司发展的决定因素。所以，在竞争中，要把服务放在首位，认真解决好服务产品、服务渠道、理赔服务等问题，以服务扩份额，以服务谋发展，以服务树品牌，以服务促发展。
三、着力防范风险，把风险防范作为事关公司发展的生命线
《若干意见》对保险公司的风险管理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保险公司应充分重视，常抓不懈，努力防范和化解风险。当前，很多公司经营中面临的主要风险为承保风险和理赔风险。
承保风险主要表现为：放松承保管理，盲目追求规模，承保质量降低，承保标的风险系数大，出险率高；统一法人意识淡薄，擅自越权经营，超权限承保，带来潜在风险；承保技能偏低，承保方式原始陈旧，签单质量较差，核保漏洞较多，造成问题保单和后遗症保单；费率水平整体下滑，价格标准背离定价原则，有可能出现较高风险标的以较低费率承保，使经营风险加大。理赔风险主要表现为：理赔管理粗放，勘查定损把关不严，有的赔案定责过宽，定损偏高，对未决赔案管理松懈等，造成超额赔付；赔案审批把关不严，假案、错案时有发生，通融赔付和人情赔款等问题较多；一些理赔人员素质不高，缺乏专业知识，难以正确定损理算，造成公司利润流失；对防灾工作重视不够，防灾措施不到位，防灾检查技术老化，方法单一，防灾检查流于形式，导致一些事故发生。因此，需大力实施风险防范工程。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做到狠抓风险防范不松懈。
(一)大力强化风险防范意识。要教育广大干部和员工充分认识防范风险对做大做强、又快又好发展的重大意义，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树立效益第一观念，依法合规经营，最大限度的防范和化解风险。
(二)切实把好承保关。加强核保环节的风险管理，实行网上核保和验标核保相结合，成立重大标的风险评估小组，抓好源头防灾，防止“病从口入”。严格遵循条款和费率规章，慎重使用优惠政策，积极探索差别费率模式，实行定制产品的差异化定价。严禁超额投保，有效控制和避免道德风险。严格控制垃圾业务的承保。
(三)努力提高理赔质量和管理水平。认真贯彻执行理赔工作规定和实务流程，实行精细化管理和规范化操作。加强现场查勘工作，按实务规程的要求规范操作。提高定损工作的准确性和科技含量。强化未决赔案管理，全面推广和使用未决赔案管理系统，挤压水份，摸清底数。把好赔案审批关，严防错案、假案和骗赔案的发生。严格控制超额赔付，把赔付率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
(四)大力强化防灾工作。努力提高防灾检查工作的科技含量和工作力度，减少灾害事故发生频率。建立健全防灾规章制度和防灾预案。加强监督检查，严格执纪，及时整改，对风险管理方面出现的违规行为，进行责任追究。
四、着力解决执行不力问题，确保《若干意见》落实到位
无条件地执行上级的方针决策，是公司统一法人制度的根本要求。再好的方针、决策、规章制度、文件精神，只有坚决贯彻执行，真正落到实处，才能切实收到成效。否则，就会流于形式或成为一纸空文。目前，一些公司对上级精神领会不深，执行不力，落实不到位的现象还比较普遍。执行不力、管控不严已成为影响经营管理的各项措施得不到有效落实，盈利能力不能有效提高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强化执行的问题也是当前加快发展必须着力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执行不力主要表现为：对上级下发的文件和指示，态度消极，不能积极学习，深刻领会，而是敷衍了事走过场；对上级下达的任务指标不是迎难而上，想方设法去完成，而是反复强调困难，强调客观，和上级公司讨价还价，形势变化了仍旧我行我素，任务明确了仍旧等待观望，工作部署了仍旧无动于衷；凡事从本单位和个人的利益出发，对上级下达的方针政策和规章制度，对自己有利就执行，不利就不执行，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虽然执行，但执行时不善于结合实际，不善于创造性工作、创造性执行，执行效果不理想。
(一)强化统一法人意识，提高领导执行力。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于部要与总公司保持思想一致、目标一致、行动一致，牢固树立系统上下“一盘棋”的全局观念，从公司战略发展全局出发，正确处理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的关系，坚决摒弃本位主义思想，坚决反对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而是要带头执行，带头履行好自身职责，坚决完成上级公司下达的各项任务指标。
(二)加强学习，提高员工执行力。要强化终身学习观念。当前公司员工的业务能力参差不齐，还不能充分适应上市公司管理体制、运作机制以及市场竞争的要求。一些员工虽对公司各项规章制度有很高的执行热情，但由于业务素质不高，执行起来有一定难度。因此，要在系统内大兴学习之风，将学习贯穿于经营发展的始终，创建学习型企业。把人才培训作为提高执行能力的基础性工作来抓，促进员工技能的提高，更好地完成上级公司下达的各项任务。
保险业论文范文第8篇
