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与理想的矛盾

阿瑟・米勒是在30年代经济危机的严酷现实中成长起来的。大萧条时期，比饥饿与贫困的威胁还要严峻的现象，是社会学家称之为“失业惊恐”的心理状态。那些习惯于舒适地维持全家生活的人失去了工作，再也没有被重新雇佣的机会，而他们的积蓄也日益减少或逐渐告罄。在20年代的经历的鼓舞下，所有这些人都曾对美国的经济保障充满无限的信心，数年来，大多数人都为自己充当家庭的“优秀供养人”而深感自豪。面对无数次毫无成效的走访招工局的碰壁，以及旁人经常性的催促与讥讽，这些身陷窘境的人往往屈从于激进的鼓动家的诱惑，有的人索性放弃一切希望，坠入一种茫然若失的惰性状态，常常以意志消沉、家庭解体或自杀而告终。大萧条的影响是令人痛苦的，米勒曾回忆：

“在我们所居住的小街区就有三起自杀。他们无能为力。这些人都是美国梦的笃信者。”

自传性的因素使米勒能够充分借助深刻的生活体验和对生活的冷静观察而赋予戏剧人物以更为合理的外部形态和内心依据，使作品更富于戏剧性。《推销员之死》故事延续的时间大概只有24小时，但实际上，主要人物是在14年(1928―1924)中间闪来闪去，有个别事件发生的时间更早些。剧中的人物都处在痛苦之中，然而谁也没有勇气说穿，也无法说穿，这就在各个人物身上形成了紧张的思想危机。为了充分逼真地表达他们心中这种微妙复杂的心理活动与思想状态，米勒使用了“闪回”或“侵入”的戏剧回忆表现手法。作为一名推销员，威利四处奔走，在钢筋混凝士的丛林中兜售他的商品。然而，他无力在社会上获得一个稳定地位的现实总是驱使他陷入回忆之中。通过把现在与过去交织在一起，米勒使现实和理想两条线得以同步发展，同时，展现了二者的深刻矛盾。

在现实世界中，威利在空间上辗转于他自己的家、霍华德的办公室、查利的办公室和弗兰克餐厅。无论去哪里，他总是沉迷于“有人缘”和“个人魅力”这些主流文化所主宰的美国梦的影响之中，挣扎着想成为一名成功人士，不仅仅是为了养家糊口，更主要的是能被主流社会所接纳。

事业上，他34年如一日，经常独自开着汽车长途往返于各州为公司的货物打开销路。他是“一个勤勤恳恳的旅行推销员“。他不停奔波，偿还贷款，雄心勃勃，成绩卓著，得到老板的赏识和雇主们的信赖。他一星期曾挣到过170美元。也买了辆当时美国的名车雪佛兰。应该说，这一切多少还是符合美国传统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念的，也体现了美国梦积极乐观的一面。不幸的是，在所谓的“创意、自由、竞争、开拓、艰辛工作、白手起家、商品消费、公众瞩目、个人成就”等观念的鼓惑之下而辛苦工作着的63岁的老推销员却不得不痛苦地发现自己处于被忽视甚或被轻视的地位――“问题是人们好像不怎么喜欢我，我不知道为什么。可是没人答理我，都不把我放在眼里”。他的话是终生遭受欺凌的推销员发自肺腑的哀诉。绝望的林达，威利的妻子，愤然疾呼

“可是他是个人，他现在正遇上了灾难。所以必须关怀他。不能让他像条老狗似的死了埋掉。关怀，对这样一个人必须关怀。”正如评论家玛丽麦口卡锡所认为的，事实上，林达绝望的呼喊是一位妻子在宣告她绝望的丈夫被他所推崇的人所抛弃而产生的重要意义。当个人的价值大大低于高效率生产的需要时，威利无法适应这种高度垄断的大机器生产化的生活格局，因而“如果说尤金・奥尼尔的《榆钱树下的欲望》摧毁了美国乡村的田园诗，那么，阿瑟・米勒的《推销员之死)则宣告了美国中产阶级郊区牧歌的完结。”

家庭中，威利虽然疲于奔命，可挣来的钱勉强够付分期付款，时而受到妻子林达的唠叨与埋怨。对于下一代，威利一直认为自己的两个儿子外表英俊，可比希腊神话英雄阿唁琉斯：才干卓越，定能成为人上之人。他一方面坚信“受人喜爱”是成功的关键，因而十分注重培养儿子的个人魅力，另一方面，他又鼓励儿子不择手段地去攫取自己想要的东西，这样，就造成了在教育问题上的缺乏章法。长子比夫在父亲的吹捧与纵容之中忘乎所以，上学期间，威利告诉比夫不必努力学习，考试时让伯纳德将答案传给他即可：与女孩交往，不必认真，不必做出任何承诺，偷足球后，不但不制止批评，还说教练会庆贺这种“借”球练习的主动精神，家里修房，比夫偷木材，威利又说这样具有勇敢的品质。如此的宠溺，使比夫偷窃成性，“我自从出中学以来，每千一门活，都是因为偷东西给开除的。”次子哈比，通过不正当的手段来满足在商业上的竞争欲望，勾引上司女友，收受贿赂，不诚实的处事态度终难掩人耳目。

