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城镇化研究综述

摘要：文章从农村城镇化内涵、农村城镇化的一般规律、农村城镇化的动力机制等三个方面综述了学术界对农村城镇化的研究情况，为进一步研究农村城镇化奠定理论基础。

关键词：农村城镇化；理论；综述

中图分类号：C912.8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9-9166（2008）36（c）-0115-03

一、农村城镇化的内涵

农村城镇化是指农村人口转化为市镇人口、农村地域转化为城镇地域、农业活动转化为非农业活动、农村价值观念转化为城镇价值观念、农村生活方式转化为市镇生活方式等多层面、宽领域、纵深化的综合转换过程。但由于研究的视角不同，国内外学者对农村城镇化概念的界定存在一定的差别。

外国学者多数认为，农村城镇化是人口从城市向乡村的流动。例如美国学者帕辛(M•Paecione)认为“乡村城市化是城市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向乡村地区扩散的社会变动过程”，最明显的表现为人口从城市向乡村流动[1]。法国学者安尔•麦兰（Pierre Merlin）认为：“乡村城市化是指乡村空间的缓慢的城市化过程，”“是在乡村居住区周围发生的，乡村城市化区的人口是由城市内迁移而来。”“乡村城市化的形成绝大多数是在传统的村庄周围建设别墅式小房子，居住者从事城市型职业，接受城市型生活方式。”[1]

在我国，农村城镇化是和农村现代化、非农化联系在一起的，中国城镇化具有自身独特的道路。归纳起来，我国学术界对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城镇化道路，有以下三种观点：

第一，大力发展农村乡镇和小城镇，即乡村小城镇化。小城镇和乡镇位于城乡之间兼有城乡两种功能，可以成为向城乡两极优点转化的交汇点，是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蓄水库”，是中国农村现代化和乡村城市化的基本途径。

例如，曹玉华认为，小城镇处于城市经济与农村经济的结合部，是加强城乡联系的“中转站”。目前，小城镇已成为城乡经济活动中最强有力、潜力最大、发展最快的区域，为我国农村城镇化发挥了主要的作用。[2]

许经勇认为，发展小城镇是逐步变农村为城镇、变农民为市民的动态过程，积极推进小城镇建设对周围农村剩余劳动力会有相当大的吸引力，使其成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栖息地和向城市化过渡的前沿阵地。[3]

第二，强调农村现代化。农村城镇化是乡村社区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沿着原始化、传统化到现代化的过程演变。农村现代化包括经济结构综合化、生产手段现代化、乡村布局的规范化、生活方式的现代化和乡村文明。

张大勇、马增林认为，加快农村城镇化，意味着农村向现代化的转变。[4]

张晨强认为，城镇化能有力地推动农村现代化、促进农业现代化、推动农村工业化，实现产品结构的升级，可以促进农村的可持续发展，有助于农民素质的提高和生活方式的改变等等。[5]

第三，强调农村功能的转变。农村城镇化的方向不是所有的人都住进城市，而主要是进行功能型城市化，即农村地区分享到城市性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从劳动结构和经济形态上解决农工一体化问题。改变“农村农业、城市工业”的产业配置格局。

余戎、罗清萍认为，农村城镇化是指农村农民向城镇和非农产业转移，二元经济结构向一元经济结构转变以及城乡、工农差别的缩小。[6]

秦润新认为，农村城市化是农村地区生产力结构、生产经营方式和农业人口的收入水平及结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人口素质等方面与城市文明逐渐接近、趋向同一的自然历史过程。[7]（P25）

综上所述，由于农村城镇化的背景不一样，国内外对农村城镇化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外国学者多数认为，农村城镇化是人口从城市向乡村的流动。在我国，农村城镇化多数情况是指乡村的现代化，非农化进程，是农村人口和非农业人口不断向城镇地区集中，城镇社会经济关系广泛渗透到农村，并使农村生活方式逐步实现城镇化的过程。

二、世界城镇化的一般规律

（一）工业化与城镇化互动发展。城市化，在英国工业革命之前，进展一直非常缓慢，始终徘徊在3%左右的水平上。1760年，人类进入以蒸汽机为标志的工业时代，生产技术和生产方式的转变，大工业生产体系的形成，使原来分散、落后的手工业生产和以农业为主体的乡村经济发生了性质上和地域上的变化，人类的生产活动和居住活动开始不断向城市集中，而城市生产活动的聚集和人口的增加，城市基础设施的兴建和功能的完善，以及集聚经济效益的强化又促进了工业化的发展。由此可见，城市化与工业化是一个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关系，两者缺一不可。

