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美学范畴中的相似点

[摘要]中西美学是两种不同文化思想体系的美学，它们诞生于不同的社会土壤和文化环境，各有其鲜明的民族特色。虽然中西美学在研究体系、研究方法等大的方面确实风格迥异，但是在讨论某些具体的美学现象和美学问题的时候，中西美学还是有很多不谋而合的相同或相似之处的。这显示了二者在某些美学问题上具有超越地域与国界的共同性，反映了人类在美学乃至真理问题上共同的、普遍的、永恒的和绝对的追求。

[关键词]中国；西方；美学

[中图分类号]B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11X（2012）03—0118—05

“中西美学是最为古老、最具特色而至今仍最有影响和活力的两大思想体系”。中西美学的理论基础不同，有学者认为西方美学的理论基础是建立在人与人（社会）的审美关系之上的；中国美学的理论基础是建立在人与物（自然）的审美关系之中的，是两种不同思想文化体系的美学：中国传统美学是经验美学、伦理美学和社会美学；西方传统美学是理性美学、宗教美学和心理美学。

中西美学在研究方法上也相差甚远。在古希腊人崇尚思辨的社会风气引导下，西方美学家形成了喜欢用缜密精确、高度思辨的方式来研究美学，十分注重逻辑推理的严密性，对美学中的概念和范畴都有着严格的定义。在论证方法上，西方美学家也十分推崇抽象思维，擅长逻辑分析，一般都有坚实的哲学功底，因而常常喜欢从总体的哲学框架人手，去引发一定的美学命题和结构。

而中国美学则是在感性直觉中体现出理性的思辨，是一种更加接近于艺术思维方式的个人体悟，是一种具象的抽象。它不重系统的著作，而重零星的感受，不重理论的分析，而重直观的欣赏；不重逻辑的分析，而重联想的丰富。因此，人们常常认为中国美学是一种经验美学，它主要立足于生动的审美经验，结合丰富的艺术实践，去探讨美的规律。其论证手段是直觉感悟，而不是推理判断。由于中国美学缺乏严格的美学范畴和严密的逻辑论证手段，因此中国美学很少有西方那样完整的美学体系和关于美学的宏篇巨著，许多美学观点只是散见于各种随笔和杂感之中。以至于有人提出中国古代是“有美无学”，甚至西方美学家鲍桑葵居然武断地认为中国、日本，甚至整个东方都“没有关于美的思辨理论”，这种观点显然是过激的。

虽然中西美学在研究方法和思路上风格迥异，但是只要我们对二者稍加深入研究，就不难发现，在面对许多重大美学问题的时候，其实中国和西方的某些观点和看法非常接近，甚至很多观点中国人提出的时间比西方人更早。这种现象从古希腊和中国先秦时期就开始了，下面我们就具体举例来对比分析一下。

一、老子和普洛T美学的相似点

老子生于大约公元前580年，卒于公元前500年。老子美学是中国美学史的起点。老子提出了一个以“道”为核心思想的哲学体系，并提出了“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道”、“气”、“象”、“有”、“无”、“虚”、“实”等一系列美学范畴，打下了中国古典美学的根基，促成了中国特有的审美方式和艺术情趣。其中“道”是老子哲学的最高范畴，它无处不在，并催生万物，“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第四十二章）。

比老子晚七百多年的古罗马时期的普洛丁（Plotinus 204/205—270年）是古希腊罗马和中世纪之间承上启下的哲学家和美学家，是新柏拉图主义的代表人物。他在《九章集》中提出了“三大本体学说”，即“太一、理智、灵魂”。“太一”是万物之源，是第一本体，从它溢流出来的是第二本体理智，从理智溢流出来的是第三本体灵魂。和老子把“道”作为哲学和世界的出发点一样，普洛丁把“太一”当做世界的本源，他认为世界万物都是从太一中流溢出来的。他在研究美学时，把美学也本体论化，把美分等级，物质美最低，物质由灵魂而美，灵魂由理智而美，理智由太一而美，由下而上，不断上升，并最终达到最高的美，那就是“太一”，而老子也表示万事万物最高的美就是“道”。二人不谋而合地追求着世界以及美的终极本源，并且都认为美的本源和世界的本源是一致的。