根据修改后的保险业法的规定，寿险公司下调利率的限度是不低于3％。那么，可以推测凡是高于3％的保险合同都有可能属于下调的对象。根据日本对象是1996年3月之前加入保险的合同，从1985年至1993年之间的寿险合同中的预定利率，有的高达5.5％到6.0％。
1996年3月，预定利率下降到了2.75％，低于这次保险业法修改案所规定的3％。因此，1996年3月以后所投保的寿险合同，自然被排除在下调利率的范围之外。现在的预定利率是1.5％，因此，新投保的客户和这次保险业法修改基本上没有很大的关系。
另一方面，下调预定利率一般只是对储蓄性的寿险产品产生影响，例如养老保险、年金保险、定期保险等，而对死亡保险之类的非储蓄性的保障类产品基本上没有多大的影响。
根据生命保险协会的测算，以40岁男性在1992年加入保险金额为1000万日圆的终身保险为例，加入时的预定利率为5.5％。如果预定利率下调到3％，实际所得的保险金将减少36％，即360万日圆。如果加入者的年龄为30岁，上述其他条件不变，那么实际将减少40％的保险金，即400万日圆。
但是，日本政府在做解释的时候，强调的则是另一个方面。也就是将以下两种情况进行比较。第一种情况是，如果寿险公司预计到将要发生经营失败，也就是即将面临破产之前，就将预定利率下调至3％。第二种情况是，寿险公司已经陷入经营失败而下调预定利率，按照以前的惯例（参照图－2）计算，则远远低于3％。
以储蓄性寿险产品为例，假定投保人投保时为30岁，30年期，保险金为100万日圆。如果预定利率下调至3％，投保人所能得到的保险金将比寿险公司破产清算所得金额要多。因此，日本政府认为此举对消费者还是有利的。
根据保险业法的规定，寿险公司如果决定下调预定利率，要求事先设定正式下调利率的具体时间表。根据测算，当预定利率开始下调时，越是接近满期的保险合同所受到的损失越小，这一点与寿险责任准备金的积累有关。
众所周知，寿险合同责任准备金的积累与投保年数有关。由于寿险产品一般不通过保险公司本身进行销售，而是通过诸如保险人、公司外勤人员、经纪人、银行窗口等途径进行销售，在委托他人（公司或组织）或通过本公司的员工进行销售时，必然产生销售的前期费用。这些费用一般都在保险合同成立之后的几年内，从收到的保费中优先给予支付。而前几年的责任准备金则一般放在基本上支付完前期费用之后，才正式将前几年的费用补上。按照寿险的经营方式，长期寿险商品的责任准备金一般越是接近满期积累越多。因此，下调预定利率则根据责任准备金的积累的不同，受到影响的程度也就不同。实际上接近满期的保单损失小，离满期远的保单的损失就相对比较大。
以30岁加入的30年期的养老保险为例，假定保险期限从1992年起至2022年满期，预定利率为5.5％，满期的保险金为100万日圆。如果寿险公司在2003年下调预定利率至3％，在下调利率的当时，正好是10年，在10年中其责任准备金的积累金额在30万日圆到35万日圆中间。如果从第11年执行新的预定利率，到满期时，满期保险金则下降至76万日圆。但是，如果下调的时候在10年以上接近满期的情况下，那么满期保险金就应该在76万日圆以上至100万日圆以下。
如果投保人在寿险公司决定下调预定利率后，要求解除保险合同，又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如果投保人在上述情况下要求解除保险合同，在一般的情况下，投保人将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失。
还是引用上述的例子。如果订立保险合同的当时的预定利率为5.5％，寿险公司把预定利率下调到3％后，保险金将明显下降。但是如果投保人要求解除保险合同，转而加入其他公司的保险合同的话，现在的预定利率为1.5％。显然，根据这个预定利率而计算出来的保险金将明显低于预定利率为3％的保险金。因此，当寿险公司决定下调预定利率之后，解除保险合同之后加入其他寿险公司的保险的做法，实际上只是加大投保人的损失而已。
寿险公司可以在经营失败之前，下调预定利率的规定，能否帮助寿险业摆脱长期受到巨额利差损带来的经营风险的压力？
日本政府此举是希望通过下调预定利率来化解利差损风险，缓冲由于金融市场长期低迷，投资回报率过低而引起的寿险公司所承受的巨额利差损的压力，从而缓解寿险公司经营困难的局面，避免再次出现2000年4家寿险公司因经营失败而相继倒闭的风潮。
事实上，几乎所有的寿险公司都希望能将过高的预定利率下调到比较适中的水平，减轻过重的负担。下调预定利率本身虽然能减轻寿险公司的负担，但是，考虑到采取该措施所带来的后果，例如大批退保（解约）、新投保户的减少等，经营状况正常的寿险公司可能不会要求实施该项措施。
从另外一个角度出发，现在市场的投资环境依然没有任何起色，一般寿险公司的投资收益率在1.0％到2.0％之间浮动，就是将预定利率下调到3％，仍然高于现在的投资收益率。因此，该项举措只是为了预防万一而准备，有备无患而已。
日本政府通过保险业法修改法案，无非是想通过这项措施，从侧面来推动寿险业的重组，在优化组合的过程中，增强寿险业的竞争能力。但是，下调现存合同中的预定利率，意味着现存保险合同的利益所得者将在经济上受到损失。
新的保险业法实施之后，至少以下所列举的三大难题尚未得到政府的重视。