1、工业化和城镇化互动发展。工业化和城镇化是相互联系、互为动力的，工业化带动了城镇化，城镇化是工业化的空间载体，聚集经济效益把两者联系在一起。不同阶段的工业化水平，就有与之相应的城镇化水平。世界工业重心的转移，带来城镇化重心的转移也说明了这一点。

程必定认为，从城市化的生成机制和发展演变的本质过程来看，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的密切相关性，归根到底取决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工业化水平。城市化取决于工业化，工业化决定了城市化，这是一条客观规律。工业革命以来的世界经济发展史表明，城市化与工业化有着内在的联系；对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来说，即使是在知识经济因素迅速增长的新时代，城市化与工业化的这种内在联系也不会改变。[8]

贾延红、马文贤认为，工业化是城市化的合理内核，城市化则是工业化的空间依托和发展平台，是工业化的必然结果，两者都可以引起对方螺旋式上升发展，同时也会因其中一方发展滞后而制约另一方的发展。因此脱离城市化的工业化最终将受到城市化滞后的制约。[9]

2、过度城镇化。过度城镇化或称非工业化的城镇化，是指城镇化发展明显超过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的一种城镇化状态，主要表现为过量的乡村人口盲目流入城市特别是大城市，超过了国家经济发展所能承受的能力，无法实现职业上的转换。城市建设的步伐赶不上人口城市化速度，城市不能为居民提供就业机会和必要的生活条件，城市住房、交通、环境、就业、社会服务等方面一系列的社会、经济问题层出不穷，导致城市贫民窟蔓延。如墨西哥的工业化率与经济发展水平远远不如发达国家，但1993年其城镇化率已达到74%，明显高于同期瑞士的60%、奥地利的55%、芬兰的62%和意大利的67%。[10]

姚士谋等认为，过度城市化是一种消极型的城市化。当国家经济还相当薄弱时，城市化发展的失控会造成城市人口增加与就业机会不足，以及农村人口减少与农业生产集约化水平下降之间的不协调，从而影响经济发展，城市病也随之产生。其结果是不仅没有带来高度工业化和经济繁荣，反而使乡村凋敝，农业衰败。［11］

3、滞后城镇化。低度城镇化或称滞后城镇化，即城市人口的实际增长速度低于城市工业生产发展所需的城市人口增长速度。这种城市化不足主要是人为政策的结果。[11]由于当地政府采取种种措施限制乡村人口迁入城市，结果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受阻，城市的集聚效益和规模效益得不到很好发挥，城市文明得不到应有的普及。根据世界银行统计资料，1992、1995、1997年中国人均GDP分别为470、620、820美元，同期中国城镇化水平比世界平均水平要分别低15、12.5、11个百分点。[12]城市化滞后成为了制约我国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的瓶颈。

刘洪，平卫英认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结构性矛盾突出，有效需求不足，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农村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并已经开始影响整个经济的发展后劲。因此，加快农村城镇化发展，既是“十一五”期间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同时也是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的历史任务。[13]

以上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城镇化必须与工业化协调发展，两者相脱离、单独冒进将不利于城镇化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因此，城镇化步伐必须与工业化适度同步、协调发展，必须立足于农业的坚实基础、工业的强大动力和服务业发展的支撑，以实现城市化与工业发展的良性循环。

（二）城市化进程阶段性规律。纵观世界城市化发展的历史，城市化进程具有阶段性规律，每一个阶段都有自身的特点。

美国地理学家诺瑟姆通过对各个国家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变化研究发现，城市化进程呈一条被拉平的倒“S”型曲线。这一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城市化的初期阶段，城市人口增长缓慢，当城市人口超过10%以后，城市化进程逐渐加快。当城市化水平超过30%时进入第二阶段，城市化进程出现加快趋势，这种趋势一直要持续到城市人口超过70%以后才会趋缓。此后为城市化进程第三阶段，城市化进程停滞或略有下降趋势。[8]

高佩义把18世纪以来的城市化进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城市化兴起、验证和示范阶段（1760-1851年）。在这一阶段，世界上出现了第一个城市人口比重超过50%以上的国家――英国；第二阶段为发达国家城市化普及和基本实现阶段（1852―1950年）。发达国家城市人口比重达到51.8%（发展中国家为16.2%）。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以工业革命为动力，城市人口主要由乡村人口移入城市中来，城市病日趋严重，世界城市人口由1850年的0.8亿增加到1950年的7.12亿，占世界总人口比重28.4%；第三阶段为世界基本实现城市化阶段（1950年以来）。目前世界城市人口比重已接近50%，整个世界开始进入基本实现城市化阶段。[14]

