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非洲研究知识体系与话语形态构建

快速推进的中非合作关系正在成为呈现中国新的全球思维及其话语建构的国际舞台，成为中国与西方发生思想交锋的特殊领域。如何以中国的立场和方式展开创新研究，最终建立起属于中国的“思想与学派”的知识体系与话语形态，从而在非洲问题的理解与思考上实现东西方话语优势的主客场转换，中国学界还需有更开阔的思考与持续的努力。

非洲是当今世界最后一块欠开发的大陆，在某种意义上也可能是世界留给中国思想智慧呈现其特殊之价值的一个意义非凡的机会。近年来，快速推进的中非合作关系，正在成为呈现中国新的全球思维及其话语建构的特殊舞台，成为中国与西方思想发生真正交锋与碰撞的领域。然而，对于非洲研究这一最初由西方开创且今日西方的学术和话语仍在其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国际学术思想领域，如何以中国的立场和方式展开思考，创新研究，突破西方知识与话语高墙，坚实有力地建立起属于中国的“思想与学派”的知识体系与话语形态，从而最终在非洲问题的理解与思考上实现东西方话语优势的主客场转换，中国学人还需有更清晰开阔的思考与坚韧持续的努力。

中非发展合作与非西方世界的知识创新

过去五十年，非洲挣脱西方殖民统治枷锁，从一个相对较低的历史起点上开始了独立国家的成长经历，无论是政治演进与经济成长，还是族群结构与国际关系，皆历经磨难，呈现出极特殊的形态且面临复杂挑战。解决非洲当展问题，不只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经济、政治与社会的发展问题，同时还是一个内容更为复杂、过程亦更加漫长的文明再造与国家建构的问题。因而无论是从实践的层面还是从理论的层面上看，都会是充满挑战性的，其中必然会孕育着人类知识与理论创新的巨大空间与机会。在非洲问题研究方面，西方虽然先行一步，但并未垄断全部真理，它依然给作为后来者的中国学者留下许多远未解决的思想难题，以及相应的知识创造的广阔空间。

随着中非合作关系的快速发展与中国在非洲影响力的提升，中国与西方国家在非洲问题上的思想交锋与价值碰撞，以及双方的相互适应与调整，必然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①过去，西方世界总体上不认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还会有开辟现代历史的思想创造，也不承认发展中国家有自己的思想权利。因而，这不仅是一个南北力量发生碰撞与对峙的领域，也可能是一个东西方思想话语优势发生主客场转换的关键领域。事实上，西方思想界与知识界部分人士近年来对中非关系的高度关切及对中国对非政策的种种尖锐批评与指责，从另一方面表明中非发展合作独特实践及其背后包含的新的思想倾向与价值追求，正是中国学术思想界可以主动予以拓展的一个重要新天地，是中国学术思想界摆脱对西方原创知识与思想的长期依赖趋随状态，从而创造出自己的跨文化元话语体系并走向世界的一个特殊机会。

从长远的战略高度上看，包括中非合作在内的整个发展中国家今日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的国际交往与发展合作，其意义除了加强发展中国家的集体的发展力量、促进国家的发展与文明的复兴之外，还包含了格外的要求，格外的时代使命，那就是需以自身的当展与知识经验，从源头上参与对全球现代性思想话语的建构塑造，参与对人类文明核心理念之内涵及本质的重新理解与再度诠释，并最终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现代性偏狭话语体系而开辟人类历史的新进程。

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今日的中国除了需要重视和维护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权”以外，还需要重视和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思想发展权”、“话语发展权”。对此，中国应该有十分清晰的立场表达，立足于中国方位提供全球性的推进和维护发展中国家发展权益的思想框架、知识产品、话语体系。在这方面，当代中非发展合作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总结，则有希望成为一个特别的思想温床，一个可依赖的知识创新活水源头，能够有力地支持21世纪亚非世界建立新的具有时代创新精神、同时又深刻包含自身古老传统的思想创造和知识创新。

这将是一个全球知识与思想的重建进程，道路漫长而前景广阔。从某种意义上看，今日有关非洲发展及相关国际理论的研究总体上不像其他国际问题之研究那样多被西方主流话语所垄断与覆盖，相反，在非洲发展问题及其研究的许多方面，往往还特别能证明西方知识话语固有的偏见与失效。因而非洲发展问题的研究，对非洲发展道路及中国对非政策与战略的思想提炼与理论解读，在更大程度上可以被视为一片可作长期深耕的理论沃土，一片能为非西方世界的知识发展作出特殊贡献的理论新天地。