第一，现存保险合同的订立是根据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合意，合同是根据当事人之间的协商成立的。如果当事人一方想要变更合同的内容，根据日本民法的规定，必须取得另一方当事人的同意。而日本最小的寿险公司也有保户数百万人，多的则有数千万人。通过立法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恐怕并非万全之策。如果不同意实施该项措施的保户通过诉讼手段寻求说法，那么，如何在《保险业法》和《民法》之间求得一个比较有说服力的做法，将是一个难题。
第二，下调预定利率后，谁都无法保证保险市场不会因此而发生动荡。根据业内人士估计，要等泡沫经济时期高预定利率的保户自然消失的话，至少要有10年到20年左右的时间，但是，利差损的实际情况又不容忽视，下调还是不下调，在各个寿险公司的答案是不相同的。如果只是个别公司下调，而一部分公司不愿意下调的话，那么，整个保险市场将会发生预料之中的大波动，惟有全体行动才能将市场的变数控制在最小的范围。但是，并不是说这样做就不会有变数。问题是，经历了十年以上的经济不景气，如果轻易全面下调预定利率，谁都无法预料市场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第三，从保护消费者（投保方）的角度看，如果寿险公司在没有遭到10％以上的投保人反对的情况下下调了预定利率。但是，假定该措施实施之后，该寿险公司依然没有摆脱经营失败的可能，能否再一次下调预定利率？这在法律上没有规定，也就是法律没有明文禁止。当然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一般很难得到金融监管当局的批准。问题是，如果该寿险公司无法重新恢复正常的保险已经而陷入破产行列的情况下，结果，消费者还得接受第二次也就是破产后处理保险合同时，再次下调预定利率而带来的损失。
综上所述，虽然日本政府已通过修改法律，开始实施防止寿险进入经营失败的措施，但寿险业所面临的问题并没有因此而得到解决。在众多的问题中比较关键的是，既要保护好投保人的利益，又要考虑到寿险业目前的困境。彻底解决的办法恐怕只有等到经济大环境得到改善的时候。
对我国的启示
保险业论文范文第9篇
美国、加拿大对保险业监管模式的转变体现在：1.从分业监管模式向混业监管模式转变。1999年美国出台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取消了银行、证券和保险业之间的界限，美国金融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时代结束，金融监管也开始向混业监管转变。加拿大的保险业监管也走上了综合化的道路。2.从市场行为监管向偿付能力监管转变。传统的保险监管主要是市场行为监管，也就是对市场行为的合规性监管，重点是对市场行为准入、业务行为、保单设计等经营实务的监管。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加两国开始从市场行为监管转向偿付能力监管，以保护被保险人的利益为监管的目的。3.从严格监管向松散监管转变。20世纪90年代以来，两国逐步放松了对保险业的监管，从严格走向松散。传统的严格监管以稳定作为保险监管的唯一目标，但现在金融混业经营趋势明显，市场竞争激烈，业务扩张和效率提升成为保险业发展的关键。因此，保险监管的单一稳定性目标受到挑战，开始向多维目标，即稳定性目标、效率目标和扩张性目标转变。
三、美国、加拿大保险业的发展趋势
美国、加拿大保险业的发展趋势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未来世界保险业的发展方向。近年来，美国、加拿大保险业的发展趋势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加强偿付能力监管。美国将偿付能力作为保险业监管的主要任务。通过综合性的实际评估，判断保险机构实际偿付债务的能力，从根本上保护被保险人的利益。2.加强保险业信息化建设。美国、加拿大保险业都拥有十分先进和发达的保险信息系统和庞大的数据库。美国保险信息化系统主要由市场信息系统和监管信息系统两大系统组成。市场信息系统主要对保险公司的市场数据进行收集、转送和处理以及保险市场的监测，为保险监管提供必要信息。监管信息系统通过对财务信息的收集和分析，为保险监管机构提供有关保险机构偿付能力等方面的依据。3.金融混业经营发展趋势明显。美国于1999年通过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允许银行、证券和保险等公司混业经营。金融混业经营正在成为国际金融业发展的一大趋势，但美国、加拿大在金融混业经营的监管机构上存在差异：美国设置的是联邦政府与州政府双重的监管机构，而加拿大成立了单一的联邦政府监管机构。尽管如此，但他们都履行混业经营条件下的金融监管职责。
四、动态财务分析在美国、加拿大保险监管中的应用
动态财务分析在美国、加拿大保险监管中不仅得到了广泛应用，并且在实践中得到进一步的扩展。
1.动态财务分析在美国保险监管中的应用。自1995年，美国财产和意外险精算协会(CAS)了《动态财务分析手册》，鼓励财产和意外险公司进行动态财务分析。这一手册为指导性质，不具有法律强制性。但考虑到动态财务分析的前瞻性和全面性以及保险监管动态化趋势，全美保险监督官协会(NAIC)也正在考虑要求保险公司实施动态财务分析。