崔功豪根据各国经济发展、产业结构的转换，城市化地域推进过程将城市化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即初期集中城市化阶段、中期分散城市化阶段（郊区化阶段）、后期广域城市化阶段（逆城市化阶段）。[15]

城市化进程呈现出阶段性的规律，每个阶段都有自身的特点。在确定城市化的发展方向、重点、途径等重大问题时，需要对不同发展阶段的产业结构、支柱产业和经济驱动力等方面有明确的了解，从而按照城市化发展的阶段性规律来确定城市化的发展战略，只有如此才能收到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果。

三、农村城镇化的动力机制

农村城镇化的动力机制是指推动农村城镇发展所必需的动力的产生机理，以及维持和改善这种机理的各种经济关系、组织制度等构成的综合系统。关于中国农村城镇化动力机制的研究，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此进行了具体分析。

朱海燕认为，农村城市化的动力机制主要有六个方面：一是人地矛盾，人地矛盾即农村劳动力与耕地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日益尖锐，构成了农村城市化的源动力；二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这是构成农村城市化的直接动力；三是农民自身价值观念的转变，这是农村城市化的重要内在推动力；四是经济的发展，经济的发展是农村城市化的客观要求和重要衡量指标；五是市场的发育，市场的兴办和繁荣带动了相关的二、三产业的发展，解决了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为农村城镇化建设拓展了广阔发展空间，是农村城市化的重要外在推动力；六是政策制度的创新。[16]

秦润新认为，农村城市化离不开农业的发展，农业的发展是农村城市化的根本前提；工业化是城市化的根本动力和加速器，工业化的发展战略直接决定着城市化的发展战略；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和人口流动与农村城市化有着极为密切的相关性。[7]

陈爱贞在进行中国省区城镇化动力演进的实证分析中指出，浙江和福建的城镇化初始动力都是乡镇企业，但由于初始推动力度、资金来源、市场面向和区位动力的不同，从而导致了不同的城镇化进程，并形成不同的城镇化水平。[17]

崔功豪、马润潮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城市化是由地方政府和农民群体力量推动的自下而上的城市化过程。这种自下而上城市化的动力机制包括，乡镇企业的发展、劳动力的转化和小城镇建设，以及决定和主导这三者发生、发展、变化的政策、资金、社区政府的作用、农民主体的行为、外来力量等因素。同时，他们认为，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城市产业调整和外迁，今后，纯粹意义的“自下”动力为主的城市化方式将逐步减弱，朝自下、自内、自外结合转变，共同促进农村的城市化过程。[18]

李世泰，孙峰华认为，城镇化发展动力系统是由利益动力、产业动力、制度动力和农民排斥力形成的综合体。它们相互依存、相互作用，推动着农村城镇化不断发展。其中，非农业的吸引是城镇化的根本动力机制，农民的利益需求是城镇化的实现机制；制度安排是城市化的推阻机制；农民的排斥性是城镇化的阻力机制。[19]

综合以上各个学者的观点可以看出，我国农村城镇化是众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农村城镇化的动力机制是一个复杂的动力系统，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因素：一是乡村非农化、工业化促进了农村城镇化的发展，成为农村城镇化的根本动力；二是农村中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存在。为减少不断增多的剩余劳动力，就必须在农业外寻找就业机会，这就形成了农村城镇化的推力；三是比较利益的存在。农业是弱质产业，城乡收入差别的存在，成为农村城镇化的拉力；四是第三产业的发展，成为农村城镇化的后续动力；五是制度创新，有利于农村城镇化的制度政策是农村城镇化不可缺少的动力因素。农村城镇化的动力机制是一个复杂的动力系统，它在不同地区、不同时期是不相同的。不同的地域往往因不同的经济条件、区位条件和历史传统形成不同的城镇化动力机制，从而形成不同的城镇化道路和城镇化发展水平。在国内之所以有“苏南模式”、“温州模式”、“晋江模式”、“珠江模式”之别，有东、中、西部地区不同的农村城镇化发展道路，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这些地区的城镇化动力机制不同。因此，各地区在推进农村城镇化工作时，应抓住地方特色，因地制宜地、合理地构筑本地区农村城镇化的动力系统，从而为加速农村城镇化进程奠定坚实基础。

作者单位：龙岩学院人文与教育学院

2008年福建省教育厅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项目编号：JA08206S

作者简介：吴珍平（1972―），女，福建永定人，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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