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现代化应从理性入手

摘 要：本文从一则案例作为引子进入主题，进而从理性的角度分析为法必须立足于人的本性，充分体现个性尊严、价值和利益，倾注主体需要，最终实现法的价值目标。

关键词：法治；法治现代化；自然权利；理性

16世纪，西班牙的萨拉曼卡城住着一位著名的法学家，叫弗朗西斯・德・维多利亚。此人虽是专事学问，但也时常给皇亲国戚出谋划策，那些日子，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还没多久，西班牙就已开始盘算怎样统治印第安人了。一天，国王把维多利亚叫到身边，说新大陆的土著人实在不好管教，因为他们根本不信基督教。国王决定用铁腕政策来征服印第安人，他的根据是：他们没有文化，就教养而言实在无法和地道的西班牙人相比。国王还说，要在法律上剥夺他们的财产所有权，不能让他们成为财富的法律主人。

可是，维多利亚却认为不能这样做。他指出，随意对土著印第安人使用暴力剥夺财产所有权实在是不应该的。因为，他们像西班牙人一样具有人性和理性，他们的人性和理性决定了他们具有先于法律权利的自然权利，这些人具有的权利，是自然存在、与生俱来的。

据说，西班牙国王最后对印第安人采取了“胡萝卜”式的怀柔政策。西班牙人在新大陆的结局虽说不那么辉煌，可维多利亚的观念却通过这段历史传给了后人，英国思想家洛克以及北美独立战争时的领导者们，都曾如出一辙的反复宣扬自然权利的第一性，坚信他们的某些权利是天生俱有的，不论国家法律是否承认，这些权利都是永恒的。

从16世纪斯多葛派的自然法学获得广泛复兴，到17世纪新的自然法的创始人格老秀斯，他们是建立在两种状况的启蒙之上：人的本性和人类社会的本性，“必须如何创造一些规律，让这些生物得以一起生活？”①在西方上古社会，自然法被看作是支配宇宙的永恒自然理性；在中古社会，宗教神学一统天下，自然法蒙上了神学的色彩，自然法与宗教融为一体；在近代，人性论广泛流行，人类理性成为自然法的本位；二战后，自然法就是正义，公民权利和法律的内在道德等。整个人类历史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造而已。人的一生都在社会化过程中，始终都是人对自己自然本性的个别性、直接性、本能性、特殊欲望的扬弃过程。“人按其本性就不是它应该是的东西，即人之所以是人，就在于它本质上具有精神理性方面的东西”。②他能意识到自己在与他人交往、在异己的东西里，认识自己，抑制自己的欲望，舍弃自己的特殊性，而获得一种普遍性和自由。因此，不管是法律，还是政策、命令、都必须通过对人性的重新塑造与内化产生的。如美国法律对延长退休年龄的规定就讨论、酝酿了20年，最后才上升为法律。表明了他们的决定不是对自然素质的单独培养，也不是对一本科学书籍的机械照搬，而是对人的本性自然驾驭能力普遍性的提升和追求。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出人本位，才使人更成为人，使人不断从野蛮和蒙昧走向文明和开化。案例中维多利亚的举措之所以为人称道，就在于他能尊重人的共同的东西――理性。“人们不应该把自己不喜欢的事情强加给任何人，谁也不得伤害其他人”。③每一个人评价和对待其他的人，从本性出发，应该是平等的，用铁腕政策征服印第安人，使用暴力剥夺印第安人的财产实在是不应该的。真正的法律、政策乃是正确的规则，它与自然相吻合，适用于所有的人，人和人之间都是平等和独立的，任何人都不得侵害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和财产。国家法律必须尊重某些基本的自然权利，因为国家制定法律权利的权力本身也是自然权利的授权。因此，国家制定法律权利只能是对人们原有的自然权利的肯定。

在西方，权力公有制才是常态，社会是主体，权力是社会达到目的――公共幸福的工具。“社会用法律达到两大目的：保障社会本身的存在和保证社会对国家的控制”。④“社会的法律”一个重要的文化成果就是它最终发展出系统的人权规则。这一人权法律体系在一开始就是针对国家并在一定程度上超越国界，因为人权的最终依据在于无差别的人的尊严，而不在于人的国籍。国家是人权的义务主体，国家只与具体的人权保障有关。维多利亚对国王的否定（国王的观点是：他们没有文化，就教养而言实在无法和地道的西班牙人相比，因此要在法律上剥夺他们的财产所有权，不能让他们成为财富的主人。），实际上就是对人权无差别的一种肯定，是人的自由与解放程度的不断提升。