2.动态财务分析在加拿大保险监管中的应用。加拿大精算协会(CanadianInstituteofActuaries)率先提出寿险公司的动态偿付能力测试指导文件。1992年的保险公司法要求各保险公司以动态偿付能力测试的结果为基础编制保险公司的财务前景报告。1998年，加拿大金融监管机构要求所有保险公司从1999年开始按照加拿大精算协会的《动态资本充足测试手册》进行动态资本充足性测试，将动态财务分析的应用扩展到非寿险公司。
五、美国、加拿大保险业的发展对中国保险业的启示
通过对美国、加拿大保险业的比较，可以看到市场经济条件下保险业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市场经济越是发展，就越需要保险业有相适应的发展。目前，中国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保险业对支持经济的持续发展、促进改革和稳定有着极大的作用空间。但现阶段中国的保险业还处在初级阶段，整体规模小、发展水平低，无法在更大程度、更大范围和更高层次上为国家和人民分忧解难。因此，中国的保险业应立足于国情，吸收和借鉴美国和加拿大保险业发展的经验，尽快将保险业做大做强，为建设和谐小康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
1.加强中国保险监管法律法规体系建设。开放金融市场，意味着中国保险业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应该与国际惯例接轨，使中国保险市场向规范化和国际化方向发展。
2.注重发展商业保险在社会保障体系中的作用，为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和全面发展和谐社会服务。美国社会保障体系由政府保障、雇主保障和雇员保障三个支柱共同构成。政府通过税收优惠和提供担保等方式支持第二和第三支柱的快速发展，避免了由政府承担社会保障负担过重的问题。随着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推进，需要构筑多层次、立体的社会保障体系。商业保险完全可以在健康、医疗和长寿险等方面为公众提供更高层次的保险保障。加快研究商业保险在建立社会保障体系进程中的角色定位。发展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商业保障、医疗保险政策措施，发挥保险业在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3.发挥保险业在应对社会突发性事件中的作用，使保险业成为社会稳定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加拿大对重大灾害事故的经济补偿主要是由商业保险提供，保险业支付的赔款与灾害造成损失的比例为：1∶5；在中国该比率为：1∶100，其重大灾害的损失基本是由政府财政来承担，保险业在分担政府社会管理责任和减轻财政负担方面还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应加快研究将商业保险纳入国家应对突发事件的应急机制中，建立起洪水、地震等巨灾保险制度，从制度和机制中推动保险业在应对突发事件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4.建立有效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促进金融业稳定健康发展。根据美国、加拿大的经验，它们都是根据本国发展经验和具体国情来确立各自的监管模式，加强金融监管，防范金融风险。目前，中国的保险业仍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分业监管模式比较符合中国的国情和金融业发展的水平。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加强监管机构间的交流合作与协调，对金融业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信息交流与政策沟通，加强金融监管，防范金融风险，推进中国金融业健康稳定发展。
5.政府给予保险业必要的政策支持，促进保险业持续健康发展。美国保险业的发展经验表明，保险业作为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在其发展初期给予一定的政策扶持是必要的。中国现阶段国民的保险意识不强，保险业基础薄弱，在保险业发展初期，政府给予适当的政策支持，更显得尤为重要。
6.拓宽保险资金运用渠道，解决保险费收入快速增长与保险资金不能有效利用的矛盾。美国、加拿大保险业的资金运用较为宽松，保险业的经营主要通过资本市场来分摊其经营风险。保险公司以投资收益弥补承保业务的亏损，进而实现国内公司的盈利。目前，中国保险业出现保险费收入快速增长与保险资金不能有效利用的矛盾，已成为制约保险业快速发展的主要因素，不利于化解和防范保险公司存在的经营风险。建议考虑在遵循《保险法》的前提下，有序放宽保险资金的运用渠道，允许保险资金参与国家重点基础设施的建设，逐步放开保险资金的外汇交易和投资渠道，以活跃外汇市场，维持国际收支平衡。