在此方面，中国学界当有所作为。可以期待的是，作为中国思想智慧与民族精神的当代表述，一种既与中国古老学术传统与思想源头相衔接，同时又兼具时代特征与全球眼光的中国非洲研究事业的推进，必将对中国学术现代品质的锻造――诸如主体意识的觉醒、全球视野的拓展，普世情怀的建构、中国学派的形成等等，产生特殊的增益作用。②

非洲问题研究领域的国际竞争与思想交锋

对于思想文化的力量，西方国家一直有其特殊的理解。过去数十年，西方国家始终高度重视思想优势的保持与学术话语霸权的掌控，并投入相当多的精力与财力。特别是冷战结束后的二十多年，在推进其全球战略的过程中，西方通过持续性地实施对发展中国家的所谓“民主援助”战略，将经济援助与意识形态输出挂钩，以援助为手段在发展中国家持续输出西方的价值理念和意识形态。在此过程中，西方用大量的经费资助扶持发展中国家各类学术机构、民间智库、出版网络、媒体机构，以此介入当地思想界、知识界、学术界和媒体界，影响其价值理念与思想倾向。

长期以来，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相关投入不足，其非政府组织、科研机构、民间智库、媒体网络因此常须接受西方经济援助，由此也与西方形成一种特殊依存关系。西方投入大量的资金支持援助发展中国家的思想学术机构，自然有其长远的战略目标，有其巨大的国家利益的考虑。尽管不可一概而论，但作为一个整体，西方“思想文化援助”的真实目的，仍然是希望通过一种潜在而隐蔽的方式，通过传播其特殊的理念与价值观，来达到维护西方长期以来的霸权地位和特殊利益。特别是，西方在传播其特殊理念与价值观时，通常将其包装在一整套精心设计且极为复杂的话语体系中，且依照时势需要，转换成诸如“民主”、“人权”等外表光鲜亮丽、具有不容置疑的道德正当性的概念，并将其广泛渗透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思想与意识形态各领域，以无形的方式，影响着发展中国家社会精英、知识阶层乃至普通民众的思想和意识。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过去二十多年来，通过各种有目的的附加政治条件和意识形态内容的对发展中国家援助，西方强化了自己的思想体系与价值理念在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推动了发展中国家学术机构和思想精英在思想观念上与西方的趋同化。西方也因此在意识形态的竞争中实现了某种“情势逆转”，使自己重返了道德话语的高地。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民族独立与解放运动时期，发展中国家高举反帝、反殖、反霸的话语旗帜因而占据道德高地和话语优势的情势不同，今天，面对西方以强大投入战略和偷梁换柱之技法精心包装的“民主、自由、人权”的意识形态话语攻势，发展中国家往往因缺乏积极有效的回应手段而处于被动受损的弱势地位，许多时候陷于“集体失语”的沉寂状态，或是随波逐流，被动跟随依附于西方的强势主流话语。这种情形的出现，表现出发展中国家的国家话语体系、思想知识创新能力、学术研究能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跟不上自身发展要求，发展中国家的“思想发展权”受到限制，“话语发展权”受到侵蚀，相对于西方，形成了新的发展差距、思想洼地与知识鸿沟。

然而，从长远来看，非西方世界在21世纪的发展是一个总体的趋势，而人类追求共同发展并促使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走向公平合理亦是历史进步无可逆转的必然。在日益突显的历史事实面前，西方的文化帝国、话语霸权和意在阻止延缓非西方世界发展的话语高墙必将是要被打破的。

首先，随着时间的推移，西方国家带着明显实用主义和双重标准的“民主援助”，终将逐渐暴露出它们真实的用意和企图，其虚假的道德面具和单方面的话语优势也将随之而丧失。其次，随着发展中国家日益成为全球发展的主角，以客观事实和自己的切身利益和经验为基础，发展中国家终究会做出自己的理智判断与选择，外来的别有用心的离间与中伤终会归于徒劳。第三，更重要的是，从长远看，西方的话语霸权将提醒并推动非西方国家日益重视国际思想竞争能力与本国本民族思想原创能力的提升，这将促使非西方国家逐渐进入现代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前沿领域，进入人类发展与现代性思想理论的高端。通过这样一种思想领域的自觉、自信及持久艰苦的努力，非西方世界一定能够建立起属于自己的、能反映人类历史发展普遍经验的、能满足国家民族发展要求的、能支持对外平等对话的现代知识体系与话语体系，从而在根本上结束思想和文化上依赖从属于西方的历史，在现代性的元话语体系中生成发展中世界的知识体系。

