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卫视的新闻与娱乐

在中国，电视是制造明星最优质的平台，而最容易成为明星的，除了电视剧里的演员之外，就是各类新闻和娱乐节目的主持人。从最早的水均益、崔永元、杨锦麟到后来的李湘、何炅以及白岩松、柴静，再到今天正在日益走红的孟非与骆新，主持人走红的路径和风格变迁背后折射出的是电视受众趣味的变化。

孟非与骆新

因为《非诚勿扰》和《百里挑一》，孟非和骆新都一跃而成全国流行的当红主持，在这之前，他们都是地方电视台一档新闻节目的主持人。

在《非诚勿扰》之前，孟非曾担任了8年新闻评论员，他在2002年到2009年主持的《南京零距离》，在江苏有非常高的收视率和影响力，被认为是全国民生类新闻节目少有的经典之作。

所以，到现在在接受本刊采访时，他也不认为自己已经“转型”为娱乐节目主持人，并始终觉得《非诚勿扰》不是一个“娱乐类节目”，而是话题类节目。“无论是娱乐，还是道德教育，都是一种元素，一种功能，这些功能应该是各种形态的节目都可以承担的，关键是那个节目能不能做到让观众喜欢。”

骆新的情形也类似，事实上，虽然上海之外的大多数观众都是通过《百里挑一》这个征婚节目才知道他的，但他工作的重心一直都在另外一档新闻类节目《东方直播室》，骆新有着10几年记者和主持人的经历，他说自己在做任何一档节目时，都会坚守某种基本的价值观，比如平等、多元、宽容以及对人的关怀。如果没有这种价值观，不管做什么节目，娱乐、时事以及其他，就都没有太大意义了。

的确，很难定义，他们是新闻评论员，还是娱乐节目主持人，他们不像李湘与何炅，同样也不像白岩松与柴静。他们的复杂角色背后是今天中国电视尤其是地方电视台的复杂处境，作为大多从新闻系出身的传媒从业者，多数人对于报道新闻有着发自内心的热情，但如果将每个电视台或者电视栏目看成一个企业和产品，很多时候，娱乐才是给他们带来最大收益的法宝。如果不是《非诚勿扰》，孟非的名气不会超出南京市，同样，如果没有《百里挑一》，上海之外很少会有观众知道骆新是谁。

反过来，当这些复杂的角色扮演集合在一个人身上时，孟非和骆新这类主持人和他们的风格也让节目本身的形态和性质界定不那么清晰了。比如《非诚勿扰》呈现出来的面貌就颇为复杂，无论大江南北（甚至地球另一端）、城市还是农村，无论是新富、中产、白领，还是农民工，或海外游子，人们都可以在里面找到自己。从电视制作而言，嘉宾的职业包罗万象，从公务员到城管，从工程师到远洋轮船船长，从个体老板到部级运动员，嘉宾们国籍从中国、美国、日本、到意大利；而民工专场、教师节专场和海外华人专场的设置也在表达节目的气质―它在试图保持参与群体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打开《非诚勿扰》，你有时会以为自己在看一档科普节目―高能物理博士会上来讲述离子对撞的原理，或者是探索频道―远洋轮船长会讲述他勇斗海盗的经历。而当养鱼专业户的朋友们操着一口河北话说，“他是卖鱼的，我们是卖鱼缸的，我们这儿还有卖鱼饲料的，要是他在《非诚勿扰》找到媳妇，我们也上去！”时，你会觉得简直就像一档介绍改革开放30年成就的电视片。

而《东方直播室》虽然是一档纯粹的新闻节目，但与传统意义上的新闻已经没有多少相同之处。他们把新闻事件各方当事人请到现场，进行直接沟通交流，集合相似经历者、持不同意见嘉宾、网友、现场观众、电话连线、民意调查、主持人调度于一堂，按骆新的说法，目的正在于以舞台的现场感去感染观众，让观众跟他们一起思考，从而营造出一种理性、宽容和人文关怀的秉性，让看过的人都知道，这个节目是有温度、有价值追求的。

《东方直播室》把那些事关劳资矛盾、司法纠纷等等新闻题材做得像娱乐节目一样引人入胜。而在《百里挑一》中，骆新那张新闻评论员的严肃面孔却也能与现场的氛围完美融合，“让自己比纯新闻主义那种专业理性稍微松驰一些，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就很能接受我的观点和建议，我发现大伙儿高兴以后的接受能力比仇恨或者害怕时要强很多。”穿梭于新闻与娱乐之间，骆新有了许多对电视全新的理解。

