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张力: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与抗争
时间：2022-10-23 12:50:53
女性意识是女性文学区别于男性文学的根本标志，也是女性文学的同质意识。女性的主体意识即女性作为主体在客观世界中的地位、作用和价值的自觉意识。女性的自我意识，即女性的自身认识，是女性对自身存在的特殊性的探秘，它观察到的不再是男性眼中的女性，而是女性眼中的自己。对女性文学中女性意识的研究和了悟，可以清楚地勘探出女性文学的发展水平、文明进程和达到的历史高度，也可窥探到社会的进步程度。
作为具有女性意识的作家，池莉和方方深深地渴望着女性能挣脱历史的、文化的、生理的、心理的诸般枷锁，成为自在的女性，优美地生存。在她们关注女性生存状态及其自我意识觉醒的作品中，女性意识向着两条线索展开，一条是对外部世界的剖析和观照，一条是对女性自身内部世界的审视和认同，内部自审和外部探索达到一定的程度并交融互渗后便达到了女性自我意识的成熟。
1999年，方方推出一部中篇新作《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小说以一个名叫黄苏子的知识女性的生命起始终结的过程。中塑造了一个人性被压抑至绝望乃至分裂的主人公形象。她热爱生活但被排挤于生活之外，渴望亲情却被亲人遗弃，幻想爱情却被爱情欺骗。于是，便荒唐而令人痛心地玩着将人分裂为二的游戏，她在不受欢迎中出生，又在不被尊重中死去。
2007年2月，池莉三易其稿的长篇小说《所以》隆重推出。小说鲜明的女性意识主要表现在知识女性叶紫执著坚定地追求真正的爱情、对女性尊严的维护和存在价值的发现上。在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难，还保持着一种乐观的生活态度，伴随着求知和自我救赎的精神，同时还呈现出人性的力量。
之所以将这两部小说进行比较，是因为池莉的小说《所以》与方方的小说《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分别以主人公叶紫和黄苏子的成长过程中各自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并伴随着抗争束缚的含血带泪的过程，体现了对女性的关注。
一、童年亲情的缺失：母行父权，父亲专制
童年真正塑造人的灵魂，在一个孩子成长的年代，温暖、友谊，表达，安全等都是最基本的需求，满足不了这些需求孩子就会缺乏被认同感，得不到身份证明，从而产生基本的生存焦虑和自卑，及至影响后来整个人格的发展。
叶紫从小不受父母疼爱(连名字也是民警小何所起)，感觉家庭这个本该盛满亲情的地方，是一片荒原。干涸的荒原。母权意识在《所以》中非常突出，它演变成了父权行为标准的同样执行者，只不过非男性操纵，而是由女性执行。使传统文化构筑起来的所有关于母性的伟大神话全都土崩瓦解，母亲对子女关爱的注解，已被异化。母亲对与不同价值观念的他人对话从来都是咄咄逼人，有着强制性与控制欲，如母亲的话语表述状态最多的是：尖叫、嘶叫等。在叶紫的眼里，母亲则成为“含有自我陶醉、为他人服务、懒散的白日梦、诚恳、不怀好意、专心或嘲讽等等因素，是一种奇怪的混合物”。
而父亲呢，终其一生，经常都是一副茫然的神情，让人不能对他有什么期待和要求。
这一切使得叶紫缺少最基本的依赖感的心理根源，而向家以外的环境去寻求认同，在成长过程中过早地建立了与身心发育不协调的自我意识。
对于黄苏子来说，一个看似诗书满腹的父亲代表了坚不可摧的女性规范和女性歧视，他的专制，使得黄苏子自幼陷入了自卑和自负相纠缠的自我封闭之中，
