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文化解读的科学方法

从前几期有关文章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汉字和社会文化之间确实存在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从文化的角度对汉字进行阐释，既有助于汉字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也为文化学的研究提供了新视角，的确是一件双赢的工作。但是，汉字的文化阐释是一项非常专门化的工作，需要有足够的专业知识，需要全面了解汉字构形的基本规律，广泛涉猎与汉字构形有关的文化知识，需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采用科学可靠的方法。只有这样，汉字的文化阐释工作才能真正在汉字学和文化学研究领域发挥积极的作用。然而，有人却把这项复杂的工作简单化、庸俗化，他们从实用主义的目的出发，对汉字字形随意猜测，妄加考证，抹杀了汉字构形的基本规律，随意将汉字构形与某种社会文化现象相比附，任意夸大汉字的文化功能，给汉字的文化阐释工作带来了不良影响。

汉字与文化之间虽然存在着互证关系，但这种互证关系并不是完全对等的。从总体上来讲，文化对汉字的证明功能要大于汉字对文化的证明功能，因为汉字毕竟是一种记录语言的符号，而且是历史积淀的产物，尽管它与文化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但它并不具备细致描写文化的功能，也不具备最终确认文化的功能。这就要求我们在对汉字进行文化阐释时，一定要对汉字文化功能的有限性有着清醒的认识，准确把握汉字文化功能的量度，而不能随意加以夸大。在这方面，王宁先生等的《〈说文解字〉与中国古代文化》可谓成功的典范。该书《前言》中明确表示：“汉字中所贮存的文化信息，只能从每个字的构形――一个小小的方寸之地，简化了的线条、笔画，以及字与字的关系中得到，所以是有限的，如果夸大它，从自己的主观臆测出发，弄出许多玄之又玄，广之又广的新鲜事来，其实是难以说服人的。”

然而，在目前的汉字文化阐释工作中，任意夸大汉字文化功能的例子确实不少。一些学者不能正确摆放汉字的位置，不是把汉字看做记录汉语的工具，而是把它当成了考证和确认文化的灵丹妙药，试图通过汉字构形去构建整个中国古代文化史，似乎中华民族文化的所有方面都可以在汉字当中找到根据，甚至把汉字描述为记录文化的“怪异的密码”，这无疑是对汉字文化功能的过分夸张。例如，有人试图利用汉字字形证明我国古代曾经实行抢婚制，认为“在掠夺婚制中，妇女成了抢掠的对象，被抢掠来的妇女，完全成了男子的奴隶，被男人奴役淫乐。……从‘妥’的古字形上，我们也可以看到抢婚的影迹，甲骨文‘妥’（），上边是一只大手，下边跪着一个女人，是擒捉制服或掳掠妇女之状。”我们认为，这种解释仅仅从个体字符出发去分析字形，而没有考虑到汉字构形的系统性。实际上，“妥”中的“女”并不仅仅代表女子，而是泛指男人和女人。甲骨文中有些从“女”的字，又有从“人”的异体字。如“奚”字，本义为奴隶，像以绳索牵制奴隶之状，其中的奴隶既可以写作“女”，又可以写作“大”（正面的“人”）、“人”（图1）。我们不能只根据“奚”有从“女”之形，就说它表示的是女奴隶。《说文》中的“奴”、“”等字也有从“人”旁的异体字，进一步说明从整个汉字构形系统来看，“人”旁和“女”旁有时是可以通用的。因而，我们不能把所有从“女”的字都解释为仅与女子有关。“妥”字之所以从“女”而不从“人”，也是受汉字构形系统制约的，因为在甲骨文当中，已经有了一个从“爪”从“人”的“印”字（），如果“妥”字也从“人”，二字就无法区别了。可见，将“妥”的构意解释作掳掠妇女之状，是违背汉字的构形系统的。