我们也期待，以21世纪中非之间直接、主动和日益增强的发展合作为理论创新的基础与话语源头，面对非洲大陆追求现展的宏大时代命题进行思考，在不远的将来，中国非洲研究的规模和水平将逐渐赶上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过主要的西方发达国家。而这种发展，本质上是与非洲在全球发展中的重要性、中非合作的长远战略意义和中国为实现和平发展战略而进行思想、知识与文化的系统建设要求相符合的。

中国非洲问题研究的学术视野与精神气度

不过，与国际国内形势的快速发展和现实要求相比，与西方发达国家百年积累的研究成果相比，目前中国的非洲研究还有大力加强、调整、改善的必要。在一些重大的核心理念与精神形态方面，还需要做出深入思考，而如下几点是当下需要特别予以关注的。

第一，从总体上说，中国的非洲研究不能脱离中国和平发展和中非双方追求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的指引，也难以置身于激烈的国际政治和思想文化竞争之外。在这一点上，毋须讳言，非洲研究中的某些特定领域，是具有高度政治关切性的国际性学术研究。在此背景下，学术与政治、个人与国家、思想与现实之复杂关系如何，是一个特别需要明晰智慧与开阔心胸来把握的问题，简单地偏执一隅或排斥一方皆有损中国非洲研究事业以及相应的民族精神文化的健康发展。对中国而言，在国际交往中奉行五项原则，不搞意识形态对抗，不对外输出意识形态，是中国和平独立外交政策的基石和原则。但是，从人类发展的普遍追求和国际政治发展的现实出发，从非洲发展要求和中国非洲政策的本意出发，中国可以也应当以合理善意的方式，努力发挥发展中大国的作用，去帮助非洲国家实现政治稳定，推进改革，促进开放，加快发展。这样做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和非洲发展的根本利益，符合中国既定的和平外交政策的精神和原则。

第二，中国的非洲研究应从国家民族复兴大业、中国双方战略合作与亚非思想智慧重建的时代背景下来理解自身的目标宗旨，积极主动地为国家民族的复兴与中非发展合作提供精神启示与战略性的思想支持。就此来说，今日中国的非洲研究，特别需要有一种主体性的思想建构，一种开阔通达的战略眼光，一种整体宏观的发展布局与清晰畅达的路径选择，并在此境界上逐渐形成非洲研究的中国学派与中国气度。进而言之，中国的非洲研究，中国对非洲发展问题与中非关系的研究，既要有“形而下”的工具层面、器物层面、操作层面的个案微观研究，也要有“形而上”的价值层面、精神层面、战略层面的整体宏观研究，既要有田野村头的调研考察与微观实证研究，又要有宏观理念与精神境界方面的战略追求，所谓“执两而用中”，努力把握好“道与器”、“体与用”、“虚与实”之平衡与协同。

第三，必须高度关注和准确把握非洲发展的大势，排除干扰，按照中非发展合作的长远战略谋划学科发展规划，选择关乎中非双方发展核心利益的重大课题进行深入而严谨的国际合作研究。应该立足中非合作关系现实中的紧迫与重大问题，不受西方舆论及话语之左右，以我为主开展中长期的思想创新与知识积累。同时，需要大力加强与非洲学术界、智库、媒体界的交流合作，巩固和扩大中非共同利益与观念共识。这方面，需要对中国的对非援助做出适当的调整变革，增强对非洲国家学术机构与智库的能力建设合作。近年来，一些非洲国家的思想界、学术界的民间智库组织，开始以自己的方式关注中国发展的经验与得失，寻求与中国学术思想界的交流合作，并在许多场合提出过合作倡议。对非洲国家社会思潮与舆情的变化，中国应该给予积极把握并顺势而为，通过检讨以往对非政策体制和理念中存在的不足，消除障碍，使援助非洲的事业和工作有新的突破和进展。中国应该以积极而稳妥的方式，在相互尊重、平等对话的前提下，更多地关注非洲内部事务的发展，在把握双方共同的利益与合作空间的基础上，帮助非洲尽力消除那些出于各种原因，至今仍明显妨碍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深层障碍，支持非洲国家的改革进程。