7.重视信息技术在保险业的运用，提高保险业信息化建设水平。美国、加拿大保险监管的信息化程度很高，通过市场信息系统和监管信息系统，将整个保险市场的运行情况快速地反映在监管信息系统平台上，并将保险公司运行、被保险人信用状况等数据信息及时公布，促进了保险公司与监管机构之间的互动和协调，提高了保险信息的透明度、偿付能力和监管效率。目前，中国保险业信息化建设正处在起步阶段，还没有形成统一的保险数据传递和分析的通用平台、健全网络，保险信息透明度不高，缺乏保险信用体系和相关的制度建设。因此，建议中国保险业应积极致力于统一保险业信息化平台，完善保险业信息披露机制，健全保险业信用信息共享机制的建设，努力提高保险业监管的信息化水平，通过先进的技术手段，促进保险业持续健康快速发展。
8.建立偿付能力监管机制。无论是从国际还是国内的保险业发展趋势来看，以偿付能力为核心的保险监管是保险业发展的客观要求。所谓偿付能力就是指保险公司对所承担的保险责任的经济补偿能力。由于保险双方权利义务在时间上存在不对称性，倘若保险公司丧失偿付能力甚至破产，而保险合同尚未到期，被保险人将失去保险保障，蒙受经济损失，那么保险监管的保护被保险人的合法利益的目标就不能实现。因此，必须强调偿付能力监管，这已经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共识和行为标准，当今许多国家都将偿付能力作为其监管的目标和理念。中国保险监管也应遵循国际原则，适应世界潮流，确立偿付能力监管的新理念，保护被保险人的利益，促进保险业的健康发展。
9.完善市场行为监管。在强调偿付能力监管的同时，需要完善市场行为监管。虽然中国的保险事业在最近20多年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毕竟起步较晚，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着较大差距。在现阶段完全放弃市场行为监管是不现实的，必然会造成保险市场的混乱，导致无序竞争。因此，还应该完善市场行为监管，但要转换思想，应着力整顿市场秩序，规范市场竞争机制，建立信息传导机制，逐步放开对保险费率和条款的管制，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允许民族资本进入保险市场，为保险监管从严格监管向松散监管创造条件。
10.加强中国保险监管委员会、证监会和银监会的合作。混业监管是国际金融业监管的大趋势。中国在金融市场发育不充分的情况下，金融业实行分业经营、分业监管是必要的。但目前证券、银行和保险之间联系紧密，相互之间有资金流动，这就要求三家监管机构进行协调与合作，共同促进中国金融业的发展。
11.重视行业自律，起到监管辅助作用。国际上十分重视行业自律，这是保险监管的重要辅助力量。中国虽然已经成立了保险行业协会，但是自律机制尚不健全，还没发挥它应有的作用，需要采取有力措施，如制定行业规章、经验交流等，使其更好地起到监管辅助的作用。
12.中国保险市场与资本市场对接。上世纪90年代末，随着美国国会通过《1999年金融服务法案》，世界上经历时间最长的分业模式被解除了。而我们看到，在其法案通过之前，美国国内的金融市场之间的联系还是相当紧密的，资本市场成为银行、货币市场及保险市场的核心和在一定管制约束下的联结纽带，其分业经营仅指金融机构的分业。美国金融业管理的发展历程实际上完全可以成为中国金融深化改革的借鉴。在全球金融一体化的潮流下，美国在21世纪来临之前采取了顺应潮流、增强本国金融竞争力和改善客户服务的金融混业模式。而在中国加入世界经济金融大竞争、大循环之际，增强本国金融业的竞争及服务能力、培育强大的资本市场也成为当前金融改革的重要任务。由于中国实行的是较美国更全面的分业经营，不仅是金融机构分业经营，而且是金融市场分割而治。因此，中国金融要深化改革，先应逐步打通金融市场间隔的现状，建立起一体化的金融市场，然后再建立起综合金融服务的混业模式是切合国际及中国金融发展需要的。
13.进行监管制度的创新，把更多的监管力量放在监控保险业的风险上。引进最低偿付能力标准制度，对保险公司的财务状况实行预先警戒。借鉴银行业风险资本管理方式，对保险市场实行风险基础监管(RBA)，以适应一体化的金融监管形势。各国都在进行监管制度的创新：美国采用了风险资本金(RBC)、保险监管信息系统(IRIS)、财务分析偿付能力跟踪系统(FAST)及现金流量测试等手段，加大对保险市场的监控。加拿大开发出一套以风险评估、分级对待的动态监管体系。
14.完善保险业监管财务报告报送制度。财务报表是监管部门对保险业实施监管的信息基础，通过提高财务报表的分析质量，利用设计科学的报表指标体系，对保险业进行全面的及时的风险监管。要达到利用财务报表实施监管的目的，必须做到：(1)培养专业的分析人才，适时、有效地设计评估指标体系，并对保险业财务报表进行评估。(2)充分利用网络和IT技术，开发财务报告评估系统，对报表进行适时分析，及时发现问题，并将风险抑制在萌芽时期。
[摘要]中国金融市场的开放，保险业将面临来自全球的竞争，传统的以市场行为合规性为核心的严格监管模式已经不适应形势的需要，偿付能力的监管则是未来发展的主流方向。美国、加拿大是保险业市场高度发达的国家，研究和借鉴美国、加拿大保险业发展中的可取之处，有利于促进中国保险业的国际化进程，同时对加速中国保险市场与资本市场对接和中国保险业监管模式的改革也有所启示。
[关键词]美国、加拿大保险业；发展；启示
参考文献：
[1]TrieschmannCustavson.RiskManagementandInsur-ance，South-WesternCollegePublishing，Tenthedition，1998.