对于社会来说，它首先应作为个体发展条件的真实集体，而不是压抑个体的个性，漠视个性尊严、价值、利益、权利的虚幻集体。在这个前提下，社会有权要求每个社会成员履行其维护社会既存的合理秩序的义务。但是，社会要求个体的一切，归根到底只能是为了人本身。社会对个体的义务就在于为其发展提供尽可能的条件并保障和实现个体的各项权利。社会对其成员的发展要分配均等的机会，在人的价值衡量上，也不能因其身份、民族、教养等外在因素为依据，而应以潜能的发展程度，以物尽其用，人尽其才的资源效用最大化为导向，个体的权利才能成为个体真正享有的权利。对印第安人和“地道西班牙人”实行无差别的态度，岂不是社会发展与人的完善的最佳选择，既符合社会进步的标准，也维护了个人权利，又能使个体自觉地体认并自觉地承担起社会的责任和义务。

“没有一个伟大人物没有德行，没有一个伟大民族不尊重权利，因为一个理性与良知的集合体怎么能单凭强制结合起来呢？”⑤法律应该以社会为基础，应该是社会共同的、有一定物质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现，而不是单个人的恣意横行。西班牙国王用铁腕政策征服印第安人的决定就是对印第安人利益和需要的任意践踏。从法律上剥夺他们的财产是恣意横行的典型。法律本身不是工具，而应是一种价值、一种理想。“权利不是被揭示的，而是被信仰着的”。⑥在我国法治现代化进程中，我们必须抛弃法律工具主义的认识论，充分认识法的价值追求，确立权利本位的价值取向。中国社会进步的过程，就是公民权利得到全面实现和切实保障的过程，就是人的主体意识得到充分实现的过程。正如日本著名学者福泽渝吉所说：“只有首先从精神、观念和意识着手，改变人心，而后才能改革政治法律，而当人心有了改变，政令法律也有了改革，文明的基础才能建立起来。至于那些衣、食、住等有形物资，必将随着自然的趋势，不招而致，不求而得”⑦。所以说，吸取西方文明，必须先其难者而后其易者，首先变革人心，然后改革政令，最后达到有形的物质。在中国的司法实践中就存在一种通病，动辄立法解决问题，大量的资源浪费不说，动辄立法不仅解决不了问题，反而还会导致一些新问题、新矛盾的出现。只要我们确立好合理程序并保障其顺利进行，就足以能够保证个人或群体在某一体系内获得最大的利益。

人的“自由自觉活动”的特性，并非一个纯思维的命题，它内含了一种具体的现实的合理制度的要求。对一种开明而健全的社会制度来说，他虽不可能彻底消除人的异化现象，但他能够在尽可能的范围内，保障权利的运行。它一方面在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许可下尽可能为权利实现提供条件。如扩大主体权利、动员资源切实保障权利实现等；另一方面，他积极容纳更多的人参与社会管理，在民主实践中，使人的主体能动性得以提高。

一个开明而健全的社会不能够消除自由的自然限制，但他能使这种限制合理化。一个社会不可能超越现实可能性去追求权利最大化，同样，一个社会也不可能把权利的实现滞后于社会发展，使主体本应获得的权利丧失或使主体本应扩大的权利缩小或使本应得到更有效实现的权利而没有实现。因此，我们认为人的“自由自觉活动”的命题本身也蕴含着对一种合理社会制度的内在追求。不管是法律，还是方针政策，都要以理为本，充分体现其价值内涵，倾注主体利益的需要。

（作者单位：云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注释：

①格老秀斯：《战争与和平法》第一章，第1―3页。

② [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13―17页。

③霍布斯：《论共民》第三章，第26页。

④ 1111111：《法理学・法史学》，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月刊2003年第7期第5页。

⑤托克维尔，转引自程燎原、王人博《赢得神圣――权力及其救济通论》序言部分。

⑥ [美]佰尔曼：《法律与宗教》，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15―16页。

⑦ [日]福泽渝吉，转引自田成有《传统法文化与法制现代化》，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