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政策的演化经济学思考

摘要：文章尝试基于演化经济学的理论基础，针对区域间竞争、区域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局部变革和根本性的变革，尝试提出一般性的区域政策建议，运用演化思想从区域政策的操作层面对政策目标、政策的制订、政策相关方等方面作进一步分析，以期完整地理解区域政策的制订。

关键词：区域经济政策；演化经济学；创新；惯例

一、 文献综述

到目前为止，有关区域经济政策这一主题在演化经济学文献中很少涉及。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时间的限制，自1898年凡勃伦率先提出演化经济学一词以来，该理论长期处于被忽视的状态，虽经历20世纪80年代初纳尔逊和温特复兴性的工作，演化经济理论仍处于发展和完善阶段（Nelson & Winter，2002），这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该理论经济政策建议的提出，更不用奢谈延伸至区域经济政策领域。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演化理论本身对政策干预的有效性持怀疑的态度。因为基于有限理性的假设前提，该理论认为政策制订者很难事先为经济发展设计运行轨迹。下面我们先考察一下学者们对经济政策――主要是对技术或产业政策的思考，以期从中获得启发，提供借鉴，拓展我们的研究。

纳尔逊和温特（Nelson & Winter，1982）最早从演化的视角对经济政策进行了研究，在其著作中作者考察了公共政策的演化，阐述了对政策的产生、修改和消亡过程的一般看法，他们认为公共政策，在任何时候都由组织主要作为“组织惯例”的事来实施，倾向于遵循某些轨迹。即今天的一种政策变化可以被理解从一个政策基础演化而来，这个基础本身又是一系列更早变化的结果，而今天的变化又为将来的演化发展建立舞台。作者同时指出公共部门制订政策有多方面参加的性质，主要表现为各利益团体的相互作用，并且涉及诸多复杂机制，如政治机制、管理机制等。纳尔逊和温特有关政策的演化看法主要基于对传统主流经济政策的理论基础的批判之上提出，其对技术、产业政策本身的演化过程的一般看法为后来的学者继续进行政策的理论和操作层面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Metcalfe（1994）探讨了演化视角下的技术政策，他首先批评了主流理论中政策分析强调均衡、对称的观点，认为这样会妨碍我们弄清楚研究开发的效果和理解知识的溢出。因为在均衡的世界里知识是不能增加的。他认为在政策分析中应采纳企业的行为理论和关注学习过程与适应。他指出政策制订者作为一个行为主义者参与适应性政策的制订，受行政和政治的约束。他们对市场行为或技术性机遇并没有出众的理解，因此技术政策很有可能像私有企业的技术战略那样容易失败。他强调政策的目标应当是激励技术改进和传播。基于上述认识，Metcalfe（1994）给出了制订技术政策的两个原则：培育多样性和建立有效的选择机制。经济中多样性的培育意味着为创新提供条件，从而增强经济发展的动力。而由经济因素、制度因素和环境因素构成的选择环境的有效运行则驱动经济的演化。Metcalfe关于技术政策的两个原则是具有指导意义，还需要进一步的深化。

Morgan（1997）认为区域政策应围绕着建立学习型区域的目标来制订。他对欧盟的以基础设施为导向的区域政策提出批评，认为区域政策应关注公共力量与私人力量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由此产生的国家与市场之间的矛盾；关注创新、制度以及经济发展中的习俗之间的相互作用；关注社会资本和创新网络的作用，建立区域的自下而上的学习能力。Morgan的建立学习型区域和自下而上的政策制订思路有别于主流经济政策的忽视创新和制度习俗的观点和自上而下的政策制订思路，因此，开拓了政策制订的视野，但他过分强调了社会资本、网络以及制度在创新中的作用，忽视了这些因素可能使经济发展产生锁定的后果。