[2]林宝清，施建祥.论西方保险监管模式变革与我国保险监管模式选择[J].金融研究，2003，(6).
[3]朱楚珠，严建红.中国保险市场与资本市场对接的系统设计及其影响研究[J].金融研究，2001，(5).
[4]中国保险监管委员会.美国加拿大保险业介绍及其借鉴[J].保险研究，2005，(2).
保险业论文范文第10篇
(一)模型建立
1.概述
在现实中，保险深度(保费/GDP)随人均GDP增加而增加，但对应人均GDP的不同规模，保险深度的增速不同，在人均GDP较低的阶段，保险深度增速较慢，而后逐渐加快，到了一定阶段之后，增速又逐渐放慢。这意味着，随着人均GDP增加，保费将以一种超越GDP增长的速度增长，在人均GDP较低的阶段其超越幅度较小，而后逐渐加大，到了一定阶段之后，其超越幅度又逐渐变小。换言之，在经济增长的不同阶段，保费的收入弹性会发生变化。对于上述情形，使用Logistic模型较为合适，因为Logistic函数所具有的S型特征可以较好地对该现实进行抽象刻画。
Carter&Dickinson(1992)和Enz(2000)建立了一种较为理想的刻画保险深度和人均GDP关系的Logistic理论模型(因根据该模型绘制的曲线呈“S”型，因此以下将该模型简称为“S曲线模型”)。本文将在S曲线模型基础上，利用世界各国保险业和经济增长的大量最新历史数据，估算出世界保险业增长模型。
2.模型表达式
S曲线模型的表达式为：
(二)样本数据
本文选取93个国家和地区过去25年(1980—2004年)的数据作为观测样本。寿险业的观测样本量为1823个，非寿险业的观测样本量为1842个。各国GDP、人口数、人均GDP等数据来自联合国“NationalAccountsMainAggregates”数据库，各国总保费收入、寿险保费收入、非寿险保费收入、寿险深度、非寿险深度等数据来自瑞士“Sigma”世界保费数据库。直接用于模型估计的变量有保险深度和人均GDP。人均GDP数据按照1990年可比价格以美元计价，保险深度数据是相对值(保费/GDP)，不涉及价格调整问题。
根据搜集的样本数据，我们既可以不区分寿险业和非寿险业做一个笼统的关于中国保险业的总体估计，也可以分别针对寿险业和非寿险业进行单独的估计。考虑到寿险业和非寿险业各自具有不同的特点，我们决定采取后一方法，分别估计“世界寿险业增长模型”和“世界非寿险业增长模型”，这样的估计应该比笼统的估计更加准确。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我们使用的样本数据中，寿险和非寿险的区分采用欧盟(EU)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标准惯例，将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划入非寿险业务范围。
(三)模型估计结果
表1列出了世界寿险业和非寿险业增长模型的估计结果。
先看寿险业。从寿险深度增速看，在人均GDP达到12753美元之前，寿险深度的增速不断加快；在人均GDP达到12753美元之后，寿险深度的增速逐渐放慢。从寿险保费收入弹性看，在人均GDP达到14626美元处，寿险保费的收入弹性达到最大值1.795，该值意味着人均GDP每增长1％，相应的，人均寿险保费增长1.795％。
再看非寿险业。从非寿险深度增速看，在人均GDP达到3076美元之前，非寿险深度的增速不断加快；在人均GDP达到3076美元之后，非寿险深度的增速逐渐放慢。从非寿险保费收入弹性看，在人均GDP达到7553美元处，非寿险保费的收入弹性达到最大值1.429，该值意味着人均GDP每增长1％，人均非寿险保费增长1.429％。
二、相关变量假设
欲对2006—2020年中国保险业增长进行测算，必须先对该期间中国相关经济变量进行合理假设。与本文分析直接相关的经济变量包括：GDP、保险基准深度比、汇率和价格指数等。
(一)GDP
对于2006—2020年中国GDP的增长预测，虽然众说纷纭，但许多研究还是取得了较为一致的测算结论。刘伟(2006)认为，如果没有极为特殊的国际国内不可控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自然意外发生，从经济增长的可能性来说，预计中国经济增长率2001—2010年平均为8％—9％，2011—2020年平均为7％—8％。
本文对2006—2020年期间中国GDP增长假设三种情形：一是保守情形，GDP年均增长7％；二是中间情形，GDP年均增长8％；三是乐观情形，GDP年均增长9％。在保守情形下，2020年GDP总量为50391亿美元，人均GDP为3451美元。③在中间情形下，2020年GDP总量为57936亿美元，人均GDP为3968美元。在乐观情形下，2020年GDP总量为66526亿美元，人均GDP为4557美元。以上数据均基于1990年可比价格。
(二)保险基准深度比
1.保险基准深度比的含义