新闻与娱乐

当然，随着收视率和关注度的提高，无论是《非诚勿扰》、《百里挑一》还是《东方直播室》，制作人和主持人开始面临越来越多的苦恼，他们在处理各种价值观的问题上越来越谨慎，因为这并不是一条好走的钢丝。

对于大部分还怀有社会理想和责任的电视从业者来说， 波兹曼写的那本《娱乐至死》很多时候都会像一把利剑一样悬在心头。波兹曼对电视主导传播的人类社会文化生态忧心忡忡，他认为，“如果文化生活被定义为娱乐的周而复始，如果严肃的公众对话变成了幼稚的婴儿语言，总之人民蜕化为被动的受众，而一切公共事务形同杂耍，那么这个民族就会发现自己文化衰亡的命运已危在旦夕。”

具体到中国的情境，大多时候人们可以原谅，在为生存和饭碗拼搏的阶段，电视人不去考虑这么宏大的历史责任，但是当某个节目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收益时，还置这些于不顾则是无法被接受的。其实从一个更广阔的角度考量，特别是回溯上个世纪西方知识分子对电视产业的批判―电视被指充满了商业逻辑的内在暴力，充满了对“轰动的、耸人听闻的东西的追求”时，再去看今日中国天然具有上层管制的非全然市场化的环境，再去看当下越来越多的互动性、真实性的节目形态，电视只能小心翼翼地表达着另一种声音。

《东方直播室》的定位是“直播转型中的中国” ，所关注的，都是一些常常能够引起民间广泛讨论的热点社会时事话题，骆新将其称为“辩论性民意调查类节目”，在制片人任静看来，这个节目真正要做的是让观众在节目中看到自己，看到真实的中国老百姓，看到他们的价值观，他们的困惑和努力，并体会到转型期中国真正多元的现状。

“我们大多数人关注的是家以下，国以上的事，中间包含着巨大的社会建设没有去完成。这些社会建设应该由社会公民去参与，这就是公共空间。”在骆新看来，在公共空间的建构上，电视显然能做很多事情，必须去不断开拓，否则节目就都变成了家庭琐事，老娘舅。

电视所能构建的真正理想的公共空间，应该有别于网络上碎片化的、互动上不对等的讨论，也有别于日常矛盾各方的争执，这种讨论，意在营造一种理性、宽容、多元和有序的公共场域。不过，在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副教授张志安看来，虽然《东方直播室》为更有效地讨论公共话题提供了某种可能，但却不能拔高来看，因为它只能拿不太敏感的话题进行探讨，很多真正的公共话题却不能碰，这也决定了它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公共空间，至于它能否取得更多的社会效果和效应，更多只能取决于环境的变化，电视本身已经把自己的功能发挥到极致了。

事实上，过去多年来，东方卫视在做“新闻”还是玩“娱乐”的定位间一直徘徊不定，直到2011年，推出了“梦想的力量与你我同在”，使该台的定位逐渐变得清晰起来。东方卫视党总支书记吴朝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一再向记者澄清，东方卫视“新闻立台”的定位从来没变过，东方卫视的新闻团队在近几年国内外重大新闻的报道方面也可圈可点，但不可否认的是，普通民众对《中国达人秀》、《舞林大会》等娱乐节目的认知度大体要高于东方卫视的其他新闻节目。而一个不可忽略的现实恰恰是：上海的新闻监管可以说是全国公认比较严格的。

“东方卫视在硬的新闻与软的娱乐之间其实已经取得了某种平衡，它既不触碰政治风险，也不过度娱乐化，讲究海派的开放性、国际化，品位还是较好的。”在张志安看来，走“梦想”这条路，似乎也是目前东方卫视最好的选择，现实不平顺，只有梦想给人希望和勇气，同时还能坚守价值底线，并且这也是最安全的做法，此外暂无更好路径。

不过，东方卫视地处上海的先天优势，以及背靠大资本、大集团的运营模式，都给了这个中国最具特色的电视传媒集团足够大的试验电视形态的空间，这些并不是其他地方电视台能够借鉴的。在未来越来越复杂的政策与市场的双重变幻中，中国的电视业要真正地各归各位，繁荣发展，需要更多的智慧，包括从业者和管理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