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中的权利敏感

2012年2月10日，中国银监会、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发改委出台《商业银行服务价格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并正式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这个征求意见的过程本身，是对信息公开、倾听民意以及立法透明化与民主化的一种表述与诠释，但因为涉及的内容是一直以来可以被称为银行“常例钱”的收费问题，就好比向油锅中浇了一瓢水，马上炸锅了。不晓得银行方面的心态如何，但征求意见稿中提到的金融消费者们却有了一个执行表达权的大好契机。于是大呼:收费不合理、意见带色彩、倾向有问题等等，这个三十九条的管理办法被批得体无完肤。

退后几年，征求意见这种事的象征意义远远大于实际意义。虽说，经过了长时间的改革发展，中国的民众很大一部分已经脱离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固定劳作模式，不再两耳不闻窗外事了，参政、议政的意识成长得很快，但对于征求意见这种玩意儿，还是一些业内人士和专家的固定功课，老百姓也就是看一个热闹罢了。这就好比封建时代看皇榜，内容不是关键，重要的是老百姓可以知道皇帝老儿又在干些什么，纯是一种了解“八卦内幕”的心态。只要天上下雨、家中有米、身有暖衣、片瓦遮头，谁关心年号更改、谁关心册立太子、谁关心是不是贵妃娘娘的生辰，顶多是增加赋税时，众人聚在一起抱怨几声而已，大叹：苛政猛于虎也。

随着法治国家进程的推进，在立法过程中或是一般的行政工作中，面向社会公众征求意见就成为了一种必要且严肃的活动，也是一个必不可少的立法环节和工作步骤。公众的声音不再是单一而刻板的发声，也已经没有了往日的空洞和木讷。来自社会不同层面的表达，情绪激昂，角度各异，并且卓有学识与远见，刻画出一幅被法治熏陶后，个体对权利极度敏感的画面。画面中自由色彩浓烈，并伴有民主犀利的透视与晕染。很多时候，质疑、批评与苛责，纷至沓来，远远超出了征求意见的初衷。这也令征求意见的当局倍感头疼，虽然明知有些意见是对人不对事，但不同往昔，我们的政府部门都会笑脸相迎，礼貌的说上一句：您说的问题不在我们征求的范围内，抱歉了。这里面并不仅仅是礼节，更是一种尊重和包容，一种对人性的理解，一种法治特有的谦和。

当然,有些学者认为:社会公众对权利的过度敏感，加重了法律运行的成本。在长远看来，还可能成为过度消耗司法资源的一个诱因。

但我觉得，无论是政府还是民众都需要这种敏感。这种权利的敏感，代表的是自由意志与民主意识的觉醒，更是一种法治化进程中标志性的成果。

埃德加・博登海默教授说过：“一个法律制度若要恰当地完成其职能，就不仅要力求实现正义，而且还须致力于创造秩序。”博登海默教授作为综合法理学的代表人物，有着对法治利弊敏锐的洞察和判断，在他看来“我们不能把治理效率本身视为一个终极目的，而应当把实现保护人权的适当措施视为开明进步的行政司法的一个基本条件。”博登海默教授立足的是西方文明,但定论却具有普适性,我们颇有同感。

那么在我们看来，首先，征求意见的过程是一个创造秩序的先行过程，它在为秩序的产生探明道路，并避开一些足以破坏秩序本身的暗礁，能够在内容上保证秩序的正当性。中华大地自古以来卧虎藏龙，民间能人异士众多，广开言路，是吸收借鉴民间智慧的良策，立法自然也不例外；其次，征求意见的过程是一个实现程序性正义的过程。它可以被看作一种无固定对象的开放式听证，民众可以自由提出自己的看法。而在实现这个程序正义的事件中，对权利的敏感是一个关键。它意味着每个不具备专业立法技术的个体，能够透过专业的法律术语，触摸到立法背景，了解立法动机，洞悉个体的权利是否得到保护，无论这种洞悉和知晓是否准确。这种敏感性应该是越强越好，因为立法的本身就是权力机关与个人的博弈过程，作为弱势的一方，应该将程序正义发挥到极致；第三，征求意见的过程本身固然会消耗一些法律资源，造成效率上的减损，但它保护了民众的知情权、表达权与参与权，它通过了程序正义的实现，保证了实体正义，这个损耗值得法治政府为之付出。

今天，通过法治政府的建设与法治进程的推进，无论是作为民众参政、议政或是作为所谓的金融消费者积极捍卫自己的权利，这都是一种法治过程中的正常现象。对权利的敏感将同时会引发对义务承担的自觉，这将是一个法律得以实施的良性互动过程。作为一个以为人民服务为己任的政党，作为一个具备处置复杂金融风险能力，承担世界金融变革希望的政府，作为一个在当今世界格局中举足轻重的社会主义国家，对权利敏感的肯定也是一种人权保护的信号，我们全体民众对政府行为的积极回应，恰恰驳斥了那些习惯“以人权论天下”的少数国家的荒谬言论。在这一点上，我们民众的权利敏感是善良而可爱的。

所以，面对民众的敏感性我们应该感到欣慰，如果征求意见的过程宛如一潭死水，那我们反而要担心了。因为正如那句名言所说：不在沉默中死亡，就在沉默中爆发，而无论沉默、死亡、还是爆发，在今时今日，都是没有人愿意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