“保险基准深度比”(GuidelinePenetrationRatioofInsuranceGPRI)反映一国(或地区)保险业的相对增长水平，具体而言，它衡量的是一国保险深度与相应经济发展阶段上(指相同人均CDP水平阶段上)世界平均保险深度的相对关系。它的计算公式为：
式中分母“基准保险深度”指的是“相应经济发展阶段上世界平均保险深度”，分子“实际保险深度”指的是该年该国实际达到的保险深度。保险基准深度比等于1，意味着该年该国实际保险深度等于相应经济发展阶段上世界平均保险深度，基准深度比小于1，意味着低于世界平均保险深度，基准深度比大于1，意味着高于世界平均保险深度。
需要说明的是，一国保险基准深度比小于1或大于1并不必然意味着该国未来保险增长潜力的大或小，因为各国保险业和经济社会体制的具体情况千差万别，不可一概而论，在进行具体国别分析时，必须根据该国过去一段时期保险基准深度比变化情况和该国国民经济和保险业发展的具体现实，对未来发展趋势进行合理预测。
2.2020年中国保险基准深度比
中国保险基准深度比可以分解为寿险基准深度比和非寿险基准深度比进行分别分析。根据1980—2005年中国寿险和非寿险基准深度比的变化情况(即总体呈上升趋势，但上升速度逐渐趋缓)，并结合目前中国保险业的发展现实，我们构建如下的两期滞后变量模型对中国寿险和非寿险基准深度比的变化情况进行历史描述和未来预测④：
为模型的参数。
表2列出了关于中国寿险和非寿险基准深度比的估计结果。根据这一估计结果，我们可以对2020年中国保险基准深度比作一个测算，测算结果为：2020年中国寿险基准深度比为2.33，非寿险基准深度比为0.92。
{F62RC43.j[g}
(三)价格指数
在价格指数方面，我们作如下处理：第一，对于1980—2005年期间的历史数据，我们所使用的或者是直接的可比价格数据(如1990年可比价格数据)，或者是经过价格指数调整后的可比价格数据。⑥第二，对于2006—2020年期间的预测数据，由于我们重视的是“实际值”而不是“名义值”，所以使用的是2005年的可比价格，这样便于测算中国保险业中长期实际年均增长率，而不是名义增长率。
(四)货币汇率
在货币汇率方面，我们使用两套处理方法：第一是“市场汇率法”，第二是“购买力平价法”。
在市场汇率法下，2005年的换算汇率使用年度市场平均汇率即1美元等于8.19元人民币，2006—2020年期间的换算汇率沿用2005年的换算汇率即1美元等于8.19元人民币。这样的简化处理对于本文研究结论没有实质影响，一是因为本文研究所涉及的关键数据均为相对数据，而非绝对数据；二是因为本文关注的是，相对于2005年基期的情况，2006—2020年期间中国保险业增长趋势如何，所以这样的简化处理有利于剔除汇率波动的干扰影响，有利于揭示中国保险业中长期增长的本质趋势。
三、基于“市场汇率法”的普通测算
(一)2006—2020年中国寿险业增长测算
按照以上思路，我们对2006—2020年期间中国寿险业增长潜力进行了测算分析。表3列出了测算结果。此处对测算过程进行简要说明。第(1)行和第(2)行分别是GDP总量和人均GDP。第(3)行是理论寿险深度，根据上文建立的世界寿险业增长模型测算。第(4)行是测算寿险深度，根据“(3)的理论寿险深度”乘以上文表2测算的“寿险基准深度比”得出。第(5)行是测算可比寿险保费，根据“(1)GDP总量”乘以“(4)测算寿险深度”、并将1990年价格转换为2005年价格得出。第(6)行是2006—2020年期间中国寿险保费的实际年均增长率，根据第(5)行2005年实际寿险保费和2020年测算寿险保费计算得出。
(二)2006—2020年中国非寿险业增长测算
与上述寿险业增长分析类似，我们对2006—2020年期间中国非寿险业增长潜力进行了测算分析。表4列出了测算结果。
(三)2006—2020年中国保险业总体增长测算
在以上中国寿险业和非寿险业增长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对2006—2020年期间中国保险业总体增长潜力进行测算分析。表5列出了测算结果。
从表5测算结果可以看出，在2006—2020年期间，在GDP年增7％的情形中，中国寿险业、非寿险业和保险业总体的年均保费增长率分别为9.4％、9.8％和9.5％；在GDP年增8％的情形中，中国寿险业、非寿险业和保险业总体的年均保费增长率分别为10.7％、11.2％和10.9％；在GDP年增9％的情形中，中国寿险业、非寿险业和保险业总体的年均保费增长率分别为12.1％、12.6％和12.3％。
四、考虑“购买力平价”的修正测算