自私、虚伪、冷酷是黄父的显著性格特点。他对女儿立下诸多规约，给女儿随便取名为黄实践，又公开改名为黄苏子，擅自做主不顾女儿意愿与兴趣将其调到理科班，黄苏子的父亲嘲讽女儿没有自知之明，这番话的语气，并不激烈，仿佛还有些漫不经心，但黄苏子却觉得字字如针扎耳。扎得她感觉自己的耳朵流出了鲜血。鲜血流到她的肩膀，又顺着手臂一直滴到她的指尖。她的手指夹筷子，于是血又沿着筷子流进了碗里，以致饭都被染红了。这样触目惊心的描写，更直观地显出父亲对黄苏子无情的伤害。
最后，当黄父得知黄苏子真正死因之后，立即捶胸顿足，痛不欲生，不是为了女儿永远不再的生命，而是反反复复地说：“我黄家怎么丢得起这个脸呀!我黄家怎么出了这么一个贱骨头呀。这要我下辈子怎么见人呀!”他在嚎啕中，破口骂人，将许多脏词都用在了黄苏子身上。父母及姐妹无一人来关注黄苏子永远不再的生命。
家本应是生活的港湾、情感的投靠、命运的归宿，然而黄苏子的“家”却蜕变成了冷漠无情的荒原。她一生下来就讨父亲嫌，在父母兄妹的冷言冷语中她学会一个人走路，从未享受过亲情的呵护。封建家长式的教育方式压抑了黄苏子自由思想的健康成长，缺少人文关怀的家庭氛围使她形成了一种自我封闭的性格和一颗敏感而脆弱的心灵。
黄父的形象说明，封建家长的精神奴役总是通过束缚、戕害女性的精神和灵魂为出发点，一点点蚕食她的人格尊严和人生幸福。正是以他为首的家人，在精神上扼杀了黄苏子的健康成长。这时的黄苏子是有很清晰的自我意识的：觉得自己就是一个石子，随她父亲的行动卷带着，落进阴沟。她只能生活在幽暗和阴冷之中，总也见不到太阳。
二、初喑世事：无处求助，不知所措
叶紫叶紫在大学毕业前夕，本应该追求美好爱情的浪漫初恋，却非常现实，只想尽快找个男朋友，找到一个不被打搅和不被监视的空间，逃离家庭，获得自由。至于为什么关淳家如此热情好客，为什么这么快就要求领结婚证，在关淳邀请她去他家时，她想过向父母求助：“在我们彭刘杨路街坊邻居的眼里，我父母当然是成功人士。他们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收入稳定，……我的父母，他们肯定富有经验、见识和判断力”。“关淳，你就等着吧。我父母会把你分析的原形毕露，你不要以为你可以在没有征求意见的情况下轻薄他们的女儿!”然而“一回到家里，我就意识到，又是我，一厢情愿地美化了我的父母。所谓‘他们肯定富有经验，见识和判断力’，纯粹是我的自作多情。”叶紫无处求助，结果，迫切逃离家庭的心情，使得她尽管意识到与关淳话不投机，悄悄流下委屈的泪水，还是忍气吞声、草率地做出了第一次婚恋选择。
而黄苏子有时被兄姐欺负了，迫于无奈去母亲前告状。母亲是个家庭妇女，与父亲的婚姻并不愉快，故常常不分好坏，偶尔地帮她几句，更多时却反过来骂她喜欢惹事。这个结果使得黄苏子在自己被人欺负后常常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才好。
当父亲当众宣布要把那个消亡了的“黄苏子”请回来时，黄苏子也坐在台下，她刚读初一。正处在敏感和害羞的年龄。发现许多同学都向她张望，窃窃私语地说她些什么，还有人吃吃地好笑，这令她感到十分紧张，紧张得只想撒尿。当有同学公开嘲弄黄苏子时，她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才好，只能悄悄地哭了，而大部分人都没有听到她的泣声。黄苏子原本话就不多，这一来，她便更不爱说话了。
父亲对于孩子的严格导致黄苏子内心的极度压抑，她把男同学的情书公开，这本
身是对女性受到喜爱的一种恐慌和怯懦，她不知道该怎么办，在父亲的阴影里，她遵从中国儒家女子最基本的道德，父亲为维护自己所谓的儒士操守而公然辱骂追求女儿的同学，为女儿的成长制造了太多的难堪与羞辱，使得黄苏子倍受同学嘲弄，也导致了她之后的被报复。而她也只能是见人不想讲话，想笑都笑不出来。她失去了跟外界沟通交流的能力，她却不知道怎样去表达自己。