既然老子所说的“道”是如此重要，那么老子是如何观“道”、得“道”的呢？老子提出了“涤除玄鉴”（《老子》第十章）的理论。“涤除玄鉴”即要人排除主观欲念，保持内心的虚空，让头脑变成明亮的镜子（玄鉴）一样才能观“道”，即所谓“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老子》第十六章）。继而庄子对老子提出的“涤除玄鉴”的美学命题作了进一步的发挥，提出了“心斋”、“坐忘”等一系列的美学命题，并进一步引发了魏晋南北朝的宗炳提出了“澄怀味象”、“澄怀观道”，以及北宋郭熙的“林泉之心”等一系列美学命题的提出，这些美学命题的实质都是指出了一个审美心胸的问题，即审美观照的前提是要有一个虚静空明的心胸。

而普洛丁提出的审美方法也是如此，即：“抑肉伸灵、收心内视”。所谓“抑肉伸灵、收心内视”是指审美观照必须抛开“肉眼”，而借助内在视觉，即理智视觉和精神视觉才可以把握美，这和“涤除玄鉴”、“澄怀味象”、“澄怀观道”的美学思想是一样的，都是提倡对美的关照要排除肉体杂念，需要通过精神体会才能领悟，老子和普洛丁提出的审美方法也都间接说明了审美活动是一种精神活动，而非简单直接的肉体，对此，中西方传统美学的看法可谓是一致的。

二、庄子和西方快乐主义美学的相似点

庄子（约公元前369年一公元前286年）是中国第一个提倡把一切都看开放下的快乐主义哲学家，他把“观道”作为人生最大的快乐，从而摆脱了一切世俗的烦恼。楚王请他出山，他说自己宁愿像只乌龟拖着尾巴在泥地里活着也不去做官。老婆死了，他“击缶而歌”。自己快死的时候叫弟子不要给他准备棺材，直接把他扔在旷野里，交给天地自然就行了。庄子说“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为坐忘”（《庄子·大宗师》）。他通过排除一切利害观念和人的心智活动，通过空虚的心境达到心灵的自由和无上的审美愉悦，从而成为一个真正无欲无求，无所畏惧的快乐之人。

比庄子诞生迟20多年的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Epicurus公元前342/1-公元前271/0）则是西方快乐主义最有影响的人物。他的美是遁入虚空，追求宁静和虚空的美，其最高境界是宁静轻松、无痛无求的心态。他的快乐是内心平静所带来的来自心底的快乐，实现的方法是通过禁欲和苦行，而非通过放纵获得肉体快乐。因此，他快乐的基础仅仅是有面包和水这些最基本的生存条件就可以了。他明确反对当官从事社会事务，提倡远离权力和功名，追求简单质朴的生活，他的这些淡泊名利、清静无为的思想和庄子如出一辙。

庄子和伊壁鸠鲁虽然身处东西方不同的社会空间，在世时间也有二十年左右的差异，之所以他们会不谋而合地产生这种追求简单快乐的美学思想，是因为当时他们都面对各自国家深刻的社会矛盾和危机，内心都充满了悲愤与绝望，对现实世界的强烈爱恨找不到宣泄的出口，因此他们只有超脱尘世，退隐到自己的内心世界，去寻找那一份简单的快乐。

三、中西方在美丑问题上的相似点

庄子在《秋水》篇中借助寓言的形式指出了美丑的相对性问题，比如，河伯看到百川汇于黄河，他认为宽阔的黄河相对于狭窄的百川来讲是美的，但是当河伯顺着河水往东来到海边，看到了大海后，他才意识到和雄伟的大海比，黄河又是渺小的。古希腊的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公元前535一公元前475）比庄子早一百多年也提出过类似的观点，他曾经说过：“最美的猴子与人类相比也是丑的。”同时最具有智慧，最美的人和神相比，也还是丑的。中世纪教父美学家奥古斯丁（Augustine of Hippo 354—430年）也认为美丑是相对的，丑也是一种美，是一种相对不完善的美，丑衬托美。例如猿猴的形体相对于人来说是丑的，但是猿猴的形体也包含和谐、对称等这些美的要素。之所以他们都认为美丑具有相对性，这是因为美具有不同的等级，中间等级的美比下一级高，但是比上一级又低。同时，赫拉克利特认为对同一种事物判断标准的不同，就会产生不同的评价。例如，海水对鱼来说是能喝有益的，但对人来说是有害的，这种对比导致美丑的相对性。庄子在《齐物论》中也指出，大家公认的美人，但是鱼、鸟儿和麋鹿见了都要逃走，可见美不美只是针对人这个审美欣赏主体来说的，以人的标准来看，美人对人来说是美的，但是以动物的标准来看，人对动物来说也许是一种潜在的威胁，所以动物见了要逃走，这和赫拉克利特的观点是一致的。古希腊公元前400年佚名作者的《双重论证》中也指出：“一切东西适时就是美，不适时就是丑”，美丑具有相对性。