第四，国际化与全球化应该成为未来一个时期包括非洲研究在内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基本取向。中国不需要跟随西方搞意识形态对抗，但可以用自己追求国家民族复兴进程的经历及所累积的经验教训来关照对比非洲的发展困境与难题，与非洲国家开展更广泛的治国理政经验的交流，探究非洲国家解决其发展难题所需要的思想智慧与政策方案。中国需要积极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学术机构、非政府组织、民间智库走进中国，让中非双方的学者能在国际学术与思想高地上建构各自的国家话语平台。通过这样一个日见开阔的平等对话与交流平台，通过中国国内发展经验的国际化进程，来汇通整合21世纪发展中国家的新的发展理念和发展经验，并逐渐将中国知识与中国智慧转换成一种可被外部世界理解感受的话语形态，让非洲国家的人民有更畅达有效的途径来接触了解中国。这一切，对于中国的和平崛起战略目标的实施，对于中非的发展合作战略的可持续推进，都有持久而重大的意义。

第五，作为有中国胸襟气度的思想与知识创造，中国的非洲研究还应该在如下领域作出特别努力。其一，通过对非洲文明及其相关成长背景作出整体上的研究与综合性的把握，努力揭示出非洲文明的总体轮廓与基本结构，努力把握非洲文明发生、发展的基本历史进程与现实走向。同时，还需要从世界文明体系的开阔视野上，以比较和联系的眼光，深入探究和揭示非洲文明的个性精神与世界意义，它在世界文明体系中所处的位置，它与世界其他文明之相异与相同，以及这些异同之缘由，从而更好地揭示古老而又现代的非洲文明之有别于世界其他文明的个性形态、发展品格与演进特征。其二，应该特别关注进入近代特别是当代以后，在整个世界历史宏观环境和非洲大陆历史命运发生重大变迁的时代条件下，非洲文明经历的广泛而深刻的变迁转型过程，这些变迁转型的复杂而矛盾的特点和性质，以及它与当代非洲大陆现实政治经济格局的复杂关系，努力从传统文明特性与民族精神的角度，来理解和把握当代非洲国家复杂的现代政治经济发展问题。透过对非洲文明的深入把握来更好地理解当代非洲大陆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难题，从文明变迁的角度来思考分析当代非洲追求经济增长与现代化发展的新路径。其三，“非洲情怀、中国特色、全球视野”之三个层面的有机结合与互为补充，“秉承中国学术传统、借鉴国外研究成果、总结中非关系实践”三个维度的综合融通与推陈出新，可以作为未来时代中国的非洲学建构过程中努力追求的治学理念与学术品质。

第六，中国非洲学要获得健康稳定发展，除上述问题需要得到关注外，还需要在如下一些基础性条件方面做出努力。一是需要在国内各大学建立起一批实体性的、能长期稳定存在并有相应资金支持与政策保障的非洲研究专门机构，并集人才培养、学术研究、政策咨询、国际交流诸功能为一体。二是需要拥有一批专门化的、热爱非洲、长期致力于非洲研究事业的科研与教学队伍，这些人需要来自政治学、历史学、教育学、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管理科学甚至自然科学与技术工程等不同的学科背景，具有赴非洲国家访问研究、田野调研的经历，具备跨学科协同展开学术研究与人才培养的能力。三是需要形成培养高水平非洲学研究生的专业条件与硬件环境，包括非洲专业图书资料中心、非洲博物馆、非洲图像影视中心、非洲网络数据库的系统化建设。同时，涉及非洲研究领域的各专业研究生应该有多种途径赴非洲国家实习考察，或与非洲大学联合培养，在当地学习本土语言，感受当地社会与文化，以为将来进行更具学术深度和个人风格的专门研究建立基础。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中国在思想领域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这保证了中国文明在漫长历史上的领先地位。近代以来，中国为追赶西方而开始了百多年的执着引进西学、跟随西方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中国充分发挥自身文明具有的善于学习善于吸纳的历史传统，逐渐拉近了自己与西方思想的差距，这为中国的复兴崛起起到了重要作用。今日与未来，中国的和平发展也取决于中国在思想创造与知识产生方面在国际上的位置。既充分汲取消化西方的思想智慧与合理内核，同时又跨越西方阻遏发展中国家复兴崛起所设置的意识形态话语高墙，是中国必须同时完成的双重历史任务。可以说，作为当代中国学术的新领域，中国的非洲研究依然任重而道远。（作者为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导；本文系作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非关系全面提升背景下中国如何在非洲与西方化解利益冲突、实现合作多赢问题研究”成果，项目编号：07XGJ006）

注释

①Liu Hongwu, Reply to the Washington Post' Questions On the Relations of China-Africa，www.省略/eng/xsjl/xzhd/default_1.htm.

②刘鸿武：“在国际学术平台与思想高地上建构国家话语权――再论建构有特色之‘中国非洲学’的特殊时代意义”，《西亚非洲》，2010年第5期，第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