受Metcalfe的启发，Boschma和Lambooy（2001）探讨了演化经济和区域政策之间的关系，研究了演化的技术政策的经济基础，即行为和结构的多样性是经济演化的基础，也是区域政策制订的依据；它们同时考察了政策制定者的自由度对区域经济未来发展的影响，指出有限理性的政策制订者有可能对区域发展起到促进作用但作用有限。他们对区域政策的演化经济基础的探讨是开创性的、有益的，但仅从一区域内部的范围来看待区域政策的制订显然无法看清全貌。在随后的研究中，借鉴弗里曼（1988）技术创新的分类的思想，Boschma（2004）进一步提出区域创新政策分析和制订的思路，对区域政策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Witt（2003）从政策的制订、政策的工具、制订政策的标准等三个操作层面论述了经济政策的制订。Witt的工作使我们对经济政策的制订的演化内涵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

二、 区域经济政策的演化理论基础

演化经济学是从有限理性的角度出发，借用生物进化的思想来关注经济变迁。其焦点主要集中在组织层次上，论述的是企业面对市场环境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如何依据自身的“惯例”来行事，经受环境的选择。学者们尝试将这一思想延伸至区域经济发展中（Clive Lawson，1999）――把区域视为一个实体，将区域所具有的一致性的、共同的知识基础和制度等视同企业中的“惯例”，它影响着区域内经济行为人的运行，从而形成不同的区域发展状态。

在演化的视角里，区域间也会象市场中的企业那样产生竞争，区域竞争力的强弱取决于其创新能力的大小，而共同的知识基础是影响区域的创新能力的一个重要因素。演化思想认为区域的创新能力与区域内行为人的多样性相关，这是因为多样性促使当地的经济行为者能接近各种新奇（Novelty）的源泉，并有可能刺激新的思想和试验。新的思想和试验又进一步提高行为人吸收区域内、外知识的能力。区域在长期的发展中累积起来的共同的知识基础对经济行为人的多样性的产生起着促进和选择作用的：一方面，区域累积的知识为区域内的经济行为人在相同或相似的知识领域进一步提高提供机会。这促使它们在自己的组织中以及它们周围的环境搜寻与区域共同的知识基础相近的新知识，促进能力相近的当地竞争者之间多样性的产生，这种多样性即可能是沿着原有的轨迹而发展起来的多样性，也可能因行为人通过与区内外联系，其创新能突破原有知识基础的界限而增加的区域内的多样性。另一方面，区域共享的知识基础还起着选择机制的作用，阻止不适合当地背景的知识的创造和引入。这便使得搜寻到的新知识和创新只有一部分能够在区域内的知识社会网络中传播。

影响区域竞争力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区域内的制度环境。

区域内的制度可分为内在制度（如社会道德、习惯、伦理等）和外在制度（如法律）。制度能够调节经济行为人之间的关系，影响经济行为人的交易成本，促进或约束区域内的创新，与共同的知识基础一道构成区域的选择环境。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中世纪欧洲的发展：经验证明一个保护产权和个人自主并接受规则约束的政府，在吸引资本、知识、企业家，激发创业和创新精神上成效显著。

就区域内而言，演化理论认为当区域经济发展面临困境和锁定的状态时，政策制订者会探寻解决的途径。受弗里曼（1988）技术创新的分类的启发，Boschma（2004）将区域发展产生的变革分为局部变革和结构变革两类。局部变革就是现行结构的微调，总是发生在特定历史环境中的特定地点：当区域内的经济行为主体面临不确定性和风险时，受自身历史的影响和限制，倾向于采取惯例化的行为，倾向于沿着确定的轨道搜寻新的知识和规则，其结果往往是与区域环境相一致的就会被选择和采纳，而与环境相脱离的就会被抑制和忽略。因此局部变革具有系统性、累积和路径依赖的特点。需要指出的是，这并不意味着历史发展轨道将决定区域的未来，因为创新本身具有的多样性和不可预测性。只是由于惯性存在，才可能导致企业或区域采取的搜寻活动以及变革的结果是局部的，此外，这种有着路径依赖特点的变革有时会产生创新的“帆船效应”。

区域局部的变革是经济行为人的搜寻创新与区域环境选择相互作用的结果，当经济行为人，例如企业，面临常规或局部的问题和局部锁定时往往促使它的出现。局部变革对行为主体来说多是一种适应行为，具有较强的可预见性，区域环境在此过程中起着重要的、较强的选择作用，这便为政策的制订者提供了活动的空间。