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狄德罗（Denis Diderot1713—1784）还曾经提出了著名的“美在关系说”，这种关系包括事物内部关系，不同事物之间的关系以及主客体之间的关系。一个物体美不美，不能孤立地看待，而是要在它和其他事物的关系中，才能看出美不美。他以高乃伊的悲剧《贺拉斯》中的一句台词“让他死！”为例，孤立地看，这句话无所谓美丑，但是放到剧情中，贺拉斯为了鼓励他的儿子为祖国不惜战死而说的这句话，就显得很崇高了。中国汉代刘安（公元前179-公元前122）组织编著的《淮南子·说林训》中比狄德罗早一千八百多年就提出过类似的观点，他说：“靥面甫在颊则好，在颡则丑；绣以为裳则宜，以为冠则讥”。意思是酒窝长在脸颊上是美的，如果长在脑门上就丑了；花绣在衣服上是美的，如果绣在帽子上就要被人讥笑了。单独一个酒窝或者花朵无所谓美不美，只有看它被放在什么地方，即它和周围的事物处在什么关系中，才显示出美丑。

四、孔子和柏拉图等关于美和美育问题的相似点

孔子（公元前551-公元前479）美学思想的核心是艺术和审美要使人们达到“仁”的精神境界，也就是说艺术要“成教化，助人伦”。他认为审美和艺术与社会政治生活有内在的联系，艺术反映社会生活，同时又对社会生活产生重要的影响。比孔子诞生迟一百多年的柏拉图（Plato公元前427-公元前347），同样也十分重视文艺对社会的影响，他认为不好的艺术对人的意志有消磨作用，因此在建设理想国时，他对诗人下了逐客令，除非诗歌和音乐只赞颂神和英雄、形式简朴、内容积极才可以保留。在西方美学史上，柏拉图第一次如此强调艺术的政治思想内容和社会教育功用，他从严格的道德标准出发，批评和清洗各种艺术。

孔子认为艺术如果要符合道德的要求，那么必须强调“美和善”的统一，例如在《论语·八佾》中指出韶乐即“尽善”又“尽美”，所以听了三月不知肉味，武乐“尽美”，但是不“尽善”，所以要差一些，是不完美的。柏拉图也十分重视美和善的统一，他认为最美的境界是：“心灵的优美与身体的优美谐和一致，融成一个整体。”他厌恶“没有天然的健康颜色，全靠涂脂抹粉”的外貌。柏拉图关于美和善的统一的思想，对后来的新柏拉图主义的普洛丁（204/205—270年）和中世纪教父美学的奥古斯丁（354—430年）的影响都十分巨大，普洛丁认为“首先应该肯定的是：美也就是善；从善这里理智直接得到它的美”。奥古斯丁在《布道书》中也写道：如果有两个仆人，一个形体很美，但是不忠诚；另一个对我忠诚，然而是一个丑八怪，我当然喜欢第二个。这也看出奥古斯丁非常重视善和美的结合才是真正的美，甚至善的地位比美还要高，这和孔子始终把“仁”放在第一位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孔子强调艺术的教育功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重视和提倡美育的思想家，柏拉图也十分重视艺术的教育功能，特别是对儿童性格的形成有深刻的影响。他认为应该让青年“天天耳濡目染于优美的作品，处身四周健康有益的环境，从小培养起对美的爱好，形成融美于心灵的习惯”。E9362关于文艺的社会功用，古希腊另外一位哲学家贺拉斯（QuintusHoratius Flaccus公元前65-公元前8）也提出了著名的“寓教于乐”的思想E8360，同样强调艺术的教育功能。德国的席勒（Johann Christoph Friedrich vonSchiller 1759—1805）和费希特（Johann GottliebFichte 1762—1814）也都先后提出美育的思想。席勒在《美育书简》中认为，只有通过审美教育，才能达到人性的完整，审美教育是解决社会矛盾的唯一途径。费希特认为通过美育，可以培养人们内心的和谐。虽然在《美育书简》中，席勒第一个提出了“美育”这一术语，由此赢得了“美育之父”的称号。但是美育的思想其实在中国的孔子和古希腊的柏拉图那里就已经提出过了。但是也有人反对艺术的教育功能，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家洛克（John Locke 1632—1704）就否认艺术具有重要价值，他十分重视体育锻炼对一个人坚毅性格的培养作用，认为美育和艺术教育是无足轻重的，因为从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角度来看，他认为当时的艺术并不能使人获得直接的经济效益。近代意大利美学家克罗齐（Be—nedetto Croce 1866—1952）从他的“直觉即表现”的美学观点出发，认为艺术的本质就是个人直觉活动，不是道德活动，从而否认艺术的道德教育功能，这些显然都是十分偏激的观点。