对汉字进行文化阐释时发生的偏误，很多时候是由于对汉字字形的演变缺乏了解而导致的。汉字经历几千年的演变之后，字形和文化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疏远，不少人直接拿后代的字形作为分析的依据，必然会得出错误的结论。早在汉代，就曾出现不少按照隶书字形说解文字的错误现象，例如由于隶书“长”和“马”的字形上部相似，当时人就把“长”字解释为“马头人”。而实际上，在早期汉字中，“长”像长头发的人，与“马”的字形没有任何关系。其他如“人持十为斗”、“虫者屈中也”等也都属于此类。对于这些缺乏历史发展观念的奇谈怪论，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进行了有力的批评。但由于许慎没有看到过甲骨文，他在根据小篆字形说解文字时，也经常犯臆测的错误。如他将小篆的“为”（）字解释为“母猴也”，说“其为禽也好爪。爪，母猴象也。下腹为母猴形”。其实，甲骨文的“为”字（）是以手牵象之形，正反映了古代以象为劳动工具的社会事实。像许慎这样的文字学大家，以理据保存较多的小篆为分析对象，尚且会犯这样的错误，我们在对待现代楷书字形时，就更应该慎之又慎了。

宋代王安石的《字说》也是随意解字的典型代表。他认为，字的声音、形体都有意义，都合乎自然万物之理，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他说解文字时一概拿偏旁的意义去拼合整字的意义，遇到迂曲难解之处，不惜拐弯抹角，凭空臆测。如认为“诗为寺人之言”、“猫”能“去苗之害，故字从苗”，“狼”是“兽之有才智者，故从良”，如此等等。明代王世贞编的《调谑编》曾记录两则笑话：宋代大文豪苏轼，号东坡。他经常讽刺王安石的文字说解。有一次，苏轼问王安石“坡”字该如何解释。王安石回答说：“‘坡’者乃‘土’之‘皮’。”苏轼听后暗自发笑，戏言道：“照这样说来，那么‘滑’字乃‘水’之‘骨’喽？”王安石听了，半天默然无语。又有一次，苏轼听说王安石的《字说》刚完成，前去向王安石祝贺，王安石问苏轼：“‘鸠’字从‘九’从‘鸟’，难道也有什么证据吗？”苏轼故意戏弄他说：“《诗经》上说：‘尸鸠在桑，其子七兮’，加上它们的爹和娘，不正好是九个吗！”王安石听了，竟然欣然点头认可。时间长了，才知道苏轼又跟他开了个大玩笑。

苏轼的讽刺并没有真正使后人得到警醒，直到今天，仍然有人在宣传着“波”是“水的皮或表面”、“滑”是“似放在水流动表面上的一根骨头”的谬说，实在是枉费了苏轼的良苦用心。今天有些人所推崇的汉字“拼形说”，认为汉字都是由偏旁一次性拼合而成的，每个偏旁(包括声符)都是有意义的，这与王安石的《字说》如出一辙。如他们把“愁”字解释为“古代农民秋天的心境――发愁怎么过冬”。这种说解，如果仅仅作为帮助记忆字形的辅助手段，倒还可以理解，但问题在于他们非要从中推演出“丰富的文化内涵”来，说：“‘秋’和‘心’的组合为何不是表达秋天丰收的喜悦呢？众所周知，在中华大地上至今还有大约数千万的农民没有脱贫，没有达到温饱的水平，可想而知，三千多年前的先人们生活水平不知要比我们今天没有达到温饱水平的贫困户还要贫困多少倍？物质生活以及与之相关的生存的问题必然是他们思考的中心问题，因此，‘秋’和‘心’的组合形成的观念，只能是当时低下的生产力的反映，即只能是对未来冬天的气候的严寒和植物的枯萎的忧虑。”其实，“愁”是个形声字，“秋”是声符，并无表义功能，但上述说解却把“秋”当成了表义部件，从而给“愁”字附会上“浓厚的文化色彩”。

上述例子表明，汉字的文化阐释必须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既不能违背汉字的发展规律，也不能违背文化的发展规律。汉字的文化阐释是科学，不是幻想，更不是个人无根据的联想和猜测。汉字构形确实蕴涵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在文化研究方面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但要想让汉字的文化功能真正发挥作用，要求我们在对汉字进行文化阐释时，一定要用正确的理论来指导，用科学的方法去操作，要树立正确的汉字文化观念，准确把握汉字文化功能的量度，合理分析汉字构形，尽可能避免主观臆断。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