区域变革的另一种形式是根本性变革，当区域经济的发展陷入困难和锁定的状态时，往往会促使完全脱离过去的发展轨迹的区域根本性变革的产生，这种变革有两种来源：或者产生自区域内部，或者通过多种渠道从其他地方引进。与局部变革不同，在根本性变革中环境选择的作用很弱，变革更多地依赖于创新，依赖于人力资本对环境的影响和创造。

三、 演化视角下的一般区域政策建议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尝试给出演化视角下的一般区域政策建议。

在处理区域间关系，面对区域竞争方面。需要提高区域共同的知识基础，完善区域制度环境。提高区域共同的知识基础，意味着要加强区域内经济行为人之间以及行为人与区域内、外部信息流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在此基础上促进经济行为人之间的相互学习，促进知识（特别是默示知识）的有效转移以及创新的产生。而完善区域制度环境的一个有效途径就是保持区域的开放性。使流动性资源（如资本、企业）保持“退出”机制，促使区域“即使面对压力集团的抵制，也必须提供适宜的制度，以构成有吸引力的区位性要素”。

在处理区域内的局部变革时，区域政策具有微调的特点，此时区域政策的主要目标应当是：促进区域多样性的产生；确保区域选择过程的有效发生；努力排除锁定的状态（Boschma，2004）。

区域内的多样性主要通过创新来激发，这将涉及增强区域的学习能力。因为学习是区域创新的重要来源（Metcalfe，1994）。具体的，如政策制订者可以促进企业、科研院所、风险资本之间的联系来保证知识、信息流动的通畅，促进区域学习和创新的产生。

区域内各种创新的发展和扩散是通过区域内市场和非市场环境的有效选择机制完成。在这种情况下，政策的微调意味着，政策的制订主要关注对周围环境的提升，弥补环境中薄弱的环节。如改善环境状况，提高教育质量，加强企业与科研院所间的紧密结合等。

区域政策的制订还应致力于降低新的区域锁定的风险，因为，局部的变革和路径依赖可能导致次优的结果，从而削弱区域的适应性。为此，政策制订者应致力于建立如Grabher（1993）所称的“区域层次的冗余”（Redundancy on the regional level）――区域各组织间松散的联系。因为在松散的联系系统中，“元素的同一性、唯一性和彼此分离被保存，系统有可能比牢固的联系系统保留更大量的突变和新奇的解决方案，保存更多的‘文化、知识储备’以便在急剧变化时被利用”（ Grabher，1993）。区域层次的冗余很难建立在市场的基础上，而依赖于相关的政策措施，政策制定者应主动刺激区域系统的开放和多样化，防止强大的组织控制区域系统并仅为其再生产服务。

此外，在政策的制订途径上， Morgan（1997）建议：除非区域本身缺乏实现具体区域政策的资源，区域政策应当基于自下而上的策略来适应区域的需要。

在处理根本性变革时，区域政策的主要目标是重构区域发展路径，建立新的系统，同时避免早期的锁定。在这种情况下，政策制订者比在局部变革的情况下有更多的选择和更大的自由，如为重构区域经济体系可以有很多的新技术、新制度备选，而不像局部变革那样仅局限于沿着既定的轨迹发展。区域政策的着力点除了增强区域的适应能力，确保多样性外，还应促进区域的资源向新的发展机会、新的发展轨迹开放和促进区域内组织间的新的沟通和交流。