孔子重视艺术，其别重视音乐在社会道德方面的作用，他认为一个人的道德修养“兴于诗，立于礼，成与乐”，艺术特别是音乐对人的教育作用很大。成书于汉代，总结儒家音乐思想的《乐记》一书中也提出：“乐行而伦清，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乐记·乐象篇》）儒家思想认为音乐可以使人道德高尚，使社会风俗变好，天下太平。柏拉图对待音乐也提出乐调和节奏要表现某种道德品质，认为音乐是培育人的德性的最有效的手段。新柏拉图主义的普洛丁继承了这个观点。直到近代的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1788—1860）也十分崇拜音乐，甚至把音乐抬高到“音乐是真正的哲学”的地位。但是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嵇康（223—262）也提出过反对意见，他提出了“声无哀乐论”，否认音乐具有道德催化作用，认为音乐本身并不包含喜怒哀乐的情感，它只是触发每个人心中原来就有的哀乐的情感，音乐本身没有情感内容，它只有形式美而没有道德作用，更反对“声音之道与政通”这种把艺术和政治相挂钩的思想。古希腊伊壁鸠鲁派（Epicureanism）学者菲罗德谟（Philodemus公元前110-公元前40/35）和伊壁鸠鲁一样，他也否定音乐与德性和教育有任何关系，因为音乐本身是非逻辑的，他认为音乐所提供的东西并不比“食物和香气多”。嵇康和伊壁鸠鲁及菲罗德谟的说法在一定程度上是合理的，即否定了对音乐作用的无限夸大和音乐可以决定国家兴亡这种简单化的联系。不可否认的是，音乐确实具有一定的激发人们情绪的作用，但是音乐又是跨阶级的，特别是不含唱词的纯旋律音乐并不一定包含道德思想内容。这就是为什么二战时期希特勒及其纳粹党分子也十分热爱贝多芬等音乐家创作的激情澎湃的交响乐，但是同时这些纳粹分子却依然犯下了灭绝人性、反人类的滔天罪行。

五、中西方在其他美学问题上的相似点

孔子提倡“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中和之美”。《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孔子把“中”看作和谐的唯一尺度，强调在矛盾双方中，不要走极端，以“中”为和谐的最高审美标准。中国古典艺术创作思想的两大来源：一个是老庄之道——“天人合一”的思想，另一个就是孔子这种“以和为贵”、“以和为美”的审美观和创作思想。同样，比孔子晚四百多年诞生的古希腊哲学家西塞罗（Marcus TulliusCicero公元前106一公元前43）提出了折衷主义美学，提出“合式就是美”，即各部分比例适当，和谐有序，再加上一种悦目的颜色就是美。随后，西方古典主义确立者贺拉斯（Quintus Horatius Flaccus公元前65-公元前8）和西塞罗一样认为“合式就是美”，并进一步提出创作中一切都要做到“合情合理、朴素协调、恰如其分”，反对过分的夸张和追求新奇的创作。他的《诗艺》表明，作为古典主义的确立者，贺拉斯在思维方式和审美趣味上具有中庸拘谨、平和恬淡的特点。

孟子主张“人性善”，即“人之初，性本善”、“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他认为“善”是人类所独有的一种本性，也是区别人和动物的一个根本标志。荀子则认为“人性恶”，他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孟子和荀子一个认为人性善，一个认为人性恶，但是他们都认为道德教育非常重要，孟子认为人性善，但这个善只是一个埋藏于人心中的胚芽，必须通过教育才能使人心中善的胚芽长大并发挥出来，否则不良的教育可以使人丧失善性，他还认为教育的作用比政治的作用更有效。他说：“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荀子认为人性恶，但是他也认为可以通过后天的道德教育“化性起伪而成美”，使人变成一个有道德修养的人。

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家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以及洛克（John Locke 1632—1704）和英国启蒙运动哲学家夏夫兹博里和他的学生哈奇生（Francis Hutcheson 1694—1746）也谈论过人性善恶本质的问题。霍布斯和荀子一样主张人性恶，认为人的本质和一切行为都是趋利避害、唯利是图的。洛克则主张人性天生空白论，人出生时无所谓好坏，他的心灵像一块白板，一切知识都产生于经验，美感和道德感是习俗和教育的结果。而夏夫兹博里和哈奇生则和孟子一样主张人性善，认为人天生具有道德感和区分善恶美丑的能力，并把它称之为“内在感官”。