面对事业与家庭状况每况愈下的双重窘迫局面，威利不断为自己的过去编造着谎言，试图使自己的当下生活看似具有意义。他经常向儿子们吹嘘自己在各地是多么的受欢迎和爱戴：“人们都认识我，孩子们，新英格兰没有人不认识我。……”对此，米勒在自己的戏剧集的序言中表述了对威利的见解：“他的罪过在于他曾如此全心全意地献身于那虚假的自尊和包含在他那成功概念中的虚假言辞。”无论是对年轻的比夫和哈比的期待，还是对与另一个女人的感情纠葛的良心愧疚，甚或是对父母的模糊记忆，威利都在试图找寻他失败和苦难的因由。如果说剧中的现实是紧紧围绕威利生命的最后24个小时，那么剧中所展现的心理时间却囊括了威利的一生。

在回忆世界中，几年来威利・洛曼沉溺于对过去美好日子的追溯之中，他的脑海中充斥着的满是发生在过去的事情，他通过回忆过去的自然景色来表达对目前生活的不满。“我越来越惦记那些日子，林达。到这个季节该是丁香和紫藤开花了，然后是牡丹，还有黄水仙。这间屋里多么香呀”。威利所居住的房子在往昔总是弥漫着花香：两棵漂亮的榆树也总是为他们遮挡烈日。而现如今，公寓的背后和四周都是高耸的灰色建筑，房屋居于他们的阴影之下，居住其中的人再也没有受保护的感觉。威利感觉到他已被这样一个到处充满砖块与玻璃的城市所封闭窒息，因此他向往着古老、自由而又开放的庭院生活，在那里他可以重温那令人愉快的过去时光。

在威利的回忆之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即是威利的哥哥本。在该剧故事开始九个月之前，本就已经去世了，因而他的出现只能是一种回忆中的幻觉，是威利脑海中的闪现，是威利美好理想的化身。在富有冒险精神的本身上“淋漓尽致地展现着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精神”，他是“美国成功梦”的典型代表人物：17岁走入非洲丛林，21岁时已十分富有。威利多次幻想本的出现甚至与本进行对话，本每一次出现都会鼓动威利与其一起离开，去阿拉斯加大森林闯荡。对于本的催促，威利尽管有过犹豫甚至后悔，但却陷入了公司老板瓦格纳为其许诺的“高升”的甜蜜谎言与自我欺骗之中，最终仍然选择留守在他所认为的“福地”――这一方面反映了威利对实现“美国梦”的期望与幻想：另一方面则反映了他自身猥琐的性格弱点。实际上，本这个人物的出场跟威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本是个做事大胆、果断、能把握自己命运的人，而威利优柔寡断，沉湎于梦幻世界中不能自拔。本所擅长的，是威利一窍不通的：本所熟悉的世界，是威利倍感陌生的。每当威利思想苦闷无法解脱，或陷入困境的时刻，本就像希腊悲剧中的神一样，突然从天而降，来给威利解围。威利是社会中的失败者，而哥哥本却是一位创业者中的佼佼者。前者是现实世界中的人物，后者是回忆与梦幻世界中的人物。在某种意义上，现实中的威利和幻觉中的本是一个人物在舞台上的两种人物形象，前者是现实中的梦幻者，后者是前者梦幻中的替身。在威利生命的最后一刻，神秘的兄弟来召唤他走向死亡，告诉他

“那儿漆黑一片，但到处都是钻石。”――穿越时空界限的美好的过去、落魄的现在、苍茫的未来的融合使剧情达到了神话般的高潮。

除此之外，该剧另一个回忆的重点是威利几年前同与其有暧昧关系的弗兰希斯小姐在波士顿旅馆的场景。比夫意外地发现父亲背叛了母亲，刹那间，父亲从比夫心中的偶像位置上彻底跌落，父亲为他所设计的未来的方向也于突然间充满了欺骗性。他开始怀疑父亲言传身教的真实性，从此再也不想成为一个推销员。在这个少年当时单纯的心灵里，推销生涯与一个男人对妻子和家庭的无情背叛联系在了一起。当威利注视着欢乐、愉快的妻子、儿子时，另一个隐秘而不太光彩的与另一女人有关的往事渐渐重现，这个女人挥之不去的存在及儿子的愤恨一次又一次地加重了威利的心理负荷，同时，也引发了伦理道德观念在家庭成员之间造成的思想危机。

由此，两个回忆与幻想中的人物在威利的脑海中交替出现，展现了主人公的心理活动过程，衬托出他内心的矛盾冲突。

阿瑟・米勒作为一位现代悲剧诗人，其力量即在于：他揭示美国的现实，却超越了美国的局部现象和对于挫折和失败的描述：他致力于发觉悲剧意识，却摆脱了抽象的概括和对于传统模式的照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