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是不是垃圾?/“皇帝的新衣”在中国

中国当代文学是不是垃圾？

刘利

这可能是日前文化圈最热闹的话题了。文人干嘴仗，一般都是鸡一嘴鸭一嘴，吵到最后除了加入争吵的弄得个一嘴鸡毛鸭毛外，所谓结论、所谓事物的真相都不甚了了。如果这场争论也是这样的过程与结果，那就只有说，关于中国当代文学是不是垃圾的争论本身就是垃圾。

断定一场争论是不是垃圾，其标准可以有两个：这场争论有没有真知灼见的火花闪现？或者这场争论中有没有出现一个或者更多的拥有睿智头脑的人（哪怕他在这场争论中并不站在真理一边，但是他代表了当时思维与表达的最好模式）？哲人所谓的真理愈辩愈明，就是指争论的第一个效用；第二种有价值的争论，它给后人留下的精神财富是，人类可以通过掌握这样的思维与表达的角度、模式等来找寻真理。我以为，中国现代文学时期就充满了这样的争论，关于左翼与新月派、京派海派之争等等，也正是因为这样的争论，使得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鲁迅、林语堂、梁实秋等巨匠迭出，星汉灿烂。

话题扯远了，回到中国当代文学是不是垃圾的争论、是不是垃圾的问题上。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的话题是由一个德国汉学家叫顾彬的挑起的。有意思的是，顾彬有一个很中国化的名字，他的表达与思维也已全然没有丝毫的德国传统，取而代之的是时下中国化的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哗众取宠，以及中国人传统上的语焉不详的含混与故弄玄虚。

首先，什么样的文学是垃圾？有一次我跟一个文学爱好者聊到当代文学，这个人问我有没有看过《狼图腾》，我说没有。他就一副你还配说自己还写俩字的表情。在这一点上，我跟顾彬的看法相同，我也认为《狼图腾》是垃圾，但这不代表我不认为顾彬的表达也是垃圾，还有虽然，我也认为中国当代文学绝大多数都是垃圾（至少90以后的中国大陆文学绝大多数相当垃圾），再但是，这依然不能代表我不认为顾彬的表达是垃圾。作为一个文学研究者，如果你有点德国人的认真劲头，把话说得精准实在点，你判断文学是不是垃圾的标准是什么，根据这个标准，中国当代文学哪些就是垃圾，哪些还不如垃圾，这么说话可能就招人信服些。就这么喊一嗓子，说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这不是没人喊过，小儿韩寒年初就说“文坛是个屁”，大抵就是这个意思。第一个喊文坛是个屁的有点勇士和天才的意味，第二个再喊就是庸才了。

当初白烨老师给韩寒弄得灰头土脸撤博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倒说了一句有意思的话，他说韩寒可以骂脏话，但是我总不能跟着他对骂说：文坛不是屁，不是屁。现在所谓的当代文学是不是垃圾的争论其实就跟白烨老师忌惮的道道差不多。一方说的是是垃圾，另一方说的则是不是垃圾，这时可爱的作家们极难得地变得语调一致，那就是：我的作品不是垃圾。不管怎么说，大家都在忽略了问题的根本谈问题。文学的标准是什么？到底什么是文学？……虽然这些问题一时半会谈不出个道道，但是，在这个实际到一切都可以以金钱衡量的年代，文学不要跟时下成为主流的恶俗一个腔调――功近利的、哗众取宠的、只从一己之利出发的……务虚的文学老实认真地谈点文学上更务虚的问题，我觉得倒可以给这个时代带来一点精神上的新鲜空气，也或许能为日渐衰颓的中国当代文学赢得一丝尊严。如果文学都不再关心自身的终极问题，所有关于文学的争论，也就只能回到“是垃圾”“不是垃圾”“是个屁”“不是屁”的无聊中去。

“皇帝的新衣”在中国

千里光

现在知道，所谓德国汉学家顾彬说“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是条假新闻。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日前他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被问及怎样看待中国的所谓“美女作家”，他很干脆地回答“这不是文学，这是垃圾”。就这句话，到我们的媒体那里就被衍变成了“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害他遭受中国大陆文坛的一片讨伐。

愤怒是可以理解的，好比一个歌唱家被指责五音不全，一个文化干部被批评没文化，一个和尚被披露不会念经，都是很没面子的事情；一个作家要是被人说成只会炮制文化垃圾，自然也要豁出命来拼一下的。因为作家在我们这儿还是很吃香的，不少作家占着事业编制，拿着教授级工资，享受分房子，还时不时国内国外观光兜圈子。不说万人敬仰，也是众人羡慕的好职业，岂容你一个德国佬在那里说三道四。

幸好误会一场，说过、骂过，也就算了。

不过，那天顾彬还是谈了对中国文坛的不少看法。其中说到曾红极一时的姜戎的《狼图腾》，他甚至说：“《狼图腾》对我们德国人来说是法西斯主义，这本书让中国丢脸。”言辞十分激烈，像动了肝火。

且不论顾老外对《狼图腾》的批评是否准确，单凭他这点勇气我就觉得很了不起。要知道自“狼”书问世以来，各种赞美之声便不绝于耳：“史诗般小说”、“旷世奇书”、“精神盛宴”、“狼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发动机”、“情理交织、力透纸背的大书”……几乎从没听到一个人跳出来说一声“不”字。顾彬的愤怒大概不仅仅只是针对姜戎的“狼”，更针对了我们文坛一片“狼藉”。

由此想到复旦副教授王宏图。他在前不久一次复旦大学和沪上众多专家座谈长篇小说《兄弟》的会上，面对余华直截了当地说，“我看了《兄弟》之后感到很愤怒，因为我觉得我的审美尊严受到了侮辱。”他说《兄弟》的许多描写超过了他对于审美的底线。

其实，在《兄弟》上册出版不久就已经有不少人在私下摇头了，觉得《兄弟》有点玩弄老百姓。到了下半部出版，一些原先对《兄弟》还抱希望的人也终于动怒了，知道自己受了愚弄。这时，以为媒体会站出来讲几句话，也以为平日里法眼独具的批评家，或一些“以讲真话为己任”的重量级作家会挺身而出，对《兄弟》说几句重话，拨乱反正。因为《兄弟》的影响太大了，已经不是圈子里几个小兄弟之间的卡拉OK了。套用人们常批评“芙蓉姐姐”的一句话：“长得丑不是你的错，但出来吓唬人就是你的不对了”。人们也要对余华说一声：写得蹩脚不是你的错，但装得像经典就是你的不对了。

然而，人们看到的只是一些理论家的不着边际的吹捧，有把余华说成“一个完全西化的先锋作家成为走向中国民间的一个典范”，说在他“看似粗鄙化的写作中，进入了一个美学范畴”。更多的人大概生怕被人说“看不懂”，有失水准，便在那里支支吾吾，说一些模棱两可的好话。

余华的一次荒腔走板，引来的是业界的羞答答的喝彩，那不能不说是另一种荒诞，是“皇帝的新衣”在中国大陆的再版。当然，这并非绝版。一些作品往往是被莫名其妙地发行出版，又被莫名其妙地吹捧。那些吹捧家总可以“独辟蹊径”，千方百计地从夹缝中找出灵感，说出一些连作家本人都远远没想到的高论来。只是读者不会永远被欺骗。图书萧条积压，刊物没人订阅，正是明显不过的读者的无言的抗议。

我们的文坛还不至于是垃圾，但面对垃圾该有人站出来，就像王宏图那样，面对“皇帝的新衣”表示一下愤怒，而不要让老外为我们干着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