墨子（公元前476-公元前390）所创立的墨家是一个和儒家学说相对立的学派，墨子主要的美学思想就是“非乐”理论，既否定艺术的价值，否定一切文采美饰。他认为，艺术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如果统治阶级留恋于艺术，必然要有很多人从事音乐、舞蹈这些和物质生产不相干的事情，在生产力不发达的时候这么做，必然导致百姓缺衣少吃，民不聊生，最终引起社会动乱，因此除了工作和基本生活外，不能有艺术。而且他反对过分装饰，他认为衣服上绣花，是衣服变美了，而不是人变美了，他的这种提倡节俭，注重生产，反对奢靡生活的观点是从维护劳动人民利益出发的，虽然偏激，但是在生产力欠发达的社会阶段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几百年后的西方中世纪教父美学家奥古斯丁（354—430年）也反对艺术，认为艺术人的，误导人们到上帝之外寻找美，所以应该加以反对。另一位教父美学家德尔图良（Tertullian 145—220）甚至禁止基督徒成为艺术家，当时罗马社会十分残忍，人们让死刑犯扮演坏人，然后在舞台上被杀死，由此引起观众的，因此德尔图良反对除音乐和诗歌以外的其他艺术，主张通过苦行僧一般的生活来锻炼自己的坚强意志，也反对罗马社会晚期崇尚奢靡、过分修饰的风气，他特别反对化妆，指出化妆会导致丑。经院美学的贝纳尔，他也反对建造奢华的教堂，反对外在的装饰，他更加重视内在美。在《拉丁教父全集》第183卷中他提出：“内在美比任何外在装饰都美”。法国启蒙运动先驱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站在下层群众利益的基础上，在1750年应征第戎学院提出的“科学和艺术是否有助于净化风俗”的应征论文中，旗帜鲜明地否定了科学和艺术有助于社会风俗的净化，反而认为它们会导致社会伤风败俗，给人类带来灾难。他认为艺术是一种奢侈品，和社会不公联系在一起，他从否定文明出发否定艺术，但是他所批判的艺术，主要是为贵族统治阶级服务的艺术，并不是完全消灭艺术，而是提出了广泛开展全民业余的娱乐活动，可见卢梭否定艺术的出发点和墨子从保护劳动人民切身利益的角度而提出“非乐”的出发点是一致的。

以上，我们通过深入对比找到了中国传统美学和西方古典美学思想中的相同或相似之处。其实除了先秦的中国美学思想和西方古希腊罗马的美学思想有相通之处外，直到近代这种情况也时有发生。如14到16世纪欧洲的文艺复兴，它的美学思想的核心是“人文主义”，它以人为中心，肯定人的自由和价值。如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 1313—1375）在《十日谈》（The Decameron）中发现和肯定人性之美，提倡爱情和人性，反对虚伪的禁欲主义。二百年后随着中国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资本主义萌芽在中国的出现，在社会文化方面，中国明代也出现了类似的提倡个人解放、情感解放的人文主义美学思潮，如汤显祖（1550—1616）提出的“唯情说”，即艺术要以情动人，提倡个性解放和人性自由。公安派袁氏三兄弟，袁宗道（1560—1600）、袁宏道（1568—1610）、袁中道（1575—1630）提出“性灵说”，认为艺术要表现人的真情实感。李贽（1527—1602）提出了“童心说”，即艺术要有赤子之心，要有真情实感，反对艺术创作动不动就假借圣人之言虚张声势，矫情做作。所有这些美学主张都体现出了强烈的人文主义思想的萌芽，和欧洲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思潮遥遥呼应。

六、结语

从以上的对比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中西美学，虽然一个诞生于黄河之畔，一个发轫于爱琴海之滨，但是在几千年前，二者在几乎不太可能有任何交流的情况下，面对共同的美学问题，却发出了类似的声音。这些相似或相近的美学观点，成为共同照亮人类文明进步的明灯。

中西美学在面对一些具体美学范畴的时候，之所以会出现这些相似或相同的观点，我们认为其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来自于相似的社会实践，二是来自人类所具有的共同的基本心理结构和认知方式。理论的来源是社会实践，只要东西方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有相似性，那么就为相似理论的诞生提供了实践的前提。同时人作为生物物种，不论什么人种，其最基本的生理结构、心理结构和思考方法是一致的。因此，中西方虽然在生产力发展速度上有快有慢，但是二者大致都经过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等相似的历史时期，人类在面对这些历史时期所出现的共同的社会实践和美学现象时，其思考的结果必然会有着相似之处。从中我们可以进一步看出美学与社会发展实践在历史和逻辑上的一致性，这也恰恰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发展观的生动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