当她在大学受到同学冠以“僵尸佳丽”的羞辱时，她的性格变得更加孤僻、阴郁。她再无盼望男生追求的欲念，积存在内心的压抑和愤怒转化为收集脏话的怪癖。黄苏子暗中骂脏话的习惯是在大学毕业前养成的。但她从来没有脱口而出过。因为她实在是太不爱说话，早已习惯把所有的话都搁在心里。
三、步入社会，进入职场：遍尝冷暖，倍受嘲弄
当叶紫在小县城孝感发奋努力，做出很多成绩满以为能调回省城武汉，却得知是其上级董馆长被调回省城武汉时，意识到自己的单纯被董馆长利用，她用简洁的短句表达了她的快意而激烈的愤恨“都躲!社会!这就是社会!何止复杂呢!简直龌龊!”激愤之下无奈只有屈从世俗社，小说文本中还使用了很多括号。这些括号所起的作用是，叶紫对自己发出的注解，她在内心呐喊、呼吁，嘴上想说不敢说的话，便在心里说了。
黄苏子大学毕业后，顺利的成为令人羡慕的白领，参加工作以后，黄苏子工作责任感强，交给的任务从来都不马虎，于是黄苏子也就得到了她过去从未得到过的诸多好评。黄苏子曾一度以为她找到了可以游刃有余的生活空间，因为她感觉机关的人和她不过是五十步与百步的关系，都是分裂的人。她想过正常人的生活，内心对爱情也充满了憧憬与幻想。
虽然黄苏子在工作中并不比任何一位男子差，但她听到的往往是对她性别角色不到位的挑剔、嘲弄和挖苦。仿佛作为一名女人，工作搞好搞不好是次要的，而作为温柔、娇媚、稚拙的性工具才是重要的。
黄苏子的自我意识是清醒而强烈的，然而也正是因为这种自我意识的坚持使她在现实中老是处于一种格格不入的被抛弃的境地。她的痛苦、孤独、不幸从根本上讲来源于个体价值实现的自我坚持而产生的对庸俗社会的拒绝，以及随之而来的被拒绝被抛弃。从家庭到学校再到社会，黄苏子始终未能找到适合自己的生存空间，黄苏子的岁月是空白的。她的身份也是无以定位的：她不是女儿，不是妹妹，不是朋友，不是同事，只是她自己。她一直处于人际关系的对抗状态，也无法融入现实生活。
四、涉及婚姻爱情：饱尝艰辛，受骗受辱
叶紫的第一次婚姻随着毕业分配结果的明朗化：美梦与噩梦，同时破碎，稀里哗啦，七零八落。叶紫落荒而逃。
叶紫的第二婚姻带有极明确的目的性，从小县城孝感调回武汉，需要嫁个正团级军官。于是她经人介绍认识了个子不高但能把她调回城的武警总队政治部副主任禹宏宽，尽管叶紫并不爱他，但为生活，还是选择了向世俗妥协。
由于无法忍受无爱的婚姻，不甘于成为禹宏宽繁衍和泄欲的工具，当正在拍电视剧的导演华林出现时，叶紫感到血液激荡起来一股温热之感弥漫全身。叶紫以为遇到了知己，以为遇到了她所希望的理想爱情，她不顾身边所有人的反对和阻挠，孤注一掷地认为这就是自己真正需要的爱人和爱情，倾情投入并努力经营，然而十几年的努力后以失败告终。
黄苏子在大学她暗自仰慕的武姓男生发明了“僵尸佳丽”的绰号羞辱她。
工作中本来她也有机会正常地恋爱、结婚，可是最初相处的对象竟然和当年给她起外号的武姓同学认识，恋爱落了空，“僵尸佳丽”的绰号再次和她相伴。
许红兵扮演着纯情王子，目的只是为了报复黄苏子中学时对他的羞辱。更为可恶的是，许红兵的报复方式极端卑鄙和下作。竟把她带到肮脏龌龊的下等地下妓街――“琵琶坊”来戏弄她，这是一处横飞的地方。一个是赴庄严殿堂的神圣，一个是报复的野兽似的凶蛮，这个飞蛾扑火般渴望爱的女子，在烧毁了自己的翅膀后，却连真情的影子也没看到，黄苏子的世界顷刻间灰崩瓦解。
显然，叶紫在爱情婚姻态度上渗透着强烈的自觉、自主意识。叶紫经历的三次婚姻，每一次对她来说都是自觉、自主意识上的成功。第一次处于朦胧的青春期，她不懂得什么是爱情，和关淳领了一个结婚证，算是花青春买的人生教训。她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了字，她感到自己此时是自由的。第二次和禹宏宽的婚姻，她认为是自己驾驭了命运，“我通过他作为跳板，我又不要他了，我赢了”，这是她最真切的心理感觉，尽管她会愧疚，会对不起人家。婚姻成功和失败的标准应该是以幸福和不幸福为指标，叶紫不离婚她会很痛苦。第三次和华林的婚姻，叶紫却在看清卑劣男性的嘴脸之后反而变得自立和坚强，她身心俱创却无比坚定地走出了围城。爱情的失败让叶紫彻底清醒，她不是痛哭流涕、呼天抢地，而是面对现实、迅速调整，她已经明白不能继续依附于某个男人，而应当活出自己的尊严和价值。