为了修正“市场汇率法”可能造成的对中国经济发展阶段、进而对中国保险业中长期增长潜力的低估，本部分使用一套“购买力平价法”下的各国GDP数据⑦，依据本文第二至第四部分的分析框架，测算2006—2020年间中国寿险业、非寿险业和保险业总体的增长率，然后将其与市场汇率法之下的情形进行比较，并计算两者的简单算术平均值，以此作为判断2006—2020年中国保险业增长潜力的一个更全面的基础。具体计算结果参见表6。从表6可以看出，正如我们所预期的，在购买力平价法下，不论是中国的寿险业、非寿险业，还是保险业总体，其增长率与基于市场汇率法的测算结果相比都有不同程度的上升。那么，究竟应该如何判断2006—2020年中国保险业的增长潜力呢?我们认为，一方面，由于汇率管制等原因，市场汇率法会使中国实际的人均GDP被低估，从而可能低估中国保险业的增长潜力；另一方面，由于没有区分商品中的可贸易品和非贸易品等原因，购买力平价法会使中国实际的人均GDP被高估，从而可能高估中国保险业的增长潜力；而折中地，市场汇率法和购买力平价法两者的平均，应是一个较为合理的估计。因此我们判断，虽然“市场汇率法”测算的中国保险业增长潜力区间和“购买力平价法”测算的中国保险业增长潜力区间均为可能的浮动区间，但是“市场汇率法”和“购买力平价法”两者平均测算的中国保险业增长潜力区间为更有可能的浮动区间。
具体而言，如表7所示，在2006—2020年期间，在GDP年均增长7％—9％的假设下，中国寿险业年均增长率较为可能的浮动区间为9.4％—18.8％，其中更为可能的浮动区间为12.3％—15.5％；中国非寿险业年均增长率较为可能的浮动区间为9.8％—14.4％，其中更为可能的浮动区间为10.8％—13.5％；中国保险业总体年均增长率较为可能的浮动区间为9.5％—17.6％，其中更为可能的浮动区间为11.8％—14.9％。
用更直观的方式表述，与同期GDP的7％—9％的预期增长速度相比，在2006—2020年期间，中国保险业保持一个比同期GDP高2—4个百分点的增长速度比较容易，保持高4—6个百分点的增长速度也很有可能，但保持高6—9个百分点的增长速度则比较困难，保持高9个百分点以上的增长速度更为困难。
接下来，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对2006—2020年中国保险业增长作一个更为具体的测算。在测算时间上，我们选取2010、2015和2020年三个年份，这三个年份正好是我国“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的末期；在测算对象上，我们选取保费、保险密度和保险深度三个常用指标。具体测算结果参见表8。
五、结论
本文基于市场汇率法和购买力平价法，通过对大量历史数据的分析，探寻“世界保险业增长规律曲线”，并以该规律曲线为参照，结合中国国民经济和保险业发展的具体现实，量化分析了2006—2020年间中国寿险业、非寿险业和保险业总体的中长期增长潜力。
本文的基本结论是：在2006—2020年期间，在GDP年均增长7％—9％的假设下，中国寿险业保费年均增长率较为可能的浮动区间为9.4％—18.8％，其中更为可能的浮动区间为12.3％—15.5％；中国非寿险业保费年均增长率较为可能的浮动区间为9.8％—14.4％，其中更为可能的浮动区间为10.8％—13.5％；中国保险业总保费年均增长率较为可能的浮动区间为9.5％—17.6％，其中更为可能的浮动区间为11.8％—14.9％。
用更直观的方式表述，与同期GDP相比，在2006—2020年间，中国保险业保持一个比同期GDP高2—4个百分点的增长速度比较容易，保持高4—6个百分点的增长速度也很有可能，但保持高6—9个百分点的增长速度则比较困难，保持高9个百分点以上的增长速度更为困难。
注释：
②尽管回归结果中R[2]的值不高，但对于国际比较研究的模型估计结果而言，从总体的检验看，已是很好的检验结果了。而且，下文对于中国保险业中长期增长潜力的分析，并不单纯基于该世界保险业增长规律曲线，而是同时充分考虑中国国民经济和保险业发展的具体现实。
③根据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预测，2020年中国人口数为14.6亿。数据来源：《中国人口》，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2005年11月。
④在滞后期数的选择上我们主要使用AIC判别法，同时结合中国保险业发展现实作辅助选择。使用AIC判别法的理由参见Liew(2004)。该研究认为，在小样本情形下，AIC判别法和FPE判别法比其他方法更适用于模型滞后期数的选择。
⑤此处对YEAR的取值和回归数据时间范围作一个说明。先看YEAR的取值，因为中国保险业从1980年开始恢复，所以我们设1980年YEAR取1，1981年YEAR取2，1982年YEAR取3，依此类推，2005年YEAR取26。再看回归数据的时间范围，中国非寿险业从1980年开始恢复，寿险业从1982年开始恢复，我们将回归数据的时间范围统一限为1982—2005年。之所以这样处理，一方面是考虑寿险和非寿险数据的时间范围的统一问题，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考虑统计数据内涵一致的问题。
⑥可比价格数据和价格指数数据来源于联合国“NationalAccountsMainAggregates”数据库和国家统计局正式公布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