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受降将军徐永昌

2014年是中日甲午战争爆发120周年。这场战争给中国带来的屈辱，一直持续到徐永昌在日本的降书上签字受降那一刻，才宣告终结。2015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徐永昌的签字受降，其历史意义亦不言而喻。

那么，徐永昌是谁？

他接过日本的投降书

徐永昌，出生在山西崞县，成长于大同，从军队的杂役做起，最终成为陆军一级上将。在抗战中，他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部长，从事的是幕后工作，其功劳不易为世人获知。在世人看来，他最显著的功业，是1945年9月2日在日本东京湾举行的日本投降仪式上，代表中国政府签字受降。那一年，徐永昌58岁。

签字结束后，有记者请徐永昌对国内的人说几句话。他说：“今天是要大家反省的一天，假如他的良心告诉他有过错误，他就应该勇敢地承认过错并忏悔。”在举国欢腾之际，这番话有点不合时宜。5年后，徐永昌解释自己为何会说这番话：“说到日本侵华，自前清同治末年起，已经七十余年，在这长久的时期中，我们的国家未能做到自固囹圄的必要措施，这是我们应该忏悔的。”

阎锡山都欣赏他

1936年10月21日，杭州西泠印社，徐永昌与晒着太阳，畅谈时局。问，自己接下来准备到西北走一趟，“我先去山西还是陕西？”徐永昌建议蒋先去陕西，“一则以安抗日战线后方，一则以抚慰东北军，俾与中央一德一心，尤为急要。”

对于这个建议，采纳了。但两人都想不到，接下来是震动中国的“西安事变”爆发。尽管如此，事变解决之后，仍对徐永昌信任不减。

欣赏徐永昌的，还有阎锡山。

在军阀混战时期，徐永昌三次拒绝攻打家乡山西。对此，山西“掌门人”阎锡山闻风而敬，托人捎话给他，“与有人格的人做朋友是光荣的”。

这句话击中了徐永昌，阎的拉拢很顺利。徐永昌率领部队归附阎锡山。抗战时，徐永昌已进入中央，而阎锡山则与日本人眉来眼去，关于阎锡山疑似降日的情报不断传到手中。震怒，问徐永昌意见。而徐永昌尽管不满阎锡山利己之心太重，仍不断向强调以阎锡山的人格，他不会做出这种事来，劝蒋不要轻动。此外他更是飞到阎锡山处一探究竟，以消除阎、蒋间的疑虑，避免了蒋、阎在抗战期间内讧。

中原大战后，张学良统管北方。阎锡山通电下野，到大连躲避，但不久后突然潜回山西。这引起了和张学良的疑惧，他们于是继续逼阎离晋。这时候，山西内部也一片混乱。山西的事务需要一个各方都信赖的人来主持，南京中央政府和阎锡山都同时想到了徐永昌。

1931年下半年，南京中央政府未征得徐永昌同意，突然公布了他出任山西省主席的消息。

蒋阎之间的缓冲带

1931～1936年间，徐永昌出任山西省主席。这段日子里，徐永昌也开始了各种奔忙。他尝试说服和张学良让阎锡山出山。1931年10月，中央解除了对阎的通缉令，并在次年2月委任他为太原绥靖主任。

主政山西期间，徐永昌着力振兴山西的实业与教育。这些都是他自强计划的一部分。他认为，山西是华北的堡垒，要对抗日本的侵略，必须强大山西。

徐永昌厉行禁毒，这个主张得到的嘉许。但阎锡山复出后，却只愿意在山西禁种大烟，不禁止销售、吸食，反而由政府销售戒烟药丸。阎、徐裂痕开始产生。

后来，两人的合作越来越艰难。这时候，一直都很欣赏徐永昌的，在南方不断向他招手。徐永昌于1936年卸去山西省主席职务，次年进入中央，任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此后一直是身边的高级幕僚。

“九一八事变”至“卢沟桥事变”期间，中央和北方各军系之间大体上保持了稳定，中国得以短暂喘息，为抗战储备了力量。这个短暂的稳定里，有徐永昌很大的功劳，尤其是他出任山西省主席，使得和阎锡山之间有一个缓冲带，避免两人再起内战。

力主守长沙

抗战爆发后，徐永昌被委任为军令部部长，与军政部长何应钦、军训部长白崇禧、政治部长陈诚一起，被称为军委会四大巨头，四人经常在一起讨论作战计划。

针对列强的侵略，中国无能战之军的现实，徐永昌长期主张采取忍辱图强，不与强敌硬碰硬，坚持持久战，这种思路持续到了抗日战争中。抗战伊始，徐永昌就清醒地向进言，至少要拼出八年的时间来战斗，而中国人教育差，须以十年为期。

在战术上，徐永昌主张节节抵抗。武汉会战后，白崇禧、刘斐、陈诚等人主张放弃长沙。徐永昌对此坚决反对。但主张放弃者多，徐永昌孤掌难鸣。这时，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坚决主张守长沙，并放言“战胜，是国家及蒋委员长之福；战败，则我必自杀以谢天下苍生”。薛岳的这个主张，和徐永昌的节节抵抗精神一致。由于薛岳的坚持，作战计划改变，长沙会战拉开帷幕并且在第三次会战取得大捷。

1959年，徐永昌在台湾去世，送的挽联是“怆怀良辅”，阎锡山的挽联写有“事人忠而律己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