她之前不断地被女儿、妻子、母亲等从属身份所覆裹，根本无法决定自己的生活，无法支配自己的欲望，她随生活一起成长，每一次离婚对她来说都是新的解脱、自由。呈现出原动的活泼的生命力，化蛹成蝶，获得了穿越否定后的坚韧，究其原因，叶紫身上始终有股身陷困难、挫折而不屈不挠，与生活顽强搏斗的精神。
叶紫有着自己的思维能力，有强烈的自我意识感知力，有自己的生活态度与准则，她自己思考问题，自己描画未来。在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难还保持着这种乐观的生活态度，黄苏子那一夜绽放的真情彻底被摧残了。黄苏子在得知受骗受辱受伤的那一瞬间猛然爆发多年积淀下来的脏话，以轻蔑和激烈掩饰自己的痛楚。显然是一个压抑了太久，隐藏了太久本我的角色，她一直没有机会表达真实的自我，始终被那种人群中恶的释放所环抱、影射。她始终处于极度失语，失真的状态。她需要一个缺口，一个机会释放。
在琵琶坊这个完全有别于黄苏子30岁人生经验的地方，许红兵粗暴而恶劣地开启了黄苏子，而黄苏子在对美好短暂的向往和绝望后，飞快地找到了情感的宣泄口一一变身为“虞姬”她享受的是变身的过程。也许在初始，她是以一种自我作践的方式自残，惩罚自己。但后来，她感受到了，并沉浸在一个“变身”游戏的巨大快乐里。她要的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对黄苏子来说简直就是一线光明，她终于可以坦然地释放自己，完全地背离自己。直至最终被嫖客杀害。
黄苏子虽然是一个不幸的人，她却是一个透彻的人。因为太透彻而不幸。这种精神上的孤独、苦闷和情感上的无所皈依，引导着她向真实的自我和人生价值的找寻和探索。尽管在琵琶坊她更感受不到人间的真情，但在那个充满欲望肮脏的角落里，她却感到了心灵的安静。
黄苏子以向死而问的抗争是一种精神上的反叛，这主要体现在思想的独立层面，生活是很残酷的，不是你想怎样它就怎样，有时甚至可以说是有一点定数和宿命的。人们在现实面前无可奈何，但在内心深处又不愿意低头，在现实中没有办法，在内心中充满了反抗和无奈，一一方方把这一对矛盾称为生命“张力”。
结语
方方、池莉擅长行云流水般地叙写普通人生活里的小波细浪，让读者透过貌似平静的生活水面，去感知隐藏于生活里的大量不合理的漩流池莉小说自始至终贯穿着鲜明的女性意识：在创作主题方面，表现出观照和展现女性生存本相、深刻挖掘根深蒂固的父权意识下的女性生命力和创造力、力图确立独立的女性人格和价值观的内容特征，池莉最大的贡献是为女性总结出一条可靠的定律：只有靠自己才是女性唯一的出路。女人更需要一颗自己的心，乃至这颗心的纯粹性应该完全超越具象，与房子、婚姻、男人一律无涉。
方方通过对人性病变根源的探究，揭示了人的生存方式及行为动机，既是环境的派生又受环境的制约。方方其实时时刻刻都在关注着女性问题，虽然比较隐晦，就像隔了层白雾，读者必须拨开那层雾去发现，“守的云开见天日”。方方以她敏锐的眼光、犀利的笔锋，为爱情主题构建了一片灰暗而低沉的天空。方方：“人与生活，现实与内心之间很难达到完全的和谐。对于这种不和谐。有的作家采用抚慰的方式，比如小女人散文。但我不同，我要把这种不和谐挑破了给你看，让你看到生活本身的残酷，看到在与生活搏斗时人性的扭曲与变形。”方方善于冷静客观地俯视着每一位主人公的坎坷与磨难，以局外人的身份漠视主人公的悲凉与沧桑，从而更映衬人生的荒诞与丑恶，作品对女性灵魂的开掘与审视，对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与独立人格的坚持的歌颂，对世俗观念的抗拒与无奈无不透露出鲜明突出而微妙复杂的性别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