我们可以通过与局部变革的区域政策对比来进一步说明根本性变革的区域政策特点。

首先，与局部变革相比，根本性的变革的因较少受当地环境条件的影响而更倾向制订一般意义上的政策。而局部变革则更多地具有地方特色，更多地受专门化知识和技术的影响。其次，从政策的影响力和幅度看，局部变革一般是原有系统的一种微调，区域仍然沿着原有的发展轨迹前进；而根本性变革则是对组织、技术、制度等方面的重构，是脱离原有的发展轨迹，进入新的发展道路。第三，局部变革的区域政策致力于加强区域内部各组分、各要素的原有的沟通，促进知识、技术的交流。而根本性变革则倾向于刺激区域内原有要素和组分的新的交流和沟通，以实现创新，探索新的发展路径。第四，从政策制订者的自由度来看，局部变革的政策制订者的自由度相对较少，它要求政策制订者要在原有的技术、知识范围内制订相应的政策，使区域政策根源于区域的环境背景，政策成功的可能性较大；而根本性变革政策制订者的自由度要大的多，由于脱离原有的发展轨迹、技术限制等，使得政策制订者有更多的选择，但是相对来说成功的可能性要小得多。第五，从风险性和不确定性的角度看，区域局部变革的政策的风险性和不确定性要小得多，而根本性变革的择要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

四、 演化思想对区域政策操作层面的分析

1. 从区域政策目标来看，演化经济学及其政策暗含着创新基本上是有益的而且应当受到鼓励的假设。但事实上创新充满着风险。首先，创新的收益和成本不可预测；其次，个人和组织未来获得的净收益是不确定的。此外创新还可能产生非期望的结果，可能为社会福利带来损失，例如过快的创新通常会加速原有的投资贬值，不能保证社会物资和财富的增长，形成熊彼特所称的“创造性破坏”。

2. 从政策制订来看，西蒙（1989）的有限理性论告诉我们政策制定者的知识和能力是有限的，他们在学习和处理信息时具有高度的选择性。在议会制国家，政策制订者这种有选择的关注信息使得大量的信息只能被依次被处理，从而服从“议程设置”效应（Agenda-setting Effects）。这一效应表明在给定的时间只有少量的正面或负面的有价值的信息被关注而其余的信息被忽略。此外，实际政策的制订往往变成各利益团体竞争、博弈的结果，政策的制订者总是一定利益集团的代表，他们在政策的制订过程中为确保自己的政治支持的稳定，往往仅注重自身所代表集团的利益不受损害而不管政策措施是否有效率。

3. 从政策的相关人来看，有限理性的政策制定者和受政策影响的经济行为人的认知在政策制订和实施的过程中可能会系统地改变。演化理论认为当人们受政策工具的影响时，往往会产生适应性的反应。这种反应不仅体现在政策的作用对象身上也体现在政策的制订者身上。

对政策的作用对象而言，受政策工具的影响可能产生“诱致性的破坏”适应（witt，2003）。我们以援助老工业区衰退产业为例，对一些传统产业实行援助，会减轻原有落后产业的市场竞争压力，但有可能削弱该产业的企业在市场中寻求创新或新的商业机会的动机从而进一步降低他们的竞争优势，受援助的企业有可能转而追求如何确保他们能长期地获得这种政策保证。在这种情况下，政策工具实施的结果可能会与政策制定者的初始目标相违背。

对于政策制订者来说，演化的观点认为应注重评估政策工具如何影响其作用对象的学习和搜寻动机以及动机改变的后果和相应的创造性反应（Creative Reaction）。为实现这一点，政策制订者可采取“适应性政策制订”的方法，通过特定的程序设计，使政策制订者可识别并尽量与政策工具作用对象的诱致性学习相协调。Witt（2003）认为这种适应性的政策制订可以避免或减少政策工具不符合期望的影响。需要指出的是，基于有限理性和存在诱致性学习和创造性反应的情况下，成功预测人们对政策工具的反应的可能性较小。因此，政策制定者可以通过从工具箱中选择政策工具而实现其设想的经济状态是值得怀疑的。

参考文献：

1. Bochma.Evolutionary Economics and Regional Policy.The annals of regional science，2002.

2. Bochma.Rethinking regional innovation policy.Working paper.2004.

3. Clive Lawson. Towards a competence theory of the region.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1999，（23）.

4. 克里斯托弗・弗里曼，卡洛塔・佩雷斯.结构调整危机：经济危机与投资行为.G・多西等编.技术进步与经济理论.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8：49-82.

5. 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6. 纳尔逊，温特.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385-386.

作者简介：金铸，华东师范大学金融与统计学院国际金融与风险管理研究中讲师，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

收稿日期：2013-0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